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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学位论文Latex模板: 热度 2 dabing 2017-3-1 17:03; 分享北师大学位论文Latex模板在Mac系统下的使用经验. 1. 模板下载 http://gerry.lamost.org/blog/?p=811 注意: 如果系统语言原来为英文，下载的时候打开Latex模板可能会出现乱码。我的做法: 切换为中文系统重启电脑后，再下载打开（如果再不行安装模板网页提供的字体)。 2.打开main.tex编译排版。注意: 新版本的MacTex与现在的模板兼容还有些问题我的做法: 安装mactex-20140525.pkg。这个版本可以在6维空间快速下到。然后打开main.tex, 选择XeLaTeX模式排版编译。 3.一切顺利，输出PDF版论文。 4.开始往模板里面加你自己的内容吧... 感谢模板的制作人！ 2017-03-01@BNU 参考: http://gerry.lamost.org/blog/?p=811; 个人分类: Mac_soft|7058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会“传道授业解惑” ——忆我在北师大学习工作30年: yushp1935 2015-10-15 18:17; 到政教系做研究生，头三个学期学习的情况，如《记我研究生导师石盘教授》一文所述。1957年春夏，石盘老师被错划“右派”之后，我们五个研究生没有导师了。系主任张刚同志和校研究生部主任方铭同志征求我们意见，是否转到1956年秋举办的哲学研究班(两年制)学习？大家只好表示同意。这样，我们正式转到研究班，继续听苏联专家康-叶-莫洛佐夫教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并参加其它各种教学活动。莫洛佐夫老师是列宁格勒师范学院比较年轻的教授,他是哲学博士又是化学博士,思想非常活泼，与研究班同学关系很好。常让我们去西郊苏联宾馆家中作客，还喜欢在周末约我班同学去郊游。在听他系统讲授的哲学课中，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善于作逻辑分析，对哲学基本范畴分析非常清晰。他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用现代自然科学许多新成果作为哲学原理的例证。这就使我们学习到苏联新一代哲学家的优长之处。1958年春夏之间，在“大跃进”形势下，全校师生要轮流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莫洛佐夫老师硬是不同意！要求哲学研究班同学留校撰写毕业论文。我们的论文虽经过了“答辩”，可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并没有授予学位。毕业时，30几位同学分配到全国各地，大部分在高等学校任教。我则留在本系任教。其时，政教系领导作了调整，由浦安修同志（延安老革命干部、原纺织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她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夫人）出任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事后我才知道，是由研究班辅导教师齐振海同志推荐，经浦安修同志“拍板”，我被选中留校的。她找我谈话时指出,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正确政治方问和较高理论素养,年青教师尤其要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参加实际锻炼。1958年下半年，全国处在“大跃进”、“公社化”的高潮，系里响应中央号召，安排我们年青教师去天津市、河北省徐水县等地参观学习。她又派我和另一位年青教师詹君仲同志，带领十几位应届毕业生，到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作社会调查。其时，城市街道党委发动居民参加劳动生产，办工业或各种服务业，热火朝天搞“合作化”、“公社化”。后来,由我和君仲兄牵头，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北师大学报发表。同年秋天，北京市委组织十几所著名大学党委负责宣传和政治课的领导同志，组成参观访问团赴河北、河南等地考察。浦主任和姚森同志(副系主任)代表北师大参加。浦主任让我与杨年高两个年青教师随行。大约二个多月，“大跃进”和“公社化”最红火地方，如河南信阳地区查岈山人民公社、商城大炼钢铁等“先进”典型，都去访问了。浦主任看得十分仔细，不但听当地干部介绍，而且搜集各种材料，回到学校后要我编辑、打印出版，供有关同志研究。跟随浦主任外出二个多月，她言传身教，使我获益匪浅。我是潮汕人，广东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人民文化水平较高。当我看到内地老百姓生活仍然很苦，交通、住所和食、穿、用都十分落后，然而，当地干部却说他们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内心充满疑惑，经常坦率向浦主任这位“老八路”、党的高级干部，谈自己看法。比如，参观查岈山公社的“工厂”时，我偷偷对浦主任说，这几台陈旧车床怎么能叫做“工业化”？凭这台小发电机，使公社机关（相当于乡政府）有了电灯，也能叫做“电气化”？......有一天傍晚，浦主任找我单独谈话。除了讲对我的印象和鼓励的话，就严肃批评我。她说，有同志反映你脑子灵、小聪明，但不够谦虚谨慎！你缺乏政治经验，再不要乱发议论了。要认真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实质，好好向实际、向群众学习，多听、多看、多记，各种问题好好思考，好好消化。回到北京以后，对“三面红旗”的宣传,吹得更高了，干部都要检查跟不上形势的“右倾思想”。1959年夏，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彭德怀同志发表许多正确意见和建议，却遭到毛主席对他进行错误的“批判”。接着，全党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当时已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浦安修同志，自然受到牵连。这时,我才领悟到，浦主任在党内生活多年，富有政治经验，她是爱护我、教育我，否则，我“少年气盛”，乱发议论，就要遭殃了。从河南参观结束返程时，浦主任准备带我们北师大同志，专程去河南登封市三官庙——全国学哲学样板参观。由于突然大雨滂沱，未能到目的地，改在密县参观。那里水利工程修得好，有一位中央党校同志挂职县委副书记，是浦主任老朋友。可能他透露了浦主任的“特殊身份”，我们所到之处，均受到特殊接待。因下雨道路泥泞，当地领导派民兵护送，还准备一匹毛驴给浦主任做坐骑。但她坚决不肯，说我们是普通干部、人民教师，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不要对我搞“特殊化”。其言之真、其情之切，令人感动。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回北京火车上，浦主任对我说，她与艾思奇同志很熟悉。艾思奇同志当时下放到登封地区任地委副书记，如果能到达那里，征得他同意，就要把我留下，好好在农村锻炼，做艾思奇同志的“学生”！真是大水把我的好运气给冲走了。浦主任对我一个普通青年教师的培养，真是无微不至。1959年全校恢复公共政治理论课，她派我到中文系、俄语系和化学系任课，还分配三位教师到这些系做辅导。除了主持制定全校教学计划，设定教学任务和目的要求，她还亲自指导我备课。浦主任说，小余同志，讲好一堂哲学课不容易，你要写好“教案”。讲课时要把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分析清楚，要用具体事例作论证；还要突出重点，恰当联系学生实际。又说，教学是一门艺术，要摸索正确教学方法，用心积累教学经验。还应到学生中了解情况，参加课堂讨论，听取辅导教师意见，虚心向学生和其他教师学习。浦主任听我的试讲之后，具体分析了这堂课的优缺点，从内容到方法、从教态到言语，一一加以指点。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教师无私的爱护和关怀。浦安修同志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用，永志不忘。经过这一年教学实践，让我慢慢懂得什么叫做“传道、授业、解惑”，从而，使我日后能顺利担负起政教系一门本科基础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的教学任务。从 1960年下学期起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连续给政教系60届至69届（共十届）学生讲课。在“大跃进”之后，国家经济生活连续三年遭遇了严重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党中央负责同志，在1960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大跃进”、“公社化”期间过左的政策，对工业、农业、商业等方面问题进行整顿。1961年全国经济生活开始逐步好转。党中央对文化和教育方面问题也着手解决。纠正“教育革命”中，否定“教学为主”、否定“教师主导作用”，参加劳动生产过多，随意搞“政治运动”、进行 “政治批判”等“左”的错误。与制定“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差不多同时，在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高教六十条”。1961年，还责成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主持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大学文科各种教材编写计划，组织专家队伍进行编写。北师大党委在中央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积极贯彻执行整顿教学秩序工作。党委常委、教务处长方铭同志负责文科方面工作，另一位常委、教务处长张刚同志负责理科方面工作。我们政教系由副主任纵瑞堂同志负责我系落实事宜。他们多次召开会议，传达“高教六十条”和“文科教材会议”的精神。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要坚决以教学为主，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纵瑞堂老师长期在大学任教，教学经验很丰富。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各门理论课，是政治教育系立得住的根基。通过教学要培养学生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使学生成为“又红又专”的政治教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们各门理论课一定要重视“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四性”（即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生动性）。他特别关照我说，你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还要选好方向做科学研究，把自己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这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这些教导，十分中肯，一直指引着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政教系领导有意给我“压担子”，1961年下半年，就首先让我贯彻五年制政教专业新计划，给61级学生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课，采用艾思奇主编新教科书。同时，还让58级、59 级学生一起听课(因教育革命下厂、下乡未系统上过这门课),共有300多学生,配了五位辅导教师。我自知还是一名“新手”，但领导信任和培养，只能“硬着头皮上”。我认真钻研教材，在课堂上尽可能讲清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突出重点、解释难点；重视逻辑分析、努力结合实际。我编写一个简要教学提纲，开列阅读书目和思考题。要求同学除了认真读教科书,还要认真阅读一些经典著作，如《费尔巴哈论纲》，《费尔巴哈论》第二、四章，《谈谈辩证法问题》，《辩证法要素》，《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等。我还要求辅导教师组织好课堂讨论,检查学生写的讨论提纲。这样严格的教学环节,环环相扣,使学生感到很有收获。61级新生反映,这样学习与高中阶段完全不同,调动了学习自觉性和自主性;58级、59级学生表示,改变原来不重视读书,不重视听讲的情况,学到了理论和方法。当然,现在看来,教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教材未完全摆脱苏联教科书框架;自己理论水平不高,有不少教条主义习气等等。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每个学期我都有课，60级、62级、63级和64级都是我主讲；还给系里举办哲学研究班开过“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给几届毕业班补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1964年春节毛主席发表关于教育革命谈话和1965年学校搞“四清”之后，师大党委为了贯彻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改革，决定到山西临汾果树场创办分校。派政教系64级学生在1965年9月先行，而全校65级文科学生在翌年2月也到达。我随刘文翰、谢忠民同志（原系负责人）和三位教师作“先头部队”，64级三个班在果树场分为三处，边参加果树场和分校建校劳动，边上课。我负责教学工作，主要指导学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由我和陈仲华、马润清分别作“启发报告”，强调自学为主，理论联系实际。差不多经过一学年，学生虽有点收获，但实际上又是否定了“教学为主”。由于此时受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吹捧为“马列主义发展顶峰”，和“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的影响，使我们教学工作走了严重弯路。回想起来，抵挡不住“左”的路线，我是负有责任的。不可理解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受冲击，被当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真是历史进入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本文已载《我的北师大年华》北师大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作者现为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师，现借《科学网》发表，再次表示对毌校老师、领导、校友培养帮助感谢之情。; 个人分类: 时政小议论|207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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