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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淫”VS“妄想”——读《中国近代史》: 热度 2 unibruce 2013-9-28 23:46; 翻看中国近代史，真是充满屈辱和愤恨。然而，当我们痛骂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惮于列强的船坚炮利时，是否会真正重视和反思过这段历史？为什么会落后？为什么会沦为任人宰割的肥肉？古人说：“木必自腐，而后虫生之。”如果相信内因对事物发展变化起决定作用，那么你就不应该忽略对国人自身特点的剖析，或鲁迅先生指的国民性（劣根性）。它的表现说好听一点如吕思勉前辈说的“糊涂”——从政府起到百姓止，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叫“愚昧”。甚至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罹患精神疾病的伴随症状，谓之“妄想”，即一种不理性、与现实不符且不可能实现但坚信的错误信念。或用网络语言，称作“意淫”。读张鸣教授《重说中国近代史》和吕思勉先生《中国近代史》，发现有很多细节描写当时国人行为的糊涂表现。其一，大清朝看似“武功煊赫，拓土万里，实则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乱，并不是中国的兵怎样强。”那些对手，如天山南回疆的一些民族，准格尔部的蒙古族等都处在冷兵器时代，清朝至少继承了明朝的火器。当时东欧也是荒蛮、落后的地方，即便如此，雅克萨之战，中国也并非大获全胜。我们自诩康乾盛世，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国民的自大心理。实际上，他们竟很少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更不知道地球上除了中国以及周边朝贡国之外，还有其他的国家。骄傲的乾隆帝，自称“十全老人”，“不仅君临天下，甚至一直度想垄断对经典的解释权”。据说，有个叫马嘎尔尼的英国使者，来商量做买卖。正赶上乾隆八十大寿，大臣就以为洋人是来拜寿进贡的。还让人双腿下跪，人家不肯，最后，也没跪。我们的有些人，就开始意淫，硬说英国人跪了，因为见到乾隆的天威。随后，外国使节不跪，竟发展出一个神话，就是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没膝盖，跪不下来。林则徐禁烟时候，还相信这个。这种意淫的功力，像足了当今的各种抗战雷剧，打仗歼敌不用飞机大炮，中国功夫就够了。这不正是鲁迅笔下的阿 Q （精神胜利法）吗？另外，时人还确信洋人吃牛肉粉为生，没有中国茶叶或是大黄，他们会大便不通而胀死。其二，太平天国的教众，为什么能相信降神附体？义和团的拳民们，为什么相信刀枪不入？八十年代的气功大师，为什么会受到高官和演艺明星的狂热追捧？我们能以简单的“愚昧”来回答吗？然而，即便不能做简单的回答，愚昧，也应该是一部分事实。拳匪之乱时，有关传教士挖人眼的记载：说眼睛可以做成药水，把眼睛制成药水往铅上一洒，铅就变成银子，而且唯有中国人眼睛有此种功效，中国人很贪财，外国人眼睛无效。还有传言，中国人的心肝炼成油，然后插上灯心去找宝藏。因为中国人的心贪，所以，只要地下有宝藏，灯芯上的火苗会钻到地下去。荒诞离奇的叙述，不想罗列了。总之，时人信之而不移，甚或呈现出一种“妄想”的病态模式。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要给精神病人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他们那样天真的活着，未尝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并不以为自己和正常人有什么不同，或是他们看我们和我们看他们一样“不正常了”。但要将他们放到社会生活中，他们就表现出不适应。正如我们的“愚昧”，倘没有列强的干扰，你也许会永远活在自以为是的神话里。可是，世界终究是联系的，“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他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所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人类优秀文明的融合，才是告别无知的出路。; 个人分类: 心海悟语|4823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世局与国格——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有感: 热度 1 Wuyishan 2013-8-17 15:02;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79期】世局与国格——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有感 2013年04月28日世局与国格——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有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归泳涛《中国近代史》，中译本第一版，200 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原版翻译，至20 1 2年已印刷1 2次。作者徐中约。 1980年5月，本文作者袁明随同曾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吴其玉先生去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看望去国三十多年的昔日学生徐中约，与徐先生相识。1983年12月，袁明陪丁石孙先生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徐中约送给丁先生一本自己的著作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这便是现在这套《中国近代史》的英文原作。其时，这部英文著作已被美国400余所大学的历史系定为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三十年过去了。徐先生也已于2005年作古，但是这部《中国近代史》，英文原著已经出到第六版，中文译本也已经印刷十余次了。由一位海外华人学者所著、以英文撰写、讲述自160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徐先生留下来的这部书的分量极重。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中国近代史》中文版200 1年初首次面世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郭少棠作序称，“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 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这部力作“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什么是“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这个问题耐人寻味，又很难把握。精神产品聚集着人的经历、阅历、学识、修养，乃至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一定不会是千人一面的，一定有自己的品格和风格。徐中约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一个殷实之家。但是，他刚上中学，就遇到时代和社会剧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家国不保，从此他不得不走上一条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他于1946年从燕京大学毕业，主要上的是成都燕京。根据他的老师吴其玉先生用英语写的回忆录介绍，成都的危险其实比重庆更大，日本飞机的轰炸随时可来。重庆是山城，处处可挖防空洞；成都则是一片平原，日本轰炸机来袭，警报拉响时大家不得不到郊外，或农家、或小庙躲避。对于那一段个人小历史被缠入世界、国家的大历史的特别经历，杜维明先生曹有过一段沉痛的心灵独语：“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政治悲剧的全然无知共存。没有尝过炮火轰炸的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灾难呢？” 40年代末，带着对民族灾难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徐中约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主要师从费正清教授。当时的哈佛历史系大家云集，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是叙述19世纪后三十年西方列强向亚非广大地区扩张的经典之作。徐先生后来写论文做研究，兰格的学问为他打下世界历史大视野的部分底色。从战争的浩劫到哈佛的宁静，徐中约先生的“文化观点”的基础，就是这样被时代、环境、人物交互影响，内心情感、思考、探索交织升华，内外反复循环，集聚凝炼而成的。当年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种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即在阐述西方与东亚，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时，用“冲击一反应”模式来概括。强者冲击弱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这一思想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界。但是徐中约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明显地另辟蹊径。在他的笔下，强者的冲击引起弱者的反应是一种历史的表屡。他指出，在作进一步的透视时，不能忽视弱者内部的历史力量。他将“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概括为三点。第一，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第二，“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他对第三点着力最多：“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负担，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因此，“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 徐中约先生曾说，为什么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呢？主要是从几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有两个问题需要想。一是中国的“国格”(identity)是什么？这个“国格”，现在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还在继续探索；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思想，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行的。正是这种深藏于心的“文化观点”，支撑他在客居海外的几十年里独自求索，写成这部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巨著。《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通史而不是专题研究，不过这部书还是有它的重点。作者似乎对在晚清的危局中苦心支撑，尤其是外交局面中惨淡经营的一批代表人物，有着一种“士人”式的理解。这种理解，尚不在描述他们内心如何坚守中国传统之道，而是强调他们面时的世局之难。在第十三章“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中，作者开始就点出“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加紧扩张的时期。而这时欧洲正经历着‘物质的一代’，并受到民族主义、宗教狂热、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加紧了活动。” 有了对当时的世局和中国国内之局的双重了解，徐先生在谋篇布局中，也就当略则略，需详则详。如他介绍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9世纪60年代向总理衙门推荐丁韪良翻译的《万国法》时，专门写了一段插曲。普鲁士公使于1864年乘战舰抵达中国大沽口，扣押了三艘丹麦商船。当时普鲁士正与丹麦交战。总理衙门依仗新获得的国际法知识，抗议这种将欧洲的争端扩大到中国和中国的“内水”的行径，普鲁士公使不得不释放商船，并支付1500美元的赔偿金。徐中约评说：“运用这种新的知识并辅之以其他一些外交现代化举措，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整个十年中，设法维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关系，从而得到了一段迫切需要的喘息时机，以实施其自强规划。”不过，用刚学到的一点国际法知识解决一个发生在大沽口涉外事件的局部例子，并不足以说明晚清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之险和内部环境之恶。在详述1 9世纪70年代的伊犁危机并1881午曾纪泽代表清廷签订《圣彼得堡条约》之后，徐中约作出了两个力透纸背的史家判断。一是新疆的地位。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中国强盛时候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接受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骁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革新，建立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另一个判断是，虽然在第一线与沙俄政府进行艰苦外交谈判，反复折冲，最后收回伊犁的曾纪泽警告国人不要自满、盲目乐观和傲慢，“但是那些不负责任妄发清议的士子文人却更加相信，这次胜利是来自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因而过分地自信他们有能力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难题。”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局部胜利导致了国内清流党的兴起。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补偿这种对世事的无知。空谈误国。将世界大环境和中国内部环境打通了写，是“文化观点”升华之后的又一境界。比起1 9世纪的“西力东渐”和20世纪的“两极对抗”来，今日的世界图景显然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西方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自然早已不是中国如何对西方的冲击做出反应，却俨然变成了西方如何对中国的冲击做出反应了。在这表面的变化之下，不变的依然是一种试图替世界历史定位、替中国定位的西方话语。然而，“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和它们的种种变奏终究只是历史长河上飘渺的烟雾罢了。中国向何处去？只能由中国内部的力量决定。这是一条自我改造、自我更生的道路。但是，世局依旧艰准。当中国人历尽磨难终于在西方强加的新天地里争得了一席之地时，却发现这个新天地也在经历不断的变化。面对国际体系中生出的种种新“文明”、新“标准”，如今的中国仍然要做出适应抑或拒斥的选择。实践证明，中国与世界的交融越紧密，发生摩擦和冲撞的几率就越大。如果以为这是中国要从根本上动摇现存的国际规则，并由此判定中国的走向，那就是西方人的肤浅和傲慢；如果以为这是西方在遏制和包围中国，并据此断定现存国际体系阻碍中国的崛起，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狭隘和封闭了。给自己定位，取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更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道路的选择。世局在变化，“国格”也在演进。中国内部的创造力越是生机勃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越会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人们或失望、或迷惘、或焦虑、或恐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广阔视角和丰富想象，不正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最大魅力吗？; 个人分类: 换一个角度|6578 次阅读|0 个评论

张丰毅与中国近代史上最有福气的军阀: 热度 1 dulizhi95 2013-7-9 08:47; 张丰毅与中国近代史上最有福气的军阀中国历代规律是，只要君位一弱，缺乏英明强力的帝王，则免不了军阀诸侯王坐大，官场失序，直至军阀混战。清朝末年，帝位衰微，孤儿寡母，致“长毛”蜂起。在镇压“长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湘军不断壮大。曾国藩其人喜欢遵循所谓的“曾文正公集”，并不拥兵坐大，更不谈举兵造反。然靠“小站练兵”起家的后辈袁世凯却不如此“文正”，他一手逼清帝“逊位”，一手镇压“革命党”，算是“一统中国”。只是千不该万不该，老袁绝不应再想着要过一把皇帝瘾，要知道在辛亥之后，帝位的概念在中国上下已经公认不复存在，你袁世凯此举只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就连一度被狂热崇拜的我们的毛，对皇帝宝座尽管也“心向往之”，但依然不敢越雷池。袁氏若是继续当他的“总统”，估计长久统治没人翻得了。但他一旦自封“洪宪皇帝”，让人三跪九叩，然后还要皇后太子一大堆，结果只能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袁世凯之后，没人统得了北洋军，于是诸侯坐大，军阀混战。军阀们的轮流上台坐庄表演，真的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袁之后显赫和张狂于一时的军阀多得是，但没几个善终的。最显赫的应该算是在山海关大战中打败直系，君临北京的张大帅。张帅在位所干的最恶毒的一件事就是公然将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等判处绞刑。据说李被捕后，一开始张也顾虑颇多，不敢动手，首先是顾忌我党以及李大钊本人在国内的影响力，更害怕因之开罪强邻苏俄。当时在上海四一二中已经杀红了眼的蒋介石，听说张作霖捕获了李大钊，大喜过望，不顾南北双方系“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之对立，慌不迭给张作霖发报，电文曰：建议将所捕共党，尽速杀灭，以绝后患。张作霖接电后精神大振，心想：南方的少壮派领袖都如此支持我，我还怕什么？于是，悍然绞杀李大钊。有趣的是，残杀李并未给张作霖带来麻烦，相反，他的儿子以后还成了我党过命之交的朋友。张的麻烦是得罪了小日本，最后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亲家”，大军阀孙传芳也未得善终，被仇家的女儿枪杀。另一个姓张的大帅，人称“妾帅”，即妻妾成群的张宗昌，也是死于非命。有枭雄之称的吴佩孚大帅，因日本人威逼利诱不成，最后竟死于阴险毒辣的小日本的“军医”之手。称雄一时的段祺瑞，亦是不受小日本的威逼利诱，最后郁郁而终。有两位军阀后成了历史的笑料，即酿“贿选”丑闻的曹锟和著名的“辫帅”张勋。山西的阎老心尽管善始善终，并能长寿，但阎老心面对轮流坐庄的强势者，一直是小心伺候，左右逢源，从没有张狂过。清末最有福气的军阀无疑当算四川军阀杨森。看看张丰毅主演的电视剧“雾都传奇”中的主角朱豪，那份潇洒，那份滋润，其原型即是杨森。顺便说一句，张丰毅那家伙主演的电视或电影，几乎个个都值得一看。有趣的是，妻妾成群，应该说是被女色掏空了身体的杨森，逃台后竟然安稳地活到了 100 多岁！莫说是当今的贪官们即便是最优越的贪官，也远没有杨森的福气，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也没几个能跟杨森比。杨森这家伙还为人正派，刚正坦荡，谁也不惧。当年蒋委座主导北伐，吴佩孚败走鸡公山，如丧家之犬，人人躲之唯恐莫及，独杨森收留照料。蒋介石电杨森捉吴以“立功”，遭拒。后我党追剿蒋介石，蒋最后立足的地盘亦是四川杨森之辖区，我党电杨森捉蒋“起义”，杨森回道：当年蒋要我捉吴佩孚，我不干，现在共产党要我捉蒋，照样没门！四川军阀后来分化为两大系列，一系投共，另一系继续追随蒋，两派最后都没有好下场，独杨森是例外。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3829 次阅读|1 个评论

蒋介石和杨天石，对中国近代史的浑浑噩噩令人发呕: 热度 8 cyj 2013-7-8 20:25; 蒋介石和杨天石，对中国近代史的浑浑噩噩令人发呕杨天石在其《蒋介石亲自掌控对日秘密谈判》一文中，拿出一例说道：蒋介石对中方提出的《停战协定》第一条中有关“三年内日军撤出 ” 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蒋介石用红色笔添加了……”。现在我们公布杨天石的原文如下：【《停战协定》草案共 5 条： 1. 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 2.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 3.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行动。 4. 两国在此次事变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 5. 本协定自发布日起发生效力。草案提出：该协定可在福州或九龙签字，在中国方面发表《和平宣言》后一日公布。日军撤兵分三个时期，每期一个月，至第三期时，日军完全撤出黄河以北及黄河、长江以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考虑到清末《庚子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在平津一带有驻兵权，蒋介石特别以红笔加添了一句： “日本在平、津一带之驻军人数务须与庚子条约相符，勿多驻兵。” 】杨天石自诩是中国近代史的专家，然而，杨先生并没有改正蒋介石用红笔添加的内容，这些内容，表明蒋介石完全是浑浑噩噩的混蛋，并不懂得根本没有‘庚子条约’这一大外行的大白话。因为 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略满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叫‘辛丑条约’。而‘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叫‘庚子赔款’。没有‘庚子条约’一词。蒋介石是混蛋也就罢了，问题是自诩是中国近代史专家的杨天石，也跟着那个混蛋而人云亦云，岂不是蒋介石的跟屁虫，有损专家的声誉？遗憾阿遗憾！至于，日本法西斯在 1900 年参加八国联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1900 年日兵参加八国联军的人数，占联军一半；其烧杀抢掠最为凶狠；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在北京东交民巷、以及平、津至山海关沿线，原定驻兵 400 人，至 1912 年陆续发展到多少，不详，然而，肯定的是日军人数不少于一万多，到 1912 年将驻军名称从‘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和‘华北驻屯军。’其司令官为大岛久直中将，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两地。日军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 12 个要害地点。足见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吞并，是早就蓄意做那里准备工作的。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后，日军掠走清朝库银 200 万两，在北京日军又从清朝户部掠走 292 万两之后，放火焚烧户部以掩盖罪行，是八国联军中最凶恶、最狡诈和最残暴的强盗。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一年，被迫宣布抗战到底的蒋介石，居然背着全国将士和全国人民，与最凶恶最残暴的敌人，偷偷摸摸地进行秘密媾和的通敌行径。在蒋介石的“和平协定”内容中，竟然把‘七七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定为媾和的条件。就等于把东三省以及“何梅协定 ” 中，放弃的热河、察哈尔和河北省东北部，通通奉送给日本法西斯。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使用红笔，把 1900 年满清政府丧权辱国承认的日本驻屯军人数，定为‘停战协定’生效后，允许日寇在华北的驻军人数。把现代卖国贼蒋介石与满清时代的卖国贼李鸿章，主动地、活生生地划了等号！由此可知，近代史专家杨天石，也不过是一个卖国贼蒋介石的吹鼓手而已 , 不然，杨先生不可能在“到处谣言惑众的所谓报告中”。大肆宣扬“告诉你一个真实地蒋介石”的报告中，把蒋介石吹嘘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确实跟日本人有谈判，但是谈判的条件，都是一个，必须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一个日本兵，这是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历史事实是：（ 1 ）蒋介石比李鸿章还乖，乖的像个孙子，还是蒋介石亲自用红笔添加上“日军可以驻扎在北京和平津至山海关沿线的要害地点”，而不是杨天石扯的淡 —— “ 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一个日本兵” ！（ 2 ）中国领导抗日的领袖蒋介石，只要求恢复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连东三省以及热河察哈尔和“华北自治区”的广大领土，都乖孙子一样奉送给日本干爹了！不是汉奸？是什么玩意儿？！; 3799 次阅读|11 个评论

雪珥解读中国近代史图书: deliangwang 2013-2-28 09:03; 大国海盗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天子脚下帝国政改国运1909 辛亥·计划外革命; 262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胜利：读《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4）: 热度 2 cswen 2012-12-19 10:13; 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以及当前的问题 ——读（美）贝文 . 亚历山大的名著：《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4 ）温景嵩（ 2012 年 12 月 18 — 19 日写于南开园）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到 1949 年为止，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我国沦为东亚病夫，不断地被世界列强侵略，不断地被世界列强欺凌的历史：在战场上被他们打败，然后是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其中最惨烈的有两次：一次是在 1900 年，当时的世界列强八国联军竟然深入我国，占领了当时的满清首都北京，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政府不得不西逃西安避难。第二次，就是在 1937 年 12 月，日本侵略者居然占领了当时的我国首都南京，并惨无人道地进行屠城，南京的老百姓惨死在日寇铁蹄之下的竟然达到几十万之多；而蒋介石政府就不得不西迁至重庆以继续抗战。然而到了 1950 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历史终于被倒转过来。在彭德怀将军英明的指挥下，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奋起，历经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浴血奋战，终于把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上，挫败了他们的侵略野心，造成了美国人几百年来第一次的败绩。而麦克阿瑟将军所统帅的联合国军，据统计有二十二个国家之多，几乎是当年的八国联军的三倍。其军力对比，按照美国人贝文这本书的说法更是惊人，贝文在书中说：“最令人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正是这样一支红色军队，在麦克阿瑟统帅的所谓联合国军面前，居然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铁拳砸了下来”（贝文的书中语），致使已经兵陈鸭绿江畔，“武力统一朝鲜”的美梦看似垂手可得的联合国军，受到了一次致命打击后而仓皇南逃，溃不成军，滚回到他们原来的出发点—三八线；仁川登陆成功后，曾经不可一世，一意孤行的麦克阿瑟（贝文书中语），现在则“惊慌失措”（贝文书中语），急电华盛顿求救，紧急求援，麦克阿瑟在电文中惊呼若再不给他增援，他的“联合国军就可能全军覆没”（贝文书中语），而世界则惊呼“一个新的军事强国已经出现在亚洲东方”，中国人民头上戴的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就这样被人们抛到了太平洋里去，再也无人提及。这就更加有力地证实了，以彭德怀将军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赢得的这次胜利，确确实实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一次伟大事件，确确实实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可歌可泣，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理应永垂青史，彪炳史册，世世代代为我国人民所敬仰。最后还要说上几句话：在我们缅怀我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所创造出来的不朽功勋时候，也不应该忘记今天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了胡锦涛同志的报告时候。他的报告指出了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为此，报告并提出，一定要搞好反腐工作，因为这是“关系到亡党亡国的极为重要的大问题”。学习了这个十八大精神，我们曾写出了三篇文字。一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两个问题》，二是：《一点想法》，三是：《一点想法（续）》。在这些报告中，我们提出作为反腐工作的第一步，我们建议先应做到两条。第一条是：要在高级官员中实行差额直接选举制度；第二条是：要在高级官员中实行财产申报并审查的制度。在这些报告完成后不久，媒体就报道了新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征求这些专家对反腐工作的意见。与会专家则一致建议，要在领导干部中实行财产申报并审查的制度，以搞好反腐。后来有媒体又做了进一步的报道：广东省委已经决定要进行试点，以在广东省逐步推行这个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并审查的制度。对此，我很高兴。看来，中央要动真格的了。作为一位年届八十岁的退休老人，我现在只能衷心祝愿这一工作能早日在全国推行，并取得圆满成功。这样，反腐工作才可望前进一大步。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2076 次阅读|2 个评论

读已死去之人的书之四十：蒋廷黻笔下的《中国近代史》: 热度 37 老李 2012-9-5 14:50; 前段时间把女儿买的一本小书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口气看完，然后就再也忘不掉了，内心里一遍遍地说，这才是基于思想与学术的历史。坦率地说，我不了解蒋廷黻，也不知其人为谁？后来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他是民国年间非常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们要等到他死后多年才知道他的思想与存在，这是很让学术蒙羞的事情。蒋廷黻（1895-1965），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早年在南开与清华历史系工作。1935年开始从政，从此告别学术，生前曾任台湾驻美大使，同时也是台湾中研院院士。这本小册子，本是作者1938年赋闲之余匆匆写就，不想竟成中国史学的经典，造化弄人！这本薄薄的五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讲述了从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1792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之间的短短130多年的历史，恰恰是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存在形态。这本书之所以让我喜欢，是因为作者具有明确的编史学纲领，换言之具有明确的哲学理念。以独立精神治史，这是做历史研究的基本操守；另外，作者的很多观点也与我这些年的思考几乎完全相同，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全书四章二十三节。第一章：剿夷与抚夷；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只从标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本书的线索与思想非常清晰，一个白描式的轮廓，就把130年间的历史从迷雾中清晰勾勒出来。整本小书行文流畅，文字简练、干净，这才叫历史著作！蒋廷黻的两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其一，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鸦片战争后（1840）至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期间整整二十年，期间的统治阶层根本没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导致20年的宝贵光阴彻底丧失。道光皇帝在位期间（1821-1850），毫无作为，直到咸丰皇帝（1850-1861），也是如此，甚至更不如（我一直猜测，如果道光不是把皇位稀里糊涂地交给老四奕宁，这个字打不出来，是言字旁，而是交给老六奕，说不定今天我们还是大清朝呢），可惜了这二十年。如果把同光年间的改革前移，那么日本就无法崛起，而中国仍是亚洲霸主。可惜，这些混蛋皇帝，哪里肯改，那些思想僵化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包括我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1785-1850）。蒋廷黻对林则徐的评价很有见地：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关于林则徐的评论是容易引发争论的，笔者不想卷入其中。在道光年间，林则徐的官声最好，而林的观念陈旧，他所倚重的则是民心可用。这与现代战争的理念相去甚远。林是后来慢慢地意识到中西的深刻差距的，但是他不说，为了自己的清名，至国家利益于不顾，实在不好说什么，我们的史学已经让人彻底失去了思考的空间，也罢。好在，林则徐的运气真好，1850年道光死了，咸丰即位，随即有人建言让林则徐治理广州事务，然林病重，无法从命，不久死去，留下凝固的英雄形象。统治者一直认为英人惧怕林则徐，然后就成为传说，再然后就是以此制定国策。这是危险的游戏。当下的我们不也是惯习二十年的浪费吗？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二十年？我这代人也人到中年，每念及于此，内心无限悲伤。我早年曾用了一些时间思考中午甲午海战（1894），很多观点与蒋廷黻先生相同，即这一战决定了中日的历史以及亚洲的政治版图：中国胜，大清仍将维持百余年；大清败，日本真正崛起，朝鲜丢失，大清灭亡。无需赘言。所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兵败，除了公认的一些失误外（如慈禧那个老东西建颐和园挪用军费、北洋舰队战场指挥混乱等），更主要在于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走的路线就与中国完全不同：大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有限改革，而日本则是全面西化，全面改革，包括制度层面。最直接的原因是1889年（我的记忆不是很准确）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清这一步要等到十余年后的1905年的虚假君主立宪改革，这才是北洋水师覆灭的根本原因。真可惜了，泱泱中华，庙堂之上，朽木为官！也罢！诚如蒋先生所言，十九世纪中西的战争是落后的中古文化与先进的近代化的战争，胜负在开始之初就已注定！聊点闲话，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统治者喜欢玩弄民族主义，没有根据的鼓吹爱国主义，以为这是拉拢民心的唯一手段，其实大谬。1900年的义和团就是经典的案例。真正让清王朝彻底完蛋的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贸然向列强全面宣战，董祥福的部队与义和团的数万人连使馆区都无法攻破，结果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导致《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个条约赔偿太厉害了：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按年利四厘加利，总计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也就是说每个大清子民都要负担2.5两白银。至此清朝实际上已经破产了。俄国索要份额最多，占29%，德国占20%，法国16%，英国11%，日本与美国各占7%。好像清华就是这次事件美国退还部分账款的结果。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不好玩，管理者轻易不要乱动，至于爱国主义，根本不需要胡乱吹嘘，如果国家眼中没有国民，再怎么鼓吹都没有用，即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反之，国家尽大力量做好国内之事，让民众体面生活，民众自然爱国。呵呵，历史啊，总是这么简单地荒谬着！至于当下的诸多领土争端，也慎言开战。并非放弃主权，而是要权衡此役是否能胜？此役之败后果没有人可以负责。在“表”哥横行的年代，李刚门如何和现代西方职业公务员们相比；贪腐泛滥的当下，你有信心打赢一场现代战争吗？换言之，我们的理念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而对方早已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怎么玩？回首当初的甲午海战，从上到下，包括知识分子与国民一边倒，天真地认为：大清必胜，弹丸小国日本必败，结果怎样？（当然不排除个别英雄的涌现，比如高丽事变时，年轻的低级军官袁世凯凭借卓越才能与大局感，袁世凯短期内成为朝鲜的最高掌控者，绝对不白给）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契约精神重建国民对于国家的信任，尽早进入现代化，否则，我们要为自己的鲁莽买单。历史一次次证明，愚民误国啊！愚民教育大大可恶！以前曾写有博文《帝国的黄昏》，可以参照阅读。不说了，这些文字已经耗费了我三个小时，还要买票去。书籍信息：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1月底5次印刷。定价：14.00元（绝对物有所值）难度系数：2.0 适合人群：所有对中国历史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博主跋】这两日博客出了问题，无法发文，紧急求助，感谢科学网编辑部曹老师与另一位忘了问姓名的老师的耐心解答，一并致谢。说明：文中图片来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9739 次阅读|50 个评论

南科大取消了政治课?: 热度 5 mdzhao 2012-9-3 21:35; 刚看到“ 南科大今年不开选修课物理化学采用全英文教材 ”的报道，惊奇的发现，南科大为新生开设的8门必修课程里，居然没有政治课！8门课程为为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物理实验、化学基础、国学经典、英语、体育、生命科学。不知是确实没开还是没列在其中？或者第一学期不开，到后面的学期再开？其实，目前高校大量政治类课程作为必修课，效果未必好，但似乎谁也没尝试把这些课精简一下或改为选修课。南科大如果在这个课程设计上能有所创新的话确实值得称道。特意查看了一下女儿的课程计划，第一学期有两门政治类必修课，共5个学分，后面还安排了2门课共7个学分，分别为中国近代史纲要（2学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学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4学分），另有2个学分的形势与政策分散在7个学期中学。又分别查了我们学校文科和理工科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思政类课程安排基本一样，包括课程名称、学分数等，大概教育部有统一规定吧？; 个人分类: 教与学|3836 次阅读|9 个评论

[转载]陈潇：袁伟时——勇闯思维的禁区: 热度 2 fqng1008 2012-8-13 10:36; 袁伟时简介袁伟时，1931年出生，广东兴宁人，中国近代史学者。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后转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70年代起，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儒家礼治限制不了皇权在儒家传统里，寻找政治改革的资源，清末的康梁维新变法即为典范，名之“托古改制”。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转变及经济的崛起，80年代思想启蒙阵营急剧分化，以引介斯特劳斯的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刘小枫，以及研究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秋风，陆续转向传统，影响遍及整个学术界。除此，当代儒者蒋庆，2001年仿效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其昔日谪居修道之地贵州龙场，建阳明精舍，倡公羊学派的内圣外王之道。蒋庆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自由与传统》一书的中文译者，他的选择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面对此种思潮，袁伟时教授一一作了回应。秋风受到汉代儒生董仲舒的启发，认为天命可以制衡皇权，最终实现士人与皇帝共治天下。袁伟时直言不讳地说，这只是妄想。提倡独尊儒术、天人感应的董仲舒，试图以阴阳灾异之说规劝汉武帝，结果被判了死刑，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老命。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董仲舒不能说完全没有约束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从君王。秦始皇肇始的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宰相和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时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袁伟时认为，天和上帝都是虚的，受不受实实在在法律的约束，是法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分水岭。关于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问题，袁伟时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已说的很清楚。清廷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之后，1900年居然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派兵围攻驻华使馆！为此，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慈禧不但不接纳，谏议者反而无一幸免。这说明，在关键时候，士大夫和儒家礼治根本无从制衡最高权力者。在儒家寻宪政资源，有个前提，皇权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应明确规定，皇权犯法所必须担负的成本，如陈水扁东窗事发，就必须进监狱。读儒家，一直有个问题，天子即便犯下弥天大罪，至多就是士人谏议，史书谴责，皇帝实际一点损失也没。礼法在关键时刻约束不了皇权，而且没有明确皇权犯法所必须承担的代价。袁伟时认为，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政治学家麦基文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更是政治学的常识。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这个国情，路人皆知。 “儒表法里”不成立袁伟时教授曾经和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就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进行过一次深层次的对话。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袁伟时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人们通常都说，秦朝实行的是法家学说。袁伟时却认为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指出秦始皇“行同伦”是将儒家伦理法制化了。汉承秦制，此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历代法典的基本架构就是儒家的三纲，魏晋以后，法典进一步儒化，这也是众多中华法系研究者认可的不刊之论。这与法家也是专制制度和三纲的支持者，并不矛盾。三纲是儒法两家的共识。但法典的演变是把儒家的经典作为释法的根据，同时加进了法家不能接受的按尊卑、亲等判刑的内容，现存的传统法典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法制化。摒弃秦代的苛政，是西汉始建以后，众多儒生致力的事业。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等名篇，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要求注入仁政而已。杜维明认为三纲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袁伟时则认为，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同时，袁伟时教授认为孔子诛少正卯是因言治罪。《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袁伟时说，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第一、二条，所谓心险、行辟难于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说孔子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先驱，可谓有根有据。袁世凯不是卖国贼袁伟时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对一般的教科书所说“辛亥革命推翻掉2000多年的帝制”的结论不太认同，他觉得有没有皇帝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国家有皇帝，但宪政依旧推行得很好。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一个说法，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对于失败的解释有各种各样，有一些观点认为袁世凯是偷窃革命果实，他登台意味着辛亥革命失败。袁伟时认为这个说法跟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袁世凯是经过法定手续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也是经过法定程序当选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窃”的问题。另外，他是不是卖国贼？历史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的表现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赞扬。 “二十一条”分５部分，关于第５部分要求在中国政府各个部门请日本人做顾问，要用日本的武器或者跟日本合作在中国制造，中国的警察、军队要请日本的教官等，袁世凯说这些部分坚决不讨论，所以“二十一条”第５款那部分根本没有进入议程，其它部分他也竭尽全力拖延谈判或是讨价还价，将消息透露出去，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到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达成的协议不过十多条。所以历史上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没有中日之间签订的“二十一条”。签字之后他马上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实际上那十多条协议最终都没有实行。所以，战后日本一著名首相吉田茂应大英百科的要求写一个《百年日本史》，中文翻译是《激荡的日本百年史》，里面对“二十一条”下了结论：这个全部没有实现，徒然增加了中国对日本的不满。过去我们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袁伟时认为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政权后，从意识形态角度美化自身，涂污北洋政府的结果。除了袁世凯应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态度，袁伟时从其他外交方面，论述了北洋政府的功绩。他认为，北洋政府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维护了中国主权。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而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要求独立，沙皇俄国试图将蒙古变为殖民地，段祺瑞政府就进兵蒙古，第一次把蒙古收回，而袁世凯在世时也通过谈判迫使沙俄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有的关税自主权、司法自主权以及其它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有努力谈判。1919年爱国学生要求收回青岛主权、山东主权，华盛顿会议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北洋政府不是一个卖国政府，而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孙中山对自由和法治的认识不足近年来，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纷纷走下神坛，中国人开始了解历史真相。环顾20世纪的中国，甚少触及的最后一尊偶像是孙中山，宝相庄严、灵光闪烁。袁伟时认为，讨论孙中山功过是非，先要弄清楚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他以为最重要的基准线是严复说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任何有关的言行和事件都应以此为基准去考量，有利于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者是，不利者非。并不是所有反对袁世凯的人和事都应肯定。性质正义并不意味着手段正义，更不表明正义一方的各种举措都是正确的。袁伟时以宋教仁案、临时约法、北伐战争等几个具体实例，论述了孙中山对法治和自由的认识不足，从而导致的一些不良后果。因宋教仁被刺案，而发起的“二次革命”，袁伟时表达了不同看法。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袁世凯复电同意。但是应夔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举违法。司法总长许世英也认为组织特别法庭没有法理根据，不惜以去就力争。司法部致电上海地方审检厅说：“宋前总长为民国伟人，本案审理自当格外慎重，程都督拟组特别法庭，即系此意。惟与《约法》、《编制法》不符，碍难照办。本部斟酌再三，仍应由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该厅即速依法进行。” 当时全国各界异口同声，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宋案，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大的“国情”！可惜，孙中山等国民党要员充耳不闻，先是冀图暗杀袁世凯；继而不顾党内外反对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意图用枪杆子决是非，法治进程因此中断，一个多月后，全军覆没。在国家进入正常治理程序时，孙中山、黄兴等人以兵争替代法治。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800个席位里占据了大部分，但它没有真正按照法治程序推动这个国家向民主法治道路前进。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要求将首都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将首都迁到北京，孙中山和黄兴非常不满。临时参议院说，若不同意，总统有权按程序退回参议院重新讨论。结果，孙黄二人没有践行其一贯追求与倡导的民主法治，而是选择了以武力胁迫参议员，迫使他们通过将首都改为南京的决议。孙中山对自由的认识不足，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思想就可略知一二。孙中山在《来校最后训话》中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规定：“若是主张个人的自由，不肯遵从党章与军纪，便是叛党叛军的行为。”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英国革命也是残酷的英国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曾发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文，反思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式的激进革命道路，倾向英国经验主义式的渐进改革。由此，哈耶克提出启蒙的两个传统，一是法国的传统，二是苏格兰的传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十年新政超越了戊戌变法的预期。随后清政府错误压制请开国会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导致汉族士绅对政治体制改革绝望；9月7日武力镇压保路运动，杀死32人，激发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坚持战斗一个多月，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但也由此开启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流血牺牲的革命旅程，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有着切身的痛楚。随着伯克和哈耶克的思想传入中国，这种崭新的理论与受到革命情结困扰的中国思想界一拍即合。1988年，美国康斯威辛大学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译本传入中国，林毓生作为殷海光和哈耶克的弟子，以其学者的崇高地位及精湛学术，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顾准的学生吴敬琏先生也抱有类似的观点，他曾这样描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二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民主，后者很容易形成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现在人们喜欢称英国的革命为光荣的革命、和平的革命，称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导致了法国社会的混乱。袁伟时说，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国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中国社会再度动荡，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法国雅各宾派专政在巴黎杀了17000人，全国40000人被杀，当时法国人口2600万。英国革命过程互相砍杀，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88年光荣革命花了38年，20多万人丧生，当时英国人口450万。无论杀人的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朱学勤教授认为接受英国的传统就不会出现人类的灾祸，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英国的革命同样是血腥的。袁伟时认为，法国大革命有《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但随之而来的是血腥屠杀，假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这并非他的原则不对、启蒙者的主张不对，而是另有原因。英国光荣革命后走向文明，它的标志是1689年之后实行了法治，不再诉诸革命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盖英国革命残酷的一面。不论法国和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肯定会带来灾难。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结合欧洲各国的经验，袁伟时语重心长地说道：国家改革成功的标志在于法治的确立。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需要遵循法治的程序，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2012年7月12日刊登于《侨星》杂志2012年7月下第12—19页来源：袁伟时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712a301016sdb.html );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055 次阅读|2 个评论

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 andrewx100 2012-7-29 02:13; 突击复习《高等教育学》应付考试，遇到一个亮的：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认为教学过程是：观察、记忆、理解、练习。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五阶段：困难、问题、假设、验证、结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新课、复习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就我国现当代教育史而言，影响最大的教育家1949年之前是杜威（现代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均是他的门生），1949年之后至1980年代是凯洛夫（冷战格局下全盘学习前苏联的结果），至今凯洛夫理论的影子在实践中仍然明有浮现。以上是书上的内容，我的看法是，中国近代史的运气真差。 Read more: http://www.andrewsun.net/panta_rhei/archives/4817#ixzz21wTt8j6I; 32 次阅读|0 个评论

几位中国近代史上最顶尖的女人: 热度 13 dulizhi95 2012-7-10 08:20; 几位中国近代史上最顶尖的女人第一位无疑非宋美龄莫属。中国文化讲究福禄寿，宋美龄在这三点上均属顶尖。其生命期差不多横跨三个世纪，享尽荣华富贵之后于一百多岁离世。出生富豪之家，儿时即生活在幸福和蜜罐之中。长大后赴美留学，其才其貌均属超群出众。嫁蒋后，与夫君一起共同驾驭三四十年代的中华风云。西安事变飞赴西安救蒋，展示了非凡的风度和外交天分。抗战中代夫慰劳各级将士，给疲惫中的将士们助威打气。亲手创办中国空军，参与谋划指挥。宋美龄人生的最高潮当属抗战中赴美国国会的演讲，以其超凡的才具和个人魅力征服了众多的美国会议员，致这些人纷纷要求加大对华抗战的援助力度。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与之相比，当代国际上的一些风云女性，如：撒切尔、英甘地、梅厄夫人等，在深度厚度上应是明显的有所不及。更不谈那个老是在南海跟中国过不去的小女人了。那么，第二顶尖的女人是谁呢？宋庆龄如何？首先，其人的企图心无疑非常之高。以小事大，嫁给了父辈的有妇之夫，实指望可以弄个“第一夫人”坐坐，岂料其夫能力有限，一直未能真正“荣登大统”。这也就算了，问题是后来呼风唤雨的第一夫人，竟让自己的妹妹给占了。强烈的妒忌导致其以后老是跟自己的那个妹夫过不去，最后竟为此不惜投奔妹夫的最大敌人毛。投奔之后的结果如何呢，各位？备受屈辱！不仅自身直接受到红卫兵的冲击，甚至其父母的坟墓都……。如果说，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宋是稍有不满，就公开发表反蒋言论的话，那么，在毛之下，备受屈辱的宋是断断不敢吭一声的！第二顶尖的女人当属江青。各位，此论绝无为江“平反”之意，这里只考虑影响力，而不计其是否“反动”。换句话说，本文所论与江政治上的“反动性”，并不矛盾。首先，江在“红都女皇”中称自己“协助主席”指挥了“西北解放战争”并非完全是空话。当年老东转战陕北，江是军中唯一的女性，时时陪在主席身边，对困境中的毛加以安慰抚慰、激励是必然的。而且，从她以后所表现出的政治能量和热情来看，参与了毛的军事、政治谋划也非不可能。江青的人生最高峰无疑是在文革中。不仅是毛掀起文革巨浪的第一助手，同时也是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绝对统治者。八大样板戏迄今亦时有传颂，而江在文艺界的一系列政治动作，无疑体现了极高的理论水平。最后，若是作为江的辩护律师，说江有多坏，别的不敢抗辩，但，江本人没有大肆贪取民脂民膏，也没有培养自己的儿女作大贪官，则是显然的。其人生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与那些庸俗、贪鄙的贪利之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544 次阅读|29 个评论

七七事变历史回顾: 热度 3 xupeiyang 2012-7-7 09:28; 中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历史！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是1937年7月7日发生在中国北平的卢沟桥(亦称芦沟桥 )的中日军事冲突，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　 7月7日 22:40 神秘枪声　　当秦德纯在面临中海的一个亭轩上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忧心忡忡地讨论北平局势的时候，一支日本队伍正在京郊丰台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正是他们的军事行动引燃了持续8 年之久的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其实早在1901年，日本便已“合法”进入驻军。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除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外，条约还规定，列强们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和黄村，驻扎军队，每国驻军不超过2000人。作为列强之一，日本当然堂而皇之地在北平、天津等地驻屯日军。这支军队当时被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有1700多人，司令部设于天津，北平驻屯军总部在东交民巷。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不仅如此，裕仁天皇还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新司令官。“这支部队后来直接属于天皇指挥，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将其司令官升格为中将，也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华北地位很重要。”抗战史专家、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评价说。扩张后的日军，增加了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由过去的守备型部队转变为战略型部队。七七事变75周年纪念：二战的序幕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7-06/140324726173_2.shtml 视频: 七七事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4NDExNzI=.html 视频：史料镜头七七事变 http://tv.sohu.com/20110811/n316095875.shtml;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3995 次阅读|3 个评论

回望2011，丰富但不多产的一年: 热度 4 halcon 2012-1-3 08:03; 从数字度量的角度，这一年学术上的长进真的很小。如果说有一点点收获，那就是学会了如何问重要的问题，明白了什么是nature question，什么是science question。由于论文写得少，写作水平略显生涩，可能还有所退步。但是阅读水平和鉴定论文水平的能力提高很多。总而言之，软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同时，看问题的视野和格局也得到了极大地拓展。首先，结识了很多朋友，详细了解了他们各自国家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策和优缺点，同时了解了一些风土人情，也明白了从他们的角度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国家有美国，芬兰，土耳其，德国，瑞典，澳大利亚，南非，新加坡，以色列，约旦，韩国，日本，法国等等。和这些朋友的聊天中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和知识。也对从人性的角度认识现实中的社会网络和虚拟世界的社会网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绝大部分的这部分知识是无法撰写成科研论文的，但我想对我的影响是科研论文无法比拟的。其次，阅读了大量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包括鸦片战争以来的很多中英文著作。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特别阅读了一些日本人写的侵华战争的资料。另外，从多角度了解了解放战争及建国后的近代史，重点把五四前后、解放后的历史从事件、人物两个维度进行阅读和总结。对以前很模糊的解放后的中国近代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把以前了解的若干的历史事件的点串成了线或面。综合这些历史脉络，可以很清晰地从逻辑上理解2011年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件，并且能够对未来的走势作出自己的判断。第三，初步开始涉足经济、金融领域。发现自己这方面的知识非常匮乏，基本不知道如何收集不同渠道的知识，并缺乏基本的知识对现有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进而对宏观趋势进行判断。项目组已经明确要求未来的重点将向这方面倾斜。对我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希望能尽快能充实相关的知识，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第四，参加了Green Templeton College的赛艇俱乐部，经过了8次水上训练，初步掌握了赛艇技术。就是游泳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回望2011，是一个丰富但不多产的一年。; 3635 次阅读|7 个评论

爱还是喜欢: pathologysmu 2011-10-5 17:05; 金岳霖先生是个大家，一代宗师，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的回忆录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出彩。从大多数世俗人的眼光看，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段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才女佳人林徽因执着一生的爱。在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这些爱的痕迹。即使在垂垂老矣的最后时光，他还自认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是梁思成、林徽因。这一部分他讲到了爱和喜欢。“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真如此的话，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 那么他和林徽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呢？爱么还是喜欢？我估计开始是爱吧最后变成了喜欢。因为他是尊重她的。林徽因对金岳霖是爱还是那种喜欢？从林徽因自己的感觉看，似乎也是爱的，那时她大半时间都在北京香山静养，她对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位聪明的才女也很彷徨，在梁思成和金岳霖之间无法抉择。我实在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区分这种爱和喜欢。管它呢？; 7 次阅读|0 个评论

天朝崩溃了，但梦还未醒: 热度 2 adamliu800 2011-1-27 20:10; 《天朝的崩塌：鸦片战争再研究》封面前年拜读过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后来又用两周时间阅读了一本大部头，这次作者换成了陈旭麓先生的弟子——茅海建，他把关注点聚焦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读罢此书，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陈先生对其弟子的影响。而在新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下，茅教授的笔触更为深入，资料也更加翔实。其为人也颇有个性，由于感受不到更多自由气息，毅然离开北大，返回母校华东师大任教。有此弟子，陈老当泉下有知。言归正传，茅教授的力作名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此书的准备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了，本想请导师陈旭麓教授审阅作序，但先生已于1988年驾鹤西去，学生的遗憾化作了写作的动力。全书本着理性分析的精神，挖掘历史档案，奏折、朱批、外交照会、条约协定等文献多见于文中。从42.7万字的内容分析来看，如下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一，天朝崩溃了，但梦还未醒。1840年的封建中国虽垂垂老矣，但庞大的身躯和人口仍足以傲视远东。清廷被英国一次又一次打趴下，仍称对方为“夷”。天朝皇帝不能自降身价会见女夷（指英国女王）的特使。由此，道光帝失去了掌握事实真相的机会，听由钦差大臣的胡编乱造（不排除有部分真实，但皇帝也不懂）。其二，鸦片战争之人物评价打破传统。林则徐、关天培（广东水师提督，虎门殉国）、陈化成（江南提督，吴淞殉国），这三个人是鸦片战争中正义的化身，均位列民族英雄之列，但是他们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加之史料的失真，他们的形象被过分拔高了。林大人的开眼看世界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但他的作为仅停留在了解西方，在对付西方时，他用的仍然是东方的方法。这才引出了后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林总督在去职后，再没有对东南战事进言，这多少带有自我保护的意味，其开眼之所得也白白浪费了。关、陈而为将军不愧为英勇忠魂，但是以同样的方式输给同样的对手，在战术和策略的运用方面确实乏善可陈。将领殉国表现了忠烈，与他们同时殉国的更有千百个英雄儿女，他们也不应被忘记。琦善、耆英等投降派，被当做“卖国贼”狠狠地骂了150多年，平反自然无望，他们行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比例是需要调整的，因为他们所签的条约、协议都通过了帝国最高决策层的审阅，而且在与洋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为天朝梦醒做准备。由此可见，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具有两面性的。诚如对公众人物的评价，若只有一种声音则是不正常的。其三，治史者用苛严的目光指出了失败的根源。近代史课本常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充满血泪的近代史。由此句可以基本判断出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中国近代失败的根源。其实不然，真正的问题出在自身，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儒学统治的封建官僚，对国际局势和国际法的无知，这些造成了逢战（此战包括战争与谈判）必败的局面。更令人痛心的是：清廷拒绝了一切可能跟上西方步伐的建言和实物。建言被说成是通敌，实物被斥之为“奇技淫巧”，洋人送来的书籍被束之高阁。诺大京城几无一人识得洋文。落后就会挨打，不无道理。其四，150年后的提问似乎仍难解答。作者在终稿前提出疑问：“19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饱尝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的世纪，21世纪？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样一个称号——中国人的世纪？”这些问题提出于15年前，站在今天的环境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有了些底气，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地位巩固了；但同时我们仍有担忧，我们的传统在逝去，社会风气趋浮躁，渐渐进入泛文化的怪圈。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最后，向师徒两代史学家致敬。两位先生的治史态度令今人汗颜，他们的每一个论点都辅以大量细致的论据，完成著作所附的参考文献，每章都多达上百条，并一一标明页码。相比之下，许多粗制滥造的“编著”书籍，在书末附上十几个来源不清的参考文献实为“下下品”。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先生的历史观：陈先生说“历史研究会动感情，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茅先生则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历史是一扇窗，从外往里看，可以看见过去；从里往外看，可以看到未来。历史书籍就像那窗上的玻璃，有时它会让你看得更清楚，有时也会让你看得更模糊。时不时的用布把玻璃擦净，这样才会有清晰的视野。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会加大对其前后历史的关注，以纪念这场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革命。注：图片来自网络，仅供欣赏，谢谢！; 个人分类: 读书心得|2986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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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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