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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12月28日第52期：追星星的人: lcj2212916 2015-12-27 14:02; 《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12月28日第52期：追星星的人下载地址： http://page92.ctfile.com/file/139543181; 925 次阅读|0 个评论

被创造的与被消灭的: Lewind 2015-5-27 16:18; 　　《大灭绝时代》是我去年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一本科普书。原书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最棒的科学传播长篇作品，没有之一。所以，当这本书于今年夺得普利策奖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想要了解《大灭绝时代》所讲的故事，下面这篇我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书评或许会有帮助。　　另外，本周六（30日）在北京将有一场关于这本书的活动“ 被创造的与被消灭的——我们的大灭绝时代 ”，是由松鼠会组织的“科学一课”，将由我本人主讲。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松鼠会的官方链接，或是豆瓣链接去看看。 ~~~~~~~~~~~~~~~~~~~~ 《被创造的与被消灭的》在澳大利亚西南方向的大堡礁是地球生命创造出来的奇观之一，也是人类趋之若鹜的游览胜地之一。即便你没去过那里，一定也曾经在电视上看见过这样的景象：身着潜水服的人类像鱼儿一样自由地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鱼群与珊瑚之间。但是，很少有人体验过大堡礁另一面的壮美：太阳刚刚落山，海平面降至了一天中的低潮时分，你独自一人，或与三两好友相伴，漫步在平整的珊瑚礁上，它们像是随意拼接的一块块桌台，在刚刚没过脚踝的清浅海水下延伸到无尽的远方。在你的脚边，既有迟缓的蠵龟、变色的章鱼、困在浅水中的豹纹鲨，也有发光的水母、闪亮的海星、五颜六色的巨蛤，以及塞满珊瑚间沟壑的巨大海参。若你驻足远眺，无论望向何方，看不到岛屿，更看不到陆地，目力所及之处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在你的头顶上，没有任何人造光线干扰的星空，闪耀着与远古时代一般无二的璀璨光芒。你会感到自己如同是站在已知世界的边缘，面对着一片从未有人类踏足过的异世界。这便是在《大灭绝时代》一书中，作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用她细腻而动人的笔触为读者描绘的诸多亲身经历之一。刚刚获得了2015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类写作奖的这本书不是小说，但却比小说还要精彩。它带着读者行走于世界各地，亲眼目睹一批又一批物种发生在当下的灭绝过程；间或又沉钩史海，呈现了“物种大灭绝”这个科学概念的前世今生；同时还与众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一道，通过严谨的调查与分析，一环紧扣一环地追踪着导致大灭绝的罪魁祸首。或许在很多人意料之中的是，我们人类自己很可能就是这场新时代大灭绝背后的真凶；然而在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自从我们人类开始行走于地球表面之上，便已揭开了这场杀戮的序幕。对于物种大灭绝这种事情，即便是相信它的存在，大多数国人的态度仍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世界如此之大，我们自己尚且生活在雾霾之中，而在地球遥远的另一面还有着大堡礁这样美丽的世外桃源，我们在自己家门口的所作所为又能有何影响呢？然而《大灭绝时代》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合起来就可能对地球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会毁灭远在地球背面的大堡礁。众所周知，雾霾是燃烧各种化石燃料所致，主要来源是煤炭和石油。但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对化石燃料进行恰当的预处理，并采用环保的燃烧设备，基本可以阻止有害污染物的排放。然而谁都无法阻挡的是：只要通过燃烧来释放能量，化石燃料中的碳元素就一定会转变成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从而提高海洋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令海水变得更酸。有多酸呢？海洋的平均pH值已经从工业革命之前的8.2降到了今天的8.1。这一改变看似微不足道，但pH值是个对数，也就是说，现在的海洋已经比农耕文明时代酸了25%。在酸化的海洋中，首当其冲受到致命影响的，就是那些通过合成碳酸钙来制造内骨骼或外骨骼的“钙化者”，因为在越来越酸的环境中，碳酸钙更容易溶解而非沉积。珊瑚自然是钙化者中的一员。虽然游客们很难有所体会，但持续的生物学勘察表明，大堡礁在过去30年间已经失去了多达一半的珊瑚。而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之中：如果我们保持当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50年后，大堡礁上恐怕连一只活的珊瑚虫都见不到了。实际上，或许根本用不了50年，全世界的珊瑚都将灭绝，从自然环境中彻底消失。《大灭绝时代》在众多的可能原因中列举了一些：藻类过度繁盛会与珊瑚形成竞争关系，而海产品的过度捕捞和农业种植的滥用化肥都助长了藻类的疯狂生长；陆地的去森林化导致河流携带了更多的泥沙进入大海，水体清澈度的降低不利于喜光的珊瑚的生长；全球气温升高导致海水温度也随之升高，令珊瑚体内的共生藻类产生对珊瑚有毒的氧自由基，从而破坏了对珊瑚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共生关系。无一例外，这些原因背后或直接或间接，都有着人类的身影。你或许会问：就算大堡礁明天就消失了又怎样？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某些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出于对动物的爱与怜悯，难道就能不顾人的死活了吗？的确，有不少人误以为环境保护是为了给动物一片生存的空间，但事实上，所有环境保护的最终受益者，还是我们人类自身。要知道，物种大灭绝所带来的影响，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发生在大堡礁所在的澳洲，不过不是现在，而是在四万年前。地质研究表明，在此之前，澳洲曾经被繁茂的森林所覆盖，然而随着最早一批原始人类到达澳洲大陆，这里的各种史前巨兽的数量开始锐减，紧接着就是无穷无尽的大火，而后澳洲就成了今天的荒漠。从当前一些雨林地区的研究中，科学家得出结论：草食性巨兽的锐减会导致枯枝腐叶的堆积，使得野火变得越来越频繁，最终迫使易燃的森林被耐火的灌木物种所取代。曾经有很多人质疑：原始人类低效的捕杀真能灭绝一种巨大的野兽吗？然而计算机模拟的结果表明，原始人类只需保持相当低的一个固定捕杀量，千百年内就能让一种巨兽的进化之路走到尽头。道理很简单，因为通常巨大的野兽繁育率都比较低，新生的后代根本抵不过人类经年累月的杀戮。无论是伟岸的猛犸或凶猛的剑齿虎，还是如同甲壳虫汽车一样的重甲犰狳或三四米高的巨地懒，在人类和时间的共同绞杀之下，它们都难以逃脱被赶尽杀绝的命运。就连已经学会了使用工具，与人类同宗同源的其他早期原始人类也是难逃一死。只不过，他们还有一点幸运之处：那就是通过与人类祖先繁育后代，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基因永远地根植在了人类的基因库之中。如果你觉得原始人类还未开化，太过残忍的话，其实今天的我们也不过是用文明的手段做着同样残忍的事情。我们创造了农业，喂饱了自己的肚子，农业却消灭了森林和湿地，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生物；我们创造了通过燃烧化石燃料释放能量的方法，产生的二氧化碳却消灭了高山之上与海洋之下的生物；我们创造了公路和铁路，可以去往四面八方，路网分隔之中的陆上孤岛却消灭了需要大片生存空间的生物；我们创造了飞机，一日之内可以抵达世界各处，随着我们一起旅行的入侵物种和致病微生物却令各地的原住生物如同碰见外星生物一样束手无策，只有被消灭殆尽的命运。最终，我们所有的创造都成为了消灭的手段。我们唯一没有创造出来的，就是能够与这颗星球上的其他生物互不侵扰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方式真的存在吗？《大灭绝时代》并没有给出答案。其实，人类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变化得太快。农业发展得太快，燃料燃烧得太快，路网建设得太快，飞机飞行得太快。这一切的太快导致了环境改变得太快。而地球上的生物，除了那些微小的以外，每一代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们依靠大自然的突变与进化，只能赶上大自然填山造海的速度，却永远不可能赶上人类创造变化的脚步。那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全体实现温饱，农业发展的脚步不可能停止。现代化的人类生活更离不开路网，离不开飞行，离不开化石燃料的燃烧。毫无疑问，人类走在一条终点确定无疑的不归路上，却并非人人自知——这或许才是《大灭绝时代》想要告诉我们的。如果有一天，孩子们都像通晓九九乘法表一样熟知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直接或间接的杀戮行为，那么他们那一代人的创造或许将以不危及其他生物的生存为前提。如果真有那一天，他们或许还有机会亲眼看到大堡礁。不过，若是悲观地看，被自己创造的所消灭，或许就是人类可悲的宿命。但是，这绝非地球的终结。虽然我们迅猛地改变着地球，但与地球的历史相比，走在这条不归路上的人类恐怕只会是短暂的过客。在生命的进化史上，曾经先后若干次进化出了像珊瑚一样堆积出巨大生物礁石的动物，有些是珊瑚已然灭绝的远古亲戚，有些则是海绵或层孔虫，甚至还有一些是蛤。当人类终于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几万年的时间或许就能让一种海洋钙化者重新塑造出比大堡礁还要宏伟的生物礁群。只不过，到那时，是否还能有一个物种站在新大堡礁上仰望曾经照耀人类的那片璀璨星空，并感慨自身的渺小呢？（完）; 个人分类: 付梓拙作|422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三联生活周刊：那些年轻的诗者: 热度 2 wangfangnk 2013-7-30 18:48; 三联生活周刊：那些年轻的诗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24期）　发稿时间： 2013-07-30 16:45 　　摘走首届“诗词中国”大赛特等奖桂冠的，是15岁的美籍华人少女张元昕。　　张元昕1997年12月31日在纽约出生。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牛年，她因而小名“牛牛”。她的父母都是从中国赴美的留学生，后来从事电脑行业。4岁那年，外公外婆来纽约帮助照看牛牛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牛牛的外公外婆在古典诗词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早年还曾编过一部《中国花卉诗词全集》，他们倾心培养两个孩子熟读诗词。　　牛牛仿佛天生与这些来自中国的古老文化有特殊的缘分。外公外婆的教育方式很特别。“他们选诗词，不是按《唐诗三百首》或是《千家诗》之类的，让我们一首一首地背，而是按不同题材选择诗词来教我们。”比如春天到了，外公外婆便精心挑选了与春天有关的诗歌，他们不选李商隐这一类容易感怀伤时的诗人的诗作，而是选择那些描摹自然景物、与小孩子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作品。比如，张元昕就记得，小时候外公外婆教过她花蕊夫人写的一首《宫词》：“早春杨柳引长条，倚岸沿堤一面高。称与画船牵锦缆，暖风搓出彩丝绦。”“我记得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头脑中自然就浮现出这些自然景物，它们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于是关于梅花、兰花，风云雨雪、寒来暑往，每一个时节、每一个主题，外公外婆都为她选择相应的诗。就这样，牛牛就被牵引进了由古典诗词构成的那个奇妙而多彩的世界。　　即使学词，外公外婆的教育也不是让她们按《宋词三百首》来背，而是按词牌，浪淘沙、如梦令、浣溪沙、苏幕遮……一个一个地来教她们。如此，给姐妹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不觉得诗词和我的生活是隔离的，它们从来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5岁时候，牛牛已经背诗300余首，生长在“诗声”的韵律里，让牛牛渐渐萌生作诗的冲动。有一天，她突然对外公外婆说：“我也要写诗！”她急迫地趴在桌子上，一口气写出她的第一首五言诗：“春时樱花落，阳出把雪化。花儿美又香，草儿遍地绿。”自此一发不可收，看到什么都说“我要写一首诗”。后来读的诗多了，全部融化在心里，她看到眼前景色，自己的诗句便会像水一样流出来。对于她幼稚的诗作，外公外婆一般也不会做改动，只是和她商量：换上哪个字可以更好。“开始写诗也并不觉得难，而且越写越想写。”9岁时，牛牛写过《卜算子·孤鸿》：“新月无纤尘，光细让星辰。玉露晶莹踏银杏，只见孤鸿影。展翅飞河汉，有主谁做伴。拣尽寒枝不肯栖，沙洲成荒甸。”10岁那年，牛牛自选出300首，结集为《莲叶上的诗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对她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1岁那年，张元昕在电视上看到了介绍叶嘉莹的一个节目，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我当时就想：一定要跟着她学习！”张元昕真的写了一封信给叶嘉莹，没想到，她竟然收到了叶先生的回信，鼓励她继续学习。2009年夏天，叶嘉莹在温哥华讲学时，牛牛的妈妈邓路带着牛牛姐妹从纽约专程去听课。一次讲座期间，牛牛讲起自己所学的“七绝与律诗的平仄与格律”，引起了叶嘉莹注意。“先生在温哥华教了我10天，最重要的是教了我吟诵；通过吟诵解决了我的格律问题，这以后诗词的格律像灵感一样自然涌了出来。”张元昕回忆。　　正是这次见面，张元昕正式拜叶嘉莹为师。“先生要求比较严，第二次见面就要求我读‘四书’、汉魏六朝诗；第三次在南开大学见她，她提出要我背《诗经》、《楚辞》。”这当然也是张元昕乐意之事。　　与叶嘉莹结识后，牛牛正式接受诗词训练，写诗才情得到进一步发展。认为牛牛人才难得的叶嘉莹决定把她推荐给南开大学，而此时她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孩子。经过多方面努力，2011年，只有13岁的张元昕被南开大学录取，在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妈妈为了支持她，也辞掉了在纽约的工作，带着妹妹与她一起到天津生活。妹妹张元明现在南开中学国际部读初三。　　近年来，她每天早上至少写一首诗或填一首词，已成了习惯。“妹妹更喜欢写诗，我是诗词都写，两人还经常交流，我也帮她改；她的绝句确实写得比我好。”张元昕很坦率地说。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张元明这一次也获得青少年组二等奖。　　不知道是否因为受这些古典诗词的长期熏陶之故，张元昕有着超乎这个年龄孩子的成熟与稳重，以至于采访中时常忘了电话那头对话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孩子。“诗人们感情丰富，他们通过诗来抒发一草一木的感动，对大自然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虽然那些诗人已经作古，但通过这些作品，我感觉和他们进行了超越时空的精神上的交流。这些作品都饱含着对真善美的追求，学习它们，对人的性格修炼会起很大作用，让人变得宽厚而谦和。”已是“大二”学生的张元昕在学校是个小名人，“现在学校很多人知道我，其实我个人并不重要，叶先生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古典诗词，她在乎的是文化传承中她起的作用是什么；我也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弘扬中国古典诗词，我的理想是把中国文化诗词交给世界。”她的语气充满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坚定。　　 (附：张元昕作品) 　　满江红·拜读叶先生、范先生水龙吟有感　　千古骚魂，遥渡海，京华曾被。天地会，山头旭日，沧溟皓月。屈子纫兰湘水碧，叶师彩笔丹心切。范公喜，素卷绘灵均，知音结。　　空回首，晨烟阔。思往事，凭谁说？但春风秋雨，鬓生华发。不负三春桃李育，欣看九畹滋兰发。待天孙，彩锦胜云霞，盈仙阕。(记者李菁实习记者周翔); 个人分类: 诗歌散文|3073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怀旧: llxs518 2012-9-5 21:15; 怀旧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怀旧”一词的首创者是瑞士医生霍弗。在 17 世纪，欧州君主们的瑞士雇佣兵，由于对故土无法自制的渴望而突然大哭、焦虑、心悸、失眠等。由于这个阴郁的起源，人们长时间里对怀旧没有进行真正的辨识，都以为怀旧是人老的标志，导致许多人刻意回避。直到 1979 年，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的研究，才区别了怀旧与乡愁。现在科学家认为：怀旧是一种正面的自传式记忆。是的，只要我们稍微专注一点，我们完全能夠体察一种生活常识，那就是：在怀旧的情景闪回中，我们都是主角。我们会在逆境中寻找自已的闪光点。往事并不如意，我们曾经忍饥挨饿、受岐视、被欺负、倒霉、不讨老师喜欢、怀才不遇、无立锥之地，然而，故事一波三折，情形逐渐改变。就像美国大片一样，我们总是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一次次倒霉成为成功的契机。期负我们的人终于被历史淘汏。饥饿的结果使我们学会了热爱美食。事实一点不假，您就是赢家。现在，您鲜活地坐在往事末端，作为自已历史的主人翁，栩栩如生地讲述着。我们讲述与倾听。我们会同时哈哈大笑。我们会发现心灵相通的朋友，无论是 7 岁或 70 岁，我们都有可能从怀旧中获得更加成熟的经验和教训。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身心拥有了无法估价的流畅、滋润的快乐。; 177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媒体实验室——麻省理工:一个让想象飞翔的地方: josh 2012-2-26 12:58;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http://www.lifeweek.com.cn/2012/0223/36498.shtml http://china.media.mit.edu/files/life_report.pdf 核心提示：“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 个人机器人小组研究的下一代情感机器人“NEXI”，它的身体、手势和脸都能显示人类情感关于媒体实验室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们发明了一个会跑的闹钟，闹钟一响就满地跑，横冲直撞，你必须斗智斗勇，才能抓住它，把它关掉。后来这个发明被改造成了一个流行商品，叫Clocky。有人看不过，批评说，一群科学家聚在一起，就为了发明这么个玩意儿？但是，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认为发明也要有娱乐精神，我们不怕犯傻。即使在MIT，媒体实验室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 MIT的低调平实，反映在校园风景上，简直像一个大工厂，所有的楼都是用数字代码。我眼前的这个建筑也一样，编码E15，事实上，对科学家来说，它未免太精致了一点。从外面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楼里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白色的。当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玻璃墙，大厅里空荡荡的，你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雪花球。这是媒体实验室的新楼，8个月前才刚刚落成，耗资1亿美元，是日本建筑师槙文彦的作品。这里有一种奇异的透明度。你在楼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轻易看到每个角落的人在做什么。“视觉上的透明，代表了一种智力上的透明。”弗兰克·莫斯，媒体实验室的主任这样告诉我。弗兰克·莫斯一头白发，精力过人，他的热情有一种强烈的传染力。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位企业家，却能领导媒体实验室的原因之一。他也曾经是MIT的学生，拿到航空航天工程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却转向IT行业。在加盟媒体实验室之前，他经营好几家IT企业和生物科技公司。因为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很多人的案头还摆满了杂乱的书本、器械和实验材料。上上下下走一圈，很快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机器的气场。机械腿散落在沙发上，可以折叠的摩托车蹲在角落里，机器人从架子上冷眼看着你。这并不奇怪，媒体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研究人与机器的关系。但是逛久了，你也会发现许多轻盈可爱、充满人情味的发明。在一个叫Tangible Media的小组，我看到几个设计得非常雅致的玻璃瓶，揭开瓶盖，就有音乐冒出来。如果外面天气晴朗，玻璃瓶会发出鸟鸣的声音，如果下雨，瓶子则发出雨的声音。原来玻璃瓶也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的容器，而且处理得如此诗意。这个小组的导师个日本人，叫石井裕。“音乐瓶”就是他为自己的母亲设计的。此人似乎很低调，媒体上基本看不到对他的报道。约翰·昂德科夫勒是从这个小组走出去的名人，《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戴着手套用手势捕捉屏幕的镜头，就是他设计的。这人在MIT得到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学位，还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在树下读歌德。他在媒体实验室待了十几年，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司，试图把电影里那种手势界面系统推广到真实世界。媒体实验室一直对人与世界之间的界面感兴趣。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研究界面的小组“流动界面”，由美丽的比利时女教授派蒂·梅斯（Pattie Maes）领导。她不喜欢一切手持设备，包括iphone，认为都是不自然的界面。她的目标是消灭这些设备，把它们的功能释放到日常生活的材质里。与其让我们“移民”到数字世界，为什么不让数字技术融入到我们的真实世界里来？“流动界面”有一个叫“第六感”的设备，去年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几乎成了媒体实验室的活招牌。在国内时就有不少朋友给我发过视频，可惜“天才”印度学生普拉纳夫没有在实验室，无缘得见。“第六感”由超便携投影仪、摄像头、手机和可穿戴式指套构成，可以挂在脖子上，当一个人带着这套设备靠近任何物体时，信息就会被投影到物体表面上，人就可以与真实物体进行交互了。你可以用手势拍照片，躺在沙发上编辑天花板上的图片，甚至在手掌心里拨打电话号码。其实，“第六感”的每一种技术都已经很成熟，只不过他们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把它实现出来而已。这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一堆电子积木，叫Siftables，每一块积木都有屏幕和无线装置，彼此之间能互相感应。你可以把它们挪来挪去，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效果。比如，如果两块积木上分别显示两个不同的人像，把他们放在一起，积木里的人像会对彼此产生兴趣。如果被包围的话，他们一样会察觉，会显得有点慌张。就像哈利·波特里那些会说话的人像。它还可以用来做数学题，玩拼字游戏，编辑照片，玩DJ，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小玩具。 “终身幼儿园”小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布置得像个幼儿园，到处都是玩具，颜色鲜艳，窗户上趴着一只乐高玩具做成的大蜘蛛。这个小组的负责人米歇尔·雷斯尼克教授有一个信仰，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建造东西来学习，培养创造力。人们不仅应该在儿童期间玩更多像乐高积木这样的玩具，而且这种爱好应该陪伴他们一生。他利用乐高玩具的原理，为小朋友开发了一个开源的编程语言平台叫Scratch，孩子们可以用这套软件来创造自己的故事、游戏和视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且，作为数字一代，他们愿意互相分享。Scratch已经制造了100多万个故事。在三层的休息区有一个乒乓球台，两个学生正在玩乒乓球。如果打开旁边的一个投影仪，这张乒乓球桌就变成了一个屏幕，上面有小鱼在游动，乒乓球击打桌面的方向和力度会改变小鱼的游向，于是一场乒乓球赛可以变成一场游戏。这是一个中国女孩萧潇的作品。她在北京出生，15年前来美国，汉语已经不大利落了。她在MIT学计算机科学，辅修建筑学。她从本科开始就在媒体实验室实习，现在正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她是一名钢琴手，所以她发明的界面与音乐有点关系。媒体实验室的中国留学生很少，萧潇在MIT接受本科教育，所以很容易就融入这里的文化。但对于那些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却往往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文化适应。 “刚来媒体实验室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学生。我的数学编程能力很强，任何人给我一个题目，我都能很好地帮他解决。”沈大嵬，媒体实验室的一位中国研究员告诉我，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正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我每天缠住导师，问我该干点什么。导师说，那你就干点什么好了。”他说他花了4年的时间，才渐渐适应这里的思维习惯，“你不应该等着导师给你活干，而是自己去找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找到的角度，然后想办法解决它”。从15年前起，“媒体”这个词早已不再适用于这个实验室。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概念的“媒体”：智能车、人工腿、改造大脑、拓展记忆、情感机器人……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拓展人类”。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莫斯教授说。但是，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变。25年前，媒体实验室刚成立的时候，作为创始人，当时MIT的校长杰罗姆·韦斯纳（Jerome Weisner）和尼葛洛庞帝教授就认为，科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交叉领域。所以，除了科学家之外，他们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艺术家一起加盟实验室。从此，“多学科”被作为一种传统在媒体实验室保留了下来。媒体实验室主任弗兰克·莫斯今天的媒体实验室，一共有25个教授，带领着25个小组，每个小组6个研究员，都是MIT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些教授和学生很多都是“博学者”，你随便在这里遇到一个人，他很可能精通5个领域的研究。到最后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学科的概念。在参观完媒体实验室，弗兰克·莫斯接受了我的采访，谈论他对科技的见解—— “无论世界上哪一所大学，MIT、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或者亚洲的大学，在过去的数百年，甚至更远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划分不同的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总体来说，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会固守自己的领域，只有偶尔，才会与别人相连。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再单独的领域里面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健康。很多让我们照顾自己健康的方法，必须结合生物学、计算机、思维与行为科学、化学的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媒体实验室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们的研究是没有方向的（undirected）。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研究型实验室、学院派实验室、工业界实验室或者政府研究所，你所得到的项目资金必须要求你的研究方向一致，比如治疗某种癌症，保证某种计算机网络的隐私安全，这些都是有方向的问题，但我们没有。” 之所以能在科研上有这种自由度，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独特的筹款模式。他们每年3000多美元的资助来自60多家知名的大企业，包括Google、微软、Hasbrow、时代华纳、LG、三星等。这些企业掏钱，但并不干涉实验室的研究。作为回报，企业可以派人观察实验室怎么创造，怎么创新，如果他们从某种发明中看到商机，必须向媒体实验室申请授权。媒体实验室的中国留学生，左起沈大嵬、萧潇、潘巍、王静有时候，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为马友友设计“超级大提琴”时，托德·曼库弗教授发现了一种技术，能测量身体在环境中的位置和姿势，后来一家日本公司看到这个发明，把它应用在汽车的儿童座位上，用来测量孩子坐的姿势对不对，是不是在动，以保护儿童在车内的安全。现在，几乎全世界每辆车里都使用了这样的技术。 “这个时代，技术更新太快，世界变化太快，每个公司、政府、组织，都意识到创新对于未来成功的重要性。你必须创新，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由激情驱动的地方。”弗兰克·莫斯说。 “在这里，你的激情和兴趣决定你的研究方向。休·赫尔教授的激情是消灭残疾，他自己17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腿；威廉·米切尔教授（已经去世）的激情是让城市和建筑变得更加智能化；雷斯尼克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的一生都保持孩子在幼儿园时代的好奇心，通过创造和建造事物的方式来学习，从而创造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托德·曼库弗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都能创作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意义。至于我自己的激情，是让每个人能在余生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你变老，你需要帮助，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老人获得独立生活，但技术可以做到。我的母亲老了，她的背不好，所以总是坐着。每次我扶着她走路时就想，为什么我母亲不能继续走路？我想，总有一种技术，能让她重新走路。她也许不能再跑步，做她三四十岁时候做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舒服地走路。人老了，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变得虚弱，手脚、心脏，有太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了。我希望能看到我母亲重新开始走路、逛街、做饭，这是我的激情。”莫斯教授在媒体实验室主持一个叫“新媒体医学”的小组，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他的目标是改变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使病人能够平等参与到治疗中，对自己的健康和信息有更多的控制权。“一直以来，MIT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但是，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媒体实验室更看重的是提问，提出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挑战在于，要提出新的，不同以往的问题。时代进步了，我们更健康，经济更发展了，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提出新问题上是失败的。你看今天的世界，技术给了我们许多信息，你能Google任何问题，但你不觉得自己对这些信息有控制感。尽管有这么多的信息，它并不能减少你对自己的健康、财务的忧虑。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些飞速发展的技术，传播技术，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健康、财富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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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的微博舞台: 热度 7 陈安博士 2011-12-27 10:04; 【Blog主人按1：其实科学网应该为方舟子也来一个代理服务，把他所有的文章都同步发在这里，肯定很快就能成为点击量第一，当然，是俺们的推测】【Blog主人按2：不过俺始终无法习惯微博这个东西，总觉得字数太少，来不及表达清楚一个东西，所以俺们用陈氏微博，不管字数，多超过140字，也所以，陈氏微博不是微博】记者：陈晓，《三联生活周刊》 http://www.lifeweek.com.cn/2011/1223/36117.shtml 　　从网站到博客，再到微博，网络形式的变化给了方舟子的事业更大的舞台，但也给他的公信力带来更大的挑战。　　正在扩大的舞台　　2011年11月开始，一家曾经以影视娱乐类节目为主要资源的视频网站，邀请方舟子试录了四期公开课的视频，讲述有关牛奶、转基因大米等科普问题。根据该网站向本刊记者提供的数据，公开课的点击量已超过100万。有观众在微博上追问方舟子的公开课什么时候接着上线。他的留言这样写道：“作为一名社科类学生（我学的是会计）我觉得收获很大！还很有趣！” 　　方舟子正在从小众的学术打假名人转变为大众名人。他被邀请出现在一档很火的求职节目中。他在机场等摆渡车时，能听见身边的人正在议论：“最近有个搞烟草研究的谢剑平被评为工程院院士，被方舟子打假，这个假打得好，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低焦油的危害也很大。”“当时我就站在后边，很奇妙的感觉。”方舟子对本刊记者说。在新浪微博的影响力风云榜上，他长期排在前50名内。在最近一期的周榜上排位是第39。这是一个以活跃度、传播力和覆盖度来评价一个博主在微博上号召力的排行榜，前10名长期被演艺明星覆盖，虽然他们的发博量通常只有几百条，但上千万的“粉丝”量已经奠定了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绝对的领袖位置。少有的几位能进入前20名的非演艺界人士，则是对应着一些现实热点的精英人士：如积极参与微博打拐的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房地产商任志强、对创业者提供意见和资金帮助的李开复…… 　　热心于方舟子所“代言”的科普和打假的人并不算多，他的“粉丝”只有150多万。但他的微博有7000多条，其中大部分是原创帖，绝少以@的方式与别人遥相呼应。一位支持他的网友“虚逐子”对本刊记者评价：“他提出话题的能力，在微博上应该没有人比得过。” 　　上世纪90年代，当留学美国的生物学博士方舟子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一直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工作”。为此他辞去了研究所的工作，成为一名撰写科普文章、管理一个非盈利网站的自由人。但到2011年，因为自己的知名度，他正在失去一部分自由：不能搭乘公交系统，不能去超市买东西，不会单独出门，晚上更是避免在外。在香港迪斯尼，在玉龙雪山旅游的路上，虽然戴着帽子、墨镜，他还是一路被认出来。虽然过来的人都会表示支持，但自从去年受到打假对象的买凶袭击以后，“看到人走过来总会有阴影”。“自由受限，不是好事。”方舟子说，“但获得认可是好事。” 　　近几年，中国社会对科学的需求似乎越来越明显。“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普工作，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普及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导向都是科普出版利好的信号。原来很多出版社并不看好科普出版，现在开始陆续介入科普出版，纷纷成立相应的科普图书编辑部。”科普出版社社长苏青对本刊记者说。　　但科学的面貌却并不清楚。我们根据这次采访得到的粗浅理解是，科学至少包括怀疑的精神，求证的方法，以及一个简洁准确、放之四海皆可得到证实的结论。从上世纪90年代创立新语丝，并慢慢将这个包含文学作品等各种内容的中文资讯网站，转变为讨论学术真伪和传播科学知识的平台，方舟子通过网络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说中国国民性缺乏科学素养，容易轻信盲从。他的理念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具有科学精神具有理性的精神。中国要变成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肯定要过科学化、理性化这一关。”从网站到博客，再到微博，网络形式的变化给了他的事业更大的舞台，但也给他的公信力带来更大的挑战。　　微博论辩高手　　2009年，当方舟子的微博刚开通时，只有4000多“粉丝”，但在质疑“打工皇帝”唐骏自传中有多处虚假的事件中，他的微博关注度有一个激增。“据我观察，整个社会层面和方舟子的支持者这个群体一下子产生爆发性增长是在唐骏那件事情上。我也是因为这个事件之后才开的微博，记得唐骏事件之后他的‘粉丝’数量已经达到50多万。”方舟子的支持者“龙哥—科学公园”对本刊记者说。方舟子微博上第一条评论数上千的微博就诞生于此过程中——他针对唐骏在央视上的辩解，做出有证据的回应，并附上链接。这种对质式的、可以确凿判定是非、显出一方狼狈的微博，娱乐性与攻击性兼备，是论辩中极好的武器。　　因为每条微博140字的空间限制，并不适合“新语丝”上的传统打假案例。学术打假需要大量的专业证据，140的字数不能说清楚问题。因为新语丝网站不稳定，也无法使用链接，因此大部分新语丝上的打假案例没有到微博上来。方舟子对微博的功能定位最主要是跟读者互动和做科普的渠道，“有些科普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有些讲不清楚带个链接”。对唐骏的质疑是方舟子打假生涯中的一个新“品种”：揭露非学术领域的名人的学历、职称或者其他并不需要专业判定的造假问题。选择名人是因为“这些人如果造假，有不诚信的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比较大。打名人能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关注”。超越学术领域，则降低了大众参与和关注的门槛。　　对待方舟子的质疑，你很难强辩，也不能轻蔑地转过头去，因为他从来不是说道理，而是摆事实。他会在短期内，以大约每半小时发一条的频率，用密集且琐碎的事实，对要证明的一个核心点做反复的推演，逼得被质疑一方不得不做出回应。方舟子深谙微博热点的形成规律。“微博上如果出来对立面，一般就是越搞越大。事情往往在争论中越来越激烈，越弄越大。”而一旦争辩形成，“我这个人从来不怕打群架，敌人越多战斗力越强，斗志越勇。” 　　他的批判性和推理能力得益于他在美国读书时受到的训练：“每周开一次实验室会议，大家轮流，一个人主讲，报告最近做出了些什么，大家都会给报告者挑刺，比如‘这个结果能不能成立’、‘这个实验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那周轮到你主讲，但你没有什么结果可说，也可以找一篇别人发表的论文来给大家讲解，大家来挑论文的毛病。美国的科学非常讲究批判性的思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听其他学校教授的报告，大家都是提意见批判攻击，或者说哪些地方没明白能不能再讲解下。大家都知道，做科学研究应该不要管情面，有什么话就直说；另一个是带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别人的研究结果。科学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而不是很和气的。” 　　公众总会要求意见领袖对热点事件发表看法。随着声名日盛，方舟子也面临着这样的期待，但方舟子对自己的微博内容有极强的控制力。除了因他而起的社会热点，他几乎不参与任何热点事件的评论，即便偶有发言，也并不涉及道德评判，或者有关意识形态的简单指责。当大家讨论佛山小悦悦事件时，在鞭挞国民道德素质的汹汹民意后，他发了一条当出现伤者时的救护常识。温州动车事件发生时，他也只是简单讨论了几条有关公共交通工具出事故后逃生的技术问题。他讲究发言的专业性：“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去凑热闹，基本上社会热点都不太喜欢去评论，除非很独特的、跟科学有关、跟学术有关，别人讲不出来，我去讲一下，别人讲的都跟你一样干吗还去凑这个热闹？我们在美国的第一批网民，都很讨厌在网上讨论政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技术含量，谁都可以发言，吵起来的话又都是吵成一团，没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当时办新语丝的时候就定下了规矩：不谈时事。” 　　2011年对李开复曾经在大学职称上的质疑是方舟子微博上全年关注度最高的一个事件。反对者指责他不正视正在发生的血淋淋的苦难，总是去揪一些名人无关痛痒的细节误差。但细细观察，方舟子抓的每个细节，背后都有真或者假的对立——在某个时间点上，到底是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设计过的机器是否有打败过世界冠军？和奥巴马是否同堂睡觉？……“这绝不是小事。这涉及人品问题，诚信问题。一个人如果连履历都可以捏造，而且捏造得很低级，习惯性地造假、说谎，不断地用新的谎言掩盖旧的谎言，那么我们如何相信他的其他方面就都是真实的？他的企业业绩、发展方案、财务报告还值得信任吗？”方舟子对本刊记者说。　　“粉丝”群　　在质疑李开复的过程中，方舟子出示的证据群，包括李开复1990年1月发表的论文，1990年的论文简介，在Google时的英文介绍，自传的所有版本，2004年写的《美国启示录》，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职称手册，2004年6月30日新浪科技刊登的《微软自然交互式软件及服务部门副总裁李开复简历》，李开复在不同时期的采访视频…… 　　支持者们对此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当方舟子在11月23日23点多提出征集《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第八次印刷、第九次印刷、第十次印刷……的第三页的照片，看看上面是否有“副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英文注明时，征集的请求被转发了416次。第二天早上9点，他就公布出了网友们发来的从第一次印刷开始的全部版本。也就是说，当他在印证自己一个小小的猜测时，在10个小时内，有上百名网友在提供证据的支持。网友自发传送来的材料中，甚至包括李开复在“天天向上”娱乐节目中对自己经历的讲述，“而且告诉我是在第几分钟”。方舟子对本刊记者说。提供常识佐证的还包括，“一些美国名校计算机系教授，一位熟悉IEEETransactions出版流程的美国大学教授”，他们都是主动给方舟子发来信息的人。很多批评者不屑于这些细节的微小，可是当如此多的网友参加到对这些琐碎细节的验证时，细节已经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是真的吗？　　“在微博上，我的‘粉丝’人数其实不是特别多，100多万和明星没法比，但是我的‘粉丝’的热心程度最高，一旦某个问题成了我微博上的持续话题，就有很多人自觉投入进去找各种各样材料，给我发私信，发电子邮件或者转评论的帖，关键性的材料也有他们提供的。”方舟子对本刊记者说。　　按照一名方舟子支持者群的管理员“泡沫”对本刊记者的描述，他印象中的方舟子支持者群体，“大部分应该受过理工科的高等教育，年龄40岁以下，以男性为主”。“龙哥—科学公园”是一个老牌的方舟子支持者，他说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新语丝，除了关注微博，也参加了一个方舟子支持者群。他觉得这部分人的共性：“第一，都特别爱看书。我们会在群里聊自己看的书，包括各门学科的，文史的、哲学的。我每天晚上都会看，睡觉之前肯定看不超过一小时，最近在看《世界医学史》、《王小波全集》，前些日子在看《全球通史》，今年也在看《中国哲学史》，看着看着，自己脑子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有条理了，更清晰了。第二，喜欢思考，经常会争论一些问题。第三，具有批判性思维，对一些光鲜、有趣但模糊的说法保持警惕。” 　　网络上至少有三个方舟子的支持者群。“诺拉斯守望者”是其中一个群的创立人。他说自己创立群的初衷并非仅仅是为了呼应方舟子的个人言行，而是“希望让人民从盲从、盲信以及极度缺乏科学精神的状态中慢慢觉醒。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并且更为公平的人。我注重的是科学精神本身，方舟子是表现这种精神最合适的人选”。　　但群体却并不容易驾驭。“诺拉斯守望者”曾经和管理员“一城夜雨”一起，打算对群进行改组，将其延伸为讨论历史、政治、艺术、哲学等问题的平台。“我们认为这都是人类的智慧结晶，所以就拟群名为‘智慧的火花’。”但他们认为自己的设想没有成功。“仅仅因为科学两个字而吸引进来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还是看群简介上的方舟子进来的。这个群的发展历程是：方先生的‘粉丝’群—智慧的火花—回到原点，方先生的‘粉丝’群。”“一城夜雨”对本刊记者说。　　这个界限并不明确的群体，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网络江湖的特征，在马甲后面并不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而微博上的论辩就像一个打野拳的地方，没有裁判，不计点数，没有规则叫停，一旦开战，判定胜负的标准，就是打得对手低头认错。而且看台上下没有界限，围观者也经常用言语助声威。这些口水冲淡了严肃话题的价值。甚至有方舟子的论辩对手进入方舟子支持者群里，专门收集群内一些攻击性言论的截图。　　方舟子和自己“粉丝”保持着距离。绝大部分支持者和他是零接触。方舟子说自己的论辩原则是“不说脏话，不造谣，不伤及家人”。但在遭遇批评时，方舟子和定义并不明确的支持者们常常被作为一个共同体——在方舟子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他们用帮助寻找证据和关注提供支持，也让方舟子分担对于他们语言暴力的骂名。绝大部分微博上的对手都拒绝谈论方舟子和他的“粉丝”群，甚至不承认彼此曾经站在某个问题的对立面上。“我不想跟他对话，我想筑起一道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对本刊记者说，“这是我的感觉。在一年多以前，也就是微博元年以前，像一些比较中立的网站，比方说猫眼看人，算是比较中立的，虽然偏右一点点，也自由派一点。把方舟子发表文章，后面跟着那些评论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做对比），这一年多的时间下来，对方舟子公众形象是有损伤的。” 　　“不食人间烟火” 　　1998年9月，当方舟子在美国8年后第一次回国，“觉得自己和外国人一样”。回国的第一站是上海，“人来人往车来车往，都不知道怎么过马路”。如今，他仍然没有考中国驾照，不敢在中国开车，因为“觉得大家开车太不守规矩，我坐在副驾的位置上，经常想踩刹车”。他说自己唯一更中国化的改变是“不那么信任人了”。他被骗过很多次。“2003年当时刚回国还没买房时，在一个有武警把门的大院租了房子，根本没想到会有骗子，买房了要搬家想到积了很多灰会不会留下隐患。刚好看到通知，北京煤气公司的通知，说要上门查煤气隐患。打了电话，来了三个人查了煤气炉，又查了热水器，说有问题要换零件，整个花了700多块钱，开了发票，我对钱一点概念没有，老婆回来后我说今天这件事，她说：你傻不傻，700多块钱可以全部买成新的，肯定碰到骗子了。我哪想到那么戒备森严还有骗子上门，我就按美国人的思路去报警，结果还被警察笑了一顿，全北京人都知道是骗子，就你这个傻子会上当。” 　　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是跟他比较近的朋友。方舟子的微博上只有19个关注对象，袁钟是其中之一。他和方舟子交往中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在新语丝上被曝光了，托我找他拿下来。我觉得我们关系是很不错的，但是他很严肃地拒绝了我。我问要怎样才可以拿下来，他说要公开认错。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我这个朋友又托我问他，希望知道是谁写的举报信，但方舟子一口拒绝了。” 　　袁钟告诉本刊记者，他对方舟子的评价是“情感极少，理性极高”。唯一看到方舟子动情的一次，是在去年被袭事件发生后。“几个朋友请他吃饭，席间方舟子站起来，因为他不喝酒，端了一杯水敬大家。我们都乐了，说方舟子居然也知道敬酒了。” 　　没有单位的约束，也少有人际应酬的打扰，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方舟子因此可以执拗地坚持自我的原则。有朋友评价他“不食人间烟火”，但他认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并不那么天真，不像没有生活阅历的小孩一样。我对中国的印象来自看的历史书、鲁迅的书。这些书里本来就已经有很深刻的看法了，并不是说需要我自己亲身去经历过”。当在唐骏事件中，有网友评论：“其实就像古龙小说里的武林高手对决，电光火石间那致命的一剑已经刺出，留给观众的是方舟子的背影和唐骏绝望的眼神——无论如何挣扎，结局一定是轰然倒下。”方舟子留言说：“你武侠小说看多了。生活不是小说，中国的事情不要太乐观。”事实确实证明：虽然他能验证真假，却没能改变社会对真假的奖惩规则。　　但就像他在个体的点滴细节中求真相一样，他也在慢慢改变一些个体的细节。一位曾给方舟子的图书做过责任编辑的科普人士告诉记者：“做完方舟子的图书后，我曾准备参加一个有关网络出版的学术会议，会议要求参会者提交学术论文，我当时对网络出版的认识很肤浅，于是发邮件请方舟子帮忙代写初稿。方舟子回信拒绝了，但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这件事对我就是个教育。我以后发表署名文章再也没有动过请人代笔的念头，心里由此也坦坦荡荡，做人也堂堂正正。想想看，如果让朋友代写，哪天朋友翻脸了，你那点丑事不就都抖落出来了嘛。有段时间，我想给一些海归朋友介绍认识方舟子，但他们中就有人明确表示不愿意相见相识，说这人太厉害了，保不准哪天就搞出我的问题来了。所以说，有方舟子这样一个人存在，至少能让那些心存学术不端念头的人对自身的行为能够有所收敛。”■ 　　（感谢实习记者潘洁，王珑锟，刘玄对本文的贡献）; 个人分类: 人论|2141 次阅读|7 个评论

刘志军刘志祥丁书苗的三角关系: 冯用军 2011-3-29 22:26; 刘志军胞弟刘志祥被曝已由死缓改为有期 2011年02月18日 23:43 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何勇早在刘志军同父异母的胞弟、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因腐败被查时，已经有种种线索指向刘志军，但刘志军只是有惊无险，在质疑声中依然稳坐铁道部的第一把交椅。未受胞弟案牵连 1953年和1956年，刘志军和刘志祥兄弟俩先后出生在湖北鄂州一个小村庄。兄弟俩都与铁路有着不解之缘，先后担任铁路枢纽武汉铁路局局长和副局长，又都分别在铁路部门任上落马。 2006年3月16，曾先后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的刘志祥，因涉嫌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审，后被判死缓。让人意外的是，刘志祥的案子并没有牵扯到刘志军。刘志祥在2002年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期间，因为与汉口火车站招待所承包商高铁柱(殁年42岁)转租一事发生纠纷，后刘志祥得知高铁柱准备与他人一起到有关部门举报其违法犯罪问题，便指使无业人员彭支红去“修理”高铁柱。彭支红邀约并指使冯立海(已判刑)殴打高铁柱。2002年12月8日，冯立海又邀约他人携带弹簧刀、铁管等凶器窜入高铁柱的租住处，对其进行殴打，高铁柱被刺破右股动静脉，致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此外，刘志祥在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期间贪污、受贿高达3000多万元。据长年举报刘志祥的原湖北汽车工业总公司退休职工汪汉林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事实上在高铁柱命案中，高铁柱在被殴打致死后，仅仅是以刑事罪追究了凶手彭支红等人的责任，而背后指使者刘志祥并没有被究查出来。” 汪汉林从1973年起就开始在单位从事接待和票务工作，对车站如何跟票贩子勾结倒票非常清楚。因为熟知刘志祥的腐败问题，他从2001年12月起，先后六上郑州、三上北京向中央和省20多个有关部门反映刘志祥的问题。但一直到2004年，有关部门都没有对刘志祥进行侦查，期间刘志祥雇凶杀人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升官至武汉铁路局副局长。 2004年，时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尚武认为高铁柱案有冤情，才开始对刘志祥展开调查。经过一年的侦查，在掌握了刘志祥大量的证据以及贪腐线索后，2005年1月5日，刘志祥才被抓了起来。 “造福”家乡在刘志祥案发时有相关人士猜测，刘志军是湖北人，在其任铁道部部长期间对湖北铁路交通建设支持力度巨大，这多少左右了湖北方面对刘志祥案件的公正判决。到底刘志军在刘志祥案件中起到多大作用我们无从知晓，但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在刘志军任铁道部部长期间，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铁路建设得到一个极快的提升。 2009年3月18日，郑州铁路局一分为二，原先隶属于郑州铁路局的武汉铁路分局改制成为与郑州铁路局并行的铁路局。升格后的武汉铁路局，不仅扩大了职能，还将原郑州铁路局下属的襄樊铁路分局划拨进去，同时又将南昌铁路局400多公里铁路划归武汉铁路局调度。这次调整后，武汉成为与北京、郑州、上海并列的中国四大铁路枢纽中心。 2004年11月26日，铁道部与湖北省签署了一份《铁道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北铁路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这个纪要，可谓是刘志军送给家乡人民的一份厚礼，随后一些重要铁路建设项目在湖北展开。仅2009年，湖北省境内在建的铁路项目达22项，建设总投资1600亿元，在武汉市就形成了武汉、汉口、武昌三站鼎立的铁路客运中心格局。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刘志祥2005年羁押期间，铁道部拿出200亿元专项建设资金来加强湖北地区的铁路系统建设。这其中一部分用来扩建武昌和汉口两个老火车站，一部分用来建设武广高铁武汉火车站，还有一部分用来修建武汉到合肥的武合客运专线。其中，建设武汉高铁武汉站花了13亿元，改造武昌站花了10亿元，汉口站改造花了13亿元，而剩余的钱则花到了建设武合客运专线湖北境内150公里上去了。有相关人士指出，也正是这200亿元左右了湖北方面对这个案件的公正审理，但这200亿元是国务院下拨的铁路建设专用资金，并不是刘志军个人的。但刘志军顺水推舟的做法至少在他弟弟案件的判决中起了一定作用，最终本应该判死刑的刘志祥只被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个死缓。记者向武汉铁路局和湖北有关部门求证了这一说法，但截至发稿未获得证实。鉴于铁道部上述的做法，郑州铁路局内部当时对刘志军意见很大。据郑州铁路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称，河南驻马店和信阳车务段以前也是郑州铁路局的，但在郑州铁路局一分为二后，驻马店和信阳都划拨给武汉铁路局了。当年，驻马店方面想建设一条煤运专线，找到河南有关方面，但河南方面的反馈是：“既然你们划拨给武汉铁路局了，就找武汉铁路局要钱去。”最后，驻马店的煤运专线也就不了了之。汪汉林认为，武汉铁路局从郑州铁路局划拨出去虽然有湖北省的努力，但跟刘志军的关系也很大。据汪汉林透露，他在2002年举报刘志祥过程中，曾先后找到郑州铁路局检察院、郑州铁路局监察处，有关人士告诉他，“你很正义，但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碰了”。而那时，刘志军正面临升迁，当时他刚刚参加了中组部中青干部培训班的学习，升迁在即。一位武汉铁路局相关人士反映，在刘志祥领导下的汉口火车站完全是家长式的管理，典型的一言堂，铁路职工私下都称汉口站为“刘家大湾”。刘志军的能量记者辗转联系上一位当年湖北省公安厅当时查刘志祥案专案组的成员，该成员透露，“当时办这个案子的时候难度很大，同时也牵扯到我们公安内部，由于种种原因，案子没有继续追踪。” 汪汉林认为，在刘志祥案中，刘志军通过他的能量直接或间接地施展了非常大的影响。据汪汉林称，后来在审理的刘志祥案中，刘志祥的家属与高铁柱的家属达成庭外调解，刘志祥的家属给了高铁柱的家属80万元。武汉铁路局职工向记者反映，事实上，刘志祥先被判死缓后，还没到几年迅速从死缓改为无期，再从无期改为有期。2009年4月间，刘志祥从最先羁押他的襄樊襄北农场改到条件更好的武汉大军山监狱自办的玻璃厂。而在玻璃厂期间，刘志祥也就是种种花草，在监狱中还能享受到五菜一汤的待遇。在牢里，刘志祥甚至还能使用手机，通过他以前担任武汉铁路局副局长的关系为别人介绍铁路工程。“实质上，这些都是继续利用他跟刘志军的兄弟关系。”该职工说。武铁洪山住宅小区是武汉铁路局的一处家属区，据在这里居住的部分武铁职工反映，今年春节期间，刘志祥还在武汉某医院保外就医，期间家属区还有部分铁路职工去给他送礼。2月12日，刘志军案发后，有关部门立即对刘志祥重新收监。刘志军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是时任武汉铁路分局领导黄某的侄女。刘志军初中毕业后先是武昌段的一个养路工，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特受黄某的赏识，先后被黄某提拔并送到长沙进修学习。回来后，提拔刘志军当了团委书记。之后，依靠这层关系，刘志军完成了自己官场上的原始积累，仕途一路顺风。在升任为武汉铁路分局局长后，又辗转郑州、广州、沈阳铁路局任职，2002年在沈阳铁路局局长任上调到铁道部任副部长，后官至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资料目前，铁道部主要依据《铁路建设项目甲供甲控物资设备目录》、《铁路工程招投标办法》、《工程建设项货物招标投标办法》、《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以及《铁路建设项目物资设备管理办法》等规定，铁路招标流程大致分为以下六步：招标人公开发布“招标公告”。公告须载明招标人信息;招标货物的名称、数量、技术规格、资金来源;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评标的标准和方法等。资格预审，即在招标前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后审，即在开标后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此后，便是投标人投标。投标人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投标有效期最短不少于20日。开标。即在有投标人出席的情况下，招标人当众宣布投标人的名称、投标价格。评标。按照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由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比较和分析，从中选出最佳投标人。评标是招标投标中最为重要的阶段，评标能否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决定了整个招标投标是否公平和公正;评标的质量，决定了能否从众多投标竞争者中选出最能满足招标项目要求的中标者。定标，在评标委员会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后，招标人一般应当在15日内确定中标人，但最迟30个工作日。一般应确定在评标中“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2011-03-10 18:13:40 《三联生活周刊》 ◎ 王鸿谅 2011-03-07 　　2011年的春运还没有结束，58岁的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的仕途已经终结。关于他的新闻，2月8日还在阜阳火车站视察指导春运工作，2月12日就定格为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历任8年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成为继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之后，又一个在任期内落马的正部级官员。更早一点，2006年，他的弟弟，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已经因为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数罪并罚，判处死缓。　　仕途：正部和正处 google_ad_client = "pub-7146298249870528"; google_ad_slot = "5881119442"; google_ad_width = 300; google_ad_height = 250; 　　电动三轮摩托车是湖北鄂州华容县城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当地人叫“麻木”，从县城汽车站到牌坊村刘金湾，这种能容纳10个人的“麻木”大概要走20分钟，这里是刘志军的老家。村村通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刘家门口——两栋暗红色两层小楼，在周围素色民居的映衬下一目了然。敲门无人应答，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实。村民刘田（化名）指着屋顶说：“这房子20多年了，1989年盖的，去年才重新装修了一下，外面的瓷砖是新贴的，瓦还是旧的。” 　　刘金湾是个寻常村落，村民忙时务农、闲时打工。2月19日，大批劳动力年后已陆续返回务工地，村里安静得近乎冷清。刘志军被免职和接受调查的新闻，在这里是个凝重而尴尬的话题，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农民，靠实力打拼成正部级官员的奋斗史，才是村里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刘田跟刘志军、刘志祥兄弟年纪相仿，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刘志军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自己也是农民，70年代铁路招工，他才进了铁路系统，就是个普通工人。”“他是个好官啊，怎么也会出事，想不通。”刘田的感叹得到围拢来的村民一致附和。他们的感慨依据在于：“刘志军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很和气。”他们不把刘氏兄弟混为一谈，“刘志祥是刘志祥，他犯了罪跟哥哥没关系”。他们清晰地回忆起同一个细节：“每次刘志军回来，都只让车送他到刘金湾那个牌子的路口，剩下的路都自己走进来，碰到老乡，一路打招呼，拉家常，好得很。” 　　这条几里长的进村路两旁都是庄稼地，1972年，17岁的刘志军从这里离开村庄，成为武昌工务段的一名养路工。“最早是在新店车站。”刘田说。武汉铁路局历史上经过多次撤并和重建，级别在局和分局之间转换，1963年撤销成为分局后，1971年再次成立铁路局，紧接着就是大规模兴建铁路，招收修路工人，刘志军赶上了这个契机。与刘志军兄弟相识多年的知情人方路（化名）向本刊记者回忆，刘志军崭露头角，靠的是“勤奋好学，字写得好”，“得到了时任武汉铁路局副局长黄从全的欣赏，不仅提拔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先是调到江汉货运站当团委书记，提拔成铁路局团委书记后出去进修，一路往上走。” 　　刘志军的公开简历可做印证。从1981到1984年，他先后在华东交大基础课干部学习班和西南交大运输管理专业连续进修，再也不是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工。1983年武汉铁路局再次被撤销，成为郑州铁路局管辖下的武汉铁路分局。1984年刘志军学习结束后，马上成为武汉铁路分局江岸车站站长，3年里一路被提拔到分局党委书记，调任广州铁路局1年后，重回武汉担任武汉铁路分局局长，时年35岁。3年后再调任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刘志军在郑州局的任期只有1年——1991年9月至1992年8月，之后突然离开铁路系统，调任湖北省国防工办党组书记。这个突兀转变的背后另有隐情，知情人方路说：“刘志军在郑州局很窝囊，那里很排外，他被排挤得一气之下离开铁路系统，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关系圈，级别远高于他的岳父。”这次不得已的调动，“最关键的是解决了刘志军的级别，一下子从副厅级升到了正厅级”。5个月后，刘志军再次得到机会，以正厅级身份重回铁路系统，担任沈阳铁路局局长。接下来，他的仕途进入快车道，1994年11月，成为铁道部运输调度总长，1996年中央党校中青干部培训班结业后，升为铁道部副部长。2003年，升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只有50岁。相比之下，弟弟刘志祥差得很远。2005年被捕的刘志祥只是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正处级。刘志军生于1953年，刘志祥是1956年，两兄弟年纪只相差三岁，官位隔了四级。“刘志祥也是通过招工进入铁路系统的。”知情人方路20多年前就与刘志祥相识，他回忆说：“80年代初，刘志祥有机会去武汉铁路局的武汉司机学校上学，跟刘志军关系重大。”毕业后，刘志祥分配到了武南机务段，后来调到武北车站做人事室主任、纪委书记。方路说：“那是武汉当时效益最好的车站。”1992年，刘志军已经是郑州铁路局副局长，而刘志祥刚刚调任汉口火车站副站长。曾经在汉口站任职的李军（化名）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汉口站有4个副站长，分管票务客运、行车运转、多种经营和后勤，最好的当然是票务。90年代初的客票就是一票难求，比较差的是后勤，很辛苦，多种经营那时候也没做起来，跟后勤的地位差不多。1992年，刘志祥从武北站调进来做副站长，分管的是后勤。”1996年，刘志军升任铁道部副部长，刘志祥则调任武东车站党委书记，1997年重回汉口火车站，成为站长。方路说：“当时汉口站有好几个副站长，他想按部就班地升职很麻烦，领导把他调去武东站，就是解决级别问题。” 　　刘志祥在汉口火车站当了5年站长，2002年3月才升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他的仕途也到此为止，他于2005年被捕，2006年4月经宜昌市中院一审，因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数罪并罚，判处死缓。这实在像命运的两极，同样的50岁，哥哥刘志军荣升正部，而弟弟刘志祥成为死缓囚犯。　　命案：失控的欲望　　“刘志祥家里藏的现金就有3000多万元，很多钱都长了霉，办案干警都惊呆了。湖北省公安厅重案处请银行派来了8名点钞员，带了6部点钞机，清点了2天都没点完，还点坏了一部点钞机。”时隔6年，举报人汪汉林向本刊记者说起抓捕刘志祥的细节依旧激动。他是当年专案组的重要线人，从2003年11月开始参与对刘志祥的调查，直至2005年1月5日收网抓捕。 google_ad_client = "pub-7146298249870528"; google_ad_slot = "5881119442"; google_ad_width = 300; google_ad_height = 250; 　　今年66岁的汪汉林是退伍军人，曾经是北京军区军乐团的长号手，1967年在河北演出受伤后退伍，1973年从一冶建设公司调到原湖北汽车工业公司，“那时候就开始负责做票务，一直到现在”。汪汉林说，他对刘志祥的怀疑，也是从车票开始。“做票是个圈子，人际关系很重要，肯定是要跟车站拉关系，多走动的。以前车票虽然紧张，但还是能买到的，但1997年4月刘志祥当了站长以后，汉口站的车票格外难买，紧俏车票的附加手续费最高炒到了80块，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票，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汪汉林与汉口站的许多人相熟，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刘志祥跟武汉电视台搞票务的后勤人员何坚关系好，何坚在单位办公室的电脑，跟汉口站的票务系统是联网的，可以直接出票，紧俏车票只有何坚那里能出票，附加手续费水涨船高，得到的钱刘志祥也有分成。”汪汉林觉得，刘志祥完全破坏了既有的游戏规则，“从何坚那儿卖出的票每张都加收了手续费，从5元至50元不等，一般卧铺票加收20元，黄金周和春运期间一律每张加收30元，票源紧俏时，手续费高达50元。我们这些做二手票务的，也要加一点价才能出手，票价自然就越来越高”。已经做了30多年票务的汪汉林说得很坦白：“我卖的票也会加价，但我凭良心，不会乱加，我们这个职业，合理合情但不合法，只要火车的运力达不到需求，车票就永远紧张，高价票、票贩子将长期与铁路公安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死结。为什么我这么大年纪还做票，因为我想写一部中篇纪实小说，就叫《贪官、警察与票贩》。” 　　汪汉林的举报从2001年12月开始，“第一次是去郑州，到郑州铁路局检察院去举报，接下来的5年，六上郑州，两次进京，三到宜昌”。他的举报也引起了刘志祥的注意。“2002年8月31日，刘志祥派了辆小车把我接到火车站贵宾厅，从晚上20点15分开始谈，谈了4个小时。3天后，我就被6个人拿棍子打了一顿，装着举报材料的包也被抢走。”汪汉林说，“我后来才知道，是高铁柱不小心把我暴露了。”高铁柱是湖北汉川人，1997年1月承包了汉口火车站招待所，签下了8年的合约，贷款28万元进行装修，可是汉口火车站单方面废除合同，当年10月31日强行收回旅馆。高铁柱和妻子邓以华到法院起诉，赢了官司，虽然法院判决汉口火车站赔偿20万元，高铁柱却一分钱也没拿到，站长刘志祥根本不搭理他的追讨。高铁柱得知汪汉林在上访后，找汪汉林要了举报材料，再次去找刘志祥，希望能造成新的威慑，结果适得其反。继汪汉林被打之后，2002年12月8日，高铁柱在家中遭4人袭击受伤，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行凶者冯立海次日落网，供出了花钱请他的主使者，经常在火车站承接工程的包工头彭支红。汪汉林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但彭支红并没有供出刘志祥，线索到这里就断了。我和高铁柱被打的案子是一起判的，冯立海死缓，彭支红无期，高铁柱的妻子邓以华只拿到了3万块的赔偿。我没有要求赔偿，我不是为了钱，是不甘心，我要的是真相和公道。判了以后，我让邓以华把高铁柱的遗体冷冻起来不要火化，2003年7月开始领着她上访。”通过战友关系，汪汉林把上访信送到了多个关键部门。从倒票到命案，2003年11月，汪汉林终于等来了回应。“湖北省公安厅专案组的人跟我秘密联系，收集刘志祥违法的证据。” 　　专案组的调查进行了1年，刘志祥被捕后承认了自己是高铁柱命案的幕后主使人，汪汉林说：“他跟办案人员交代，他的本意并不是杀人，只是想找人打掉高铁柱一个胯子，把他打回汉川去，没想到下手重了，事情搞大了。”随着调查的进行，汪汉林也了解到，刘志祥涉嫌多起故意伤害。“他手下集中了一群有求于他的不三不四的人，谁惹到他，就会挨打。这些人还敢公然冲进车站办公室去打人，谁敢拦就会被穿小鞋，调去不好的部门。”这些都令汪汉林愤怒，“这种人跟流氓有什么区别？” 　　财源：站长的权力　　刘志祥成为汉口火车站站长之后，方路说他渐渐疏远了与他的来往。“以前欣赏他是个性情中人，讲义气，后来感觉他变了，有了很多不好的习气。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武汉铁路系统的，私下早就说过，‘刘志祥这样搞下去肯定会出事，一出事就是掉脑袋的大事’。” google_ad_client = "pub-7146298249870528"; google_ad_slot = "5881119442"; google_ad_width = 300; google_ad_height = 250; 　　武汉媒体圈的一位资深记者提供了两个观察细节，一个关于哥哥刘志军：“他当武汉铁路分局局长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关于春运的负面报道，是我坐车回家的亲身体验，那时候跑铁路新闻，关注的重点就是服务。见报后，刘志军主动联系我，开了一瓶茅台酒，我跟他两个人对饮，他想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个稿子，是不是有人想搞他，知道是我的个人体验后就放心了，他给我的感觉，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另一个关于弟弟刘志祥：“他当汉口站站长的时候，我手下的一个记者采访回来后很愤怒，说在一个汉口站多名干部和记者在场的饭局上，刘志祥毫不掩饰他跟女下属的暧昧关系，还当众以食物做了令人难以启齿的低级**比喻，其他人听了也没反应。” 　　“铁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特殊系统。”这位资深记者回忆，“穿制服、列队、敬礼这些部队化的仪式，铁路上全都有。80年代末我最开始接触采访铁路的时候对此很惊讶，专门问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就是半军事化管理’。半军事化的一个特点就是，‘领导和员工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分明，令行禁止，在一个火车站里，站长就是绝对权威’。”在汉口站拥有了绝对权威的刘志祥，曾经是《人民日报》上的正面典型，题为《百年老站新站长》的报道称赞他改革干部考核标准、搞活营销、减员增效，让汉口站扭转亏损重现生机。2006年的审判，揭开的是光环下刘志祥的另一面。　　根据宜昌中院的一审判决书，对刘志祥追缴的非法所得共计4000多万元。这些钱来自1995至2004年间，能说明来源的非法所得有两种：一是以“无条”和“白条”领款方式侵吞汉口站的“小金库”，二是利用职权收受工程建筑商、车票代售点负责人和所属工作人员等的款物。此外还有1000多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刘志祥同期受审的还有两个人，时任汉口站副站长潘莉和财务科科长耿小菊，罪名都是贪污。潘莉案在三峡坝区法院审理，认定的贪污款项是66.8万元，刑期8年；耿小菊案在宜昌中院审理，认定的贪污款项800多万元，判处无期徒刑。三个人的涉案金额，超过5000多万元。　　“潘莉是刘志祥的情妇。”举报人汪汉林告诉本刊记者，“刘志祥把她从播音员一路提升成了副站长，汉口站的人背后都讽刺潘莉是‘坐着直升机升上去的’。耿小菊是汉口站多年的财务科科长，曾经阻挠过武汉市检察院反贪局查账，被刘志祥大肆表扬。”根据耿小菊的判决书，“刘志祥的供述证实，1997年4月他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后，要求车站将第三产业的收入上缴到车站财务科，要耿小菊单独立账，由他一支笔管理。这就是车站的内部账（即小金库）。该账的收入和支出只有他和耿小菊二人知道”。同样根据判决书，耿小菊供述，汉口站的“小金库”包括以下来源：“客运车间上交的休闲候车厅和旅客便捷车的收入，票务车间上交的代办点售票服务费的收入，综合车间上交的门面和售货商亭的租金收入。行包车间是承包经营独立核算，也向车站上交收入。2002年3月，车站将新欣服务公司的账目也收到财务科统一管理。”在刘志祥任站长期间，“共计5500余万元为‘小金库’的收入”。火车站的“小金库”并不是刘志祥任期内的特有产物，耿小菊的判决书中明确提到，她在侦查阶段及庭审中供述：“刘志祥调任之前询问其‘小金库’的情况，她担心如果完全不留钱，不好向新站长交待，即隐瞒了38万美元和65万元人民币，向刘报告称只剩21万美元和10万欧元。”方路对铁路系统有深入的了解，他分析：“刘志祥的财源，主要还在于基建工程，每年铁路上那么多的工程，比起来，倒票都不算什么。部长的弟弟，谁会不给面子呢？” 　　结局：殊途同归　　刘志祥案的一审于2006年3月16日在宜昌中院开庭，判决4月30日下达。虽然有高铁柱的命案和4000多万元的涉案金额，“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刘志祥还是以“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为由，判处死缓，得以保命，刘志祥没有上诉。　　高铁柱的妻子邓以华在宣判前，拿到了一笔高达80万元的赔偿费，然后再也不跟汪汉林联系了。汪汉林说：“这笔钱不是刘志祥出的，是武汉铁路局出的，我很清楚。我后来到邓以华的河南老家把她找了出来，跟她说，做人要讲良心。这个案子当年已经了结了，要不是我会写材料，会上访，哪里翻得过来？我为了这个案子，当年最苦的时候，是借钱去上访的。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但是，做人还是要讲良心吧。” google_ad_client = "pub-7146298249870528"; google_ad_slot = "5881119442"; google_ad_width = 300; google_ad_height = 250; 　　长达5年的举报里，汪汉林说他遭遇多次恐吓，妻子实在受不了刺激跟他离婚。“我能理解，那样的日子没法过。”但他没有因此放弃，他说：“越是这样，越把我的脾气激出来了，我这个人也很执著。”2006年12月，汪汉林终于拿到了湖北省公安厅10万元的举报奖励，“还债就用去了5万元”。现在，汪汉林再婚后有了新生活，妻子不愿意他再出来接受采访，可他还是无所畏惧。他拿出另一叠举报材料说：“其实刘志军落马，我一点也不奇怪。2005年，刘志祥的案子，已经牵扯到刘志军，2006年我就给中央有关领导写过一封举报信，说了刘志军的问题。”在这封举报信里，汪汉林言之凿凿地提到了两个人，“蔡贤辉和高君”，“他们是刘志祥每年派到北京，成捆给刘志军送钱的人，两个人都被湖北省纪委调查过。蔡贤辉是汉口火车站新欣服务公司的经理，因为利益分赃不均跟刘志祥闹翻了，被刘志祥带着人开车追杀过，‘失踪’了一段时间，后来被警方刑侦人员布控在云南中缅边境抓获。蔡贤辉被调查3个月后放出来的第三天，在家里猝死”。本刊记者从当年的一位专案组成员那里确认了汪汉林的说法，这位老警察说：“当年抓到蔡贤辉和高君之后，的确是有线索指向了刘志军，但是情况很复杂，没有查下去。后来湖北省政法委专门就有关情况往上面写了报告。那个死缓判决，公安其实也不满意，那也没办法。” 　　刘志祥出事后，洪山广场的铁路小区有人放鞭炮庆祝，不过也仅此而已。时隔6年，刘志军也落马后，本刊记者辗转找到多名曾经与刘志祥共事过的武汉铁路系统的干部，他们依旧无一例外地拒绝了采访，匿名也不行。连一名被刘志祥找人殴打过的人，也淡然地说：“跟他不熟，不了解。” 　　从整个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看，在刘志军的任期内，武汉铁路系统是受益方。2005年3月18日，铁道部进行撤消铁路分局、减少管理层次的改革，由原来的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四级管理体制，改为铁道部—铁路局—站段三级管理模式，撤消了10个铁路局下属的41个铁路分局，原有的15个铁路局拓展为18个，其中，郑州铁路局被一分为三，成为郑州、武汉、西安三个铁路局。武汉再次摆脱铁路分局的历史，成为武汉铁路局。中国的第一条“高铁”也落户武汉，线路确定为从武汉到广州，武昌站和汉口站的大规模改建，也是实实在在的工程。　　有获益方，自然也有受损方，关于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议，始终存在。但争议也好，刘志祥的“死缓”也好，甚至刘志军当下的落马，并没有迅速影响家乡人对刘志军的评价。在一名鄂州籍的官员眼里，这是刘志军多年经营的结果，他说：“鄂州籍的官员，如果去北京拜会刘志军，他都会邀请到家里做客，走的时候，还会送同样的小礼物，一个包和一盒茶叶。” 　　服刑近6年后，刘志祥已经从“死缓”变成“无期”，继而减刑为15年。汪汉林还获得消息，2009年4月，刘志祥已经从最初服刑的襄北农场转到了武汉大军山玻璃厂，他得到消息还包括“刘志祥在监狱里每天五菜一汤，可以打手机，还可以批条子帮人联系工程”。汪汉林因此决定准备新的上访材料，他说：“我要知道，刘志祥现在到底关在哪里，减刑的依据是什么？”不过，他还并不清楚，2011年春节，刘志祥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在监狱外度过的。2月12日刘志军被免职接受调查之后，刘志祥也被重新收监。■ 　　（应各位采访对象的要求，除举报人汪汉林外，文中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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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相互吹捧换真金: 热度 2 fs007 2011-2-18 13:50; 【按：土摩托袁越，自称美国生物学博士，出版了一本专辑《生命八卦》，我在其人大言不惭号召中国科学记者封杀我之后，花了些时间考察其中的文章，令人惨不忍睹，所有考察过的文章，错误层出不穷，缺乏基本常识，作为生物学硕士出身的袁越，连生物学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连基本的生物分类都不懂。这么一本破书，大名顶顶的方科普献身为之做广告，真是脸太厚了。方舟子力挺袁越，不外乎袁越是吹捧他最起劲的吹鼓手，宣称他是中国唯一能读的科普作者，这对难兄难弟，在中国读者手中蒙财的兴趣与能力都不是一般地大，可惜都是一杆子孬货，抱着英文材料抄，不抄就错，相对于方舟子袁越还好点，错误虽多，写得极烂，但至今我还未发现他象方舟子那么无耻地抄袭，可惜正因为他不抄袭，他的文章从科学上说就比方舟子低了一个档次，方舟子自己发挥时犯错多，但抄的材料还多少是有水平的。方舟子吹捧垃圾科普，在此留照。空闭时，再照顾一下袁越科学记者的“科普”，呵呵，中国真好混呀，看着方舟子与袁越，实在是不能不让人产生回国的念头。】　你有什么科学根据？　　·方舟子· 　　“你有什么科学根据？”网上风传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特约科技记者袁越（网名土摩托）的口头禅，经常有人拿这句话来取笑他。据袁越说，这其实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对其稿件提出的要求，传来传去成了他的名言了。但这句话很符合人们心目中一位“理呆”的形象，不管袁越怎么撇清，也是跟定他了。其实袁越并非典型的“理呆”。十年前他和我在美国同一个城市生活，给《新语丝》投过稿，写的是音乐评论。当时他一边在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上班，一边研究美国民歌，追随过一些乐队的现场演出，印象中似乎还和本地的一支乐队走得很近。在这方面他更像个痴迷艺术的“文傻”，有这种经历的留学生估计找不出第二个。　　留学生涯更多的是一种历练，留学生改行的不计其数，有做投资、做生意、搞政治的，也有当医生、当律师、当作家的，但袁越后来回国当记者做科技报道，选择又与众不同。由获得理科高等学位的人做科技报道、写科普，这在美国是常态，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留学多年归来当起科技记者的就更罕见了，我不知道有第二个例子，这又让袁越在国内媒体圈中显得很另类。　　“生命八卦”是袁越在《三联生活周刊》开的专栏，名称虽然八卦，内容其实很严肃，是普及生命科学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进展。据袁越本人的介绍，他每天都要浏览国际顶尖的几个科学杂志、科普杂志的网站和国外主流媒体的科学板块，从中寻找与生命科学有关的最新报道作为写作的素材。这虽然算不上是根据学术论文等一手资料写作，但消息来源毕竟是比较可靠的。又由于袁越有多年学习、研究生命科学的专业背景，对素材能够融会贯通，不像某些科技记者只会对外电报道进行一知半解的编译，内容大体准确无误是可以保证的。有些人见多了那种天马行空似的科技报道、科普文章，读到较为严谨的科普作品反而不习惯。把科普文章写得通俗有趣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为了迎合读者而牺牲严谨，把科普变成了纯粹的娱乐，真的成了八卦，却是本末倒置，丧失了科普的应有之意。在趣味与严谨之间的度，袁越把握得比较好。　　袁越很清楚，一篇优秀的科技报道、科普文章，不仅仅只是提供新的科学知识，而且通过展示这些知识的获得过程，能够让读者领会到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这种写作能力，没有多年的科学研究训练是难以达成的。如果像袁越被妖魔化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事事都要问有什么科学根据，当然是很乏味的。但是在面对科学问题、科学结论时，抱着怀疑的态度寻求有什么科学根据，却是科学素养的体现。科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在中国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3%的今天，尤其显得迫切。如果读者在阅读时，能在内心不停地追问“你有什么科学根据”，我想那正是袁越所希望看到的。《生命八卦》袁越著三联书店2010年1月出版定价：50.00元　　2010.12.30 （《华商报》2011.1.15）; 个人分类: 人物评论|2083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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