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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6和CT-6B装置始末6
dujunfu 2017-11-5 20:38
CT-6和CT-6B装置始末6 放电虽然成功,也就是放电而已,并未形成高温、稳定的等离子体,或者说,还没实现托卡马克型的放电,只有一个“中国第一个”的名份。同行里也这样看。 这个装置有很多缺陷。双层真空室在当时已经过时,它占用空间过多,也不好开窗口,使用两组抽气机组也嫌繁琐。实际上,我们很早就准备了单层方案。有一种直径更大的波纹管,壁厚 0.5 毫米 ,完全可以承受大气压力。在这一装置开始运行时,这个单层真空室就已焊好。于是在 1975 年初,换上了单层真空室。这套装置,特别是真空系统的成功,是和我们工厂人员的配合分不开的。制造这样的真空室,主要是钳工的功夫。双层的 1 号真空室是钳工王志清负责的。他后来调到院里当干部。单层的 2 号真空室是钳工任加猷负责的,他后来调到合肥。如果到外面加工,绝对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研制成功。就是在今天,也不可能比这更快。 所以,在这个装置上没进行多少实验就在 1975 年初换上了单层的 2 号真空室。换下来的双层真空室的外真空室被运到合肥,他们用这个真空室建了一个空芯托卡马克 HT-6 装置。既然用了同一真空室,这个装置的主要参数和我们的 CT-6 一样。但是他们刚处于筹备阶段,诸事未上轨道,这个装置进展不利,直到几年后,改为 HT-6B 装置,才初步有了一些结果。所以从聚变历史文献中,看不到 HT-6 的名字,只能看到 HT-6B 。 除去更换真空室外,在抽气系统方面也有进展。我们当时已经有了涡轮分子泵,起初是卧式的,似乎是上海真空泵厂产品,后来换成我院科仪厂的立式分子泵,一直用了二十几年,只是电源出过毛病。有了分子泵,就抛弃的原来的吸附泵,因为其效率很低。前级用机械泵加液氮冷阱。高真空侧还并联一台上海真空泵厂的复合钛泵。又从科仪厂借了一台溅射离子泵作为夜间维持。 1975 年 1 月安装完毕后,在 2-3 月进行了一些零星实验。然后在 3 月底 4 月初进行了一轮正式实验, 5 月又进行了一轮。实验目的主要是如何获得好的放电波形。此时已认识到清洗放电,或称锻炼放电的重要性。第一轮实验放了一千次电以后,发现真空条件显著改善,残余气体中杂质含量减少,放电时出现电压负尖峰,是托卡马克型放电的标志。 之所以抓紧实验,是因为 5 月下旬在合肥召开 8 号装置论证会,我们要在这会上报告实验结果。郑少白大概参加了这个装置的设计讨论。他在 1974 年 7 月给我们报告过一次。这台将建于合肥的装置的大半径 1.5 米 ,小半径 0.5 米 ,就现在的眼光看,也算是相当大的装置了。 这个会我去了,而且由我作了题为《六号装置最近的实验工作》的报告。会议在董铺岛上开,住合肥分院招待所。这是我第一次去合肥,还顺便去了科技大学。 这次会后,继续努力,终于在 1975 年 8 月得到稳定的放电,持续时间达到 35 毫秒,电流有 30 多千安。就这种规模的装置而言,基本达到它应有的指标了。 这以后进行了一些实验工作。电子所的人带设备来进行了电子回旋波预电离实验,是康寿万配合他们做的,我没参加。这工作相当超前,后来在杂志上发表了。朱志英等进行了可见光谱观测,主要是辨认杂质谱线。我设计了一个更换孔栏的设备,比较几种材料孔栏的作用。 1975 年 12 月,又在合肥召开 8 号装置论证会。这次,按照郑少白的意见,几乎全组都去参加了。因为钱三强也来参加,地方上相当重视,会议地点选在稻香楼宾馆,还专门派人到芜湖采购鲥鱼招待来宾。 CT-6装置,1974年,右侧站立者王龙,梳辫子者葛袁静,葛旁傅积闿,另两人不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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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6和CT-6B装置始末5
dujunfu 2017-11-4 20:04
CT-6和CT-6B装置始末5 再说进程。 1972 年 4 月成立课题组。各小摊即开始工作。这其中的关键技术是焊接。我们的内真空室使用壁厚 0.3 毫米 的不锈钢波纹管。把这些波纹管对接焊在一起,不得漏气,而且焊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许有一个漏洞。如果有了,基本无法补焊。所以这项技术能否突破,成为整个工程成败的关键。据说这样的薄壁焊接不能用普通的氩弧焊,而必须用一种温度更高,也更精细的等离子体焊。当时这项技术在我国刚起步。我和陈春先去了只有一个人的焊接研究所以后,又去了东高地的七机部单位,他们也没有成熟办法。于是只能靠自己了。于是自行设计焊枪、电源,自己动手练习焊接技术。 后来陈春先亲自抓这件事。他曾在夜里独自一人跑到实验室,把装氩气的钢瓶搬来试验。后来我忙于真空系统的事,这项焊接工作基本没参与。当时刘家瑞刚从 401 所(即后来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调来,没别的事,就出了不少力,许多焊缝是刘家瑞焊的。 当时所里有一位焊接师傅。但是他有手抖的问题,不能胜任此任务。陈春先又从院里科仪厂找来一位朱师傅,曾带这两位一起到外地出差。但是当时陈春先主要瞄准合肥的事,这个焊接问题还是在我们实验室内部解决的。 除了焊接以外,还有个等离子体切割问题,就是 40-50 毫米 厚的不锈钢板加工过程中很难切割。原因是这种钢材热导低,冷加工产生的热量散不开,使加工处温度上升,材料变软。在用钻床在不锈钢上钻眼的时候,都感到材料发粘,就是这个道理。用等离子体焊枪切割时,要求电源电流非常大,电路上一些薄弱环节易烧毁。我们也在实验室组装了电源和设计加工了切割枪,进行这项切割工序。 我们当时称这种工作方式为“从种麦子做起”,就是说要吃面包先种麦子,也是不得已的做法,但是不这样做就不能很快完成任务。陈春先把这种工作方式发挥到极致,甚至试装过一台复印机,但没有成功。当时没有复印机,看文献很难。 1973 年底,各个部件基本加工完毕。本想在 1974 年春节前后装配试运行,但是发现还有些事没准备好。直到 1974 年 3 月初才开始试装、抽气、检漏。此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台氦质谱检漏仪,是我院科仪厂的第一台产品,大概是 1973 年来的。如果没有这一产品,这件事是搞不成的。 4 月初,开始正式安装,拟在 5 月 1 日 放电。但是后来又有些事拖延,直到 7 月 1 日 才第一次成功放电。 这年我出过两次差。 8 月,我和简佩薰、傅积闿到大连化学物理所联系回旋质谱计事。他们所从德国买了台质谱计,想到与其配的管子容易坏,又订了五支管子。结果不知哪里出了毛病,又来了五台仪器,每台一支管子。这下子,只能往外调拨了,所以我们捡了个漏。我们在那里呆了几天,学习怎样使用。这台仪器很快用上了。 9 月,在兰州召开全国真空工作交流会。我和杨海清、简佩薰去了。傅积闿也去了。住兰州饭店,开了几天会,还参观了刘家峡水电站。 陈春先最顾虑这个真空问题,曾先后找沈阳的真空技术研究所和兰州 510 所的人员商量协作。当然我院科学仪器厂的人员也给予很大帮助。 放电成功,意味着装置建造成功,开始运行。这个消息立刻被媒体报道,也传到海外,可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后来陈春先第一次访美时,还在普林斯顿介绍了去噢没的工作。当时是拿很粗劣的纸油印的文章给他们,但使他们很惊讶。我们实验室成为来访人员必参观之地。曾有一批二三十人来访,都是重要干部,文革下台,此刻待分配工作的。我记得有马文瑞、李一氓等,很可惜当时没请他们签名。 在此前,我们这个项目在所内是有争议的。当时已处于文革后期,人心思稳,没人反对干这样的业务。但是还有少数积极分子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虽早已脱离群众。他们说我们这摊在陈春先领导下“脱离政治”、方向有问题,也许和这组“政治不好”有关。一次院里召开批判大会,分配给我们组里一个名额,但是因组长陈春先太忙,通知了别人,结果没有人去。这事就成了我们组政治方向不对的根据。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也有人给我们组贴大字报,虽然点的是陈春先的名,但是矛头指向这项研究工作。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工作,谁也不拿它当回事。 现在,工作成功了,不但给所里露了脸,还给国家争了光。我们组一下子成了先进典型,把各种好的政治标签往上贴(我们自己也贴)。例如当时正宣传“开门办所”,也不知道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就说我们正是“开门办所”的典型。还有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宣传我国妇女地位的宣传片,也拿我们当典型,拍了一部妇女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的片子,我们组的女士们在其中大大露了脸。拍完后,我们谁也没看过这部片,只是被请到新影招待看了一部外国的科教片,名字似乎是“海底世界”,倒是挺好看的,但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拿到电影院里放映。 再一件事,就是 1974 年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那次,给我们组一个名额,叫刘家瑞去了。这是很大的面子,但是当时所领导在政治上仍然不信任陈春先。 这年 10 月,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全国“受控核聚变研究工作交流会”。我没有去,几位组长去了,电工所也去了几个人。他们在会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六号实验装置的工程实践》。其中说道:“在六个号装置的全面工程设计和加工过程中,充分发扬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较快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两所的工人和科研人员以更大的干劲投入了六号装置的安装调试。经过半年工作马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在 1974 年 7 月 1 日 开始正式进行放电试验。”此文只介绍了装置的工程方面,没给出放电波形,可能因为放电波形不太好看。我在此间在家琢磨为什么放电不稳定,想可能是环形磁场线圈引线产生的杂散场所致。 部分人员集体照,摄于 1974 年冬,自左至右: 四排:郑少白 三排:张泽湘、俞昌旋、叶云秀、陈金凤、刘家瑞、王龙 二排:耿秀敏、朱志英、葛袁静、高凡、施雪华、任孟眉、简佩薰、戚霞枝 一排:粟达人、康寿万、史纯良、李志敏、唐继辉、缪强 背景是 6 号装置,左下角是正在试抽的 2 号真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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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6和CT6B装置始末4
dujunfu 2017-11-2 18:43
CT-6和CT-6B装置始末4 以上所说的是我参加的工作,再谈装置其他部分。 装置主体主要由真空室和磁体两部分组成。磁体又分环向场线圈和欧姆变压器。环向场线圈当时称纵场线圈,共 44 饼,两饼并在一起,共 22 组,圆形。原来计划 48 饼, 24 组,后来减掉 4 饼。每饼 10 匝( 2 × 5 ),用方形中空铜管绕成,缠绝缘后环氧固化。这工作由严陆光负责,在电工所施工。这个纵场系统当时主要顾虑电动力问题,所以严陆光设计了一些形状很奇怪的楔形木块夹在两组线圈之间支撑,运行以后渐渐把它们去掉了。线圈之所以使用铜管,是因为考虑了水内冷。这个水冷系统是电工所余运佳设计的,但是以后从未使用过。这个磁体设计磁场 2 太斯拉,可是实际最高用到 1.6 太斯拉,经常使用 1.3 太斯拉,均未达到设计指标,主要怕出问题。 铁心变压器由电工所马宏达负责。使用的硅钢片是通过当时还在所里的军代表从我院的器材供应站搞到的。中心柱部分使用日本进口的,其余部分是国产的,磁导率稍差。第一道工序是裁剪,是托粟达人的关系到长辛店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加工的。他曾在这家工厂当过工人。裁剪后还要去毛刺。这道工序费工,我们轮流到那家工厂干这事。裁减完毕后就是组装了,是在城里的北京变压器厂进行的。他们厂人员指导,我们派人操作。当然主要是电工所的人去干活,这是他们专业。其他部件包括初级线圈是在电工所和我所加工的。这个变压器铁芯重 5 吨,连同附属部件重 6 吨。 这个装置主体还要一个支撑结构和底座变压器安置在水泥底座上。但真空室和环向场的安装比较复杂。它们分为两组分别安装在两个不锈钢底座上。不锈钢底座下面有轮子,安装时先放在两个专门设计的有导轨的车上,分别组装半个真空室和套在外面的半数环向场线圈。这两个半部分组装好了后,将两车对准水泥底座上的导轨,推两半组装好的部件围绕变压器铁芯中心柱合拢。真空室法兰两两对准后,用螺栓拧紧密封。这最后一道工序最困难,因为手很难伸进环内侧拧紧螺栓,也看不见这些螺栓。曾专门设计了几个专用扳手干这件事。这套支撑系统是缪强设计的。 以上就是装置主体。再说电源。电源用电容储能。电容主要是西安电容器厂生产的 5 千伏脉冲电容器,有三氯联苯和油浸两种。三氯联苯的多是 270 或 280 微法,油浸的是 140 或 150 微法。可见三氯联苯效率高,可是这种东西既有毒又致癌。每台电容器一百来斤,到货的时候往地下室搬,一般两个人抬一个。但是陈春先一个人背一个。这些电容器总共几百台,共两百万多焦耳,主要用在环向场,少数用在加热场。加热场还使用 5 台 30 千伏电容器,用于击穿。这些 5 千伏电容器放在铁架子上,分两层,每层两排。每台上面通过一个熔丝管联线。熔丝管是 20 厘米 长, 1 厘米 直径的环氧树脂管,管内装石英砂,在熔丝爆炸时起灭弧的作用。这些电容是并联的,最怕一台短路,别的电容的能量全都灌进这台短路的,引起爆炸。这些熔丝就起事故态时断路的作用。我们 1967 年到 401 所参观时,知道他们实验室就出过这样的事,把房顶崩得乌黑,好在他们使用的能量还不算大。 这是储能电源。当然还有如何向这些电容充电的问题。这一充电设备是张泽湘设计的采用可控硅线路的恒流电路。从院里调来的张长琦参加制作。 从电源到负载,需要一个大容量、耐高压开关。我们实验室原来都用自制的开关,如针球开关、同轴开关。但不适用于如此大的容量。幸好,当时铁路部门的电气机车用可控硅代替原来用的引燃管。大批引燃管退役可以使用。也是通过粟达人的关系,我们从株洲弄来一批引燃管,除运费外,大概没花钱。这批引燃管共十几个,每个半人高,有国产的也有法国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水银,所以后来国内不生产了。这种引燃管可能发生两种毛病。一是不通。这个时候把它摇摇,一般就会好了。另一种是短路,这可能就要报废了。 开关问题解决后,传输就没问题了。原来我们实验室做箍缩装置时,要求传输系统电感小,须使用平板传输,很费事。托卡马克装置放电较慢,用普通高压电缆传输即可。 再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控制系统,主要是放电的时序。这个控制系统是李文莱设计的,有朱志英、郑宗爽参与研制。 以上就是这一实验装置的主要组成部分。原来我以为这一装置就放置在这座车间里,后来他们认为不妥,于是大约在 1973 年在这座建筑外面又搭了一个棚子,大概有一百多平米吧,装置主体就安装在这个棚子里。电源、控制等都在上面。这样,放电的时候人们可以在上面的控制室里,无须到下面去。但是实际放电的时候都在下面呆着观察,当时没有意识到放电产生的硬 X 射线剂量问题。 再说诊断和数据处理。当时诊断只有最简单的电磁测量,测量等离子体电流、环电压和水平位移。这是调放电必须知道的参数。当时还准备了光谱诊断和软 X 射线诊断,晚一些时候才上。 数据处理是个大问题。我们实验室原来都用脉冲示波器,不能储存数据的那种。放电之前提前给示波器一个触发信号,就可将测量数据在其上显示。最好的示波器也不过两道数据线。但是怎样记录呢?靠照相。用一个专用的筒子套在荧光屏上,筒子另一端安装一个照相机。当时有一种海鸥牌相机,专门干这事,焦距就那么长,远处照不了,所以不怕丢。姿势摆好后,触发时一般有响声,于是按下相机 B 门,就把一闪而过的放电波形照下来了。等一卷胶卷 36 张照完后,到暗室洗出,或者再印出,或放大,用于分析实验结果。所以那时的试验记录本上贴了很多这样的照片。 这种记录方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数据不精确。其次,实验完,有个“对照片”的艰巨任务。所谓对照片,就是考察哪张照片对应哪次放电,放电的参数是什么,示波图上一格代表多少时间,多少电压,又代表多少测量物理量。一般考察完毕后,将放电序号用笔写在胶卷上,印出正片上面也有。但是这件手工活很容易出错。 当时国外记忆示波器已经广泛应用。我们也有一台,但不会使用,也许是不好使,专门派了个人研究,最后也没用上。几年以后才进了一台四道的记忆示波器。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和国外交流,一些新鲜东西也开始流入国内。我们室有位老兄,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和庄则栋认识,曾托他借来过庄则栋的“一拍得”相机。 在当时还没有数字技术的时候,我们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采用光线示波器。这种仪器利用转子的扭转反射紫外线在相纸上曝光,然后在显影液中显影。因为是紫外光,所有操作均无需暗室条件。这种仪器反应比较慢,但是我们的放电是毫秒量级的,完全可以使用。这种仪器是多道的,大约十来道,但是我们只用其中少数几道记录信号。这种相纸类似于普通纸,很容易在上面写字,使用方便。所以那时候,实验室里到处挂着湿漉漉的相纸。 为安放装置主机临时搭建的棚子,面朝西。前排左一人是陈春先。其余人员似是工人。陈参加劳动后与他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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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6和CT-6B装置始末3
dujunfu 2017-11-1 16:35
CT-6和CT-6B装置始末3 搬进新办公室以后,陈春先布置给我的第一件工作是画几张国外现有的托卡马克装置的图,整张纸大小,用来挂在墙上琢磨问题。我画了三四张,记得有 ATC 装置,这是美国一个磁压缩装置。还可能有苏联的 T-3 和美国的 Doublet 。我大概用了不到一个月干这件事,完全手工进行,挺费时间。 然后,组长们叫我算两件事。一是环向磁场线圈的受力,二是线圈放电的趋肤效应。 在学校里,理论力学学过一些,结构力学没学,那是工科学校的课。我现翻书学了一些有关知识,用结构力学中的曲杆法得到了一个简化模型的解析解。后来陈春先就这个问题请教力学所专家薛以年,薛说如果叫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只能先这样做。这类问题在力学里称为静不定问题,或超静定问题,我在电工所给他们讲了一次。他们叫邓小平的女婿张宏学这个计算程序,还在 1974 年的成都学术会议上报告过。但这个解到现在也没正式发表,只收在我给北大编的讲义里。我们当时已开始使用计算机,用的是 BASIC 语言。 线圈放电的趋肤效应问题是我和郑少白一起分别算的,结果相同,也是一个简化模型的解析解。它是一个三维定积分,要想解开必须交换积分次序,这里当然有些技巧。这个工作直到新的世纪才在合肥办的那个期刊发表。最近科技大学他们设计新的反场箍缩装置还用到这篇文章。 算完了这两个题目,我就没事干了。我向组长们要求做光谱诊断,未被允许。陈春先叫我随他去跑一两次焊接问题。按照苏联 T-3 装置的经验,真空室必须用不锈钢波纹管焊成。波纹管的壁厚只有 0.3 毫米 ,且必须用氩弧焊,现有焊接技术无法解决。我们一起去机械研究院的焊接研究所请教。当时这个所的人员全都下放干校,北京只留了一位李工程师。我们就找他谈了谈。我们还去了一次东高地的七机部单位,就是后来的一院。他们也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技术。 这时我看杨海清他们搞真空挺忙碌,就要求参与,组长们答应了。杨海清是从五室借调来的,是个很能干又很谦虚的人,有上海人优点而无上海人缺点的上海人。我跟他学了许多画图和机械设计方面的知识。 真空是这个装置工程关键问题之一。和一般系统的真空不同,这种设备要求超高无油真空。所谓超高是指本底气压应在 10 -7 托( 10 -5 Pa )以下,一般真空系统很难达到。无油是指不能用一般的油扩散泵,而须改用更先进的一些类型的真空泵。而且,为避免有机物的污染和降低吸附气体水平,一般不能使用橡胶密封圈,须金属密封。 通用的金属密封是用无氧铜圈,夹在两个法兰上的刀口之间。这种真空法兰有国际标准,但当时在国内尚不通行。主要问题是,这样的无氧铜圈只能用一两次,而且,我们的法兰中有些口径很大,制造这样的密封圈成本也大,用一两次太可惜了。于是经研究,决定所有超高真空法兰采用台阶结构、金丝密封。台阶结构,是上下两法兰均作成台阶形,高度和宽度两三个毫米,上下相嵌。一毫米或半毫米直径的金丝圈套在下法兰的台阶角里,套上上法兰压缩密封。这种法兰设计有上下之分,两侧不对称。 金丝圈用金丝制成,由电焊工焊接,玻璃工也行。金的成本虽高,但可回收,价值没多大损失。其质地柔软,如果做小了,用手拉拉就可变大。我们买了几公斤金丝。以后的管理也从未出过大问题。对于要求不很高的密封,也可用保险丝代替金丝。这时我们实验室内也可自行焊接。 所说的真空系统,包括真空室和抽气系统。真空室是按照苏联 T-3 的经验,采用双层真空室。内室用不锈钢波纹管焊成,外室为焊接的不锈钢虾腰段。内外室一起做成两个半环。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内真空室成为一体,外真空室隔成两半,使用油扩散泵系统各自抽气。不锈钢波纹管是东北产品,据说是为核潜艇研制的,投产不久。 内真空室是波纹管焊成的,是软的,又要和外真空室绝缘,如何处理?我设计了几处绝缘结构,但是运行后拆了发现有变形和击穿处,说明对放电时电动力的冲击估计不足。 内真空室抽气系统是杨海清提的方案。前级仍用机械泵,液氮冷阱。听说有没油的干式机械泵,国内有地方刚开始研制,就是有产品估计也不好用,只好仍用一般机械泵。 低真空采用分子筛吸附泵,又分两级。前一级用分子筛球,装在容器里,容器浸入液氮。后一级用分子筛粉烧结在有沟槽的铝板上,使得工作温度更低。分子筛是大连产品,烧结工艺也从大连化学物理所学的。 高真空采用自己设计的蒸发钛泵。它就是个大圆筒,里面用钛丝蒸发。 使用氢气为工作气体。为保证纯度,用钯管过滤。钯在高温时(几百度以上)可以透过氢气。这一技术是以前就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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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6和CT-6B装置始末2
dujunfu 2017-10-31 19:27
CT-6和CT-6B装置始末2 1972 年 4 月 2 日 ,我们研究室主任李吉士找我谈话,说室里决定把我调到新成立的 104 组,做托卡马克方面的事,可能要经常到合肥出差。当时这个 104 组的组长是陈春先,副组长郑少白、李文莱。他们已经作了一些前期的调研和准备工作,也已确定将来要在合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事业。 这次同时从别的组调入 104 组的有四个人。我、粟达人、张泽湘和简佩薰。用后来郑少白的话来说,这四个人“政治上都不怎么样”。我是刚结束审查还未作结论的“五一六分子”。粟达人被开除党籍还未恢复,因为他对伟大领袖有不敬之辞。张泽湘绰号“小权威”,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的典型。简佩薰家庭出身不好,身体也弱,文革时期回家休养了几年。和我们同时进入这个组的还有刚从干校回来的朱志英,她是摘了帽的右派分子。这样就使我们这个 104 组成为室里政治上最不好的组了。至于这些政治上不好的人怎么都到了 104 组,是别的组不想要还是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总之陈春先接受了这一现实。 这就是 104 组最初的 8 个成员,以后陆续增加,主要是外面调来的人,最多达到 20 来人。 1972 年调入的,可能是郑宗爽、唐继辉和刘春成。郑宗爽是管惟炎夫人、留苏生,从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调来, 104 组刚成立几天就来了。唐继辉是成都工学院学管理的,从工业出版社调来。刘春成原是我所五室的,不知为什么调至我室。 1973 年调入最多,有钱露茜、任孟眉、刘家瑞、戚霞枝、陈金凤、缪强、李志敏、耿秀敏、高凡、康寿万、李巧珠、张长琦。钱露茜是清华电机系毕业,从镇江农机学院调来。任孟眉是清华无线电系毕业,原来是半导体所的,后下放廊坊晶体管厂。刘家瑞从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调来。他曾作为专家去过阿尔巴尼亚。戚霞枝是我们室主任李吉士的夫人,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从长春光机所调来。钱露茜、郑宗爽、戚霞枝都属于当时解决两地关系的“八大夫人”之列。陈金凤和缪强是从撤销的国家科委调来的。陈是郑州大学毕业的,缪是天津大学毕业的。李志敏岁数较大,是邮电学院毕业的,从七机部调来。耿秀敏是个工人,原来参军到过朝鲜,后来一直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现在随其当人事干部的丈夫调中关村。高凡是著名人士高崇民的孙女,原名高莉莉,在哈军工是模范学生,文革中随其祖父遭难被下放。康寿万是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曾为力学所郭永怀的研究生, 1967 年曾参与我所箍缩装置的建造工程。李巧珠是华侨,从哪儿调来的不记得了。张长崎是从院部调来的,山东人,后来调至合肥,曾任固体物理所的党委书记。 文革后期的 1975 年又从北大分配来两位“工农兵学员”,都是山西人。其中韩共和后来成为骨干,牛金生后来调回家乡。此外,又从石家庄四机部十三所调来一位刘轶群,从二机部系统调来一位沈仲卿。 1976 年调来李赞良。他原是北大光学教研室的老师,文革期间调到安徽大学。 除去这些组员以外陈春先还从五室借调了杨海清负责真空方面的工作。另外电工所协作的人员有严陆光、马宏达、余运佳、易昌练、刘德成、王燕菊、张宏、赵惠娟等人。 北大参加的主要是物理系夏蒙棼、张承福两位老师。他们给我们讲过几次课,还带学生参加一些工作。 清华大学张礼教授参加过策划,但从未到过这里。他们学校有两位教师参加过一些具体工作,但中途退出了。清华还来过一位赵南明老师,给我们讲过课。 1972 年启动 6 号(即 CT-6 )计划的同时开始筹建合肥研究基地,我们所负责人事,就是调人,多是文革期间分配到各地的大学生。开始调来的人在那里没事干,就在我们这里实习。曾在这里干过的有谢纪康、张澄、傅积闿、葛袁静、张广秋、施雪华、周丁发、林文漪、陈平、何也熙、王孔嘉、高永锦、张克诚、葛文、刘胜侠等人。因为合肥的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正在筹办等离子体专业,他们系的教师俞昌旋、叶云秀也曾短期来此工作。此外,周围一些所里的人,为解决两地关系正在调合肥,也来这里帮忙,如电子所的张维德、计算所的朱绪法。 一开始, 104 组的办公室在主楼一楼东侧靠北的一间实验室内,陈春先的办公桌就在那里。我依然在原来的 101 组呆着。 这个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实验室,就是将来安装装置的地方。这个地方,选择为 402 楼的原水晶车间。这个车间由一层和一个半地下室组成,面积较大。半地下室由许多小房间组成,每个里面原来是一个烧水晶的炉子。所有小房间排列在两个甬道两侧,有铁门,因为据说这些炉子在烧时可能爆炸。这两甬道上面开口在一层。 我们决定把储能电容器放在地下室这些小房间里,把铁门吊上来铺在甬道上,使得在一楼行走时不致掉进地下室去。这后一主意可能是我建议的。所以我们在建组之初,就干这个体力活,搭一个架子,用吊链将铁门一个个吊起,铺在甬道上。 这个楼在北头有两间房屋,就当作办公室,我和张泽湘在五一节后搬到靠东那间。
个人分类: 科技漫谈|3383 次阅读|0 个评论
CT-6和CT-6B装置始末1
热度 1 dujunfu 2017-10-31 15:33
CT-6和CT-6B装置始末1 CT-6 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于 1974 年的托卡马克型核聚变研究装置。 CT-6B 是其升级版,所以可算同一台装置。这一装置的主机现在放置在中国科技馆东门以外作为永久性展品展出。 CT-6 是我国第一台托卡马克装置。这一点,不被一些同行承认。他们说,应当说是我国第一台小型托卡马克装置。这么说当然也行,但是按照一般逻辑,与说是第一台托卡马克装置不悖。况且大中小型之分,并无公认标准。当初在《物理学报》上发表文章时,就遇到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强调什么第一个。所谓国内首创只是个噱头。 这一装置是在陈春先的一手操办下建成的。陈春先在文革中遭到批判,没干什么业务,后来第一批下放湖北干校。 1970 年 7 月他从干校回来, 10 月份起开始关注国外托卡马克的进展,几乎同时决定建一个托卡马克。 他在这一年的 12 月到中关园找北大物理系的胡惠玲教授商议合作,又到我院电工所找原来就认识的严陆光,建立了合作关系。大约在 1971 年成立了调研组,在理论和工程方面均做了充分的准备。严陆光是著名科学家严济慈的六子,我们叫他严老六。 这时领导尚不很信任陈春先。 1971 年这边组团首次访问迁至四川乐山的二机部 585 所,由我所的李吉士、郑少白、白伟民和电工所的马宏达组成,没让陈春先参加,也没让严陆光参加。这次行程称为“破冰之旅”,因为三线单位神秘得很,他们到达时该所给每人发了个笔记本,回来时再收回。 但是陈春先在 1971 年访问了合肥。这是因为他和严陆光商量,想在合肥利用已建成的 8 号电感作电源,建设下一代更大的装置。所谓 8 号电感,表示其储能 10 8 焦耳,是一个很大的储能线圈,有两层楼高。据说是作为磁流体发电电源建造的,后来又作为试验大能量激光的电源使用。脉冲工作的磁体的储能方式有电容储能、电感储能和机械储能几种。电容储能需要脉冲电容器,当时我国刚能制造。机械储能使用飞轮机组,技术含量很大。只有电感储能的主要部件是个大线圈,可以自行制造。所以在研究初期自然选择了这条途径。但是这种储能方式的能量转换效率低,操作不方便,后来就基本被淘汰。 电工所在中关村也有一个 6 号电感,储能 10 6 焦耳。可能也曾想过利用这一电感作电源,后来由于同样原因放弃了,改用电容器作电源。 科技馆东门外展出的CT-6装置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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