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找回密码
  注册

tag 标签: 施一公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世界一流大学的速成策略
lincbacon 2009-5-21 22:54
最近在国内,听到最多的词包括与时俱进和世界一流。科学网最近在施饶二大海归的带领下,又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高潮。为了与时俱进,我也来谈谈如何快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施一公和饶毅先生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必要前提 的提法,虽然在科学网上受到很多批评,但我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逻辑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崛起最多算部分崛起。中国要全面崛起,一定要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点,大家应该没有疑义。 国内很多一流大学都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好,既然我们要全面崛起,剩下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国内很多一流大学都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所以,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短期内快速创建世界一流? 创建世界一流,肯定不是简单地让国家把GDP的1%投入到北大清华。肯定不是开高价吸引美国大学里的二流教授回国服务。肯定不是搞一些万人计划和千人工程装点门面。也肯定不是发一大堆可有可无真真假假的SCI文章。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是, 此大学需要先出一批对人类社会真正有积极影响的重大学术成果。 要快速 出一批对人类社会真正有积极影响的重大学术成果 ,需先定下正确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方针。根据现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速成策略,无非就是发奋追赶策略和直接挑战策略。 发奋追赶策略,就是奋起直追,赶超世界二流,成为世界一流。 在科学的竞赛中,我们落在了后头,怎么办?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弃休息,加大投入,奋起直追。由于是在西方设定的竞技场上,追赶时不得不遵守对手设定的规则。我们能做的是,快马加鞭,追! 最近,施一公先生将科学研究与体育做类比,说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中国体育一样的成绩,是因为中国科学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深以为然。 但也有偶深以为不然的方面。就以现在我们采用的SCI国际标准来说吧。大家知道,体育比赛和体育是两回事,发表SCI和科学也是两回事。体育比赛是为了好成绩,体育是为了好体质。很多人为了好成绩,弄虚作假,损害了自己的好体质。发表SCI是为了晋升和奖金,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真理。很多人为了发表SCI,坑蒙拐骗,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和体育也是两回事。科学需要更多的是不断地打破陈规,开拓创新。而体育,需要更多的是不断的练习,更高更强。在科学研究上,像准备体育比赛一样地埋头苦练,墨守成规地追赶,是不成的。这种追法,要想赶英的超美的一流大学,创出中国的世界一流,难! 中国的一流和世界的一流,其差距是相当的大。而且,差距最大的方面不是在SCI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上。中国现在有的是人和钱,SCI的数量可由大量低级重复研究来容易实现;中国的聪明人也有的是,SCI的质量也可由埋头苦干或高级学术造假来达成。但是,在现在的体制和框框下,要想短时间内比美国英国的大多数大学发展得更好,更快, 要想在各方面全面赶超而快速成为世界一流,我国的大学不进行体制的根本创新,没有环境的根本改善,基本上是缘木求鱼,可能性是没有的! 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将规则的制定权继续拱手交在人家手里,人家是不会轻易让你超越的。而可能性更大的是, 他们完全可以,或许已经,利用这种主导权,悄悄改变方向,以将在后面紧紧追赶之我国科学发展,不知不觉地引入歧路绝境。 这应不是危言耸听。国内部分有良知的学者已经开始醒悟和疾呼了。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SCI,就是Stupid Chinese Index。翻成中文,就是愚蠢的中国人的索引。把愚蠢的中国人引到哪里?当然不是世界一流! 我们不是要教授们与哈佛或牛津的教授PK,和他们比谁的SCI文章多,比谁的影响系数大,比谁的引用次数多。采用Stupid Chinese Index (SCI),是偷懒的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可以用于追赶,不可用于创新,更不可用于创建世界一流。 挑战策略,就是另辟蹊径,直接挑战世界一流。 武林中默默无闻的小辈,没有奇异的际遇,短时间内是成不了武林高手的。要想短时间内成为公认的一流高手,自古华山一条路,此路就是,另辟蹊径,修炼独门秘笈,直接向一流高手挑战。向一流高手直接挑战,输了是名气。如果侥幸能赢,无闻小辈就能一夜间跻身一流高手了。强!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上,中国可以修炼的独门秘笈是什么呢? 我认为,独门秘笈就是中国需要创建出并采用比美国更严更高更好的学术评价体制来。 只有这样,国内的一流,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快速赶超,成为世界一流。 大家知道, 体制是基础,人才就是关键。 要想建世界一流,引进人才也是一种捷径。引进人才的策略,是要引世界的一流人才,而不是二三流人才。不然,引来引去,建来建去,不管校长们多么努力多么吐脯,他的大学永远是二三流大学。最近,科学网有人提议,要在世界范围内不局限于华人学者圈子来引进世界一流人才。这的确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好主意。 世界一流体制,世界一流人才,才能成就世界一流大学。 所以,对于当今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现行体系,我们要做的是,不迷信她,剖析她,找出她的漏洞来。然后创新苦练,大胆挑战。能不迷信她,挑战她的漏洞的大学领导,才是与时俱进的合格领导。 我国现在急需要做的事,就是我们的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们要尽快向美国的标准和规范挑战。部长校长们要大胆改革国际上高等教育的陈规陋习,推陈出新,积极创新。而不是局限于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陈规陋习。教育部和科技部的高官们要走出去,坐下来,创建出比美国标准更符合生产力更与时俱进的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标准和教育体系。 创建出堪称Smart Chinese Protocol(SCP)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个SCP,关键是要做到两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与时俱进。 如果我们能下苦功,创出有中国特色的SCP学术评价体系并实行之。 这样,再过十年,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高校里有多少世界一流人才,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世界一流大学!
个人分类: 博客和科研|4691 次阅读|9 个评论
施一公们的烦恼才刚刚开始
肖立志 2009-1-31 06:23
施教授们顺利度过难关。 今儿正月初六,本不想以这样的标题作为新年博客第一篇,但独自陪着身体健康心灵脆弱精神空虚的父亲过年,想不到太多的话题,看到大海龟施一公们被网上热热闹闹地批来赞去,而自己也觉得这个话题也许还能谈点看法,于是就选了说说个人偏见。 《新语丝》上有关于施一公的讨论文章近200篇,《科学网》上也有不少跟进,我并没有完全看过。但是,施一公之所以在网民中如此受青睐,我推断大概有三个原因。 其一,施一公确实是大牛,否则绝对当不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Nature也不会专门发评论,并且在意识到评论中关于工资的数据有误马上道歉。批大牛多好啊,既有快感,又能显示水平,像我写这一篇,点击率没准会不错! 其二,大牛们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有瑕疵,至少按照中国社会的标准有不当的地方。谁TMD没瑕疵谁不是人!现在对施攻击比较多的有诸如:杰出青年基金申请者身份问题;爱国主义思想的真实性问题等等。相信网上对这些瑕疵的质疑和攻击一定会引起施一公们的不快,在我看来,这些攻击和不快还只是表面的,大海龟们进一步的深层次的烦恼也会接踵而至! 本人认为,施一公申请杰出青年基金是清华大学的失误,完全多此一举,纯粹是把大牛当猴耍,猴们只能质疑牛们参加猴游戏的资格!杰出青年基金在学界有很高地位,竞争十分惨烈,淘汰率极高,往往被看着是国内学者通往院士的必经之路。施一公既不缺项目,又不申报国内院士,完全没有必要去挤这趟车。 许多人指责施一公高调谈论爱国主义,给清华学生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怀疑一个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的爱国主义动机和真实性,有其合理性,更多的是荒谬性!我大女儿去美国时年龄很小,对中国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国内的时候虽然学过热爱中国,但她应该基本不懂其含义。到美国以后她知道,她来自中国,她跟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五星红旗在她的班上,在她的学校,甚至在她居住的城市,就是她的标志。看到五星红旗她就觉得特温暖,特有力量!后来回国了,哪儿都是五星红旗,刚开始也非常亲切,但慢慢发现,无论伙伴还是对手,都拉红旗作虎皮,她觉得这红旗不是她在美国见到的五星红旗,甚至这红旗跟她没关系。前几年我大多去温哥华过春节,住我楼上有位朱姓老人退休多年,喜欢跟我聊天。他说他在零售业工作十几年,期货业工作二十多年,对这两个行业有比较多的认识和独到见解,“中国加入WTO在这两个行业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如果你有政府决策部门合适的管道,我愿意为他们讲讲,肯定对中国有帮助”。我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他接着说,“我不要任何费用,只想为中国做点事儿”!我心里想,他比我更爱国?当然,他如果对我大声说,小子,我在海外飘了这么多年,跟你讲讲爱国主义吧!我在本能上也会磕巴一下,但应该听完以后再下结论。 其三,海外人才引进制度上有缺陷。政策制定者(职业政治家)、引进者(名义老板)、使用者(实际老板)、竞争者(同事同行)的严重脱离,形成引进制度以及引进人才的双重怪胎!这个确实有点难听,但也是实情!而且,更是大牛施一公们以后更大烦恼的根源! 凭心儿论,领袖们确实求贤若渴!他们站在民族利益,国家前途的高度,摇旗呐喊,呼唤优秀人才回归,以各种方式报国!本人聆听过几回,在那么庄严的地方,那么好的音质,那么亲切的话语,催人向上,热血沸腾。领袖要你做主人,回到自己家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去,什么身份回,只要回来就好,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一般学自然科学的人在这种场合都会五体投地,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飘飘然的,祖国的未来仿佛就在自己手里。 领袖们第二个能够做的是开动国家机器,宣传你。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一个时代特色,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民主,实名虚名,使精英和草根,理论上享有同等话语权,甚至由于草根对政府,对主流媒体的逆反心理,国家机器的宣传反而使你处于容易受到攻击的明处!而大牛们一旦被质疑,不受伤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你从质疑帖子的设问方式就可以看出来,给你质疑任何一个很小的事实,你都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你只有两种可能的答案,Yes or No。回答Yes,质疑成立,你输;回答No,你撒谎,还是你输,提供更多的解释理由?你会被进一步质疑!没完没了!不回答?说你没胆量,心虚!至于更大牛出来帮助声辩之类,往往苍白无力,轻者,不符合设问方式,声辩无效,重者,越描越黑,甚至引火烧身!网络时代,媒体形式和影响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按照中央要求,高层次人才引进是“一把手工程”,所以,校长或所长成为大牛们的名义老板,是他们的政绩工程。遗憾的是,这些名义老板们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一旦遇到调任或升迁,被引进的大牛们就会遭殃。新的领导需要新的政绩工程,于是重新洗牌开始,顷刻之间满怀期望的大牛们被边缘化,被花瓶化!忘了说,在名义老板那里,你基本上是客人。 大牛们不是直接为校长或所长工作的,他们的直接老板只能是下级或下下级。在这里,对不起,你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你是他雇的人,只是你带了点光环而已。这时你不光心理上有落差,工作上你甚至都会觉得难以着手。你本来想把在美国储集的势能到中国变成动能的,这些动能很快消耗掉。 而在同事同行中呢,你不是客人,也不是主人,而是很容易成为敌人,因为你心直口快,你不懂或不在乎潜规则,甚至你还想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这样一个分立的互相矛盾的体系中,刚引进的大牛们很难找准定位,必定会处于尴尬地位,真正的麻烦和痛苦开始了......
个人分类: 个人偏见|10324 次阅读|8 个评论
堂堂正正、明明白白自私的人
热度 5 freefloating 2009-1-30 16:44
科学网上最近又讨论的相当热闹,而且有些关乎道德,同情心、爱国心都上阵了。 我好像一直非常排斥道德家,潜意识里觉得好像道德家都没太干什么好事。所以我会跟儿子说:做什么也不要做道德家。儿子现在根本不知道我说什么,但是我还是要先给他打打预防针,让他对道德家有所免疫,免得日后被道德家忽悠了。 大道理我搞不懂,小道理里我也不一定明白,我选择性的接受一些道理,目的是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安宁,就是让自己舒服些。比方说我认为人应该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自私的人。 这个道理里面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自己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自私的人,二是允许别人也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自私的人。二者缺一不可。 一、我虽然喜欢做老师,但不认为自己在太阳底下最崇高,因为这个职业有假期,又自由,虽然现在辛苦的紧,但是别的职业也未必更好。还可以满足自己好为人师,受人尊敬的虚荣心。所以我还没学会训斥学生,顶多就是哄哄再哄哄,做了这么多年学生过来的,知道学生损老师的本事,心里最怕招学生骂,所以绝对不敢自以为大。 二、我虽然在中国呆着,我也不敢讲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民族主义对于家庭的小问题来说太大,对于家庭的大问题来说太小。”还记得王鸿飞老师在《引进“婆婆”之二》的一句话:“ 听了这个故事,我决定打死也不说自己回国工作和爱国有什么关系,免得自己以后心里不好受。”这个故事必然不是什么好听的故事,但这个决定确是个明白的决定。既然保不定自己所作所为能够符合爱国主义道德家的高标准严要求,也保不定自己吃了亏后欢欣鼓舞,那还是不说的舒服。不过要是打死我说说也无妨。 三、我虽然无官无职,我也不敢讨论太多公平,有位我相当敬佩的老师曾经说过:护犊儿是一种美德。护犊儿是老师的一种美德,所以导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找到好工作,都能好好发展。当然这是因为导师对学生好才能招到好学生,才能有利于自己的发展,而且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是多么令人舒服的事情。护犊儿是家长的一种美德,所以家长都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不遗余力。当然有时也会因此而不明白,做了不是很堂堂正正的自私,忘记了别人的自私权利,搅扰了大家的平静,被人骂被人告就都要认了。 四、虽然我老爸老妈对我还算满意,我也不敢说我有多孝顺,因为我们住新房子的时候我也没说我要孝顺,所以咱们换了吧。虽然每年都给他们添置新衣,但是比给我自己的要少很多,也便宜很多。 还会经常请他们帮忙照顾孩子,好让自己可以奋斗一下,或者轻松一下。好在老爸老妈也希望儿女比自己光鲜,看见孙子外甥心里就憋不住的高兴。多亏他们不是那种要求孩子一定要做到二十四孝才高兴的父母,多亏他们有养老金,身体安康,所以我也要努力有个好收入好身体,将来儿子需要我帮忙我就帮忙,不需要我就好好玩玩。 五、虽然也有人夸我心善,但我也不敢说我有同情心,虽然我见不了人家求我,见不了人家难受,但也最多是举手之劳,或者君子远庖厨,绝不敢追着喊着同情人家。而且也见不了人家同情我, 所以绝不会先找个理由同情自己,然后再用没有同情心来给人扣帽子。自强自立才有希望。 六、虽然我希望我能永远的给,给亲人,给朋友,给相识和不相识的,那也不是因为我高尚,而是我自私的以为,给予说明自己拥有,我愿意得到祝福永远的给予,而不是永远的索取。 所以我会告诉我的学生,我不会牺牲自己做一个好老师,如果我是一个好老师,那是因为我觉得做个好老师更有趣。 所以我会告诉我的儿子,我爱他是因为他给我带来的满足和快乐,如果我是一个好妈妈,那也是因为我觉得做个好妈妈更幸福。 所以我会告诉我的老公,我绝对不会因为他而成为黄脸婆,不管他在不在意,我也要健身,我也要买新衣服。如果我碰巧出得厅堂,下得厨房,那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更有成就感。 所以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我不会为你两肋插刀,我也不要求你为我两肋插刀,我们是朋友是因为我们在一起会更快乐,可以互相鼓励着前进。 好在我周围都是这样一些挺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自私的人,所以大家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个人分类: 绝地挑战|7614 次阅读|49 个评论
nature向施一公道歉
Synthon 2009-1-30 00:58
http://www.nature.com/news/2009/090128/full/457522a.html Published online | Nature 457 , 522 (2009) | doi:10.1038/457522a Corrected online: | , 522 (2009) | doi:10.1038/457522a online: | , 522 (2009) | doi:10.1038/457522a online: Corrected: This article previously cited an incorrect salary for Shi Yigong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Nature apologises for the mistake, and for any distress caused.
个人分类: 科教评论|7849 次阅读|1 个评论
施一公究竟做错了什么?
热度 1 Synthon 2009-1-29 15:18
科学网凡是提到施一公的文章,一律点击率很高,为了赚点击率,俺也来评价一下施一公:) 其实写本文的缘起,源自远帆的博克文章我和施一公教授接触的二三事(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1835 )以及文中的评论,貌似施一公在论坛上,已经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角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施一公究竟做错了什么? 施一公不应该回国么?我想不明白,施一公在普林的时候,就经常回国,可以说跟国内学界有着相当多的接触,大家也都承认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那么,这位优秀的学者,不应该回国么? 施一公不应该保留美国国籍么?就算他是一个外国人,来应聘了清华大学,有足够的学术实力,来提高清华生物系的科研水平,他有什么问题?据我所知,这些年回国的海龟,保留外国国籍或PR身份的,不在少数,似乎也没有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施一公保留美国国籍的唯一问题,大概是他无法当选中科院院士了吧。 施一公不该爱国么?一个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算他加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爱国又有什么错误。奥运火炬传递的时候,我们的外籍华人朋友表现的爱国热情,难道还不够么? 施一公不该教育学生爱国么?施拉普那尚且能教育他的队员们爱国,施一公为什么不可以呢? 施一公不应该拿杰青么?杰青评选的最终解释权在NSFC,NSFC都说可以了,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闭嘴了。 施一公不配高工资么?首先我不知道他的工资究竟多少,我在网上议论的帖子中也没有看到他具体的工资是多少,所以还请议论工资的朋友们,先把数据搞搞清楚。 那么,施一公为什么这么不受欢迎呢?反面教材同学有一篇文章,讲了其中一个原因(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1350 ),该文对饶毅引发的讨论,很多也适用于施一公。 再有一点,则是施一公的回国,对于国内某些人来讲,有一个角色的转变,从一个国外的专家学者,经常跟他们有学术交流、提供意见建议的人,转变成了一个国内的同行,一个跟他们竞争科研经费的人。呜呼!无怪乎一些人对施一公的态度如此!
个人分类: 科教评论|10817 次阅读|4 个评论
关于高层次年薪的三个问题(补充数据版)
王铮 2009-1-29 11:50
大年初四,已经宣布暂停博客的颜宁教授突然爆出一个 新闻 :关于施一公 教授的年薪,我始终认为是别人的隐私。直到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才没忍住问了一下。答案与饶 * 《答 *** 教授:道德,收入和同情心 》中写的 施一公 和我年薪都没有达到百万 相同。如果非要吹毛求疵,好吧,是税前。 后来她又修改补充说明 是 税前不到壹佰万人民币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2029 ), 可惜没有具体说明是多少,还有可能引导人想到是99万之类。我相信颜教授,她的说明帮助施一公教授澄清了170万的谣言。好!作为一个学生冲出来为导师辩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被围时,虽然我叫我学生不作声,但是他们不吱声,心里还是有些失落的,呵呵。 我不想评价施教授和饶教授该不该拿税前 170 万人民币年薪, 或者拿接近100万的年薪 。 清末民初,政府聘请李希霍芬等国外高层次人才的年薪,按购买力,估计也在170万这个层次。 因为这涉及国家的科技政策、就业政策,因此我觉得这里有三个问题, 与他们个人无关 : 第一、中国计算年薪是不是应该以税前为基础?颜宁教授作为接近施教授的人 第一次的文字误差让人以为 事实上证实了施教授甚至饶教授的年薪税前已经是 170 万。 我建议她 如果没有超过 170 万,赶快辟谣。太影响爱国主义形象了。 她校正了,谢谢她。 另外,不知道美国人计算年薪是税前还是税后? 还有税率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才可能正确确定聘用高层次人才的年薪和说服老百姓。民国初教授年约3000大洋,特别高级的政府顾问相当于李希霍芬地位的拿高出10倍的年薪,当时人似乎接受。请考证。 第二、施教授的年薪是不是隐私?饶、施教授被报纸一再作爱国主义模范,我也不怀疑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他们年薪不应该属于隐私。公开他们的年薪(如果 170 万是真的 或高出一般中国一级教授许多是真的 )也是一次爱国主义行动。因为国家用 170 万人民币 或者其他高薪 聘请教授,就是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不公开宣传,就取不到筑巢引凤的作用。国际上的高层次人才,知道中国可以为某些高层次教授提供 25 万左右美元的年薪,是可能来华工作的。信息不公开,知道信息的山鸡就可能来占 nature说的 170万的风巢。 第三、 公共职位的薪金, 人民有没有知情权? 按nature说的 170 万人民币聘请教授,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中国的教授,比如中国科学院的、北京大学的,各种薪水相加在加上课题提成,税前年薪一般在 1.5 万美元 (10万人民币) 左右,一般高等院校教授税前一般在 1 万美元 (7万人民币)。 国家用给出 15~20 倍的年薪聘请高层次人才,另外回来主持了 973 、 863 、 kmn 等等还有课题提成,就应该告诉人民,这件事做得值得。这不是什么隐私,不说出来就是隐公。隐公是不民主的。 注:蓝字是在颜宁教授提出意见后补充的,本文没有对任何教授的工资数本身给出什么确定性结论。 注2: 1917年1月17日,北洋政府正式批准陈独秀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每个月可以拿工资300块大洋,当时,也是北大教授并兼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工资是120块,而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毛泽东则只有8块。 当时北洋政府矿业顾问发现仰韶文化的的安特生年薪18000大洋。 由 于中国缺乏古生物学人才,1920年,丁文江自美国聘请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A.W.Grabau)来华担任地质调查所技师,同时与蔡元培先生商定让他在北大地质系兼任教授,两家各出200大洋作他的薪金。 说葛利普是中国古生物学的奠基人并非过誉。来华前已是蜚声国际的著名古生物学家,著有《北美标准化石》、《地层学原理》等,在美国学界颇负盛名。可见当时国外第一流教授到中国开拓科学领域的工资是国内陈独秀这样的一流教授的6倍,一般教授国外在某一个领域有建树的教授到中国具有学科开拓性的是中国一流教授的1.3倍。可参考 http://www.gmw.cn/01ds/2005-07/13/content_269682.htm 看来真是如李希霍芬、安特生那样人任母国学会会长或者国立第一块牌子研究所所长的,拿国内院士6倍工资,大家感情上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使当时没有惊人发现。一般国外来华的已经获得国外教授的高出国内教授工资,大家也应该接受。不过这里有个与国际人力资源市场平衡的问题。 附:李希霍芬(据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967.htm ) 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 又译里希特霍芬。生于卡尔斯鲁厄,卒于柏林。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曾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科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地表形成过程,对地貌进行形成过程分类,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及其类型。系统阐述了中国地质基础和自然地理特征,提出中国黄土风成理论。著有《中国》、《当前地理学的任务与方法》、《研究旅行指南》、《19世纪地理学的动力与方向》等。   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近代早期中国地学研究专家。1833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卡尔斯鲁赫(今属波兰)。1856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曾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1905年10月6日在柏林逝世。   李希霍芬早年曾研究蒂罗尔和阿尔卑斯山脉地质,成功地建立了南蒂罗尔的三叠系层序。他对喀尔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区域地质的研究也卓有成效。1860年,他作为地质学家,应邀随同德国经济使团去远东,访问了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台湾、西里伯斯、爪哇、菲律宾,并从曼谷旅行到缅甸的毛淡棉。1863年-186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进行地质调查,发现了金矿。   李希霍芬1868年9月到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直至1872年5月,将近4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4个省区)。回国之后,从1877年开始,他先后写出并发表了五卷并带有附图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这套巨著是他4年考察的丰富实际资料研究的结晶,对当时及以后的地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   他在《中国》第1卷里,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中国的黄土,最早提出了中国黄土的风成论。他也采集了大量各门类化石,收集了很多各时代地层资料。德国古生物学家弗莱希、施瓦格、凯塞尔等对李希霍芬所采化石的研究论文也发表在《中国》各卷中。李希霍芬在辽宁、山东、山西和河北北部建立了3条系统剖面。他首先提出了五台系和震旦系等地层术语。   他对中国造山运动所引起的构造变形有开创性的研究。他在山东、北京西山、大青山、五台山等地发现了许多褶曲和正断层,在泰岭发现了逆掩构造,在《中国》第2卷中的中国北方构造图上,他画了一条被称为兴安线的推断构造线,从兴安岭经太行山,一直达到宜昌附近。他还提出了中国北方有一个古老的震旦块,是一个具时间关系的地质构造单元。   他在《中国》第2、3卷中,将中国各地火成岩作为地层剖面中的一部分加以描述,如辽东古老的高丽花岗岩,秦岭天台山志留纪花岗岩,南京山地花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   近代早期来华考察的地学家中,经历时间之长、搜集资料之丰富、发表著作分量之大,李希霍芬是极为突出的。他为中国地质、地理之研究,作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尤其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地学、甚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他是近 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科学交流的重要先驱 ,对近代中国地质学、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补充:有证据表明,李希霍芬最早提出中国人口过剩,需要节育。 附 安特生 安特生(Andersson JohanGunnar) 出生地:瑞典的Kinsta 出生日期:1874年7月3日 逝世日期:1960年10月29日 所在院校:乌普萨拉大学(Upsala Univ),1902年获博士学位 职位:1906年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 1914年担任中国政府矿业顾问 1914年安特生来到了中国,担任当时的政府矿业顾问,协助寻找煤田和其他矿业。当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然偶进入新疆,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最后到达北京。 1918年安特生和吉伯(J.MegregorGibb)教授首次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随后在1918年秋,安特生教授在皮特荪(MariaPettersson)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仰韶村,发现了一批古生物化石以及龙骨,加之同一时期另外几位学者的发现和研究,这些丰富的史前生物标本的收获使安特生教授决定在这一地区继续寻找新石器时代人类遗迹,随着在仰韶村大批新石器时代工具被发现,使得安特生教授坚信这一地区一定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于是1921年5月安特生先生再次来到仰韶村考察,通过仔细的考订认为仰韶村下有着一个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在得到相关方面的认可之后于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对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测与发掘,伴随着大量新石器时代陶器以及工具的出土,中国也是亚洲第一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遗址,随后安特生教授根据自己的发掘及研究于1923年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一书,书中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对仰韶文化的性质做了初步的阐述。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史上的一个空白,它的出现使得之前西方所宣称的中国没有史前文化一说不攻自破。之后安特生教授还在甘肃、青海地区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和试掘,这一时期的发现及研究成果都记载于1925年安特生教授发表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之中,在这本书里安特生对先后发现的遗址分为六期,前三期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是新石器时代之末期,与新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之过渡期;后三期为: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是紫铜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期。这种分期法认为齐家期的年代早于仰韶期,同时,齐家期中出土的陶器又与中亚的有相类似之处,于是安特生先生得出了后来称为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结论。但是,这个安特生先生的分期是有错误的,所以他由此而推论的西来之说也是不合理的。而随其后的李济、吴金鼎、梁思永等先生通过严格的考古学理论证实了这一分期的错误,并同时提出了科学的分期法,从而推翻了安特生之前的所谓仰韶文化西来说。然而即使这样,安特生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系统科学的勘测研究方法训练出了第一批中国的考古学者,他们从安特生教授那学习了丰富的勘测知识,同时也使得严谨的西方考古学正式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批学者,考古学才会真正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发展到今天,所以安特生先生依然无愧于一位中国考古学的创世纪的拓荒者的称号。
个人分类: 中国发展问题|7792 次阅读|16 个评论
Nature 对中国自海外引进人才政策的报导
王汉森 2009-1-29 03:29
2009年1月28日,《自然》杂志对中国当前自海外引进人才的有关政策策进行了报导和评论。现转载如下,供大家参考。 Published online 28 January 2009 28 January 200928 January 200928 January 200928 January 2009 | Nature 457 , 522 (2009) | doi:10.1038/457522a News China targets top talent from overseas Package aims to entice high-flyers back home. Jane Qiu China has announced a nationwide plan that promises top salaries and attractive funding to elite researchers who are working overseas and willing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 The plan, known as the one-thousand-talents scheme, aims to boost China's innovation capability. But critics say that its success will depend on whether domestic talent gets similar support, and whether the country's science infrastructure can be reformed. The scheme sends a strong signal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alues talented people from overseas and welcomes their contribution in key area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says Zhanqing Li, an atmospheric 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College Park. The plan, announced this month by the country's top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targets people with full professorships or the equival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t offers a relocation package of 1 million renminbi (US$146,000) per person, with salaries and research funding left to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to sort out. Previous approaches such a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ne-hundred-talents scheme and the education ministry's Yangtze River Scholar Scheme have lured more than 4,000 researchers, mostly at postdoctoral or assistant-professor levels, back to the country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Time for change The new scheme wouldn't have worked just a few years ago, says Muming Poo, a neuro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director of the academy's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in Shanghai. But given pressures on funding in the developed world, China can offer researchers comparable, if not better, support. Researchers of non-Chinese origins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says a source in the personnel and education bureau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who did not want to be identified without official permission to speak. In contrast to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the new scheme means that non-Chinese nationals will be eligible for positions as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on major national projects. Without a long-term commitment to creating such an environment, any talent schemes would be futile. Details have not yet been released on how much the science and education ministries will contribute. But Poo says th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 ministry-level organization, alone will provide up to 20 million renminbi for top-level scientists as a one-off, start-up package over five years, including annual salaries of up to 1 million renminbi. The number of recruit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will depend on the balance of demand and supply, and is likely to be in the hundreds. The details of how the scheme will be operated will be important, says Rao Yi, dean of the life-sciences school at Peking University. Rao warns that the selection process should focus on a candidate's potential as well as his or her past academic record. Some assistant or associate professors may have more potential than full professors, says Wei Jia, a bioche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in Greensboro. This should be dealt with on an individual basis. The widely differing criteria for professor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countries should also be a factor. Jia says that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develop long-term strategic plans before starting to recruit. In the past, some organizations were more preoccupied with meeting targets than ensuring that the skills and research areas of the recruits were appropriate. This has led to talented people moving to another organization or even leaving the country, says Jia, who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last year after nearly a decade in China. Domestic discontent The generous package of the new talent scheme, especially the salaries, is likely to cause resentment in researchers already in China. Last year, the 1.7-million-renminbi salary of Shi Yigong, whom the Beijing-based Tsinghua University recruited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New Jersey, was leaked and caused an outcry among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in China, who have an average annual salary of 150,000 renminbi. Top-range salaries and funding are necessary for attracting the overseas elite, but the resentment of their domestic peers should not be ignored, say critics. It is important that researchers recruited to China at a junior stage should be able to compete for the same level of support, says Rao. There should be a matching talent scheme for domestic scientists. Still, some doubt whether overseas professors will jump to the call. Money is important for practical issues, says Li. But the determinant factor is whether we would be able to be as productive in China as w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elite researchers may be put off by the scientific culture and policies in China, which historically has neither encouraged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tellectual exchange nor ensured fair competition. We have a proverb in China: it takes a decade to grow a strong tree and a century to create a nourishing environment in which talents could flourish, says Jia. Without a long-term commitment to creating such an environment, any talent schemes would be futile. Poo agrees: Talent schemes and science-infrastructure reform must go hand in hand.
3831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和施一公教授接触的二三事
热度 1 远帆 2009-1-27 15:46
今天因为学籍归属问题再起争议,清华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搬往协和医学院未能按计划执行,我在宿舍守着大大小小零乱的纸箱百无聊赖。忽然进门的同学不慎碰倒一个箱子,收藏已久的一卷报纸《荷风》滚落出来,那期头版正是我拍摄的一张施一公教授给本科生作报告的照片。还记得那一晚,风雨交加,三教的大教室依然坐满了热切的同学们,在谈话中分享他对事业的执着,感动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虽然没有直接上过他的课,但这两年多几次机缘巧合的接触,都让我对他叹服。他不一定记得我的名字,但一公教授对我影响很深,让我坚持自己想走的路。 外人看施一公教授,看到的是作为“杰出生物学家”,“某某学者”,“获IvringSigal青年奖”的他,而在我这个在清华上学的学生眼中,他就是我们系“很牛的大师兄”。还记得今年夏天和几个同学从生物系走出来,看到施一公和颜宁学姐/教授(清华的同学也不清楚叫学姐好还是叫教授好,只听他们实验室的同学说大家叫她“小师傅”)两人从学生食堂走出来,一人捧着一个甜筒冰淇凌边舔边走回医学楼。我们几个同学站得老远以“注目礼”的方式目送他们,后来一同学恍然大悟:“原来施一公也啃甜筒冰淇淋啊!”大家笑了,是啊,做Researcher只不过是他的职业罢了,业余时间他也就和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是老师,是家庭的支柱,是一个参加小学生家长会的家长。而可贵的是,他在研究之余,在清华为学生做了不少事,我有幸见证其中二三,让我钦佩,让我感动。 说来挺巧,我还清晰记得考进清华大学之后听的第一次报告是就施教授的学术报告。那是正式开学上课前一天的晚上,偶然看到宿舍楼贴的学术讲座海报上说报告人是清华生物系毕业生,我很感兴趣20年前的毕业生在做些什么便兴冲冲地去了。至于通知上讲的“普林斯顿教授”——这学校名我听过——但究竟代表什么,刚从高中走出的我并不知晓。时隔两年半,学术报告的内容除了一个Smac蛋白的名字之外我已记不清楚,但每每让我回想起来是都激动一番的是,报告结束后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个用英文向他提问,大意说:“一公教授,我是刚毕业的高中生,您说的科学研究我一丁点儿也没听懂(他笑了),但您刚才在讲座最后直陈了国内大学生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很多弊端。而我是临床医学8年制的学生,还得长期面对国内的环境,该怎样克服呢?”他回答说的确国内的学术环境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要向好的老师学习,与优秀的清华同学相互鼓励;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份小小的力量来改善环境,需要的时候一定挺身而出,连自己都不肯站出来说抱怨别人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尽自己所能改变环境带来新风气正是他回国之后践行的,而我也一直记着他这句话,并尽己所能。 第二次和他的近距离接触是大二和马丁同学一同作为清华生物系系刊《荷风》主编期间,大约在2008年春我们发邮件给刚刚回国工作的施教授想请他接受我们采访,和生物系的同学谈谈自己的经历并与同学们交流。他很快回复我们:“I’llbemorethanhappytomeetyou!”只是那段时间临近期中考试,保持对考试过于重视的清华“传统毛病”的我们把采访日期约在了两周以后。可就在原定日期的几天前,我们看到科学网上面登出了专业记者对他采访记录,大家心里没底,他工作那么忙还会再接受一次我们这种小打小闹的系级学生报纸采访么? 硬着头皮按约定的时间敲开房间门,施教授向我们一群“小记者”问好,又说:“哗,来了这么多同学啊,你们把编辑部都搬过来啦!”我们赶紧解释因为大家都想来亲自和施教授交流交流,打搅教授工作了。“没关系,对培养本科生我是有时间和耐心的,办公室坐不下我们去二楼大厅坐地下聊。”开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写好的采访海龟的常规话题“回国”,出人意料,施教授说,其实毕业出国时和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一样没有想过还要回来,回国也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动机,只是在美国做学生和工作时遇到的一次次小事冲击着内心最朴素的情感,最终慢慢形成了这个决定。讲起往事来话匣子打开了,发现原本准备的问题根本用不上,施教授和我们即兴讲了求学时的酸甜苦辣。聊他上大学时敬重的父亲因人为事故不幸过早离开对他的打击,也聊起美国求学时因为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而激起的热血争夺战,当然作为科学家他讲得更多是他对国内科学研究前景的看法和独到见解,以及对自己的师弟师妹们的建议和殷切希望。采访他的一个多小时里,我见到的并不是那个见诸报端的施一公教授,而是我们的施一公学长,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困惑过,都抱怨过,都失望过,都曾经不想再干这一行了,甚至还差点接手管理餐馆,但他身上有股坚韧不拔的力量,当他最终下定决心在生命科学的路上走下去,他便以非凡的意志坚持下去。 清华生物系系刊《荷风》的小记者在采访施一公教授 后来我们编辑部文笔最好的小记者施文同学根据录音撰写了稿件,发表在系刊《荷风》的首页上。如果说他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是与关心他的科学界和社会大众交流,那么和我们交谈的内容就是与自己师弟师妹毫无隔阂的亲切交谈。关于国内学术界一些不大令人满意的现象,我估计他只愿意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谈,因为将文章给施教授过目之后,大家看得出他把几句谈到科研软环境时带有锋芒的话改掉了。当然发行之后果不出所料,文章大受同学欢迎,又配上他给学生讲座的照片做封面,连系里老师们都赞赏有加。于是我们“得寸进尺”,邀请施一公教授作为系刊的顾问时常和生物系同学交流,他不仅答应了,在之后也做到了。 科学家也同样需要社会责任感。那一次是几个月后的汶川大地震,举国哀悼。没过几天系里的老师就自发组织起来为地震灾区捐款,生物系公告栏上能看到老师同学捐款的情况,施一公捐出最多,不过让我吃惊是唯独他的捐款数额不是整十整百,而是小数点后面还带着一位数。钱多少没有关系,但是我猜得出他当时是把抽屉里能找到的钱都捐出去了,最后那几元几角也带着真情啊!前段时间有人说他回国还保留美国国籍是否谈得上爱国,这问题太深奥我想不清楚,毕竟自己有亲戚加入美籍时是被作为老革命的爷爷骂过“投敌叛国”的。但后来大地震时亲戚和当地华人一起通过中国驻美使馆捐给灾区,得到使馆赞扬,老革命爷爷听到也慢慢能够理解。我想,如果中国也像其他主要国家一样允许双重国籍,那么更多华人肯定愿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保留自己的中国国籍。 最后一次也是清华生物系几年来最让我感动的一次。生物系的本科教学计划多少年来一直存在问题,究竟如何改革,却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系刊《荷风》专门以接连两期专版的方式请毕业生和各年级同学参与讨论,引起关注和思考,最后我们想请顾问施一公教授给同学们写一点他的看法。没想到上门一谈,不谋而合,他说:“我一直希望对研究生教学作出改革,倒是你们本科生先找上门来,很好,但还不够!”让我兴奋的是,他说本科生教学改革需要得到全体老师的理解和支持,建议我们搞一次仿照国外大学的“系内教学师生研讨会”。一不做二不休,施教授马上给生物系主管教学的张荣庆老师打电话沟通此事,意见也得到了张老师的认可,于是两位老师负责联系全系教师,我们负责张贴海报联系学生代表参与讨论。 没想到的是请学生代表的事遇到不小困难,低年级同学特别积极踊跃,听说两位教授牵头联系了系里多数老师,都想和大教授们面对面聊聊自己的想法和困惑;高年级的同学们一路走来最有体会和感悟,却格外低调,说有点“怕”老师,很多人担心讲到课程的弊端会影响和老师的关系。这种在国外司空见惯的师生教学研讨会在国内却很少有先例,大家从小到大习惯被老师教育却不习惯给老师提建议,心里都没底,客观上大家对言论环境也没有十足的信心。而我想,召集老师肯定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系不乏备课认认真真上课兢兢业业的老师,但也有每两周飞回北京一次连上四堂课的老师,不乏年年更新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老师,但也有只用一纸90%考题来自陈年试卷的期末考试评价学生的老师。对老师高要求,就需要一些老师额外付出,必然影响到一些既得利益;而降低课程要求,又有点耽误清华的学生,调整课程设置更是牵扯一大堆,总之多方利益很难调节。施教授支持这件事完全是志愿的,他和张荣庆老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清华生物系同学在系刊《荷风》上讨论本科生教学 到了研讨会当天,施一公教授来得非常早,看到我们布置的会场还是传统的——老师坐第一排讲,同学在后面听的形式,说“这样不好,我们要面对面对等交流。”说着就自己先动手搬桌子。我们见状赶紧帮忙一起把桌子摆成会谈式的两排,让老师们坐在左边一排学生在右边一排后面。那天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具体教学方法、老师的期望和学生之间的困惑,达成的共识也颇让人兴奋。后来这学期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交换,发现国外学生的确更加积极踊跃参加这种活动,提建议也更自由开放,但是不管怎么说清华大学生物系的老师有这样的自信、魄力和诚恳的态度来面对学生,听取学生的意见建议,这在国内绝不是轻易办到的,肯定是开了国内的先河。而且我相信随着同学对这种面对面交流方式的认可和信任,会更加积极和更有建设性,以后的本科生也会因此受益。这一回,生物系的老师着实感动了我一把,让我对她的将来充满信心,这和施一公老师、张荣庆老师以及其他敢于吃螃蟹的老师和同学们十分不开的,也教我越来越信奉开学第一天前施教授答复我的话: 每个人都有一份小小的力量来改善环境,我们不能总气定神闲坐在那里抱怨为什么没有别人站出来做点什么。 作为协和学生在清华园的两年半的学习已经结束,清华园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精彩的课程,丰富的校园生活,更重要是名家大师对我们的熏陶。我们会不负清华老师们的厚望,在医学科学的路上稳稳前行,看施一公,他整整20年前入学时,不也就是清华园里和我们一样的孩子嘛! 于北京至广州航班 附:清华生物系系刊(生命学院院刊)《荷风》关于课程改革的相关报道 生物系系刊《荷风》第25期_2008年5月(封面:施一公)resize.pdf 生物系系刊《荷风》第26期2008.6.pdf 生物系系刊《荷风》第27期_新生手册resize.pdf 生物系系刊《荷风》第28期resize.pdf 其他 生物系系刊《荷风》第23期(封面:孟安明院士)resize.pdf 生物系系刊《荷风》第24期2008.3(封面:水立方志愿者)缩小版.pdf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3558 次阅读|10 个评论
施一公:心怀祖国的青年科学家[向施公学习]
ibnsmm 2009-1-2 09:41
施一公:心怀祖国的青年科学家 李江涛 顾淑霞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2008年2月,已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毅然辞职回 到母校清华大学,在海外华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说:他是海外 华人归国的典范和榜样。 面对这些溢美之词,施一公教授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很平静,他说: 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改善和改进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做些努 力,能培养一批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一些贡献。 全面发展的清华高才生 施一公出生于1967年5月。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 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 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 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他永远充满激情,永远乐观,永不服输。在高中期间, 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 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 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5年后,这个纪 录才被打破。 施一公后来回忆道:1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铃, 提醒你必须要坚持。这不仅是一个体育项目,还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这种锻炼让 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受益无穷。 在世界一流大学成为科研领军人物 1990年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 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 施一公初到美国时,最先发现的差距就是英语不行。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 个新单词。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 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敏 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 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自信心的重建,给施一公注入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他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 1997年4月,他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 助理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给他提供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启动基 金。在当时,这样的待遇是很多人都无法企及的。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机制为施一 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短短9年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 授职位,并很快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系的领军人物。 施一公选择癌症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研究的课题是: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 的分子机理。致癌原因一直是全球科学家致力研究的目标之一。2003年,由于破 解了这一类生命科学之谜,当时年仅36岁的施一公获得全球生物蛋白研究学会颁 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研究家奖,成为这一奖项设立17年以来首位获奖的华裔学 者。 迄今为止,施一公已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 事业的成功也给施教授带来了优越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在普林斯顿,学校资 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他拥有15亩土地,一对龙凤胎儿女 然而,面对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面对优越的生活条件,施一公却作出了一 个让许多人为之惊讶而敬佩的决定:放弃这一切,全职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在 他看来,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 在清华,施教授开始了事业的新征程。他现在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以上。他 说:回到清华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又是新的充实的一天,又可以做很多 事情。当你很有理想、心情愉快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劲。 他还是像学生时代那样充满激情,只是谈到家庭时,会有一些愧疚。由于儿 子的病需要在美国治疗到明年年底,支持他回国的妻子明年才能回国与他团聚, 他对家庭的照顾太少了。 尽管清华已尽其所能地为施一公的科研提供便利条件,但仍无法与他在普林 斯顿大学的条件和环境相比。 但这些毫不影响他回到祖国的兴奋与激情,他每周都爬一次香山,每次都从 北门最陡的地方爬上去。第一次爬的时候花了近两个小时,累得不行。现在, 直上直下2300多个台阶,半个小时就爬上去。有时就想,回国不一定有多累、多 艰苦,这点累是一种享受。就像大学时练体育,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他说。 经历攀登的艰辛,山顶总会有无尽的风光。如果仅仅因为科研,施一公不会 回来。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 施教授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 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 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 施一公目前正与清华的同事们做一个长远规划,利用清华有限的资金和空间, 精打细算找出一些发展前景广阔的生命科学学科和专业方向,并利用他的号召力, 吸引更多世界优秀人才加入。 他说:现在很多人缺乏理想,缺少那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精 神。他希望自己能在清华为本科生开设一门思想政治课,用他在国外曲折而真 实的经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个人分类: 未分类|3712 次阅读|2 个评论
从英雄到流氓——眼中的方舟子
木木成林 2008-9-8 00:30
有人在打一公的假? 在颜宁老师的博客上知晓此事,非常惊讶。 从我进所听过的百十场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郭爱克和施一公的讲座。两个完全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人,却给了我相似的回忆:纵横捭阖,温雅细腻但又让人体味到收发自如的大气磅礴。心里感慨:正是有了AK们和YIGONG们,中国的学术不再寒酸。施老师的学术水平毋庸置疑,并不是每个PI都能十年发二十来篇CNS。也不是每个PI都能得到HHMI的资助。 未曾拜见方舟子的大作,方舟子似乎在死盯着两点:1.一公并非全职回国,换句话说,一公的全职回国也许别有用心;2.一公出现在新一届的杰青名单里。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很反感。举一个例子,荣国团原来是香港的乒乓球手,号称香港三杰之一。在50年代初,因大陆的朝气蓬勃(在50初确实如此)而激动,放弃显然条件更优越的香港,决然回到中国。荣国团带给了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让乒乓成了国球,中国后来在乒乓上的绝对优势,他的影响同样深远。 但令人极其惊讶的是,这位民族英雄竟被国民质疑回国动机不纯,并在抑郁中自杀而亡!。50年过去了,同样是放弃了优越条件,返回大陆,却同样地受到动机不纯的质疑,令人惋惜。 对于第二个问题,则明显是小人式的叫嚣与恐慌。现在,假设我是方舟子,当我知道华罗庚被聘清华任教时该是多么恐慌:天哪!让一个只有初中水平的小店员来清华任教!这太恐怖了!一个大学讲师起码该上过大学了吧?随便改教师选拨体系,那岂不乱套了?制度的完整比某个学校发展更重要! 我们重新看一下事件始末:一公被评为新一届杰青,而他的背景违反了杰青的规则。这里有点疑惑:一公被评违反了规则,或者说A与B冲突,那为什么一定是A错,而不是B错?为什么是一公做假了,而不是现有制度已不合理? 也许,方舟子并未认真思考:什么是、又为何会出现万马齐喑的悲剧? 中国有许多的科研硕鼠,分食着计划式科研的巨大奶酪,动辄近亿的经费投入,到了结题时却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结果。然后换一下课题名称,继续忽悠上亿的经费 在这些更需要舆论关注的灰色区,方舟子们为何却又集体失声?(正是nature中国之声上那篇尖锐的文章,让我认识并尊敬着饶毅、鲁白) 为何不去正真需要的地方?却在这里纠缠? 也许方舟子们,也只是饭饱之后,寻章摘句,精神娱乐而已?!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揭发一个二流的没大有名气的教授骗了几千万经费。揭发一公评上杰青,显然更增加知名度,更能在大众前展示自己。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7849 次阅读|12 个评论
金拓:就事论事谈施一公的回国与在普里斯顿的留职[cc]
麦立强 2008-9-7 23:37
金拓:就事论事谈施一公的回国与在普里斯顿的留职 最近施一公是否全职回国以及施一公能否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外籍杰出青年奖项因为普里斯顿大学网页上仍然记载其教授身份(虽然处于按学术休假或休假状态)成为争论的话题。对施一公的主要批评在于施一公仍然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申请上述奖项违规,有些更严厉的批评认为施一公回国是为了争取体制内的名利。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理由陈述如下: 一、教授全职回国确实需要过渡期 首先,我同意饶毅的说法:施一公回国需要过渡期。从普林斯顿大学网站上可以看出,施一公在普林斯顿的研究团队有相当的规模,特别是有一批慕名而来的研究生、博士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施一公在决定回国及实施回国计划的过程中对这批人要有所交待。尤其是其中一些(与导师合作的)研究已经进行到一半的学生,应保证他们完成作为施一公的学生或博士后的普林斯顿学业。这其中还包括以施一公为PI的用以资助这些人员完成学业的Grants。而要做到这一点,施一公必须在名义上仍然是普林斯顿的教授。否则,这些学生必须过继到其他教授名下。我在美国的学术地位虽然远不及施一公,回国时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由于我回国后名义上不再担任当时任职大学的教授,三名博士生只得分别过继给不同的其他教授,其中两人因为涉及原来的研究较深,学术上仍然由我指导,几年来这两个学生隔着太平洋和我在国内的学生竞争我的时间,和名义上担任导师的其他教授的学生竞争实验资源,吃了不少苦头。更重要的是他们毕业时还要在我所熟悉的领域找工作,名义上不是我的学生会有不便之处。我们应该理解施一公名义上仍是普林斯顿的教授是过渡的需要,而安排这样一个过渡期是对各方面负责任的做法。 我认为判断施一公在清华全职在普林斯顿兼职或者相反应该根据他在两校实际投入的时间。如果一个学者physically在国内的时间达到或基本达到一般规定的一年中的九个月,应该认为该学者是全职回国的。而当一个教授的学术活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国内时(定义为一年中9个月以上),不允许他/她利用国内的资源支持其在国内的科研活动,岂不是要人家做无米之炊。 退一步说,即便施一公在申请(海外?)杰出青年基金这件事情上违规,也不负有欺瞒的责任。首先,施一公没有隐瞒他在普里斯顿至今仍是名以上的教授的事实。其次,国内政府真对国内的科研基金的规定中对海外学者也有要求一年当中至少9个月事实上(Physically)在国内的要求。这样的要求至少给了符合这条要求的归国学者自己有可能符合规定的合理推定。在这样的前提下,施一公咨询了基金委,得到认可后再申请,在做法上没有任何欺瞒的成分。也就是说,即使有错,错不在施一公。 二、施一公回国在客观上得不到什么世俗的利益 那些认为施一公回国是为了追求国内的体制内个人名利的说法,我觉得是诛心之论。客观上,我实在想不出国内学术界的体制内能够给施一公提供哪些可以超过普林斯顿大学正教授的学术名声、哪些可以和施一公在美国的家庭收入匹敌的合法经济利益、哪些可以和其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及博士后的平均科研能力相比的实验团队?没有任何世俗的利益能达到这一点。即便是施一公在国内混上个院士、长江、杰青之类,并不能给他已经是普里斯顿正教授的学术地位加分。在国内学术界生存过几年的人应该知道,国内的各种头衔和奖项太多,获奖者良锈不齐,这些奖项对于施一公的学术地位没有任何提升作用,反而倒是施一公提升这些奖项的声望(仅仅是定性的)。施一公的学术地位早就超过了国内学者为之奋斗的杰青、长江、院士等头衔。 那么,是什么促使施一公回国呢?国内科学界的现状(不仅是学术水平的落后,更是学术风气的怪异)能够向施一公这样的学者所提供的只能是历史机遇和历史作为,是通过影响更多的需要受到施一公这样的学者影响的人们而达到的社会效果。也许正是这样的客观现状才让施一公有了几分悲壮感和使命感(我的诛心猜测),一时按耐不住,对记者进行了表露(尽管我认为对媒体应该保守和保留)。 三、施一公处在改善中国学术环境推动者的一方 许多施一公的批评者都指出中国的科研学术环境的恶劣是科学和技术水准落后的主要原因,从而对归国学者的纯学术地位在中国的作用不以为然。我了解中国学术环境的恶劣程度,也理解这些批评者的想法和心情。但是,处在科研第一线的基层科研人员要想在一个没有私人关系便没有可能生存的科研环境下靠科学专研生活下去,生活得好,只能寄希望与环境的改善。而学术环境的改变,不仅需要体制外的批评和揭露(尽管非常重要),还需要有越来越多的有发言权的人在体之内努力。具体地说,国内凡是需要答辩的较大的基金申请,多数情况下评委们在进入答辩会前打算投谁的票已经大致有谱了,即使少数评委秉公评议,也改变不了投票结果。尽管基金委的工作人员在项目评审的开幕式上一再大声疾呼评委:以国家利益而非小团体利益为重,基本上于事无补。即便是国内口碑最好的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评阅,和发达国家(如美国NIH)的项目评审也有极大的差距。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要求评阅人的评审意见一般不少于100字,而美国则是长达4-5页纸的详细意见。美国的评审意见中也常常充满误解和错误,但是因其具体而详细,申请人有解释和批驳(address)的机会。中国的100字的评审意见,错了就错了,申请人没有任何解释和辩解的机会。所有这些,要通过制度的改良和执行的改进来改变,没有人在体之内做坚韧、细致、并有可能得到最高当局了解的努力,效果将遥遥无期。 对于希望通过改善而不是迎合国内现存的学术环境而在国内生存下去的基层科技人员,特别是对于那些只能在较正常的学术生态下生活但又离不开科学研究的人们,施一公这样的客观上在国内没有世俗利益,只有历史使命可求的归国学者应是天然的同盟军和战友。也许目前的争论对于仍然年轻的施一公是一番无妨大雅的锻炼,但我们不希望施一公的抱负夭折。对于国内科研生态的改善,施一公等一批人是难得的推动力量。对施一公的这轮颇有声势的批评(其中主要是误解)客观上会让新雨丝以往揭露过的以虚假或夸大的学术成果招摇撞骗的忽悠家们得到安慰。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个人分类: 新闻关注|4780 次阅读|2 个评论
You will kow Prof Shi's heart only after reading "施一公:我被信仰追问,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麦立强 2008-9-7 23:17
施一公:我被信仰追问,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获得200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奖,他在答谢辞中说:我确实为帮助中国数学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另一方面,我很遗憾自己还没能回中国定居。无论我为中国数学作了多大的贡献,也无法与那些在中国土生土长,或是已经回国永久定居的人相比。 2008年2月,40岁的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施一公,全职回到祖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他说: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从条件上讲,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的话,我确实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我想,如果引导正确的话,清华大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心里还装着一些自己之外的东西,以天下事为己任,驱使他们往前走,一定会有一批人这样做。如果这样,20或30年后,当我从清华退休时,我会很满意的。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摄影 王丹红) 我愿意将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让大家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能影响一些人,当然,我不会奢望影响所有的人。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学生们必须立大志,担负起中国的将来。他们有非常好的素质和机会,但如果毕业后只为自己的柴米油盐关心,只为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担心,那是很不应该的事,至少我会很伤心。 1990年初,作为清华大学生物科学和技术系毕业成绩第一名的学生,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 刚到美国时,我并没有很强的回国愿望,觉得这辈子可能就在美国呆下去了,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和个人经历有关。1987年,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这是一场意外,但却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意外。当他出车祸被送到医院时,血压是130/80,心跳每分钟62,是一个活人,只是昏迷了。可医院要求送他到急救室的人先凑齐500元押金后才抢救,结果,当闯祸的司机在4个小时后将钱凑齐时,我父亲真正死了,没有经过任何抢救。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变化,觉得非常不公正,心里有许多怨气,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更多留恋的是母亲和家庭,觉得父亲不在了,我要担负起抚养母亲的责任。 然而,到美国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我是1990年初出去的,参加聚会时,大家彼此会问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中国人会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说出来是件丢脸的事。我很难容忍这一点: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非常令人自豪,现在不就是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那段时间,美国媒体在中国申办奥运会、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极为负面的报道,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这些事情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爱国是一种最朴素的感情。我觉得家庭和清华对我的教育还是挺正面的,我的思想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到1992年时,我就决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国。 2008年2月,施一公全职回到祖国;3月,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办公室,他接受了《科学时报》的采访。他说: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选择清华 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一无所知,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 1984年,作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学生,施一公参加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然而,他却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生物系。 我也很想学物理,因为觉得学物理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但在与北京大学签订了意向书后,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又找到他。这位老师说得更美好:生物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一无所知,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我都觉得到清华是最好的选择。 那时,施一公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成为清华生物系学生并不像成为北大物理系学生那样理所应当,因为当时清华生物系复建刚一年,并在1985年首次招收本科生。 清华大学生物系创建于1926年,是中国最早的生物系。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创始人之一、我国植物生物理学启蒙人钱崇澍任系主任,这里曾荟集多位学术大师,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知名的生物学家。 1930建成的生物馆是清华第二批四大建筑之一,拥有生理仪器1000多台,重要标本120多件。但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清华生物系被并入其它院校。 在之后32年的时间里,生命科学在清华园内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在,而国际生物学却在这时蓬勃地大步发展。 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首批公派留学生,39岁的清华大学教师赵南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深造。他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留校工作,在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农村。 在伯克利分校期间,赵南明发现许多物理学家正在积极地转向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科学的中心正在向生命科学转移。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从伯克利转到加州大学欧文医学院的生理与生物物理系,希望以自己在物理方面的优势,为清华在生物物理研究上开拓出一新路,他给母校寄回了一封复建清华生物系的建议书。 1981年,赵南明回到清华,参加清华学科规划小组并受命负责复建生物系。困难重重,当年的生物馆已变成校医院,一切从头开始......最大的困难还是观念,人们总是问:清华为什么要建生物系?生物科学与其它学科有什么关系?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84年,生物系在清华大学重建,并更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当年只招硕士生,第二年才开始招本科生。赵南明的目标是将清华生物系办成世界一流的生物系,他请来加州大学欧文医学院优秀的华裔生物学家蒲慕明担任复建系的第一任主任,自己则担任常务副系主任。蒲慕明教授虽然每年只在清华呆40天,但他带给生物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只有最好的老师还不够,赵南明还要找最好的学生,就这样,施一公就成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 2007年7月,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300多位华人生物学家和学生出席会议,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说:我相信,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华人生物学家将在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与清华相比,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环境确实更好一些。在美国,我的学术研究正处于上升期,并不是到了顶点后才回来,比如说,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我有5个独立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基金;我是讲席教授(Endowed Professor),有专门的基金会在支持我的科研,我的科研还得到一些制药公司的资助,每年,我的实验室直接用于科研的经费大约有150万美元。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回清华。 在施一公的生命中,父亲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施一公的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父母结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我是在文革时郑州开始武斗那天出生的,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终来到一家保皇派医院,在惊恐中将我生下。父母想给我取一个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想来想去,就取了一心为公的前后两个字。 施一公说自己的性格随了父亲:我父亲非常聪明,性格爽朗,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健谈。他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盖房子;到机械厂做硬质合金刀具,又成为业务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他帮助姐姐、哥哥和表姐、表哥们复习,他觉得他的知识第一次有用了,他给他们讲X、Y、Z,解方程式,我当时听不懂,但觉得真酷,这种环境对我影响挺大的。 在河南农村的经历让他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而看不起别人,否则,这个人缺乏教养,会被更多的人看不起。然而,他未曾料到的是:在美国、英国和瑞士,自己也经历了被歧视的遭遇。 1991年夏天,当施一公准备回国看母亲时,他的汽车被盗,又被抢了一次,心情非常不好,便决定去欧洲散散心。然而,这次散心之旅却变成闹心之旅。 当他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到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贫穷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古巴、北朝鲜等国家的人被列为一类:不仅签证费最多,而且像查户口式地被盘问,就是觉得你没资格去。当时的感觉就很不好。他获得了到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我在伦敦机场入境,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下,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一下,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没有。他们看我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将我留下来盘问,还翻开我的包,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看。这时,后面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那时我感觉很受侮辱,心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我不就是一个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吗? 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受到了同样的特殊待遇,他深受刺激:不就穷一点吗?因为穷而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所谓的人权、人人平等、自由平等的理念非常不一致。 更让他愤怒的是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里,他每天会花半个多小时看《华盛顿邮报》的国际时事和美国国内的大事,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消息。看了后心里常常很不平衡,觉得中国不应该被这样妖魔化。比如对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的歪曲、丑化和没有事实根据的指责等。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事情对我思想的影响太大了。你问我回清华最想做什么?我最想做的就是育人,科研只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甚至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课,一定爆满。我们不需要空洞地讲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觉得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课应该注重实效、激发学生的爱国共鸣和热情。施一公说。 难忘普林斯顿 我认为我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 普林斯顿大学是施一公事业开始和成长的地方。 1997年4月,尚未完成博士后研究的施一公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2月,刚到大学任职,他就拥有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启动经费。 他选择癌症为主攻方向,并以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为主攻目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想从根源上了解它们,揭示其分子机理。这是我的特长所在。施一公说。而他动用的主要手段就是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以获得关键蛋白质的原子水平的结构。我们看到癌症抑制因子和致癌因子的一些空间结构,看到它们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作为治疗和防治癌症的突破性手段。 研究突飞猛进。2001年,他获终身教授职位;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因在细胞凋亡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学者。2005年,施一公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 从2000年开始,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开始挖他。2004年,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给了我很好的职位,对研究很有帮助,我也曾想过离开普林斯顿。为留住他,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涨工资、资助个人购房、提供占据一个楼层的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谈起普林斯顿,施一公情深意长: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从各方面讲条件都非常好,爱因斯坦在这里待了22年我不去哈佛的另一半原因是:我看到的哈佛医学院感觉像是北京的王府井,拥挤嘈杂;普林斯顿大学则更像咱们中国人心中的学术殿堂:美丽如画的校园,每幢楼都很漂亮,校区内有一个卡耐基湖,夏天划船,冬天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沿着湖边,绵延几十公里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比美国的建国史还长。独立战争期间,学校的行政大楼纳索堂一度成为美国的临时议院。 然而,当清华大学呼唤时,他却毅然放下这一切。普林斯顿大学十分不舍,征询他意见:能否以停薪留职的方法回清华工作两年后再返回普林斯顿?他非常感谢学校给的机会,但在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他说:希望你们支持我,我认为我全职回中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 得失成败 我觉得,从政策制定到各方面,国家应该充分考虑到回国人员的艰辛,予以充分支持,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清华、为国家、为将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十年前我是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回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提条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时间、环境不同,国家、社会、经济状况都已得到发展。国家各层次的领导和群众都应该认识到:这些人确实是放弃了国外许多优厚的条件,应该尽量为他们创造出优越的条件吸引他们回来。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国内四年一度的生物物理年会,5月25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现在急需人才,能否全职回来工作?他说,需要与妻子商量。 当天晚上,施一公给妻子打电话,妻子说:这个机会挺好的,你不一直想回国吗?你应该好好把握。他非常高兴:没想到她会这么支持我。第二天,他就跟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国,但需要一个过渡期。 然而,他随后才发现,在回国的问题上自己和妻子有一个误会:妻子支持他回国工作,但没想到他还要把家全部搬回去!为此,他们讨论了近一年的时间。 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她的担心实实在在:在普林斯顿,他们有一套500多平方米的别墅,近一英亩的草坪花园,一对双胞胎儿女才4岁多,在美国有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会回来。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是有损失的,对妻子来讲则是完全地付出。但我对孩子的教育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施一公说,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有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一种民族认同感,在他看来,这太重要了!等他们上了中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后,如果愿意出去学习,我也会送他们出去,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回国前,一位最好的朋友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肯定不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他对记者说:我很自信我不会改,我的意志很坚定,我改变不了几十年形成的人品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么? 清华大学为施一公提供了稳定的支持。2006年10月,他开始在清华建实验室。2007年3月,实验室开始作第一个实验。 显然,这里的研究条件毕竟不如普林斯顿,但施一公相信自己的研究水平不会受影响,因为科学是人作出来的。 他强调开始时会有一个适应过渡阶段,比如在普林斯顿,因为空气质量好,作实验时很少会出现被污染的情况,但他们去年在清华作实验时,培养的细菌经常被空气中的噬菌体杀死。因此,他们有个规定:所有实验室的窗户必须关闭,无论天气多好都不能打开总之,作一些调整,环境是可以适应的。当然,我们需要足够的经费,生命科学需要较大的投资。 回来全职工作还不到一个月,就有传言:施一公已经学会敬酒了!他说:这句话不对,我在出国前就会敬酒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有自己做事的原则,我不会做有违原则的事。我不会与这个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不会做。 想到过失败和挫折吗?施一公表示:说心里话,回来之前我没有想很多,比如,遇到困难怎么办?得不到理解、能力得不到发挥、申请不到经费怎么办?遇到这些情况我也没办法,我觉得不存在一个怎么办的问题,遇到问题就解决吧。很难想象一个人会花几天的工夫想遇到问题怎么办,我觉得不需要。 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世界强国不是以教育科学技术领先的。而中国现在的教育和科技都不是领先的,中国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个泱泱大国的作用,全方位进入世界舞台,一定会加强教育和科技,要加强教育和科技,一定会有相应的措施出台。 施一公认为,科学家有两类:第一类是完全专心致力于学术,信仰学术,在学术上做得非常好、非常深;第二类是社会责任感更大一些。他说自己属于第二类:当初我选择专业方向、决定做什么事情是根据社会的需要。 他说:我在博士后时就有回国的想法,当时妻子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怎么办,我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中学当英文和数学老师、或者是开出租车。朋友讲,当中学老师不是浪费时间吗?我说,不然,人活着既不在位置有多高,甚至也不在于作出多大的物质贡献,贵在有精神思想,孔子不就是传播一种思想吗?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有多大?培养学生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做法,我很向往。 美国一些大学的院系在请我去做院长、系主任,在别人眼里,我在美国有光明的前景,但我认为我在美国的前途不如在中国光明。为什么呢?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如果我在职位上或科学上做得更好,对这个国家进步的贡献也就是从100到100.1或101,不过如此。但回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会告诉我的学生和所有人,回来后的民族认同感非常强。很简单,在普林斯顿和清华做同样的事,我会觉得在清华开心得多。现在,我每天早晨起来都很激动,觉得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人在有理想的时候,心情总是很愉快的,就觉得特别有劲。 采访中,施一公畅所欲言: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有一支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清华的本科生在入学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但还没有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第二,除了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还一定要有适合于一流教授队伍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软环境,我觉得国内大部分大学还没有,或者做得不够。没有这两条,中国很难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 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偶尔也会有世界一流的发现,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不够的。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本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都会努力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大势所趋。 他认为,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改革谈何容易?我相信,改革的过程会很漫长,过程会有许多波折,一些局部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意料之中的。在这些局部,我希望意外少一些,少一些假大空和忽悠人的东西。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颜宁是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2007年回到清华。她说:这么多年过来,一公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国外的人在回来时总是很担心环境、气氛等问题,但像他这样的人回来了,我们确实有了一种信心。 施一公更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现在的他不再有开出租车的想法了,因为开出租车不如作学术愉快。我对国家非常有信心,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个国家在持续变化,学术环境肯定会不断改善,可以达到一定水平,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到中国工作,一定可以! 施一公简介: 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市。1985年,作为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和河南省赛区的第一名,被保送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1989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赴美国留学;1995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专业博士学位;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2001年获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 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运用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迄今为止,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在《细胞》发表11篇、《自然》发表7篇、《科学》发表3篇。这些工作系统地揭示了哺乳动物、果蝇和线虫中细胞凋亡通路的分子机理,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研发。 因在细胞凋亡和TGF-信号传导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他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2005年,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
个人分类: 新闻关注|4199 次阅读|1 个评论
评“关于"施一公事件",我也说两句”
lingfeng 2008-8-22 11:39
本不想再说有关施一公的事情了,但是今天看到博文《 关于 施一公事件 , 我也说两句 》,忍不住也想说两句。 前面的几段就不说了,我也一向认为制度建设比单个的人才更为重要。但是,正如我在前面的博文中指出的一样,目前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表明 shi 违反了制度。而且,不引进 shi 就能建设好国内的体制吗? 后面几段实在不敢苟同! SF 先生 和 Bobby 先生指出刘是多虑了,我也这样认为。 首先,我承认美国国籍是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可是,难道中国国籍就一定不会泄露国家机密吗?历史上的汉奸多的是!难道现在就没有中国国籍的美国或其它国籍的间谍?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凭什么单独说对于美籍华人要防止泄密,该不让参加的就一定不让参加?我看,如果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的话,也许更好的说法是对于所有人该不能参加的就不能参加!如果以刘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谁能保证刘和所有持相同观点的人就不会泄露中国的秘密? 其次,美籍华人就不能爱国?就没有资格提倡爱国?看看李政道等老一辈美籍华人吧!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爱国的表现吗? 但是人来说,也许信任不可或缺。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你的不信任是合理的,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别人同样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你如果你以这样的态度去待人的话。而且你会发现,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值得你信任的东西。
个人分类: 关注社会|8105 次阅读|7 个评论
一次不该发生的冲撞
Bobby 2008-8-18 07:32
根据我本人的体会,大体而言,新语丝和科学网博客算是在知识界(以自然科学为主)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网站。前者具有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后者则强调建设性和和谐性(强调并不等于全部)。大部分科学网博主同时也是新语丝的读者,新语丝上面不时也能见到熟悉的博友文章。 本来,新语丝一直致力于打假,不管成效多大,一帮勇敢、激进而理想的人们一直在致力于倡导科学、净化学界而努力,多数学人读者也就是抱着看客的心理,看看今天的那位 倒霉了,仅此而已。科学网博客虽然也有批评性文章,但观点不会太尖锐,思想不会太激进,尤其这里是实名制的缘故,绝大多数的文章不会针对于某人某单位批评,即使有,也多半是对新语丝打落入水的落水狗进行再次打击,余绪而已。由于大家心照不宣的定位,科学网博客一直风平浪净,我们也落得享受这和谐的氛围和局面,然而这一次新语丝和科学网博客头面人物的正面激烈冲撞,所谓 XXX 教授回国裸奔事件却把不少人拖下了水,很多科学网博客的博主们不得不表了态,站了队。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延续了多日,可谓旷了日,持了久。从博文后面的评论中也可嗅出强烈的火药味和若干人等的敌对情绪(一些人不能就事论事,甚而至于进行人身攻击)。 XXX 教授先后被指责高调宣扬其爱国行为,不是全职,违反规定申请外籍杰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甚而至于对 democracy 的表态。 有的人出于惜才心理,指责新语丝吹毛求疵,担心人才被逼走梁山,或者进而追寻背后的体制和规则原因;有的人主张以积极心态支持优秀科学家回国;有的人则言之凿凿地与新语丝针锋相对,这一切不过子虚乌有,怀疑其背后有阴谋和报复;有的人赞成科学家选择不要总以爱国的名义,媒体不要为树立榜样而拨高某些人的道德;有的人旗帜鲜明地指责违反规则,并为之惋惜;也有人指出体制和规则重于人才,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好的体制。更有一些人被吵得发了狂,厌烦了这种具体针对某人的地毯式批评。 关于 XXX 教授裸奔事件的博文日渐稀少,事情看来终于要结束了。 硝烟散尽,却不是清点战利品的时候。 因为在中国不那么著名的人物上和不那么著名的单位里,比这严重的事件在千百次地重演着。 XXX 教授之所以被人揪到小辫子出来,部分原因是他在海内外学人中的清望,作为标杆式的华人科学家,在风口浪尖上的清华北大里面。正如在茫茫人海里,姚明头上的疤人们看得清清楚楚,武大郎脑袋即使烂掉也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想起三番五次申报院士的 *** ,如果不是因为入了阁,十多年前发生的陈米烂谷剽窃抄袭也就不会被晾晒出来。 已成为要人的,或将来要成为要人的,看来是需要洁身自好了。
个人分类: 科学感想|4642 次阅读|8 个评论
疑罪从无——支持施一公
lingfeng 2008-8-18 00:09
疑罪从无——支持施一公 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文 《 也说说施一公究竟是不是全职回国工作 》 ,一时应者云集。针对此文,鸿飞兄写了博文 《 教授回国不能立即裸奔 》 ,引发了科学网众网友对此事的热烈讨论。我一贯支持方舟子的学术打假,在中国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情况下,方对净化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还是不小的,至少也给打算造假者一种心理压力,而且确也打击过一些真正的学术造假大牛。从这个意义上说,方的贡献其实要大于那些所谓的院士。但是,支持方打假也绝不等于我支持他的每一次行动,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例如,方提出要废除中医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人体的病菌和肿瘤细胞,但也可能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医学上的检验方法无论多么先进,总有一定的假阳性率。可见,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 方在文章中指出,施一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调表示爱国是不应该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持有相同观点。对此,我曾经在 《 理想主义的曲高和寡 》 中指出,我完全相信施一公主要是因为希望为中国科研和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回国的。但是我们没有客观准确的方法去判断一个人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道德指控”是中国国民的一个不良习惯。我虽然不认为方舟子打假是为了名利,但是哪怕是为了名利而打假,我对他也是一样的支持——只要对中国科研有利。道德只能用来要求自己,约束别人要靠制度。所以,对于施的道德指控——即认为他不切实际的宣扬了自己是因为爱国而回来是幼稚的。你不是他,你怎么断定人家就不是因为爱国而回来的呢?这是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所以是无意义的。最关键的,是看施能否为中国科研做出贡献——我相信是肯定可以的,除非他最终因为排挤而离开。不信,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由于我的专业也是生物医学,所以对于本领域做的好的华人比较关注,例如饶毅、施一公,我不仅佩服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更佩服他们的思想。奇怪的是,方舟子对施一公的质疑事件,反而加深了我对他的敬佩——我查看了他的其他资料例如 《 施一公教授走近北大学生 》、 《专访美籍教授施一公》 、 《追梦人 ——记1985级校友施一公》 等,也查找了他论文发表情况(见 《 施一公SCI论文及被引次数的不完全统计 》 )。以前粗略的查过,记得好像被引次数是5000多次,这次认真的查了WOS(也是不完全统计,这个数据库要想查全很难),被引次数共有7247次,nature、science、cell二十多篇,其中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16篇,发现他在学术上不仅很牛,而且比我想象重的更牛。 方舟子不仅发文质疑,还在新语丝上写了一封 《 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施一公涉嫌造假 》 的文章。同时公开质疑的还有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何士刚,见他的博文 《 旗帜鲜明地捍卫正确的制度--基金委今年不应该授予施一公教授杰出青年基金 》 。我以前其实并没有怎么听说过何,后来查找网络资料后才知道何也是海归,不过是多年前的海归了,回国后科研在国内做的还算不错。 对于公开质疑施的人,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还是比较欣赏他们的做法,至少比那些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暗箭的人要光明正大得多。对于他们我的态度是: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但是,他们的质疑正中许多人下怀。多少人希望抓到施的把柄啊!施的回来,无疑触及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施的光芒,使许多人的所谓“科研成果”黯然失色了,施也要申请科研经费,他们无法竞争过施徒叹奈何。他们正苦于找不到施的漏洞呢。这下倒好,方舟子的质疑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理由。于是他们匿名在网上大肆宣扬施一公的违规、不诚实。他们从道德上和制度上对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似乎必欲置施于死地。当然,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嫉妒之心,人皆有之,这很正常。可是让嫉妒之心冲昏了头脑并做出令人不齿的事情来,就比较的卑鄙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一个更古不变的真理。 正是看到一位如此优秀并且希望回国做些实事的科学家被众多小人在暗处攻击,我无法保持沉默了 (我补充一点,我并不认为所有匿名质疑者都是小人,而是那些别有用心匿名进行攻击者才是我所说的小人。) 。 真理不辩不明。看过那些质疑的文章之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施一公的违规。在法学上有一条重要的规则叫“疑罪从无”,就是怀疑某人有罪但是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来的情况下,应该相信他是无罪的,至少不能以有罪来对待他。而且,疑罪从无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见百度知道: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0065.html )。 但是,在没有真凭实据来证明施不是全职在清华工作的情况下,许多人却“疑罪从挂”,把施的违规当成了事实了,这是不应该的。 下面我将分析为什么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施的违规。 何士刚说,基金委规定杰青申请者不能在海外全职是一个合理的规定,是为了限制以往在国外全职人员诈骗国内科研经费的情况。这是很合情合理的。而方舟子质疑施的证据是:第一,在刚刚公布的2008年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研究员名单中,有普林斯顿大学施一公的名字。该学会只资助全职在美国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如果施一公真的已全职回国,就不可能当选其“研究员”。第二,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网站上,仍有对施一公的介绍,而且论文更新到今年5月5日,在分子生物学系的教授名单上也列着施一公的名字,只不过注明其“学术休假到2009年9月(On sabbatical until September 2009) 第三,据“天山童姥”说,在7月底举行的中国晶体学术会议上,“施一公提到他将于8月份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这个小组其中一个成员Chen Yu的博士论文答辩。Chen Yu毕业后,他将与普林斯顿大学彻底没有关系了。”所以,方舟子推断:“直到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并不认为施一公是辞职回国,而是在学术休假,明年9月后仍会回普林斯顿工作。”“半年后,施一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普林斯顿大学带薪休假的全职教授和必须在美国全职工作的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新当选研究员。” 可见,方的质疑是基于推理和网络调查,而没有事实调查和实地调查。方的老本行是生物学,应该知道推理是不一定可靠的,不然还要实验干什么?网络调查有多高的可信度?如果依靠它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罪,那么很多警察、检察院的人估计就可以集体下岗了。 对于证据一,饶毅在 《 以积极心态支持优秀科学家回国 》 中说过:“本次HHMI的申报和评选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与他2008年2月全职回国工作并不矛盾。施一公申请HHMI的时候,是想看能否将它带回中国。获得以后,他为此专门回美国与HHMI商谈将经费带回中国。结果HHMI没有同意,所以施一公已经拒绝接受HHMI。这对他是很大的损失,对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很大的损失。”人家都已经放弃了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研究员,不知道方舟子有没有调查过呢?如果不信,可以直接联系华德·休斯医学学会。方说“该学会只资助全职在美国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如果施一公真的已全职回国,就不可能当选其“研究员”。”,看看,还是推理,万一有破例呢?最重要事实是,施有没有全职在清华工作? 对于证据二,网络的更新落后于事实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普林斯顿的网站仅仅反映了普林斯顿的看法,很有可能普林斯顿希望挽留施一公才会那样写。当然普林斯顿也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饶毅在 《 以积极心态支持优秀科学家回国 》 中说过“首先,他实验室的人需要安排好;其次,普林斯顿大学为了大学的利益也一定尽力挽留他,不能挽留也希望他在名义上兼职。”“因为凡是在一个大学用的国家来源的经费,这个大学就成比例地获得管理经费(所谓overhead 或者indirect cost)。”“我相信,正如我当时离开华盛顿大学后一样,兼职没有工资,普林斯顿也不会给他工资。”“施一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还有尚未毕业的博士生,还有多项NIH经费,普林斯顿大学当然会尽力挽留他,即使他要回清华,大学也希望他以兼职的身份,带完这里的学生,并处理好相关经费。这与他全职回清华工作不矛盾。”而我更看重的是全职工作的事实,如果在清华工作的时间符合全职的标准(例如一周五天,一天八个小时,当然具体的标准我也不清楚),那么,即使他还拿着普林斯顿的钱也是没关系的。老美的钱嘛,拿了不要干活的话不拿白不拿。当然,他应该是没有拿的,普林斯顿不会那么笨,饶毅也说过兼职没有工资,施一公的学生也证实他并不拿普林斯顿的工资,是unpaid leave。对此有怀疑者可以直接咨询普林斯顿。 学校和单位网站为了自身利益,总有夸大事实的倾向。例如,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介绍何士刚研究员就是这样的“1994-1997年 哈佛医学院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见 http://www.ibp.ac.cn/c/04/archive/02/shiganghe.html )国内的研究员是等同于教授级别的,那么是否何士刚真的在哈佛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担任过教授(或同级的)呢?中国人在英文简历上喜欢写M.D,其实是medical degree的缩写,但是外国人还以为是medical doctor,是博士学位呢,这是一种隐形的造假。所以,如果何士刚不是真的担任过哈佛教授职位的话,而在网站上写“哈佛研究员”,是否也有造假嫌疑呢?当然,我宁愿相信不是何的本意,只是网站的做法有些不对而已。 对于证据三,施一公的学生在博文 《 方舟子是在哗众取宠,还是无间道? 》 中指出,方舟子是以讹传讹了,原话是“与普林斯顿又撇清了一大块。”施一公是一个负责任的教授,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决定回国就扔下自己以前的学生不管。饶毅之所以能够做到两个月就关了美国的实验室,因为他妻子也跟他在同一个学校,他的科研经费转到妻子那里,部分学生也转到了那里。同时饶毅也一再强调,他的做法不能成为常规。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任离开原来的实验室,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例如以前的科研经费怎样处理、学生怎样安排等等。关于这一点,建议看看饶毅的博文 《 以积极心态支持优秀科学家回国 》 。 方舟子说“直到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并不认为施一公是辞职回国,而是在学术休假,明年9月后仍会回普林斯顿工作。”普林斯顿怎么认为是一回事,可施一公是怎样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半年后,施一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普林斯顿大学带薪休假的全职教授和必须在美国全职工作的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新当选研究员。”——前面已经反驳过了,就不多说了。 但是上面说的都不是核心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施一公花了多少时间在清华工作?如果符合全职的标准,所有的谣言和猜疑都不攻自破。但是无论是方舟子还是何士刚或者其它质疑者,都没有任何人提供了事实证据表明施一公不是全职在清华工作。对于这一点,相信施一公实验室的人最清楚,清华的与施接触多的学生可能也知道。 我在何士刚的博文后评论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shi有没有全职在清华工作——如果是这样,即使还没有结束普林斯顿,也是可以申请的。”他的回复:之所以制订这个规定是因为以前有太多人‘号称’在国内全职,而所在单位会出具所有证明,也许是助纣为虐,也许还逼良为娼。” 我的回答:“单位可能会给号称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人出具证明——您的担心是对的。我想解决的方法是实地调查——可以请有关部门或如果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实地调查。既可以去普林斯顿,看他是否还在那里上班,也可以去清华。他学生也说了,还可以查出入境记录。”何的回复:问题是没有人会去调查的。多年前在公开信以后,我就曾向科技部投诉,我觉得理由非常充分,但被告知科学院保证此人会全职,他们没有理由怀疑单位的保证。查出入境记录也不是他学生的发明,我们在多年前的公开信就曾建议过。但到现在你见过一个因被查出入境后取消国内全职的例子吗? 何的担心不无道理,鉴于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他说的应该是事实。但是难道我们就可以在缺乏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污蔑一个好人吗?没有人查,谁怀疑谁就自己去查吧!人家的学生证明他是全职在清华,既然不信,那就自己去查好了。但是,在缺乏事实证据之前,可以暂缓声讨和批判。 我们再看看杰青的具体规定: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08年项目指南》,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应具备的条件之一为:“已正式受聘于项目依托单位,申请者提交申请书之前,在国外已没有固定受聘单位,项目依托单位为申请者唯一聘用单位。”(引用自方舟子的文章)“已正式受聘于项目依托单位”,这点没有疑问,施肯定受聘于清华了。“在国外已没有固定受聘单位,项目依托单位为申请者唯一聘用单位。”不太清楚“固定受聘单位”的意思。既然施已经不从普林斯顿拿工资,就谈不上“聘用”了,所以,清华是他的唯一聘用单位。 在这件事情上,我同意鸿飞兄的观点:方舟子有些吹毛求疵了。 最后想说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以我们应该“疑罪从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请先不要下有错的定论。
个人分类: 敬佩的人物|11446 次阅读|11 个评论
理想主义的曲高和寡
lingfeng 2008-8-16 09:07
近日由于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文质疑施一公是否全职回国工作而在科学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支持施一公,认为方是过于吹毛求疵了。对于方舟子,我一贯是十分支持的,虽然我不上新语丝,但是这次我也认为他是没有抓住重点。事实上,到底是否全职回国,核心的判断指标是每周在清华工作的时间有多少——对此方舟子只字未提。如果他在清华工作的时间符合全职的标准,例如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时(具体标准我也不清楚),那么即使他真的还拿着普林斯顿的工资,又有什么关系呢?哪怕他还同时拿着哈佛、耶鲁的工资,那也是无所谓的——只要他人在中国全职工作就够了,别人愿意给,那是别人的事,同时也恰恰说明了施的魅力。 但这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重点。在讨论此事博文的留言上,很多人似乎对有一点达成了共识,就是科学时报的采访《 我被信仰追问 —— 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由于对施一公在道德上拔得过高 , 过于美化了施一公,反而给他惹出麻烦来。这样说似乎也很有道理,于是我又重新找来那篇报道看了一遍,可是看完之后,我却没有感觉任何的拔高和不实。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认为呢?难道因为爱国而回来不可能吗?希望回清华教书育人一定是假的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跑一百米只要 9 秒,你肯定不相信,因为你知道你和你周围的人都要十二三秒,而且世界纪录是 9 秒 77 。我如果告诉你我只要 10 秒 50 ,虽然你知道低于世界纪录了,你还是不会相信,因为你看到的人都要十二秒以上。可见,我们判断别人的时候往往是以自己为参照系的。同样,我们判断别人的心理时也是以自己的心理为参照的,所以小人才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然他也会“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而君子一般都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和“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简而言之,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经常骗人的人往往不会信任别人,因为他以为别人也会和他一样;而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往往是那些从不会骗人的人,因为他天真的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从不骗人。 所以很明显当你扪心自问自己不会为了理想,为了教书育人为了为中国科研贡献一份力量而放弃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之位回来时,你自然就会怀疑科学时报报道的真实性,认为王记者出于职业的需要夸大和美化了施一公。如果你认为自己也会这样做,你就会认为这是能够理解的,因而也是真实的。很遗憾,对于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客观准确的测量方法。 我曾经看过介绍施一公的几篇文章,例如《 施一公教授走近北大学生 》、 《专访美籍教授施一公》 、 《追梦人 —— 记 1985 级校友施一公》 等。感觉施一公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正如他曾很自豪地说他很为自己骄傲,在多年后仍保留最初的美好梦想并为之奋斗。我能够理解他也相信《我被信仰追问 —— 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属实,因为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是我,在他那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人在美国肯定会缺乏一种归属感,做出同样大小的成绩,在国内肯定比在美国更有成就感;而且能够为中国的科研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当自己具备了回国的实力而且国内又可以提供科研条件时自然会选择回国平;我虽然希望自己的小孩接受西方好的教育,但更不愿意由于他 / 她一直在美国长大将来缺乏对祖国的认同;我一直以来就很关注中国的教育,曾经写过很多批判中国教育体制的博文,而且我认为中国的许多学生都缺乏理想、创新和思想(见《 教育的两大失败 》),那么教书育人自然是我回来的重要目标。很多人怀疑他是否因为爱国而回来,其实爱国真的那么遥远吗?我们不是也因为法国支持藏独而抵制家乐福,难道也要怀疑大部分抵制家乐福的人不是出于爱国之心而是为了作秀吗?我认为除了极少数,大部分中国人都是爱国的,而且留学海外的人由于亲身感受过由于中国的不够强大而遭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其爱国之情可能更甚于国内的同胞。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感情,只是在不同的人中这种感情的强烈程度不同而已。 爱国也绝不意味着为了爱国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而是愿意牺牲自己的部分。如果来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从零开始而又不能有任何政策上的优惠,假如我是施一公是肯定不会回来的——这样的爱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还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而且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有害的,因为是对人才的浪费。人在做出决定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经济的因素当然也在其中,但是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对于理想主义来说,一定经济因素固然不可缺少,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更为重要。相对于普林斯顿的待遇和美国的科研经费,清华的待遇和经费其实差了很远,国内的科研环境更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或大部分现实利益。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差别其实只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现实主义也爱国,但是做出选择时认为最重要的是现实利益,他们不会为了理想而放弃很多。当大部分人都是现实主义的时候,理想主义被人误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应该承认,我们的媒体确实有道德拔高的不良习惯,这也是大家怀疑《 我被信仰追问 —— 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的一个原因。不过我仔细的看了全文之后,认为报导是可信的,并没有拔高的表现。 所以,当科学时报记者王丹红的报导《 我被信仰追问 —— 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被大部分人认为是道德宣教有余而务实不足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理想主义的曲高和寡。
个人分类: 敬佩的人物|9400 次阅读|10 个评论
施一公SCI论文及被引次数的不完全统计
lingfeng 2008-8-15 16:19
施一公,祖籍云南 ,1967 年 5 月 5 日出生于郑州,中学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 1985 年 9 月 ~1989 年 8 月 , 清华大学 , 生物学学士 , 提前一年毕业 1990 年 9 月 ~1995 年 4 月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 1996 年 1 月 ~1998 年 1 月 , 纽约斯隆 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博士后 ; 1998 年 2 月 ~2001 年 10 月 ,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分子生物学系 , 助理教授 ; 2001 年 10 月 ~2003 年 3 月 , 普林斯顿大学 终身 教授 , 副教授衔 , 2003 年 3 月 ~2007 年 3 月 , 普林斯顿大学 终身 教授 , 正教授衔 2007 年 3 月至今 , 普林斯顿大学 Warner-Lambert/Parke-Davis 教授 ( 资料来源: http://bio.pku.edu.cn/Exchange/inter-school/download/YigongSHICV.doc ) 我之所以列出他的教育经历是为了便于文献检索,考虑到重名的情况,必须要依靠单位名称来确定是否施一公本人。 2008.8.15 以 author finder 的方式在 WOS 数据库进行检索。 Last Name 为 shi , First Initial 为 y , Middle Initials 为 g ; Subject Category 选 LIFE SCIENCES BIOMEDICINE , Institution 选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 Princeton University) 。 检索结果:论文总数: 66 篇,总被引次数: 5337 ,篇均被引次数: 80.86 , H 指数 34. 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一篇为 2003 年 cell 上一篇,被引次数 1092 ,施一公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共两名作者);第二高的论文为 2002 年发表在 molecular cell 上的一篇,被引次数 537 次,施一公为独立作者。 Cell 共 14 篇,其中同时为第一和通讯作者的 3 篇,通讯作者但非第一作者的 6 篇(通讯作者共计 9 篇)。 但是我没有看到 nature 和 science 的文章,而我知道他肯定发过。于是用 google 搜索 yigong shi publication ,查到普林斯顿大学上关于他发表论文的网页( http://www.princeton.edu/~ygshi/publication.htm )从上面找到 nature 和 science 的文章,然后在 WOS 中检索证实并记下被引次数和是什么作者。一共有 nature 8 篇,其中第一作者 1 篇,通讯作者 5 篇; science4 篇,其中通讯作者 2 篇。这 12 篇论文被引次数合计 1910 次。 将数据合并,结果为: SCI 论文数 78 篇,被引次数合计 7247 次, h 指数 45。以上 为不完全统计, WOS 并不好用,中国人的姓名比较混乱,我在 author finder 中以 Shi Y 和 Shi YG 都无法查到他的 nature 和 science 论文,估计除了 nature , science 以外还有一些我没有查到,也没有详细地查下去了。 其中, nature 共有 8 篇,其中第一作者 1 篇,通讯作者 5 篇; science 4 篇,其中通讯作者 2 篇; Cell 共 14 篇,其中同时为第一和通讯作者的 3 篇,通讯作者但非第一作者的 6 篇。其中 nature 和 science 的数据是准确的, cell 不排除遗漏一两篇的可能,但至少也有这么多。第一或通讯作者的 CNS 共计 16 篇。 附录 以 author finder 查到的文章(因为没有 nature 和 science 的文章所以不全)以被引次数排序,前十篇如下: 1. Title: Mechanisms of TGF-beta signaling from cell membrane to the nucleus Author(s): Shi YG , Massague J Source: CELL Volume: 113 Issue: 6 Pages: 685-700 Published: JUN 13 2003 Times Cited: 1,092 2. Title: Mechanisms of caspase activation and inhibition during apoptosis Author(s): Shi YG Source: MOLECULAR CELL Volume: 9 Issue: 3 Pages: 459-470 Published: MAR 2002 Times Cited: 537 3. Title: Crystal structure of a Smad MH1 domain bound to DNA: Insights on DNA binding in TGF-beta signaling Author(s): Shi YG , Wang YF, Jayaraman L, et al. Source: CELL Volume: 94 Issue: 5 Pages: 585-594 Published: SEP 4 1998 Times Cited: 333 4. Titl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TEN tumor suppressor: Implications for its phosphoinositide phosphatase activity and membrane association Author(s): Lee JO, Yang HJ, Georgescu MM, et al. Source: CELL Volume: 99 Issue: 3 Pages: 323-334 Published: OCT 29 1999 Times Cited: 295 5. Titl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aspase regulation during apoptosis Author(s): Riedl SJ, Shi YG Source: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Volume: 5 Issue: 11 Pages: 897-907 Published: NOV 2004 Times Cited: 245 6. Title: Structural basis of caspase-7 inhibition by XIAP Author(s): Chai JJ, Shiozaki E, Srinivasula SM, et al. Source: CELL Volume: 104 Issue: 5 Pages: 769-780 Published: MAR 9 2001 Times Cited: 211 7. Title: Determinants of specificity in TGF-beta signal transduction Author(s): Chen YG, Hata A, Lo RS, et al. Source: GENES DEVELOPMENT Volume: 12 Issue: 14 Pages: 2144-2152 Published: JUL 15 1998 Times Cited: 166 8. Title: The 1.9 angstrom crystal structure of Escherichia coli MurG, a membrane-associated glycosyltransferase involved in peptidoglycan biosynthesis Author(s): Ha S, Walker D, Shi YG , et al. Source: PROTEIN SCIENCE Volume: 9 Issue: 6 Pages: 1045-1052 Published: JUN 2000 Times Cited: 147 9. Title: Mechanism of XIAP-mediated inhibition of caspase-9 Author(s): Shiozaki EN, Chai JJ, Rigotti DJ, et al. Source: MOLECULAR CELL Volume: 11 Issue: 2 Pages: 519-527 Published: FEB 2003 Times Cited: 138 10. Title: Crystal structure of a UBP-family deubiquitinating enzyme in isolation and in complex with ubiquitin aldehyde Author(s): Hu M, Li PW, Li MY, et al. Source: CELL Volume: 111 Issue: 7 Pages: 1041-1054 Published: DEC 27 2002 Times Cited: 131
个人分类: 敬佩的人物|23957 次阅读|32 个评论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6-7 09:55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