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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以后，你又会在哪里？: HanLee 2016-11-24 22:38;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不幸。而余华就将这种不幸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从活着开始，富贵经历的是旧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不幸。而在火车厕所出生后滚落铁轨的杨风，则经历了二十一世纪的种种不幸。对于杨风，抚养他的父亲在 21岁时便改变了一生的轨迹，和养父的幸福生活实质上是在毁了他的一生。从这点来看，确实和搭错车中的养父有相似之处。怪诞的视角也使余华可以更丰富和细腻地描写人间百态，将社会黑暗的一面展露无疑。前后故事相互照应，最后在巧合中完成了线索的串联，让人回味无穷，感慨不已。本来向往平凡的李青为了所谓的前程选择了自我毁灭。本该安享晚年的养父却因为癌症不得善终，最后即使死去还像生前那样兢兢业业。从卖肾，谎报伤亡人数，天价墓地，上访，强制拆迁，跳楼自杀，交通事故，千里寻亲，无一不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关注的问题，余华用灵巧的笔触串联了一个个故事。兽医手术的卖肾就是死亡与毁灭，谎报死亡人数威逼利诱家属封口也是为了不处理大领导的中国特色，天价墓地都是炒出来的，而效益再好的餐馆也抵挡不住一群领导的赊账与胡吃海喝，弃婴被称为医疗垃圾永远不得接受，捅死自己被判了死刑的暴徒与被自己捅死的警察化为白骨以后居然成了好朋友。鼠妹也是一类人的形象，这类人蜗居在城市的角落甚至在城市的底层，真的像老鼠一样，没有技能的他们只能给别人打打零工。围绕着鼠妹作者也没有吝啬笔墨，这也使小说的主题更加突出。死去的有钱人火化后去了墓地得安息，有墓地的老百姓火化后去墓地也能得到数十年的短暂安息，没有墓地的穷人却得以永生。死无葬身之地绝对是一片乐土 ——“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人死了去应该去火化是普遍的认识，而死无葬身之地似乎才是真正最好的选择。我有事在想，当鲁迅先生看到当代交通事故，跳楼等事件发生时总是围在旁边的一群吃瓜群众会有如何感想。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已经过去，小说毕竟是夸大了的事实，人生的大不幸毕竟只是少数，而黑恶势力永远不会是常态。只是不知什么时候，人与人之间才能真正的少了点冷漠，多了点信任。如果社会依旧流窜着这么多坏人与不诚信，也许，真的要在死后吧。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毕竟不再是狂人日记中吃人的社会了。李翰 2016.11.24; 257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人单挑赢过NASA，天才库布里克150分钟预言50年人类科技发明: 热度 1 beckzl 2016-8-20 10:39; 因为太空漫游我们仰望星空的意义从此不同 1968年4月，《2001 太空漫游》上映早于NASA的阿波罗8号绕月球航行影片里第一次展现了太空飞船、空间站、星际旅行等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情景今天大家对宇航员在真空环境里的失重状态已经司空见惯而那时人们对失重则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在太空中可能会站不稳，需要慢慢走 1968年《2001太空漫游》发布的电影海报那时人类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近地轨道囿于经验的限制甚至不能理解这部电影在讲什么《2001 太空漫游》刚上映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人去看只有一些嬉皮士说这片儿配药，感觉倍儿爽而在今天《2001 太空漫游》被公认为“ 史上第一的科幻片 ” 无论是拍《星际穿越》的诺兰，还是拍《人工智能》的斯皮尔伯格无数大导演在拍科幻电影的时候都要说一句致敬库布里克和《2001 太空漫游》上：《2001太空漫游》（1968）下：《星际穿越》（2014）五十年后，《2001 太空漫游》电影本身依然保持着它在艺术上的伟大和在科技上的前瞻《 2001 太空漫游》电影海报《2001太空漫游》就像一个关于太空和未来的预言而惊人的是，大部分竟然奇迹般地完全成真塑造这个神奇预言的正是天才导演斯坦利 · 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 Stanley Kubrick … 库布里克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集结起了一个强大到恐怖的电影阵容电影剧本由著名的的科幻小说家阿瑟 · 克拉克（Arthur Clarke，曾经担任英国星际协会主席，是当时科幻领域的权威）和斯坦利 · 库布里克合作写成 Arthur Clarke Stanley Kubrick 专业科学顾问是人工智能之父马文 · 明斯基（Marvin Minsky） “人类最聪明的大脑之一 ” 明斯基在片场还差点儿被坠落的扳手砸死不过据明斯基表示“被扳手砸也比被库布里克天天拉着彻夜头脑风暴好” Marvin Minsky 电影的配乐来自古典音乐大师小约翰 · 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II）的《蓝色多瑙河》和理查德 · 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两位大师之前，本来选定的影片配乐师是好莱坞著名的阿莱克斯·诺斯（Alex North，美国大师级的作曲家、电影配乐，曾十四次获奥斯卡音乐奖提名，1986年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结果库布里克拍到一半儿觉得古典音乐效果更赞就把大音乐人给开了 1968年12月21日，阿波罗8号（Apollo 8）发射，这是人类第一次离开近地轨道，并绕月球航行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们在去往月球之前一起看了这部电影还模仿电影，在飞船里播放《蓝色多瑙河》作为背景音乐如果没有库布里克在电影制作上的任性和不将就华美的圆舞曲或许永远不会真正在太空中播放 … 作为一部科幻电影 “ 处女座 ”的库布里克在科技元素的真实感上也是做到极致他没有请传统的剧组工作人员设计场景道具而是请来宇航工程师、火箭设计师、天体物理专家等设计模型和场景工作中的库布里克因为库布里克做得实在太真实所以整个二十一世纪目前为止的各种科技发明简直就像人类在一项一项实现他的预言上：《2001 太空漫游》中的登陆舱（1968）下：阿波罗11号登月照片 (1969.7.21) 因为阿波罗11号的登月照片跟《2001 太空漫游》里的实在太像了整个美国人民都不信了，怀疑说“这是你们找库布里克拍的吧” 由此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对阿波罗号登月真假的考证无论NASA怎么解释证明都无济于事上：电影中航天飞机Orion III早期的技术图纸（1968年）下：NASA打造的第一架航天飞机“企业号” （1977年）影片中，这架航空飞机长这样加入了仿生设计，有海洋生物一般优雅的主体线条《2001 太空漫游》中的航天飞机影片中弗洛伊德进入空间站时的声纹登录在手机百度已经实现而支付宝最近还增加了人脸识别登录声纹登陆弗洛伊德和女儿打可视电话，收了一点几美元现在大家随时随地用facetime或者微信视频，而且是免费的可视电话 … 更好玩的是《2001 太空漫游》这部电影和整个苹果产品之间的故事 2001年，当苹果开发自己的MP3播放器时聘请了一位独立文案创意人Vinnie Chieco为它起名字当时乔布斯是这样解释自己心中产品策略的：Mac将作为其它产品的中心基站 Vinnie Chieco由此想到了《2001太空漫游》中的一句台词：“Open the pod bay door, Hal(把舱门打开。pod,指可与航天器主体分离的分离舱） Pod （分离舱）电影中的发现一号太空船相当于一个母舰，可以放出名为“EVA Pod”的小飞船与Mac和MP3播放器之间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他们将“Pod的名字拿过来，加上I和IMac形成呼应，IPod就此诞生了电影中的HAL是一台永远不需要关机的电脑，如果你想关机，得拔掉它的CPU 想想MacBook，也在拼命强化不关机的设计据说这是乔布斯的遗愿之一而且 HAL 9000型电脑自带略带傲娇的平静口吻还有那圆圆的摄像头，银色边框有没有让你想到Siri？ HAL 9000 2011年，苹果状告三星侵权，称其Galaxy系列手机和平板电脑侵犯自己的专利根据 FOSS Patents的报道，三星回击道 “ 那你们的iPad还和库布里克电影里的平板电脑相似呢 ” 看看鲍曼和弗兰克在太空中用餐时看的平板电脑，你就理解三星了 … 2016年3月9日，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在首尔与AlphaGo的对弈中首轮败给了这个谷歌母公司Alphabet制造的人工智能项目赛后，李世石说，“我惊讶极了，我从没想到自己会输” 然而，故事的结局早已在电影中写好库布里克在电影中拍了 HAL 和鲍曼下国际象棋，鲍曼被HAL打败 HAL 和鲍曼下国际象棋 … 1999年去世的库布里克被奉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在50年前的一部科幻电影，预告了人类至今的科技发展史直到今天，电影中提到的月球基地、行星间载人旅行等太空工程还是科学家们正在推进的项目而他强悍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方式也是声名卓著一位早期的采访者记录了库布里克对电影技术的痴迷库布里克极为关注电影背景，力求精确到细节，因为他认为那样可以帮助观众相信银幕上发生的情景正是因为对细节吹毛求疵般地精确要求他对每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都是全程掌控从初期策划到剧本创作再到最后剪辑，事事亲力亲为拉着明斯基整天雕琢细节，为电影科技因素一再考据自然不在话下 Kubulick 在拍摄《2001 太空漫游》的时候库布里克在一天之内去了特效制作部视察太空飞船的设计情况还前往服装设计师那里检查了太空服的设计进展最后又对艺术部建造的月球模型进行了一番研究他和共事的技师、艺术家、科学家高度协同拍科幻电影才能拍成下世纪科技预告专业严谨，就像科学本身一样优雅和谐他在作品本身创作过程中始终强硬地坚持对差错的零容忍库布里克有一本谈话录叫《我是怪人，我是独行者》他说不出错，才有可能造就完美; 6786 次阅读|2 个评论

北京莫言批斗会,谁不懂教育？: 热度 1 冯用军 2016-7-31 16:53; 引子： 2016年两会期间，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建议“将12年学制改成10年一贯制”（ 2016年3月5日，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莫言建议，将中小学学制从12年改成10年，并取消小升初和中考）。他的建议得到了众多网友支持。他们认为，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学制太长浪费时间，高三、初三就是复习，小学5年上完也没问题。而一些所谓业内的“ 教育专家 ”对此并不认同。我的观点：一、莫言就是《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懂教育者，非莫言莫属，莫言只是不懂天朝国情罢了...而所谓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看看里面的几号人和叫的几号人是什么样的货色便知），王本中、唐盛昌、吴颖慧、熊永昌等之流不过是那2个骗子、官员之流罢了... 1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绝对是草菅人命，按吾之本意，小学4-5岁即可入学，如果提高单位时间有效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目前小学、中学、高中12年所教授的那点应试知识，只用6-8年就够了，这样，孩子们14-17岁就可以大学毕业，17岁-20岁就可以硕士毕业，从而加速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三无”研究员屠呦呦就是明证。庸医不过是夺人一命，而庸师确是误人子弟一批谋杀青春生命无数，庸专家则是贻害国家民族 ... 二、钱老死不瞑目叨念的新中国60年“为什么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根源就是那些充斥于中小学战线的“教育砖家”，是以他们为首的“地富反修右集团”扼杀了中国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你把他们带走了，中国的素质教育就有希望了、“钱学森之问”也许就被破解了，否则，别说50年，也许翻过100年，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应试教育... 三、在莫言摊上大事了的一片流言中，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背景下，就让我为莫言说几句公道话，也怕是只有我敢在这风口浪尖上站出来给他撑腰，我是旗帜鲜明地支持莫言的【主要是这些“批斗”之言出于所谓“教育砖家”之口，要是其他人说的，我就姑且放他们一马，甚至不屑赘言】... 四、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天朝的基础教育主要的“成就”就是扼杀青年少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思维培养“听话的盲从者考试虫”，高等教育主要的“成就”就是培养心口不一言不由衷的社会主义信仰者、英语哑巴、操着半生不熟专业知识的技术员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莫言要是读了中学，绝对拿不到炸药奖... 为何？各位看官莫急，且听山樵公一一道来（以下所批之“鹰犬”或“爪牙”类“公公知识分子”，附上照片方便识别，所谓按图索骥是也，建议列入“过街老鼠”之列）：原文：王本中曾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现为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他此次研讨会上反驳道：“一年高考复习，一年中考复习，说这都是浪费，10年就可以学完。应试教育有两个关键词‘高厉害’、‘强选拔’，其实不管是改成10年，9年、8年也好，哪怕你改成6年，也会有两年照样是复习应试。” 王本中对澎湃新闻笑称：“莫言无知无畏，敢说，但其实不懂教育。” 评书：1、王大中真是对“国情”浸淫日久、了若指掌啊； 2、堂堂前中学校长，满嘴“应试教育”而公然对抗国家“素质教育”国策不思悔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家法规、政策、文件我就不啰嗦了）； 3、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在于培养培养学生的基本公民素养、良好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性、相信美好未来的希望，而在王大中眼里却是死记硬背些陈词滥调、过时的知识，为应付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而求学，不懂装懂，何其悲也； 4、放眼世界，无论是欧美日澳等列强，还是非洲弱国，有几国规定基础教育必须要有2年“复习应试”，从课考、周考、旬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王大中眼里心中和手下的懂教育就是如此而已原文：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认为，学制缩短为10年，实际上是把教育的任务窄化了。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立德树人，而不仅仅是只考虑念几本书。“10年就可以完成12年的事？我认为没有理论和科学依据。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是在这12年里，我们应该承担的教育任务，是不是真正做实了。” 评书：1、我要问唐盛昌一句，基础教育雷打不动12年，有什么理论和科学依据？不要告诉我是孔老二、孟轲、韩愈、朱熹、王守仁、蔡元培等告诉的，更不要告诉我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夸美纽斯、洛克、赫尔巴特、杜威、马卡连科、蒙台梭利、罗杰斯、布鲁纳等教你的...要是义务教育为11年、或13，你是不是会说12年有什么理论和科学依据，笑话，丢人现眼。 2、学制10年就能把教育的任务窄化了？12年就能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立德树人。11年不行，10年更不行？按你的意思，13年、14年不是更好，哈哈，我都怀疑你懂不懂“教育的任务”... 3、教育的重要任务...不仅仅是只考虑念几本书，笑话，我倒要问你？你除了机械性的教学生念了几本书、反复考了几道题，教导学生去应付高考，还干了啥？还能干啥？ 4、说好的“学生的基本素养，立德树人”，高分低能，除了会考试，还会哪样？说好的基本素养、说好的立德树人，去哪儿了？被你吃了，下海里去了，风刮走了... 5、“应该承担的教育任务，是不是真正做实了”，我是校长还是你是校长？基础教育12年做了什么？做没做实？你不知道吗？我敢断定，你任教的一生，就是搞“应试教育”的一生，退休了都不敢放个真屁、说句真话，生无可恋，真是白活了... 原文：北京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颖惠也明确表示反对缩短学制，“这太不符合教育规律了，对教育没有基本的尊重！” 她认为，1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是慢成长的过程，是让孩子成人的过程，而不是成才的过程。如果在未成年人心理尚不成熟时，就把他们抛向社会锻炼游泳，这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评书：1、啥叫符合教育规律？教育规律是神马，你懂吗？你给我列几条教育规律。一个都没受过严格教育科学规训的人也敢大言不惭地谈教育规律；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教人学会求真、求善、求美，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理解，教育的基本规律是尊重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因材施教； 2、基础教育从12年改革为10年，就叫“对教育没有基本的尊重”，那些跳级、越级的孩子，按你的意思那是逆天了吧。尊重教育，首先要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天性，你海淀区教科院给属地中小学“减负”干了多少实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消除应试教育提供了多少“干货”；去看看那些晚上做作业做到11/12点、早上5/6点起床背个大书包耷拉着脑袋梦游、带着眼镜度数越来越高的中小学生再回来放屁吧； 3、21世纪，你叫孩子慢成长，让孩子成人、不是成才，口说无凭，你去海淀区中小学调查下，有几节课是让孩子成人不是成才，有多少课程内容是让孩子成人不是成才，典型的睁眼说瞎话，不懂教育瞎BB； 4、未成年人心理尚不成熟，那按你的意思是养在“玻璃房”中，养在“花房”中，这才叫对孩子负责任，让孩子认识社会、认知社会、认同社会，建构合理的“三观”就是不负责任，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原文：北京101中学副校长熊永昌也认为，目前在学段的融通上还比较割裂，6和3，3和3之间衔接不够。评书：不屑一评。博文所引“原文”皆出自 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6-07/9173627.html，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勿查水表勿跨省，与博主无关。基础教育阶段不消除应试教育，高等教育阶段不终结宽进宽出， “钱学森之问”将终难破解，“中国梦”将几成泡影！; 个人分类: 国家教育科学院|1945 次阅读|1 个评论

21世纪科技对文化的影响: 热度 3 lvnaiji 2016-1-20 10:57; 吕乃基大致可以把21世纪科技对文化的影响归结为“块”的消融，个体的显现，以及整体的形成。 “块”的消融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地理上民族、区域文化的消融，另一方面是在内容上各门类间如科技、政治、经济、艺术等彼此间边界模糊，相互渗透、消融。21世纪科技对此的影响经由两个途径，其一是科学的诱导效应。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发现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每一具体领域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而提出各自的“真理”，并将随时间而变。这就诱导文化中的“块”重新审视块与块之间的分界。21世纪的科学自身的变化如一片星云，其内部变得松散，外部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这也诱导文化“块”的交流与融合。其二是科学和技术的直接影响。21世纪科学直接影响到文化的内容，渗入到伦理、政治、经济、艺术等，也促使它们彼此渗透。在思维方法上，21世纪科学将更多地依赖直觉思维，倾向于用图像作出定性的理解，这有点像艺术；在宇宙学领域，思辩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又有点像哲学。再进一步说，宽容、理解与协作、创新，以及自律与他律，不仅成为21世纪科学，而且正在成为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共同规范。相比之下，显然技术的影响更大，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的平台为文化中各部分的交流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可能，这一点在后文还要述及。有必要对民族文化的消融作进一步分析。民族文化是历史地形成的，凡是历史形成的东西，也必然在经历发展繁荣之后走向消亡。到21世纪，在科学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文化正在走向相互间的消融。民族文化的源泉之一是，各民族在远古时期由于特定的自然生存环境而逐步形成了相应的生活样式。就此而言，民族文化表明自然对人的制约。民族文化的另一个源头是其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同样来自自然界。因而，自然界，其中各异的大山、河流、海洋、平原、湖泊就成为各个民族文化的根源。同一民族的个人具有同一个血缘，拥有同一个生存空间。从这些不同源泉中，他们形成对世界特殊的认识，采用特定的思维方法，并且从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特殊的生灵，特定的与自然之间的事件等提取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意义，形成相应的价值观。正是这种根源系统使得主观性得以存在，使得民族文化具有不可化归的独特性。在讨论21世纪科技对消融民族文化的作用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近现代科技的影响----消解民族文化来自自然的独特根源。科学旨在将信息从根源系统（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的、表象的、外在的……）中释放出来，提炼出来，形成普遍的、客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管是太阳、月亮还是地球，天上还是地下，它们都是同质的，也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都是一样的机器、化工厂，或者细胞的王国。不同的民族面对同样的自然，作为“五尺来高的人”遵循同样的规律。各自的生存环境无任何神秘之处，无任何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于是，近代科学使民族文化从其根源系统中“连根拔除”（uproots）。技术则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生产出不同的产品，让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过上同样舒适的生活，这也使人从其根源系统中连根拔除。由此可见，近现代科技的共同影响就是消融民族文化。 21 世纪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又有新的特点，如前面述及到的科学的诱导作用。在技术领域互联网对民族文化消融所起的影响，比以往的任何平台更大。生物技术将改变人的基因，控制遗传，于是血缘源泉从根本上被消解。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及其所拥有的企业文化，跨民族婚姻等，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消融民族文化的作用。然而应该指出，21世纪科技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促使“个体的显现”。 21 世纪科学赋予每一事物在相互作用中同样的权重，对每一个别事物的研究都要考虑到此时此刻特定的背景。相应地，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的意义理论，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与语境不可分割，而语境则是人类整体语言中的个体体现。于是，普遍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又回过来与个体相结合。网络的发展在消解一元中心之时，给予每一个体以平等的地位，为每一个体在认识和实践上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参与的条件。随着个体显现，在原先统一一致的“块”中便出现越来越多的个性和差异，以致看不出有什么全民族相同的文化，同时也难以为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的各部分划界。个性的显现在促使“块”的消融的同时，也在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参与形成新的整体。虽然新的整体尚未成形，但可以推知它的一些特征。 (1)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个体的显现，也就是把普遍的、抽象的科学理性融入到具体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现实中，是理性的“语境化”。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块”的消融是根除，那么个体的显现就是寻根。然而这是在新的水平上，其结果既是科学理性参与价值判断并成为后者的基础，也是科学理性在具体实践中，在价值理性中找到自己的目标和归宿。 (2) 整体与个体的统一。整体不是由几个界限分明、彼此独立以及不可通约的“块”组成，而是由微小的部分，形形色色的社群，由一个个企业，一个个社区，一个个兴趣小组，一个个家庭，乃至每个个人组成。他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赖、参与，互相理解、尊重，每个个体以自律与彼此间的他律相结合，从每个个体都可以推出整体，都可以看到科技、艺术、伦理，还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只是消融而非消亡，它的生命通过每一个个体渗入到整体中，流淌到全世界，并且不断地变化着流向未来。目前，这种社群的典型就是不断增长的微信群。 (3) 整体中的每一个体都是平等的，都有发展的机会。精英与大众、深度与平面、终极与当下的对立逐步消融。一方面是精英地位的跌落，“失语”或者丧失“话语权”；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水平的提高，他们可能没有精英那样的“深度”和影响，然而却是创造者而不是被创造者，是主动而不是被动，是参与而不是旁观。在社会结构由一元的金字塔转变为多元、扁平的网络结构之时，这一变化也将出现在精英与大众以及相关方面的关系上。然而扁平并非没有深度。大众，每一个个体共同关注人类作为“类”的深度和终极问题，如涉及到人类命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工自然，以及人工自然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 (4) 整体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个体都在从事创造，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整体中的亮点，然而亮点又在不断转移，没有永恒不变的主旋律。这就是混沌。人类走出远古的混沌走向有序，那就是理性、必然和规律，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不断分化，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一元、中心、精英、深度，随着21世纪科技和其他方面的发展，随着“块”的消融和个体的显现，人类正在更高的水平（平台）上迈向新的混沌。; 个人分类: 科技|6860 次阅读|6 个评论

21世纪科学的特征: 热度 5 lvnaiji 2016-1-15 12:09; 吕乃基 21 世纪科学将朝三个领域发展：沿量子阶梯上行，探讨生命起源和意识起源、生命与意识的本质；下行，探讨更深层次的物质和宇宙起源；第三个领域是探索混沌、分形、突变等不确定性。这三个领域的发展逐步呈现21世纪科学的一些新的特征。在本体论方面，首先，发现一切都处于关联之中，每一事物中都有他物影响的因素，同时也给对方打上自己的印记。“对方”可以是某一具体事物，也可以是整个环境，例如，生态变化给个别生物的进化打下了印记，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生态。在这里，没有什么是第一位的、在先的。对某一领域的研究会有相应的游戏规则，然而，由于事物间的关联导致研究不断转移到新的领域，揭示出新的游戏规则，因而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游戏规则。其次，一切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发展并不是机械的因果决定论，而是存在无数随机涨落、扰动等不确定因素，这就使得未来有无限发展变化的可能，不可能在机械的因果决定论的立场对未来作出预言。偶然性不仅仅是“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而且其本身具有重要地位。有些扰动应予克服，而有些则是发展的机遇。涨落、扰动都可能经由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引起巨涨落。不存在铁的必然性，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规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8、19和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概念，加一个否定词，就成为20世纪下半叶后的科学概念，如“非”线性、“非”平衡、“非”有序、“非”对称或对称性“破缺”、“不”可逆、“不”确定，还有一些在当年看来不“科学”的概念，如涨落、突变、混沌、分形、涌现等等，甚至蝴蝶效应，成为21世纪科学的主角。值得关注的是，涵盖自然界、生命，以及人类社会的大数据，正在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共同的的研究对象。既然21世纪科学在本体论上对必然、规律和普遍性、本质等有新的认识，那么传统的认识论也必然受到冲击。每一次测量都存在“分形”问题，都与当时的具体条件、环境相关，由此得出的误差必将通过迭代而放大，而偶然因素、干扰、随机涨落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已经把康德关于科学“何以能够”认识必然性这一问题消解为“是否能够”。这就陷入历史上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争论的怪圈。然而这一怪圈本来是虚妄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为“知”，什么为“不知”。传统的知就意味着将不确定、偶然、涨落驱除出去，并且从具体的背景中剥离出确定、必然和普遍，然后再将之与真实的对象等同起来。现在既然对必然性等有了新的认识，那么也就必须赋予“知”以新的含义，要包含对偶然、涨落和不确定的认识。大数据则进一步突出“知其然”的地位。最后，在科学观领域，科学度过了由高度一致乃至铁板一块的阶段，在一体化的同时进入了相对宽松，同时也更为活跃的发展阶段。“科学的外部边界也正在模糊、淡化。这一趋势表明科学一元论或中心论的消解，表明科学作为要素正在融入系统之中。”21世纪科学将形成不同于默顿规范的新的规范，那就是在各分支、各行业、各领域之间的宽容、理解与协作、创新，以及自律与他律，形成新的科学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在为科学而科学，求真的基础上，各种特定的价值观越来越引导甚至主导科学研究。以上就是21世纪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科学观三方面显现的新的特征。; 个人分类: 科技|3455 次阅读|12 个评论

21世纪科学的特征: lvnaiji 2016-1-15 11:27; 吕乃基 21 世纪科学将朝三个领域发展：沿量子阶梯上行，探讨生命起源和意识起源、生命与意识的本质；下行，探讨更深层次的物质和宇宙起源；第三个领域是探索混沌、分形、突变等不确定性。这三个领域的发展逐步呈现21世纪科学的一些新的特征。在本体论方面，首先，发现一切都处于关联之中，每一事物中都有他物影响的因素，同时也给对方打上自己的印记。“对方”可以是某一具体事物，也可以是整个环境，例如，生态变化给个别生物的进化打下了印记，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生态。在这里，没有什么是第一位的、在先的。对某一领域的研究会有相应的游戏规则，然而，由于事物间的关联导致研究不断转移到新的领域，揭示出新的游戏规则，因而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游戏规则。其次，一切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发展并不是机械的因果决定论，而是存在无数随机涨落、扰动等不确定因素，这就使得未来有无限发展变化的可能，不可能在机械的因果决定论的立场对未来作出预言。偶然性不仅仅是“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而且其本身具有重要地位。有些扰动应予克服，而有些则是发展的机遇。涨落、扰动都可能经由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引起巨涨落。不存在铁的必然性，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规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8、19和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概念，加一个否定词，就成为20世纪下半叶后的科学概念，如“非”线性、“非”平衡、“非”有序、“非”对称或对称性“破缺”、“不”可逆、“不”确定，还有一些在当年看来不“科学”的概念，如涨落、突变、混沌、分形、涌现等等，甚至蝴蝶效应，成为21世纪科学的主角。值得关注的是，涵盖自然界、生命，以及人类社会的大数据，正在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共同的的研究对象。既然21世纪科学在本体论上对必然、规律和普遍性、本质等有新的认识，那么传统的认识论也必然受到冲击。每一次测量都存在“分形”问题，都与当时的具体条件、环境相关，由此得出的误差必将通过迭代而放大，而偶然因素、干扰、随机涨落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已经把康德关于科学“何以能够”认识必然性这一问题消解为“是否能够”。这就陷入历史上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争论的怪圈。然而这一怪圈本来是虚妄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为“知”，什么为“不知”。传统的知就意味着将不确定、偶然、涨落驱除出去，并且从具体的背景中剥离出确定、必然和普遍，然后再将之与真实的对象等同起来。现在既然对必然性等有了新的认识，那么也就必须赋予“知”以新的含义，要包含对偶然、涨落和不确定的认识。大数据则进一步突出“知其然”的地位。最后，在科学观领域，科学度过了由高度一致乃至铁板一块的阶段，在一体化的同时进入了相对宽松，同时也更为活跃的发展阶段。“科学的外部边界也正在模糊、淡化。这一趋势表明科学一元论或中心论的消解，表明科学作为要素正在融入系统之中。”21世纪科学将形成不同于默顿规范的新的规范，那就是在各分支、各行业、各领域之间的宽容、理解与协作、创新，以及自律与他律，形成新的科学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在为科学而科学，求真的基础上，各种特定的价值观越来越引导甚至主导科学研究。以上就是21世纪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科学观三方面显现的新的特征。; 个人分类: 科技|3369 次阅读|0 个评论

除了PM2.5，主要空气污染物都没怎么增加: jiangming800403 2016-1-2 20:49; 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942833.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赵建民博客博主回复(2015-12-29 21:27) ：风的作用当然重要，但前提是风来的方向有纯净的空气。氧化硫和一氧化氮在浓度不十分高的时候，在空气中是看不见的。足够细的悬浮颗粒，也看不见。因此环境质量控制不能以没有霾为目标。 --------------------------------------------------------------------------------------------------------------------------- 没有雾霾不代表没有空气污染，所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浓度比PM2.5更能反映空气质量。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946748.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赵建民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上一篇：未来城镇体系构想下一篇： 2015年最后一天学生和我的讨论蒋大和 2015-12-30 11:04 不支持这个观点。例如北上广，SO2的地面浓度都不高了，NO2高一些，但没到严重的程度，。。。。 --------------------------------------------------------------------------------------------------------------------------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增加了2倍，但是除了PM2.5，主要空气污染物都没怎么增长，甚至下降了。不过我们根本不知道10年前的PM2.5到底是多少。; 个人分类: 能源、大气环境与气候变化|2057 次阅读|0 个评论

草中笋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预测（2）: 热度 1 jiangjiping 2015-7-23 06:36; 草中笋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预测（2） (二）人类将掌握控制小行星运动的技术蒋继平 2015年7月22日人类在21世纪的一大科研任务将是掌控飞临地球周围空间的小行星的飞行动向，然后采用高科技手段，从地球发射小行星登陆装置，在小行星上安装遥控设备和动力装置，这些设备和装置应该具有能够有效地改变小行星的飞行轨迹，使之按照人类的设计飞行。若干因素导致人类必须这样做。第一，用来对付陨石撞击地球的风险。假如人类掌握了这种技术，可以有效地化解陨石撞击地球的几率。地球历史上被陨石撞击而受到严重伤害的事例很多，最著名的要算在6500万年前的发生在墨西哥的陨石撞击事件。据说这次陨石撞击事件导致了当时控制地球的恐龙的大灭绝。第二，通过对小行星组分的研究，了解宇宙生命的线索。小行星上也许带有合成生命的必须元素或者微生物。第三，对人类有重大价值的矿物质。据说有的小行星含有大量的白金和钻石以及其他贵重的金属矿物质。假如人类可以遥控这些小行星，使之按照人类的意愿像航天器一样登落地球，人类就可以在地球上开采这些小行星矿物质。第四，为开发金星做好准备。人类今后必然要移民其他星球，而金星是最理想的地方。可是，金星目前的状态不适合人类移民，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这种改造需要几百万年到几千万年的时间才行。而且这种改造必须利用宇宙小行星来完成。人类通过对宇宙小行星的调控，使之按照人类的设计，进入金星的轨道，在金星的轨道上近距离对金星进行工程改造。人类也可能利用小行星对金星进行有计划的撞击，使之按照人类的设计公转和自转，以达到与地球很相近的季节变化，以利于人类移民后的适应性。简言之，我预计人类在21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一定会成功地掌握登陆和人为地调控宇宙飞临地球的小行星的。; 个人分类: 国家时事|2152 次阅读|1 个评论

草中笋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预测（1）发现地外生命的确实证据: 热度 1 jiangjiping 2015-6-21 22:53; 草中笋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预测（1）（一）发现地外生命的确实证据蒋继平 2015年6月21日随着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远距离遥控电子通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大功率太空望远镜，高分辨率影像设备的应用和改进，为人类的太空探索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凭借着这些技术，人类目前已经具有对临近星球的无人探测能力，就是用无人空间探测器对临近星球进行侦察。根据已有的信息，人类在20世纪已经登上月球，一个离地球最近的空间星球。可是，因为月亮与地球的特殊关系，月亮被认为是地球的一部分，属于地球的一个天然卫星。人类虽然登上月球，可是，没有在月球上找到具有生命的确实证据。 2013年人类首次成功地将“好奇号”无人火星探测车送上火星，对火星进行无人实地科学探究。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火星上找到存在生命的确切证据。尽管如此，草中笋对在火星上发现古文明的想法坚定不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估计在未来的30年内，人类一定会在这个方面获得巨大进展。除了火星外，木卫二，即 Europa, 也是一个能够引起人类特别关注的星体，人类也许可以在木卫二找到一些重要的信息。我的预测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根据宇宙规律，自然现象，科学知识和个人的逻辑分析推理而得出的推论。这些东西的核心是能量（温度），光照，季节，宇宙演化过程，生物必须元素和环境条件之关系。综合所有的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的意识，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到上帝创世论，我认为两者是统一的，只是表述上的不同而已。不管是从进化论来看，还是从创造论来说，地球生命一定来之于宇宙的其他地方。这是因为地球的形成远远落后于其他宇宙星体。从进化论来说，当然早期的星球更具备先达到孕育生命的环境条件。这些星球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后，应用高度的科技水平，对其他星球进行探索开发。这个宇宙文明体就是上帝，即天上的帝国。这也符合宗教信仰的说法。即使仅从太阳系来说，从各个星球对于太阳的距离来说，地球位于靠近太阳的第三位，外面还有五个星球，临近的外围星球是火星。从物理原理来说，离太阳越远的星球，在演化进程中冷却的越快，越早。因而，它们达到孕育生命的温度条件远远早于地球。因为地球和其他太阳系星球的物质构成应该几乎是一样的，既然地球可以演化出生命，其他星球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何不可？草中笋坚定地认为，太阳系的生命是从外围星球向內地星球一步一步地迁移过来的，现在在地球上，今后去金星。所以，地球人将来将是开发金星的上帝。这个时间是从21世纪开始，大概在千万年到亿万年之间完成。让我们在有生之年，等待着验证我的预测的消息吧，当然，不是指开发金星的完成，而是指发现地外生命的证据。; 个人分类: 个人观点|2355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21世纪资本论导言: panfq 2015-2-10 09:36; 导言（ 1 ）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与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 —— 法国《人权宣言》（ 1789 ）第一条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 19 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 20 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的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 18 世纪演变至今又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以上问题我都将在本书中一一进行解答。我也必须承认，书中的这些答案并不完善，但相比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答案采用了更加广泛的历史资料和对比数据，覆盖了近三个世纪、 20 多个国家，同时运用新颖的理论架构进行深度解析。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当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 19 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然而，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持了经济开放度，同时避免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些观点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本质上是对事实的一种客观陈述。无数据之争？关于财富分配的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长期以来总是充满偏见并且缺乏事实依据。每个人都会对所处时代的财富收入水平有自己的直观认识，哪怕他缺乏理论框架或数据分析。可以肯定的是，绝不应该低估这种直观认识的重要性。电影和文学作品，尤其是 19 世纪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关于不同社会阶层财富和生活水平的详细描述，尤其是对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合乎情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个人生活影响的刻画。简 • 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生动描绘出 1790~1830 年英国和法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两位小说家敏锐地捕捉到各自所在社会阶层的财富层级，他们抓住了财富隐藏的轮廓，及其对男性和女性生活必然的影响，包括对于婚姻的态度、个人的期许和失望。他们和其他小说家用逼真而有力的笔触描绘了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而这些都是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无法相比的。当然，财富分配问题如此重要，因此不可能只扔给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来解决。幸运的是，每一个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那些具体的、真实存在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也自然会激发尖锐但又矛盾的政治评判。农民和封建领主，工人和雇主，员工与资本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都对其他人的生活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权力与支配存在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形成自己的是非判断。因此，这种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主观和心理维度的认识，必然会造成科学分析无法缓和的政治纷争升级。所幸，民主永远都不会被共和所代替。然而，分配问题也应该进行系统和规范的研究。如果没有精确定义的数据来源、方法、概念，我们可能会看清一切，也可能一无所获。有些人认为不平等总是会加剧，整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不公平；还有人认为不平等呈自然衰减态势，和谐会自动慢慢生成，我们无须做任何事来冒险打破这份完美的平衡。每个阵营都在指责其他阵营的思维惰性，却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思维惰性，相互之间完全是一种 “ 聋子式的对话 ”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工作 —— 即使不是完全科学的，但至少是系统的、有条理的研究 —— 将非常有用。专业分析不会因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暴力政治冲突而终结。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会充满试验性和不完美因素。没有人会要求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化为精密科学。但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搜集案例和样本，冷静地分析相关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机制，就可以宣传民主辩论，聚焦正确的问题。并且这样有助于重新定义辩论框架，廓清先入为主或欺骗性的观点，对所有观点都保持严格审视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是所有学者（包括社会学家）都应该扮演的角色，而那些很幸运能比其他人有更多时间致力于此研究的普通人（有的甚至为此领取薪水 —— 一种显著的特权）也同样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财富分配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过长时间发展，多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纯理论推测，而确定的事实依据支撑则相对有限。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为了写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相关信息，我希望可以为以上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直接的历史性观点。马尔萨斯、扬和法国大革命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 —— 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 —— 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托马斯 • 马尔萨斯在 1798 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尽管他的材料支撑略显单薄，但他还是极力去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是阿瑟 • 杨的游历日记，这位英国农学家在大革命爆发前夕的 1787~1788 年游历了整个法国，从加来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布列塔尼到弗朗什孔泰地区，扬描绘了法国乡下人民的贫苦生活。他栩栩如生的描写绝不是随意捏造。当时的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因此成为最令人向往的国度。该国在 1700 年可能就已经拥有 2 000 万人口，而当时的英国只有 800 万人口（其中英格兰只有 500 万）。从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到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整个 18 世纪法国人口平稳增长，直到 1780 年人口总数接近 3 000 万。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几年，这样快速的人口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收入水平的停滞以及地租的大幅上涨。尽管人口水平的大幅度波动不是造成法国大革命的唯一原因，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贵族权威以及当时政治统治的日益弱化。然而，扬发表于 1792 年的著作也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偏见以及误导性的比较。这位著名的农学家发现他很不喜欢他所居住的客栈，也很反感客栈里女服务员对待他的方式。尽管他的所见所闻多是道听途说，但他仍然坚信可以从中提取普遍真理。他最担心的是他亲眼看见的这些民众疾苦将导致政治动荡。特别是，他坚信只有英国的政治体制（即由贵族和公众分别组成两个独立议会而贵族拥有否决权）才可能给广大民众带来和谐的生活以及稳定的发展。 1789~1790 年，法国允许贵族和平民组成单一立法主体，这让扬坚信法国即将走向灭亡。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的著作中充满了他对法国革命的恐惧。无论谁提出财富分配的话题，政治都是躲不开的考虑因素，人们很难忽视阶级偏见以及利益区分。当传教士马尔萨斯在 1798 年发表他著名的评论文章时，他得出了比扬更加激进的结论。和扬一样，马尔萨斯非常害怕法国出现新的政治思想，并不断说服自己，这里不会发生像英国一样的政治剧变。他建议要立即停止给穷人的所有福利资助，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和痛苦。如果对 18 世纪 90 年代欧洲精英社会曾遭遇到的恐惧没有深入了解，我们将无法理解马尔萨斯这种夸张的悲观预测。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末日预言显然是很可笑的。然而，真正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对于那些亲身经历的人们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创伤。实际上，大多数当代观察者 —— 不仅马尔萨斯和扬 —— 对于社会财富分配和阶层结构的长期演化都抱着相对黑暗甚至是末日的观点。尤其是大卫 • 李嘉图和卡尔 • 马克思，作为 19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们都相信，社会的一小部分群体 —— 李嘉图称之为地主，马克思称之为工业资本家 —— 将不可避免地要求稳步增加产出和收入的份额。李嘉图于 1817 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写文章时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非常精通。由于其出生在一个有着葡萄牙血统的犹太商人家庭，他似乎也没有像马尔萨斯、扬和斯密那样抱有那么大的政治偏见。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地租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地租的税收。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地租在较长时间内仍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 19 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和马尔萨斯、扬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 “ 稀缺性原则 ” 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问题是，价格体系既没有考虑极限问题，也没有考虑道德因素。在 21 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 “ 稀缺性原则 ” 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 1970~2010 年的趋势推导至 2010~2050 年或 2010~2100 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 —— 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不用担心这种调整可能令人不快或太过复杂；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对其他人的债权会越积越多，从而可以轻松拥有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自行车，一劳永逸。与之前一样，最坏的情况并不一定会发生，所以现在警告读者到 2050 年他们可能要支付租金给卡塔尔的酋长，还为时尚早。我之后会更加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也只是让人相对安心一些。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某商品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长期严重不均，而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影响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马克思：无限积累原则在马克思于 1867 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地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等文学作品并不是来源于作者们的想象力，而是来源于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 1841 年的法国）的工厂童工或仅大于十岁（ 1842 年的英国）的矿山童工们的真实生活。维莱姆博士（ Villermé ）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 1840 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 1841 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 ) ，描述了与恩格斯在 1845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 —— 甚至是到最后 30 多年 —— 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 19 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 , 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 —— 接近、甚至不如 18 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阶段停留得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两国的资本收入（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 19 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随着工资部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比重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然而，从我们整合的数据中并不能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平等的结构性下降；我们在 1870~1914 年看到的充其量是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无论如何，在 19 世纪 40 年代资本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1848 年，在 “ 民族春天 ” 运动（即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后来大家耳熟能详： “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 文章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 “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马克思撰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资本论》的第一卷发表于 1867 年，而马克思于 1883 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与世长辞。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就是说，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 • 斯密 “ 看不见的手 ” 原理和让 • 巴蒂斯特 • 萨伊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 proudhonians ）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主要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土地资产，因此原则上资本累积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 “ 无限积累原则 ” ，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步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 —— 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同李嘉图的预言一样，马克思的悲观预言也没有实现。在 19 世纪后 1/3 时期，工资终于开始慢慢增加：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显著提升并不断扩大范围，这一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即使极端不平等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层面直至 “ 一战 ” 前依然有增无减。共产主义革命正式拉开序幕，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苏联经济落后地区，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开始工业革命，然而大部分先进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寻找其他利于社会民主的途径 —— 他们的公民是幸运的。如他的前辈一样，马克思完全忽视了持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平衡私人资本积聚进程的重要因素。无疑他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去支撑他的预言。他决定于 1848 年发表这一论断时可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也就是在为了证明其结论开始着手进行必要研究之前。显然，马克思在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进行写作，这从他偶尔做出的轻率声明中可见一斑。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理论需要搜寻尽可能完整的历史资料，而在这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做到挖掘全部可利用资源。而且，他也没有花心思研究没有私人资本的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是如何运行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那些取消私人资本、实行极权主义的国家的悲惨现状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尽管有这样的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累），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获得启发。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 21 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 19 世纪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如果人口和生产率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么严重，但仍然十分令人烦扰。如果积累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会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事实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某些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到库兹涅茨，从末日预言到理想主义从 19 世纪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到 20 世纪西蒙 • 库兹涅茨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从对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变为对理想主义或者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 1955 年，确实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法国战后将经历一段被称为 “ 辉煌 30 年 ” 的神奇阶段，即 1945~1975 年的 30 年黄金时期。库兹涅茨认为，这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而且过不了多久增长将使每一个人受益。当时的理论可以浓缩为这样一句话： “ 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扬帆远航。 ” 罗伯特 • 索洛在 1956 年研究实现经济 “ 平衡增长路径 ” 的必要条件时，提出了类似的乐观观点，即经济增长路径需要同时考虑所有变量（产出、收入、利润、工资、资本、资产价格等）按照同一速率变动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社会阶层都可以享受到相同基准（或偏差很小）的经济增长红利。库兹涅茨站在了与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不平等螺旋式增长针锋相对的立场上，同时反对 19 世纪的末日预言。库兹涅茨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推崇。要强调的是，这是第一个依赖庞大统计工具所形成的系统理论。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中叶，库兹涅茨在 1953 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与储蓄中所占份额研究》中，首次运用了历史序列的收入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库兹涅茨在 1913~1948 年的 35 年间一直对一个国家（美国）进行数据处理。他使用了两个在 19 世纪无法被普遍使用的数据源：美国联邦所得税申报表（ 1913 年开始征收所得税时使用）以及库兹涅茨根据历史数据对美国国民收入的测算，这不得不说是一项重大的贡献。这是第一次有人试图从这样大的维度来测量收入不平等问题。必须认识到，当时如果没有以上两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数据支持，根本无法测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衡量其随时间变化的演进过程。英国和法国首次尝试测算两国的国民收入需要追溯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这一方法在 19 世纪得到发扬光大，但都停留在孤立的预测阶段。直到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国的库兹涅茨、约翰 •W• 肯德里克，英国的阿瑟 • 鲍利、科林 • 克拉克以及法国的 l• 杜克 • 贝农维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发展了国民收入的时间序列统计理论。此类数据可以用于测算一个国家的总收入。为了计量国民收入中高收入的比重，我们还要用到损益表。 “ 一战 ” 前后很多国家普遍征收累进所得税（其中，美国在 1913 年，法国在 1914 年，英国在 1909 年，印度在 1922 年，阿根廷在 1932 年），这使得损益表更易于获取。关键是要认识到，即使一个地方不征收所得税，在某一给定时点还会有其他各税种的税费统计数据（比如，在 19 世纪的法国，房间门窗数量的分配都是要额外收费的），但这些数据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且，在要求向税务行业申报收入水平被写入法律文件之前，人们往往不关注自己的收入金额。企业税和财产税也是这样。税收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众为公共支出以及公共建设项目融资，尽可能公平地分摊税负压力，同时也有效建立了分类，增长了知识，还增强了民主透明度。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收集的数据让他得出了当时美国各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百分比）的变化过程。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他注意到， 1913~1948 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突然减少。更加奇怪的是，在此期间伊始，高收入人群（即美国收入最高的 10% 人群）年收入总额占全国年收入总额的 45%~50% ，但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这个数字骤降为约 30%~35% 。将近 10 个百分点的跌幅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这基本相当于美国最穷 50% 人口总收入的一半。这样看来，收入不平等显然减轻了。这个现象相当重要，它对学术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之间就战后经济进行辩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在数十年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中，从未采用过任何数据或不同时期相互比较的方法。这是客观数据第一次成为主角。尽管信息并不完全，但仍然有其可取之处。而且编制工作变得有据可查：库兹涅茨在 1953 年发表的那篇有分量的著作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有明确的数据来源以及方法依据，这样他的演算过程就变得可以复制。除此之外，库兹涅茨还得出了一个喜人的结论：收入差距在缩小。库兹涅茨曲线：冷战期间的福音事实上，库兹涅茨自己也对美国 1913~1948 年高收入人群的减少表示非常意外。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 “ 大萧条 ” 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重冲击造成的。他在 1953 年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同时警示读者不要轻率地进行归纳。但是作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在 1954 年 12 月的底特律会议中，相比于 1953 年，他给出了对这一结果较为乐观的解读。此次演讲在 1955 年公开发表，名为 “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 ，这使得 “ 库兹涅茨曲线 ” 理论受到广泛关注。根据该理论，任何情形下的不平等都可以用 “ 钟形曲线 ” 来解释。换句话说，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库兹涅茨认为，第一阶段收入不平等的自然增长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关联（对美国来说大概是 19 世纪），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不平等大幅减少的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从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库兹涅茨 1955 年的文章很有启发性。他提醒读者谨慎解读各项数据文件，注意外部冲击对于近期美国收入不平等减缓的重要作用。同时，库兹涅茨还透露，撇开任何政策干预和外部冲击不谈，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工业化早期，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加剧是因为只有少部分人从工业化带来的新财富中获益；后来，随着进一步发展，收入不平等自动减缓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工业化发展的 “ 高级阶段 ” 被认为是起源于 19 世纪末或是 20 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而可以看到美国收入不平等在 1931~1948 年出现减缓，这因此被描绘成一种理论上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的普遍现象，包括那些在后殖民时期陷入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库兹涅茨在 1953 年书中使用的数据，突然间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推断只是纯理论性的。然而，在主席演讲中，对在场所有美国经济学家展示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乐观理论，每位听众都会愿意去相信这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并将他的理论广为传播。库兹涅茨本人也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 库兹涅茨曲线 ” 从此诞生了。为了保证每一位听众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理论，他认真地提醒他们，此次乐观预测的主要意图非常简单，仅仅是为了推动欠发达国家 “ 并入自由发展的轨道 ” 。库兹涅茨曲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的产物。为了避免误解，这里要强调的是，库兹涅茨建立的第一个美国国民账户数据库和第一个历史序列不平等测量模型都是极为重要的，通过阅读他的书（而非他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他所分享的真正的科学伦理。另外， “ 二战 ” 以后发达国家的高增长率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现象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充分享受了此次增长的红利。不难理解， “ 辉煌 30 年 ” 培养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情绪，而 19 世纪关于财富分配的末日预言则变得无人问津了。然而，神奇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原因，并且它的实证基础十分薄弱。 1914~1945 年我们所观测到的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的锐减，总体上都是源于前文所述的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尤其是当时那些国家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们）所遭受的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这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跨行业流动这一平静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这一问题很重要，而且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原因。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 21 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 , 这与 1945~1975 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过程在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石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人们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 “ 平衡增长路径 ” 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 2050 年或 2100 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经济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 “ 平衡 ” 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 21 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 19 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全球经济的骄人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 19 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这一做法值得称道。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 19 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 “ 代表性行为人 ” 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梳理事实，建立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本书的数据来源这本书主要基于两大类数据，对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进行了研究：一类是关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数据，一类是关于财富分配和财富 —— 收入关系的数据。首先是收入。很大程度上，我的工作只是突破了库兹涅茨之前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他对于美国 1913~1948 年收入不平等演化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把库兹涅茨（已经相当精准）的发现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从而从根本上挑战他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乐观理解。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系统地继续从事库兹涅茨的工作。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关于税收记录的历史研究和统计研究陷入了一种 “ 学术无人区 ” ：它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过于偏向历史学，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过于偏向经济学。这非常遗憾，因为收入不平等的动态研究只能基于长期视角，且也只有通过利用税收记录来进行。我首先将库兹涅茨的方法拓展到法国，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 2001 年出版的一本书上。之后我与几个同事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伙伴是安东尼 • 阿特金森（ anthony atkinson ）和伊曼纽尔 • 赛斯（ Emmanuel Saez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将研究范围覆盖到了更多的国家。安东尼 • 阿特金森观察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一起编了两本书，分别在 2007 年和 2010 年出版，在书中我们阐述了全世界大约 20 个国家的研究结果。和伊曼纽尔 • 赛斯一道，我将库兹涅茨关于美国的数据延伸了近半个世纪。赛斯自己也在关注其他一些主要国家，比如加拿大和日本。许多其他研究者也贡献了力量：法昆多 • 阿尔瓦雷多（ Facundo alvaredo ）研究了阿根廷、西班牙和葡萄牙；法比安 • 德尔（ Fabien Dell ）研究了德国和瑞士；阿皮季德 • 巴纳吉（ abhijit Banerjeee ）和我对印度进行了研究。在钱楠筠（ Nancy Qian ）的帮助下，我对中国进行了研究，等等。在每个具体案例中，我们试图使用相同类型的数据、同样的方法和概念。收入最高的 10% 和 1% 人群的数据是根据申报收入的税收数据估算出来的（通过调整各种方法以确保数据和概念在时间和地理上的同质化）。国民收入和平均收入来自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被充实或扩展。总体来说，我们的数据序列起始于每个国家所得税建立的时候（通常是在 1910~1920 年，但是日本、德国等国家则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建立了，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会晚些）。这些数据序列会定期更新，在写作此书时数据已经被拓展到 21 世纪头十年。最终，通过全世界大约 30 个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建立了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演变过程的最大的历史数据库，同时也是本书数据的主要来源。本书第二个重要的数据来源，也是我实际上要在书中首先引用的，是关于财富的数据，包括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与收入的关系。财富也会产生收入，因此也是收入研究的重要一面。实际上，收入包含两部分：劳动收入（工资、薪金、奖金、工资以外劳动所得，以及其他法定划分为与劳动有关的报酬）和资本收入（租金、股利、利息、利润、资本所得、版权所得，以及其他因拥有以土地、房地产、金融工具、工业设备等形式存在的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这里再次忽略精确的法律划分）。 WTID 数据库包含了大量资本收入在 20 世纪演变过程中的信息。然而，寻找与财富直接相关的数据来源以完善此类信息还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我依赖于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数据和方法，它们是互为补充的。首先，正如所得税申报表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一样，地产税申报表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财富不平等的变化。罗伯特 • 兰普曼在 1962 年引入这一方法来研究美国 1922~1956 年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后来， 1978 年安东尼 • 阿特金森和艾伦 • 哈里森研究了英国 1923~1972 年的财富不平等问题。这些结果最近被更新和扩展到其他国家（如法国和瑞典）。不幸的是，相对于收入不平等来说，研究财富不平等具备可用数据的国家更少。然而，在少数情况下，地产税可回溯到更久远的时代，通常到 19 世纪早期，因为地产税早在所得税之前就出现了。比如我自己就收集了法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采集的数据，并与吉勒斯 • 波斯特尔 – 维奈（ Gilles postel-Vinay ）和让 – 劳伦 • 罗森塔尔（ Jean-laurent Rosenthal ）一起共同创立了一个巨大的个人地产税申报表的集合，有了它就可以建立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关于法国财富集中度的同质数据集。这样，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冲击，而不仅仅局限于收入不平等的数据所能提供的（该数据最早只能追溯到 1910 年左右）。杰斯珀 • 罗伊内（ Jesper Roine ）和丹尼尔 • 瓦尔登斯特伦（ Daniel Waldenstrm ）基于瑞典历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同样很有启发性。基于财富和遗产的数据，我们还可以研究财产继承和储蓄在财富构成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以及财富不平等的动态过程。在这方面，我们对法国案例进行了非常完整的研究：由于法国具备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所以在观察长期以来继承模式的变化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我和我的同事在不同程度上都将这项工作拓展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德国、瑞典和美国。由于财富不平等是来源于继承财产还是储蓄会对其重要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这些材料在这项研究中至关重要。在这本书中，我不仅关注不平等的水平本身，也会更大程度上关注不平等的结构，即社会群体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来源，以及用以保护或谴责那些差距的各种经济、社会、道德和政治评判体系。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最后，我们还可以使用数据来衡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民财富总量（包括土地、其他房地产以及产业和金融资本）。我们可以依据每个国家国民收入需要积累的年数去衡量这一国的国民财富。这种全球性的资本 / 收入比研究有其局限性。我们总是更希望能同时分析个体层面的财富不平等，以及度量继承财产和储蓄在财富形成中的相对重要性。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资本 / 收入比对资本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有个总括性的认识。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尤其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可以通过收集和比较不同时期的估算值，将分析回溯到 18 世纪早期，来观察工业革命与资本历史的相关性。我将依据我和加布里埃尔 • 楚克曼（ Gabriel Zucman ）近期收集的历史数据来实现这一研究。广义来说，这个研究仅是雷蒙德 • 戈德史密斯（ Raymond Goldsmith ）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工作的延伸和归纳。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书的亮点之一是我致力于收集尽可能完整和一致的历史资料，用以研究长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过程。从这个目标的实现上看，我相较于以前的作者们有两个优势：首先，与之前的书相比，本书自然得益于更长的历史视角（直到 21 世纪数据收集渠道大幅度增加之前，一些长期的变化表现得不明显，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冲击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其次，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我们更容易收集和处理大量的历史数据。虽然我不想夸大技术在思想史上的作用，但纯技术问题还是值得片刻的思考。客观地说，在库兹涅茨时代处理大量的历史数据要比今天困难得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爱丽丝 • 汉森 • 琼斯（ alice Hanson Jones ）收集美国殖民时期房产库存信息，而艾德琳 • 多马尔（ adeline Daumard ）在从事 19 世纪的法国房产记录工作时，他们的工作主要依靠手工，即使用索引卡片。今天，当我们再次拜读他们杰出的工作成果 —— 弗朗索瓦 • 斯密纳德（ Franois Siminad ）关于 19 世纪工资演变方面的工作、欧内斯特 • 拉布鲁斯（ Ernest labrousse ）关于 18 世纪物价和收入历史方面的工作，或是让 • 布维尔（ Jean Bouvier ）和弗朗索瓦 • 菲雷（ Franois Furet ）关于 19 世纪利润变化趋势的工作 —— 很明显这些学者为了汇编和处理他们的数据不得不克服了大量的技术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需耗费大量精力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然后才能进行分析和解读，尤其是在进行跨国、跨时间段数据对比时，这对他们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比起过去，如今研究财富分配的历史已经容易得多。本书极大地得益于研究技术的最新进展。本书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些新颖的史料指引我得到的主要结论都是什么？第一，每个人都应该警惕任何关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决定机制。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尤其是在 1910~1950 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发生的不平等的减少主要是源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同样， 1980 年以后不平等的重现很大部分是源于过去几十年，尤其针对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政治转变。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看待 “ 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 ” 的方式，各社会主体的相对实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共同选择 —— 这些共同塑造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第二个结论，也是本书的核心：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此外，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首先考虑促进趋同（即促进不平等的减少）的机制。趋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供需法则和这一法则的变体 —— 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 —— 也通常会促进财富与收入的趋同，但其影响力没有知识和技能的扩散那么大，并且它的含义经常模棱两可或自相矛盾。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对于整体生产率的增长和一国内与各国间不平等的削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曾经的贫穷国家如今所取得的进步就印证了这一点。这些新兴经济体正在赶超发达国家。通过采用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获取其他地区所具备的同等技能，欠发达国家的生产率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并增加了国民收入。贸易边界的开放可能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融合，但技术融合本质上仍是一个知识（最好的公共品）扩散和分享过程，而不是一种市场机制。从严格的理论角度来看，可能还存在其他力量推动更进一步的平等。例如，可以假设生产技术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工人掌握更多技能，因此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随着资本收入比重的下降而上升：这可以被称为 “ 人力资本上升假说 ” 。换句话说，技术的进步理应导致人力资本较之于金融资本和房地产的胜利、有能力的管理者对股东大亨的胜利、技术实力对裙带关系的胜利。不平等将因此变得更加精英化和更不稳定（虽然未必会缩小），经济理性就会在某种意义上自动引发民主理性。当前另一个乐观的观点是，得益于近年人均寿命的延长， “ 阶级斗争 ” 将自动让位于 “ 代际斗争 ” （后者的分裂属性较弱，因为每个人都是先年轻后年老）。换句话说，这一无法回避的生理事实应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不再预示着食利者群体和无产者群体（除了劳动力便一无所有）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现在人们的普遍逻辑是 “ 储蓄的生命周期 ” 理论：人们在年轻时积累财富以用于老年时期。因此该理论认为医学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已完全改变了资本的本质。不幸的是，这两种乐观的观点（ “ 人力资本假说 ” 和 “ 代际斗争替代阶级斗争假说 ” ）很大程度上都不现实。这些转变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真实的，但是其影响力远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显著增加，非人力资本在 21 世纪看起来与在 18 或 19 世纪一样不可或缺，并且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它为何不会变得更加不可缺少。而且现在和过去一样，财富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同龄人之间；在 21 世纪初期，继承财产将起到近乎决定性的作用，这与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描述的状况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更进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仍是知识和技能的扩散。趋同的力量与分化的力量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特别是在促进国家之间的趋同过程中 , 它都可能被强大的敌对力量阻挠和击溃，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很明显，缺乏足够的培训投入会使整个社会群体无法从经济增长中受惠；增长可以在惠及一些群体的同时伤害其他人（近期中国劳动者取代更发达国家劳动者就是最好的证明）。简而言之，趋同的主要力量（即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只是部分自然和自发的，它同样很大程度依赖于教育政策、获得培训和适当技能的途径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在这项研究中，我将特别关注某些令人不安的导致分化的力量，尤其不安的是这些力量甚至可以在这样一个对技能有足够投入，并且满足所有 “ 市场有效性 ” （按经济学家理解的含义那样）条件的世界中存在。这些分化的力量都有哪些呢？第一，高收入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其他人（尽管到目前为止仍只在相对小范围内存在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在财富积累和集中的过程中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分化力量。而这个因素要比第一个因素的影响更大，它也无疑是导致长期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让我们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在图 i.1 和图 i.2 中，我展示了两种基本情形，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详细解释。每个图都展现了某个分化过程的重要性。两个图都描画了 “U 形曲线 ” ，即不平等在一个时期减少后紧接着在另一个时期有所增加。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两个图代表的现实是相似的。实际上它们不同。各种曲线背后的现象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涉及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此外，图 i.1 中的曲线代表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而图 i.2 中的曲线则描绘了一些欧洲国家的资本 / 收入比（日本与之类似，虽然没有图示）。两股分化力量最终在 21 世纪走到一起并不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发生了，也可能继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将导致不平等的程度达到前所未见的水平，并催生一个全新的不平等结构。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惊人的形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基本现象。图 i.1 中美国的曲线表明了 1910~2010 年美国收入前 10% 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只不过是库兹涅茨针对 1913~1948 年这段时期建立的历史序列的延伸。收入前 10% 人群在 20 世纪前 10 年到 20 年代拥有了 45%~50% 的国民收入，在 20 世纪 40 年代结束前该比例降到了 30%~35% 。随后的 1950~1970 年，不平等程度一直稳定在该水平。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看到不平等迅速增加，直到 2000 年美国的高收入阶层水平已回到占国民收入的 45%~50% 。这一变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自然会想知道这样一个趋势将持续多久。美国收入前 10% 人群的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从 1910~1920 年的 45%~50% 下降到 50 年代的不足 35% （这一下降被库兹涅茨记录在案）；之后该比重从 70 年代的不足 35% 上升到 2000~2010 年的 45%~50% 。图 I.1 1910~2010 年美国收入不平等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1910 年欧洲私人总财富的价值大约是 6~7 年的国民收入，在 1950 年价值约为 2~3 年的国民收入，在 2010 年价值为 4~6 年的国民收入。图 I.2 1870~2010 年欧洲资本 / 收入比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我将说明不平等的这一惊人增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阶劳动收入的空前激增，大公司高级管理者在收入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的技能和生产率较其他工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另一个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没有限制，在更多的情况下与他们的个人生产率没有任何明确的联系，而在大型组织里个人生产率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有效评估。第二种解释在我看来更加合理，并且结果与证据更一致。这一现象最为显著的是在美国，在英国则程度轻一些，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国家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和财政历史来解释它。在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这一趋势不是那么明显，但趋势的走向是相同的。后面我们会对这一现象进行全面的分析，预计这一现象在其他地方也会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 —— 不幸的是，由于可用数据的限制，要做到全面分析并非如此简单。分化的根本力量： rg 在图 i.2 中呈现的第二种情形，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更简单和透明的分化机制，并且其无疑对财富分配的长期演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图 i.2 显示了 1870~2010 年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国民收入的年数表示的私人财富总额（包括房地产、金融资产和专业资本、净债务 ) 。首先注意欧洲 19 世纪末的私人财富所处的较高水平：私人财富总量约为 6~7 年的国民收入，这是相当可观的。之后由于 1914~1945 年的冲击，这一数量急剧下降到只有 2~3 年国民收入水平。然后我们观察到，英国和法国自 1950 年以来该比率稳步上升，并且势头猛烈，以至于 21 世纪初的私人财富似乎即将回到 5~6 年的国民收入水平。（德国的私人财富一开始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现在的总体水平仍较低，但是上升的趋势一样很明显。）这个 U 形曲线反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它将在我们的研究中大量出现。我将特别说明，过去几十年较高的资本 / 收入比带来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造成的。在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中，过去的财富自然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只需要储蓄其中的一小部分所带来的收益就能大大增加财富总量。此外，如果资本收益率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这种情况在增长率低的时候更有可能发生，虽然并不会自发产生），那么财富分配差异化的风险就变得非常高。这个根本性的不平等现象将在这本书中占据一个关键角色，我将它表达为 rg （这里 r 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 g 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它囊括了我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当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这种情况在 19 世纪前一直存在，并也有可能在 21 世纪再次出现 ) ，从逻辑上可以推出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产出和收入。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且资本的集中程度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另外，这一分化的基本力量可以通过其他机制增强。例如，如果一个人的财富增加，那么其储蓄率可能会随之大幅提升。或者，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初始资本禀赋更高时，平均实际资本收益率可能就会更高（这一现象已越来越普遍）。由于资本收益率是不可预测的，财富可以以多种方式增加，因此这也构成了对传统精英模式的挑战。最后，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将进一步强化所有这些不平等促发因素：房地产或石油的高价格可能会加剧结构性的分化。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所谈及的内容：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同样存在趋同的力量，并且在某些国家、某段时间，这些力量可能会占优势，但是分化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重新占据上风，正如现在 21 世纪初似乎正在发生的一样。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可能减慢，从而使得不平等趋势更令人担忧。我的结论不如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和永恒分化原则所暗示的那样具有灾难性（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建立在长期生产率增长为零的严格假设之上）。在我采用的模型中，财富分化不是永恒的 , 只是未来几种财富分配可能走向中的一种。但是，这些可能性并不令人振奋。具体来说，重要的是要注意我的理论中分化的主要力量： rg 的根本性不平等，它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都无关。而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以经济学家的角度）， rg 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公共制度和政策来应对这一逻辑的负面影响，例如，设立全球累进资本税。但是这类制度和政策的设立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密切的国际协作。不幸的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回应（包含各国自身的回应）在实践中并不那么乐观。本书研究的地理和历史界限这项研究的地理范围和历史界限是什么？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探究自 18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间及一国内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过程。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国家间产出和收入的分配，我们将对 1700 年之后全球各国的数据进行研究（这尤其得益于安格斯 • 麦迪森所汇总的国民账户数据）。第二部分我们主要研究资本 / 收入比以及资本 —— 劳动划分，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数据，我只能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并继而外推到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第三部分审视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演变过程，同样受到有限可用资料的约束，我利用 WTID 数据库的数据努力做到囊括尽可能多的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这个数据库致力于最大限度地覆盖五个大洲所有国家的数据。然而，发达国家对长期趋势的数据有更加完备的记录。坦白地说，这本书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几个领先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英国和法国的案例在研究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有最完整的长期历史数据。我们拥有多个关于英国和法国早至 18 世纪初期国家财富规模和结构的估算值。这两个国家同样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主要的殖民和金融势力。因此，如果想要弄明白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研究它们就十分重要。它们的历史对于研究第一次金融贸易全球化（ 1870~1974 年）尤其不可或缺，这一时期与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 “ 第二次全球化 ” 在很多方面十分类似。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存在惊人的不平等，但那个时期也一样令人着迷。它不仅见证了电灯的发明，也同样见证了远洋游轮的全盛期（泰坦尼克号在 1912 年起航）、电影广播和电台的出现以及汽车和国际投资的兴起。注意，举个例子，直到 21 世纪来临之际，发达国家的股市总市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才恢复到法国和英国 20 世纪初的水平。这个比较对于理解当今世界非常有启发性。我如此强调研究法国案例的重要性，有些读者肯定感到惊讶，而且可能会怀疑我有民族主义倾向。我要声明，这么做的其中一个原因与历史资料有关。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创造一个公正或理想的社会，但它让我们开始能够观察财富结构的各个细节，这是前所未有的。 18 世纪 90 年代建立起来的用土地、房屋和金融资产来记录财富的体系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时髦和全面的。正是法国大革命使得法国在长期以来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房地产记录。第二个原因是，法国是第一个经历人口转型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它是观察其他国家将会发生什么的一个很好的参照。尽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法国的人口有所增长，但增长率却相对较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人口仅为 3 000 万，而如今已略微超过 6 000 万 —— 它还是原来那个国家，人口的数量级从未改变。与之相比，美国在《独立宣言》时期的人口才 300 万，到 1900 年达到了 1 亿，而如今已超过 3 亿。当一个国家的人口从 300 万增长到 3 亿（更不必说 19 世纪西进运动带来的领土的迅猛增长），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国家了。一个人口以 100 倍速度增长的国家与一个人口仅仅翻倍的国家相比，不平等的动态和结构是非常不一样的。特别是，继承的因素在前者中远远没有其在后者中重要。正是新大陆的人口增长使得继承财富在美国的作用总是小于其在欧洲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不平等的结构会如此特殊，美国不平等和社会阶层的表现同样如此。但这也说明美国的例子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世界人口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不可能会成百倍地增长），而法国的例子更为典型，对于了解未来也有更大的参考意义。我深信，对法国案例的详细分析，以及对于在欧洲、日本、北美和大洋洲等其他发达国家观察到的各式各样历史轨迹的一般性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全球财富的未来动态，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毋庸置疑这些新兴经济体未来的人口及经济增长会减慢（因为它们已经经历过快速增长）。最后，法国的例子很有趣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大革命 —— 出色的 “ 中产阶级 ” 革命 —— 很快建立了一个关于市场法律平等的典范。研究这个典范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的动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尽管 1688 年的英国革命建立了现代议会制度，但它仍然保留了英国皇室、不动产的长子继承权（ 20 世纪 20 年代才废除）以及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英国上议院的改革还在讨论当中，就目前来说有一点儿晚了）。尽管美国革命建立了共和制，它仍然允许奴隶制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种族歧视的合法性持续了接近两个世纪。种族问题仍然对当今美国的社会问题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更加激进，它废除了所有的法律特权，并力图建立一种权利和机会完全平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物权法和契约自由原则（至少是对男人来说）出现之前，《法国民法典》确保了绝对的平等。 19 世纪晚期，保守派的法国经济学家（如保罗 • 勒鲁瓦 – 博利厄）经常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共和主义的法国 —— 即一个通过大革命创造了平等主义、由 “ 小型房产业主 ” 组成的国家 —— 不需要征收累进制或没收式的所得税或房产税，这与贵族式的和君主制的英国大不相同。然而，数据表明，在那时的法国，财富集中度并不比英国低，这清晰地说明了市场上权利的平等不能保证所有权利的平等。这里再次表明，法国的经历与现代社会非常相似，正如勒鲁瓦 – 博利厄一个多世纪前认为的那样，现在很多评论员仍然相信，更受保障的财产权利、更加自由的市场以及更加纯粹和完全的竞争就足以确保一个社会的公正、繁荣及和谐。不幸的是，这并没有那么简单。本书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在继续之前，我想再多说一些本书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以及引导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思维过程。我属于这样一代人： 1989 年我 18 周岁，那一年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还是柏林墙倒塌的一年。我们这一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或者对于苏联没有丝毫的喜爱和怀念。我一向对 “ 反资本主义 ” 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很多则与超越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背道而驰。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 —— 特别是，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 1789 年《人权宣言》第一条宣告的， “ 基于公共福祉的社会差异 ” 。（尽管这个社会公正的定义不严密但吸引人，它根植于历史。我们暂且接受它，我随后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相比之下，毫不谦虚地说，我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适的制度和政策。此外，我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是通过民主辩论而形成的大众都能理解的法规。也许我还应该补充一点，在我 22 岁的时候，我体验了一次 “ 美国梦 ” ，那时候我刚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于波士顿附近的一所大学。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次经历对于我来说都是决定性的。这是我第一次踏足于美国土地，且我的工作很快得到认可，这种感觉非常好。这是一个懂得在它需要时如何去吸引移民的国家！但是，到我 25 岁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我想要回到法国和欧洲。从那时起，除了一些短期的旅行，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巴黎。我做出这个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这本书有直接关系：我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诚然，他们都非常聪明，我在那个时期也结交了许多好友。但有些事情很奇怪：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我的论文都是由一些相对抽象的数学定理组成，但同行们都喜欢我的工作。我迅速认识到，自库兹涅茨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是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并期望我也这么做。回到法国后，我开始收集这些缺失的数据。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在法国做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有个很大的优势：在这里，经济学家并没有受到学术界以及政界、金融界精英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必须撇开对其他学科的轻视以及对于科学合理性的荒谬要求，尽管事实是他们对任何事情几乎都一无所知。无论如何，这正是这一门学科和所有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从零开始更有希望获得重大进步。我认为，在法国，经济学家略微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非学术圈的人们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有趣（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成功的）。我在波士顿教书时的梦想是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书，那里的教员里有好些重要人物，如吕西安 • 费夫尔（ Lucien Febvre ）、费尔南 • 布劳岱尔（ Fernand Braudel ）、克劳德 • 列维 – 施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皮埃尔 •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弗朗索瓦丝 • 和瑞提尔（ Franoise Héritier ）、莫里斯 • 古德利尔（ Maurice Godelier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社会科学已经对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问题丧失了绝大部分兴趣，尽管我对此深感遗憾，但比起罗伯特 • 索洛，甚至是西蒙 • 库兹涅茨，我也许更加钦佩上述学者。我敢冒着被认为有些盲目爱国的风险，承认这一点吗？在此之前，关于收入、工资、价格和财富的统计在历史和社会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管怎样，我希望专业的社会科学家和所有领域的业余爱好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有意思的东西，那些声称 “ 对经济学一无所知 ” 但对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有着强烈看法的人，也可以从这本书受益。事实上，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社会学科的共同特点是知之甚少却把时间浪费在愚蠢的学科争吵之中。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从基本的问题开始，并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眼里，本书是部经济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正如我之前说明的，我的这项工作从收集资料、建立与收入和财富分配有关的历史时间序列开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时会借助理论和抽象的模型和概念，但我尽量少这样做，除非这个理论能够加深我们对观察到的变化的认识。举例来说，收入、资本、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都是抽象的概念 —— 是理论概念而非数理推导得来的确定性概念。然而我会证明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以有趣的方式来分析历史现实，只要我们对精确性有限的衡量标准保持清醒和批判的态度。我也会使用一些数学公式，例如 α=r×β （资本收入比重等于资本收益率和资本 / 收入比的乘积），或 β=s/g （资本 / 收入比在长期内等于储蓄率除以经济增长率）。我希望不精通数学的读者耐心一些，不要马上合上这本书：这些是基本的数学公式，解释起来简单直观，不需要具备专业的技术知识就能理解。不管怎样，我认为，这个很小的理论框架已经足够对所有人都认识到的重要历史发展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本书概要本书余下的部分由 4 个部分共 16 个章节组成。第一部分为 “ 收入和资本 ” ，包括两个章节，主要介绍了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反复出现。具体来说，第一章介绍了国民收入、资本和资本 / 收入比的概念，并重笔墨描述了全球收入和产出分配的变化过程。第二章详细分析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和产出增长率的演变。本书的第一部分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熟悉这些观点和 18 世纪以来全球增长历史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为 “ 资本 / 收入比的动态变化 ” ，由 4 个章节组成，这部分的目的是研究 21 世纪资本 / 收入比的长期演变和全球范围内国民收入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间的分配前景。第三章回顾了 18 世纪以来的资本变形记，从我们长期以来掌握最多数据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的例子说起。第四章介绍了德国和美国的情况。第五、六章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将分析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了全球，并试图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总结出经验，以助于我们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资本 / 收入比以及资本 —— 劳动划分可能的演变路径。第三部分为 “ 不平等的结构 ” ，由 6 个章节组成。第七章主要是让读者了解不平等的数量级，包括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的不平等。第八章分析了这些不平等的历史动态变化。第九和第十章将分析扩大到了所有我们拥有历史数据（在 WTID 数据库中）的国家，分别看看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第十一章研究了长时间以来继承财富重要性的变化。最后，第十二章对 21 世纪前几十年财富的全球分配进行了展望。第四部分为 “21 世纪的资本监管 ” ，由 4 个章节组成。前三部分主要是阐述事实，并分析观察到的变化产生的原因，而第四部分旨在从前面三个部分总结出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第十三章探讨了适合现状的 “ 社会国家 ” 是怎样的。第十四章在过去经验和近期趋势的基础上，对累进所得税进行了再思考。第十五章描述了适合 21 世纪情况的累进税制是怎么样的，并将这个理想化的工具和在政治进程中产生的其他管理方式进行了对比，包括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管制、美国的移民政策改革，以及许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复兴。第十六章主要解决公共债务问题和当自然资本开始退化时公共资本最优积累的相关问题。最后要说明的一点。如果在 1913 年出版一本书叫 “20 世纪资本论 ” ，那是非常狂妄的。我请求读者包涵我，在 2013 年出版法文版以及 2014 年出版英文版的时候，给这本书起了 “21 世纪资本论 ” 这个名字。我非常了解自己没有能力去预测 2063 年或 2113 年资本的形式是怎样的。正如我说过以及我将会说到的，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总是非常政治化的、无规律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历史会怎么演变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和制度去衡量和改变不平等。没有人能够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事情会怎样变化，但是历史的经验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将要面临何种选择以及哪种动态变化会起作用。按理说这本书应该起名为 “21 世纪初资本论 ” ，它的唯一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通向未来的钥匙。但历史总是能够创造自己的路径，这些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实际用处还有待考证。我只是将这些历史呈现给读者，并不是说我了解它们所有的意义和重要性。注释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 马尔萨斯（ 1766~1834 ）与亚当 • 斯密（ 1723~1790 ）和大卫 • 李嘉图（ 1772~1823 ）一样，被认为是 “ 古典 ” 学派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当然还有自由主义乐观学派的观点：亚当 • 斯密应当是属于这一派的，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财富分配在长期内会变得更加不平等的可能性。让 • 巴蒂斯特 • 萨伊（ 1767~1832 ）也认为会出现自然和谐。另一种可能性是增加稀缺商品的供给，比如通过寻找新的石油储备（或如果可能的话，寻找比石油更清洁的新能源），或者通过迁移到更加密集的城市环境中（比如通过建设高层住宅），这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困难。在一般情况下，这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对这一现实有亲身体验的恩格斯（ 1820~1895 ），与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卡尔 • 马克思（ 1818~1883 ）是好友和合作伙伴。他 1842 年定居在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管理父亲的工厂。历史学家罗伯特 • 艾伦近期提出将工资长期停滞称为 “ 恩格斯停顿 ” 。其后公开的内容为： “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文采也成全了他的巨大影响力。马克思 1847 年发表了《哲学的贫困》（ The Misery of Philosophy ），以讽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 Philosophy of Misery ）（早几年发表）。在第六章中，我要回到马克思使用数据统计的主题。总结：他偶尔会使用当时可利用的最好的统计数据（虽然比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的统计数据更好，但依然比较简单），但是他通常采取一种相当写意的方式，始终没有将数据与其理论论证明确关联起来。见 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no. 1 (1955): 1–28 。见 Robert 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no. 1 (February 1956): 65–94 。见 Simon Kuznets,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 (Cambridge,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3) 。库兹涅茨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 1901 年出生于乌克兰， 1922 年定居美国，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于 1985 年逝世。他是第一位研究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首次发表历史序列失衡数据的经济学家。因为通常情况下，只有部分人口被要求提交所得税申报，为了测量总收入，我们还需要建立国民账户。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即美国最穷的 90% 人口）看到他们的国民收入比重从 20 世纪 10 年代至 20 年代的 50%~55% 增加到 40 年代末的 65%~70% 。见 Kuznets,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12–18 。库兹涅茨曲线有时也被称为 “ 倒 U 形曲线 ” 。特别是库兹涅茨认为从贫困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富裕的工业生产部门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多。首先，只有少数人从工业部门财富增加中受益，因此不平等也相应增长。但最终每个人都会受益，不平等就相应减少。显而易见的是，高度机械化生产是可以推广的，比如劳动力可以在不同工业部门间或不同收入岗位间转移。有趣的是，库兹涅茨没有数据证明 19 世纪不平等的增加，但对他来说（甚至对大多数观察者来说）这样的增长确实已经发生了。库兹涅茨是这样自圆其说的： “ 这包括 5% 的经验和 95% 的思考，有些可能是一厢情愿的。 ” 见 Kuznets,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24–26 。 “the future prospec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free world”(28). 在这些代表性行为人模型（ representative-agent models ）中，其中一个假设从一开始每个行为人得到同样的工资，具有相同的财富，并且享受同样的收入来源，因此根据定义，增长按比例地惠及所有社会群体。这些模型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便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普遍应用。这样简化现实的做法也许对于研究一些特定问题是合适的，但是明显地限制了可以问的经济学问题。国家统计机构对于家庭收入和预算的研究很少追溯到 1970 年以前，并且倾向于严重地低估高收入，这是有问题的，因为高收入群体通常拥有多达一半的国民财富。税收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高收入的信息并且使得我们可以回顾一个世纪。见 thomas piketty,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 au 20esiècle: Inégalités et redistributions 1901–1998 (paris: Grasset,2001) 。文章总结请见 “income inequality in France,1901–1998,”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no. 5 (2003): 1004–42 。见 anthony atkinson and thomas piketty,Top Incomes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ntrast between Continental-European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以及 Top Incomes: A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见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 1 (February 2003): 1–39 。在线技术附录中有完整的参考书目。关于概述，也可见原文。要在这本书里针对每一个国家给出详细的解释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本书给出了总体的概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完整的数据序列，这些数据在 WTID 网站（ http://topincomes.parisschoolofeconomics.eu ）可以查阅到，同时可以参考之前引用的更专业的书籍和引用的文章。许多文本和文件同样可以见在线技术附录（ http://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 WTID 目前正被纳入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 WWiD ）， WWiD 将整合三种补充数据。这本书中我将对当前可用的信息加以概述。我们同样可以在对个人生活收取财产税的国家使用年度财产税申报表，但是长期地产税数据更易获得。见如下开创性的工作： R.J. lampman,The Share of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1922–195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anthony atkinson and a.J. Harrison,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Wealth in Britain,1923–197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见 thomas piketty,Gilles postel-Vinay,and Jean-laurent Rosenthal,“Wealth Concentration inαDeveloping Economy: paris and France,1807–1994,”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no. 1 (March 2006): 236–56 。见 Jesper Roine and Daniel Waldenstrm,“Wealth Concentration over thepath of Development: Sweden,1873–2006,”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no. 1 (March 2009): 151–87 。见 thomas piketty,“On the long-Run Evolution of inheritance: France 1820–2050,”cole d’économie de Paris,pSE Working papers (2010). Summary version published i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no. 3 (2011): 1071–1131 。见 thomas piketty and Gabriel Zucman,Capital Is Back: Wealth-IncomeRatios in Rich Countries,1700–2010 (paris: cole d’économie de paris,2013) 。见 Raymond Goldsmith,Comparative National Balance Sheets: A Study of Twenty Countries,1688–19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更完整的参考文献可见在线技术附录。见 a. H. Jones,American Colonial Wealth: Documents and Methods (New York: arno press,1977),and adeline Daumard,Les fortunes franaises au 19e siècle: Enquête sur la répartition et la composition des capitaux privés à Paris,Lyon,Lille,Bordeaux et Toulouse d’après l’enregistrement des déclarations de successions (paris: Mouton,1973) 。见 Franois Simiand,Le salaire,l’évolution sociale et la monnaie (paris: alcan,1932); Ernest labrousse,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18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Dalloz,1933); Jean Bouvier,Franois Furet,and M. Gilet,Le mouvement du profi en France au 19e siècle: Matériaux et études(paris: Mouton,1965) 。对于经济下滑和社会历史同样有内在的知识原因。社会历史基于物价、收入和财富的演变，有时也称 “ 系列史 ” 。以我的观点，这种下滑是不幸的，也是可逆的。我之后再讨论这一点。这一不稳定的机制（一个人越富有，他的财富越多）让库兹涅茨十分困扰，他 1953 年出版了著作《高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和储蓄中所占份额研究》（ 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 ），从标题中就可见这种担心。但是由于历史局限性，他不可能进行完整的分析。詹姆斯 • 米德的经典著作《财产的有效性、平等性和所有权》（ Effi ,Equality,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4 ），以及阿特金森和哈里森的《英国个人财富分配》（ 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Wealth in Britain ，这本书也是米德研究的延续）都着重探讨了这一促进不平等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是遵循这些作者的脚步。; 个人分类: 政治与经济|0 个评论

21世纪人类科技面临的两大机遇与突破: 热度 1 jiangjiping 2014-8-29 02:20; 21 世纪人类科技面临的两大机遇与突破蒋继平 2014 年 8 月 28 日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以及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这四大领域交互作用并有机融合，已经推动了整个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第五次科技革命。在 21世纪剩下的时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人类面临着科技领域的两个新的机遇。解决好这两个机遇就是人类的又一次科技革命的突破，也就是第六次科技革命。第一个机遇是捕抓和改造宇宙空间近地自由运动的物体，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在空间运动，为人类的某种目的服务。这种近地自然空间物体可能是临近地球的陨石和小行星。人类应该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措施，对这些空间物体进行精确的测算，从地球发送机器人登陆这样的飞行体，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使之可以按照人类的意愿在指定的时空下变轨飞行。我的直觉告许我，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个别国家正在秘密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假如人类真的能够做到这点， (我想人类一定能做到这点的，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人类未来的空间探索会容易的多。不过，这样的科技成就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一定懂得，小行星和巨大的陨石在高速飞行中产生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要是这样的物体被人为地操纵而用来攻击地球的某个地方，会造成巨大的损害的。所以，要是某个国家首先获得这样的技术，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在军事战略上占有天机。第二个机遇和挑战是人类的神经科技领域，也就是人类的意识行为方面的研究，人类在这方面的研究将可能集中在神经意识对光声和电波的反应方面。科学家可能会发明一些高级的方法和手段来通过光声或者电磁波来控制人类的思维意识行为。因为人类的意识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系统，所以，掌控了人类的意识就可随心所欲地操控人类的命运。因而，要是那个国家首先获得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样的国家就可以摆布人类的命运了。当然，我希望人类的所有科技研发都是以为人类造福为最高目标，而不是为了控制人类的命运而设计的。; 个人分类: 国家时事|6231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类现代文明的思维模式: benlion 2014-8-21 15:22; 19 世纪工业革命，将文明划界为近代与现代文明。科学包含 2 个过程，一个是获得客观知识的观察与实验，一个是进行知识的整理与理论的提炼，这个循环是理论提出预测，然后，再通过设计实验来验证这个预测。近代科学，奠基在培根和笛卡尔的逻辑学和哲学思想基础上，现代科学思维，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彭加勒的实在论影响，爱因斯坦的哲学思维相类同，即，理论的思维自由构造，或知识整理过程，一方面受到马赫哲学影响，一方面是彭加勒的实在论思想 - 即，科学是认识关系。信息概念，在维纳为组织化的度量，在布里渊为热物理学的负熵，在我是结构的差异和组织化的差异，如，交换子（物理学的能量子交换或社会学的语句交流过程产生的形体、组织化度量或知识量的变化度）；因而，信息并非是虚的概念，也许比物质或能量概念更实在，物质体现在结构的构成，而能量也体现导致结构的变化或差异。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正负电子对产生光子等，体现为物质与能量的转换关系，光子是交互旋涡的电磁波，结构比物质和能量更加根本。热物理学与发育生物学问题，涉及到信息与能量的转换关系，结构的或自组织化的系统构成过程，麦克斯韦妖（ Maxwell's demon ）就是一个设想的方式，其实，这就进入了一个宇宙的上帝创造和文明的人类创造对应的宗教哲学思维。结构论，企图以关系和差异为根基，从而构建宇宙论和知识论，精神论，则是以结构论为互偶的思考，企图解释结构的构造运动的信息或能量源泉。人类心智的活动是精神现象，精神论，探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依据，对应于信息论和语言学的符号学、传播学与释义学等范畴。在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遗传学与心理生物学等，格式塔图式和形态发生场等概念是现代系统思维和信息科学的思想起点。在我的结构论，结构就是关系（ connectivity ）的集合，因而，中医理论和中国文化思维的核心概念是图论、网络拓扑学的结构模型方法，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构成实体的发生演变的 3 个核心因素，宇宙就是永恒的构造过程，生命的本质现象是自组织化的信息发生与转换特征。 -（19世纪-21世纪的哲学思维）-; 个人分类: 2014y|2218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工机器 - 设计与艺术: benlion 2014-7-26 15:09; 地理发现，欧洲进入全球化文明 - 科学与工业发展时期，1500年-2000年中西文化的交流历史值得深入研究，如，传教士的双向翻译书籍和文化双向传播等。意大利-荷兰-英国轴线与日本-中国（厦门-西安）海陆丝绸之路，构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路径，从欧洲到环太平洋的科学发展，如，捷克-剑桥到冷泉港-加州的遗传学发展，再到中国的厦门-苏州系统医学路径等。附、思想的提出与地理环境结构论 - 厦门、衡阳（ 1983-1986 ）；系统医学、系统生物工程 - 湘潭（ 1992-1994 ）；系统遗传学、输卵管生物反应器 - 上海、北京（ 1994-1995 ）；生物系统网络、细胞分子电路 - 德国（ 1999 ）；精神论、轴心时代文化 - 英国（ 2003-2004 ）；第 3 次工业革命、 4 次科技革命 - 广州、江苏（ 2007-2009 ）等。自 2007 年以来，一直思考与探索的是第 3 次工业革命将在哪里诞生， 21 世纪的科技中心将在何处？ - （总结） -; 个人分类: 太平洋|2077 次阅读|0 个评论

21世纪国内外上市公司重大舞弊案例研究: auditor 2014-7-5 22:53; 21 世纪国内外上市公司重大舞弊案例研究——为什么一流的企业和人才会舞弊？作者：李寿喜出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25 号楼邮编： 100069 电话： 010 － 68320825 ， 68312508 网址： wwwNaNepub.com.cn 邮件： zgsdjj@hotmail.com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定价： 68 元目录引言第一章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与人性缺陷第一节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与人性内在缺陷第二节舞弊理论的演变第三节 21 世纪国内外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概况第二章美国安然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安然公司概况第二节安然公司成长及扩张历史第三节安然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安然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美国当局对安然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三章美国世通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美国世通公司概况第二节美国世通公司成长及扩张历史第三节美国世通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世通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美国当局对世通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四章美国施乐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美国施乐公司概况第二节美国施乐公司成长及扩张历史第三节美国施乐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美国施乐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美国当局对施乐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五章美国南方保健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南方保健公司概况第二节南方保健公司发展阶段第三节南方保健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南方保健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美国当局对南方保健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六章意大利帕玛拉特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帕玛拉特公司概况第二节帕玛拉特公司发展阶段第三节帕玛拉特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帕玛拉特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意大利当局对帕玛拉特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七章印度萨蒂扬软件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萨蒂扬软件公司概况第二节萨蒂扬软件公司发展阶段第三节萨蒂扬软件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萨蒂扬软件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印度当局对萨蒂扬软件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八章日本奥林巴斯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奥林巴斯公司概况第二节奥林巴斯公司发展历程第三节奥林巴斯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奥林巴斯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日本当局对奥林巴斯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九章　台湾博达科技公司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台湾博达科技公司概况第二节博达科技公司发展历程第三节博达科技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博达科技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台湾当局对博达科技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十章烟台东方电子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东方电子公司概况第二节东方电子公司发展历程第三节东方电子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东方电子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中国当局对东方电子公司舞弊的处理第七节中美两国政府对舞弊公司处理方法的比较第十一章沈阳蓝田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沈阳蓝田公司概况第二节沈阳蓝田公司发展历程第三节沈阳蓝田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沈阳蓝田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中国当局对沈阳蓝田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十二章银广夏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银广夏公司概况第二节银广夏公司发展历程第三节银广夏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银广夏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中国当局对银广夏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十三章西安达尔曼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达尔曼公司概况第二节达尔曼公司发展历程第三节达尔曼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达尔曼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中国当局对达尔曼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十四章广东科龙电器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科龙电器、格林柯尔和顾雏军第二节科龙电器及格林柯尔系发展历程第三节格林柯尔与科龙电器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格林柯尔及科龙电器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中国当局对科龙电器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十五章云南绿大地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第一节云南绿大地公司概况第二节绿大地公司高管与欺诈上市第三节绿大地公司舞弊手段第四节绿大地股票的炒作、公司舞弊的曝光及市场反应第五节中国当局对绿大地公司舞弊的处理第六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及其后果第十六章结论与启示第一节　关于国内外公司舞弊特点的比较第二节国内外公司舞弊的市场约束与政府治理机制第三节改进中国上市公司监管机制，抑制财务舞弊行为第十七章 “中国梦”、“民生经济学”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第一节 “中国梦”和“民生经济学” 第二节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危机现状第三节埃及的金融改革导致社会分裂的教训第四节韩国打击“官商勾结”，取消大企业特权的启示第五节 “中国梦”、“民生经济学”与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个人分类: 中小投资者保护|7230 次阅读|0 个评论

第3趋势 – 中国发展走向: benlion 2014-4-6 20:19; 人类形成中非 - 中东 - 东南亚 - 中美洲古代遗址的文明，以埃及 - 巴比伦文明为集大成。奠基至今人类文明基石的是轴心时代文化模式，经历了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 2 次轴心文化模式转换。公元5世纪-公元1 5 世纪，拜占庭（希腊）到印度（南亚）轴线之西与东面，分别经历阿提拉、阿拉伯与蒙古、奥斯曼（突厥）演义时期；但是，文化的演化基本是 5 世纪 -15 世纪中华文明与 15 世纪 -20 世纪欧洲文明的延续或发展历程。欧洲 - 北美 - 澳洲轴线和俄国、南美两翼构成西方文明格局，形成同构于以色列 - 地中海的中国 - 太平洋文化发展模式。 21 世纪，中国处于俄国与美国的东、西欧洲 2 个体制之间，海外和海归学人成为 2 个社会之中间的夹层。因而，国家认识到和已经在推动中国民间与海外学人的合作与发展模式 – 即，第 3 趋势，一些民营企业家和海外学人企业家，都开始建立研究机构。 - （未来探索， 2014 年） -; 个人分类: 未来|1992 次阅读|2 个评论

全球社会 – 国际化教育: 热度 1 benlion 2014-3-18 15:38; 人类出非洲，人类文明一体化，国际化教育、科学和经济，互联网资讯全球一体；因而，文化、观念和历史的教育，也应该是全球视野。人类历史，中东历史和东西方历史，以圣经和儒家 13 经为典范，人类思想，以希腊、印度和华夏哲学为基石，东西方哲学、科学和数学、技术、艺术历史，应该纳入现代教育必修课程。文艺复兴到地理发现，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近代和现代文明，科学文化与社会体制的发展历史，可纳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大学教育。近现代科学通史和科学、技术哲学，则可纳入大学理工、农学和医科等教育。然后，才是专业学科和职业技能的教育体系。研究生教育，不应该再是课程的知识教育，还应该是研究型和实践型的能力培训，以及成为独立科学家和学问家、实践家的教育。 - （总结） -; 个人分类: 2014y|1347 次阅读|5 个评论

环太平洋文明模式: benlion 2014-2-5 16:36; 欧洲工业革命，近代转型到现代文明，环太平洋国家，开启科学和工业文明进程。 19 世纪 -20 世纪，科学方法转换，从热物理学和综合进化论等，形成系统思维，从微电子学和生物化学等，发展技术方法。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建立了现代科学和工业，移民管理机制和创业型社会环境，推进了知识经济、创意产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原英国属地和加州等区域，尤为文化和技术发达。中国经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改革开放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的管理体制，能否建立起来，将起决定作用。 1997 年，当来到以色列留学，实验室贴的一张纸条，上有“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所写”，至今记忆犹新。什么是最自豪的事物呢？你的祖先是谁呢？何处是最能发挥创造力的环境呢？以色列同事，就问了我这些问题，德国同事问的是古代中国很多发明创造，可现在如何呢？也就思考了这些问题。人类文明，演化形成了文化体系结构：宗教 - 诠释历史，哲学的伦理学、美学和逻辑学 - 诠释宗教、艺术和科学，科学的数学 - 工程方法等。 21 世纪，科学发展了新的范式；但是，仍然是数学方法和工程技术。比如，系统生物学 – 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系统医学 – 遗传学与生物工程的技术方法，包括，数学 - 计算生物学、纳米 - 合成生物学等。因而，一个社会的科学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完整的人文 - 历史和伦理学教育、科学 - 数学和工程方法教育。 - （环太平洋文明） -; 个人分类: 太平洋|3106 次阅读|0 个评论

21世纪的编程语言-Go语言学习资料完全总结（第二版）: 热度 2 bigdataage 2013-10-7 17:52; 21世纪的编程语言-Go语言学习资料完全总结（第二版）第一版：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30496do=blogid=689520 只包括中文和英文资料。草稿未完待续。; 3372 次阅读|3 个评论

纪念“九·一八”，谨防日本重演21世纪的“九·一八”: 热度 1 黄安年 2013-9-18 08:24; 纪念“九·一八”，谨防日本重演21世纪的“九·一八”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9月18日发布今天是“九·一八”周年纪念,我们纪念“九·一八”要不忘国耻,用实际行动做好谨防日本重演21世纪的“九·一八”事变的准备。“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一手挑起的,并强加于中国头上的。制造21世纪的“九·一八”，完全可以利用钓鱼岛的争端来做足文章，日本考虑击落进入钓鱼岛空域的中方无人机之奇谈怪论，莫要等闲视之。美国的态度和82年前的所谓“中立”无异,事实上是一种明显偏袒日本的绥靖，当时他们就嚷嚷“生意照做”，日本现在口口声声以日美联盟为依托，可这一条,仅仅是日本的一厢情愿，美国决策层中的明智派看出,日本拉拢美国别有用意,有朝一日,难免珍珠港事件重演,因为真正的对手，一直是美国,而不把中国看在眼里。 ******************* 日本考虑击落进入钓鱼岛空域的中方无人机中方回应 2013 年09月18日 01:42 来源：北京晨报原标题：日考虑击落进入钓鱼岛中方无人机晨报讯（记者韩娜）针对日本防卫省声称将考虑击落进入钓鱼岛空域的中方无人机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昨天回应表示，中方有决心、有能力捍卫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日本NHK电视台9月17日报道称，日防卫省认为，如果中国军方无人机“侵犯日本领空”，造成威胁日本国民安全的事态，日方将考虑对中方无人机进行击落。另外，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专家会议，研究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日方也表示将考虑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洪磊就此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希望日方以史为鉴，尊重本地区国家的关切，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停止人为制造和渲染紧张对立，为扩充军备、调整军事策略制造借口。今天是“九一八”纪念日。洪磊表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我们纪念“九一八”，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走和平发展道路。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diaoyudao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3_09/18/29699185_0.shtml 驻冲绳美军司令：必要时可派鱼鹰运输机赴钓鱼岛 2013 年09月17日 21:48 来源：人民网分享到： 1981 人参与 0 条主评论 20 条评论 0 条总评论 9 月17日上午，驻冲绳美军总司令、冲绳地区协调官威斯勒（左）与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在县政府会谈。原标题：驻日本冲绳美军司令：必要时可派“鱼鹰”运输机赴钓鱼岛人民网北京9月17日电（唐述权）据共同社网站消息，驻日本冲绳美军总司令、冲绳地区协调官威斯勒17日在冲绳县政府与县知事仲井真弘多会谈，就美军普天间机场部署的新型MV-22“鱼鹰”运输机表示，“有必要时可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派赴钓鱼岛。” 仲井真弘多再次反对美军在普天间部署“鱼鹰”运输机，他表示“县民的不安情绪并没有消除”，但未回应威斯勒关于可派“鱼鹰”到钓鱼岛的发言。威斯勒说，“鱼鹰”速度快，能更快地到达比以往更高的高度，有助于减少噪音。与此前的CH-46中型直升机相比，其飞行范围更广，“还能够到达钓鱼岛”，谋求冲绳县政府对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diaoyudao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3_09/18/29698716_0.shtml; 个人分类: 世界历史研究(07-11)|2808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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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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