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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踏事件与大国崛起无关，与公共管理绝对相关: lbjman 2015-1-2 11:43; 踩踏事件与大国崛起无关，与公共管理绝对相关 2015年凌晨上海发生踩踏事件导致36人死亡，近50人受伤，而且许多是年轻人。对于社会公共惨剧，发生第一次可以说是事件的偶然，发生第二次可以说是职责的疏忽，如发生无数次应该说是管理的弱智和良心的丧失。但是2015年1月1日新华网却发布了题目为《大国崛起的伤痛》的评论，例数过去相同惨剧后把上海踩踏事件归咎为大国崛起必然经历的伤痛。新华网这样牵强附会的说辞容易误导为这样引论：大国崛起以平民百姓无辜生命为代价是合情合理的。请问：以平民百姓无辜生命为代价的大国崛起，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离普通老百姓幸福生活很近还是很遥远？号称是世界上最强阵容的智囊团们，难道就这样给高层领导献计献策吗？由老百姓巨额纳税钱供养的社会公共管理部门们及其相关领域研究人士们，你们显耀的名誉称号、显赫的社会地位、鲜亮的领域专著和高大上的SCI论文，什么时候才能转变是为民谋福利、为民谋安全和为民谋前程的社会公共管理执行力？再次请问：在2015年元旦佳节里，拥有高智商和高情商的社会精英们，你们利用天然优势条件为自己谋权力、谋名誉、谋地位和谋财富时，你们是这样通过“让偶然性惨剧以普遍性形式出现”来回报底层百姓对你们的真心真情真义吗？当以掌控的社会资源把控并宣传高大上而空洞的陈词滥调时，你们是否对类似这样36条活鲜生命陨落的事件具有发自内心的怜悯和哀痛？但愿在类似惨剧中陨落的生命们都能够涅槃重生，重温生活的美好！; 30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和日本的对比: 热度 1 whyhoo 2012-4-7 17:38; 最近看到中央电视台经常播放一些什么大国崛起,之类的片子,一不小心以为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进入了一个"盛世"呢?而对于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参拜神社,就是经济停滞不前,等等.真实的日本是这样的吗?最广大的日本人民生活水平到底怎么样呢?看看去过日本,并生活过的人是怎么说的把.希望大家一定要耐心阅读完全文! 先总地来说把，日本在下列领域掌握着领先技术。超导技术:`日本开始研究超导新干线，预计时速将到达500公里。实力公司包括：日立，东芝，日本车辆，三菱重工等。材料技术：NEC,东芝，日立，古河电工，神户制铁所，住友电工，东京电力，等等；纳米技术：高速通信技术，NEC,日立；下一代DVD技术：SONY；东芝；下下一代DVD技术：日立；平面显示屏技术：佳能，SONY，双叶电子；硅技术：东京微电子，尼康； MEMS：三菱电机，夏普，松下；宇宙：石川岛播磨重工；川崎重工，三菱重工；东芝，NEC，三菱电机；在传统行业领域，世界现状大致如下：钢铁：第一名是卢森堡的公司，第二荷兰公司，第三名是新日本制铁；第四名是JFE制铁(日本)；中国的宝钢排在第六位(与日本合资)；化学：三菱化学排在第五位。前四名是美国和德国瓜分；旭化成第九位。汽车：GM暂时排在第一，估计会被第二位的丰田超过；日产第8；本田第九；家用电器：前十五名被日本包揽：松下，日立，东芝，夏普，三菱电机是前五名；半导体：日立和三菱合资的半导体公司排第四位，英特尔高居榜首；通信领域：NTT独占鳌头。一般认为，新技术从研究到成熟是一个阶段，从成熟到应用是第二阶段。第二个阶段的时间10-15年。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想应用一项新技术，它必须在10年之前就已经成熟了，否则不能应用。日本正在计划建设超导新干线，也就是说，他的超导方面的研究，在十年前就已经成熟了。日本在某些领域面对的强大对手依然是美国。偶尔有某些欧洲老牌公司在销售额方面领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成为日本的对手，因为中国无论在传统领域还是在新技术方面，都不值得一提。上述所有行业，以前15名为基准，只能看到一个中国公司的名字：宝钢，还是采用日本的技术的合资企业。普通日本人的吃学住医我在日本生活十多年，博士毕业收入比日本人略高。和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基本一样。可以客观的介绍普通日本人的吃学住医等，也就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教育，住房，医疗事情。首先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在日本打工几年省吃简用回国的人过的不是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他们的观感有一定的片面性，二是请大家心平气和的看这篇介绍，做到知己知彼，思考怎样学习改变。 1.收入与购买力日本人固定月工资一般可以简单的计算，大约多少岁每月就可以挣多少万日元，例如30岁拿30万日元，50岁拿50万日元，再加上夏季和年终的两次共2-5个月的奖金。所以30岁年收一般是450万日元，40岁年收600万日元，以上是税后收入，低于这个数的是混的不好，高于这个数的是事业有成。税收及保险等等一般占10-20%，都在工资里扣过了由公司或银行直接缴纳给相关部门。这个夏季奖和年终奖很重要，临时工没有，只有正式职工有，在一个公司干的越长越高，买房买车等基本都靠它。临时工工资一般是700-1000日元/小时，一天工作八小时每月26天工作166400日元/月。日元/人民币汇率变动较大，但一般可按1万日元为700人民币计算。还有个最粗略的计算方法就是100 美元=1000元=10000日元。日本现在到处都有百元店，日常用品成千上万种什么都是100日元，也就是人民币7块，在中国要卖10多元的东西如卷尺，工具等等在那里也是100日元。超级市场里的蔬菜水果等也都是一个或一把100日元。10个鸡蛋10日元10斤大米一千日元的特例除外，100日元的购买力和1-7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基本相等，也就是说在中国1-7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在日本都可以用100日元买到。月购买力即中国月工资/物价=1500元/7元=214件，日本30岁工人的月工资/物价=300000日元/100日元=3000件，日购买力中国214件/30天=7件/天，日本3000件/30天=100件/天。反过来理解物价/工资比就是中国物价一天工资能买7件，日本一天工资可以买100件。除了新鲜蔬菜外购物都是全家开车去，水果，啤酒，零食等等都是各样一箱，到百元店也是一大筐才几千日元。东西太便宜了我们搬一次家就得给出扔掉几箱东西。从前辈留学生或日本友人那里我们经常得到物资捐助，毕业工作后我们经常给出东西，包括彩电冰箱空调电子琴汽车计算机等等。其他国家也基本这样，刚去是别人给你东西，几年后你给别人东西。我爱好旅游，去过许多国家，不论是东南亚印度还是欧美澳，客观的比较物价/工资，中国的物价/工资比是世界最贵的。你只需算一个月工资能买多少东西就足够了。大家的工资涨上10倍，物价降一半的生活就是先进国家目前的生活。 2.教育我孩子在日本出生长大，我在那里博士毕业，所以对小孩出生到博士毕业的整个过程的所有花费有切身经历。怀上小孩就开始发给营养费，每天给你家送牛奶。出生时直接到市领取30万日元交医院费再买所有婴儿用品后还剩几万。幼儿园1个月就可以送去，的公办幼儿园费用大约是1-3万日元/月，私立幼儿园费用大约是公办的2倍以上。幼儿园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收入少的可以申请少交或不交。小学到初中学费为零，花费就是每天中午的午餐费约3000日元/月，一年给学校的所有交费就是3万日元左右，相当于3天工资。一次从一个城市搬家到另一个城市，因为教科书不一样，那个学年的所有课本又领了一套。高中开始不是义务教育，学费大概是10多万日元，一年花费20万打住了就是不到1个月工资。私立大学学费约100万日元/年，国立大学学费约50万日元/年，有各种奖学金助学贷款等等。从幼儿园到大学几乎都可以申请费用减免，我作为留学生给孩子和我自己上学都是申请的半费减免。(想想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与人民教育以及所谓party的教育事业，我们发现中国真的在这方面是不行，很不行！) 3.住房日本的住房很贵，不过除了东京特别贵以外其他城市都还可以是东京房价的1/2以下。普通3口之家住旧房3-5万日元/月，我在中等城市住两层别墅前有花园后有菜园月租7万日元。普通工人按揭买房子月交3-5万日元计20年的很多，也就是住了干了几十年房子就是自己的了。普通30岁的白领30万/月或450万/年的十年工资能买套房，不过因为按揭消费有税控除的优惠，大部分都按揭。税控除就是你的所有买房，买车，看病等等的花费都控除后只有剩下的收入缴税。顺便谈一下车子。一般大学生大学一年级暑假学完车就买辆旧车，5-10万日元。我的Honda车是同学给的零元，他考上研究生家里120多万日元给买了辆新Corolla，大学生刚毕业工作买的车一般都是这个档次(Corolla, Vios)和价位(80-150万日元)。也就是说大学生打工一个月可以买辆旧车，工作了借家长的奖金(2-5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新车。我的Honda在第11年卖给回收厂，负5000元。开了8年的日产蓝鸟卖了2万日元。有车还得说油，2006年4月中国汽油4.6元/升，美国汽油4.8元/升，澳洲汽油3.1元/升，日本汽油6.3元/升，印度汽油2.7元/升，油价每天变化不太精确但是误差不会超出正负1元。在国外一天工资可以买100多升汽油，在中国一天工资可以买10升汽油。 4.医疗日本医疗的最大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分3等级，分别是老板级，普通级和家属级，自己开公司或收入特别高的属老板级，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级，没工作的家属和儿童从家长的工资里缴，从成年起必须独立缴纳。一个月约几千-几万日元主要按收入多少缴纳，直接从工资走我从来没有操心过忘了具体数也许是5%左右。看病都得带国民健康保险证，医疗费个人交10-20%，保险里出80-90%，太高了比如超过工资的几倍了还可以申请减免。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别比你我想象的要大的多，达到小康水平还需要我们认真刻苦不懈的努力，二战后人家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我们斗了几十年。我带中国中学生十几人到日本转了两星期，回来后我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缩短50年差距的重任就落在你们肩上了，学生说是100年的差距他们的任务太艰巨了，那天晚上我心里流泪了。然后，我回国了。 (我们该好好的了解一下人家，对比一下我们的差距，好好的努力，而不是每天的歌功颂德或者瞎搞！)还有1点是我们社会缺少的信用.日本的社会风气是不讲信用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在我们的社会信用是分文不值的.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人也是将钱看的比信用重. 中国经济发展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在日本，有人炮制有人相信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一些热血青年，亦正日益表现得对日本满不在乎。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不可自拨。让我们先来看基本数据。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却掉了个个。2003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GDP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却高达4.3万亿汇率折算的经济总量比较中难免有误差的成分。然而，改以购买力平价或真实比价计算，大多数的统计结果表明，中日之间经济总量仍相差1-2倍。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4/1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并且以诸多指标衡量，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唐淳风，2001)。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年如今才雄心百倍，喊着口号，迈着步伐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经济结构比较：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 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亦有很远的距离。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是多少呢？1950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8%，大概与今天的中国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世界工厂"的牵引。据笔者的测算，2003年中国工业增长对GDP的贡献高达63%。然而，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远称不上"世界工厂"，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我们太高估自己了！) 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艰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都会困扰中国。日本的人均资源也很贫乏，但日本人懂得通过优秀的加工而扬长避短。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中国也是人均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以2000年为证，中国资源型产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54.5%，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62.0%，采掘和原料工业占重工业的50.5%。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得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 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同样的资源和能源，日本人竟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来？中国人又喜欢高谈"老子"，讲"天人合一"，可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珍惜何尝比得上日本？！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然而，2004年经济增长甫一发力，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 13%，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0%，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事实上，中国应该谦虚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象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订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象日本那样，眼光向内、锐意挖潜，如此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就可以在目前基本保持不变的水平上支撑中国经济翻上好几番。中国劳工多，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一大优势，可是中国却不能高效地利用其劳力，从而大大抵消了这方面的优势。因此，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国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都说日本坏帐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帐率仅5%，而中国在 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显然，同日本相比，中国的投资效率与效益要猛回头。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历史上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而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事实上，1990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科技兴国方面具有坚韧不拨的决心，也无意中泄露出这个国家富强的秘密所在，那就是科技为本、科技领先。这一指标当然还显示出"小日本"并非一些中国人所想像的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民族，恰恰相反，日本民族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只有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才舍得哪些花大本钱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记住远见卓识这两个词，重要！) 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乃至一般的国民，都显得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和让人失望。中国人更喜欢喊喊"科技兴国"的口号，或者在网上大骂日本人过过嘴瘾，却不愿意花时间去补习科学知识。(很惭愧！)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全世界的1.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请专利数占全世界的13.48%，批准数占全世界的15.3%。韩国产业银行日前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若以韩国为基准(100)予以换算，则中国为76.5、日本为110.5。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94) 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一位伟人说得好："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做比说要难得多！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中国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而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又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中国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企业发展之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而日本1994年的时候，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抱揽全部第1、2、3、4 名，前十名当中，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可是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高居88席之多。而中国只有12 席，而且多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你敢想像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500强中家数最多的国家吗？你敢想像中国企业占据世界500强头席，并且包揽前四名的盛景呢？这样的日子也许有一天会到来。可是，我们的邻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做到了。任何一个诚实的中国人，一个立志全球的中国企业家，是否应对此表示一分敬意？！经济再好，不能改善百姓的生活是白搭。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百姓的生活水平。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准的指标。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他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然而，最可悲的莫过于，生活水平仅相当于日本"60年代"、消费支出只够吃喝的中国人往往在感觉中自己很富，并且经常会表现得大手大脚(如有人主张大.大办奥运会)，而生活水平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的日本人却经常在国际上哭穷，并且处处厉行节约，常常"小气"得惊人！谁比谁傻？谁是真傻？(这是一种深刻的反思！我们中国人真的应该好好想想，好好反思！) 住房：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8平方米，日本是25平方米。国土面积极为狭小的日本是中国的1.4倍。百姓生活不仅看人均收入，还要看收入差距。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中国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相反，又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可以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失业率指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失业人数为795万人，分别比去年底上升0.2%和25万人。但这个数据遗漏太多，学者们估计，目前中国城镇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下岗职工和其他类型的失业，总计大约在8%至 10%(王梦奎，2003)。中国的媒体经常报道日本这些年经济困难、失业率很高，似乎日本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其实，日本失业率最高时也不过5.5%。2003年，随着经济回升，平均失业率很快回落至5.3%。教育：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最重视教育，并且一再强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的父母也的确是对孩子不惜一切，可是，由于国家教育经费的缺乏，由于普通教育制度的缺陷，今天的中国人中，成人识字率才81.5%，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的15%以上，离教育现代化的起限相差8.5%；大学毛入学率为5%，离教育现代化起限30%相差25%。相比之下，日本才不愧重视教育的美名。日本早已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再来看与百姓智力开密切相关的信息化指标：2003年底，中国网民数已接近8000万，一个庞大的"E国"诞生，但全中国上网普及率却很低，才6.2%。(关键还要看上网做什么！) 日本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但同一时期上网人数达到7730万人，普及率突破60%，几乎所有14- 75岁的日本人都可以上网。此外，日本的网络更加发达，宽带通信费用低速度快，宽带上网费占每个家庭收入的比例才0.8%，被评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网络速度慢，服务差，宽带网使用处于起步阶段，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的住宅宽带普及才超过30%，全国一般地方水平则相当低。中国的个人电脑普及率为27%，移动电话普及率为30%；日本个人电脑普及率为36%，移动电话普及率69%。两者的差距亦是明显的。也许有人说了，日本不过是强在经济和科技，强在物质而已，日本文明却没有什么可夸的。文明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不敢在这里进行比较，但可以通过一些中国人非常关心的社会性指标，来管中窥豹。众所周知，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着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JJ，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反观"文明古国"的我国，情况如何呢？如果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的物质文明还不够，"仓禀实而知礼节"。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强调"客观原因"的民族了。可是，我来问你，中国人如今的收入水平相当于1960年的日本，文明礼貌却远不及，也比不上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好几倍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更没有盛唐时期的风雅儒爱，真的是"仓禀实而知礼节"吗？企业信用：前面已提到中国各商业银行的呆坏帐记录举世无双，这说明中国企业的信用记录是很差的。除此之外，企业拖欠亦是世上少有。据统计，2001年，我国国有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已经超过1.6万亿元，造假经济的规模高达1270多亿元，国家为此每年损失税收250多亿元。另据有关部门调查，2001年全国有283家名优企业的650多种产品被假冒产品侵权伪造，上半年全国工商管理系统共查处各类合同欺诈等违法犯罪案件5338起，比前年同期上升61%(候云春，2002)。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企业坑蒙拐骗正在严重侵蚀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近年来，又添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愈演愈炽。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目前中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建筑业占70%以上。有些地方，包工头欠民工的钱，建筑商欠包工头的钱，追到最后，发现竟然是地方欠建筑商的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各地拖欠工程款占全部拖欠工程款的四分之一以上。信用正在让中国年轻的市场经济付出代价。而中国的学者现在终于开始明白，信用问题的解决，光靠外部的法律监管、内部的企业治理结构都是不够的，还要靠人们心中的文化，乃至信仰。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要构建文化资源，中国人不知从何入手。而日本却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案例，日本人居然将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转变成了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进而建立起全社会的工商信用。离婚率：中国人无论想不到， 2001年，"后现代化社会"的日本离婚率才0.23%，是亚洲各国中最低的。而传统上一向注重家庭的中国社会却每况愈下：1980年，中国的离婚率为 4.75%到1997年上升到13%，上升了8.25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在过去20年中，离婚率增加了20倍，令全球侧目：中国人怎么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包含两性之间神圣的关系。日益缺乏稳定的中国家庭生活，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是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追求私欲还是更多的心灵自由、更多的个性解放？腐败：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但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今年3月25日，着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组织 "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中国现在正从追求GDP转向"科学发展观"。可是，中国已经付出了过多的代价。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森林面积只剩下15.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才16.55%，仅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森林面积0.128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0.6公顷的21.3%。而日本的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那布满绿树、风光秀丽、诗意盎然、滋养了李白和杜甫的古国，如今已沦为中国人的了然残梦！日益被工业污染的大地、荒漠化占1/3以上的奄奄一息的国土，断流的黄河，黄河化的长江，以及春天刮过北京的漫漫沙尘，就像是中华大地母亲的叹息，又像是天地间最严厉的一声声警告。中国，已经禁不住折腾，已经不堪重负了。与大地一同干涸的还有中国人的心灵。比荒漠更加荒漠的也是中国人的心灵。日本人何以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依然让国土保持锦绣，何以不让GDP蒙蔽了头脑，何以比中国人早走了半个世纪的科学发展观之路。中国人，是否应该放下"高贵"的身份，去认真地研究一下，学习一下？中国的人均寿命是比较高的。2000年统计的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69.63岁和73.33岁。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是天底不劳动强度最大的国家，工作压力极大，可是，你想不到的是，日本却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4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显然，中国人虽然强调"以人为本"，但没有日本人活得长寿。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努力。日本，决非等闲之辈，决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拨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伟大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也许，在一些中国愤青朋友的眼里，从来不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就算是这样罢，但千万请记住一句话：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让对方活得更糟。而要做到生活得比人家好，光有满腔的热血和喊破了天的口号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辛勤的汗水、真正的智慧以及扎扎实实的行动. 很希望中央电视台等大众宣传媒体多做些开启民智的事情,让老百姓开阔一下眼界,多些忧患意识(胡总书记最新指示),危机意识,多说实话,多反思反思我们的不足,少些冠冕堂皇的话,少些浮躁的心态,少些大国情结.唉,不知道中央电视台领导能看到我的帖子不? 只有我们老百姓们一起共勉把. 中国需要更多的冷静思考。需要更多的扎实，需要更多的自信，只有我们强大了，才能去鄙视别人！ 09.3.7，民主并且权威，富裕和国际的宽容！中国可能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从畸形中走出！我们似乎要从很多对立中找出得救之道，可见自己的思考是不宜的。中国走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本身没有错，但在政治左的制约下，大批政治精英或夭折或因为玩物丧志而腐败堕落。经济因为从农村和基层开始，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一方面让城市和官僚精英也包括知识分子心里失衡；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素质，使他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精英蔑视的前提下自我膨胀，他们的精神境界无非是吃喝嫖赌，他们衡量人成功的标杆也只在权钱美色方面；更可怕的是他们对法律一无所知，因此无知者无畏，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告诉他们，通过腐败和蔑视现有的制度，纲纪和法律才是他们成功的改变。是他们主要地毒化了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堕落只能让民众蔑视和不齿。但精英的堕落就大大地使社会失去了道德标杆！民众在愤怒失望和无可奈何中也道德沦丧了，他们在强权目前，能够忍耐的则忍耐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自救，忍无可忍则最终会在沉默中爆发。中国现在已经就处于革命和爆发的前夜！ 09.3.18，经历的事情太多，也就看淡了。我们在这里只能如此，不要抱有幻想。孩子的情况不错，学习开始上正规，这学期班主任没有找过家长一次，而且很乖。个子在班上已经处于中等以上，几乎和我一样高，不穿鞋1.68，一年长了11厘米。今天送孩子上学，在汽车上看到孩子从一个残疾人身边走过，后又转身走回去，给了一个硬币，心里特别感动。家庭的教育就是这样潜移默化。这个春天准备轻松一点，似乎今年的开局比去年要好。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的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各种主义，各有支持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低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低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双方面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层社会层面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尽管努力达成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低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原文见 http://bbs.vsharing.com/Information/News/994898-1.html; 个人分类: 经济|1629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美国的崛起及其动力: zlhua 2012-2-17 14:33; 专家解读《大国崛起》：第三部分美国的崛起及其动力　　 2001 年时，美国人口虽然只有 2.85 亿，但它的 GDP 却达到 7?966 万亿美元，人均 GDP 达到 27948 美元。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它都拥有他国难以与之匹敌的力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发生剧变以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极力推行 “ 单边主义 ” ，在各地横行无忌，称王称霸。所有这些，人们都是熟悉的，并不陌生。　　主讲人：何顺果， CCTV 《大国崛起》（美国部分）历史脚本负责人。　　 1944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理事。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美国史、历史理论、资本主义史。主要著作有：《美国边疆史》、《美国 “ 棉花王国 ” 史》、《人类文明的历程》、《美国史通论》等。　　这个新兴国家发展很快。 1860 年它还是一个位于英、法、德之后的工业国家，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它在经济上已超过英国， 20 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又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种对美国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和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崛起过程及其历史原因，并从这种了解和认识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期待着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它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并在与它日益深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尽量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既影响世界局势，又削弱当事国双方本身的严重势态。　　美国的崛起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或阶段都是平衡的，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必有一两种因素起主要作用。　　美国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　　美国的前身是英属北美 13 个殖民地。其中最早的一个建于 1607 年，最晚的一个建于 1732 年。（见表 1 ）　　表 1 独立战争时的 13 个英属北美殖民地　　名称建立年代　　弗吉尼亚 1607 　　马萨诸塞 1628 　　马里兰 1634 　　罗得岛 1636 　　康涅狄格 1636 　　德拉瓦尔 1638 　　北卡罗来纳 1663 　　南卡罗来纳 1663 　　纽约 1664( 夺自荷兰 ) 　　新泽西 1664 　　新罕布什尔 1679 　　宾夕法尼亚 1681 　　佐治亚 1732 　　当 1776 年这 13 个殖民地不甘英帝国的压迫，联合起来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这个新兴的国家还只是一个小国，只据有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面积不过 40 万平方英里，人口也只有 240 万。当时连一个国家机构都不健全， 1781 年生效的《邦联条例》虽然把美国正式定名为 “ 美利坚合众国 ” （ U?S?A ），并在法律上宣布它是一个 “ 永久性联盟 ” ，又把 1774 年以来就存在的 “ 大陆会议 ” 改为 “ 合众国国会 ” ，但各邦仍享有它们早先宣布的 “ 主权、独立和自由 ” ，邦联中央政府既无主权也不完整，甚至连一个国家元首也没有。邦联最初只设有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和邮政等几个部、局。国会在休会期间，由各州委派代表组成的 “ 诸州委员会 ” 主持国家日常工作，该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由长者担任，只有象征意义。　　但这个新兴国家发展很快。 1860 年它还是一个位于英、法、德之后的工业国家，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它在经济上已超过英国， 20 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又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今，美国已是一个庞然大物，它不仅拥有 939 万平方公里领土、 2?85 亿人口，而且拥有 50 个州和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其中还不包括相当数量的海外属地，如关岛、中途岛、威克岛，就是这样的属地。据统计， 2001 年时，美国人口虽然只有 2?85 亿，但它的 GDP 却达到 7?966 万亿国际元，人均 GDP 达到 27948 国际元。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它都拥有他国难以与之匹敌的力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发生剧变以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极力推行 “ 单边主义 ” ，在各地横行无忌，称王称霸。所有这些，人们都是熟悉的，并不陌生。　　然而，今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是如何崛起的？它的崛起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或者说，这个超级大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这种崛起的历史条件又是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或因素推动了它的迅速崛起？对世界人民来说，美国的崛起是 “ 福 ” 还是 “ 祸 ” ，这个以 “ 人权卫士 ” 自居的国家，为何不断在各地挑动战争？这里面，包含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这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了。其中许多东西，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或许我们目前还很难将它弄清楚，只能等待将来再做深入的研究。但有许多东西，并不是事实本身难于弄清，而是研究者本身观点不清，妨碍了他们去弄清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美国又是陌生的。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种对美国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和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崛起过程及其历史原因，并从这种了解和认识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期待着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它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并在与它日益深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尽量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既影响世界局势，又削弱当事国双方本身的严重势态。所以，我们在这里，特介绍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及其动力，先介绍它崛起的历史情况，然后再做一些综合分析，以加深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为纲举目张起见，我们拟把美国崛起的过程分为 5 个步骤、阶段或台阶，但在介绍时只选取一件在当时最具全局性影响和意义的大事为重点，其他问题和要素只作一般介绍，并以它为中心展开。从中读者不难看出，这些大事并不仅是我们叙述和讨论的中心，它们本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过程中，那一个阶段、那一个台阶的主要标志或动力，并共同构成了一幅波澜起伏又多姿多彩的画面，当然，这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在以往有关美国历史的著述中尚未见到此类系统描述，仅供讨论。　　翻阅美国内外资料，关于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问题，政治决定论者常常强调战争的作用，进而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和两次大战，作为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几大标志；经济决定论者只强调生产力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相信技术上的发明和创新一定会带来历史的大变革；而文化决定论者则强调 “ 多元文化 ” 的作用，认为对 “ 多元文化 ” （主要是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的包容，为这个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活力。我是 “ 综合崛起论 ” 者，认为，美国的崛起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或阶段都是平衡的，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必有一两种因素起主要作用。战争的成败得失最终要受制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更何况 “ 暴力 ” 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其主要精力在开疆拓土、维持生存，在这个时期内其技术主要靠从欧洲引进；至于 “ 多元文化 ” 问题，首先必须明白的是它强调的是 “ 非主流文化 ” 的作用，既然是 “ 非主流文化 ” ，又怎能决定一个大国的崛起呢？总之，对一个大国的崛起，既不能采用单因素论去解释，也不能忽视其发展过程。第一台阶：奠基与立国（ 1607—1789 ）　　以联邦宪法为主要标志　　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情，是在北美独立革命（ 1775—1783 ）的基础上，在 1787 年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即《联邦宪法》，以及由此而开创的美国联邦制国家体系，这个体系被马克思称为当时 “ 最完善的 ” 现代国家，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础。　　 1787 年的联邦宪法，除了把国家建立在共和制的基础上而外，关于国家的性质有三条重要宣示：第一，实行联邦制，由 13 个殖民地的人民共同管理这个国家，各州在参议院均拥有两个席位；第二，允许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管理州政府，即实行地方分权；第三，中央收回了主权，但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均不得独自控制中央政府，而是采取分权制衡的原则。此外，视情况而定，并通过一定程序，宪法还规定可对宪法进行修正，从而保证了宪法的灵活性和生命力。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体制？这就得从英国在北美进行殖民的做法说起，因为美国联邦制的种子原是在殖民过程中埋下的。以往的研究常常只把联邦宪法看做美国革命的 “ 结果 ” ，我更视之为一种过程和经验，不这样看就无法理解这部大法的内在合理性。　　首先，前往北美的英国和欧陆移民，因大多是把北美当做逃避宗教迫害的避难所，从一开始就充满了 “ 自治 ” 意识。 1620 年清教徒们在新英格兰上岸前在 “ 五月花号 ” 上达成的契约中就宣称，他们 “ 自愿结为一公民政治团体，将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规、条令和宪章 ” ，且 “ 全体保证遵守和服从 ” 之。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建立一个 “ 公民政治团体 ” 的目标，而且围绕 “ 公民政治团体 ” 的建立问题，提出和张扬了三个重要观点和条件：（ 1 ）这个团体必须是 “ 自愿结合 ” 而成的，它说明了它的自治性质及自治和自愿的关系；（ 2 ）维系这个团体的是一整套宪法、法律和法规，且这些宪法、法律和法规必须是 “ 公正和平等 ” 的；（ 3 ）公民社会要求其公民 “ 保证遵守和服从 ” 宪法、法律和法规，而公民能否 “ 保证 ” 取决于公民的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前所未有的民主自觉。　　其次， 13 个殖民地产生和形成的方式本来也不一样，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样的殖民地是由公司来建立的，马里兰、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佐治亚等殖民地则是由业主建立的，而罗得岛、康涅狄格以及并入马萨诸塞前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又与上述两种殖民方式不同，它们是由移民群众按自己达成的契约自发建立的。最初各殖民地总督的产生办法也不一样：有的由英王任命，有的由业主指定，有的由移民选举。但这些殖民地最终都采用了代议制，也就是在原英国所建立的由英王、总督和参事会构成的旧殖民体系中，加入了一个由民意代表组成的自治机构，其中最早的一个产生于 1619 年的弗吉尼亚， 1620 年产生于普利茅斯的公民大会，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二个自治机构，尽管它不是代议制而是直接民主制，但以后所有这样的地方都改成了代议制。它们对旧殖民体系来说，毫无疑问已是一种制度创新。　　再次，无论哪种殖民地，由于终归是英王的海外领地，最终都必须获得英王的批准和特许，并颁发有正式的载明殖民地义务和权利的特许状。因此，各殖民地权力的来源实际上只有一个：英王。这是一种垂直关系，而各殖民地之间都没有类似的权力关系，因此，各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属的，它们 “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 。正因为如此，当独立运动开始后，各殖民地也是自行其事，纷纷各自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并制定了不同的宪法，建立了各自的革命政权。这就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造成了这样一个逻辑和特点：先有镇而后才有州，先有州而后才有国；而建国之父们在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首要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把这些原来互不相属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并在处理相关事宜时不得不优先考虑到州及地方的利益。　　它决定了： 1774 年组成的 “ 联合殖民地 ” 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直接母体。所以，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过程并不简单：第一步是在 1774 年 10 月建立 “ 大陆会议 ” ，它可以看成 “ 联合殖民地 ” 的载体和组织形式；第二步是 1776 年 5 月 10 日 “ 大陆会议 ” 决议建议各殖民地建立组织保护 “ 它们的选民的幸福和安全 ” 的新政府，由此各殖民地开始转变为拥有 “ 独立、主权和自由 ” 之邦；第三步是建立 “ 邦联 ” ，它虽然正式宣布了 “ 美利坚合众国 ” 的诞生，但由于各邦保留了 “ 独立、主权和自由 ” 而成为松散联盟；第四步才是建立 “ 联邦 ” ，此时由于中央收回主权而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原来的邦则降为既放弃主权又拥有相当权力的州。即便如此，联邦制的建立，也是大州和小州、中央和地方、南方和北方之间长期谈判、互相妥协的产物。由于分歧很大，结果难料， 1787 年的制宪会议不得不秘密举行，甚至连一个正式的会议记录也没有，而且从 5 月一直争论到 9 月还是不能完全达成一致，最后不得不请当时已 81 岁高龄的富兰克林出来说话。富兰克林在最后的发言中，劝说对宪法持反对意见的人自行保留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人们不能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忽视别人判断的正确性。他说： “ 我愈年高就愈易怀疑我自己的判断。 ” 　　从美国崛起的角度看， 1776 年美国革命的历史作用有四：第一，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而这个新的民族是带着 1776 年精神，即 “ 人人生而平等 ” 原则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它把 “ 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 ” 视为自己永恒的目标和权利。第二，它通过建立 “ 联合殖民地 ” （ 1774 ）、邦联（ 1781 ）和联邦（ 1789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结构和体系，不仅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原则，而且允许地方分权。它宣布： “ 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由各州和人民保留之。 ” 这为日后美国人民创造性活动的展开保留了无限广阔的空间，此类决定和安排前所未有。第三，构建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结构和体系的联邦宪法，不仅正确地处理了国家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权内部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体制的不完善和未来所面临的新挑战问题，特地为自己安排了 “ 修正 ” 机制，从而赋予该体制以生机和活力，这一决定和条款体现了 “ 建国之父 ” 们的前瞻性。第四，华盛顿总统通过任命主张 “ 工业立国 ” 的汉密尔顿和主张 “ 以农立国 ” 的杰斐逊作为他执政的左膀右臂，并使两者的主张和意见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从而确立了美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和目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建国之时，美国虽然在领土和人口上都还是一个小国，但它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第一步是走得不错的，也是非常坚实的。第二台阶：扩张与起飞（ 1789—1865 ）　　以 “ 西进运动 ” 为主要标志　　建国之初，由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所确立的基本路线，已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建国后的美国有三件大事：　　头一件是在新英格兰发生了工业革命。早在 1790 年，塞缪尔 · 施莱特就和当地资本家阿米尔 · 布朗在罗得岛创办了美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施莱特原是英国一农民的儿子， 1783 年在一家纺织机器厂当学徒，后来曾主管机器制造，因了解到美国急需高效率的纺织机技术工人， 1789 年才不顾英国技术人员外流的禁令秘密乘船来到美国，靠记忆在美国复制出阿克莱特式纺纱机。至 1812 年，他已管理着新英格兰 12 家企业，此时的新英格兰已建立起类似的大小近代工厂几十家，甚至一度发展到约 200 家。 1814 年，由 “ 新英格兰制造业协会 ” 在瓦特罕姆投资创办的工厂，已能把从 “ 纺 ” 到 “ 织 ” 的全部流程集中在一个工厂里，被美国人骄傲地称为 “ 瓦特罕姆制度 ” 。　　建国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在大西洋两岸发生的工业革命的刺激下，棉花正在取代烟草成为美国南部主要的奴隶制种植业，因为南部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而为这一转变推波助澜的是 1793 年由伊莱 · 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这种机器虽然很简单，但由于它能比较容易地使当时南方主要种植的 “ 高地棉 ” 脱籽，轧棉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 50 倍。而在此之前，用人工一天一人只能脱棉一磅，因而这种棉花种植在当时毫无商业价值。由此，佐治亚、卡罗来纳一带的粮农，纷纷改种 “ 高地棉 ” ，并把它由沿海向高地，甚至向墨西哥湾平原推进，到 19 世纪 30 年代已建立起一个以墨西哥湾平原为中心、面积约达 35 万平方英里的 “ 棉花王国 ” 。　　建国后在美国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成千上万移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的迁徙，在美国历史上称为 “ 西进运动 ” 。这是一个集群众性移民、领土扩张和大规模经济开发于一体的运动。当时报刊上经常看到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 “ 小伙子们，到西部去啊！ ” 据统计，从 1790 年开始的 60 年内，平均每年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人口，在 10 万以上。由于对土地的需求猛增，除了 1803 年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之外，美国人把夺取直抵太平洋的整个西部土地视为 “ 显然的天命 ” ，并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见表 2 ）　　表 2 美国大陆扩张过程　　单位：平方英里　　原 13 州（ 1783 年以前） 40 万　　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地区 43 万　　（巴黎和谈时英国转让 1783 年）　　路易斯安那购买（ 1803 年） 87?5 万　　佛罗里达购买（ 1819 年） 6?5 万　　得克萨斯兼并（ 1845 年） 39 万　　俄勒冈（ 1846 年） 29 万　　墨西哥割让（ 1848 年） 52 万　　加兹登购买（ 1853 年） 3?6 万　　总计约 300 万　　 “ 西进运动 ” 本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性运动，但由于联邦政府提出了一套有效的 “ 公共土地 ” 政策，使群众性移民所拥有的劳动力得以和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从而成就了 19 世纪西部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这套政策始于 1780 年 10 月 10 日大陆会议关于 “ 公共土地 ” 的决议，形成于 1784 、 1785 和 1787 年三个土地条例，而 1784 年土地条例就是由杰斐逊主持起草的。其基本精神是：西部新获得的土地，不管它们是由原有各州转让的，还是以其他方式从别国和印第安人手中获得的，其日后的处理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 “ 公共利益 ” ，即先纳入美国的 “ 公共土地 ” 储备，然后再向移民开放，供移民购买、使用，或留作他用。这是一种 “ 先国有化，后私有化 ” 的资本主义政策，令移民在建立家庭农场时得以免除绝对地租的负担，使成千上万的独立的自由农民在西部迅速形成，又能把省下来的钱作为资本投资于土地经营，所以，西部的拓殖进展神速。据统计，在 1790 年以后的最新几十年内，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迁的移民，平均每年在 10 万人以上；而 1860 年以后的 40 年内，西部的新垦地就达 2?52 亿英亩，相当于过去 270 年垦殖的土地面积。这种垦殖的最大成果，是在西部形成了三大农业专业区：一是以中西部为中心的 “ 小麦王国 ” ，二是以墨西哥湾为中心的 “ 棉花王国 ” ，三是以西部草原为中心的 “ 畜牧王国 ” ，并由此奠定了美国农业帝国的基础。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前提和进展。　　但 “ 西进 ” 不仅造就了一个 “ 垦殖的西部 ” ，也为美国的现代化准备了条件。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证明：首先，西部生产的小麦、棉花和牛肉，为东北部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出现的都市化，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原料和食品，其中棉花尤其是东北部纺织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料。其次，西部的垦殖需要大量的农机具、交通运输工具，这就吸引着许多东部的资本家、企业家到西部投资办厂，甚至直接把一些重要工厂从东部迁往西部就地生产，从而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西移。再次，制造业的西移，特别是 1815—1850 年运河的开凿和 1850 年以后铁路网的向西延伸，对钢铁的大量需求，推动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重工业区的兴起和发展，但这里不仅生产钢铁，也生产机器和汽车。由此，一方面把美国的制造业带从新英格兰延伸到中西部，另一方面实现了美国工业的换代升级：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主。最后，制造业的西移，特别是中西部重工业的发展，以及以铁路为标志的交通革命，使西部的拓荒农业日益深入地卷入国内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浪潮，也促使其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实现了西部农业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换言之， “ 西进运动 ” 不仅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准备了重要前提和条件，也为它的工业化即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提供了直接动力。　　 1861 年爆发的南北战争，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根源，因为它是黑人奴隶制和自由劳动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北部的胜利和南部的失败，因为东北部工业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西部自 1840 年以后由于东西部之间交通运输联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由作为南部的同盟者转变为北部的同盟者。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内战的原因和结果，都与三大区域关系的演变有关。第三台阶：重建与发达（ 1865—1930 ）　　以 “ 福特生产方式 ” 为主要标志　　 1865 年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有一个 “ 重建 ” 时期。过去，一般只把 “ 重建 ” 看做是内战的一个阶段，也不注意它对以后美国发展的影响。其实， “ 重建 ” 不仅是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南部的重建，也是对被南部奴隶主破坏了的联邦的重建，并引进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政策和措施，对 19 世纪最后 30 年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运动都起了巨大作用。　　内战与重建时期，由于南部奴隶主退出国会，共和党人执掌大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决定：（ 1 ）决定对宣布脱离联邦的南方实行军管，各州按国会的重建方案，重新选举并达到一定标准后方可重新加入联邦，这就重建了联邦；（ 2 ）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宅地法》，让自由移民得以免费获得期盼已久的建立一个家园的宅地，成千上万移民涌入大平原、落基山区及太平洋沿岸，西部开发进入新阶段；（ 3 ）将平均关税率从内战初的 18?8% 调整到 47% ，并在 1866—1868 年间 3 次豁免了工业产品的国产税，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也加速了国内市场的整合；（ 4 ）大量运用 “ 公共土地授予 ” ，特别是给铁路公司的土地授予，刺激了美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并在 1890 年以 4 英尺 8?5 英寸为标准统一全国铁路轨距，加快了铁路网的形成。（ 5 ） 1865 年年底，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获得批准，奴隶制的存在在合众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均成为非法，种族奴隶制被正式废除。（ 6 ） 1862 年，制定了《摩利尔赠与高等院校土地法》，推动了高等院校和实业技术教育的空前发展，为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技术支撑。（ 7 ）此外，在内战期间，国家还发行了 26 亿美元国家公债和 4?5 亿美元 “ 绿背 ” 纸币，国家先是把利息率提高到 5—7?3 厘，后又规定：停止用硬币支付。这些都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因为他们是公债和纸币的重要持有人。总之，内战后的重建，不仅废除了奴隶制，重建和扩大了统一市场，其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全方位地影响到国家农业、工业、交通和教育的发展，是内战后美国走向腾飞的巨大推力。　　这个时期美国经济的腾飞或发达，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迅速变革。除了钢铁、汽车和各种电动技术的发展外，托马斯 ·A. 爱迪生的发明活动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一生发明达 2000 多项，而获得专利的就有 1097 项，几乎涉及和影响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其次是经济结构的改变： 1859 年农业产值还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3?8% ，到 1889 年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7?5% ，其中食品、纺织、钢铁和木材等工业，作为美国四大近代工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54% 。一般认为，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已全面实现了工业化或现代化；与此相联系，都市化也在美国取得重大进展， 1920 年时，全国人口的都市化比例已超过 50% ，其中新英格兰的都市化比例已高达 73?3% ，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如南部种植园区，都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在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生产组织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870 年之前，生产主要是由个体来组织和进行的； 1870 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生产已由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来操控了。大企业，最初以 “ 托拉斯 ” 为主要组织形式， 1890 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后，迫使企业家改变联合方式，许多企业采取了所谓 “ 控股 ” 的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占有或控制其他公司的股票，而达到支配别的公司的目的，从而形成连锁关系或母子公司。这一时期，在美国经济中独领风骚的大事，是 1903 年由亨利 · 福特在底特律创办的福特汽车公司，它不仅以销售 1500 万辆 T 型汽车而闻名，更重要的是它在 1913 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固定的汽车生产流水线，第二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条流动装配线，从而做到了融标准化、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于一体，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大转换，一种合股的集体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取代了以往以个体为主的小生产形式。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 “ 福特生产方式 ” 或 “ 福特主义 ” 。美国汽车业起步虽然晚于德国，但由于有了 “ 福特生产方式 ” 而使之后来居上；这时候，由于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大，银行和金融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加，以至逐渐支配了整个生产和经营，进而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八大财团， 1882 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是它们的典型代表；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发达的最后一个表现，是 “ 科学管理 ” 的兴起，它的创始人是时任来德尔钢铁厂总工程师的弗里德利克 ·W. 泰罗（ F? Taylor ， 1856—1915 ）。此人以对工人劳动进行 “ 动作 —— 时间 ” 研究为基础来确定双份工资制，并在劳动管理方面提出 “ 任务管理 ” 的概念，其管理理论很快在各地传播，并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据统计，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 1860 年的第 4 位上升到 1894 年的第 1 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已取代英国稳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　　从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角度看，此间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这就是于 1898 年发动的美西战争。因为这场战争首次以强硬的方式既公开向世界宣告了美国正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事实，也为美国的进一步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为这场战争提供理论依据的是艾尔弗雷德 · 塞耶 · 马汉（ 1840—1914 ）的 “ 海权论 ” 。这种理论认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控制水域，而水域的控制 “ 主要依赖于占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 ” ，而一旦 “ 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 ” 。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一个扼加勒比海的要冲，而另一个则是通往中国和东亚大陆的跳板，正是马汉所说的 “ 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 ” 。这场战争如愿以偿，结果美国不仅占领了这两个战略要地，而且还在战后陆续占有了关岛、萨摩亚等一系列岛屿，初步建立起一个海外殖民体系（见表 3 ）。值得注意的是，这对于美国经济的成长而言，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因为正如马汉所说：其中包含着 “ 更大的商业好处 ” 。　　表 3 美国海外领地　　单位：平方英里　　地名面积　　波多黎各（ 1898 年） 41404 　　美属维尔京群岛（ 1917 年） 342 　　关岛（ 1898 年） 541 　　美属萨摩亚（ 1899 年） 119 　　坎吞岛和恩德伯里岛（ 1939—1989 年） 70 　　中途岛（ 1867 年） 5 　　威克岛（ 1900 年） 8 　　约翰 · 斯顿岛和桑德岛（ 1858 年） 1?3 　　北马里亚纳群岛（ 1947 年） 477 　　太平洋岛屿托管地（ 1947 年） 1380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西奥多 · 罗斯福（ 1858—1919 ），即老罗斯福。从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角度看，他在总统任内的思想和活动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他通过把政府的监督范围扩大到劳资关系及食品、医药领域，制定《赫伯恩法》以调节收费标准并直接打击垄断的铁路公司，适时地扩大了政府对经济和生活的调控权，并为此提出了 “ 充分的控制权 ” 的概念；其二，他在 “ 制服托拉斯 ” 口号下打击垄断的时候，并未忽视大企业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为此将托拉斯划分为 “ 好托拉斯 ” 和 “ 坏托拉斯 ” 两类，并进而提出了 “ 公平交易 ” 的概念，从而维护了大企业的健康发展；其三，他提出自然资源不能再生、并非用之不竭，对自然资源要进行 “ 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发 ” 的思想，并第一个在美国成立了 “ 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 ” 以协助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把政府的调控由经济领域扩大到自然领域。老罗斯福因此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崛起，被誉为 “ 现代美国之父 ” 。第四台阶：危机与调整（ 1930—1945 ）　　以罗斯福 “ 新政 ” 为主要标志　　这一阶段，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争夺世界的霸权。但这种努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失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其转折点是富兰克林 · 罗斯福实行的 “ 新政 ” 。 “ 新政 ” 不仅挽救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 “ 大危机 ” ，也为美国的最终崛起乃至问鼎世界霸权准备了经济和政治条件。　　美国改变 “ 孤立主义 ” ，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并不令人奇怪，因为美西战争实际上已是美国外交转变的开始，紧接着于 1899 年提出的有关中国的 “ 门户开放 ” 政策和 1904 年罗斯福对门罗主义所作的 “ 推论 ” ，均加强了这种转变。必须注意的是，伍德罗 · 威尔逊在 1918 年年初提出的有关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 “ 十四点原则 ” ，因为它包含了三个重要条款：（ 1 ）是取消秘密条约，这是要阻止欧洲强国背着美国瓜分世界；（ 2 ）是强调民族自决，这是要瓦解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体系；（ 3 ）是建议建立 “ 国联 ” ，这是企图操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安全体系。这明明是一个争霸计划，但这时的美国虽然已是经济、军事强国，却弱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结果威尔逊虽 “ 赢得战争 ” ，却 “ 失去和平 ” 。　　但美国仍然从参战中获益，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国民生产总值由 1919 年的 742 亿美元，增长到 1929 年的 1031 亿美元；国民收入总值从 1921 年的 594 亿美元，增长到 1929 年的 872 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 1900 年时的 480 美元，增长到 1929 年的 681 美元；资本输出从 1919 年的 30 亿美元，猛增到 1929 年的 172 亿美元。 30 年代的繁荣并非虚妄，汽车、电机和建筑为繁荣提供了主要支撑，仅汽车业就为工业总产值提供了 8% 的份额。但 20 年代的繁荣业有虚假成分，农业长期萧条、分期付款赊销和过分的股票投机，均隐含着难以预料的因素，而这时的美国领导人赫伯特 · 胡佛，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却过于乐观，竟宣称： “ 我国今天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消灭贫困的最终胜利。 ” 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化解 1929 年 10 月 23 日开始出现的 “ 大危机 ” 。　　但这次 “ 大危机 ” 的爆发也有国外的因素。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太过：把煤炭基地鲁尔割让给法国，还须支付战争赔款 320 亿美元。结果，美国不得不向德国大量贷款，德国则用以支付协约国的赔款，但协约国在拿到赔款后还须支付美国的战争借款，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金融、德国赔款和欧洲重建三者之间的 “ 微妙循环 ” 。 1924 年，德国发生货币贬值， 40 亿马克只能兑换 1 美元，这迫使德国停止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进而迫使协约国停止向美国支付战争贷款，当美国人意识到不能收回给协约国的几十亿美元贷款时，便丧失了对美国经济本身的信心，从而引发了 1929 年 10 月 23 日开始的华尔街股市崩溃。　　 1929 年 10 月 23 日开始的大危机，由金融业迅速波及工业、农业，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在危机爆发后的 1929 年 10 月 29 日，一天之内共抛售股票达 1640 万股。 3 年内纽约股市价值下降了 450 亿美元。 30 年代头 3 年，银行倒闭达 5100 家，储户损失亦达几十亿美元。据统计，从 1929—1932 年，农产品价格下降了 56% ，农场主平均收入从 962 美元降至 288 美元，产业工人的周工资从 25 美元降至 17 美元。总之，美国由 20 年代的空前繁荣演变为 30 年代的 “ 空前危机 ” 。美国及世界各大媒体都不得不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形势： “ 恐惧 ” 。而 1929 年年底，身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仍坚持说： “ 美国实业从未像今日这样牢固 ” 。他认为 “ 繁荣实无问题。 ” 　　但富兰克林 · 罗斯福却把危机变成了机遇：改革的机遇。他的办法就是实行 “ 新政 ” （ New Deal ）。这是他在 1932 年 7 月 2 日接受总统提名时，向美国人民立下的誓言： “ 我要向你们保证，我对自己立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 ‘ 新政 ’” 。什么是 “ 新政 ” ？国内外有关研究 “ 新政 ” 的著述连篇累牍、车载斗量，认为所谓 “ 新政 ” 就是实行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其实，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并不是 “ 新政 ” 的新东西，而是美国及各国早就实行的政策，只不过罗斯福的 “ 干预 ” 和 “ 改革 ” 空前加强罢了。 “ 新政 ” 时期真正的关键词是 “ 调整 ” （ adjustment ），这是对几百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后提出来的。 “ 干预 ” 也好， “ 改革 ” 也好，均是为了落实 “ 调整 ” 。 “ 调整 ” 涉及四个方面的关系：（ 1 ）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是更加明确劳方的权利和资方的义务，如《全国劳工关系法》（ 1935 年 7 月）规定：工人有 “ 集体谈判 ” 的权利；（ 2 ）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创造 “ 公平竞争 ” 的经济环境。如《全国工业复兴法》（ 1933 年）反对在生产和贸易中实行垄断；（ 3 ）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发展过于 “ 自由放任 ” 的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国家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如《全国工业复兴法》授予总统管理全国经济的权力；（ 4 ）是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不公。 1935 年通过的《税收法》对年收入超过 5 万美元的人征收附加税。有人认为，这类改革已是美国经济的 “ 革命 ” ，那是夸大了。所谓 “ 调整 ” 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修正上述各方面的关系并使之趋于正常化，其实质乃是一种改良。但有一点必须指明，就是 “ 新政 ” 不仅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从此还通过政府拨款和创办企业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 “ 发动机 ” 。从此，美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除了个人、集体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这就是 “ 国家 ” 。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国家现在既是整个经济的 “ 发动机 ” ，也是许多重要企业的创立者。罗斯福的 “ 新政 ” 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 1 ）是靠了罗斯福个人的领导魅力，他关于 “ 我们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 的宣示正是其领导魅力的表现；（ 2 ）是靠了以雷蒙德 · 莫利为首的 “ 智囊团 ” 的帮助，这些 “ 智囊 ” 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 3 ）是靠了他采取的新的 “ 亲民 ” 的领导风格和方式，如直接诉诸国民和舆论的 “ 炉边谈话 ” 方式；（ 4 ）是靠了他大胆的改革，对经济做强有力的政府 “ 干预 ” 是违反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　　富兰克林 · 罗斯福 “ 新政 ” 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克服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一场最大的危机，其成功还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 “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 准备了物质基础，并为美国最终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创造了条件。那么，美国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爬上世界霸主的宝座的呢？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修改 “ 中立政策 ” ，变 “ 不干预 ” 为 “ 参战 ” ，回到国际事务中来，并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积极力量，这意味着 “ 孤立主义 ” 外交的结束。第二，由于 “ 中立 ” 政策的结束，美国修改对外贸易政策，积极向民主国家提供军事贷款和军事物资。这一方面使美国成为 “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 ，另一方面使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 “ 债权国 ” 。至 1948 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 53?4% ，世界出口总值的 32?4% ，世界黄金储备的 74?5% 。第三， 1944 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世界金融会议，决定以下列三原则成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 ） 35 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 2 ）各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 3 ）美元可代替黄金作储备，从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第四，由于参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战争机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军队已有 1200 万人，军事工业尤其获得巨大发展。据统计， 1941 年 7 月 —1945 年 7 月，美国用于军火生产的开支达 1860 亿美元， 4 年中生产坦克 86338 辆，飞机 297000 架，登陆艇 64500 艘，军舰、运输舰几千艘。第五，通过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建立了威尔逊未能建立的国际安全机构 —— 联合国，并通过 “ 五大国一致 ” 原则及由此形成的 “ 大国否决权 ” 确保了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在 50 个国家和地区驻军，又以对各国拥有 506 亿美元的债权作为其称霸的经济手段。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已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其权力在世界历史上超过昔日的英国。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己经崛起的标志。第五台阶，称霸与冷战（ 1945—1990 ）　　以 “ 高科技 ” 为主要标志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的标志，也是美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参战不仅为这个国家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机遇，也为其社会经济的新转型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历史走向的主要问题是 “ 冷战 ” 。美国人认为 “ 冷战 ” 是为了对付所谓 “ 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 ” ，实际上是起源于美国和西方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虽然在东欧增加了一批新的盟国，但整个苏东地区百废待举、力量很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尚处于 “ 守势 ” 。　　与此相反，早在 1941 年，亨利 · 卢斯就提出了 20 世纪是 “ 美国世纪 ” 的概念，到 1945 年 4 月，杜鲁门声称美国已取得了 “ 世界领导地位 ” 。 1946 年 2 月乔治 · 凯南发自驻苏使馆的反苏的 8000 字电文，以及丘吉尔于是年 3 月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 “ 铁幕 ” 演说，实际上是内外呼应的冷战宣言。于是便有了 1946 年 9 月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 · 克利福德秘密报告中 “ 遏制 ” 苏联的建议，以及 1947 年 3 月正式宣布对抗所谓 “ 共产主义恐怖威胁 ” 的 “ 杜鲁门主义 ” 的出台，再接着便是在 1948 年 8 月建立以美国为首的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而与之对应的《华沙条约》，则晚至 1955 年 5 月才正式签订。美国对所谓 “ 共产主义威胁 ” 反应过敏，充分表现在 1947 年 3 月杜鲁门发布的所谓 “ 忠诚法令 ” 并据此成立的 “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 这件事情上，以致引发了来自美国内部的真正的恐怖威胁，即制造了许多 “ 恐怖事件 ” 的 “ 麦卡锡主义 ” 。　　 “ 冷战 ” 并不排斥热战。 1950 年 6 月 25 日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以及后来干涉越南的战争，都是明证。虽然新的世界战争大战并未打起来，但这种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 核威胁 ” 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被称之为 “ 恐怖平衡 ” 。因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 “ 冷战 ” ，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都不得不大力发展高科技，以争取军事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早在 1945 年 9 月 6 日，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 “21 点战后复兴计划 ” 中就明确提出： “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 ” 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争霸世界这样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并把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因素。此后，这一战略思考在美国从未放弃。 1960 年 7 月 15 日，肯尼迪在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说： “ 今天的 ‘ 新边疆 ’ 是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未解决的战争和平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未有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 ”1979 年，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姆 · 瓦罗普提出著名的 “ 天基防御 ” 概念，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 “ 阿波罗 ” 计划更庞大的 “ 星球大战 ” 计划。批准这一计划的里根总统的一位顾问在其著作中说： “ 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 ” 所有这些言论、理论和计划，都诠释了霸权、高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基本国策。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发展，都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线索。　　由于发展高科技被置于争霸世界的战略地位，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科技开发计划： 1946 年 8 月 1 日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同年 10 月成立了新的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 1947 年 9 月 15 日，根据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成立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局、研究开发局等。 1950 年 10 月，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 10 年，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技体系。在 1957 年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并在 1958 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决定对美国的教育实行重大改革。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一个总统特别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联邦机构与私营机构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联邦政府的有力领导和整合下，不仅建立了一个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庞大科技体系，而且明显地加大了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大学日益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经济，以高科技的发展为动力，发生了多重的变化或变动：（ 1 ）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大科技突破，即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起点，迅速向各个重要科学技术领域扩散，形成包括生物、化学、能源、材料和航天在内的几大群落，而尤以信息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 2 ）由于技术科学化，这次高科技革命较好地解决了 “ 科学 —— 技术 —— 生产 ” 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问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高科技产业，如 “ 信息产业 ” 、 “ 基因工程 ” ；（ 3 ）随着一大批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在传统的农业和现代工业之外，形成了以高科技为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据研究，在近期生产率增长中，大约 2/3 应归功于 IT （信息技术）。同时，它也带动了整个服务业的扩大， “ 信息产业 ” 或 “ 知识经济成为新经济中的代表 ” ；（ 4 ）与此同时，高科技也逐步由新兴产业向传统的工业、甚至农业转移、扩散，使传统的工农业在生产、销售、管理和服务等各个方面获得改造，在越来越多的地区，销售、管理企业增加了 “R ＆ D” （即研究与开发）投资，从而增加了传统产业的含金量，使传统产业不断换代升级；（ 5 ）以高科技研究和产业为中心，一批拥有一定新兴知识和技术，特别是新兴信息技术的人员成长起来，在传统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之外，形成一个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贵，比尔 · 盖茨就是其中的代表。总之，由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已经或正在改变着美国传统工业社会的动力、结构和面貌、特征，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某些被称为 “ 后工业社会 ” 的特征， “ 非物质化 ” 倾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种变化才刚刚开始，但其深刻性已令人震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社会经济的变革中， “ 信息技术 ” 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自 1946 年 2 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积分计算器 ENIAC 在美国宣告研制成功以来，而今电子计算机已发展到第五代，并进入了人工智能和网络化时代， 1993 年以后， “ 信息高速公路 ” 也在全国建立起来， “ 信息技术 ” 在生产、管理、军事、教育等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被广泛采用，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人类文明的面貌，包括人们的行为、思想和观念以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亦是一个 “ 后来居上 ” 的典型。据国际经济史权威安格斯 · 麦迪森研究， 1950—1973 年是美国经济的 “ 黄金时期 ” ，此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上升 2?8% 。（ 1973—1995 年为 1?4% ； 1995—1998 年则为 2?5% 。） 1973 年，美国的 GNP 约为 1790 年时的 1100 倍。在美国经济增长最好时期的 1970 年，其 GDP 是苏联或日本的 2—3 倍，法国或英国的 5—6 倍，印度的 15—20 倍。当时，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5% ，但其生产量约占全世界的 25% ，美国人均生产量约为全世界平均生产量的 5 倍，苏联的 3 倍，印度的 40 倍。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低谷阶段，但在克林顿掌权时期，不仅将财政赤字变成了财政赢余，而且出现了连续 100 多个月的持续增长情况。尽管它的社会经济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见表 4 ），而今，美国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表 41998 年几个主要国家 GNP 比较　　国家 GNP （以 10 亿美元为单位）人均 GNP 　　总值世界排名年均增长率（ % ）美元世界排名年均增长率（ % ）　　巴西 709?688?24400316?1 　　中国 906?1710?0750818?9 　　加拿大 569?991?719020180?5 　　法国 1533?641?426270101?0 　　德国 2364?631?32887060?9 　　印度 257?8146?91080745?8 　　日本 5149?223?94094023?6 　　意大利 1740?561?019980160?7 　　俄罗斯 356?015-5?3214050-5?0 　　英国 1152?152?619600172?3 　　美国 7433?512?31902081?4 　　为了醒目起见，我们可以把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美国的崛起极为迅速，实际过程只用了 150 年；第二，美国的崛起是以制度创新起步的，且这一传统贯穿其崛起的全过程；第三，通过引入 “ 福特生产方式 ” 和富兰克林 · 罗斯福 “ 新政 ”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两次大转换；第四，美国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又通过高科技革命催生了更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国家体制的内部始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外人绝不可等闲视之。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除了上述不同时期的一些特殊历史条件和动因外，是否还有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和更为基本的动因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以为，这些基本动因就是：　　（ 1 ） “ 得天独厚 ” 的自然条件。美国领土面积 939 万平方公里，它占有北美大陆最富庶的心脏地带，其土地属于最肥沃和最高产的土地之列，其可耕地占总面积的 40% 。它蕴藏有丰富的金属矿和能源矿源，其中许多种产量居世界前列：锡占世界总储藏量的 2/5 ，铅约占世界总储藏量的 1/5 ，铜、银、锌各占世界总储藏量 1/6 ，金占世界总储藏量 1/10 。烟煤、无烟煤占世界总储藏量 1/5 ，褐煤占世界总储藏量 1/8 ，还有数量可观的石油、天然气。所以，《美国大百科全书》说： “ 美国的繁荣大半归功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 　　（ 2 ）比较完善的国家体系。自 1776 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以后，经过邦联阶段而建立的联邦制度，以 “ 人民同意 ” 和 “ 法令约束 ” 为基本原则，在允许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又赋予联邦 “ 适当的政府权力 ” ，得以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不同功能。但又不必担心处于强势方的中央挤压地方，因为中央的权力在宪法中采取了列举方式，即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宪法又设置了严格但可操作的 “ 修正 ” 机制并明文规定： “ 凡未授予联邦、又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保留给州和人民 ” ，仅这两条就不仅赋予这个国家体制以巨大内在活力，而且为美国人民的创造性发挥留下了很大空间，是美国崛起和发展的制度保障。　　（ 3 ）除了内战以外， 200 多年来美国国内虽然纷争不绝，但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革命性社会震荡，其基本原因是美国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而美国的国家体制和框架，在设计时就为这种改革或改良预留了余地，并在 1787 年合众国宪法中为宪法的修改，即制度的改变做了专门的规定。正因为如此，自联邦政府建立以来，美国宪法已增加了 27 条修正案，其中至少有四次实质性的改变：一是建国之初的《权利法案》，二是内战后废除奴隶制的法案，三是有关进步主义改革的法案，四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总统和副总统职权的若干变更。但美国的改革事业仅靠宪法的机制作保障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阶级力量来为之全力推动，这个阶级力量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历次改革运动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宏亮声音，尽管来自这个阶级的成分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 4 ）宪法将使子孙万代 “ 得享自己的幸福 ” 作为立国的目标，因此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尤其是州和地方政府工作的中心。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州政府均把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劳动力的素质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一般，州政府开支的约 40% 是用在教育事业上，比其他任何方面的花费都多。在美国，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 5—20 岁青少年在校人数由 1920 年的 64% 上升到 1970 年的 90% 以上；衡量 “ 教育水准 “ 的尺度，即 25 岁和 25 岁以上人口完成学业人数的中位年龄，由 1940 年的 8?6 岁提高到 1970 年的 12?2 岁。大学及其研究院成为美国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支柱。　　（ 5 ）美国是由一个移民和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在美国发展史上，除 1885—1924 年这段时间以外，美国政府一般比较重视外来移民的吸纳工作：在 1885 年之前一般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 1924 年以后则有配额和人数的限制，但各地的政治难民入境不在限制之列。大量移民的涌入，不仅给美国提供了支持经济发展的资本、知识、技术和劳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大量外国移民的到来，造就了美国传统和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极大地促成美国独特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 6 ）美国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也充满现实主义的国家。 1776 年，开国元勋托马斯 ·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宣布： “ 人人生而平等 ” 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据此都拥有 “ 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 ” 。自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和准备移居美国的人，均把 “ 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 ” 作为自己的 “ 美国梦 ” 。但 “ 追求 ” 是要靠自己用行动去实现的， “ 追求 ” （ to require ）一词本来就包含着以某种行动去实现的意思。由此可见，《独立宣言》本身乃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体，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美国人生生不息的奋斗历程，成为美国崛起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 人人生而平等 ” ，在美国历史的转折关头，至少有三次都是美国人核心的战斗口号：除了独立战争之外，另两次就是 1861 年美国内战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 “ 民权运动 ” 了。高举这一旗帜的分别是杰斐逊、林肯和马丁 · 路德 · 金。　　最后，必须指出，这些基本因素并不游离于美国崛起运动之外，它们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发展和崛起的过程，并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上述各发展和崛起阶段的动力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六条只不过是对上述各阶段主要动力及其内涵的综合和升华. http://www.zxls.com/Article/Class109/Class108/200805/20080520212031_44544.html; 个人分类: 业务流程管理|32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国崛起没有重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扯淡: 热度 3 jiangming800403 2012-2-14 20:48; 大国崛起没有重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扯淡;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3121 次阅读|12 个评论

[转载]思变迎新前行——爱思想网2012年新年献词: techne 2012-1-1 00:21; 这份新年献词写的非常好，是迄今我在中国看到的写的最棒的新年献词。情不自禁之中，要为爱思想网喝彩！　　另：很希望银民日报和CCAV的名流，以及众多拿着百八十万年薪的御用笔杆子，也都能写出这么棒的东西。要真能等到那一天，中国也就有救了。思变迎新前行——爱思想网2012年新年献词进入专题：新年献词爱思想网 ● 爱思想网　　逝者如斯，岁月的年轮划过一道履痕；来者可追，饱经沧桑的古国又将开始新的旅程。　　“念往犹来无限感”，回首逝去的一年，中国是如此“忙碌”，每天都会发生让人叹息、感动或者激愤的新闻，以至于国民的情绪如过山车般跌荡。　　大国崛起的祥云多彩炫目，但在国家光荣而强大的幻影面前，民众的焦虑感却日益弥漫。社会的天空与公民的内心都黑沉沉地压抑。食品安全问题，触目惊心；祖国的稚嫩花朵，正被鲜血染红；暴力强拆，拷问着文明的“底线”…… 　　对于中国的积弊——信仰缺失、道德失范和制度性危机——人们忧心忡忡，未来中国何去何从，悲观者预言会变得更坏，而乐观者说不可能出现比当前更坏的情况。最坏？更坏？——思变！“穷则思变，变则通”，透过国民情绪的迷雾，“思变”成为时代的关键词。　　大国转型如巨帆驶过险滩暗礁丛生的长江三峡，想要迎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绝非吆喝几声号子般轻松。响亮“川江号子”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由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行驶在这一陌生险急的航道，我们难免倍感艰难。　　故而，我们对于公权力在国家构建中面临的阵痛般转型要予以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不过，期待公权力自己规训自己，完成华丽的转身，也只是妄谈。通往公民社会之路，我们要敢于质疑权力、驯化权力、落实权利，以提升公权力敬畏公民权利的意识，同时在此过程中不断习得和提升公民素养。年末离世的老人在布拉格告诉我们：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是所有人的责任。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历史中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希望才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欣喜的是，在思变的潮流里，我们看到了国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故而看到了如新生婴儿般稚嫩而珍贵的希望。在反思过往、迎接新年的时刻，这些希望如同萌动的情愫令人心生向往。　　在2011年，我们欣喜地看到更多的公民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启蒙和宪法权利的落实。　　在2011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乌坎事件化“危”为“机”。乌坎事件的波澜起伏是中国转型的缩影，事实证明以经济发展和刚性维稳为导向的执政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的多元化利益表达和权力制衡机制，犹如“击鼓传花”，会带来更多的矛盾郁积。乌坎事件平稳解决为公民抗争和执政模式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和信心。　　在2011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种言论、观点在微博上酝酿、激辩。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削弱传统媒体和宣传的话语权，“每部手机（电脑）都是一个通讯社”，这里成为观察国民心态和社会转型的最佳平台。然而，如何良性互动？如何合理规范公权边界？如何在公共空间培育“公民美德”，而非仅停留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随人说短长”的自由表达？在“微博”时代，这既是行政治理模式所面临的新问题，又是公民的共同责任。　　我们欣喜的是民主选举的进步、公民意识的苏醒和微博的力量迸发！正值“思变”方兴未艾、辞旧“迎新”未进高潮时，一位现役赛车手引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民主”、“自由”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能否进一步推动各方对话，取得共识？且交给2012年去验证吧！我们只需将思变的力量一步一步化作行动，且行且珍惜……昨日的悲伤、欣喜，昨日的贫困、繁荣，都只是明日的前奏，未来的交响乐章将由我们共同谱曲！　　对于未来，我们期待各方能对理解、沟通怀有信心，对别人善意的讲述、倾听怀有信心。这种信心“不是不加分辨地去信任每一个人，而是对人性的软弱、愚昧和丑恶有清醒的认识，知晓人性的软弱、愚昧和丑恶，仍然对人抱有信心”。这样的信心才能促使各方理性对话，才有思变的份量。　　对于未来，我们期待执政者拥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自信，积极面对改革中凸显的体制难题。给予异声更多的包容，给予公民社会更多生存空间。一个健康自信的社会生态“不以她不曾犯错误来证明，而应从她在犯错误中始终允许批评错误，最终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来证明”。　　对于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公共领域，以年轻人特有的锐意审视这个古老的国度。社会主义邻国的80后都已成为国家元首，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老了，你还年轻，你敢表现自己吗？” 　　此刻，无论你心中饱含着新年的欣喜，还是抹不去昨日的忧伤；无论你身居繁华，还是潦倒失意，都请记住，我们仍将继续在路上，思变与迎新才刚刚开始。　　因为在路上，所以依然要直面狂风暴雨，但只要仍有一丝阳光在眼睑舞动，我们就依然看到希望！面对希望，在苦难中汲取力量，面对不义，坚信功不唐捐；面对罪恶，坚持梦想的权利，满怀信心，不躁不馁。　　有一种尊严叫“公民”，有一种力量叫做“我们”。社会的理性、正义如果得不到个人责任感的支持，永远只是华而不实的表达。在新的一年，愿“我们”唤醒内心的责任感，让人格对自由的渴望得到释放！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敢于担当，愿这种力量能温暖你我，携手前行！; 个人分类: 欣闻恋播|203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袁伟时：中国要选择什么价值观: 热度 3 周可真 2011-1-24 17:05; 中国要选择什么价值观 ——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林珊珊袁伟时刚刚过完八十岁生日，他戏称自己也成了“八零后”。从去年开始，应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之邀，已退休16年的袁伟时重返讲坛，给一群真正的“八零后”、“九零后”们上课，课目为“中国近代思潮”。270人的大教室，经常爆满。袁伟时的学术志趣在清末民初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以观点新颖而史料扎实著称。过去十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思潮与现象异彩纷呈，大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国学的兴盛，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较量，普世价值观与中国主体性是否冲突，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真伪……这些重大思想命题，贯穿于希望与危机同样显眼的十年，而对这些决定国家重大发展方向的问题，耄耋之年的袁伟时从未停止思考。 “90年代以来，我的思想基本定型。追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国家的法治、宪政、富强，是我一贯的目标。” 人物周刊：刚刚出来的消息，孔子塑像落户天安门广场，官方意识形态似乎越来越尊崇孔子了，您看到这则消息时感想如何？袁伟时：这牵涉到一个大的问题，即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首先谈谈对于中国这十年，总体有几个看法。第一，经济上不用太担心了。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这在法律和条约义务上规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意味着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我们接受了。在这么一个大框架下，虽然经济上碰到很多波折，但有这一套基本规则，不会有大的反复。回到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破坏法治，搞权贵资本主义，也会受到很大束缚。这些规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各种经济成分享受平等待遇。第二，十年间一个很重大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觉醒。这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SARS、南都案等等为标志，这些事件说明公民自由不能侵犯的观点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十年来反复博弈，特别体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当前公民权利博弈有两个核心，一是财产权，二是言论自由权。所有复杂的现象都围绕这两个核心在转。只要中国社会转型还没完成，这个博弈会一直存在。这两点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剩下的就是思想文化走向，这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件大事。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原来国学派提倡建立孔教国家，新左派跟着国学派屁股走，也大讲思想文化上要有主体性，学术上也要有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最重要就是表现在儒学上，以它为核心建构中国的思想文化；为此要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上侵略，要建构另一套学术规范，包括重新界定一些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不能跟着西方走，要另搞一套和西方对抗。另外，自由派也开始分化了。有一部分自由派在坚持宪政的同时，提倡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作为宪政的思想文化基础。现在这几大派在文化上联合了。官方也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走向；支持国学发展，提高孔子地位，动作不少。应该在这个大格局下去观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的问题。一个城市树立雕塑，包括文化名人的雕像，这很正常。每个城市都应选择合适的雕塑。但现在把孔子变成九五之尊，赋予他特别崇高的地位，把雕像置于北京城的中心，全国政治中心，这是一个表态。在我看来，树个孔子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要观察，还有没有和是谁的像要出现。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没有位置？老子、庄子、墨子能不能和何时出现在长安街上？如果长期不让他们在长安街上散步，只剩下孔子与伟大领袖并肩供人顶礼膜拜，这就严重曲了先秦的历史，体现了决策者对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无知，从而成为不能不令人忧虑的文化象征。这个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专制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孔子像的出现有正常一面。但是否真的正常，还要看以后的动作。人物周刊：中国社会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中国崛起是过去十年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某些声音都大力呼喊的一个口号，在您看来，用这个口号来衡量中国过去十年的变化，哪些方面是成立的，哪些方面是不成立的？袁伟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已在国际上树立起来了。而且，它是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这可以从几面来看：一．任何国家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是迟到的现代化。中国是留级生，终于开始发奋了，上路了，这值得高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本应是19世纪要做的，我们应在那个时代完成这个任务，但我们留级了。鸦片战争后，我们就应该用人类文明新成就来改造我们的国家。那个时候同时面临着这个任务的在东方有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日本是半成功的国家。日本在经济上成功了，它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它走市场经济道路。它勇敢实施新的教育，更新自己的知识谱系。但在政治法律层面，它是不成功的。日本在法律上接受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在政治上，它在1889年通过了宪法，但不伦不类，是专制的装饰品，是日本特色的“宪政”。制度建构上，天皇超越于国会，超越于内阁，军队不受内阁领导。军部直接属天皇领导，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思想上则提倡儒家道德，发布教育敕语和军队训词，规定要忠君，要忠诚，要服从。这种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导致了世界性的大灾难，中国首当其冲，受害深重。这是没有清算儒学负面因素，在制度建构上搞日本特色宪政所造成的祸害。但当时中国连这一步都没做到，结果就挨打了。19世纪完全是在交学费。登峰造极之时，主动向11个国家宣战，屠杀外国人和沾点洋气的中国人，招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很惨痛的教训。我们现在是在还历史的旧债。这是好事，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任何社会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过去十年中国值得高兴的事。同时这个过程还有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二战后，任何国家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不可能再走武力崛起道路。所谓中国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时代使然。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德国两面镜子摆在前面。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日本成了二战的元凶之一，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后来真正接受了民主化的改造，接受现代经济政治制度，没有动用一枪一炮，经济却走上高速发展的正轨。中国领导人没有那么蠢，他们不可能重复二战以前日本德国的道路，也不会对他们战后的成就视而不见。中国是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平崛起。第三方面，任何国家加入市场经济体系，公民权利得到部分保障后，必然有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印度二战以后，国大党学苏联，搞计划经济，结果沦为贪污盛行，经济发展缓慢的落后国家。现在印度觉醒了，摆脱错误决策，也快速发展起来。其他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正是处在这个历史时期，这是适应时代变化，历史发展潮流的结果，中国并没有特别独特之处，但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中国刚取得点成绩，有些人的民族主义就发作了，翘尾巴了，这个值得注意。人物周刊：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中国也避免了像西方国家那样遇到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美国《时代》杂志前国际版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其起名为：“北京共识”。你如何看待“北京共识”及相关的中国模式？有人声称北京共识已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你如何看待两种共识间的“PK”？袁伟时：要回到常识。中国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场经济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社会稳定；这是进入现代以后，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最低条件。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公民经济自由的核心。中国经济三十年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遮遮掩掩地很不彻底地恢复了私有制，也就是他们讲的模糊产权制度。但所谓模糊产权恰恰正是冲突不断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优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横向比较，日本也经历过高速发展期，成为国际上引人瞩目的典型。那时它有终身雇佣制，市场不完全开放，政府介入企业的经济决策等等特点。一些人因此起劲吹嘘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或者日本模式。后来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跟今天的中国大陆有相似之处，又被吹捧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根本上是社会稳定加市场经济和法治的产物，许多所谓特点都是后来必须改革的负担。中国的发展，是在辽阔的土地上现代化。有几个关键因素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外向型出口带动战略，这是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二是推进了城市化。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城市化应达到70%以上，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也创造着巨大的市场。在两大杠杆带动下，经济发展起来，好像是看到奇迹，其实是借鉴他人的经验，还历史旧债。应该说中国人不笨，学习得很快，80年代中国政府还不承认要走市场经济道路。我们基本上是学人家的东西。我们的特点在哪里呢？有人讲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讲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中国发明的。英国很早就有了，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既有私营经济，又有国有经济。但那又怎样？国有企业固有的效率低下，拖累了英国经济，假如没有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英国不可能走出困境。所谓混合所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是改革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私有化，公司化。这个过程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一般来讲，这样做效果都很明显。比方说日本，它在19世纪实行私有化，将国有企业低价卖给私人企业家，顶住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压力。1980年代以后，这个过程还在进行，连铁路和邮政都私有化了，成绩卓著。惟一特别的是新加坡。我们的官员常去那里膜拜，但他们忘记了新加坡是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又有健全的法治，对国有公司监督比较容易。其他大国很难复制它的模式。何况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取向都被人广泛诟病，负面的东西很多。称模糊产权是优点，很荒唐。任何市场经济制度，如果产权模糊，代价很大。新加坡的产权很清晰，中国恰恰就在这方面吃大苦头，原来所谓乡镇企业，花了很大代价才恢复私有制的本来面目。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都是填不满的财政窟窿。有些表面上赢利很大的国企，如果你仔细研究其投入——产出的话，研究它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的话，也是负资产。怎么看待国企？国企弊端在中国经济里很突出，这恰恰是中国应改而没改好的领域，而不是什么中国模式的优点。至于私人产权，一直受侵犯，是中国不稳定重要因素。这时去歌颂产权模糊，是不负责任的，是一个陷阱，让中国人往里面跳。所谓北京共识，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政府的介入。政府的介入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改革代价太高、成本太高的重要因素。它表现的问题是贪污盛行、环境破坏、私产遭受侵犯，社会矛盾尖锐。要解决的问题却去歌颂，搞不清他们意欲何为。人物周刊：一个叫潘维的学者曾撰文，《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称：“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其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今日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您对此如何看待？袁伟时：对潘维教授的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他不是研究经济学的，他对现代市场经济了解可能不多。他说中国挑战了计划与市场两分，肯定是错的，中国政府干预经济太多，与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恰恰是要克服的毛病，说成是成功经验，未免令人大惑不解。同时，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各国政府都在使用；这谈得上是中国特点吗？说中国挑战了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更是政治学上的笑话。民主与专制是不可调和的。他可能将行政当局的作为与专制混为一谈了。纳税人拿出GDP的20-30%供养一个政府，当然要它好好办事。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有四点： 1.权力来源。“权为民所赋”还是某人或少数人自命为天生的统治者？如果是前者，公民就要通过定期选举确认政府的合法性。 2.对公民自由的态度。专制政府以统治者自居，肆意剥夺公民的自由；民主政府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确保公民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安全，提供公民个体或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与此同时，言论自由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建立确保“言者无罪”的制度，所谓民主比英明君主虚心纳谏还不如，“第一把手”一翻脸或记恨在心，敢于讲话的人就要倒大霉了。 3.决策的程序。 4.有没有分权制约。为什么要对留洋的政治学博士说这些政治学ABC？我自己也大惑不解。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急于歌颂现状，而这些现状正是需要改革的。人物周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一些风波，比如08年奥运圣火传递，让中国高层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至少是在某些国家的形象，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近十年来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政府现在加大了对外媒体的投入，以及在国际知名媒体上投放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片，你觉得，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是接纳欢迎，而不是抗拒恐慌，治本之道是什么？袁伟时：关键点在于，第一是要开放。中国的实际情况，要让中国人了解，让世界媒体记者、学者、政治家了解。第二要实实在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落实温家宝总理说的让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自由和权利，落实中共中央全会提出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中国的形象自然令人景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由衷的尊敬。如果中国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无论做多少宣传，一下子就被像抓记者，抓敢于揭露官员胡作非为与社会黑暗面的公民，乱拆迁，抢记者录音笔之类的事给抵消了。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都要大张旗鼓地纪念，如果回顾到100年前的那个十年，即1900年至1910年，晚清最后的这段时间能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袁伟时：我想，有这么几条是不能忘记的：第一，关键时刻要当机立断，敢于改革。晚清在一些改革上很成功。如教育体制改革，坚决废除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魄力很大，步子很稳妥，完全改变了中国青年的知识谱系。又如法制和司法改革，废除二千年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司法统一的体制，着手建立独立的现代司法系统。这些改革影响十分深远。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它却犯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时社会各方联合要求立即在宣统三年（1911）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当局却拖延应付，贻误时机，宣布要到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结果没有宣统五年了，清朝完蛋了。第二，它有两项举措，值得借鉴。一是当时的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在全国范围进行宪政教育，教大家什么是民主宪政，要如何选举，等等。为此，翻译了大量的各国宪政资料，编写了许多读物。这种公民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愿不是绝后的。另一是推行地方自治，公开宣布地方自治是宪政的基础，从县到省都要实行自治。任何国家的政治都要分权制约，地方到中央，层层自治，国家才不会向专制倒退。晚清政府在这一点上的确非常清醒，认识水平比当代官员高一个层次。第三，在对待群众运动上，它留下惨痛的教训。对公民的游行示威，应该对话沟通，化解矛盾，绝对不能镇压。可是，清政府对待保路运动，却严厉镇压，杀人抓人，从而制造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革命。人物周刊：有人会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和主体性，如果按照所谓的普适价值搞的话，中国会不会沦为西方的附庸？由这个话题引出普适价值观与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关系，一度，普适价值在中国都变成了一个敏感词，你认为二者的关系如何？袁伟时：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特色价值观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是民主、法治。这一条显然来自西方。落实这一条就会成为西方的附庸，那不是胡说八道吗？偶然看到居委会在路边的宣传牌，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是爱国主义，二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居委会的大妈可能不知道，说一不二，一切按民主、法治的规则办事，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国家，哪能不赢得公民的热爱？有人认为要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回归儒家思想，说那样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特性。怎样回到儒家经典？儒家的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三纲太臭，暂且不说。仁义礼智信，这称为五常。从字面上讲，漂亮极了。但它是有特定内容的。儒家经典怎样诠释？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中庸》）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礼治，严格区分亲疏尊卑，等级关系不能逾越。这就是儒家的价值观。与平等、自由背道而驰的这些价值观，当代中国人能接受么？如果讲亲疏尊卑，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起来？两套价值观和规则是冲突的。讲等级亲疏，交易怎么做？没有自由、平等就没有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又是西方来的。一讲自由、平等，就成了“卖国贼”啦？现代文明的标准在哪里？在联合国的三个人权公约。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的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各国政府代表和学者，不分东方、西方共同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参与制定，1966年的两个公约，中国政府分别在1997和98年签了字。这三个公约体现了当今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什么关系呢？假如你实践三个人权公约的观念，这样的国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热爱。一个政党要是真正实践这种价值观，人民也会拥护它。只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要采纳现代文明的规则。所谓价值观念，说到底是行为准则。人类的价值观，随着历史进程，是会变化的。我们究竟要发扬什么价值观？值得中国人反复深思。人物周刊：您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有何期望？袁伟时：我对未来十年有三点期望：第一，企盼后五年不再出现以言贾祸的事件。这太丢人啦！前五年能实现更好，但估计不容易办到。官员的观念提高和手中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及公民的监督，都是很艰难的过程。第二，我对今后十年经济发展是乐观的，如果领导者不太蠢，不犯大错误，经济仍然会比较快速发展。但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关注：一是私营经济能否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广东省政府的规划已明确规定它是主体）？是不是真的是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各个行业都能进入？在贷款和经济活动各个环节，是不是真正享受了平等的国民权利？事关经济自由是否落实，经济转型有没有扎实的制度基础，千万含糊不得。二是财产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暴力拆迁，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的根源都与此难解难分。三是希望十年后，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医疗、养老、国民义务教育、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都妥善解决，大部分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首先是建立起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如温总理讲的办学有自主权，师生都能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义务教育阶段则摒弃以培养“听话，能干”为指导思想的错误方针，以培养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为首要任务。我不知道在别人眼中这些要求是高还是低。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当务之急，而只要有决心都是能办到的。做到这三条，中国的国际形象肯定会大大改观。人物周刊：未来十年，从宏观方面来说，您担忧中国社会出现的局面是什么？袁伟时：最担心官员的认识跟不上形势，从而在两个方面阻滞社会发展：一是口头说改革开放，内心却根本不承认我国很多领域体制落后，不适应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不思进取，贻误改革。二是官员思想上沉溺于阶级斗争多疑症，行动上摆不脱动用暴力手段（公检法机关）对付一切的习惯，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悲剧英雄，加剧社会矛盾，一次又一次严重损毁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刊登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四期（2010年1月24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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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史和文明史: oyjenvol 2010-11-7 09:55; 在海陵岛归来的大巴上，曾想到几个有趣的历史现象： 1，历史起源于河流，这个命定有一定的正确性：长江和黄河孕育的中华文化；印度河和恒河哺乳的古印度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起源的古巴比伦文化；尼罗河流域诞生的古埃及文化；多瑙河和莱茵河流传的欧罗巴文化......在我有限的历史知识范畴之内我无法再找到一种有卓越影响力的文化了。玛雅文化除外，毕竟这一切和亚特兰蒂斯大陆一样是一个无法追本溯源的文化之谜。既然是一个不可考究的话题，那就不加考虑了。从地理的角度再次出发来看大河文化，我觉得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出来了：除了无人居住的南极洲之外，偏西的亚洲，欧洲和非洲这三块大陆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和文明史，但是地处东方的美洲大陆和大洋洲却没有出现。如果从河流来说的话，亚马孙河和亚马孙平原以及北美的五大湖为什么诞生不了文明呢？是不是真的这三块大陆没有适合农耕文明的田地？还是因为这三个大陆的紧密程度不及亚非欧三大洲？还是因为人类的迁徙路线决定了这三个大洲的晚育？至于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我倒是很希望能有史学家能帮助解决我这个不知正确与否的问题。 2 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有古巴比伦文化都是渊博深邃的长者，欧罗巴文化在他们面前只能算是一个棋童了。但是古巴比伦文化过早地陨落了，中华文化却在各种束手束脚的文明理论里面蹒跚前行，印度文化在臃肿的人口问题之下因为城邦问题落伍了，至于古埃及早已经在三块大陆的强势王朝的永无休止的侵犯之下土崩瓦解。欧罗巴文明是不是因为在它们天然的屏障阿尔卑斯山脉的庇护之下安居乐业而后来者居上了呢？ 3 从亚历山大大帝遥远的马其顿梦开始，到希特勒的纳粹结束，为什么这么多的超级帝国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之内昙花一现之后就没落了呢？倒是中华帝国却表示毫无压力，很多王朝都将马蹄印刻在了其他大洲之上之后依然坚挺。 4 这是最有趣的一个现象：查理大帝一统欧洲之后，虽然国运昌盛了那么一会儿，可是查理大帝驾崩之后，他的孙子们就迫不及待的分了家底，于是好不容易统一的欧洲又开始了画地而治。我觉得查理大帝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自他之后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统一欧洲，彼得大帝没有，拿破仑也没有，希特勒也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查理大帝死后的一两百年时间内，欧洲也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战争。于是在天下太平的前提之下，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法国和意大利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又过了几百年，荷兰人兵强马壮了，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版图小了，于是开始谋划航海。于是它们拥有了最早最强的航海舰队，从北海到地中海，穿过英吉利海峡就是地中海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于远方的来客表示震惊，于是他们也开始效仿，在这个时候，无疑荷兰还是一个强大的海上马车夫；西班牙毕竟还是在疆域相对辽阔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他拥有更多的资源，于是他们组建了狙击荷兰扩张步伐的无敌舰队，于是欧洲开始从马车夫时代进入无敌舰队时代；偏安一隅的英格兰在其他国家扩张同时也在厉兵秣马，也许上帝是公平的，给了欧洲各国轮流坐庄的机会，骄横一世的无敌舰队在1588年遭受到了英格兰人在英吉利海峡低调的狙击，130艘华丽丽的战舰最后损失一半铩羽而归，自此以后，英国一战成名，成了新的欧洲霸主，欧洲开启了长达200年的不列颠时代；历史毕竟是伟人的，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小矮子就向世人证明了这个事实，他就是拿破仑，他和很多法国人一样深深痛恨英国人，也痛恨德意志人，他认为法兰西民族才是欧洲的主人，于是他指挥他的铁骑踏平了欧洲，最辉煌的时候他拥有十多个国王的头衔，19世纪属于法国，他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几乎千年一遇的小矮子；小矮子能有的理想和包袱狂人同样能够拥有，斐迪南大公遇刺的事情将欧洲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心，德国自俾斯麦开始好不容易建立的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损毁。但是一个叫希特勒的狂人固执地认为日耳曼人是世界最优等人种，于是他重走了拿破仑的老路。当然，悲剧总是惊人地相似，除了一海之隔的英格兰，希特勒真的几乎踏平了欧洲，只是和拿破仑一样莫斯科的寒冷将他击败得一塌糊涂！当然20世纪欧洲的强者还是属于德国。 5 当然众所周知，和欧洲的后来者居上一样，美国也以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荣登了新的文化霸主的地位。我想问的是，谁将会是下一个文化轴心呢？; 个人分类: 高尔基的哲学观|2248 次阅读|2 个评论

大国崛起呼唤群龙精神: caoman 2010-8-5 18:47; 央视播《大国崛起》，小岛国英吉利赫然在列，东方巨龙中国不见踪影，使人黯然。柏杨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言犹在耳，让人担忧。苏醒的巨龙如何适应新世界，崛起的中国如何强大，背后需要国人以怎样的文化支撑，值得深思。中国人的文化以龙文化为代表。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至高无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代名词。只要有龙在，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可谓是唯龙独尊。且仅指以古代帝王为代表的个别人，形成独龙文化，即全国只认一个领袖，一个伟人，如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等，直至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与历史所处的时代有关，从古代至近代，国家之间的较量多以赤裸裸的热战为主，带兵打仗是先锋，经济实力是后盾，能够带领部队开疆扩土、抵御外辱的人犹如天神，人们看到的、崇拜的多是站在最前面的人。到现代，世界版图已暂时稳定，各国之间的较量已从热战转为冷战，即从军事战争转为经济比拼。对抗平台由军队转为经济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大国崛起主要靠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企业的强大。强大的企业不仅要在本国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更要在世界市场上占一席之地。正因如此，很多企业壮大后无不义无反顾的走向国际化道路，如海尔、联想等，我想这其中不仅为了企业一己私利，更为了展示国家的强大。事实证明，拥有强大的企业越多，国家经济实力就越强，如美国、日本等。在激烈竞争中做强、做大企业靠团队协作的精神文化作支撑。企业有大、中、小之分，每个企业都有领导人和员工，企业中又分为大、中、小团队，每个团队都有负责人和成员，当企业领导人和团队负责人重视自己龙的地位，慎重决策，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对市场负责；当企业员工和团队成员真诚协作，相互配合，团队和企业必然会长大，这就是群龙协作文化。在企业不断长大的过程中，今天的团队成员可能成为明天的团队负责人，今天的团队负责人可能成为明天的总经理，故企业壮大的背后是企业人的壮大，企业发展的背后是企业人的协作。同理，大国崛起呼唤群龙精神，大国崛起的背后是大国人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中国人的协作。十几亿人的协作是上下构成金字塔式的大整体，大整体内有 N 个中团体，中团体中又有 N 的 n 次方个小团队。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每一位龙的传人，作为大整体、中团体和小团队的一分子，都融入其所在的组织，成为其中优秀的不可取代的一员，并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大国梦就能实现。现在，全体龙的传人站起来向世界宣告，中国人独龙和群虫时代已经结束，开始步入群龙协作时代，架起大国崛起方舟。; 个人分类: 随笔|2338 次阅读|2 个评论

世博举办意味着中国盛世起舞！？: cwhm 2010-5-2 01:50; 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举办，2009年美国也提出了G2和Chimeric这些新词，2010年世博会在中国举办，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进入了盛世么？从经济和收入分配上看，中国的人均GDP是3800美元，排名100多名以后，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万美元。代表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中国是 0.46 ，而 0.4是警戒线，这就意味着10%的家庭拥有45%的收入。再说我们的国防，中国一直是韬光养晦，军事实力没有扩展到周边地区，更不足以影响世界其它地区。在这里再看我们的科技，我们至今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它专业领域相关的诺贝尔性质的学生奖项内地也是很少问鼎。再拿科研论文的引用次数，中国的科研论文往往是数量居多，引用居少。论文怎么说也是可以公开的公布的一些成果，对于那些高端保密的科研，中国或许落后外国更多更远。再拿专利，几乎高端科技的专利都被外国控制着，他们拿着定价权，我们却浪费着资源，破坏者环境去做世界工厂赚取血汗钱。这样看来中国确实与世界还是有蛮大的差距。中国离盛世还甚为遥远！！但是我们不要悲观，中国的现状还是乐观的，或许可以说我们具备了大国崛起的雏形？首先说经济，我们中国人对20年间中国飞跃的变化有切身的体会，20年前可能一年只能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穿新衣服，吃好吃的，二十年前的一个县城步行不到 10 分钟就可以从城东走到城西。 20年前中国人还是提菜篮子的时候看到塑料袋都是稀奇宝贝，现在这一切都太平常不过了，塑料袋还成城市垃圾了。离2020年政府设定的小康水平还有十年，按照现在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速度，国民的幸福感只会越来越高。再说我们的军事，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军舰穿越了第一岛链引起日本的恐慌，中国在南海也派出了渔政船也给越南敲起了警钟，这都代表着我们的军力也确实在提升，我们的海军已经慢慢具有能力保护我们的海洋资源和我们海外的商船。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说，日本在35年前的1975年在冲绳举办了世博会。中国的现在和1975年的日本是有那么多的相似，战后的日本也是只重视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也就是在7 0年代日本重视了基础研究后，才有了近些年的日本盛产诺贝尔奖。中国现在也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相信几十年后，中国会有自己的诺贝尔奖。日本的产品最开始也是低质便宜的代表，但是30年后的今天，日本的汽车，电子已经成了品牌的象征。中国现在产品打入世界，处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中国的建筑公司在非洲大地上，中国在全世界输入技术和劳力，和全世界一起来发展经济，华为这样的中国品牌的企业也在崛起，相信30年后中国会有更多自己的品牌。还有我们的高铁，中国的高铁是吸收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高铁技术然后融合再发挥，然后中国有了自己的武广高铁，京杭高铁，直到现在中国的高铁技术可以出口，就连美国也开始进口中国的高铁，中国也和土耳其签订了高铁的修筑合同，我在外国的时候，别人也经常问起中国真的有那么快的高铁么？是否可以预言30年后的今天，大概也就是在2040年是真正的中国盛世。本博文很多数据和部分观点来自凤凰卫视；三分抄袭，七分原创，言论不要全部跟博主对号入座，欲知专家言论，请欣赏节目视频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Z4Z47DBBfQ; 个人分类: 我思故我在|1943 次阅读|7 个评论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诺贝尔奖人才: caisenchen 2009-10-10 19:18;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看《大国崛起》拍的这部片子。为什么美利坚联合众国，短短200多年的时间能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强国呢？里面有一点令我感触较深的是，美国对专利的保护措施，实施早，具体到位。由曾经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斐杰逊亲自签署。单单一个爱迪生就有数万项发明专利，其中发电机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整个时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而我们呢？版权利益得不到真正的保护，国内盗版现象猖獗，科学家得不到真正的尊敬。甚至有些还得为生活奔波。美国由于有了完善的专利法，科学家能够从专利中受益，这是一方面。另外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今天只是谈谈其中的一点吧，因为一个培养一个诺贝尔奖人才，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大家认为呢？;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6626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一个必要环节: ZSHuang 2009-9-11 10:39; 我在明天的北京青年逻辑论坛的学术报告会将从大国崛起谈起，以我个人在荷兰生活工作二十年的观察和体会，解释荷兰在这大约四百年里为什么能够一直处于发达国家的前列，并解释为什么高福利国家不会养许多懒人而会保持高科技竞争力之谜。北京市逻辑学会青年学者逻辑论坛形式：学术报告时间：2009年9月12日(星期六）下午3：00-5：00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主楼A809 演讲人：黄智生博士(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题目：网络，逻辑，与知识社会---论语义网的逻辑基础及其应用 Web,Logics,andKnowledge-basedSociety---OntheLogicalFoundationoftheSemanticWebanditsApplications 摘要:万维网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语义网与本体技术作为面向知识社会的新一代的万维网技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语义网与本体技术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采用逻辑的手段来描述知识体系与网络信息资源。本报告将从现代逻辑的主要思想和技术出发，阐述逻辑方法如何成为科学描述和理性思维的最重要的工具，从而推进现代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进而介绍语义网与本体技术的逻辑基础和主要思想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讲演人将结合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实际的例子，展现现代逻辑（主要是基于可能世界语义的模态逻辑等）用于科学思维和理性分析丰富多彩的技术内容，其中包括如何使用现代逻辑分析襄樊贫困生受助不感恩的讨论和分析郑州官员说话门事件等，以及如何使用语义网技术用于政治分析(荷兰大选政治形势分析)等一系列具体的应用实例。关于黄智生博士的个人背景材料的介绍，可参照下列网站的相关信息： http://iws.seu.edu.cn/csws2009/summer_school.html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人均GDP排名，荷兰居世界第七，美国居世界第十二。; 个人分类: 一家之言|9096 次阅读|2 个评论

房地产支撑不起大国崛起: maokebiao 2009-7-19 11:05; 近来朋友和我说北京房价以及其他城市房价又开始猛涨，让我想起两年前一个空军资深战略研究员写的房地产支撑不起大国的崛起这个在网络上都可以搜索到，提供一个网址：http://big5.eastday.com:82/gate/big5/mil.eastday.com/m/20070821/u1a3056268.html 　　有感而发，全球经济在下滑，而我们的房价在逆着涨，为什么？我们做科研的人要不要关心？朋友问我关心有用吗？朋友们，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升官发财，无论那一个人，只要他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他都要关心这个社会。我从来不反对别人捞钱，升官发财，但在升官发财的同时，也要想想别人，关心一下社会。房价猛涨，凭什么涨，为什么涨？真值那么多钱，涨了对社会有用？还是只达到了一个GDP的目标。就像我们做科研一样，整天在想办法创新，还是没解决问题，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不会有创新的。有人说，只有房地产可以拉动内需（比如钢铁，水泥，就业等等），拉动经济增长。我承认这是大部分理由是对的，但反对涨价。很多人和媒体跟着起哄，这是很......当然还是有些说良心话的。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可以通过建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桥梁和房子）来拉动内需和就业，来改善经济结构和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像我们开发商趁火打劫，这样的后果非常严重，短时期和直接效果看不出来，但危害非常大：第一：让大家投机的心理增强，靠钻营，影响其它技术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影响人的社会心态；第二：拉大贫富差距，长此以往，形成两大对立阶级。引起社会不安定，不要去骂那些飞车抢劫，小偷。最近出现了大学生夹持人质抢劫银行，抢劫成功但最后被制服。我个人认为社会是应该负一些责任的，他们很多是被生活所迫。社会这个东西太粗相，社会其实就是我们大家自己。从新闻大家的回帖来看，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指责他做得没有技术含量。为什么会这样，别人为什么会去偷,去抢,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根源在哪里？我们的社会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师应该研究一下。把研究结果在社会广大媒体中宣传。我记得李开复先生对马加爵的事情做了一个剖析，但像李开复先生这样的人太少；第三：企业家攒钱，但攒了钱之后要回馈社会，比如说资助某个大学的研究，公益事业。我们的企业家达到这种胸襟的不多，俞敏洪这样人在中国不多，特别是房地产商。有些时候我在想，捞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你能用多少呢？最后还不是别人在花，结果还害了子孙后代。我听说过不少在海外花天酒地，被人嫉妒，遭抢劫或者绑架，结果.....，国内富二代开着车到处撞人。钱太多不见得是好，多干点实业；第四：让国外有机可乘，其实很大一部分钱都流到了国外。因为房地产钱来得容易，各企业为追求利润，都踊向房地产。现在我们高技术产业甚至生活用品，以及小孩喝的奶，农业市场等慢慢被国外占领，非常危险。现在的侵略战争不再是以前的直接占领，而是经济战争，大家随便算一笔帐，数码相机，日本人攒了中国多少钱，冰箱，笔记本，汽车，最近的铁矿石间谍案..........小到化妆品和酱油,啤酒。外国，特别是日本以华制华的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第五：技术含量低下，最近半年塌了多少桥，跨了多少房子，房子越盖越差，奇怪的是倒了之后，结果技术鉴定全部合格，这要是打仗或者发生地震怎么办，地震应该会越来越多，为什么这么说？最近为什么极端气候越来越多，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为什么，是人为吗？这个应该不算，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天体运动造成的结果，比如说某些行星正在逼近或者远离我们而去，引起引力场变化，导致局部变化不一致，从而引起极端事件发生，甚至地震。将来的气候变化，我个人认为气候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以及地学的其它工作者进行大力合作，才能弄明白这些问题。但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的建筑倒塌，房地产商是要负一些责任的，良知呢，企业的信誉呢？地基都是什么，大量的偷工减料；第六：经济危机是我们进行产业转型的绝好机会，可惜我们错过了，被房地产搅合了，中国的经济学家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大部分在为虚高的房地产鼓掌捞好处。　　有些人说，关心这些有什么用呢？扭转社会的风气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至少不要像有些高级研究人员为推高房价推波助澜。不要为自己有了几套房子就不想那些没有房子住的人。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有一个老师叫戴小枫，是一个非常有正业感的人，每次开会都是慷慨激昂，中国这种人不是很多，我们需要这种人.......媒体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宣扬大家说真话和保护说真话人........如果科研人员特别是老师不关心这些事情，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教书育人，如果你们都做不到，不关心，那就没什么希望了,那学生将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这样的科研人员也最好别做出什么研究成果来，因为你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被坏人利用，那后果更严重。但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很可能也做不出来，看看现在的状况，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我不是做社会研究的，乱写一通。把资深空军研究员写的贴在下面，供大家... 2007年8月21日 08:21 來源: 環球時報作者: 戴旭作者係資深戰略評論員、空軍上校選稿: 思偉　　上半年中國的GDP增長11.5%。海外評論，中國即將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與此同時各地房價突破九部委的聯合圍堵，繼續瘋狂飆升。人們又紛紛評說二者之間的關係，有關房地產業發展的爭論再次趨於白熱化，縱觀各方論點，大多都停留在經濟層面。筆者認為，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實際上� 有靠新興產業拉動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更有意義。　　那些真正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是依靠工業化奠定的國力基礎，爭衡世界才贏得了今天在歷史和當代世界的地位，如英、法、德、美。而那些只靠倒賣別國原料或產品，以投機致富的國家，很快便退出了歷史舞臺，如葡萄牙。西班牙原有著歐洲最廣袤的國土，又最早從美洲奪得大批金銀，國庫充盈。但由於沒有建立起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制度，錯失工業革命良機，結果也步葡萄牙的後塵曇花一現。近代史上的現代化國家，靠著傳統產業革命，從而� 有哪個國家憑藉蓋房子把國家帶進現代化的神話。這是因為前者不僅帶來產品，同時還刺激科技進步，提高效率，形成獲取巨大利潤和擴大再生產的良性迴圈。這種迴圈的核心，是可持續發展。而房地產業的發展，能帶動的相關產業只是煤炭、鋼鐵、土地的巨大損耗，進一步造成資源、環境問題。　　目前我國的支柱產業存在不掌握核心技術，即空心化問題，這不僅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還將嚴重危及國家經濟、軍事和資訊的安全。把凡是能直接帶來短期利益的產業冠以支柱之名，真正的支柱產業反而被忽視。由於支柱產業空心化，中國已經為汽車、電器製造業送去了數不清的專利費。中國已經給美國波音和歐洲空客送去了上千億美元。至於中國為軍事現代化而購買的外國軍備，耗費外匯也很驚人。一邊對內竭澤而漁，一邊又慷慨地給外國輸血。這樣的經濟運行模式怎麼能可持續發展？　　從戰略高度認識房地產業畸形發展的危害　　眾所週知，出口、投資和消費被認為是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三駕馬車，但調查顯示，我國的最終消費率近年持續走低，比世界平均水準低近20個百分點，消費仍未成為經濟迴圈的起點。人們收入中越來越大的部分用於住房消費，這將對一般消費品有很大的擠出效應。一個人為了一套房子，要把積蓄和未來幾十年的收入耗盡，他以後還怎麼購買汽車、家電，還怎麼用來再教育、投資創業呢？　　整體是個體的放大，整個階層都無力消費工業品和進行投資創業，怎樣拉動國家其他製造業的發展？畸形發展的房地產業為中國現代化埋下不少� 了錢，那我們現代化持續發展的動力又在哪？　　房地產業畸形發展危害巨大，還在於腐敗的滋生以及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使和諧社會建設面對巨大的政治難題。中國房地產業已經出現十分明顯的寡頭現象，囤積居奇、圈地待漲、捂盤惜售比比皆是。一些地產商、地方官員、專家學者和個別媒體專刊構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長此以往，必將造成尖銳的社會對立，埋下不安定的種子。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教訓證明，巨大的資金掌握在少數寡頭手裏，一遇危機或其他風吹草動，資本將立即外逃，導致金融危機，貽害整個社會。　　正是由於房地產業畸形發展的種種弊端，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僅不促使中國打壓房地產業，還鼓勵鉅額� 有對其他製造業的資金造成釜底抽薪，還引領了美國的經濟繁榮。日本上世紀90年代，也大力發展房地產業，但之前日本已經在汽車、電子、造船等現代產業方面成為世界的佼佼者。　　美、日的發展經驗表明，房地產業的發展，應該在一個國家的製造業發展之後，即在國家工業化完成之後。國家有充裕的財力，民間有足夠的財富，發展房地產業讓人民安居樂業，方可實現社會繁榮和穩定。中國現在還遠沒有完成從農業化向工業化和資訊化轉型，人民也沒有實現普遍富裕，在這種情況下發展房地產業無疑顯得太早，屬於搶道。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和民眾靠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和加工工業，積累的一點辛苦錢，正常情形下，本應該以此微薄的基礎，將此集中用於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和現代產業的建立發展，既可以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同時也為下一步現代化躍進打下基礎。新加坡、香港以政府提供廉租房為主的房地產業發展政策，解除了居民的後顧之憂；不久前英國宣佈，將建300萬套平價房，從而既能滿足民眾對擁有住房的渴望，也能保障英國有更好的未來。這些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和地區，其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安定與實施以人為本房產政策之間的關係，很值得認真研究。; 个人分类: 星星点灯|3168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技实力决定一国的经济实力地位: vcitym 2009-4-6 22:15; 3月20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北京的千人大会上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复支持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各界一致认为，中关村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为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巨大跨越提供一个鲜活样本。由此想到，前段时间看到的一则大国崛起的资料，是新浪网的系列博文，分析了全球几次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特点及规律。最后得出结论：科技实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科技实力决定一国的经济实力地位。21世纪的领先国必定是世界科技领先者。本想写一个题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博文，看了这些资料，觉得还是先沉沉再说吧。包括之前的从跟踪到超越再到引领，看来这个话题需要再思考一段时间。资料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759c830100b7o6.html~type=v5_onelabel=rela_prevarticle; 个人分类: 杂谈|38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后2008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态势初步分析: guyz101 2008-11-16 18:27; 顾又彰 2008年11月14日 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新变化 2008年已经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会因发生的几件重大事件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载入史册。中国国内方面：1）年初南方的严重冰雪灾害；2）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3）台湾地区选出新的领导人，两岸关系缓和并呈现积极的变化；4）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国际方面：1）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首当其冲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采取的应对行动已经事实上部分抛弃了他们奉为经典的自由市场理念；2）世界各国联合维护世界金融稳定；3）世界各国纷纷寻求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中外关系的深层对抗态势发生微妙变化；4）奥巴马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所受到广泛关注和支持的程度历史罕见。综合上述情况，初步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做以下几方面的展望。（ 1）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弱小和无奈通过重大灾难的演示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和接受。人类文明发展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加强人类的自我保护将更加深入人心。人类将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与自然和谐相处和人类的自我保护上，面对人类共同挑战是今后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2）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精神、自由市场信条的反思和反动将由思想学术界发展到社会和政府层面。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军事秩序将经历重新洗牌。因为人们忽然发现，全球化趋势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上的，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新的全球化趋势将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融合为基本特征，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将加强。然而矛盾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只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弱化了，而源于生存利益和生存空间之争的矛盾会得到强化。如果国际社会的组织力量无法遏制这种矛盾的进一步恶化，矛盾的爆发则不可避免。值得相信的是经过痛苦、复杂甚至残酷的过程之后，人类社会必将迎来更加和谐的曙光。（3）美国和中国将更加容易取得合作和谅解，意识形态的分歧趋于缓解。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台海局势将变得由两岸互动和博弈来主导。中美的矛盾冲突将更大程度体现在自然资源占有和消耗的不平衡上、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上、贸易的不平衡上和全球市场份额不平衡上，这些矛盾未来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4）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权威性。中国地缘政治和军事环境将得到改善。中国与美国、欧洲、澳洲、非洲、中东的合作关系会得到加强。但世界会强加给中国更多的责任义务，也会产生新的矛盾。中国要从这些矛盾和压力中摆脱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影响力和威慑力，同时强化文化辐射力。中国的军事存在将扩大范围。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在建设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取得实质性进展，老百姓富裕程度大幅度提高，同时资源消耗控制在适度范围。（5）美国未来的变化将是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变化的关键。这一次奥巴马和美国民主党的执政将会对美国进行实质性的变革，而这种变化会朝着理性和善意的方向发展，但可能不会一帆风顺。美欧关系变数增加，而与其他地区的矛盾暂时可能趋于缓解。美国传统的霸权形式即军事强权和金融掠夺会被遏制和弱化，主动联合中国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动机可能出现。 2、世界军事对抗格局的新变化以上从偏于乐观的方面分析了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在肯定乐观目标的前提下应该看到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一个民族主动纠正自己的文化信念、生活哲学和发展模式非常不容易。因此未来几十年老矛盾可能加剧，新矛盾不断发生，军事对抗的格局更加复杂化。乐观的预期以经历更加悲观的现实之后才达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经历二次大战后，人类的历史才步入一个更加文明的新纪元。首先传统的军事对抗格局继续存在，大国之间的矛盾时有激化，冷战时期的格局有可能再现，且呈现出多极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美欧、美俄、美中、中俄、中印之间。各大国在非洲和中东的争夺也有可能白热化。这个层次上的冲突将主要以军备竞赛和军事威慑的形式存在。不过一旦发生现实的军事冲突，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其次，由于世界各大经济体维持体量和战略纵深、保持独立性的要求更加强烈，大国对内部分离主义势力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对周边小经济体的兼并欲望会变得强烈。小经济体集中区域可能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趋势。因此，内部冲突和地区军事冲突的问题会更加突出。随着大国军事存在的撤离，非洲、中东、巴尔干地区、朝鲜半岛、独联体地区可能成为自由主义火药桶。; 399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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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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