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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府：害怕失去朱清时还是害怕失去南科大: 热度 19 陈安博士 2011-6-23 23:51; 　　因为科学网邀请我也在明天上午九点半开始的“南科大能走多远”的在线访谈里说话，所以，我这里积极备课，从多个角度分析下南科大的未来。　　　　因为朱清时校长愚蠢地确定了错误的“远攻近交”策略，把给他发工资的深圳市政府当成爷爷供，甚至对深圳市政府的科长们都低三下四，而把教育部一干人等当成可以随时开骂的孙子，已经惹起很大的祸端，甚至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如果再不改换策略，作为“校长”这个角色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但是，朱清时校长可以不再是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却是深圳市一定要办下去的，否则这个深圳市政府以后怕在研究或教育领域再也没有可能抬头。之前失败的深圳大学（按照原来的设计目标看是失败的）已经让深圳市脸上无光多年了。　　　　如果说深圳市政府有所顾虑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不害怕朱清时走人，但是会害怕南方科大第一批学生都没有毕业就结束了自己的生涯。届时，整个深圳不可能在30年内在科教领域东山再起，还是玩自己最擅长的劳动力密集吧。　　　　那么，他们会放弃朱清时吗？　　我认为，至少现在还不会，因为深圳市不知道高等教育是怎么回事，有朱清时这个喜欢表演的傻瓜在那里试错，深圳市求之不得呢，怎么会刚错了几步就让他走人呢，肯定不会！　　　　但是，深圳市的耐心也一定是有限度的，如果明明知道朱清时校长接下来的每一步还是错，且注定成为全国高教界的笑柄，他们还是会出手的。到时候，他们会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真的看错人了！没想到他只是一个大忽悠而已！！” 　　　　朱清时校长违背了本来很容易遵从的高教客观规律来玩他的朱氏新规律，照我看，不失败都没有天理。错了之后还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外部的攻击还倒可以忽略，但是，来自内部的攻击让他顿时颜面无光，再多的解释都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抓紧纠错这一条路可走。　　　　也就是说，朱清时校长如果能够抓紧回到“常识”上来，狠狠地对着深圳市政府“绑架”一把，把理应确定的高薪教授的主体架构确认下来，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以及研究计划等全都迅速到位，研究开展起来，召开几次全国性的学术或教育改革研讨会议，还是希望的。　　　　当然，我知道朱校长没有勇气对着给自己发工资的深圳市政府下狠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期待着更多深圳市政府各个下属机构能够“领导重视，落实政策”，而这个玩意儿，朱清时自己得到了名声，然后让这些政府机构给自己埋单，你真以为改革开放地区的官员们弱智啊！　　　　朱校长啊，这么久了，该醒悟了！　　抓紧干点实事吧！别忽悠了，真的，此时还有机会。推测他老人家在此事过后最差的结果是“悲壮地离去”，而从他现在的表现看，他的结局极有可能是“没有任何尊严地离开。”; 个人分类: 物论|8537 次阅读|29 个评论

正襟危坐地建议一下南科大的下半年: 热度 15 陈安博士 2011-6-23 23:15; 　　1，2011年9月初需要确定至少20名专职教师，最好全由资深人士推荐而来，结构基本合理（比如其中教授为15名，作为种子），5年高薪合同，全职。　　2，为配合这20名全职教授不至中断科研或缺乏助手，需要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与朱清时校长还能友好的大学那里借来100-150名研究生（含博士生），作为联合培养或者到深圳进行实习调研的身份，开展研究。如果实验比较难以开展，可以先从理论性学科方向做起。　　3，九月之前一定要拿出本科培养的课程体系。因为这个最简单的大学基本条件再不具备，就会依然为更多科教界人士所诟病，甚至连家长都要失去信心了。　　4，兼职教授的专职使用。如果专职教授无法如期到位，或者目前几千份申请里没有满足条件的教授，则抓紧时间和中国科学院或友好大学签订兼职教授专职使用的合同，可以是一年，至少也要连续半年的时间在深圳。　　5，深圳市政府目前已经骑虎难下，朱校长利用此良机，抓紧将专职教师和兼职教授专职使用的情况进行确认，获得深圳政府的支持。之前朱校长满心里害怕深圳市政府，每每求爷爷告奶奶的态度来应对政府，实行愚蠢的“远攻近交”的策略，宁肯高调得罪教育部，也要当深圳政府的孙子，这一策略其实刚好搞反了，最害怕失败的是深圳市政府，而不是教育部，朱校长选择绑架的对象大错特错了。　　6，朱清时教授还得罪了大批本来应该为其外援团的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教授们，尤其是有些想法的名教授们。如果现在继续摆校长的臭架子，就更没人敢去理会南科大了。必须改变当前的作风，三顾茅庐此其时也。　　7，以后的三年内，不要让这45个学生和家长有任何一次出头面对媒体和公众的机会，出一次头丢丑一次，基本不会例外。; 个人分类: 事论|4540 次阅读|34 个评论

为何要“烤”南方科大？: 热度 12 boxcar 2011-6-23 20:26;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Normal0 处于探索之中，非常靠词、但“不靠谱”（非贬义！形容大胆改革，不靠传统、常规之“谱”）南方科技大学【 1 】最近一直在科学网上被热议，明天上午还将有一场题为“南方科技大学能走多远？”【 2 】的在线访谈。就在这场大议论即将开幕之际，忽然看到肖重发的新博文“ 南科大有学生退学了！ ”【 3 】这一爆炸性的新闻。面对最近这段时间纷至沓来的各种消息和评论，我的心里升起一个疑问——为何要“烤”南方科大？熟悉俺的博文套路的读者一看标题就明白，咱这个“喆”学家又要开始撷英和拆字了。其实，想上南方科大是不用参加高考的，这和别的大学还真不同，因此，我的这组撷英之中完全可以去掉“考”。既然一开始说不考（不参加高考），那过后自然也就要坚持下去，所以 45 位同学一致放弃了“补考”（即所谓“认证考试”，在入学数月后，和既往的同学们在同一天、用同一份试卷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这一次放弃（或者说拒绝）在社会上、网络上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其实很容易理解——哪个大学生希望自己一入学、一门课还没学完呢就参加“补考”？别说这 45 个候选精英无法接受，换成寻常的小孩，也一定不干！ “考”，看来已经用不着了，但“烤”却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为啥要“烤”南方科大？因为南方科大这两年非常非常地火，总是那么吸引眼球，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经受更多的考验与考查，加到一起，也就是“烤”了。在过去的两年里，朱清时校长和他的拥护者们发出强大的改革呼声，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已经付诸行动，筹建了南方科技大学，去实践包括“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等大学建设新理念，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片沉寂，局面异常火爆。因为朱校长的公开发言常能让人感到振聋发聩，而传媒上每一条关于南方科大的新闻又都非常引人注目，总能被热议，所以南方科大难脱自己或被别人热“炒”的局面。久而久之，这团火变得越来越旺，由于调门太高、动静太大，结果带动着一些不认可这种做法的声音也出现了，于是开始“吵”。终于有一天，几个香港教授“吵”翻了天，在《南方周末》上发了篇“檄文”，踢爆了南方科大此前不为人知的一些所谓“内幕”，就像炒菜的锅突然撤掉了，锅里面的菜蔬、调料和热油一下子暴露在猛列的火苗子上方，于是，“炒”变成了“烤”。这一“烤”，首先是在考朱清时校长，考他老人家的应变和应急管理能力（陈安！你别光顾着围观，赶紧去给支支招），就像把他放在了“火”上被烧烤一样，如何脱离这种难受的境地和状况？这一“烤”，也是在考包括我在内的围观群众、看客们和喜欢说三道四的评论者们。你们如何理性地看待和评价一个科教界的改革中发生大小事件？是去火上浇油呢？还是泼冷水降温？抑或是像某些心理不光明的人所想的那样——落井下石（直到封死井口）？还是给井中之人顺下一根绳子，帮他慢慢爬上来？这一“烤”，还是在考学生家长。您们有没有准备好让孩子去接受一段前途和钱途都未卜的教育，充当一个教育改革的实验品？是在目前的逆境中和朱校长一起坚持下去？还是选择中途退出？这一“烤”，更要考验深圳市政府，如何从资金和政策上持续支持南方科大？毕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还要考验教育部，如何面对这一不同以往的“另类”大学？其实，不管当下怎么“烤”，许多关注中国科教事业的人是一直在“靠”南方科技大学及其朱清时校长。“靠”其实现自己的某一个梦想，“靠”其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靠”其打破旧体制的坚冰，甚至媒体都可以“靠”其制造 N 多新闻话题。。。。。。说来说去，考——免了！“烤”——来了！“靠”——正在进行中。问题是，“犒”在哪里？朱校长及其南方科技大学，到底有木有值得“犒”劳的地方？谁来“犒劳”一下？！【 1 】吕喆：难仿科大：靠词，但不靠谱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11635do=blogid=456393 【 2 】 http://talk.sciencenet.cn/?id=37 【 3 】肖重发：南科大有学生退学了！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3772do=blogid=458440; 个人分类: 教育|4630 次阅读|24 个评论

看来，俺不出马教教朱清时校长怎么进行危机与应急管理是不行了！: 热度 11 陈安博士 2011-6-23 19:27; 　　本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清时是做过校长的人，而俺们在那里的时候只是一个本科生罢了，尽管俺做学生的时候他老人家还没去，那他也是校长俺也是学生。　　看到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问题，朱清时校长越来越出昏招，俺就跟着着急。在定义应急管理水平的时候，俺认为：第一层次是“损招”，第二层次是“平招”，第三层次是“妙招”，第四层次是“绝招”。　　即便朱校长因为各种原因想不到用“绝招”应对当下的窘境，至少也用个“平招”吧，可是，他不断开始使用伤人且更加伤己的“损招”来应对，结果只能是招致到更多的质疑和嘲笑。　　如此，再不出手救助一下朱校长，显得俺这个“宏观”校友太不够意思了。　　1，坚决别玩那虚三套，奔着基本事实进行澄清。　　朱校长始终不说现在南方科大是不是全职老师里只有两位已经退休被南科大返聘的教授。莫非这个现实的存在让朱校长不好意思，还是他老人家觉得这两位水平很勉强，不够在南科大任教的？　　好在其中一位是教过俺的，俺推断，张教授的水平完全足够。如果朱校长也这么认为，那就就别继续隐瞒，而在客观上造成委屈两位教授的后果了，把他们的工作、研究与资历推到前台，让公众品评一番，也能为朱校长招聘取得的第一步进展取得大家的理解与谅解。　　可是，朱校长在专任教师问题上顾左右而言他，这个不但伤害了这两位投奔了您去的教授，而且如果这样下去，以后谁还敢去投奔您呀？！　　还有，说到课程体系的问题，是您高薪（他们自己认为是低薪）聘来的香港科大三位教授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还是人家本来一心想做而您老人家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没意思，反而是在媒体上多骂骂教育部才更有意思呢？　　2，不要在朱校长自己的身上显露出用来嘲笑别人的同样缺点　　朱校长说，香港科大的三位教授为了“钱”而离开。　　我笑了，这个太正常了，朱校长，您愿意低薪或无薪在南方科大打工不？您老人家的薪水到底是多少？是深圳市级机密吗？　　要知道，香港科大的教授比你朱校长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时的工资都是高出很多的，人家即便觉得在南方科大可以低于您老人家的工资，可是也不能太过分了吧？　　另外，朱校长，您为几位教授争取高工资了吗？还是您自己领了一份高工资，同时觉得其他人最好纯粹是去奉献的？抑或您给多少工资他们就得接受那个数字？如此要求，我看没人会去为你老人家卖命的。　　以后被推荐来或者主动应聘的教授们怕也会遭遇一样的结果！　　您还说他们出来指责南科大是不厚道，而您把人家离开的唯一原因暗示为“钱少”的问题，您老的做法是真厚道啊！　　不过，您老人家如此一说，我反而不相信您老人家了，您那样评价几位教授大概难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意思吧。　　3，如果前后表达不一，要解释，并最好回归到一致的表达上来　　在与媒体交谈多了，很多随意说出来的话就会显露出先后矛盾的现象，唉，长叹一声吧！　　比如，大的方面是，学习港科大，后来又说只是战略上学习，战术上自己玩。其实人家根本没您这么战略，都很操作，所以您说您到底想学啥呀？这样的改口容易让人耻笑。　　而今天的访谈，您又干脆说港科大培养的都基本是工具，是和您要培养出来的对象相比是烂货的学生。我的老天爷！您老人家培养出啥牛人来了呀！竟然看不上人家10几年来兢兢业业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许比培养处长级干部，港科大是不如您。其他方面，你把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这样的亲身接受您教诲的人拉出来溜溜，让俺们这些土人也见识见识吧。; 个人分类: 事论|4122 次阅读|20 个评论

南科大有学生退学了！: 热度 35 xcfcn 2011-6-23 16:56; 南科大有学生退学了！博主按：看了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南科大的报道，我中午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学生退学了！大家太把焦点放在香港科大三教授身上，那我们再看看陈应天教授的说法吧。朱清时校长确实需要静下来反思自己了，或许现在是你急流勇退的时候了！南科大，红灯停？三联生活周刊 2011-06-22 16:04 作者 : 贾冬婷编辑 : 康晰核心提示：朱清时曾说，南科大没有绿灯放行，也没有红灯叫停，一路遇到的全是黄灯。这一次高考事件触碰了“红灯”开关，来自内部的预警甚至比外部更猛烈。高擎改革旗帜的南科大再启程之前，或许应该先回到一所大学的出发点。 “不高考” 6 月 7 日，南方科技大学 304 、 305 教室，特殊的高考考场里空无一人。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 45 个学生用行动表示了对高考的拒绝。请假回到山东的学生李方（化名）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班 20 多个同学都“躲”回家了，为了避免在学校“被高考”。在他看来，高考是底线，“ 参加高考，就意味着迈出妥协的第一步，以后象征性的妥协就会变成实质性的，一步步地被拉回到体制里 ”。 “高考”以及它背后的“体制”，成为学生们心中“教育改革”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似乎“考”就是背离改革，“不考”就是支持改革。“ 在学生们看来，他们是壮士，甚至会成为烈士，我们则是改革的叛徒。 ”南科大一位内部工作人员无奈地对本刊记者说。其实，南科大并非在真空中，作为一所公办大学，深圳市政府是“老板”，教育部是监督方，建立一个三方互信机制也是为改革赢得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在 6 月 3 日一封学校老师给学生们的信中写道：“ 今天，大家的分歧在于‘改革中是否要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二元对立。 ”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教育部一直对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亮“黄灯”，其实就是一种默许，而亮“绿灯”是要看成效的。一年多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还曾表态：“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不过，南科大在实际运行中发现，“高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南科大首届实验班 45 人中，一批人和李方一样，没有读完“高三”，就参加了南科大今年春天的“自主招生”考试，而另一批，则由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考落选的学生中挑选而来，最小的只有 11 岁。他们在进入南科大时签下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南科大“自授文凭”的准备，但他们甚至都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毕业后没有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如何与户籍、医保、公务员、就读研究生等一系列社会体系接轨？出钱办一所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型大学，深圳市显然也不期望它一出生就陷入不被承认的境地。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深圳市就高考的问题一直在与教育部谈判， 5 月中旬教育部令下，仍然要进行高考，但采取一个变通之法，这次高考被称为“高等学校注册考试”，而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也就是说，这次高考只是补一个“注册”手续，南科大已录取学生只需走走形式，不管考分如何，依然是南科大的学生，毕业后的文凭即可获得认可。在教育部看来，这已经是在高考红线下的最大让步，没想到南科大不买账。这位校内工作人员说，如今南科大陷入一种“可怕的寂静”，他们都在等待 7 月 1 日理事会制度的实施，或走，或停。高考风波暴露出南科大内部的危机。漩涡中的校长朱清时选择了回避，但他显然与校内大多数工作人员并未达成一致。他侧面通过媒体表达：“这 45 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 那 3 天，李方说他徘徊在本来会身在其中的山东省实验中学考场门口，问门口紧张等待的家长们，“除了高考，你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们其他的选择？”家长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没想过”，这让他感到孤独，又隐隐有一些超越感。李方之前是山东省最好的实验中学“实验班”中的尖子生，最佳辩手，校报记者，原计划是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或者香港大学。他还清楚记得 3 月 12 日的情景，他已经作为南科大新生参加军训，晚上 23 点还做了 80 个俯卧撑，因为那一天是香港大学面试的日子。让他改变这一既有轨迹的，是 2 月份看到了朱清时慷慨激昂的南科大自主招生启事，还有铺天盖地的媒体赞誉。“记得那时看到一篇《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出格’和‘难’的事都是我喜欢的。”李方说。考试时接触到一些院士级教授和他们出的新鲜考题更让他义无反顾，对公务员父亲喊出来“我以后不会做啃老族！”“我或许会为这一选择放弃很多，但不这样，怎么能行驶在现在这样一艘船上，与校长、与南科大改革绑在一起，经历风浪，上吐下泻呢。” 南科大教工食堂热闹的午餐时间，朱清时校长一个人在落寞吃饭。内外交困的校长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做下去： “《易经》中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 他觉得，“ 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 45 个孩子。 ” “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在得知组织高考几天后的 5 月 30 日，李方曾以“一个南科大学生”的名义发出一封公开信。他对本刊记者说：“小白鼠有两种，一种是伤了亡了，被人扔到焚尸炉里；还有一种是金贵的，生活在一个理想环境中。我们当然想做第二种，但如果失败了要做第一种，我也甘愿。”他的那封网上公开信以“殇”作为背景音乐，他后来觉得有些不吉利，“‘殇’的意思是未成年就死去”。一场事先张扬的改革从一开始，南科大就被视为教育改革的探路者。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对本刊记者说，深圳关于办这第二所大学已经讨论了十几年，统计过的名字就有 20 多个，一个 1300 万人口的城市，怎么可能就一所大学？香港 700 万人，已经有 8 所了。而且扩张至 3 万人的深圳大学已经沦为一所替深圳学生“兜底”的地方性大学，不能再重蹈覆辙。 2007 年，深圳市政府终于开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期望甚高，“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张克科告诉本刊记者，南方科技大学颇有些“生不逢时”，当时教育部正处在“扩招”过后的反思中，“大学只能用地名，不能用虚名”，“整顿期不再批新大学”。但这并未浇灭特区的改革热情，比如动用猎头公司全球招聘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十几年来一直作为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推动南科大筹建，也是这次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他对本刊记者披露，这一“与国际接轨”的遴选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说是全球招聘，但因为中国的校长是学校法人，所以必须是中国公民，很多海外华人都被排除在外。说是几百人候选，但遴选委员会在第一轮并没有主导权，因为猎头公司拿给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上只有 6 个人。放在国际上，遴选委员会要开无数次会讨论，但委员会只开了一次会就确定了最终人选。”吴家玮说，他当时觉得，由教育专家占 70% 的委员会遴选，不是像以前那样由党委拍板，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所以没再坚持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做法。“现在看来，就像轨道只铺设了一半，这时候开动高速列车，有脱轨的危险。” 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列在 6 人候选名单中，吴家玮认识他有 20 多年，觉得他敢想敢干，况且又有中科大 10 年校长经验为保障。吴家玮说：“ 当时应该多问问他：‘除了口号外，有哪些具体计划？’ ” 彼此朱清时已经 62 岁，打动他再出山的，是这些年从未放下的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索。“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他说，“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完全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 书院—南科大老师学生居住交流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朱清时一上任就抛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并给出自己的答案—“高校去行政化。” 作为一所历经 3 年才被批准“筹建”的大学，招生就是一步迈不过去的坎。“按照制度，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 1 到 5 年时间。再从专科开始，升到本科，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朱清时说。中间也有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办学、中科大协助招生等方案，但都不了了之。“比如联合招生的学生规定必须是中科大学籍，那我们改革实验的意义就很小了。”朱清时决定“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进而绕开高考及背后的整个教育体制。南科大和朱清时的改革者形象赢得了外部舆论的支持，但曾加入这场改革实验的朱清时老友、物理学家陈应天对本刊记者说， “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战术上需要人辅佐。改革是寻找更完善的更具可行性的方法来替代，这一次，朱清时太急功近利。” 因理念不同撤出南科大核心团队的香港科技大学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在发给本刊记者的公开信原件中指出，这些喧嚣的改革口号严格来论，也是哗众取宠的。比如，任何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去行政化”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伪概念，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也绝对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他们说，臭名昭著的“西太平洋大学”与誉满全球的哈佛大学，最大的相同点是二者都有“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最大的不同点是哈佛大学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管理体制并提供一流的教育，而“西太平洋大学”没有。因此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本质。在张克科看来，南科大面临着和当年深圳大学类似的问题，“ 南科大的创新和当初深圳大学的改革创新不是一样的吗？ 20 年之后深圳大学走过的怪圈，如今的南方科技大学能不能走出去？ ” 事实上，如今被视为失败案例的深圳大学在建校之初颇有突破，甚至是当年邓小平口中“深圳速度”的代名词。 1984 年 1 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梁湘指着南山后海湾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校园，今年秋天就可以上课。” 某种程度上，如今南科大的创建条件还不如深大当年。深圳大学创校校长罗徵启对本刊记者说：“ 1983 年初深圳向中央提交建大学的报告， 5 月就得到批复，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还有清华大学一批人的协助。这次南科大等‘准生证’就用了 3 年多，我也觉得很奇怪。” 在罗徵启看来，“黄灯”不是坏事，意味着还有很大改革空间。“比如当年我们想给高校职工办一所夜大学，可是报上去广东省高教局没批，我们就想了另一个名字，‘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对教育局辩解说，这个不是夜大学，在教育序列里没有的。但实际中采取‘宽进严出’，在毕业前增加一个综合能力考试，‘加锁把好出口’。一直到 1987 年第一期学生就要毕业了，但这个班还没有批准。这里离蛇口开发区很近，照袁庚教的办法，这时李鹏总理第二次来深圳大学视察，我又汇报了这个学院的事。他回去之后不久，省高教局就催我们办手续，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罗徵启告诉本刊记者，“某种程度上，‘准生证’是自己给自己加的。” “中国的改革走的是边缘路线，你不注意，我走出去一步；你咳嗽一声，我再退回一点。慢慢地‘黄灯’就变成‘绿灯’。南科大这几年说得多，做得少。” 罗徵启说。张克科认为，南科大要办一所“在深圳的大学”，而不是一所“深圳的大学”，如今的优势在于深港教育合作。吴家玮也曾给朱清时建议： “可以先考虑跟香港高校合作办学的方法，比如跟有博士点的大学先合作，人家发学位南科大发文凭，当教育部允许设博士点的时候，再由文凭到学位。既不冲击现有制度，又能达到目的。” “不要做英雄，也不要做烈士，改革是为了把学校办好。”南科大一位内部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否则，谁来为 45 个孩子的利益负责？谁来为教改失败的社会代价负责？” 水土 “听到学生说要做小白鼠，我觉得很心酸。”陈应天对本刊记者说，“想想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愿意他规规矩矩、漂漂亮亮地走过人生的每一段路。最基本的一点，不能用孩子们做实验。” 与学生们关系很好的陈应天即使在离开南科大后，也不断有学生找他咨询，“为什么我们进了大学还要高考？”陈应天劝他们去考，“ 考一考没关系 ”。他说，国外研究生进不进来是老师说了算，可是要拿博士学位，也是要参加基本资格考试的。而且南科大作为公办学校，不是私人实验室，也要考虑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也认为：“统一考试的成绩是英美所有大学‘择优录取，自主录取’的基本依据之一，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在美国，是 SAT 成绩，在英国，是 AL 成绩。我国的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环节，不能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本身的合理性。” 高考事件成为导火索，让已离开南科大数月的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下决心指出南科大那件“皇帝的新装”。 2010 年 2 月朱清时上任不久，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李泽湘就来到南科大，主动请缨成为建校团队的一员，随后他又把港科大同事—化学系主任李晓原、数学系主任励建书也拉进来。在建校 20 年已位居 QS 亚洲大学排名第一的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李泽湘对本刊记者说，他们三个人都是从内地出去读书的，对内地高教改革总有一份情结在。早在 1986 年，李泽湘就和很多同学自发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教育部。他对朱清时说，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愿意回来帮忙。 2010 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三人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参与人才引进、学科架构、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设计等工作。 20 年前也曾参与港科大筹建的李泽湘说：“虽然一直说南科大要以港科大为模板，但我们并不是照搬港科大，而是把港科大和其他学校的各种经验、教训都详细列举出来。” 李泽湘、励建书对本刊记者说，大学创建的基本流程是：先组建一个骨干团队，根据团队理念制定一个学科框架，根据这个框架去聘请最好的老师，组成学术团队，然后用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教育培养大纲和方案，并同时制定基本的内部管理规范和运作程序。这也是港科大走过的流程，用了 4 年仍觉太紧张。吴家玮回忆说：“院系怎么定，怎么进行课程设置，政府给你多少教师，怎么分配，招聘老师时候怎么招聘……讨论得非常仔细，一伙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就是找人，研究型大学起点一定要高，学科带头人一定要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所有的教师一定要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来了就要立刻能做博导。一开学就需要 100 位符合要求的教师，压力非常大。” 朱清时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做法，“一个萝卜一个坑”。两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先有计划，还是先有人才。“以我在中国做 10 年校长的经验看来，这种做法行不通。现在南科大找人难得多了，远没到想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的程度。全国都在抢人才，清华、北大、复旦，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条件不比我们要好吗？所以来了一个人才，我就要赶紧抓住，由他来设计学科。”他说，“民国时期都有很多兼职教授，鲁迅在日记里面就写几点钟去哪个学校上课，几点钟又去另一个学校上课。只要请到好的教授，不管他归谁所有，用这种方式来过渡一下不也很好吗？” 李泽湘说，南科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一张白纸，没有老大学的包袱，这对于踌躇满志要回国的青年学者来说很有吸引力，现在内地的大环境也比当时“ 97 ”来临前的香港要好多了。况且，深圳给学科领军人物开出了 110 万元年薪，这在内地是很有竞争力的。他认为，支撑一所研究型大学根基的，不是耀眼的大师，而是一个扎实稳定的中青年教师群体，这需要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去评估和监督。开学临近，按照朱清时校长的思路，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临时拼凑请来的老教授大多来自中科大，多为兼职或者帮忙。 “这不是水土不服或者模式之争，而是基本常识。南科大说要学港科大模式、加州理工模式、普林斯顿模式，其实只是看到了它们头顶的光环。”李泽湘说，“比如一个城市的高科技园区要引进企业，首先要把基础设施建好，电子、生物、制药等工业区域先有清晰规划，再请专家进行筛选、评估。现在不像 20 年前，无论多么污染的企业想来都可以，不考虑工业结构、环境代价等。而且，摸着石头过河，也得有石子，也得有章法啊。” “开学前一晚，图书馆馆长通宵把所有的书码到书架上，让同学们一开学就能用。 20 年前港科大第一批学生进来时，除了没有食堂和运动场，课程、老师、仪器、实验室等等统统齐备，就好像学校早已存在，这一天只是暑假过后又一学期的开始。”吴家玮说，“现在看，南科大没有按照港科大模式，甚至走了 100% 相反的路。” “朱校长一直说要‘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但现在‘砖瓦’都没垒好，怎么能请‘住客’入住？”即便在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之后，看到课程体系、教师聘任、实验室等都漫无头绪， 3 位港科大教授做了离开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提出上、中、下三种策略：上策为取消招生，已录取的学生可以照常参加高考；中策为延缓至 9 月份开学；下策为 3 月开学。但是， 45 个学生仍然在 3 月来到了南科大。教育的原点李方第一次看到靠近二线关的这 4 栋棕红色小楼，印象中“荒草遍地，楼不高大，有点像个中学。活动室甲醛可能超标，去隔壁科学院借羽毛球场用”。这里原是深圳“拿来主义”思路下大学城的一个校园—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后来废弃了。未来的南科大校区离这里几百米远，占地 1.94 平方公里。中标校园规划的建筑师冯果川对本刊记者说，深圳市原计划南科大的规模是 1.5 万人，首期 5000 人，但朱清时校长上任后决定，首期一两千人，又希望采用低楼层、“书院式”，全盘更改了他的方案。朱清时期望一种加州理工式的“小规模效应”，“他们每年只招生 2000 人。因为如果教师队伍没有扩大，而学生迅速扩大，就像盐放在水里，水扩了很多倍，那么盐就淡了”。在朱清时的个人理想中，好的大学是像这样拥有“小楼”与“大师”。但在南科大实际运作中，却逐渐偏离了教育的原点。陈应天还记得朱清时亲自去锦州他搞太阳能产业的基地送聘书的情景，打动他的，是朱清时当时的观点—“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培养尖子生的土壤。现在重点学生没有得到重点培养，都大批量生产了。”陈应天觉得他这一点看得很准。陈的儿子 13 岁半就考上北大少年班，后来考美国大学，虽然受英语影响 SAT 总分不高，但因为数学拿了 800 分满分，仍然被加州理工物理系录取。陈应天本人当年在剑桥大学也深有体会，对好学生的培养不计代价，什么规则都可以打破，比如他还是学生时，已经是学院研究员，博士论文只用了 1 年 3 个月就拿到了，虽然规定最短是 2 年。陈应天已经回国七八年，也希望带一批学生年轻时就进入科学研究。他很喜欢这一班 45 个孩子，他在面试时出的考题涉及马赫原理、牛顿经典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和应用，没想到绝大多数的人都回答得很好。最小的 11 岁苏刘溢的答卷，竟是满满一页纸的英文阐述。 “ 我的课只要考试通过了，不想学也可以，想去搞科研没有设备或者没有经费，我都可以帮助。如果是好的苗子，在这种环境下很快就会出成就。” 他最看重的，是帮南科大建 16 个物理实验室，每一次见到校长都问：“实验室东西买了吗？”却一次次失望。他把自己好几千万元的实验设备拉过来，用了 10 辆卡车装运，但实验室一直没踪影，只好又失望地拉回去了。陈应天不明白，南科大本来要创造培养人才的土壤，后来怎么不去循序渐进做事，而是越来越陷入改革口号中了呢？”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 8 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李方在公开信中写道。但是，第一次出现在名单中的耀眼名字，很多已经在开学前消失了。作为朱清时的老朋友，陈应天也最后一个失望离开。港科大 3 位教授在公开信中说：“完全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几个早已身兼多职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 70 的院士，南科大挂名只是使他们的兼职又多了一项而已；另一类则是几个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第二学期第二学年课程的教员还没有着落。” 本刊记者了解到，除了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其余教师全是兼职。比如陈国良院士教授计算机课程，但他还有其他兼职，于是又请来了 3 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临走前，看到数学最重要的基础课程微积分面临无人开课的尴尬，励建书仍帮助南科大找到一位靠得住的教授，“按课时，认认真真上”。前几天，一个学生已经退学。陈应天很担心，“南科大不要半途而废，也不要一下子又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 个人分类: 杂论|12194 次阅读|54 个评论

科学网24日《南方科大能走多远》在线访谈征集网友提问: 热度 1 科学网编辑部 2011-6-23 16:34; 科学网将于24日上午9：30-11：00举行《南方科大能走多远》在线访谈，现征集网友提问，欢迎广大网友积极参与。随着南方科技大学的建立，社会各界舆论一直关注着这个体制外的新兴大学。人们一方面是对之寄予厚望，一方面又对之心存疑虑。有人认为南科大的筹建过程是高等教育里程碑式的突围；也有人认为南科大的发展不符合现在的国情，扰乱了正常的人才选拔制度。近期南科大筹建团队的三位教授退出并在媒体公开质疑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随之而来的是学生家长发表公开信回应力挺朱清时校长。南方科大和朱清时校长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打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口号横空出世的南科大，已别无选择的走上了一条举步维艰的成长道路。——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教育体制改革究竟路在何方？科学网将邀请南科大学生家长与一直关注南科大筹建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与公众一同探讨南科大的发展与未来。欢迎您的参与！访谈地址： http://talk.sciencenet.cn/?id=37; 个人分类: 通知公告|4717 次阅读|4 个评论

继续关注南科大，努力理解朱清时: 热度 15 nli2233 2011-6-23 12:53; 继续关注南科大，努力理解朱清时进一步学习有关南科大的消息、访谈和文件后，有些新的感想。第一，关于南科大的课程设置。香港科大三教授把现在的南科大形容为：“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在 5 个月以前，也是是 2011 年 1 月，朱清时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 “ 新京报： 2011 年 3 月，第一批 50 名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将正式开学，现在的课程设置具体方案制定出来了吗？朱清时：南科大的教改实验班主要借鉴中科大少年班的经验，本科新生入学后，前两年由学校安排统一的理工科基础课教学，后两年由学生按自己的爱好和能力自选由各个研究所和中心开设的专业课，学分读满即可毕业，学校不像国内传统高校那样设置院系。现在负责各个学科教学的教授已经做出了详细方案。 ” 香港科大三教授跟朱校长的表述是不一致的，肯定有一方说的不是事实。第二，关于去行政化。我在以前的博文里，说自己对于朱校长的“去行政化”不是很懂。经过这几天学习，自我感觉对这个问题弄懂了一下。其实，朱校长的“去行政化”，简单而言，就是校内的行政人员没有级别之分，统统为教学服务。还是在那个 1 月份新京报的采访中，我找到了答案：当被问到目前最棘手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朱校长说：“最棘手的事情是招到合适人才很难，包括管理人才和教学科研人才。现在国内人才竞争很激烈，都用各种办法吸引人才。我们的时间不长，改革的内容又太多，容易给人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能够下决心来的人很少。另外，我们去行政化，没有官，好的行政管理人才不愿意来。” 我个人对朱校长的理念表示深深的担忧。一般而言，大学的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事，学生事务，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秘书等等），在数量上，不应该少于教授人数。也就是说，南科大将有一个数百人的行政队伍。从管理学角度讲，这支队伍如果没有分层分工，没有 chain of command, 其行政效率肯定是低下的。朱校长最近表示，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求一流的行政管理。那么，希望朱校长明白，一个几百人的行政队伍，没有级别，是肯定算不上一流的。也就是说，别再抱着“不搞行政级别的”信念不放了，为了招到一流行政管理人才，该封官的就封官吧。第三，关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朱清时校长经常提到我国中学教育在高三阶段是浪费时间，扼杀人才。他一直希望直接从高二招学生。我觉得他特别急于实践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不顾香港几位教授的反对，执意要在教育部刚刚批准筹建南科大之后，马上就进行招生工作。不过，朱校长自己也承认，废除高三是不现实的。他提倡从高二直接招生，也是个试验而已。在教育部未授权招生之前就招学生，能够打响的牌，就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了。朱校长举了哈佛和西太平洋大学两个例子，似乎要说明西方（美国）的大学，无论好坏，都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不过，朱校长忘了提下面几个事实： 1. 1. 哈佛和西太平洋的区别，是前者是由教育评估机构认证的，后者没有。其实这个“认证”，相当于国内教育部的批准。不同的是，美国认证机构，是民间的；中国的，是官方的。顺便说一句，美国的高教认证机构最权威最有信誉的是区域性的，比如哈佛就是被 the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NEASC) 认证的。美国的大学是自授学位，但是在社会上，从被认证的大学拿到的学位和从没有认证的大学拿到的学位，其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将来进一步读 graduate school 的机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2. 南方科大没有被任何教育认证机构所认证。其实，依南方科大目前的教师队伍，学科设置状况，它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权威认证机构的认证的。 3. 3. 美国的大学是自主招生，但一般在招生的时候，也会参考学生的全国统考成绩，即所谓的 SAT 分数。 SAT 跟国内的高考不同，一来它只是一个参考分数，不是唯一的标准，二来学生可以考多次，不是一次定命运。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考试，绝大多数学生是一定会参加考试的。所以，自主招生，不一定跟参加高考有矛盾。南科大可以把高考成绩作为一个参考。虽然 45 名学生不参加统一的高考，南科大可以组织自己的考试，但是将来 450 名， 4500 名学生的时候呢，也不参加高考吗？放着高考的社会资源不用，南科大会有足够的资源自己运作对考生的考核吗？ 45 名学生将来的文凭是不被教育部承认的，也就是说，是没有认证的。他们将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怎么办？国外的大学会录取他们吗？国内的名校会录取他们吗？比如美国，研究型大学招研究生，一般要求学生的本科是从得到区域认证机构认证的学校里拿到的，对于中国的学生，他们会要求学生在美国指定的几家评估机构找一家对国内的学位进行评估，到时候，这 45 个学生如果要来美国留学，他们的学位能否通过评估机构的审查呢？希望未来几年内，上面这些都不再是问题。; 个人分类: 科学政策|6148 次阅读|22 个评论

围观“南科大学生家长对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回应”: 热度 21 xcfcn 2011-6-23 09:39; 博主按：家长的回应真有意思。没看到一句有意思的话，但是力挺朱清时攻击港科大三教授的坚定立场我还是看到了。哎，这些家长也真是坐不住，或许你们的力挺一钱不值，甚至害了你们的孩子。朱校长也真有意思，居然暗示港科大三教授是来南科大淘金的，可是争取给教授高工资本身就是你校长的职责所在啊。大家真是急红了脸，口不择言了。南科大学生家长对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回应来源：新浪博客编辑：蜗小牛 2011-06-22 我们是南方科技大学学生家长。我们的孩子经过南科大的严格选拔后，成为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学生。作为家长我们支持孩子选择南科大，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南科大是深圳市倾全市之力筹办的一所公办学校，并得到国家领导、教育部、广东省政府的积极鼓励和支持；其次，我们深信朱清时校长是一位眼光高远的教育家，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很高的声誉，相信他最终会构建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和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再次，我们相信港科大援建专家会把先进办学理念带到南科大，让我们的孩子得到较好的发展。 2011 年 6 月 16 日港科大的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三位教授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名为“ 要改革不要口号 ”文章，意在批评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该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认为这是港科大教授对南科大发起的“檄文”，而我们却认为这是针对南科大的“大字报”。作为援助筹建南科大的重要成员，港科大三位教授在离开南科大数月之后，选择这种时机，用这种方式发声，将会对南科大对孩子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他们的港科大教授身份将会暗示公众，他们的批评是权威的、科学的、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要说，这种批评于情于理都是值得商榷的。 1 、三位教授选择离开不一定会导致南科大内忧三位港科大教授都是上世纪 60 年代前后出生的专家学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应该是学富五车，品德高尚的师长。我们不知道三位教授是否曾经生长在国内，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在国内接受过高等教育，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是国家派出留学的才俊，只知道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外和香港，近年来日渐对国内的教育感兴趣，他们愿意帮助深圳市筹建一所高水平大学。就这样他们作为“援建”南科大的专家团队，成为重要的南科大筹建人员。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新作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但三人却在 2011 年初选择退出。选择离开也许经过深思熟虑，但在南科大学生入学和学校筹建的困难之际这样做，似乎并非是一种稳妥和负责任的做法，三位教授如果爱护我们孩子，即使有纷争，是不是也该留下来，毕竟孩子已经入学，不能耽搁。让我们家长还有不解的是，教授们指责的南科大筹建过程中存在的错误，诸如没有教育大纲、学科框架、培养大纲，缺少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等，不正是他们应该负责“援建”的工作任务吗？当然离开是他们的个人选择，我们作为家长不应该加以指责，但是让我们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是，三人在退出 3 个多月之后，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采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语言，不明情况的上纲上线，对正处于困难时期的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进行论据不清的恶言攻击。古语云“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作为为人师表的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教授，对曾经服务过、现仍处于萌芽中的南科大及曾经的盟友，在最困难之时落井下重石，令人费解。我们的孩子是来南科大读书求学的，他们现在正处于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三位教授仅因为理念不合的分道扬镳，非要搞得兴师动众、你死我活，那么，作为三位教授，你们会在学生心中留下什么印象，想为孩子树立什么样价值观世界观？面对三人离开后出现的困境，朱清时校长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用战略家的风范及智慧，利用良好的国内外人脉资源，化解了他们离去造成的缺人上课局面，在本学期顺利的开设了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比较现代化八门课程，张贤科、李元杰两位全职教授分别上线性代数和普通物理，其他课程由兼职院士和教授担任，教授们全力以赴，不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利用吃饭和休息时间为孩子答疑解惑。事实上，开学 4 个月来，孩子们的学习一直非常紧张忙碌，作为家长，并未感觉到三位教授的离开对孩子的学习有什么影响。 2 、三位教授不一定能正确把握南科大发展的战略方向三位教授不一定能从宏观上把握南科大的发展战略，不一定能洞察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和南科大在夹缝中生存的正确思路，诸如学校定位、改革方向、办学思路等。三位教授从履历看没有当过校长，只是做过系主任或研究中心主任；他们似乎也未在大陆的大学担任全职教师，所以他们对南科大发展的思考难以有战略层面的正确把握。我们更愿意相信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朱清时校长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那就是在招生的同时完善学校的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近日也认为，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建好“别墅”再招“住客”是基本的教育规律，然而朱清时主张“边开车，边铺轨”也是基于国情的变通。三位教授否定南科大开展自主招生和去行政化改革尝试，但就目前来看，“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是南科大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探索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要内容。三教授在文中说“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这句话成立需要有一定的语境和前提：如果高等教育的机制和体制很完善（西方和香港基本如此），那么“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就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但是事实上，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中，南科大无法录取到优质生源。那么在现实中，南科大要想发展，就要设计一种录取优质生源的机制，那就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如果一开始就走高考体制，可以肯定地说很难招到优秀学生，没有优秀的学生那么培养一流人才将是空话。其实，南科大的自主招生也并非首创。我国的高考虽然是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由于其本身存在一些弊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要改革。目前已经有高校在尝试不通过高考自主招生，例如南京大学招收的强化班、数学基地班等，被录取的学生不必参加高考；另外西安交通大学的“少年班”甚至从初三就招收一些优秀的学生，可以免去中考、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另外，去行政化是朱校长一直推进的一项改革，但是遭遇到重重阻力，三位教授认为“去行政化”只是哗众取宠的口号，那是教授们不了解国情，并无视南科大的努力，我们认为教授们如此评价南科大似乎更有哗众取宠之嫌。 3 、三位教授把学生不参加高考与“文革”相联系匪夷所思三位教授用自己的臆测作为论据妄谈南科大学生不高考。三位教授今年年初已经相继离开南科大，而南科大学生高考之事却发生在 5 月底，他们已经离开了数月，按理来说他们不可能亲自经历南科大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想知道的是，三位教授关于“南科大学校负责人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的判断，所依据的信息来自哪里？我们家长天天关注国内媒体的报道，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这么说，也没有听到孩子说，那么就是教授们自己的臆测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三位教授肯定知道原始信息的重要性，他们为什么坚持这么说呢？也许目的只有一个：吸引公众的眼球。三位教授文中认为“南科大负责人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他们的这一判断完全错误。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南科大学生不参加本次高考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选择，我们是最终解释者，任何跟我们不符的信息都是错误的。既然不高考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教授们为什么说是“南科大负责人”的鼓动？他们的这一言论太不负责任了。我们想知道，三位教授这么指责“南科大负责人”，意在为何？他们所说的“南科大负责人”指的又是谁呢？是指朱校长？还是其他负责教育教学的管理人员？很明显，这是恶意中伤。三位教授将我们的孩子与“文革”相联系，实则是对我们孩子的巨大伤害！他们认为“南科大负责人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我们的孩子都是热爱祖国的好学生。就是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每天全心全意学习，课业繁重，但是还要经历着同龄人难以想象的煎熬，为自己的学校担忧，他们甚至还要抽时间安慰焦虑的父母。这三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却不顾事实，对这些敢于担当的孩子，对曾经是他们参与招录来的孩子（大部分是未成年人）与“文革”相联系，岂不是暗示这些孩子就是当年的“红卫兵”？我们想问问三位教授：用这种方式伤害这些天真、善良的十几岁学生，难道就是你们所一再奉为至高准则的教育规律所允许的吗？难道就是你们倡导的公正公平吗？ 4 、朱清时校长为南科大发展忍辱负重，为学生如履薄冰三位教授认为朱校长脱离监管为所欲为。他们认为，校长应该由董事会遴选并负责监管，这点没错，但是，这并不说明深圳市政府负责全球遴选并负责监管的南科大校长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朱清时买一台电脑都要审批，难道这就是为所欲为吗？日前通过的《南科大管理条例》将于 7 月 1 日实行，校长将由目前的市政府监管转为理事会监管。南科大的每一步都意味着艰辛和探索，不能照搬香港科大的模式来走。我们的孩子绝不是南科大和朱校长获取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权的“人质”。三位港科大教授担心我们的孩子成为了南科大和朱校长达到自身目的的“人质”—这种观点很有想象力。作为家长，我们要感谢三位教授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关心，但是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孩子们不仅不是朱校长达到某种目的的人质，反而是这些孩子“绑架”了朱校长，让朱校长更加如履薄冰，不敢放弃南科大，甚至不敢生病。朱校长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为南科大奔波，为南科大焦虑，无须为名、无须为利，只为良心，只为教育，只为这些孩子。我们认为，说朱校长挟持了学生而达到什么目的，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理解。 5 、我们的期盼我们的孩子今年天能坐在南科大的教室里聆听大师的教导，是教育部的支持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努力的结果，对此我们心存感激，我们还要感谢朱校长和他带领的团队，我们也要感谢所有支持和理解南科大和孩子们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我们感谢三位教授曾经为南科大做出的努力，但是三位教授的不妥之处我们仍然要指出来，也希望三位教授以大局为重，摈弃前嫌，为了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南科大的发展，也为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前途，提出有益建议。我们家长将全力支持南科大并协助做好孩子的教育引导，我们愿意对我们的选择承担责任，我们相信朱校长和他的团队具有足够的智慧做好学校的各项工作，我们不求新生的南科大一切完美，我们给南科大足够的理解和宽容。我们希望所有的纷争不要影响到教学，让老师们安安静静地教书，让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学习。; 个人分类: 杂论|4961 次阅读|21 个评论

家长为何支持朱清时？看他们如何回应港科大三名教授对南科大批评: 热度 10 陈安博士 2011-6-23 08:01; 【Blog主人按1：如果我是家长，我也只能选择支持朱校长。屁股一旦坐在一个位置上，而且至少4年内无法挪开，那只能认为凳子的感觉还不错】【Blog主人按2：即便如朱清时所说，三位港科大教授是因为报酬问题而离开的，这个也不影响他们撰文反对朱现在的做法。而且，对于我们这些看客来说，我们看的是事实，比如，是不是现在没有专任教授，确实只有两位，那就不要谈什么实验，远景之类的玩意儿，因为再实验也不能没老师带着呀，朱清时不会是让坚持学生们自学的魏书生校长吧】【Blog主人按3：朱清时现在干脆把港科大培养的人也全部否定了，认为是工具，而他老人家这里培养出来的是全面人才，而这年头，所谓全面人才，大概是啥都懂啥都不通的大人才吧，看朱校长的意思，好像南科大在培养类似于朱校长本人这样的领导似的】【Blog主人按4：本来一直在说国际化，但是一看很国际化的那批人根本看不懂你的作为，就抓紧开始说国情了，呜呼！国情真是个好东西！！】【Blog主人按：朱清时先生绑票的本领在逐步提高，恭喜你，再加十分。很有趣的是，朱清时先生每每或以学生支持而感动的架势，现在再加上以家长支持而感动的后援团的激情，看来朱校长无法靠了解教育的专家们的支持活下去了，那就让朱校长好好沉浸在被自己绑架的人的仰慕眼光中自我陶醉吧】　　《新京报》讯 (记者周亦楣)昨日凌晨，南科大学生家长在博客上发布公开信《南科大学生家长对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回应》，支持南科大和朱清时。朱清时在看过公开信后表示，现在南科大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家长们能站出来写公开信，与南科大同甘共苦，他很受鼓舞。对于港科大三位教授的质疑和批评，他也一一做了回应。　　港科大三教授批南科大　　家长的公开信回应的是港科大三位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6月16日，三教授在媒体上发布联名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直指南科大现存的问题包括：“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教改实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等。　　据悉，这三位教授曾是援建南科大的重要成员。南科大开学后，三位教授因办学理念与朱清时产生差异，先后离开了南科大。　　学生家长称“落井下石” 　　昨日，联系本报记者的李姓家长表示，港科大三位教授写那篇文章，是针对南科大的“大字报”，“在最困难之时落井下石”。家长们在群中商议酝酿好多天，为了保护孩子和南科大，不得不以公开信的方式表达对南科大的支持。　　家长们公开信中说，去行政化是朱校长一直推进的一项改革，但是遭遇到重重阻力，三位教授认为“去行政化”只是哗众取宠的口号，那是教授们不了解国情，并无视南科大的努力，我们认为教授们如此评价南科大似乎更有哗众取宠之嫌。而且学生们“绝不是南科大和朱校长获取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权的‘人质’”。　　■ 对话·家长　　昨日下午，本报记者与南科大一位李姓学生家长取得联系。她表示，自己参与了公开信的执笔，这封公开信代表了全班大多数家长的意见。　　 “三位教授落井下石” 　　家长称3名教授离开南科大是不负责任　　新京报：家长是怎么想到要写这封信的？　　家长：6月16日，三位教授的文章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在群里讨论这件事儿。　　新京报：这封信是谁起草的？经过家长的全体讨论吗？　　家长：全体倒没有，但加入群里的大部分家长都参与讨论了。大约有二十多位。其中，八九位家长轮流执笔，每人负责一部分。所以你看到，这封信中文字风格并不一样。我们在群里讨论了好几天，直到今天凌晨才发到网上的。　　新京报：今天上午我采访了一些学生，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家长：孩子都不知道。我们不想惊动孩子，希望他们安安静静地读书。我们家长承担的压力很大。孩子毕业后拿南科大的文凭，没有真才实学，怎么行？我们更希望能给孩子们安静的环境，不受外界打扰。　　新京报：你能理解港科大三位教授的观点吗？　　家长：我能理解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些老师没在内地全职工作过，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国情。他们在不了解内地教学的情况下，这样说并不妥。　　新京报：群里家长怎么讨论的？　　家长：家长认为，第一，这么有名的教授怎么说出清朝遗老遗少说的话，好像是张“大字报”。第二，他们当年离开南科大是不负责任的。孩子是你招来的，不能因为理念不合，出现纷争就退出了。但是我们不要指责他们，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可在这个时候，在南科大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要落井下石呢？　　新京报：港科大教授在信中提到，南科大的口号喊得很响，但计划和规划并不完善。你们怎么看？　　家长：现在的南科大是一个探路者，是个改革者，不是简单的办学校。探路就需要机会，一旦机会成熟就一路前行，遇到困难就解决。本报记者周亦楣　　■ 交锋　　1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他们到现在都不理解“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我们不是不注重教学质量，相反我们会尽全力提高教学质量。这是背水一战。我们给学生发的是自己授予的学位，要是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就不会被社会认可。　　2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 　　我们并没有鼓励学生不参加高考，完全让学生自己选择的。高考肯定是主流，但也要允许其他一些“小花”能够生长，不能一说高考就把其他的全部扼杀。　　3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　　教授处于教学科研第一线上，他们最容易理解和发现真理，所以我们提出了“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求一流的行政管理。　　4 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　　这也是他们对南科大的一个歪曲。我的权力很有限的。我们是在市政府的领导下筹备学校，市委市政府有很多部门，我们都必须要接受他们的领导。　　5 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　　这三位教授来了以后，我给他们分配的任务就是做这些事情———引进人才，建立规章制度，建立学校的各种规章体系。结果他们来这么长时间，到走也没有做成。这应该说他们也有责任。　　一流的人才不可能筹备一年就都来了，香港科大也是筹建了5年、10年后，一流的人才才真正的来了。　　李晓原：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　　励建书：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 对话·朱清时　　“南科大哪能一点风险不冒” 　　朱清时称，在45个学生面前，某些老师应该汗颜　　昨日下午，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朱清时，他表示，现在南科大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家长们能站出来写公开信，与南科大同甘共苦，他很受鼓舞。对于港科大三位教授的质疑和批评，他也一一做了回应。　　打击南科大不厚道　　新京报：家长发的公开信，你看到了吗？　　朱清时：刚才有人打印下来给我，我才看见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家长写的。　　新京报：前几天港科大三位教授写的公开信。对于你和南科大的批评，你怎么看？　　朱清时：他们说得非常片面。他们掩盖了很多真相。比如，他们怎么走的？实际上和他们向深圳市要的报酬有关。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时候他们不该提意见？　　朱清时：他们参加过我们学校的工作，而且多次表示过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在学生和南科大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却用这种方式给我们学校、给学生重重打击，这不是一个做人的厚道方法。　　学生的境界很高　　新京报：家长选择在这个时候写公开信，给了你怎样的支持？　　朱清时：我看了家长的态度，很受鼓舞。家长很理解南科大现在所做的事。学生、家长、学校同甘苦、共命运，这对任何办学者来讲都是难得的。　　新京报：你认为，家长是认同你的教改思路的。　　朱清时：对，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让孩子来南科大参加教改。　　新京报：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南科大是家长、学生、学校，共同做的教改实验？　　朱清时：就是共同做的教改实验，给中国教改探路嘛。哪能够都是像他们几个那样，把所有的事情都算得清清楚楚，只赢不输，一点风险不冒？　　新京报：拿学生做教改实验，会不会对学生不负责？　　朱清时：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学生也是实验的参加者。他们也愿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探索个性化教学的全过程。就像一个学生说的：“我一生就想做一件大事，在我老了以后，我的孙子会问我，你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大事没有？我就会对孙子说，我参加过中国教育改革实验。” 　　任何事情都是有正有负两方面的，不是说每个实验一点坏处都没有。这些学生思想境界很高，远远高于三个教授。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在这45个学生面前，某些老师应该汗颜。　　我相信，通过四年学习，学生的收获远远会大于风险。　　南科大跟港科大不同　　新京报：你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朱清时：我想把学生培养成全面素质发展的，个性得到充分尊重的，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创新人才。我们并不是把学生培养成某方面的专才，我们是想试试个性化设计教学大纲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　　港科大的教育理念是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个专才，就像工厂出产品一样，每个学生出来之后都具有同样的知识，都达到同样的水平。　　本报记者周亦楣实习生赵月若雪; 个人分类: 物论|3199 次阅读|19 个评论

去行政化：马红孺点评朱清时: 热度 9 xcfcn 2011-6-22 17:55; 去行政化：马红孺点评朱清时博主按：去行政化的内涵是什么？我想朱清时和马红孺的理解都是精准/到位的！但是，可悲的是，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为了“去行政化”而“去行政化”（根本不要行政部门），虽然说矫枉必须过正，但是显然朱清时的“去行政化”已经到了“因噎废食”的地步，进而演化成“校长独裁” / “个人单打独斗包打天下”。马红孺老师敏锐的观察到了朱清时的“命门”。我想这是解读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种种举措的一把钥匙。马红孺老师在李宁老师博文的留言我对南科大曾经抱有一定期望，但当我看到朱校长急吼吼的要招生的时候，已经彻底失望了。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中，本科生的培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科研团队的建设，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的招收。不幸的是，为了夺人眼球，朱校长把招收本科生放到了一个不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在完全没有建立教学计划，没有固定教师，没有建立起教学和实验平台的情况下，强行招生，完全违背了一个研究性大学的办学规律，也注定了未来的南科大只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培训学校。一所大学的正常运行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支持。问题在于行政在大学是支持和服务，而不是主导。“去行政化“应该是改变目前高校中存在的行政主导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不要行政。但朱校长的”去行政化“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当了多年中科大校长，深知大学中有一个盘根错结，不可动摇的行政系统，使得大学的运行可以完全离开校长而不受影响，或校长的不符合这个行政系统的任何行为都无法推行，所以朱校长一开始就选择了不要行政。如果回过头去看朱校长在中科大校长位上的贡献，几乎可以用“不作为”来概括。也许这个不作为是无奈之举，强大的行政系统使校长不能有所作为。而当有了另一次有所作为的机遇之时，校长便选择了拒绝行政系统，而不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贯彻学校理事会意志（不应该是校长意志！）的行政系统，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后果。马红孺老师在曹聪老师博文的留言也许我理解错误，我觉得朱校长在经历了 10 年也无法撼动强大的大学行政系统之后，决定不要行政支持，不要团队理念，而打算建立一所完全是一个人的理念所主导的一流大学。不幸的是，这样的大学，不仅在中国建不起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建不起来。在这种一个人的理念主导下，最多也就是一个私塾。马红孺老师在我这篇博文里的留言再明确一点：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个强大高效的行政系统来支持，而不仅仅是一批搞行政的人。这个行政系统要有从基本办事人员到处长的完整的行政等级，要有分工明确的行政机构，以及行政人员的正常晋升机制（包括提薪和提职）。没有这样一个行政系统的支持，大学的正常运行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学校的发展方向，学科方向的设置和调整，对各研究方向的经费支持的强度和优先次序等重大问题，应该由一个主要由教师组成的委员会决定。“教授治校”，应该通过这个委员会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来体现。具体的科研，教学，研究生培养的比较大的决策问题，应该由若干专门的委员会来决策。朱清时关于去行政化的言论 1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2 、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应该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的大学文化，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一个学校就像梅兰芳以前唱戏的剧团一样，学校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梅兰芳能够唱好戏来运作，所有干部都是为梅兰芳搭戏台的人。在南方科技大学，老师能否获得尊重看他的个人能力和业绩，而不是看官职的高低，开学术会谁讲得精彩就把谁放在前面。 3 、比起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运作，更严重的是外部行政化。我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放权，现在人事、财权、评估、毕业证书发放等权力都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被捆绑得一点活力都没有。外部行政化是高校内部行政化的根源。 4 、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是必由之路，但需要慢慢来。“去行政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老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改变；“去行政化”应该从新生学校开始。从现在开始，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进程应该很快。; 个人分类: 杂论|2918 次阅读|6 个评论

时事点评：大学建设中的范式革命: 热度 1 arithwsun 2011-6-22 15:58; 时事点评：大学建设中的范式革命王永晖大学建设，需要的是范式革命，即整个模式上进行改革，思维方式上进行全面革新。这种范式革新思维下的大学建设，当然做法上会有先后次序，朱清时跟港科大的几位科学家的分歧正在于此，本文结合朱清时和南科大的最近报道，说一点吧。 I. 大学建设，要跟该城市的社区建设相结合。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建筑的作用，绝对是不小的，一个建筑弄起来了，就不容易变化，这个建筑结构，就会影响到居者的心理，甚至教学方法和治理结构，也都被建筑结构决定着。教学方法如果提倡小班化教学，那是一种建筑结构，如果提倡大班授课，那是另外一种建筑结构，其教室配比绝对是不一样的。教学方法如果提倡导师制，譬如剑桥体系，这又是一种建筑结构，跟单纯学分制主导的大学又不一样。教授们的办公室建成什么样，行政人员的办公室，建成什么样，教授为主导的学校，跟行政为主导的学校，也绝对是建的不一样的。更大范围的是，大学建设要跟该城市的社区建设相结合。所以，先要有规划，然后才能有建筑，规划成什么样的智识结构，就建相应特点的建筑。这个规划，不仅仅是学科规划，甚至要跟城市的社区规划相结合，互相影响，主动地去影响。我在“ 展望新科技浪潮二十年后的社会效应 ” 中给各地行政长官这样建议：『中国目前各地正在进行新城市化运动，如果某地高瞻远瞩，现在就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瞄准教育共同体的社区形态，就能先发一步，吸引最高端的技术人群落户，比如计算机网络平台和机器人设计行业，在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所以，创校的一校之长，实际上也是当地社区的领袖人物，不仅是本校，也决定着当地社区的环境结构。这就是范式革命的意思，范式革命，讲究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中科大在安徽合肥扎根，如果当年能够注重当地的社区建设，为安徽培养出一个同样质量级别的当地大学，形成竞争对手，恐怕在最近十几年的全国性竞争中，是不会输于北大清华的。 II. “去行政化”的本质是“行政透明化”。我在前面的文档中专门集成了这个想法下的相关帖子： “去行政化” 的本质是“行政透明化”，思考性博文集成目录大义是，去行政化的提法，其实不好，如果改成“行政透明化”，就文辞达义了。去行政化的分水线应该在“透明化”的程度上，即，行政系统进行完全的透明化操作，而那些不能完全透明的部分（如人才评定，顶级人才工资，高考招生），则剥离到董事会和教授会执行。当然，现在中国大学是没有教授会的，将本质上的教授会，裁割成了3个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本科生教学委员会，新建大学在这方面有先天优势，可以从头建起。去行政化的大势所趋应该强调的是，行政系统负有执行“透明化”的任务，首先自身执行完全透明化行政操作，同时监督董事会和教授会达到协定程度的透明化。根据这个思路，朱清时是否做到了行政透明化呢，是否把无法透明化的部分，分割出行政体系，交由专门的委员会了呢。报道的信息都提了一点，不是很乐观，但是信息也不是很充分，这里就不引用了，无非乎，工资是谁定的，教授是谁聘的，由朱清时聘也不是不可以，但就不是“去行政化” 的本质“行政透明化”了，这是不是港科大三位科学家的“口号”判定词的由来。建一个大学之初，争取什么样的同盟军，争取谁的支持，是个重要的问题，比如刘广明的文章，认为朱清时争取的是新闻媒体的支持，找到的是年轻学生做同盟军，无怪乎港科大三位科学家又加了一个“文革”判定词，文革，不也是这样，靠的是控制住舆论弄起风潮卷起来，那些第一批次参与文革的年轻学生们，不也是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去上山下乡吗。这三位科学家，正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对此有切肤之痛，行文中的自然表露，不希望教育改革变成“文革”，不是危言恐吓，而是深有历史经验的伤疤。在此多说一句，我们科学家，尤其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要少跟新闻界混，大家可以数一数，除了陈景润由徐迟的报道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后面这么做的，想锦上添花、临门一脚的，基本上都有巨大的负效应，我们这些科学家，不管做到多大的成就，都不可能控制得住新闻媒体的，与媒体参合，绝对是弊大于利。那，建一个大学之初，应该争取什么人，笼络住什么人。其实说穿了也简单，建设大学，就牵扯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金融资金，一个是学术师资。资金方面，一个新建大学必须建好自己的董事会，这是万事开源的第一步，比招聘师资还要先，比学科规划还要早，是几位港科大学者没有指出的。董事会的来源，是出资方，学校资金的决策，应该由他们来定，他们想把大学建设成一个麻雀巢，那就决策出一个麻雀巢的标准，想把大学建成一个老鹰巢，那就按老鹰巢的标准提供资金，决策资金流的指向。譬如，大学师资的工资标准，就不能是校长说了算的，不能自己人决定自己人的工资，要由董事会来定标准，至于你拿这个标准去招什么样具体的人，则是校长和教授会的任务。这方面的报道，仍然不乐观，因为朱清时说过，对顶级科学家要一人一议，也就是说，没这个董事会决策出的标准。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我们一定要把党委嵌入进董事会里去，这是好事，意思是，党委的权力，只能在董事会里施展，董事会管不着的事，党委也就应该放手了，哪一级有董事会，哪一级就有党委，哪一级没有董事会，哪一级就没有党委。学科规划也是这样，学科规划的内容，当然是教授会提出的，但是学科规划是要给钱的，这个钱怎么给，还是得由董事会来决策，科学家不可能想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起码得拿出精彩的演讲和分析，让董事会信服。南科大的第一步，其实应该是董事会，而不是校长，先有董事会后有校长为上策，但是中国情况就是这样，总要有个张罗的人吧，就先选个校长，有了校长之后，得赶快张罗着把董事会建起来了，自己给自己找个约束力，才是做事长久的样子，让别人看着放心，自己也能获得更广泛的真实支持。南科大的董事会成员，不仅应该有深圳市政府的代表，不仅应该有党委，而且应该招徕深圳香港当地的著名企业家（乃至全国的，谁叫南科大是第一个呢，这方面就有莫大的好处，关键你得去利用啊），应该有三顾茅庐的谦虚精神，他们不仅仅是大财神，更重要的是，要利用他们的商业精神，为南科大的建设把住经济决策关。现代教育体系，绝对是一个跨学科建设，一定要集成各方面的智者，强分为两类，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学术。本来还应该有政治，也可以一分为二，比如，实际搞政治的，如党委归入董事会，党委在董事会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董事会的所有决策，必须反映出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这是好事啊，共产党的最根本基因，就是为人民谋福利啊，党委能不能关注贫困人口的精英教育，就是大学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立场。而那些不实际搞政治，只是理性地研究政治的人士，俗称智库、智囊团，则归入教授会可也。我们说过，行政化的本质，是行政透明化，把不透明化的那部分，分割出行政体系，经济的，交由董事会决策，师资的，交由教授会决策。天下，总有难以透明化的部分，这是人生之真实，譬如，师资招聘和评级时，怎么判断，这没办法用个考试卷子，给予客观性的判答。如何判，不能校长/院长一个人说了算，应该把这方面的权力和责任，交由教授会或专门成立的委员会。那么，南科大迄今为止招到的两个全职教授，是否经过了这样的程序，报道中没有指出。世界上的事，不可能是完全清晰的，即使完全清晰的事，有时候也不能公开讲，做不到完全透明化，这些事的责任，就应该分散权力，分散到专门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头上。这是正法，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要多说明一点的是，教授和科学家们，一般性格谨慎，所以不能指望他们去主动出击招人，他们只能负责评人，主动找人，主动布局出一个学科架构，还是行政首脑--校长/院长的最大职责，结合已有的历史经验，归根结底还是校长/院长在为本校/本院的学科架构负责，那些闯出来的校/院，往往是因为它们有着一个好领导，既有开拓精神，又有学科变革和分布的大局观。校长/院长找人之后，才把人带到教授会通关，让教授们去评，评的过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当然，教授会也可形成专门的招人小组，在校长/院长领导下工作。笼络住师资，才是最重要的，大学跟军营类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四年一届就走人了，光讨好学生是不够的，学生好的最大效应是，可以把更好的师资吸引过来。最后结论一句，范式革命确实不是吹“口号”，里面有道道。附注：网络爆料留言的评注，这些网络爆料留言，自己说都是得到了南科大内部人士的爆料，不知真否，可以集成在这里，稍助雅兴： 1. 『 aagaag 内部揭秘: 港科大的人不是自己撤走的, 而是其中一人因为恶行被南科大开出赶走的, 然后他裹挟另外两人也不去南科大的.所以才这样大的怨气,恨气. ---我认识一个在南科大坐办公室的人,所以知道他们的底细. 这三人中, 搞数学的那个人是老实好人. 那个名字带水的, 在本学期开学的时候, 他给南科大的学生做讲演, 他竟然面对新生在大会上公开说: 国内的大学,包括中科大, 清华, 北大, 上的课程都是垃圾, 当然南科大的课程也是垃圾, 你们(学生们)都不要去听课! 听这种垃圾课干嘛. 此讲话被愤怒的听众反映到朱校长那里, 朱校长极为生气, 立刻做出三点决定: 1. 这人要给出说法,收回讲话,承认错误, 公开道歉. 2. 本学期他马上要开设的工程的课马上停上. 3. 以后南科大不用此人了. 不再和他有任何往来. (顺便一说,此人一边当教师,一边当公司老板,根本不是真正学问人). 当时讲话有录音, 有根据录音的笔录,他要耍赖是赖不掉的. 大家可想而知,此人是何等狼狈何等颜面扫地被踢出了南科大. 所以他才裹挟另两人, 在南科大当前因高考事件最困难的时候,背后捅刀子. 这就可以解释了: 他们这篇文章里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大的情绪,怨气,恨劲.为什么用的都是文革式的语言.为什么拿着放大镜和哈哈镜找问题. 顺便一说, 执笔人为什么这样善于用文革式的大批判的排比句呢,为什么上纲上线如此厉害呢, 为什么这样善于攻击人呢, 答案也许可从他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 』这个流传的比较广，他到每个人的帖子里去帖，我这是从自己博文的跟贴中粘过来的，回应如下：其实，这样的科学家言谈，有人不仅在课堂上说过，还专门发在博客上，也是海外成名后回来的科学家，给你个链接地址自己找证据吧： http://www.jevonslee.com/blog/ 为什么浙江大学校长不把这个李志文（好像也曾经在港科大主持过一个系）开除掉呢，如果朱清时的反击路线是走这个，就太可笑了，恐怕死得会更快。 2. 还是钱少惹的祸？ ---------评论人：北邙山樵评论日期：2011-6-21 19:20------------- 　　另外：再次爆料。　　香港三教授确系与朱只是有些办学思路的分歧，但导火索却是他们尚未为南科大做什么就狮子大开口要钱。索要钱财数额已经完全超过了深圳为南科大制订的相关财务标准，所以双方合作才没有谈拢。朱清时为他人讳，所以开始不肯透漏此间事实而已，不想到香港三教授却落井下石，其人品堪称猥琐啊…… ----------------------------------------------------------------------------------- 曹聪老师在那里留言道『事情变得越来越庸俗化了』。我道则不然：曹老师看得浅了，资金问题是大学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给教授们多少钱，不应该是校长一人说了算，标准得由董事会定，所以，如果朱清时建好了董事会，任何一位教授想借建校牟利，得跟董事会说，校长只是具体执行方。不给你钱，或钱给的不够，要恨就恨董事会吧，这就是对此篇爆料文的学术性回应。这个爆料留言，比第1个的水平高，是好事啊，南科大建校的资金决策，倒底是谁在做，有没有一个实质上的董事会，南方周末上的三位港科大教授，只言监督，未言决策，我以为是不够的。 3. 副校长人选问题，如果从这种范式革命的角度，副校长就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岗位，没那么重要，不用等到把教授们招聘好再定。学校更重要的岗位是财务长和教务长，财务长要由董事会来定，是向董事会负责的，校长无权罢免财务长。至于副校长，就完全可以由校长一人来定就行了。至于教务长，一个大学，先有学生，还是先有教务长，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么，教务长怎么来呢，得由教授会来定，起码得是初期的核心教授团队来定。南科大如果没有教务长及其制定的教学规划，就开始招生，那确实就是玩成游戏了，普通人觉得三位科学家把这一点又再次说重了，但是你想想，就是一个中小学，如果没有教务长就开始招生，你怎么看，所以招本科生，确实得等着全职教授的团队形成一定规模才能开始干。 4. 这就说到了急冲冲招生问题，建个大学跟建个中小学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换个思路来讲，如果朱清时不急着招本科生，而是急着去建南科大的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把这个招生急冲冲地做起来，则是一箭双雕的好事。一者，南科大畅想的去行政化原则，可以先在这些附属单位实践，招来的那些行政人员，也可以先在这些单位练兵，检验他们做事的态度和能力。二者，大学的附属幼、小、中学，对任何人包括应聘的科学家们都是非常有吸引力，先建起来，就把吸引力变成真家伙了。我原来在西安读高中的时候，那阵西工大附中还只是中等偏上，现在却成为西安高考成绩最好的中学，各地的最好中小学，也往往是当地的大学附中，这就是教育规律，不用白不用。所以，急着招本科生，是不对的，但如果急着招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生，可行性却非常大的，原因就在于，一个大学机构往下建中学、小学、幼儿园，还不是切菜一样简单的事，即使是一个筹建大学，拉出一点人马就能把这件事办好，并不用触动过多关卡，也正好能打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关要上。南科大想吸引住进行教育改革的科学家们，那就从他们的子女上下手吧。; 个人分类: Book-W|3373 次阅读|2 个评论

改革者并不享有天然的批评豁免权——再说南方科大: 热度 23 nli2233 2011-6-22 10:33; 改革者并不享有天然的批评豁免权 ——再说南方科大科学网上有不少为朱清时院士辩解的言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是：朱校长曾经执掌过国内一流高校，对于大学教育的一般规律，对于大学改革的认识比其他人懂得更多，他之所以独辟蹊径，在没有完善的教学大纲、没有起码的教授队伍、没有明确的专业设置和规划的情况下，先行一步自主招生，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是个改革者，我们不能给他泼冷水，相反地，要鼓励他改革下去。至少，批评者应该闭嘴，保持沉默。还有一类观点，认为水平不如朱清时校长的人是没有资格批评朱校长的。他们质问批评者：你有没有胆量亮出你的资格，看看你发表过什么国际论文，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这一类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其逻辑荒谬到与“不是名角不能评论梅兰芳的戏”、“不是球星不能评论世界杯”等量齐观。对于前者，我个人还是很理解的。毕竟，高教改革，步子最大的，南方科大是独一份儿。南方科大的身上，寄托了太多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希望。人们对它给予厚望，不希望它出任何问题，担心由于大家的批评言论，南方科大会中途而废。不过，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批评者跟朱清时院士的支持者的愿望是一致的，都希望南方科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样板。对朱院士的批评，多半也是为了让南方科大迅速回到正确的办学路线上。大家对于南科大筹建初期朱院士提出的改革目标基本上是认可的，有分歧的地方存在于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路径。其次，南方科大是公立学校，大家对南方科大的办学方针和实践提出批评意见，是在行使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这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一点并不应该因为被评论的对象朱清时校长是位改革者就有了本质的改变，换句话说，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该赋予改革者天然的批评豁免权。香港科大三教授最终选择了离开，也是他们在为达到改革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和路径上与朱院士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后才做出决定的。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朱校长的文章，措辞是严厉了一些，但其论述的道理，都是站得住脚的。鸿飞先生说，港科大三教授对朱校长是“始乱终弃”，做人上不可取。这或许是公允的，或许不是。因为，最终离开的是三教授，他们是朱校长当做上宾请来而后离去的，也许他们心里对朱校长也有“始乱终弃”的怨言呢。教育学家刘广明先生刚刚发文（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59436do=blogid=457911 ），指责三教授是把学术争议上升到政治高度，指责三教授是有文革思维的人，这是非常严厉的指控了。三位教授既没有说朱校长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说朱校长反对三个代表，更没有说朱校长反对改革开放，他们所说的，不过是自己在办学理念上跟朱校长的分歧而已，他们没有不讲道理，没有对朱校长批倒批臭再踏上 10,000 只脚的意思，哪里有把学术争论政治化，哪里有文革思维？标题里有“文革”二字，就是文革思维吗？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对批评者的批评也是行使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一个组成部分。拥护朱校长、反对批评朱校长的朋友们，请继续发表你们的看法。; 个人分类: 科学政策|7676 次阅读|38 个评论

朱清时校长的“四大失误”: 热度 17 lgmxxl 2011-6-22 09:02; 近几日，南科大及其创校校长朱清时成为人们争相议论的话题。南科大好像一夜之间成为教育改革的反面典型，朱清时老人成为人人批评的对象。一个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当过中国顶尖大学十年校长的人成为一个不懂教育规律，不尊重学者意见，不作基础搭建、只会玩“口号”的媒体炒作者。这些真让深深地感到震惊，也让我反思良久。我自南方科技大学开始筹建时就一直关注南科大的发展，根据自己搜集的资料来判断，朱校长委实存在重大失误，至少有四个！失误之一：错把领导人表态当成法律法规从南科大校长遴选过程看，当推委会、遴选会最终圈定朱清时为校长时，朱清时和当时的深圳市长和市委书记有过深入的交谈。当朱清时得到他担任校长的条件后，他才答应当此校长的。从以后陆续公布的资料看，朱清时当时要的条件主要应该是：去行政化，大学不要行政级别；兼任党委书记，提名副校长；教授治校。朱校长得到这些答复后，他就以较快的速度向外界作了透露。以至于一些媒体在采访朱清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南方科技大学九大亮点，比香港科大条件更好！但是，一个月后，风云突变。先是南方科技大学45名学生被要求高考；接着是《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原来大家期盼的“教授治校”，改为了“教授治学”；最重一招当然是其合作团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让国人难以理解的重大材料：《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朱校长的急于发表讲话，给自己落下个“学话不算数”、“只会喊口号，不懂教育规律”、“哗众取宠”等的悲剧。其背后的原因，当是把领导的表态当成了已成事实的法律法律。失误之二：错把媒体当成同盟军在朱清时担任校长不到二年的时间内，他成为国内在媒体上曝光最多的大学校长。从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到市级小报，都有关他本人及南科大办学的报道。朱清时好像在不自觉地把媒体当成自己的同盟军，冀希望于媒体的力量，推动南科大改革的顺利实施。但现在的中国媒体，一是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二是进行了政治化顺应，媒体更多地注重的是新闻的经济性、政治性、娱乐性。朱清时成为媒体的玩偶，到头来成为媒体继续赚钱的工具。以《南方周末》为例，该报纸发表了有关南方科技大学的系列文章：《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2010-12-17）》；《“小楼”和“大师”:一所理想大学的模样（2010-12-17）》；《大学难批并不荒唐（2010-12-23）》；《南科大首批50名新生能招满吗（2011-01-06）》。在这些文章吸引观众眼球的情况下，《南方周末》（2011-06-17）在其报纸的前几版发布了三篇有关南科大的重要文章，其中尤以《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为最厉害。把媒体当成自己的同盟军，原想通过媒体形成自己教倒的推动力量，结果媒体却帮了倒忙。这个教训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失误之三：错把香港科大教授聘为自己的合伙人吴家玮校长在总结其香港科技大学成功实践时，曾说过“崭新的研究型大学里，人际关系必须细心处理。大凡杰出的专家学者之所以杰出，就是因为他们各自有独特的思维见解、观察能力和创新论点。科大的创校人物大多是来自一流学府的资深教授，对办学的良策各有看法，也很执着。欲在资源有限、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达成共识，恐怕不太容易”。不想此言竞是一语成畿。《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一文充分说明了吴校长的伟大。该文六个小标题：1.“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2.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3.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4. “教改实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5. 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6. 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这6个标题，个个切中要害，个个危言耸听。这篇文章出自三位受过洋教育的教授之手，我不太相信。有不同意见，作学术争鸣，是完全可以的，但不应该把学术争论，上升到如此高度。失误之四：错把学生当成改革者南科大的45名学生最多算作南方科技大学的首批学生，他们甚至还不能算南方科技大学的利益相关者。让这些10到25岁的孩子们充当改革者，甚至于支持他们不参加高考，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失误。45名学生与教育部作对，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高考作对，无论如何都要付出代价。真希望我们教育部能有容人之量，不要拿这些孩子说事。也希望朱校长能进行完自己的改革，否则，45名学生的命运真不知会如何。吴家玮 . 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54.; 个人分类: 大学英雄|14404 次阅读|37 个评论

[转载]假如“南科”梦醒，失望的不只是朱清时: 热度 5 ivychang_cas 2011-6-21 09:31; 来自：钱江晚报南方科技大学自今年3月开学以来，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 ( 微博 ) ，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据华西都市报披露，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南科大筹建团队的核心人员退出了与朱清时校长的合作，无疑是爆炸性新闻，因为之前人们关注、担忧或质疑的是南科大的“外患”，即它的改革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冲突，没有人想到它还有这样深重的“内患”。对南科大的教改“实验”，有些人一开始就不看好，称其为“南科一梦”。但这一“梦”经媒体传播，已逐渐扩展、蔓延成为许多国人共同的教育梦想，这个强调“去行政化”、追求“自主招生”与“自授学位”的另类大学，以其独标一格的、与现行教育体制多处不“兼容” 的办学思路，以及毅然决然的革新态度，在筹办的过程中，就已成为人们心中“求解钱学森之问”的一块试验田，人们在它上面播下了教改梦想的种子，盼望着梦想的发芽、生长。但目前看来，这块试验田可能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还有点问题。从“天时”来说，目前公众追求的主要不是“互利的正义”，而是“公平的正义”，因为贫富差距拉大，更因为以权谋私的丑恶现象屡见不鲜，体现在教育改革上，便是人们对“自主招生”、“素质考核”之类的公平性的质疑，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现行高考制度哪怕有千般不好，但还有一好——公平，因此南科大45名学生拒绝参加全国高考，招来的非议也很多。从“地利”来说，本该是南科大的最大优势，因为深圳市政府是朱清时的“老板”，当初聘请他当校长，就是想让他办一所与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一样的一流大学。深圳一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大都会，沧海桑田的巨变奠定了深圳市锐意创新的文化底蕴，深圳市民相信“只要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这也是南科大未被列入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招生资格名单，可朱校长招生的演讲依然会爆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深圳的人文环境毕竟与香港不同，学校的办学阻力如果过大，从当地政府到普通百姓，当地社会对它的认可度也会随之降低的。而最关键的“人和”这一要素，也在两方面相继出了问题。先是朱清时这CEO与深圳市政府这老板之间有了龃龉，既有与市政府在公开招聘正局级副校长一事上的矛盾，更因鼓励学生拒绝高考一事，让老板很生气。而现在又曝出筹建团队的核心人员退出，并公开发表文章阐明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无疑是雪上加霜，让人感觉朱清时已四面楚歌，猜度他能不能顶住这来自各方的压力。无论是“去行政化”，还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南科大面对的是整个现行体制，谁都知道南科大的“一小步”有多难，唯其难，才更显出其勇于实践的意义，无论成败，都该为南科大喝彩一声。 (钱江晚报); 2652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南方科技大学不是香港科技大学: 热度 2 ivychang_cas 2011-6-21 09:29; 转发：刘广明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59436do=blogid=456849 香港科技大学1986年3月开始筹建，8月成立“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1987年9月筹委会接受校长遴选委员会建议，于1988年委任吴家玮为第一任校长。1991年10月首批700余名学生到校，由于首期校舍未完全落成，学生只能在九龙尖沙咀的临时校舍上课。首批学生到校时，有教职工100余名。香港科技大学首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于1992年1月和1994年落成。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模版就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政府希望通过15年左右的时间，把南科大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09年6月经过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的朱清时被任命为创校校长，2011年3月首批45名学生到校上课。首批学生到校时，有教职工20名左右。南方科技大学计划2012年9月建成新校区。由此，可以看出两校的诸多相似点：政府全力筹建；校长公开遴选；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个筹建5年后招生开学，一个筹建4年后招生开学；在筹建时期都广受争议：香港科大曾因预算严重超支、设备豪华等而广受争议。南科大则因期“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失败”等而面临巨大的诘难。但两者的不同点却是远远大于相同点的，或许正是其中的不同点，使朱清时的合作筹建顾问班子撤离，使南科大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广受质疑。也正是这种不同点，使南方科大永远模仿不了香港科技大学，更成不了香港科技大学。外部治理环境的不同筹建香港第三所大学，是香港行政局和香港社会的共同愿望，得到社会的积极影响和热切支持。这可以从其筹备委员会人员组成和社会积极捐款两个方面得到印证。筹备委员会既有资深议员、政府司长，也有海外教育界、本港教育界社会名流。在筹备委员会后成立3个月后，香港赛马会即捐出港币19亿作为校园建设资金。在筹备委员会公开征求校名时，社会积极建议，建议名称超过百个。在深圳建设第二所大学，也得到政府和特区人民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力度不可同日而语，支持背后的动因更是天壤之别。当然，最大的不同是在这种热切的期盼中，香港政府却表现出高度的“靠边站”。香港政府拨款之后，没有连带任何条件、任何要求、任何框架、任何压力。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干预几近于零。也正是这种政府的“无为”成就了香港科技大学美好的今天。反观南方科技大学，虽然得到政府和特区人民的支持，但政府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中作用却是巨大的，也是自始至终的。从校长遴选，到校园建设，甚至到仪器购置，学生不参加高考，都能看到政府“作为”的影子。特别要命的是，除了特区政府的“作为”外，还有教育部的“大有作为”：三年不批准其筹建；同意自主招生后要强行要求参加高考！可以说，朱清时校长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中付出的心血绝比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付出的多得多，但这些多付出心血，可能恰恰是吴家玮校长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他没有遇到过的。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吴家玮、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教授共同指责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着实有点“不合国情”，也是对朱清时校长的不仗义。我认为朱清时的不合常规出牌，并不是朱校长不懂教育规律，而是他面对“黄灯”情境的一个“急招”。内部治理结构不同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时，其法规为一张白纸，所以它可以完全“量身自制，适时宜人”。初创时的香港科技大学，借鉴的是美国东西两岸两所公立大学：加州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法规，同时也加上了香港创立科大的背景、环境、文化和经济条件。于是乎，一套一套量身订制的法规出笼了，适于科大的宗旨，合于科大操作，又在世界主流大学范畴之内。如果把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最大秘诀作一个归结，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条：政府无为、国际视野、教授治校。政府无为，讲得是政府不干预大学的办学；国际视野则要求香港科技大学要无论是在校园建设，还是在学术规划、学科规划、人才培养、教师聘任等方面，都要有大手笔，在站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前沿去思考、规划和落实这些事情；教授治校则要求教授在学校有话语权、建议权、决策权，同时教授也要有压力、有动力、有激情。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建设模版，当然知道南方科技大学成功的秘诀。所以朱校长一上任就说，他要在南方科技大学搞一块“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他要“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应该说，他说这些时，绝对不只是为了炒作。但实践给他老人家上了一课：去行政化的行程中，政府高调给他公选两位“正局级”副校长（政府应该是答应过他副校长由他提名的）；“教授治校”被演化为不疼不痒的“教授治学”，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几近“罢设”；“自主招生”千呼万唤才出来，却被认为是“不合法”，要求已被录取的学生去高考（实际上如果学生在南方科技大学参加高考同样有违法之嫌：异地高考！）老人家难呀！资金条件不同有钱不一定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足够的钱是一定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香港科技大学筹备时，可谓资金充足。建校资金一说是20亿美元，一说是500亿港元，吴家玮校长说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其学术副校长孔宪铎认为，创建香港科大的经费充足：巧妇大米，柴油俱备。在1988年到1993年创校之初的5年中，香港科技大学人员工资加了一倍，到1998年，其人员薪俸是1988年2.7倍。正是其诱人的报酬，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教师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反观南方科技大学，则没有这么幸运。虽然网上爆传南科大教师拿着7位数的钱、学生吃的是“八菜一汤”，但朱校长手里的筹建机动经费却只有区区的1000万元，其它方面需要钱，得找有关部门申请。将于7月1日实施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也没有给予朱校长多少用人的财政权。他的财务预算要经市政府批准，南科大教师工资要“参照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市场薪酬水平状况，合理确定”。可以设像，南科大决不会出现像香港科技大学在聘人方面的财大气粗，也绝不会形成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吸引力。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南方科技大学建设一支世界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的目标或难以实现。由以上三点不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不管是谁当这个校长，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南方科技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都不可能实现。南方科技大学还是应该顺应环境需求，调整自己的目标和策略，慢慢来。用吴家玮校长的话来说，就是惟“一步一步去做”。; 3020 次阅读|4 个评论

南科大：把口号喊成真理也是一种成功: 热度 9 张显峰 2011-6-21 08:48; 南方科大最近又陷入了舆论漩涡。先是因为45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被媒体说成了“朱清时的人质”；后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三位南方科大创校核心成员“出走”后，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公开质疑“朱清时式教改”。其实，有歧见，拿出来讨论是好现象。有意思的是，舆论近来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早先南方科大擎起“去行政化”大旗时，舆论一片掌声；随着其开张，质疑之声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时评家“告诫”朱清时：“南方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 要看到，舆论有时是盲从的，你越跟体制合不来，它越叫好，但对南方科大来说，最值得珍视的应当是这些不同声音。香港科技大学三位“志愿者”李晓原、李泽湘和励建书教授，是因为办学理念的不同和朱清时分手了，可贵的是，他们是谦谦君子，能把分手原因和自己的看法坦诚公开，我想不是图嘴上痛快，是真正为了南方科大能有好的未来。南方科大一开始就以“去行政化”的“革命者”形象示人。但三位教授认为：“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这句话我想朱校长不必介怀。南方科大本质上讲是个公立大学，让一个公立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学校说了能算的，要看人家深圳市想怎么玩儿，如果深圳只跟你要结果，要一所响当当的研究型大学，并且告诉你，你缺什么可以要，至于你怎么办我不管，我想这事就好办多了。别看这个想法很简单，要实现起来很不容易。政府得从掌柜变成丫鬟，得从命令你变成服侍你，这“变”起来相当困难，不仅要有诚意，还要有胸襟，更要有胸怀未来的眼光。前一阵子深圳市公选正局级的南科大副校长，就说明深圳放手放得还不够彻底。要不要行政和要不要行政化是两个概念，任何机构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世界公认的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但他们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中国的大学里也同样存在一个庞大的、有力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整个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他们只强调一个功能：管束——管束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在一所大学里，行政力量是用来服务的时候，学术、学生和教员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决定着一切学术事务；反过来，行政力量是用来管束的时候，权力才是真正的主人，学术则沦为权力的奴婢。这是中国大学和国际一流的差别，也是要行政还是要行政化的不同后果。南方科大已然擎起“去行政化”的大旗，我以为，口号不妨喊着，等它真把这道“伪命题”求真了，南科大也算成功一半了。;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5314 次阅读|9 个评论

南科大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者朱清时: 热度 5 Zhanglincn 2011-6-21 07:04; 有这样一段成功的历史，就发生在“昨天”，它就是祖国的建国伟业。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奋斗历程中，有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才现象，那就是最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核心人物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没有出国留学的人。这个历史现象只能说明一点：只有那些能把先进的国际理念和中国的实际现实结合起来并自主创新的人，才能获得中国实践的成功。毛泽东之所以能在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或军事战斗中给出非常合理的可行性建议和举措，靠的不是对国际现成先进理念（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而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清楚把握。试想在那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确的军事决策是多么重要：前有军阀堵截后有党国追兵，这场战役该不该打，怎么打，打完要到哪里去？而且这些事情都需要立刻做出决定。在革命领导的核心圈子中，不仅有李德这等纯粹的国际大腕，王明这等直外派回国的牛人，而且还有众多留过洋的中坚力量，他们却都不能即刻给出实际正确的军事方略，而只有毛泽东总能正确把握局势，时时提出正确的策略，这一点不仅仅说明毛的聪明绝顶，更说明毛这土生土长的帅才，不仅懂得国际理论的精髓，更了解中国现实的具体情况。与此相似，中国教育领域的南科大也在进行一场教育改革的宏伟事业，正同这段革命历史相似，此刻谁都不知道南科大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而且此刻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怎么办就成了朱清时核心集团“军事会议”上讨论的重点。分歧当然会有，指责当然颇多，因为此时前途不明，生死未卜，而参考的道路却有千条万条。此时忽然有人就提出中国教育改革已经获得成功，而且有了自己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当然香港科大已经做到了一流，而且还一直在不断前进。但香港科技大学的环境与其说是中国环境，不如说和西方相同。香港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和英国、美国一样的环境，甚至包括香港同胞们的生活方式都和西方差别不大。所以香港科大的成功只是一例西方教学模式的再次胜利，而不是中国大陆教学改革的一次成功，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正是这一点才产生了办学理念的严重分歧和众多声音的广泛质疑。朱清时校长走的道路正和毛泽东当时的道路极为相似。朱校长是个懂得中国具体现实的人，也是一个立志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尝试改革的人，所以朱校长“没有”走西方办学的基本套路，尽管朱校长一直以香港科大为榜样办学。其实朱校长不是不想采取已经实践地非常彻底的西方成熟的办学模式，而是朱校长发现只能采用中国现实条件下可行的办法，才能把西方办学的精髓结合到中国的教育改革中： “南科大只能建成中国国情下的一流大学，不能够拷贝任何地方任何学校的模式，因为情况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目标也不完全相同 —— 南科大是我国的教改试验田，要为高教中的一些难题试探出路。（朱清时）” 这才是中国教育改革应该有的现实态度，我们的内心都想拥有中国的哈佛、中国的剑桥，大陆的香港科大，但我们要在中国的环境中获取这个目标，就不能照搬已经非常成功的西方大学的现成模式，我们只能走把先进的国际理念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并重新加以自我创新的道路，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因为我们不想放弃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当你站在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时候，我们只能明白我们的社会是承载了多少人的鲜血和希望的来之不易的社会，而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弊端和不足，存在于教育、经济、科学和政治中的种种落后和黑暗，不能以推倒纪念碑的颠覆方式为前提，事实已经证明在很多领域都有和朱校长一样的改革者，他们的勇气和坚韧都能带给我们最好的回报，而我们也不必为此放弃我们的信念。南方科大，我们期盼你的成功！; 个人分类: 科学教育|2564 次阅读|19 个评论

朱清时的失败与南科一梦的破灭: 热度 15 冯用军 2011-6-20 18:26; 最近，南科大核心创业团队——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纷纷抛弃朱清时而去，他们是带着深深的失望情绪离开的，而离开的重要原因是认为朱清时的做法违背了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这些言论说到了南科大和朱清时的命门上，也是朱清时和南科大的致命伤或者说“先天基因缺陷”——违背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加之碰上一个不想作为、不敢作为的过渡部长，情况确实如此，可能还会变坏。高考仍然是中国目前最公平科学且合法的学生进入大学的唯一通道，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该挑战这公平的最后一根稻草和道德底线。如果说港科大的四位教授们太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和办事传统，那么老乡朱清时是太了解了，他原本以为，筹建中的南科大违反国务院教育部法律法规而违法、违规招收45名学生，全然不顾《高等教育法》的严肃性和高考招生的规律性，自以为将“生米煮成熟饭”，教育部就会“法不责众”，承认南科大的自主招生权和自授学位；本来教部给了朱清时和南科大一个台阶，就是教部发言人续梅说中国任何高校招收学生都必须参加法定的高考，准备给了45名非法生一个寻求合法身份的路径，以参加合法的高考而换得招生的让渡资格。可是，朱清时继续违背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做他的“南科一梦”，害人害己，变相要求45名学生发公开信不参加目前最公平、最公正、最公开的合法高考，而自己躲到外面去避风头，最后，以学生要挟教育部的“倒逼方案”未得逞后，又出来发话说这是学生自愿的，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妄图以老迈之躯和45个无辜学生去对抗体制和国家机器，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以餐具收场。朱清时的失败，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失败，无论是作为老乡还是一名高等教育工作者，从道义和专业上我也很同情他，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去行政化”、落实《高教法》）的失败，更是中国整个体制改革的失败。南科大本身就不合时宜、不伦不类，而且又落到不懂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朱清时手上，换句话说，深圳市委市政府选从体制内退休的副部级校长朱清时来当体制外的南科大的筹建校长，本身就是一个决策错误。南科大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从校长到普通教师到普通的服务人员，都应该挑体制外的青年才俊，这种人才既有高等教育经验，也有干一番事业的闯劲，既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也懂得人才培养规律。朱清时一厢情愿、深圳市委市政府一厢情愿的失败实验和改革——南科大真的就要成我当初预言的“南科一梦”了，可怜了那45个出身非法的孩子们，他们的一辈子就毁在老朱和某些政客的手里了。朱清时“南科一梦”失败，反正没什么责任，大不了继续他的退休生活，或者到那个独立学院、民办学院继续兼职赚多点钱，深圳市委市政府也不用为失败的南科大和浪费纳税人的巨额税赋承担政治决策失误的责任，只是苦了那45个孩子们，还要坚强些，振作起来，从朱清时鼓吹的美丽肥皂泡破裂之后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昂首走上高考的正确道路和按考分上大学的科学人生，或者并入深圳大学预科，降低青春损失，重新开启幸福人生。无论是谁来宣布，朱清时本人承认改革失败、实验结束，还是始作俑者深圳市委市政府，放过那45个无辜的孩子们吧，让他们早日从苦海中解放出来，通过全国统考或教育部批准的80校的自主招考获得合法的身份。解铃还需系铃人，南科大的失败和夭折只是个案，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体制机制改革还必须探索新的道路，而且必须探索新的改革道路，否则，“钱学森之问”将永无破解之日，中国高等教育也将走向消亡的不归路。朱清时仅仅是一个退休的老人，而已，我们本不应该对他指望太多、期望太高，现在失落感、挫折感、失败感很强，那也是人自找的，毕竟，现在的深圳已不是30年前的深圳、现在的领导人已不是30年前的领导人。你期望太高，就应该有这个挫败感最强的心理准备。邯郸学步也好，东施效颦也罢，我国大陆是没有像香港科大那样的生长土壤和环境的。无论朱清时式的“南科一梦”是个杯具、洗具还是餐具，深圳市委市政府已经错过了引领新一轮30年改革开放的最佳时机，其实，从许宗衡因腐败被抓之时就已经失去了，所以，各方一厢情愿的“南科一梦”最终沦为历史的笑话、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吊诡败笔。我们国家有句俗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违背常识的言行一般而言是错误的或伪科学的，老朱心太急了，步子迈得太大、跨得太远，将事物的基本成长规律搞反了。我理解老朱的心急，毕竟他年龄不小了，能清醒做事的时候不多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急是老人们的通病，想当年一代伟人小平同志92南巡也急，何况是区区朱清时。其实，在中国特色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路要取稳健措施，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儿的来，绝不能操之过急，毁其旧屋，露处野以待新厦之成，于新衣未成之前，弃其旧服，兴无衣褐之叹。按照科学的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做法，南科大的改革探索可以学习梅贻琦先生复办清华或香港国际公开大学的做法，利用好深圳市委市政府提供的上十亿资金，不拘一格聘教师，特别是既有高等教育研究经历，又有高等教育工作经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和人才培育的青年才俊，全球范围内同行聘评人才、组建卓越的教师团队，大师可以爱钱但不能唯利是图，先全球范围内招收优秀研究生，办出特色、打造品牌、取得学术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等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水到渠成地自主招收本科生、自授学位。老朱的致命缺陷就是年龄偏大、操之过急、违反常识、朝三暮四，根本的还是太老，引起了后面的连锁性错误反映。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只有一条科学发展之路、一条阳光大道，其他所谓的改革之路万千条都是浮夸风、死胡同、伪改革，注定会失败，而这条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改革之路就是“党委指导（管思想、抓组织建设）、校长治政（行政和服务）、教授治校（教学和学术事务）、专家治术（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学生治学（学习知识和提升素养）”；“朱清时们”太老了，思想观念陈旧、包袱太多太重，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承担也承担不起改革失败的重任，只有我们这些年轻人，才会满怀希望要从当下死水一潭、铁板一块的“行政化”体制中杀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血路来，只有我们这些轻装上阵、没有思想包袱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高等教育工作者才有这个社会责任、历史使命和闯劲冲劲，我们要敢于担当也应主动挑下这副历史重担，真正建成党委主管战略校长负责决策的、“去行政化”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引领时代潮流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个人分类: 国家教育科学院|3927 次阅读|37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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