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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6和CT-6B装置始末9: dujunfu 2017-11-27 16:40; CT-6和CT-6B装置始末9 1984 年，社会上开始科研体制改革。一方面提倡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开始实行基金制，提倡竞争机制。开始是院里的基金，后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从那里申请基金。在所里，管惟炎所长也开始改革，而且是不小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撤销研究室，重新组织课题组。对于此举，有不少议论。且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其客观效果是增加了课题组的权力，因为基金是以课题组为单位申请的。但另一方面，原来研究室的功能消失了，这对某些研究课题是不利的。具体说对我们不利，因为我们属于大科学，所里当时也只有我们属于大科学。课题组自由组合，上报名单，学术委员会批准。结果我们室还是五个组。 101 是微波加热和微波诊断， 102 组是 CT-6B 装置运行和常规诊断， 103 组是箍缩装置， 104 组是诊断组， 105 组是理论组。其中 101 、 102 、 104 组都在 CT-6B 装置上工作，因为没有别的实验装置，可是它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五个组间有个学术小组，只管学术。如何在这个装置上统筹开展实验呢？在申报课题组时，郑少白找我，要我参加这个 102 组。这个组运行半年后，他出国了，组长由我代理。代理了一年多，转了正。此时人员已有很大调整，一些人调到外室，一些人离开本所，我们也从原来的联合组调来杨宣宗、蒋地明，后来成为我们组的技术和研究骨干。我当组长时，所长已换成杨国桢。我向他请示这个三个组在一个装置上实验由谁来管的问题，他也颇费踌躇。因为我们的学术小组长蔡诗东是研究理论的，所以杨所长说应由学术小组秘书负责，但这个秘书属于运行箍缩装置的 103 组，不可能管这边的事。所以最后，所长设了一笔合作基金，鼓励几个组的合作研究，取得一定效果。陈春先也不再是室主任了，成了 101 组组长。但是他在担任这个职务后不久，就在 1984 年正式脱离了物理所。我们的装置进入后陈春先时代。我从国外回来后，还没当代理组长、组长的时候，就开始整理实验室。当时大厅里很乱，各自为政，组装了两个屏蔽笼。我想不同诊断共用一个屏蔽笼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两个呢？于是劝说他们拆掉一个，使大厅宽敞一些。还有，当时不同的诊断项目都与装置真空室相连，但是有些常年不做实验，占着位置，我也劝说他们暂时拆掉。再后来，我当了组长以后，找所里做了一批展板，排在大厅进门后的两侧，上面张贴装置介绍和研究成果。这些展板起了屏风作用，把一些不好看的设备挡在后面。这些事，为什么以前室主任陈春先不干呢？因为他碍于各种关系，有些话不好说。我没这些顾虑。但是为什么别人听我的呢？原因在于我有政治上的优势。我这个政治上不好的人，为什么能有政治上的优势呢？道理可以这样说：譬如有位老兄，在大牢里坐了十年，出来以后，就是在路上横着走，别人也不愿招惹他。我们这里没有从牢里放出来的人，我这个当了五年“五一六分子”的人就相当于这样的人，经过一番风雨之后，反倒无任何顾虑，而且自觉得有些“穷横”的本钱，所以在一些会上也能毫无忌惮地发表意见。这一时期，另一进展是数字技术开始使用。所里自己研制了模数转换器，使实验的诊断成为精确的测量，精密的实验成为可能。由于使用了数字技术，我们启用了二楼控制室作为数据采集室，使实验更加正规。此外我们还遵循各实验室一般惯例，由韩共和执笔编辑了装置使用手册。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补充充气实验。原来是在放电前充气的，不能达到很高密度。现在用脉冲阀门于放电期间补充部分气体，结果使密度提高一倍，能量约束时间也提高一倍，达到 1 毫秒。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激光散射诊断的成功。这一诊断主要由 104 组胡淑琴负责。原来等离子体密度低，散射信号弱。现在密度提高了，就得到了结果，测量得到的等离子体温度是 200 电子伏特，即 200 万度，和戚霞枝用软 X 射线吸收比较法得到的温度一致。这种诊断技术难度大，能完全用国产器件得到非常不容易。说是国产器件，其实就是自己做的。我们研究室原来就是光学室，曾做出过国内第一支红宝石激光器，有这样的技术储备。陈春先招了两个博士研究生，他离开所以后，就留给我带。主要是他们自己努力，后来做得都很好。我和郑少白还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讲环形等离子体的位移稳定性。这篇文章的思想是郑少白提出的，意思是除了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位移稳定性以外，在 45 度方向的斜向稳定性也是独立的。公式推导主要是我做的，使用了 Shafranov 提出的一种普遍方法。当时还不很习惯在国外发表文章。这时候，我们组就有了一些名气。当时院里还开什么政治工作会议，在寻典型，这是原来政治工作的套路。于是所党委办公室主任来到我们实验大厅，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接待。书记叫我讲讲。我说，也没什么经验，就是弟兄们比较仗义。书记看我说的不像话，就赶快翻译说，他的意思是同志们比较团结。办公室主任听了没吭声，看了几眼走了。就我自己而言，确实没什么思想境界。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想做好这件事，不如说是怕做坏这件事。我胆小，怕做坏了，不但自己丢脸，还带累组里其他同事和学生。; 个人分类: 科技漫谈|227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科学不是生产力——纪念许良英先生: 热度 3 dujunfu 2017-6-18 17:39; 科学不是生产力——纪念许良英先生杜钧福我和许先生算是同行，也共同在中关村住了几十年，但从未谋面，虽然我对其人很敬仰，主要因为他毕生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有独立见解，不阿世。 1980 年代，科技体制改革初期，社会上鼓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只有他力排众议，坚持“科学不是生产力”的正确观点（见《自然辩证法杂志》 1989 年第 1 期）。其实，科学不是生产力乃是常识，争论这样的问题，如同皇帝的新衣故事一样可笑。在当时的报纸上，往往在通栏标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下面，文章题目是“尽快将科学研究转化为生产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要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就说明它不是生产力。正如面包是麦子“转化”的，而不能说麦子就是面包一样。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据说来自邓小平。而邓之所以这样说，据说因为马克思有类似的话。我没查马克思的原著，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查，但感觉，就算马克思是伟人，他的话也不能“一句顶一万句”。他的意思也许是在强调某一方面，不能光从字面理解。科学与其说是生产力，毋宁说是思想体系。其实，在文革以前，执政党也是这样理解的。当时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放在中国科学院，在党的关系上归“宣传口”领导。文革开始后，这样的关系有所改变，直到文革后成立社会科学院，才彻底分家。其实，邓小平提出“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也许是好意，想让大家重视科学技术。这当然比叫大家重视“阶级斗争”强得多。但凡是非科学的判断，最后总不能落下好的结果。这“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总的负面效应是主要的。所谓负面效应，就是杀鸡取蛋。你要母鸡下蛋，就先得喂好母鸡，而不能强迫，威胁说你不下蛋就没得吃了而且照此实行。当然，基础研究的“转化”问题，绝对不像母鸡下蛋那样简单。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可以区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有比较明确的应用背景，但依然不能直接用于技术领域。基础研究离应用更远，甚至说不清和哪项应用有联系。当时的指导思想，仍然有文革前和文革中对知识分子歧视的成分，就是认为搞科研的这些人“理论脱离实际”，仍执着于象牙塔中的研究，必须让他们受穷，赶他们到“联系实际”的题目上去。科学不是生产力吗？生产力可以产生“经济效益”，那你们还要钱干什么？这就是 1980 年代科研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我们研究所，几乎所有课题组都往“实际”上“挂靠”，但以后结果证明，绝大多数是浪费资源。所里也开发了几个项目，有的成立了公司，但最后只有磁性材料成了气候。就全国来说，也是如此。十几年后，在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上，江泽民先生又一次谈到“研究成果转化”问题，说仍“转化”得不理想。这个问题，我和现在已故的“转化”倡导者陈春先教授讨论过。当时我的意见是，根本没有什么“成果”，当然没有转化。那些所谓成果都是吹出来的，骗人可以，但什么东西也“转化”不了。如果有成果，“转化”应不成问题。这一“科学是生产力”的判断所造成的恶果影响深远。 2009 年我和朋友到青岛旅游，住的旅馆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建”。这件事本身就很稀罕，因为“共建”是文革中的“新鲜事物”，现在已很少提了。但他们“共建”的是青少年教育基地（可能还有爱国两字，记不得了），也还说得过去。他们这个所，擅长的似乎是一种早已灭绝的海洋古生物多孔虫的研究。在旅馆的整个一面墙上，镶嵌着很多多孔虫的化石标本。其布局是，横向是时间轴，跨度有几百万年之久，垂直方向是海洋深度分布。我站在这面墙前扫了多孔虫知识的盲，深深感叹，这可能是世界上介绍多孔虫知识最全面最生动的一面墙。我家对门有一家研究所，也是中国科学院的，两三年前办了个博物馆。我却从未光顾。为什么？票价太贵， 60 元。据他们所的人说，倒是经常有领导参观。这就对了。领导来，当然希望清静一些，老百姓来少点好。所以，比起这个所，青岛海洋所的科学家不惜屈尊和一家普通旅馆（似乎不上星）“共建”，无偿向青少年普及古生物知识，值得尊敬。这还不够。在另外几面墙上还悬挂着一些介绍该所的照片。从中我们知道，这个研究所有几位多孔虫研究方面的大权威，都是院士。其中一位女院士，为多孔虫研究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就是设计并印染出了多孔虫图案的花布，有照片展示她身穿这种多孔虫花布衣服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的风采，并着重说明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身穿多孔虫图案衣服的人。看到此处，不由得由衷佩服他们对科研成果转化和创“经济效益”的积极态度。在我所混迹的圈子里，也有图案这种东西，我们的行话叫“斑图”。“斑图形成”（ pattern formation ）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分支，开过不少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从艺术观点来看，有些“斑图”还是很有审美价值的。在纽约还举行过“科学艺术”大赛，赛的就是这类东西。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把它们做成花布，穿在身上，争这个世界第一。这一经历深深触动了我。我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丝毫没有轻视这些院士专家的意思。我完全相信，这些院士专家在国际学术领域中的地位是我们这些混事的人所不敢望其项背的。他们多年在这个一时看不见现实应用的领域辛苦耕耘，做出了极有水平的工作。从我所见的多孔虫展示墙来看，他们对工作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但是在当前声称是“科学的春天”的日子里他们却遭遇研究成果“转化”的滑铁卢，在舆论和研究经费的双重压力下，出此下策，充当了服装模特的角色。我就不明白，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就不能养活几个专门研究多孔虫的专家，叫他们不要成天为了怎么“转化”费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古生物研究对于生物进化、海陆变迁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最近看到黄河清先生一篇文章，说 1949 年后大陆知识分子的惨状，内容都是文革前或文革中被迫害的案例。其实，文革后知识分子难道不惨？回忆当年许良英先生孤军奋战的情景，感到历史上一切智者都是孤独的。当时也有些人怀疑此说，但不敢或不能公开反对。许先生的文章也只有很少数人知道。像我辈，虽然同意许先生的看法，但无话语权，无法表达。不像今天，至少可以在网上发表文章表述自己的意见。（转自新浪博客）; 个人分类: 科技漫谈|404 次阅读|4 个评论

当前强化科技创新面临的制约和建议: 热度 1 lxj6309 2017-4-16 23:40; 当前强化科技创新面临的制约和建议刘新建在我们的耳边总是流行着一些说法：我国没有大师人才，公民缺乏创新热情和能力，等等。这其实是不正确的！这些说法的形成是因为我国的科技水平由于历史原因总体长期落后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如果我国没有大批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无法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种围追堵截环境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创新，而且重大科技成果也层出不穷。当前，由于长期处于跟踪态势，形成了许多科技人员的一些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标准的心理倾向，使我国的科技评价体制存在一些阻碍原始创新的制度基因，对科技人员的研究取向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导向。我们的一些重大成果在得到外部承认以后才出口转内销。中央近年提出的 “双创”战略能够形成气候，正说明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内在创新驱动力依然澎湃，只要制度适当就一定会形成全民创新的燎原之势。实际上，中央电视台的“我爱发明”和“挑战不可能”等系列节目也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创造力。专业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也一定有办法激发出来。要形成富有生气的普遍创新文化局面，我认为不能再零敲碎打的想办法了，而应当作为系统工程来建设，所以下面的建议就不揣浅陋，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提出。 1. 科技创新体制包括科技创新组织体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体制、科技成果评价体制、科研人员评价机制、科技成果交流体制。全国全社会的科技创新系统由四部分组成：专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企业和民间自发创新。对每一部分应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但需要有统观全局的协调调研机构。 2. 专业研究机构分社会非盈利机构和国家事业单位。国家事业单位专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组成的科技创新系统是国家队，特别是基础科学创新和战略创新方面的主力军，主要由国家财政供养。对国家创新队伍的管理首先抓好入口，即在招聘方面把好关。既有对一般招聘人员的基础素质要求，比如学历，也要允许特招，即对有突出成就的系统外人员经过评审后也允许进入。国家创新队伍的主战场是基础创新，从科学发展规律上，要求有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在把好入口关的前提下，要给予科技人员充分的信任，让学术界形成自律的传统和机制。国家科技资金的分配使用应采取全国一盘棋分层次配置的体制。首先是各级重大关键科技攻关课题。中央政府根据科技咨询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每年形成一批对国家综合科技竞争力和国民经济发展有战略意义的课题，进行招标或委托。对于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如大型实验室，定期制定科研规划，报中央管理机构批准并定额拨款，然后由平台自行进行科研课题招投标或委托，中央定期进行平台评估。其次是个体自由研究课题或机构特色课题，建议实行普遍拨款制度，即直接将计划资金按照人头拨付各基层研究机构，作为日常经费使用。这些经费首先是保证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和成果发表费用，可以给个上限，按需报销，其次，根据学科特点，按照实验室建设所需的设备、材料、维护等需求拨付资金，可以在内部进行课题申请审核。建议取消各级基金的面上一般项目设置。各级地区可以根据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立本级的重大关键攻关课题，同样实行招投标或委托。对于具体科研人员同时承担的科研项目数进行限制。各个地区可以根据自身财力和需要，决定是否配置人头经费。具体机构获得经费后，自行配置使用。可以规定每位科研人员的课题数目限制。国家队的科研人员在没有重大关键攻关项目在研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接受社会企业委托项目，但经费由单位托管。 3. 社会非盈利科研机构实行自我管理，国家监督，可以申请承担国家重大关键攻关项目。 4. 企业的科技创新应自我支持自我管理，国家对其重点是知识产权保护，对有巨大社会溢出效益的成果可以给予补贴奖励，对取得具有国际重大影响力和对国家利益有重大贡献的科研人员可以与国家队科研人员一样获得政府奖励。 5. 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从国有资本管理的途径进行指导，提出要求，其它政策和支持与一般企业相同。 6. 民间自发进行的科技创新活动，主要是给予宽松的社会舆论和管理环境，对于取得的成果首先是积极协助提供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次是根据成果的特点提供一定的推广支持。建议设立全国民间发明创造奖，通过竞赛推广等形成一种创造文化。各地可以建立多种形式的科技展览馆，民间科技成果可以进馆展示和收藏。 7. 建立正确的科技评价体制。正确的科技评价体制既激励人们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又不使恶性竞争，不使为取利而造假和排他。科技评价从评价对象分包括科技成果评价和科技人员评价，从评价职能分包括选拔评价和奖励评价。现在的科技奖励评价夹带了太多的物质刺激，因而使人们争先恐后地竞争。人们为利而争，非为名誉而争。为名誉也是虚名和假名。 “为真名”即自己的科技成果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承认，觉得自豪！实际上，国家的科技评价起的作用应是引导作用，告诉公众什么是国家的需要，包括精神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国家的奖励就是树模范。因此建议，国家奖励应求精，不设名额指标。成果奖励后要有推广机制和宣传机制，使大众特别是同行业知道先进科技的前沿动向。人物奖励要在成就的基础上重在精神。对于社会民间设立的各种奖要支持和指导并重，不使造成恶劣影响，损害人民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敬重。选拔评价即各种学术头衔的评选。现在的各种评选太多！建议：除了正常的职称晋升之外，取消一切冠名头衔。在各个机构单位及国家或政府层面可以设立一些学术领导职位，但应是实职而非虚名。给具有领导带队才能的科学家建立团队和科研平台，通过招投标或委托承担实际的科研任务，而善于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并不低人一头，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在选拔评价中排除各种获奖条件和承担项目要求，只对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本身进行评价，以做出学术能力和资格鉴定。如果依赖成果发表期刊特性和获奖级别鉴定评选，则说明这个单位的高层专家没有学术鉴定能力。对于暂时没有学术鉴定能力的单位，可以委托上级或第三方进行鉴定评审。 8. 关于科技成果发表机制。传统科技成果发表的主渠道是期刊和著作，从节约资源的角度考虑，严格评审是必要的。在信息技术已经全面普及发展的时代，信息存储的成本已经非常低。既然政治社会问题都可以言论自由，学术界内部也应当更开放。建议国家在已有数字学术网络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无障碍学术发表网，对学术成果只做简单的学术形式审查和政治审查，就可以刊出，甚至可以利用云技术使用社会存储介质资源。有些成果可能有错误，但是，其中也可能同时包含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所以，允许发表出来是有意义的。为了推广有重大科技进步意义的学术成果，各类学科学术协会可以组织编辑本专业学术杂志，展示本领域的学术前沿和发展水平。但是，任何期刊都不能作为学术人才选拔评价的依据，人才选拔依据只能是做出的学术成果本身。如果使 “成果发表形式”不能为人们带来任何物质利益，就没有了学术造假的动机，“发表”就仅仅成为获得学界承认的渠道。 9. 创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文化环境。我国是一个大国，每一个省市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所以，在我国经济已经有实力的背景下，不能把全国当作一个国家来与发达国家进行科技竞争力比较，而是每一个地区都可以独当一面。建议：每个省市区都建立一级学术组织，组织学术交流，允许同一个学术问题多人多单位同时开展研究，不要有太多的全国权威。学术界应是一个联合体，避免权威独断。一个领域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可以称为 “联合会”，地方的称为学会或研究会。 10. 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研究生是创新的生力军。我国现在的研究生培养基本上是导师负责制。虽然有单位试验过导师组制，但没听说成功的。导师负责制似乎责任到人，应该符合现代管理原理，但可能不符合科技创新原理。导师制在学术界形成了各种圈子，使学生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对学风有腐蚀作用。建议：硕士研究生主要是加强课程的学习，把现在普遍的一年课程改成一年半。学位论文可以自由提交。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指导教师体制都分两种。一种是项目组制，如果有教师的课题需要人手，可以提出招生需求，培养经费由课题支付，培养过程由项目组负责，学位论文由学科专业评审；另一种是导师组制，培养经费由教育经费支出。导师组对研究生实行集体指导，在开题阶段负责指导选题和研究方案设计，在中期组织一次集体指导，在毕业阶段负责论文答辩，答辩之前论文可以实行盲审。盲审通过，最后的答辩仅是最后的把关，也是最后的培养环节，可以在答辩会上进行讨论（有些人反对在答辩时讨论，只能问答）。导师组对学生的培养质量不承担直接责任，学生的学习和能否通过论文答辩完全由学生自己负责。这样的体制长期坚持，必然有利于严谨学风的形成，抑制学术腐败。（本文是一篇建议报告，有些观点已在以前博文中提过）补注：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包括理论课和实验实践课，应降低学位论文的长度要求！; 个人分类: 社会科学其它|1884 次阅读|2 个评论

万米级载人潜水器项目负责人崔维成:"我想向中国科技界作个示范": 热度 1 kexueren07 2015-4-10 00:23; “到今天，我认为 11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项目的主要障碍已经扫除。”三月一个周末的午后，刚刚出差回沪的崔维成教授坐在上海交大浩然科技大厦的咖啡厅里，告诉记者。如同窗外这个季节的春草破土、春花盛开，他从事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也已走近令人喜悦的收获期：在率领“蛟龙”号团队取得 7000 米级海试成功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带领新团队先后募集了数亿元民营资本投资科考母船和 11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项目，申请的“载人深渊器的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去年也获上海市科委重点立项。如今，他的团队正着手研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和着陆器，准备明年冲击马里亚纳海沟； 11000 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彩虹鱼”也计划赶在美、日之前，将科学家带到全球大洋最深处。引入社会资本与国家立项对接从曾经的 702 所所长，“蛟龙”号总体与集成课题负责人、第一副总设计师和海试现场副总指挥，到如今的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崔维成见证了“蛟龙”号从 1992 年开始立项到 2012 年成功完成 7000 米级海试的全过程。在对“蛟龙”号研制和海试项目进行全程管理的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我们中国不缺人才，技术问题也不是主要障碍，重要的是给科研人员提供什么样的研究环境。像‘蛟龙’团队实现我国载人深潜从数百米至 7000 米的巨大跨越，依靠的不是多少海归博士、博士后，而更多是一群齐心协力的普通人。”此外，“蛟龙”号花了十年时间立项、十年时间研制，“大块的时间被落后的科技体制所耽误，真正有效的科研时间只有五、六年。”在崔维成看来，要改变这种现状，既要国家层面推动的科技体制改革，也需要科研人员发扬主人翁精神。他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向科研人员演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目前他正一级级调动个人、家庭、朋友、学校、市级和国家级主管部门的主观能动性，推动我国万米载人深潜事业的发展。他希望这一次，能用个人的努力为团队成员排除来自经济压力和行政事务等各方面的干扰，使他们能像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那样，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 “我们的科研人员往往会强调客观条件的重要性”，崔维成说：“我想以一个普通教授的资源，向中国科技界作个示范，说明对于科研人员，给定一个基本环境，发挥主观能动性，还是可以做事的。”如今看来，在前沿科技项目中引入社会资本与国家立项对接，这条融合市场与体制力量共同支持前沿科学探索的道路，在崔维成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已经走通了。“现在的形势下，你走得越远，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往往越大。”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崔维成这样总结。马不停蹄追赶学科领域国际前沿从 2002 年到 2012 年，崔维成在中船重工 702 研究所度过了十年时间，也取得了“蛟龙号”研制成功的辉煌业绩。然而，由于“十一五”时期的认识局限，我国在“十二五”计划中没有列入进一步追赶国际先进技术的深海装备项目，而把我国研制重点放在了补基础的“国产化 4500 米载人潜水器”上，重点解决引进设备的国产化等问题。但在“蛟龙”号海试过程中，他看到国际同行已经在研制 11000 米级的载人潜水器，意识到如果中国把全部力量都放在研制 4500 米级载人潜水器上，中国与国际上该领域的领先水平相比，又要落后许多。理想要将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研究带领到国际前沿水平的崔维成考虑到如果自己单独分出来，再组织招聘一组新人，这样不会太影响 4500 米载人潜水器项目，但可以同步做 11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的项目，把国家原来“串联”的两个项目改成了“并联”，能够争取到追赶国际深海高技术领先水平的“黄金十年”。在许多人不解的目光下，他离开了 702 所副局级待遇的职位，另起炉灶，带着从自己家里和兄弟姐妹及同学处募集来的共四五百万现金作为团队成员的先期启动经费，找到上海海洋大学作为挂靠学校，唯一的要求就是上海海洋大学不干预他对团队成员的内部管理。上海海洋大学给崔维成的年薪是 60 万，他自己仅留 20 万， 40 万捐给了项目，“以此向学校证明我是个好人，可以获得学校更多的支持。”崔维成笑侃。 “担当”成为项目起飞“第一桶金” 在媒体的帮助呼吁下，仅花 4 个月时间，就有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愿意出资两亿多人民币用于设计和建造 11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的母船，崔维成答应给船东的回报是建成后的着陆器、无人潜水器和载人潜水器交给他们运营管理。上海海洋大学也为崔维成团队提供了 3000 多万元的学科发展经费，用于购买研制 1 台万米级无人潜水器和 3 台万米级着陆器所需的设备。据介绍，这两者既是独立可用的调查装备，也是载人潜水器关键技术的验证平台，无人潜水器也可作为载人潜水器保驾护航的救援手段。“这样，从技术攻关上我们就可以由浅入深，从而也达到培养设计团队的目的。这样的条件是当年‘蛟龙’号研制时所没有的。而且，‘蛟龙’号当年只有自救手段，没有它救手段。”说到这里，崔维成信心满怀。为了加快研制进度，崔维成教授希望提前启动载人舱的研制工作，大约需要 3000 万— 5000 万元人民币。通过媒体的呼吁，他获得“上海彩虹鱼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的资助，提供给公司的回报则是项目的冠名权、知识产权等品牌经营、市场开发权利的让渡。崔维成同意了。“我本人不想从这个项目中得到任何物质回报。”他明确地向记者表示。如今， 1.1 万米载人潜水器的各项关键技术研究在他的团队中已经全面展开。据了解，我国国家层面很可能在“十三五”期间设立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项目，最早于 2016 年立项。在这个项目中，载人潜水器的核心部件——载人舱研发难度最大。而先行一步的崔维成团队，已基本完成了用“马氏体镍钢”建造载人舱的设计工作。这种超高强度材料的屈服强度达 1700 兆帕，远高于目前常用的高强度钛合金。崔维成已与生产“马氏体镍钢”的芬兰企业接洽，如资金到位，载人舱即可开工建造。我们的访谈约在位于徐家汇的浩然科技大厦进行，是因为第二天崔维成教授就要赶往远离市区的临港新城上海海洋大学校区。为了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平时他几乎天天住在学校给他提供的宿舍里，周末才回市区的家。他们一家至今住着六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服家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两百万投入到项目先期的运行中。正因如此，当崔教授说：“万米级载人潜水器这个项目是否能做下来，关键在于我和我的家人。如果我能保证我心中的私欲不膨胀，我的家人不从中谋利，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会成功”时，我感受到的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位高级的科技项目管理者对项目投入了个人所有的担当。“奉献从我做起”，这是他取信团队、取信社会的基础，也是支持这个不完全依靠体制资源运作起来的项目起飞的“第一桶金”。; 1873 次阅读|1 个评论

不要让概念误导了创新现实: 热度 13 kexueren07 2014-12-30 21:18;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工作时，表示希望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这一指示为上海指明了科技发展的大方向。但现实中，围绕着创新驱动与高新技术产业化，还存在着不少模糊的认识，有些出于良好愿望的提法变成了套话。近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的文汇科技创新沙龙上，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对这方面一些比较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剖析，指出“创新”一词在今天有点被普及滥用，缺少具体的对接实践或实践的惯性，甚至成为了一种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百搭”。在张晖明看来，创新的本质是突破，是不人云亦云，这实际上是带有挑战性的。创新的来源与束缚张晖明认为，创新来自于对利益的追逐，来自企业家行为，来自创业的冲动。学习型创新也就是模仿创新，是迈向真正创新的基础。许多伟大的公司都是在模仿中产生的。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实就是“傍”出来的。当年，学英语的马云作为工作人员，跟随杭州市代表团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了易贝和亚马逊，他回来就做了类似的。当他模仿完了，发现中国下岗工人多，于是开始在淘宝里注入中国因素。因此，他最初做的淘宝是 C2C ，发展到今天则已经是 B2C 、 B2B ，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虽然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创新，但 13 年下来积累的数据库已成为了资源，成为了阿里巴巴独特的创新来源。这个数据库的大数据计算能力，已经使国家统计局都要跟阿里巴巴合作。 “从牵着巨人的手向前走，到与巨人并肩走，再到追加了自己独立的因素，踩着巨人的肩膀走”，张晖明说，“其实三星也是这样。” 创新受到的很多约束大致可分为体制背景的约束和利益的约束。在张晖明看来，从前一个层面上说，当前我国从正面清单走向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对于创新能量的释放不可估量。从后一个层面来说，创新意味着对原有利益结构的颠覆。张晖明举例说，上世纪 50 年代的韩国政府曾经有过对产业进行归置的具体管理办法，说在回收对黑白电视信号设备的投入成本之前，不得发射彩色信号。从国家利益保护的角度提出这么个规则，韩国当时能做到落实。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在 1970 年代改革开放后提出这么一个归置标准，老百姓肯定会有不满。我们的生活中一代代技术的更替往往是把前面一代的许多投入都废掉。这就会碰到：如果前面一代投入的人是掌握话语权、掌握标准制定权的人，是官商背景的，那么那些人往往会阻碍创新。 “我国课题的投放机制、评审机制没有根本的改革，还是计划经济的，而预算结构能力、预算支付能力已经很强。” 张晖明担忧，在我国现有的研发体制下，包括国家课题、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在内的大量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放空资源、消耗国力。线形理解“产业”有后遗症张晖明指出，高新技术的规模化、产业化与消费者的接受度息息相关。俗话说：“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两步可能就是先烈。”曾经有厂长与张晖明聊过产品创新的节奏，他说，产品的创新更替要“嘴里吃一个，眼里看一个，手中攥一个，胸中装一个，口袋里还放一个。”张晖明认为他说得很好。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市场行为对这个节奏处理得还不够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过去中国人对产业的理解是平面、线性的理解，但产业实际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光有新技术和生产能力还不够，它背后还包含着投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团队能力、盈亏核算能力、营销能力和客户关系的维护。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要跟消费能力对接，在现有技术之外，还要储备后续技术。我国在产业重组过程中，借助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很好地嵌入到了全球分工体系里。但今天回过头看，可以发现我们过去对于产业的线形理解是有后遗症的。很多产业在引进国外资本、国外技术的时候，不是利用外资而是被外资利用。例如汽车，有底盘技术、发动机技术、汽车电子技术等很多共享技术，但是国内汽车企业重复引进，反复引进，开发新的产业成本非常之高。家用电器领域的情况也类似。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自己扼杀了国产软件。“我记得我是 1978 年初进大学，当时我们办公室已经开始用电脑了。因为微软当时的汉化技术不过关，而我们的 WPS 汉字处理系统是很过关的，所以当时微软 3.0 、 3.1 、 3.2 让我们盗版，这背后就隐含了：创新的源头来自于消费，来自于使用，来自于需求。问题总是发生在现场。微软的汉化技术不过关的时候，它让你盗版，越盗版越是发现汉化的缺陷在哪里，信息触动的频度就越高，从而改进技术的信息触动的要素就获取得越多。因此，它很快就解决汉化技术问题。 WPS 当时的销售体系其实是有很严格的版权保护的，它让你盗版，等到它的 95 、 97 技术出来，它举手了，说中国人盗版。但这个时候， WPS 已经死掉了。”张晖明对此感到深切的惋惜。 “后来居上”并不真那么容易张晖明还表示，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来说明产业技术的发展等级，这种概念与事实是不匹配的。比如瑞士手表全手工，而且全流程都由一个工匠完成，一个工匠一年可能只做半个手表，绝对高劳动密集，但是绝对也是技术密集，一个手表可能就是一栋别墅的价格。此外，瑞士手表尽管是一个有 200 多年历史的产业，但它始终保持着先进，始终不断给产品、产业注入着新的概念和新的文化、品牌因素，乃至于把八卦、把易经的东西放进去，专门指向中国市场。“我们今天认为大飞机是先进制造业，没错，可是大飞机的管理技术是你自己的吗？” 张晖明借用郭重庆院士的一句话——“只有先进制造，没有先进制造业”—— 提醒人们不要被一些概念误导了创新现实。眼下中国流行模块化、分包，张晖明指出，事实上，美国人已经发现他们因此吃了亏。他们认为创新的源头来自使用，来自发生问题的生产现场。产品生产模块化外包出去后，本土的研发就失去了产业工地，失去了产业工地就失去了产业工人基础，失去了幕后知识的沉淀，产业就失去了根基，研发也就没有了感觉，创新也找不到方向。哈佛大学有两位教授专门为此写了一本题为《制造繁荣》的书，谈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 “人家从 A 技术到 B 技术，再从 B 技术到 C 技术，分别走了 5 年和 4 年，我们今天由于在学习追赶的状态下，可能从 A 技术到 B 技术再到 C 技术只需要五六个月就够了，确实节约了时间，实现了相对的跨越。但是从技术植根性的要求出发，某个知识团队对技术的理解能力、应用能力往往是不能跨越的。” 张晖明强调，后来居上并不真的那么容易。; 3962 次阅读|20 个评论

“赛先生”在中国扎根了吗？——饶毅、江晓原对谈科学文化: 热度 4 kexueren07 2014-8-28 21:31; 一个是业界公认的出色神经生物学家，已然衣食无忧的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却时常就当前我国科学文化和科技政策发表直率尖锐的评论，在国内外教育和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同时也不经意间树下敌人；一个作为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转而投身科学史和科学文化教育，屡次在公共场合“大话科学”，试图将科学“拉下神坛”。日前，作为上海书展活动之一，新书《饶议科学Ⅱ》的作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与《科学外史》作者、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展开对话，就一系列科学文化问题进行严肃理性而又生动有趣的碰撞。 “‘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何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对于这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饶毅认为：“‘李约瑟难题’包含的假说是错误的，编造了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虽然有过一些零散的、不系统的科学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超前于西方，但是整体很弱。中国古代的技术要比科学好一些，但也不能说我们有了四大发明等重要的发明，就表明我们一直领先别人，技术整体上还是比西方弱。　　至于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走科学这条路，饶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比较多地考虑了人际关系，走了人文的道路。我们在诗词歌赋、在军事方面是有创造性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用到对自然的探索和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上去。“ 2000 多年前罗马人建的罗马大角斗场那样结构的建筑，在中国到了 20 世纪才有第一幢。是中国古人决定不做这种建筑，还是当时我们没有能力做这么复杂的建筑？这和我们的几何发展水平有没有关系？”饶毅疑惑。　　江晓原也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但他并不赞同用“领先”“落后”来比较中西方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不在同一条道路上走，不具有可比性：“好比两个人走路，一个向南走，一个向东走；又好比余英时先生说，一个下象棋的人和一个下围棋的人，你很难说他们谁处于领先地位，谁的棋艺好。” 　　他举例说，中国人在北宋的时候造了水运仪象台，很多人认为当时全世界都没有人能够造出那么先进的仪器。但事实上，看看西方的史料就可以知道， 11 世纪的阿拉伯人就擅长建造和我们的水运仪象台同等规模、同样水准的东西，不仅在伊斯兰的大城市里广泛装置，而且还被西欧的大城市学去。像这类事例，国内以前的宣传中往往不讲西方人的同类作品，只讲我们中国的。　　江晓原认为，当人们习惯性地说“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的时候，其实需要首先界定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样的科学传统。“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假定了我们讲的科学就是根源在古希腊、后来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直到今天成为全世界科学主流的这种科学。这种科学传统中国确实没有，但中国古代的那些技术成就背后，应该还是有某种科学理论支撑的，尽管其中的机理可能道不明。”他接着举中国古人造弓箭的例子说：一把弓，一个弩，射出去的箭可以杀死人，现代科学的解释会说，那是用了胡克定律。而事实是：不知道胡克定律的中国古人也能造出弩。他又以中医为例说，按照现代医学理论，中医的很多机理很难说清楚，但是在西方医学引进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的健康主要还是靠中医药来维系。现在，即使是持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欧洲人至少也承认了中医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效用。　　中国人对科技感兴趣的高潮已经过去？　　饶毅曾在好几个场合谈到，今天年轻人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大幅滑坡。此次对话现场，提及与上海科教出版社再度合作出版《饶议科学 II 》，以及创办“赛先生”微信公众号等举动时，他表示，目的也是希望我们国家继续保持对科学健康、向上的追求，对真理的热爱，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想为扭转这种科学的滑坡做点事”。　　饶毅认为， 1949 年以后，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确实极大地增加，这个增加既有国家的推动，其中还有一件心照不宣的事，那就是中国人发现 1949 年以前读书、接着做了官发了财的人，再后来很多却坐了牢、被打死、财产被剥夺，所以觉得不如干脆读自然科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多人认为是在颂扬自然科学，真实是因为怕学人文社科惹麻烦，所以躲到自然科学这边来。　　但饶毅感到全国上下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高峰是在 1949 年到 2000 年。这期间，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投入了资源，人们也确实对科学感兴趣。如今，当人们发现升官发财重又成为一条道路的时候，饶毅担心中华民族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高潮已经过了，读书很可能又变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据他了解，在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曾排在理科录取分数最高的生命科学类专业，现在的分数线远落后于经济、金融等专业，一大批优秀的理科生毕业后，基本上都转行到了管理、金融等领域，科学的吸引力正日渐式微，“赛先生”并没有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已经在中国扎根。这种功利主义地轻易选择或放弃科学的态度让饶毅感到忧虑。他感叹：“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又不要科学技术了，恶习又复发了？” 　　对此，江晓原并不完全赞同。他觉得，优秀年轻人转向商科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实际上，社会只需要一小部分人投身科学就够了，因为毕竟科学只是一种用来实现目标的手段或工具，而目标则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人们不应把科学的地位抬得太高。他强调要“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并建议如果把科学比喻成人们厨房里的切菜刀——不可或缺，同时也有危险，需要妥善放置，或将有助于消减过去宣传中一些附加在科学上的价值和道德理念。　　对于江晓原的“科学工具说”，饶毅表示质疑。他认为，科学不是工具，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离不开逻辑、证据，需要诚实的态度，不断更新自己对未知的认识，其中科学精神的训练和养成是最重要的。譬如学习化学，不能只学习元素等一些知识点，更主要的是通过对拉瓦锡等一大批化学家对化学本质的不断探求，来深化对这门科学的认识。“科学研究需要逻辑思维和理性推理，也需要质疑、自我反省、诚信等精神。”饶毅说，他也不赞成简单地神话、颂扬科学，鼓吹全民热爱科学，而是希望科学思想和精神成为中国人日常文化的一部分，为公众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撑。　　 “科技体制改革值得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一个先锋” 　　现场有听众问起两位嘉宾对于“现在中国大学都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做学问的水平，中小学生以高考分数论水平高低也与此如出一辙”的看法，饶毅回答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和很多问题一样，在于社会缺乏信任。我任北大生科院院长以后，完全取消了这种方式，仔细地评价一个人这几年做了什么工作，而不是用简单的数字评价。用那个方法的原因是很多领导不愿意承担责任。”对此，江晓原表示深有同感：“我们现在数数，看上去是客观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出来负责。” 　　由此引申到科学教育、科研文化、科技体制问题，饶毅感叹：“如果我们的教育长期把有思想的人都变得没有思想，让没有思想的人得到提升，我们中国就不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我们如果都变成了这种唯唯诺诺、不会思考的人，那到最后中国就只能学习西方的成果，这不单单是西方强加给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产生思想，所以只能学人家了。我觉得这种教育的差别，看似很小，为了一时的方便，可是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他看来，中国的科学要发展，改革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可以是很好的一个契机。“理论上，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清楚、标准清楚，也有很多国内外过去 10 多年改革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绝大部分还没有得到推广，而事实上是可以推广的。”此外，饶毅指出，科技体制影响的人数量特别少，不像教育、经济体制影响的人那么多，但它的效应可以很大。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值得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一个先锋，从而使我国的科技在经费投入增加的情况下，真正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　　“希望年轻人在看到我们文章的时候，会有想法，变成他们思维的一部分。这样， 20 年、 30 年、 40 年以后，也许我们的科技体制、我们的教育，真的会有所改变。”对话临近尾声时，饶毅满怀期待地表示。; 2535 次阅读|16 个评论

尝试以新型产业转化模式突围--对中科院在新时期发展契机的思考: 热度 1 renlufeng 2014-5-16 12:51; 今天仔细拜读了白院长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大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靠什么支撑？》，有认同也有疑惑。从去年我就在写一篇文章，试图探讨在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下，科学院应该以何种方略实现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半年余过程，数易其稿，然终不得在此等高大上的报刊发表，今天放在科学网上，供同仁指点与批判。文中有些言语或许会有偏颇，不乏言辞激烈之处，可能对上有所冒犯，有朋友告诫我，“ 做不了先驱，也别做先烈 ”，因此，草民在此先行赔罪。白院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靠什么支撑？》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5/294386.shtm 尝试以新型产业转化模式突围 ——对中科院在新时期发展契机的思考任鲁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技术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近年来，国家先后发布“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支持鼓励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的指导意见，笔者作为中科院的基层科研工作者，结合十来年在生命科学领域学习和工作中所积攒的一点浅薄认识，试图结合实践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探讨一下中科院研究所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应该如何发挥其应有的科技创新作用。一、中科院的科技职能根据《中国科学院章程》所述，中科院的职责主要在于科技引领、人才教育、科学传播、决策建议和合作交流等方面，其中较为关键，也经常被院外人士“津津乐道”的就是科技引领作用，俗称“科技领域国家队”。但是，每次被称为国家队的时候，心中屡屡五味杂陈，有作为中科院人的自豪，也有很多名不副实的自惭和固步自封的忐忑。早年间对于中科院的认识就是科学家的大本营，亦有诸多前辈学者教诲，做科学就要甘于寂寞，潜心研究，做好学问。当然，这样的认识放在时下依然是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这一认识就变得相对片面起来。中科院作为承担国家科技引领任务的机构，如果只能做到埋头拉车，而不能抬头看路，无疑是欠缺甚至是不合格的。基础研究需要沉下心思，厚积而薄发，发现基本科学现象和解决基本科学问题，这是科技工作的基础所在，但绝非全部。科技如何能够指导和应用于实践，也是科技水平的重要评价因素，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市场态势，提升科技水平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基础研究获得多少理论突破和发表多少篇CNS论文上了，而科技成果如何能够符合市场的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直接改善国计民生的问题，成为摆在科技工作者和国立科研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针对目前我国的科研与产业脱节现状，本文试图探讨科学、客观、高效的实现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转化的可行途径。首先，需要解决一个基本的概念问题，就是科技的概念。曾经有人将科学和技术描述为，科学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技术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浅显的理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可以比喻成火药和手枪的关系，但目前在很多人眼中，倒像是小姐和丫环的分工，争取理解这一概念和关系，是转变观念的第一步。二、何谓科技，何谓创新其实学习过自然辩证法课程的人，都知道科学和技术本身是两个概念，简单来说，科学就是认识世界，而技术则是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手段。科学是一种发现和理解，并总结归纳来指导技术；技术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发明工具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其中也包括对科学的更深层次探索。由此看来，两者是互生互利的，并不存在谁服务于谁的概念。如果说中科院长久以来重科轻技，可能领导会不高兴，但习惯性的把科学称为研究方向、把技术称为支撑平台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希望今后再谈到科研一词时，大家能理解为科学和技术研究，而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仅有科学，火药至今也还是炼丹师的那一炉丹火。真正直接作用于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还是技术，当然，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这就引申出一个话题，科技创新到底是指什么创新？我们在这里妄下断言，能够得以应用的才叫创新。举个多年前的实例，某单位看到牛血清白蛋白是个具有市场效益的项目，利用当时还非常先进的基因工程技术表达了这个蛋白，雀跃之际突然发现，屠宰场从牛血中直接分离这个蛋白，比表达的成本低了上百倍。因此，高科技不代表着创新，只有在应用市场得到认可，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纠结创新概念是空谈，实现创新途径才是实干。三、市场是创新的核心来源，产业是创新的核心载体首先需要搞清楚创新的来源。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市场需求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市场需求的提升是为了满足此前的产品难以实现的功能，这就需要创新的产品诞生；市场规模的扩大是为了实现此前的产品成本降低以满足更多的受众，这就需要创新的工艺出现。市场对创新的指导作用无外乎这两种情况。因此，市场是创新目标的核心来源，只有创新才能满足市场所提出的要求。从创新的功能来讲，市场是关键因素，而从实现市场要求来讲，则是需要创新的产品，作为产品的提供者，产业或者说广义的企业，是实现创新服务于市场的唯一途径，是创新的核心载体。因此，一方面产业需要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成为创新的原始产地；另一方面，对于科研院所而言，如何实现创新和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使企业成为创新的移植受体继而实现市场产出，是现阶段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点，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相对薄弱的时期，这就意味着中科院在新形势下宝贵的发展机遇，当然也面临着打破传统观念和改革落后科研体制的挑战。实现这一转变，至少需要考虑人才、意识和转化模式等几个方面。创新和转化离不开人才的贡献，同时也需要培养符合实际的创新意识，成果的转化模式更需要体制上的改革探索。四、人才培育是科技创新的基本条件目前科技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海量信息化和专业融合化的特点。学科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用物理学理论和技术表征生物学过程、用生物分子存储数字信息、用信息技术模拟和计算化学反应过程、用材料科学解决医疗给药途径等等，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们必须在这个科技爆炸的时代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融会贯通的能力，才能赶上科技进步的速度。简而言之，从学科角度而言，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成为科技创新所需要的基础专业条件。科技创新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只有科技成果满足市场的需要，形成市场的产出，才能真正称为创新。科技成果和市场转化的断层，特别是兼具科研能力和市场意识的人才短缺，是现阶段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因此，选拔和培养专业/产业人才，让科研人员了解市场规则，主动调研市场需求，从而指导研发方向，并合理实现成果的转化，是科技创新所需的基础产业条件。专业交叉人才和产业交叉人才从何而来？无外乎“海龟”和“土鳖”。海外引进人才，受大环境影响专业优势较为明显，对前沿科技的接触和理解相对突出，但面临对国内的政策和市场环境熟悉程度不足，有必要培养市场意识。本土人才坐拥地利人和，但对于专业水平有待提升。如何安排和协调好具有不同优势的人才，因才施用，沟通协作，考量的是管理者的水平。学问高的能够有的放矢，路子野的能够上蹿下跳，文武全能的可以双管齐下和有效搭建沟通桥梁，则虽不足亦不远矣。涉及人才则离不开对人的评价和考核，多年来，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的评价与考核，一直是科研体制改革中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尤其引人关注，虽然近年来一直在说所谓的“不以文章论英雄”，但在实际操作上，发表几分的文章仍然是人才评估的最权威原则，甚至具有唯一性。在这一铁律下，从事技术创新的人才很难把精力放在创造具有经济价值的研发工作中，或者为了生存发展勉为其难的去创造SCI价值，或者干脆跳出院所自谋生路。因为科研体制管理体制的缺位和科研人才的评价与考核的诟病造成中科院原创科研成果和优秀人才的流失的现象越来越多，总是占据民意测评的头条，已经成为制肘中科院所科研进展的大问题。所以，如何发现和培养人才，关键在于意识的转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管理者的意识转变。五、加强产业意识是科技创新的根本出路如何将科技创新落在实处，不做无用功，形成的创新成果可以顺利转化为市场价值，科学家首先要形成最基础的产业意识。科学家可以在象牙塔中苦心经营自得其乐，但是想让成果被市场接受，被用户接受，不仅仅是成果的科学意义所能决定的。笔者曾经与地方上一个企业交流，此前该企业与中科院的某研究所合作，转化了一系列检测试剂产品，姑且不论技术水平如何，这几种产品市场容量都比较低，而且市场早已饱和，对于企业来讲，这些产品的商品化还面临建生产线和临床报批等等长期的过程和高昂的投入，直到现在，那些“产品”还仅停留于展板水平。不客气的来讲，如果不是去刻意忽悠企业的话，那这些科学家的产业意识未免过于薄弱了一些。企业家讲，“我们企业希望开辟这方面的市场，总觉得中科院的专家应该更专业一些”。我们当时的感觉可以用如芒刺背来形容。在中科院里，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成果转化和市场意识脱节已经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科学家传统的工作方式是发现一个有价值或者有兴趣的问题，申请经费支持，历尽艰辛研发成功，期望转化或者说卖钱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市场已经饱和，或者是市场不认可，衔接不上，其后者现象更为普遍。此前的工作和时间精力只能换几篇文章，这就是产业意识因循守旧的结果。关注市场、跟踪动态、充分调研、联合产业，时刻将市场反馈放在第一位参考要素，从确定研究方向就开始结合市场形势来思考。笔者几乎每年都要参加科学仪器展，多少能看出一点趋势，例如2010年的时候，一窝蜂的都在做离心机，2011年又扎堆来做色谱，去年3D打印又成了热潮，其中不乏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这与当年农村种植经济作物的盲目推广何其相似。期望科学家们不但可以慧眼识珠，也要舍得壮士断腕。产业意识不仅仅是科学家需要培植的素质，同样是管理者需要具备的能力，因为管理者还多了宏观指导和评估考量的职能。对于中科院的研究所而言，现阶段还将业务职责局限于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有欠缺的。即使有了一些难以执行的政策出台，依然任由研发方向“自由发挥”，成不奖败不罚，缺乏产业意识的正确引导和对创新转化的积极推进作用，那对于中科院的发展和地位将成为重大的危机因素。当然，中科院的创新成果转化工作受现有体制和政策影响，灵活性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囿于现状随遇而安，还是深入思考另辟蹊径？六、促进体制改革建立新型产业转化模式是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中科院体制下的创新成果转化必然面临着三大关键问题，其一，创新成果特别是知识产权属于国有资产，转化价值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保值的问题；其二，转化的实施主体是创新成果的原始研发人员，研发人员在成果转化后的工作性质和激励条件，也受到体制和政策的限制；其三，研究所作为学术科研机构在成果转化后的企业中发挥的作用，经常会出现欠缺产业经营管理能力、审批程序冗长繁琐、甚至外行指挥内行和将企业当成提款机等负面效应。科研成果具体价值的评估，是成果转化过程中非常令人头痛的环节。虽然有各式各样的评估方法，但大多数都是一个形式流程，最终基本上都是根据转化主体和受体直接的沟通协商来确定价值范围。大多数情况下，研究所会采用“门槛费”加技术股权的方式，股权比例通常都会选择30%这个中科院政策的上限。对于转化受体的企业而言，已经很少能够接受这种违反市场原则的条件了。如何评估转化价值的问题我们十分纠结，因为评估方法的科学性不需要质疑太深，我们需要转变的观念是避免出现狮子大开口的做法。作为中科院而言，成果转化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新层次创新的开端，利用产业促进力量可以将创新成果进行持续性研发。因此，不妨采用初期保本、中期跟进、长期收益的模式，在转化初期对于确实具有前景的成果转化，以保障原始投入作为评估依据；转化后以产带研，取得更多的延伸成果，可以进一步成为投入的资本；而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早产出早受益，局限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将丧失大好的局面和时机。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来源于其科技水平的价值，如果水平不足想必市场无人问津，换而言之，创新成果转化的成果与否，与成果的研发人员在转化后所起到的作用息息相关。所以，科研人员无论在研发阶段，还是在转化阶段，乃至转化后的产业化阶段，均需要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卖钱走人的情况只有两种：小儿科或者大忽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离不开激励形式，政策上也有了很多鼓励性的方针。比如中科院的利用留利提成折合股权的奖励政策，亦或是成果投资一定比例的股权奖励，去年底证监会和科技部还出台了《关于支持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确认股权的指导意见》，鼓励企业明确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中享有的权益，依法确认股权。但是，这一系列政策都存在两个不足之处，对于科技人员在企业中发挥作用的定位过低，以及指导性文件的执行力和操作性不足。我们认为，科技人员除了在创新成果研发和再开发中需要发挥作用外，也需要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的开发推进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意味着，科技人员需要在创新成果转化后的企业中成为具有话语权的主人身份，而非游离于核心框架外的打工仔。有待明确和解决的是，职务发明、兼职定位和股权来源，需要一个科学和合理的评估政策。其中，职务发明可以通过研发工作的承担主体来明确，由研究所和企业通过事先的协议约定；兼职问题不妨放开口子，研究所和企业本身已经通过转化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夹缠不清；创新成果作为技术股权，属于国有资产，能够作为奖励的仅仅杯水车薪，我们根据国家政策的导向性提出一个设想，能否在成果转化期间甚至之前，鼓励有志于此的科技人员自筹资金，或者先行建立转化雏形企业然后融资并购，或者在转化过程中由研究所和企业双方出让一部分折扣股权，试想，如果科技人员肯自掏腰包投入，对于后续转化的成功率和企业信心将大有裨益。对于中科院研究所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产业和市场能力非其长项，但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化又是大势所趋，不得不为之，如何更科学更专业的协调研究所和转化企业之间的关系，保障双方利益，高效有序发展，这就为研究所的产业化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成果的体现形式、转化前景、转化后的合作发展、人员队伍的管理评估、产权收益的合理使用等等，均离不开专业性团队的策划与实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科院研究所传统的通过行政职能部门管理产业化将成为历史，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成立研究所的资产管理公司，对内管理和持有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以及回馈转化收益；对外行使成果转化和投资权力，使创新成果转化去行政化，而以市场经济规则推进创新转化。最后一个问题则是现行管理体制所存在的弊端。根据科学院的办事流程，如果一个研究所的项目要向企业进行转化，需要经历所务会决议、向院条财局请示、获得批复、资产评估、国科控股审查、院条财局审查、国科控股国资备案、再次所务会决议等转好几个圈的审批程序。以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转化项目而言，六个多月的时间还没把这个圈圈画圆。市场经济讲究的是机遇稍纵即逝，而科技成果的转化对效率的要求则更加的苛刻，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容不得半点耽搁。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国外竞争企业推出了新款产品，并准备扶持代理人将产品在国内“贴牌”上市，进一步实现对中国市场的包围和蚕食，甚至可能让我们的自主研发成为落寞的陪衬。一位业界人士的点评指出：我们行政审批的拖字诀，成功的养肥了老外，干掉了自己。我们呼吁相关的管理工作者，请切实的简化成果转化审批程序，提高科技创新的转化效率。请具有决策权的领导们有所担当，将手中的权力用在推进国家科技和经济水平进步的助力上，权力不是通过“不做事就不犯错”理念来回避风险的尚方宝剑。总体而言，所谓的新型的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化模式，主要包括科学评估成果价值、关注长远收益抓住时机以小博大、鼓励科技人员发挥转化的主导作用、打破繁文琐节以高效建立遵循市场规则的产业化管理体系。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化市场经济时代，产业的发展成为现阶段国家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科技创新对产业的推动作用也提升到了前所未及的高度。中科院需要在这样的新时期中，更多的发挥其对于科技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扭转观念，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中科院人在这个时期所应尽的义务。本文探讨了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对于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化工作的思考和不完善的浅见，希望能够给决策者提供一点点思路，希望为中科院在新时期的发展尽些许绵薄之力。 2013 年7月5日成文 2013 年11月5日一修 2014 年4月29日二修 2014 年5月15日完稿; 个人分类: 科普|2008 次阅读|0 个评论

读报随想-9：关注基金委在深化改革中的变化: 热度 6 sqdai 2014-3-18 09:34; 科研工作者，特别是科研工作骨干，应该密切关注国家科技发展的态势和科技政策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为基金委）的动向是一个 “风向标”。这是因为它是主管基础科研的重要机构，掌管着大宗科研资源的分配大权，还因为它由一批睿智的资深科学家掌控和影响着，所出台的政策、规定基本上符合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利益。在当前的深化体制改革的潮流中，基金委有何动静？近日读到媒体对现任（第六届）基金委主任杨卫的两则专访：《中国科学报》的《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敢为人先》（ 3 月 12 日，见链接 1 ））和《人民政协报》的《着力打造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升级版》（ 3 月 11 日，见链接 2 ），现特予解读，与朋友们分享。前者简约，后者详尽（可视为前者的扩展板），因此，时间紧缺的，浏览前者足矣，而时间充裕的，不妨细读后者。这两篇专访带给我们的主要信息是： —— 与国家经济形势发展向适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发展从快速增长期转入发展速度换挡期（或即结构调整期）。其集中表现是 2004-2012 年的年均增长达 28.5% ，而 2013 年为个位数增长。 —— 基金委将通过“ 四力齐聚 ”（亦即“ 保持定力、深部着力、精准发力、有序有力 ”）来应对形势的挑战，大力提升科学基金管理的效率，打造科学基金管理升级版。 —— 基金委本着避免交叉重复、提高资助效益的原则，提出了项目优化整合方案。采取了如下 “撤、转、并” 措施：撤：撤销青年 - 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类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和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转：青少年科技活动专项、科普项目、优秀科技期刊专项的功能转移到中国科协管理；并：整合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合并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经过整合优化后，基金委项目类型减少了 12 类，缩减为 18 类。 —— 基金委将加大力度推进项目成果开放共享，有计划、分步骤地落实信息开放共享工作。将加强申请人库、项目库和成果库等的建设，将自然科学基金与社会科学基金的查重范围推广到全委范围， 2014 年年底前实现项目结题报告、研究成果报告和资助项目申请摘要等信息全公开。 —— 基金委将加快规章体系建设进度。力争在两年内完成全部立法工作计划；同时在部门规章制定或修订过程中，进一步规范、简化及优化项目评审程序。 —— 2014 年上半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将要出台，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设置间接费，取消劳务费上限。 —— 基金委正在抓紧制定《评审专家工作管理办法》、《评审专家行为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同行评议手册》等有关规章规定的制定工作，巩固和完善依靠专家、民主决策运行机制，明确评审工作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保障评审专家充分履行责任，正确行使权力，扎实推进评审工作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评审队伍建设。完善同行评审专家遴选机制，探索专家库使用效果定期评估机制。 —— 基金委将对学术不端行为更加严厉的举措。一方面，大力开展科研诚信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严厉查处科研不端行为切实构筑起遏制科研不端行为的“高压线”。总而言之，基金委已经或正在采取有力措施深化体制改革。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每个人应该做出何种反响？我认为，应做到： 1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形势正在不断变化，我们应尽力跟踪相关的发展动态，努力学习并认真执行新出台的方针、政策，享受新举措带来的做各种好处。 2 ）以主人翁的态度投身于体制改革实践，努力献计献策。 3 ）应该认识到，在未来的 5-10 年间，基金委的资助格局将基本上维持不变，资助率和资助强度将保持为目前的水平。我们想获得基金资助，应立足于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 4 ）坚守学术诚信，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愿就以上问题与大家进行广泛交流。写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晨【链接1】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敢为人先——专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敢为人先 ——专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日期 2014-03-12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陈晨 “现在的我可是‘八面玲珑’。”谈到掌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年多来的体会时，杨卫标志性的爽朗笑声又在他办公室里回荡。他解释说：“基金委一共有8个科学部，在日常工作中，我必须面对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要能和他们说得上话，还要同不同国家的专家进行交流，这对我本人也是很大的挑战。” 　　在两会召开之际接受采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个关键词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围绕这个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基金委主任杨卫打开了话匣子。全面优化整合资助格局　　科学基金在经历了2004年到2012年年均增长28.5%的高速增长期后，2013年，由于国家财政增速进入调整期，中央财政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增速也进行了调整。　　“这是由我们国家整体经济形势所决定的。”杨卫说，“我国目前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状况：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金委认真分析与梳理已有的项目资助类型，以期对现有资助格局进行优化，提高资助效率。这项工作刚好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相契合。　　杨卫强调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基金委将通过“ 四力齐聚 ”面对挑战，“ 保持定力、深部着力、精准发力和有序有力 ”，大力提升科学基金管理的效率，打造科学基金管理升级版，使基金委成为科学家之友，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按照国务院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的要求，根据改进科研和人才项目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减少项目、合并归类、简化程序、改进方法 ”的要求，基金委对科学基金现有资助格局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对各类型项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本着避免交叉重复、提高资助效益的原则，提出了项目优化整合方案：　　取消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类型，将其并入面上项目。停止资助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相关功能转移到教育部管理。为避免与国家对重点实验室的稳定支持相重复，拟撤销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取消青少年科技活动专项、科普项目、优秀科技期刊专项，相关功能转移到中国科协管理。整合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合并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同时做好与科技部仪器开发项目的衔接。　　经过整合优化后，基金委项目类型减少了12类，缩减为18类。“这有利于集中资源于优势项目，更有效地利用经费。”杨卫说。推进信息公开资源共享　　促进开放共享，加强资源积累，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是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另一项重要内容。　　“加快推进资助项目成果信息开放共享，履行国家财政资金的社会责任，促进资助成果服务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基金委的责任之一。”杨卫说，“基金委正与科技部等密切配合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加大力度推进项目成果开放共享，有计划、分步骤地落实信息开放共享工作。” 　　据悉，新版“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于2013年7月22日正式发布，在新版网站中更新了2006、2007、2008～2011年以及2012年批准结题的主要类别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中的成果信息；补充更新了结题项目的结题摘要；改版后的网站共收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题项目92585个，项目成果1367678个。　　在2014年，基金委将加强申请人库、项目库和成果库等的建设，将自然科学基金与社会科学基金的查重范围推广到全委范围，年底前实现项目结题报告、研究成果报告和资助项目申请摘要等信息全公开。　　另外，杨卫告诉记者，在完善查重机制方面，基金委实行了自然科学基金与社会科学基金的查重机制。　　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一年度内，已经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相同的人和相同的项目我们都会避免重复资助。” 进一步完善建章立制工作　　上任一年来，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杨卫与全国科技工作者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粗略地统计一下，一年来走访了40多个单位，包括20多所高校，中科院10多个所，还有国防基地、医院等。”广泛听取科技界的声音让杨卫收获颇多。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也被高度重视。　　接下来，基金委将加快规章体系建设进度。“力争在两年内完成全部立法工作计划；同时在部门规章制定或修订过程中，进一步规范、简化及优化项目评审程序。通过规章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为规范评审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使得所有类型项目的申请与评审、资助与管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杨卫说。　　基金委还在不断简化、规范项目评审程序。“目前我委所有类型项目均实现了网上申请、网上评审，项目管理所有关键流程均纳入信息管理系统，除面上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外的所有项目均实行了在线申请方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信息系统建设力度，将所有类型项目的全部管理流程纳入信息系统管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力争实现全部项目的在线申请和无纸化申请。” 　　杨卫进一步介绍说：“从评审形式上看，我委所有类型项目的通讯评审都实行了网上评审方式；会议评审也将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减少评审会议的数量和时间。” 　　有关优化评审流程、改进评审方式的具体措施和案例如下：不再实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部门推荐申请方式，简化海外与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中期检查环节，调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模式。　　还有一个重要的改革内容是，调整现行经费管理办法，赋予科研人员更加灵活的经费安排使用权。据杨卫透露，基金委正配合财政部抓紧修订完善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预计在2014年上半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将要出台，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设置间接费，取消劳务费上限。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38/info40159.htm 【链接2】着力打造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升级版——专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着力打造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升级版 ——专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日期 2014-03-11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李将辉 “筑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这是2013年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原校长杨卫走马上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后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提出的新的战略目标。一年以来，围绕建设“科学家之友”的发展愿景，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基金委做了哪些工作？其管理水平如何更上一层楼？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现状如何？什么时候会有大的突破？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应从哪里着手？就科技界及社会公众关心的这些话题，全国两会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与我们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 保持定力、深度着力、精准发力、有序有力 ”，不断提升科学基金管理效率，着力打造科学基金管理升级版。　　■问：请您介绍一下过去一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情况。　　■答：根据统计数据，2013年基金委共受理来自全国2223个依托单位提交的161888份各类申请，择优资助了1489个依托单位的各类项目38920项，顺利完成235.24亿元的资助计划。　　面上项目资助16194项，金额120亿元，平均资助强度达到74.10万元，平均资助率为22.46%，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资助重点项目564项，金额16.63亿元，平均强度达到294.86万元，比上年提高3.6万元；资助1年期小额探索项目546项，2年期项目50项。　　批准重大项目22项，资助经费3.90亿元。批准实施4个重大研究计划。完成26个重大研究计划资助工作，金额7.26亿元。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资助50项，金额1.50亿元，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资助49项，金额9.13亿元。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52项，金额1.26亿元。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5367项，比上年递增9.59%，平均资助率为25.20%，资助金额37亿元。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399项，金额3.99亿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8项，金额3.88亿元。资助创新研究群体29个，金额1.70亿元。对已实施3年或6年的38个群体通过考核实施延续资助，金额2.26亿元。资助地区科学基金2497项，金额12亿元。　　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企业设立的13个联合基金共资助495项，金额5.10亿元。与中科院和工程院联合启动了21项战略研究项目，深入谋划未来基础学科和工程科技发展战略。　　资助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109项，金额3亿元；资助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155项，金额2.5亿元。　　■问：相比之前，有何变化与特点？　　■答：相比过去，2013年基金委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变化。　　过去，基金的财政拨款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据统计，从2004到2012年，财政拨款平均增长率达28.5%；但在2013年，财政拨款相较于2012年却略微减少。这一变化是由于我国经济和中央财政在去年处于“ 三期叠加 ”。首先，中央财政与GDP增速相适应，处于发展速度的换挡期，从两位数的增长过渡到1位数。第二，处于结构调整期。近年来，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也发生了变化。据统计，2012年企业投入占总经费的76%，但企业一般在基础研究上投入较少。第三，我们也处在对以往政策的消化期。过去在研究经费增长较快的前提下，我们在资助进行中项目的同时，有一大部分经费支持新批准的项目。但在刚性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还维持同样的资助规模就会有一些压力。　　■问：针对这些变化，基金委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　　■答：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确定了“ 保持定力、深度着力、精准发力和有序有力”的原则，希望不断提升科学基金管理的效率，着力打造科学基金管理升级版。　　“保持定力”是指在财政拨款增长率降低的背景下，通过制度设计继续保持近240个亿的资助计划维持不变。　　“深度着力”是对基金的项目管理和设置重新梳理。2013年，我们本着避免交叉重复、提高资助效益的原则，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格局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梳理，将30多个类型项目压缩至18个。如终止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相关功能转移到教育部管理；取消青少年科技活动项目、科普项目、重点学术期刊项目等，相关功能转移到中国科协管理；在基金内部合并部分类型项目，如将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并入面上项目，将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与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合并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等。　　同时简化、规范项目评审程序。所有类型项目的通讯评审都实行了网上评审方式；进一步减少评审会议的数量和时间。不再实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部门推荐申请方式，简化海外与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中期检查环节，调整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模式。　　“精准发力”是指对少数项目加大支持强度，如在重点项目和青年基金上考虑增加资助强度，并协调与其他人才计划之间的关系等。　　在这些措施下保证基金稳步发展，做到对增长基础研究经费的诉求“有序有力” 。　　相比2012年，2013年基金的申请量下降了近2万项，使资助率得以提高。这并不是说科技人员申请积极性下降，而是我们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如果连续两次申请基金都不成功，就暂停一次申请。这样一方面有助于申请书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评审的工作量，提高评审质量。　　■问：基金委决定着力打造科学基金管理升级版，2014年基金委在管理方面将有何新的部署？　　■答：2014年，我们一项重点任务就是继续加大信息化建设的工作力度。目前我委所有类型项目均实现了网上申请、网上评审，项目管理所有关键流程均纳入信息管理系统，除面上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外的所有项目均实行了在线申请方式。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信息系统建设力度，将所有类型项目的全部管理流程纳入信息系统管理，建立和完善项目库、申请人库、评审专家库、依托单位库、工作人员库、成果库等6个基础数据库；建设申报与在线教育系统、相似度检查系统、智能辅助指派系统、远程评审系统、专家评价系统、管理评价系统等 6 大系统。同时，拓展信息服务功能，建立公益性信息分中心和数据云，为科学家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2013年7月，新版“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发布。其中更新了2006、2007、2008-2011年以及2012年批准结题的主要类别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中的成果信息；补充更新了结题项目的结题摘要；改版后的网站共收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题项目92585个，项目成果1367678个。2014年要继续加强申请人库、项目库和成果库建设，将自然科学基金与社会科学基金的查重范围推广到全委范围，年底前实现项目结题报告、研究成果报告和资助项目申请摘要等信息全公开。　　此外，加快规章体系建设进度，力争在两年内完成全部立法工作计划；抓紧制定《评审专家工作管理办法》、《评审专家行为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同行评议手册》等有关规章规定的制定工作，巩固和完善依靠专家、民主决策运行机制，明确评审工作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保障评审专家充分履行责任，正确行使权力，扎实推进评审工作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评审队伍建设。完善同行评审专家遴选机制，探索专家库使用效果定期评估机制。坚持遴选具有战略眼光、较高学术水平和良好职业道德的专家学者。通过科学规范评审管理工作，不断提升科学基金制的公信力。　　在联合资助方面，完善联合资助模式，引导地方或行业投入基础研究，促进科学基金与区域及行业的协同创新。总结与广东、云南、新疆、河南、福建等设立联合基金资助工作的成功经验，夯实行业、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基础。2014年要在深入调研总结的基础上，启动有关联合资助管理办法修订。　　在开放合作方面，努力寻求对中国科学发展更为有利的国际合作空间。2014年拟成立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加强战略咨询；设立重大国际合作研究计划项目，根据实际需要将不同国家、不同单位、不同学科的卓越研究者集中于一个“项目簇”，打造整合研究资源的资助平台，为吸纳国外研究资源、提升我国科技国际影响力提供资助渠道；进一步完善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资助管理制度，加强跟踪管理，促进获资助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高资助成效。　　不同年龄和科研职业发展阶段的人才，有着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科研需求，应该因材制宜采取不同资助模式，完善人才资助谱系和评价机制。　　■问：据了解，2014年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简称杰青）设立20周年，您如何评价20年来杰青的发展？与其他人才计划相比，基金委的人才计划有何特点？　　■答：按照严格的遴选标准，20年来有3004人获得杰青资助。目前中科院60岁以下的院士有85%以上都得到过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该基金是面向全社会的，学科全覆盖的，经过长期积累的，已经成为国家人才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品牌。　　与其他人才计划相比，科学基金的人才计划首先具有奠基性。在总体布局上，科学基金人才体系对国家科技人才队伍成长具有铺垫作用，可以反映国家科技人才的“基本面”，是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晴雨表”。特别是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覆盖面广，被称为科研人员的“第一桶金”，具有稳定和育苗作用。　　二是具有引领性。杰青是科学基金资助的人才品牌，在科学基金人才体系中具有高端引领的作用，对国家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也有着品牌示范作用。　　三是具有系统性。科学基金的完整“ 人才链 ”，构成了与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人才成长需求相适应、逐步递进发展的严整有序的资助系统。　　四是具有平衡性。科学基金强调培养后备人才和激励前沿一线人才相结合（后备与前沿），稳定国内人才和吸引海外人才相结合（国内与国外），择优支持科技先进地区人才与择需扶植欠发达地区人才相结合（先进与落后），促进学术领军人才成长和培育创新团队相结合（个体与团队），同时注重培养女性科研人才。　　五是提倡创新性。坚持人才评价的创新价值导向，在人才类项目遴选中，注重创新实绩和创造潜质。　　六是提倡开放性。强调人才遴选的国际化，注重拓展创新人才的国际视野，不断完善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资助管理机制。　　2014年是杰出青年基金设立20周年，我们将认真总结杰出青年基金20年资助经验和成效，前瞻国际人才发展态势，深入研究国家人才发展格局及其变化趋势，筹划培育新一代学术领军人才，为建成创新型国家提供智力支撑的战略思路。同时，努力争取进一步加大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力度，探索对人才的稳定、可持续的支持机制；展宽年龄分布带，避免在年龄上限附近的层状板结，防止评审时的“论资排队”现象。 2014 年上半年将出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管理办法》。　　■问：在人才培养方面，您有何心得和建议？　　■答：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技人才是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根本依靠。不同年龄和科研职业发展阶段的人才，有着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科研需求，应该因材制宜采取不同资助模式，完善人才资助谱系和评价机制。例如，刚刚起步的年轻学者，往往条件窘迫，需要雪中送炭，克服科研启动的“静摩擦力” ；处于助跑、加速阶段的学者，需要适时鼓劲、加油，保持创新激情；向着科学目标冲刺的学者，需要锦上添花，有力助推实现超越。　　我们的目的是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重视区域人才培养，积极培育领军人才和团队，探索创新人才的遴选、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努力使科学基金成为稳定和培养创新人才的平台，成为施展科学才华、实现创新梦想的舞台。　　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和惩治并重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构筑遏制科研不端行为的“高压线”。　　■问：在人才培养中，科学道德也是重要一环。2013年，基金委召开了科学道德建设通报会，引起了国内外较大反响。这是否意味着基金委对待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更加严厉，您认为目前这些举措效果如何？　　■答：2013年8月，我委在京召开“ 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不端 ”情况通报会。会上，通报了2010年以来受理科研不端行为投诉举报和处理情况，公布了6个典型案例，介绍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新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经过我们的调查认为，总体说来，目前学风略有好转，应该说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直接抄袭等学术不端现象变少了，但有了新的变化，利用网络手段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成为了新的模式。同时，由于现代通讯手段的增多，评审过程中“打招呼”的现象也有所增多。　　针对这些新变化，我们也探索采取增加公开、缩短会评时间等手段来应对。　　事实上，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直遵循最佳实践原则，希望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和惩治并重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　　一方面，大力开展科研诚信宣传教育。一是2011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内率先启动了科研诚信宣讲活动，先后在北京、湖南、江西、四川、吉林等地进行巡讲20余次，听众达万余人次。二是精心组织优秀教材的翻译出版。我们从国外数十本有关科研诚信教材中精心挑选了《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一书，组织翻译出版，并联合科技部、教育部等6部委的7个科研诚信机构共同推荐，引导学生和科技工作者深刻领会科学道德和科学职业的伦理精神，倡导将科学道德列为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必修内容。三是坚持正面教育的同时，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做到调查一个案件，教育一批人，寓科研诚信教育于科研不端行为的查处过程。　　同时，加强科研诚信规章制度建设。完善了《监督委员会章程》、《关于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等法规，启动了评审专家行为规范的制定，并联合其他部委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等，不断完善使科研诚信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另一方面，严厉查处科研不端行为。2010年以来，我委监督委员会共受理投诉举报等468件，查实处理情况也在百件以上，这些情况确实让我们觉得目前我国面临的科研诚信问题不容乐观。仅2013年一年，就撤销36个已资助项目，处理当事人75人，其中给予12人通报批评，54人内部通报批评，对6个依托单位做出了内部通报批评或书面警告处理。2013年处理的案例数为历年之最，切实构筑起了一道遏制科研不端行为的“高压线”。　　未来中国科学的良性发展应该达到三个目标：具有世界显示度的总量并行，在学科发展主脉络上的标志成果，由科研突破所记录的源头创新。　　■问：您曾经提到，虽然我国对研发经费的投入保持较快增长，但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仍有待加强。您认为应该发展到什么标准？　　■答：2012年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只占RD总额的 4.8% ，从全球看，这个比重相对较小。美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大约为17%，日本大概为12%，俄罗斯19%，法国26%，韩国18%左右。除美国外，我国的GDP比其他几个国家都高，RD也可能比他们高，但是基础研究经费所占的百分比远低于他们。一个国家的科技向高层次发展需要创新驱动，而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技术之本。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得以枝繁叶茂的根基，固本溯源，基础研究在我国科技发展格局中应被高度重视起来。　　■问：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基础研究所处的阶段，对于未来发展是否会有一个时间表？　　■答：总体上看，我们在若干前沿技术领域基本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行的发展。但我目前尚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过程的时间表。我认为，未来中国科学的良性发展应该渐次达到以下三个目标：具有世界显示度的总量并行，在学科发展主脉络上的标志成果，由科研突破所记录的源头创新。　　具有世界显示度的总量并行可以理解为国际上对你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以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为例，应做到世人对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的引用次数要与科技先进国家在一个量级上。“十二五”规划前，我国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在世界上大约排在第八位；2013年这个名次升到了第五。预计到2015年，可能达到第四或第三的位置。2020年，希望能够达到第二位。在某些学科上，如材料、化学等，将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在引用总量上超过美国。　　在学科发展主脉络上拥有标志成果是指在学科发展的主要发展脉络上，有一些里程碑或关键点是中国研究出的。例如在国外近期出版的一本期刊《科学观察》中，列举了世界上目前100项科学热点，其中只有一个——铁基超导，提及到以中国学者为主的贡献。事实上，铁基超导并不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设想，但在最近数年中，被引用的有关铁基超导的论文有超过一半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成果。这代表着：对铁基超导来说，虽然前一两个里程碑或许不是我国的，但后面几个发展的里程碑都来自我国学者的贡献。在整个科技发展的主要脉络中，这个主航道创新过程是此起彼伏、中国的贡献应该时隐时现。希望中国每年都可以有几个里程碑性成果出现。　　第三个就是源头创新。我们目前在某些领域有了一些突破。例如2013年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成功实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虽然这个理论假说不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自1988年开始，就不断有理论物理学家提出各种方案，然而在实验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013年，我国的实验团队利用创造性的实验方法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并且几个月之后，日本人把它验证了。如果未来这个发现导致了新一代信息发展的变革，那源头就在中国。　　再比如，我们一直认为天然金刚石结构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结构。但中国目前合成了一种新型材料，类似俄罗斯套娃结构，可能比金刚石更坚硬，并利用量子限制效应解释它为什么硬的原因。这一理论如果被人们证实或接受，就有可能引起物质科学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项目都得到过科学基金的资助。　　目前，我们应该深入分析我国基础研究从跟踪到并行发展的转型特征，统筹实施重要基础研究培育计划；理顺资助格局，持续支持高水平创新研究，蓄积创新驱动之源；坚持点面结合统筹部署，拓展探索疆域，促进学科均衡发展和交叉融合；积极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前瞻部署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带动作用的基础研究，加大对重点战略领域支持力度；加强重大科研仪器创新研制，打造先进工具；加强联合资助工作，推进协同创新；深化国际合作研究，拓展国际合作网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与国际科技界携手努力，应对全球共同挑战。　　■问：科技体制改革一直是一个日久而弥新的话题。在这方面，基金委采取哪些措施？工作的重点是什么？有什么新举措？　　■答：按照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长远部署，基金委既要推进实施急需、管用、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又要着力完善具有稳定性、长效化的体制机制。　　我们正密切配合财政部，抓紧修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管理办法》，完善经费开支范围、监督管理等各项内容，实行间接费用和直接费用分开的制度。此外，我们密切配合科技部等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加大力度推进项目成果开放共享。在完善查重机制方面，我委已经实行了自然科学基金与社会科学基金的查重机制。有计划、分步骤地落实信息开放共享工作，目前已公开科学基金结题项目56954个，项目成果819539个。　　我认为，应该加强对一些普遍性问题解决方案的顶层设计。例如在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上，各类评价主体仅在各自工作领域内开展评价活动，如果仅从一域改起，难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整体改革，因而必须加强统筹。但要注意在推进相关任务落实上要尊重差异性，注重分类指导。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38/info40152.htm 【链接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历任主任名单唐敖庆（ 1915-2008 ），任期： 1986.02—1991.08 张存浩（ 1928- ），任期： 1991.08—1999.12 陈佳洱（ 1934- ），任期： 1999.12—2003.12 陈宜瑜（ 1944- ），任期： 2004.01—2013.02 杨卫（ 1954- ），任期： 2013.02—; 个人分类: 科研方略|8805 次阅读|16 个评论

今年的政协一号提案与科技体制改革: fqng1008 2014-3-10 10:44; 那天，读到韩健的博文“政协一号提案——让市场决定科技资源配置”颇为振奋，并转了过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17e990102eap6.html ）。今天，读到《深圳晚报》的 “政协001号提案关注科技体制问题：科研经费世界第三，创新指数却排35位”，更是感慨不已。在一个人均GDP并不太高的国家，为什么科技投入与产出如此不成比例？《深圳晚报》列举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将其归为三大类：评奖成科研人员争夺名利的大战；经费集中在少数有“名号”的人身上；论文数量多但成果转化率不够高。的确，随着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我们传染病领域、中医药领域也受到高度重视，这些年仅仅“十一五”、“十二五”重大专项就投入几十个亿，但遗憾的是产出远低于其他项目。大家一方面明明知道自己并无可靠的项目基础，另一方面面对科研经费时却个个争先恐后，出现了“不拿白不拿”的局面，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每年的政协一号提案，通常是紧贴社会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根据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秘书处提案组公布的信息，由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被列为2014年政协一号提案，可见其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回顾梳理最近10年的政协一号提案，2005年关注“三农”问题，2006年关注两税合并，2007年关注保障房建设，2008年关注资本市场，2009年关注就业问题，2010年关注低碳经济，2011年关注城乡社保一体化，2012年关注实体经济，2013年关注绿色农业，2014年首次关注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今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正是体现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想想看，我国财政科技投入35年间增长了100多倍，产出却是如此的不理想。问题在哪里？一方面，“有形之手”越过“无形之手”去指定产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在“市场失灵”的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有形之手”又显得那样的力量不足。可以看出，行政化的科技政策就像一个典型的暴发户，不顾产出与效益地想当然地大量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也是一种潜在的犯罪。甚至，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内心深处也隐隐有种作孽的感觉......;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886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技体制改革真的要来了！？—看最新的政协一号提案: dongzhengya 2014-3-4 14:53; 2014年3月2日，政协一号提案正式出炉，提案聚焦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全国政协“一号提案”揭开神秘面纱。由九三学社提出的《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建议》成为今年政协一号提案。这也是九三学社连续两年“中标”一号提案。今年“一号提案”将目光聚焦在科技领域，多少令外界感到意外。在各界人士看来，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科技领域蕴含着超万亿巨大市场。该提案也是九三学社今年提交两会的三大重点提案之一，将由九三学社成员在全国政协大会进行口头发言。作为每年两会关注的焦点，“一号提案”备受关注。一般认为它并非简单按照提交提案的时间来确定，而是根据改革动向、社会背景和提案质量来综合确定，因此，“一号提案”往往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指向意义。梳理 2005 年以来的全国政协“一号提案”主题，分别聚焦三农、两税合并、保障房建设、资本市场、就业、低碳经济、城乡社保一体化、实体经济、绿色农业等九大领域，从此后的实际推进情况来看，这些领域均有不小突破。因此，今年“一号提案”聚焦的科技领域，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分析人士认为，科技领域涵盖电信服务、计算机软硬件、新材料、新能源、航天航空、生物医药、互联网等多项细分领域，市场潜力巨大。科技领域成为“一号提案”聚焦点，凸显了其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未来进展值得关注。该提案拟作为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九三学社中央名义提案备选材料，提案名称为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建议。　　以下为提案全文：　　从 1978 年的 52.89 亿元到 2012 年的 5600.1 亿元，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 35 年间增长了 100 多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投入体制机制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也逐步显现。譬如，科研经费管理常常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有时候，一些科研人员因为贪污滥用巨额科研经费而身陷囹圄；更多的时候，广大科研人员则因为要应付名目繁多甚至荒唐可笑的审查，诸如提前一年或几年给出要开什么会、在哪里开会、多少人出席以及开几天的计划等等，而不能潜心科研叫苦不迭；又如，以行政为主导的科技资源方式往往造成政府职能的越位与失位并存。一方面，“有形之手”常常越过“无形之手”去指定产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结果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在“市场失灵”的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有形之手”的力量尤显不足——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到 RD 支出的 5% ，远低于创新型国家 15% 以上的比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建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全社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一、以绩效为导向，建立健全针对不同创新活动的分类评价机制，改进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基础研究，要不断完善同行评议，逐步规范国际评估体系并加大推广实施力度；提高对大学和研究机构固定投入的比例，开展相应的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对于产业技术创新，应采取市场评价的办法，以普惠性政策调动企业和社会的创新积极性。如，弱化甚至取消科技进步奖，以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试行“项目贷款制”，即在政府技术创新项目中采用低息或无息贷款形式进行投入，贷款需在结题后偿还，对于转化效益突出的项目，可予减免；通过税收减免、“划线补助”等后端补助方式，实现市场对技术创新成果的评估、筛选和激励；总结科技银行试点示范经验，加快推广混合所有制的科技银行发展；进一步细化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发挥政府采购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二、推进应用型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以及研发成果资本化。支持大批小微科技企业和新型研发组织进入应用研发的各个环节，做优做强科技服务业；推进技术市场建设，明确产权关系，促进产权交易；尽快推广知识产权法院，大力发展知识产权经营企业，提高知识产权特别是公知公用知识产权的利用率。　　三、加快构建跨部门的、共建共享的国家科技信息系统，实现国家科技项目信息和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提升科技计划项目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加强科研经费分配的统筹协调，避免分散和重复。　　四、对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和前沿性的科技项目和平台建设，应由政府直接投入，但要加强统筹，避免重复低效立项，而具体实施可交由第三方负责∩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模式，针对重大工程技术、重大专项、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组建若干专项基金委员会，负责相应项目的实施。有些公共平台可以交给企业实施。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力量整合，建立少量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实验室。　　五、释放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不要搞很多人才项目给人才“贴标签”，要让真正有创新能力、有创新意识的青年人才通过竞争脱颖而出，逐步形成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使用、晋升和利益分配机制；实施一些特殊的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的政策，如科技人员依靠财政资助项目的成果进行创业，知识产权可完全归创业者个人；高校院所研究人员可在科技企业兼职，等等。; 2080 次阅读|0 个评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科技体制改革”首次纳入市场体系中阐述: fenice 2013-11-18 11:27; 三中全会公报有一段话：“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放在第三部分“加快完善市场体系”的最后一节。不禁对这种安排产生了疑惑，不知决策者出于什么考虑，将科技体制改革放在市场体系环节里，难不成要将科学技术市场化？重视科学应用化？不禁想起了之前饶院长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文中提到的美国科学家之面包和面包屑的比喻，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与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一个道理。将《决定》中深化体制改革章节摘录下来：（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2）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3）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4）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自上述摘录内容中，我们能否解读出未来十年将是应用技术快速发展的年代？基础研究摆在什么位置？关注一下决策者的这个安排，静观随后的动作。 —————————————————————————————————— 写完了，又八卦了一下出台过重大决定的三中全会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描述安排。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描述为：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中央将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0条，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并列在第8大条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2条，科技体制与教育卫生文化体制并列在第10大条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共16条。科技体制没有出现在大的标题行内，放在第3大条“加快完善市场体系”里。; 253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科研腐败“触目惊心”,惹怒科技部长: 热度 1 lgjszy 2013-10-14 14:31; 唾手可得王俊平　作来源：新华每日电讯4版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10/14/c_132795884.htm 2013年10月14日吃喝拉撒睡,都能挤占科研经费:从39份审计报告看科研腐败“黑洞”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记者李柯勇、席敏、李亚楠、陈刚、叶前) 1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对科研经费“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近年来,科研腐败已成热点话题,违法违纪案件时有曝光。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了近3年审计机关对国家各部委、各省份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发布的数百份年度审计报告,发现涉及“问题科研经费”的至少有39份,问题均发生于2007年至2012年这5年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能挤占科研经费梳理这些报告,看看纳税人的钱都去了哪里,人们或许能理解科技部长的怒气从何而来。 39份审计报告显示,科研经费“扩大用途”“挤占挪用”已成普遍现象: ——工资福利。一些单位用科研经费给职工发工资奖金,或是用作人员、办公经费。 2012年,国家旅游局所属中国旅游研究院在课题研究经费中违规提取院基金83.8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等支出。发钱过千万元的并不少见。2009年至2011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在科研经费中列支工资福利费等1278.11万元,其中2011年发生532.3万元。有的单位甚至发了上亿元。2010年至2012年,交通运输部在没有细化人员经费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从其管理的543项科研项目的15.56亿元预算总额中安排人员经费1.86亿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 ——吃。 2009年至2012年10月,科技部所属知识产权中心在课题经费中列支职工食堂餐卡充值费13.48万元。 ——会议、考察、出国。 2011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碳专项项目中列支无关人员会议费、考察费等69.18万元。 2012年9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公司承担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专项相关课题时,在课题任务合同书中没有出国费预算的情况下,列支出国费32.96万元。 ——买车、交通、零花钱。 2007年至2009年,陕西两所高校分别用项目经费41.9万元和29.36万元购买小轿车和旅行车各1辆。 2009年至2012年10月,科技部所属知识产权中心在课题经费中报销与课题无关的职工个人交通费用30.15万元,其中2012年10.8万元。 2009年至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部分科研人员在其承担的专项课题经费中,报销火车票费用20.7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审计报告特别注明,这些火车票是“自行搜集的”,与课题无关。陕西15所省属高校2007年至2009年29个“科技创新”项目中,列支家庭和个人电话费、私家车保险费和汽车油料费等38.38万元。 ——盖房、装修、买家具。 2008年至2010年,贵州两所高校挤占挪用教学科研等办学经费1745.4万元,主要用于高校经济适用房建设及投资经营性资产等支出。 2011年,中科院城科会从“绿色低碳生态规划指南”等课题经费中列支与课题研究无直接关系的购买办公家具等款项26.47万元。 2009年至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属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在专项课题经费中列支99.57万元,用于与课题内容无关的办公用房装修改造、杂志印刷和网络服务费等支出。甚至有的经费说不清花到哪里去了。山东省今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这是记者看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组数据。紧随其后的是,据审计署2012年发布的审计报告,卫生部及课题承担单位实施的209个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会计核算及资产采购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29540.49万元。科研经费成“唐僧肉”,侵占手段五花八门 “花钱”的前提是“要钱”。在令人啼笑皆非的另类用途背后,巨额科研经费的诱惑,让一些人不惜绞尽脑汁,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铤而走险。 ——套。山东省对省内青岛大学等4所大学2011年科研经费管理等情况审计发现,有22个项目报销无具体品名和数量的发票438张,金额51.54万元；9个项目报销虚假业务内容发票1824张,金额103.05万元；4个项目报销虚假签字单据,套取资金114.78万元。其中一所高校的两个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的49.75%。而2012年11月至12月,中国华能集团清洁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温室气体减排技术部在列支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专项相关课题劳务费时,利用虚假发票套取实际未发生的劳务费33.07万元。 ——骗。广东省针对2008年至2009年重大科技资金审计发现,有1个县级市的项目单位弄虚作假,骗取资金108万元；部分项目单位将不属于项目范围的支出941万元和项目立项之前的支出1392万元列入项目成本；有1个市的项目单位违反合同规定自行调减建设规模多获资金191万元。 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4个项目单位以不实材料申报获取省级资金250万元。 ——贪。在广东省2008年至2010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资金执行运用中,除存在扩大使用范围、挪用专项资金外,还有2家企业4名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资金47.8万元。 ——吞。 2008年8月,民航局机场司自行同意将委托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代管的课题经费结余37.03万元,转作公司收入。 ——假。山东省2012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青岛大学有10个课题预算为322万元,实际支出168.1万元,决算支出为319.75万元,虚报151.65万元,占预算的47.1%。 2008年至2012年,中科院所属软件所在课题资金中以支付会费、物业费等名义虚列支出367万元。 2009年至2010年,中科院4家所属单位以技术服务费、采购礼品和食品等名义在科研项目经费和管理费用中虚列支出195.25万元,用于职工福利等支出。为了吃到“唐僧肉”,一些人总能想出各种歪招,巧立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比如,陕西审计厅发现,2007年至2009年,6所省属高校自行规定,项目经费到账后,项目负责人可按5%到20%的比例提取现金,名目包括开题费、劳务费、特支费、立题奖、奖酬金、项目津贴…… 3年间,共提取发放特支费等1887.79万元。乱象之下,好钢怎能用到刀刃上? 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10240亿元,占GDP的1.97%。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科研效率偏低的现状令人担忧。 39份审计报告中披露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例: ——造假也能过审批。广东省2008年至2009年安排的节能减排与再生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中,有2个缺乏实施能力和条件的项目、1个提供虚假材料的项目通过了审批。 ——不论证也可立项。 2012年,湖南省科技厅在未进行可行性论证、未经专家评审、立项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安排了11个科技项目资金815万元。 ——没条件也得资金。 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1个企业经营处于半停产状态,不符合申报条件,仍获取省级资金60万元。 ——未完成也过验收。还是广东省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审计发现,有1个县2个项目共获得资金56万元,至审计时,项目建设尚未完成,却于2010年底通过了验收。而这个省2008年至2009年安排的节能减排与再生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中,有个别项目验收材料不真实,却仍然结题验收。在麻木不仁的心态下,一些地方只管拨钱,对于实际效果不闻不问。广东省审计厅对2008年至2010年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资金使用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了一个荒唐案例—— 有一个市的两个项目承担单位共获取专项资金45万元,其中一个单位已结束营业近两年,另一个单位多次联系不上。项目实施情况如何?主管部门竟然一无所知。纳税人的“好钢”怎样才能用在刀刃上?“部长之怒”发人深思。; 2352 次阅读|3 个评论

中央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颁布于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之后: liuli66 2013-3-29 10:45; 今天读某“权威”（XHP）的文章。该作者开门见山说： 2012年7月6－7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会前颁布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据笔者记忆并核实文献，该《意见》是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之后［而不是之前］颁布滴。具体说来，是在2012年9月23日公开印发滴。当时笔者刚从天津南开大学全国科学社会学研讨会上返回，得到这个消息，作为科技政策研究者，能阅读、研究和分析《意见》全文，俺是很高兴滴。笔者有相关笔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079-616207.html （抱歉，你可能“无权”阅读） LINING同志曾撰文呼唤《意见》出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485-608620.html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之后，笔者及同行为某杂志撰写文章期间，当时很期待看到《意见》全文，但未能如愿以偿。后来该文章的一个匿名评审人提出一个评审意见：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之后，《意见》未公开发表，原因是什么？俺们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好在不久《意见》就公开颁布了，那个问题就化解了，为俺们解围了。文章的命运如何？老李说过一句话：好消息还在路上。期待春暖花开！; 个人分类: 杂感|63 次阅读|0 个评论

北生所这八年: 热度 21 meixianghao 2012-9-15 14:08;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北生所这八年本刊记者唐凤北京西北郊区的一片园地，建筑群错落有致，绿化带形式精巧，匆匆行人穿梭其中。这里是中国生命科学的伊甸园 ——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而在十多年前，这片土地还十分寂静荒芜。 2004 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在这里生根，它的到来，给这片园区带来了一份生机。同时，也给中国的生命科学领域带来一股活力、一缕新鲜。种下种子北生所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 1999 年。当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访问新加坡，那里的生命科学研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命科学在新加坡从无到有，短短数年时间，成绩傲视四邻。而先于新加坡起步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能否借助新加坡的经验而腾飞呢？朱镕基带回的信息引起了其他领导人的关注。吸引优秀人才，创建先进机制，提升中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整体水平的理念，开始在中国领导人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2000 年，一封新加坡来信为中国建立新的生命研究所带来了契机。新加坡留学人员致信中央有关领导，请求集体回国工作。于是，科技部会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七部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提出 “ 团队式引进优秀留学人才，创办国际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 ” 的方案。经过紧张严密的论证和调查， 2001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组建 “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 ，并将研究所的任务明确为进行原创性基础研究，培养优秀科研人才，探索新的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形势的科研运作机制。北生所开始在北京生根发芽。这所研究所参照国际先进经验，采取全新的机制，甚至连砖红色的五层办公楼都是按照国际一流研究所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的。在这里，实验室主任的办公室就设在实验室里，谁都能随时敲门进入主任的办公室，氛围融洽。北生所采用全新的运作模式，参考国际标准确定海外招聘人员的生活福利和工资待遇；科研经费实行 5 年合同制，由国家支持。这在当时研究人员待遇普遍不算高的中国，曾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 “ 当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里，压力很大。 ” 作科研出身的北生所常务副所长智刚回忆道。八年花开 2005 年 12 月 9 日，北生所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正式挂牌成立。北生所自正式成立以来就展现出强大的科研实力， 2006 年就开始在生命科学领域顶尖杂志 Nature 上发表文章，此后更高密度发表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 “ 没有其他任何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 ” 2008 年 12 月，由 1 名诺贝尔奖得主、 6 名美国科学院院士、 2 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 1 名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北生所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2012 年，中国 7 名青年科学家荣获霍华德 · 休斯医学研究所（ HHMI ）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其中 4 人来自北生所。邵峰就是其中之一。被视为北生所科学明星的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 从国外刚回来作科研的人，大都会担心自己难以融入国内的人际关系网，我也不例外。我之所以选择北生所，就是因为这里的科研文化氛围和谐。 ” 邵峰说。作为当时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点的北生所，其运行管理模式、科研氛围几乎完全参照国外模式，研究人员不会面临过大的经费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 中国目前的部分待遇已经超越美国，但是，刚回来的人们还是担心体制和文化上的不适应。实际上，对于人才的吸引，钱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一些软的价值，文化上的特色，才能吸引真正的人才。 ” 邵峰告诉《科学新闻》。崇尚自由和学术交流与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第一代领军人十分注重对北生所科研文化氛围的培养。智刚坦言，一个研究所，承载其人才、政策基础的是文化氛围，建立怎样的氛围直接关系到研究所是否能顺利跟国际接轨，是否能从世界各地吸引到一流的人才。而对于如何建设国际一流的文化背景，北生所一直在探索，在摸着石头过河。不负众望，北生所终于建立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氛围。这里强调民主、专注，研究人员享有学术上的充分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特点选择科研项目。同时北生所大力推动学术交流与批评。每周北生所的学术报告厅都有多个国内外嘉宾的学术报告。每周二晚间还有研究室和技术中心主任以非正式形式作学术进展报告并交流心得。其间学术批评可以非常尖锐，大家习以为常。北生所采取合同制，这在中国同类研究所里也属首创。研究所与科研人员签订 5 年的合同，根据合同给予他们经费。这 5 年里，北生所给他们充分的学术自由，合同到期时，他们要将自己在 5 年内的研究、学生、专利、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打包送到自己本领域的数位国际科学家手中，让他们对自己进行评估。如果评估不通过，便要结束合同，离开北生所，初始的房补也要退还。所长王晓东则将北生所的机制体系形象地比喻成 “ 社会主义下的联产承包制 ” 。北生所还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理事会是研究所的决策机构。第一任科学指导委员会由理事会聘任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组成，对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作出评估并提出建议，这些科学家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评价说： “ 北生所已经证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目前中国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在相应的学科，推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尤其是当一些地方加强支持已有机构或新建科研机构时，要同时匹配改革的体制。 ” 王晓东提到，在北生所，所有的权力都已经制度化，一切按照规章来。领导个人对整个所的工作运行没有太大的影响。学术自由，标准严格，一直是北生所坚持的原则，也是这里国际化的一个表现。智刚提到，许多海外学者访问北生所时感叹：一进研究所，感觉和国外学术机构一样，完全没有文化和环境落差。如此自由舒畅的氛围，依赖于北生所各职能部门的服务支持。北生所人事、财务、研究生部、设备、后勤等 8 个行政部门，总共加起来不到 20 人。科研人员能享受到高效的行政服务，却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行政人员靠他们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尊重。一切 “ 唯学术是瞻 ” 。服务一流建立之初，北生所就强调 “ 以人为本 ” 。 “ 虽然，各部门的工作性质不同，但是人人地位平等。北生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好，干好自己的活。 ” 智刚告诉《科学新闻》。 “ 在这里，我们没有管理，行政部门是服务部门，任务只是营造舒适的环境，为科研人员节约时间和提供便利。 ” 智刚说。离开北生所的科研人员们，临走前都会带上水果到各个部门进行感谢，感谢后勤服务人员对他们的帮助。 “ 在研究所的服务支持上，北生所已经走到世界前面，技术服务同样也是如此。 ” 智刚说。北生所的大型仪器是通用的，根据使用需求，所有仪器管理采用分级管理模式，即专用仪器专门负责，部分人使用的仪器由部门代管，常用仪器各实验室自己负责。另外，他们还在积极探索和尝试与企业合作等方式。 2012 年 8 月，他们与美国珀金埃尔默（ PerkinElmer ）公司成立了联合实验室，把最先进的技术第一时间带给科学家。花开何处？北生所身上肩负的重任之一，是探索新的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形势的科研运作机制。成立之初，研究所给主要研究人员的待遇是美国同等职位薪酬的 75% 。政府每年拨给研究所 1 亿元人民币，作为日常运行费用和科研经费。 “ 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虽然从去年开始，经费增加到 1.4 亿元人民币。但其他同类研究所的经费却已经增加了很多，甚至好几倍。 ” 当时的 “ 富翁 ” 已经变成了 “ 平民 ” 。 “ 所里不少人已经走了：有的因为评审没有过，而有的则是其他地方开出了更优越的条件。 ” 邵峰说， “ 钱紧，物价上涨，很多仪器平台建设排队，人员待遇也很难提上去，捉襟见肘。 ” 前不久，实验室一位项目主管来跟邵峰请辞，称别处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请他。此前，邵峰觉得自己每年给他涨工资的额度并不低。比一比才知道，其他研究所给的待遇高得多。北生所曾是中国以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的先行者。然而时至今日，这个先行者已经慢慢落后。北生所由国家拨付经费，在其他国家科研项目的申请中往往被忽略，几乎没有大宗额外项目经费来源。放下高贵身段的北生所，对科研人员要求依旧严格，科研成果依旧高产高质。目前，他们更是在科研氛围和体制环境上吸引人才，探索着国外科研环境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点点滴滴管理经验。未来，北生所将根据国家需要发展生命科学，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进行研究成果的转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但从理论到成果的转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充足的经费以及合理的体制。 “ 我们必须坚持变革，必须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改变自己。 ” 智刚说。从基础研究逐渐走向与产业应用相结合，是王晓东下一步的目标之一。面向应用现在，科研与经济挂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经济转型对科研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北生所也逐渐意识到，基础研究做好了，最后必须走向社会，回报到人。 “ 但是必须小心，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基础研究无论何时也不能放弃，科学家对人类知识发展是有责任的。 ” 王晓东强调。基础研究好比是内功，应用研究是把式。要有好把式必须要有好的内功基础。因此，基础研究应该与应用研究携手并进。但是，两者都做好并不容易。一般而言，研究成果转化非常困难，一方面不确定性很高，尤其在健康领域，一项研究是否适合产业转化，在临床实验上能走多远，能否占据市场地位等很难预测。另一方面，转化时间链很长。基础研究中取得一个阶段性成果，就能发表论文，但是一旦上升到应用层面，必须取得一个最终的成果。王晓东提到，从阶段性成果到最终成果，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路还很长。困难并没有阻挡住王晓东的脚步。最近一段时间，北生所一直在着力搭建从技术到应用所需要的人才桥梁，引进了一批化学、计算机、生物医药等方面的人才，希望能从原始发现出发，走向社会。 “ 北生所将在生物技术应用领域一直探索下去。 ” 王晓东说。 ■; 个人分类: 科学新闻杂志|19450 次阅读|33 个评论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 热度 138 饶毅 2012-6-8 14:10; （2012年6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做客第54期文汇讲堂，主讲《海归能推动中国科研改革吗？》，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部副总裁鲁白受邀出任对话嘉宾，文字整理发表于2012年6月8日《文汇报》）我在美国工作22年后回国，除了已经强调的归属感外，也因为对中国的远景有信心。但对近期，我和很多人一样有诸多担忧。作为科学研究者，我担心中国科学的基础不够坚实。 1 科学值得大家关心 1978年初，我上大学前不久，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30年后时过境迁，从海外回来感受到国家的巨大进步，也感到全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华社发了消息，但社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当前社会上有几种说法，比如，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日本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或认为娱乐、服务和金融是中国强大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重申科学研究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从精神层面来说，科学研究是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和培养的创新精神是国家进步所必需；从应用而言，科学直接关系国家生存、经济发展、人民健康，所以科学与技术，不仅是科技人员的事业，基础研究，不仅是科学家的爱好，它们值得中国科学界之外的民众来关心，因为它从来就影响着国家兴亡、民族强盛。 1.1 美国科学家的比喻：面包与面包屑 1883 年，美国科学家罗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有几句话非常刺激。他说， “ 我时常被问及，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如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问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正确探索其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当其他国家在竞赛中领先时，我们国家（美国）能满足于袖手旁观吗？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 今天，有志气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满足于面包屑，即使现代面包屑的名目繁多如“新浪”、面值高昂如“百度”、非常有用如高铁、宏伟壮观如鸟巢 …… 1.2 科学硬实力是现代大国强盛的基础从历史上来看，现代大国的强盛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以曾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例，人口6千万，面积24万平方公里，小于四川省面积，但曾占有全世界1/4的土地。原因之一，是此前几百年，就有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有剑桥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使得英国科学曾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再看现代新产业生物技术在美国如何诞生，这与我1980年代就读的旧金山加州大学有关。1973年，旧金山加州大学从事基础研究的生物化学家Herb Boyer，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Stanley Cohen合作，发明了“重组DNA”技术，不仅推动了生命科学的研究，也获得广泛应用。1980年他们获专利，该专利成为世界上获利最多的生物医学专利。1976年，40岁的生物化学家Boyer与29岁的风险投资家Swanson商谈几小时后，决定在旧金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技术公司。而后，以教授为首的公司纷纷在旧金山湾区以及波士顿地区建立，这些教授在产业、创新上领航发力，奠定了一个新的现代产业。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影响了多个行业，如医疗诊断、农牧业，也改造了制药行业，20个销售量最大的药物中，8个是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新药，而非传统药物。所以，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发展，导致国家强大，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所谓日本科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这是误解。日本科学不如美国，但比中国好多了，日本1949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迄今已获奖约20位，中国还是零；生物医药研究方面，我们不如日本1980年代的世界地位，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工作；日本有年销售近160亿美元的武田公司，而中国全球大药厂数量为零，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与美国比起来，日本技术创新还不够多，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发展，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金融来影响世界。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1.3 健康、生存条件的改善离不开科研我们固然要发展服务、金融、娱乐业，但是，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医疗和生活质量问题，人口剧增带来的能源、资源问题，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无法顺利解决。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但是，像肝炎，西方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而中国高发有近亿患者，因为无法依赖进口，我们迄今仍缺乏有效的肝炎治疗药；国人主要食物之一大豆80%依赖进口，而美国农作物生产过剩，如果美国人为我们提供廉价水稻来垄断全球粮食，我们是否有对策？因此，能否保证中国食品安全，也必需依赖科学技术。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有需求，我们中国科学界能应接这样的挑战吗？ 2 中国科学水平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我对中国科学远景很乐观，但对现状很担忧。一般来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但不争的事实是——重大的科学工作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在科学基础薄弱时，中国的技术发展绝大部分依赖国外技术，中国科学界培养了一批人，其中部分参与产业，跟踪国外的科学技术发明，同时微调某些工艺作为创新。所以，孙中山先生“同志仍需努力”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界仍然合适。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 2.1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人均GDP为世界第一的瑞士，国家很小，却重视科学，有21位自然科学的诺奖获得者。在生命科学领域，瑞士有较多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十强，大药厂Novartis（诺华）年销售500亿美元，年利润100多亿美元，而年研发经费是8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超过全中国对生物医药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最近媒体报道，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英国《自然》杂志为了赚钱，近年出版《Nature Communiacation》，《细胞》出版社出版《Cell Reports》，前几年另一国外出版社出版了《Plos One》，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大量收到中国的投稿，它们不代表中国科学的水平有所提高，仅是低水平论文数量增加而已。 2.2 以量取胜会沦为仅做“辅助工作” 当代中国科学研究与近代的辉煌期相比有距离。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是西南联大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年代；应用方面的高峰，1960年代有两弹一星，1970年代，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的砒霜治疗白血病，都优于现在。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我们也有距离。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有部分实验室，不少硬件已经超过国外，有些单位竟然以买断国外某种仪器而成为国际突出。经费增加后，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在科学领域，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比差越大，问题就越大。数量提高以后质量提高，其间有个过渡，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能以数量为目标。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中，质量和高度特别重要。从科学来讲，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其他人只是辅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数量常为质量“打工”。中国今天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低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人类健康，并从目前大量的加工、拷贝、山寨、盗版的初级阶段，走向自主创新，从而对得起纳税人提出的合理要求。所以从以上四方面看，中国科学、中国科学界整体仍面临挑战。 3 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可以改革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良性发展，体制、人才和经费是三要素。人才，过去几十年大量培养；经费，近年大量增加；体制则亟需改革。 1949年至今体制在不断变化。纵观中国现行科研体制，由于历史原因，某阶段内有过设计，但总体并未完整规划。中国现行的科学体制，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1929年的北平研究院开始，那时除数学外，大学科研不够系统、不成规模。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将中研院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部分私立研究所重组，中国科学有了相当规模。中国科学院在成立的前十几年是任务带科学，针对某项国家需求成立相应的研究所。人才和结构由当时国家急需的应用目标所确定。到1970年代，周恩来总理已想过如何改变，不过那时没有机遇。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从中国科学院分出的一个机构成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学的科学研究不断增长。1985年，国家发布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0年代后，国家推出了各种计划，特别是1997年科学院的知识创新体系和1998年的高校建985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对中国科学体制改革都有很大的触动。 3.1 延迟了7年的科技改革讨论重启 2005年有一批刊物、一批人准备好了文章，以纪念科技体制改革20周年并讨论如何推动中国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因为我、鲁白、邹承鲁于2004年11月在《自然》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有关部委通过关系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上版的文章被撤下。而近年很不一样，国家希望推动改革科技体制。施一公和我于2010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英文文章，几天之内国家领导批示六个主要部委，要求它们提出改革的应对。经过多方面准备，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因此，延迟了7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有望有较大推进。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我相信，在四个层面——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如果我们能够集思广益，理性地讨论和设计，逐渐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我相信会有成果。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3.2 北生所八年实践是成功范例这里举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的成功例子。在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支持下，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于2004 年建立了北生所，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大陆华人科学家。该所改革了体制，探讨了在中国可行的录用、支持、评审机制，8年实践中在论文发表、科学发现、应用、人才培养、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美国资助竞争性最强的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今年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每人获几十万美元。全球共27位获得资助，中国有7位，4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当时是突出的。2012年，国家基本还是拨同样的经费，而其他研究性质相同、相当规模的研究所（如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生物物理所）经费已是3亿到4亿，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即使钱很多，效率也低，这是活生生的对比。今天，对国家来说，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切实可行、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国家投入多个研究所的经费已经超过北生所。2007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但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为什么会有争议？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一种是中国式妒忌，一些人认为自己曾在中国国情中“滚过爬过”，北生所为何免灾？还有是南郭先生心态，怕新体制下显出其原形。国家当然会继续支持北生所，但因为很多人不实事求是的反对，改革得不到推广，其他机构就无法受益于好体制。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不同场合讨论改革，支持改革，实施改革，而不是描黑、反对和阻碍自己明知是好的体制改革。 4 海归应该积极正面参与改革我从1995年开始参与一些国内工作，见证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2007年9月我回国任职北大生命科学院，做了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对此我另有文章总结过。多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今天，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因此，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相比较而言，我们“文革”后大学生的海归们要向“文革”前大学生留学归来者学习，他们回国后个人待遇一度很差，据悉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从瑞典回国，四口之家在北京只有11平方米的住所。但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做人处事相当有自尊。 “文革”后的大学生回国后质量参差不齐，包括带来不少负面形象，以至我们要以行动扭转海归在中国科学界的负面形象。无论海归、非海归，都应该继承中国优秀先贤的德性——坚持原则，为人正派。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但如果与不良习俗合流，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助推改革。 4.1 不能因意见不一致就不作为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即使单个海归学者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但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的人都说支持改革，怎么改革？很多人想法不一。还有90%的人，一听说具体某人、某项目要改革，就开始说风凉话设置一些软性阻力。结果是，人人高喊改革，但很少人改革，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费用平分，还会获得鼓掌，但没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我这5年的体会是，其实在任何层面，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对改革坚定支持。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有一劳永逸的倾向；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咨询了多个政策，学校批准即可实施，但院系负责人、老师不愿意尝试，或害怕造成矛盾，或怕工作加压，或怕承担责任，等等。另外，还要敢于做没有共识的改革。我在北大做教学改革时，每个老师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应择其部分予以推动，而非意见不一致便不作为。许多海归回来后处于制度设计者的角色，千万不要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利，或者自己不执行，这都是假改革，最后可能还不如不改革。 4.2 海归要坚持原则、扎实工作我认为，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但近30年之内，必定会出现在应用和基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我相信几十年后，中国科学界的人会笑话今天我和鲁白的一些言论，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 1883年Rowland的文章还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应该形成一套能够真正衡量人或事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把头脑中所有高尚和高贵的思想放在前面，把所有对科学发展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这句话也适用于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中国科学界，可以把他说的“评价体系”改为“科学体制”。 4.3 科学对未来中国一百年很重要对于很多家长和年轻学生，对于很多要离开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人，我想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Barbara Walters的问话，奥巴马说，最好的工作是在科学和工程界。不仅一百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呼吁重视科学，今天的美国总统也重视科学。在中国青年纷纷要投入金融、娱乐、服务业的时代，应该清晰地阐明，科学不仅对于一百年来的美国很重要，对至少未来一百年的中国肯定也很重要。海归、非海归的科学家，特别是影响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大家应当联合起来，努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培养优秀的本土人才，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做出美丽的科学。（注：Rowland文章承王鸿飞、王丹红提供和翻译）鲁白、饶毅对话引进、学习国外企业是个过程，但重要产业不能一直依赖海外技术鲁白：听完饶毅的演讲，我有点震撼。他今天的基调是批评，我稍有不同意见，这是在宣扬“中国落后论”，带有一点点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国30年的成就是因为一有改革二有开放。开放意味着吸引外国先进的文化、企业、思想，它们对中国原有文化和体制起到冲击和推动作用，不能简单地把外国的东西当作对立面。饶毅：我完全支持和欢迎开放，也不反对向外国企业学习，但重要核心产业不能依赖外国，特别是食物和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终究要在本土产生。中国科研体制改革最需直面三件事：体制、科研人员行为规范、学术风气鲁白：中国改革开放30年，通过农业改革，扩大市场内需以及金融改革等，取得了很大成绩。托马斯·弗雷德曼在新书《我们过去就是这样》中预言，全球化、信息革命、财政赤字、能源环境将挑战美国未来；比尔·盖茨最近接受杨澜采访时回答，他认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健康、教育和创新。我想请问，“中国科技界未来三个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饶毅：第一是科技体制，第二是科研人员的行为规范，第三是学术风气。科学技术会促进创新，创新能让国家可持续发展，这点大家有共识。体制改革常常是渐进式发展，最简单的做法是把新经费投入新体制，新的研究经费和新的资源仍在旧的体制内分配是过去5年来非常突出的问题。既然都知道旧体制下大量经费投下去效率不高，继续通过旧体制投资是在扩大问题。在科研领域担任行政管理者，本质上并未超出科学研究这个范畴鲁白：我个人认为科学家不太适合当领导。首先科学家要求创新与标新立异，领导则是求同存异、统一意见；第二，科学家的研究专注于其专业领域内，而领导需要对一个学科或整个社会的全面把握；第三，科学领域只能有第一，不能有第二；而做领导恰恰是一门协调与妥协的艺术。你怎么融合这两个有些矛盾的角色？饶毅：爱因斯坦做任何单位、院系领导都会出问题，他很少和别人合作。国外科学家担任行政领导的不在少数，曾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院长的Harold Varmus就是一例。我所做的行政职务并没有脱离科学家的本业。我推动的改革结合了中国、美国科教界的经验，再通过观察中科院神经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院等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开展。我写过的文章，也都和科研专业及相关文化有密切关联，很少议论其他事情。我所崇拜的遗传学先驱孟德尔生前只写过两篇遗传学论文，另外写了很多短篇文章，所以，如果他活在今天，写的博客一定比我多。唯才是举、延揽高于自己的人才并勇于承担引进责任，是科研人才引进的关键鲁白：你刚才认为部分海归起了负面作用，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引进更多的高层次、有能力、有道德水准的海外科学家，进一步推动中国以后30年的经济向纵深发展。美国成功吸引了诸多优秀海外人才，从犹太人、印度人到现在的华裔或中国人。其中两点特别突出，第一是公平，人人都有机会；第二是“凭本事吃饭”，工作做得好，总会被认可，所以，美国可为很多人提供专业上发展的良好机会。而中国在这两点上欠缺，但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效力，主要是由于回国发展给海归带来的机会。我看过哈佛大学的一个统计，1200多名海归回到中国，在事业上进入更高层次的比例比他们在海外更大。你觉得我国的科研单位在人才引进上哪些可借鉴美国？饶毅：决定回国的人原因各异。关于引进人才，我曾经讨论八个方面，听众有兴趣可以到博客上找到我的文章。这里只说两点。第一是任何单位在招聘时，一定要积极寻找水平与自己相当或比自己高的人才。第二要敢于唯才是举，现在科教界招聘仅以是否在相关杂志上发表文章为标准，不重视仔细考察科研潜力，可能与不敢负责任有关——今后有问题可以推说大牌杂志也认可他。所以科研机构不仅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还需具备善于面对舆论压力的心理素质。我所崇拜的孟德尔，就受惠于修道院院长识才并敢于支持自己发现的人才，在孟德尔考试不及格的情况下给了他读大学的机会。听众提问科技体制改革要走在其他行业之前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政府到底有多大决心来进行科研体制改革? 饶毅：改革需要有人提出，也要有很多人实施。既需要有人在国家层面、学校层面提出建议，也需要在院系，踏踏实实实施改革。其中碰到各种阻力，都需要勇敢直面。我觉得国家会一直支持科技体制改革，因为科技体制改革比其他改革相对容易，而且科技不是一个很大的行业，直接影响的人不多，而对人类福祉的意义却很大。相比全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巨大投入，改善科技所需的经费对国家来说少多了。成立“诚信办公室”惩罚学术造假微博网友提问：对学术造假行为被揭露之后当事人应承担后果有何建议？饶毅：美国NIH有“诚信办公室”，它要求全美国的经费申请人所在机构遵守已制定的规范，一旦出现问题，机构必须出面调查，否则整个机构的经费全部被取消。中国有政策，但没有专职处理学术造假问题的机构，这就落实不了。制药的前提是实验的可重复性微博网友提问：制药企业根据国际尖端杂志上的文章研发药物，经常因为很多实验不能重复而无法实现医药生产，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鲁白：我的一位在大公司工作的科学家朋友是这样处理的：他会关注有信誉的实验室发表的可以被重复的文章，如果公司有兴趣，他一定会让自己的科研人员重复关键实验，再考虑要不要投入研发。制药的目的是给人吃，关系到生命安全，投下去的经费也是巨大的。因此，科学发现的重复性在做药时显得尤为重要。不可能单单因为看到学术文章发表，就去研发药物。但实验不能重复，也不一定就是学术造假。有科研是否严谨的问题，也有人们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要成功应站在新科技的最前沿上海交大博士生：我马上博士毕业了，是继续生物的科研还是进入实业发展? 饶毅：在中国，和生物相关的企业太少，所以就业机会也少。但正因为今天中国生物制药业不发达，这对于一般就业是很大问题。不过，也潜在留个你们后来人一个很大的机遇。IT等行业，在中国就业机会比较多，不过现在成为IT行业的巨人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那一批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成功，现在再做就比较难。而生物技术产业、生物制药，在中国不发达，也就对创业者、特别是创大事业的人留有余地。我经常对学生说，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再去学，否则不必强求自己高举科学的旗帜。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否则当收入和前景不如其他专业时，你就会后悔。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生：我2005年进生物专业时考分很高，现在降了很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鲁白：那时，生物专业学生出国概率最高，所以考分要求特别高。我觉得随着大流走没什么错。但要想很成功，必须站在潮流的前端。才能引领世界新潮流。领袖人物要有远见，知道什么是几年后的最前沿的学科；还要有勇气，敢于去做人家不敢尝试的事情。五大条件助推生物科技民企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学博士：我自创了生物科技公司，请问未来是否有前景？鲁白：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以下条件：第一，要有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否则生物产业不可能发展；第二，要有一批有创业精神的高学历人才。中国愿意创业的人很多，但是高层次的创业者不多；第三，要有支持生物医药业的体制环境，上海、苏州、北京等地已经慢慢开始具备条件了，很多跨国制药公司建在那里；第四，有效低价的外包公司也是今后生物科技产业发展的条件之一；最后就是风险投资，这点在中国较弱，主要是政府在承担这个角色，希望民间海外有更多真正的ＶＣ参与进来。北大清华北生所联合研究生计划取消了“SCI指标”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您对生物专业研究生招考有什么看法？饶毅：北大清华北生所（PTN）有一个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联合计划。首先，招生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科研能力来判断，不单纯看考分，不需要老师推荐，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其次，提高了研究生的工资，让研究生有更多的自主余地。第三，在研究生中期评估和毕业考核时，彻底取消了在SCI（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检索工具）发表文章的规定。中国在过去20年，不少学科成了被SCI导向的学科，一些发文章较少，文章得分低的学科，如保护生物学等，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和发展。我认为国家亟需改变生命科学领域被SCI所主导的局面，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呼吁过，舆论呼吁也是一种方式。创新的源泉来自体制、文化和勇气华理化学生物技术与工程专业学生：除体制原因外，造成国内外创新能力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鲁白：创新有结构和体制的问题，同时，文化也非常重要。要成为一个创新的人，就要有和普通人不一样的追求，想和做的角度和观点与众不同。合适的文化环境会鼓励人创新。创新还需要勇气，能够忍受寂寞，批评和不理解。还要有能力说服大家一起走未知之路。; 44924 次阅读|145 个评论

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新信息的解读: 热度 7 曹聪 2012-6-3 00:54; 朋友转来一篇《经济观察报》上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篇报道，问AN有什么看法？ AN回答：第一，信息量很大。比如，“早在去年上半年中央就成立了国家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它“本身肩负的就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决策顾问的角色”。第二，“一份由多部委参与讨论、数十名专家起草的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提交至决策层审议。”这应该就是星期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第三，科学网翘首以盼的“撤销科技部”一事“只是‘传闻’”，发布这一消息的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尽管也是据“传闻”，他研究过这一可能性。第四，“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农业部等十多个部委都在抓科技项目、搞创新工程，官商勾结、官学勾结等现象难以杜绝，但由于科技部是科技领域最主要职能管理部门，很多人把科技界积存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都集中在了科技部的头上。”AN一直认为，科研经费的问题板子都打在科技部身上不妥，但是，至少政策制定应该是科技部的主管范围吧？第五，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部委之间的协调。2010年中科院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一次调查表明，“有超过50%的人认为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分割现象严重。” 第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新提法是“ 微小企业 ”，什么是“ 微小企业 ”？诸位的解读呢？ ====== 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上报支持微小企业创新降蕴彰本报获悉，一份由多部委参与讨论、数十名专家起草的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提交至决策层审议。方案明确提出，要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一核心问题，对中国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事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逐步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值得一提的是，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方案还明确，特别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有专家对本报表示，目前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分割现象严重，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类“病症”，必须建立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决策机制。企业创新为主企业技术创新为主的科技体制改革最早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5年3月，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国家将改革拨款制度，将原来按人头划拨给科研院所的事业费减少到1/3，剩下的2/3改为课题费，由科研单位通过申报课题来竞争。国家改革科研事业费拨款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是为了减轻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负担，打破科研院所长期吃“大锅饭”的局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解决科研与生产存在“两张皮”的问题，推动科研资源由科研院所转向企业，促进科研成果真正实现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在本轮科技体制改革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2004年，中国又重点对科研事业单位进行了分类改革，期间全国共有5000多家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实行了企业化转制。在完成两次改革的基础上，2006年中央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规划》)，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首个重点任务就是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前述知情人士称，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最突出的重点任务就是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这与前两轮科技体制改革以及《规划》确立的核心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而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则告诉本报，去年国家十多个部委和数十名专家曾就制定和修改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做过多次研究讨论，目前完整的方案已经提交至决策层审议。前述知情人士告诉本报，早在去年上半年，中央就成立了国家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领导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做了重要批示。随后，科技部、工信部等相关部委也制定了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在今年2月下旬，中央高层主持召开讨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会议，重点强调要把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修改、完善之后，参加讨论的官员和专家们对提交至决策层的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满意度很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方案还明确，特别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在体制上动刀子本报了解到，在通过决策层审议之后，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下半年对外公开，之后便要真正触及科技体制机制深层次问题。目前有一种说法是，由于新一轮科技体制必然要牵涉到相关政府部门的改革，再结合国家推进大部制改革的大背景，科技部将会被归并至工信部或教育部，归并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改称“工业和信息技术部”，“教育部”改为“教育科学部”。甚至有媒体公开报道称，已有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可行性方案上报至国务院，建议将科技部的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发展计划司和社会发展科技司的大部分职能划归工信部，农村科技司并入农业部，基础研究司、国际合作司以及科研条件与财务司一同归并教育司。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农业部等十多个部委都在抓科技项目、搞创新工程，官商勾结、官学勾结等现象难以杜绝，但由于科技部是科技领域最主要职能管理部门，很多人把科技界积存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都集中在了科技部的头上。“撤销科技部”的说法引发众多关注，不过王元对本报表示，这只是“传闻”而已。事实上，这一说法背后浮现更多的是科技体制管理弊端，多头管理便是原因之一，中科院院士王志珍所说，2010年中科院曾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有超过50%的人认为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分割现象严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也曾表示，他在参加某个项目评审时刚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就收到数个陌生人短信询问、示好，或明确要求“请多关照”，或表达“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等，评委信息的泄露让他深感疑惑和烦恼。不过，前述知情人士表示，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必须建立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决策机制，明确各个部委该管什么，不管什么，中央已经成立国家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本身肩负的就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决策顾问的角色，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是靠“撤销科技部”就可以解决的。; 个人分类: 另眼看中国|3255 次阅读|18 个评论

回到卡文迪许，回到孟德尔，回到尼古拉.特斯拉！: 热度 2 jiangming800403 2012-5-29 11:29; 科学团体以及科技工作者本身都不应该有其特殊利益，利益太多会背离科学实践d的本质和科学家的独立人格，比如说搞新能源的就会忽悠出更大的一个新能源泡沫。科学家不应该是权力的婢女，更不应该是资本的奴仆。市场化、商业化的科技体制改革搞不好会走向其反面。过度商业化已经基本搞垮了四级农技体系。回到卡文迪许，回到孟德尔，回到尼古拉 . 特斯拉！; 个人分类: 科研八卦|3707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科技体制改革(1): sunapple 2012-3-1 21:26; “科技视野版”相继刊出《“我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做科研”》、《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下决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三篇报道，对科技体制改革做了一些探讨。　　科技体制改革事关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大局和长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有力促进了科技事业发展。但是科技体制中仍有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解决，科技体制改革仍需不断深化。　　在我国科技经费逐年大幅增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日显紧要、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深化科技体制的意义就更加凸显，时间就更加紧迫。正如一位科研人员在网上留言所说：科技体制如不抓紧改革，科研环境如不真正改善，即使国家在科研上投入再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很可能会延迟。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今后我们将继续关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一话题，也希望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　　——编者采访对象　　王志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饶　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梅永红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　　　　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使“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体制改革寄予的厚望，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现行的科技体制存在的弊端当如何破解？科技体制改革还存在哪些“深水区”？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四位长期关注此话题的知名人士，请他们为科技体制改革建言献策。;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2014 次阅读|0 个评论

时任科技部法规司司长：科技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权力和利益问题: 热度 8 liuli66 2012-3-1 17:50; 此为e-笔记，内容如下： —————————————————————————— 梅永红（科技部法规司司长）：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权力和利益问题。因为改革的实质是对原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势必涉及某些部门、团体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以对国家科技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忧思，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打破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乃至个人私利的掣肘。（来源：四位科技界知名人士建言下决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人民网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2446035.html ）; 961 次阅读|17 个评论

e笔记：温家宝主持会议讨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liuli66 2012-2-25 15:40; 温家宝主持会议讨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温家宝主持会议讨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2/260259.shtm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2月24日上午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讨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会议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科技工作取得显著进展，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太幅提升，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增强。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科技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科技和经济存在“两张皮”的问题，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与分散重复并存，科研评价机制不够合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科技体制机制，对于准确把握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未来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加强整体设计，突出重点任务，务求取得实效。一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支持企业加强研发中心建设，加大研发投入。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组建技术创新联盟，联合攻克产业关键技术。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二要强化协同创新，提高整体效能。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科技资源，优化结构布局，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协调发展的机制。三要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统筹发挥好政府在规划、政策等方面的调控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科技项目和科技经费管理，完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形成激励创新的正确导向。四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标准，引导和支持科研人员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加强诚信建设，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独立思考，保障学术自由，营造科学民主、宽松包容的学术氛围。五要落实和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特别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刘延东、马凯、万钢和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 2012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科技部可能被撤销，成立教育科学部曹聪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671do=blogid=541093 【点评1】2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科教领导小组会议，讨论深入科技体制改革。是否议论撤销科技部？【点评2】撤销科技部后，中国是否会像美国一样建立总理科技政策办公室？如果是的话，意味着制定中长期规划时饶毅、鲁白、邹承鲁等人的建议将得到采纳。【点评3】科技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了好几年，一下就要下大雨了可还有点hold不住。【点评4】这个方案中没有提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但有一个自然基金会，不知道是否一个东东？如果是的话，它怎么能像社保基金一样进行企业化转制呢？不懂。【点评5】何不干脆仿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一个真正的大部——教育科学文化部？【点评6】财新网已在讨论铁道部并入交通运输部，而科学网对可能撤销科技部这么重大的事件未予关注和讨论，是否有点不与时俱进？。。。国务院部委机构或有重大调整，大部制讨论稿出炉。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务院部委机构或有重大调整，大部制讨论稿出庐。( 讨论稿)十八大后，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势将必行。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以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社会服务与管理为主。大部制改革是要解决政府部门机构重叠、职权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一、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　　 1、发改委进一步收权，转变发改委职责。彻底取消发改委对微观管理实务和具体审批事项的职权，逐步将其主要职能转变为宏观规划的制定和研究。将发改委全称改为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2、撤销科技部。将科技部的科研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职能并与教育部，将教育部改为教育科学部。　 3、把科技部经济领域的科技管理职能并入工信部。将工业和信息化部改成工业与信息技术部。　　 4、将国土资源部的资源管理职能并入环保部，组建环境资源部。　　 5、将国土资源部的土地规划与管理职能划入住建部。　　 6、较铁道部并入交通运输部，在交通部下组建铁路运输管理局，负责铁路建设规划、铁路运输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将地方铁路局改制为铁路运营企业集团，实现铁路运输市场化。　　 7、将水利部与农业部合并，组建大农业部。　　 8、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合并，组建人口与卫生部。　　 9、将审计署与监察部合并为检查审计部。　　 10、人社部和民政部合并为社会工作部。负责就业、社保、社会救助、社团注册方面的事务，将行政区划调整审批的职能划入发改委。　　 11、基本保持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和人民银行。　　 12、为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银行不再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独立的国家机构，与最高检、最高法平级。 13、国家安全部降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改为国家安全总局。　　 14、将民委、宗教事务局与侨办、港澳办、台办合并，组建和平统一委员会。　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调整　 1、将国家税务总局并入财政部。在地方则取消地方税务局。　 2、将工商总局、质监总局、安监总局与发改委下属的药监局合并，组建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　 3、将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体育总局并入文化部。　 4、统计局并入发改委。　 5、林业局并入农业部。　 6、知识产权局并入教育科学部。　　 7、旅游局并入文化部。　 8、宗教事务局与民委合并，侨办、港澳办、台办并入，组建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9、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防腐局并入监察部，成为部委下属的国家局。三、国务院办事机构调整　取消国务院办事机构　　 1、侨办、港澳办、台办一同并入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法制办并入司法部。　　 3、国务院研究室的规划职能并入发改委，文件起草职能并入国务院办公厅。　　 4、国新办、国家档案局并入国务院办公厅。　　四、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入发改委。　　 2、新华社实行企业制度改革。　　 3、合并地震局和气象局。组建地震与气象研究中心，定义为官办科研机构。　　 4、中科院、工程院和社科院不再作为事业机构，转制为官办科研机构。　　 5、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组建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　　 6、撤销电监会，成立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能源监督管理总局。　　 7、将社保基金会和自然基金会进行企业化转制。　　五、国务院管理的国家局调整。　　 1、将国家信访局划归司法部管理。　　 2、将国家粮食局划归农业部管理。　　 3、撤销国家能源局，将能源开发规划职能划入环境资源部，将能源价格监管职能划入新成立的能源监督管理总局。 4、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国家民用航空局。　　 5、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入新设立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局。　　 6、将煤监局并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如此，国务院机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形成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有：　　 1、外交部　2、国防部　3、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4、国家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　5、社会工作部　6、教育科学部　7、工业和信息技术部　8、公安部　9、监察和审计部　10、司法部　11、财政部　12、环境资源部　13、国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4、交通运输部　15、农业部　　16、商务部　17、文化部　18、人口和卫生部　国务院直属机构为：1、海关总署 2、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 3、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　4、国务院参事室 5、国家安全总局　　国务院特设直属机构：国资委; 8 次阅读|0 个评论

【微博】假如你是科技部长，你会从何入手改革科技体制？: 热度 5 曹聪 2012-1-31 04:16; 两个月前，AN发了一个【微博】《科技日报》发表系列报道是否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声？有人不以为然： “ 太乐观了，科技日报级别太低了。重大的改革，怎么也得人民日报说了算。”“原来的忽悠大家腻了，换个方式继续忽悠。” 不过，这次有可能真动啦（看来AN的嗅觉还是蛮灵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而你又是科技部长，你觉得应从何入手？经费？人员？奖励？项目？扩大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权？。。。; 个人分类: 微博|3461 次阅读|3 个评论

【微博】《科技日报》发表系列报道是否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声？: 热度 4 曹聪 2011-11-28 22:57; 近日，《科技日报》发表聚焦科技体制改革系列报道：“ 科研领域为何患上‘自闭症’ ？”“ 课题申请，为什么流行‘编故事’？ ”“ 课题验收，为什么不愁通不过？“ 收放并举，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率 ”这是否是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先声？; 个人分类: 另眼看中国|3564 次阅读|4 个评论

北京技术市场发展历史回顾及分析(一): lgjszy 2011-10-21 15:17; 作者：王洪强李明亮林耕程金香张若然 http://www.cbtm.gov.cn/index_0module26id0.html 一、北京技术市场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技术市场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的兴起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年5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的感召下，北京市科协率先成立了北京地区第一个以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为目的的科技咨询机构—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10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七名科技人员在市科协咨询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地区第一个民营科技贸易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随之，一批勇于开拓的技术中介机构，在政府推动、市场拉动的双重作用下，破土而出，应运而生，形成了打破旧体制，实行技术商品化的巨大推动力量。以1981年12月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第一届北京地区科技成果交流交易会”为标志，北京技术市场在改革大潮中诞生。应该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1984年10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做出“技术也是商品，可以流通，可以交易”的实行技术商品化的重大决策，是北京技术市场萌芽和兴起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意义，是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旧观念，带来了社会观念的更新，为国家开放技术市场，实行技术商品化作了重要铺垫。以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和北京市政府在北京展览馆举办“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为标志，北京乃至全国的技术市场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从1987年7月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到1994年10月北京市人大颁布《北京市技术市场管理条例》，标志着北京技术市场进入了依法管理和健康发展的新阶段。2002年7月18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可以说是北京技术市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说它是一个里程碑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加强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是促进技术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北京技术市场已步入依法建设、依法发展和依法管理的法制化建设轨道。另一方面，随着人才市场、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技术市场的内容不断丰富，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产生，客观上要求不断地完善技术市场的法规体系和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政策环境的优化。重新修订并颁布实施的《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针对新的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分析放开市场与规范市场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科学有效地将创新性与继承性、前瞻性与实用性、民事调整与行政管理及法律规制等相结合，形成了强有力的放开、规范、促进的法律保障体系。另外，新修订的《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针对近几年国家形势的变化，经济、科技工作在体制和制度方面的不断创新，全球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势，新修订的《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在保留原《北京市技术市场管理条例》中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内容基础上，大胆创新，增加了许多促进技术市场发展和规范技术交易行为的内容，使该条例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更具操作性。可以说，新修订的《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是一部完整、全面、系统的地方性技术市场法律文件。（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技术市场|4138 次阅读|0 个评论

技术市场与国家创新体系关系的分析: lgjszy 2011-9-3 16:03; 技术市场与国家创新体系关系的分析李明亮张若然林耕来源： http://www.cbtm.gov.cn/list/studydetail.asp?id=6 日期：2005-1-26 我国技术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技术的商品属性已深入人心，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渠道，技术市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六大又把技术市场提升到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高度来认识，由此足见技术市场在我国科技、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近一个时期以来，业内围绕着技术市场的内涵、技术市场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以及科技中介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针对技术市场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从逻辑推理和实际工作体会进行分析与简述，意在丰富讨论内容，若能为有关领导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中提供参考，也属意外所得。一、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理解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InnovationSystem）首先由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C.Freeman）于1987年提出，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由公共和私有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及相互作用。国家科技部2003年1月印发的 “ 关于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报告 ” 中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表述为：国家创新体系是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于一体，在国家层次上促进全社会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创新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充分体现国家创新意志和战略目标的系统。《党建研究》中 “ 十六大名词解释 ” 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解释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政府等组成的网络。其核心内涵是实现国家对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有效调控和推动、扶持与激励，以取得竞争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基础成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因此国家创新体系既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也包括提升全社会的知识基础等重要内容。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国家创新体系的含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把创新主体、创新环境与创新机制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国家的创新思想。第二，它是一个网络系统。国家创新体系内各主体、客体、环境都是彼此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构成创新系统中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产业链。第三，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指出： “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国家科技部发布了 “ 关于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报告 ” ，这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视和决心，并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战略部署，主要体现了国家对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有效调控和推动、扶持与激励，以取得竞争优势的内核。第四，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也就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之间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建设性地相互作用，实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协调国家创新活动的目的，在这里各相关主体之间的技术与信息的流动成为创新活动的关键。第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它指的是与新技术（含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生产及其商业化应用有关的经济技术活动。科学技术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必须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这一转化，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由此看出，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需要通过调整制度来安排和协调经济主体利益关系，有效刺激和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这种制度的调整也就是制度的不断创新。技术和制度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最终应达到的目的为，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动及其间相互作用旨在经济地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其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创新是该系统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另外，对国家创新体系还应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科技经济状况，其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模式自然有所不同，而且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作为一个系统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改进和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一点随着各方面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感受将会越来越深刻。因此，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不断调整有关鼓励创新的政策和措施。二、技术市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说技术市场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市场是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国家于1984年提出开放技术市场，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即：由计划经济条件下技术的非商品性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商品性的观念性转变，目的在于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正式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为科技体制的改革打开了突破口，也为技术市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技术市场是一个体系。技术市场主体比国家创新体系更加宽泛，除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外，还包括自然人（技术发明人）。经过近20年的努力，技术市场已经形成了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服务体系、监督管理体系以及法律法规政策保障体系。技术市场客体是包括科技成果在内的一切技术商品。技术市场客体是技术商品，交易的主要形式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及技术产权转让，包含了技术创新的全部内容及过程，完全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的有关内容。第三，技术市场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意志和目标。技术市场的产生就是要明确技术的商品属性，调整技术商品供需双方的相互关系，目的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从法律角度看， 198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一条提出，立法宗旨为：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保障技术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技术市场秩序。其中，提到了 “ 技术市场 ” 的字样。 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十二条 “ 国家建立和发展技术市场，推动科学技术成果的商品化。技术贸易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和城市信用的原则。 ” 中，正式提出 “ 国家建设和发展技术市场 ” ，以法律的形式为技术市场的建立与发展确立了地位。 1996年，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规范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制定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技术权益和法律责任等，赋予了技术市场工作的实际内容。 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技术合同的分类，技术合同的签订、变更、解除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中共十六大又明确定位技术市场为生产要素市场，并提出要创造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资源的环境。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在发展技术市场方面的意志和目标。第四，技术市场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协调国家科技创新活动。我国技术市场从一诞生就一直在为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之间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进而促使相互间进行建设性的互联、互动、互利和共进，实现优化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协调国家科技创新活动的目的。经过20年的努力，可以说技术市场已经实现了这一功能，并在不断深化，力争更大创新。第五，技术市场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性产物。它是一种体制上的创新，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核心内容的另一方面，即：体制创新。技术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技术商品资源的过程及关系的总合。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动力在于市场机制、交易过程及主体关系调整的不断创新，核心就是体制创新。同时，技术市场正在向着组织网络化、手段现代化、功能综合化、服务社会化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方向发展，体现出技术市场本身技术创新的一面。由此可见，技术市场完整地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核，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丰富和发展了技术市场的内涵，不断完善了技术市场功能，各地技术市场条例的修改、税收优惠政策的完善与落实，使技术市场法律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充分体现出技术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体系，也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另一特征。三、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技术市场的发展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技术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重大的体制创新。从技术市场二十年发展情况看，国家坚持 “ 放开、搞活、扶植、引导 ” 的技术市场发展方针，带来了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推动了科研开发市场化、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使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充分体现，为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在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伟大进程中，技术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将从体制上彻底打破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壁垒，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市场机制，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技术市场发展之路，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技术市场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技术市场的发展使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得到丰富和完善。从技术市场内涵可以看出，技术市场包含了技术商品形成和转化的全部过程，围绕着这一过程建立了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相应的创新服务组织体系、管理体系和法律保障体系。确保国家的创新活动按照市场的机制有效开展，使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得到了丰富和完善。经过20年的发展，目前在我国技术市场中已经形成了包括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在内的各类技术贸易机构35287家，从业人员达85.33万人，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084.67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达到0.93%，有效地推进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并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其次，技术市场的发展对科技资源的配置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它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技术商品资源，并将知识、技术、资金等要素通过一定的利益关系，以各种形式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其中，技术以权益形式的结合不仅成为现实，而且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以知识产权实施许可为核心的技术转移正在蓬勃兴起，所有这些都使得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得以实现。第三，技术市场的发展将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只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建立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这个体系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国技术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规律在技术市场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加速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将有效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活力。另外，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以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积极活动及其间相互作，有效地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为目的。这与技术市场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对技术市场的发展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综上所述，技术市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之一，在科技资源配置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也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过去2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技术市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渠道。技术市场的发展将使国家创新体系得到丰富与发展，功能得到实现。同时，加速技术市场的发展也将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增添活力。另外，本文形成过程中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业界部分同行专家的有关论文与著作，文中正确的观点应该说是业内同仁共同智慧的结晶，不正确的说法、观点纯属作者个人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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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技术市场释义、发展意见及建议(四): lgjszy 2011-8-26 16:20; 关于我国技术市场的释义、发展意见及建议（四）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李明亮林耕（2003年10月）（接上篇）四、目前我国技术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一）环境建设跟不上技术市场快速发展的要求 1. 对技术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上存在误区技术市场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的内涵是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把技术市场仅仅理解为从事技术交易的场所，或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商业活动，更有甚者把技术市场看成仅仅是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是一种狭义的甚至是狭隘的简单化的认识。技术市场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市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全面正确地认识技术市场，加大培育和扶植力度，把加快技术市场建设放在与其他要素市场同样的重要位置，是当前以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政府工作的重要使命。 2. 技术市场的法制环境建设尚需优化，国家亟需制定有关技术市场方面的法律文件我国技术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走过近 20 年的历程，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技术合同成交额逐年攀升， 2002 年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达到 884.17 亿元，是 1990 年的十倍以上；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占全国研究开发经费（ RD ）投入的比例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分别从 1990 年的 60% 和 0.42% ，增长到 2002 年的 76.15% 和 0.86% 。应该说是成绩辉煌。但就法制环境建设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目前与技术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框架虽已初步建立，全国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基本形成，然而就国家来讲，缺乏针对规范技术市场主体、客体和交易行为以及保障和促进技术市场发展的专门法律、法规性文件，使得技术市场的法制环境建设在国家层面上缺位，导致全国各地的技术市场监管不统一、交易行为不规范、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限制技术市场发展问题的存在。从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建立完善技术市场体系的需要角度出发，亟需制定国家层面上的有关技术市场方面的法律文件。 3. 技术市场监督管理体系缺乏明确定位，呈弱化趋势我国技术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而进行的，在管理上，依旧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胎印”：如地区封锁、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等。“九五期间”，国家虽然发布了《“九五”全国技术市场发展纲要》，但由于部门“分割”，政出多门，使诸多指标难以付诸实现；各类技术机构过多过滥，导致重复建设，分散投入，效益低下，资源浪费，人才流失。目前各级政府对金融市场、物资市场、劳动力资源等有形市场的建设规划上倾注了很大力量和资金投入，并把它作为提高区域或城市综合功能和市场经济环境的重点予以营造。但对技术市场在促进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后发优势重视不够，对技术市场的市场建设规划很弱、投入不足，制约了技术市场和技术中介的发展。此外，技术市场监管呈现弱化趋势，在国家层面上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名存实亡，各地技术市场管理部门多数被精简或者合并，人员减少，并且多为兼职，致使技术市场监管不到位，不规范的交易行为也普遍存在，如：技术市场中的假冒伪劣，技术交易中的侵权行为和欺诈活动，技术合同登记统计中的浮夸骗税，技术价值评估中的弄虚作假等时有发生。我国技术市场监管亟待明其位、正其身、强其力、履其职。 4. 技术市场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并有收缩的趋势政策带有很强的导向性，过去 10 多年国家对技术交易的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促进了技术市场的发展。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无疑就是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速度的竞争，技术市场自然成为了竞争的重点领域，自然也应该成为优惠政策重点倾斜的目标。但是，近年来技术市场优惠政策落实不能到位，并有收缩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技术市场税收优惠政策有收缩的趋势。即：① 用以奖励技术研究、开发、咨询和服务人员的奖酬金不允许列入成本，要求在税后列支，对于卖方主体为法人的组织，此项奖励实质上已经没有意义。②为技术成果转化做出贡献的个人所获得的奖酬金被视为薪金所得，与工资合并计算交纳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来讲已经没有鼓励作用。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允许的作为载体与技术共同转让的 1 — 2 套设备，国税部门一般都被认为是混合销售，征收增值税。以一对一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为主的技术开发，通常都被视为软件销售，征收增值税。落实技术市场税收优惠政策中，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9 ］ 273 号文件）规定，实行先征后抵的办法进行减免，使当事人应当享受的优惠政策延迟或不能享受到。实行改制的国家部委的科研院所，到 2004 年改制过程中仍享受科研院所在“四技”活动中的税收优惠政策， 2004 年以后即按一般企业对待，而这些研究院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仍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需要在税收上继续给予扶持。优惠政策的收缩不利于调动科技开发机构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技术市场的迅速发展。 5. 技术产权交易受国家政策制约严重，尚处迟滞状态近年来，随着技术入股，高新技术企业产权激励以及风险投资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问题的出现，技术产权交易应运而生。自 1999 年底以来上海、陕西、深圳、四川、成都、山东等省市相继成立了技术产权交易所，北京于 2003 年 3 月 1 日成立了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以技术与资本结合为核心，对进入市场交易的技术项目进行专业化的价格评估、包装，以挂牌的形式向投资商推荐，为技术及产权交易双方提供洽谈场所、信息咨询和融通服务等。由于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对进场交易项目的企业要求“门槛”较低，吸引了很多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含量较高，具有发展前景且急需引入资金鼓翼待飞的中小科技企业进入这个市场。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迫切希望通过技术产权交易机构这个平台和窗口，找到急需的资金和合作伙伴。由于抓住了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结合的交汇点，抓住了技术项目转化及技术产权转移的关键需求，为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退出机制，因此，技术产权交易从一产生就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但是，技术产权交易是个新生事物，在国家大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交易规则、运行模式、政策保障等方面仍带有很强的探索性。受政策方面的限制，柜台交易迟迟不能开放，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风险投资的进出通道闭锁，使得高成长性科技企业通过技术产权融资的渠道难以畅通，技术产权交易这样一个具有广阔前景新生事物由于受国家政策制约，不得不处于迟滞状态。（二）技术市场本身的发展尚需健全和完善 1. 市场化发展进程缓慢由于我国技术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而进行的，计划经济的成分还占有相当的比重，计划经济的意识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完全转变，政府部门还把握着大量的各类资源。因此说，我国的技术市场还不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技术市场。在 2001 年北京对技术合同跟踪调查中发现，北京输出到上海、山东等地的技术项目中，成交额大于 500 万元的，几乎都是各级政府的计划项目或是政府机构购买。所有这些因素都将或正在对我国技术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进程产生消极的影响（计划经济不退位，市场经济就不能到位）。 2. 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滞后，功能和结构亟需加强与调整科技中介机构是促进技术成果直接参与市场交换，并加速转化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滞后于技术市场的发展要求，并且职能交叉、结构不合理，一些科技中介机构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管理体制、运作机制不明确。相当一部分科技中介机构的服务水平、质量和人员素质偏低，缺乏竞争力。只能提供牵线搭桥、沟通信息、简单咨询等一般水平的服务，建立在市场调研基础上的、深入的、全面的理性化科技中介服务还不多。科技中介机构的组成也不符合市场化发展的要求。据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调查，在技术中介机构构成中，国有企事业单位占有比例较大，影响市场化发展进程。在调查的 86 家技术中介机构中，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有挂靠单位的社团组织就有 53 家，占 61% 。这些机构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有上下贯通的业务渠道，在市场中占有较大优势，直接导致中介行业内竞争的不平等，并且由于国有企事业性质的技术中介机构大部分属于政府部门的附庸，不是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而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其开拓市场、积极进取的精神远不如市场化运作的各类公司。技术中介机构中，高水平、专业化、复合型技术经纪人才严重不足。在调查的 86 家技术中介机构中，共有从业人员 2264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 744 人，有技术经纪资格的 274 人。由此看出，技术中介机构从业人员中，具有经过培训、取得技术经纪人专业资格的人员只占 1/8 ，懂专业、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更少。所有这些问题在其他类型的科技中介机构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仅阻碍着科技中介业市场化发展进程，也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3. 技术市场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亟待加强主要表现为农村和西部地区技术市场发育水平低。 2002 年进入技术市场的农业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仅占总成交额的 8.45% ，西部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只占全国的 12.56% ，农村和西部地区技术市场发展缓慢，限制了先进实用技术通过市场机制向当地转移扩散的进程，成为制约农民增收和当地科技、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4. 技术市场统计指标体系不健全，深层次分析不够，对政府决策的支撑略显乏力目前，我国的科技统计指标体系虽然比较健全，但是体系指标主要是围绕着 RD 活动开展的，统计内容、以及指标的设计着重反映的是科技投入、科技项目的内容，而反映技术市场的指标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方面，对技术交易签约、履行情况的调查统计指标设计，还不够完整科学。科技统计数据中，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数据、技术交易情况的数据，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经济效益的数据，应该成为社会发展宏观决策与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对统计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充分性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建立健全技术市场统计指标体系，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相结合，进行归纳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3057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学与科技体制改革: sf941125 2011-1-7 09:24; 摘要：文章在简要阐述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基拙上 , 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理论问题及其与科学学的关系作了深入剖析。作者认为 , 科学学是一门探讨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学问 , 科技体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系统（科技系统）的运动与存在形式 , 其是否合理的依据在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科技体制的内涵、结构、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等一系列改革实践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 都可以在科学学揭示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地说明。关键词：科学学；科技发展规律；科技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一、科学学：一门探讨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学问迄今为止 , 学界对于科学学这门学科的对象及性质尚缺乏统一的界定 , 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科学学是一门探讨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学问。发现规律 , 是各门学科的主要任务和目的 , 因此 , 科学学科学的科学 , 理所当然地以揭示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为其核心任务 , 失去了这一点 , 就失去了这门学科的自身存在价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 作为探讨科技发展规律的学科 , 科学学还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 对于科技发展规律的揭示尚处于零散的状态 , 多停留在表面的、现象的描述与归纳上：科学技术到底有哪些规律 , 哪些是基本的 , 哪些是派生的；哪些是主要的 , 哪些是次要的 , 至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答案。对此作出系统地讨论 , 也不是本文的宗旨 , 但为了说明问题起见 , 在此仅提出一个思考间题的角度 , 供学界参考。众所周知 , 科学技术具有两方面属性：一是认识论属性 , 表现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一是它的实践属性 , 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智产）。科学发现 , 一切发现 , 都是一般劳动。（《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 120 页 , 人民出版社 , 1979 ） , 作为创造性脑力劳动产物的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成就总和 , 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物。可以说 , 这两方面属性 , 反映了科学技术之为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面。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 , 我们认为 , 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也表现为这两个基本方面：作为知识体系的规律 , 作为生产劳动的规律。对于前一个方面 , 正如学界所揭示的：作为知识体系其增长呈指数规律 , 作为知识体系其内部各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联结 , 呈一定的结构规律 , 等等。但是 , 我们认为 , 与其说这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 不如说是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 , 所表现出的某些特征。因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社会实践 , 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技术 , 不过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对于后一方面 , 恰恰是学界所忽视的 , 笔者在此略作些探讨。为了揭示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构成 , 先说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相对的独立的社会生产系统的客观实在性。唯物史观指出：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和发展了自身。推动人类进步的生产在最初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一是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随着物质生产的进步和剩余劳动产品的积累 , 人类在生产的劳动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分工：除了前两类生产以外 , 由脑力劳动者所主宰的精神产品的生产（精神生产）开始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态出现在人类生产劳动的历史舞台上。然而 , 在工业文明尚未降生之前 , 人类精神生产多局限在哲学、古代艺术乃至神学体系中 , 科学虽然有了发展 , 但极不发达 , 并直接与神学（宗教）搅合在一起 , 甚至受到宗教的无情奴役和剥夺 , 技术则主要以实用的、经验的形态出现 , 并直接物化在物质产品中。这一状况表明 , 科学技术还没有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从哲学、神学体系中 , 从实用的生产经验中挣脱出来 , 以获得独立发展的力量。近代工业文明摧跨了神学对科学的奴役 , 使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 , 并获得了迅速地发展 , 与此同时 , 技术在科学的推动下 , 也摆脱了经验形态的束缚 , 与科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科学不断向技术渗透和转化 , 技术也不断从科学中吸取营养以获得自身的发展力量 , 科学技术逐步形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由此开辟了人类社会生产形态的新类型：科技产品的生产（科技生产）。这种生产的特征在于：从生产的劳动形式上看 , 它主要属于脑力劳动 , 因此 , 可称作精神生产的一个特殊部分（区别于哲学、文学艺术等）；但从物质生产的必要环节来看 , 它又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物质生产力 , 因而构成了现代物质生产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或理论先导。科技生产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生产形态 , 其存在的客观性依据在于：首先 , 它具有自己的生产力科技生产力。其社会表现乃是：从社会的其他劳动中脱离出来 , 专门以发现和发明为职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科技劳动者 , 从事发现和发明活动的物质手段（如实验设备、仪器等）以及思想资料（如图书情报等）科技生产资料。所谓科技生产力 , 就是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从事发现和发明的能力（提起注意的是：这一界定不是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视角立义 , 而是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 , 它自身所具有的内在能力来立义的）。其次 , 它具有自己的生产关系科技生产关系。其社会表现乃是：一方面表现为科技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形式 , 如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科技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集团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等类型 , 以及由此决定的科技劳动者的分工、合作形式 , 如各类科研机构、科技协会组织等；另一方面表现为科技产品（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之社会连续过程。在这两方面关系中 , 科技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基础的决定作用 , 它规定着科技生产总过程的社会性质 , 而科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则又必须通过科技生产总过程的连续运动才能不断得以实现。最后 , 随着科技生产关系的扩大 , 当科技生产关系以国家形态出现时 , 它也就有了自己的上层建筑科技上层建筑。所谓科技上层建筑是指国家为实现科技活动的组织、调控和干预而建立起的各类行政权力机关 , 以及各类政策、制度和法律的总称。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的现实统一 , 构成社会的科技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类似 , 这一系统的内在关系表现在：科技生产力决定科技生产关系 , 科技生产关系决定科技上层建筑；反之 , 科技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科技生产关系 , 科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科技生产力。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4 社会科技系统的客观实在性的揭示 , 使得它与社会经济系统找到了逻辑的、现实的统一（如图 1 ）：图 1 ：科技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 1 所示，沿纵向看，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的统一 , 构成社会的科技系统 , 物质生产力、物质生产关系与物质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 , 构成社会的经济系统。两者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 , 而内容上则具有各自的质的规定性。沿横向看 , 表现为科技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关系 , 科技上层建筑与社会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 , 由此构成了社会科技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必然联系。在对科技系统的客观实在性的揭示基础上我们可以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基本构成作出如下勾画（图 2 ）：图 2 ：科技发展规律的基本构成我们知道 , 规律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 包括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内在规律 , 事物与所居环境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外在规律。首先 , 科技系统作为一种社会客观实在 , 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沿纵横两向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在纵向上表现为两对基本矛盾运动规律 , 即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 科技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关系状况的规律 , 这是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横向上 , 贯穿科技产品生产过程及其诸环节表现为科技产品生产总过程的运动与发展规律包括科技产品的生产规律、流通规律、消费规律、分配规律等。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规律。其次 , 从科技系统与所属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 , 科技发展规律表现为科技与经济相互联系的规律（具体表现为科技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关系 , 科技上层建筑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 科技与教育相互联系的规律 , 等等。这样 , 我们说科学学作为一门探讨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学问 , 揭示上述规律的丰富内容 , 正是它的目标和任务之所在。二、科技体制改革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自 1985 年开始 , 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为目标 , 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一是改革科技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 措施是削减科研机构的事业费 , 对科技计划实行有偿使用（俗称堵死一头）。与此同时 , 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 , 建立院所长负责制和承包责任制 , 二是调整组织结构 , 措施是推动独立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三是开拓技术市场 , 推动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几年来的改革 , 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部分科研机构活力增强 , 科技人员积极性得到了发挥 , 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从客观效果 , 整体效应上看 , 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状况井没有根本改善，科技力量部门分割、企研分割的状况依然存在 , 科研机构短期行为比较普遍 , 相当一部分科研机构仪器设备陈旧 , 科研水平下降 , 受市场大潮的冲击和利益分配不公的影响 , 部分科研机构人心涣散 , 人才流失 , 面临生存困境。产生上述间题的原因 , 从客观上来说 , 除了科技体制改革本身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风险性之外 ,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所致。 1984 年以来的城市经济改革 , 一直处于放权与收权的徘徊之中 , 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因而也是市场主体）地位始终未能形成。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滋生了短期行为。企业对科技需求不足 , 缺乏依靠科技追求长远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 , 科技体制改革试图通过断奶（事业费）方式 , 迫使科研院所依靠出卖技术谋求生存发展 , 以达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目的 , 显然难以取得大的成效。 1987 年以来 , 推动科研机构进入企业的改革措施收效甚微 , 究其原因 ,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此。另一方面 , 从主观上来说 , 则在于我们对改革对象的本质及其内容缺乏全面的系统性认识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改革内容的非系统认识和对改革方法的非系统思维所致：首先 , 从改革的目标来看 , 较长一个时期内 , 我们误把科技与经济结合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 , 从而在行为导向上 , 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强调科技对经济的服务功能时 , 忽视了科技系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的自身的建设 : 一突出表现在不重视科技投入和科技队伍尤其是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的科技队伍建设；其次 , 从改革的内容来看 , 我们只局限在科研体系内部进行改革 , 着眼于微观上 , 表层的修修补补。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 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 , 把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 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 , 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然而 , 这一新型体制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 是一种怎样的结构模式 ? 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 如何适应科技自身的发展规律 ? 它与经济体制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 等等 , 所有这些问题 , 还缺乏理论上的系统阐释。科技体制作为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 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 , 必然是盲目的实践。因此 , 对上述问题作出理论阐释 , 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 而且是改革实践的迫切要求。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或者说建立在对科技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学理论的大厦之上。应该承认 , 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 , 科技体制改革存在着理论上的滞后性。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标志 , 经济体制改革构筑了自己严密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其表现在于：从微观基础上看 , 它构筑了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经济体制的具体形态或内容。如在生产环节 , 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以及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在分配环节 , 确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 各种分配方式井存的分配制度 , 在流通环节 , 确定了以生产要素市场为主体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 等等。从宏观管理上看 , 确定了健全宏观管理调控体系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 , 经济体制理论框架不仅在实践上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操作性 , 而且在逻辑上、理论上充分展示了其系统性和完整性。然而 , 相对于经济体制草革而言 , 科技体制改革 , 正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样 , 还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要求。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科技体制理论研究之所以滞后 ,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科技体制理论研究之所以今天成为必要 , 也有其历史的客观性依据。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发展以至成熟 , 一方面是其研究对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实践对它的客观需要。经济体制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丰富和发展 , 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 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 , 从而具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价值论原理 , 以及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成果。与此相似 , 科学学与科技体制研究也必然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 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 , 科学技术同现代化大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生产更加社会化 , 也使科学技术自身的生产更加社会化。科技生产力 , 与科技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 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功能以及科技产品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如科学建制）、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 导致了科学学的产生和发展。而科技体制的系统研究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其成为必要 , 还有赖于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科学学的研究成熟到一定程度。从历史的渊源来看 , 科学学研究的历史不象经济学研究那么久远 , 因此 , 科技体制理论研究也不会象经济体制理论研究那样具有较厚实的理论基石。这是从总体来说的。就我国来说 , 科学学研究真正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还只是近十多年的事。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 , 为我国科学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并提出了挑战。促使人们把视角转向认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特点上来。通过对我国传统体制弊端的深入认识 , 逐步认识到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 ,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从实践中提出的课题。然而 , 由于科学学研究的历史较短 , 理论准备不充分 , 使得我们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走一些弯路。目前 , 我国的科技体制理论研究 , 零散地包括在科学学研究之中 , 而科学学对科技体制的研究又多局限在狭义方面即研究科研体制或称科研管理体制 , 换言之 , 仅仅局限在探讨科研体系的合理配置 , 科研管理的机构及职能划分等方面 , 这显然不能涵盖科技体制的全部内涵 , 而且也无法满足改革实践的客观要求。改革实践迫切呼唤科技体制理论的出台 , 这就使得作为科技体制理论研究基础的科学学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三、科学学：科技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作为探索科学技术赖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学 , 之所以尤为必要 , 是因为舍此不能为优化科技系统的运行机制、改革现行不合理的科技体制 , 为探索改善科技生产活动的组织、计划、管理的可靠途径 , 创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1 、科学学通过揭示科学技术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 为我们认识科技体制的内涵及其结构提供理论基础。当我们把科学技术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 , 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的社会实践系统科技系统即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时 , 我们可以作出科技体制的如下定义：所谓科技体制是指科技系统的存在与运动形式。换句话说 , 科技体制是指科技系统的形式方面 , 是科技系统的存在结构与运动形态。而科技系统则是科技体制的物质承载者 , 构成科技体制的内容。两者的关系可以从唯物辩证法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的原理得到揭示。由此可见 , 理解科技体制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科技系统及其发展规律。换句话说 , 我们剖析了科技系统的结构形态与运动规律 , 也就剖析了科技体制所要涵盖的全部内容 , 揭示了科技体制的本质。依据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原理 , 可以进一步指出：科技体制之是否合理 , 就在于它是否正确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换句话说 , 一种先进合理的科技体制 , 必然是正确反映了科技发展规律的体制。反之 , 落后的不合理的科技体制 , 必然会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乃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阻碍或破坏作用。由此可见 , 科技体制的结构、层次、功能以及与所居环境（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等）的关系 , 都可以在认识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地说明。依照本文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 , 我们可以对科技体制的宏观结构作出如下描述：按照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 , 可以把科技体制归为微观基础和宏观管理两个层次：在微观基础上 , 贯穿科技产品生产过程的诸环节（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 , 依据其运动与发展规律 , 表现为科技生产体制、科技流通体制、科技分配体制与科技消费体制几个方面；在宏观管理层次 , 则表现为科技宏观管理调控体系。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 , 不仅在于理论上、逻辑上的合理性 , 还在于它是否与客观实践的需要相符。那么上述对科技体制的理解是否与实践相符呢 ? 首先 , 从微观基础看 , 就科技生产体制而言 , 改革实践表现在：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科研机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 完善院所制度（所有制内容的改革） , 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之间科技力量的合理布局（生产要素布局的改革） , 等等；就科技流通体制而言 , 改革实践表现在：开拓科技市场和完善科技产品的价格机制；就分配体制而言 , 表现在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 完善科技分配制度等等。其次 , 就宏观管理而言 , 表现在转变政府职能 , 改革政府调控科技活动的方式、方法 , 完善科技政策法规体系等等。显然 , 所有上述改革内容都与我们对科技体制的界定是一致的。 2 、科学学通过揭示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内在关系 , 为我们理解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既存在区别 , 又存在联系。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 从本质上说是由各自的物质承载者社会科技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质的规定所决定的。换句话说 , 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区别、相互独立性 , 是由于科技系统内在质的规定性和发展规律决定的 , 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相互渗透、相互关联性 , 是由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规律所决定的。首先 , 就两者的区别而言。由于科技生产各个环节有自己的特点与规律 , 由此决定着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生产形式、流通形式、分配形式以及宏观管理调控形式 , 决定着科技体制不同于经济体制的结构形态。例如 , 就科技生产体制而言 , 科技生产创造性脑力劳动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科技生产在劳动的管理以及生产的组织形式上具有纪律的松散性与生产组织的不固定性特点（而物质生产则建立在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分工协作基础之上） , 进而决定了科研院所制度不同于工厂制度的特征；另一方面 , 由于科学技术不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 , 决定了科研院所尤其是基础性科研机构 , 不能象现代企业那样 , 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 决定了现代化院所制度不同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就科技流通体制而言 , 科技产品的知识属性 , 决定了它的价格机制不由价值规律决定 , 决定了它的流通、交换方式不象物质产品那样简单的买与卖的关系 , 决定了作为交换场所的技术市场的抽象性、信息性特征；就分配体制而言 , 科技劳动的创造性特征使其体现在一定的量上 , 相当于多倍的一般生产劳动 , 因此 , 表现在科技分配制度上 , 科技人员应具有较高的劳动报酬。最后 , 在宏观管理层次 , 由于它调控对象的本质规定 , 决定着自身特有的宏观管理调控方式。例如 , 作为调节科研方向的财政、信贷、税收体制 , 作为调控交换、分配的科技政策、法律 , 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其次 , 就两者的联系而言 , 科技产品在消费中脱离它现有的存在形式（知识形态）物化在物质产品中 , 科技产品的消费环节，同时构成物质产品的生产环节 , 由此决定着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联系、渗透与交叠。科技体制只有适应了经济体制的需要 , 才有利于科技产品不断向物质产品转化，而在转化的同时 , 又获得科技产品再生产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 , 获得科学技术以发展的物质动力。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 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在结构上具有类似性 , 而在内容上却各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 , 两者在科技产品的消费环节与物质产品的生产环节上得到了现实的统一。理解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相互区别与联系的意义在于：其一 , 科技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和与其他体制的相互区别性 , 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技系统的内在运行规律来构建科技体制模式、勾划科技改革思路 , 并确定相应的改革目标、内容、战略、措施和步骤；其二 , 科技体制（及其子系统）的相互关联性和相互渗透性 , 又要求我们在构建科技体制模式 , 确定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战略、措施和步骤时 , 必须注意科技体制各子系统之间以及科技体制与其他体制之间的协同配套。科技体制改革不等于科研体系内部的改革 , 必须从科技体制的全局来把握。科技体制改革也不能孤军深入 , 必须按照科技体制与社会体制的其他子系统之间固有的联系规律 , 从整个社会体制的全局来把握。只有这样 , 才能找到一条有效的改革途径。 3 、科学学通过揭示科技系统及其发展规律为我们正确理解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理论基础按照本文提出的逻辑思路 , 我们可以对科技体制改革目标的界定作出如下理解：首先 , 新型科技体制必须适应科技自身发展规律 , 尤其是科技生产力 , 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我国传统体制之不合理 , 就在于它没有正确反映科技系统的内在规律。例如 , 在传统体制下 , 科技上层建筑存在着一系列不适应科技发展的环节和方面 , 如行政力量对科技活动统得过死（其行为表现是超越科技生产关系层面 , 直接对科技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行调控、组织） , 制约了科技机构从事科技生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政权力相互分隔制约了科技综合能力的发挥 , 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法律制度等极不健全 , 使得科技人员的社会结合（包括人才流动 , 研究与开发机构的设置等）显得极不协调。又如 , 在科技生产关系层次 , 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 , 科技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诸环节极不畅通 , 科技人员分配不公 , 待遇过低等 , 严重制约了科技产品转化的速度与效率 , 挫伤了科技人员积极性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 我们说 , 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性质是改革科技生产关系与科技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关系的环节和方面。其次 , 新型科技体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 与经济体制密切结合。就经济体制而言 , 由于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过程加大了科学技术对于物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 使得当代经济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 , 经济体制只有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 , 经济发展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就科技体制而言 , 由于科技生产的社会化规模的日益扩大 , 加大了科学技术对于物质生产资料的依赖性 , 科技体制只有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 与经济密切结合 , 科学技术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物质条件。我国传统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就在于科技与经济相脱离上。长期以来社会科技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分割、彼此封闭 , 人为地割裂了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 使得经济发展不能有效地依靠科学技术 , 科技发展也不能有效地面向经济建设。前些年的改革 , 强调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 但由于对结合的机制、体制缺乏正确认识 , 同时在措施上缺乏有效地协同 , 使得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效果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的现代企业 , 必然把经营目标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 从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客观需求。科技体制只有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 相应地进行改革 , 才能带来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注：原载《科学性研究》 1994 年第 4 期，责任编辑：丁波;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970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技体制改革比预想的要困难: Bobby 2010-12-13 19:40; 科技体制改革与其它体制改革一样，都不是很容易。有些困难是技术性或资源性条件的缺乏，有些则来自于既得利益者（有势力者）的反对 / 不配合，另外的因素则来自于人们（包括改革者本身）对改革的态度和心理。抄一段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君王论》作为佐证。我们必须记住，在任何一种体制的国家中要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其难度均是要超过其它所有项目的。换句话说，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飘忽不定，执行起来更没有把握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在行事时，他所面对的均是旧秩序旧势力中获取了利益，受了恩宠的保守派们，那些人会一跃都成为他的敌人，而尽管也有一些人拥护革新，但这些人所指望的则是想从中捞到好处。所以，这些人对于革新行动持三心二意态度。马基雅维利《君王论》（徐继业译）; 个人分类: 科学感想|5010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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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科技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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