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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源潮)
热度 4 qyu111 2012-12-15 09:30
我 1978 年进入复旦学习, 83 年离开。在这 6 年中, 4 年是学生, 2 年是老师。实际上,作为学生的时间还不到 4 年,因为我们是 77 级,那一级由于入学时间的缘故损失了小半年。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 4 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 ---- 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十年。十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四所大学最有名:北大、复旦、清华、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为什么报考数学系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我刚到复旦的第一印象,觉得和想象里的复旦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象中的这么一个庄严学府。我在中学里就喜欢去图书馆,所以我从大门进去后,先去看了图书馆,觉得它很不错,接着就拐到了数学楼。数学楼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是复旦最老的楼之一,我很喜欢。我去数学系报到,很激动,负责报到的老师也很高兴、很激动,对我们很热情。接着我来报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子,脸红红的,穿个娃娃衫,才 15 岁,是应届生。她比我们小十几岁,我的学生的年纪都比她大。所以,我心里头是一片沧桑啊。但是,和这些小孩一起学习反倒激励了我们,要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十年之后再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不是一种外在的动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不会觉得四年时间太长,而是觉得时间太短。最好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当白天用。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的不易。这是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代人的思想。   尽管后来知道中国的高考就此开了闸门,但当时 78 级有没有还不知道呢。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以大家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学习。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开始的时候是晚上 10 点半熄灯。大家吵着说, 10 点半怎么行呢?功课做不完,怎么办?难道让大家都打电筒啊?我当时还作为学生代表,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把这个事情和他说了。苏校长说,来日方长,既要学习,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后来还是把熄灯时间延迟了一点,教室 10 点半熄灯,寝室 11 点熄灯。    11 点钟熄灯以后,一、二号楼前面的路灯下面全是人,都是数学系的。我们大部队都在路灯底下,大家读外语什么的,学习非常勤奋。晚上夜深人静,容易集中精神,问题是早上起不来。我记得当时每天早上我们寝室里面都要睡懒觉,全部睡到最后一分钟。但是又不能不吃早饭。所以,每天早上派一个人去食堂里买馒头,一人一个。离上课还差五分钟的时候,打第一遍铃,大家起来,拿着馒头往教室跑。   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不吃早饭,至今还是这个习惯。我现在外语也还可以,人家都以为我出去留学过。后来,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那个时候学外语很难,最难的就是单词记不住。不过也好,一旦把它记住了,就比较牢固,过了几十年还能用。   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当时教数学分析的老师,一位是李贤平老师,一位是欧阳光中老师。欧阳老师教课教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听。他讲课清晰,吸引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讲出来了。他的课,那不叫讲课,是讲课艺术。李贤平老师、教概率论的汪嘉冈老师,还有很多老师,课也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的老师中有的也很让我们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师。夏道行老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师。他教实变函数,课讲得很好,但考试特难。考试前他不给大家复习,也不说要复习什么,就说不难不难。到考试的时候却不得了,一共只考一个半题目,叫你证明一个定理,还有半个题目大概是送分的。他叫我们证明一个类似书上的定理,书上用了二十多页来证明。我记得实变函数是很厚的一本书,是夏老师自己写的,一共就学三个定理,一个定理要讲好多次,从这个引理引到那个引理,引来引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考试考到两个小时,大家谁也不交卷,都没考出来。夏道行老师虽然题目出得很难,但人很随和,便说“好,你们不交,那你们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饭,“十二点都过了,你们还是交吧。”最后,大家都交了,求着说“夏先生,这个太难了,你把我们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别害怕,我让你们都及格。”过去二三十年了,这门课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师的风格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进校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千万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这东西害人的。你们现在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东西。等你们四年毕业,有你们研究的。”我们都记下了。但是社会上寄到数学系来的东西不得了啊,说哥德巴赫猜想他解决了。我还看到一个人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 1 + 1 = 2 ”。系里就把这些东西发给学生看,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它看出问题来。”我当时还看了好几份这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但他不就永远钻牛角尖了嘛?所以你要给他找出问题,让他死了心。   当时,学校里有两位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谷超豪老师。有一次,我们去听丘成桐教授的讲座,讲的是微积分的思想。讲座结束后,谷先生出来介绍丘成桐,随后就和大家一起出来了。当时我向他问了一个我们没学过的问题,谷先生就问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我说是在《希尔伯特的抽象几何》中看到的。谷先生听了之后说:“你能看这个,不错啊!”他就建议我看《数学的思想意义和方法》,一共三卷。这是他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看的书,是很经典的著作。我和他就这样认识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问很深,为人非常谦和,待人非常厚道。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叫孙芳烈。这个老师确实非常好,非常关心爱护学生,从学业到身心,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学生的导师。   数学系许许多多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但是对我们整个班级学生帮助最大的,首推孙芳烈老师。我们这个班上现在成名的也不少,数学系前后两任系主任雍炯敏老师和吴宗敏老师都是我的同学,在外国的也有很多。要说大家在学校里对哪个老师印象最深,能有交集、能取得共识的一定是孙芳烈老师。孙老师对学生非常好,一是她有一颗母仪之心,宽爱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学生;二是她确实非常认真负责,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全班同学都很感激她。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数学教师,辅导我们数学分析。当时在数学系教我们的都是名教授,但孙老师是做辅导课做得最好的。所以,第一学年我们班数学分析考试有 14 个 100 分。苏校长为什么对我们印象深,包括我在内?就是这个原因。他说:“他们这个班不得了啊, 14 个 100 分。”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数学分析考试 14 个 100 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的要求也很高,要是考 85 分,那就完了,就抬不起头来了。 80 分以下,就觉得是不及格了。所以,当时大家学习很努力。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学数学,你不进取就等着落后吧。你一个环节不进取,全学期就下来了;你一个学期下来,全学年就下来了;一个学年下来,大学就全下来了。这个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就是这样,大家都往前走。   要说复旦历史上我最佩服的,那还是苏步青先生。他博学厚德,为人师表。我在复旦的几年,苏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校长。他最关心的或者说他的宠儿就是数学系。在数学系里他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谷超豪、李大潜这些老师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数学系,他是鼻祖,我们学生都很崇拜他。我经常去看他,毕业以后我也每年都去看他。他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教诲,不仅是怎么做学问,而且是怎么做人。苏步青、夏道行、谷超豪,这些大知识分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是感觉不一样,给你一种人生的心理磨练。你就觉得是和一种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起,见贤思齐,与圣贤为伍。然后你就会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仅提高自己的知识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当时在学校里的很多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特别尊重,甚至是崇拜。   从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学生,后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每个系只有一个。我的考试没有下过 85 分,只要有一门低于 85 分就不能评市三好学生。那个时候学习是非常艰苦的,很苦很累。我们七个人一个寝室,夏天非常热,没有电扇,热得睡不着。我们只能去冲个凉,然后跑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睡不着。但是,这样有个好处,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后面,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担子、再艰巨的挑战,不也就是这样么,就不怕了。我后来最不怕的就是考试,像夏道行老师这样的考试我都考过了而且还是八九十分,不差。   大学给予你的不光是知识。还有,第一,给予你一种进取精神;第二,给予你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给予你一种科学思路。当时孙芳烈老师介绍我们看一本书,叫《科学研究的艺术》。这本书非常好,是俄国科学家写的。很薄一个小册子,可是讲了很多很好的东西,进取精神、研究方法、科学思路。大学学数学让我们学了一套理性思维。什么事情人家讲好,我总是说:“怎么好?好在哪里?”说富了富了,我说:“收入是多少?哪一类是多少?”分类,量化,这些都是学数学学出来的。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个数学的逻辑思维特别强。”这就是学习的结果。   复旦帮助我走进了理性思维之门,在进复旦之前是没这种感觉的。   能改变一个人命运最大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进入大学。在复旦,入学就表示我的人生转向另外一条路了。当时还是准备回去的,进了复旦以后才知道要统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统一分配,那希望做什么呢?当时是希望留在学校里,因为崇拜老师,所以想做大学教授。但事实上呢,在复旦转了一条路,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进校后就被指定做团支部书记。后来团总支改选,照例团总支书记都是教师做的,我是团总支副书记的候选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团总支书记候选人在选支委的时候落选了,系党总支只能临时把我推上去选团总支书记。选上团总支书记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管理系也做了一段教师,但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后来即使我到了国家部委,做了副部长,也是兼机关党委书记。然后到省里做副书记,到市里做书记,到省里做书记。反正在复旦之前没做过书记,从进了复旦,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书记,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个书记。但这个不是我进复旦的初衷。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人的一生,还是要服从社会的需要,不服从社会的需要,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   谈起当时复旦的学风,我觉得主要是两条:第一叫做勤奋踏实,第二叫做追求真理。勤奋踏实,第一是非常勤奋,第二是非常踏实,没有人想弄点什么花头,而且从来没有。哪怕你考试考得不好,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家。学习从来不敢分心,考试之前去打个电话就可能考不好,就是一点都不能分心,叫做目不旁视。到考试期间,特别到后来考实变函数这种,真的目不旁视。复习阶段,最后的考研究生的阶段,有的同学,你对面看到他,他却没看到你,他脑子完全集中在思考数学问题上。我们在二号楼,离数学楼很远,考试期间去数学楼考场,一路上大家都不讲话。不能讲话,你一讲话也许就把你脑子里记的那些定理公式都冲跑了。冲跑了 20 个公式里的一个,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   同时,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只是学习,我们也非常关心社会,关心真理。我们进校时还没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学业繁忙,但我和世经系的王战还是一起成立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卢新华写的《伤痕》,影响很大,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同届同学。当时整个大学里面就是一种处变不惊的氛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做了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哪一个大人物你都能接触,像过去我们只能在书上看到的苏步青先生,你也能跟他接触,跟他讨论问题,但是你还是那个普通的学生。大学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场所,有一种包容与活跃,有一种自由进取的氛围,有不论权威还是新生之间的讨论和交融,这在社会其它地方是看不到的。 现在的复旦比我入校时,一个是大了,校园大了;一个是高了,那些教学楼高了;还有就是广了,复旦教授研究的范围广了。至于复旦的精神,我认为是“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个学校的优良传统,一个民族的优秀精神,会长久地发挥作用。我希望复旦人保持一种创业的热情,创新的勇气,创优的追求。现在复旦人这么多,我相信要比我们那一代有更大的作为,但是最终还要靠实践的检验。 来源 : 爱思想 | 责任编辑:蒋保信
个人分类: 文化教育|2802 次阅读|6 个评论
毕业三十周年庆,为什么人这么少?(俞强)
热度 32 Fudan77bio 2012-11-3 13:09
我们复旦生物系 77 级 1982 年毕业生上周在复旦聚会庆祝毕业 30 周年。 1982 年我们毕业时有 74 位同学,今年庆祝 30 周年毕业纪念来了 33 位,不到毕业时的一半。有人问为什么这么少?还有一半的人在忙什么? 读者刘庆生评论说:“ 30 年这样重要的聚会居然来不到一半,看样子同学的凝聚力不行”。 读者王志平说:“聚会人数不到一半还是主观因素大,当代社会难以同心同德,价值观多元化,时间长了自然疏远了。 这有深厚的社会背景”。 感谢读者对我们聚会的关心,我们自己也在关心这个问题:没来的那些同学都在忙什么呢? 我们 74 位同学里已经先走了 4 位;有 10 个人多年不联系,找不到联系方法没有通知到;有 2 位生病临时来不了;有 5 位找到得太晚,临时安排不过来;剩下来有 20 位基本都在国外,来不了的原因基本都是“忙”。 那我就这个“忙”字说两句话。 Y 同学在聚会上问我:“当年大家都在忙学习,你怎么有时间谈恋爱?” 我想说:如果一个人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那他已经忙得忘记了生命的意义,忘记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 生命的最基本意义就是复制 DNA 。如果一个人忙得连自己的 DNA 都没有时间复制,那他就不再是一个生命,而是一架机器。 S 同学说他得要提前离开,因为当天下午有一个“决定命运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在 5 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后面的日子就做你喜欢做的事。 我也想起了我博士导师当年给我说过的一句话:你现在认为再重要的事情, 5 年后你回头看看都不再重要。 我们每个人一天都有 24 小时,谁也不比谁多,谁也不比谁少。我们每天忙什么都会排一个序。每个人排得这个序显然是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每个人每天肯定是从序顶忙到序底。来聚会的同学肯定是把 30 年的同学聚会排在了序顶;没来的同学肯定有比 30 年聚会更重要的事。 我因此想借此机会和大家说一句:不管你怎么忙,别忘了自己的身体,别忘了复制 DNA ,别忘了你是一个生命。 事业诚可贵, 自由价更高。 若为DNA故, 万事皆可抛。 后记: 1、有一位博友就我的“DNA理论”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 答:这个问题问得好。很简单,但是很深刻。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没有仔细去想过这个问题。我要再写一篇博文去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都想一想,给出你们的答案。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那我们就象这位博友评论的一样:白活了。 2、有几位博友帮我们分析人来得少的原因,批评组织者工作没有做好。 答: 诚恳接受意见,是组织工作做得不够,组织者应该检讨! 在国外工作的人有的要上课,有的请不了假, 有的人在写 grant ( deadline 不容错过),有的人因家庭不能离开,等等 ,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 没能回来的人当中,也都花时间写诗、写文、发照片,同样也是纪念,也是为毕业纪念作的贡献;后来才联系到而来不及参加的同学,也在网上交流,关注国内的聚会。这次毕业纪念,把大多数同学联系起来了,这是大好事。 我是借题发挥一下,提醒各位不要忘了生命本来的意义。不是要批评没来的人。等大家退休了,聚会会容易一些。 10楼分析的很仔细,但可能想得太多了。同学间的友谊很单纯,没有那么多想法的。 27楼说得对。我们都到了“知天命”和“耳顺”的年龄了,不争了,是该乐呵乐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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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物理学科编年记事(三)【1977年】
yuncai 2012-5-9 21:36
太原理工大学物理学科编年记事(三)【1977年】
5 月,李钰讲师发表学术论文:“小型高功率 N2 激光器的线路原理和设计”(《激光与红外》 1977 年 第 5 期)。 11 月,山西矿业学院撤销专业委员会,恢复各系和教研室建制。原分散在各专业委员会的物理课教师重新回到物理教研室。当时的教师有: 陈文熙副教授 、 唐寿 讲师、助教毕序峰、黄维熊、张治安和李鑫盛。 12 月,太原工学院决定重建基础理论部。赫贵忱教授履职基础部主任、李群柱等任副主任。下设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制图、外语、体育 7 个教研组。并将此前分散到各系的基础课教师召回教研组,旨在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工作。 此时物理教研室的教师有: 赫贵忱,项希贤,张俊仁,章士林,吴浩然,陈志杰,王宗刚,刁胜芳, 李 钰, 李群柱,武苓云,王 杰,范俊义,马民权(鸣泉),王树萱, 江 申,李绍勣,麻海珍,李君良,支成林,任瑞珍,孙恩贵等 同月,为解决物理师资“断层”问题 , 太原工学院决定招收物理师资班,自己培养。 77 级物理师资班共招收学生 45 名。其中,太原工学院 23 名,为兄弟院校代培学生 22 名(太原重机学院 5 人,大寨农学院 2 人,山西农学院 5 人,山西矿业学院 8 人,太原师专 2 人)。但这些学生实际上是 78 年 3 月入学。 当时 77 级学生名单如下: 1. 闫永清: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运城学院物理系任教,副教授, 2006 年退休。 2. 王钢柱:入学前太原五中任教,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系任教,教授, 2007 年退休。 3. 范衍道:入学前在运城地区计委工作,在校时任太原工学院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委员;毕业后在太原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副教授, 2007 年退休。 4. 方济梁:入学前太原化肥厂工人,在校时任太原工学院物理 77 班班长;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系任教,后转往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副教授, 2007 年退休。 5. 王纪龙:入学前任太原线材厂保卫部干事,在校时任太原工学院基础部 77 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系任教,教授。 1998-2004 年任系主任。 2007 年退休。 6. 蔡可玉:入学前在山西插队,毕业后在 中国材料院中国硅酸盐学会工作。 2008 年退休 . 7. 耿晓立:入学前在太原铁路局工作,毕业后在海军电子专科学校工作,后转往太原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硕士,副教授, 2000 年退休。 8. 苏金龙:入学前任小学教师,在校时任太原工学院物理 77 班生活委员;毕业后在临汾市隰县师范任教。高级讲师, 2000 年退休。 9. 崔移风:入学前在经纬纺织厂工作,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基础部任教,后转往北京化工学校。 10. 吴 东:毕业后在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工作。副所长,博导。 11. 朱林彦:入学前务农,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系任教,副教授。 12. 段曼霞:入学前在太原重机厂工作,毕业后在太原职工大学任教。 2000 年退休。 13. 陆风华:入学前任小学教师,在校时任太原工学院基础部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系任教,后转往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14. 秦振吉: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晋中学院计算机学院任教。院长,教授。 15. 张雨来: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系任教。 1988 年前往日本留学。硕士。现任 上海嘉康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 16. 闫建国: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长治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任教。基础部主任,副教授。 17. 王 河:入学前插队,毕业后在临汾市二轻局、发改委工作。处长。 18. 尹向通: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太原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任教, 1987 年转往呼和浩特市。 19. 张耀民: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太原市科委、旅游局、物价局工作。副局长,纪检委书记。 20. 胡汝明:入学前务农,毕业后在运城市环保局工作。科长。 21. 李敬芳:入学前在太原市商业局工作,在校时任太原工学院物理 77 班学习委员;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物理系任教。硕士。现在法国。 22. 郑 渝:入学前在太原工学院工作,毕业后在太原理工大学任教。现在 天津理工大学理学院 任教 。 博士,教授。 23. 许在福:毕业后在太原化工厂工作。现任 太化集团宏达新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 24. 周 伟:入学前在太钢工作,在校时任太原工学院物理 77 班文体委员;毕业后在太原科技大学任教,太原科技大学后勤处处长,副教授。 25. 魏计林:入学前在太原铁路局工作,毕业后在太原科技大学任教。 太原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院长, 硕士,教授。 26. 容幸福:入学前在太原铁路局工作,毕业后在太原科技大学任教,后转往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博士,教授。 27. 汤洪明:入学前在太原报社工作,毕业后在太原科技大学任教。副教授。 28. 郭 昆: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太原科技大学任教,后到美国留学。 29. 周石锁: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河津市河津中学任教。学校书记,特级教师, 2007 年退休。 30. 刘希聪: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处长,副教授, 2007 年退休。 31. 李耀维:入学前务农,毕业后在山西农业大学任教。教授。 32. 韩学孟:入学前务农,毕业后在山西农业大学任教。副教授。 33. 高翠花: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太原化工集团任教,后转往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副教授。 34. 郭黎明:入学前务农,毕业后在太原晋西机器厂任教。 35. 王友萍: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山西农业大学任教。后留学美国。 36. 赫崇沈: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太原师专任教。 1998 年去世。 37. 徐佳玉: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太原石油学校任教。 38. 曹福全:入学前任小学教师,毕业后在太原师范学校、十六中、十二中任教。校长。 2000 年退休。 39. 边志华 : 男 , 籍贯河北井陉 ,1947 年 1 月出生 , 入学前为太原西山矿务局工人 . 毕业后在山西矿业学院任教,教授。历任山西矿业学院副教务长,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2007 年退休。 40. 崔波声 : 女 , 籍贯河南 , 1957 年出生 , 入学前太原市中学毕业生。后任教于北京第八中学。 41. 杜长庚 : 男 , 籍贯广东 ,1948 年出生 , 北京知青,入学前为大同某铁路中学教师 . 后去美国。 42. 李晓明 : 男 , 籍贯山西平遥 , 1955 年出生 , 入学前为晋中市小学教师。毕业后任教与太原理工大学基础部、电气与动力学院,教授。 43. 李燕豪 : 男 , 籍贯河北 ,1950 年出生 , 北京知青,入学前为阳泉市供电局技术员。后就职于中国唱片公司。 44. 廖少俊 : 男 , 籍贯湖南 ,1949 年出生 . 入学前为山西霍州矿务局工人 . 毕业后任教与西安科技大学。 45. 王亚民 : 男 , 籍贯山西芮城 ,1959 年出生 , 入学前为芮城中学生 . 毕业后任教与西安科技大学。 46. 郑生新 : 男 , 籍贯湖南 ,1955 年出生 , 入学前为山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工人 . 就职于山西勘探公司。 77级学生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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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结局”---追忆1976年冬至夜
热度 1 toplight 2012-3-25 15:57
昨日(24日)看到博文“听袁钧瑛说她七七年高考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81273do=blogid=551028 , 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夜不能寐,欣然命笔,有感而发下。 76 年冬至日,呼啸的北风夹带着雨雪,肆无忌惮地在祖国的大地上怒吼着。严冬的农村,到处是是一片寂静,辛勤了一年的农民终于有了休息的时间。当天下午 4 点多钟,公社的广播突然开始响起来了: “ 贫下中农同志们,干部社员同志们,请大家注意啦,现在播送公社革委会重要通知,请 ** 大队的 *** 、 *** , ** 大队的 *** 、 ***... 听到广播后,于 6 点钟前到中心小学参加考试。 ” 当时我正在和几位农民兄弟下棋,杀得难解难分,根本没有注意广播的内容。突然身边的一位老兄推我: “ 哎,有你呀,还不快点去? ” 于是我急忙起身,借了一件军用雨披,骑上自行车,冲进漫天大雪中。 那年头要离开农村,大致有三条路:招工、参军和推荐上大学,条件是必须劳动两年以上。三条路都有很多的猫腻,人际关系、背景、后台等等,无一不是决定你命运的杀手锏。他们(指大队、公社及县里。比如说,公社就有权决定谁去读大学)大权在握,呼风唤雨,好不威风。 我是外来户,从外地到此地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来的时候,真是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有道是一切靠自己,听天由命。由于自己“吃苦耐劳,坚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诚地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短短的半年内从农民开始“脱胎换骨”,先后担任生产队会计和大队集体企业会计,在公社及县里小有名气。根据当时的规定,今年具备被推荐读大学资格。事前我已经知道大队推荐名单中我排名第一(每个大队可推荐两人,第二名是乡政府秘书的千金)。基于“辉煌的个人业绩”,读大学可谓是十拿九稳啊。想到这里,心中不禁一阵“窃喜”。 十几里的泥泞小路早就甩在身后,我的脸上涂满了雨水和汗水混合物,手脚被无情的风雪冻得冰凉麻木。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暖烘烘的。那时的考试完全是走过场,根本不会看你的成绩,关键是领导的 “ 长官意志 ”-- 那个畸形年代赋予了他们太多的生杀大权。理论上讲我是很有希望被公社推荐上的,一想到即将园了自己的大学梦,心里那高兴劲儿就别提啦。 中心小学内灯火辉煌,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人们在低声议论着什么,不时爆发出欢快爽朗的笑声,考生们早就把室外的天寒地冻抛到九霄云外了。我坐在靠近窗户的学桌前,眼睛看着黑呼呼的窗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 请大家坐好了,准备考试啦。 ” 公社的文教委员高声地招呼着。监考老师给每人发了两张油印试卷,一张是语文试卷,另一张是数理化试卷。我大致瞄了一下考试内容,比较简单(那时有初中生参加考试),假如正常发挥的话,得高分应该没有问题。两个小时的考试题目,我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做好了,第一个把卷子交了上去。用“骄傲不羁”的眼光扫描那些还在孜孜不倦的考生后,我怀揣着“过度兴奋的心情”,去学校食堂吃那迟来的晚饭。 等其他人考玩试、吃完饭,已经是近 9 点钟了。考生的试卷已经交由中学老师阅卷,连夜要把考试成绩“赶”出来,报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向县革委会的推荐名单。外面的雨雪还没停,黑灯瞎火的,回到大队的路太远了,干脆等天亮了再回去吧。于是我找到就住在附近知青点的朋友,到他们那里去玩,反正雨雪天气第二天不要出工干农活的。 来到知青点后,我们玩起了当时流行的 “ 四十分 ” ,输者贴纸条。外面的雨夹雪不知何时变成了大雪,呼啸的狂风席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大有 “ 搅起玉龙三百万 ” 的感觉。半夜时分,大家都感觉到肚子饿啦,我们烧了一锅地瓜玉米粥,炒了一盆咸菜,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然后又开始了 “ 四十分 ” 之旅 ...... “ 东方红,太阳升 ...”5 : 30 ,公社广播站准时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播音。 “ 现在播送公社革委会重要通知。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下面的同志获得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资格: ** 大队 ***...” 我们连忙放下了手里的牌,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位插兄高兴地大叫起来: “ 哈,有我! ” 第一遍名单报玩了, “ 没有?是不是报丢啦? ” 我心怀侥幸。第二遍播音又开始了,我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听着,还是没有我的“大名”,取而代之的是那位 “ 千金 ”...... 啊,难忘的 76 年冬至夜,无言的结局。 后来我交出了所有的会计账册,回家 “ 舔伤 ” 。 后来我收到公社文教委员的真诚邀请,叫我到 ** 中学做老师(安慰加补偿?)。 后来我参加了 77 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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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袁钧瑛说她七七年高考的故事——郭景德
热度 36 Fudan77bio 2012-3-23 20:49
听袁钧瑛说她七七年高考的故事 郭景德 提起袁钧瑛,复旦生物系七七级的同学都竖大拇指,称她为生物系的骄傲,复旦的骄傲。 袁钧瑛多年在美拼搏,成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和美国科学和艺术院院士,在八十年代后涌入美国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中,能得到这样的殊荣,实属凤毛麟角。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袁钧瑛,却是向来不事修饰,素面朝天,处事低调,没有一丁点儿珠光宝气。袁钧瑛的丈夫俞强甚至开玩笑地称她为“我们家孩子他妈,做饭的”。这似乎有点和孙喜旺著名的“俺家做饭的”有些类似,但这样的称谓公然贴在网上,也没见袁钧瑛急红了脸来纠正一下。这种无可无不可的大度,倒是很能说明袁钧瑛的个性的。 最近俞强、袁钧瑛夫妇来苏州,商议在苏州园区的一个合作项目,园区领导在金鸡湖边的得月楼款待他们,沈纯出席,我也叼陪末座。席间,袁钧瑛谈了自己 77 年高考的经历。 她的这段经历我从不知晓,听了很感动,忍 不住想写下来与同学好友共享,免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了。因为袁钧瑛的叙事是第一人称,我也就按第一人称写出: “我是 77 年应届毕业生, 77 年暑假毕业。 我的班主任陆老师是个苏州人,原先教俄语,后来改教英语,其实他是俄语也丢了,英语也没机会发展。但他对我的关爱,真比对亲生女儿还亲。 在毕业分配的那段时间,我先要报名去黑龙江农场,但陆老师觉得女孩子去农场, 耽误了,所以建议我去保密工厂。可是去保密厂当徒工,我的母亲不同意,说每天到哪儿上班都保密,连个地方都摸不着,不让去。 后来,我被分配在一个普通工厂当徒工,开车床。然而,我有个致命的弱点,一看到车床转动就头晕害怕,看来这开车床也不是个好的归宿。 77年的夏天,四人帮已成瓮中之鳖,恢复高考的呼声已越来越高。我的班主任听到了恢复高考的风声,就主动来找我母亲和我,要我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参加高考,争取上大学。 可参加考试,谈何容易?我们在中学的那几年,学校什么都不教,学业都荒废了。而且,连数理化的参考书也没有,怎么复习迎考? 这时,陆老师出了个主意,说学校的图书馆还封存着文革前的数理化教材,咱们晚上到图书馆,拆封条,“偷”。我的班主任真的这样做了,他交给我的是四册文革前的中学教材: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在那个时代,这四册书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啊。 在陆老师的鼓励下,我就盯着这四本教材自修,整整四个月。之后,参加了 77 年高考,进了复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可以说, 77 高考决定了自己人生和科研的方向。” 袁钧瑛没有细说的是,在全上海应届毕业考生中,袁钧瑛的高考总成绩名列第一,是当年的状元。袁钧瑛的高考总成绩名列第一的消息是张宏莲老师亲自告诉我的。 细想一想,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完全靠自修,完成初中高中六年的数理化课程,需要的是多么刻苦的努力和多么坚韧的毅力。而袁钧瑛的这种刻苦努力,我们在复旦同窗四年,都曾亲眼目睹。而且,这种进取的毅力一直延伸到今日,成就了她在全球细胞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作为袁钧瑛的同学,我们都由衷地为她今日的成绩高兴,并祝愿她继续拼搏,更上一层楼。 看官也许奇怪,这样的事,应该由袁钧瑛自己来写,那才原汁原味,何劳我这个外人来饶舌多嘴呢。其实,这也是有个原因的。 在餐座上,我听了袁钧瑛的叙述,就建议她写下来,写篇小文章,作为我们复旦生物系 77 级毕业三十年的征文。没料到袁钧瑛又爆出一条新闻,她说:“你不知道,我没学过汉语拼音呢!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小学遭了火灾,停课一年,正好把汉语拼音的课时给耽误了。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再也没有教过拼音。南方人,分不清翘舌音和不翘舌音,分不清前鼻韵后鼻韵,用电脑打中文,常常想到个汉字,就是拼不出来,还得打越洋电话问俞强,你不信问俞强。” 袁钧瑛的话,让人听了哑然失笑。再怎么说,袁钧瑛已是一个有成绩有地位的女科学家吧,可是说到自己的欠缺,却大大咧咧,直直白白,连一丝隐瞒也没有。但正是这种坦荡的态度,让人理解和敬重。餐桌上有人知道我曾教过语文,汉语拼音应该拿得起来,于是就起哄叫我动笔,这就是我写下以上文字的起因。 席间苏州人多,大家自然地问袁钧瑛,那位教俄语的苏州老师现在可好?袁钧瑛说,陆老师退休了,回到了苏州。袁钧瑛和俞强上次来苏州,还专门拜访过他。师恩重如山啊。 这篇博客写完后,我将它寄给了俞强核对事实,俞强又发给了钧瑛核对。袁钧瑛在回给我的信中写道:“我总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来报答陆老师对我的恩情。我现在努力对我的学生好一点,希望他们的人生也因为我而变好。老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 袁钧瑛,你是遇上了一位伯乐老师,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 当然,反过来讲,当教师的,谁不希望能“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谁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成栋樑之材。这位陆老师,也是有福之人。他有了袁钧瑛这样的高足,一辈子的教师甘苦也值了。 77年的高考,戏剧性地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当年大刀阔斧的变革,我们就会少了一位世界顶级的科研人才,而多了一位开车床的女工,或下岗女工。上海药物所就会少了一位资深博导,而俞强也许还在安徽的小工厂或是农场,默默无闻。当然,默默无闻也是人生,天下众生,默默无闻者还是绝大多数,但 77 级高考给了在十年动乱中不甘随波逐流,仍然渴望学习的青年人一个机会,一个开阔的舞台,让他们的人生有了升华和辉煌,这是当年有幸被录取的 77 级同学永远铭誌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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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汝虹
热度 1 Fudan77bio 2012-3-13 22:50
纪念李汝虹
李汝虹是我们 77 级生物系生理班当年的老班长。他的妻子王德南和李汝虹是当年系里的一对才女和才子。汝虹 5 年前不幸患癌症英年早逝。3月7日是汝虹的忌日,德南写了一篇纪念他的短文,也登载了他当年写下的一些文字。今天读着德南的纪念汝虹的文字,泪水止不住的流。为他们的友谊流,为他们的情谊流。(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81273do=blogid=545068 ) 再读汝虹的诗文,对我们下过乡的人更是倍感亲切。他们“老三届”当时都是班上的老大哥,都极有才能,文笔极好,也都很乐意助人。读着他的文字,好像又看到了他的人。感觉到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他只是先行去了另一个插队落户的地方在那里等着我们。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听到我们,能和我们一起渡过这些值得纪念的纪念日。 ——俞强 Dear 德南, 谢谢与我们分享汝虹的诗 . 真是见诗如见人。 记得在大学二年级(如没记错的话)时的一个周末,路过汝虹的寝室,他正在写毛笔字,出于好奇,进去看看。当时汝虹正在写小楷。我很惊讶,汝虹的小楷写的棒极了,特别是他的蝇头小楷,堪称一流。后来我们聊了一会,才知这位仁兄,满腹经纶,通古博今。 想象我记的那些唐诗宋词,和汝虹比起来,真是两脚腿的功夫。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三国,他提到如有可能去镇江看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我留校后,有一次专程去镇江一游。当登上北固山,站在当年的点将台上时,才真真领略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意境。 另一个记忆是到镇江的焦山一游。记得当时长江发大水,焦山这个在长江中的“小山”,被湍流的江水包围。有一小渡可上焦山。当到达渡口时,两个大字映入眼帘,“问渡”。身临其境,你便会感叹,世间竟有两个字,可将人间沧桑问尽。 当我们大家还在“问渡”的时候, 我想汝虹兄一定找到了渡口,在安详地看着他的亲人和朋友们。 ——马忠民 德南, 谢谢你与我们分享李汝虹的诗,让我们老同学能有机会共同纪念他。还望你多多保重。 记得出国后第一次见到李汝虹,是在 88 年夏秋之际,我刚到纽约哥大做博后。生化班的小兵(同在哥大 Cantor 实验室)约了在 NYU 读博的李汝虹,一起到中国城吃饭。走下“和记”饭馆的陡长的阶梯,侍者听我们说国语(是大陆来的!非英语、非广东话),立即换上了中文菜单,并给我们送来了免费例汤,这是给自己同胞的特殊待遇。有一位侍者,听我们谈笑甚欢,也来加入我们的谈话。他告诉我们他试图从广东游泳偷渡到香港,被抓了十一次,每次抓后被关起来,放出后,再试,第十二次终于成功。他的计划是,做侍者,攒钱,有朝一日开自己的饭馆。那一晚,我们谈笑风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李汝虹德才兼备,温文儒雅,我们永远记得他的才华、他的平和、他的风趣、他的谦逊。。。。 谢谢德南, ——方红 德南, 读了你的信和汝虹的诗,真是无限感慨。 尤其是读汝虹关于插队的诗,更是不由得记起在复旦时一个最经典的出自汝虹的格言,那就是他们生产队长说的“你好好干,将来提拔你当民办教师”。想必这句话德南也听汝虹说过。我想当你回忆汝虹说这话的样子也会不禁芜尔的。。。。 这句话现在看来似乎是一个笑话,但是插队过的同学都知道,在当年那还真是激励无数知青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 ——韦国 德南同学: 读了你的 Email, 不胜唏嘘。我一向孤陋寡闻,直到前年夏天在小华家与你匆匆一见前才听说汝虹去世的消息,极为震惊。尽管我印象中的你历来豁达开朗,中年丧偶之痛,何以承担! 我到美国二十几年,在 Davis 这个小镇参加来自大陆台湾新移民的追悼会就有三次之多,逝者竟然都比我年青。其实我自己也已年过六旬。人生或长或短,在这世上都是过客,而生者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就是珍惜眼前的每一天,好好活着。所以我很欣赏你这个 email 结尾表达出来的那种态度,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德南,相信也是汝虹所乐见的德南。 望善自珍重! ——何笑松 甚是感动。 虽与汝虹君无有深交,在纽约时聚过几次,直到了加州后在晓华家中数次相见,甚欢。十分钦佩他的真诚及才气,颇有儒雅之风,幽默之中不乏锐察之见。天妒英才,好不怅然! ——开原 德南,你好, 读了你的 E-Mail ,不胜感慨系之。 记得两次和小华一起去伯克利校园边上的陵园探望汝虹兄,你还特地带上了他生前喜欢的淡紫色的花。今年我身处苏州,无从前往追思悼念了。如今年清明你再去,望代为致意。 到了苏州才知道,苏州好地方啊,人杰地灵,文化渊源流长,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巷子就叫大儒巷,一个小小的桥就叫醉月桥,到处都是古文化的流韵遗风。真难怪汝虹兄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能写这样诗,能写这样漂亮的字。 现在七七级同学有了科学网这个平台,建议你将汝虹兄的诗上传。另外,你曾说起,你还保留着他的书法作品,建议你拍成图像也放在科学网上,和老友共享。如果你不介意,我还留着五年前写的怀念汝虹兄的短文,我可以找出来,也上传,做个在网络时代的对他的纪念, 你看如何? 女儿可好?上学了吗? 祝一切好。 ——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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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之猗猗,扬扬其香——献给77级
热度 29 xinyumri 2012-3-10 04:15
作为 81 年入校的学生,我有幸亲眼目睹了 77 、 78 级学长们的勤奋与刻苦,他们身上普遍具有的那种不屈服于逆境困境的精神,让我由衷地钦佩。在以后的求学与格物生涯中,但凡接触到的这两级的学长和同事,都在不断地加深着我的这种印象——他们的确是大浪淘沙历练出来的一代人。看了本周几位 77 级老师写的回忆文章,才知道最近到了他们毕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这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然而在中国却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 83 年的时候,诗人徐敬亚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评朦胧诗的长文——“崛起的诗群”,它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今天,正握着笔的诗人们是光荣的、沉重的——后代人和未来的新艺术在多高的一层波浪中涌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今天人们的努力,取决于为他们建筑起一层多高的阶石。今天勇敢的碰壁,可能为明天那些怯于迈步探求的人以一点旋风般的勇气。 走下去!前面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脚印,没有道路。追求早已注定,开端已经降临。走,仿佛带着使命。 每一支笔和每一个夜晚,都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大地默默地收下他们的果实,并记住那响亮、上升般的名字——崛起的一代!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看这样的文字,会不会觉得它过于矫情或是煽情。反正当年懵懂无知的小愚,着实被这样的文字感动了一回。 我一直以为,衡量一个社会和衡量一个人是一样的,财富远非唯一的标准。看一个社会是在上升还是沉沦,除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还要看它的年轻人对未来抱有多大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是个令人怀念的年代。那时虽然在物质上极度贫瘠,然而人们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如饥似渴地读书,真诚地思考和辩论,那的确是一个连乌云都被镶上了理想主义金边的纯真年代,而 77 、 78 级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精神代表。如今回头望去,他们已经化作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群体,崛起在冰雪初融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里。 上周末和农友一起去植物园看兰花展,室外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室内绿意融融春光明媚。这多少有些像我们初踏进大学校门时的情形:那时国门初开,许许多多的禁锢尚在,但是料峭的春寒挡不住思想的先行者们。从操场跑道边晨读的身影,到晚自习教室通明的灯光,都在含蓄但坚定地告诉人们:春天要来了! 我把这组兰花的照片献给科学网上 77 级的老师们,作为对他们毕业三十周年的纪念,也略表一下我这个后来者对他们那代人的敬意。 春寒料峭 暗香幽幽 仙乐袅袅 清丽秀雅 轻灵飘逸 玲珑剔透 独托幽岩展素心 还借清风送芬芳 清露被皐兰,凝霜霑野草。 飘飖被青霓, 婀娜 佩紫纹。 孤高知胜鹤, 清雅 似闻琴。 结叶 青川色 ,凝琼遍雪华。 日丽参差影,风传轻重香。 艳彩凝还泛,清香绝复寻。 熙熙春景霁,草绿春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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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风 - 苦读
热度 21 Fudan77bio 2012-3-4 11:02
(复旦生物系77级毕业30周年感言 生物物理班 方红) 不仅仅是十年动荡后第一次高考的经历,刻骨铭心,进入大学后的“震撼”,使我受益一生。 当年接到复旦生物物理专业(我的第一志愿)录取通知的时侯,我正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当机械工人(二年工龄,车工和钳工)。褪下深蓝色油腻的工作服帽,匆匆地踏上了京沪快车。 到上海站时,是系指导员小经老师(经佐琴)亲自来接新生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当全系同学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溢着兴奋,都刻着故事。 使我措手不及的是,立即举行入学摸底考试,考的是数学和英语。啊?!犹如当头一棒!措手不及! 为准备高考,我用的是两个星期的存休和最后一个星期的事假(期间人事科长还来动员我去上班),数学的好成绩是靠快速背下新买的《数学手册》中的公式们取得的。高考完毕立刻加倍努力地在工厂干活,几个月后入学报到时,已经忘了不少。更别说从未学过的高等数学的微分积分了,那些对我来说只是有趣的符号。英文不在高考项目之列,大部份都已还给中学老师。 入学摸底考试结果下来,我真觉得汗颜。哈!我们系里居然有几位同学英语达到免修程度,记得有生理班的李汝虹、生化班的匡正、我们生物物理班的何笑松,等等。当时听说何笑松同学进入复旦前已经出版了翻译书籍!还有我们班的朱安奇,在农村插队时自修高等数学,号称“积分大师”。震撼啊!在穷乡僻壤插队多年,繁重的农活之后,还自学英语、数学、文学,等等,真是可歌可泣,我记得我感动极了! 我想,当时受到震撼的非我一人。 接下来的四年, 77 级以刻苦读书闻名。十年荒废之后,终于有了读书机会,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年龄偏小的同学,以年长同学为榜样,紧追慢赶。 大约是四年级开始,学校改变作息制度,晚上熄灯时间提前至十点。熄灯后,凡是有灯的地方,如校园里的路灯、宿舍楼道里的灯光下,到处都有看书、背英语的同学身影,更多的是躲在蚊帐里打手电看书。总而言之,各庄都有各庄的高招儿。 那年暑假,读文科的哥哥来上海游玩,住在一号楼的男生寝室,他对理科生苦读的情形印象至深。他说,从楼道一头的楼梯上来,只见每个楼道顶部的灯泡下,都有一位同学,站在椅子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书。看过去,是整齐的一排! 当年站在椅子上就着昏暗的楼道灯光看书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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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的路——晒晒老照片
热度 38 Fudan77bio 2012-2-12 21:07
四十年的路——晒晒老照片
我们从同一个地方走来,也朝同一个地方走去。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走走不同的路。 走过崎岖坎坷,也走过笑语欢歌。 在走过的每一条路上,都有美景和阳光普照。 只要你面带微笑,生活就永远美好。 1972年在安徽农村插队,和我的队友在一起。后面是我们三人住的牛棚。那是最难忘怀的一段日子。一天挣4毛5分钱,吃酱油拌饭。有辛苦,更有欢笑。 1975年在工厂当工人,一个月挣18元,脸上是当“领导阶级”的骄傲。 1977年恢复高考,梦想成真。穿了我外婆手缝的中式棉袄去上海复旦大学上学。在我生日的那天,班上的同学凑钱买了件当时最时髦的“涤卡中山装”给我做生日的礼物。 1982年到美国Boston Brandeis 大学上学(照片是89年在哈佛校园和CUSBEA的同学一起拍的),右手边是我“家里做饭的孩子他妈”袁钧瑛,其余的现在都是“名人”。 1990年在MIT Whitehead Institute 读博士后。坐在我前面的是发现第一个人的肿瘤基因Ras的、我的导师 Bob Weinberg,我左边隔一个的是发现世界上第一个肿瘤基因 Src 的1989年诺贝尔奖得主Harold Varmus,再旁边的是我的好朋友和同学,现在Duke大学做教授的王晓凡。 1992年在Boston 大学建立我自己的实验室,两个中国人,两个日本人和一个俄国人。 2002年回国建立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实验室,和我的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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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黄山
Fudan77bio 2012-2-11 11:13
游黄山
1979年暑假。我们班上一行人从上海去芜湖。到了芜湖正值小平同志也在黄山视察,我们就在芜湖等了一周。然后从芜湖乘汽车颠簸8小时去黄山。在黄山的天都峰上遇大雨,雨后天晴,在我们的脚下出现了一轮佛光。真可谓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记得上海女生王同学在芜湖小地方水土不服。杨同学自告奋勇给王同学扎针灸,直扎的王同学昏厥才住手。 记得到了黄山,杨同学一路爬山也没忘记读他的“相对论”,苦思冥想想从中发现扎晕王同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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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复旦旧事:暗恋陈冲
热度 1 Fudan77bio 2012-2-11 08:38
[转载]复旦旧事:暗恋陈冲
那天,五角场的江湾电影院夜场电影【小花】散场了。黑压压的一大帮复旦学生沿着邯郸路走回校园。那时五角场周围有不少农田,暗暗的庄稼丛里不时漂过一阵肥料的"香"味。除了五角场汽车站和百货店铺前的一片通明灯光,一路上只有少许几盏老式的路灯在那里昏暗地一闪一闪。那天记得刚刚下过雷雨。风有点急。 雨后的街,一汪汪的积水弄湿了绿色的解放鞋。一不小心踩进了一个水坑,人一晃差点倒下。幸好只是裤管里进了水。身边的一位复旦 77 级中文系的大哥一边拉住我,一边调侃:"这么急往坑里跳,难道陈冲在里面 ? " 记不清确切的时间。那应该是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夏末秋初,是在 76 级中文系的表姐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前。 77 级的表哥和她约了他们的那帮朋友去五角场的江湾电影院看刚刚上映的大片【小花】。 在复旦,表哥表姐周围的那圈 76 与 77 级的大哥大姐们总是让我仰望不已。表姐比较压抑,背负着因形势变迁带来的种种心理包袱。那个年代 76 级的学生好象都这样。表哥则完全不同,他是理科学生中少有的全才,我年少时的偶像。他的一手小提琴迷倒过多少复旦才女;手里的一架磨得褪色的 Leica 更是留下了无数校花的倩影。加上他的文科气质,身边的朋友圈里当年复旦文科院系的才子是林林总总。不少名字至今依然记忆如新:戴伟,陈尚君,张胜友,徐帮泰,李辉,陈思和,卢新华,孙德纬…等等。 "我们去看【小花】,你来吗 ? "表哥问。"当然,当然。"我怕他反悔,急急地应道。 表哥圈子里的活动从来都是我的头等大事,就怕他那帮大哥们嫌我烦人而不带上我。从中央食堂吃完饭后就直奔 4 号楼中文系学生的宿舍楼等上了,连自己在东门外的宿舍也不回。他们的活动是从来不等我这个小弟弟的。 真是被那位扶住我的大哥(不记得是哪位)说中了。电影院里的放映是完了,思绪里的电影却才刚刚开始。那邯郸路上水汪里透出的路灯反光,投射到脑海里的还是陈冲寻着哥哥发嗲时的脸… 只记得穿过她的眼光,迎来的是路灯下正在摇曳的诗句:"…朦胧胧的是我的暗恋,水汪汪的是你的双眼…" 还没等我即兴作完诗,各位大哥大姐们早已一片轰笑。说是不够加入他们中文系诗社【春笋社】的水平。现在还能记得的也就是这两句了。好象是张胜友带着浓烈闽南口音来了一句评语:太臭,水平太臭。从此,不敢再在文人跟前舞文弄墨,自信心大伤。 那晚又是要翻墙回校园。不小心又撕裂了裤衩。 后来,听说陈冲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外)和我高中时的女同学胖囡囡成了朋友。几次试图约她们俩个,结果陈冲没约到,反倒将胖囡囡弄得个神魂颠倒。 终于有一天,和陈冲在上外食堂见上了面。才发现朦胧胧的早已散去;水汪汪的也已风干。但此事却永远成了表哥他们的笑料,幸亏没被那些文科才子们当作素材写进小说里。 多年后的一个傍晚,太座在例行地认真学习娱乐圈里的八卦。突然大喊一声:"嘿,你又有机会了 ! 陈冲离婚了……" 又是几年过后,也是一个傍晚。太座又喊了:"嘿,你没机会了,陈冲嫁人了……" 听说是加州医生圈里的一个同道娶了她。这暝暝里似乎总还算是有那么一丝相连。 三十几年过后的五角场,繁华似锦。雨后的夏夜早已没了一汪汪的积水。田间的小路多年前就隐伏于住家小区的钢筋水泥之中。摇曳的老式路灯只是记忆里的一片暗淡。 江湾电影院里的夜场,仍旧每晚释放出一潮一潮的人流。那里,复旦学子的身影不知道是否依旧。不知道现在邯郸路上的暗恋是否也有和从前一样的水汪汪与朦胧胧。 作者:医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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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生物77毕业三十年组诗
热度 1 Fudan77bio 2012-2-11 01:36
复旦生物77毕业三十年组诗
毕业三十年 2/5/2012 10:50:54 AM 大学毕业三十年,吾作“快板”小段,不期搅起七七诗潮。同学们文思泉涌,佳作连篇,短短几日,已得数篇,你方唱罢我登场,顿觉胸襟格外畅. 快哉!快哉! 众人七嘴八舌,“疯”(风)景独好。然此“疯”不是彼“疯”,乃科学家兼文人诗人之“疯”也。 莽雨 为大学毕业三十年作 同窗半生前 遥遥常抱拳 光阴凭它去 来世归校园 校友欣聚 永明 步莽雨 原韵 回首一望三十载 笑面依旧似当年 新春时节校友会 举杯同饮忆校园 为有雨风青松挺 寒冬历尽风采现 莫道前途泥泞路 挥手招来艳阳天 致复旦同窗 德南 三千大千重重天 * 万物万灵祈收圆 因果或恐前世定 聚散却拜今生缘 我欲归隐觅桃园 君仍辛苦赚铜钿 岁月静好人长久 相约莫等三十年 * 佛认为宇宙中一个太阳系统是一个世界,一千个太阳系统这样的世界,叫做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一个中千世界,再把一千个中千世界加起来,叫做一个大千世界。他说这个虚空中,有三千个大千世界,实际上不止三千大千世界,而是象恒河中的流沙那样不可知、不可数、不可量那样多。 被 莽雨 “鞭策”一下, 凑成打油诗一首。 毕业三十年感赋 晓华 别离母校卅余年 系友灵犀一线牵 励志进学成旧话 修身养性续新篇 曾经拼搏探前沿 终了耕耘囿小园 耳顺还须心更顺 不求富贵求平安 半夜惊醒,拜读各位佳诗豪文,欣慰。附一首打油诗,以凑一乐。 毕业三十年 附莽雨 同学。又闻景德兄返苏州笑游平江路,有感 正月初十壬辰年 詹熙 昔年壮志下西洋 今日桃李归东方 昔年潇潇尽风流 今日飒飒鬓上霜 人生几度卅已去 不堪梦幻空悲伤 要问同窗明何在 齐唱昆曲逸平江 游子四季吟 离复旦卅载有余,而无归访。蒙同窗不弃,念手足之情如旧,有感。 开原 求学辛遇第一春, 聚汇有缘震旦门。 夏暑登山结伴旅, 秋冷渡海踏异尘。 弃家万里不因酒, 折腰卅载斗米银。 冬暖家书无雁降, 阳关梦越访同人。 相約卅年后 秀华 相約卅年后 莫道不再少年头。 几番风雨,几度悲欢离合, 几多CEO. 青春从未远去,人生各有千秋 聚科学网, 海角天漄,宛如同在复旦教学楼。 几句调侃,几组旧照新诗, 几声问候。 运筹帷幄舞春秋,神采依旧。 谢学友辛劳,呈上新词美酒。 共祝愿,明天好,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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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级入学历程》
liwei999 2011-10-12 13:16
《朝华午拾:立委兄-77级入学历程》 (8472 bytes) Posted by: 立委 Date: February 15, 2009 09:49PM 77级入学历程 作者:立委兄 我们这批七八年三月进大学的人,史上却被称为七七级学生。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群人,同学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等,六三年出生的与四八年出生混为一堂,同为室友。我班同学中,有破格的高一少年,也有四个孩子的父亲,全挤上这一个独木桥上,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 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大学生被后人并称为新三届,有别于文革初期的老三届。 新三届特点之一是年龄差距大,特点之二是来自各行各业,特点之三是百里挑一,入学率仅为百分之四,特点之四是十分刻苦,最后一个特点,具有莫名的使命感。 我本人是七七年元月高中毕业(安徽文革时中学改为春季毕业),是七六届高中生。文革十年后第一次高考是七七年十二月进行的,在安徽,我们的下一届学生被推迟了半年(即七八年七月)毕业,我们是以七七届应届高中生身份参加考试的,但同时也是安徽最后一批下放知青。 到进校时,我已在农村参加了近一年的生产劳动。 我一九六五年九月七岁时上南师附小,在小学读了六年半时间(因夏季改春季毕业延长了半年,又因六年制改五年制,所以没上过六年级,但全体同学重上了一次五年级)。七二年三月进南陵中学念书(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整整十一年半中小学生活,正好横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仅仅在六五年(文革前)和七二、七三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学校的学习气氛较浓,其他时间均在运动中荒废了。记得我们当时小学语文课课文主要是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我在小学时能背毛主席的《老三篇》和林彪的《再版前言》,被评为县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积分子。到中学,课程设置更离奇。有工业基础知识、农业数学、大地测量、农用机械、生产队会计、赤脚医生等课程,且大量时间从事大批判等政治运动和学工学农的实践活动,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有受到系统全面的基础知识教育。 大量的社会运动,加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们这批人既无文革初期老三届学生的激情,又无他们的文化基础。许多人十来年除了认识几个字外,基本上未学到其他知识,应该算半文盲了。 当时我们这批文革后期的高中生普遍感到前途渺茫,对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感到害怕。尤其是听到老知青谈农村的贫苦,知青的无助和某些干部的劣行,对未来更是担心,对自己命运十分无奈。 当然班级中总有几个相对比较爱读书的人,也常聚在一起探讨国内外大事和学习心得,话题主要是政治、文学、地理、历史、人生和理想方面。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很喜欢历史,对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和儒法斗争史尤感兴趣,也喜欢文学,特别爱看小说。我把县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还看了很多建国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想方设法从民间借的)。当时我最喜爱的小说是《青春之歌》、《红楼梦》、《水浒》和《前夕》。有一度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从事县文化馆图书室管理员的工作,图书管理员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职业。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在农村获知的。当时十分的兴奋、激动,也茫然,路已在脚下,但不知该如何迈出这第一步。说实话心里不太有底,毕竟是六六届到七七届十来年的高中初中生几百万人同步同场竞争,而全国录取人数不到30万。所有人都心里没底,都不知对手水平高低。十年来大家从事社会运动过久,对学习已很陌生,成绩好坏已无法一目了然了。我的物理化学不行,但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数学都很好,很自然我选择报考文科。因为考文科的人大都数学差,而我数学却很好,我考文科的话,有信心考一流大学。我毫不犹豫地报考北大和复旦的国际政治(我从小对国际政治十分喜爱)专业(当年是先填志愿后考试)。但没想到,我从农村回城将自己的想法告之父母时,遭到他们一致和坚决地反对,并要求我改志愿。由于我小学入团中学入党,父母认为我太活跃,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他们认为我学文科一定会犯政治性错误,况且文科在当时生存条件太差。多年的政治运动和生活经验使我父母心有余悸,文科太危险,太没有安全感。我父母当时明确说:宁可不取,也必须弃文学理工。父母希望我从事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职业----临床医学。父母要求我填的志愿分别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安徽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当我回乡把重填的志愿上交时,碰到我父母的朋友,当时我下乡的东塘公社卫生院沈院长(后任芜湖中医院院长),他坚决反对我学医。他举例他自己,医科毕业,在农村卫生院,生活坚苦,技术也无法提高且地位也低。他鼓动我把第一志愿上海第一医学院改为南京航空学院,认为工科和航空应有大前景。受虚荣心和逆反心理的影响,以及对航空业神秘的向往,在递交表格前,我终于改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复习只有三个月时间,其艰苦一言难尽。当时正值寒冬,那年天气又特别冷,我住的农村小屋,到处通风,手脚冷麻,只能用输液瓶加热水保持一点温度。白天上工,只有晚上在煤油灯的微弱光线下,每天苦读半夜。生活也极差,除了水煮大白菜就是纯酱油盐汤,偶尔放一点从家里带来的猪油,那就成为极为鲜美的一顿。那个苦真是难以言表。最后一个月实在坚持不下来,请假回城在家复习。刚开始复习时,化学我只知道O是氧,H是氢,其他几乎完全不知。物理也仅仅知道牛顿三定律,对力学电学一知半解,光学毫无印象。就在这个基础上,我越学信心越小,越学越害怕理化。在完全自学的基础上,到高考前我也只通读完一套文革前出版的中学数理化自学教材,在一知半解下走进考场,去感受这十年来的第一次异样,第一次的公平竞争。这是邓小平给我们的机会,无论考取考不取,我们都应该感谢他。 考试完后,我觉得考得很不理想,而我周边考生都自我感觉良好,更加重了我的灰心和郁闷。垂头丧气,闷闷不乐,心急烦躁,无脸见人。我弟弟与我同届,他考完后感觉不错,语文他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考完,闹得老师以为他退考。他语文成绩一贯优秀,写的文章曾被老师作为范本,拿到《新安徽报》上发表。他考理工科,第一志愿为中国科技大学(当年中科大如日中天,盖过清华北大),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最后是安徽医学院。他文理各科均好,英语尤佳。当年理工科不考英语,但他要求加试英语,是当时少见的现象。当时他数学已学到微积分,理化习题做过几遍,英语可翻译小说,语文深受老师称赞。他考中科大应是囊中之物,我父母对他期望最大。 县教育局派人去芜湖市拿高考录取名单,我躲在家里不敢去查,十分害怕看结果。出乎意料的是,我被录取了,而且是第一志愿。而我周边感觉良好的考生一个也未录取。我弟弟也考砸了,被调济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从理工跳到文科,家里苦闷对象发生大逆转。他在家蒙头哭了三天,不愿去念,想再考。但我父母不同意,怕政策不允许,况且弟弟下放在农村,有书念能先跳出农村,自然先去上学为好。后来我知道,弟弟的政治、数学、理化成绩都比我高,只有语文栽了,如果他语文成绩和我一样,进中科大应无问题,而他语文一直都比我好。由于中科大压档,又由于他加试了英语,在最后一刻他被调济到文科,这就是命运。而我呢,理化考得差,而当年文科和理工科,语文、政治、数学用的是同一卷子,差别仅在于理工的理化对应于文科的史地。而当年史地卷上题目我基本全会(我辅导的一个文科生史地拿了高分),稳拿高分,如考文科进北大毫无问题。唉,一念之差绝了北大的梦,这也是命。 同级二百多同学第一批只有三人考上本科,包括我们兄弟俩 那一年,我们这批南陵高中七七届应届生,二百多同学也只有三人考上本科,不到五人考上专科。而考入本科的三人中我家占了两个,当时在南陵县引起轰动。另一个是我的同班好友C.L. 我们两人在班上是搭档,一个是团支书一个是班长,并在南中同时入党。他考取的是合肥工业大学。 一晃那次高考三十年过去了。随着时间推移,我也能理解父母当时的决定,对他们所处的背景和苦心有更深的了解。时代决定人的命运,人有时是无法与命运抗争的。 我庆幸我搭上了改革开放的这艘船。 主要是没有那个思想准备。 (400 bytes) Posted by: 立委 Date: February 14, 2009 11:23PM 当时家里的气氛就是觉得我肯定能上,老哥危险。突然一下结果出来,连第三志愿都没能上,而是服从分配去师范。感觉那个委屈。好像前面是火坑,不敢想像怎么跳。 哭啊,哭得天昏地黑,父母看着也很难受。后来有邻居朋友跟我父母说,还是劝劝你老二吧,多少人门都进不去,他考上了还这样闹,影响不好。 是啊,人犟不过命。一不留神,明明考的是理工,却进了文科,成了一个大文傻,让理呆取笑。 引用: 我和哥哥是文革后第一届77级大学生,当年遵照父母意愿,都在第二志愿填写了“安徽医学院”。至于第一志愿,哥哥自作主张,报考“南京航空学院”。而我当时没有主见,只要一流大学就好(我们那一届是先报志愿后考试,不象后来,考试分数下来后才要求填志愿)。遂听从爸爸,不管天高地厚,填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当红专业:物理系等离子体专业(我们处在深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等离子体是什么,并不明白,但是总觉得只有这样莫测高深的专业才有资格盖过父业)。结果,哥哥考取了他的第一志愿,志满意得地寻他的航空梦去了。而我所有志愿全没有中,被硬性“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去,那个委屈!也委实委屈,我虽然高考发挥得不好,但是后来了解到,分数线已经达标,可以进入第二志愿“安徽医学院”。坏就坏在我“加试”了外语。今天的学生哪里知道,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外语并不是必考项目,亦不计入决定命运的总分,原因很无奈:尽管当年积累了近十届考生同时报考,济济一堂,竞争激烈,但是很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要是坚持外语必考,将会严重影响一多半考生。我当年要不是多年坚持跟着安徽和江苏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靠学校教的那点ABC,也不敢应试。可怜我加试外语,满以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被优先录取。谁想到,文革刚过,有外语基础的人不多,属于文科的外语专业生源严重不足,需要把一些加试外语的理工类学生划拉到文科来。就这样,阴错阳差,把个工具外语拽成了专业。当时颇有理工高人一等的心态,被迫进入外语系后,老觉得“误入旁门左道”,这才有坚持自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两年之久。倒为后来向文理兼科的跨专业方向发展,打下一点基础。 摘自《朝华午拾:爸爸的行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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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尘封30多年60多名大学同学入学名册老照片及其联想
热度 4 After50 2011-6-14 21:31
看尘封30多年60多名大学同学入学名册老照片及其联想
看尘封 30 多年 60 多名大学同学入学名册老照片及其联想 近日,个人为了制作中南矿冶学院采矿新 77 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的纪念册,亲自跑到学校档案馆查阅大学时代的馆藏资料。在档案馆老师的热情帮助下,经过颇费周折的一番查找,我突然如获至宝地发现了一本贴有 1978 年 2 月入学时两个班同学在一起的一寸登记照!哈哈,这可是以前同学们自己也都未曾见过的哦。 目睹了这些照片,真让我浮想联翩。当年这 67 个同学,他们是面孔各异的清一色男子汉;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几乎都是以分从分配的志愿走到一起来;最大与最小的同学年龄相差十余岁;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民办教师、干部、解放军、知识青年、应届高中生、无业游民;他们中有的当时已经结婚生子。。。。。。。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经历了“文革”的红色洗礼,他们勇夺了来之不易的“新 77 级”头衔! 看看 30 多年前这批一寸同学照,有谁能看相和预测到他们的今天?又有谁能从当年的这些照片看出他们后来的职业、人生、境遇和福相? 30 多年间,我们都历经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变迁,许多人的生涯和角色经历了 N 次演变,与当初的采矿工程专业基本无关了。 30 多年间,当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创造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体味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历了世事的浮浮沉沉之后才发觉:让我们难以忘怀、难以割舍的依旧是那份浓浓的同学情。尽管由于生活的变化,我们曾经无法联系;由于工作的忙碌,我们疏于联络;可我们的友谊不曾因岁月的流逝、境遇的变迁而退色、而淡漠。这份情谊如同一首深情的歌,悠远深长而回味无穷。 30 多年后,我们中最小的同学也年近“知天命”了!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或大学毕业走上岗位了;我们不需要追求基本需要了;我们不需要太顾及面子了;我们初级事业有成了;我们有解读史书的能力了;我们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了;我们知道身体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了;我们更加珍惜亲情和同学情了;……。我们已经大彻大悟,是该放松一下和写份事业总结了! 30 多年后的今天,许多高考刚结束的考生和家长正在为选择学校和专业而费尽心思。可当我看到我这些同学现况,我会对现在的考生们说,高考选择学校和专业并不是很重要,你以后的工作和你现在选中的专业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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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与北大
热度 7 youxue 2011-5-8 09:36
江郎才尽,没写出来新文章。将我在《精神的魅力 2008 ;北大 110 周年校庆纪念文集》上的一篇文章转载到这里吧(有少量改动)。原文写于2008年,标题是“我与北大”。纪念文集的编辑将标题改为“狂, 1977 级”。我还是用原来的标题。   从小就钦佩父亲年轻时闯荡世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十多岁就告别家乡亲人,穿过土匪出没的湖沼,到几百里的远方求学。还从日本鬼子的炸弹中死里逃生(因此我至今不买日本车)。而我在二十岁之前离家出行不超过一百里,连火车都只是在电影中见过。   这一切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都改变了。我第一次从华容县来到了岳阳;第一次见到了并登上了火车赴京;同时开始说蹩脚的普通话。在北大学习了五年多后,到了美国,说蹩脚的英语。因缘际会,也终于闯荡了大世界。   我上北大有些偶然。当时报纸上公布的在湖南招生的大学并没有北大,因此我没有报考北大。即使当时知道北大在湖南招生,由于当时还不够狂(虽然有高中老师说评价我用一个字就够了:狂),估计也不敢报考北大。怎么被北大录取了到如今还是稀里糊涂。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成绩和智力与我差不多,但因为胆小,只报考了中专,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7年底收到北大地质地理系的录取通知书后,狂喜了一阵,但过后对学地质有些犹豫,甚至考虑过放弃机会下一次再考。父亲劝我说机不可失。于是便来到了北大。   刚到北大时,北大建筑的古典高雅,北大校园的优美,北京的现代化(虽然当时并不如何现代化),给了我无与伦比的震撼。我长时间乐得合不拢嘴,傻冒般地在校园里徘徊。1983年到了纽约后,经常有人问我对中美之间的差别是否感到了震撼,我的回答是,“没有”。比起我从华容到北京的震撼,从北京到纽约算不了什么。   没多久,我又一次被震撼,这一次是惊诧于北大同学们的优异。虽然我在高中时就曾被老师在课堂里叫起来嬉笑“你又在读高等数学?”,但北大大部分同窗都自学了更高深的学问。与我同室的一位陕西同学就轻而易举地解出了一道我作不出的难题。另一位江西同学的数学功底尤其好,后来转到了数学系。震撼过后,自然是奋起直追,誓言“超英赶美”。同学们多数来自工厂农村,都非常珍惜学习机会。冬晨夏昏,时时可闻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湖光塔影,伴随着同学们学习的身影。图书馆和教室楼的学习座位总是不够。由于过于用功,很多同学睡眠严重不足。学校只好决定晚上定时停电熄灯。但不少同学还利用廊灯和路灯看书,以至于学校眼镜店的生意兴隆。   刚到北大的一个实际困难是不习惯吃面食,更大的困难是饭不够吃。务农四年,身体练好了,饭量也大了。每顿需要七两粮食。当时北大学生伙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粮食,午餐和晚餐每人两个二两的馒头,男女平等。女生经常吃不完馒头。不知是跟谁所学,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午饭和晚饭时从各位女生那儿讨半个馒头。至今同学相聚时还有人笑话当时我饭盒里经常一堆半个馒头。在此我再次感谢女生们的饱腹之恩。   可笑的事还有不少。有一次楼道里电话铃响了,我接了电话,对方要找我房间的一位同学。我没有找到放话筒的地方,只好将话筒放回原处,并通知该同学。同学过来,大声抱怨是谁把电话挂了,我没敢承认,偷偷笑自己真够土的。现在该坦白并道歉了。    77级自吹如何学习用功时,会说到上学期间很少有同学谈恋爱。虽然用功是原因之一,另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是不会谈。我暗恋本班的五朵金花之一,曾想方设法引起伊人注意。我攒了一大堆硬币。美眉来收伙食费时,我交了几百枚硬币。她觉得受了欺负,回去哭了一场。虽然达到目的引起了美女的注意,但自然无缘了。又一例。某系一位女生追一位男生。两人相恋了。有一天女生回宿舍对室友气愤地说:“这个大流氓,竟然要抱我!”两人也没成功。   困难年代事后想起来常常有滋有味,包括高中毕业后务农四年,也包括上北大时的穷。我在北大前三年半没有手表,不知何时该上课何时该下课,现在想来也很好玩。第一次考试时,迟到了,既不知道迟到了多久也不知考试什么时候结束。只好拼命快做。做完了交卷。成为最后到考场和第一个交卷者,考完后得知只用了考试时间的三分之一。有同学问我做完了考题没有。后来发现我竟然考得不错。从此我得了个“潇洒而去”的雅号。   都知道77级狂。我们的感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充满了抱负和幻想。理科学生希望成就能比牛顿。30年过去了,可惜北大校友还没有人作出与牛顿比肩的成就。可见当时是狂得没边了。我对狂的理解是正面的。有了狂,就能自信、大度、包容、拿得起、放得下、不嫉妒,直抒己见,无所畏惧,敢于挑战权威,尊重异己,以至接受异议。北大狂人成群,我也变得更狂。77级进校的头两年北大老师没有适应,以至于每门课基本上所有学生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有时问问题老师也回答不了。因此常常觉得老师怎么这么差劲。有时甚至故意诱导老师出错,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多年后自己当了老师,才知道能问出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很容易,反而是问出恰好能回答的问题困难。我初到密西根大学任教时,布置了一个习题,难得过头了,没有学生做出来。只好自己做。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做出来了,并写成论文发表。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以后布置习题时,我都先做一遍,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状况。   到了大学高年级,终于有些课程比较困难了。概率统计课,老师旁征博引,既生动,又深入。我对这一门课感觉极好,但也有一部分同学感到困难,向老师建议降低难度。老师专门召集学生,征求意见。我力主北大学生不怕难,课程应该具挑战性。现在想来,很感谢同学们都很大度,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意见。   有了狂,就能直抒己见,包容他人,能有高质量的民主。80年代初,北大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站出来的候选人,不仅口才好,见解新,而且个个都狂得让我佩服。竞选有声有色,候选人凭理念取胜,而不是也不可能靠人生攻击而打倒对手。选举也公平顺利、有条不紊,显示了北大人的高素质。另一次事件是评李谷一的《乡恋》。中央某人要批判《乡恋》的靡靡之音。北大组织学生讨论(不记得是否投票了),大部分学生都欣赏《乡恋》,觉得不应该批判。后来批判不了了之。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时代。   我把北大的狂带到了美国。在美国当研究生时第一次为杂志评审文章,作者当时已经是大师级学者(最近刚刚获得了地球化学界的终生成就奖Goldschmidt Award)。那时似乎所有论文都看不入我的法眼,因此评论写得很苛刻并建议编辑拒绝该论文。因为认识作者,只好对作者说,对不起,我对你没意见但是不喜欢你的这篇论文。文章作者也狂得潇洒,我们成了更好的朋友。(我评审文章从不匿名,即使是拒绝论文发表。这也为我赢得了一些朋友。)后来的科研中,我和另外几位学者有争论。我单刀赴会到了对方的实验室和他们合作研究这个课题。然后共同发表论文说他们错了我们对了。而且合作至今。   可惜随着年龄增长,终于发现自己不过尔尔,狂劲慢慢消失了,能看入眼的论文越来越多了,闯劲也慢慢没了。只有寄希望于学生,希望学生狂一些,超过自己。前几年在北大当讲座教授教课时,感到一些研究生缺乏狂劲,需要引导。因此头几堂课就是拿《Nature》和《Science》的文章开涮。我说到研究生应该敢于挑战国际大师,论文应该在国际杂志发表甚至竞争国际青年科学家奖。有学生反驳说,连我的导师都不能做到,我的工作怎么能更好呢?我只好直说,年轻人应该狂一点,学生应该敢于超过导师。   也许老师这个称呼太带有权威性,甚至束缚学生的狂。因此我在北大教课时也试验过像在美国一样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建立平等关系。虽然多次对学生说不要叫我做张老师,直呼有学即可。并说我带的学生(都在美国)从不称呼我为老师,称我为老师的反而都不是我的学生。但国内的文化似乎不能接受这种简单的人际关系。   有了狂,就能坚持主见,不被人左右。不久前一次会议上与国内朋友聊天。朋友说到从某大学毕业在国外工作的一位校友被他国内母校逼得签了不愿意签的合同。我当时就说,以北大学生之有主见,不可能接受强迫、而做自己不愿干的事。以北大之崇尚民主和自由,也断然不会强迫学生。我在北大当学生和讲座教授期间的多年经历中,北大虽然有时也做我们的工作,可从来没有逼我做不想做的事或者我认为不应该做的事。   大概因为名声太响,北大常在风口浪尖。在北大任讲座教授间,我本人感受最深的是一位哈佛教授对北大从国外引进的长江学者的指责,认为这些学者大部分是假的,只是为了在国内捞钱。也许有些北大人确有责任。但我所熟知的长江学者都兢兢业业,按规矩办事,没看到他们作假。道听途说,不能引以为信。即使有作假者,绝对不会是大多数。以我剩余之狂,哈佛教授没什么;Fields奖也没什么。既然其他长江学者不站出来,我只好写了一篇文章反驳。结果引来同胞们一片骂声。因为学生时代的狂所剩无几,不能容忍挨骂,所以辞去了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离开了是非场。但经历过一百多年大风浪的北大挺住了,北大的很多学者也挺住了。我本人唯有抱歉跟不上北大的步伐了。   母校110周年校庆以及77级入校30年之际,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教导、关爱和容忍。愿北大学生一代胜过一代!愿北大尽快从中国最高学府发展为世界最高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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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微博:77级要比后来的长辈
热度 1 liwei999 2011-1-26 21:50
辈分不可乱。萝卜虽小,可长在“辈”上。 - mirror 07-11-20, 09:44PM (117812) 先论级,后论界。77级要比后来的长辈。 (117827) Posted by: mirror Date: November 21, 2007 12:01AM 同级,论学号。号码小的为长。 工农兵为另册,属于庶出,不论。如此,立委和师姐是77级的,聊2也是,扯平。第二排序是论师傅的档次。师傅是开山的鼻祖还是本家的几世传人等等的也是个分法。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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