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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游苏宁的“号脉”科技期刊有感: 热度 4 zxj368 2014-4-10 12:55; 昨天晚上拿到了《新华文摘》，在读书与传媒专栏中，看到了游苏宁老师的文章“'号脉'科技期刊”。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对于这类文章，实属少有之现象！一句话：他说出了办刊人的心底话与担忧，解气！作为办刊人，我先办中文刊，进而又参与办英文期刊。于是，最近的确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什么是中国人办的国际期刊？应该是目前大家热衷于高价购买国外“好文章”的英文期刊，还是植根于中华大地、带有中华民族底蕴的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文期刊？对我来说，倾向于后者，因为期刊是用语言传达知识的载体，而语言是具有文化底蕴的东西。中文期刊是中国人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期刊，带有中华民族的传统与底蕴，承载着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做不好中文期刊，可以说是办刊人的失败，广大同仁应该努力为中文期刊的国际化而奋斗。但如果不努力做好中文期刊，而是花大力气去做英文的“国际期刊”，不是舍本逐末吗？英文办出来的“国际期刊”，或许能够有更多的外国人看懂，被所谓的评价机构评个“高分”，被“数据库”收录，但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科学有何益处？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了吗？所能够具有中华文化的底蕴吗？当然，有些事不是办刊人说了算的，比如评职称时各单位对期刊的打分，比如科技界及国家对期刊的不同支持力度，比如国外数据库对于汉语的歧视，等等。作为中文办刊人，我们能够做到的，像游老师所言，坚守！我们坚守的，不仅仅是一本本期刊，而是在传播领域中汉语言的文化阵地，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语言的传播，是一个民族的自尊！作为办刊人，不要跟着英文期刊的“国际化”去“大跃进”，舍本逐末，而应踏下心来，做好我们的中文期刊才是硬道理！当然，不是说我们办英文期刊不对，而是应该斟酌怎么办更合理。可能科技工作者要说，扩大国际影响，需要英文去宣传。这是对的，毕竟世界上懂英文的人比懂中文的人要多。退一步讲，如果中国搞出了令世界震惊的科技成果，而此成果让世人咋舌，偏偏文章全部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我就不信，外国人就不关心发表这个成果的中文期刊！因此，办好科技期刊，除了期刊办刊人努力外，更需要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只要您的科技成果能够真正的哄动世界，就不会在乎文章发表在中文期刊，还是英文期刊上。一定意义上讲，成果本身的份量，对文章的传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游苏宁老师的文章见任胜利老师的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8899-760479.html 作者的相关文章：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1187-737648.html; 个人分类: 编辑学文章|5283 次阅读|11 个评论

遗传学与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9,新华文摘2009,11: 热度 1 smkxcyp 2014-3-14 01:45; 遗传学与社会和谐发展程焉平摘要: 遗传学之所以被举世关注，一是其毁誉参半的发展历程，二是其关系到人类的种族繁衍和生老病死。人们应切记遗传学历史上的不和谐杂音，警惕生物安全与生命伦理问题对其今后健康发展的影响。在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全方位影响的今天，遗传学理应成为既尊重自然又造福人类双重典范，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关键词: 遗传学；社会；和谐；发展中国遗传学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于2008年10月31日在重庆闭幕 , 大会主题是“新世纪的遗传学与社会和谐发展”。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遗传学在带给人类无数惊喜的同时，也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历史阵痛。在新世纪中，只有以史为鉴，才可能避免重蹈覆辙，从而实现遗传学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一、前车之覆：切记遗传学百年兴衰荣辱 20 世纪的遗传学所遭受过的两次浩劫均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一是被种族主义曲解和滥用，二是被假借学派纷争而引起的内耗。（一）种族主义对遗传学的歪曲和滥用二战以来的科学史研究中，遗传学时常被指责为战争和种族歧视的理论依据，其中，德国和美国的所作所为更是被千夫所指。德国纳粹和种族主义者将遗传学理论强行套用于人类社会，为其所谓“种族纯正”、“种族卫生”政策，实施了一系列反人类、反科学行为。“ 生育农场计划” ：强迫德国及其占领地的金发碧眼女性与德国军人交配，批量“生产”了两万多名所谓纯种“雅利安婴儿 ” ； “安乐死计划”：屠杀身体或精神有疾患者，600多万犹太人因此丧生； “T4计划”：以毒气杀死精神疾患者和犹太人。以上种种对遗传学理论的曲解和滥用使当时的德国有 50% 的医学工作者参与了纳粹活动。美国是另一个滥用遗传学的“典范”。为淘汰所谓“劣生”者，1931年，美国有30个州强迫绝育合法化，1987年仍有19个州。仅1961年，全美就有62162人被强制绝育。许多州禁止白人与其它种族通婚。在此期间，许多杰出的遗传学家参与其中，如Charles Davenport(行为遗传学家)和Edward M.East(玉米杂交之父)，两者均为种族主义者。近百年来，遗传学难以与“种族主义”完全摆脱关系，除了被曲解和滥用外，遗传学自身也不能置身事外。例如，用“遗传决定论”的观点简单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表达,等等。（二）“学派之争”与政治迫害 “ 李森科事件”是遗传史上最惨痛的政治迫害和学术丑闻，其对遗传学发展的负面影响已超越了科学范畴和国界。李森科之流利用强权政治在前苏联和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贯彻“米邱林学说”，排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从而使这些国家的遗传学研究停滞；一批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如Vaviiov等受到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李森科事件”貌似“学派”之争，但实为假“学术研究和援助”之虚，行“控制其它国家政治和经济”之实。“李森科事件”与“纳粹、种族主义”对国际社会造成的灾难异曲同工，即在影响遗传学健康发展的同时，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且至今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二、惩前毖后：遗传学痛定思痛终成正果遗传学虽经历曲折，但是，当人们医好战争创伤，并从政治闹剧中回到现实后，依然相信，随着遗传学的健康发展，必然会给人类的和谐发展带来福音。（一）走出阴影，遗传学名正言顺 1947 年《纽伦堡法典》及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遗传学已逐渐走上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的理性与现实相结合的轨迹。自从进入“生物与文化”的双重进化阶段，人类的生老病死便再不能简单套用“优胜劣汰”法则。不同民族、种族间的“生物学差异”不能用来划分其优劣，而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更不能成为评价其对错的依据。具有生物与文化双重属性的人类行为必然要受到“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选择和制约。目前，遗传学将安全与伦理问题纳入其常规研究范畴中，正是体现了其追求健康、和谐发展的理念。遗传学研究只有遵从人类双重进化的事实和规律，并以持续造福人类为最终目标，方可名正言顺。如今，恢复了元气的遗传学已成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二）领先科技，遗传学占据核心地位 20 世纪后期，“胚胎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全球性的重大科学事件，均与遗传学密切相关，其代表了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遗传学在缓解食物短缺、改善人类健康等方面成就卓著。如利用转基因技术改善生物体遗传特性以获得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利用基因治疗技术以改善人类的遗传健康，等等，遗传学均表现出其非凡的作用和无限的潜能。从孟德尔定律到染色体学说，从 DNA 双螺旋模型到人类基因组计划，遗传学大约每半个世纪就发生一次重大突破，由此预测：在今后大约 50 年中，遗传学的发展将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惊喜。遗传学在科学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已成为历史之必然，而遗传学与社会持续的和谐有序发展却仍需要人们不解的努力。三、知往鉴今：遗传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 21 世纪乃至以后，遗传学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最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是生物安全与生命伦理问题，两者的发生均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与无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所至。而更深层的原因乃人类自然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时空差异”。（一）自然和谐、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文化源于自然，人类社会是自然与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而三者的和谐则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自然之所以和谐，在于地球 46 亿年的演化与积淀。虽然人类的文化进化在速率上具“超速性”，在选择上具“高压性”，但人类的文化进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仍无法与自然进化相提并论。因此，自然的和谐程度高于文化和社会。和谐是自然界固有的属性，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遗传学若要实现与社会和谐发展，则必须尊重自然秩序、学习自然规律。目前，遗传学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安全与伦理方面，其原因在于浮躁的社会文化环境所诱发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急功近利行为，而遗传学中安全与伦理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如不能有效解决，势必加剧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和谐。因此，协调人类对遗传技术应用及其产品的需求关系，维持遗传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减少安全与伦理问题的发生，是确保遗传学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所必须。遗传学的健康有序发展对社会和谐有促进作用，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为遗传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遗传学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取决于两者的相互调控所达到的动态平衡。若要实现这种良性循环，决策层与具体的研究人员均责无旁贷。（二）遗传学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策略 1 遗传学自身要健康、有序发展遗传学作为科学文化家族的一员，其自身的健康发展，不论是维持自然的持续与平衡，还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均极其重要。遗传学界在人材培养、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开发应用上应该保持其系统性和协调性，减少浮躁和功利色彩，要培养“十年磨一剑”，求“旷世之作”的耐性。 2 提倡基础创新，杜绝盲目求新遗传学应提倡基础创新。诺贝尔奖创立 100 年多来， 90% 以上授予了基础理论研究，而应用研究获奖不到 10% 。这足以说明基础理论创新研究的重要性。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乃至具体到遗传学研究，和谐稳定是前提，是生存所必需，而出新求变只能是在健康生存的基础上，有序的、可调控的发生与发展。 3 遗传学人要有自觉的历史责任感　　遗传学人尤其是预成大器者，应以天下为己任，而非一时一地之得失。任何研究项目既要为当代创造价值，更要经得起历史的审视。只有如此，研究队伍才可能出“旷世奇才”，其研究工作方能“流芳百世”，其研究成果或可“造福千秋”。为此，必须提高遗传学工作者及其相关决策人士的科学素养和责任感。 4 加强遗传学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　　目前，人类对遗传学知之尚浅，且又身在其中。遗传学研究与应用对人类社会的近期作用与长期影响之间存在着难以平衡但又必需加以协调的伦理矛盾。不论是偏离社会需求的遗传学研究，还是无视科学规律的社会需求，均有害于社会和谐发展，遗传学工作者必须在两者间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并做出相对周全的伦理判断，并保持对遗传学研究与应用的预见性，方能避免其重蹈历史覆辙。 5 重视遗传学的安全与伦理问题研究　　遗传学研究与应用中出现安全与伦理问题是人类进化与社会发展之必然，只能理性面对而无法回避。生物安全关系人类健康，并影响公众的消费心里。而生命伦理问题将可能引发社会歧视、种族偏见、民族分歧等敏感问题。因此，在遗传研究的同时，要重视相关的安全与伦理问题研究。当今世界，绝对的安全与完美的伦理已难实现，而求得最小危害和最大权衡或许更为现实。各级生物安全与生命伦理机构应具有其独立性。遗传学的安全与伦理问题的解决能否获得国际社会与公众的认可，将对其研究及其产业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遗传学与社会和谐发展”这一主题，既是倡导遗传工作者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更警示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和自身的责任。本次大会的主题不仅是遗传学界的“醒世恒言”，推而广之，科学与社会和谐发展也将是全人类永恒的主题。参考文献： Newman J, Vidler E. Discriminating Customers, Responsible Patients, Empowered users: Consumerism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Health Care ,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06,35(2): 193-209. Conrad P. The Shifting Engines of Medicalization ,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 2005,46 (3):3-14. Consortium IH. The international HapMap project. Nature, 2003, 426 (6968):789-796. 高翼之. 否定基因――李森科伪科学肆虐记. 遗传, 2001, 23 (6): 332-338 Doring O. China's struggle for practical regulations in medical ethics. Nature Review Genetics, 2003, 4 (3), 233-239. Jia H, Louet S. China pushes liver proteomics. Nature Biotechnology, 2004 22 (2):136. 程焉平. 遗传伦理问题起源的研究与对策. 遗传, 2008, 30 (3): 380-386. Blumsohn A. A uthorship, ghost-science, access to data and control of the pharmaceutic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who stands behind the word? Professional Ethics Report , 2006,19(3): 1 − 8. Hoekstra HE. Genetic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daptive pigmentation in vertebrates. Heredity ,2006,97(6) :222–234. On Genetic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作者简介 : 程焉平(1954)男, 教授, 研究方向: 生物安全与生命伦理。Tel: 0434-3295015; E-mail: smkxcyp@yahoo. com.cn 吉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平 136000 CHENG Yan-Pi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2034 次阅读|2 个评论

一点点虚荣心: 热度 3 zxj368 2013-7-24 17:04; 昨天见到了《新华文摘》第14期，上面有我的名字。尽管我的名字放在了“篇目辑览”中，在读书与传媒栏目，所以在期刊的最后一页的最右下角，但我还是有一点点激动呢。回家就告诉儿子：我的名字上新华文摘了。儿子从我手里拿过期刊，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期刊的最后边。他先看到的是广告，然后才找到了我的名字。呵呵！马上就五十岁了，到了知天命的日子，还没有学会淡定！这次被选上的这篇文章，是刊登在《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上的文章，题目是“中西方学术期刊编辑体制比较研究”。此文原来放在过网上，后来被该刊的主编发现了。尹主编主动邀我这篇稿件给他，在经历了挫折之后，我最终把文章给了他，他帮助我进行了很大的修改，才有现在的结果。毕竟，《新华文摘》在我的心里是高不可攀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名字会出现在上面。能够出现于一角，我也十分满足了。什么时间我的视野扩大了，写出有文化底蕴的文章，再奢望能够被摘录一小段上去！感谢尹老师！感谢《新华文摘》的编辑老师。; 个人分类: 杂谈|2928 次阅读|6 个评论

读杨乐文章的几点启示: 热度 1 zxj368 2013-1-25 11:40; 第二期《新华文摘》上，有杨乐的一篇文章，看后有一点想法。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杨乐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国家为了准备高水平的科技人才，让北大清华的理工科学生由原来的五年毕业，改为本科读六年。六年时间，好好读书，可以把很多东西学进去，学扎实！现在学生都是四年本科，其中前两年学基础，后一年学专业，到第四年几乎就是找工作啦，根本没有心事学习。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为了学东西，很多人完全是为了有个工作。两相对比，现在怎么出人才？杨乐在中国科学院读硕士，四年时间！在熊庆来教授的带领下，学到了研究真工夫！现在的硕士，最长的是三年，很多减为二年或是一年半，能学到多少东西？别说研究了，可能仅仅是皮毛而已。人才怎么出？当初国家为了出人才，把最好的大学里的学生，让他们延长学制，多学东西，掌握真本事。那还是要苏联撤走专家、中国急需人才的时候呀！现在呢？我们不需要人才吗？国家依然需要高水平的尖端人才呀，可是，“短平快”的教学方法与思路，能够培养出人才吗？没有深厚的功底，怎么能够有创新的能力？人才，是国家最大的财富。人才的培养与诞生，需要国家政策导向的大力支持！; 个人分类: 杂谈|3032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读书好”与“把书读好”: 热度 1 Wuyishan 2012-11-27 22:25; “读书好”与“把书读好” ——曹文轩（新华文摘，2012年22期）我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将读书当做一种信仰来看待。尼采言：上帝已经死亡。于是，世界觉得此事十分严重。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这个虚设的上帝去了就去了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是还有书在吗？书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托。我们何不将书也看成是上帝？而且这是可以与我们平等对话的可亲可爱的上帝。寂寥无依的夜晚，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将心中的委屈、怨恨以及无法言表的一切向它毫无保留地倾诉，并可得到它的指引。每一本好书，都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这一道道亮光，将给我们这一叶一叶暗空下的扁舟引航，直至寻找到风平浪静且又万家灯火的港湾。我们应有这样的古风：沐浴双手，然后捧卷。在一番庄重肃穆的感觉之中，你必将会得到书的神谕。我们对读书作了如此一番几近诗化的赞美，却并不含这样的意思：读书便是一切，读就是一切。从长知识、增智慧、养精神诸方面讲，不是单纯的读书就能达到完满境界的。还得有人生的经验垫底，才能将书读好。人生的经验越厚实，书就读得越好。世界上凡读书读得好的人，在人生的经验方面都不是很简单的人。经验决定着读书的成效。而读书的成效又转而影响人生经验的深度与广度。如此这般，那书读得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就读书本身来讲，自然还得有所讲究。有这些讲究，才能有助于将书读好。读书应有停顿－－突然地中断阅读而思考已被阅读的那些东西。当然，一般大众的阅读，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要求。大众的读书与读书人的读书应作两回事看。前者是一种被动的阅读，是不费神的，费神就违背俗众读书的本意了，他们的本意是消遣。而读书人的阅读，固然不能排除消遣这一层次，但绝非满足滞留在这一层次上。读书人的读书带了联想与思考的痛苦。他们的阅读快感，不是在被动接受上，而是在接受时不断扩大收获的过程中。这就像两个儿子接受遗产，大儿子仅仅看到了他所继承的那部分产业，而二儿子却把他继承的那部分产业当成了资本，而看到了投资后的扩大、再扩大的辉煌景象。读书人得有那二儿子的活泛思路与主动精神。世间有许多读书种子。但他们的读书似乎与他们的精神无补，反而读成呆子，读成迂腐可笑之人。曹聚仁先生说他曾听说过浙江金华有个姓郭的，书读到能将《资治通鉴》背诵一番的程度，但写一个借伞的便条，却写得让人不堪卒读（那便条写了五千余字）。读书多，莫过于清朝的朴学家，然而，象章太炎那样令人钦佩的朴学大师又有几个？我认得一位教授先生，只要提起他来，人们第一句话便是：此人读书很多。然而，他的文章我才不要看。那文章只是别人言论的联缀与拼接，读来实在觉得没有意思。读书不是装书。读书用脑子，装书用箱子。脑子给了读书人，是让读书人读书时，能举一反三，能很强健地去扩大知识的。箱子便只能如数装书。有些人读一辈子书，读到终了，不过是只书箱子而已。从前有不少人琢磨过如何读书。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有段文字：“袁文清公桷，为湘江世族，受业王深甯之门，尝云：‘予少年时读书有五失：泛观而无所择，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其失儒而无立；纂录故实，一未终而屡更端，其失劳而无功；闻人之长，将疾趋而从之，辄出其后，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袁氏之言，我虽不敢全部苟同，但大都说在了读书失当的要害之处。而其中“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我以为是读书的大忌。更有甚者，还有读书把人读糟了读坏了的。周作人当年讲：“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抽去这句话当时的具体所指，抽象一点说，这句话倒也说得通：中国的事坏在一些读书人手里的还少吗？这文章前后两部分似乎有些矛盾。但我以为，我必须这样做。我当为读书竭尽赞美之辞。但又明说：不是所有读书和所有读书人都可配得上如此赞美的。这文字的背后藏了一个企图：但愿天下读书人，都能将书读好，都能达抵那些个被我赞美的境界。; 个人分类: 换一个角度|2839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新华文摘 2012年-16期首篇及推荐文献阅读: icstu1 2012-8-28 09:55; 习近平讲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全文 ) 中新网 5 月 28 日电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办实事，就是要求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空谈。求实效，就是要求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不抓则已、抓则必成，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习近平.doc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李友梅 " 公共性 " 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近年来的民主制度建设和促进社会组织发育等政策的实施对于 " 公共性 " 的生长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但是 ," 公共性 " 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瓶颈。除部分的制度性因素之外 , 社会心理、共识缺失以及管理的技术化也是阻滞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推进公共性 , 提升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 需要增进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pdf; 个人分类: J 人文、科学和历史现象|881 次阅读|0 个评论

古代没有科学---王渝生的概念有点不清晰: 热度 4 rbhuang5907 2012-8-13 23:02; 古代没有科学---王渝生的概念有点不清晰自从学习了点普通逻辑学知识，发现自己在阅读文章时，会注意作者逻辑方面的问题。一旦发现文章作者有概念模糊或混乱等问题时，就很难再读下去，也不会赞同作者观点。最近在阅读新华文摘转载王渝生2012年5月14日《光明日报》文章“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时，就有此情况。在该文中，作者说： “近几百年以来，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产生了工业经济的文明形态，才把在封建老路上蹒跚爬行的中国抛在了后面。然而，中国古代科技的西传对欧洲近代科学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是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 “中国古代科技”当然是指“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这个古代有多么久远呢？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号称是科学，不然，不会有“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号称有几千年历史。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个中医科学起码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也有几千年历史。但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词语。在西方呢？牛顿之前，肯定没有科学，不然，他的著作不会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自然哲学是哲学，具有哲学的本质属性。公认自然哲学是科学的前身，科学从自然哲学脱胎而来，脱离了哲学，成为与哲学并列的知识体系。可见，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是科学。科学独立以后，哲学里面就没有自然哲学这一分支了，倒是产生了“科学哲学”这一新分支，它以哲学的方法研究科学，波普尔的“可证伪”、库恩的“范式”等都是科学哲学的理论。可见，在西方，科学诞生于400多年前。爱因斯坦在对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做过经典的解释：“在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5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可见，在西方，科学诞生于400多年前。那么，中国几千年以前就有的科学和西方400多年前才有的科学是一回事吗？不是，那么使用一个词语表示两样东西，这语言也太乱了。说是嘛，这东西方两个科学年龄相差有点大，且我们现在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只能说，古代没有科学。; 3411 次阅读|12 个评论

科学不是文化---王渝生概念有点不清晰: 热度 1 rbhuang5907 2012-8-12 15:08; 科学不是文化---王渝生概念有点不清晰自从学习了点普通逻辑学知识，发现自己在阅读文章时，会注意作者逻辑方面的问题。一旦发现文章作者有概念模糊或混乱等问题时，就很难再读下去，也不会赞同作者观点。最近在阅读新华文摘转载王渝生2012年5月14日《光明日报》文章“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时，就有此情况。在该文中，作者对科学做如下描述： “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巨大的、第一精神力量，科学还是一种文化，科学文化理所当然属于先进文化。” 这段话，逗号一逗到底，其中，主项有科学，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科学文化，是不是有点乱。且不说这个。且说“科学还是一种文化”。不管它是哪一种文化，只说“科学是文化”，即，科学属于文化范畴，具有文化的属性。文化是什么？文化有什么属性？查百度，查wiki也行。一种说法，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起码具有国家或民族的属性。哲学具有文化的属性，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有什么属性呢？科学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的差别。没有东方科学和西方科学之分。科学不是文化。有空再写。; 3350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不是哲学---王渝生概念有点不清晰: 热度 2 rbhuang5907 2012-8-12 11:23; 科学不是哲学---王渝生概念有点不清晰自从学习了点普通逻辑学知识，发现自己在阅读文章时，会注意作者逻辑方面的问题。一旦发现文章作者有概念模糊或混乱等问题时，就很难再读下去，也不会赞同作者观点。最近在阅读新华文摘转载王渝生2012年5月14日《光明日报》文章“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时，就有此情况。在该文中，作者对科学做如下描述： “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巨大的、第一精神力量，科学还是一种文化，科学文化理所当然属于先进文化。” 这段话，逗号一逗到底，其中，主项有科学，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科学文化，是不是有点乱。且不说这个。且说最前面两个谓项，“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把这句话看做是作者对科学的定义，从三个属性来定义科学，是属加种差定义。第一个属性，知识体系，科学属于知识体系，一点没错，是从属关系，可以说，科学是知识体系，可是不能说知识体系是科学。作者的这个归属是对的。种差呢？“理论化、系统化的”，这个种差有没有把“科学”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种概念与其他的种概念区别开来呢？比如，哲学。如果我们这样定义哲学，“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有错吗？没错。难道哲学不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显然不是。这样一来，科学与哲学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以“理论化、系统化的”这个种差来定义，等于没有定义。也许有人要说了，人家后面还有定义，好，看看后面两个属性的定义。第二和第三个属性是“认识活动”、“实践活动”。把“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分开：“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活动”，“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实践活动”。 “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又是“活动”这个属概念加了限制得出的两个种概念。如上分析。科学确实属于“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范畴，但是，哲学等一些学科也属这个范畴。那么，看种差。两个属中的种差是一样的，“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能把科学与其他的种概念如哲学等区别开来吗？显然也不能。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哲学不是这样？政治学不是这样？如果一篇文章，作者不能把要谈的主题中的有关概念与其他概念界定清楚，确实很难读下去。; 3158 次阅读|5 个评论

不该忘记的一篇论述科学道德问题的文章: kejidaobao 2012-7-26 15:13; 文/厚宇德 1991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再论科学道德问题”的文章。该文发表后为其他杂志一再转载，如《新华文摘》（1992年第1期）、《山西农业科学》（1992年第1期）、《教育科学研究》（1992年第3期）、《生物学通报》（1992年第3期）等都先后转载此文。十余年后《四川动物》（2003年第3期）再次转载此文。一篇呼吁重视科学道德问题、介绍科学道德基本规范的文章，得到如此重视、产生如此影响，十分不寻常，但是也并非偶然。第一，这篇文章的作者在中国科学界是一批重量级人物：他们是以邹承鲁先生为首的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余的13位院士分别为：沈善炯、吴旻、李林、彭桓武、师昌绪、梁栋材、王世真、蒋丽金、卢嘉锡、周明镇、钮经义、吴征镒和冯端。这14位院士在国内多是其各自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其中多人的学术地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第二，该文洞察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存在的若干问题，对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存在的时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就像文章开宗明义的：“这篇短文的目的，便是讨论一些经常遇见的有关科学道德的问题。”直至今天，文中的若干要点仍值得我们重温。比如对于一稿多投现象，该文指出：“不管是以何种方式，一稿多投均违反科学道德规范。”对于科学诚实性问题，文章强调指出：“忠实于原始数据是搞科研应遵守的基本准则”。基于这一准则，在分析处理实验数据时，“绝对不能对原始数据作任何人为的修改，也不能在得到不同结果时，对不同的数据根据主观愿望，做人为的取舍。”这一话题，在非研究者或不从事直接的实验研究的人看来，似乎不必讨论，无条件尊重原始数据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现实情况中却比较复杂，修改甚至添加数据的事情在实验室中常有发生，即使是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密立根，在这方面也留下了为后人诟病的话柄。该文在赞成“科学研究贵在创新”的同时也指出：“开题不能片面追求‘国内首创’、‘国际首次’或‘填补国内空白’”。然而联想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切实际追求浮夸的现象却比比皆是。高等院校，哪怕是末流高校在申报本单位支持的科研项目的申报书中，都无一例外地要填写：本研究的国内外现状如何？本研究的创新点是什么？等一类人为拔高申请门槛的名目，这种不管项目级别、研究层次而一味追求“国内首创”、“国际首次”的搞法，最终导致讲假话、放空炮的风气风靡学术界。该文也涉及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某些话题。如明确指出要靠科研成果本身的价值去为科学家的工作定位。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与宣传，该文的意见是：“科学家声誉的建立，应该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工作，……绝不能依靠本人向领导自我夸张地介绍自己的所谓成果以取得领导批示，然后再依靠报纸、电视、电影等新闻媒介予以宣传。……科学是严肃的，无情的，用这种手段建立起来的所谓知名度，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是不能建立一个科学家科学声望的，最终只能被时间所淘汰。” 20多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迅速发展的中国难免会为各种不当行为留下更多的短期生长空间，但学术腐败与违背科学道德现象不应该是中国的特色。由14位著名科学家署名的这篇文章至今再读，仍会让人觉得文章里的某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有的放矢的，很多奇怪的新现象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不断出现。现象之一是产生了一批“高产”的科研明星。如浙江省一位学科带头人，主持过国家“973”计划课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要课题，3年发表82篇SCI科研论文。湖北武汉一位教授一年发表65篇SCI论文。同行专家指出，这类科研“高产”者基本上走的都是一个路数：所有的论文几乎都是用同样的仪器设备，对不同的测试材料进行实验测量；然后使用同一个模板处理数据，几乎与每个测试材料相应的数据都可以写成一篇所谓的SCI科研论文。说这类的论文是科研垃圾也许过分，但是其科研学术价值与技术含量确实都不高。然而在国内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下，这种方式却可以很快让某些人名利双收。这类科研高产者身上往往带有某些光环，其中不乏国务院特贴专家、杰出专家、学术带头人或学科带头人等等。现象之二是如今的科研经费之多让人咂舌，科研人员对于科研经费的挥霍更让人咂舌。2011年爆出的准院士动用科研经费在京买豪宅包小三等新闻，是这类现象的一个“范例”。现象之三是有的头衔或身份已成为一些人“合法”占有社会资源的特权证。诸如“长江学者”、院士等等均成为一些人追逐和猎取的目标。2010年某位院士候选者雇凶伤害质疑自己“学术成就”者的行为，就是这一现象发挥到极致的版本。当年署名发表“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一文的14位院士，早有多人辞世，余者也已年迈。中国科学技术的正常发展需要有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有科学精神的传承。我们期待当今中国科技界如同当年这14位院士一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能够发扬光大这14位院士的科学责任心与科学道德理念，针对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界出现的学术新问题，贡献出高屋建瓴的建设性意见与对策。参考文献 Allan Franklin. The Neglect of Experimen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47. 尤吉尼·塞缪尔·瑞驰著. 科学之妖 . 周荣庭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王芷）;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纵横捭阖|380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新华文摘》转载校长李培根访谈: tangminqian 2011-12-28 11:00; 朋友网（腾讯朋友）魏立才 - 日志 http://baseapp.pengyou.com/c265e4bd629300c50706dd84e036f65bd23e12f6c90c21ec/blog 新闻网讯近日，校长李培根接受《大学》杂志专访，就研究型大学如何培养人才回答了记者的提问。2011年第19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这篇访谈，访谈全文附后。研究型大学如何培养人才 ——访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记者王春春人才培养是大学亘古不变的基本职能之一，然而，随着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被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期望，承载着越来越多的责任，以至于人才培养在一些高校中的地位有所偏离。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中心地位”？我国大学在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大学应如何避免失去灵魂的教育改革？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研究与教学究竟孰重孰轻？如何从根本上有效避免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如何处理好挖掘每个学生的潜力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之间的关系？如何衡量一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这些是当今大学普遍面临的问题，更是研究型大学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为此，本期高端访谈栏目对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进行了专访。《大学》：李校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您认为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中心地位”？李培根校长（以下简称李校长）：“中心地位”就是说人才培养应该是大学里最根本的问题。尽管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研究，但是，与研究院所的研究不同的是，大学里的研究本质上也是为了培养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才培养在大学里应该有它根本的地位。当然，坦率地讲，虽然任何一所大学校长都会承认人才培养很重要，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学校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大学》：那研究型大学是否应该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着重培养研究型人才呢？李校长：我们必须承认，谈到大学教育，最重要的还是本科教育。华中科技大学就明确提出“一流教学，一流本科”的思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关注本科生教育而不注重研究生教育。但我认为，即使是研究型大学也必须高度重视本科教育。首先，大学里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本科教育，这是从本科教育在一所大学里的地位所决定的。虽说研究生也在大学接受教育，但是毕竟过了大学本科这个阶段后，研究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更强了，他们在本质上是靠自己学习，是在研究工作中学习。同时，从学生个体的层面来讲，他可以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可以一直这样念下去，但在整个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本科教育。但是，当前有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却对本科教育教学重视不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专门把本科教育拎出来特别强调一下，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但是千万不能忘了本科教育在学校的地位。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学校，本科教育都是大学教育里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学》：您认为，我国大学在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存在什么问题？李校长：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还是按照一个大批量生产的模式那样做，这是有问题的。大学应该怎样真正地去启迪学生、挖掘学生的潜能？这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花大力气去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在中国大学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教育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然而，我们的这种改革，没有从最本质的东西上探究到底应该怎么去改革，而是总停留在课程内容的增删、学时的增减、实践环节的修补等层面上，这些有没有必要？有必要，也是需要的，但是它们都没有触及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其实，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地面向“人”。我提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我们也讲“以人为本”，但是我们的教育甚至没有真正地对学生开放。可以说，我们的学生，都是被动地在教师制定的框架中间学习，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从教育改革的语境看对高等教育本质的认识》一文中谈得比较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谈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很多教师、教育管理者，大家都是在一个过分“有我”的语境里谈论教育改革。如果我们的教育真正地面向“人”，真正地去面向“学生”，真正地“以人为本”，就不能够在一个过分的、只是“有我”的语境中。我们把被教育者给忽略了。当然了，也并不是绝对的忽略，但是至少他自觉不自觉地是在一个过分“有我”的语境里去谈教育改革的问题，而学生是完全被动的。我们有一个校友曾说过一句很朴实的话，她说 “教育就是让学生成为他/她自己”，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其实我们恰恰就是在这些很本质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很多教育改革就是局限于那些很琐细的东西，所以我就讲，那种改革实际上是失去灵魂的改革，那是不够的。《大学》：怎样才能比较好地解决大学教育中“不见人”的问题呢？李校长：我现在对教育的一个很根本性的思考就是到底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什么，我们本应该清楚这一目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清楚。其实用马克思的话讲，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话，“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话讲的太好了。毛泽东也讲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马克思、毛泽东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教育讲的这些话，但是我认为这些观点应该对教育有所启示。如果不让学生获得自由发展的话，我们的大学拿什么去引领社会？为此，大学的人才培养必须是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工作。无论是实现“一流本科、一流教学”，还是实施其他的人才培养改革，都要从学生这个根基上来认识高等教育，并努力引导、引领学生使其成为既有益于社会又最适合他自身的“自己”。 “以学生为中心”，是真正从根基上认识高等教育，是从人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之根基上认识教育，也是真正从学生“成人”的目的而非仅仅从学生“成人”的手段上认识大学教育。既然以学生为中心，就不是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而是把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就是要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应该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启迪学生的心灵，开启学生的潜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自由独立之精神。作为教育改革之魂的人本思想应该体现在教育改革的全方位、全过程当中，更要体现在教育者身上。这样的教育要求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常常“无我” 地、更多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从学生的角度进行教育活动，要求教师对学生要有真正的爱。《大学》： “以学生为中心”可以说是大学永恒的、本质的、发展的命题。但是，对于一所拥有几万名本科生规模的大学，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让每个学生自由全面发展，似乎过于理想，其实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李校长：当然，我也知道，我现在思考和提倡的一些东西，也许都还只是一种理念或理想，要做到还是很难的，但我们还是在尽力营造实现的环境和氛围。尽管有人可能会批评，说“这不现实，也没用”。的确，实际教育过程中我们也很难那么好地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但是我觉得说总比不说好，意识到理想实现的必要性总比没有意识到好。只要我们逐步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意识，总会出现变化，总会产生效果。理想目标的实现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我们学校目前离这样的目标和要求也还差得很远。但是，我认为至少需要有人这么想，然后有人这么做、这么走。《大学》：在这条坚持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道路上，您认为研究型大学应如何处理好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呢？李校长：大学最根本的是人才培养，但在具体抓工作的时候，的确会比较难把握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平衡。我认为，教学和科研工作就好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教学是后轮，科研就是前轮。后轮是承载重心的，非常重要，而前轮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这个大学前进的方向。我们很多学校都讲大学要“求是”，大学的科研就是“求是”的部分表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科研，就很难在“求是”和“引领社会进步”方面做得很好。因此，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到底哪个最重要？从抓工作的角度来讲，很难讲谁更重要，我认为它们都重要，只是各有各的重要性。而社会服务往往是通过研究来实现的，因为只有有了一些研究，具备了这方面的能力，大学才能进行社会服务。另外，大学的科研本身也与教学、与人才培养密不可分。社会服务也同样可以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大学》：那您如何看待一些大学教师，包括教授不重视教学的现象？例如，把自己的本科生课程让研究生去教，以至于有的本科生到了学期结束都没见过“名义”上的任课老师。李校长：大学里是有这种情况，但我们学校很少。华中科技大学很多年一直在防止和遏制这种现象出现。例如，我们学校规定，教师在评职称时，如果没有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就不能升副教授、教授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多个方面去看这个现象或问题。第一，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美国大学也存在对教学不是太重视的现象，包括一些名校，而且很普遍。像美国很多名校的研究生就有助教和助研的岗位，即所谓TA 和RA。助教就是去给本科生上课，有的老师就是只挂个名字，一门课基本不去上。完全由研究生给本科生上课，这在美国是普遍的。我在美国念研究生时也修过两三门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修的那类课，就碰到过由研究生助教讲课的情况。在美国，体现教授水准的还是学术成就，而学术成就是通过科研体现的，学术成就并不表明教授对教学有什么研究。所以既然教授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上了，那么他对亲自教学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忽略，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名校可以这样做，而少有人质疑，但在中国就成了一个问题呢？我认为，他们的教授虽然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上了，但是他们对教学的重视程度还是比中国的某些教授要好，就是说对教学还没有漠视到那个程度，他可能还是很关心这门课主要讲些什么内容，即使助教去上课，也要给他们交待得比较清楚，而且学校一般会对助教进行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上的培训。而我们的问题在于，一些教师的心思完全没在教学上，对教学太不重视，这的确有问题。第二，科研在今天仍然是大学评价中的重要和显要的内容。由于体现学校学术水准的还是科研，所以，大学的管理者似乎也在默认与容忍这种情况，因为在他们心中，这些教授都是很“牛”的，越是“牛”的教授越忙，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实在太难了。第三，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和国外对教育的认识可能会有差异，我们中国教师讲课时很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在美国大学里，教师则很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就是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老师讲得好不好，而是要让学生自己去独立思考和学习。其实，美国的一些课，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比我们这里浅的多，但它的面却比较宽。而且，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有很多东西要学生自己去学习，所以美国学生的独立性比我们要好。我估计这也是美国出现前面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大学》：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引导和确保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进而打造一流教学？李校长：我们经常讲，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政策。其实我们学校里也有好几个老师堪称典型，就是说不管你的政策是什么样，他始终是那么热爱学生。但这毕竟是少数，对于多数人，我们还是要靠政策使大家重视教学。从政策方面来看，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职称，“帽子”，戴着就漂亮；另外一个就是待遇。但我最想表达的是，无论怎样，教师对教育要有一点敬畏感。我建议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收入，另外一方面要严格限制工资外的收入，促使教师收入“工资”化，而不是多元化，教师现在的收入太多元了。《大学》：这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作为校长，难道您不想让教师收入更多一些吗？李校长：收入更多并不需要收入多元化，收入多元化也未必会使收入更多。我想说，要想促使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需要首先促使教师收入工资化。教师收入太过多元化，这的确就是现在制约我们大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试想，当收入多元化之后，教师肯定会更多去想要用什么手段才能使“口袋”更鼓一点。教师也可以重视教学，因为教学的课时也和钱挂钩，但他教学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多想到怎么使自己的钱增加一点，至于怎么使教学的效果更好、怎样更关注学生、怎样以生为本，这些可能就想得不那么多了。研究上也一样，教师现在的收入也和研究有一定的关联，因此有的教师也在想怎么申请研究课题使收入增加，这样一来，他的研究就可能是功利驱动的，而不是兴趣驱动的。在现有的一些政策和环境里，大多数人是很现实的，会把眼光盯在收入和待遇上。如果说教师的收入就是工资，像国外教师年薪基本上都是固定的，那么教师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研究和教学上。而我们现在呢，也不能说教师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但他们很难把很多的精力用在教育上，用在对学生的关注上。收入多元化的状况，极大地分散了教师的时间与精力。《大学》：那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最好是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促使教师重视教学？可是工资待遇怎么算是高，这些钱又从哪里来？李校长：这是教育界一个很实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学校解决不了的。所以我就建议国家出面来解决，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另外一方面要严格限制收入来源多样化。当然，要求政府现在单独给教师提高工资肯定有障碍，因为还有工人、农民等都需要提高工资。其实，只要给学校一些自主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额外增加国家的负担。比如，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大幅增加了对科研的投入，如果能够放开单位提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学校可以从科研经费中提管理费，但不能超过5%，像美国基本上都是学校提成40%以上。我提这个建议不是说，国家给了一百万我就真的把四十多万给研究者个人。我是说，学校提成后，对教师实行年薪制。学校提成的30%或者40%，这里有一部分钱实际上是再投入到教师身上，但它不是跟教师的科研课题直接挂钩，而是由学校对教师的工作做全面的统筹之后，投放到教师的年薪上去。这样一来，一方面，国家宏观上拿出的钱一点都没有变，但对学校来讲，我们每年争取的十几个亿的科研经费，哪怕只提30%，学校一下子就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就可以将这部分钱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如教师就不会拼命希望自己的课时多一点而不论教学质量，或者希望到处去弄一些课题而不管课题是怎么做的，等等。《大学》：假如有两位老师来应聘，一位科研能力特别强，但在教学中的表现弱一点，另外一位科研成果不多但是教学水平很高，如果让您选择一个，你会选哪位？李校长：仅仅这样说还很难选择。我们学校有那么几个老师，他们真的是从内心深处对学生有一种大爱，他们为学生做了很多事而不计任何报酬。例如，我们外语系有位年轻的老师，特别受学生喜爱，她为学生做的很多事都是不计工作量的，比如，她经常到英语角帮学生练习口语，这完全是义务的。她的学生包括已经毕业的和还在校的学生，都特别喜爱她。我想，假如你说的那位应聘者像这位老师一样，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态度好，讲课效果好，不仅是有讲课技巧，而且还具有一种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热爱，能够得到学生的尊重，那我真的宁愿选这个教学能力强的教师。《大学》：您对研究型大学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和类型有定位吗？比如说，是要培养学术型的本科生还是培养应用型的本科生？李校长：我们学校里没有严格的区分，而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发展，实际上是让学生有一个自然的发展。当然，不同类型的高校区别很大，有的学校就是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从事应用型的工作，这是国家所需要的。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人才，其中有一部分以后会走上研究道路，这也是国家所需要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以后可能会从事应用性的工作。但即使从事应用性的工作，我们还是希望毕业生能够处在比较高的层次上。因为他在我们这个学校有比较好的基础，与完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学校相比，后劲应该会足一些。有些学校一开始就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学生毕业之后到车间去很快就能处理实际问题，从短期来讲，他可能比我们的学生动手能力还强一点。但是从长远来讲，至少平均来讲，我相信我们的学生即便从事应用性工作，也应该有比较足的后劲。《大学》：您提到的“后劲足”主要的指向是什么？是您一直强调的“宏思维”吗？李校长：还不完全一样。我讲的“宏思维”，是从高标准对学生的一个要求。我还没有在全校的学生中间去讲，这还主要是对启明学院学生的一个要求。我希望好的学生的思维、视野开阔一点、宏大一点，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是局限于小的、专业上、技术上的问题，那么这对他未来的成长可能是不利的。我很佩服比尔•盖茨，他就强调说，大学生要关注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尽管这些重大问题不是大学生现在就能够解决的，甚至也不是大学能够解决的，但还是应该去关注。有没有这个视野，平常有没有这方面的思维的积累，以后的成长大不一样，这个应该很清楚。所以我是希望在学校里，尤其是我们那些条件好、基础好一些的学生，他们更应该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大学》：据悉，目前国内许多大学都成立了类似启明学院这样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学院，您认为应如何处理挖掘“所有”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少数”拔尖人才之间的关系？李校长：我在学校里也听到过这方面的质疑，也有学生跟我提出来，意思好像是这有违教育公平。我说过要挖掘所有学生的潜力，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不同学生的基础和学生个体之间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既然要挖掘他的潜力，假如不因材施教，而是按照最低的标准去要求他，那显然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对拔尖学生的培养，因为如果对所有学生都采取一种培养方式，那就没有做到因人而宜，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教育不公平。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只重视拔尖学生的培养。我们提倡一流的教学，并不是说好的老师只给一流的学生上课，他们一样给普通学生上课。启明学院的学生基础比较好，学有余力，所以学校为他们开设了一些额外的课，对他们也有更高的要求。我一直认为，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教育不能局限于优秀学生，不能局限于重点大学，创新教育不能只是“奢侈品”，也不能只限于科技，创新意识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需要的。《大学》：那么，大学应如何来提高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李校长：一所学校的质量如何，最根本的因素是其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表现。既如此，就应该为在校的学生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因此，我们特别要关注本科生教育，尤其要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本科生教育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很多，一是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再设计。科技本身的发展和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都需要人们调整专业及课程的内容。二是学生创新能力提高所需要的教育方面的举措和手段，如增加教材的启发性，培养学生主动实践的能力等。三是对社会和业界的开放。一方面增加学生与社会和业界接触的机会，使学生在其中有可能更好地认识社会、业界的需求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让社会和业界的需求反映到教育环节中，甚至让业界人士走上大学的课程讲堂。四是如何培育好学生自我教育和主动学习的环境，包括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某些其它学科的知识，在课外与其他学科学生讨论与交流。五是如何把更多的研究资源用于本科生的教育等。《大学》：您认为应该怎样来认定一所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李校长：就是看学生最后的成绩，也就是看学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总体表现当然是一个很虚的概念。但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清华的学生，北大的学生，确实都还是不一样。人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一所大学的声誉之根本体现是什么？一所学校争取了多少科研经费、取得了多少研究成果、发表了多少文章以及有多少重点学科都是不容易为人们所记住的，即使对于圈内人士亦如此，更别说是普通的老百姓。一所大学留给世人的声誉之根本乃在于她的“人”，在于她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表现，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比如，大家都说清华的毕业生很“牛”，如果他们在学术圈子里“牛”，在企业里也“牛”，在政府部门也“牛”，如果一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哪里都很“牛”，这就是对这所学校的真正肯定！这就是学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大学》：就是说大学要通过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引领社会的发展？您如何看待大学的引领作用？李校长：是的。大学不应只是服务社会，还应该引领社会发展。当然，也可以把“引领”看成是更好的社会服务，走在最前面的服务。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大学在其社会进步中应该扮演着很特殊的角色。有人提过“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且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很严谨，我觉得哈佛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还是很强的，而这恰恰是咱们中国大学很欠缺的。未来中国要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其一流大学一定要具有“引领”功能。应该说，现在中国大学已经在科技方面发挥了一些引领作用，但是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不应局限于科学与技术方面，还应体现在其他社会进步方面，例如，在人文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引领，包括政治上面的引领、社会文化的引领等。今后的二三十年，将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也是中国更深融入世界的年代，甚至是中国未来逐步引领世界的年代。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势必出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大学更多地肩负着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而未来，那些一流大学理所当然地肩负着引领中华崛起的历史责任。我希望华中科技大学未来能够在“引领”这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大学的引领作用在无形当中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这一点很重要。实际上，说到底这还不仅是在纯粹某件事情上的引领，它还是对培养的人的引领，在这样的引领氛围中学生会知道要去做什么。试想，如果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只知道“听话就行了”，那我们这个民族还能算是一个创新的民族吗？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学生，时时刻刻想到我们要去改变什么，那就很不一样。而这个不同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不同的精神文化会对学生产生影响，然后再由这些人一代一代地影响下去。这样一来，我想，总有一天，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中国的一流大学，在社会上的引领作用肯定会越来越强，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崛起。《大学》：不同大学发挥的引领作用肯定有所不同。《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对高等教育要分类管理、分类办学，您如何看待对高校分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高校各自应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李校长：关于高校分类，民间怎么分类都没关系，但是，官方不需要这样分类，学校自己去定位自己，那是学校自己的事情。咱们国家是政府少一点管理就好了，我们的问题恰恰是在于政府管太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我认为政府部门都不需要去管理太多。政府和高校要做的事有很多，从大的方面来讲，包括领导机制的转型。就领导机制而言，现在大学里基本上没有自主权。我认为，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大学的领导方式或形式应该要逐步放开。说到转型，这就说到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行政化的问题，我认为目前行政化的问题最主要的不是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而是政府。咱们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大学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被行政化”。当然，大学的“被行政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学内部，使大学内部行政化，这是相互关联的。我认为，要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大学的“被行政化”，但这还需要时间。《大学》：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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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与学家的气象：细读“讲话”: JYH64J98Y99H 2011-4-21 11:39; 总理的讲话，字斟句酌，旁征博引，情真意切，富有思想。说得很有感染力，写得也很精彩。近几年来，他有几次著名的讲话令人震撼。譬如，他鼓励人民批评政府，我听了甚至都感到忐忑。历史上被打击报复的，被秋后算账的，被阳谋俘获的，都发生过。有的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譬如，他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并发表关于仰望星空的讲话与诗作，诗作铿锵有力、气势磅礴。譬如，他在第25个教师节之际，去了北京一所中学的初二（5）班（里面有25，有趣）听课一天，甘当学生，并发表了精辟的教育见解，甚至对教材的错误明确提出了独立意见。这篇重要讲话在他主动征求专家意见后被全文发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特别是去年“五四”，他重申了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特别是突出发扬民主的精神在今天看来难能可贵。事实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利器之一就是发扬民主。歌中唱到：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五四当日在播出八九条新闻之后，《新闻联播》以刚刚收到新闻的的形式播出。在提出仰望星空的基础上，他又强调脚踏实地。一次他到田间地头，指导春播春种，说的在行，农民脱口而出：总理是个学家。以《温文而雅》的出版为标志，特别像此次的讲话，都集中体现了政治家之外的以学家与思想家出现的人物气象。我以为，这篇文章值得细读。讲真话　察实情 ——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 2011年04月18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这次是我担任总理以来第５次听取参事、馆员们的意见。今天有８位同志发言，还有６位同志的书面发言，也都印发给大家了。这些发言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教育以及文化宗教事务。大家的意见都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还是这句话：“知者尽言，国家之利”。从参事室负责同志的汇报和参事、馆员的发言，我们看到参事室、文史馆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我曾经提出，要将参事室建成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现在看来，朝这个方向努力是对的，也有初步的成效。　　今天和大家座谈，我仍旧要强调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我早在给已逝的老参事吕德润先生写信时引用了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这句名言。在上次座谈会上，我又强调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今天还想讲，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古语说：“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博主按：经常出现用“那”还是用“哪”的争论，原文肯定是“那”，但古代没有“哪”字，字同而音不同，用现代汉语的习惯，使用“哪”甚好。这也提供了用字的例证。）政府的政策要做到清明，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须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集思广益，这就需要有持久不断的“活水　　对参事室、文史馆的工作，我想提几点要求供大家一起研究。　　第一，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当前我们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哪些呢？我以为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坚持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努力解决发展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二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认真解决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做到无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重视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别要保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五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使国家长治久安。这五个问题都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大问题，需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统筹谋划，认真解决。希望参事和馆员们经常到地方和基层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基层的情况，倾听人民的呼声。对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及时加以挖掘和提炼，对存在的问题、矛盾和困难要毫不掩饰地如实反映，为国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　　第二，重视对历史和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历史是一面镜子，国际经验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始终要注意经常地照一照这两面镜子，鉴古知今，博采众长。这样，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加扎实、更加有力。大家非常熟悉《贞观政要》里这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以为这至今仍然是至理名言。现阶段我们前进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曾经遇到过，比如社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权力监督问题，等等。不同的国家解决这些问题往往有不同的方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至今还在探索。我们要立足国情，对那些成功的经验认真地借鉴和吸收，对那些失败的教训切实地警惕和避免，对尚在探索中的问题加强合作和交流，共同破解难题。还是那句话：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只有与古为新，社会才能进步。就拿腐败来说，这是古今中外都想要消除的社会毒瘤。一些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受到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困扰。通过体制改革，包括改革选人用人制度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腐败现象有所遏制和解决。这次我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过，要消除腐败的土壤，最根本的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权力受到制约。我这样说，也是借鉴了历史和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参事、馆员们的历史知识和国际经验比较丰富，希望大家开阔视野，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为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献计献策。　　第三，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为其提供指导和奠定基础。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博主按：这一块引起了一些争论，我以为要将全文放在一起看，只放在局部看，容易产生争论，道德与法律有时也是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我们的文化建设除了生产更多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外，还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今天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同时，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我希望，参事室、文史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在这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第四，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做学问、搞研究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而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更需要勇气、学识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什么是理性思维？就是尊重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人类发展进步的规律，这是研究学问、从事实际工作的基本要求。不论研究学问还是从事实际工作，都必须要有理性思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爱国家、爱人民并为之服务和献身的精神，就必须有尊重客观实际和规律、追求真理并为之不懈探索和牺牲的精神。上次座谈会我讲话时，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我一生都崇尚的格言。今天我们的参事、馆员从事调查研究，同过去关在书斋里做学问有很大的不同，要有不畏艰辛、不怕牺牲、求实崇真的精神，同样值得提倡“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我认为，深入实际而不浮躁，独立思考而不跟风，敢说真话而不人云亦云，这是参事、馆员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提高咨询国是水平的关键。各位参事、各位馆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时，曾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追求。在我看来，把这副对联用在今天参事、馆员们的身上也很贴切。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和追求。我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参事室、文史馆一定能够成为有特色、高水平的政府咨询机构，一定能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个人分类: 博视坊间|1470 次阅读|0 个评论

隆重推荐新华文摘2010年18期: icstu1 2010-12-30 16:41;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人才 http://www.jfdaily.com/a/1263377.htm 经典阅读读还是不读当下阅读和写作中的分化与重组; 个人分类: Q 对可能发生事物进行的推理和分析|187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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