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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panfq 2018-3-25 00:12
赵复三 译 中国哲学简史 在线阅读 在线 2 百科 三联出版 当当 涂又光译 电子读本 当当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172414.html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译者 涂又光,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线阅读 http://lfs.softwarehistory.net/l/ChinesePhHistory/ 英文版 影印版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感觉涂译本很简练有力,一般说来也很准确,涂先生老清华出身的英文底子自然不是一般,而他又是中哲史的研究者,还得到冯先生的指点,因此恢复的中文原文更多些。而赵译本意蕴更充沛流畅,读起来更自然些,但也有个别地方处理得不够精准。两个译本可以说各有千秋。赵译本后出,其英文造诣更高,总体质量应当说是后出转胜,可谓无疑。但两个译本见仁见智的地方还是很有一些的。翻译难有定准,冯著中哲简史的两个译本可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赵先生出身上海圣约翰大学,曾长期在基督教三自会工作,临近文革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事宗教研究,英文造诣极高。文革后被胡乔木提拔为社科院副院长 http://jxq2006.blog.hexun.com/82323239_d.html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语言障碍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 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 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上农》 —— 农业的价值 “反者道之动” 对自然的理想化 家族制度 入世和出世 中国艺术与诗歌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中国哲学中的“常”与“变” 第三章 诸子的由来 司马谈和六家 刘歆和他关于各家缘起的理论 对刘歆理论的修正 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孔子与六经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正名 仁义 忠恕 知命 孔子的心灵修养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比较:《中国哲学史》目录 ( 一)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 二)孔子对于传统的制度及信仰之态度; ( 三)正名主义; ( 四)孔子以述为作 . ( 五)直仁忠恕; ( 六)义利及性 )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墨家的社会背景 墨子对儒家的批评 兼爱 天志和明鬼 一个看似表里不一的问题 国家的起源 第六章 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 早期道家与隐者 杨朱的基本思想 杨朱思想举例 老庄著作中的杨朱思想 道家思想的发展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 性善说 论儒家与墨家的基本不同点 政治哲学 神秘主义 第八章 名家 名家和“辩者” 惠施关于事物相对性的理论 公孙龙关于共相的学说 惠施和公孙龙学说的意义 第九章 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 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道,无名 自然的不变规律 为人处世 政治理论 第十章 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 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 得到相对快乐的途径 政治与社会哲学 感情和理性 达到至乐的途径 有限的观点 更高层次的观点 更高层次的知识 神秘主义的方法论 第十一章 后期的墨家 关于知识和名的讨论 关于“辩”的讨论 澄清兼爱说 为“兼爱”辩 对其他学派的批判 第十二章 阴阳家和中国早期的宇宙发生论 六种术数 《洪范》所描述的五行 《月令》 邹衍 历史哲学 “易传”中描述的阴阳原则 第十三章 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苟子 人的地位 关于人性的学说 道德的根源 关于礼乐的学说 关于逻辑的理论 论其他学派的谬误 第十四章 韩非子与法家 法家的社会背景 韩非子,法家的集大成者 法家的历史哲学 治国之道 法家与道家 法家与儒家 第十五章 儒家的形而上学 事物之“理” 万物生成之“道” 万物变易之“道” “中”与“和” “庸”与“常” 从启泉到止于至善 —— 明与诚 第十六章 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主张 秦朝统一中国前的中国政治情况 中国的统一 《大学》 《荀子》中的折中倾向 《庄子》哲学中的折中倾向 司马谈和刘歆的折中主义思想 第十七章 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 阴阳家和儒家的合流 对宇宙本体的理论 人性的学说 社会伦理学说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 对《春秋》的解释 社会进步的三个阶段 第十八章 儒家兴盛和道家再起 思想的统一 孔子在汉代思想界的地位 汉代经学中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 扬雄和王充 道家与佛家 政治和社会背景 第十九章 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 名家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 对孔子的重新诠释 向秀和郭象 道是“无” 万物的“独化” 典制与道德 有为与无为 …… 第二十章 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第二十一章 中国佛学的基础 第二十二章 禅宗:潜默的哲学 第二十三章 更新的儒家:宇宙论者 第二十四章 更新的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第二十五章 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 第二十六章 更新的儒学中的另一派:宇宙心学 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 第二十八章 厕身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赵复三的译后记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于一九四八年出版,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世界和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冯先生也已经仙逝多年。但是,细心的读者读冯先生的这部著作,会觉得如同是新著一样。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冯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六十余年,他不仅是迄今无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贞元六书”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位哲学家。《简史》问世之时,是在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十几年,又在“贞元六书”完成之后;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就篇幅说,此书远少于《中国哲学史新编》;就内容说,却正好最鲜明地表现了冯先生自己的特色。原因之二是,冯先生轻松驾驭着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这两部历史,来写作这部《简史》,思想资料是中国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这本书引人入胜,就由于它的这些特色。    翻译本书,如同探险,个中乐趣,其味无穷。念自严几道先生悬“信、达、雅”为译事三难之后,三字已成翻译通则。朱光潜先生认为,三字中,“信”字最为重要,这不难理解,但要做到,并非易事。翻译外文书刊,大概诗歌、哲学两类著作最费斟酌。这两类著作如果依循原著,逐字逐词按字义翻译,应不是十分困难;难的是在翻译这两类著作时,不能只满足于“形似”,还要求其“传神”。这本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艺术的要求;仔细想一下便能发现,无论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都往往是社会里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生活经历而十分敏感的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生活的磨难中对历史、时代、社会、人生进行反思。社会变动越急剧,这种反思也越像大海波涛一样无法自已。人的生活感受往往超过自己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能力,为此而“言不尽意”。在中国,还有时是由于两千年专制统治形成的社会环境限制,而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只好运用比喻和暗示而“意在言外”。诗人、艺术家、哲学家除了在自己作品已说的之外,常“言有尽而意无穷”。视听艺术诉诸人的形象思维,语言艺术则离不开语言,因此,中国的诗人和哲学家都同样强调“言外之意”。艺术家的手法和哲学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这成为中国艺术的特色,也成为中国哲学的特色。为此,诗歌和哲学著作的翻译,往往需要迈过“形似”,而要求“传神”。如果低于这样的要求,译者便难免会感到内疚。这是我在翻译本书时,常常深夜扪心、惴惴不安的地方。举例来说,魏晋以后十章,在书中篇幅虽较先秦、两汉部分为少,而涵盖历史事件和时间则远超过前半,牵涉的问题也远超过前半。   ====================   第十九、二十两章       第十九章标题:“Neo-Taoism:The Ratlionalists”,布德教授的英文标题在逻辑上似略有毛病,“ism”是学说,后面“ist”则通常是指人,前后不够一致。但英文原文在中间使用的冒号“:”也可以使它有另一种理解,作者是说:“新道家是一种理性主义者。”中文旧译“新道家:主理派”,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接下去,第二十章标题是“新道家:主情派”。读者在这里不免要问:冯先生的意思是说,新道家既是“主理”的又是“主情”的,抑或新道家中既有一个“主理派”,又另有一个“主情派”呢?中文旧译本对十九、二十两章的标题分为“主理派”和“主情派”,很容易使读者体会成他们是两派,这究竟是否冯先生的原意?如果冯先生认为,新道家中有两派,则第二十章的内容和第十九章的内容应该针锋相对,表明是两派;而现在冯著第二十章的内容在于该章末尾结束语所说“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所谓‘风流’的实质”,“重理”和“任情”在第二十章里,都从属于解释“风流”。这样,第二十章的主人公和第十九章的主人公就不是两批人,而是同一批人了。既是同一批人,处于同一个时代,为什么在本书里又分写为两章呢?我的体会是为了着重说明“晋代新道家风格的特点和当时所谓‘风流’的实质”。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中国哲学史家特别关注呢?我体会,这与冯先生对哲学的认识——“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有内在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先秦、魏晋、晚唐、南宋等,都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旧的社会秩序被打乱,社会结构被破坏,思想界、知识界为自己,也为社会寻找出路时,首先遇到的是与王权的关系。如战国时期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西汉初,刘邦踌躇满志当上皇帝后,张良与刘邦的关系;东汉末诸葛亮《诫子书》中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生哲学。但在“士”来说,仅仅超脱了眼前政治的激流漩涡,却还未曾超脱历史。个人既无法左右历史,只有在精神上努力超脱,这正是魏晋文士面临的人生处境。“风流”便是魏晋文士的生活态度和生活风度,这对外界现实,无论是物质或非物质,都毫不粘着,不为物役;“风流”是指事物本质所具的神韵,可以不需要文字语言,却自然在人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因此后来司空图在《诗品》中可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鲁迅曾有文,论不少魏晋文士服用药酒,引起全身燥热,为此衣带必须宽松,动作自然从容。这项考证似并未体现出魏晋文士的真正精神面貌。古代思想史著作中,像冯先生此书对魏晋文士思想和风格提出一个完整的认识,在中国哲学史上实属首创。冯先生不仅介绍魏晋文士特有的精神面貌,在介绍北宋五子时,同样把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把张载《西铭》重点介绍出来,刻画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风貌。鲁迅曾认为,中国文人若不做官,便隐居山林,隐居其实只是为做官提高身价。这是讲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冯先生在这里指出:中国除浸透儒家思想的“儒生”外,还有另一种读书人,身上另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气质,这不仅是由于“学”,由于道家和佛家思想的蕴积,还由于乱世给人的锤炼。“道”既无在无不在,在求道之人的身上,也无时不在,在战乱之世就更突出。这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它不仅是时代精神,也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一贯的精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人领会的“美”,也是中国哲学所讲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所在。冯先生的哲学挚友金岳霖先生在他的名著《原道》一书全循逻辑阐明中国哲学之后,最后说,只讲理性之人并不可爱。王国维先生曾叹息读哲学时,自己所信的不可爱,认为可爱的却又不可信,因此而苦恼,以致不得不放弃哲学。王国维、金岳霖两位所苦恼的,正是西方哲学的窘境。冯先生在本书末说到中国哲学可能对西方哲学有所贡献的是在精神境界方面,也正在此。因此我觉得,十九、二十两章是冯先生此书精义,垂范后世之处。而旧译在此处给读者的印象,似乎突出了两派,却贬低了原文要讲的时代风格(“风流”实质)。从英文看,“sentimentalists”通常译作“感伤主义者”,也可作“多情善感的人”,勉强译作“重情”是可以的,但如果把“主情”和“主理”对立起来,则恐不是原著本意。细读第二十章,着重讲的是魏晋名士的“风流”的实质,明确提到两派的是一句话:“在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虽然许多新道家注重理性,但更有许多人是重情的。”这里指出,“虽然许多”新道家注重理性,同时,“许多人”也重情。我的理解,这话的含义,重点在于讲新的道家虽然崇尚理性,同时却又是重情的,是充满人性的。这是新的道家的两重性,也是特性。原书在此因是标题,只能简略,故而比较含糊。旧译循英文本标题,而把它延伸到新道家分“主理”“主情”两派,对读者似易误导。现把第十九章标题译作“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把第二十章标题译作“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与布德教授的文本略有出入(旧译也有类似做法,如把英文本“杨朱的乐园”改译为“《列子》的《杨朱》篇”),但对原著内容是否较为忠实一点?         ====================   第二十三章       本书原文用“新儒家”。现在学术界用“新儒家”一词来指二十世纪的儒学和这一派学者,现已流行成俗。为此,拙译中,对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章,凡“新儒学”译作“更新的儒学”,“新儒家”译作“新的儒家”,以区别于二十世纪的“新儒学”,便利当今读者。       旧译第二十三章标题“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按布德教授英文本是“Neo-Confucianism:Cosmologists”。在西方,Cosmology是“宇宙论”;“宇宙发生论”则另有英文专用术语是“Cosmogony”。西方从事哲学工作的人都对宇宙的本体论和发生论加以区别。在中国,阴阳五行学说是宇宙发生论,讲“宇宙心”,“宇宙之理”则更多是属于本体论范围,因此,还是回到布德教授用词“cosmology”,译作“宇宙论”。        ====================   第二十四章       末一节标题“寻求快乐”,旧中译本循布德教授英文本用词,本无缺失。但这是西方哲学的概念,西方哲学所说的“寻求快乐”与新的儒家所讲的生命之“乐”,只是“形似”,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智性的探索开始,以智性的“生命之乐”为终结。无论前面所说的“风流”实质和此处讲“快乐”都是中国哲学思想精华,为以前易遭冷落处,这是以哲学为工具和以哲学供自己(亦即人人)受用的根本不同之处。冯先生此书的引人入胜之处、净化人心之处、精彩之处,窃以为要从这些地方去找。现根据原著内容,将小标题改译为“寻孔颜乐处”,行文和旧译也略有不同。翻译工作按译者的体会,似乎有两个过程:第一步是循词探意,理解原著的文字;然后,第二步所要求的是循意探词。翻译本书时,译者常常设想的是:如果冯先生这时是在讲课,他会怎样讲呢?这可能是一种冒险的设想,但翻译本来就是冒险。翻译本书,只能循中国哲学之意、循冯先生之意,来探求译文如何达意,因此总是设想几种方案,经过比较,才敢论定。         ====================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是全书结束,也是全书高潮。末后,作者说:“在各种哲学形而上学体系里,无论它们采取的方法是正的方法,或负的方法,最后都往往戴上了神秘主义的皇冠。”原文作“The great metaphysical systems of all philosophy,……have crowned themselves with mysticism.”旧译作“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而上学系统,……无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译者体会,冯先生这话是十分严肃、十分深刻的话。哲学通常分“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包括伦理学)”、“认识论”三部分。西方哲学自前苏格拉底时期,探索的是宇宙本质,即本体论,即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史上,最初也是探索对外部世界的总体认识,然后探索人世、人事变化及其所由来。人从已知出发,去探索未知,这是对无限的探索,最后总要到达人的认识的边际极限,所谓“神秘主义”,其实无非是指到达认识边际极限后,人向前眺望自己不懂得、无法加以解释的东西,只有称之为“奥秘”。说到“这是奥秘”,意思是说,在言语所能及的范围里,这是最后的一句话了。这可以说是为前面所说自己的理论“戴上冠冕”。任何严肃、实事求是而谦虚的哲学家都会承认自己认识能力“有限”,已说的话已经说到了头,再向前就无法多说,只能称之为“神秘”了。也就是冯先生在本书最后所说,已经说了许许多多话,然后应该进入潜默,也就是神游于无限了。英语行文可以称为“戴上神秘主义的冠冕”,但这不是“戴大帽子”!此书旧译把“戴上皇冠”(crown)译成“戴大帽子”,恐不免“以词害意”。所以,此处按“冠冕”本意行文,译作“戴上皇冠”。    冯先生在本书第一章末后对翻译讲了十分精辟的见解,说:“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翻译此书时,常常吃惊,冯先生此书写作于五十多年前,怎么竟像是对着当前的时代,为新的一代而写的新著一样?从书中读到冯先生的思想风采,心向神往,希望不要轻忽辱没一分一毫。同时又觉得能做的十分有限,为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知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随时指正。在惴惴小心之中,又因为窥见了一座大花园而有一种喜乐。这是翻译本书特有的一种经验,一种受用。      赵复三   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960080/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从前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受教育,首先就是受哲学方面的启蒙教育。儿童入学,首先要读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也是宋以后道学(在西方被称为“新儒学”)认为最重要的文献。孩子刚学认字,通常所用的课本《三字经》,每三个字为一组,每六个字成一句,偶句押韵,朗读时容易上口,也便于记忆。事实上,这本书乃是中国儿童的识字课本。《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一种宗教。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四书”在中国人心目中诚然具有《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地位,但“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也没有天堂地狱。 当然,哲学和宗教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不同的人对哲学和宗教的理解可能全然不同。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目中所想的可能很不同。就我来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作系统反思的人就更少。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 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反思,因为它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宇宙论就是这样兴起的。思考本身就是知识,知识论就是由此而兴起的。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家的看法,人要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考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考之前,我们先要对思想进行思考。 P4 这些学说都是反思的产物,甚至“人生”和“生命”的概念、“宇宙”的概念、“知识”的概念也都是反思的产物。人无论是自己思索或与别人谈论,都是在人生之中。我们对宇宙进行思索或与人谈论它,都是在其中进行反思。但哲学家所说的“宇宙”和物理学家心目中的“宇宙”,内涵有所不同。哲学家说到“宇宙”时,所指的是一切存在的整体,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可以给它一个定义,乃是:“至大无外”。因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当一个人对宇宙进行思索时,他就是在反思。 当我们对知识进行思索或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是“关于思索的思索”,这就是“反思”。有的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在思索之前,必须先对思索进行思索,仿佛人还有另一套器官,来对思索进行思索,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们用来思考的器官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对人生和宇宙思考的能力,我们也同样有理由怀疑自己对思索进行思索的能力。 宗教也和人生相关联。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这是我对宗教的认识。 如果从这个意义 —— 也就是人们通常的认识 —— 来看待宗教,就可以看出,儒家不是一种宗教。许多人习惯地认为,儒、道、佛是中国的三种宗教。其实,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道家和道教是不同的两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才是宗教。它们的内涵不仅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道家哲学教导人顺乎自然,道教却教导人逆乎自然。举例来说,按老庄思想,万物有生必有死,人对于死,顺应自然,完全不必介意,而道教的宗旨却是教导长生术,这不是反乎自然吗?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如果有人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道藏》里许多道士的著作倒是可以提供不少资料。 至于佛教,佛学和佛教也是有区别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佛学比佛教有趣得多。在中国传统的丧事仪式中,僧人和道士同时参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充满哲学意味的。 今天,许多西方人看到: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例如,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一文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P5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话一点不错。但是人们会问:这是为什么?如果追求彼岸世界不是人类内心的最深要求之一,为什么对世界许多人来说,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成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呢?如果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要求之一,何以中国人成为例外呢?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不曾意识到,在道德伦理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呢? 比伦理道德更高的价值可以称之为超伦理道德的价值。爱人是一个道德价值,爱神是一个超越道德的价值,有的人或许喜欢称之为宗教价值。但是如果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这个价值不仅限于宗教,除非宗教在这里的含义和我在上面所说的不同。举例来说,基督徒看爱神是一个宗教价值;而在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里,神的含义就是宇宙。严格说来,基督徒所说的爱神,也并不是超越道德伦理的,基督教所信仰的神是具有位格的,因此,基督徒爱神可以比拟为儿子爱父亲,而儿子爱父亲便是一个伦理价值。因此,基督教所讲的爱神是否超越道德,便成了问题。它只是类似超道德,而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爱神”才是真正超越道德的价值。 现在来回答上面的问题。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并无二致。但是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 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 ,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里不谈“损”和“益”的区别,我对老子这句话也并不完全同意。援引这句话是为了藉此表明: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学”和“道”是有所区别的。“学”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增长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哲学是在后一个范畴之中的。 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其功能不是要增长正面知识,这一点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已有维也纳学派加以阐述。但是,维也纳学派是从另一个角度,为了另一个目的。 P6 我不同意这一学派认为哲学的功能只是为了澄清概念,把形而上学的性质看成只是概念的抒情诗;但是,从他们的论辩中可以清楚看到,如果哲学果真去谋求提供正面知识,它将陷于荒谬。 宗教倒是提供有关实际的正面信息,但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科学提供的不同。因此,在西方出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它的权威在科学前进的历程中不断被削弱。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结果是自身的衰退。如果除宗教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更高的价值,则今日人们的宗教意识日益淡薄,的确应当为之惋惜,因为大众抛弃了宗教,也就抛弃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得被囿于现实世界之中,而与精神世界隔绝。幸好除宗教外,还有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而且,这条通道比宗教更直接,因为通过哲学达到更高价值,人不需要绕圈子,经由祈祷和仪式。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价值比经由宗教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因为其中不搀杂想象和迷信。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所提供的最高福分。 第三章 诸子的由来 司马谈和六家 刘歆和他关于各家缘起的理论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Liu Hsin's whole analysis reads as follows: The members of the Ju school had their origin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Those of the Diplomatist school had their origin in the Ministry of Embassies.... following general orders , instead of following literal instructions. Herein lies the strength of their teaching.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 对刘歆理论的修正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 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 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孔子与六经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正名 仁义 忠恕 知命 孔子的心灵修养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比较:《中国哲学史》目录 ( 一)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二)孔子对于传统的制度及信仰之态度; ( 三)正名主义;(四)孔子以述为作. (五)直仁忠恕;(六)义利及性 ) Chapter4 Confucius ,the first teacher Confucius and the Six Classics ; Confucius as an educator 正名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s ; 仁、义 The Human-heartedness and the righteousness 忠、恕 Chung and Shu 知命 Knowing Ming 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Confucius’ Spiritual Development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Confucius’ po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ONFUCIUS is the latinized name of the person who has been known inChinaas K'ung Tzu or Master K'ung.* His family name was K'ung and his personal name Ch'iu. He was born in 551 B.C. in the state of Lu,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present Shantung province in easternChina. His ancestors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ducal house of the state of Sung, which was descended from the royal house of Shang, the dynasty that had preceded the Chou. Because of political troubles, the family, before the birth of Confucius, had lost its noble position and migrated to Lu.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of Confucius' life is the biography which comprises the forty-seventh chapter of the Shih Chi or Historical Records (Chinas first dynastic history, completed ca. 86 B.C.). From this we learn that Confucius was poor in his youth, but entered the government of Lu and by the time he was fifty had reached high official rank. As a result of political intrigue, however, he was soon forced to resign his post and go into exile. For the next thirteen years he traveled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always hoping to find an opportunity to realize his ide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eform. Nowhere, however, did he succeed, and finally as an old man he returned to Lu, where he died three years later in 479 B.C. 孔子与六经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正名 Let the ruler be ruler, the minister minister, the father father, and the son son.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仁义 Human-heartedness and Righteousness With regard to the virtues of the individual, Confucius emphasized human-heartedness and righteousness, especially the former. Righteousness (yi) means the oughtness of a situation. It is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Confucius himself says: The superior man comprehends yi; the small man comprehends li.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忠恕 知命 孔子的心灵修养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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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琐事亲历纪实》
kyotosizumoto 2016-12-23 09:56
冯友兰先生琐事亲历纪实 我不是冯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更算不上是他老人家的三亲六故,本来是没资格撰写“琐事亲历纪实”这类回忆文章的。只是作为一名曾经亲自拜访过他又得到了他当场指教的学术晚辈,多年以来,此情难忘。在我今天事业有成、学有专攻之时,写下此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和感恩之情,这篇并非“践越”的文字,相信该不会辱没了他老人家的名声,更不会引起冯先生直系或再传直系弟子们的不快吧。 1987年3月29日上午10点40分,我来到了三松堂,拜访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老先生。那时,我家住昌平县南口镇,到位于北京大学燕南园的冯家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那时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我是早晨8点40分左右乘火车,从南口先到清华园站,然后坐汽车到北京大学下车,再进入北京大学,找到燕南园的冯家,已经是10点40分了。开门的是长相酷似冯先生的中年男人,也留着一把山羊胡子,和冯先生解放前的蓄须照片非常的接近。他把我领进三松堂,然后他走进卧室,和冯先生大声地说:“C先生指派他的弟子来看望您了,正在书房等您。” 他说的C先生,是我的一个老师,美籍国际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当时C先生和我从未谋面,只是和我保持长期的书信来往。只是本着对我的信任和关爱,一个多月前,他给我来信,指派我代表他亲自去拜访北京城内居住的十几位一流学术大师,这些人从钱钟书、梁漱溟、冯友兰到汤一介、李泽厚等等。C先生说:“我要向他们正式介绍你,让你和他们认识,目的是为你制造走进学术界的机会。请复印我给你的此信,去拜访他们。”他的信后附录了这些人的家庭住址和电话。他知道我研究《周易》,于是他又介绍我和他的一个研究《周易》的好朋友——也是美籍华人学者的Z教授相识。Z先生知道C指派我去看望冯先生,立刻给我打了来了国际长途电话,顺便交代了他感兴趣的几个问题,让我当面向冯先生请教。于是,我先给冯先生写信,说明来意,请他安排恰当的时间,我来拜访。一周后,冯先生亲自回信答复。特别告诉我:他最近有些双目失明,不便见客,劝我不要来了。没办法,我只好立刻打国际长途电话向C和Z两先生汇报,他们却一直劝我立刻来,时间不等人。于是,这才有了我的3月29日之行。 我决定拜访冯先生之前,没敢事先通报给陈来和张跃二人。张是冯指导的博士。陈那时是冯的助手和哲学系的副教授。我知道如果事先通报给他们中任何一人,肯定是去不成了。尤其是陈来。我不想给冯先生和他本人制造一个凭借陈来的个人关系来拜访冯先生的印象。(不过,陈来对我有大恩,这是我个人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我对他的唯一报答方式就是:当年马策和王朔赴美留学时,我个人拿出了我当时仅有的2500美元的存款,借给他们,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归还我。我知道,那时陈来对我和王朔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可惜,最后,事与愿违,他的期望相继破灭了。是的,冯、张、任的亲戚连姻不是谁都可以模仿的。) 我坐在三松堂的沙发上等待着,在一面是古籍的书架对面,墙上挂着的居然是陈焕章的书法拓片。我不知道陈焕章和冯先生之间有何关系?但我知道他是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算起来他是冯先生的学长了。不过,因为当时我只想着他和冯先生的关系,却忘记了那幅法帖的具体内容了。正在这时,突然从卧室里逐渐传来一阵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那声音几乎不是在走,而是在缓慢地挪。声音沉重而且清晰,使静静的三松堂立刻显得异常紧张而神圣起来。我看了一下表:10点42分。我不知道从冯先生的卧室到三松堂的具体距离,但是我却深切地感觉到了一个伟大的哲学老人正在吃力地挪着沉重的脚步,接受他的一个老朋友、美籍华人中国思想史家C先生指派的中国学生的专程看望。本来,冯先生完全可以让家人将我带到卧室内,看一见躺在床上的他,然后就可以送客了。但是,冯先生却完全没有这样做,他几乎是按照接待他的那位老朋友C先生的身态,来认真而真诚的接待了我,一个当时才24岁、几乎比他小了整整70年——我那时的真实身份只是一个刚刚被转正定级为“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文史教研组助理讲师”而已的北京青年。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受了他老人家特殊的人格力量和尊严,正是在那一时刻,我当即决定:我将不再转达Z先生托我向冯先生请教的那几个问题。几十年后,我一直为我自己的瞬间的这一决定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让他老人家因为我的到来而再次受到侮辱或者引起不快。这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接着一步在缓慢而紧密地挪动着,当冯先生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看了一下手表;10点51分! ——在电影、电视和书中照片上看到多次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过胸的雪白胡须和脸上十几个微黑的老人斑,身着深蓝色中式对襟上衣的冯先生,依然戴着厚厚的眼镜,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那位中年男士扶着他坐在沙发上,我立刻对着他深鞠一躬才敢坐下。然后,我开始仔细地端详着他,仿佛在审视着一个世纪哲学的沧桑巨变。我那时由于紧张和崇敬,一时间竟无法说出话来。冯先生对着我微笑起来,伸出手拉了我的手一下,说:“不要紧张,小伙子。C先生和Z先生好吗?”我这才如梦初醒,于是开始了我的转达问候和学术请教。 “冯先生,我是研究《周易》的。您能给我推荐几本英文《周易》吗?”我问。 “哦,英文的。基本上没有可以推荐的。我很多年不看英文的《周易》注本了。你注意到他们是怎么翻译的《系辞》讲筮法的那几章吗?基本上是不可信的。”冯先生答。 “Z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读已经出版的《周易》英文本等于浪费时间。’您是觉得他们翻译的筮法那几章有问题?”我问。 “嗯,不光是这些。我过去也试着算过。所以更知道他们没翻对。”冯答。 “真的?冯先生,是什么时候?”我问。 “是西南联大的时候。不过,我不是给我个人算卦,我那时是在试着推算国运。哈哈哈。你在C先生那里是哪一年毕业的?”冯答。 “冯先生,我还没有见过他。我一直和他有书信来往。要是有机会,我真想成为他的研究生。我会努力的。您只是在西南联大时才验算过《周易》?”我问。 “对呀,那时候心情不好,国家、民族和个人前程都不好说。”冯答。 “您最近身体还好吗?”我问。 “眼睛不好,年纪大了,病主动找来了。不过基本还好。你和Z先生也没见过?”冯问。 “是的,他是C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也是个对我很好老先生。他还想让我问您几个问题。我说最好让他给您来信问,以免我转达不好。”我问。 “他常有信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可谈。C先生今年高寿了?”冯答。 “快七十了。身体很好。您最近还在带博士生?”我问。 “已经不招新的了。现在还有没毕业的呢。”冯答。 附带说几句; Z先生让我当面向冯先生请教的问题是: 一、“冯先生和梁漱溟先生最近几年来往多吗?” 二、“冯先生怎么得罪的钱钟书先生?” 三、“哪里可以得到冯先生的文革时代写的42首古体诗复印件?” 而C先生却只是让我“代表他亲自去看望一下最近冯先生的身体和工作,向他致意”。 “我认识你的学生刘笑敢老师。”我说。 “哦,是吗?他很不错的。”冯答。 1986年的夏天,我曾几次在安定门外的外馆斜街附近,看到刘笑敢推着自行车,车后座上坐着他的年幼的儿子,他那时的老婆并排挨着他行走的场面。只一次和他打了招呼,那次是刘笑敢审查第一届中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的论文,我的论文入选优秀论文。那次,刘笑敢主动叫住了我,说:“你的论文写得不错,张(岱年)先生很肯定。”这温馨的夫妻携子场面,曾经让我为刘笑敢教授祝福。但是,后来听说刘教授放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工作赴美后,这和谐的场面事与愿违而相继破灭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虽然最近几年刘笑敢教授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后,他和国内学术界来往很密切,但是我却已经脱离了中国哲学界。我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哲学的学术会议是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大会。那次大会上,我还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我的一个老师、忘年交的朋友,冯友兰先生的学生金春峰教授。当然,还有伍雄武教授等人。我们也是多年不见了。 ——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中国哲学、思想史学界的一员了。我发誓! 这时,那个中年男人端着茶走进三松堂,送给冯先生,也给我放了一杯。我理解这是要送客了。才开始一会儿,我很珍惜这段短暂的时间。就主动说:“冯先生,我可以再打搅您几分钟吗?”冯先生说:“没关系,你平时也没机会来。你家住哪里?你在哪里上班?”冯问。 “我现在在铁路电气化学校文史教研组上班,我家住昌平县南口镇。今早坐火车过来的。”我答。 “辛苦了。我信中告诉你不必要来了。C先生准备哪天来北京?”冯问。 “他老人家等我把今天的情况向他汇报后,看您的身体和时间安排,他再决定。”我答。 “你现在怎么研究《周易》呢?”冯问。 “冯先生,我只是想从文化人类学和发生认识论角度,结合考古和古文字学的材料,重新审查卦爻辞。计划撰写一本书。”我答。 “你找过张岱年老师吗?”冯问。 “我给他老人家写了信。还没去呢。我想下周去。”我答。 “过去,郭老这么研究过。结论不一定合适,但还是值得关注。你知道沈有鼎吗?”冯答。 “听说过沈先生。不认识。”我答。 “他兄弟三个,名字分别叫乾、坤、鼎。他懂《周易》,逻辑学家。”冯答。 “我会拜访他老人家的。冯先生,谢谢您接见我。”我看到冯先生脸上微泛出倦意,意识到我该走了。 “我会把今天您的全部指导转告两位先生,请您多保重。”我说。 这时候,宗璞老师走了进来,我立刻起身告辞。宗璞老师对我微笑着送别。我最后看了一眼冯先生,他头微微后靠在黑色沙发背上,和胸前的银须形成鲜明对比。 走出冯家,我到北大未明湖,找湖边一个安静的地点坐下,望着湖水,仔细回忆着刚才的每一个对话和场景。匆匆在日记上写下了几句要点。中午,在清华园火车站附近的小饭馆吃完午饭,坐公共汽车返回位于南口镇的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文史教研组的办公室中。我立刻给C和Z两先生写信,详细汇报了我的拜访冯先生之行。同时,也给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写信,要求来拜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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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胸无块垒”而康寿
热度 23 何裕民 2015-8-4 16:47
历史上,素有“智者康”一说。在当时平均寿命30多岁的情况下,孔夫子(72岁)、孟子(83岁)、老子(100岁?)、庄周(84岁?或94岁?)、荀子(75岁),后世的包括孙思邈(101岁+)等哲人大家,都属十分长寿。也许,人们是从智者哲人长寿现象中,总结出这一规律性现象的。 其实,这可以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 有人专门以北大哲学系为例:北大哲学系楼宇烈教授曾谈到,自己虽年已80岁,但在北大哲学系不敢称老人,因为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北大哲学系教授中90岁以上乐龄者有10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者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过半数。 进一步深究表明:哲学家长寿是个常见现象。原因之一在于: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心中无垒块”故每每易于康寿。北大教授李中华说,“我想长寿的秘诀就是儒家所讲的‘以德养寿’‘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的养生突出‘德’,不做亏心事。”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胸中少有块垒。因此,可以尽享天年。如张岱年先生活到95岁,尽管历经诸多磨难挫折,却一直很达观,且著作不断。 而且,长寿哲学家往往随性而生活,不刻意追求养生。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等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时生活平淡自然,也不怎么刻意运动,吃得很普通,生活大都很简朴。如周辅成先生活到98岁,他认为,吃饱了能工作就是最大的福气,没有过多欲望要求;美学大师宗白华享年90岁,平日非常逍遥,穿的就像平民百姓,常背的黄色背包里装着饼干,到哪里饿了就拿一块吃,活得很坦然。 哲学家长寿的重要一点是从容豁达。王博教授说:张岱年先生长寿的原因,就是6个字“坦荡荡,看得开”。“一个人如果能看得开的话,他的胸中就没有垒块,我们经常讲郁闷,郁闷就是胸中垒块。”这,涉及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挫折,如何看待成功等,从容、豁达等会对生命的康寿产生重要影响。 把事业当生命也是哲人长寿之因。李中华教授分析北大哲学教授长寿原因时,认为哲人高寿还在于他们每每把自己的生命融汇到工作中。很多人在去世前还在动脑子,思考问题,“不知老之将至”。这些老先生离不开工作,把事业当生命,活着就是在创作,不追求安逸享乐。如从85~95岁,冯友兰先生重新写了七本书,加起来200万字。第七部书是在他95岁去世前三个月完成的,完成后他就放心了,如没有完成他还会挺着。“文革”时冯友兰在劳改大院,人们担心他会自杀,但他却淡淡地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会自杀。”他还说:“学哲学的人应有这样的智慧,不能轻易地自杀。”李中华指出“梁漱溟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以后,就不能公开讲话,也不能发表文章,拮据了几十年,但是他还是那么长寿。” 这些,是对王蒙所倡导的老年人生“一是要有自己专业,一是要有自己爱好”的绝佳脚注。当然,最重要的当属借助哲学智慧,随时解开胸中块垒! 前已述及,依据传统文化我们总结出了“德寿律”“德康律”。所有这些,都只是对“德寿/康律”的进一步充实。且此“德”并非高不可攀——学会爱自己,爱他人;善于付出并接受爱;不做亏心事;善把生活分分秒秒填满(与此同时若能兼顾意义及爱好,如有喜爱的专业等更好),就是生活充实;随性而不苛求;基本生存满足后,能过上恬淡平和的生活,且并无过度欲望……这些,就是本真的生活,有德行的生活,也有助于康寿的生活。当然,若能进一步习书明理,兼具哲人情怀,且随时消解胸中块垒,更是理想、惬意且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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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翟志成:胡适的冯友兰情结(下)
fqng1008 2015-4-12 07:53
(三)英文书评 在胡适的日记中,至少有两处在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九五○年一月五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 我们知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Chinese Philosophy),本是由他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在美国宾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英文讲义整理而成的。由于该书其实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精华版,故不特史料精熟,选材精当,而作者更能充分发挥其以简御繁的特出本领,把数千来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源流演变及其精神面貌讲得颇为透切精辟,故冯氏在该书〈自序〉自谓其书「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 此言虽有自伐之嫌,但亦不失其实。是以该书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极受中外学界推重,除英文之外,尚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捷克文、日文、韩文、中文等十二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行世。这本虽「小」而实「大」的书,由于作者是冯友兰之故,在胡适眼中自然是「实在太糟了」。 数月之后,胡适读到了杨联升所撰写的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点文书评,同样感到不满。杨联升本毕业于清华经济系,于四十年代中在哈佛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留在哈佛任教,其人学殖深厚、知识渊博,极为胡适所器重,成了胡适在晚年与之「论学谈诗」的最亲密学生。但杨联升负笈清华之时,冯友兰正担任文学院院长,因冯友兰在清华开的「伦理学」是必修课,故杨联升极可能修过冯友兰的课,不仅在是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是冯友兰的学生。杨联升对冯友兰本无恶感,他曾于一九四六年圣诞新年假期在康桥与冯友兰等人过从,「无话不说,无说不话」,听「冯先生谈了许多学生运动的情形」, 杨联升在哈佛教授「近代文选」(每周五小时),还特别选用了「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跟冯友兰的《新事论》作教本」, 我们知道,《新事论》中本有大量评击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文字,而杨联升竟用之为哈佛教材,可见杨氏当时在学术文化思想上与冯友兰并无对立,甚至还极可能引冯友兰思想为同调。是故当杨联升寄来他评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的英文书评,让胡适读后大为光火。他在答杨联升函中,其语气一反一贯的客客气气,而一变为十分的尖刻凌厉: 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够不上 “ authoritative and comprehensive account”,更不是“a well 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schools.”他一字不提「颜李学派」,可见他无见识。他接受了Northrop 的胡说作纲领,更是好笑。 数年之后,冯友兰的学生卜德( Derk Dodde)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全部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正式出版,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胡适知道杨联升在一九五四年底曾写了一篇批评卜德(Derk Dodde)译书的英文书评,便忍不住修书向杨联升索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适致杨联升、劳干函云:「又Dodde 译的冯芝生《哲学史》,杨公曾有书评,现寻不着单本,倘有存本,乞再赐一份。」 但当胡适读到了杨联升寄来的书评校样, 不禁彻底失望了。原来杨联升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批评了冯书在佛学一环稍弱之后,其主要的兴趣和篇幅,端在与卜德讨论英文翻译中的技术性和支节性的琐碎问题。 对胡适而言,杨文不仅没能打中冯书的要害,甚至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于是便亲自出手。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胡适日记》云: 旧历乙未元旦。 我早起忽然水泻了八九次。后来服 Kaopactate,才止住。不知何故。 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 “ The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 Derk Bodde)的书评,我担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 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 「正統派」觀點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 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得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 在胡适「扶病打完」的英文书评中,除了不能不承冯书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这个唯一的优点之外,便继续缘用旧时策略,紧紧咬住冯书「正统派观点」这一「根本弱点」不放,藉以把冯书否定。 我们知道,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刊出时曾洛阳纸贵,风行一时。《新史学》中有一篇著名的〈正统论〉,把「持正统论之史家」,一律丑诋为「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人之奴隶根性」的「陋儒」,从而展开猛烈的挞伐和攻讦。 胡适早年曾极端崇拜梁启超,直到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日他在日记中还是这样写道:「梁启超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从早年胡适对梁启超的无任景仰和崇拜,我们很难说他竟会没有读过梁氏著名的〈论正统〉一文。他在英文书评中,以秉持「正统派」观点为冯书的「根本弱点」,并据之以否定冯书,他的「正统派」意涵是否与梁启超的相同,我们还须作进一步的求证。但即使胡适真的未曾读过〈正统论〉,他在英文书评中使用的「正统论」,也决不会是一个好的字眼。依照胡适一以贯之的「非正统派」的学术立场,近代「正统派」企图维持、辩护和强固的,是已经变成了建设现代中国的最大障碍的传统文化。是以冯友兰、钱穆、张其昀、贺麟、张荫麟等「正统派」,在胡适的眼中,自然是「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原来「反动」、「保守」和「拥护集权」,正是胡适对「正统派」的正解。尽管胡适在日记中,自以为自己的书评已打中了冯书的要害。但对于不明「正统派」这个「今典」的西洋读者,胡适的书评便难免变得有点不知所云。因为,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正统派的观点」(“orthodoxy” Chinese standpoint)并不是一定是负面的批评,有时甚至还是一句恭维的话。 胡适的书评究其实并不能对冯书造成多大的毁损。并且,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自被Derk Bodde翻译成英文之后,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界必读的经典,而胡适居然在「重看冯书两遍」之后,竟然还「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这和胡适曾一再宣扬的「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并不十分吻合。 (四)院士提名 胡适最能予冯友兰以沉重打击的机会,端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和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胡适是主持大局的总操盘手。尤其是文科院士的当选,几乎是胡适说了就算,可谓「一言九鼎」。如果胡适能利用手中的权势,让当时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的冯友兰中箭落马,便可以把冯友兰正式逐出学术主流派,这对名位极有企图心的冯友兰,无疑将是一极难堪的公开羞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录下了一份他在该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院士』部分拟提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系: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想不出人名) 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值得注意的是,名列胡适的「拟提名单」之内者共有十七人,除了罗常培、沈兼士和傅增湘三人之外,其余十四人均能顺利出线当选。 尤可怪者,吴敬恒(稚晖)本非学界中人,在学术上亦无重耍成绩,因其有「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虚声兼与胡适友善之故,被胡适提名为哲学组院士之首,其排名尚在汤用彤、金岳霖之前。并且,冯友兰当时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其哲学成就尚在汤用彤、金岳霖之上,若胡适把其「哲学关门」论坚持到底,哲学组不设院士则已,若设院士冯友兰必居第一。吴稚晖在中国哲学上的贡献,又如何可与的冯友兰相提并论?而胡适所拟的哲学组院士名单中竟有吴稚晖而无冯友兰,可见胡适取舍标准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已迹近是非不分。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是胡适政治上的死敌,而郭沫若的名字,竟也在胡适所拟的「考古学及艺术系」组中排名第二,可见胡适对冯友兰的成见,甚至已超过了政治上的好恶。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毕竟和政界有所不同。政界可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但在学界中只能把灰说成白,把灰说成黑,若要把黑说成白或把白说成黑则相当困难。尽管没有胡适的提名,冯友兰仍旧当选为第一届中研院哲学组的院士,紧接着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委员(常委)。 由此可见,即令以胡适当时的权势,仍无法完全违逆学界最起码的公道和共识。这也说明了冯友兰羽翼早成,已非胡适所能扼制。是以胡适藉公器私用对冯友兰的打压,不仅阻止不了冯氏继续在学术主流中赢取更大的声名,反而暴露出自己的鲜为人知另一面相。 (五)人身攻击 胡适不断从报刊和朋友的书信中得到知,冯友兰在中共统治下吃足了苦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藏有一封唐锡如于一九五○年二月十一日致胡适函。当时唐锡如刚从大陆逃抵香港。其函云: 适之生生: 这儿附上的诗,是施蛰存先生给先生的,他本来预备写信托我带来香港寄,因为危险性太大,所以改写了诗,也没有署名。这张纸是缝在棉袄里的,所以几次检查都没有查出。蛰存先生还嘱我告诉先生,请不要将他的诗公开发表,原因是他现在身在匪区,这对他怕有不利的缘故。……中国的智识份子,除了自甘堕落作卖国贼的以外,都在捱着被侮辱被损害的日子。朱光潜先生在北大,据说有半年多没有一个学生上他的课,结果被逼写了一封「自白书」,在华北人民日报上发表,全国各报即刻转载了。冯友兰先生听说所受的压迫更加厉害,除了一再逼他撰文登报否定他自己的哲学上的见解外,还要他参加京郊土改运动。我的家乡有位老先生,年近七十岁了,是一个中学校长,军事代表逼着他在街上「扭秧歌」表示前进,这位须眉皆白的老先生,当街表演这种丑态,当然引得许多人发出哄笑,可是看了落泪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施蛰存那六首被「缝在棉袄里」夹带出来的呈胡适诗则云: 万 ?无烟囷鹿虚,那堪一夕几抄梳。江南生意随年尽,缀网犹为竭泽渔。 排门豪吏日追呼,征却秋粮又借租。四野萧条少薇蕨,满城鼓吹颂唐虞。 决夺枋榆燕雀喧,欲回天地入杝藩,可怜日暮碧云合,行处凌霄健翮翻。 人生识字忧患始,镕经铸史尔何为。天子圣明臣自昧,蒙恩许作责躬诗。记芝生孟? 长安寇盗多狐魅,汴洛王师亦虎狼。秦妇吟成何处献,韦郎行止费商量。 渡河浮海想艰辛,殉道何须更殉人。虎变久孚天下占,好将禅让辅尧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遥寄深意,此亦天下之公言也。 无论是唐函还是施蛰存呈胡适诗中第四首,都特别提到了冯友兰和朱光潜等大知识子的屈辱与辛酸。这些读之今人鼻酸的惨况,也印证了胡适一再向外宣称的在中共统治下决无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先见之明」。由于胡适对大陆知识的遭遇有存在的真实感悟,他对大陆知识分子有着一份真切的同情和悲悯,甚至在大陆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写文章批判自己之时,也大都秉持着「犯而勿校」的宽恕态度。胡适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日记中曾引王荆公〈寒山拾得〉诗以明志: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 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胡适对大陆知识分子的同情、悲悯、宽恕和「犯而勿校」的高尚情操,一遇到冯友兰便不免变了质。冯友兰的苦难,并不能引来胡适的同情心。他明知冯友兰身陷「竹幕」,已没有任何答辩的可能和机会的情势下,还是照样写出全盘否定冯书的英文书评。他也照样引用不实的流言,对冯友兰作人身攻击。据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星期日)条云: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个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了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掉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个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装满了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胡适明知胡颂平对他的「晚年谈话」有闻必录,而这些记录日后是会出书的。胡适明知大陆知识分子的自白和捡查,泰半是屈于威权和压力之下自行「上纲上线」的自诬和自污之词,不仅与事实相差极远,有许多甚至是根本不能算数的。但胡适这次谈话涉及冯友兰的地方,却似乎是要证明,冯友兰确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而中共批斗冯友兰「一百三十次」其实并没有弄错。并且,胡适依据的材料,又大都是些诬枉之词。首先,关于冯友兰从美国带回电冰箱一事,胡适便弄错了三个地方。( 1)冯友兰由美返抵国门的时间,其实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而非胡适所说的「一九五○年」;(2)冯氏只带回了一个冰箱,而非三个冰箱;(3)该冰箱已经捐赠清华校医院,而非为了「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据冯友兰女儿冯钟璞说: 回想起来,父亲母亲一生自奉甚俭,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一九四八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清华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刻捐出。 其次,冯友兰的长胡子,是在抗战期间由长沙临时大学开赴昆明西南联大路途中才开始留起来的,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始剃掉。蓄长胡的原因,其始是因为途中折臂而不能剃须,其后是因为爱美而不忍剃须,并非如胡适所谓「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事已在闻一多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致其妻函中得到证实。闻一多函云: 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见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最后,有必要稍稍探究一下,冯友兰是否真如胡适口中所说,是个唯利是图、性好聚俭和吝啬的人?据全汉升夫人告诉笔者,冯太太持家的确十分节俭,家事常亲力亲为,资薪节余亦曾在北京购置一房产。 此与冯钟璞所谓「父亲母亲一生自奉甚俭」相吻合,也与冯氏在反省交代时有房产一项相吻合。 但以资薪节余购置房产本是薪水阶级的生活常态,同时也并非坏事。並且,馮友蘭在北平一共只買了白米斜胡同三號這?一所房子, 絕非如胡適所謂「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冯氏虽自奉甚薄,但对周人之急及公益事业却十分大方。据冯钟璞说,她曾根据其父的遗愿,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把冯友兰的遗产人民币五万圆捐赠北京大学,设立「冯友兰学术基金会」,藉以「在北大中文、历史(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三系设立奖学金,并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国奖励有创见的哲学著作。」 冯宗璞还根据其父的遗愿,向家乡河唐县图书馆和祈仪镇中学各捐赠了人民币一万圆。 七万圆人民币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一笔多么惊人的巨款!此外,冯友兰生前曾帮助孙炳文之遗孤求学, 也曾割前院义助闻一多遗属。据冯钟璞说:「闻先生罹难后,清华不再提供住宅。父亲邀闻伯母带孩子到白米斜街家中居住。我们住在后园,立雕一家住前院。……后来我们迁到清华住了,他们一家经组织安排到了解放区……」 闻一多虽与冯友兰在清华同事多年,但由于闻一多在抗战后期思想急剧左倾,曾撰诗文谩骂和嘲讽联大师友同事,连冯友兰也成了他的攻击对象。 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之后,因为冯友兰坚持为拯救联大免于被国府解散故学生罢课必须早日结束,而闻一多则支持学生继续罢课,两人爆发了激烈争论,冯友兰甚至申斥闻一多及其民盟同志为「中共尾巴」。但闻一多遇剌身亡之后,闻一多在民盟的同志因惧祸而纷纷走避,但被闻一多生前嘲骂讥刺的冯友兰却敢于挺身而出适时伸出援手。对于冯友兰的不念旧恶和见义勇为,闻家不免感戴终身。在冯友兰逝世之日,闻一多之子闻立雕曾给宗璞信云:「我永远忘不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伯父、伯母给我们的关怀、帮助和安慰。我们两家两代人的友谊,是我脑海里永不会消失的美好记忆与回忆。」 所有这些,都可证明冯友兰并非如胡适所形容的那么不堪。 (六)附骨之疽 胡适非常喜欢把「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诗句挂在嘴边。但他可能并没有真正觉察到,这一诗句竟变成了「诗谶」,变成了他一生学行,尤其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真实写照。 如果只能用两个字去概括胡适的学术心灵,这两个字就是「清浅」。胡适对西方现代学术无疑有着相当丰富的常识,而他那既「清」且「浅」的学术心灵,又有助于他把西方现代学术输入中国之时,把这些常识说得清楚、讲得浅显,使当时尚不知现代学术为何物中国读者听得懂也跟得上。当时中国正处在「学问饥荒」的时节,胡适从西方转手的常识,便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疗饥止渴的救命干粮。中国知识阶级正是通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常识性的启蒙和洗礼,才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 但是,常识只有在极端缺乏常识的社会中才变得重要和宝贵,一俟社会不再缺乏常识,常识便会变成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器物,再也乏人关注,鲜人珍惜;一如三飧饭饱的人,所欲求的极可能是山珍海味,而极不可能是干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之所以被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取代,其原因当然有许多方面;但胡书中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常识,而这些常识在中国学术转型完成后,便已一变为平庸无奇的老生常谈,应该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大概是太过陶醉于自己在「开风气」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辉煌胜利罢,聪明绝顶的胡适却忘记了「见好即收」的道理。他在「开风气」之后还念念不忘要继续「为师」。他忘记了「开风气」可以靠常识,而要想在治中国哲学史方面「为师」的话,除了要有常识之外,还必须要有高于常识的「义理」。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的泛科学主义的「实证」或「考据」心灵,又让他特别拙于谈玄说理,因而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对他自己的性向本是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成书之后,居然以为天底下只有他才够资格写中国哲学史。在胡适眼中,西洋人的中国国学程度太差,根本不配写中国哲学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胡适日记》云: 上午去看 M. Pelliot ,谈了二点钟。……我告诉他,他编的目录很多错的。我只读了五十卷子,只占全部三十分之一,已发现了不少错误。他要我把这些错误记出来,他愿意更正。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胡适日记》云: Prof. Soothill 带我去看 Bodleian Library。这是个很有名的Library,但他的Catalogues实在不高明,比起美国的LibraryCatalogues来,这里真是上古时代了。 此间的中国书部更是大笑话! Soothil自己动手编了一个书目,不知费了多少年月,仅成一小部分。我偶翻一看,其错误大可骇人听闻。《花间集》目云:「这是一册日本诗歌,广政十年在Kyoto印的。」(原文是英文)我问他,怎么知道是在Kyoto印的?他也莫名其妙。翻开一看,书上明写着「大蜀欧阳炯叙」! ……「金人瑞圣叹」变成了「金朝人,姓瑞,名圣叹」! ……与此片同类的是《楚辞》卡上写着注者名王逸上! 希伯和是西方汉学泰斗, Soothill也非等闲之辈。眼看着他们竟可以闹出把金圣叹变为「金朝人,姓瑞,名圣叹」诸如此类的「大笑话」,难怪胡适要从心底里发出「此事非我们来干不可」的概叹。 不仅中文程度甚差的西洋人不够资格撰写中国哲学史,就连中文程度不错的日本人,由于他们实在太笨,对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根本不能领悟,因而也不配撰写中国哲学史。胡适在日记中无论是对铃木贞太郎还是对忽滑谷快天等禅学名宿的作品都有许多相当负面的评价,认为不是「越讲越胡涂」, 就是「辜负了这些好材料」。 胡适曾慨乎言:「日本人信净土、奉真言宗,皆够资格。他们的禅,实在不曾『窥其藩篱』。他们以『禅定』为禅,是印度禅而非中国禅,他们以『茶礼』为禅,是日本禅而非中国禅。」 不仅西洋人不行,东洋人不行,就连名满天下,曾为中国哲学史问题和胡适唱过对台戏的梁启超也不行。胡适在日记中曾试图替梁启超一生作盖棺定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算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 甚至被他一再公开宣称学问远胜自己的傅斯年也不行。胡适虽曾公开恭维过傅氏及其《性命古训辨证》,但胡适内心中对此亦不无保留。胡适对傅斯年的不满,最早见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胡适日记》:「这几天与孟真谈,虽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 胡适对的《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批评,见于他在 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的致杨联升函: 《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我今夜读一遍,颇不满意,其下篇尤「潦草」,则自序中已言之。实则上中两篇也只够一短文。当时在战祸中,他又太忙,故此书颇不能使人满意,你以为如何? 傅斯年尚且如此,被胡适谩骂为「天下第一蠢人」的冯友兰当然就更加不行。然而,「第一蠢人」冯友兰居然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之后,不旋踵即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小史》,一九三四年九月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全书。并且,冯友兰的大哲学史和小哲学史在出了中文版之后又出了外文版;而冯友兰居然在撰写完中国哲学史之后,又贾其余勇奋笔写出六大本建立自己「新理学」哲学体系的「贞元之际书」。 尤有甚者,无论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是中国哲学的著述,都是从正面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永恒价值和现代意义,因而又都是和自己一以贯之的「反传统」的文化和学术主张唱对台戏;眼看着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已被冯书所取代,而中外治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们,口中也只有冯友兰而极少再提及自己。被后进超越的失落和被学生「背叛」的怨恨,致令胡适一腔子的不甘心不情愿再加上不服气,郁结成了一团愤愤不平之气。在胡适看来,「第一蠢人」冯友兰之所以胆敢如此的张狂,如此的得意,归根结柢,还不是因为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册至今尚未写出来吗!一念及此,胡适一再的自惕自励,不断的许愿发誓,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册完成。但是,一想到自己曾十分起劲地唱过「哲学关门」和「哲学无用」的高论,自己又怎好意思再去弄这一套「无用」并将要「关门」的学问?幸而胡适想到了以「中国思想史」取代「中国哲学史」的点子,有了此一转换,一来便不致落人口实,二来也遂了自己「独尊史学」的宿愿。一九五○年 一月五日《胡适日记》云: 年底忽收到 Princeton大学的“Special Program in the Humanities” Committee主席Prof. Whitney J.Oates 来信说,有人提我的名,为AlfredHodder Fellowship 之候选人。…… 我想了几天,今天才回信与 Oates,说他们可以考虑我的姓名。我颇想借一栖身之地,把《中国思想史》的英文简写本写定付印。 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 “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 听胡适的语气,原来他之所以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 Alfred Hodder奖助的提名,主要还是为了找一个有薪水可发的地方把自己的《中国思想史》写出来,免得让冯友兰「实在太糟」的《中国哲学简史》继续谬种流传,遗毒天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胡适在该日的日记簿上,剪贴了一则剪报,系剪自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报》记者对胡适的专访。该访问稿报道了胡适即将于十一月九日离美,十二日抵台讲学的新闻;用时也报导了胡适为了著书的缘故要把在普大图书馆的工作辞去的决心。据该记者云:「不过胡博士想写的书却是首先打算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而且要改名为《中国思想史》。他还想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此外,《水经注》的稿子他花了好几年的功夫,也想完成。」 我们知道,胡适重要的著作往往只写完并出版了上半部之后,下半部便再没有下文,《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如此,《中国白话文学史》是如此,《四十自述》也是如此。从《中央日报》记者的报道,我们又知道了在所有只有「半部」的著作中,胡适最渴望写完的还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亦即他后来称之为《中国思想史》的那部书。这种渴想之强烈,以致使胡适为了著书连噉饭之地也想过要放弃了。 尽管胡适亟欲把他的《中国思想史》写完,以取代甚至取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但无论他如何睹咒,如何着急,《中国思想史》就是写不出来。胡适把写不出书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好热闹和喜交朋友。周作人曾说过,若要胡适把中国哲学史写完,除非派一连兵把胡适囚禁在山上一二年,不许他下山,不许他会客,不许他谈政治。 胡适对此深以为然。在实在写不出书的时候,胡适也常常突发奇想,希望有一天能被关入大牢里著书。一九三二年底胡适对《东方杂志》记者谈他的新年梦想,曾表示他的梦想是被关在一个理想的牢狱里十至十五年,不许见客,只能读书和著书,好把全部著作都写出来。 一直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胡适还在该日日记簿中贴了一张剪报,内有一读者致《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信中引哈佛大学P. A.Sorokin书中语,认为沙俄对「政治犯的流放和监禁,实质上是给了他们一次开销很大的休假。」胡适在该日日记中写道: 此信很有趣。我屡次说,倘使国民党肯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同陈独秀享受一样的待遇(除了他的「土摩登」朋友的探视一项),只消三年,我的几部书都可以写完了。 Sorokin 的书,我没有看见,但他说 Vacationwith most of the expenses paid,大有我当日羡慕独秀的监狱生活的精神。 但胡适毕竟不是陈独秀,国民党既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胆量把他关在大牢里那怕短短的一天,更不消说是关上整整的三年——如果胡适选择了留在大陆接受中共的统治,说不定还真能有把牢底坐穿的希望。正因如此,尽管胡适极其羡慕陈独秀在监狱里的「享受」,到头来还是与坐牢著书无缘。但倘若我们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不能完篇的责任,怪罪到国民党的头上,那也大可不必。即使国民党真的把胡适关在监狱里,让他享受到和陈独秀完全一样的待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还是照样写不出来。因为,胡适既然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著述说得不值一文,他就必须拿出胜过冯友兰的作品。但若要超越冯友兰,胡适便不能再依靠组织介引西方的学术常识——因为中国早已渡过了「学问饥荒」的刻难期,也不能仅仅依靠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对历史文籍真伪的考证——因为这些都是哲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外缘性和次要性的问题,而必须谈玄说理,必须深入中国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义理系统,并对这些系统作出洽如其分的和相应的评判与安排。然而,胡适除了常识之外,所凭借的主要是考据。胡适常自夸自己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但他一生最感兴趣、最引以为傲和最努力从事的工作,只是关于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历史文物真伪的的考证,故他的「历史癖」其实只不过是「考据癖」。余英时曾指出:「胡适在学术上的兴趣本在考证」,「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此真乃确凿不移的结论。 天生的「考据癖」加「狭义的」历史家的训练,使他即使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也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哲学史或思想史最核心的义理和价值问题,转换成了外缘性的考据问题,然后再用外缘的考据企图解决——但其实是掩盖——核心的义理和价值问题。并且,从其极狭隘的泛科学主义信仰出发,胡适对一切形上学不仅毫无会心,毫无兴趣,而且避之还唯恐不及;而胡适反传统的文化立场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步史观,又使胡适灵魂深处怀有着一种现代人对古人的傲慢。 由于胡适对义理和价值问题的排斥,以及对古代哲人欠缺「了解之同情」, 所有这些,都使得他的个人性向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谈玄说理,因而也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地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只有看穿了這一層,我們才有可能明白,為什?信誓旦旦要爭分奪秒把《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完成的胡適,卻偏偏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去考證與中國哲學史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的《水經注》公案;为什么无限向往坐牢著书生活的胡适,却几乎天天都在宾客盈门的交际应酬中销磨掉大半最宝贵的光阴。胡适这些反其道而行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一种无法写出超越冯友兰的著作,却又不愿去承认,不敢去面对的逃避。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无疑是胡适后半生的附骨之疽和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考证《水经注》公案和应酬交际便因之变成了胡适心灵上最佳的避难所。 结 语 自清季以来,在西潮的冲涮之下,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胡适和冯友兰都是这一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转型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新旧道德的并行和中西价值观的混杂。中西的道德和价值观的歧异和冲突,亦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学者在中国和西方「师生之道」的不同选取之中。若依照西方的「师生之道」,在西方学术界,学生在学成之后,总得别出心裁另起炉灶,力求在学问上质疑、挑战、甚至推翻自己老师的学说。规行距步墨守师教于师言无所不悦者,即使在老师的眼中,也是既愚且笨兼没出息的学生。冯友兰之超越胡适,以及冯书之推翻并取代胡书,此之谓顺天应人,亦所谓后来居上与推陈出新,在西方学界便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般的理所当然。但倘若依照中国的「师生之道」,学生又必须恪守师教,对老师心悦诚服,亦步亦趋,一如于孔子之言无不悦的颜回。冯友兰在窥尽胡适之堂奥底蕴之后,居然入室操戈,拔赵帜、易汉帜,以「释古」的典范取消了胡适「疑古」的典范,让乃师抱撼终身。面对中西不同的「师生之道」,以「阐旧邦以释新命」自任的冯友兰所撰取的无疑是西方的价值标准,故对自己推翻和取代老师的学说心安理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惭负疚之情;而作为一个曾鼓吹「全盘西化」的反传统主义者,胡适所选取的却反而是中国的传统标准。是故被西方学者视之为天经地义之事,落到胡适头上便完全改变了性质。被学生推翻和超越之后挑激起来的痛楚失落懊恼和妒忌,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情愿不甘心再加上不服气,在胡适心中郁结成一团终生难解的愤愤不平之气。日后胡适只要找到机会,总不会忘记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冯友兰本人实行抹煞和打压。胡适长时期对冯友兰那种近乎非理性的尖酸刻薄,和他一贯以温良恭俭让待人接物的开明绅士形象,构成了如许巨大的反差,这说明了胡适在「师友之道」的立场上,毕竟还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中国人。「全盘西化」岂易为哉,「全盘性反传统」更是谈何容易! 参考文献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7。 冯友兰,〈自序〉,收入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页1。 杨联升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致胡适函,收入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74-75。 见杨联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胡适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82。 引自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胡适致杨联升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99。 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适致杨联升、劳干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204。 杨联升于十二月十四日覆胡适函云:「卜德译冯芝生《中国哲学史》,上册我没评过,下册最近评了,HJAS下期刊登,目下只有校样。陈荣捷在PhilosophyEast West合评过上下两册,您想必看见了。冯的《中国哲学小史》,前几年评过,再附上一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241。杨氏寄胡适校样上书有「适之先生教正:学生联升敬呈」等中文字。 杨联升的书评刊于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7, no.3-4(December, 1954),pp.478-48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353。 胡适的书评刊于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4(July, 1955), pp.890-900. 梁启超,《新史学》,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2),册4,页20-2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1,页180。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美世界的语意脉络中,orthodoxy有权威、正教、正统、正牌、正规等涵意,即使加了引号也不会变成一个眨义字。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7,页656-657。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票选出第一届院士共八十一人,其中人文组二十八人。他们分别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见中央研究院编,《中央研究院概况》(台北:中央研究院,民71年),页33。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310。 唐锡如,〈唐锡如致胡适函〉,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馆藏号HS-USO1-O16-O2O。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22。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页169。 引自宗璞,〈三松堂岁暮二三事〉,《宗璞文集》(华艺出版社),卷1,页64。冯家至今仍保有清华大学校医院为捐赠冰箱所开的收条。 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542-543。 先师全汉升先生知道笔者近年来研究冯友兰,特别指示笔者访问全夫人。盖全师母在史语所迁昆明时,在生活上常受冯友兰夫人的照拂,其长子任中诞生时亦由冯夫人帮助接生。据全师母说,冯夫人曾一再叮嘱她持家必须勤俭,在条件许可之下,每月必须把薪金一部分节省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冯夫人在北平时,曾每月把冯先生的一半薪金节省下来购置了物业。访问全师母的时间约在一九九七年八月间,一共四次,地点是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活动中心。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505。 笔者在二○○三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五十七号走访冯钟璞及其夫婿蔡仲德,据冯钟璞告知,冯友兰仅在抗战前在北平购置了一房子,位于白米斜胡同三号,原为张之洞在京别业云云。该房子在五十年代为补贴家用已转售他人。 见宗璞,〈三松堂岁暮二三事〉,《宗璞文集》,卷1,页64。 见宗璞,〈三松堂岁暮二三事〉,《宗璞文集》,卷1,页64。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98。 宗璞,〈星期三的晚餐〉,《宗璞文集》,卷1,页57。 闻一多曾撰〈八教授颂〉,据他自云「计划是要和教授阶级算账」。被他清算的八教授中,除了用来「作陪」的张奚若和他自己之外,尚有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六人。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胡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723-729。 宗璞,〈星期三的晚餐〉,《宗璞文集》,卷1,页5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342-34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433-434。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读Masson-oursel’s Comparative Philosophy。此书主旨甚可玩味,但是关于东方(尤其是吾国)材料不够,故结论很多误解。其comparative chronology中遗漏甚大。其最大者为(1)不举禅宗之四个世纪;(2)不举清代之思想。此事非我们来干不可。」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233。 见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四、十五日胡适在日记中对铃木的批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229-231。 见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胡适在日记中对忽滑谷的批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361-362。 见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389-390。 引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5,页35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280。 引自《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194。 「贞元之际书」又简称为「贞元六书」,其中包括《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5)和《新知言》(1946)这六本书。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6-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261。 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29。 白吉庵,《胡适传》,页22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234-23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页73。 详见翟志成,〈中国当代学术典范的建立:救亡思潮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页156-164。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一〉,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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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翟志成:胡适的冯友兰情结(上)
fqng1008 2015-4-8 20:05
编者按:翟志成教授此文首发于《随笔》杂志,授权历史百人会网络首发。 引言 胡适当了一辈子的「青年导师」、「学界祭酒」和社会的「意见领袖」,偶然也会劝勉大家「努力做学阀」。 他喜欢热闹、喜欢交际应酬、喜欢提携后进扶危救急,但也会拉帮结派争名争位,有时也会月旦人物引来是非。是以他一生之中,有过众多的学生和朋友,但也结下了一些冤家或对头。在所有的冤家或对头中,冯友兰如果不算是胡适最讨厌之人的话,起码也是最讨厌的人之一。 胡适的主要敌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敌人,一类是学术文化上的敌人。一般而言,胡适对政治上的敌人要比学术文化上的敌人更为宽容一些。但无论是对政敌和学敌,胡适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份和「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 而总会显示出其宽厚、持平、讲理、公道、彬彬有礼和不为已甚的良好态度和修养。例如,鲁迅是胡适的政治敌人,对于鲁迅经常在文章中或明或暗的攻讦讥剌,胡适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对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天才,胡适一生都秉持着「最诚意的敬爱」, 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无论是在公开或在私下也一再表示钦佩, 并为陈源、苏雪林诬指该书抄袭自日人盐谷温一事大声替鲁迅叫屈。 例如,胡适对梁漱溟的文化观几乎完全不能同意,两人也常为中西文化问题有口头上或文字上的争论,有时双方都不免动了火气而互指对方「刻薄」。 但在胡适的内心深处,对梁漱溟的操守、人格、及其以圣贤自任的气魄和担当其实是十分的敬服, 有时甚至还会兴起自愧不如之叹。 又例如郭沫若兼胡适的政敌与学敌于一身,而胡适也颇为鄙薄其「阿谀」和「无行」, 但由于郭氏在甲骨文研究的成就,胡适也照样提名他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胡适曾说过:「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此话说得何等的好!如果说,胡适对鲁迅、梁漱溟、郭沬若等政敌学敌,确实秉持了「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但当他一面对冯友兰,便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难得一见,就连他平日颇为自矜的「正人君子」的身份,还有那「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也可以因冯友兰而放下。胡适对冯友兰的心结,几乎是终生不可开解。胡适长时期对冯友兰的种种苛责,与他一贯待人接物的温良恭俭让,构成了如许巨大的反差。这不仅使胡适的研究者咸感困惑,恐怕就连胡适自己一时间亦难以说清楚讲明白。 一、由亲近到疏离 其实,胡适对冯友兰的心结,是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底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部分书稿时始种下的。在此之前,胡适不但不觉得冯友兰讨厌,而且还一度和冯友兰颇为亲近。一九一七年九月,当胡适由美学成归国并第一次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课程之时,冯友兰正好在该校的「中国哲学门」攻读,并刚刚升上三年级。 若以年龄而论,胡适在当时还不满二十七足岁,仅比冯友兰大四岁,比「中国哲学门」二年级生顾颉刚大不到二岁,比「国学门」二年级生傅斯年大四岁多一点。 若以国学修为而论,胡适不仅无法和刘师培、黄侃、陈黻宸、陈汉章等在北大任教的经史学大师比肩,即令与冯友兰、傅斯年、顾颉刚等国文程度超强的大学生相较,亦容或有所不及。但是,这几个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动不动就要带头闹事驱逐「不够格」的老师的危险分子, 却在听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对这个年纪与自己相差不远,国学程度也不见得比自己高明的新来老师,一齐佩服得五体投地。顾颉刚对自己和傅斯年从怀疑胡适到信服胡适的转变,有极生动鲜活的回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么说才好的……』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之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冯友兰一贯强调:向西方学习,所要学的并不是西方的「迹」,而是其「所以迹」;即如向神仙学点金术,所要的并不是神仙由石头变出来的黄金,而是神仙那根能把石头变成黄金的手指头。 那根手指头就是现代学术的方法学。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在胡适讲授中,真正体验了西方方法学的惊人威力,也领悟到现代学者(如胡适)之所以比传统学者(如陈黻宸、黄侃、陈汉章)站得高,看得远,全在其掌握和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惊骇得「舌挢而不能不」之后,他们便都一齐低首降心,决心以胡适为师,把西方的点石成金术学到手。 而冯友兰则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充满了感恩地谈到了胡适的哲学史课程是如何地引起他对西方的现代学术方法学的惊羡。 即使过了六十多年,冯友兰还是照样兴致勃勃地谈及胡适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和「系统的研究」在方法学上的突破和创新。所谓「证明的手段」和「扼要的手段」,就是把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的无稽之谈一刀砍掉,一部中国哲学史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么一来便把冯氏从「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中」拉拔了出来。 所谓「系统的研究」,就是摒弃了传统学者述而不作、以选抄编排前人注疏为究竟的治学方式,而代之以审查材料的真伪、分析其中的意义、探究材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规律性,并全面而系统地把研究所得综合地叙述出来。这又使陷在支离破碎、散漫而无所依归的注释迷雾中的冯友兰,第一次找到了出路、摸着了头绪,从而发见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某些思想系统和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某些线索。 所有这些,都让冯氏自觉「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同样令冯友兰感奋不已的,还是胡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流露出来的浓烈反传统气息——亦即《三松堂自序》所谓的「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 在冯友兰看来,胡适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悍然注销了儒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统的地位,而只把儒家视为百家中的一家,与以往咸被视为「支流苗裔」甚至是「异端邪说」的各种学术流派平起平坐。其次还表现在他竟敢在讲义上,「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 因为,在胡适以前,中国的学术著作,都是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把自己的话,作为经典的注疏或附庸,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胡适这一「非圣无法」的大动作,实无异于思想上的公然造反。这种「以我为主」的「胆大妄为」,无论从形式上或精神上,都远远超过「六经注我」的陆象山。 冯友兰负笈北大三年,首先是在黄侃的接引下,饱饫了传统国学词章之华美; 接着是在陈黻辰的诱导之下,瞥见了中国义理之学的奥秘; 最后是在胡适的启蒙之下,让他整个学术生命忽然开了窍,跳脱出传统学术的羁拘,窥见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如果说,黄侃、陈黻宸等传统学者曾把冯友兰引进了中国词章义理之学的新天地,现代学者胡适便让冯友兰窥见了西方方法学更新的天地。这两重天地,对冯友兰而言,后者的境界不仅要远比前者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更为深刻,而且在位阶上也要远比前者更为优越和更为高级。 在这两重天地的强烈对照之中,冯友兰发见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矛盾和冲突, 他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的天秤,都迅速向新文化的那一端倾斜。胡适到北大才刚两个月,便因缘际会成了哲学研究所的创所所长, 而冯友兰立刻就选修了胡适在研究所讲授的全部两门功课。 紧接着在三年级下学期,亦即冯氏行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冯友兰除了继续修读胡适的这两门课之外,在西学方面,还选修了沈步洲的语言学概论(三学时)、顾孟余的经济学原理(三学时)以及李石曾的社会哲学(二学时)。 大量的选修西方的社会科学课程,显示了冯氏的治学方向和兴趣,已由传统学问向西学转移。直接促成冯友兰思想转向的老师就是胡适。 在胡适的影响下,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冯友兰与陈钟凡、孙本文、嵇明等十多位同学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哲学会,并「以商榷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 这表明了冯氏已把个人对新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向往,提升为同志间互助和互教的集体活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往往是密切关连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冯友兰参加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缔结军事协议的集会,并和与会同学一道,不顾蔡元培的劝阻,步行前往总统府请愿。 这又说明了冯友兰的一只脚,已从书斋迈入社会,开始把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行动了。同年六月底,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九月在开封出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 但冯友兰虽人在开封,却心系在胡适等领导下的北京的文化革命运动。他才一到开封任所,便立刻主编《心声》杂志, 企图把他由北京带回的文化革命火种在河南点燃。 他也曾多次投稿傅斯年等主编的《新潮》,直接为文化革命力。一九一九年六月,冯友兰考取了河南省公费留学,同年十二月乘搭中国邮船公司南京号海轮由上海抵达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继续深造。冯友兰之所以选择了哥大而不是美国别的大学,原来又是遵照胡适的指示。《三松堂自序》云:「我要往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找胡适,问美国哲学界的情况,学哲学上哪个大学比较好。他说:『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学的新哲学。』」。 由此,亦可见当时冯友兰对胡适是何等的敬重和信服。 只是,冯友兰到了大西洋彼岸,不仅在地理上远离了胡适,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和胡适渐行渐远。如果说,冯友兰在北大时就像一只关在黑井底下的青蛙,胡适方法学的启蒙,等于揭开了井盖,让他窥见了头顶上斗大的一片蓝天。那么,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冯友兰,便如同青蛙跳出了深井,让他真正看见了西方理代学术的天地之大,宫室之美。冯友兰往昔对胡适的信服和崇拜,也因眼界渐宽而逐渐消减。 当然,这还不是冯友兰与胡适渐行渐远的最重要原因。冯友兰与胡适疏离的最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目睹西方文明内部的严重危机,西方的知识分子正开始对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十九世纪以来风行一时的进步主义和科学主义已开始式微,昨日对西方文化的乐观主义已渐渐被今日的悲观主义所代替。战后西方思想界的重大转变,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五四」风潮,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一旦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来到欧美,便再也无法对这种强烈的反差视若无睹。君不见就连洋人也承认西方文化并非一切都好么?梁启超和张君劢正是因为旅游了一趟欧洲,才深感不宜妄自菲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冯友兰在美国留学, 又岂能无动于衷! 其二是冯友兰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不及一年,便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把自己的自己的专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这一转变,固然能使冯友兰易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专业的转变也往往会引起心态的转变。冯氏在改变专业之后,便能以较为同情的态度,与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先哲进行内在对话 (internal dialogue) ,而儿时曾背得烂熟的古典,其中隐而未显的意义和价值,亦在内在的对话和思想的反刍中得以砥砺发明。所有这些,都使他离开胡适的「反传统」立场越来越远,而越来越贴近了他在北大的另一个老师 —— 一生矢志要为中国传统文化辩诬洗冤的当代新儒学开山梁漱溟。冯友兰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 ” (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 ) , 以「能而未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科学, 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隔海唱和。一九二三年暑期冯友兰完成博士论文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West” (《天人损益论》),该论文于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英文本,其后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版中文本,书名被改为《人生哲学》。 如果说,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其辩护策略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并以「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为理由,替中国文化争取平等地位;那么,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其辩护策略则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在《人生哲学》所罗列的损道、益道和中道三大派中,每派都是由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流派共同组成的。尽管冯友兰在表面上承认了每一派都各有所见, 亦各有所蔽,但他还是把以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为主体的中道派的位阶和价值,置放在损道派和益道派之上,而断定中道派是「其蔽似较少」的「较对之人生论」。 约而言之,冯友兰无非是要向读者表明:西方文化所有的中国文化也有,但中国文化所有的比西方文化还要更好。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冯友兰已基本上脱离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营垒,而正式加入了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行列。 二、导火线 尽管冯友兰在学术文化思想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但直至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书稿寄呈胡适指教之前,亦即在一九二九年底之前,两人仍维持着师生间的微妙关系。冯友兰自一九二三年夏返国在河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恒不安于位,亟思离开河南这个学术文化的边缘地区,到其他学术文化中心谋一位置。 他先后到过广州的广东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最后得偿所愿,于一九二八年秋加入了罗家伦接收清华的领导班子,不但成了中国另一最高学府的教授,而且还先后在清华担任过校秘书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即代校长)等要职,变成了清华第二号人物。 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底,胡适曾与冯友兰有书信往来,彼此也曾「畅谈甚快」,胡适有新的著作也会寄冯友兰一份。 冯友兰尝多次投稿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多次把自己的论文寄呈胡适求教。 黄山书社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共收入的冯友兰致胡适书函六通。此六函中有五函应撰于两人关系尚算正常之时。冯友兰在信中曾向胡适请求介绍工作,请求介绍出书,请求帮助通过中基会的补助等等。其时冯友兰对胡适仍执弟子之礼,每封信末均着有「学生冯友兰谨启」等文字。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谈冯沅君与陆侃如婚事的二封信。冯沅君原名冯恭兰,是冯友兰的胞妹,七岁丧父,在冯友兰的影响下走上创作和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女作家。冯友兰对沅君极为怜爱,对沅君与陆侃如的婚事原来并不赞成。原因之一是陆侃如比沅君还小三岁,更重要的原因是冯友兰经过调查,发现陆侃如在家乡已与一庄姓女子订有婚约,于是一怒之下曾指责陆家骗婚,因之与陆父闹得极不愉快。 为了其妹的终生幸福,以「长兄如父」自任的冯友兰甚至曾一度想过把沅君介绍给门当  对,而其才学又让自已佩服的陈寅恪。 但此时沅君正热恋她的「璧弟」(侃如),对其兄的「荒谬」之举自然十分反感。 不过,由于一心希望得到家中的祝福,沅君便请出自己在北大的师长胡适与蔡元培出面当调人。冯友兰眼看其妹意不可回,而陆家又满足了他提出的与庄家「登报解除婚约」加上「官厅登记」和「律师证明」等先决条件,也乐意接受了胡适的调停。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致胡适函云:「近接侃如来信,知与庄女士关系已断,并经律师证明。学生即据以与家慈婉商,家慈虽然不免疑虑,但已允诺听舍妹自决,不加干涉,此事可谓告一结束。而先生执柯伐柯,亦于是告厥成功矣。」 但是,两个学术思想南辕北辙,又同在一个城市中治相近专业的人,要长久地和平共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俟胡适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书稿时,维系着胡、冯两人暂时相安无事的微妙 的师徒关系便被撕裂了。在胡适而言,冯书不仅在精神上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唱对台戏,而且还用「释古」的典范取代了自己书中所树立的「疑古」典范, 拔赵帜,树汉帜,等同于入室操戈。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不仅是胡适藉以成名的学术资本,而且还是胡适反传统的重要武库。 胡适已习惯于把别人对这本书的批评,看成是反动的文化势力对革命阵营的反扑。以前他对梁启超的批评便秉持着这种看法。他在一九二一年初致陈独秀函云: 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现在面对冯书的挑战,胡适除了想到这是反动势力的反扑之外,还极可能想到这是学生对师门和「文化革命」的背叛。既然对反动须予以打击,对叛教者更不能宽恕,胡适对冯友兰的批评,便不再念及师生的情谊。对冯友兰而言,在私方面,他之所以能在数年间变成了学术的主流派,全凭自己的努力和争气,而胡适究其实并无给予过多大的帮助,他对胡适并无亏欠;在公方面,学术文化本是天下公器,他与胡适所争者,乃系中国学术文化之大是大非,孔门素有「当仁不让于师」的遗教,西哲亦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明训,又岂可以私谊以害公义!职是之故,冯友兰对自己与胡适的论辩 也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两人一来一往地互相批驳,使得彼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 两人之中,胡适的最强的一项是考据,最弱的一环是义理;而冯友兰的强项是义理,较弱的一环是考据。胡适在注意到冯书把《老子》一书考订为战国时人作品,故其作者应出生在孔子之后,与自己的书把《老子》的作者考订为孔子的前辈,故《老子》成书应在《论语》之前的论断相舛,因而在《老子》的年代这一考据上的问题向冯友兰发难,藉由一点突破以推翻全面。关于胡、冯两人论争的细节,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加探究,而只能从整体上略加裁断。 冯友兰的所长虽不在考据,但对考据却并不外行。他对于《老子》书成于战国的判断,乃系综合自崔东壁、汪中、梁启超等人对《老子》书及其作者的辨伪和考证成果。冯友兰在书中特别强调:「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 begging the question )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 而胡适则紧揪着这句话不放,强调若所有证据分而观之不免有为「丐词」之嫌,则虽「合而观之」亦不能确定「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胡适的推理并没有错,冯友兰的「合而观之」法究其实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老子》是战国时作品。但胡适的正确推理并没能给自己带来胜利。因为,按照胡适的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份证据的东西」的硬性规定, 胡适自己就是在没能提供「充份证据」的情势之下,仍旧在其《中国哲学 史大纲》(上册)里把《老子》的成书安排在《论语》之前。换句话说,胡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和冯书中「孔先老后」的说法,都只不过是未能被完全证实的假设,而决不应被视为定论。既然胡适和冯友兰都无法提供充分的确凿证据,证成自己的假设,那么,他们的假设的孰优孰劣,便只能由其「被证成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冯书使用了「合而观之」法,当然能大大增加了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因而又要比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小的胡书高明。 即使以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考据,胡适还是没有办法压倒冯友兰。在当时参加《老子》辩论的学者如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人,几乎都一致反对胡适「老先孔后」的论点。 胡适的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 胡适很可能没有觉察到,他的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只不过是一未经证实的假设,而他却一直把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设,当成了已经被证成了的定论,如此一来便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教人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份证据而后信」的「思想和学问的方法」。 并且,他一再以未能提供「充份证据」为理由,以挑剔和否定冯友兰等人「孔先老后」的假设之时,却忘记了自己也同样地未能提供「充份证据」,忘记了自己所坚持的「老先孔后」也只不过是假设,忘记了自己的假设并没有比冯友兰的假设更具优越性。正因如此,胡适把他和冯友兰关于《老子》成书时代的争论,分别写入了他批评冯友兰的中英文的相关文章中,藉以突显冯友兰的荒谬可笑,殊不知却更突显了自己错认假设为定论的谬误。例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中说: 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好像跑到我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 …… 其实,冯友兰提出的证据,并非如胡适所谓「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而是一些藉以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例证。这些可能例证,若分而观之,固然不足以证明「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公开承认),但若合而观之,则能使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尽管合众例证仍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提及,但说得不够清楚)。胡适若因为冯友兰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而拒绝把冯友兰的假设视为定论,拒绝在自己的书中「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这是胡适个人的自由,也无可厚非。但胡适在没有提供充份证据的情势下,却无权把自己「老先孔后」的假设视为定论,也无权要求冯友兰 除非握有百分之百的充份证据始能另行提出「孔先老后」的新假设,更无权禁止冯友兰因自己的假设能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大而自觉其优越。个中道理,本是一清二楚。但胡适却对如此显明的道理视而不见,并大半辈子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可能因为关心则乱的缘故罢。 三、胡适的冯友兰情结 (一)「哲学关门」论 胡适虽以《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但胡适的哲学训练,却常变成了某些中国专业哲学家清谈的笑料。例如,金岳霖借弦而歌,在撰写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书面报告中,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发出了相当尖刻和严苛的批判和讥讽: 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重效果,既注重效果,则经他眼光看来,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 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 金岳霖一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还不忘狠狠地幽了胡适一默: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说,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在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的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维也纳学派断言一切形上学都没有实证上和认知上的意义,从根本上否定和推翻以形上学为基础的传统哲学的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原先以中国哲学史「暴得大名」的胡适,此时的自我定位,已完成了从哲学家到历史家的转变。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胡适在北京大学也开始宣传「哲学关门论」。不知是否因为哲学家们对自己的轻蔑,还是因为受了冯友兰的刺激,受辱和挫折让一贯以聪明自负又眼高于天的胡适,更加对哲学和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而此一反感,又增强了胡适本来就十分强烈的作为历史家的骄傲和优越感,遂演成了一种「历史的傲慢」。怀着「历史的傲慢」,胡适见到哲学家往往出言不逊,甚至还曾一度设想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取消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让北大的哲学家没有饭吃。据哲学家贺麟回忆道: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大唱其「哲学要关门」,「哲学家没有饭吃」的论调。他当时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了一个英文的演讲,(讲稿尝在当时北京英文报上发表,)大发其「哲学是坏的科学」的荒谬议论。他从孔德的反动的实证主义出发,认实证科学已代替了哲学,哲学已没有研究的领域,并以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作为哲学上的「树倒猢狲散」,哲学要关门的例证……每遇见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他就一再问他:「你何不早些改行?」他在当时北京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每年照例要重述一遍他的「哲学要关门」的荒谬议论。他甚至打算取消北京大学哲学系,而迫使其他哲学教师「改行」或「没有饭吃」。北京大学哲学系虽未被他取消,但当时唯一用新观点讲授「左派王学」相当受学生欢迎的嵇文甫先生却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贺麟这些话虽是在中共一九五五年批胡适高潮时所说的,但剔除去其中的大批判语言,他所说的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因为,贺麟的话已经在钱穆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胡适确曾一度计划要把北大哲学系 关掉,甚至要以历史系取代整个文学院。钱穆说:「在余初到之年(翟按:即在一九三一年秋),北大历史系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 …… 」 除了逼走嵇文甫,胡适还不顾汤用彤和钱穆的反对,执意解聘了理学大家蒙文通。据钱穆回忆: 某日,……适之告余,秋后蒙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其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蒙文通原是四川经学大师廖平的传灯高弟,后来又曾负笈于支那内学院佛学大师欧阳渐门下,文史哲一身兼通,于宋明理学与佛学之造诣尤为深邃,在北大任教时常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林宰平、熊十力、钱穆、汤用彤等人声应气求。从他在北平时向不入胡适的家门的「稀有之事」看来,他对胡适及胡适的学问大概也无甚敬意。胡适之所以解聘蒙文通,当然也绝对不会仅仅是因为有学生投诉「不懂其所语」。因为,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北大的教师各操家乡方言授课,而蒙文通所操者属于成都官话系统,又要比北大许多教师的家乡方言易懂得多,至少要比钱穆的无锡话易懂得多。 蒙文通被解聘 的真正原因,极可能是由于他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立场而又敢于放言高论,遂使自已成了胡适的眼中钉。为了达成把文学院办成历史系的目标,胡适还以「革新」之名在北大中文系解聘了旧派老教授许用晦和林损。 回想到胡适在二十年代初期才刚掌北大文学院大权,便一口气解聘了包括保皇分子辜鸿铭在内的八个教师, 由蔡元培一手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自由讲学的学风,到了胡适手中便受到了严重的压抑。以胡适愈来愈严重的「历史的傲慢」情结,及其肃整「不适任教师」之铁腕,倘若冯友兰当时不是在清华,而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过吧? (二)「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之右者」 但是,「各人头上一片天」,胡适虽在北大有权有势,却还真奈何不了已经在清华打下了一片铁桶江山的冯友兰。眼看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出版完上册之后,不久又出齐了下册,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在出版了十多年之后,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写出下册;更兼陈寅恪和金岳霖所写的扬冯眨胡的三篇「审查报告」,又都附在冯书之后,使得学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冯书要远远胜过己书。所有这些,都很难免让胡适耿耿于怀。 「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胡适也是人,有时难免也会在人前人后月旦人物。只不过,胡适对自己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相当充份的自觉和自信,深知自己的片言只语,都有可能变成了日后的研究者研究和分析的史料。胡适经常劝喻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通信中把发信的年月日书写清楚,以免造成日后研究者考订上的困难,便是此事最有力的左证。正因如此,胡适在人前人后、在书信或日记中对他人的批判讥讽,无论他是有意或是无意,自觉或不自觉, 其损人和伤人的实际效果,和他的公开撰文如果真所有不同的话,也只不过是在时间上的先后而已。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不打算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胡适的日记,不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且还知道日后一定会出版的。正因如此,他在日记中批评别人,和他的撰文批评并无甚不同。胡适在日记中批评冯友兰的地方有好几处。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月《胡适日记》有云: 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 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主重【要】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辞」,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 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 2.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 3.—6.(从略) 这两条就是他们的宗旨了。…… 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胡适是个反传统主义者。如果有人在胡适面前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很可能会被胡适批评、鄙薄和不屑。例如有个湖南的留法学生向胡适请教「《中庸》上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话怎么解?究竟确不确?」弄得胡适又好笑,又好气,在日记中狠狠地嘲笑他「到了法国七年,法文还不曾学会,却记得这些昏乱的胡话!」 又例如胡适有一天与一熟朋友饭后一起去看庄士敦( Johnston ),闲谈中,胡适听到该朋友说「中国文学胜于西洋」,气得在日记中大骂他「见解甚陋,贻笑于外人。」 甚至是「外人」如牛津之教授 Jenkin 与牛津之锡兰学生会会长及印度学生会会长等在胡适面前称许中国和东方文化,也让胡适听来十分逆耳,在日记中认定他们「装腔作势」,「说的话不是良心话!」 胡适常把维护传统文化与愚昧、保守、反动画上等号,《思想与时代》的编者和主要撰稿者既以「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为其宗旨,自然难免要被胡适划入「愚昧」、「反动」、「保守」和「拥护集权」的另册。但在所有人当中,胡适又最鄙薄冯友兰。因为,胡适知人论世极看重学历和出身。像钱穆、张其昀这一类没有留过洋的「苦学者」,胡适还会因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而不忍苛责,维持着表面的客客气气。但冯友兰既毕业于北大,又是哥大的洋博士,居然还和这些未见过世面,未闻大道的「苦学者」一道宏扬传统文化,在胡适看来,真是愚不可及,白吃了许多洋面包和枉读了好几年洋书。 胡适从来就以聪明自负,并常以自己为标尺去衡量他人。在他看来,真正聪明的人都应像他那样反传统;而维护传统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蠢人所误的聪明人,如梁启超。胡适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在《日记》中曾对梁启超的晚年转向「卫道」相当不满:「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励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 而另一种是不折不扣的蠢人,最着芟如冯友兰。 早在一九三一年春,胡適和錢穆討論老子問題,就突然冒出這一句: 「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之 右者」。 不知胡适所谓的天下第一至蠢,是指冯友兰坚持「孔先老后」的蠢?抑或身为洋博士还去维护中国传统的蠢?当钱穆晚年把胡适的这句话写入了回忆录时,胡适墓木已拱,而冯友兰尚还健在。据冯友兰的学生钟肇鹏说: 一九八七年秋,一次我到冯老家中,谈倒最近我读了钱宾四所写的《师友杂忆》,其中有讲到冯先生的。宾四记胡适谓「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先生听后,默然。良久曰:「胡适顶聪明,但他『作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 冯友兰虽不像胡适那样自负聪明,但也绝不会想到自己和「愚蠢」二字有任何关连。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胡适竟会把他列为「蠢人」,而且还位居天下等一。大概是钟肇鹏并没有把胡适说此话的时间、地点和脉络交代清楚,致令冯友兰想来想去,最后竟想到了自己在中共立国前夕,没有像胡适那样逃离大陆,因而后来在中共治下受尽折磨,胡适一定是因为我冯友兰不曾作了逃亡的「过河卒子」,从而断定我是天下第一蠢人罢?冯友兰的猜想,简直离题万里! 这是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北大正式开学之日,在学生们如雷般的鼓掌声中,在讲台上为「报答」学生们的「好意」所讲的「老实话」。其原话是:「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为『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引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 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册 3 ,页 496 。 参见胡适,〈胡适致苏雪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 1983 ),中册,页 339 。 胡适在致周作人函云:「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 」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适在日记中亦云:「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案﹕鲁迅,本名周树人,字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3 ,页 755 。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自序〉云:「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引自胡适,《白话文学史》(台北:胡适纪念馆, 1974 ),卷上,页 9 。 胡适至苏雪林函云:「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案:陈源字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风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 …… 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 gentleman 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引自胡适,〈胡适致苏雪林〉,页 339 。 详见胡适,〈答梁漱溟〉,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上册,页 311-312 。 例如,胡适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月在报上读到〈梁漱溟不肯洗脑〉的报导,十分感叹,忍不住在日记中写道:「漱溟今天的行为也是『殉道者』( martyr )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自不通处变』,不能『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8 ,页 219 。 胡适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中,曾剖判自己与陈独秀和梁漱溟的差异,认为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138 。 一九五○年一月二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8 ,页 4-5 。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7 ,页 656-657 。 胡适,〈胡适致苏雪林〉,页 339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收入氏着,《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卷 1 ,页 187 。 胡适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冯友兰出生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 ,顾颉刚出生于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 ,傅斯年出生于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见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 ? 的一代学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页 1 。 当时北大学生气焰熏天,动不动就驱逐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冯友兰和傅斯年就曾分别在哲学门和国学门当过驱逐老师的带头人。冯友兰曾带头驱逐哲学门教师之事,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96-297 ;傅斯年曾带头驱逐国学门教师之事,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收入氏着,《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国史馆, 1989 ),册 10 ,页 74-75 。 引自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页 40-41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2-203 。 同上 ,页 119-203 。 同上 ,页 201 。 同上 ,页 200-201 。 同上 ,页 201 。 同上 ,页 201 。 同上 ,页 201 。 同上 ,页 35 。 同上 ,页 186-188 。 同上 ,页 119-203 。 同上 ,页 199-203 。 冯友兰把陈汉章和哲学门部分同学对胡适的讥笑和攻击,看作是当时旧文化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扑。《三松堂自序》云:「 …… 也有不少人对胡适这部书,发了些讥笑之词,认为是胆大妄为 …… 我们的教授(指陈汉章)说他不通 …… 我们学生中间也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这些讥笑之词,从反面说明,这部书在当时是作为新事物出现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2 。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创办哲学研究所,自任所长,时距胡适在同年九月十日出 任北大教授刚好过了两个月。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 1986 ),页 47-48 。 冯友兰当时撰胡适的两门课分别为「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和「中国名学钩沉」。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4 。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5 。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6 。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6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46-47 ;以及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8 。 冯友兰,〈回忆《心声》杂志〉,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3 ,页 971 。 冯友兰,〈《心声》发刊辞〉、〈《心声》第二次复活〉,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3 ,页 817-821 , 862-863 。 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4 ,页 165 。 该论文完成于一九二○年冬,于一九二一年曾在哥大哲学系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于翌年四月刊于美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 Vol.XXXII, No.3, 一九八三年四月由涂又光译为中文,收入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页 23-42 。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页 24 。 冯友兰,《人生哲学》,后收入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 ,页 347-584 。 冯友兰云:「哲学多有所『蔽』;本书中所谓中道诸哲学,其『蔽』似较少,今依所谓中道诸哲学之观点,旁采实用主义及新实在论之见解,杂以己意,糅为一篇,即以之为吾人所认为较对之人生论焉。」氏着,《人生哲学》,页 509 。 冯友兰说:「在《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里面,我只把各派哲学并列叙述,没有明确地肯定,哪一派是我所认为最有价值的。现在在《人生哲学》里,我明确地说,我所谓中道,是最有价值的。」氏着,《四十年的回顾》,页 179 。 关于冯友兰由反传统主义向文化保守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详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八九五 —— 一九四五〉,《大陆杂志》,卷 98 ,期 1-3 ( 1999 年 1-3 月), 页 29-36 , 61-69 , 114-127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58-59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59-76 。 例如,冯友兰在一九二五年获胡适赠新出的《胡适文存二集》一套。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56-57 。 见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 1994 ),册 36 ,页 591-603 。 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 36 ,页 606-607 。 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页 606 。 冯沅君在致胡适函云:「芝生来信介绍陈寅恪给我,这种办法未免太荒谬,我决意谢他。」并向胡适举证其兄的「调查报告」是如何如何地「不尽可信」。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页 606 。 引自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四),页 596-597 。 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疑古」典范如何被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释古」典范所取代,笔者在〈师不必贤于弟子:论胡适与冯友兰的二本中国哲学史〉一文中已作了相当深入的探究与分析,该文刊于《新史学》(台北),卷 15 期 3 ( 2004 年 9 月),页 101-145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覆案,于此不赘。 详见本书第一章。 胡适,〈致陈独秀〉,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页 262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年),上册,页 210-211 。 见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大公报.文学副刊》,期 178 ( 1931 年 6 月 8 日)原载,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1 ),下册,页 742-744 。 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氏着,《胡适文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6 ),页 2 。 冯友兰在一九三○年中覆胡适函云:「学生本认为每条辩论,若只就其自身观之,皆有丐辞之嫌也。学生所注重者,只在合而观之,则可成一系统。如能成一系统,则可以站得住也。自逻辑及科学方法言之,每一辩论,若只就其本身言,多为证据不充分。如吾人见一部分人有死,而谓凡人皆有死,严格言之,其证据如不充分,即演绎法中之 AAA 命题,亦有丐辞之嫌。但此辩论如能合别辩论而成一系统,则可成立矣。吾人今日谈上古史文献不足,有许多问题本不能有决定的结论,然吾人亦不能永远展缓判断。例如吾人讲哲学史,必将老子放一地位,于此时吾人只能将其放在与吾人心目中之上古史系统相适合之地位,此亦无可如何者也。 …… 」其实已点出了假设不等同于定论此一关键问题,但可惜说得还不够清楚,也未能把道理讲透。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五),页 599-602 。 详见胡适,〈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页 745-767 。 致令胡适在北大讲堂,讲出了「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 如果證據足了,我為什  反對? 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诸如此类负气的话。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6 。 参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页 17 。胡适在该文同一页中还强调:「科学方法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祇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祇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但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却在「证据不够」又「未经证实」的情势下,仍「武断」地把其「老先孔后」的假设「奉为定论」,直接违背了他一辈子宣传的「科学方法」和十字真言。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页 6-7 。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二】,页 6-7 。 引自金岳霖,〈回忆录.胡适,我不大懂他〉,氏着,《金岳霖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卷 4 ,页 740 。 引自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收入三联书店编,《胡适思想批判》(北京:三联书店, 1955 ),辑 2 ,页 90 。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6 ),页 147 。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 156 。 笔者曾在一九八四年八月于台北内双溪钱寓晋谒,蒙钱先生接待并赐谈一小时,由于听不懂钱先生所操之语,需蒙何佑森学长代为翻译。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收入唐文一、刘屏编,《往事随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页 235 。 胡适,〈致顾孟余〉,收入耽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页 305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7 ,百 539-540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266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369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380-381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5 ,页 354-355 。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 138 。 引自钟肇鹏,〈片断回忆和一点想法〉,冯钟璞、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页 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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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大学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热度 1 eksergiya 2014-8-18 17:12
在邮箱中收到关于《北京大学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的通告: 关于《北京大学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的通告 各位师生员工: 《北京大学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制定是事关学校根本和全局的大事。《章程》 制定工作于2007年启动。近两年,学校通过不同形式征求了师生员工、校友及相关社会 人士代表1200余人次的意见。按照上级和校内规定程序,《章程》经党委常委会、校长 办公会、校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征求学术委员会委员意见,经过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讨论,于中共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形成公示 征求意见稿。 为了充分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民主权利,集思广益,继续完善《章程》,学校将在校内 信息门户“我的消息”栏目中公示《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稿)。8月5日至8月20日, 师生员工可用自己账号登录校内信息门户,进入“我的消息”栏目查阅。您的意见可以 通过所在单位或其它形式向学校反馈。欢迎您就《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 意见! 《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稿)系校内公示征求意见,请勿外传。 感谢您的关注! 北京大学 2014年8月4日 见到公示征求意见稿后大吃一惊:这哪里像堂堂北京大学的手笔?居然经过“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校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征求学术委员会委员意见,经过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讨论,于中共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难怪邮件中特别注明“《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稿)系校内公示征求意见,请勿外传。”且不说草稿内容之空洞无物,单论标点符号的格式,一眼望去就全角半角参差不齐,看来真的是改了又改的版本。这样的章程真的很丢人。我仔细阅读了全文,大致写出我的意见和建议,供学校参考(已在校内系统发出)。关于党的地位的讨论,估计他们很难接受,但表达一下个人感受,还是符合《宪法》的。此外,我在下面的评论,只摘录了很少的原文,算不上泄密吧? 总体来说,《章程》的语言水平没有达到高中程度,也许现在的高中水平下降了,至少我读高中时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对比一下当年冯友兰起草文件时的神采,党国复兴文化产业之任务几乎不可实现。为什么不请中文系的老先生们把把关?即使让孔教授改改也好嘛! 最大的问题是文风不好,虚头巴脑,空洞无物,堆砌概念,偷梁换柱。也许这是当今党的文章的通病(对比什么全会公报看看),但北大的这个草稿,连没有病句和前后呼应都不能做到,太丢脸了!不多说了,请领导们往下看吧。 序言部分介绍学校概括,但前后矛盾。先说北京大学创立迄今百余年,后说北京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请问,在北大的前一半历史中,何来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之说?更何况,社会主义之说,多年来亦起伏不定,难以自圆其说。试看今日之北大,除了旧教学楼墙壁上依稀可见的文革标语,哪里还有社会主义的丝毫影子?因此,建议删除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字句,以免误导。好在后来也没有再提社会主义,留下这么个尾巴(应当叫做伏笔)也没关系,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引号格式前后不一致。 第四条:“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教学育人、研究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相结合,追求世界最高水准的教育,培养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健康体魄与健全人格、独立思考与创新精、实践能力与全球视野的卓越人才。” 莫名其妙的空洞口号,前言不搭后语,大而不当,逻辑混乱,结构神奇。建议重写。部分与第三条重复。 第五条:不知所云。 第六条:什么叫做现代大学制度? 第七条:人云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是谁都不负责,请把校党委和校长的各自职责和来源说清楚,希望不与第六条矛盾。 第二章 职能 第八条:这一条列于学校职能之首,一上来就三个面向(现代化、世界、未来,好像很面熟的样子),然后动员、组织、优化资源,也不知道这里的资源是人还是物。然后列举了主要发展方向,开展哪些活动。我有一种职能错乱的感觉。 第十条:“学校坚持世界卓越的教育标准,制定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难道卓越也分世界卓越、国家卓越、省级卓越……乃至中关村卓越?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有何区别? 第十二条:“学校……决定收益分配”,这与第二条关于学校是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的提法是否有矛盾? 第十三条:“学校……建设人文校园、智慧校园、绿色校园、和谐校园”。什么叫人文校园?人文大概指文化,学校就是搞文化的地方,何必强调?难道还是为了突出我们不搞生产校园、种植校园?至于智慧校园、绿色校园等,都是大而不当的虚词,连学术界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这样的校园,还是不提为好。 第三章 人员 第十六条:“学校教职工包括教师、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这里为什么要写“其他”二字?难道研究员、实验员、工程师等等都算做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八条:“学校教职工应履行下列义务:(四)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建议删除这一条,因为教职工往往无力这样做,或者这样做很危险。 第二十二条:“学生应履行下列义务:(三)……,爱国爱校”。建议去掉爱国爱校四字,因为不必强求这两个爱。国和校是否值得爱,如何去爱,都要另行讨论,但不应当是义务。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二十五条:“校党委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应当明确写出,这里依照的是什么法律和规定。此外,为什么一个党的章程居然管辖这么多事?此处有明显的逻辑错误:校长明明要接受校党委领导(见第七条),何来校长独立之说?什么叫做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 (二)办学方向、依法治校、人才培养等诸多事宜,已经在前面有所论述,为什么要靠这个党来保证其完成? (三)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为什么要这个党来领导?这与前面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表述矛盾。 (四、五、六、七)说白了就是这个党决定学校的一切。真讨厌! 第二十六条:校长的职权太多了,他一个人根本做不过来,大部分工作应当由相应委员会完成。 第三十八条:“学院(系)、研究院(所、中心)设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负责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支持行政领导班子和负责人在其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很有趣的提法,政治核心,同时只能支持院级行政领导班子和负责人开展工作。看来院一级还是院长为大。 第六章 资产、财务 第十二条提到收益分配,这里该具体阐述的地方却只字不提。 第八章 标识和校庆日 第四十九条:什么叫做双圆套形(这个用法罕见)?北大红是一种什么红色? ------------------------------------------ 后续报道(一个起草了七年的文件,而且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基本认可……): 《北京大学章程》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 讨论章程草案调整修改意见 日期: 2014-08-25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enpproperty 2014-08-25 08:53:53.0《北京大学章程》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 讨论章程草案调整修改意见2129新闻纵横新闻纵横/nodesearchname/enpproperty-- 8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章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在办公楼召开。会议听取了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的情况,讨论了章程草案调整修改意见。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大泉应邀出席会议。会议由章程起草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主持,在校的起草委员会成员、相关领域专家及起草秘书组成员参加。 会议首先听取了学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张彦关于进行章程公示征求意见的汇报。根据工作计划和与上级协调,学校通过校内门户等途径向全校5万余名师生员工发送了《北京大学章程》公示稿,从8月5日开始进行为期15天的公示,并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公示期间,章程起草秘书组共收到意见反馈75份(个人67份,单位、组织8份),含各类意见建议237条。 章程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组组长,学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学校秘书长杨开忠向会议报告了意见建议分析以及与部分师生进行交流沟通的情况,代表秘书组提出了接受意见、吸收建议,对章程草案进行调整修改的思路和初步意见。与会章程起草委员会成员和来自法学院、教育学院、中文系、社会学系等单位的相关专家共同进行了讨论。 王大泉听取讨论后,通报了教育部近期核准、颁布高校章程的有关计划安排。王大泉指出,北大开展章程公示征求意见贯彻了教育部关于高校制定章程要尊重师生、发扬民主的要求,体现了学校对章程制定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还对章程草案的修改完善提出了指导性要求。 会上,朱善璐作总结发言。他简要回顾了章程起草委员会7年来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最近两年来在教育部统一领导下积极推进北大章程制定的情况。朱善路强调,只有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共同关注和热情支持,章程才能制定好、贯彻好、执行好。北大章程按计划公示征求意见是程序性工作安排,更是进一步集中师生群体智慧的需要,也是保障师生基本权益的体现。综合来看,章程内容和章程制定工作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基本肯定和总体认可。朱善璐要求起草秘书组落实起草委员会会议精神,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每一位师生提出的意见,深入研究调整修改和采纳建议的方式,在公示征求意见稿基础上做好章程文本的修改完善工作,并努力做好与提出意见师生的沟通、反馈。(文/姜南) 章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后,学校召开了党政联席会,研究了章程草案修改完善等事宜。 编辑: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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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四境界和三层楼
热度 1 sstone2009 2014-2-2 10:50
冯友兰研究儒家的哲学精神,认为求理想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意为理想生活是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又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极高明”即是说的人的境界。冯友兰将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极高明也就是天地境界。 丰子恺在一次谈弘一法师的演讲中,将人的生活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指衣食温饱的追求,精神生活是指文化艺术的追求,灵魂生活则是哲学宗教的追求。丰子恺把自己的生活誉为在二层楼的境界,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则是在三层楼,努力探究人生的究竟——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 把冯友兰的四境界与丰子恺的三层楼对应起来理解,自然境界是顺才、顺习地生活,功利境界者则目的明确,利之所在,尽力为之,这两种境界都属于一层楼而已。道德境界,则可与二层楼对应起来,不过两者也有区别,前者强调为人求利;后者强调个人兴致,至于这种个人兴致是否为人求利,丰子恺没有明说。冯友兰所谓天地境界者,是指为天地服务的圣人,“极高明”而常人难以达到了;对应于三层楼,只不过对哲学、宗教的追求,大概要好做得多。 人生的四境界虽与三层楼大致可以对应,但还是大有区别,我以为前者重在分类人对外的态度,自然境界是对外界懵懂无知,所以不知利他利己,似乎有苟且而活,说得好听一点是孩童的天真;功利境界则是熟知利益、权欲,不管手段与方法是否正当,努力达到利己目标;道德境界则是利他目标。在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之间,都是需要利所体现,不过利谁的区别而已,也会存在利己与利他共存的情况,大概道德境界要求利他为先。天地境界则是面对天地了,或者说面对全人类了,应该是更宽广得多的道德境界罢!三层楼则是对内、对己的态度,物质的生活是必须的,精神和灵魂生活需要逐层而上,在一层了才可以去往二层,到了二层才可以去往三层,至于利他利己,则不是丰子恺的关注,或者即使关注也没有阐述。 冯友兰是哲学家,他努力用哲学的抽象的思维阐述人生的普遍性,他可以做到像一个智慧的旁观者那样看待每个个体,从而归类这些个体;丰子恺是艺术家,他努力用形象的思维描述身边的案例,他需要将自己和自己的体验设身处地对照进去,从而得出一个尽可能普遍的规律。于是,前者多了理想的主义、少了现实的案例,后者多了现实的对照,缺了普遍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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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科学、空想、荒谬
热度 3 fqng1008 2014-1-8 08:17
冯友兰先生在 1988年初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1990年去世前5个月,以95岁高龄完成。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后来叫《中国现代哲学史》。在完成这册书后所写的《自序》中,他讲到文革后老妻去世时他写的挽联中,有“斩名关,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之句。他说:“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清初王夫之在深山中著书四十年,达数百卷,几百年以后才出版。冯友兰为什么要自比王夫之?为什么说真感觉到了自由?因为,在最后的著作里,他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独立的认识和分析。谨摘录介绍如下。 毛泽东思想分科学、空想、荒谬三阶段 冯友兰在书里这样介绍毛泽东:“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 冯友兰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二、社会主义阶段;三、极左思想阶段。他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解放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政治纲领,称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49年与各民主党派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其经济制度中,包括五种经济同时并存,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冯友兰认为这个纲领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法律形式。他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所用的革命方法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以当时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此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就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措施。” 5 年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代了《共同纲领》的法律效力。冯友兰回顾说:“《共同纲领》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宪法》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宪法》的公布,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示毛泽东对于革命方法的认识的大转变……这个转变,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深远的后果。” 冯友兰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阶段,到此为止。 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大转变?冯友兰认为,建国后,应该做的事,就是调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以各种方式,由各种渠道,齐头并进。这便是新民主主义道路。如果五种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成为生产力的束缚,那就用社会主义再作解放,这就是革命分两步走的道理。他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本来就是这样主张的。可是, 1954年的《宪法》过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毛泽东似乎也想合两步为一步、‘毕其功于一役’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有‘驳左倾空谈主义’一节,曾几何时,毛泽东也走上了‘左倾空谈主义’的路了。” 那时,毛泽东批判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人们,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是犯右倾的错误。冯友兰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这句话,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不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而是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冯友兰认为毛泽东思想由此进入了空想的阶段。 他写道:“第二阶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认为,革命的性质可以决定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直接违反的。” 人民公社像一个封建大家庭 冯友兰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实现在农村中。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共把没收的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物。几年之后又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连同他们所分得的土地组织起来,称为合作化。这种组织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冯友兰说:“这种由分而合的过程,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 他分析道:“可注意的是,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内容,实际上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类的思想。其类似之处,在于都是空想的,不是科学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发展史,列举了五种社会类型,一层比一层高。每一新出现的类型,都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被毛泽东称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否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见得。在刮‘共产风’的时候,农民不仅是公社社员,也还是他们原来家庭中的成员,仍处于他们原有家庭的组织中。每个社员,在公社劳动所得工分,并不归个人所有。他们回家后,还要如数交给家长,由家长支配。从这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倒像一个封建大家庭。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附着于土地,依靠自然经济生活,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所以还不能超出封建经济形态的范围。” 冯友兰又说:“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另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又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依赖于家庭而生活。成员有收入,都要如数上交家长;如果没有收入,也照样受家庭的供给。家庭为其成员准备了‘大锅饭’,成员都有‘铁饭碗’。” 他认为,人类的思想总是以其经验为资料的。以旧的资料配上新的名称,这可叫做“新瓶装旧酒”,人民公社便是。 无产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 毛泽东的极“左”思想,表现的高潮为“文化大革命”。冯友兰认为它这一阶段是荒谬的,其荒谬之处在于空想共产主义。 冯友兰说,如果认为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社会生产力就会比以前高几千倍,那就是空想共产主义,因为它的立足点是人们的愿望。在刮“共产风”的时候,认为只要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粮食的亩产就会提高到一百二十万斤,便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就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统治了中国,造成了十年动乱。 冯友兰认为,毛泽东的空想共产主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空想成分。他引马克思的理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集中为两个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他写道:“照这样的分析,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这就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一样,农民只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而即使它通过起义,夺得了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 那么,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呢?冯友兰说:“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的原则并没有被贯穿到底。在没有出现由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发展,也没有出现由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改变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却告诉人们,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可以人为地改变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历史进程,建立社会主义,这就与唯物史观相矛盾了。由此看来,这个理论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能进行革命,不能夺得政权。而是说,不能不顾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前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即使取得了政权,其革命的任务也应该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出现准备条件。因此,其革命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靠空想办事情。” 冯友兰认为,空想的东西,是经不起实践的考验的。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经不起实践的考验,所以要改革。他说:“空想家的空想也是有内容的,不过它的内容是从旧的生产关系中取来的,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未出现。”“ 极左思潮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空想’的共产主义,而且是反历史的‘共产主义’。” 人类不会永远“仇必仇到底”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最后,冯友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比较,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他先做了一点理论的通俗解释:“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必须先是一个统一体,然后才成为两个对立面。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用逻辑的话说,一 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含蕴它们的统一性,而不含蕴它们的斗争性。” 然后他说:“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 怎样重大的意义呢?他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正蒙·太和篇》)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 冯友兰的这个推测,让人想起在和平年代分裂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干脆把人民当作敌人,这些正是“仇必仇到底”的行为逻辑。 冯友兰问:“‘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是要维持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则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毛泽东是革命家,他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毛泽东思想也当然 要主张‘仇必仇到底’。毛泽东常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什么叫‘到底’?‘底’在哪里?” 他自己答道:“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冯友兰认为没有这种必要:“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 怎样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全世界电视观众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汉字“和”,国内观众也看到了。它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统一思想、老百姓啥都忍着就和谐了的意思。二十年前,冯友兰已经对这个字做出了哲学解释。他说:“张载说‘仇必和而解’,这个‘和’字,不是随便下的。‘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 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只要求“同”,不能容“异”,就只会一步步重返“仇必仇到底”的道路。极权制度的惨痛教训,必须牢记。有民主、监督、言论自由之“异”,才有真“和”可言。 冯友兰放眼人类,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人类实现和解,是哲学老人冯友兰最后表达的心愿。 ( 责任编辑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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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何裕民教授广东工作室》——“全民恐癌”是中国患者早夭的关键
zqing150 2013-12-18 16:03
“全民恐癌”是中国患者早夭的关键 何裕民教授认为,对此可作出以下合理解释:这是高度恐癌的社会文化极端扩散的后果! 由于整个社会高度恐癌,故只能极度依赖化疗、放疗,以致动不动就化疗、放疗过度;再加上对健康和保健的意识淡漠,平素不注意例行体检,早期癌的发现率很低,治愈率当然不会很高了。 进一步加以分析,以下几种因素值得重视。 首先,有专家认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严复、冯友兰等哲人的判断),而宗教总体上说是教育人们从容面对死亡的,故中国人较之其他众多民族,对死亡本身就是高度恐惧的。这已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证实了。比如说,中国癌症患者的生存情况不如尼泊尔、印度等宗教色彩厚重的国家,原因之一就是上述过度更加看淡死亡!因此,也就容易从容得多了。但这些只是背景性因素。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国人现在对癌症的极度恐惧广为扩散。“癌症就是死亡”的观点依旧尘嚣日上,生癌“一切都完了”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抹不去的魔影。因此,大批癌症患者事实上是被“吓死”的。 何裕民教授 1980 年代就在学术会议上听说了一个典型案例:河北省石家庄市某张姓处级干部,当时他们处级干部例行体检,几天后,体检结果出来了,他有事到体检医院去,正巧碰到一个认识的护士,该护士告诉他:“老张,检查报告出来了,你火箭电泳(全称‘火箭电泳放射测量法’,是快速定量检测血液中某些免疫蛋白的方法, 80 年代很流行,可以测量甲胎蛋白( AFP )等,而甲胎蛋白是评价是否肝细胞癌变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当时,人们习惯上讲‘火箭电泳’,而甲胎蛋白是稍后才开始在民众中流行的。)奇高,高度可疑生肝癌了。”结果,他当场就吓瘫了,第二天晚上,他死了,被认为生癌死了,然而,最后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个甲胎蛋白( AFP )升高的老张,却不是这个老张,死的这个老张的甲胎蛋白是正常的!典型的张冠李戴,他根本没生癌,但却因为得知生癌,吓死了。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何裕民教授自己经历的。一个亲属,因为口腔不舒服,到某医院口腔科,医生口腔镜一看,怀疑他口腔有患癌症可能,该口腔科医生建议他去专科医院确诊一下。但他当时就瘫下了,回不了家了,在他人帮助下,总算回到了家,却不吃不喝,也不去医院,拒绝治疗,就躺在床上, 1 个月左右后死了,报告时死于“癌症……”但他口腔局部没有症状,全身也没有癌症相关(包括转移病灶)的症状,人是死于功能衰竭,而功能衰竭的起因则是心理“休克”,典型的“哀莫大于心死”,死时刚过了 50 岁…… 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让何裕民教授清楚地意识到,恶劣心理对癌症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有着极为消极的影响。 再次,上述社会观念使得落伍的、极度依赖化疗、放疗“赶尽杀绝”式的治疗旧模式根深蒂固;其中还掺杂着各种利益纷争,更是加剧了各种过度治疗。 我们知道。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美国癌症死亡率与上海今天的现状还算比较接近的(当时 5 年生存率就在 40% 上下),在此之前也是僵持不变,死亡率不断攀高;但在 90 年代后期,成存期逐步开始延长了,而这正好是在国际中路届强调应该适度治疗,讲究提高生存质量,并重视靶向治疗(所谓“靶向治疗”,不是过去的滥杀无辜,而是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开发出针对癌症某些作用点 / 靶点的治疗,不同于过去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杀了再说。这也体现出现代医学对对抗性治疗思路的某种反省)后所发生的事。以至于到了 10 多年后的 2005 年,美国因患癌症而死亡的绝对人数开始下降。 何裕民教授 13 年 12 月底将莅临何裕民教授广东工作室,为广州、深圳等地广大肿瘤患者提供中医中药咨询,名额有限,请提前预约! 联系方式电话: 0755-83250007 手机: 15013708932 QQ : 98794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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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冯友兰谈北大
泰山 2013-11-10 14:44
冯友兰:北京大学 字号: 小 中 大 2013-10-30 18:02:40 更多 10 关键字 北京大学 冯友兰 冯友兰自述 京师大学堂 吴汝纶 中国哲学 蔡元培 辜鸿铭 北大教授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政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我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几大本。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做经科。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没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 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中正传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事迹。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教务长的职务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的职务大概是管大学中的学术方面的事。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分工负责学术研究方面的副校长,即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中的一个权威,但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所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在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也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要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就表明了他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都不见。有一天,张百熙在大清早上,穿着管学大臣的公服,站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有的说是跪在房门外),等吴汝纶起床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他的邀请,但是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这个条件。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逝世了,没有来得及到北京大学到任。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传为美谈。当时我们学生听了,也都很感动。感动的是:一方面,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一方面,吴汝纶对于职务负责、认真学习的精神。正是这种叫学生感动的精神,才是办学校的真正动力。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毕业合影。同学们与校长蔡元培(前排右四)、文科学长陈独秀(前排右三)及教授马叙伦(前排右五)、梁漱溟(前排右二)等合影。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了些人。我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当时的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原来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在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由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当时的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就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当时政府的。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是带着辫子。开学了,他还是带着辫子来上课。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们说,他在堂上有的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我听有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他赞成一夫多妻制。他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他又说,你们说,西洋人是一夫一妻,不娶姨太太;其实他们每坐一次公共汽车就娶个姨太太。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在当时的文学界中,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的佚闻佚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样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隔壁请客。这个学生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就抓住他批评起来,批评越来越多,这个学生所请的客已经在隔壁房间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说,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就走吧。” 在我们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们尊敬的教授,叫陈黼宸(介石),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惋胄翻案。他说,到了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记了君父之仇,只有韩惋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当时称为发讲义。他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恳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觉到,他虽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是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矣”的那种情况,说话倒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逝,同学们都很悲伤。 马叙伦(夷初)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临行时哲学门的学生开会送行,照了一张相片,他在相片上写了长篇题词。 文科学长夏锡祺不知在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我们这班学生对他就有点怀疑了。过了好几天,才发出三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我们这班同学一看,就说这不像一个现代的人所说的话。那时候我当班长,同班的叫我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我回到班里一说,同班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他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我们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他的讲义批得体无完肤。我送给学长。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对我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和他辩论。”我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那位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狼狈而去。 1916年底,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都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 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 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 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的也很讲究,很有一点风神潇洒的样子。 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 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工作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 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也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 附带再说两点。陈独秀的旧诗做得不错。邓以蛰(叔存)跟他是世交,曾经对我说,陈独秀作过几首游仙诗,其中有一联是: 九天珠玉盈怀袖,万里仙音响佩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奋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些弊病是不可救药的。书法的好坏,主要是在于气韵的雅俗。从“在骨”两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评论书法,也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那些东西。 这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这是他的美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大动乱中所批判的所谓“智育第一”“学术至上”吧。“学术至上”一经受到批判,就一变而为“学术至下”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一条“规律”。很有些像在农村中,谁要富起来,谁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越富越修”,也成了一条“规律”。当时有人在农村提倡“穷过渡”。在学校中所提倡的,可以说是“愚过渡”。 好像非穷非愚,就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极左思潮的危害性是多么大了。 随着“学术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知道,“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当时是针对什么而说的,它所针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上面已经说过,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上学校为的是得文凭。得了哪一级学校的文凭,就等于得了哪一级的科举功名。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界有所贡献的人们,都是这样的人们。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界有所贡献的人们,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 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也还是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大有好处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 在十年大动乱时期,还批判了所谓“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 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这一点以下再说。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在民国已经成立了几年之后,还是带着辫子,穿着清朝衣冠,公开主张帝制,但是他的英文在当时说是水平很高的,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他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那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在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那时候,在东京这样的人不少,章太炎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在东京这样的人中,比较年轻的都以章太炎为师,刘师培却是独立讲学的。这样的人也都受孙中山的影响,大多数赞成同盟会。刘师培也是如此。袁世凯在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之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他没有上几课,就病逝了。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在十年大动乱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都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们去讲,而是让教师们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们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的机会,研究就是充实他的教学的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了。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有一位讲公羊春秋的老先生崔适,他写了一部书,叫《春秋复始》,并且已经刻成木板,印成书了。蔡元培把他请来,给我们这一班开课,他不能有系统地讲今文经学,也不能有系统地讲公羊春秋,只能照着他的书讲他的研究成果。 好,你就讲你的《春秋复始》吧。他上课,就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们当时的水平,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他就是那么诚诚恳恳地念,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听。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你可以说韩惋胄好,我可以说韩惋胄坏,完全可以唱对台戏。 戏可以唱对台戏,为什么学术上不可以对堂讲呢。至于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就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校外群众也是公开的。 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不办旁听手续,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在这种情况下,旁听生和偷听生中可能有些是一本正经上课的,而正式中有些人上课不上课就很随便。当时有一种说法,到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院集中的地方)去的人,比较多的是两院一堂。两院指的是当时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指的是北京大学(当时沿称大学堂)。北大的这种情况,从蔡元培到校后已经改得多了,但仍有其人。有些学生在不上课的时候,也并非全干坏事。顾颉刚告诉我说,他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戏。每天在上午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他就走出校门,到大街上看各戏园贴出的海报。老北京的人把看戏说成“听”戏。在行的人,在戏园里,名演员一登场,他就闭上眼睛,用手指头轻轻地打着拍子,静听唱腔。只有不在行的人才睁开眼睛,看演员的扮相,看武打,看热闹。顾颉刚是既不听,也不看,他所感到兴趣的是戏中的故事。同是一个故事,许多戏种中都有,不过细节不同。看得多了,他发现一个规律:某一出戏,越是晚出,它演的那个故事就越详细,枝节越多,内容越丰富。故事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此他想到,古史也有这种情况。故事是人编出来的,经过编的人的手越多,内容就越丰富。古史可能也有写历史的人编造的部分,经过写历史的人的手,就有添油加醋的地方,经的手越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越多。这是他的《古史辨》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是他从看戏中得来的。 照上边所说的,北大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乱七八糟,学生的思想,应该是一片混乱、派别分歧,莫衷一是。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像上边所说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的言论行动,同学们都传为笑谈。传说的人是当成笑话说的,听的人也是当成笑话听的,所谓“兼容并包”不过是为几个个人保留领薪水的地方,说不上保留他们的影响。除了他们的业务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之可言。为新事物开辟的道路,可是越来越宽阔,积极的影响越来越大。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以后,除了引进许多进步教授之外,还把他在上海办的《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成为北大进步教授发表言论的园地。学生们也写作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在校外报刊上发表。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派别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没有武斗。 上边所引的那位中学校长说,学生是通情达理的,不仅通情达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的判断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当时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文化运动将达到高潮,真是人才辈出,百花争艳,可以说是“汉之得人,于斯为盛”。 就是这些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这些人,采取了外抗强敌、内除国贼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中,类似的行动,在太学生中是不乏先例的。这是中国古代太学的传统。五四运动继承并且发扬了这个传统。 冯友兰:《冯友兰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本文节选自《冯友兰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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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读书笔记(二)
热度 2 zywsict 2013-10-10 08:46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 1924 年 ( 甲子年 ) 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http://bbs.sciencenet.cn/blog-827932-714493.html ) 1.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子总其成。 2 法是政府制定、公布的法律条文;术是君王驾驭臣下的方法,是用人之道;势代表当权者的政治权威。 3. “术”包含了权诈、阴谋、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玩弄手腕等等勾当,堪称中国“国粹”,是政治最黑暗、险恶、惹人生厌的部分。 4. 孟子视天为道德之天,人禀承了天的义理,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 5. 荀子则认为天不过就是风云寒暑的变化,人不过就是七情六欲的变幻;情欲是邪恶的,或至少是导致邪恶的力量,因此人性是恶的。 6. 中医基本理论主要来自于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医认为宇宙是个大阴阳,而人体则是个小宇宙,是个小阴阳。人生病了,说明他身体内的阴阳失衡,或者是阳气旺、阴气衰,或者是阴气旺、阳气衰。 7. 董仲舒为维护汉王朝的统治所采取政治措施以及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天人感应人,三纲五常论,三统循环论,灾异论。 8. 任自然则无往而不是,无往而不善。说话不必计较得失,“值心而言”就可以了;行事不需根据是非,“触情而行”就可以了。值心而言,触情而行,就能够“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了”。这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9.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分成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称为格义,第二阶段称为教门,第三阶段称为宗门。 10. 格义是指用中国人的原有哲学概念去解释佛教哲学的阶段。教门是指中国僧人根据自己对佛教经典的理解而创教的阶段。而宗门则是指禅宗,它不信一切佛经,认为人的心就是佛。 11. 王阳明哲学:“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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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读书笔记(一)
热度 2 zywsict 2013-10-9 08:49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 1924 年 ( 甲子年 ) 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http://bbs.sciencenet.cn/blog-827932-714493.html ) 1. 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其神圣的使命就在于启发民智、提高人类心智水平,并思索人类心灵永恒的问题,赋予现实世界以理想与价值的意义。 2. 人是一棵脆肉的苇草,大自然不需动用全部的力量,哪怕是一滴水珠,就可以扼杀一个人的生命,然而人又是大自然最崇高的存在物,因为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尊严就在于人有思想。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 3.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注重于以纯理性的客观态度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和以信神的主观态度看待人生的宗教观。中国哲学总的说来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而侧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宇宙与人生本质的直觉智慧。 4.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超越精神的不同,主客观对立与天人合一——宇宙态度的不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 5. 宗教大多植根于人们的痛苦心灵对人生解脱的一种渴望。 ——奥地利 维特根斯坦 6. 宗教的对象不是知的对象,而只是人们情感寄托的对象。宗教产生的根源即在于人们对于个人命运的关切和焦虑。 ——美国 詹姆士 7. 儒墨法三家都讲国家的起源。孟子以为圣王是顺应民意而生,荀子以为圣王是人群求治求安的产物 ,韩非子以为圣王源于其特殊智力和产品,墨子则以为圣王之生,为的是统一思想。 8. 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武士,法家出于法述之士。道家、名家、阴阳家各自出于隐者、辩者和方士。 9. 国家和社会的观念,在近、现代政治哲学中,常常代表了对立的两极: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统治性的力量,它的核心是政治权利;社会则是一种自治性的、自我平衡的力量,它的核心是公民权利。 10. 儒、法、墨三家最大的共同点,大约就是坚持控制人民的思想了。 11. 纵使高压政策表面奏效,人民慑于威压不敢放言,但只要生命尚存,自由思想就不会灭。 12. 如果一国政府宣称对人民拥有道德判断权,它的官员都是道德精英,那么它治下的草民日子就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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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朴槿惠生命灯塔的缔造者、一代哲人冯友兰所受的家庭教育
热度 2 余孟孟的博客 2013-6-30 08:19
韩国总统朴槿惠喜欢中国哲学,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 作为朴槿惠总统生命灯塔缔造者的冯友兰先生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接受了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呢?这对现代人的家庭教育启示又是什么呢? ■ 余孟孟 一 一个时代的高频词往往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与民心期待。例如,“孝忠义”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根红苗正”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人们的心态聚焦点,“高富帅”反映了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万千青年的向往与追求。那么,何谓“高富帅”?它是一个新兴的词汇,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交往中及各大论坛,贴吧高频出现,对应于“屌丝”即“穷矮丑”。“高富帅”往往被人们肤浅的理解为高大的身材、富有的钱财和帅气的长相。其实,真正的“高富帅”并非指身材、钱财和长相,而是指智商、才华和实践,即高在智商、富有才华、帅在行动。这样的“高富帅”才是广大青年男女的真正追求,也才是万千父母对子女的真正期待。 冯友兰 先生(1895—1990)是中国当代富有盛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教育家。可以说,他是真正的“高富帅”的典型代表。首先,冯友兰高在智商。他6岁入家塾读书,先后读完“四书”和《诗经》;他16岁以初试第二、复试第一的好成绩考入了当时省会开封的中州公学中学班;他20岁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研读哲学;他25岁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生,还被世界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称为“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材料”;他28岁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州大学教授。其次,冯友兰富有才华。他30多岁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内涵丰富、寓意深远,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史、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提出的“人生四境界说” 成为中国人关于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学说方面的经典理论;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英文演讲稿以《中国哲学简史》为名出版后,已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等许多译本,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上世纪60年代,曾有人说他“不仅具有哲学系一级教授的水平,而且同时可以兼具中文及历史学一级教授的水平”; 他关于教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学说 。最后,冯友兰帅在行动。虽然他说自己“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但他却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是有着很强的实践和行动能力。他30多岁就协助罗家伦管理清华大学,实现了清华大学的教育独立,并在清华设立研究院,确立了教授治校制度;他曾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众多著名教授都愿意并支持他的领导,大家齐心协力不仅使清华大学免于被军阀控制从而度过了艰难时期,还使清华学派在当时全国高校文科中独树一帜;他在西南联大期间全面地参与了西南联大的管理工作,为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创造奇迹贡献了重要力量。 冯友兰的“高富帅”形象和成功人生,固然是各种有利因素发生合力的结果,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幼年的教育,已经决定了他将来的成功。” 因为,中国人常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现代发展心理学也揭示了早期经验对人一生影响的意义。冯友兰幼年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可以说,冯友兰和20世纪出现的那一大批博古通今的优秀人才一样,在幼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 这种教育和影响对人的一生都将打上深深的烙印。所以,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往往被认为是“培根教育”,它是人成长的根部和根本。冯友兰进入顶尖人才的行列,成为“高富帅”的代表,和他早年所受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二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农历十月十八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他后来之所以能走出乡村,以著名学者、一代哲人的形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首先得益于他生长在一个殷实书香的家庭环境当中。 家庭是人们出生的地方,是人们有生以来所接触和生活的第一个环境。正如马卡连柯所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地方,在家庭里,人初次向社会迈进。”每个人在脱离母体之后,往往就要受到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家庭生活对人早期发展的影响是特别深刻的。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 冯友兰也不例外。据说,他的先祖是从山西高平县到唐河县来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祁仪镇落户了。冯友兰家庭殷实和书香的特征是从他祖父冯玉文手里创建起来的。冯玉文曾在祁仪镇购置田产一千五百亩,还经营酒坊、客栈,生意兴隆。可以说,冯家具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是祁仪巨富,也是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冯玉文不仅有经济头脑,还有诗人情怀。他曾应试秀才,虽落第未被录取,但确有文才,善赋诗,有几十首传下来的诗被编为《梅村诗稿》。不止如此,冯友兰的伯父、父亲都能作诗,连十几岁就夭折的姑姑也是诗歌高手。正如冯友兰所说:“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 因此,冯家也是一个典型的“诗书世家”。冯友兰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经济殷实,书香弥漫的家庭环境当中。这样的家庭“集中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所有优点,同时又避免了传统家庭的那些弊病:它有着农家的朴素与节俭,却没有寒酸与俗气;它有着经营的精明和干练,却没有市侩和铜臭;它有着诗书的高雅和脱俗,却没有穷酸与迂腐;它有着绅士的尊严与雍容,却没有霸气与纨绔。” 正是这种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幼小的冯友兰自然而然地受到熏陶与习染,逐渐形成了自己沉静大气、积极进取、爱好思考的性格特征,从而为以后取得更高成就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良好的家庭环境还只是冯友兰成才的外部条件,那么,以培养读书人为教育目的,从小就给冯友兰输入“耕读传家”信念的行动就是父母对其进行家庭教育的真正开始。在传统中国人眼里,耕读者,边读书边耕田,边耕田边读书,这种生活方式有一定的保险性,进可以应科举以出仕,光宗耀祖,退可以种田以为生,抚育妻子。若能将耕与读完美结合,共同进步,那就是最令人羡慕的生活状态了。难怪冯友兰要说:“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 在冯友兰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冯台异就常对他的母亲说:“不希望子孙代代翰林,这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在子孙中代代有个秀才,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表示你这一家的书香门第接下来了,可以称为‘耕读传家’了。” 因为《申报》曾载文说:“大抵为秀才者,区区小功名足以自异于人,而人亦以其秀才而相与异之。”可见,在子孙中代代培养出异于普通人的读书人,就是冯台异及其妻子的家庭教育观念和信念。这种信念有形无形地就传给了他们的子女,包括冯友兰在内。这些子女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就将父母对他们的这种信念逐渐地转化为自己对自己的信念和角色期待。耕读传家、成为读书人,这些信念的自小播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冯友兰兄妹的日常行动、学习习惯、优秀性格和成功命运。冯友兰兄妹的确没让父母失望。在冯台异的子女中,除长子冯新兰早夭未及成年和长女冯温兰早为人妻,以中国女性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外,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三兄妹,皆学有所成,同为“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成名人物。可见,他们的成功,除了其自身的禀赋与勤奋外,主要得益于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冯友兰接受的家庭教育其内容以中学为主,新学为辅,核心在于“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底子”。近代以来,国门洞开,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开明之人也逐渐将西学纳入到了家庭教育中,打破了传统家庭教育以儒学为独尊的局面。例如,曾国藩就将不懂天文算学视为自己平生“三耻”中的第一耻,并嘱咐其子“当思雪此三耻”。 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曾中进士,是家中功名最高的,对于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他深知中文功底在一个人成才道路上的重要性。然而,他却并没有固执守旧。20世纪初期,他曾在湖北出任新式外语学校“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作为致力于洋务的官员,他自然清晰地懂得学习外语和西方新的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看重传统中学,以中学为本,又对新进的西学给予重视,因此,他认为“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 所以,在冯友兰七岁的时候,家里就安排他开始接受塾师的教导,读朗朗上口的韵文《三字经》。后来又读“四书”和《诗经》等。当时念书就是朗读和背诵,至于内容,知道多少算多少,因为“中国传统教学理论和方法是:先生吞、后消化。让孩子哇啦哇啦像念顺口溜或念符咒一般、先背下来,熟记于心,再慢慢在生活中理解、应用、消化,以致豁然贯通。这种经验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方法,确实充分利用了孩童发育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生理、心理优势。” 至于新学,冯友兰在私塾中就学到了一本新出的《地理韵言》,所以他晚年说:“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 后来,在崇阳,由于“功课不紧,往往一个上午就上完了……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在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新出的刊物,我在签押房总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旧书籍。当时有一种刊物,叫《外交报》,其中发表的文章,都是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这些文章我很爱看,父亲见我在那里翻书,从不责怪。也不问我翻的都是什么书。有时父亲不在签押房,我也在他的办公桌上翻看一些文件。” 冯台异还亲自为冯氏三兄妹编撰地理、历史讲义,其中地理讲义为包括外国、本国两部分的《山泉斋舆地学讲义》。这些都有利于冯友兰开阔学问视野、与时俱进。当然,关键还在于冯友兰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基础。就在冯台异去世之后,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依然坚持友兰父亲的主张:“无论学什么学问,都需要先把中文底子打好。”所以,在她从武昌回到唐河老家安顿停当后,首先一件大事,就是安排孩子们的学习。在母亲的坚持和督促下,加上冯友兰的刻苦用功,“一个不足十五岁的少年,已经背诵了中国儒家文献中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还加上大量中国历代优秀的古文著作,同时也涉猎了一些当时的新学知识。它奠定了可以在其上建造巨大学术丰碑的坚实基础。这种传统家学的滋养,使冯友兰终身受益无穷。” 注重学习方法的科学性和教养方式的有效性是冯家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父当以教为事。”宋代程颐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可见,教子读书,劝勉其学习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长期传统,以至于它成为父母的一项基本职责。冯友兰的父母同样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他贯彻到子女的教育中。吴清芝小时曾读过几年书,虽识字不多、略通文墨,但“平生喜人读书,尤喜子女读书,” 因此经常在家监督冯氏兄妹三人读书。冯友兰曾回忆儿时母亲吴清芝在家督其学习的情景,“时家无钟表,画线于地,以志日影,影至某线休息,至某线读书写字,皆有定规,日以为常。” 可见,母亲对冯氏兄妹的督学已经形成了规范和体系。1907年吴清芝携家人迁往湖北崇阳县,先住在县茶厘局房内,行李一卸,还不等搬进屋子,母亲就让冯友兰兄妹读书,平日功课之紧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冯友兰父亲的一位幕僚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吾作幕多年,未见太太、少爷有如此好学者。”“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方法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智慧。吴清芝也深谙此道。在武昌教子女读书时,她根据三个子女过去的读书情况分别为他们制定了不同的读书计划。她让冯景兰从《诗经》读起,冯沅君开始读“四书”,而让冯友兰开始读一些内容更加艰深的典籍。而且她还懂的“正强化” 在教育子女读书学习方面的意义,会用正确的方法激励子女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她有一个方法是孩子们每读完一册书,“必为煮鸡蛋两枚,或以铜圆四枚市五香牛肉一块以奖励之”。 这种教育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两年间,友兰读毕《周易》、《左传》、《礼记》,景兰读毕《诗经》、《书经》,妹叔兰读毕四书。” 同时冯母教育子女还懂得静观,并常使子女存不及之心,避免骄傲自满。例如,冯母从不在小孩的面前夸奖他。后来,冯友兰任清华大学教授时,母亲才告诉他一则往事。他母亲曾问过他父亲:“照以前科举的标准,你看像友兰这个样子能去考秀才吗?”他父亲充满信心回答:“岂但能去考,碰巧还能成秀才。”这番话,她过去从来未向友兰提起,也从未向别人说过。 可见,冯母的教养方式的确有独到之处,并有自己一套思想方法。 冯友兰父母能把自己的子女都培养成各自领域的尖端人才,说明他们的确有一套自己的家庭教育方略。然而,在教育方面,任何方略和语言都不如以身作则的力量来的直接和有效。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都是说教育者自身行为端正,就会以榜样的典范力量让受教育者自动跟着走。这是无声的教育,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冯友兰父母可以说是以身作则、教育子女的典范。父亲还在世时,就常常出题要冯友兰兄妹学写文章,并教导他们写文章不可堆砌辞藻、空疏无用,而要“文以载道,”要“触景生情,即物见志。”重要的是,父亲并非只是给子女提出要求,同时也是给自己提出要求。因为,他先将自己“文以载道”的文章拿出来给子女们做示范。要求子女做到的事情,作为父亲先做到,这种身教的方式使其家庭教育效果大大增强。其实,不只父亲如此,冯友兰的母亲更是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践行“以身作则”的理念。为了培养子女认真负责、能做实事的能力,冯母自己首先就勇于担当、能干实事。例如,她曾给冯友兰说过这样一件事:她刚嫁到冯家来时,分工管厨房。在一个有三十多口人吃饭的封建大家庭中,这是一项烦难的家务。对于刚过门的新媳妇而言,更是面临一次“严峻考验”,但她干得不错,井井有条,显得治家有方。过了几天,有一位上辈的人评论说:“这个新媳妇很好,能置五顷地。”又过了几天,还是那位上辈的人,修正他早先的评论,说:“不对,不只五顷,能置(值)十顷地。” 冯友兰在去开封入中州公学那年,一次回到唐河老家时,竟发现敬爱的母亲居然走出家门,应聘到新办起来的唐河县女子学校担任学监,职责是管理学生。她还印了名片,工作情绪高昂,心情十分舒畅。母亲的这种做法和表现对于冯友兰兄妹将来走上社会、走出国门以开放的思维和心态面对世界都大有裨益。难怪冯友兰会在《三松堂自序》中深情地说:“母亲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也是给我们影响最大的人”。 可以说,“从冯友兰所受的家庭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少年时代不仅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而且兼收了传统以外的新事物,” 这也是冯氏兄妹后来能成才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可看出,“根深蒂固的家庭影响成为顶尖人才事业生涯的基础。” 三 依据实施机构的不同,一个人接受的完整的教育,其形态可区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组织教育、文化组织教育、社区教育五类。” 在这五类教育当中,学校教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对人的发展和成长最重要的。然而,当前中国教育最大的挑战却不在学校,而在家庭。因为,“当前至少超过90%的父母是不合格的,” 就是说这些父母在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方面是不合格的,是无奈的,这是目前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通过对冯友兰所受良好家庭教育的分析和探讨,我们试图提出一些参考性的建议,以期对当前广大父母对其子女实施家庭教育能有启示。 首先,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用家庭的氛围从整体上来习染和熏陶孩子。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生活环境,最初的这个环境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影响极大。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朱庆澜先生就把家庭生活环境称为“家庭的气象”。他认为应当重视“家庭的气象教育”,并说:“气象就是样子,家里是个什么样子,小孩子一定变成那个样子。家庭气象,好比立个木头,小孩好比木头的影子,木是直的,影子一定直,木是弯的,影子一定曲。”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也强调家庭风气对孩子的影响,他说:“家庭风气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用人工来保持。亲爱的父母们,家庭风气是由你们自己的生活和你们自己的操行创造出来的。” 可见,家庭生活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方式和方法。冯友兰兄妹能迅速成长就在于他们有一个富裕殷实、书香弥漫的良好家庭环境。那么,如何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呢?其要点基本有四:其一,是合理安排家庭的经济生活;其二,注意美化家庭生活环境;其三,努力营造家庭和谐氛围;其四,争取追求高尚精神情趣。 其次,从小培养孩子正确而坚定的思想信念。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播下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就是说,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能力,表现什么样的行为,形成什么样的性格,演绎什么样的命运,往往是由早年获得的思想信念决定的。冯友兰兄妹后来以读书人、学者的身份立足于世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早年接受了“耕读传家”的思想信念。美国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曾做了这样一项研究,他在全美选出50位成功人士,同时又选出50位有犯罪纪录的人,分别去信给他们,请他们谈谈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有两封回信给他的印象最深。一封来自白宫一位著名人士,一封来自监狱一位服刑的犯人。他们谈的都是同一件事:小时候母亲给他们分苹果。那位来自监狱的犯人写道: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的,大小各不同。我一眼就看见中间的一个又红又大,十分喜欢,非常想要。这时,妈妈把苹果放在桌上,问我和弟弟:你们想要哪个?我刚想说想要最大最红的一个,这时弟弟抢先说出我想说的话。妈妈听了,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说:“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著自己。”于是,我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想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吧。”妈妈听了,非常高兴,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并把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奖励给我。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此,我学会了说谎。以后,我又学会了打架、偷、抢,为了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择手段。直到现在,我被送进监狱。那位来自白宫的著名人士是这样写的: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的,大小各不同。我和弟弟们都争著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大最红的苹果举在手中,对我们说:“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谁都想要得到它。很好,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三人一人一块,负责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我们三人比赛除草,结果,我赢了那个最大的苹果。我非常感谢母亲,她让我明白一个最简单也最重要的道理:想要得到最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她一直都是这样教育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我们家里,你想要什么好东西要通过比赛来赢得,这很公平,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努力和代价!同样是分苹果,为什么一个成为政府要员,另一个却沦为阶下之囚?关键在于信念。这是因为,前者形成了这样的信念:想要得到最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而后者却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说谎、打架、偷、抢,甚至不择手段。 再次,教孩子学会并爱上阅读。美国教育家杰瑞·克里斯在《培养天儿儿童60法》中说“培养天才儿童的第一法则是:教孩子热爱阅读。” 克里斯还指出:“太多太多的东西依赖于基础知识。在任何领域,如果没有基础知识做依托,再高级的训练都是毫无用处的。……无论孩子多么具有天赋,不具备基础知识,他永远不会成功地到达事业的最高峰。” 可见,冯友兰兄妹的成才的确源于他父亲那个无形中遵循了培养天才儿童教育规律的主张——无论学什么学问,都需要先把中文底子打好。的确,要鼓励孩子多读书。所有的成功者都是爱好阅读的人。作为父母,要帮助孩子养成“抛开一切开始阅读”的习惯。据说,全世界2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犹太人,而犹太人仅仅占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三。每两个成年犹太人就有一个博士,美国的大学每三个教授就有一个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如此优秀?这源于他们的观念。在希伯来语中,“学习就是重复”,就是重复阅读经典。在犹太法典《塔木德》中有这样一句话:“念101遍肯定比100遍要好。”还有这样一句话:“只要把一本书念100遍,你就有能力读懂世界上的任何一本书。”犹太人人人懂得阅读的重要性,所以人人都成才。因此,我们建议从孩子六周岁大开始,父母就要保持每天为他(她)至少念30分钟的书。当一个孩子学会并爱上阅读的时候,他(她)成才的脚步就真正开始迈开了。 最后,坚信身教大于言教,以身作则,通过改变自己进而改变孩子。当前,中国的很多父母“相对于孩子的天然优越感让当父母的常常只会教育孩子、教训孩子,却很少反思自己。” 其实,孩子改变的前提是父母改变。要改变孩子,父母首先就要改变自己。因为,孩子在家庭里生活,和父母朝夕相处,尤其在年幼的时候,与父母几乎形影不离。父母是子女最直接的模仿对象,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连站立的姿势、走路的步态、说话的声调和表情,都会为孩子所效法。所以,马卡连柯告诫做父母的说:“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同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人,你们怎样表示欢欣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说,家长以身作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艺术,或者说是最重要、最高超的教育艺术。冯友兰的父母深谙这一点,也真正在践行这一点,所以,冯氏兄妹的成长很得益于他们的父母。值得一提的是,父母的以身作则,并不是说在平时注意一下就行了,也不是说让父母像演员一样在孩子面前表演。从根本上说,以身作则要达到真正的教育效果,父母必须真正的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用自己的整个人格来影响和教育孩子。如此,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孩子,也才能培养出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才。 注释: 冯友兰根据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把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说。它们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关于冯友兰的教育思想状况,可参见谢广宽编写的《冯友兰论教育》,由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关于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办学模式的形成和教育奇迹的创造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参见田文军:《冯友兰与西南联大》,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1 期。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时代,比如老舍、齐白石、鲁迅、胡适、钱钟书、钱学森等,都是当时的顶尖人才。这些优秀人才之所以优秀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且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鹿鸣编著的《大师的童年——讲述老舍、梅兰芳、齐白石等大师们的童年故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参见《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8 页。 曾国藩的“三耻”是他在同儿子曾纪泽谈心时提到的,他说:“我平生有三耻: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这是一耻;作事有始无终,这是二耻;练字不能自成一体,又慢而废事,这是三耻。我现在年纪大了,要洗去这三耻只有靠你们兄弟了,所以想让你来写这篇序,你也可以从中学习天文历算”。 正强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主要指给予一种好刺激。为了建立一种适应性的行为模式,运用奖励的方式,使这种行为模式重复出现,并保持下来。 参见《论语·子路》。 参考文献: 李中华 . 冯友兰评传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4. 冯友兰 著,谢广宽 编 . 冯友兰论教育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 274. 赵忠心 . 家庭教育学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5. 239,27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陈战国,王仁宇 . 一代哲人冯友兰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9. 冯友兰 . 中国哲学简史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16. 陈真 . 世纪哲人冯友兰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2,7. 赵建合 . 冯友兰传略 http://www.tsinghua.org.cn/alumni/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0010555 杨文波 . 清末家庭教育的新气象——以冯友兰为个案 .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1 ,( 9 ): 60. 付美榕 . 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 20 世纪美国顶尖人才启示录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171. 郑金洲 . 教育通论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20. 赵秀红 . 当前教育最大的挑战在家庭——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佟丽华 . 中国教育报, 2013,5 ( 30 ): 3. 林华民 . 世界经典教育案例启示录 . 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3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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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以道家为宗(10) 道德-得道——基本模式单元及其联接
SciteJushi 2013-6-8 14:38
原载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9a92140101jxw5.html 居士试作“道德-得道的基本模式单元”图,如下: 假设,居士悬浮于空中,除去空气分子、适当气压外,其余是绝对真空,那么,居士就是图中的那个“得”,通“德”。其中“1”、“2”,可指时刻“t1”、时刻“t2”。实际上,即使如此地“孤立”,也已有了“是否道德的”的问题。至少,居士应该,尊重、感激 大道——“大自然” (包括时间、空间、人、物、西方人所谓的超自然等,一切的全体,趋于极限地分解各成分、分辨各单元) 及其“与让”,即正如老子所说,“尊道而贵德”! 某特定的现实物“得”,是不可能孤立的。这不仅仅因为,大道本身就浑然一体;而且因为,图中的“1”、“2”,可指不同的事物,“道”、“德”、“得”都还可以直接地再与许多箭头相连。各个“德”、“得”可以通过串并联,组成复杂的网络,例如丰富多彩的现实的自然界。虽然,道不可见、不可捉摸,但是,“德” 、“得”,使人们可以认识、分析、理解万事万物,使人们可以明“理”、名“名”。 越深、越多的关于大道真理的认识,越有助于辨析“与”、“用”等,可以引导越有道德的生活。 图中的“功”、“用”、“养”等,取自“德者,道之功也”(韩非语)、“德者,道之用也”(陆德明语)、“德者,道之见也”(苏辙语)等处。但是,居士把它们置于了“德”与“得”之间,这既涵盖了原话的实质,也避免了“道之德”与 “获得者的德”的混淆,而且,可包括现实的物与物的关系。 用这图更容易发现,儒门“圣人”冯友兰糟蹋道、德时,其所言,似是而非。 儒者,连道德的基本点、立足点也没有摸到,却胡搞“仁义道德”,空想“修身养性”,妄图长久地整“治”国家、摆“平”天下! 新浪赛特居士SciteJushi-201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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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以道家为宗(9) 旧文人乱德以及德的基本 —— 与让
SciteJushi 2013-6-4 15:20
原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9a92140101jv7o.html “德” ,通常具有褒义指“美德”,其基本,是“与让”。与:本义为赐予,例如所谓的“以物与人不问所欲,当斟酌而与之”。让:不争、任凭自然、请。 “德” ,作为名词,基本是,“与让”的原因。 据此,可引出其它许多涵义。例如:1.老子的圣、王的道德、“畜养”;2.感恩、感激,一般是对“他的与让”的“回与”;3.慈悲、博爱,意味着,给予同情、关怀、帮助等;4.俭,意味着,少取、让给他/它;5.行动正、品质好,可指动机和结果对外界造成好“与让”;6.尊重大自然和他人,意味着,尊重客观规律,给与个人以自由、平等、民主权利;7.《以道家为宗(4)》推演出了“普世价值体系” ,但是,还可以更简捷 。 这些,不仅,与世界各民族人们的朴素的道德情感、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与道家著作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从冯友兰的书可见(略去引号):《管子·心术上》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无别也。”(《管子》卷十三,“四部丛刊”本,页三)“德者道之舍”。舍当是舍寓之意,言德乃道之寓于物者。换言之,德即物之所得于道,而以成其物者。此解说道与德之关系,其言甚精。《老子》所云“道生之,德畜之”,其意中道与德之关系,似亦如此,特未能以极清楚确定的话说出耳。庄子哲学中之道德二观念,与《老子》同。 “德”(与让)与“得”(收受)都可指向同样的“东西”,但是,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大道”是本;“德”与“得”强调:不同“主体”(名称)间的关联。 “A与让 B”,意味着 “A的德”、“B的得”。管子上面讲得明白,其道与其物并不等同;常人,也易理解,并且基本上已可由此而判断“有道德的”、“不道德的”。 “B的得”,就占有了大道中的成分、份额;其全部或部分,在大道那里也就是“B的道”。 “B与让 C” ,进一步意味着,“B的德”是 “B的道”的体现,“C的得”。 所以,“道德”,意味着,“道与德”;也表示,“道之德”、“道的德”;但是,非简单直接“得者的德”! 绝对孤立地看某物时,道、德、得,都是中性的,无所谓褒义、贬义。 除去大道,还有什么?绝对的无。但是,道是从大自然的终极分解、分辨意义上来说的,非事物的普通表象。物之所以为物,是因为从大道那里有“得”;所有的“得”都是大道的“德”。如果从大自然、时空整体看,那么,道、得、德更不可分辨,有时可能混用。这有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味。 如果,“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礼”是给人的礼貌、谦让, “忠”是尽职尽责,“孝”是对父母的感恩回报,那么,这样的仁义道德教条也就同“德的基本——与让”一致了。但是,历史与孔二《论语》,都证明,儒家故意把这些词汇作为等级制度的符号、解释;使“仁义道德”是人为的政治工具,如“为政以德”、“道之以德”、思想控制、文化专制。 儒家的“教育”,也不是给与,而是要把“纯粹无辜”、“没有任何自主能力”、“无所谓属于某族某国”的孩童,强制为封建政治的工具、牺牲品,而且反过来再要求“被教育者”感恩。 儒家的这些,和“与让”比,无疑是愚昧的、野蛮的、变态的。现代文明人,凭常识,就可知它的儒学代表了:伪学术、伪道德。不可思议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道者包括老子,就已激烈地讽刺挖苦儒家的“道德、智识、有为”。 冯友兰,是儒门“圣人”之一。缺少整体观、层次感,偷换“得”与“德”。除了前述“管老庄”的内容外,其作品充斥了针对道家的胡说八道,例如: 1.“《老子》则直谓‘天地不仁’,不但取消天之道德的意义,且取消其唯心的意义。”。 2.“ ‘德’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一物自然地是什么,就是它的德。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第五十一章 )这是因为,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德是万物之所以是万物者。” 3.“ 顺德而行的生活,超越了善恶的区别。” 4. “老子又同样强调弃智。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 5.“老子理想中之人格,常以婴儿比之;盖婴儿知识欲望皆极简单,合乎‘去甚,去奢,去泰’之意也。” 6.“ 可套《老子》之言曰:‘大文明若野蛮。’野蛮的文明乃最能持久之文明也。” 有人关心中国文化、然而又不是去编造历史的话,不妨亲自去读读道家的道和德,回顾一下儒的历史,再去读冯,可见:一个伪学者! 《德_百度百科》的开始是:“‘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其中的“顺应”、“需要去做”,分别含有些“让”、“与”之意。但是,总地看来,如“道”一样, “德”已被糟蹋,被自欺欺人者与孔二垃圾混为一谈,由原本的简单变得混乱、复杂。“道之功、用、见”、“畜养”、“主养”等,反而被放在了《古代人养生意义中的德》部分里,这也显示了儒学之祸。还有(主要内容,复制于本文后,做备案、对比)云云: 1.“简单概括:德即是对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播。” 2.“德指内心的情感或者信念,用于人伦,则指人的本性、品德。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3.“道家则以为所谓天地万物之自然为‘道’,而各种事物所得之自然为‘德’。对人而言,便是品德。宋明理学家把‘德’称作是实行某种原则,有所得于心。” 4.“孔子当年之所以念念不忘‘克己复礼’就是因为以德为核心的西周之礼是儒家思想最为推崇的道德标准,而‘厚德载物’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遗产。是我们构建平安和谐文化的准绳。” 新浪赛特居士SciteJushi-2013-06-04。 ======= 《德_百度百科》的主要内容========= 德- 汉语词 语 “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不违背自然发展,去发展自然,发展社会,发展自己的事业。道是在昭示一切,德是在承载道的一切。大道无言无形,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有通过我们的思维意识去认识和感知它,而德,是道的载体,是道的体现,是我们能看到的心行,是我们通过感知后所进行的行为。所以如果没有德,我们就不能如此形象地了解道的理念,这就是德与道的关系。 基本词义 1、“德”字是个会意字,其演变过程图见右。 -- 在甲骨文中,“德”字的左边是“彳”( chì)形符号,它在古文中是表示道路、亦是表示行动的符号,其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行动要正,而且“目不斜视”,这就是“德”。 -- 在金文中的会意就更加全面了,“目”下面又加了“心”,这就是说:目正、心正才算“德”。 -- 在小篆中,仍然是会意:其右边的上方变成了“直”,“直心”为“德”。 -- “德”是现代楷书的写法。 2、“德”字的本义是“道德”或“品行”。 《荀子 · 非十二子》:“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 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到“问”、“学”、“让”才能算是有“德”。 《易 · 乾卦》曰::“君子进德修业。”唐孔颖达注:“德,谓德行;业,谓功业。”由此可知,“德”的本意就是恪守道德规范者的“操守”、“品行”。如“功德、品德、德才兼备、德行”等。从“德”字的构型来分析,这里已包含有禁忌:要遵从一定的思想和行为规范。 3、从“道德”又可以引申为“恩德”。 《史记 · 秦始皇本纪》:“刻石颂秦德。”意思是:用刻石树碑的方式来歌颂秦之恩德。 4、由名词变为动词,则指“感激”、“恩惠“。 《韩非子 · 外储说左下》:“臣不德君。”中的“德”字是“感激”的意思。(当然,这个“感激”是从恩德变来的。) 《左传 · 成公三年》:“然则德我乎?” 现代汉语中,则有“感恩戴德”、“德被四海”等。“德”,也是一个人或社会好的内在的品格和价值观。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5、“德”指内心的情感或者信念,用于人伦,则指人的本性、品德。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由此可见,在作为西周文化的重要内涵的“礼乐文明”中,“德”是核心。德归纳为“勤朴古健、果义敢为、居安思危、善始善终。”就是对德的最好总结。孔子当年之所以念念不忘“克己复礼”就是因为以德为核心的西周之礼是儒家思想最为推崇的道德标准,而“厚德载物”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遗产。是我们构建平安和谐文化的准绳。周人制作礼乐,隆礼重仪,确立了以“德”为先的价值原则。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人的基本的精神信仰。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是和“天”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家族、国家有德,便能得到上天的垂顾,成为“受命之人”、“受命之族”、“受命之国”。周人认为殷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无德,天命转移到了有德的周人身上。《周易·系辞》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是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德”的价值原则,被孔子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王道原则;被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被《礼记·大学》发展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德纲领。“德”成为中国伦理的核心概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 6、“德”的外化即为礼,在心为“德”,发之于心而表现为行为即为“礼”。《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人“制礼作乐”,系统整理审定了社会礼仪规范,严格规定了人的尊卑秩序和行为准则,将整个社会成员纳入到上下一统的尊卑有分、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轻重有别的社会关系中。周礼的诞生,为中国成功地建设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石,为文明社会道德政治秩序和伦理生活方式。 7、古代德也指河流,专指德水,即黄河下游今山东段 在后世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得到了展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了儒道法等各种流派道德理论思想融合而成博大精深、系统完备的中国传统文化。仁爱孝悌、精忠爱国、勤俭诚信、见利思义、谦和好礼等,这些美德成为中国民族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而世代相传,在今天依然发出绚烂夺目的时代光彩。 简单概括:德即是对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播。 相关词语 德指内心的情感或者信念,用于人伦,则指人的本性、品德。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道家则以为所谓天地万物之自然为“道”,而各种事物所得之自然为“德”。对人而言,便是品德。宋明理学家把“德”称作是实行某种原则,有所得于心。 读音:德dé 【释义】 (一)道德,品行;特指好的品行。参见词条“道德(一)”。例:品德|公德|德育|德才兼备。 (二)情义;恩惠。例:功德|积德|感恩戴德|《书·盘庚上》 “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 (三)心意;信念。例:同心同德|离心离德。 (四)感德。例:《左传·成公三年》 “然则德我乎?” (五)事物的属性。例:章炳麟《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 “实、德、业三,各不相离。” (六)德国的简称。 (七)姓。 【德高望重】 #dé gāo wàng zhòng 道德高尚,名望很大。多用来称颂老年人。 〖例句〗李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教育界、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古代人养生意义中的德 道德并非宗教,而是古代人对自然的认识。古代的“道学”与今天的“科学”分属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次。道德研究的对象是形而上;而科学研究的是形而下。道是宇宙本体存在与变化的规律;科学则是三维物质世界的存在与变化的规律。 德和道相对应,组成道教教义的核心。《道教义枢·道德义》称“道德一体,而其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道德经》中有“德”字四十一处,提出了“上德”“玄德”“孔德”“积德”等等,“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即大德只服从于道。第五十一章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将“道”和“德”两者规定为“生长万物”和“畜养万物”的关系。 因此,一般认为“德者,道之功也”(韩非语),“德者,道之用也”(陆德明语),“德者,道之见也”(苏辙语)。《庄子》的《天地篇》就说到:“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并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至德者邪?”当代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先生将德归纳为三点:一是“道所显现于物的功能”;二是“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它的属性,亦即表现它的德”;三是“道落实到人生层面时,称之为德”,即通常说的人的“德行”。早期道教沿用了先秦道家的学说。太平道的《太平经》卷五十六至六十四称,“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夫道兴者主生,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无冤结”。这里也将道和德两者解释为“生长万物”和“畜养万物”的关系,同《道德经》的思想一脉相承。 太平道从追求“太平”的社会理想出发,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并且将“德治”列为帮助帝王之治的“十法”的第四法,仅次于“元气冶、自然治、道治”。 《太平经》认为“德”和“刑”相对立,称“德者与生气同力,故生气出亦出,入亦入;刑与杀气同力,故杀气出亦出,入亦入。德与天上行同列,刑与地下行同列。德常与实者同处,刑与空无物同处。德常与兴同处,故外兴则出,内兴则入,故冬入夏出。刑与衰死气同处,故冬出而夏入。死气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与帝王同气,故外王则出阴,内王则入刑;刑与小人同位,故所居而无士众也。物所归者,积帝王德,常见归,故称帝王也;刑未尝与物同处,无士众,故不得称君子”。君子的服人依靠的是“道”与“德”,欲得天地之心的,也要行“道”与“德”,至于行“严畏智诈”之术,只能收服那些言行无状的小人。《太平经》还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个人的修养上,批评“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无德之人必“好害伤”,因此,是“凶败之符”,是“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这种人是“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他们“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中,亦有多处对于“德”的阐述。注“玄德”为“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也”;注“常德”为“道德常在”,可见,五斗米道是主张“道德一体”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着重在宇宙观、社会观和神仙观方面的建设。《西升经》就是以体用关系阐述“道”和“德”的关系的,称“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刘仁会注解说:“宥物于无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德”也就是“道”体现于“物”之中的属性——“仁”。《西升经》中还有“道非欲于虚,虚自归之;德非欲于神,神自归之”,“无心德留而鬼神伏矣”。这里的“神”,既有人“神”的意思,又有“神灵”之神的意思。唐代李荣注解说:“道既虚无,德亦神妙。虚无神梦,毕竟清静。而人若能虚心无身,自然归道;抱神守妙,自然归德也。”又注称:“圣人无心,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用道,则道流遐迩;怀德,则德被幽明,既为人之所归,亦为鬼神之所伏从也。”因此,人能归道,也就归德。德是人的精神的根本,办使鬼神降伏。但是,同期的江南一带的道教却大多从一般的“道德”观念阐述“德”。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要求个人“积善阴德”,这个“德”解释为“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灾”,而治国之君以及忠臣辅佐则应修道德;使“道普德溢”,至于太平。唐代,道教教义体系逐渐充实完备。吴筠在《玄纲论》中称:“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吴筠认为:“德者,何也?天地所禀,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这就将天地阴阳幽明的一切生成物都视为“德”成之物,包括“灵仙、鬼神”。唐宋以后,道教教义着重探讨人的问题。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这就将“道”和“德”视为人所共有的禀赋。古时,“德”和“得”相通,因此,混然子王道渊认为:“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开物成务之理也。”一些有“上德”的圣人,“未尝显己之有德,藏身潜迹,抱朴含光,专气致柔,如婴儿也”,而“下德”的贤人,“执著其事,唯于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论扬于己德,以被聪明所蔽”。因此,有德之人,就应该“含养德性,纯纯朴朴,则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婴儿也”。认为:“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 我辈欲反本还源,归根复命,以此为则,不亦简妙乎。今心无所主,性不安闲,安得元神凝寂,元气冲虚而比如赤子乎。”唐代内丹家们多将“道”和个人的内丹修炼相结合,认为“道”与“生”的结合就是“德”。司马承祯说过:“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又称:“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因此,“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清代道士、著名的内丹家柳华阳则称:“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运,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能也。”又称:“古圣云:德者,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则无著,道非德则无主。 道外觅德,其德远矣;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柳华阳在内修实践中曾经以“道德体用观”指导其内修实践,自谓:“吾尝自内观而无心,外觅而无体,飘飘乎寻之不得,恍恍乎觉而虚灵,似鱼之随水,如雾之笼烟,一派冲和,荣卫天地,但人不能深进,故本然之道味却矣。”另一些内丹家则从内修角度认识和解释《道德经》,将内修理论置于道教教义系统之下。清代道士、著名内丹家刘一明在《修真九要》中,强调内丹修炼必须“积德修行”,认为“德”就是“恤老怜贫,惜孤悯寡,施药舍茶,修桥补路,扶危救困,轻财重义,广行方便”,称“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而积德无穷”,感叹“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师传成仙之事。不积德而欲修道,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刘一明在《修真辩难》中,对“上德下德”则完全从内丹学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先天全,则为上德;先天亏,则为下德。”所谓“先天全”,就是“体全德备,乾阳未伤之人”,就是“未伤先天之阳”。所谓“先天亏”,就是“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诸般宝物皆失”。刘一明还批评了当时某些内丹家的谬指,即称“精漏者为下德,精全者为上德”。由此可见,在内丹家的修炼理论系统中,“德”已经衍化为“精”和“先天之阳”的同义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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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以道家为宗(8) 读《中国思想通史》再提:儒毒持久污染道
SciteJushi 2013-6-2 18:13
原载于新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9a92140101jtuo.html 如果,某人真爱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不妨把前面几节的“大道”的反复描述(从《道家为宗(7)》往前),带到老庄、管子的作品中去看看有无多少矛盾、怪异。“道”,是谈论“德”(也已被儒糟蹋了)和“名”的基础。 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疑问,如:老子的分析中,有“齐同、转化、联系”,没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老子有了抽象的“微分、积分”思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因为常人不可知、遗漏掉了道的某些“部分”(如外部联系)的假象?这与宇宙本源、“守衡定律”及“无”的关系? 冯友兰之流,对道家文献反复强调的“至大”、“至小”可以致“无”而且反而通“至大”,理解很困难。他在谈到《庄子》的“至大”、“至小”时,提到了几何学中的面“虽然无厚,却同时可以很长很宽”,但似乎缺少无穷大、无穷小的科学意识。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被解读为“道即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道之作用,亦即万物之作用。”。他曲解几个整体层次的关系,混淆“大道”与“道”,偷换了“总”,不认为:万物之作用,是大道之作用的一部分;大道之作用,不必都含于某物之内。 冯氏文中还曾说“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为一个普遍的类,就由此认识到万物都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万有’。”可是,居士觉不出老庄的“齐同”有这样的“因为”。 类似例子不少,然而,冯氏的东西,是可以读的。梁漱溟,则麻烦得多。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电子书,云中孤雁制作,2003-10)的《自序》(1949年)表明他希望被认为“有思想的人”,但其对科技所需的智能的污损是不可低估的。 梁在《绪论》中说:“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从中国已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二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再则十七八世纪之所谓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特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 他又说:“但中国人似非以知识见长之民族……科学是知识之正轨或典范,只有科学,才算确实而有系统的知识。只有科学,知识才得其向前发展之道。中国人始终走不上科学道路,便见其长处不在此……继此又应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观念要求,及其形诸法制如欧洲所有者,始终不见于中国,亦事属可异。” 梁的意思: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无知(科学)、无德(如平等民主)、无能,而且也无希望(那些非国人长处)。他夸耀的似乎是:封建文化专制、长期停滞不前。用不少“好词语”谈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又把一切都毁了。稀里糊涂、不识好歹,至死也不会觉悟曾经批判他的根据正来自于其“道德”、“理性”、孔儒!恐怕更不理解“道家思想是宗教的、诗意的、科学的、革命的”的说法。 以前关于《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中“道”的图片,太大了;下面两图是截取的一部分,便于简略地比较。本文最后,是《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册·第八章·第二节》(侯外庐等著),看起来是真正的怪异。例如,水就是描述性的,哪儿是五行? “有物混成”,“其中有物”、“道之为物”的“物”,不是物质的范畴,那什么才是物质的范畴?在儒者看来,什么才是可“格致”的?简单比较一下,这些是否混乱、有误解? 何为实体?何为万物?何为属性?何为规律?何为唯物?它们怎样存在、表达?这些那些人为的“名”,与道有何矛盾呢? 老庄,认为一切源于大自然(即使被称作唯心主义的);事物有异同,是其占有(得)的大道中的本质成分、份额的异同的结果和反映,没有例外。崇拜大自然,不是迷信。 儒者,对道家等的贬低,可能是因为“愚”(儒毒伤脑):轻视而且缺少自然科学研究,缺少时空统一整体观或微观意识因而误以为道家怪异,不明白为什么儒学强烈地给人封闭保守的印象而道家则不然,以为儒家代表更高级的社会,用“复、归”和道家可能推崇原始社会、就能暗示道家是倒退的和落后的。 儒者,也可能是“恶”:恐惧道家思想对等级制的威胁,故意糟蹋道家的著作,掩盖儒家独尊的累累祸害,美化令世界耻笑的极权专制(至今仍然炫耀封建士大夫的长期的优越地位),强制“儒释道互补”的格局(讲“道”者可以是儒的托)—— 儒治国、道治身,使阴阳五行学、宇宙发生论像儒家的东西,使儒门“圣人”像“具有人类一切知识的人”,把道家混淆为宗教,使道家的“无为”作为儒者的功成身退、失意后的逃避,把道家蔑视为异端,使道家的科学价值、学术贡献像“歪打正着”。 新浪赛特居士SciteJushi-2013-06-02。 百度图片 维基图片 ** 山麓书坊: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册·第八章 ** 第二节 老子的自然哲学 老子一书中关于自然哲学的问题,不但曾引起古人的极其矛盾的看法,而且也引起我们之间的不同的看法。 战国以来,韩非、司马迁和王充是从老子书中“自然之义”,即从其天地“万物”和道德的“德”这一形而下的方面,吸取了唯物主义因素,来佐证他们的学说;汉代“黄老之学”是从老子书中道德之义,即丛其伦理道德方面,吸取了无为而治的因素,来佐证他们的学说:魏、晋玄学如王弼、葛洪等是从老子书中万物以上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因素,来佐证他们的学说:唐、宋从来的道学如程、朱(所谓“朱子道”)是从老子书中吸取了“道”的唯心主义因素,亲佐证他们“理”的学说,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王船山(著老子衍)又是从老子书中批判地吸取了自然之义,佐证他的自然生化论。可知对于老子一书,古人的处理是有极大的出入的。唯物主义者总是捉住老子的足,唯心主义者总是捉住老子的头。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老子遗产的薛价,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最近更展开了讨论,有的从唯物主义去评价,有的从唯心主义去评价。苏联哲学家彼德罗夫和杨兴顺二位同志的著作,有不少启发的作用。这些讨论无疑地是有益的。著者过去曾写过三次有关老子思想的研究(一九三囚、一九闽=、一九四七年),在书中强调了老子在自然天道观方面的进步因素,分析了老子书中道和德二元论的思想,即“德”以下的半截是和物质关联着的,“德”以上的半截(道)是脱离了物质实体的,同时,就其思想体系而言,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著者把老子一书中自然史的暂学分下面的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地探讨一下。   一、我们先看老子一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我们应该肯定老子书的确发展了春秋时代史墨潜人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洞察到自然界的一些大的规律性;同时否定了孔、墨的先王观点(把自然拟人化),而得出自然史根源的结论,敢于说“万物之自然”,“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给有神论以重大的打击。   如果如王充那样只取“自然之义”而研究老子,我们说,他在某些讲“万物”的地方,不像庄子的形色论,而有唯物主义因素,例如:   “天下万物生于有。”(四十章)   “有、名万物之母。”(一章)   “三生万物,万物负隐而抱阳。”(四十二章)   有的地方讲的“物”,也属于物资的范畴,例如:   “故物或损之而盆,或盆之而损。”(四十二章)   “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一章)   其他如“有物混成”,“其中有物”、“道之为物”的“物”,都是不可捉摸的代名词,不是物质的范畴。属于物质范畴的“万物”或“物”,在老子书中还指的是哲学的物质,不仅是科学的物质。有时在形容物质的性能的时候,老子书中尝用五行说里的“水”作为物质的“柔”与“下”的象征来处理,例如: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六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三十四章)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臂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三十二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八章)   其他如老子第十五章全文,都是拿水的道理来形容万物的属性的。王船山在老子衍中,解释“上善若水”之水,也是以“五行之体,水为最微”来说明的。老子书中也表现出有关物质存在和发展的道理,例如: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畏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是生。”(七章,这里的“不自生”和王充的“不故生”相当,否定有意志的神。王船山拿自然现象来解释说说:“夫胎肚则母赢,实登则茎获。……胎各有元,荄备有蕾,游其虚中,而究取资于自有。”)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二十三章,王船山解释说:“天地连其和,则能无能地而不能久。…鬯于阳,鬱于陰,鬯于陰,鬱于阳,言过则跲,乐极则悲。”)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一本作‘载’)或隳。”(二十九章,王弼注:“凡此诸或,言物事逆顺反覆,不施为执割也。”)陇“物壮则老。”(三十章)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三十九章)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   “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王船山解释说:“强弱者‘迹’也。夫岂草木之欲生而故为柔脆哉?天液不至而糟粕存,于是而坚枯之形成矣。……夫无其强者,则柔者不凝,天下之所以厚树其质也,而孰知凝之即为死之徒乎?”按船山的话比老子原意更近于唯物主义。)   上面的话,既然指物质实体,也指物质属性,无疑地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而且也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这是老子书中有价值的遗产。   二、我们再看老子书中“道”的概念。   老子书中的“道”比孔、墨的天道观的“道”是进步的,其所以是进步的,因为“道”在孔、墨那里是附有宗教性的,而“道”在老子书中是义理性的,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性的。老子书中也出现“神”字,如“谷神不死”之类,后来朱子还把这一点肿胀起来,然而“神”在老子书中是泛神一类的概念,完全义理化了。   然而“道”是规律性的术语呢?还是兼含有物质实体的术语呢?著者认为“道”这范畴,在其义理性方面而言,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而在反乎自然万物的性质上而言,是背离于规律性的,而且其中并不含有物质的实体。在这一点,彼德罗夫和杨兴顺是倾向于具有物质实体的涵义的。但他们也提出了怀疑,杨兴顺说:“老子认为:具有头等意义的是法则而不是物质。由此可见,老子关于道的唯物主义学说带有不彻底性。在这学说中还含有唯心主义的因素。”(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第三章)杨兴顺同志的疑问,将在下面讨论,现在我们先研究老子的“道”为什么不含有物质实体的范畴。   老子书中的“道”字,除了讲知识论和伦理学的“道”字之外,可以区分为三类:   第一,“道”字用于和万物并在一起形容的时候。例如,“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七十七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些“道”字不是老子书中所讲的主要的“道”的范畴,当他相对地形容万物属性的时候,例如弓、水的比喻,只是“几于道”(王弼注:“道无,水有,故曰几也”),而还不能说是“道”的本身。   第二,“道”字用于和万物的性质相反对的时候。例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无),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其在道也,曰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二十四章),“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三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四十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元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六十五章)。诸如此类“道”字,不但不是物质的实体,而且和物质的实体的性质相反,因此,“道”的规律性和万物的规律性是不相统一的。   第三,“道”字用于物质生成之先而和物质背向而行的时候。例如,“道冲(虚)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四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復,夫物芸芸,各復归其根”(十六章),“有物(动力)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此类“道”字是老子书中的主旨。这样看来,“道”不但在万物之先,而且象帝之先,不但是万物之宗,而且和万物背向而反动,这显然是上帝的别名,也即所谓神秘的力在最初的一击。   彼德罗夫同志从历史意义来推论,曾说:“道这一范畴,按其起源与其古代形式来说,是具有唯物主义内容的。”著者以为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这即是把老子书中的“道”作为万有本源说来看,和希腊古代的唯物主义的元素说类比而论的。老子书中有没有这种古代形式的唯物主义因素呢?著者以为是有的,但不是“道”这一范畴。有人以为老子书中表现了一元论的宇宙观,认为其中“一”字、“玄”字是万有本源的学说,这是值得商讨的。著者以为老子书被后人名为道德经或道德二论,其中道德的“德”,是和万物的本源说连在一块的,而且“德”这一范畴是和万物运动的规律不相背离的。例如: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一章,韩非解老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又说:“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一章,左传:“事有其物,物有其容。”韩非喻老说:“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五十九章,韩非解老解释:“啬之为术也,生于道理,夫能啬也,是丛于道而服于理者也。”又说:“积德而后神静,……而后能御万物。”)   “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六十章)   “有德司契,无德司彻。”(七十九章)   上面所举的道德经的“德”字是介于“道”和“万物”之间的范畴,是可以当作万物无限的本源来理解的。因为“道”是神秘难晓的超自然物,所以后来王充才取消了那个“道”字,韩非才在解老、喻老篇用不少的篇幅给了“德”字以“定理”的解释。他以为“道”是没有“定理”可讲的,没有定理,所以才不可道。德是道之功,所以他说“德者,覈理而普至”(扬榷);“德者,得身也”(解老).至于覈理的理,他说是“成物之文”,并指出:“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解老)韩非解释老子书中的“道”字如“道、理之者也”,离开了老子本义,而解释其中的“德”字,是接近于其本义的。“德”既然是这样的“覈理而普至”的东西,即既然是“成物之文”,那么它便相当于万物的规律性。人们对于万物的“定理”也就可能认识了。但是,在老子书中,并不强调地认可这一点,如果人们向外追求万物的定理,那就要“失德”,韩非子也说:“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同上)“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是无常性的,如果人们随其无常性而追求下去,那就不对了,就不能反于道了,因为“道”是“与物反”。的。在这一点,如果让我们拿列宁批判黑格尔的话来引申,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把道去了吧,剩下的就是物质的联结点。”明白了这一点,著者以为如果把“道”字换成“德”字,不但规律性可以看出来,而且物质实体性也可从看出来,用彼德罗夫的话说,是“德(不是‘道’)这范畴按其起源与古代形式来说,是具有唯物主义内容的”;用杨兴顺的话说,“在老子学说中,德(不是‘道’)不仅意味着客观世界的自然法则,而且还意味着万物的物质实体,……关于法则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老子认为,具有头等意义的是法则而不是物质,由此可见,老子关于德(不是‘道’)的唯物主义学说中……还含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因素。”因为“元德”“上德”之“德”又接近于“道”了。   三、老子书中的“道”之陷于唯心主义,不但因为“道”的义理性类似泛神论的神,而且是超越人类认识的彼岸的东西。我们知道,凡是否定了现实世界的可认识性的,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唯心主义,老子书中这一类的话很多,例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可认识的不是常性,不可认识的是常性、绝对性。)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缴,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道”在感性之外,是不可格致的。)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二十一章,“道”是独立而自如的神秘体。)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前识者”,即可认识的。)   “道隐无名。”(四十一章,“道”是不可以感性觉察的。)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四十七章,“天道”是超越认识的,是彼岸性的东西。)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可认识的世界和不可认识的“道”是矛盾的。)   很明显地,这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老子以后中国的古今唯心主义者都从老子这里的形式进行肿胀的工作。黑格尔也注意了老子书中的上面的几段话,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东方哲学章中说:   “什么是至高至上的和一切事物的起源就是虚、无,惚恍不定(抽象的普遍)。这也就名为‘道’或理。当希腊人说绝对是一,或当近代人说绝对是最高的本质的时候,一切的规定都被取消了。”(哲学史讲演录,三联书店版,页一二九)   “……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他们(道家)否认世界的存在。……最高的本质是最抽象的、最无规定的;在这里人们完全没有任何规定。这话乃同样是一种否定,不过只是在肯定的方式下说出来的。同样,当我们说:上帝是一,这对于一与多的关系,对于多,对于殊异的本身乃毫无所说。这种肯定方式的说法,因此与‘无’比较起来,并没有更丰富的内容。”(同上,更一三一)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和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的误解,但上引的话是正确的。老子书中的“道”或“无”,不论肯定方式和否定方式,是比不可知的“上帝”没有多了什么内容的。因此,著者以为,如果研究把“道”这一范畴唯物主义化了的韩非子思想,那么“道”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属性;如果认为老子的“道”含有唯物主义的属性,那就难以说服人了。   过去著者曾指出老子的道德二元的体系,意思是说,就其对自然史的上下二截而论,老子的思想体系是不调和的。正确地讲来,上下二截的说法并不太合适,应该这样地说明:老子哲学主要是唯心主义的,他的“道”是超自然的绝对体,在他的学说中占居支配的地位;然而当他论到“德”时,就向唯物主义动摇过去,特别是论到万物生成发展的自然规律时,便富有唯物主义的观点了。为什么我们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呢?因为他的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是和他的“道”的唯心主义密切而不可分离的。他论到“圣人”对“道”和万物的态度时,总是持着去彼取此的态度,即不从自然对象去认识自然规律,而只有返素返朴,去体验“道”的微妙。因此,他的认识论,唯心主义便占了上风,唯物主义因素只居于陪衬的地位,这里只就老子第一、二章为例,说明如下:   唯心主义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    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唯物主义的万物:“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按即韩非子所谓“万物成 理之文。”)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著者所以说老子书中的思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原因就在于此。同时应该声明的是,老子无神论的自然天道观和唯物主义的因素,在过去的著者书中虽然提出来加以论述,甚至强调了其解放孔、墨思想的有价值的传统,但没有明确地给以解释,这是一个大缺点。这里,应该补充一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批评了亚里斯多德“神”这一概念的唯心主义的本质,同时也指出他的进步性,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当然,老子的‘道’是喉心主义,但比起孔、墨的人格神的唯心主义来,它是较为客观的,较为远离的,较为一般的,因而在其自然哲学中,容纳了唯物主义的因素。”著者以为这样评论老子哲学,是不至于流于断章取义的。   最后,我们可以附带指出:老子的思想体系有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似之处,他们同样地由自然天道观走向唯心主义。   毕达哥拉斯以为自然秩序都是数量的和谐关系,数的法则支配着世界。对此,亚里斯多德曾说:“数为万物的本质,一般说来,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五章)   此派复认为,“一”的抽象原理是一切存在的动因,而万物正基于此“一”的源泉。老子同样以“一”的抽象出发,以概括“将恐灭”的万物,但老子的“一”的抽象,更是以无对立的(即“一”的)社会,消解有对立的社会这一理想的哲学上的蒸馏。   毕氏学派承认矛盾的存在,如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等,但这些矛盾被理解为外在的对立,而不是被理解为内部的斗争,且不能转化,如列宁所说,“在他们那里,实体、物和世界的‘规定’是‘枯燥的、缺乏(运动的)过程的、非辩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义一书摘要,页三)老子也承认矛盾的存在,如有与无、善与不善、美与恶、长与短、高与下、曲与全、强与弱等等,但这些矛盾也只是被理解为暂时的相对关系下的矛盾。老子虽承认这些矛盾在“有”的范畴内可以向其自身之对立物过渡,所谓“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但这种现象界的矛盾,到了本体界,就成了慈和的一致。因此,这些矛盾范畴,总的说来,仍是“枯燥的、缺乏(运动的)过程的、非辩证的”,我们只能说,这些矛盾的揭示,在客观上暴露了历史的现实,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于“有”的范畴内的对立的统一及其转化的理解,也相对地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但这一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又是和对运动与发展的具体性的否定相结合的(参看下节),因此,老子思想大体上仍存在着亚里斯多德所指出过的这一缺点:“他们(毕达哥拉斯派)并没有说明运动怎样发生,没有说明没有运动和变化怎样有生成和灭亡或有天体的状况和活动。”(形而上学,第一章,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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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冯友兰:论命运
热度 2 vavayuan 2013-4-6 16:56
世上有许多所谓“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大发其财,无怪“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无用先知。 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 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 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 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要成大学问家,必须要有天资,即才。 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一个人身体本身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身体本身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做诗也是一样,有的人未学过做诗,但是他做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那种人是可以学做诗的,因为他有做诗的才。学习只不过将原来不好的稍加润饰,使可陪衬你的好的,它只能增加量不能提高质。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努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成就。   至于 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 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项羽比他更行,他决不会成功。学问是个人之事,成功则与他人有关。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本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分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与众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 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须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宋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减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则得辶,舍则失之”,做不做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做大学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是可以失望的。因为如果才不够,不能成为大学问寂,命运欠好,不能成为大政治家。唯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的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成为圣贤,种他们的才干没有关系。王阳明并不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 所以学问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运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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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趣谈职业规划
热度 3 dongping2009 2013-3-29 18:46
毕业季趣谈职业规划 魏东平 又到一年一度的研究生面试大潮,同时也是一年一度的研究生毕业季。每年的这个时段,因是人生职业取向的分叉路口,众多莘莘学子都会纠结其中,这些学子的家长们也一样不得清闲,为自己的孩子牵肠挂肚。 这几天正看一本闲书,说到哲学家冯友兰其人,其中关于子女职业选择的一个段子,牵涉到梁启超及梁思成弟兄几人。 冯友兰一生敬重之人并不很多,但梁启超位列其中。冯曾这样趣说梁启超:即使对于孩子们一生的职业安排,任公都是滴水不漏,此是为何? 是人都得追求居有定所,所以任公安排其长子梁思成盖房子;生于乱世,又安排其三子梁思忠造炮弹,并拿炮弹去炸房子;然后再安排其次子梁思永去进行房屋考古。 这样梁家兄弟三人,永远都不会失业。冯友兰据此感叹道:任公眼光真是独到异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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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胡业生 2012-8-25 15:58
进入专题 : 人生 境界 ● 冯友兰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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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境界
qyu111 2012-8-14 09:25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的境界分为四等: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我把他的“境界等级”概念通俗的重新定义一下: 个人境界、家庭境界、集体境界、民族境界、国家境界、世界境界、地球境界、宇宙境界。 也可以用哲学的语言概括成:小我境界、大我境界、无我境界。 境界,是指一个人的世界观,是指一个人对世界万物万事的看法、观点和立场。个人境界就是一个人站在个人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同样的,家庭境界、集体境界、民族境界、国家境界、世界境界、地球境界、宇宙境界,就是一个人分别站在家庭、集体、民族、国家、世界、地球或宇宙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 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一样。 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在冯友兰定义的功利和道德境界里,在我定义的国家境界以下。 一个人从动物进化成人,就是一个“爬”境界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给自己定定位,我到了哪里? 当我们说一句话、表达一个观点、做一件事,都可以问问自己:我是站在哪个境界看问题? 后记: 我的好友KK看了我的博文,写信给我: 呵呵。。。 如古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道无过于:小治(勤 / 躬 身),中治(如烹鲜),大治(无为)。 言易而行难矣! 开原 我回信: 古人的话是对圣人说的,是给领导讲课。我这是普及教育,说给老百姓听。对老百姓来说,是量力而行,爬到哪是哪。不过至少得明白这个道理,明白山顶在哪,自己在哪。做不到没关系,道理要懂。 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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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胡业生 2012-8-13 17:08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进入专题 : 人生 境界 ● 冯友兰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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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论“尊高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热度 4 liuli66 2012-8-11 21:07
由“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重读冯友兰“贵古贱今”论。 冯友兰《赞中华》, 其中论述旧时中国“贵古贱今”, 包括农业社会的人特别“尊高年”。 这自有其道理,且不表。 冯先生写道: 在工业社会, 高年不是一个傲人底性质, 而青年反而是一个傲人的性质了。 青年所以成为一个傲人的性质者, 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底事物, 可以学习, 而高年者不能学习也。 在农业社会里, 人所以尊高年, 一半是由于道德底原因, 一半是由于实用底理由。 在工业社会里, 如果人亦尊高年, 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底原因[对这一点,LL持保留看法]。 相关: 三火老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5503-601276.html 谈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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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在唐河隆重举行
热度 1 余孟孟的博客 2012-7-3 17:09
[转载]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在唐河隆重举行
http://www.hnsrxwhcjh.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06 2012 年 6 月 30 日 — 7 月 1 日,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河南省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更好地促进对冯友兰思想的研究和弘扬,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在 在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故乡 ——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隆重召开 。 群贤毕至,友兰故里哲思涌动; 追慕先哲,国学探索承前烁今。 中共河南省委原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侯志英,中共河南省委原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德广,省政协原副主席郭国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军,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州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王廷信,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姚进忠,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正厅级巡视员魏少林,新乡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炳奇,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南博物院原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周桂祥,南阳理工学院原副院长、南阳冯友兰研究会会长刘振山及和学民、刘明杰、于滔、刘勤、赵阳、郑柏林、陈曦、王付志等县党政领导和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学者出席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 冯友兰 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冯锺璞,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陈来,北京市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陈战国,中华孔子研究会,南阳理工学院冯友兰研究会向大会发来贺电。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隆重开幕。 周桂祥主持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 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筹备组组长王廷信在讲话中介绍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轨迹、学术生涯和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指出,研究会的基本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研究冯友兰新儒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促进现代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发展,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河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冯友兰思想学说的内容和精神实质,积极撰写论文或著作,积极组织冯友兰思想学术研讨、学术交流、和学术报告活动,为在河南传承和弘扬冯友兰思想作出贡献。研究会将坚持方向性、社会性、协调性三大特性,不断提高凝聚力。 胡军在讲话中指出,全国从上世纪 30 年代一直影响至今的哲学家,仅有冯友兰一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学术思想极具魅力,冯友兰思想的研究要有新突破:一是冯学的研究能不能推动唐河、河南乃至中国的文化建设;二是要研究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把国学研究和现实运用结合起来;三是正视中西文化差异;四是要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五是要抽象的、系统的思考,细致地论证,突出研究的辩证和严谨。 郭国三说,冯友兰先生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他致力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可钦可敬。冯先生一生坎坷,但他坚持真理,坚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冯学思想的研究就是要把哲学思想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尽快结出丰硕的研究成果。 姚进忠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的成立,是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特别是加快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不断增强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相信各位专家学者定能通过研究会共同推动冯学思想的开拓创新,激发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智慧和力量,为繁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重要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县委书记和学民致辞。他说,冯友兰先生及其学术思想是唐河的一笔宝贵财富,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在加快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始终把“友兰故里”作为人文唐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心打造“友兰故里”为首的四大城市名片,成立了冯友兰研究会,建设了友兰湿地公园、冯友兰纪念馆,承办了全国第九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通过扩大“冯学”影响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研究会在唐河召开成立大会,为唐河更好地宣传、推介、打造“友兰故里”名片,进一步打响“友兰文化”品牌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好、服务好研究会各项工作,为推动冯学研究不断发扬光大做出应有贡献。 刘振山宣读了研究会《章程》。研究会筹备组副组长、唐河县冯友兰研究会会长郑柏林作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的情况说明。 大会选举王廷信为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会长,王清选、王炳奇、魏少林、和学民、刘明杰、马进举、任晓林、刘振山、刘太恒、宋歌、李若夫、郑柏林、张富群、周桂祥、高秀昌、黄书合为副会长,高秀昌兼秘书长。 选举大会后,研究会举行了一届一次理事会,特邀侯志英、张德广、省人大原副主任王宏范,郭国三,省政协副主席靳绥东为名誉会长;胡军、陈战国、省文联原副主席田中禾、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崔大华为顾问。理事会确定了研究会 2012 年—— 2013 年的工作要点。 大会召开前,参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在蒙蒙细雨中瞻仰参观了冯友兰纪念馆。 在下午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胡军教授、南阳师院聂振弢教授分别作题为《中国创自由之路的哲学思考——冯友兰的 新事论 解读》、《冯学的现当代意义》的学术报告,研究会全体人员细心聆听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冯友兰先生学术思想的理性认识。 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对于推动全省乃至全国学习和研究冯友兰的学术著作,传承和弘扬冯友兰先生思想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效果,并将取得明显效果。 此次会议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在线、宁厦新闻网、重庆晨报官方网站、河南文化网、新浪网、网易、南阳网、唐河政府网、大河报、郑州日报、南阳日报等新闻媒介争相报道。 相关连接 贺信一:陈来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冯友兰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贺 信 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 欣闻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近日即将成立,我谨代表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研究会,对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冯友兰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是现代中国少有的中西结合、古今贯通的哲学体系,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著述和成就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确立了典范,他对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育行政的潜心参与对上个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学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冯友兰先生是现代中国的伟大的爱国学者,他一生以“贞下起元”和“旧邦新命”为信念,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大业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文化贡献。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冯学已渐渐成为显学,出现了不少有深度、高质量的研究论著。河南省是冯先生的故乡,理当在冯学的研究和介绍方面在全国走在前列。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的成立为现有的冯学队伍增添了一支重要力量。我相信,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的成立必将带动全省的力量,为冯学研究的展开开创出新的局面。 预祝成立大会圆满成功!预祝研究会发展顺利! 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冯友兰研究会会长 陈 来 2012 年6 月27 日 贺信二:中华孔子学会 贺 信 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 欣闻贵会即将于近日召开成立大会,在此,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冯友兰 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和“三史”成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所确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书写范式,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冯学研究如火如荼,冯学成为显学。单从冯友兰研究学会看, 全国 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研究委员会, 河南 有南阳冯友兰研究会和唐河县冯友兰研究会(另外还有南阳师范学院冯友兰研究所)。 因此 “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的成立 可以说 是恰逢其时,而且 也可以说 是河南省学界乃至全国学界的一件大事。 河南省唐河县是冯先生的故乡。故乡的热土养育了先生,先生也十分热爱自己的故乡。 相信河南省学界的冯友兰研究专家、学者, 通过经常性的研 讨、交流和报告活动, 在研究、传播、继承和弘扬冯友兰思想方面一定能够作出积极的贡献。 预祝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中华孔子研究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贺信三:陈占国(冯友兰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贺 信 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 欣闻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成立,特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作,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供我们受用、学习和研究。 河南是先生的故乡。先生热爱自己的故乡,故乡的人民也爱戴先生。唐河县、南阳市、河南省相继成立冯友兰研究会就是很好的证明。作为先生的门人,我因此而由衷地感谢你们,并愿意和你们一起为弘扬光大冯友兰思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祝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陈战国 2012 年6 月29 日 又讯 6 月 29 日,唐河县举行欢迎晚宴,对出席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南阳市市委书记李文慧,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原永胜在县领导和学民、刘明杰、康连星、于滔、刘勤、朱全富、赵阳等陪同下出席晚宴。 县委书记和学民主持欢迎宴会。市委书记李文慧致辞。 李文慧说,南阳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西汉时期为全国六大都会之一,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之地,故有“南都”、“帝乡”之称。现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4 处。南阳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曾孕育出“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智圣”诸葛亮等古代名人,更滋养了哲学家冯友兰、军事家彭雪枫、文学家姚雪垠、科技发明家王永民、作家二月河等现当代名人。希望各位嘉宾、专家、学者、朋友架起友谊的桥梁,共同研究文化成果,共担振兴中华的重担,共同谱写中原经济区华夏文化创新区的崭新篇章,并祝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思想报告会取得圆满成功。 和学民向参加成立大会的各位领导、来宾、专家、学者等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唐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级领导、朋友,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和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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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既“出世”又“入世”的人生哲学
Xman1989 2012-4-3 09:22
冯友兰先生说人生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这点我非常同意,我也相信一个人是应该有既出世又入世的人生哲学的 ,如果只有入世,看重的只是人间的五光十色,精神荒芜,那可能就会沉迷于物欲而最后堕落;而只有出世的,就像和尚那样,一辈子在庙中念佛诵经,一个人对宇宙人生都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但是他大多情况下只是一个人的快乐,他无法进入到这个社会中,没有与社会互动,那么他也就不会对社会产生实际上的多大的贡献,并且因为对社会的了解不多,没办法在社会实践中更多的运用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样也会影响他对世界的理解。所以整个看来,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既出世又入世的人生哲学。我们努力做实验、搞科研、做出产品,主要是为了向这个社会贡献我们的物质价值,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人因为我们的产品而更加幸福健康一点,这是物质上能够影响人的部分;而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对这个社会可以做出的精神的贡献,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它会我们迅速地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且往往可以将很多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比如当我们确定“正直”的做人准则后,当我们遇见利益纠纷的时候,我们就会迅速的做出决定:绝对不能占别人的利益、不能占小便宜、多为他人考虑,这样事情就会变的简单,也会少许多日后的麻烦;同时最直接的精神的贡献就是靠德行影响自己身边的朋友,让自己成为一个能让别人受你影响甚至改变他自己的人。心中一直有个精神的花园,经常来打扫,把以前觉得美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是美的花草都清理掉,这样我们的心一直就是美的,即使是在物欲横流的“入世”中,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是苏格拉底的“经过审视的生活”。再回到冯先生的人生四境界,就是人的格局不断变大的四个境界,由最开始的“无意识”,到后来的考虑自己的欲望,到注意社会准则的遵守,再到宇宙意识的自觉。做有些事看起来依然是这样,但是境界提高后,它就会有更高的意义,而这样,我们也就做到了出世与入世的结合——努力地在社会中工作,持续地在哲学中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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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之下过燕南
热度 4 zhoumeng 2012-3-2 15:32
夕阳之下过燕南
前段时间到北大,因为有个闲暇,专门游览下大名鼎鼎的燕南园,早就知道那是国家的学术大家曾经的居住之所,用手机拍摄了几张照片,放在这里以为纪念。首先直奔燕南园57号,那是三松堂之所在,冯友兰先生的住所。推开院门争得家人允许拍了一张院子的相片,不知道其中的松树,是不是老人所指的“三松”之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老人的爱女宗璞先生应该也是80几岁的人了,听说宗璞先生的女儿也是IT界著名的“美女总裁”了。 三松堂大门 推门入院 57号的隔壁应该是汤用彤先生的寓所。如今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是否就住在这里? 58号是汤用彤先生住所 这是吴文藻和冰心先生曾经的寓所66号(朱光潜先生似也曾住过这里)。 冰心住所66号 后院 61号候仁之先生寓所,老人还应健在,他是整个燕南园最后一位压阵的大师了。只是他刷写的门牌后已经模糊不清了 61号住所 56号周培源先生寓所,现在似以被学校安排为办公场所了。 55号,远观陈岱孙先生。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好象就住在这里。据说,当时毛泽东点将让他到北大与冯芝生唱对台戏,结果60年代自己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现在据说是北大安排李政道先生寓所。 回来后,查了资料,北大的燕南园共17所寓所,保守估计累计居住过20多位院士。可查阅的资料显示,文革时期,物理学家饶毓泰在51号上吊自尽,历史学家翦伯赞在64号用安眠药结束一生。 小小燕南园,大师荟萃。建议北大乃至国家要用心好好保存好这一块国宝云集荟萃之地,记录大家们对学术与国家所作的贡献和自身的道德文章,提醒国家和社会更好地尊重知识和科学,发扬民主,这些对后人的影响和社会的发展益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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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冯友兰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热度 2 tengyu2011 2011-11-15 17:14
今日课上,陈老师跟我们说了他参加 13 日在河南唐河冯友兰纪念馆落成典礼的一些情况。经他的介绍,我们初步了解了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的一些生平事迹,尤其是其在 85 岁高龄,双目接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了 7 册共 150 万字的恢弘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此等追求学问的态度和毅力实在令后生叹服!陈老师还给我们介绍了冯先生写作的风格是简洁明了和条理清晰。他给我们介绍了冯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篇文章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阐述在我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原文标题为“ 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以下是笔者对这篇文章所作的梳理。 冯先生开篇就提出“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说它毫不需要”。为了研究这个价值标准,以中国哲学两种趋势“天”(自然)和人(人为)为切入点,并指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道家、墨家和儒家对认识自然和人的不同。概括来说,道家“复归自然”,反对人为;“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功利,不以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最幸福,不以为人应当做和自然做的就是复归自然,相反主张要摆脱自然。因而墨家主张人,反对自然”;儒家介乎道家和墨家之间,分成两种类型,孔子和孟子倾近自然,荀子亲近人为。用冯先生的话是“儒家是自然和人为这两种极端的中道”。 从这三家的主张来看,无疑主张摆脱自然,探索自然,主张人为的墨家思想对于发展中国科学是有利的。道家复归自然,与自然合一,对于科学思想的萌芽作用不大。儒家中的荀子方向对于发展科学也是有利的,而孔子和孟子方向是不利的。对这个作出分析后,就要了解在历史上三者相互斗争的结果了,最后的结果是“墨家完全失败,不久就永远消失了”。虽然“荀子主张用征服自然来代替复归自然”,主张人为路线的中国思想家。“但秦朝灭亡后,荀子的学说很快而且永远地消失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主张对科学发展有利的“人为”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就完全覆灭了。政治的需要,主张倾近自然方向的中国儒学主导了几千年。 在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冯先生笔锋一转,论述了西方历史的一些对于发展科学的有利的方面。中西做个对照,使人更加明白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原因所在。从冯先生的论述来看,笔者认为主要从“外”和“内”两个维度来看。西方主张从外寻求“善和幸福”,冯先生论述为“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古希腊和现代欧洲正在力求在人间找到。中国是力求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换句话说,中世纪的欧洲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而中国“是力求认识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总之,中国倾向于天地合一的儒学寻求的是认识人的内心,而西方寻求的是对外自然的认识。这种差异也正是有无科学所在原因的差异。 冯先生论述道“中国思想之所以未发现科学方法,是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从自己各人的心出发”。并指出也正是中国哲学是从各人内心出发,因而不具备科学的确定性。 读完冯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明白了冯先生论述的基本思路。总结来说是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科学的原因是主导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主张倾近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使人向人的内心探求善和幸福。西方主张对外的维度去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主张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对于冯先生从中国哲学史的维度去分析中国没有出现科学的原因,笔者是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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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klgqufu 2011-6-4 21:30
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文/孔令国 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系统的思想的反思。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哲学里满足了人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为学),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为道)。 哲学思想中的暗示才耐人寻味。 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要保持谨慎;即使在及其危险时也要满怀希望。《大宅门》中的二奶奶也就是利用了该原理在历史风云中保全了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该原理也给人的发展和成长、社团组织的发展好成长以深刻的启迪。 毋太过。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人定胜天”不可取,任何项目和课题都要考虑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和谐。 祖先崇拜 ------ 家族团结的象征。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诸家思想百花齐放,各种层次的人员均能有选择地吸取而达到心灵的满足。 中国的艺术大师大都以自然为主题。同理要成为科学大师也必须具有深厚的哲学思想。 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本 --- 农业,关系到生产;末 --- 商业,关系到交换。采煤塌陷形成大面积水面定为“绝产地”、土地复垦的目标必须是平整的土地的思想根源可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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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巫与医
热度 5 sheep021 2011-5-29 19:19
戴君仁先生在《阴阳五行学说究源》中关于巫的论述很是正确: 在东周以前,那些传天数者的身份,都是史或是巫。根据《周语·楚语》、、绝地天通、、、可以看出最优秀的人民,才配当巫觋,男觋、女巫,想是民间的分别称谓,在国家朝廷之上,巫当是男的,巫咸、巫彭等,想都是男性,所以巫可作通称。在五官中,司天地之官,相当于巫,他们是代神发言的。巫既是史。所以说家为巫史,《周易》巽卦里也说“用史巫纷若”。而重黎司天地,那么他们既是巫,也就是史。(1) 我是支持戴先生的观点的,巫是古代最优秀的人。冯友兰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代的君主是巫: “绝地天通”楚国的观射父的解释:“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国语·楚语下》韦昭注语)。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是:把他们【统治阶级】所幻想的与天神的交通,限制在专门祀神的人手里。这种人称为“巫”或“祝”,而王也就是“巫”“祝”的首领。这样,王就可以随便用“上帝”的名义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2) 冯先生认为“巫”是一群与人民对立的人,巫术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一点值得商榷;不过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也说道: 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 术数包括哪些?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的解释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其中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的卦辞、爻辞本来就是为筮用的。有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所有知识都起源于“巫”对自然界的认识或是对普通民主对自然界认识的总结,如果以上认识是正确的话,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历史的前半部分就是巫的历史!其中必定有科学的成份,我们就试图从中找出。既然是这样为何到扁鹊在“六不治”会出现“信巫不信医” 的病人不治呢?这应当从最初对“巫”与“医”的认识谈起: 巫,象形。据甲骨文,象古代女巫所用的道具。小篆象女巫两袖舞形。《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我认为“巫”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字,意思是将一个完整的人分为两个人的人!这是因为按照中国人的认识,有形而下肉体的人,就应当有形而上精神的人;这是中国哲学决定的。 医,繁体是醫、毉。“医”,从匚(fāng),从矢,矢亦声。《说文》:“盛弓弩矢器也。”本义:治病的人。 醫,会意兼形声。 “醫”,会意,从“殹”(yī),从酉(yǒu)。“殹”,治病时的扣击声。“酉”,用以医疗的酒。《说文》的解释是:医,治病工也。殹,恶姿也。醫之性得酒而使。即用酒的方法治疗病人的人。 对于毉我们可以参照上面的解释理解为:用巫的方法治疗病人的人。 与醫、毉相近的另一个字是“繄”;《诗·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笺:“伊,当作繄,犹是也”。伊尹,就是一个会给人治病的人。商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巫师具有崇高的地位。本文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上古巫、史合一,巫师本身多兼有医的功能;医应当是巫本身的职能之一。前面已经说过冯友兰先生的观点“王也就是“巫”“祝”的首领”,很显然伊尹是商代第一大巫师。“繄”下面是“糸”,《说文》:糸,细丝也。象束丝之形。大约是因为伊尹原来居住的伊水,生产“丝”。毕竟古籍中记述他生于“空桑”,桑树是蚕的食物来源,空桑大约是空心的桑树。桑树生长速度缓慢,长到空心,肯定需要非常久的时间。也就是说伊水一带养蚕的历史一定很久。也许古代伊水附近的人用与桑蚕相关东西治疗疾病?!归根结底,伊尹是巫师。 根据《周礼》的记述我们发现那时巫、医已经完全分开。那么巫、医为何要分开哪? 1943年,胡厚宣先生作过一篇《殷人疾病考》,以后有多次补充。根据胡先生的研究我们知道:过去以为殷人对于疾病多祈祷于祖先神灵在今天看来是没有道理的。 甲骨文殷字,从身从?,在这里可以解释为象人身腹患疾臃肿,呈人以铜针刺之之形。刘敦愿认为:“针灸行医者是个神话中的人物,神医作半鸟半人形象”“针灸行医图像所见半鸟半人的神物,当是由鸟图腾崇拜演化而来”。考我国古代,商族是以鸟为图腾的。我们推想这类神医针灸的神话或者就与商代有关。 胡先生依据甲骨文考证“殷高宗武丁一朝,五十九年之间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3) 另外,在《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也记述:当时人们对于病理症状、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的识别,也是当时社会比较一致认同的疾患的命名。商代人们并没有拘泥于人体外表肌体的了解,对内部组织结构也有探索。如甲骨文心字,活脱脱像心脏的轮廓形,骨字像骨架相支形,是其明证。上古“医术”的效能,每每与主观意识所产生的幻想相平行,信仰上的神秘性,远比由医疗实践而取得的成功经验更具魔力,这与当时的疾患心理因素和认识水平,是紧相关联的。早先人们通常把疾病的致因。直接归诸自然界神的降灾或人鬼作祟,甲骨文有“帝降疾”。 原始先民不懂得人的精神活动要依赖于人的肌体活动,认为人死而灵魂不灭。《礼记·祭法》“人死曰鬼”。《说文》“人所归为鬼”。当时人们心目中,鬼魂有着超人的力量,能对生者行为进行监视,能作祟于人,人的疾病即因鬼魂作用而起。人们为消病除疫,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安抚鬼魂,或以祭祀讨好之、、、但这一切必须借助于能够沟通人鬼间的媒介来完成,即巫的力量。 巫是原始鬼神崇拜的直接产物,《一切经音义》“事鬼神曰巫”。《公羊传·隐公四年》“钟巫之祭”,何休注“巫者,事神鬼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 古代巫师作医,文献不乏其征。《世本·作篇》云:“巫咸作医。”《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宋衷注云:“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吕氏春秋·勿躬》云:“巫彭作医。”上古时期巫医不分。《广雅》云:“医,巫也。”王念孙云:“医即巫也,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毉。《管子·权修篇》云:‘好用巫毉。’《太元元数篇》云:‘毉为巫祝。’”医字本从巫,正揭示了古代巫医不分的事实,说明早期医学的产生,与巫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4) 现代学术界一般将“巫”看作是迷信,很大程度上是对“巫”的误解;公正地看待巫有利于认识中国哲学的对人体形而上认识的问题,因为按照中国哲学【其实古希腊哲学也认为人有肉体与灵魂两部分】观点,有形而下的肉体,便有形而上的精神――灵魂。 巫与医分开实际上是对人体认识发展的结果,以后巫用于治疗人的精神疾病,而医用于治疗人的肉体疾病。我专门了解过现代一些“巫”的实际情况,发现巫在很多情况下的确有一定的作用;我的原则是在我们现在无法证明灵魂是否真实存在的情况下,至少不应当轻易否定。 周代医学已经成为独立的学问,治疗原则是根据阴阳五行方式调整人体的身体状况。 到公元前580年的时候即《左传·成公十年》已经可以看出人们对巫的不信任: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桑田巫根据什么方法明确晋侯疾病无法治愈,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但事实上证明桑田巫是正确的!甚至断定出晋侯“无法吃新麦”【“不食新矣”】,这不能说巫的水平低下,很大程度上人们今天认为巫是迷信或者骗人,关键是不了解其中的机制。 巫做为百工之长(5),使用的工具或者方法需要进一步研究,也许可以从中得出有益的信息。 对巫的记载当数《山海经》最为详细,在此不一一引证。我认为现代人对待古代的知识应当宽容,我们不应当因为自己对前人采用的方法不了解就否定,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严谨的。 最后总结:医学是科学,巫学就是玄学。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经验主义、或者实验基础之上的;而玄学则是依靠推理。学习过程朱陆王理学的人都知道:程朱陆王都同是要讲身心性命格物穷理之学,所不同者只是程朱主张先格物穷理,而后明心见性,、、、陆王主张先发明本心,先立乎大者,先礼认良知,然后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程朱比较注重客观的物理,陆王比较注重主观的心性。一由用回到体,一由体发展到用。 我们不妨这样看待中国古代哲学: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总结出阴阳五行,这是从体发展出的理;而后又根据理,反推出人有形而下的肉体与形而上的灵魂?在以后随着对人体认识的加深,再单独发展出针对肉体的医学,与针对灵魂的巫术。 也许只有这样对待巫才是比较公平的! (1)戴君仁,《阴阳五行学说究源》,《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总论集》,水牛出版社,P229。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P71。 (3)参见,《中国断代史系列·殷商史·医药卫生》。(4)参见,《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人生俗尚》。(5)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即如讲到医药,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注:如果推而广之的话,巫也应当是属于工,的行列;另外韩愈在《师说》中也将巫与百工放在一起“巫医乐师百工”】 本文来源于 博客日报 www.bokerb.com 载转请勿删除此信息 原文链接: http://zhongyiao.bokerb.com/blog.php?do=blogevent=viewuid=5598ids=13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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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原谅侯成亚先生了
热度 18 hongfei 2011-4-23 23:34
早就原谅侯成亚先生了 2011.04.23 一年前我在《解剖侯成亚先生这只文革麻雀》这篇博文中开宗明义地说: 侯成亚先生时不常地到我的博客上发表不靠谱的评论。对于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就地回复一下,不去过多理睬。 不过因为偶然发现了他的有趣的文革经历,所以就想请他讲讲文革的故事。像侯成亚先生这样直接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他的经历和教训对于今天对文革没有太多直接了解的青年学生来讲,应该是很好的现身说法。 《解剖侯成亚先生这只文革麻雀》博文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6do=blogid=310609 实话实说,现身说法这件事情,侯先生的确是做得其实很出色。他陆陆续续给大家讲了很多当时他所自豪的“人大三红”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他这样一个看似无害的人是怎样参与到有害的伟大事业(所谓“十年浩劫”)中去的过程。 至于侯成亚先生自己认不认为那是浩劫,大家大可以不必去跟他计较。首先,他有说话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而且,按照胡星铭先生《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应该原谅侯成亚先生?》的博文中的说法,大家是应该原谅他的。 胡先生是这样说的: 為什麼一個自由主義者應該原諒像候成亞那样的紅衛兵? 根據維基百科,紅衛兵大多是學生和年輕人在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毛澤東在1966年和1967年調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可以推斷,很少紅衛兵的誕生早於1940年。大概不到一半是1949年以前出生的。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紅衛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教育,這個政府崇拜馬克思毛澤東,把他們當作神,唯一的神。沒有紅衛兵得到一個開明的教育。 但是,一個開明的教育對於一個普通人獲得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是必要的。 此外,如果一個人不能獨立地、批判性地思考,他就是智力不成熟,也就是說,他對他自己的信念是不能負責的。 因此,紅衛兵不能負責自己的信仰。由於一個人的行動是受他的信仰引導的,我們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紅衛兵對自己的行為不承擔任何責任。因此,我們不應該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而責怪他們。相反,我們應該原諒他們,可憐他們。 但,那誰是罪魁禍首?毛澤東當然不能被赦免。那些(如馮友蘭,金嶽霖)受過良好的通識教育,並有精幹的批判性思維而是選擇了投降毛澤東的人? 胡星铭《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应该原谅侯成亚先生?》博文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58135do=blogid=436340 我很赞成胡星铭先生最后的那句话。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本来就是接受党的教育的。他们听毛主席的话去搞文化大革命,只要没有直接的“打、砸、抢”犯罪恶行,而只是像侯成亚先生那样做了一些支持和辅助的工作,的确在法律上用不着,也没有办法追究,在思想上的确也应该同情和原谅。 相反,倒是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他们作为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受過良好的通識教育,並有精幹的批判性思維”的人,居然会选择投靠毛泽东,才是最不可原谅的事情。 周为筠《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文章中说: (1948年12月)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周为筠《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文章链接: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0-12/1374090.html 胡适之走掉是因为恐惧。冯友兰没有走掉是因为对国民党的失望超过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且对共产党还有点很快就会让他失望的希望。事实当然证明胡适之在自由与否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的判断是准确的。 从这个结果来看,冯友兰“选择投靠毛泽东”也不是事实,而只是当时情势所逼,不得不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二选一的结果。后来冯友兰先生的遭遇也不好,他也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其实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冯友兰只能不得不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二选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关系到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实现和平统一。 总而言之,像侯成亚先生这样的文革小麻雀,不管他自己对文革的的认识如何,我个人早就在思想上原谅他了。看到王铮老师跟他那么较真,到是觉得大可不必。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浩劫,这种事实难道会因为侯成亚先生的否认而改变吗?况且,侯成亚先生到退休前夕也就不过是个学术上没有多少建树的副教授,犯得上咱们这些在职的教授、研究员和院士的跟他计较吗? 所以,看见李小文老师的《周方: 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应该原谅侯成亚先生?》博文,以及侯成亚先生因此而暴跳如雷的反应就乐坏了。侯先生真以为黄老邪会把他当回事,可以算是自作多情,以为人家真要追究他的“漏罪”。好在黄老邪幽他一默之后,已经把博文标题改回了《周方: 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应该原谅文革三种人?》,不跟他玩了。 李小文《周方: 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应该原谅文革三种人?》博文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84do=blogid=436393 说实在话,我不仅早就原谅侯成亚先生了,而且非常感谢他在科学网上的自我解剖(确切地说,在他自己看来应该是孔雀开屏似的自我展示),而且预先感谢他今后的自我展示。 不然的话,科学网这个平台,怎么会谈得上名副其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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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乱翻书之X
热度 3 zhangyuguo 2011-4-5 16:46
春天正是读书天。女儿与好友在现代文学馆里参观,我在旁边一家名曰泊客咖啡的小店读书。最近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之大快。读到畅快处,不禁把一杯浓缩咖啡一饮而尽。这部书的好处,在于简约、明白,深入浅出。诺大一部中国哲学史,要用二十多万字概括出来,相当不容易。小学初学写作文时,感觉把作文写得长一点非常难。经历过那个阶段以后,就会明白,把文章写得很长,容易;把文章写得简短而又恰到好处,不易。 作为中国人,都应该多少知道一点中国哲学史。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就是一个好文本,以供我们这些中国哲学史的业余人士,了解一点关于这个题目的基本知识。读过之后,一部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哲学史(或者说中国思想史)的脉络,疏理得清清楚楚。 有两部书,我是要经常翻一翻的。不仅为了寻求知识,还为了寻求“快感”。其一是上面提到的冯著《中国哲学简史》,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两部本有一个共同点,原著都是英文,在国外出版后,又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两书著名而且流行的关键,恐怕就在这里。给缺乏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西方人讲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必须要用他们能懂得的语言、他们习惯的角度。当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再回头来看,竟发现用这种角度看问题,用这种文风写作,竟然能收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所谓读这两部书的“快感”,正在于此。 由于工作的缘故,经常出差。这两部书,经常被我塞进行囊。此两书适合在飞机场等飞机时读,或在飞机上百无聊赖时读。适合坐着读、躺着读、站着读。适合配一杯咖啡读,伴一杯酒读。适合自己读,或与朋友共读。 七个月未更新博客,竟然被一本书惹得重新拾起。不多说了,读书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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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热度 2 zhaohaijun 2011-4-3 10:13
-------- 读历史总是给人很多启示,读哲学史恐怕尤其如此。 为什么会读这本书?具体缘由我也记不起了,应该是偶然的。不过如果把自己勉强算做一个爱思考的人,也许就有了更明确的原因。这几年终日似乎都在思考着什么却总无结果,大约是最近感觉到了一些无知的苦恼吧。 我对冯友兰先生并不了解,但是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表现出的渊博知识的确让人钦佩,说他学贯中西应该不算赞誉之词。他对古代经典的熟悉,对西方哲学方法的深刻理解,都让我有一种“后无来者”的感觉。这也促使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荒废了正业,利用每天上午的黄金时间一边听一边读,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尽管收获良多,但也叹自己记忆力大不如前,无法充分吸收书中的精华。 关于什么是哲学,看过一些书本上的定义,比如“智慧的哲学”、“关于知识的学问”等,冯先生这里说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这样的说法无疑让我很受用,这样哲学再不是从前认识中的玄妙的无用之学了,而是对我的人生很有帮助的一门学问。我应该不算是一个实践派,更喜欢思考而不喜欢行动,喜欢静默胜过滔滔不绝,做反思恰恰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知道这样做肯定不对,没有实践怎能有真知?用《大学》里面的话就是,不“格物”怎能“致知”? 哲学著作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好多书籍即便读了也是不解其意,这本书我认为就好得多了。书里没有大段的逻辑分析,让我阅读时感觉轻松了许多。冯先生引用了不少的古文,对于我这样用惯了白话的人来说,不少时候只好大段的跳过去。不过这似乎不是非常影响阅读,大部分篇章冯先生还是做了必要和简练的注解,让人能够明白。书里有很多关于人物的说法极有趣味又不乏深意,他在第四章中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人教师,还说后来又变成了中国第一位国学教师,便是很简单有趣的一个说法,让人印象深刻。 尽管是历史书,但书里还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很多见解,尤其是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解释。虽然也知道些历史,但我对中国哲学可算是一无所知。读了冯先生关于 “内圣外王”的解释,感觉马上对过去的知识有了重新的理解。中国哲学对人的精神修养的重视,也从这个简单的说法中立刻得到了印证。另外关于中国哲学善于隐喻而不善分析的观点,我的确在之前读《庄子》的时候就有过这种直觉的感受。我无从判断这些都是对的,但至少对于我是极有帮助的,也是极其高明的。 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我对理性世界的理解居然不是从理论书籍,而是从这本历史书籍中获得的。我对历史似乎并不感兴趣,对哲学和社会学好像也没什么修养,这一点我一直觉得非常惭愧。这些年似乎只是勉强完成了学业,断续的读了一些小说,大概也读过两三本哲学书籍,但天性惫懒、资质愚钝的我总是不能充分理解,因而总是很快忘记。本书对于形而上学的描述,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理性世界的存在,实在是一件喜事。我没有感受冯先生说的四个境界的奢望,只希望自己能够在有限的大脑里多装一点点东西,尽量做个明白人。 对于佛教、道教、儒家、道家、佛学,这些说法在我眼中从来都是一团乱麻,然而正是这本书让我建立了基本的一些概念。所谓“宗教”,按照冯先生的说法,是“一种哲学加上上层建筑”,怕读者不懂,他还说了“宗教是真的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并且通过修行到达那个世界”类似的话语,而道家、儒家却认为这个世界要么是“无”,要么根本就和眼前的世界并无二致。这样简单的说法能让人很快的理解几种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我想这是冯先生的功力所在。我也头一次理解到了道家的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巨大的影响,包括禅宗和新儒家,以及现在源于西方的深层生态学思想。 我始终是不懂哲学,因此也不想胡乱的写些关于哲学的论断,但从一个对生态学略有了解的人的角度来看哲学,确实有一点不同想法。中国哲学的发端,从开始起大概就分了至少两派,儒家的学者关注人和社会组织,其哲学形成的基本脉络是以人的一面进而推论整个世界;而道家的学者大约因为和自然接触更多,其哲学观念的形成则是以自然的一些属性推及整个世界。这种局面多少有些像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比。限于其时人类对于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关于生态的知识非常有限,因此这些哲学观念的存在和发展似乎也是必然的。及至后来两者进一步融合和发展,就已经接近现代哲学对于世界的认识。如果不是外界影响的突然性,汉学和宋学如果能相互借鉴,加上对西方哲学的必要引进,独立发展出来现代哲学也不是不可能。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往前看,我们就会发现,追索中国的哲学传统,找人讲讲《论语》,再竖个孔子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看到道家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我们不仅需要遵守社会秩序的民众,还需要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点也许是被神化了的孔子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其实还有很多感想,比如平等的问题,比如社会发展的方式和“阴”、“阳”的关系等,但现在着实还没什么头绪。我想这《中国哲学简史》还需要再读。 4 月 1 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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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四个境界与人类社会的四个层次—谈冯友兰之《新原人》
热度 8 caoyuanzhiye1 2011-4-2 09:55
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先后写了六本书,他们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理》、《新知言》。后合称《贞元六书》。其中的《新原人》讲到;“人在生活中遇见各种事物的意义构成他的精神世界,或者叫世界观。这种精神世界《新原人》称为 。个人的精神境界千差万别,但大致说,可以分成四种。” 1. 自然境界; 2. 功利境界; 3. 道德境界; 4. 天地境界。 人生的四个境界的对应着人类社会的四个层次 自然境界,对应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功利境界意味着人是自觉的理性的利益追求者,对应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感性的高度发达; 道德境界要求人应该活已经从自我走向了小我,大我,社会主义社会;公私之分,义利之辨。 天地境界人与自然处于和谐、理解的关系。人的“安身立命之地 ” 。精神文明极大的提高,物质文明高度的发达,天人合一,新的层面上重归自然境界。 实际上没有绝对分类,在不同的时空和人类个人与团体可能都存在这四个境界。 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其上层建筑,是偏执的自觉的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有“看准了”的战争出动,有金融危机发生。 小人、马屁精、谄媚者有一定的相对先进行性,是自觉的(理性的或不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是走出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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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的希望:学习楚人和齐人
热度 16 stone1971111 2011-2-8 09:34
昨天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间提到楚人的事情,源自于老子是楚人(庄子为宋人,思想是楚人,根据博友的提醒,更正一下。不过按照冯友兰的说法,也把庄子归为了楚人。因为宋人似乎都是比较愚蠢的,比如,守株待兔等早先的寓言都拿宋人开玩笑),那一批楚人提出了现在称作道家的思想,还提到齐人,好吹牛的齐人,也提出了阴阳家的思想。他分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楚人提出道家思想,齐人提出阴阳家思想,而在那时中原的显学是儒家和墨家文化。为什么楚人和齐人没有被儒家和墨家的文化淹没?这个道理用在中国今天的科研也是非常合适的。 首先,楚 人和齐人没有全盘接受儒墨文化。 假如按照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全盘西化。中原文化一直盛行,而且是非常的繁荣,楚人和齐人分属两个不同的边缘群体,文化比较落后。即便如此,楚人和齐人也没有因此就放弃自我,完全被中原文化覆盖。假如我们想到他们,就应该意识到我们不能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舍去了自我,那就什么都不是,沦落为西方文化的票友。 其次, 楚人和齐人结合了各自的特点。 楚人处于中原和南部更不发达地区的交汇点,对自然地认识更加原生态,结合中原的哲学,就提出了道家的哲学。而齐人更是由于靠近海边,对海外传说知道的较多,虽然知道的不够准确(被讽刺为好吹牛),但是其对地球的认识更为先进,他们提出从一个地方发现的道理,世界其他地方也适用的新颖观点,并且提出了阴阳五行的体系(中医哲学的基础)。两者无疑都是结合了自身的特色,才能提出独特的思想。中国相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在科学技术上比较落后,但是又拥有自我独特的文化,假如我们能够将两者结合,就完全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思想。 再次, 楚人和齐人提出了新思想。 科学的本质在于思想。我们现在所谓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技术和技巧层面,这有点就事论事。真正的科研是思想的创新,没有思想的科研只能像是学画中的临摹,不是真正的创作。中国学派能否出现,全在于我们有没有新的思想。纵观科技历史可以发现,每次科技的重大的进步首先就是思想的进步,而依赖的基础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基础有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思想。楚人和齐人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系统的新思想,而这些思想到今天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 楚人和齐人勇于传播自己的思想。 楚人和齐人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思想之后没有自信,而是大胆的到处宣讲(道家没有宣讲,但是也有论战,比如,庄子),并且让别人相信他们的思想更有价值。我们今天就缺少这样的勇气。别说让别人承认我们的思想好,就是连是否有价值都要别人点头,这个本身就不是做科研的表现。成果是否有价值并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尤其是经过严密论证的成果,逻辑保证了他的正确性。正如佩尔曼的庞加莱猜想的证明一样,不需要审稿人的确认。 中国科研的今天现状类似楚人和齐人面临中原文化的繁荣。当年楚人和齐人能够突破中原文化并且提出独到的思想,中国要想在世界上有点地位,有点体面,就要根据自己的特色,提出独特的科学思想。这些科学思想并不是一点点的技巧,而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新方向。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才能真正起来。这也算是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中国科研的敌人,或者朋友是谁。那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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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老子的无为而治国之道
热度 1 techne 2011-1-20 15:00
此文章是草稿,尚未正式发表过,欢迎批评指正。 析老子的无为而治国之道 王 键*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200235) :老子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他留下的《道德经》言简意赅,含意深刻,是最富盛名的中国古代著作之一。《道德经》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也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本文依据《道德经》书中的内容,对老子的基本政治思想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老子的基本治国思想,是一种“无为”而治国之“道”。这种遵循天道,敬奉自然之道的思想,对于反思现代世界中人类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道 自然 无为   老子其人,姓老名耳,号聃,公认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以老子为名的书即《老子》,后来也叫做《道德经》,它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老子的生平和生卒年代众说纷纭。冯友兰先生曾有如下评述:按照传统的说法,老子是楚国(今河南省南部)人,与孔子同时代而比孔子年长,孔子曾问理于老子,很称赞老子。但冯友兰旋即指出,现代的学术研究,使我们改变了传统的看法,而认为《老子》的年代晚于孔子很久。 老子的思想见于《道德经》中的五千言、八十一章,同老子本人的生平类似,《道德经》这五千言也充满了“朦胧”的色彩。该书要言不繁,哲理精邃,目前流传的版本分上、下篇共八十一章,有“德经”与“道经”之分。   与同期的儒家等思想流派不同,老子从自然界的不变规律中悟出了“道”的真谛,并把它看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的法则。老子的“道”,是指在天地间始终运行而不殆的永恒规律或超验法则,它先于天地,且独立于天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中,老子第一次把“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老子言道,就如儒家言仁、兵家言兵、法家言法一样,“道”是老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道”的本意是道路,有四通八达的意思,这一意义引申为“方法”、“途径”,便具有了规律性、普遍性的意思。有国外学者认为,“道”一语双关,同指“言说”和“道路”,即希腊文中的logos和hodos。 老子提出的“道”既是万物存在之根源,又是变化运行的总规律。“道”具有不同于具体事物的特点,它“有”和“无”两种性质。“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道德经》,第1章)。无,是用来命名天地开辟时的道,有,则用来命名生育万物的道。有和无“两者同出,异名同谓”,是一个东西。老子常用“有”和“无”来说明自然界的存在,他还是第一个用“有”和“无”来追溯世界本原的中国哲学家。从这两种性质出发,老子还得出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的结论。老子讲的“无”不是指一无所有的“虚无”,而是指“无名”、“无形”。老子认为,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只能由无形无象的事物构成,即“有生于无”。无形无象的“道”并不是空无一物的“虚无”,它是最真实的“实在”,是一切事物所以产生的最终根源。   在老子的思想中,“道”和“无为”是两个核心。有关“道”的思想是老子思想整体和自然观的核心,有关“无为”的思想可看作为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无为”的思想正是老子的“有生于无”、“道法自然”思想的延伸,“无为而治”以“有生于无”、“道法自然”为其深层基础。 在春秋末年,存在着关于“天”是否是有人格的神的争论,与孔子等人不同,老子明确地反对人格化的神。老子不仅反对神学决定论,也反对道德决定论。他对世界持一种“内在论”的解释,认为天道自然无为,应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来揭示自然界。老子为了彻底否定上天有知、天道有为的观点,把天道无为的思想提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他反对天道有为的神秘主义思想,从“有生于无”的理论基础出发,进而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原则。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邹狗”(第5章),强调天道无私欲目的,对万事万物一视同仁。而且“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邹狗”(第5章)。由万物自然,老子得出了“圣人不仁”的结论。由此来反对儒墨思想所推崇的道德决定论。老子认为,只有“无为”才是最高原则,人要向天道学习,也不应有为。   所谓“无为”,也就是戒绝违反自然的活动。 老子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0章)。“道”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地构成世界万物,所以它又是“无为”的;然而“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与本源,因此“道”是“无不为”的。“无不为”以“无为”作为条件,正像“有”以“无”作为条件。老子还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道”之所以重要,“德”对于万物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们让万物自由自在地生长,而不发号施令。“道”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形成万物的根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人以地为根据,地以天为根据,道以自然为归宿,所以道效法自然,以自然为原则。故而道的存在、运动并不依靠外在的原因,而是由其内在本性决定的。“自在无为”之“道”的主要内容在于“法自然”,以上这些思想运用到社会改造之中,就形成了以“无为”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   在老子哲学中,“道”一般隐含着“天道”和“人道”两个层面的含义。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补有余”(第77章)。那么天道和人道二者间的关系如何?老子进一步解释为:“高则抑之,下则举之,有余则损之,不足则补之”(第77章)。由此可见,天道高于人道、包容人道,正所谓“天人合一”。这和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第25章)的思想相一致,引出了“道法自然”的宇宙间最高原则。老子是在天人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社会、政治的变化发展规律的。老子提出“道”的思想,正是要把对整个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思考落实到天人和谐的这一大背景之下,在自然的规律中把握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法则。老子从“自然之道”衍生出他的“社会之道”、“人生之道”,从而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政治思想脉络。   “道”作为宇宙间天地万物变化的总规则就是“道法自然”。“自然”这一概念,在老子的思想中有其特殊的意义;“自然”即为实现了“无为”之后的结果和状态,而无为是实现自然的条件。具体说来,“自然”可以分为三层:自然界的“自然”、“社会发展的自然”、“人生的自然”;无论这三层中的哪一个,都要遵循“无为”之道。而这三层“自然”的含义既澄现为自然而然,自己如此,原本如此;同时又暗示了宇宙万物运动变化自身内在的法则和结构,不存在外在于宇宙的干涉力量。对于这两点,在老子的论述中均可表明。如“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17章)。“道之尊,德之尊,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这种“自然”的观点,是对当时神学决定论和道德决定论的挑战和否弃。老子还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辅”既辅助,表现了变化规律即“道”的不可违背,要遵循万物的自然本性而不能勉强作为。老子一再强调的“道法自然”,也即是人、天、地、道共同遵循的普遍法则。“法自然”就是要效自然而然的法则,随顺万物的发展变化,不加干涉。因此,“道法自然”是指顺任自然,按自然的原则做事,不强作妄为,这就是老子讲的自然无为,“自然”是道之本性的价值要求。老子对于“道法自然”的说明,落实到现实的社会中,即要以天道统摄人道,使“人道”效法“天道”自然无为的法则,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最终达到天地人的统一,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天之道落实到人之道上,以天道作为人道的深层理论基础,展开他的治国之“道”。   老子政治思想的总的原则,是实行“无为而治”。古往今来,众多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为治理国家献计献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治国主张。有人强调“仁”,有人强调“法”,有人强调“商”;而老子的治国之道则与众不同,他在“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下,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术,其中蕴含着深刻哲理。春秋末年,社会矛盾尖锐。老子把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两点:即君王有为和社会开化。所谓君王有为是指上层统治者为追求奢侈生活,不惜耗费民力国财,通过征收高赋税等各种手段欺压人民。所谓社会开化是由人们的智力开化而造成的人们逐渐迷失本性。老子认为智力开化给人们带来了私欲,使人们为满足自身之贪欲而相互欺诈,进而沉溺于贪欲和欺诈。于是老子在“道”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在老子看来,治国者应该是“道”的化身,他的突出特点就是顺应自然之“道”。真正是“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绰然而善谋。”(第73章)。最高统治者既然是体现了道的玄德的,因此就应该按照“道”的原则来治理天下,实行无为而治。根据此原则,人们应该“为而不争”、“为而不恃”,从而才能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一美好境界。老子的政治指导思想是“无为”,这是老子理想社会的一大法则,因而国家的治理也在于“无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处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43章)此处老子强调的是“无为”的益处和“不言”的教导,他顺应天之“道”,由自然向社会后再由社会返归自然,实现个人活动顺应自然之“道”的目的。老子曾简要概括了治国的几种状态:“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第17章)。其中,最理想的“太上”状态,反倒是最朴素的“下知有之”,而不是“亲誉之”。   言简意赅加以概括,老子的治国策略可以归结为《道德经》中的经典名句:“治大国若烹小鲜”(第60章);意思是说治理大国不可有为多事,如同煎小鱼不可经常翻动一样。这也成为了一句治国名言。如果根据《道德经》的内容,全面加以考察,老子的治国之道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类不同的主张:   一、无为无欲。在老子看来,社会混乱,国家难治,首先是统治者贪得无厌的结果。在老子看来,统治者的“有为之政”,是导致社会混乱不堪的根源。老子正是希望灭去人民奇巧贪欲之心,净化社会风尚,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老子提出“无为之治”其目的就是要反对和消除“有为之治”。“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人民陷于饥荒,是由于统治者蚕食的赋税繁多,人民难以统治,是由于统治者好大喜功,人民用生死去冒险,是由于统治者的贪生怕死。以至于“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而老子眼中的统治之道,则表现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统治者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民众自然而然地能够返璞归真,获得幸福和美德。对于有为君王,老子提出了警告:“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持者失之。”(第29章)。因为天下之大,它不同于一般的器物,有正反相合和自在规律。勉强而为反倒会起负作用。总之,老子认为:“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化。”(第37章)。也就是说,天下有道,统治者要顺应天道,万物也将自然生长。   二、以正治国。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57章)。所谓“正”,并不是有人认为的“矫正”,而是坦诚、公道的意思。此处老子并非提倡以“矫正”有为之道治国,而是提倡要顺应天道以“正道”治国,正大光明、当当整整地治理天下。在老子看来,民众本来都很纯朴、诚实。只要君主开诚布公,为政公道,民众便会顺应相应。相反,如果政令多变,严而无信,行而不果,则会失信于民。近而政令难行,国家难治。老子随后又讲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59章)。老子反对严酷的苛政,而主张用法纪来治国治民。所以他强调说:“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第42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第38章)。   三、愚民弃贤。此处的“愚”有返璞归真的意思,并非就是愚弄的愚;对此,冯友兰先生有过如下评论:“‘愚’在这里的意思是淳朴和天真。圣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自己愚。” 而“贤”则指德才兼备。老子认为,贤者虽美,但属自然禀赋,不必强求;否则为追求所谓贤明而竞相争斗,只会引起纷争甚至使社会混乱。老子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第18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65章),在老子看来,人们争名夺利的根源恰恰在于智力开化。自从民智开化后,人人都有了追求物欲的企图,随之失去了自然本性。只有不尚贤才能“使民不争”,故而治国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使民众不知名利、去小智而取大智。即达到所谓“大智若愚”的状态。所以,老子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19章)。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对老子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误解,其实老子的“弃智”并不是简单地不要一切智慧,“绝学”也并不等于要消除一切学说。北宋的老子注家吕惠卿就认为:老子的“不尚贤”、“不贵货”、“绝学”、“绝圣”等文字,并不是要摒弃贤、货、学、圣。老子的用意在于使人明白这些事物都是人的本性以外的东西。   老子这样阐述了他的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智者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第3章)。如果从这段话的前一半来看,老子强调的重点是“无知无欲”;而在后半部分,重点则在于“智者不敢”。而如从现代的眼光看,老子的论述的“愚民弃贤”思想倒恰恰体现出了一种民本思想,它是反“智”主义的。在民智开化、争名夺利开始后,智者和贤者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成为人间的统治者,人们追名逐利,逐渐迷失本性。老子认为这样的局面产生了很多弊端,“愚民弃贤”则是让民众而不是贤者和智者成为被关照的对象。正所谓“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是也。“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贱之本与?非也?”老子强调是自下而上的合法性,强调以下为本,而不是舍本而逐上(末)。在老子看来,“大智若愚”其实也就是一种反璞归真的智慧,是以民众为关照点而非以贤者、智者或统治者为关照对象的人生智慧。所谓“不尚贤”,其真义在于“尚民”,而“愚民”的真义则在于“民本的智慧”,以此来抵抗物欲横流之下人之本性的迷失。   四、节制恭让。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67章)。“俭”即是节俭;又进一步提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第59章)。由此可见,老子也很强调德政,认为节俭既可以“重积德”,是治人的根本大道,又利于“事天”。只有恭行节俭,才能积累社会财富,使国家长治久安。对于国与国的关系,老子还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第61章)。老子认为,国与国之间也应节制恭让,大国对小国谦下能够取得小国的信懒,小国对大国谦下能够取得大国的支持。对于统治者来说,节制恭让是一条重要的治国之道。统治者生活节俭,不奢侈,人民就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生活,统治者谦下,就能获得人民的推崇和拥护。   五、小国寡民。在“无为”思想指导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小国寡民的相对无政府的社会,国土很小,人口不多的国家是老子理想的国家模式。“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第80章)。老子认为小国人口少,人心齐,民心纯朴,容易治理。只有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们才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张)。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民淳朴,和睦相处,没有纷争,相安无事。人们过着安闲舒适的生活。   六、反对战争。老子还具有反战思想,他强调:“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第31章)。来自认为,对于兵者,统治者应“勿美之”。因为赞美战争就是喜欢杀人,而喜欢杀人的人行事不会顺利。如果统治者顺应天道,就不需要用战争来争霸天下。正所谓“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荆棘生之。”(第30章)。战争会带来报复和破坏力,战争所及之地,会变得人烟荒芜。   老子“道”的思想是其治国之道的基础,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返璞归真、充分体现人类本性的社会。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思想与老子哲学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老子的治国思想,并不仅仅停留于一种理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古代历史中比较长的繁荣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都是推崇老子道学的典型代表。 不仅在中国,在国外,老子的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道德经》是有史以来译成外文版本最多,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仅5000言的《道德经》也是世界上创造名言最多的巨著之一。还有学者研究过美国总统里根的成就和老子天道思想之间的关联。   还有一些著名的西方学界思想,比如近代古典自由主义,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等等,和老子的思想有着很多契合之处。包括像海德格尔这样名列20世纪最有影响力学者之一的西方思想家,也相当推崇老子的思想。由于对知识的分散性和理性局限性的揭示,使得人们愈发开始怀疑那种理性至上、推崇干预和设计的笛卡尔主义观点。总之,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其治国之道的核心,表明了老子对社会政治和实践问题的积极探索。同时他批评了人类行为的负效应,提出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合理性问题,这些思想在现在看来表明老子很早就对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正当性问题进行了思考,即人类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要有远见卓识,人类应在不违背和不破坏“自然”之“道”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现代社会人类实践以及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而难以,都使人类不得不认真反省自己,这需要借鉴老子深刻的大智慧。 参考文献: 老子 ,《道德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秦家懿、孔汉思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 ,1997。 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 ,1999年。 孔庆明,“略论老子的治国之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9年第6期。 刘清平,“无为而无不为——论老子哲学的深度悖论”,《哲学门》,第2卷(2001年)第1册。 尹志华,“试析北宋《老子》注家的孔老异同论”,《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 刘军宁,“老子之道,里根之道——造就自由和繁荣的秘密配方”,《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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