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物学研究的机遇和问题，我在两三年前的博文里已经有一些讨论。但就如中国的一言堂与美国的枪一样，生物学研究的某些固有的缺陷在两三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生物学的第一大特点是学生就业难，这是事实，谁都不能也没有必要去回避。原因显而易见的：生物学研究需要比其他学科更多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就出现了学生与博士后要比教授多很多倍的现象；同时，生物学研究的方向绝大部分是基础研究，不能直接与现有的货币经济体系挂钩；还有，生物技术产业界在出成果前依赖生物学研究，但出了成果以后，通过金融经济的包装，把绝大部分利润分配给了与前期生物学研究无关的人等。 简单的说：在生物学研究领域，找教职竞争压力大；在应用方面，其大投入、周期长、高风险的特点难以让生物学研究者的个人贡献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中得到合理的分配。 当然，就生物学基础研究本身而言，也有一些比其他学科更明显的缺陷。生物学研究的结果的可信度基本上需要研究者本人的信用来承担。同行审稿只能判断纸面上的部分，例如创新性、思路的清晰度、机理研究的深度等等。至于这些实验结果是认真做实验得到的，还是伪造的，同行基本判断不出来。最多只能说“我不相信这个结果”，但很难说得出这个结果错在哪里 生物学研究有很多分支。每个分支上都会有一些“大牛”。这些“大牛”对于某个分支的规则与标准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大牛”是真的牛，在技术与概念上有所突破，而且治学严谨，那这个分支就有比较坚实的基础。这样的分支会吸引一些优秀的年轻人，竞争会很激烈，但应该是良性居多。反过来，如果“大牛”不是真的牛，而是一些 story maker ，整天就在黑板上画 model ，写 big question ，把一些若有若无的现象写得惊天地泣鬼神。这样的“大牛”也是 CNS 一大把的。这些大的 story maker ，会培养出新一代的 story makers ，一个领域就这么传销开去，谁也不能问自己用的方法是否可靠，自己做的实验别人是否能重复。而在大的 story maker 手下工作过的优秀的年轻人则会立刻离开这个分支，或者从此痛恨上了生物。 除了治学方面的问题，影响生物学研究的另一大方面是资源共享的问题。理论上，对于所有发表了的结果，作者都有义务把自己用的材料与同行共享，一来是保证研究的效率，二来可以让同行检验发表的结果的可靠性。如果你找一个陌生实验室要一个质粒，那可能好一些，给的可能性应该有 50% 。但拿到质粒以后，最好立刻做酶切鉴定和测序。如果要别人的转基因老鼠，那别人可能会反问一句：你是新来的？你是谁呀？老鼠你都敢要？不懂行情啊？对于这一点，做果蝇的人感到庆幸一些，因为老人们带了个好头，基本上能要得到发表了的果蝇突变体。 基于生物学研究现有的这些问题和局限性，生物学教育研究模式确实需要改变。由于生物的复杂性，只有吸纳高素质的研究者，才能改变整个研究环境和氛围。这个是最困难的一点。你既然说，生物学生就业难，生物的同行评议有很多问题，生物领域有很多 story makers ，生物学研究存在很多不合作的恶性竞争，那你还让我去搞？ 但也可以反过来问：如果生物学研究不困难，那你为什么要选它呢？ 有一些生物学导师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怕生物，怕辛苦，那对生物学研究不利。我倒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种辛苦与困难的意识可以筑成一道很高的门槛，只有能越过这道门槛的人才能进入生物学研究领域。当然，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年轻人翻门槛是自愿的，是被自身的欲望所激发的，而不是被逼的。中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开始降低专业调整的限制，我相信，这是一种合理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一些生物味道比较浓的大学，例如医药、农业、林业、水产业等，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转型压力，在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设置上需要多一些考虑。 大部分高中生的兴趣都还没有真正形成，需要在大学阶段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兴趣变了，专业就得变。由于学科交叉越来越频繁，生物专业的学生需要学更多的多高等数学、化学、信息学知识。对于这一点，我要感谢中国科技大学，我们当时学的数理化都是按“理科标准”的，就是说我们学的物理课与化学系的是一样的，学的数学课是与物理学的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个传统有没有变）。虽然我已经很久不用原来学的那些数理化了，但这种锻炼给我带来的好处我至今仍然能感觉得到。况且，那些转行去做统计或去华尔街的同学应该更感谢那时的数理化教育。 不适宜做生物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及早跳出去，而那些 die hard 的非生物专业学生可以到苦海里炼一炼。说到从外行转入生物的，应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当年摩尔根在加州理工的时候，就把很多生物外行拽了进来。这种传统延续到了饶毅的博士导师的博士导师，饶毅的博士导师的博士后导师，以及饶毅的博士导师。现在也有一些很出色的，庄小威啊，何川啊，什么的。别的大学毕业出来的优秀“转科生”应该也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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