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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与治水: 热度 2 jiangjiping 2013-7-25 07:18; 施政与治水蒋继平 2013 年 7 月 24 日不管是领导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部门，我们统称为施政。施政者必须要有一套管理的方略，也应有一个领导的才能。在我看来，施政者的方略首先应该懂得治水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水可以用来发电和灌溉，没有水，任何生物都无法生长，可是，水也可成为洪灾，毁村淹田。因而，如何正确地治水，使其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给人类带来灾难，是一门科学和管理的学问。总的来说，治水有两种方法，一是疏导，二是围堵。所谓疏导就是主动地为水提供出路，让其顺着指定的道路畅通无阻地前行，最终到达目的地。一般情况下，疏导采用的具体措施是：疏通河流溪沟，清理各种障碍物，让其畅通无阻地流淌到应该到达的地方。所谓围堵，就是建水坝，修水库，造湖塘，筑高堤，堵溜洞。由此可见，疏导和围堵虽然做法不一样，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使水按照人们的设计来为大众服务，而使其避免造成灾难。不过，疏导是主动的行为，而围堵的一些做法却有被动的因素。在治水的方略上，我个人的主张是以疏导为主。疏导应该作为上上之策。只要疏导做好了，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围堵虽然也是治水的一个必然措施，但是，只能在特殊情况下采用。最近以来，我从国内的媒体上经常看到城管和小商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于这样的事件，我想到了施政和治水的关系。小商贩经商，如果按照规定行事，他们为市民提供服务，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没有规范，可能影响市容景观，还可能造成对正常交通的阻碍，更难以确保公平交易和食品安全的管理。所以，小商贩就相当于水，处理的好，就是造福于社会，弄得不好，就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在这个事情上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功能。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看，政府现在的做法主要是堵，而不是采取主动的疏导措施。派城管对违规的小商贩进行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一方面造成小商贩们的强烈反抗和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不人道和不理智的做法，是一种霸道行为，根本没有顾及小商贩们的切身利益。要是我是施政者的话，我一定首先从政府的角度自省，看看我们的管理服务有没有满足小商贩们的需求。政府应该为小商贩们提供足够的经销场地，这些场地既要方便小商贩们摆摊设位，又有规范化的管理。这应该是一个个集中经销的个体市场。有了这样足够的场所，所有登记经商的小商贩们都必须在这样的规定场所内进行正常的交易。如果个别的小商贩不按照规定到这样的正规场所经商，那么城管就应该先做说服工作，对其讲清道理。这个道理应该简明清楚，那就是政府已经为你提供了合法的经营条件，你应该按照这样的规定办事，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你在遭到坏人损害或者意外事故时，也不应该要求政府为你提供保护和帮助。道理很清楚，你自己不遵守政府法令，如何要求得到政府法令的保护呢？我想任何有理智的公民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的。最后想说的是，施政者对社会出现的问题应该采用的上上之策应该是主动的疏导，而不是围堵。也就是说应该坚持采用防重于治的策略。; 个人分类: 国家时事|2774 次阅读|4 个评论

汉武帝在经济领域的施政——读史偶记（15）: 热度 3 cswen 2013-6-2 17:41; 汉武帝在经济领域的施政 ——读史偶记（ 15 ）温景嵩（ 2013 年 6 月 1 — 2 日写于南开园）前面的文章谈到汉初文景之治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由于汉初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几位皇帝实行了与秦始皇完全相反的，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之政策，所以到了汉景帝之后，汉武帝接班时，天下已经就很富足了。这有《史记 . 平准书》为证，那部书中说到，“在汉武帝登基的初年，海内是很为富庶的。”（语见吕著《中国通史》）。然而吕思勉先生接着就指出：“但是天下如此富庶就算了么？须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了。况且那时的所谓有钱，只是总算起来，富力有所增加，其实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实际情况是，富的人富了，穷人还是一样的穷。而且因为贫富之间的差距，使人心内更感不平，感觉不足。”（语见吕著《中国通史》）。于是现在就轮到汉景帝的接班人汉武帝来做他的文章了，显然他不能再无为而治下去。按照吕先生的说法，此时的汉武帝就应该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政策，这样才能把当时社会上的贫富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减，有所缓和。在这里，吕思勉先生是把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搬上来了。可当时的汉武帝不可能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那时的汉武帝是不得不请教于儒法两家。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言平均地权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节制资本者，莫如法家。”“当时的一位真正的儒家董仲舒，就向汉武帝提出了一项限民名田的主张。” 至于法家，汉武帝则“用到了一个叫做桑弘羊的人。实行了些榷盐铁，酒酤，均输等政策。据《盐铁论》看来，桑弘羊是确有节制资本之意，并非专为筹款的。”（语见吕著《中国通史》。）下面我们首先就对于董仲舒所提出的“限民名田”政策，应该做点解释才好。经在互联网的百度百科网上查到了，对“限民名田”的一点解释如下：所谓“限民名田”是，董仲舒对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一项政策主张。汉武帝时，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大地主和广大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巩固皇权社会的统治，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董仲舒才提出了要限民名田的主张。他认为自秦代商鞅变法以来，由于实行了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政策，地主和官吏则垄断了山林川泽之利。加以财政赋税过重，贪官污吏之苛刻残暴，致使“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猪狗之食，又以贪暴之官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面对此种情况，董仲舒则建议，应立下私人占有土地之最高限额，这就叫做“限民名田”。然而遗憾的是，董仲舒并未提出具体的最高限额之数字，也没有提出此项政策如何实行的具体办法，所以，汉武帝他并未采纳实行，因此汉武帝也就未能解决当时社会上的贫富差距问题。另一方面汉武帝也还是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其他的一些建议。诸如“改正朔，易服色，”又如“替《五经》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儒家之学，得国家的提倡而地位大大提高。” “总之，是因为汉武帝只会做些表面上的事情的缘故”，而“儒家真正要解决生计问题的限民名田的主张，他就未能实行”。（语见吕著《中国通史》）实际上，皇帝就是当时社会上最大的地主，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他怎么可能去实行限制自己的土地所有的主张呢？这问题只是再经过了几千年，到了解放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单是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而且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这个农民们几千年来的梦想，才得以最终实现！当然，在几千年前的儒家董仲舒，他能够看到广大农民们被地主们残酷地压榨和剥削，而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从而他就对汉武帝提出了“限民名田”这样的政策主张来，确实也是件很不简单的事，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给董仲舒，以及那个时代的儒家们大书特书一笔的！关于吕思勉先生提到的汉武帝为“节制资本”所任用的桑弘羊，也还需要做些进一步的解释。经我们在网上查找，所找到的解释现给出如下：桑弘羊是汉代的一位经济奇才。此人有心算等计算上的天赋，十几岁时就入朝为官，历任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要职。在他的参与或主持下，汉武帝时期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重要的财政政策，还组织了 60 万人屯田戍边，以防御匈奴。这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缓解了那时的经济危机，并为汉武帝实现他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打下了很好的财政基础，史称这个时期的汉王朝确有“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武帝一代的北伐匈奴，西通西域等大大扩展我国疆域版图的伟业，是和他的“财政大臣”桑弘羊的理财业绩分不开的。关于桑弘羊的理财政策，这里还需要再加以一番注解。所谓“盐铁酒官营”，这一政策从字面上看，倒很明确不需要解释。只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节制资本”，而是“取代资本”。原来的盐铁酒民营经济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是盐铁酒的官营经济。所谓“均输”，是原来各地方要向中央缴纳的贡品，一律要按照当地的市价，折合成当地的产品，缴纳给中央；再由中央的均输官统一调运到缺少这些产品的地方按当地的牌价出售，中央就从两地之间的地区差价谋取利益。这样一来，对中央，对地方都有利，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打击了商人的暴利。由此看来，所谓“均输”的实质是，除盐铁酒以外的某些其他商品，也要准许官营的存在。所谓“平准”，则是配合盐铁酒官营，以及均输的实行，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它是桑弘羊为此所建立的一个机构，以这样的机构来实行官营的各种事业。结果则稳定了市场的物价，既有利于中央和地方，也有利于百姓，受到打击的则是各地的不法投机商人。以上盐铁酒官营，平准，均输，三者是桑弘羊的财政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它首先是满足了汉武帝内外政策的需要，是造成了汉武帝时期成为汉王朝全盛时代的物质基础。桑弘羊实在是功不可没，理应永垂青史！除此以外，桑弘羊还有两项措施，也是在加强汉武帝时代的财政收入：一是“算缗”，这是国家面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则是与商人的瞒产漏税做斗争的一种方法。看起来桑弘羊和汉代的商人们是势不两立，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下面就要对吕思勉先生在本文前面谈到的《盐铁论》一书，再做些解释。原来，汉武帝也去世得比较早，他去世时其子汉昭帝还年幼，于是汉武帝遗诏任命霍光，金日殚，上官桀，和桑弘羊等四位大臣来辅佐幼帝施政。到了汉昭帝长大后，昭帝曾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来讨论桑弘羊的财经政策。参加的有由各地举荐来的贤良文学（实际就是各地的社会贤达人士），还有就是桑弘羊等各位施政大臣。会上各地的贤良文学非常尖锐地批评了桑弘羊的财经政策。桑弘羊也毫不示弱，起而据理力争。他坚持地指出，所有他实行的这些政策都是国家财政的需要。最后，除酒类专卖被废止以外，其他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项政策，仍继续照样执行，看来这场辩论基本上还是施政的桑弘羊一方取得了胜利。辩论会后，有一位叫做桓宽的人，根据会议的记录文献，整理出来一部内含 60 篇文字的论文集《盐铁论》。桓宽以汉赋的主客问答形式，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双方进行的一场大辩论。双方相互诘难，使各自的论点不断深入。这本《盐铁论》从文体上说是汉赋的一种变体，在我国古代的散文史上也有其创新的意义，因而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郭沫若曾说过：《盐铁论》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而经济学家王宝国则认为，《盐铁论》反映了汉代两种经济理论思想相互诘难，相互争鸣的斗争。从而此书影响了整个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书中儒家和法家，对官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利弊之争论，对后代的影响尤其为大。很可惜的一件事是，辩论会后的次年，桑弘羊却与首席辅佐大臣霍光发生分歧，并且卷入了燕王旦，和上官桀的谋反一案，因而被处死。一代经济奇才桑弘羊，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性命，是极为可惜的事。在了解了这段历史以后，我就产生了以下两点感想： 1. 原来国营企业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此事原是早在几千年前的汉朝，就由经济奇才桑弘羊所创造出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叫做官营事业。而且桑弘羊的官营事业，发挥出了很大的效益。这些官营事业就成为，汉武帝成就他一生北伐匈奴，西通西域丰功伟绩的基石。 2. 原来在我国古代皇帝专权的时代，也并不是任何事就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汉昭帝所召集的盐铁会议证明了，那个时代对国家大政也可以允许有民主讨论，也可以进行尖锐批评，很不简单！看来“民主”并不是一件舶来品，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实践过了！只是后来不知是什么缘故而失传了，真是遗憾。以致延迟到了二十世纪的五四运动，才从国外再次引进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因为都是由国外引进的，所以那时才叫“民主”为德先生（德谟克拉西 (democracy) 之意），叫科学为赛先生（赛因斯 (science) 之意）。殊不知道，“民主”我们几千年前就有了。这可真是个遗憾哪！;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2468 次阅读|4 个评论

如何避免庸政與昏政之三：一把手多“出鏡”: LEOLAND 2011-1-10 19:11; 曲津華出鏡，意思很簡單，就是面對公眾。數字時代，凡事都可以多勞數字媒體。像面對公眾這樣的事，大人物也不必事事深入廣大的群眾，在電視之類媒體上露個臉很方便，受眾也廣泛，故簡單地用上電視的出鏡一詞代稱這類舉動。出鏡，解釋起來簡單，實行開來卻難。因為，多年的計劃經濟模式形成的慣性一直延續到今天，什麽事都是由上級規定，上級定調，所以一般官員都疏於直接見媒體。或者說，讓官員寫點文章放在媒體上還可以，讓其到電視上做個訪談，就比較難因為，前者多為主動，後者則屬被動。凡事，被動的都不太舒心，可以理解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有個前提還是要提一下，就是官員們基本上都並非被刀槍逼迫來當此職的。他們既然願意做官，就要接受這為官的規矩，那就是要面對公眾。至於官為何要直接面對民以及官界為何要有這個規矩，在當下這些基本都是常識，不在此贅述。在前面的之一和之二中，多次強調要對政府高位用高薪，以求吸引精英人士，從而提高行政成效。作為展現英才的重要形式，精英們以出鏡方式直面公眾，就是公眾檢驗精英真偽并衡量所出高薪於其人是否明智的最好方式。另外，更重要的是，直面公眾可以最高效地接觸社會，最高效地解決問題當然精英的時間成本高，要以面對熱點、難點問題為要。公眾已有的共識是，所謂政府高位群體應該以部門一把手為主。與任何事一樣，也只有一把手露了頭，難事窘事才好解決；也只有一把手帶了頭，其下屬才能打醒十二分精神來行政，不敢懈怠；也只有一把手出了頭，才能較好地體現人民公僕勤政和為民的職責所在。其實在這方面，我們的大領導一直都做得比較好，常常在媒體上能見到、聽到和讀到；而中領導乃至一些中小領導就一直做得比較遜色，基本都不太出來，而事事皆讓副手出鏡。其實，他們的心理公眾也都知道，不露面的原因，無非是不願說（怕上級怪罪）、不好說（怕得罪同級）、不敢說（怕暴露無才）、不能說（怕洩露貓膩）以及不想說（怕吐露心聲）。也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意無意地顯示其神秘感，讓作為社會主人的公眾感覺他們的莫測高深，讓輿論莫衷一是。上述之各級領導人的出鏡方面，好壞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普遍缺乏與公眾的互動與公眾直接交流也好，由媒體人代勞也好，有現場的一問一答、話來話往，才臻於理想狀態。所以，對出鏡一詞的理解，還應該加上互動這層意思，讓真正的出鏡成為常態人家中國香港就是這樣的。有料没料，镜头知道。是否可以這樣說，能出鏡的官員才是好官員，能出鏡的領導才是好領導？咱都想想吧。 2011-01-10; 个人分类: 科学劄记|1833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何避免庸政與昏政之二：學歷不必高，“銓敘”應複出: LEOLAND 2011-1-7 18:51; 曲津華人的最基本需求是安居樂業，政府的最基本職責也就聚焦在此。所以，如上文所說政府要高薪酬吸引精英坐高位，而其他的公務員職位就不必精英了。所以說，如今社會上的萬民爭考公務員的紅領熱，是非常異常的現象，是最不該出現的現象。社會要使人民安居樂業，就只有發展經濟一條路可走。按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理論，創新是科技等社會發展動力要素得以發展的唯一途徑，故社會發展都將繫於創新這一點。那麼，社會就應該把最優秀的人才、最大量的精英放在經濟領域，讓這些人才把經濟發展這個火車頭運作起來。按這個思路，一個社會就應該做好這個；也只有做好這個，才是一個好的社會、好的經濟體，或者說，好的國家。所以，在比較理性的社會、經濟體或國家，最廣大的普通公務員們并沒有中國當今這樣高的社會地位和自豪感，因為TA們沒有自豪的資本。他們不僅不會自豪，而且還時常感覺自卑，在老同學聚會中儘量低調。因為，在成熟理性的社會，普通公務員們都是一些平凡、平常乃至平庸的人，他們安於做一些循規蹈矩的工作，他們願意被指揮而做這做那，他們也願意在社會中做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甚至處在中產階層的低端也不在乎。聯繫到現實，中國貌似已經把一多半的博士羅致到公務員隊伍中了，這有點滑稽。公務員系統，與任何管理系統一樣，需要做決策的崗位必然不很多假如很多人都做決策，就要出現瓦匠多了砌倒牆的悲劇。那麼，如此多高學歷的人擠在公務員隊伍中，大材小用是肯定的了。很明顯，我們的博士公務員們基本都是丟棄了自己十幾年苦學苦修的專業知識（博士所攻讀的專業基本與其行政事務性工作沒有關係），而安於所謂穩定、體面的工作。而社會為培養這些高學歷人士，付出了多少由全體納稅人血汗聚集起來的公共資源，卻沒有人關心。誰，能說這是正常的？香港政府系統中有個機構叫銓敘局，就是專門管理其自身公務員隊伍的專門機構。銓敘一詞，為內地近六十年來所棄用，其實該詞古已有之，意思就是對官員的管理。棄用的原因，大概就是計劃經濟體制。如今我們已經貌似全面導入了市場經濟體制，銓敘體制也應該回歸了。可以設想，通過有效的銓敘體制，高中低級公務員們都可以各得其所，責權利比較清晰，心理狀態也比較安定和平衡，這非常有利於和諧社會的形成。如此，那些高學歷公務員們就會在多種因素的驅動和吸引下，爭相離開公務員隊伍，到社會上去，到企業中去，到經濟發展的第一線上去，建功立業，做大事，賺大錢，實現從紅領到金領的驚人的一躍；另外一支，大概也會爭先恐后地回歸學校，教書育人。到了這一步，就算把亂局厘清了，并順便把大好局面打開了。當然，也不能指望讓一個古老詞彙複出就能創造某種奇跡，但這確實是一個契機。謂予不信，不妨一試。 2011-01-07; 个人分类: 时报时评|2177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何避免庸政與昏政之一：高官應高薪，問責做配套: LEOLAND 2011-1-6 19:01; 曲津華隨著媒體的興盛，人們知道越來越多的事已是不爭的事實。在各種抓人眼球的事件報導中，對為官者失誤信息的關注度似乎永遠都名列前茅。例如去年，工信部曾規定對民用計算機安裝上網過濾軟件的綠壩事件，從一開始頒佈就被嘲笑，繼而隨著承辦企業爆出醜聞而被一笑再笑，最終成為笑柄，不了了之。例如近期，新出總署規定漢語文中不得隨意夾帶英文等外文，也是博得了很多人的笑，大概也會以一笑了之收場。爲什麽有些時候、有些部門會在施政中出昏招呢？大概與官員群體還不夠精英化有關。剛剛經歷了河西的三十年，我們的吏治是否走出了河東的三十年的蔭影呢？好像不夠好。說起來，三十年的時間，有關制度設計的關鍵人士們沒少往外跑。可是是否如為人詬病的那樣，對境外的好理念、好制度、好思路、好做法、好措施採取了選擇性引進呢？而不幸的是，我們每個人都不是聖人和天使，都有情緒、追求和利益的多重考量在那時，在那裡。這種情境，造成了主事者會以其一己之利的角度看問題、想問題和解決問題。所以，境外有好東西而我們就是不學的現象，不說比比皆是，也是不在少數。比如，香港之交通管理，不堵車的高招就是過不了羅湖橋。兩岸之另外三地的電視看多了，就不免受些燻陶。比如人家的公務員制度，就很不錯。人家的局長司長等高官，都被列入問責官員之列，同時用高薪伺候著，大約月薪為6位數港幣。這些高薪且問責官員，都是出鏡率相當高的，就是說，當發生自己職責範圍的事情，都要親自面對媒體，解讀新政思路，并接受各界的質詢。而其下屬則不必如此，大可以埋頭做事，幹好本職崗位規定的工作即可。這樣一種安排，就在精英化這個座標上出現了很大的分野精英者高薪，平凡者平薪。其實，政府公務員就該是這個樣子，而不是被弄成今日中國內地這樣的人人趨之若鶩。紅領被寵，說明我們的制度出了偏差。高級公務員，需要極高的綜合素質，當然要由精英來擔任，對其制約就是最高首長和公眾對其的問責；而其他公務員，就該實行非精英化，平凡之人即可擔任，薪酬福利也為社會平均水平即可，不行之以公開的問責制（其崗位職責還是要的）。如此，只是把責權利做了調整，建立了新的架構，而總的行政成本卻並不會增加，行政效率大可比原體制更高。對高官給出高薪，并輔之以問責，就真的會為政府羅致到高端的精英人士。各把一方的決策者們優秀了，屬下的執行者們也不敢亂來了，就可以避免或少出庸政與昏政之類的事。太理想化了吧？看看近日火了的浙江省工商局長鄭宇民先生的事蹟，挺給力的。這樣的官員不給高薪，太說不過去了。非高級公務員們要怒了吧？且看之二。 2011-01-06; 个人分类: 时报时评|1824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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