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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好好活着
张海霞 2018-1-10 10:31
梁 晓声：若再回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2015-01-09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 80 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我们都曾记得， 80 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 “ 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 ” 这种话。 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 “ 老百姓 ” ，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 “ 公民 ” ，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 “ 四人帮 ” 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 2000 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 “ 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 ” 。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当你对现代的社会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写关于文革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有些网友打上门来为文革鸣不平，只好再写几句权作回复。四十多年前的那场 “ 文化大革命 ” 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当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时，中国人灵魂深处也在进行着痛苦的 “ 革命 ” ，这场风暴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种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包围中，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压力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羞耻心，选择了说假话，变成了人云亦云、跟风逐浪，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 “ 人民的敌人 ” 。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语言是上天赐予人的特殊功能，人们靠它与社会沟通，但我们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性命之忧；不说话也不行，是 “ 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 的落后分子。所以必须昧着良心说假话，假话说一百遍就当真的了，人人都避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做坏事。人人都变成了是非不分、黑白混淆、本末倒置的糊涂虫。 对根本就不知道 “ 文革 ”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以为文革的所谓大民主是政治的进步，殊不知，名义上的 “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 给人以民主的幌子，其实 “ 红卫兵小将们 ” 只能响应伟大领袖及其代言人中央文革的号召去攻击他们指定的政敌，谁要是胆敢写文革成员或毛身边人的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今的年轻人靠一知半解就投入到维护极左理论的行列当中，错不在青年，而是因为当权者正统宣传中为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仍然不敢正视历史，生怕过去的谎言被戳穿。 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的直接危害就是培养了一大批 “ 革命 ” 的两面派，培育出了几代奴才，他们只能以假面孔示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那尊 “ 神 ” 。他们一定要匍匐在 “ 神 ” 的面前，尽管那尊 “ 神 ” 的光辉已经褪去，尽管他的谎言正在被戳穿，尽管他坏事做绝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习惯了半主半奴身份的人们对自由、独立、民主、法制还很不习惯。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极其成功地让社会成员在心目中将国民党与腐败、反动、不抗日、屠杀人民、祸害国家等等罪恶滔天划上了等号；成功地将旧时代与贫穷、落后、饥饿建立起了逻辑关系；成功地将民主政治与腐朽没落、金圆政治挂上了钩；成功地将领袖塑造成了 “ 神 ” 。所以那个刚直的陈毅在文革中就曾预言文革的毒害至少还会影响两三代人。 当今权贵们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一旦文革被彻底清算，当文革发动者彻底被扫下神坛，他们那没有自由思想缺少独立精神的红色封建卫道士的灵魂将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用伪道德观衡量和约束别人的本来面目将会被识破，如今全社会礼乐崩塌，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非他们莫属。当天赋人性的价值观被人民开启，必将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独裁政权和经济利益。那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革的遗毒在被人为地延伸。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个人分类: 杂文评论|83 次阅读|0 个评论
看了一本闲书：梁晓声《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热度 1 csiro 2017-5-15 06:51
我喜欢看人文类的书，尤其是人物传记方面的。这本书也不是很系统，主要是作者平时的散文杂文小品文之类的。有一点我们是相近的，从小喜欢看书，那是自觉的看书。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文革期间，根本没有读书的概念。先是在街上书摊上看小人书，一次一分钱。所以我有时候放学后就问母亲要1-2分钱，那时候母亲正在做晚饭。我家就在县文化馆的隔壁，文化馆里有图书馆，我就要父亲帮我问问怎么借书。父亲就带我去找馆长，结果我就有了一个借书证。看了不少红色的书。有一个暑假，我跟小朋友们说过，我一天看一本，我已经不太记得持续了多久。 有一次还书，借书的阿姨问开学了吧？开学了就不要再借书了，好好上课。我无言以对，内心失落，又没办法。这个情景，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尴尬的样子。 【在澳洲的一个区的图书馆，能借到这种书， 也算稀奇。】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05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文化立国
ericmapes 2017-5-10 21:17
关于什么是文化，我最最欣赏的回答，是作家梁晓声的四句概括：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01 五一，被刘诗诗事件刷屏。 一位叫做「Judy」的空姐，在微博上讲了一件关于刘诗诗的趣事。 因为是空姐，在飞机上服务，Judy常会遇见各种大咖和明星。但这些大咖和明星都没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前几天，她遇见了刘诗诗。 那一天，刘诗诗坐的头等舱。飞机落地后，Judy去整理头等舱时，赫然发现：刘诗诗座位上的被子竟然叠得整整齐齐。 Judy一下就被电到了：「以前头等舱的客人，都是把被子团成一团，扔在脚底下就走了，没想到诗诗竟会叠放整齐，我好感动。」 坐头等舱的人，一般都是很有身份的人，但是你看，叠被子的人却这般少，偶尔有一个，空姐就会感动半天。 02 五一，陪妈妈逛街时遇到一位流浪歌手。 听完一曲后，我走过去，随手把五元零钱扔进了那帽子里。 但接着，妈妈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她走到帽子跟前，慢慢蹲下身子，轻轻将两个硬币放进了帽子里，并微笑着向流浪歌手点头示意。 我妈，没有念过多少书。但这一刻：我实在输她太多。 对比这几件事，我想起了白岩松的一句话： 「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并非看他的学历有多高。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 读很多书，拥有很高的文凭，和有没有文化，有时完全是两码事。 03 吴小闲讲过另一个感人故事。 一次，他跟着老总去谈业务，午餐时，便在酒店点了一桌菜。吃饭中途，服务生端上一道特色菜，老总礼貌地说：「谢谢，我们不需要菜了。」 服务生解释：「这道菜是免费赠送的。」老总依然笑着回答：「免费的我们也不要了，吃不了，很浪费。」饭毕，老总将吃剩的菜打了包。 回公司途中，老总将车子开得很慢，好像在打量什么，吴小闲正纳闷时，老总把车停了下来，拿起打包的食物，下车走到一位乞丐跟前，双手递了过去。 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04 小编在《人民日报》上看过另一个故事。 周末，侄儿跟着一华人去澳大利亚雪梨海域捕鱼。 每撒下一网，总有收获。可每次网拉上来后，那华人总要挑拣一番，然后将其中大部分虾蟹扔回大海。 他侄儿不解：「好不容易打上来，为啥扔回去？」华人回答：「符合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 他侄儿说：「远在公海，谁也管不着你呀？」华人淡淡一笑：「不是什么都要别人来提醒、督促的！」 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无需提醒的自觉。 05 什么是自由？ 很多人的理解就是：自由就是由着自己，无拘无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这样想的人，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美籍华人作家林达写过一本《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本书呈现了一个事实：美国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不自由的国家。 有一次，他陪中国朋友游览美国大峡谷。 朋友拿起可乐罐，就想扔进大峡谷：「这么深的峡谷，不干点什么多可惜呀！」林达吓了一跳，赶紧制止：「这是违法的。」世界上最自由的美国，其实处处充满了不自由： 在大街上拿着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 孩子哭闹，家长上去就一巴掌，是违法的。 连在办公室讲黄段子，也是违法的。 ……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美国为何有如此多约束。其实正是因为这么多约束，才造就了美国的自由。 哲学家穆勒说：「约束是自由之母。个人的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 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06 曾经有一位智者，他教导他的弟子，打碎了玻璃制品，要把碎片装入垃圾袋，并用笔在上面写道：「里面是玻璃碎片，危险！」这样，捡垃圾的人就不会划伤手指。 喝饮料之后的矿泉水瓶子，也倒空拧紧，这样方便废品回收者的收集。 你问我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上厕所的时候，要想到下一个上厕所的人。 扔垃圾的时候，要想到下一个收垃圾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想到下一个人。 07 戏剧家夏衍临终前，痛得十分难受。秘书说：「我去叫大夫。」正在他开门欲出时，夏衍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了一句：「不是叫，是请。」随后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不是叫，是请。」夏老改动一个字，却感动了一幢楼。 梁启超怎么去世的，大家知道吗？ 他死于当年协和医院的医疗事故：医生把本该切除的左肾切成了右肾。 临死前，梁启超不是咒骂医生，而是叮嘱家人：「千万别跟媒体说，不要公布。老百姓刚刚开始相信西医，如果让他们知道我的事，难免就会退却。」 夏老梁老，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应具备四种素养：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想想我们有多少时候，不需要别人提醒，就能够有自觉的自省行为，就能够尽可能为别人着想、帮助他人呢？ 言及此，就不得不说：「文化立国」。
个人分类: 社会热点时评|38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别为落马官员开脱
热度 9 manrongchen 2015-4-1 09:25
别为落马官员开脱 《新京报》 2015.3.13 报道（我是从《报刊文摘》上读到的），山西原副省长、作家张平谈“落马官员”，将山西官员落马多，归因于“山西前几年搞煤碳资源整合，要关掉一大批小煤窑，但同时要保留一批设备较好、规模较大的私营煤矿。”这一关一留，煤老板们急了，使出一切办法把握有重权的人拉下水。——这就是张先生关于山西这么多官员落马的原因解释。也许，张先生的解释是对的，我有几点看法向识者请教： 这样说，制度顶层设计是否有漏洞。关了煤窑就等于断了财路，煤炭资源是国家的，我挖了我有，你挖了你得，既得利益者们当然不甘心自己经营的煤矿被关了！请问：在关与不关的顶层制度设计上有无硬指标，是否本来就是个别官员或几个人想从中捞大笔钱才设计的一出“戏”？什么样的小煤窑该关？要保留的私营煤矿有什么多大算“设备较好，且规模较大”？政策有客观标准？而且既往的政策都是按照硬杠杠执行的吗？大会上官员们斩钉截铁地说：“谁说情都没用 !” 到宾馆里、餐桌上、桑拿室呢，还会那么强硬吗？估计不会了，因为用张的话说：官员们有“软”的地方！ 其次，握有重权的人言外之意必然被拉下水。你有妻子、儿女、老师、上级等等来说情，不得不给他们也是给自己留面子，这大概是一段时间以来的情况，俗称官场的“潜规则”。最终结果是你握有重权就必将被拉下水，官商必然勾结起来 ! 第三，有的落马官员了不得，他们很辛苦有政绩。“一年四季都睡在办公室里，晚上 12 点以前总亮着灯，早上六点准时起床。秘书、司机跟他几个月都得累垮。”这样辛苦结果是“办公室一搜就是上千万、几千万”，可见晚睡早起并非焦裕禄式的为人民服务，恐怕是网友说的“为人民币服务”吧？要不然办公室咋搜出那么多钱。坊间传闻有一位地委书记一级领导，上任几年来地委分给他的宿舍里只住过一夜（也许有点夸张），主要住在高级宾馆里却是事实，其中奥妙地球人都知道。张先生深知官员的辛苦，可知啼饥号寒、贫病交加的普通百姓的辛苦？ 第四，张先生讲“人性其实都是很脆弱的，都有那个人们常说的‘最柔软的部位’”。言外之意，你上来你也会贪，因为“都有”“最柔软的部位”。这样讲我们反腐败或许是多余的了，人人都一样有爹妈、老公妻子儿女、老师上级等各种关系，你得给他们也是给自己留面子，执行政策时会为这些个关系绕道走。 最后，张先生“希望每一个官员都能练就不坏金身”，“需要道德意志的力量，更需要制度和法制的力量”。这确实是一句听起来的大实话，虽然“不坏金身”难练就，但道德意志力和制度法律底线都不能突破，其实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道德是“软”的，舆论也苍白，因为谁都有“最柔软的部位”，但是假如制度和法律的执行者们也有露出“最柔软的部位”被某些人抓住，或者主动让人抓住呢？我真不敢往下想！ 无独有偶。 2015.3.11 《上海观察》文章“与王敏的最后一餐”（作者湛卢，我是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写的是作家梁晓声与山东原省委常委、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的“最后一餐”（王敏被“双规”）。梁晓声说：“我昨天和王安忆还在讨论，如果我是市委书记，王安忆的孩子来找我批地，我批不批？肯定批。她的小孩送我一张卡，说是感谢梁叔叔，我会不会收？应该会收。不管里面是几千块，还是几千万。”因为你是他叔叔你就批地给他开发建设或倒卖，不会想想地是谁的？似乎王敏违纪违法了，李敏张敏赵敏 X 敏也会违纪违法。这与作家张平之言如出一辙！ 一位是作家兼曾经的官员，一位是著名作家，可与高官酒宴唱酬，必然深谙其中三味，叔叔一叫就可以批地，那要是有美女叫干爹呢？用张先生的话说，因为都有柔软的地方，都有老公妻子儿女老师上级，人情绕不开。 我衷心希望这些帮闲的文人们少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为历史的责任感和文学、文化的教化功能，说一些“走心”的话、说一些对历史负责的话，至少对得起买你们书的有良知的读者。 也许作家说的全是心里话，如果这样，我们的反腐败真是任重而道远，并且应当从中国文化的根子上开始反腐倡廉！在社会上得开展是非观念和人情社会的风气教化。 2015.3.24 （我不知道南方周末的邮箱为何不好使）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823 次阅读|15 个评论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一周文摘12则 100316
xuxfyuwp 2014-4-21 16:21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 ”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既对自己有利又不会被发现，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中国人自古信天。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为村民修水渠……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摘自《名人传记》第3期作者何光沪） 美国大学里的“打死也不说” 　　我在美国大学里教书，一边是看似漫无边际的自由，骂骂校长、市长，再骂骂总统，只要骂得有理有据，问题都不大；另一边是细化又细化的禁忌。 如果有禁忌入门手册，第一条一定是种族歧视，第二条一定是性别歧视。不但教授们在课堂上不能有任何牵涉这两者的言行，这两个禁忌也被一本正经地写在我所有的课程提纲里，因为对学生同样适用。 不光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禁止同性恋歧视、年龄歧视、阶级歧视、残障歧视等，都写在校规里。冒犯其中一条，无论终身教授还是刚入学的学生，都有被开除的风险。这些禁令并不禁止在课堂上讨论这些话题，而是不能在课堂上有歧视的言行，所以把握难度较高。 在很多问题上，教授们都要有“打死也不说”的精神。学生的性取向、年龄、智力状况、分数、疾病等，除非他们自愿透露，否则教授们不能告诉其他人半个字。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即使他们的父母来问他们的分数，学校也有义务为学生保密。 与众不同的学生们因此拥有了自由空间：有穷的权利、有老的权利、有病的权利，也有不聪明、考低分、不爱异性的权利。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舆论压力，或感觉低人一等。 （摘自3月5日 《青年参考》作者吴绢） 仪器依赖国外 养肥外国公司 中国科研“跛脚”严重 　　据 《中国青年报》3月8日报道，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但它们很多却诞生在外国的仪器设备上。日前，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朱星宣读了一组数字： 中国每年上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60%用于进口设备，其中关键部分属于高新、高价值仪器。一些领域的高端仪器100%依赖进口。每年进口仪器总额几十亿美元，并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加。 他引用了科技部前副部长刘燕华的一句话：“中国购买科研仪器的热潮不知救活了多少外国公司！ ”由于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的科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空芯化”现象。 “现代科技的重大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科学仪器。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仪器研发技术，就掌握了科技发展的主动权。 ”朱星说，“但是过去的20年，我国在大部分重大先进装备领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关键科学仪器装备方面严重依赖国外技术。中国大量宝贵科研经费用于购买国外昂贵的科学仪器，丧失了自主研发创新性仪器的基础条件。 ” 脑力流失仍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新闻周刊》第7期刊登薛涌的文章说，最近，中国留美学生将超过十万的消息成为新闻热点。但是，国内的读者忽视了来自美国的另一则新闻：绝大多数高端的中国留学生，依然是一去不归。 《纽约时报》引述权威数据揭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或工程博士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留在美国的比例为62%。其中，各国留学生留下来的比例不一。中国的博士有两千多留下，占中国留美博士的92%，比例高居各国第一；印度的博士有六百多留下来，占81%，排在第二位；加拿大的博士有55%留下，排第三。 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每年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但即使如此，一流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不回来。而未来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社会，中国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可见，脑力外流，仍然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不实的代价 　　乍听到“艾尔本”被美国法院判罚巨款的消息，难以置信。“艾尔本”在美国太家喻户晓了。譬如美国本土航班上就时不时有赠品提供，美国的成人包括各年龄段的孩子都喜欢。花花绿绿的促销广告对其效果言之凿凿：“可预防感冒或在细菌环境中保护您免受感染”。 事情的穿帮据说源于美国一家媒体的某个栏目，因受众对其实际效果提出质疑而进行了迂回调查，结果发现“艾尔本”产品临床试验并非由医生或科学家进行，竟交由两个非专业人士操作。对这种本不是药却声称有治愈感冒功效的营养品，其实两年前便已有消费者状告广告有假，但最终能扳倒这家年销售额高达1亿美元的著名大公司的，还因有“集体诉讼”。集体诉讼由律师采用各种办法将相同的诉求者汇聚，集体提出索赔，节省人力财力且审结效率也快。一般征集到20～30名诉求者美国各州法院即受理集体诉讼，律师往往还会通过邮寄信函甚至公开登报的方式，征集更多的有同样遭遇的诉求者，原本因广告吹得神乎其神而妇孺皆知的“艾尔本”，自然也就因之加盟集体诉讼者甚众，连美国的“公众利益科学中心”等维权机构也参与助阵并免费担任协办律师。 广告不实的代价在美国无疑是惨重的，“艾尔本”须付出的赔偿金额高达2330万美元。（摘自《新民晚报》作者习慧泽） 放弃留学的理由 　　邹晓晶是清华大学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她作为清华大学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第三代电子对撞机的国家重点实验。由于她在实验中的出色表现，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为她提供全额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于是，邹晓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这时，对方要求她提供她所领养的孤儿冬子与她的直系亲属关系的公证，以及冬子在美国的经济担保。邹晓晶反复解释冬子与自己虽不是亲属，但她不能弃冬子于不顾。最终，签证没有办成。 邹晓晶万般无奈，默默放弃了留学的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察员戴维丝女士访问清华大学时，邹晓晶的导师欧阳教授向她解释了邹晓晶未能赴美的原因。 戴维丝女士惊讶万分，世界上竟有如此这般放弃留学的理由。回去后，戴维丝女士立即给邹晓晶寄来了亲笔签名的为冬子提供的经济担保书和一所华人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戴维丝女士还在信中对邹晓晶说：“是你使我看到了一位中国知识女性的风度、尊严和一颗金子般的心灵。 ” 邹晓晶终于带着她领养的孤儿冬子，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你给了别人爱的温暖，而别人又把爱的温暖给了你。这就是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 （摘自《政府与法制》第1期作者张佐香） 面子与“悖德” 1922年11月 13日爱因斯坦访问上海时，曾应著名画家王一亭之邀，到王一亭的家——梓园吃晚饭。 这是一顿异常丰盛的晚宴。 “在那没完没了的宴 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爱因斯坦语）爱因斯坦的夫人爱尔莎甚至惊呼：“光是这些粮食就足够我吃上一年的！ ”爱因斯坦对于如此“奢侈铺张”的招待，在日记中用了 “悖德”两字，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 查词典，“悖”是违反、违背的意思。“悖德”，便是违背社会道德的意思了。可见，爱因斯坦将“奢侈铺张”，看成是一个违背社会道德的很严重的问题。 只是，那天出席晚宴的，也有一些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对晚宴的“奢侈铺张”，似乎没有任何“不解”，有些人甚至还觉得“很有面子”。 （摘自 《报刊精粹》第3期作者葛昆元） 从GDP成色看民企转型路还长 　　据 《浙江日报》3月3日报道，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近日指出，过去大多将GDP看作一个单纯的数据，其实产业的构成、发展的空间、发展的现状和阶段，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等等，都可以从GDP中反映出来。 不少人在谈论，我们国家的GDP将进一步跃居到全球第二，但看到了GDP的数量，关注到了其成色没有？美国的GDP构成是太空产业、航空产业、船舶制造、机械制造、计算机产业、生物技术占很大比重。日本是汽车、电子工业、精密仪器、钢铁、船舶制造、光学、核工业、航天工业占大头。俄罗斯的GDP尽管只有我们现在的一半，但是它凭借机械制造、航空产业、能源等支柱产业优势仍然是世界大国。 从金融业来讲，美国金融产业要占本土GDP总量的20%，上海、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12.2%和14.5%，浙江目前还只占2.9%，浙江高新技术增加值也只占GDP的7.76%。 从浙江的GDP成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浙江民营企业的“四长四短”：二产长，三产短；制造长，创造短；数量长，结构短；有形市场长，资本市场短。浙江制造业发达，但第三产业、服务业滞后。民企转型新定位就是要落实到高端的、差异性的、特有的和专利的产业上来，要完成这一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说感悟 一、苦难 鲁迅《祝福》。对祥林嫂的不幸遭遇，人们起初是同情，一变而为麻木，再变而为厌烦，最后只剩下嘲笑；祥林嫂的痛苦，成了人们取乐的谈资。苦难的重复述说，会麻木人们的神经，甚至会把苦难异化为“娱乐事件”。人，只有亲身经历过苦难，才会对苦难刻骨铭心，没齿不忘；否则，苦难最终只不过是一种“笑料”。苦难之所以有“轮回”，实乃因为人的神经会麻木。尘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 二、诱惑 伏尔泰《查第格》。一场“钓鱼式选拔”：国王想物色一名清廉的税务总监，请查第格帮忙出主意。查第格说，在一条阴暗狭窄的走廊里放满金银珠宝，首先让应聘者们依次通过这条走廊，然后再让他们跳舞。那个舞姿最轻盈的人，就是税务总监的最佳人选，因为偷了金银珠宝的人，是不敢放开手脚跳舞的。果然，在数十名应聘者中，只有一个人迈出了轻盈的舞步，其他人都偷了走廊里的金银珠宝藏在身上，个个舞姿笨拙，丑态百出。——每个人都是江湖里的一条鱼，而江湖里又总是布满了诱饵；与其埋怨诱饵太多，不如反省自己为什么会上钩。 （摘自3月5日《今晚报》作者徐强） 药品当保健品卖危害健康 食品药品管理漏洞亟待弥补 　　据 《新华每日电讯》3月9日报道，中华医学会理事长钟南山近日指出，目前一些媒体用整版、半版的大篇幅刊载大量保健品广告，以虫草、人参等为噱头，向消费者大力推销所谓 “抗疲劳药”，还声称两三个小时内就可以见效，“这实在令人怀疑。于是我就买了一些样品送到广东省药监局检测。 ” 钟南山说，他送去检测的一款打着虫草旗号的“保健品”中含有磷酸二酯酶5的抑制剂，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伟哥”，甚至药效更加强烈；另外一款所谓的保健品中也含有一种抑制剂，其临床副作用还不明了，但其使用量已经超过正常建议标准的近10倍，而这种抑制剂会降低血压、引起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有的号称保健品的减肥药则大量使用泻剂和抑制食欲的药物成分；降糖用品则过量使用降糖成分，会导致病患昏迷；一款广告打得非常响的治疗鼻炎的喷剂，其中含有“扑尔敏”，具有镇定效果，非常不利于高空作业、司机等人群使用，却没有有效提示。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就是钻了食品、药品监管的空子。因为现在是多头管理，谁发证、谁监管，保健品属质检管，流通属于工商管，出了问题再归药监管，怎么能真正管好？ ”钟南山说，食品、药品的监管应当“从源头管起”，建立起全方位的监管机制。 何谓“刘易斯拐点” 　 　　虎年春节之后，一些地方的企业遭遇了“招工难”，“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成为媒体用到最多的词汇。何谓“刘易斯拐点”？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发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 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用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发生；但当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经济增长方式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个转换的节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文汇报》3.2　苏勇文） “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不是一回事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产物和思想表现。 　　“以民为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早已有之。封建统治者中的开明派的“民本思想”是其统治经验较为清醒的总结。中国古人把“民”比喻为“水”，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是为了维护皇权。这种“民本思想”常常是同封建统治者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相结合使用的。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民”在根本上是归属于被统驭者、被奴役者，并不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主人。 　　我们现在讲的“以人为本”则是站在更高的立足点，把“官”与“民”都视作“为本”的平等对象，“民”与“官”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平等的主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表述。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具有丰富内涵和科学规定性的“人”，是不能轻率地置换成“民”的。我们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日报》3.1　薛德震文） （原文写于 2010-03-16 16:58:18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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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讲“道德”：在外国挖螃蟹要“入乡随俗”
热度 1 liuli66 2013-6-21 20:37
摘自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liangxiaosheng/ 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 外国有相关规定， 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 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 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 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 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 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 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件好事， 但外国人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 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 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LIULI按：口语，语法错误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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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学员的优秀代表----梁晓声
热度 1 xupeiyang 2013-6-2 20:41
梁晓声 当代作家 、 1974级 工农兵学员 梁晓声，著名“知青作家”。祖籍山东省荣城县。初中毕业后，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被推荐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 工农兵学员 。并据此写出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1977年毕业之后，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辑。十年中曾任编辑、编剧；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自1984年以来，其名字一直被收在美、英、澳三国《世界名人录》中。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 当代 著名作家。祖籍山东 荣城 ，出生于 哈尔滨市 ，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曾任北京 电影 制片厂编辑、 编剧 ，中国儿童电影制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电影 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 1974年，他还是北大荒知青时，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小文章被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看到，这位教授当即乘火车到哈尔滨，又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到梁晓声所在的兵团，和他谈文学。回到学校后，这位教授向中文系力荐梁晓声。不久，梁晓声就收到了复旦的通知书，通知书上还写了一行字：不得转让。梁晓声带着通知书，走入了复旦大学，人生从此改写。 1968年下乡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4年入上海 复旦大学 中文系 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8年调至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任艺术厂长 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人 文学院 教授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 短篇小说集 《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 死神 》，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 浮城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近年发表有长篇小说《生非》，其短篇小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父亲》，及中篇小说《 今夜有暴风雪 》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文章《 慈母情深 》(《母亲》的节选）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11课。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 2012年6月被聘任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 著有短篇小说集《 年轮 》等。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为了收获》《学者之死》《一只风筝的一生》《双琴祭》分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 http://baike.baidu.com/view/779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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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有删节、文题有改动）梁晓声
liuyongjing 2012-6-9 14:5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23053-531292.html 对某些年轻人来说，现实很“丰满”，对另一些年轻人来说，现实很“骨感”，或丰满或骨感，都挡不住年青一代对自己理想的追寻，虽然活法并不尽相同。这篇并不短的文章将现实中四个“阶层”的青年做了一番扫描：富二代、中产阶级子弟、城市平民子弟、农家儿女，作者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既令人失望由令人充满希望的一代，但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原文：《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有删节、文题有改动） 作者：梁晓声（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一、“富二代”的现在和将来 “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自己也不清楚。 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富二代”，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隐形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他们韩桂芝式、许宗衡式、文强式、成克杰式、陈同海式的父母，乃是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二、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们 在世界任何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大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 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 他们的儿女，皆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尽管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的。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点儿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三、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的不少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富裕农村的农民，起码富裕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是目前中国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也常对儿女们心事忡忡、表情严肃地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看你怎么样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 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人间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须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是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的。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已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了。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 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忍卓毅之青年。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便会每酿自杀自残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苦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疼，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友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他们中之坚忍卓毅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四、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里普通人家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数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工作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据说，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就业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 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但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五、后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中国足以寄托希望的青年。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为最讨嫌。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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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知青》
热度 3 xupeiyang 2012-5-29 08:00
电视剧《知青》
视频连播，请您观看： http://video.sina.com.cn/movie/detail/zq 电视剧《知青》于5月21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主创人员悉数到场，该剧将于5月29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 《知青》蓄势待发 新生代挑大梁清新出演 http://dianshiju.cntv.cn/zhiqing/classpage/video/20120522/100871.shtml 名 称：知青 产 地：中国大陆 类 别：其他 主 演：唐曾,傅晶,程皓枫 编 剧：梁晓声 导 演：张新建 集 数：45集 年 份： 语 种：普通话 首播时间：2012年5月29日 影片简介： 1969年北大荒林区的一个雨夜，小火车又载来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白桦林火车站的站长杨秉奎，望着一张张稚嫩而青春洋溢的脸，预感到这批人的到来，将会给北大荒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革 实拍：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视频 http://t.163.com/tag/%E6%96%87%E9%9D%A9?method=clickmodulefrom=zt_topicsspecial_site=xianwei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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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有删节、文题有改动）梁晓声
JANEWANGJK55 2012-1-24 06:07
对某些年轻人来说，现实很“丰满”，对另一些年轻人来说，现实很“骨感”，或丰满或骨感，都挡不住年青一代对自己理想的追寻，虽然活法并不尽相同。这篇并不短的文章将现实中四个“阶层”的青年做了一番扫描：富二代、中产阶级子弟、城市平民子弟、农家儿女，作者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既令人失望由令人充满希望的一代，但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原文：《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有删节、文题有改动） 作者：梁晓声（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一、“富二代”的现在和将来 “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自己也不清楚。 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富二代”，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隐形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他们韩桂芝式、许宗衡式、文强式、成克杰式、陈同海式的父母，乃是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二、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们 在世界任何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大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 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 他们的儿女，皆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尽管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的。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点儿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三、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的不少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富裕农村的农民，起码富裕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是目前中国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也常对儿女们心事忡忡、表情严肃地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看你怎么样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 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人间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须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是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的。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已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了。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 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忍卓毅之青年。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便会每酿自杀自残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苦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疼，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友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他们中之坚忍卓毅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四、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里普通人家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数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工作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据说，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就业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 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但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五、后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中国足以寄托希望的青年。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为最讨嫌。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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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走了，李双江来了
热度 2 moxj 2011-9-9 09:30
前几天惊闻著名作家梁晓声发表对我们伟大祖国的不满言论：这个国家十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他要么选择移民，要么选择自杀。 也难怪，连我这样在实验室玩仪器的人都想自杀，都想出国，玩文字的精神不正常才算常态。 这不上网查个东西，版面首页就用黑体标注律师称李双江儿子未满16岁不担刑责。 这让全国的老百姓情何以堪，普通人学个驾照总被刁难，送礼走后门，排队、、、、人家未成年，无牌照，更不可能有驾照，撞人，恐吓围观群众、、、、、不担责任、、、、、谁看着这些事不想自杀啊，不想离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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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梁晓声：中国小知识分子阶层分析
freedom110110 2011-4-13 16:43
作者：梁晓声 来源:中华读书报 关键词: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字耿耿于怀相当长久的日子。但谁若辱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而的比较能够忍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辱。在这种泛辱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与了他们一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 因为整个社会格局中，中小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任何资本轻蔑其他阶层的其他任何人。在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又几乎是其他阶层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公然轻蔑一下的。所以他们的自尊既不但敏感，而且相当脆弱。他们也要轻蔑别人一下的时候，那别人往往只能是他们自己中的一分子。在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小知识分子之间的“磨擦”和“矛盾”现象，一半由切身利益的相争导致，这与别的阶层没区别；另一半则往往由敏感的脆弱的自尊导致。在中小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这样的一种反目现象是最经常发生的——一句不经意问出口的话，可能便已严重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说话之人浑然不觉，被“伤害”者的自尊心却已在出血抽搐了。不睦的结果从此可想而知。 但是今天中国中小知识分子们的自尊心被“锻炼”得十分坚强了。老的几代中小知识分子已经带着遍体“擦痕”，被时代自然淘汰于社会竞争以外了。中年的一代中小知识分子，既见惯了老的几代在时代夹缝中的尴尬和屈辱，自身的“擦痕”也早已长出了茧子。而新的一代中小知识分子，掌握了新的维护自尊抵御伤害的“武器”——玩世不恭。 在全中国的年轻一代几乎都开始玩世不恭起来的今天，中国的中小知识分子掌握和运用这一新式“武器”的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任何人差劲儿。 中国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实在是中国女性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女性一族。 近当代中国男人中，极少有真浪漫者。偶以为谁有，细辨之，却原来也是假的，是“作秀”给别人给社会看的。 我们这个民族五千余年文明中的粗大的浪漫的血管早已被严密地“栓塞”住了，就好像我们的许多长江大河被环境污染而淤塞住了一样。 看看我们的男孩子们和少年们，他们身上哪还有半点儿“浪漫”的激情和情调和气息？我们的男孩子、我们的少年们已然如此，更不消说我们中国的男人们了。 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与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雾生。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浪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不屑于“作”浪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 在中国普遍的男人和普遍的女人变成了现在这种几乎毫无“水汽”的情况下，中国当代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居然还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也实在是中国人的安慰。 她们既不但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同时也是仍具有感动之心的中国当代女性。这种感动之心从艺术的和世事的两个方面体现在她们身上，都是同样地充满真情。而在今天，在中国，这本身也十分令人感动。 有时我冷静地，尽量不带任何偏见地将目光从这一阶层审视向那一阶层，越来越确信我的判定是不错的。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 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么？他们即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么？他们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浪漫无关，也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陈光标例外)。我们称赞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赠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么？但我们不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么？ 感动之心只与事情的善力和道义的实质相关，其结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尽管大多数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结果。 中国新兴的中产者阶层也并不具有浪漫气息和感动之心。因为这个新兴的阶层和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一样，没形成自己阶层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评说的文化背景。他们和她们只感动于自己“中产”了以后的那一种精细又没意思的小情调。同时希望别人们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感动于你的感动”。若将这个阶层人格化了，那么它太像《红楼梦》中的袭人。袭人除了为自己的小情调所感动，另外还真的为大观园里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感动过么？即使她对宝玉的那一份情，若认为真，也终究还是真的由自身命运出发的。我对此阶层一向怀着谨慎保持距离。我认为那距离起码不应小于最后一排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我唯恐自己不慎栽入“锅”中，即使之后蹦出来了，浑身也挂了一片淋漓的、甜腻而黏稠的、永远也刮不尽的粥浆。 在中国，在当代，据我看来，几乎只有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仍具有着我所敬爱的女人的意味。因为她们普遍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所以她们亲和于平民阶层。在中国，在当代，知识分子如果疏远平民阶层而去亲和别的什么阶层。那么不但仍只不过是一撮“毛”，而且仍只不过是一撮势利的“毛”罢了。因为她们毕竟是生活在平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所以她们的知识分子的文明素质，直接地对最广大的中国人，于最寻常的生活形态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纵观历史我有所发现，在中国，原来所谓“精神文明”，其实并非什么“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所能一厢情愿地推动的；与百千万中小知识分子的文明素质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相比，前者们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小得令我惊讶。孔子、孟子作为知识分子不可谓不“高级”不“大”，但是中国平民阶层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头脑中的孔孟思想，不是听了“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布道后形成的，不是从圣贤书中得来的，而是生活在他们身旁的某一位、某几位中小知识分子的言行潜移默化的结果。这就好比宗教思想在西方的普及，并不是历届教皇的丰功伟绩，而是百千万教士在民众中传教的结果。几乎一切与人类精神风貌相关的思想，在中国相当多数“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那儿，最终都只不过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学问”。哪怕那些思想最初根本不是“学问”，最忌被人胡搞成“学问”，而只不过是一些极其朴素的世俗通理。中小知识分子，最善于将被些个所谓“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胡搞成了“学问”的极其朴素的世俗通理，再还原成它最初的极其朴素的样子，并与民众共受共益。 一位所谓“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如果他生活在平民的社区里，他只不过能因为“高级”和“大”受到些敬意罢了。而怀有敬意是人对自己无法亲和，可能也并不怎么愿意亲和的人物所持的最良好的态度。 但一名中小知识分子，却极可能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平民社区里是很可爱的人物。这就好比教皇死了人们的默哀只不过是宗教礼仪，而一个教区的一名好的教士死了，人们往往会不禁地伤心哭泣。 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往往便是她们所生活的那个平民社区中的很可爱的人物。她们谦和忍让，对平民中的不幸人家富有同情心，乐于帮助他们。当那一社区内发生邻里争端和纠纷，她们最善于息事宁人。而且平民们也最肯给予她们调停的面子。当然非是所有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都这般可爱，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一旦刁钻起来，有时也不让胡同悍妇。故我强调是她们中的“一部分女性”。 由于这“一部分女性”本身即平民女性，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要求是平民化的。由于她们同时是知识分子，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标准是高于平民的。由于她们还是女人，她们对文化艺术的感动之心几乎又是本能的。她们代表平民阶层成为平民文化艺术的鉴定人。 放眼今天，中国中小知识分子的普遍生活已稍有改善。从中国的具体国情估计，在以后十年中，中国中小知识分子的普遍生活，可能将一如既往地是平民化的。平民这个概念在中国与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意味着比中产者阶层略低一些；在中国，意味着比城市贫民略高一些…… 平民们，亲和中小知识分子吧!如果不亲和于他们和她们，在中国，在当代，还有谁们值得平民们亲和？ 在中国当代平民阶层中，还有最后一类人，或可用一个“吏”字来概括。这些没有品级的中国当代的小公务员，既属于平民阶层，又优越于平民阶层。针对整个国家政权而言，他们是无足轻重的“末梢”；针对平民阶层而言，他们往往是一些小“教父”式的人物。他们中的好人是好的小“教父”；他们中的坏人是坏的小“教父”。他们的好坏，有时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心肠的善恶，而取决于政权质量的优劣。建国初期，“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在政权中蔚然成风的年代，他们是些代表政权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吏”。非常年代，比如“反右”时期，比如“文革”时期，他们又是些代表政权监督百姓言行的“吏”。在那些非常年代，他们的一句话，足以将人投入监狱或从监狱中释放。他们手中的权极小极小，但正是那一种极小极小的权，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几乎发生着喜忧受辖的关系。因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只能在“末梢”与政权接触。在“末梢”的接触点上，在非常年代，他们中的某些人，无异于骑在平民百姓头上的“土皇帝”。受贿之风在他们中，由来久矣。在法不健全的年代，他们几乎也能代表法。 从小到大，我了解许许多多小“吏”们刁难平民百姓之事。那些事往往令人血脉贲张，怒发冲冠。 但我的家却是比较幸运的。当年哈尔滨市管辖我家那个社区的街道办事处的一位王姨，十几年中对我家的种种关怀，乃是我们全家人永远难忘的。其实她只不过是一名街道办事处发购物票券的人。每逢有人到办事处去请求盖一个什么章，她总是从旁替人向握章的说情。 我也仍记得我小时候管辖我家那一片社区的派出所的民警“小宫叔叔”。我家差不多是那一片社区中最穷的人家，但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嫌我家穷，例行公务路过我家时，常进屋与我母亲聊一会儿，问家中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他的帮助…… 尽管我本人对“吏”们并无偏见，但我还是不得不指出这样的事实——在以往的年代里，在中国的吏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是什么代表政权为人民服务的人，而是以刁难平民百姓为能事、快事的人。我一时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使中国的“吏”们的相当一部分是那样的人。也许因为他们是“吏”而非官，所以心理常处在失衡之境？也许他们在刁难平民百姓之时，借以想象自己是官，并获得吏权胜于官威的体验？ 我的一位朋友，每与我谈起当年管辖他家那一社区的一名“公社”办事员便不禁地眼中喷火——他下乡时，他父亲病故不久。按当年政策，只要“公社”给开具一份家庭生活困难的证明，他便可免费得到一个脸盆、一套牙具、一双胶鞋、一床被和一条行李绳，加起来大约二十几元人民币。我了解他家的生活当年的确困难，可那办事员就是不肯给开具一份证明。理由是他家还有东西可卖钱。这理由在当年可以被一名街道小吏说得振振有词。切莫以为他家的人得罪过那小吏，他家的人从未得罪过对方。那小吏对任何平民百姓都一样的刁难。而他这一种“能力”居然还深得上司“公社”小官的赏识。 “当时我手里没刀。有刀恨不得扑上去捅他一刀!” 我理解他为什么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对当年之事仍耿耿于怀——当年他母亲流着泪跪下去乞求那小吏的情形，留在他脑海中的记忆是太深刻了。今天的人们，是不可以用“有志气”或“没志气”这样的思维看待那一件当年之事的。二十几元钱在当年，对于一位穷人家的母亲，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元。借不到就是借不到。借到了还不起就是还不起。而哪一位母亲不希望儿子下乡时有脸盆和被子可带呢？所以他母亲的一跪，大约真是万般无奈了。而那小吏竟转过身去不理不睬。 我的一名中学同学，下乡十一年，返城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便请求留在街道委员会做了一名办事员。数月后他写给我一封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中，我亲眼见到，平民百姓在求助于我们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人员时，是如何的受到无礼的冷遇甚至刁难。有时，加盖公章简直就是掌握公章的人分内的义务，但他们不知为什么，似乎不存心支使请求加盖公章的人白跑几次，不足以显示出自己存在的特殊意义似的。而平民百姓则只能诚惶诚恐地白跑了一次又白跑一次。心里再急也不敢怒不敢言。这情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有时我明明知道，某一枚公章就在某一个人的抽屉里，拉开抽屉就可以取出，半分钟内就可以盖完，而掌握公章的人说：“你过几天再来吧!”这句我司空“听”惯的话时，居然都不屑于编一个让别人白跑一次的理由。现在，我也掌握着一枚公章了，我已经不因在三十多岁时成了一名街道委员会的小小办事员而沮丧了。我绝不靠自己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刁难百姓。因为这不会给我带来丝毫的快感。我要使我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真正成为替人民所掌握的一枚公章。只要理由正当，随时听从人民的吩咐…… 前不久我回哈尔滨探家，与中学同学相聚，提起当年他那封信，他郑重地说：“我像信中所写的那样做到了。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真的做到了!” 我为我有这样的一名同学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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