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10 月期的 BioEssays 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6 名德国研究生及科学家用亲身经历谈了出国选择的问题，他们“ 期望能给每个面临‘走或留’问题的读者一些帮助 ”。这跟 Science 的 Career magazine 所关注的问题有点像。 我将该文翻译了过来，一方面觉得或许对年轻学生有帮助，另一方面始终觉得学术刊物发表这种关切的文章很值得鼓励。很多时候觉得我们的大学对个体的关注太少了，尊重和鼓励多元化的个体发展，是更应该做的。翻译的时候一个感受是，德国人的英语让人头疼。 每个有追求的科学家迟早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愿意拿自己熟悉的工作和环境与短期或长期的国外经历进行交换。由于最终的决定往往会给一个人及其家庭、朋友的职业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并不是容易的事儿。在这篇文章里，处于这种境况下的两名德国硕士生描述了他们的担心和疑惑，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想法。作为回应，两名博士生和两名年轻的研究组长介绍了各自的国外经历对他们职业和生活的影响。他们期望能够给这两名硕士生及每一个面临“走或留”选择境况下的读者一些帮助。 丽贝卡和多米尼克（硕士生） 丽贝卡和多米尼克都在德国海德堡大学（ Heidelberg ）取得学士学位，目前是分子生物技术专业的硕士生。他们都曾有过非常好的国外短期工作的经历。硕士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多米尼克在波士顿大学参加了为期 3 个月的实习研究，丽贝卡则在都柏林大学度过了她大学的第五个学期。他们两个人都希望能获得一份科学领域的工作，但有不同的近期打算。 多米尼克计划继续在海德堡攻读博士学位，毕竟他已经在这儿顺利的工作了 3 年，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网并参与了几个很好的研究项目。他希望能够继续获得很好的研究产出。他还希望将来能够在海德堡工作，跟家人和朋友呆在一起。 不过，多米尼克担心这样的决定会给他的科学生涯带来负面影响，周围的同行或许会认为他缺少志向和主动性。他觉得年轻科学家好像不得不去国外高水平大学进修（正如很多教授和研究组长的简历反映的那样），但问题是，出国一定就是好的选择吗？ 与多米尼克不同，丽贝卡则考虑在国外完成她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她已经从德国北部到南部求学，并且大学之后去过新西兰一年。她将自己描述为“很开放且喜欢到处走的人”，总是喜欢体验新的地方、文化和人。她很有机会进入一所世界知名的美国大学，这不但将让她的简历更漂亮，并且还能让她学到在良好的环境里如何做研究。 然而，她也有一些忧虑，比如将来毕业后能否在德国国内获得好的工作机会，或者她可能会被滞留在国外。此外，她也怕将来找到的人生另一半是外国人的话，对方可能不想搬到德国生活。她还担心环境变换使得她将来回国之后不能适应。 面对将要做的重要决定，丽贝卡和多米尼克向背景各不相同的四个前辈谈了他们的顾虑。这四人是博士生斯蒂芬和马修，年轻的研究组长安 - 克里斯汀和德克。他们都有过国外经历，并对此有各自的感受和理解。他们分别讲述了如何评判自己当时的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和生活。 文中 6 个人的国外经历（用线和点表示）；引自 Niopek et al. (2011) 斯蒂芬（博士生） 在德国学习 2 年之后，我决定以 Erasmus 交换学生的身份去马德里 1 年。那时候我出国的决定并没有考虑到将来的职业。我第一次离开舒适的环境，不得不自己处理一切事情，语言不畅、文化冲突、想家等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应对。然而，我觉得在西班牙的一年非常有帮助，也让我意识到有些国外经历将会提升我在工作市场上的价值。 所以我后来做了一个相对艰难的决定，我直接从西班牙去了法国，开始一个 3 年期的生物技术领域的硕士项目。又一次，我突然面对新的环境，并适应了一段时间。现在回想这些经历，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除了学习法语，我还学会了如何去适应新的事物、做出决定并完成好它们。一年半之后，个人原因让我回到德国继续硕士工作。后来我获得一个有吸引力的博士生 offer ，我决定继续留在德国。 目前我还无法判断出国经历是否对我以后的职业有帮助，但我确定国外经历让我发展了非常有用的“软技能（ soft skills ）”。我现在可以流利的说 4 种语言。我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去想问题。经历很多艰难的状况之后，我的自信也提高了很多。正是以前这些有益的经历，我现在决定要再出国去做我的第一期博后工作。 马修（博士生） 在回德国读博士之前，我以硕士生和实验室助理的身份在伦敦待过 2 年。尽管生活和工作在另一个国家很让人激动，但我最主要还是看重所在的实验室及其研究水平，让我能在硕士期间做非常感兴趣的题目。 生活工作在伦敦这样的地方，很容易产生某种理念，我持有的一个观点是“如果我能在年龄、种族、地域多样性如此高的一个大熔炉中生存，我就能在任何地方生存”。但我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文化冲击，不得不适应对家乡的思念，慢慢才觉得文化差异是正常的。正是在这儿我真正学到了如何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工作。幸运的是，我在实验室里并没有遇到那么多的文化冲突。 总而言之，我觉得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出国很有帮助，可以让你面对并学会处理意想不到的文化冲突。当你个人和工作习惯尚未定型的时候（职业生涯早期），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我所遇到的能力突出的学生和科学家一般都有很广泛的经历和背景，这是我要努力学习的地方。国外的博后经历被学术界很多人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人能尽早的适应国际化的生活，就能更容易应对将来人生中的变化。 安 - 克里斯汀（研究组长） 在德国完成我的博士学位之后，我当时出国做博后的动因有两个：一方面德国没有合适的实验室能够开展疟疾免疫学和疫苗学的工作；另一方面我非常喜欢博士期间在美国三个月的暑期项目。一般来说，疫苗研究需要研究者对分子细胞生物学及免疫学都有很好的理解，但只有很少的疫苗研究者具有所有相关领域的知识。基于这个认识，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新的开发（疟疾）疫苗的方法。我觉得这些经历和认识，加上我在细胞和分子生物学领域成功的发表经历，会让我距离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和研究组长的目标更近。另外，我还期望能通过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感染生物学，来获得个人和专业上的好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下工作，让我与疟疾同行们建立了更多的合作关系，从而为将来富有成效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 因此，我建议任何想从事科学的人出国待一些时间。但你不能仅仅为了让你的简历更漂亮而出国，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我招聘新的实验室成员时是这样看的），你必须要有很清楚的研究目标。换句话说，你要能讲清楚国外的工作经历对你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 德克（研究组长） 我是博士毕业 2 年之后出国的，也就是 2001 年。在国外做博后那时候被同事们认为是黄金标准。十年之后再看，我确实觉得在美国一所高水平大学的 6 年经历很好，因为我所发表的文章、建立的关系网络，都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很大的帮助，也因此 4 年前我回到海德堡大学成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组长。不可避免的，国外时要应对文化冲突和其他方面的挑战（包括我父母和岳母的去世），拓宽了我的视野并促进了我个人性格上的发展。 我的个人经历让我很能够理解这两个硕士生的处境。我赞同丽贝卡的想法，我觉得国外经历肯定会对你的职业生涯有帮助，就像我和其他人的例子。不过，这也不是必然的，你必须清楚将要面对的不利方面，比如长时间离开家人和朋友。另一方面，我也理解多米尼克的想法，如果你已经融入合适的、健康的个人和科研环境，继续留下来同样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很有益处。 从一个研究组长的角度，我从来不会仅仅从是否有国外经历来判断申请人。我很清楚做出是否出国这样的决定所面临的个人困难和关切。实际上，同十年前相比，全球化已经让现在的学生们很容易获得国际资助去出国学习或做项目。因此，我个人并不认为国外经历就会让一些人显得比其他人有优势，国外经历不是加入我团队的必要条件。我觉得对以后的职业生涯或生活真正重要的是，你能够向你的老板和自己证明你的决定是对的，而不要只根据脑子中不能决定和预计的虚幻的未来去做出并不合理的决定。 结论 出国，还是不出，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一个人对科学和个人生活的很多方面做出权衡。我们认为两种选择都能为你的职业和个人发展提供帮助。当转动你命运的骰子时，不要向外界的压力屈服，而应该做最适合你个人特点的事情。就像约翰 - 列侬（ John Lennon ）说的，“ 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 a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 ”（列侬这句话有些只可意会，不好翻译），或许有时想的过多反倒不好，还不如就按照你认为对的去做。 前人所认为的一定要有国外经历的看法已经过时了，现在科学和世界已经越来越开放，不同文化的融合和知识分享越来越多。我们希望招聘者能意识到这些变化，并从老式的思维中跳出来，国外经历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科学生涯所必需的。我们也建议他们要尊重并公平对待每个学生出国与否的决定。 Niopek , D., Berrens, R., Mockenhaupt, S., Lewis, M. D., Mueller, A.-K. and Grimm, D. (2011), To go, or not to go, that is the question – Six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how geographic mobility may affect your career and life. BioEssays , 33: 72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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