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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大学生活: 热度 7 孙秋云 2015-9-8 09:41; 理想的大学生活 —— 9 月 2 日在社会学系 2015 级新生迎新晚会上的讲话孙秋云各位新同学，并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当我现在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对这么多洋溢着青春气息却又稚气未脱的脸庞时，我的思绪不禁一下子回到了 36 年前的今天，想起了那时我刚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去报到时的情景……。今天，我作为一个老同学，想用三句话跟新同学交流一下：什么是理想的大学生活。第一句话：年轻时立志要高远。我是 1979 年 9 月进的大学，与你们相比，我们这一代老大学生有很多地方不如你们，但有一点恐怕是你们比不了的。我们入学的时候，正是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国家刚从“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苏醒过来，百废待兴，我们有一种“建设国家，舍我其谁”的豪气和精英意识。你们呢？入学之前忙着打听学了这个专业好不好找工作？入学之后忙着向学姐学兄打听本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心里捣鼓着要不要转系转专业？如果你把读大学的目标仅仅定位为找一个好的工作，谋一份好的职业，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来读大学，更没必要费那么大劲来读“ 985 ”大学。读职业技术学院，甚至技校，就可以了。譬如去学电焊，或者去学做大厨，把这一门技术磨练精到，日后每年赚它个十几二十万没多大问题；甚至不用多读书，像农村有些能工巧匠一样，把泥瓦匠、木工活操练好了，到城里来打工搞装修，赚得都比多数刚毕业的文科大学生多。但是，他们的职业决定他们在社会中的上升空间已经没了，而你们不同，你们的前景无可限量！你们千辛万苦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应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定位为日后的社会精英，在社会各个部门从事中层及以上的管理工作。刚才系主任丁建定教授已经例举了我们系为国内相关高校培养了不少学术精英和部分院系领导的事实，据我所知，其实我系校友中还有人担任了副部级、副省级领导，担任厅局级和处级干部的更多，资产亿元以上的企业家也有。你们现在才 20 岁左右，二三十年以后你们中会不会出个总理？出个国家主席或总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年轻人就该有梦想！年轻的时候不做梦，难道要像我这样成了老头子了再来做梦？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做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现在我当然不会用这种口吻说话，但作为未来的社会精英、未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脊梁，具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和气度是应该的。从现在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看，拥有一套房子、一辆车子，有自己的小家子、生个孩子，过一种较为宽裕的安逸生活，如果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一部分同学 30 岁冒头就可以实现，多数同学 40 岁以前就可以实现。按现在国人的生命预期，你要活到八九十岁，你的目标只是这种小康生活，那你余下的四五十年时间怎么度过啊？年轻人就该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英雄气概。古人曾经说过：“取法乎上，得之乎中，取法乎中，得之乎下矣！”所以，同学们年轻时一定要立志高远些才好！第二句话：用主动、进取、挑战性的方式学习。你们进了大学，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当然应该放在学习上，但大学的学习跟你们所熟悉的中学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中小学学习有钦定教材，有标准答案，老师教的就是正确的，应该全盘接受的。大学不是这样的。大学里可能有教材，但我个人认为大学文科不该有固定的教材，更没有标准答案。老师们会把所授课程中主流的基本的理论和知识现状告诉你，也会教你本门学科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你就必须慢慢地用所学的方法来检验既有的知识，包括老师教给你的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以此来获取新的知识。大学是传承知识的地方，更是产生新知识、传播新知识的地方。这个星期一，我给大三的同学上课，碰到一个刚从美国伯克利分校交换回来的大四同学。我问她在那边的感受如何，她说那边的学生学习特用功，学霸特多，感觉压力挺大的。我把这话传给我们系的教务秘书，教务秘书老师说：“那当然啰。人家进大学之前玩了将近二十年，进了大学后当然该好好学。我们这里是进大学之前学了将近二十年，进了大学后就该好好玩了呗！”同学们，你们不会真是这么想的吧？如果你们不是王思聪，不是房祖名，家里没有大把大把的财产等着你们来继承，青春还是不要拿来挥霍，还是拿来奋斗吧！强调学习，并不是一定要你们每门课都去拿高分，化很多时间去琢磨教材，去琢磨怎么应付考试。我 1983 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工作，据我的体会和观察，在学校里考试门门都拿高分的文科“学霸”，到社会上不见得就是最有出息的，日后事业成大器者也多不是考试的“学霸”。世界本是个复杂的球形体，学校里的每个专业、每门学科都只是教你从有限的方面，有限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去获取知识，去理解社会，这些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方法对于你来说是基本的，是应该掌握的基础性的东西，但这些知识和方法都还是比较浅显、比较单一的，如果你化特别多的时间只是死记硬背教材里的这些东西，然后想靠这些东西去闯荡社会，日后免不了一定会碰壁。因为社会是个综合体、复杂体，是个多棱镜，你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会管你是从哪个院系哪个专业毕业的！因此，同学们在学好本系专业课的同时，一定要广摄博略，打开自己的知识面。为此，我一是建议你们有空时不要老玩微信、微博，一定要到图书馆去看书，看各类有深邃思想的书，哪怕在别人眼里它是杂书；二是建议你们有空去别的院系蹭课，找一些你感兴趣的课程或你感兴趣的老师的课程去旁听；三是多听学术讲座。学术讲座是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一般请来做讲座的老师多是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有精到研究的专家，他（她）的演讲有的是凝聚了他（她）毕生的研究功力，有的至少是他（她）近些年来的综合研究心得，非常难得。有的同学可能会说“那我听不懂也要听吗？”有的暂时听不懂也不要紧，储存起来，日后说不定就明白了，没准还会影响你的一生呢！为什么同学们要读“ 985 ”院校？“ 985 ”院校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能请来一般院校请不动的各路名家大师，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校做交流。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资源和优势，同学们要好好珍惜！第三句话：以相互尊重、包容的态度处理好同学关系。脱离了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走进了大学，这是新同学走向社会进行独立生活的预演，因此同学们必须学会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学校里的各种社会关系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首先是师生关系，系里将来会给你们每个同学配备一个导师。但是，大学里的导师不像中学里的班主任，他们不会紧盯着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大学里的导师，一般不会来主动管你，只会在你学习、生活中遇到大的问题或选择时，如果你主动请教，才给你一些建议和看法，而且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一定不能做什么。因此，你们有空时可主动多联系和接触导师，给导师留下了解你的机会。你们以后要留学、考研究生、找工作什么的，没准导师的一句话会影响你的一生呢！不过，大学里最重要的关系，是同学关系。大学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同侪的影响，远甚于老师和家长。重点大学一般都是全国招生，你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烙印。如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村；有的家境富裕，有的家境贫寒；有的性格豪放潇洒，有的敦厚闷骚；有的外表颜值高，有的里子禀赋足。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是，你们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以相互包容、欣赏的态度处理好同学关系。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 21 世纪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之间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实同学之间的关系何尝不也是如此？此外，同学之间的关系日后还是一笔非常丰富的社会财富呢！毕业以后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大家再聚在一起，酒杯一端，“老同学、上下铺”，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怀？怎样的铁杆关系唷？没准日后同学间事业上还有相帮相衬的时候呢！马加爵事件大家知道吧？复旦大学投毒案大家知道吧？那是同学关系没处理好的悲剧。当然，大学里的社会关系并不仅仅只是自己院系里的老师和同学，还有别的院系的老师和同学，还有学校别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你们也都要学会与他们打交道。因此，你们有余力的话，鼓励你们在学校里挑一二个你感兴趣的社团，去参加其中的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和情商。这方面就不再多说了。也许有的同学会问：“老师，我在大学可不可以谈恋爱啊？”和平年代，环境又这么好，不谈恋爱多可惜啊！但是，我不赞成你们过早地进入一对一的、封闭的两人世界，那会限制你们的视野，妨碍你们能力的培养和成长。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学是一个培养你具有独立人格的地方，是一个培养你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是一个培养你养成理性思维的地方，是一个培养你具有深切社会关怀的地方，是一个培养你与人相互尊重、包容相处的地方。如果你做到了这些，那么，你的大学生活就是理想的大学生活。我希望，等到你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能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对我说：“老师，谢谢您在我们新生季开学典礼上说的那番话，我没有错过理想的大学生活。在我心中：天大地大南大北大，都不如我们华中大！” 好了，不能再啰嗦了。预祝同学们四年大学生活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学业有成！注：当时是即席的演讲，该文字稿是2015 年 9 月 7 日追记的;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0487 次阅读|7 个评论

曹廷炳被“7名同行联名告发“超生”二胎”压力过大而亡？！: 热度 19 wangshu 2012-7-28 20:05;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今日与朋友聊天，曝出一条鲜为人知的“秘密”：今年3月16日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博导曹廷炳意外死亡，但其实，这位北大博士、哈佛博后，05年归国的青年才俊的直接死因是，该系7名同行联名告发曹“超生”二胎，曹由于遭受“开除公职”威胁，压力过大，跳楼自杀。计划生育害死人！” 阿弥陀佛; 个人分类: 化学|14840 次阅读|17 个评论

[转载]混合方法研究：社会学方法多元主义时代或已到来: chadwick 2012-7-8 16:37; 虽然混合方法研究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并且存在各种问题，但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学术队伍，他们采用多重视角整合了数据搜集或分析方法。尽管定量与定性之间的矛盾仍未完全解决，固执一端的做法确已过时则成为共识，社会学方法的多元主义时代已经到来。　混合方法是当今社会学方法的最新趋势，被称为研究方法的“第三次革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Small教授2011年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第37卷上发表了《如何开展混合方法研究：混合方法研究的新近趋势》一文，该文全面回顾了10年来英语学术界200多篇混合方法研究的文献，涉及了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移民研究多个学科领域，囊括了混合方法研究的各种探索和进展。这篇文章不仅对仍在重建和发展中的社会学，对整个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混合方法研究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中叶，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不同形式的混合方法尝试就已经出现了。研究者希望通过不同方法获得对某一现象或特征的一致测量，从而增加研究的可靠性。他们提倡“多元方法”和“三角互证”，并建议学界同仁不应再局限于“定性—定量”之争。　　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研究者的首要关切是经验难题，强调利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即研究方法要与研究问题相契合。这种取向为多元方法学视角提供了空间，从而避免了研究者在定量还是定性之间“犹豫不决”，但是如何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实用主义并未给出答案。　　判定一个研究是否为混合方法研究并非易事。Small教授根据研究所采用的数据类型、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方式，将混合方法研究分为混合数据收集研究和混合数据分析研究。前者是指至少使用两种数据类型或两种数据收集方式的研究；后者是指不论使用何种数据类型，关键在于采用多种分析技术或交叉应用多种技术的研究。　　采用多种类型数据及收集方法　　Small教授认为，近10年来，大部分经验混合方法研究都采用了两种或多种类型的数据或数据收集的方法。他从使用不同类型数据的动机、数据收集的顺序和多种数据的嵌套层次三个维度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分类和归纳。1.在研究动机上，绝大多数研究使用两种或多种数据是为了证实或补充已有发现。当研究者试图确认其发现并不主要依赖于某种特定类型数据，或者不同数据发现的结果相互对立时，则可以采用证实性研究进行检验；当研究者不愿局限在一种类型数据所能提供的知识，或者希望扩大研究发现的解释力度时，则可以采用补充性混合方法。2.在数据收集的顺序上，要么同时收集，要么先后收集，前者是一种并列设计，后者为序列设计。序列研究的优势在于理解新发现的关联背后的机制以及检验意外发现的能力；并列设计则适用于序列设计不适用的情况，如当收集顺序彼此无关或一定时间内对多种数据的需求特别急切。3.有些混合数据收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嵌套数据，即多种类型数据来自同一行动者、组织或实体。嵌套设计一度非常流行，最常见的嵌套研究设计仍然是在问卷调查之后，选择部分受访者进行附加的深度访谈。而在从同一个体单位获得多种数据不可行、不必要或无助益的案例中，非嵌套设计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　　交叉分析和整合分析：混合数据分析的趋势　　混合数据分析又可分为交叉分析和整合分析，前者指应用定量技术分析定性数据或应用定性技术分析定量数据；后者指针对某一类型数据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分析方法。　　交叉分析主要有两种趋势。第一，近年来随着计算软件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对田野笔记、口述史或历史档案等叙事文本的统计分析能力。这些应用包括：1.叙事文本的网络分析，即为了更好地理解叙事结构，而对叙事文本进行社会网络分析。2.叙事文本的序列分析，即为了揭示事件发生过程和规律背后的结构，区分重要事件和次要事件以及事件拐点，对叙事文本进行分析。3.叙事文本的定量分析，即在经典内容分析法中引入语言学视角，通过语句编码对文本元素的语义关系进行定位，从而确定叙事背后的结构关联。4.小样本或叙事文本的回归分析，例如，借用统计模型对访谈资料、民族志资料或其他小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第二，定量方法由重点关注统计相关性转向了对因果进程与机制的分析，这种转变激发了一些对大样本或数值数据进行定性分析的尝试。与第一种类型相比，这类研究相对较少，但是极具创造性，例如有研究者将纵向调查数据转成了叙事生活史，从而发现影响个体不同生活路径的主要因素。　　整合分析背后的核心假设是：“采用多种视角的分析方法比单一视角能够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例如，有研究者将时间序列分析和事件结构分析结合起来解释社会事件发生的拐点，或者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话语分析探讨职业经理人的社会互动模式。当然，这种方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定性比较分析，这是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系统的分析工具，结合了个案分析和变量分析的长处且超越了二者各自局限。　　共通性和专业化：混合方法面临挑战　　混合方法的应用和前景充满各种挑战，其中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共通性和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　　共通性问题源于方法论技术与认识论视角之间的对立。混合方法的批评者认为定量和定性反映了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对真理的本质有着不同的假设，一个研究者不可能毫无矛盾地同时接受这两种假设。即便有些学者忽略共通性问题，在实践中同样要面对共通性问题，比如在团队合作时，让秉持不同方法论视角的学者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的。　　专业化问题源于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专业化趋势。这种趋势会带来几种实际的后果：首先，这会增加混合方法研究者跟进各种最新专门技术的难度；其次，由于持续的专业化以及评审过程的基本性质，混合方法研究者将会面临更多的比他们更加精通这些分析方法的评审者的质疑；最后，不断强化的专业化也会提高概念和术语转译工作的难度，使得不同领域的学者难以相互理解而进行学术批评。　　虽然混合方法研究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并且存在各种问题，但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学术队伍，他们采用多重视角整合了数据搜集或分析方法。尽管定量与定性之间的矛盾仍未完全解决，固执一端的做法确已过时则成为共识，社会学方法的多元主义时代已经到来。　　（作者：徐小青；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 295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热度 1 wangcy111 2012-3-4 20:11; 本报北京1月8日电（本报记者庄庆鸿）“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 “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1703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论方韩之争----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bhuang5907 2012-2-27 22:31; ◇◇新语丝( www.xys.org)(xys6.dxiong.com)(xys.ebookdiy.com)(xys2.dropin.org )◇◇ 论方韩之争作者：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最近，因“打假斗士”方舟子指责韩寒作品有他人代笔，引发了方舟子阵营和韩寒阵营之间的一场大论战。我也因为以下原因而关心起这一事件。　　第一，方舟子打假的成就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他这次却闯入了真伪判断比较困难的文学领域。况且，韩寒成名已久，关注、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不计其数，他们读过韩寒的东西，与韩寒也多有接触。如果韩寒作品大多数是他人写的，并且他的确如方阵营人士所说的是个草包的话，俗话说文如其人，按常理那些接触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总是应该有所怀疑才是，但是我们却从未听到他們发出怀疑的声音。基于这些考虑，我的第一反应是方舟子这次很可能走入了误区，认为方韩之争会成为方的滑铁卢，因此就产生了观察的兴趣。　　第二，方舟子打假，以往的命中率是很高的。如果这次再被他命中，如果韩寒真如其所言是被假造出来的，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韩寒是假造的，恐怕这可称得上中国文坛史第一丑闻了。因为它不仅反映出韩寒和他背后操纵者的诡诈，而且反映了那些追捧过韩寒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常识甚至腐败。正是他们把韩寒捧到了“当代鲁迅”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方韩之争把大量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也放到了天平上。　　第三，方韩之争持续发酵，引得无数网友、知识分子、媒体人参加，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论战。此前也有类似的公共论战，如汪晖抄袭门，但此事与汪晖抄袭门有很大不同。汪晖抄袭门的讨论从头到底由意识形态主导。在该事件中我是连一句评论都不敢发的，因为不管你怎么说，你都马上会被定成倒汪派或挺汪派，并进而被划入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派或左派，这对培养成熟的“公共空间”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方韩之争中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真假问题，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这就增加了讲道理的空间。我因此也想从这次方韩大战一窥我们公共讨论的质量与公共空间的建设问题。　　本以为，这场争论也许不会有胜利的一方。但是只要凭事实讲道理，争论各方就会从中学习，对问题会有更深的认识，甚至学会对他人观点的尊重。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支持韩寒的一方包括韩本人的表现极其令人失望，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在一些基本常识和是非问题上反应麻木，整个论战就像是鸡鸭对话。这就引起笔者想说几句话的欲望。　　方韩之争的重要性　　方韩之争开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该事件的性质和重要性发表了不少观点。我在这里针对某些比较具有影响的的观点加以点评。　　有人说，代笔与抄袭不同，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代笔的做法，韩寒作品即使有人代笔也不是一件性质严重的事件，不值得大作文章。还有法学教授写文章说： “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该教授因此指责方阵营人士“不尊重私权”。我的看法是：代笔问题的严重性多大完全取決于以下两个环节。首先，代笔人与署名作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成年人之间的契约性首肯。第二，一旦当人们知道了署名作者的一些作品是由他人代笔时，这一真相能在多大程度上毁坏署名作者的地位。一般来说，代笔作品在署名作者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中所起的作用越关键，署名作者就越不敢把作品的真正作者公布于众，代笔也就越接近于欺骗。　　有了这两个准则后，方韩之争的性质就清楚了。假如韩寒未成年时的作品的确是由一位成年人代笔的话，这里不仅仅有韩寒和那一位成年人在对社会共同进行欺诈的问题，而且还有这位成年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尚未成年、不能做出成熟判断的韩寒的问题。倘若如此，那位成年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目前有人推断这位背后的成年人就是韩寒的父亲，于是接着就有人用大人为小孩做作业为类比来为韩寒开脱。然而，为小孩做作业与为小孩写小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韩寒的作品出版后马上给他带来了荣誉、地位和金钱。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出于一位少年之手。韩寒头上的著名作家、现代鲁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等等光环其实都是少年天才光环的延伸。方阵营中有人说韩寒应该回归他赛车手的身份。但是，如果没有少年天才光环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韩寒会有步入赛车手生涯的物质基础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一个家境普通、七门课不及格的中学生在当今中国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的早期作品到底是谁写的，或者说韩寒在这问题上是否有严重欺诈行为，就成了方韩之争的关键。方舟子紧抓不放，韩寒又发誓赌咒，又出示文稿，又告上法庭，个中原因即在此。　　有人抱怨方韩之争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更应该讨论的问题，比如吴英的死刑宣判、官员贪污腐败、弱势群体利益等等问题都被忽略了。这个观点我也不能同意。吴英问题很重要。官员贪污腐败和弱势群体利益问题更要关心。但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仅能容得下几个议题吗？我们不是在追求多元化吗？多元化的关键之一就是社会议题的多元化。笔者认为方韩之争很重要，因为它的核心是道德和诚信。没有道德与诚信，何谈治国平天下？更何况，如果韩寒早期的作品的确是他人代笔的，那就是在利用“少年天才”这一卖点来愚弄和欺骗读者并从中渔利。这和“三鹿奶粉”事件的本质是一样的，而读者群体也是可以以买了假货受骗为理由对韩寒进行集体诉讼的。当然，不少人是很自私的：三鹿奶粉吃了会生病，因此个个义愤填膺；假作品吃不死人，管他呢！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能容忍写作上的欺诈行为，明天就会为了某种便利自己加入欺诈行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只配生活在一个充斥劣质产品的社会中。　　不久前，网上发表了署名为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不少知识分子摩拳擦掌准备展开辩论。这些人士认为方韩之争使得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被边缘化了。这我也不能同意。持有这一观点的知识分子缺乏的是如下常识：人文领域文章的力量和重要性往往不在文章本身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是以什么方式表述的，以及是谁说的和在什么时候说的。“韩三篇”观点混乱、逻辑不清、表述浅薄，从文章质量来看它是不值得给予任何重视和评论的。“韩三篇”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署名作者韩寒是一个著名作家，是一个曾经对时政不断加以抨击的意见领袖。这样身份的作者的言论总是有讨论价值的，更何况这一作者思想突然趋于保守？背后的原因的确有很大的探讨价值。问题是，韩寒是不是“韩三篇”的真正作者？韩寒是不是他以前所发表的那些抨击时政的博文的作者？如果“韩三篇”的真正作者另有他人，甚至是一个有某种背景的人士，讨论“韩三篇”还有意义吗？“韩三篇”之所以讨论不起来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方韩之争的特色：常识加逻辑与奇迹加信仰之间的争斗　　首先必须指出这次方韩之争中方阵营的特殊性。以前方舟子与他人论战时，他往往是论战一方的绝对领袖，而“方粉”则积极摇旗呐喊，领袖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每次论战的特色。而这次，方阵营中不断有其他人士加入，这些人在其它议题上很可能会站在方舟子的对立面，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构成也与方舟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加入方阵营只不过是因为关注了韩寒的作品后得出了与方舟子相近的判断。他们的加入丰富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方韩之争的性质。所以，本文所指的方阵营并不是一个“方粉”集团，而是一个以方舟子品牌为平台的松散倒韩联盟。由于是个松散联盟，方阵营所发表的观点和提供的证据始终是参差不齐。但是，在反复看了韩寒的一些文字和采访视频后，我认为方阵营的以下几点质疑由于证据比较确凿再加上符合常理，放在一起看对韩寒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1）韩寒父亲的文章说“韩寒写文章的潜能，其实也是在初二时发现的”，并说此后他给韩寒在县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在那里，韩寒“接触到众多的少儿报刊”。韩寒的《三重门》是在高一写的。《三重门》中涉及的政治、历史、文学知识无数，直接引用的文本数量非常浩大，其中有些书籍的内容非常晦涩。如果韩寒是一个初二还在接触少儿报刊的小孩，怎么可能在一兩年之间突然读起来了（并且读懂了）这么多书籍，并且能大量和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　　2）韩寒公布了《三重门》手稿，并坚称这是他的初稿也是最后一稿。但是，韩寒所展示的手稿十分干净，修改极少。于是方阵营就有人说，任何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很难从头到底不经修改就写出来的，韩寒分明是誊写了别人已经写完的稿件。　　3）《三重门》明显具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话语和场景，特别是思维方式是很难从书本中学来的。况且，一本写九十年代末高中生的小说也完全没有必要大量运用文革时代的话语和思维方式。（这一论点的逻辑可用如下例子说明：即使是在七岁就写下“咏鹅”佳句的天才骆宾王，也绝不可能以他的生活经历在七岁时去写“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样的词句。这一论点的逻辑非常强大，韩阵营人士至今都采取了回避态度。）　　4）作为《三重门》作者的韩寒拥有大量知识，但是视频访谈中的韩寒却是无知得可爱。比如，韩寒书中用了大量的党史和文革知识，但是他平时讲话中却能把姚文元和延安整风联系起来。他书中熟练运用了《红楼梦》中的典故，但是他却在镜头前坦承没有看过《红楼梦》。他成名作叫《三重门》，但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他忘了书名的意思。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他并不懂儒学和什么学什么家的，但《三重门》却熟练地引用了老子、庄子和荀子的文字。总之，从有关韩寒的视频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热衷谈论赛车和女人等事的青年，而完全不是一个具有大量阅读经历的文学家和一个对时政有自己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韩寒对方阵营质疑的反应很不正常。到目前为止，韩寒对于方阵营提出的关键性质疑，要不就是回避，要不就是回应前后矛盾。大家所看到的韩寒的回应方式更多的是辱骂、发毒誓、两千万元的悬赏、展手稿、挑拨离间、上法院，完全看不出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才青年的内涵。方阵营中更有人说，如果韩寒确是一个旷世奇才的话，在这么多人对他开始怀疑的情況下，他应该选择与方舟子进行辩论，或者在有方舟子在场的情况下作一篇命题文章和回答几个问题来展示一下才华。但是，韩寒不用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来正面回应方阵营的质疑，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在论战中，方阵营的人也许逐渐认识到，除非韩阵营中有核心人士出来揭露内幕，通过考证他们是得不到铁板钉钉式的证据的。因此，他们就不自觉地运用了归谬法 (reduction to absurdity) 来诉诸人们的常识。比如上面第一点，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少年在一年多时间是看不完《三重门》中出现的那些书的，并且其中很多书也是一个少年既不会感兴趣也看不懂的。这一点质疑与一般人的常识十分相符。我自己这辈子就没有接触到过一个能与《三重门》作者的读书能力相比的人。当然，别人不行不等于韩寒不行，他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天才。国人相信天才的存在就像义和团相信刀枪不入的神术一样，因此中国各路天才比较多，尽管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是西方人。好吧，就让我们假设这世界的确存在天才并且韩寒就是天才。在这一假设下，我们就会得出“在读书能力、理解能力和对人生的洞察力方面，韩寒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天才”这样的结论。因为，至少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除了韩寒外，我们似乎再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在短期内看了这么多著作，阅历和思维方式那么早熟，并写出了一部二十万字的、一稿定型的长篇小说的少年了吧？按这个逻辑推下去，中国出现韩寒这样一个天才的概率（连死去的带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加在一起）至少要小于十几亿分之一。　　鉴于篇幅所限，我就不对方阵营五点中的每一点作出分析。总之，以上一、二、三点的内在逻辑是：如果韩寒是天才的话，这样级别的天才出现的概率是极小、极小、极小的。而四、五点的逻辑则是：如果韩寒的确是个旷世奇才的话，那么四、五两点是不会成立的，但是它们竟然都成立了，那么结论就只能是韩寒不但不可能是天才，而且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可能是骗子。方阵营的有效推论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逻辑学上的归谬法。笔者想过许多方法试图驳倒方阵营的这些有效证据，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当我想要驳倒以上五点中的前三点时，我必须通过各种证据和方法把韩寒推崇为一个从少年开始就是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知识和逻辑能力样样超群的天才，但是当我想要驳倒方阵营的第四和第五点时，我又必须要强调韩寒是个平常的人、一个普通的八十年代青年、一个读书前看后忘和说话颠三倒四的人。我把韩寒想成任何一种人都无法全面面对方阵营的核心证据。我碰到的问题也是韩阵营人士所碰到的问题。　　现在来分析一下韩阵营在这次方韩之争中的表现。这儿所说的韩阵营主要包括韩粉，发表过有利于韩寒观点的人，以及一些曾经追捧过韩寒并且继续明确或是实质上支持韩寒的一些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个松散的群体。　　对于方阵营的质疑，韩阵营的回应手段也可以总结为两个词，即奇迹加信仰。在支持韩寒的文章中有几篇文章体现了一定水准。其中一篇说只要样本量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人数多到一定程度），类似韩寒这样的天才是有可能出现的，另一篇则是用老舍手稿的整洁程度来说明至少有作家还是有能力写出非常整洁的手稿的。言下之意，奇迹如果能够发生在老舍身上，那也就能发生在韩寒身上。这两个论点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这两篇文章的最大问题是：方阵营的核心推理逻辑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原理，而是归谬法。这两篇文章没有回答方阵营所提出的第三点以及他们提出的第四、五两个疑点。关于方阵营所提出的第四个疑点中的一小部分，即韩寒在访谈中甚至不能说出自己小说书名《三重门》的意思，韩寒辩解说他是不愿意回答，因为现场氛围充满恶意。为此我专门把整个视频再看了一遍。我发觉，在节目的后来阶段，韩寒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气氛的确是有问题，但是在节目主持人问韩寒这一问题时，当时的气氛是相当友好的。　　刚才讨论过的两篇支持韩寒的文章都直接向方阵营的核心论点展开了反击，而且他们都采取了讲道理的方式。在韩阵营中，这样的文章非常少。韩阵营甚至有人搞政治正确，这种做法令我感到非常不安。比如，网上有一篇我认为是方阵营中出现的立论最为清晰的文章之一，但是其作者却因为他曾经的异见人士身份而被一些韩粉质疑和辱骂。这篇文章又不是在讲什么政治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作者的政治观点扯进来呢？当然，这并不是一部分韩粉才有的问题，而是国人的通病。去年司马南在网上指责于建嵘在山东滕州市青年田某“因为强拆自焚”事件上有严重歪曲事实和造谣的嫌疑。我看了之后觉得，如果于建嵘真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离谱而社会又没有反制的话，那也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分别找了三个人想了解一下真实情况。沒想到，他们三人回答的核心就是：司马南是五毛，相信他做什么？　　我们中国人喜欢赋予自己的言行以一种无上的道德感，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我们中国人喜欢把观点等同于人品，并且不知道人品要比观点更重要；我们中国人只喜欢、并只能听懂和相信自己想听的故事；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相信自己和同仁目标的正义性而漠视、容忍甚至是理解和保护自己和自己同仁手段的不正当性。正因为如此，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失范的国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环保主义、左派、关心弱势群体等等一股脑儿都有可能成为流氓和骗子寻租的大舞台（而不仅仅是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避难所”）。如果韩寒这一品牌真是假造的话，他不就是具有以上弱点的人追捧出来的吗？　　韩阵营的其它观点都有以下两个特点：1）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质疑，2）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除了铁杆韩粉外，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铁杆韩粉来说，韩寒就是崇拜的偶像，是他们的宗教。我除了对韩粉大规模地用脏话骂人很有异议外（少数方阵营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真诚信仰我完全理解并且尊重。但媒体人和不少知识分子怎么会和铁杆韩粉的立场如此一致的呢？回答这问题前我们先来听听一些知识分子自己的声音吧：　　“无法想象写作这样能够获得巨大快乐的事要交给别人去做。” “我相信我对文字的感觉 …。我的确信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现在韩寒都被众多好事者翻个了底朝天了，依然没有任何靠谱的证据证明韩寒有代笔。”“所有我们至今看到的所谓方韩混战中的证据，无一例外的全部是无效证据！用无效证据指责人，野蛮啊！”但是这三个评论者都回避了方阵营的关键性质疑。　　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士在回避方阵营的关键性质疑的同时对方舟子的所作所为乃至人品进行了攻击。有人说：“若说真伪，值得质疑的可不止他（指韩寒），从领导到各种星都值得质疑。偏盘问他？”“所谓代笔大战，最让我震惊的不是公然构陷，而是构陷者的大义凛然和极度道德自恋，与罗伯斯庇尔如出一辙。”对于这类言论，我想指出：以往被方舟子质疑的人物中不少还是有一定权势的。更重要的是，虽然社会上许多人都值得质疑，但是作为方舟子个人来说他想质疑谁就质疑谁，这是他的自由。如果方舟子当上了国家首脑，那也许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方舟子仅仅是一个“打假斗士”，不是集权国家的首脑。再说就证据看，他对韩寒的质疑至少不是什么公然构陷。　　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这次不能就事论事呢？原因很多。曾经捧过韩寒而难改口，在发表意见之前沒仔细作过研究，内心善良加轻信，不喜欢方舟子，不一而足。但是，我看信力建先生一番直率的言论大概是道出了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内心的担忧：“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这话是过头了，但里面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南方报系和大量的知识分子多年追捧着韩寒，他们与韩寒的渊源较深，韩寒如果陨落的确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儿，我谈一谈近日来我研究方韩两阵营的观点以及韩寒的早期作品和视频采访资料的历程。方韩之争发生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关心此事，开始时没有预设立场，只是好奇。后来发觉方阵营加入了不少独立人士，而且有些论点非常言之成理，于是我就开始考察韩寒早期的作品和以前采访韩寒的视频资料。起初，我的一个很大动机就是想看看方阵营的主要论点是否站得住脚。我的学者习惯使我对听上去合理的观点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质疑心态，虽然我的质疑在调查之后也经常被自我否定。这一次，在我反复研究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资料后，我不但没能找出一套能有效反驳方阵营核心观点的方法和证据，而且还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和证据是非常站得住脚的。　　我并不想把自已的结论强加于任何人。但在文章结尾，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恳求那些已经公开站在韩阵营一方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能和我一样抛开成见、诉诸常识，认真去研究一下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视频。我相信，只要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你们就一定能找出令人信服的能直接驳倒方阵营核心观点的证据的。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最后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是合理的话，那就应该慎重了。你们多年来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法制建设、环境保护和弱势群体保护等等方面都有过重大贡献。方阵营之所以能在网上对你们进行犀利的抨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你们多年来打造“公共空间”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方阵营人员的构成在不断变化。方阵营早已不限于方舟子和他的粉丝了。网上越来越激烈批判你们的人中，许多人都曾经是南方报系的报纸和杂志的忠实读者。这些人都受到过你们的“启蒙”。因此，一篇如《“差生”韩寒：用十年的时间证明自己》这样的长文不但不能搪塞他们，反而会使他们感到被侮辱，继而愤起从文章中找出一大堆问题使你们难堪。方阵营自认为通过推理已经把 “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由他人代笔”这一命题的可能性证明到了99.999…%，所以你们的如下逻辑 - 如果不能百分之百证明韩寒早期的作品由他人代笔，那你们就是在诬陷韩寒 – 在他们看来是强盗逻辑。方阵营的信心还建立在拥有韩寒这一忠实盟友这一点上。韩寒不但不敢接受质疑者的要求以在公开场合展示一下才华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且说话不断前后矛盾，每每在不经意间发表如下思路不清、语法欠通、行文幼稚的文字给方阵营取乐给你们出丑：　　石老师，我是韩寒，借用我爸爸的微博登陆一下。感谢你公正的态度，因为一个公共打假人物如果要确定一个作家有代笔必须要有证据，这是重大指控。而且从世界的共识上，如果方舟子没有证据，却提出和确认这个指控，而所有作家都是无法自证的。这其实从刚开始就剥夺了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因为无法辩解。所以在全现今世界范围内都不会有这样的指控存在。谢谢，新年快乐。　　笔者认为，在方韩之争中表述的观点曾经有些误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又能事事正确呢？但是，如果站在韩阵营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知道出了问题后还坚持下去，手中的道德资源可能就会在方韩之争中消耗殆尽。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信力建先生的话做些修改后可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进行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XYS20120226) ◇◇新语丝( www.xys.org)(xys6.dxiong.com)(xys.ebookdiy.com)(xys2.dropin.org )◇◇; 32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微博】哈佛斯坦福毕业生在清华社会学系读博: 热度 4 曹聪 2012-2-22 17:07; 美国社会学学会的通讯Footnotes今年2月号刊登了 Leta Hong Fincher 的文章，“ Chinese Social Science, Stability and the State ”。文章内容恐怕有点敏感，但却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她是清华社会学系第一个来自美国的博士。这个嫁给Fincher先生的华裔女士，可不是由狄克森州立大学批发的水货。人家是哈佛的学士（magna cum laude，二等荣誉），斯坦福的硕士！你还别说，中国名校也在海外抢生源啊！; 个人分类: 微博|4674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转载】小三的社会学基础: dongzg101 2011-10-26 05:42; 为什么今天的社会有这么多“小三”，一定是有基础的，只有当一方成为稀缺资源之后，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1165 次阅读|6 个评论

从社会科学同样需要科普说起: rongting 2011-10-2 23:42; 一般想来，自然科学需要科普，但社会科学的科普其实也要加强。今天凤凰卫视播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的“独子之弊”，颇受启发。他指出独子“情商低、意志力弱、合作精神差、自立能力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对计划生育国策下的“一胎化”措施的弊端，教育缺乏分流和应试形成的问题做了阐释，也让我大开眼界。百度上关于郑也夫的介绍也是其学术品格的体现： 1）他用一种近乎游戏的语言，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 2）他曾经或至今仍保持的学术兴趣：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消费与快乐。 3）他不申报，自然也就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费，他拒绝参加任何评奖。就这三点，他在2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殊为不易。我想，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我们的科学家有必要去了解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至少，在我接触的科研工作者中，他们更像是工匠、更像是工作人员，缺乏人文精神、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了，或者太少三者兼有的，我们很难看到气度不凡的“大方之家”了。;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19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拉登的死引发某博士的悲剧: 热度 2 litonwei 2011-5-17 22:09; 今天听到隔壁社会学系一博士嚎啕大哭，原来是该博士准备多年的毕业论文是《论本拉登逍遥法外与美国社会市场体制的必然联系》（转自水源）; 3810 次阅读|3 个评论

“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mimicupid 2011-4-16 22:34; 3月份，《南方周末·大参考》（E31）刊发了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对两岸四地高等教育的系统思考。本期刊载的是系列思考之一：把脉沉疴，重塑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其问题。刚看到这个题目时，本无细读的打算。关于大学的一些主题，比如功能、理念、师生关系等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就大学的功能和理念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人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念》和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近些年来，国内外就此的研究也不少，比如国内的韩延明教授等一批教育学者就曾做了很多关于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研究。然而，当深入地品读该文就会发现郝教授是基于中外比较和两岸比较的视域，剖析了当下我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大学在发挥其应有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尝试着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其中引用了很多数据作为论据，可谓触目惊心，也在预料之中。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广为社会诟病，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但是，“尽管人们对两岸四地的高校有很多批评，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开篇，郝教授就明确提出两岸四地的大学都存在共性的问题。一、大学的功能：教学、研究与服务作者引用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的《大学的理念》“古今中外的大学在大学的责任这个问题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变迁”。就西方而言，作者认为关于大学的责任经历了 19 世纪中叶牛津学者纽曼所提出的“传授知识而非发展知识为主”到德国以“科学研究”为中心，再到美国 20 世纪初期强调“教学和科研并重”，最后到 20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大学增加了社会服务功能。如真如此的话，那么，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出在美国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而一般的认识只局限在大学的三个基本功能上。作者接着提到美国大学在提出社会服务功能后，大学出现了分工，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博雅学院和社区学院等纷纷出现。那么，这种多样化的大学类型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美国的这几种类型的大学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就中国而言，从汉武帝时的太学，到魏晋明清时的太学和国子学（监），再到 1898 年的京师大学堂，最后到今日的大学，在提倡“传道、授业和解惑”的功能外，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也一直在承担着。二、教学方面的问题：不肯学，不善教，趋于利就本科教学而言，作者首先引用了吴苾雯的《向中国大学说不》，揭示了大陆的教材和教学评价方式导致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大学版《不差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问题：“ 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即便少部分学生刻苦学习也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和考研的压力在驱使他们这样做。最近网络上登发了一条新闻，来自山东某理工大学的大学生赵铭因不满周围同学的学习状态和不和谐的学习环境，毅然决然地选择退学，只身一人来到北京，作为北大和清华的旁听生进行自我学习的生活，其中经历了很多同龄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的艰难。这简直就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一种讽刺。就研究生教学而言，授课方式和考试方式都存在问题。 2010 年 5 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会议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指出中国大学的问题之一是“课堂以讲座为主，学生讨论的机会很少；再者，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由此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正如牛津大学校长汉米尔顿指出的，“中国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缺乏自主与创造性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这是对大学生不肯学及其原因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而在作者看来，“不肯学，不善教”的根本原因在于“趋于利”，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教育大跃进不无关系。那么，这个“利”体现在哪里呢？正如吴苾雯所言“某些学校为了申请博士点，打造研究型大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聘请了不少‘多栖’教授、‘双聘’教授，拉大旗做虎皮，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帮助，反培养了一批学霸、学阀；他们还办了不少二级学院、独立学院、研究院，出卖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和投资人坐地分赃。”陈丹青所言“如此教育大跃进、如此办大学的目的，基本并不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主要是为了办学者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的获取。随意他们才要将教育变成产业，将学校办成公司，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变成打工仔和老板的关系，将学校办成一个政府机构，将大学行政化。只要关系平衡、学生不出事、教育不出格，守住了这些办学的底线，自己的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就能保住。至于培养人才，那是可以不当真的。” 港澳台的情况也不乐观。其教学质量的威胁要么是学校过分注重自己的排名，过分注重研究，不注重教学，要么口头上注重教学，口惠而实不至。还表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以市场为导向。与此同时，学校过度强调数字化管理，只问数字不问质量。在教育责任的承担上，港澳台和大陆一样都任重而道远。三、研究方面的问题：谁垄断资源？谁制定标准？何种标准？首先，学术资源分配方面不平等。作者提到“双栖教授”，即兼顾学术和行政的教授，垄断着学术资源却很少做研究。另外，作者还提到了“学阀”、“学霸”，利用手中的权利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也不考虑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其次，研究过分看重论文引用的数据，不看对社会的贡献。作者提到全球有四十多家大学评鉴机构，标准不尽相同。并举例上海交大的评鉴，以六项指标作为世界大学的学术表现进行排名。而作者认为科学部分超过 70% ，社会科学仅 20% 不到，而人文学科根本就没有体现在里面。那么，这四十多家机构都是哪些？所谓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什么区别？下面作者又分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以及后两者不易在外国期刊发表的原因。由于各个国家的价值取向不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不易被外国期刊采纳。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发表论文的两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是 SSCI 是不是应该作为唯一的评鉴标准；二是“国内将人文社会与理工自然等量齐观的国际期刊评量方式”是不是合理的；（据 2010 年 3 月在华沙举行的全球学术排名观察组织会议的会议报告的调查，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引用率，百分之八十仍然是来自专著和研究报告）；三是在重视 SSCI 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重视专著。很明显，这种倾向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不会起到什么积极作用。高教管理者应该反思：大学应不应该北数字牵着鼻子走？对于这种现象，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将其批评为“自我殖民”。而作者将其称为“后殖民主义”，就是在殖民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仍然以殖民者的标准为标准。具体而言，“在殖民国家经过反省，检讨了自身文明的问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后，原来的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还在遵循着即使是原来的殖民国家的人们都已经抛弃了的东西，而不思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最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再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不再回馈社会，不再接受社会的检验，学术和高教何以立足？值得深思。三、服务方面的问题：为何、为谁而教？作者引用钱穆先生的中国学问“三统说”，认为好的学问应该和服务联系在一起。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学问包括三个系统：人统、事统、学统。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学问”。首先，为何服务？前三十年是教育为政治服务，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教育产业化运动是教育为经济服务。其次，为谁服务？教育并没有真正为学生服务，而是在位有钱人和有权人服务，为大学服务，为教授自己服务，为自己的朋友服务。; 246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社会行为动力学的建立——评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 热度 1 suntao 2011-4-9 18:36; 社会行为动力学的建立澜清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蔡华著：《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科学是什么？今天，在一般人的常识中，这是一个不加思考就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科学就是自然科学，是人类通过对自然世界的客观观察和研究而得到的绝对客观真理。如果不作精致的科学史考证，大略把科学的源头追溯到伽利略的话，自然科学已经是一位400岁的老者了。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自然科学脱离了哲学，独立壮大，并在各个分支方向上细致分化。对自然现象的强大的解释力、预言的准确性和在实际运用中的辉煌成功使自然科学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客观真理地位。就连大约200年后出现的晚辈——社会科学，在尚不清楚科学为何的情况下，其各分支学科都已把本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设定为科学。那时的重要学者几乎都认为只有使用“科学”一词，社会人文学科的地位和客观真理性才能得到表达和保障。 20世纪90年代，一场被称为“科学大战”的辩论在学术界爆发，继而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公开冲突的双方可以分为人文社会诸学科阵营和自然科学阵营。前者观点大致可归结为：自然科学研究过程极具主观色彩，语言、政治和利益在研究中经常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自然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甚至只是自然科学研究者之间达成的一致观点而已。自然科学阵营，包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则极力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进行辩护。论战期间涌现了大量出版物，双方互不相让，最终也未能分出高下：自然科学是否具有客观性这一核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第一次遭遇挑战。此前，彭加勒（H. Poincaré）就对此类质疑进行过反击。为什么这样的事件会不断重演呢？问题就在于人类发明了科学，但对于作为知识的科学成果和作为行为的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没有准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在一般意义上，虽然人类是科学研究的主体，但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是怎样发现客观规律的。每次争论的结束，都不是因为问题被完美解决了，偃旗息鼓的原因更多的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提出可以说服对方的有力论证，最后双方都发现即使争论持续下去也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各自罢兵休战。我们预期，如果人类在科学研究中的行为规律这一基本问题得不到解决，类似的争论还将在未来反复出现。云南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蔡华的新著《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法文版L’homme pensé par l’homme: du statut scientifique des sciences sociales, 已于2008年8月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科学的新观点。同时，此项研究也为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提出一些重要的看法和意见。虽然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上，一些学者经常身兼二职，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昔日的自然科学家们也曾从哲学中获益颇多，但今天的自然科学已成参天大树。它的几乎每个细小的分支领域都发展出了一套“完备”的、可供自身持续发展的道路，似乎再也不需要其它学科的研究者来“指手划脚”了。那么，为什么一个研究文化的学者可以对科学的本质提出假说，而这两个学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关键在于，社会科学对科学本质的探索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具体作用，它是否会与物理学家费曼（R. Feynman）对科学哲学的类比：“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一样呢？实则不然。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几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在一定时期里并存是司空见惯的。它们对同一现象给出不同解释，并指向不同的研究路径。例如神经元突触之间信号传递的化学物质传导理论和电传导理论；又如基础数学领域的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等流派；再如试图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各种量子引力理论，包括弦论、圈量子引力论、欧几里德量子引力论和因果动态三角分割理论等。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大相径庭？更甚者，我们不难看到，少数科学家在研究中坚定地遵循着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没有希望的研究路径。这种执着既提供了成功的榜样，但也不乏惨败的实例。如果自然科学研究活动是完全客观的，那如何解释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对同一自然现象，同一实验数据抱有不同的观点？难道是“猜”中正确结果的研究者能比其他研究者 “看”到更加客观的事实？为什么同样的一种行为方式——执着，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这一切难道是学者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认知系统的构造各不相同，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倘如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就可以归结为生物学过程，那我们就该期望生物学的不断发展可以为我们找到科学发现的规律。但至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人们感知和认识外界的生物系统在构造上有本质的差别。如果科学研究过程是客观的，我们也还没有找到描写此过程的动力学方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实体之间的客观关系，而其研究活动是获取知识的一种行为。如果这种行为由自然规律所支配，那么自然科学就可以研究其本身的行为规律。不幸的是，科学史的研究表明，科学活动决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可以完全用自然科学规律说明的过程。对自然科学知识及行为特性的探索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鸟儿无法成为鸟类学家，重任落到了人文社会诸学科身上。文化人类学的终极目标就是找到多样的人类行为中的统一性，确认并解释人类的所有非自然行为。作为行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对科学行为的研究自然就可以被归入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从更基本的层面上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般人类行为的规律或者说人类行为的动力学方程，那么自然科学研究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特例，从普遍方程式中推导出其运动规律也就极具可能性了。蔡华的著作始于讨论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乱伦禁忌的原因。之前学术界对乱伦禁忌没有明确定义，一般是指不允许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结婚或性交。对这样的人类行为，如果我们仅从生物学优生的角度考虑，难题随之出现：为什么不同的社会采用不同的禁婚范围？对此，生物学无法给出完美的解释。作为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专家，蔡华有力地论证了：1.此种现象的多样性并不是因为不同社会对世界的观察的客观性程度不同；2.人类行为没有完全按照生物学规律来操作，否则社会将不能延续。在这一问题上得到的最终结论是：每一个人在其社会中都有一个文化血缘身份，其性行为模式是由这个非生物的身份决定的。禁止具有相同文化血缘身份的人交媾，其因为在于，社会认为他们结合的后代是畸形，更甚者，很多社会还认为这样的结合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如果我们把“相同文化血缘身份的人交媾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抽象为一个命题，那么禁止相同文化血缘身份的人交媾这一行为就是对一个命题判断为真的后果，此时一种行为是由对一个命题的判断决定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此被发现了——信仰。人类的非自然行为正是由它决定的。人总是持有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把一个命题或一套命题视为与真实存在相符。不论这种看法被称做对一个伪命题或无法检验的命题的信仰，抑或被称做对一种知识或者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说的信念，只要这种看法被当作肯定的想法接受，它就开始支配人的行为。例如，当一种看法为一个科学家所接受，即使这个想法包含的命题由于缺乏技术条件而尚待验证，这种被他肯定的看法，即这个科学家的信念，便已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对其研究产生导向作用。相反，当一些命题……出现时，如果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出于种种原因对其并不给予肯定的评判，那么这类看法对他们的行为将不产生作用。同理，一个命题已被证明纯系荒谬，然而，倘它被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接受，那它同样将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制导。（P.97）自然科学史上此类案例比比皆是，如牛顿晚年对《圣经》的“科学”研究，广义相对论被科学界的广泛接受早于它被精确实验验证。科学史上的很多巨人就是在坚持自己的研究道路（信仰）而最后获得成功的，同时也有坚持错误观点而阻碍科学前进的科学专家。正因为信仰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关系是客观的，所以信仰这种主观存在就具有了客观性。科学研究者所要寻找的客观知识是关于各种关系的客观描述，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在于“忠实地再现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P.123）信仰的客观性来源于信仰对人类行为的支配关系。如果说牛顿第二定律说明了力决定了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在这里，是信仰“通过制度决定着个体行为的方式和运动方向”。（P.97）这一命题是彻底解释人类的非生物行为的原理，是人类行为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式。信仰作为一类客观实体的被发现，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如果自然科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而获得客观性的，那么以信仰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必然可以获得客观性——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基础才得以建立；科学的定义才得以可能：“科学是关于物质世界及其现象或者观念世界及其现象的整个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她要求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P.124）科学研究是人类的非自然行为的一种，自然也满足信仰原理，被信仰所支配。人类的信仰是来自对各种现象的认知结果，“对于相同的研究对象，判断的多样性的根源在于个体感知性的多样性，个体感知的多样性又出于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结构的不同。”（P.125）正因为此，才会有多种理论竞争并存的现象出现。正是这样的多样性，使我们的科研活动得到正确答案得以可能。“认知结果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巨大财富，是研究的必要条件，甚至是研究成功的保障之一。没有这种多样性，就没有科学。因为没有这种多样性，我们的判断要么总是正确的，要么总是错误的。”（P.126）在随后的研究中，蔡华给出了制约科学活动（包括社会科学）的因素：（1）是否接受信仰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2）是否只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而不承认信仰的客观性；（3）各种不同的已验证的概念、定律和理论，以及各种待验证的假说；（4）研究技术；（5）研究准则：简单性、美、自洽、解释力和可证伪性；（6）个人的感知力。由此，我们得到了对科学活动成功概率起决定性的三类因素，首先取决于已验证的命题和待验证的命题，需要找到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命题和方向；其次取决于验证命题的技术手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因素，成功的概率取决于个人的感知力。（P.127）正是因为以前的研究者没有认识到科学知识和研究行为的不同，不理解科学研究行为是被主观的信仰所支配的，错误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必须由研究行为的客观性来保证，才导致了科学大战：一方以自然科学研究中人的主观作用论证自然科学知识无客观性，另一方以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来反驳。蔡华的研究结果是此类战争的终结者。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主观过程，研究者可以在研究中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即使“在研究相同的事物并且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情况下，不同的科学家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因此提出不同的假说。”（P.125）科学知识客观性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客观性，此客观性是由对各种科学假说的检验来保证的。“我们的关注点只在于，通过各种实验，研究者们是否最终将在结论上达成一致。”（P.126）正是由于混同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活动的规律，所以人们对科学活动的成功与失败成因的理解常常错误，以为只要客观，无偏见地进行观察和研究，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加上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达到成功的彼岸。在科学研究中，常常忽视了对多样性观点的重视，只强调汗水和时间的投入，这种信仰的行为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延缓了科学的进步。由于我们不具有一蹴而就地认识世界的能力，在科学研究中出现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犯错误的几率要远远高于正确的几率。科学研究中也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如果没有大量错误的累积，我们很难找到正确的路径。“科学活动常常表现为一场同时发现相对真理和制造绝对谬误，并跟谬误的信仰对抗的永恒游戏中。……然而，‘不撒网，就捕不到鱼’，难道这不正是科学活动的魅力所在！”（P.139）由此可见，科学研究者首先必需具备冒险精神，勇敢地质疑前人看法，提出自己观点；同时，当自己的研究命题被证伪时也要勇敢承认失败。其次，应该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和学术嗅觉，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也才能解决问题。《人思之人》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信仰作为客观实体的被发现，人类社会行为动力学的建立，不仅为我们解决了人类本质属性的问题，同时一揽子地解决了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它还为我们带来了关于科学的新观念，得到了科学活动的规律，并最终给我们今后的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南。与科学大战相关的多种著作或文集已有中文译本。索卡尔，德里达，罗蒂等著，《“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克瑞杰编，《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化曝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温伯格，《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敌手》，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舍格斯特尔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话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拉宾格尔，柯林斯编，《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格罗斯，莱维特，《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彭加勒，“科学是人为的吗？”，收入《科学的价值》，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中文版漏第二类因素，按法文版P.171补。; 412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对话刘绪贻: freedom110110 2011-1-23 10:05; 作者：马国川来源:学术交流网关键词: 初冬的一天，记者来到位于武汉东湖之畔的珞珈山麓，走进刘绪贻教授的书房。　　老人从书桌前站起来，步履稳健地走过来，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红润的面庞，饱满的记忆，清晰的表达，很难让人相信，这位老人已经98岁高龄。在老人娓娓的谈话中，百年的历史沧桑都化为从容淡定。　　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三年，刘绪贻出生在湖北黄陂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位自强不息的农村子弟一直奋斗，走出了乡村，走出了武汉，最终走进美丽的水木清华，如愿以偿地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刘绪贻和几位同学结伴南下，跋涉千山万水来到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作为社会学系的学子，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大师都是他的授业老师。在学术空气自由民主的西南联大校园里，他也有幸成为雷海宗、吴宓、冯友兰、叶公超等大师的及门弟子。而今，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神话，当年的青葱学子也日渐凋零。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箫声剑影》里，刘绪贻所描述的西南联大不仅令读者神往，而且成为今日学子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工作了4年以后，刘绪贻毅然辞去政府工作，在抗战结束的前一年赴美留学，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当他回国之际，内战已经开始，知识界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回国前思想已经向左转的刘绪贻开始关注政治，这位武汉大学的副教授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时政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要求实行“人民自己做主的真正民主”。　　建国后，思想进步的刘绪贻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从事了一段实际工作后，他于1964年重返武汉大学研究美国史，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校园。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著述等身的刘绪贻已经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2002年，在完成了六卷本《美国通史》的主编和撰写工作后，年已九旬的刘绪贻再次拿起笔来，像60多年前一样，写下一篇篇时论文章，针砭时弊，抨击儒学的糟粕，鞭挞腐败。　　刘绪贻曾坦言：“我对肃清祖国封建余毒，发扬科学与民主，以至人类之命运，均甚关切，自觉使命仍然不轻。”诚如他的好友李慎之所期盼的那样，90岁后的刘绪贻“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 　　“北有周有光，南有刘绪贻。”就像105岁的周有光老人一样，年近百岁高龄的刘绪贻老人笔耕不辍，讲真话，摒伪学，讲常识，弃虚妄，绝不随风转舵，虚与委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他们共同的终极关怀。今日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您在《口述自传》里讲到，您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读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什么是博雅教育呢？　　刘绪贻：博雅教育就是通才教育，英文是Liberaleducation。它和苏联搞的那种教育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的眼光要阔达，胸襟要开阔，有宽容心，兼容并蓄。　　1952年进行院系大调整，完全是学苏联，照搬苏联的教育体制。当时许多学者都反对，潘光旦先生还公开提出“应该缓行”，可是没有用。　　马国川：和那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比起来，博雅教育还是比较科学的教育方式。　　刘绪贻：一个人的知识如果太专的话，往往瞎子摸象，对于社会总是从他的专业角度看问题，很容易钻到牛角尖里面去，不能够看到整个的社会形势。因为胸襟不开阔，视野比较狭窄，也没有关怀全人类的浩然之气。　　马国川：在您看来，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和经验是什么呢？　　刘绪贻：10个字，科学、民主、爱国、艰苦、团结。主要还是民主、科学。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就没有人才。国家总理都几次感慨地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刘绪贻：原因很简单，因为管得太死了，不让自主，所以就出不了人才呀。所以大学必须有自主权，没有自主权很难培养真正的人才。　　我是一个“两头真” 　　马国川：您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绪贻：我是1913年出生的，6年以后就发生了“五四运动”。在中学我接受的主要是“五四”的启蒙教育。直到大学期间，我都受到“五四”启蒙教育的影响。当然，我所说的“五四”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在大学里，包括后来到美国大学学习，我深深地受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信仰的是科学、民主、自由、法治。　　马国川：后来为什么思想开始左倾了呢？　　刘绪贻：原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政治，一直喜欢搞学问。但是后来国民党贪污腐化，让人失望。当时我认为，国民党不能够挽救中国的危亡，如果只依靠国民党的话，中国也很难现代化。后来我在美国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可能是个美国共产党员，我受到他的很多影响。再加上我觉得反正国民党不行，所以慢慢就相信了共产党。　　人民群众只要接触了新的东西，就会独立思考。现在我常常想，为什么我在解放前后那么盲目信从呢？因为当时我看的东西，都是人家愿意让看到的，都是他们做得比较成功的，比较好的，所以就相信了。现在各种观点不同的书籍都出来了，历史真相逐渐了解了，怎么还能够盲目信从呢？　　现在不是有一种“两头真”的说法吗？我现在似乎也可以称为一个“两头真”。1979年起，我的主要工作是实事求是地研究美国史，2002年起，也就是90岁以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章呼吁民主，呼吁法治，反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反对儒学里的腐朽和糟粕。　　上世纪4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的硕士论文，就是彻底揭露儒家学说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认为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马国川：您认为儒学的保守性、反动性是阻碍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比如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却认为，儒学可以进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刘绪贻：你说的这些新儒学的领袖人物，我有一篇文章就是批判他们的。我说，儒学里本来是没有产生科学、民主的因素的。新儒学也承认儒学里找不出来产生民主和科学的因素，可是牟宗三认为，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它应该有，所以就必须有。这是什么话？毫无道理。民本不是民主　　马国川：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就是现代的科学民主法治的道路，另一条和它相反，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专制的、人治的道路。如果有些人拒绝前一条道路，当然就会选择后一条道路。　　刘绪贻：中国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还是要反封建反专制。其实，早就有好多人提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反资产阶级太早，反封建不彻底，太不彻底。　　到现在为止，儒家思想的影响还很大。比如，有的报纸上还提“父母官”，共产党的官应该是人民的儿子，怎么叫做“父母官”？父母官就是孔夫子的思想。报纸上有时候还说“以民为本”，这也是儒家思想。民本不是民主，中国只有民本的传统，没有民主传统。　　马国川：民本就是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不是民主思想。　　刘绪贻：以民为本，就是说要给人民一点小恩小惠，来换取统治者的绝对统治。而民主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够替代。　　马国川：看来，区分开民主和民本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是非常重要的。　　刘绪贻：李慎之原来以为是任仲夷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后来他才发现，是我最早提出来的。1948年，我在上海的杂志《时与文》上发表文章《只有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就指出了民主与民本的区别，呼吁人民群众不要上当。　　马国川：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呢？　　刘绪贻：这篇文章是争论出来的。那时候我在武汉大学教书，住在教授的单身宿舍，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经常和其他单身教授争论一些现实问题。当时，蒋介石搞小恩小惠，吹嘘自己是在搞民主。我有两个同事，都是老资格的教授，他们两个认为蒋介石是在搞民主，我就和他们争论。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揭露蒋介石搞的是民本，不是民主。　　马国川：当时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吧？　　刘绪贻：没有直接的影响。应该自觉地、自主地来搞民主　　马国川：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会随之而来。　　刘绪贻：从前美国的老布什就是这个观点，他认为，只要中国积极不断地发展经济，将来总有一天政治会走上民主道路。能不能够是一回事，即使能够，也不知道等到哪一天啊。所以，还是应该自觉地、自主地来搞民主，而不是被动地让民主自然地形成。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建设步履蹒跚，亟待努力啊。为什么我98岁了，还要写文章呼吁民主法治？就是希望还是积极地推进民主和法治，希望能快一点。　　马国川：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改革难以推进，有识之士都感到忧心忡忡。　　刘绪贻：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因为既得利益抵制社会改革。60多年以前我就讲过这个问题，当年我的硕士论文的副题是“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今天中国改革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既得利益已经捞足了，要他们主动改革很难啊。　　马国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您认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刘绪贻：美国建立与维护法治体制的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你看美国的宪法，它很简单，很朴素。在美国，经常有人把案件提到宪法这个高度来起诉。走向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　　马国川：现在，民族主义思潮也有抬头，还有民粹主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刘绪贻：我觉得民族主义讲一讲也可以，但是不能过分，不能搞过激的民族主义。　　我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人类社会是在不断扩大的。随着科学发展，随着技术、交通、交流不断地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地提高，社会在不断地扩大，起初最基本的人类组织是家庭，家庭慢慢地变成氏族部落，后来变成部落联盟，然后变成国家，现在又慢慢地有联合国。当然现在联合国还不起法律的作用，只能够起道德的作用。但是，像欧洲联盟现在把主权国家的一些权力加以限制，慢慢实现整个欧洲的一体化。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会继续发展。　　马国川：现在有一本书就叫《中国统治世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有些人说，以后美国不行了，资本主义不行了，还是中国这一套行。　　刘绪贻：中国怎么可能统治世界？这是瞎吹。动辄说，资本主义不行了，就我们自己行，不足为信。这种话说了多少次？　　马国川：您注意到了吗，近些年有人大讲“中国模式”。　　刘绪贻：中国模式还有待不断完善。通过不断的互相交流、互相理解，我们会不断走向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 123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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