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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中国新闻: viclee 2012-5-23 16:55; 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中国新闻 5/16/12 by James Breiner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聚集了来自200名新闻专家，集中讨论了中国新闻业的变化。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最近举行了 10周年的院庆，并举行了一场国际新闻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与中国和国际的200多名新闻专家、院长和教授。这里是活动的一些亮点：曲莹璞，《China Daily》副总编辑，指出社交媒体迅速的传播新闻，信息流动将不再受控制。《China Daily》已经更多国家的受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包括针对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专版。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认为数字记者应该学习美国公共广播公司(NPR)记者Andy Carvin的“单人编辑部”。Carvin通过社交网络，与无数当地的活动家，博主和记者取得联系，成功报道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西村洋一，日本《朝日新闻》前总经理，讲述了2011年日本地震如何改变了报纸与读者的关系。媒体与谷歌分享了大量关于失踪人员的信息，促成了一个帮助寻找失踪者的大型数据库。此外，大众媒体通过使用Twitter和Facebook来传播与灾害相关的信息，推广有价值信息的链接。 Joyce Barnathan，美国国际记者中心(ICFJ)总裁，说：“现在是培训财经记者前所未有的关键时间。在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影响世界。”ICFJ是清华大学全球商业新闻项目的合作伙伴。陆小华，新华网总编，认为中国正在尝试建立一个规模与BBC，CNN，Russia Today和半岛电视台大致相同的国际媒体。它于2010年建立了一个24小时的英语电视频道。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认为媒体应该提供更多深度报道，特别是现在网上很多新闻都很简短。互联网提供了报道“融合新闻”或进行“多层面报道”的可能性。新闻的标准应该仍是“公开、公平、公正、广泛和深入。” Andrew Leckey，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唐纳德·雷诺兹国家商业报道中心主任，认为现在是让年轻人进入新闻行业的好时机。虽然对日报的需求在不断萎缩，但是对财经新闻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目前最有意思的国际新闻都是财经报道。; 个人分类: 短论评述|468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知音》欲上市引争议: tianyalang 2012-5-3 11:09; “随着阅读资源的丰富和获取渠道的便利，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读者将不断成熟，不断成长，媒体也需要伴随读者一起提升。”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应用理论研究室主任徐升国认为，大众期刊如果不进行内容提升，品牌升级，也会越来越边缘化，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就会逐渐降低。据公开数据显示，知音杂志社1985年靠湖北省妇联拨付的3万元开办经费起家，当年《知音》的发行量即达40万份。27年过去了，如今知音杂志社已靠资本运作，成长为知音传媒集团，总资产近9亿元、净资产6亿元，2011年实现净利润1亿元。从1999年开始，《知音》实行税后千字千元稿酬的约稿机制，更是让同行艳羡。　　另据公开数据显示，该集团的核心产业《知音》杂志月发行量号称达到600余万份，居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5位、全国各类杂志排名第2位，发行量仅次于国内知名文摘性杂志《读者》。目前，知音传媒集团已有《知音》、《知音漫客》、《知音·海外版》、《知音·励志版》、《漫客·小说绘》、《漫客·星期天》等9种期刊、2份报纸和一个情感网站。　　业内专家认为，发行收入、广告收入、品牌经营收入是目前期刊媒体重要的收入模式，在这方面，知音集团无疑是成功的。《中国图书商报传媒周刊》主编马雪芬认为，对知音集团来说，可能近5年乃至10年的重要任务都在扩大广告收入和品牌经营收入。“知音传媒集团创办的漫画杂志《知音漫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就是品牌延伸的结果。”她认为，现代期刊媒体要做的应该是提高品牌的附加价值，而不是停留在发行收入的单一模式中。而《知音》和《故事会》、《读者》类似，看似在走一条传统路线，“这是一条占领二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农村读者群的路线，他们关注的是其他期刊不太关注的市场。”夏天总结道，中国十几亿人口中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市民，其阅读需求长期以来被有一定精神洁癖的传媒期刊忽视了，而《知音》找到了这个空白。　　尽管如此，一些市场分析专家仍呼吁《知音》需要在内容和品格上提升。“《知音》几十年不变，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希望它上市后，在获得强大资本支持后，让杂志有新的变化。”夏天说。夏天还认为，《知音》崛起的背景是许多期刊主动放弃农村读者市场，转而瞄准城市高端读者市场。“中国传媒期刊往往盯着城市的高端精英读者市场，因为发行工作容易，这类期刊大多在一线城市，发行成本较低。此外，很多传媒都靠广告来获取最大收入，而这些时尚杂志往往容易获得广告投放。” 　　“但一条捷径走的人多了，也就不再是一条捷径了，照样也会拥挤。现在我们看到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状况。”夏天说，正因为时尚杂志过于强调阳春白雪，以至造成了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这类杂志的发行量都不太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读者对《知音》的信赖甚至保持了长达数十年。女读者张华清说：“十几年来，我一直都很喜欢《知音》杂志，这里面的故事教会我很多，也让我了解社会上的很多现象，让我学会了保护自己，善待别人。” 　　也有读者表现出对《知音》的执著依赖，甚至有读者认为自己的故事惊天动地，想通过贴吧寻找《知音》作者。山西省寿阳县的王俊仁在贴吧中说：“我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的写作题材，但我接触的记者很少，想拜托您引荐或介绍一些朋友，把我的故事发表在《知音》上。” 　　根据王俊仁公布的电话，记者找到了他。“我今年57岁了，在我们县城最大的汽配中心当工人。”王俊仁在电话里表达了他对《知音》的信任，“这家杂志社敢说话，我看了十五六年了，哭得多了。” 　　王俊仁说，汽车上广泛使用的指示倒车镜是他发明的，1998年就申请了专利。“为了搞专利发明，我生活相当困难，2000年前后几乎倾家荡产，我的故事太感人、太曲折了，读者看了一定会落泪！” 　　有意思的是，就在王俊仁寻找《知音》作者的同时，曾经和他一样，同是《知音》忠实读者的王燕琴，却在互联网的召唤下，抛弃《知音》已达三四年之久。　　王燕琴是王俊仁的女儿，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现在在山西太原卖服装。“十几年前，传媒还不发达，消息闭塞，我从来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假，尤其是明星的故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现在知道的多了，就觉得当年太傻了，什么都相信。” 　　王燕琴明确表示：“我们家三四年前就不订《知音》了，那时家里可以上网了，网上明星的事儿多了，比《知音》好看多了。” 　　也有一些读者对《知音》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读者赵伦满腹狐疑地说：“《知音》看起来是一本无所不知的杂志，人家在家里说的悄悄话，和爱人做的私密事，凶杀案件的点点滴滴……它都可以描述得丝丝入扣，连当事人所说的话都知道。”他戏称道，莫非当时《知音》的记者们就在旁边？　　更多的读者却是因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岁月的流逝，转变了态度。一位读者说：“我还是上初中时读过《知音》，现在再也不会看了。”他没有掩饰自己对《知音》的不屑，“光看封面标题就令人大倒胃口，像《妈妈啼血声声唤，空姐沉睡5年就要起飞》、《恩人变成死刑犯，为你把根留住善恶两重天》等等。这种标题实在过于煽情，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大抵是一笑置之，根本不会浪费时间看这种无聊的杂志。” 毕淑敏极不情愿地回忆起往事。2009年，《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在《知音》面世，署名为毕淑敏。“这完全是一篇伪作，肆意捏造了我的口吻来攻击我的儿子。”向来言语温婉的毕淑敏至今难掩气愤。　　毕淑敏说，2009年，曾有人要采访她，让她谈谈自己和儿子的事情，“儿子一直要求我不要在文章中涉及他的情况，我说，如果你要采访，就去找我儿子。”但毕淑敏的儿子没有接受采访，让这对母子感到震惊的是，关于母子俩的事竟然变成了铅字，印在《知音》杂志上。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文章甚至把毕淑敏儿子的单位公之于众，“很多电话接踵而至，让孩子无法上班。” 　　毕淑敏选择了法律维权。“我一纸诉状将《知音》告到了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2009年11月，法院判《知音》3个月内公开道歉，并赔偿我10.1万元精神损失费。”但《知音》杂志并未在3个月内发表道歉声明，而是拖了14个月，所谓的道歉声明也出乎意料，“那只是一块口香糖那么大的道歉声明。” 。《北京晨报》一位记者回忆说，她就曾数次接到《知音》杂志编辑的电话，对方力邀她写一些明星八卦。　　这位记者以忙为由加以拒绝，编辑的电话还是三番五次打来。终于，编辑向这位记者发问：“你平时怎么上班呀？”记者答：“坐地铁。”对方遂采取激将法：“你怎么还坐地铁呀，我们稿费一个字一块钱，你给我们写稿，我们再给你编编，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一万元。” 至于文章中涉及的具体内容，于和伟经纪人说，有一部分内容是从网上搜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杜撰的，并带有“诽谤”意味，可笑至极。比如文中提到于和伟在事业低潮期，曾经想过自杀，是妻子挽救了他。与高稿酬相应的是，《知音》杂志对名人穷追不舍，由此带来副产品《知音》被作家、明星告上法庭的频率与其600余万份的发行量一样，在国内期刊中同样位居老大。　　翻开最近一期《知音》杂志，其中涉及的名人就包括了影视明星于和伟、佟丽娅、陈思成，体育名人刘国梁，著名导演尤小刚。这期杂志共有20篇文章，而关于名人感情、家庭生活的文章就有4篇，占这期杂志的五分之一。 2007年，开始有一些网友以“知音体”进行比对式创作，他们热衷于给熟悉的童话、寓言、故事等重新命名。《白雪公主》改名叫《苦命的妹子啊，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卖火柴的小女孩》改为《残忍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有评论称，这些看似对经典童话、文艺作品的恶搞，实则充满了对媒体煽情、狗血、恶俗标题风格的嘲弄。今年第13期《知音》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姐弟激情，富婆情陷200万》。这是个老调重弹的故事：30多岁的富婆不甘寂寞，投身情人怀抱，但没承想，她为解救情人公司危机付出的200万元，很快打了水漂。骗子最终落网，在接受审讯时，他特意说自己的目标是 “年老色衰，身材走样，感情生活不走样，内心又不安分”的有钱中年妇女。富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成为猎物的直接原因竟是“走形的身材”。　　富婆痛下决心，在离婚的同时开始了减肥行动，而文中提到的那款减肥产品，让她找回了自信。看到这里，读者方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则掩盖在“知音体”标题下的“知音体”广告。　　《知音》通过大量复制坚贞爱情、负心汉故事，以及说不清理还乱的名人故事，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也不可避免地和所谓精英文化形成了对垒，成为一个独特的大众文化符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为“知音体”画了一幅像：“其叙事风格，介于客观叙事和肉麻抒情之间，夹叙夹议，大起大落，情节跌宕，用客观语调讲离奇故事，用离奇语调讲客观故事；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循循善诱，有控诉、有劝说。”张柠认为，“知音体”这种“软硬兼施”的叙事，还兼顾恐吓和诱导，语体风格则兼顾“二胡”和“京韵大鼓”格调，而“拍案惊奇”的开头，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这种带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事，塑造了大批消费者那些生活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度日。” 　　张柠进一步总结道，所谓“知音体”实际上用一种带有抒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边界，“其结果导致了读者将虚构故事当成真实故事，将真实的故事当成虚构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欲望故事、人间悲剧、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 1 次阅读|0 个评论

阅读方式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热度 2 xupeiyang 2012-4-20 07:23; 数字化阅读发展迅猛，增势强于传统阅读。传统图书阅读依然还有很大成长空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字出版和传统纸质出版将共同发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19日在京公布调查结果，除图书外，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的阅读量与阅读率均有所下降，而手机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增长迅猛。; 个人分类: 信息交流|2376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故乡：回不去, 来不及: miran 2012-1-29 08:14; 故乡：回不去,来不及 (Thu Jan 19 00:31:13 2012) 中国新闻周刊过年回家。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选择。套用一下那个风靡一时的句子：当我们谈论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年夜饭、鞭炮和春晚。而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我们首先必须谈论的是“春运”。这个中国特有的词汇已经成为了纠结的同义语。它变成了当下过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跨越第一道屏障，当我们历经艰难终于抵达故乡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的村镇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家”已经面目模糊。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着归人，而已经适应大城市的人们由此觉得故乡越显凋敝。而当我们再进一步走入家门，与那些留守的亲人团聚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疏于来往的亲戚间浮于表面的寒暄，从各地回乡的人之间暗含机锋的攀比，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金钱和礼物最终变为回乡者更大的负担。回家的路途上，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阻碍。回家已经变得需要思量。但是，这一切障碍都只是最终显示出的微小结果。难购的车票、“沦陷”的故乡、异化的人际关系，这些背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以及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各种资源向一线城市聚集。由此，人们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寻找出路。而进城者的父辈们却不能或不愿一同迁往城市。所以，一年一度的春节演绎着一场场悲壮的长途迁徙。无论对于社会抑或个人，这样人类史上的奇观都耗费巨大，让人们身心俱疲。需要改变的是中国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平衡。那些中小乡镇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与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地就会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不必千里迢迢奔赴少数几座城市。如此，回乡路才不会如此艰辛，家庭关系才会得以修补。回家，对我们来说将真的变得温暖。乡关不再见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一个能够让人想起来觉得温暖的地方，一个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长的环境。然而，多数当代中国人，却只能从怅望乡关，不可回，无法回，抑或，回去，亦不是故乡火车到站后，儿子却不愿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 前来接站的亲友一阵大笑。昨夜一场大雨，车站的地面湿漉漉，到处是泥水，被淋湿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儿子才三岁，有点被吓到了。母亲梁xx后来说，儿子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不断地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故乡梁庄所在的这个县城，那些只是风景而已。梁xx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梁xx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那天，她带着3岁的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梁庄，没想到，儿子完全不接受。而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梁xx，也进一步感受到故乡的衰落，再也看不到当年熟悉的场景了。很多人感叹，故乡在沦陷。人们从鲁迅当年写故乡的文字中找到了相似的情绪：“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学者黄乔生曾说，鲁迅对家乡彻底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在给友人的信中，痛加诋毁，简直要骂起来。当时鲁迅说，在绍兴到处都能碰到鬼把戏，从做官的到老百姓，各自心怀鬼胎，用心凶险，他真想呼吁上天发一场大洪水，把整个城市都毁灭了。这种情绪未免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情绪却以不同的程度让人似曾相识。今年5月，梁xx接到邀请，去给团中央青年干部百村调研的年轻公务员们讲一堂课，她想了想，定下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回到故乡》，讲了两个小时。 “故乡是被抛弃的。”梁xx说。不回故乡，是一种深刻的无奈梁xx的书房在一幢小高层里，简单，安静，一张书桌朝着窗户。她如今每天会坐在这里写书，过去的一年，她去很多城市寻找梁庄在外打工的青年，她想记录下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的故事。 “故乡这个主题，是我最关注的。”梁鸿说。梁xx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但一见面，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张家长李家短。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也不愿意。回去做啥？没钱没希望。所以，有时候，人们对故乡的念想，是分裂的。电影《手机》里，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北京打拼多年，在事业和生活最不顺利的时候，回到了故乡，得到了释放。而在平时，他几乎不回故乡。 “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带着梦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在大城市定居，过上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梁xx说。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梁xx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有一次，梁xx和他吃饭，酒过三巡后，这个侄儿有些激动，当梁xx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日子过着没劲。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爷爷快90岁了，耳朵背，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土里土气的方言，完全放开音量，在旁人听起来，像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从屋里面跑到屋外，从屋外跑回屋里，电话通了十来分钟。其实，这次通话，爷爷在那边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嗯哈，间或发出衰老的轻叹声，孙子在这头叽里咕噜说了好半天，挂了电话，眼圈都红了。 “我就想给我爷爷打打电话，我就想听听我爷爷的声音。”这位侄儿说。 “不回故乡”背后，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 梁xx说，她感到这个侄儿的心其实一直还在故乡，但人却只能在北京。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漫长的临时生活 “我们都成了‘搁置’的人。”梁xx说，“生活在别处。”人们背井离乡后，就成了“搁置”的人，漫长的临时生活。梁xx的表姐夫现在北京南城一家汽修厂里做工。梁xx那天去看他，走进他的宿舍，一个5平方米的小屋，砖头垒起来的床，旁边放着一块案板，上面放着包包菜，一碗面条。 “整个房间特别简陋，特别暂时，特别寒酸。”梁xx说，当时她问，你为啥不买个电视，一天忙下来，也好有个放松。他说，我一天忙到晚，回家吃完饭，洗个脚，就倒在床上，听听收音机，就睡了，一早起来，洗把脸又出去干活了。在这个屋子里，他住了7年，很少回梁庄。 “没有一点温暖感觉。”梁xx说，其实这个表姐夫觉得，自己不过暂时住在北京，赚个钱，总有一天挣够了钱就回家。但这需要漫长的等待，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临时”和“暂住”中消耗掉了。 “暂住证的提法很可怕。”梁xx说，这意味着人的精神没有着落：临时住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但故乡又难以回去，“我们就成了夹缝中人，游离的人。” 梁xx打算回家过年，更主要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观察。但她也觉得，过年的气氛确实大不如前，年轻人多不回家，满眼都是老人，缩着衣袖坐在家里。 “回家的路很远，路费也贵，票也难买，这都是客观因素。另一个原因就是，回家也没意思，大家都不在家，很多兄弟，七八年都没有见过面。乡村确实在萧条，没有办法。”梁 xx说。我们都没有了故乡王娟(化名)的故乡在连云港，江苏北面一个临海的小城市。大学毕业后，她到南京工作，省会的生活，忙碌而繁华。有一天她觉得很累，打算回乡，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勾画出很多美好的图景，但真正到了家，一股巨大的不适应感觉扑面而来。没有夜生活。天黑拉灯就睡觉。时间像被擀面杖碾过一遍，又细又长，很难熬。“也没有半夜从酒吧出来邂逅帅哥的机会了。”她调侃道，就像电影《孔雀》中的那种没有希望的落寞的小县城。她才发现，自己更适应省会的生活，喧嚣、忙碌、劳累，还有一样故乡看不见的东西—— 机会和希望。李慧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成为家乡人眼中羡慕的白领。然而，再回到故乡那样的小城市，她发现那套行为规则和人际关系，她早已陌生，而久别的留在故乡的旧时挚友，也不再有共同话题，当她有意无意地在老友聚会的饭桌上说起朝鲜的落后，金正日去世时，总不免引起一阵冷场。 “他跟咱们有啥子关系嘛。”没人对此感兴趣。李慧说，“故乡与外界很远，我和故乡也很远。”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进城走了18年》。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岁月偷走了青春，记忆依旧年轻，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 十年砍柴是湖南人，本名李勇，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李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大概每年要回去一次故乡，有时还一年回去好几次。多数并不是春节，而是利用公差顺道看看父母。 “我们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着父母，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着儿子们度过晚年，他们坚信只有终点停在故乡、停在老宅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 他最近一次回去，是2011年清明，哥哥也回来了，弟弟因为距离更远没有回。他们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挂青——将纸幡插在坟头上，将坟头上长了一年的荆棘茅草割干净。李勇说，“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他对这口井记忆最深，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这口井离他家有三十级陡峭的台阶，兄弟姐妹品尝农家生存之苦，也是从这口井开始；对于李勇来说，关于这口井的记忆还和爷爷的死联系在一起。读五年级的时候，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我妈和我婶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拿着纸钱，到井边点燃，然后大哭。”这叫“买井水”，告知井神，某个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不再喝这口井的水，感谢井水滋养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在想，这种仪式还有一个功能是告知，家逢丧事，不可能一家一户告知，请帮忙。井边一哭，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李勇每次回去，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孩子们，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他们父亲，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多数在外打工。”李勇说，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童年时最常见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很难见到了。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次回乡，他发现村口的这眼井也几乎废弃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熊培云是江西人，写了一本有关故乡的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故乡的诸多变化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些古树被人连根挖走。 “村边晒场的那棵老树，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斗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他说。没有了树，土地会失去灵魂。熊培云说：“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弹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园。” 2008年春天他回故乡，少年时的一位好朋友开车将他送回故乡小堡村，他只在村子里待了十几分钟，就为了去看看大树被挖走后的那个土坑。有一句流行的说法，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熊培云很认可。在一些地方，比如苏南，乡村和县城都在招商引资中变得工厂林立，当地居民也颇为富裕，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留住故乡。接受采访时，很多人感叹，就算故乡始终在身边，也早已变得不一样——城市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在一系列的政策命令下，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新楼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桥梁，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不夸张地说，现在回家，都要带地图了。一位曾到苏南昆山采访的记者描述说，当地政府在“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的口号下，打算让村民都能住楼房，于是一个个村落被规划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新式小区，然而那些突然被迫搬进楼房的村民，住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却是拆掉煤气灶，在贴着瓷砖铺着地板的厨房里砌一座老式锅灶，然后在墙壁上掏出个洞，伸出一截铁皮制成的烟囱，他们依旧习惯炉火从炉膛舔出来的感觉，那才有生活的意思。他们也会将在高高的楼房的窗户外，照旧例挂上一张竹匾，或者一面镜子。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比如葬礼。梁鸿提到一个例子，在那些建设一新的村镇，村民们还会照旧例在做白事时候搞一场仪式，但原来在乡野进行的这种仪式，如今只能在车水马龙的街市里进行，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免有种无来由的荒诞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明、张军为化名)记者/刘炎迅;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9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解答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政策25问: zhaodl 2012-1-16 08:51; 2012年01月10日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编者按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地区认真贯彻中央部署，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工作。近日，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综合各方面反馈意见和问题，对改革中普遍关心的政策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指导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更好地开展体制改革工作。本期《传媒周刊》选取其中体制改革、清产核资、养老保险、劳动合同、企业年金等5个方面的25个问题予以刊载，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刊登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解答。体制改革 1、列入首批体制改革范围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有哪些类型？根据非时政类报刊的不同性质和功能，列入首批转企改制范围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有：省级、副省级和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等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业性报刊出版单位，隶属于企业法人的报刊出版单位以及经批准可进行转制的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省级和副省级及省会城市党报党刊所属的晚报、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申请先行转制的其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 2、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什么？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有4项目标任务：一是分期分批按照规范程序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使之成为能独立承担社会法律责任的市场主体；二是整合出版资源，培育一批导向正确、主业突出、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报刊传媒集团公司；三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调整结构和布局，形成一批专、精、特、新的现代报刊出版企业；四是实行严格的报刊出版市场准入机制，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不具备报刊出版资质和违规出版以及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报刊出版单位。 3、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如何完成体制改革任务？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中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原则上不单独转制，区别不同情况，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予以撤销；党政部门主管主办、用以指导工作、面向本系统发送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并入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和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并入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和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非时政类报刊编辑部随并入单位进行体制改革。隶属于已列入首批转制范围的、具有独立法人的报刊出版单位的报刊编辑部，应随同隶属单位一并完成改革任务。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部，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 4、对已登记为企业法人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如何进行规范转制？对登记为企业法人但尚未规范转企改制到位的报刊出版单位，要补办完成转企改制所必要的工作程序，即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办理企业登记注册，与在职职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按照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上述单位要按照规范程序要求，对照检查本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缺什么环节补办什么环节，如未进行清产核资的要完成清产核资等。 5、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如何报送转企改制工作方案？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以及中央各部门各单位主管的在各地区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方案，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主管部门统一出函向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函中要对列入转企改制名单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情况进行说明，对上报的转企改制工作方案提出审核意见。转企改制工作方案经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清产核资 6、什么是清产核资？如何做好清产核资？清产核资，又称资产清查，是指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等部门或单位，根据国家专项工作要求或者特定经济行为需要，按照规定的政策、工作程序和方法，对行政事业单位、企业进行账务清理、财产清查，依法认定各项资产损益，真实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状况、企业资产价值和重新核定企业国有资本金的工作。根据中央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以下简称报刊出版单位）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分期分批按照规范程序转制。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报刊出版单位要按照《财政部关于中央级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和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教〔2009〕126号）等文件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成立以主管领导为组长的清产核资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专门工作机构，制定清产核资工作方案；主管部门应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报刊出版单位以私分、低价变卖，虚报损失等手段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等行为的发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证清产核资工作顺利进行。二是对于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报刊出版单位，应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暂行办法》（财办〔2006〕5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的报刊出版单位，应按照《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国资委令第1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作规程》（国资评价〔2003〕73号）等有关规定执行。三是报刊出版单位应在转制工作方案批复后6个月内完成清产核资工作，并按规定将清产核资结果报送主管部门和财政部、国资委批准或审核备案。 7、清产核资立项方案还需单独上报吗？根据《关于印发〈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工作基本规程〉的通知》（报刊改办〔2011〕6号）规定，转制工作方案经批准后，视同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清产核资立项工作已完成，不再另行报批清产核资立项方案，但在制定转制工作方案时，应写明清产核资基准日、清产核资范围、社会中介机构的选聘方案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其中，清产核资基准日一般应以转制工作方案获得批准的前一个会计月末作为清查工作基准日；清产核资范围应以经批准的方案为准，包括报刊出版单位本部、所属企事业单位及投资控股企业。社会中介机构由主管部门或报刊出版单位依法从符合资质条件的单位中选聘。 8、清产核资结果如何认定？对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报刊出版单位清产核资结果的审核批复，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暂行办法》（财办〔2007〕19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对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的报刊出版单位清产核资结果的审核批复，参考《关于印发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资金核实工作规定的通知》（国资评价〔2003〕74号）执行。经财政部或国资委审核批复的报刊出版单位清产核资结果，自清产核资基准日起两年内有效。财政部、国资委审核各主管部门上报的清产核资结果时，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另行聘请中介机构进行核查。报刊出版单位应根据财政部、国资委批复的清产核资结果进行账务处理，依照《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并按照规定委托符合资质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9、什么是国有资产评估？哪些转制单位需要开展国有资产评估？国有资产评估是指符合国家规定资质条件的资产评估机构接受委托，遵循法定或公允的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以货币作为计算权益的统一尺度，对一定时点上的资产进行评定估算的工作。在完成清产核资后，已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报刊出版单位，如整体或者部分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或出现合并、分立、清算以及资产转让、置换、拍卖等情况，应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令第14号）等要求开展资产评估工作。仅转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可不进行资产评估。 10、什么是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如何进行产权登记？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是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政府对占有国有资产的各类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产权状况进行登记，依法确认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分为占有产权登记、变动产权登记和注销产权登记3种。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192号令）及其《实施细则》（财管〔2000〕116号）文件规定，已取得或申请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报刊出版单位应当按规定申办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其中，转制前已取得产权登记证的报刊出版单位，需办理变动产权登记；未取得产权登记证的报刊出版单位，需办理占有产权登记；拟注销的报刊出版单位，需办理注销产权登记。办理产权登记时，由事业单位转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以财务审计报告为主要依据；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公司的，以经备案的国有资产评估报告为主要依据。养老保险 11、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后参加养老保险的政策依据是什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和《关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制后参加北京市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规定和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后参加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与《北京市养老保险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83号）和《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过程中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京劳社养发〔2007〕31号），为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后参加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主要政策依据。 12、什么是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的月标准是什么？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现行规定，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对于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还包括过渡性养老金。其月标准为：基础养老金，以被保险人退休时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按被保险人的全部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每满1年发给1%。过渡性养老金，按视同缴费年限计算的月过渡性养老金与按实际缴费年限计算的月过渡性养老金之和。其中，按视同缴费年限计算的月过渡性养老金为：以被保险人退休时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被保险人自参加工作至1992年10月1日前的视同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发给1%；按实际缴费年限计算的月过渡性养老金为：以被保险人退休时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与其本人缴费工资指数的乘积为基数，按被保险人1992年10月1日~1998年6月30日前被保险人的视同缴费年限或实际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与个人账户补贴额之和除以国家规定的计发月数。个人账户补贴额计发办法为：1992年9月30日前参加工作的人员，分别以1992年10月1日至参保缴费前相应年度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1992年10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分别以参加工作至参保缴费前相应年度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乘以相应年度本市规定的个人账户规模比例，累计计算之后，再乘以本人的平均缴费指数。个人账户补贴额只用于被保险人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的计算，不计入个人账户实际储存额。 13、转制单位及其职工如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关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后参加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文件规定，转制单位及其职工，从2012年7月1日起，依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参加北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建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在职职工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按照8%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额计入个人账户，企业以全部在职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作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按照20%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在职职工2012年7月1日前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转制前已经参加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中央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继续按原办法执行。 14、转制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如何支付？转制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即2012年7月1日以前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并正式办理手续，执行事业单位计发办法按月领取退休费的人员，原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北京市结合本市现行规定，对转制前已离退休人员执行北京市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付政策，符合统筹基金支付项目的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超出统筹基金支付项目的由转制单位按原渠道继续支付；转制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执行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统筹基金支付的基本养老金低于事业单位待遇标准时，差额部分由转制单位按照劳社部发〔2002〕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转制后即2012年7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按照北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83号，其退休时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按照北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83号和京劳社养发〔2007〕31号文的规定，1998年6月30日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员，退休时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构成；1998年7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退休时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 15、如何保障转制后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为保障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实行五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即2012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期间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按照企业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如低于按原事业单位计发办法计发的退休费（纳入统筹基金支付项目的水平），其差额部分采用加发补贴的办法解决，加发比例逐年递减，所需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具体计发办法为： 2012年7月1日~2013年6月30日退休的人员，加发差额部分的90%；2013年7月1日~2014年6月30日退休的人员，加发差额部分的70%；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退休的人员，加发差额部分的50%；2015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退休的人员，加发差额部分的30%；2016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退休的人员，加发差额部分的10%。2017年7月1日及以后退休的，执行企业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不再加发差额补贴。对过渡期内退休人员，在按原事业单位退休费计发办法计算退休费时，计算基数封定在2012年7月1日。劳动合同 16、什么是劳动合同？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据是什么？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要求，对具有事业法人（含事企双法人）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后应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与全部在职员工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对已登记为企业法人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按照上述法律法规执行。 17、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后如何签订劳动合同？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在转制过程中，即应开始着手制定签订劳动合同实施方案，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成立签订劳动合同领导小组，统筹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实施工作；二是规范劳动人事关系，转制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对本单位不同类型人员的劳动人事关系进行清理，并按有关规定进行规范；三是建立劳动规章制度并经民主程序后向全体职工进行告知；四是制定劳动合同文本，要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制定劳动合同书，劳动规章制度可以附件形式作为劳动合同书的补充；五是宣传讲解劳动合同法律法规，使广大职工充分了解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消除顾虑；六是与全部在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条款由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劳动合同书由双方各执一份；七是建立职工名册，职工名册应当包括职工姓名、性别、公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以备核查。 18、劳动合同应当具备哪些条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必备条款：（1）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2）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3）劳动合同期限；（4）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5）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6）劳动报酬；（7）社会保险；（8）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9）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除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条款。对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可以约定竞业限制以及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金。 19、如何界定、掌握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范围、合同期限和签订时间？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范围包括本单位转制后全部在职人员，不包括退休返聘和实习的在校学生。对档案在单位但人不在单位上班的，或不符合国家提前退休政策的内退人员，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劳动人事关系，通知其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劳动合同期限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3种类型，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转制前职工在事业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转制后企业的工作年限，转制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设计符合自身经营特点的合理的劳动合同期限架构，体现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下列情况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转制单位应当自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与全部在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对于转制前已进行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可按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之日起签订劳动合同，同时，按照《关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后参加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做好与职工社会保险关系的衔接工作。对已经签订过劳动合同和聘用合同的编制内外人员，转制单位可在转制方案中明确是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还是继续沿用原来的劳动（聘用）合同，但须依法变更合同主体和相关内容。 20、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其《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有关条款的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企业年金 21、什么是企业年金？什么是企业年金基金？为什么建立企业年金？根据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20号令《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基金，是指根据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建立和完善企业年金制度，既有利于保障和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水平、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又有利于改善企业薪酬福利结构，增强薪酬的长期激励作用，提高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是一项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和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建设。 22、建立企业年金的原则、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政策规定，遵循以下原则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第一，保障性和激励性相结合的原则。统筹考虑企业职工未来基本生活保障的需要与即期激励作用的发挥，将完善企业薪酬福利制度与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企业凝聚力，完善激励机制；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覆盖企业全体职工，也要与职工个人的贡献挂钩，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促进企业经济转制及已登记为企业法人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可按照国家相关效益持续增长；第三，兼顾出资人、企业和职工利益原则。应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不能互相攀比，不能加重企业负担，不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发展；第四，高度安全、适度收益的原则。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制度规定执行，避免基金从事任何高风险的投资项目，确保基金在高度安全的前提下获取适度收益。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一是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二是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三是已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建立企业年金的动议一般应由企业先提出，职工也可以提议；企业方和职工方通过集体协商，形成决定，并制定企业年金方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年金方案草案应当提交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建立企业年金的单位，可以选择具有资格的投资顾问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设计企业年金计划，为企业年金管理提供服务咨询。可以成立企业年金理事会或者确定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受托机构作为企业年金受托人，受托人可以委托或选择具有资格的企业年金账户管理机构、投资运营机构、商业银行或专业托管机构，负责管理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与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确定委托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23、企业年金方案的内容、备案程序及所需材料有哪些？企业年金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参加人员范围；资金筹集与分配方式；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管理方式；权益归属方式；基金管理方式；计发办法和支付方式；支付企业年金待遇的条件；组织管理和监督方式；中止和恢复缴费的条件与程序；修改和终止企业年金方案的条件与程序；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等。企业年金方案适用于企业试用期满的职工。企业年金方案应当报送到单位注册（或参加社会保险）所在地的区（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中央所属在京企业，由集团公司统一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年金方案报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并抄送子公司所在区（县）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子公司独立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年金方案报送其所在区（县）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中央所属大型企业年金方案，应当报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自收到企业年金方案文本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核，经审核有异议或有修改意见的，通过面谈或书面形式提出，请企业进一步修改后再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在最后一次收到企业报送的企业年金方案文本的15日内向企业出具复函，企业年金方案即行生效。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所需材料：单位企业年金方案备案的函，企业年金方案，集体协商双方通过企业年金方案草案的决议，企业年金方案重要条款的说明及单位本年度和上一年度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的证明。 24、企业年金基金由哪些部分组成？企业年金如何缴费与领取？企业年金基金由下列各项组成：企业缴费；职工个人缴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一般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企业缴费应当按照企业年金方案规定比例计算的数额计入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职工个人缴费额计入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按净收益额计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职工个人缴费由企业从职工个人工资中代扣。职工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且办理退休手续后，可以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一次性或定期领取企业年金。职工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的，不得从个人账户中提前提取资金。出境定居人员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可根据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给本人。职工变动工作单位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以随同转移。职工升学、参军、失业期间或新就业单位没有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其企业年金账户可由原管理机构继续管理。职工或退休人员死亡后，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由其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性领取。 25、企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如何列支？根据《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27号）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关于企业年金所得税征收管理，按照《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94号）和《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补充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9号）有关规定执行。; 个人分类: 出版视点|195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让中国对着世界说: whyhoo 2011-12-2 14:56; 形象,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同对一个人一样,是很要紧的。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中国有过光彩照人的亮相,也曾有过令人汗颜的窘迫。　　值得欣慰的是,当今中国正抖落近代以来贫困落后的历史尘埃,大踏步追赶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潮流,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站在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中国自然要被世界所打量。问题在于,西方受众印象与中国实际形象之间存在的反差。而反差在于西方媒体对中国观察的误差,在于西方新闻信息的强势输入与中国新闻对外传播之间的逆差。　　归根结底,在于国际舆论秩序的失衡,在于中国国际舆论话语权的缺失。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中国“责任论”到中国走向“不确定论”,或棒杀,或捧杀,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舆论中被有意无意地歪曲、误读甚至丑化。　　我们必须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　　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回答: 　　——中国是谁; 　　——中国处在什么方位; 　　——中国未来向何处去。　　需要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在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上出现失真?除去偏见和误解,其中重要一点在于,中国形象的两重性、独特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往往被忽略。　　当今中国,既古老又现代,既落后又先进,既坚守又变通,既矜持又活跃,既充满活力又充满矛盾,既充满希望又充满挑战—— 　　一方面,GDP的急剧增加把中国迅速推到世界第三的位置,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人均拥有社会财富被明显摊薄; 　　一方面,一座座可以同发达国家媲美的现代化大都市尽显繁华,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仍有不少地方处于贫困落后状态; 　　一方面,可以用人造飞船把人送上遥远的太空,另一方面,牵牛扶犁等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并不鲜见; 　　一方面,“中国制造”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中国创造”使得中国产品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一方面,不断书写着经济起飞的伟大奇迹,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新的挑战; 　　一方面,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始终牢牢坚守着自己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 　　认识当今中国,既不能简单等同于长城、故宫、兵马俑,也不能简单等同于鸟巢、水立方、三峡大坝;了解当今中国,既不能只知道京剧、武术、大熊猫,也不能只看到两弹一星、高速铁路、载人飞船。否则就会出现盲人摸象的困惑。　　试图以一个标签来定义中国无疑是困难的。　　打算用一种符号来代表中国总是有局限的。　　这就是看似矛盾却又真切实在的中国。　　矛盾背后,折射的是当今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方位:迅速崛起、势不可挡,大而不强、将强未强。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　　一句话,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提升。　　但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改变历史定位。　　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定位。　　看中国,首先要看这一基本点。　　向世界说明中国,首先要说明这一基本点。　　大国要有大国的心态。大国的心态应当是一种自信的心态。　　只有自信才能使人感到可信。　　自信是对真实的尊重,是对问题的直面,是对世界的坦诚,是一种大度,是一种胸襟,是一种从容。哪怕现实并不都是繁花似锦、歌舞升平。　　真实的中国形象要比刻意粉饰的更具魅力和风采。　　大千世界,千差万别。国家有差异,文化有差异,习俗有差异,观念有差异。　　向世界说明中国,必须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必须掌握跨文化传播技巧。既要知道该说什么,也要清楚该怎么说。要善于超越差异,别中求同,把握中国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寻找人类思想情感的共鸣点,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　　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归根到底是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　　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归根到底是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导权。　　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向世界宣示:中国对内谋求科学发展,对外致力于和平发展;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走向世界,是世界的福祉;世界走近中国,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绝非“另类”,更不是威胁,而是国际大家庭中和平、友善、负责任的一员,是实现人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积极力量。　　我们要向世界展示一个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中国形象。　　当然,国家形象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既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进步,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国际传播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阐述,则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胡晓明是新华社一位长期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中青年骨干记者。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潜心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着重围绕国家形象塑造的战略、策略、路径、机制、方法和技巧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看法,显示了他作为一名媒体人的职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所谓“软实力”,其实并不软。像水一样,既可以是涓涓细流,如春雨润物无声,也可以是滔天巨浪,无坚不摧。　　我期待并坚信,中国文化软实力一定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变得强大。　　是为序。　　(此文为《国家形象》一书序言)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ts/xstj/201010/t20101016_52623.htm; 72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吴敬琏：经济转型必须破除对服务业的误解: zw373737 2011-11-29 22:07; 2011年11月28日16:19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吴敬琏　　编辑按语：在日前举行的2011年“财新峰会”论坛上，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体经济”和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显得特别重要；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大服务业包括各种各类的服务活动在经济活动总量中的比重。政府对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会导致制造业本身的发展、提升受到忽视。　　面对记者提问，他还提到了前段时间甚为热火的“卢俊卿事件”，他坦言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之所以会引起公众误解，主要是传媒的问题，是在引导上有问题，这是媒体的弊端。媒体报道前应该进行调查，让大家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老百姓本身不会对服务业特别的反感，但容易受到媒体观点的影响。　　人们对发展服务业有一个误解　　2011年“财新峰会”论坛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有关发展实业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指出产业升级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大服务。他认为地方政府对发展服务业有一个误解，即孤立地理解服务业，不是把服务业看作是在整个产业链中提升产业价值的服务活动，而是将之独立出来，把发展服务业的重点放在只能统计到的那块服务业。正基于这种认识，一些地方甚至将贯穿于制造业中的服务活动，如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等独立出来，单独作为一个产业发展，从而导致制造业本身的发展和升级受到忽视。　　吴敬琏指出的这一问题，可谓点到了事物的本质。传统理解的服务业总以为有一个叫“服务业”的产业，它是可以统计的，和其他产业一样构成GDP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没有这样的服务业呢，当然有，传统服务业如餐饮业就是可以单独在统计上计算的。但我们所说的服务业不仅仅是指此类型，还包括如吴敬琏所言贯穿于整个制造业链条中的服务活动，后者也被称为生产性服务业，即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它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而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服务效用。它依附于制造业企业而存在，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说，它也是“二产”的“三产化”。　　需要正确认识现代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我们需要大力发展的领域。中国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成为高附加值的产业，就必须把生产型服务业做好。目前，在制造业领域，我国许多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在农业生产领域许多农产品也颇具竞争力，但由于“产前”、“产后”服务业领域的低效率，产品的整体市场竞争力明显减弱。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信息等服务和其他生产性服务明显滞后，对制造业和农业产品的竞争力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　　服务业是处理交易成本的行业。在进入现代经济后，发达国家之所以高度重视发展服务业，诚如吴敬琏所言，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制造业中的一个趋势是在总成本中间加工制造的成本比重降低，而交易成本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在社会总成本中，交易成本的比重在一半以上，因为加工制造的成本降低、效率的提高靠分工，分工越来越细、分工的各个分支、各个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它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来越高。而服务业作为处理交易成本的行业，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因此，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发达经济中从事服务活动的劳动力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这是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就服务业本身来说，它也具有许多优势：如与工业相比，服务业的能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还能促进消费，有利于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服务业容纳的就业人员也多，加快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作为直接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行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将向旅游休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方面拓展，服务业只有得到较好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至于中国，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除了前述理由外，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国家竞争以及科技发展等角度看，首先，经济增长要求壮大服务业综合实力。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这就要求拓展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模式，把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壮大服务业综合实力。　　其次，经济体制转型要求以改革促服务业发展。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金融、保险、财税和投资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为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塑造服务业品牌，提升服务业竞争力。　　第三，社会结构转型要求服务业统筹协调发展。伴随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加快从城乡两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国服务业发展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关注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就业岗位的增加，促进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 个人分类: 制造服务技术|171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孔庆东几句国骂，新华社满纸危言: 热度 2 bmzy 2011-11-15 16:58; 因新华社加入到南方报系阵营高调讨伐孔庆东，一夜之间事态升级，从文化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网上泾渭分明，南方报系旗下媒体以及跟南方报系有一腿的八十多家媒体，不惜以极端方式和野蛮的炮火要把孔庆东打倒，而普通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孔庆东。明眼人从中一望可知，此前孔庆东跟南方报系持续不断的冲突，并非真就如表象反映的那样，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冲突，而是普通社会大众与中国新闻媒体之间的冲突，也正因此后面才会有新华社的深度卷入。　　　　新华社发表的那篇讨伐孔庆东的文章虽然不长，但用词炼句是非常考究的，显然是出自名家之手，比如他说：“北大即便能够包容‘骂人教授’，也决不应纵容无视公德的‘教授骂人’现象。”多么的聪明啊，前边用“即便”这个词汇暗示北大“不即便”也行，后面旋即给自己的将来留出后路，本文只是强调不能包容“无视公德的‘教授骂人’现象。”假如孔庆东因此遭到北大的开除，他肯定一点责任都没有，无论谁追究这件事，都跟新华社这篇文章毫无关系。　　　　在构思这篇檄文的时候，作者无疑忽略了另外几个问题，第一、说脏话的教授并非只有孔庆东，最先说脏话的也不是孔庆东，而是袁腾飞，在讲台上口沫飞扬，用肮脏下流的语言咒骂毛泽东，咒骂共产党，咒骂中华民族，咒骂社会主义，但从来没看见身为共产党喉舌的新华社有什么不适。这不免让人十二万分的费解，共产党的喉舌，听见有人用脏话骂共产党竟然无动于衷，但是听见有人帮着共产党骂那些骂共产党的人，新华社却坐不住了，马上出来讨伐替共产党骂仗的人，真是个好有趣的现象啊，但愿李敖能对此给予解读。　　　　第二、大家都不会忘记，9.18纪念日，南都报人在微博上公开号召南都女职员，这一天一定要抗“日”，坚决不跟老公做爱。这样的下流语言，岂止是粗口，分明是赤裸裸的侮辱中华民族，一时间中国社会群情激奋，数不清的网友在网上愤怒讨伐南都报人，但新华社又一次没看见。如今孔庆东只在电话里骂了南都记者几句，新华社就杀气腾腾的冒出来问罪。不错，学术自由不等于骂人，可为什么南都报人用更脏更恶毒的话骂人的时候，新华社装聋作哑，而孔庆东骂人的时候，新华社就不能容忍了呢？难道说，骂人只是南都报人的权力吗？　　　　第三、曾几何时，南方周末替自己人用脏话骂人的行为自辩，“骂也是一种表达”，这分明已经承认，假如说脏话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说脏话就是合理的行为。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却完全变了，这种表达权力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属于社会大众。奉劝新华社的某些人不要头脑发热，不要执迷不悟，不要继续撒谎骗人了，胡总只是在夏威夷开会，过几天就会回来的。细说起来，新华社某些人实在让人恶心，每每趁胡总不在家的时候，就搞这些小动作，能算本事吗？　　　　现实总是不以少数人的愿望为转移，尽管某些人现在掌握着话语权，其实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笔者敢在这里预言，用不了多久，不可一世的南方报业集团必将被分拆，因为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能容忍反对自己的媒体垄断国家话语权的行为，更不可能允许这个专门跟自己对着干的传媒集团毫无限制的收购其它媒体。如果本文没说错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奔着南方报业集团来的。古人说，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南方报业集团等着哭吧。宁要孔庆东，不要下跪的教授，支持孔庆东。 http://anqingren.bokerb.com/?do=blogevent=viewuid=6485ids=168946; 2480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新闻的标准体式: 热度 3 yonglie 2011-11-9 16:38; 早晨还没清醒呢，就听到一个好新闻——原来是一篇奇文。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把文章找出来，让错过早间新闻的朋友欣赏一下（最好结合视频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http://v.news.163.com/video/2011/11/B/0/V7HEADBB0.html ），我本人体会，应该拿它作为我们今后写作的范本，它的语言方法更应作为我们做科研的借鉴—— 　新华网北京 11 月 8 日电 11 月 8 日是北京市区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级人大代表。　　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里，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喜庆。　　上午近 9 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怀仁堂投票站。胡锦涛同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亲切握手，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了一张选票。胡锦涛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然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胡锦涛接受了记者的现场采访。他说，我很高兴作为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名选民，前来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胡锦涛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搞好地方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胡锦涛希望当选的同志牢记选民重托，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反映民意，依法履行职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应有作用。　　江泽民委托工作人员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人民大会堂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委托工作人员在西城区文津街选区紫光阁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西城区金融街第二选区全国政协机关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西城区文津街选区紫光阁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西城区大觉选区中央纪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了票。　　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的领导同志还有：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徐才厚、郭伯雄、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何勇、令计划、王沪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李建国、司马义 · 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廖晖、杜青林、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 · 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万钢、林文漪、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等。这是中国新闻的标准格式，可以称为“中新体”。与它相比，时下流行的什么什么什么体都该自动消失了。我们每一个人， a, b, c, d ，…… 如果不能把一句简单的话写成一千字的文章，就应该对自己的中文能力感到惭愧。不但 a 应该对自己的中文能力到惭愧， b 应该对自己的中文能力感到惭愧， c 应该对自己的中文能力感到惭愧， d 也应该对自己的中文能力感到惭愧……; 个人分类: 随想|2010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媒体称我国诚信危机多年未好转政府诚信系核心: dongzg101 2011-11-4 05:27; 媒体称我国诚信危机多年未好转政府诚信系核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03日15:24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41期封面诚信危机摄影/本刊记者刘震　　抢救诚信　　关于诚信危机，中国已经谈了很多年，一直未见好转，反而有堕不见停之趋势。　　虽然说要将诚信建设摆到突出位置，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是因为讲诚信被提拔的，也没有一个公民是因为讲诚信获得巨额奖金的。中国社会在引导公民向善方面，不遗余力的施以说教，而这也加剧了以经济杠杆为标准的中国人的人格分裂。更多的中国人在现实的算计和奔忙中，受到的是欺骗的苦，而不是诚信的甜。　　诚信生态若此，诚信建设的难度可想而知。　　诚信建设成为执政党需要破解的难题，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及随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就此做了部署。　　此间，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环节，被置于重要位置。道理很简单，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对公民个体来说具有莫大的示范作用，是公民最好的教材。　　正如温家宝所言，政府及其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升公信力。　　保卫政府诚信　　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本刊记者/申欣旺文/时雅娜　　2011年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各地区要对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统一平台，实现对失信行为的协同监管。建设覆盖全国的征信系统。　　新华网同步推出的诚信调查显示，公众认为“目前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诚信”中，“政务诚信”占到59.9%，加上“司法公信”21.3%的比例，对提高整个政府诚信的比例超过八成。　　就在半年前，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谈到，“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这种反思在10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要起示范带头作用，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升公信力。”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认为，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保卫政府诚信　　对政府诚信的要求并非始自今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依法行政的六大基本要求就包括诚实守信。” 　　其核心内容是，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出此种描述时，在早前几个月通过的《行政许可法》中，惊人相似的规定亦被写入。　　这部法律的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即便是多年后在行政程序立法的研讨过程中，应松年、姜明安等行政法学界知名学者谈起这个规定的确立，仍然难掩称赞之意。　　这个被称为信赖保护的原则在行政立法上史无前例。普遍的解读是，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威基于政府的公信力，而政府的公信力则基于其行使权力的确定力。出尔反尔的政府，政策上朝三暮四的政府，不可能具有公信力。这样的政府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实施法律，推行政策，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但在实际生活中，才能看到落实诚实守信有多艰难。随后而来的九江政府丽景湾项目纠纷案引发对“信赖保护”原则的思考，成为讨论政府诚信能否落实的典型案例。　　2004年元月，横店集团九江东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磁公司”)成功竞购位于江西九江市长虹大道北侧、火车站外广场两侧商住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命名为“丽景湾花园”。　　竞购地块成功后，东磁公司依法履行项目所需各种手续，并于2006年11月11日正式动工。但此后九江市建设局突然于2007年4月20日通知东磁公司，要求暂停“丽景湾”工程施工；2007年6月20日，九江市规划局、九江市国土资源局、九江市建设局又联合下发《关于对停建“丽景湾” 建设项目及善后处理意见的告知书》；2007年6月22日，九江市规划局作出《撤回项目选址、用地规划、工程规划许可的决定》；同日，九江市建设局作出《撤回施工许可的决定》。至此，“丽景湾”建设工程项目被迫全面停工。　　在上面的两个文件中九江市政府和主管部门给出了撤回许可证的理由：公共利益。也就是根据群众的反映和人大代表的意见，该路段不适宜建筑，必须改为大片绿地。　　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凌云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这个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丽景湾项目所处的地界十分重要，政府对东磁公司的设计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项目地块规划设计按照政府意见多次增删，经过六次论证方才定稿。　　九江市规划局在通过有关规划许可及其建设方案之前，还专门组织召开了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听证会，全面征求了政府、人大、专家、市民代表和其他有关单位的意见。说明该项目决策本身就非常审慎、严谨和科学，已经充分考虑了项目与周边环境景观的协调一致，具有合法正当性，体现了公共利益的要求。　　另一方面，余凌云也质疑，丽景湾项目实际投入项目资金已达约1.35亿元。如果撤回许可证，意味着政府要付出一大笔补偿金，并且还有其他损失。这些补偿金都是纳税人的钱，无疑也是公共利益之所在。难道政府要付出双倍的公共利益去换取所谓的绿地所体现的公共利益？　　2008年9月，丽景湾项目纠纷案以政府失败告终，开发商复工，九江市政府向开发商赔款两亿元。　　在余凌云看来，这个案件留下的一个重要思考是：《行政许可法》信赖保护原则并不完美。优点在于对实质性保护的规定，不足则在于没有对政府的诚信保护做出程序性的规定，而补偿的规定也失之于抽象。　　首防政府故意失信　　这几年，余凌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寻找更好的政府诚信制度设计。　　“世界不同国家解决政府诚信这一问题共分为四种方式：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引入到公法上来，要求行政机关诚实信用；适用于德国，后传入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在中国借鉴到《行政许可法》中的政府信赖保护；以英国为代表的，包括受英国影响的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的是合法预期保护，现在欧盟用的也是合法预期；再就是美国人所采用的禁止反言制度。” 　　余凌云认为，把民法上诚实信用的原则纳入到公法上来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因为从宽泛上要求政府诚实信用是没有意义的。　　他亦认为，德国的政府信赖保护制度范围较窄，相比较而言英国人的合法预期保护视角更为宽广，不仅仅关注于行政领域的信赖问题，还关注行政指导、政府政策变化和政府的长期行政等。意思是指，要保护当事人对政府未来行为的一种信仰，如果政府的一种行为，包括行政执法、行政承诺以及政府的政策和行政行为，只要能产生一种合法预期，都应该受到保护。　　余凌云介绍说，“英国对合法预期的保护有多种方式，最基本的一种是程序性保护。比如政策要发生变化，首先要事先通知，向人们广而告之；其次在变化中听取受影响人的意见，对是否有必要进行政策改变进行听证；第二种保护是实质性保护，如果没有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不能变动这项政策；第三种保护是赔偿性保护，如果有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共造成的损失要给予赔偿。” 　　正是在九江政府丽景湾项目纠纷案中，余凌云坚信此种制度设计才能真正保护政府诚信。　　不过，在王锡锌看来，“无论是信赖保护还是合法预期保护，使用起来都要依据严密的法律推理，中国的政府诚信保护还远未达到这样的层面。我们现在要防范的首先是政府恶意失信的问题。” 　　“政府的恶意失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合法的不讲诚信，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部门发布信息公开年报，我们做过专门的统计，有些政府部门确实发了，但他说的是假话，因为两年的年报几乎完全相似，只是改了一下时间。说假话，这肯定是不诚信的行为。” 　　第二类则是误导、操纵、毁约。比如操纵听证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有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做出种种承诺，然后不予兑现，或者毁约。还包括政府部门瞒报安全事故，这样的案例经常能够看到，比如湖南金浩茶油的质量问题，湖南省质量监督部门早就知道了，却不做处理，也没有发布信息。　　王锡锌认为，政府不讲诚信，本质是因为权力太大和权力的反复无常，作出的行政行为随便改，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监督与司法救济。　　此外，行政诉讼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余凌云认为，“行政法规范，尤其是低层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是行政法的基本特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行政机关出尔反尔，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即使受到损害也无法得到救济。” 　　王锡锌回忆，“《立法法》制定的时候，我就提了建议，目前规范性文件从起草的程序到其后的适用都不受制约，公众也无法参与进去，而实际上这些文件在地方就是实际发挥作用的‘法’”。我当时建议，能否接受现实，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写进去，现在来看，规范性文件带来的政府失信问题很多。　　王锡锌认为，要解决政府诚信问题，首先要反思的是，在整个权力系统的运行中，是否将政府诚信看成是执政的最重要的资源。　　“如果结论是肯定的，才能设计更为系统的获取这种资源的制度。包括对外建立起高效的政务公开制度，讲究政务公开的质量，解决‘公开却不透明’的现实怪状。” 　　2010年的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公开引来阵阵质疑，王锡锌认为，正是因为公开的质量不够，诚信度不够，“如果真的要让人相信，就应当给一个更细的具体数目。” 　　此外，鼓励更多的监督和互动，媒体和社会能否进入到这个监督的过程中来以及问责与责任的落实，在王锡锌看来，都是解决政府诚信所不能缺少的。 ★ 已有 9506 人参与我要评论　相关报道：　　时言平：社会诚信缺失源于契约断裂　　南方日报：抽象的诚信需要可操作制度逐步建设　　秋风：诚信建设需重建教化体系　　国务院：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突出　　工程院院士称企业缺诚信和认真是质量问题癌症　　《瞭望》刊文称社会诚信缺失主因是政务出问题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73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杨振宁：中国现在很民主我是个保守的革命者: dongzg101 2011-10-28 23:22; 杨振宁：中国现在很民主我是个保守的革命者 2011年10月28日 16:16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安然钱炜 35683 人参与 33 条评论打印转发杨振宁杨振宁：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 清华大学科学馆，走廊尽头这个近30平米的房间因为没有丰富的物品陈设而显得有些空旷，然而这个房间里却有一个用来思考整个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大脑。物理学家杨振宁端坐在办公桌前，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始终用一种缺少变化的语气与我们交谈。他神情温和，那是一种让人感到难以改变的温和，甚至连时间对他的改变都显得那么艰难——这位89岁的东方男人看起来非常健康，言谈举止间保持着足够清晰、敏捷的状态。一个小时的谈话刚一结束，他就起身拎起黑色文件包步出办公室，结束了他日常的半天上班时间。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即使抛开“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个光环，杨振宁的人生依然有诸多的戏剧性：他生于民国时代，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西南联大完成大学教育，长期在美国投身于科学事业，最终回到祖国。科学馆西侧的近春园是杨振宁“小时候到处游玩”的地方，从这里走到他在清华园的寓所“归根居”只有一段20分钟的路程，却浓缩了他89年的人生。在这位科学家身上，我们不仅看不到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印迹，也找不到科学天才惯有的孤僻和怪诞。难怪杨振宁的一位老友称他为“最正常的天才”。就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你对这两本传记评价如何？它们可以看做是对你人生经历的全面总结吗？杨振宁：我想再三地讲，中国对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历史很长，但现在像西方写人物传记那样去做的，却是很少的。西方人写传记，最大的特点是求真实。而中国当代的很多传记，比如关于华罗庚的、陈景润的，都不忍卒读，是“传记文学”，与文学相关，就有空想的成分在里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这两本书相当不一样，《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一个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两位作者没有机会跟这些人长谈，所以不能那么全面。江才健的书是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他也跟大陆的出版社联系了要出版，后来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因为书中涉及到李政道和我的事情。中国政府尽可能地不要牵扯到这件事里面去，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江才健的书在大陆出版，似乎会代表政府的一个立场。可是后来李政道的传记在大陆出版了，于是江才健又重新联系了这边的出版社，因而这本书最近刚刚获得出版。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你和李政道的关系，我们知道你表示过不再公开讨论此事。但我们还是想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事变迁，你现在对于当年和李政道的矛盾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呢？杨振宁： (沉吟许久)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布，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中的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示，自己最高兴的事，是他因为获奖，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赠了一个免费的停车位。我们听说，你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也有这样一个停车位，而这个停车位还时常被别人所占据。获得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杨振宁：多半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获奖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是在科学前沿非常专注地做研究，获奖之后，也还是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少数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呢？是有的，但也是少数的。我以为，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请评价一下目前国内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杨振宁：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大举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现在几十年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科技的发展，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要有大众的支持，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赶上来，是很难的。中国在经济情形这么差的时候，都能使卫星上天，当然是非常成功，而不是非常失败。但你如果要问我，物理学的前沿，中国发展得怎么样？那当然还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不过，我认为整个发展的势头很快，我可以预言，在以后十年、二十年，在中国本土上，做出最重要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国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医学界的一个大奖，其中今年的临床医学奖，给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件事情证明，在中国的土壤上，事实上曾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可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被认可。屠呦呦之前没有被国际认可，原因是她的成果没有用英文发表，而且当时又是集体制，弄不清是谁做的。如果单讲物理学的话，国内也有很好的工作，比如高温超导，在国际上也被公认是一流。 1 2 凤凰深度： · 中国新闻周刊杨振宁谈中国： · 杨振宁：放弃一党执政对科技发展不利 · 杨振宁：清华北大对中国的贡献远比哈佛对美国的多 · 杨振宁：中国基础教育所打学生底子比国外扎实 · 杨振宁预言中国10年内将出现获诺贝尔奖获得者相关新闻： · 中国式民主样本调查：人大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 专家称贿选是基层民主建设必须付出的代价 · 薄熙来：网民意见大要反躬自问这就是民主意识 · 官方调查：内地54.1%女性至少有过一种民主监督行为 PN009 标签：一个翁帆拉斯克奖民主; 9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原付川，姚远，卫玲：《西国近事汇编》传播的西方经济学思想: kexuechuanbo 2011-8-27 12:02; _西国近事汇编_传播的西方经济学思想.caj 原付川，姚远，卫玲发表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 编辑部邮箱 2011年 01期摘要：《西国近事汇编》是洋务运动时期由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主办的惟一一份周刊,采用原始文献分析法研究了《西国近事汇编》传播的西方经济学思想。该刊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开辟经济贸易专栏和《遐迩贯珍》论述自由贸易重要性的基础之上,首次系统传播近代西方财政管理思想,首次全面传播近代西方政府调控经济的思想,把西方的专利保护制度、金融资本的魅力、国际贸易的两面性等经济思想引入中国,大规模地传播近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及其实际运用,在中国近代期刊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242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新闻周刊：饶毅，落选者的退选: dongzg101 2011-8-25 11:39; 中国新闻周刊：饶毅，落选者的退选 “让他们入虎穴吧，我在外面看着” 近年来，本应是科学界“圈内事儿”的院士遴选，由于与一些社会事件牵涉，而不断引起社会关注。在“饶毅事件”之前，人们最近一次对院士产生兴趣是“段振豪事件”：这位今年首轮被推荐为院士候选人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因涉嫌用学术经费“包二奶”事件而受到关注。 “饶毅事件”就在此波未平的时候发生了。因为匿名投票和专业性原因，无人出面澄清饶毅到底为何落选。但公众倾向于把饶毅看作一个牺牲品，气愤的网友在各大学论坛发飙，他们一致认为是饶毅不同流合污的姿态惹恼了主流学界中的强势人群。他们就此推测，饶毅应该对现有院士遴选方式和制度恨之入骨。 “院士制度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总体上是好的。”饶毅比他身后的“鸣冤团”理性很多，“这就像高考，里面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还有更好的吗?” 在饶毅看来，中国院士制度存在的最大价值是与强大的行政权力对抗。“中国的行政权太强，院士制度树立了一批学术权威。这些学术权威说话的时候，行政力量就会收敛一点，有所顾忌。”他对记者解释。大众的打抱不平似乎有些偏离靶子，被大家认定应该批驳的院士制度，在饶毅心中只是一个结果，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合作方面是非常不好的，”饶毅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有些人为了得到院士这样的‘金身’，趴着也要进去，拍马屁也要进去。但是他们不去想，如果一个团体中有的人是夹着尾巴进来的，那么你作为团体中的一员，也是没有自尊的。” 在饶毅的观察中，真正品行恶劣、最会溜须拍马的，反而是有过国外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刚回来，年资低。听别人说在中国就得这样，他们就赶快去做，变本加厉。”饶毅说，“反而国内老资格的科学家大都是有自尊的。” 很多人之所以热衷于晋升院士，在饶毅看来，绝大多数人并非看重院士的“副部级待遇”，也并非真有很多人与权力部门勾结进行腐败活动。“更多的还是院士的终身制荣誉在吸引人，一旦得到，这个是拿不掉的。而且院士可以再去选下届的院士，很多人为此而对你卑躬屈膝。”饶毅对本刊说，“有少数人滥用权力，把院士名声搞坏了。但是大多数院士还是有自尊的。” 虽然已经出局，但饶毅仍算理性。他开玩笑说，“中国院士选举大致还可以，出错率可能比诺贝尔奖还低一点。我的事属于搞得太明显了。” 但是，他总要表态。目的是为了证明给年轻学者看，“不做院士照样可以挺起腰杆。”在此事发生之前，饶毅一直在博客上向国外的华裔学者介绍中国科研制度。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回国工作。落选后的高调回应也有些向海外同仁鼓劲的意思。“这件事最大的影响就是国外有些正教授、博士后不敢回来了。他们会想，饶毅已经被‘群殴’一次了，我的名头还没他高，那自己不是也得被‘群殴’吗?”他说，“我就是要出来说，落选没关系。得让他们有勇气回来，告诉他们不是回来就一定要拍马屁的。” 在这件事情上，饶毅乐于把自己类比为坚持一夫多妻的辜鸿铭和致力于复辟封建王朝的王国维。“北大总会出这种古怪教授。我这个古怪还比较轻微。”他说。饶毅决定把自己的落选当作一次试验。“等以后我和一位学术与人品都不怎么样的院士出现在一个场合，你看看那些年轻人怎么表现，是冲着那位院士多笑笑呢，还是多听听我讲呢?这将很有意思。”他笑着说，“就让他们入‘虎穴’吧，我在外面看着。” ★ (实习生王秋思、张晓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相关专题：众议饶毅落选院士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1046 次阅读|1 个评论

高铁，时速与安全存在绝对博弈吗？: kejidaobao 2011-7-19 10:55; 文/李娜 2011年6月30日，中国京沪高铁在巨大瞩目下正式开通运营。之前，京沪高铁曾以“世界最快”的豪气将运营时速设定为350公里，但最终却改为了300公里。对此，社会及媒体有多种解读，其中之一是列车时速过高安全性难以保障，但是有铁道专家回应称，这只是出于经济和票价考虑，与安全因素无关。那么，高铁的时速与安全之间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吗？列车的时速是否存在安全极限呢？ “速度与安全之间存在冲突” 京沪高铁开通不足半月，小故障不断。因大风雷电断电、接触网故障等造成停运、延误等等，媒体称之为“脆弱的京沪高铁”。高铁故障并非始自京沪高铁。《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6月发表的“中国高铁的速度之变”一文中，整理了高速列车发生故障的资料。2009年3月27日，行驶在胶济客运专线上的一辆CRH2动车组突然失去动力停车。之后发现，6号车车顶的受电弓已丢失。事故发生时，车的运行速度接近胶济客运专线设计的最高时速250公里。据悉，动车组运行中，依靠受电弓从接触网中获取电力，驱动机车前进，一旦二者脱离，机车就会断电并失去控制，甚至有可能导致列车脱轨。 2009年12月26日开通的武广高铁，实际最高运营速度接近每小时350公里，在运营的前3个月内，仅媒体公开披露的因设备故障而导致列车晚点事件共有5次。2010年2月7日，因设备故障，从郑州开往西安的最高时速为350公里的G2003次、G2007次和西安开往郑州的G2006次动车组列车全部停运；2010年8月15日，合武客运专线，汉口至上海D3001次等多趟动车由于机车接收不到信号，只能在原地停车，经过两三个小时抢修，列车才陆续恢复运行。文章把这些事故归结为速度与安全的矛盾。曾经主管铁道部新产品研发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周翊民曾对媒体表示，高速列车行车中，“对于受电弓与接触网之间的平顺度要求非常高，稍有差错，就容易发生故障”。而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梦恕则对媒体表示，动车组出现故障，既与零部件质量有关，也与过高速度行驶有一定关系。非绝对对应关系但也无法割裂京沪高铁的持续运营时速曾被定为350公里，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长葛西敬之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速度接近安全极限，日本绝对不会这样去做。对此，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教授贾利民认为，不能不加分析地看待日本专家的说法，日本高铁时速200多公里，那么他们设计的列车极限速度有可能是350公里。但不同的高速铁路极限时速是不同的。贾利民教授告诉《科技导报》，列车的速度有3个层面，最高试验速度、最高运营速度以及可持续运营速度。列车的最高试验时速一般相较于最高运营速度还有不低于10%左右的余量，以目前京沪高铁使用的CRH380列车车型为例，最高运营时速不低于380公里，持续运营时速不低于350公里，那么它的试验速度应该不低于420公里。“所以京沪高铁的安全极限时速绝对不止350公里。” 如何来界定高铁的安全极限时速呢？贾利民教授认为，列车在既定条件下高速运行过程中，一旦超过某一个临界速度后可能会发生倾覆、脱轨或者列车间隔无法保持，这个速度可以叫做安全极限速度。而造成倾覆、脱轨、列车间隔无法保持的原因可以分解为三大关系的失衡，即轮轨关系、弓网关系和流固耦合关系。轮轨之间、弓网之间和流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果保持既定的合理状态，列车运行安全就可以保障；如果有一个关系失衡，那么列车的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轮轨关系指的是高速列车车轮和钢轨之间的关系，轨道是否平顺，列车的转向架（相当于汽车的底盘）的静动力学指标应始终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弓网关系指的是受电弓、接触网的关系。列车依靠弓网关系获得运动所需的电能，弓网接触的平顺度以及接触的持续保持对列车受流至关重要。流固耦合关系是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概念，指的是列车与气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可以说速度既是一个牵引性指标，也是一个综合指标。我们现在的高铁建设是在制定目标速度之后，根据目标速度配套进行基础设施和装备的设计和建设。”贾利民教授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安全极限时速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所以，对于每一辆既定列车和每一条既定铁路来说，安全极限时速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从绝对角度出发，贾利民教授认为所谓安全极限时速并不存在。“从1964年日本建造第一条高铁以来，人类每一次设定的目标速度都实现了。至于高铁是否存在时速上的安全极限，单纯从技术层面考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理论或者任何机构能够信服地给出轮轨交通系统所能达到的速度极限。换句话说，不考虑社会和经济等外部因素，在理想状态下，高速列车的速度是可以一直提升的。所以二三十年后高铁大幅提速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高铁安全是一个综合概念，列车、基础设施和运行环境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仅从一个方面来考虑高铁的安全。”贾利民教授表示。但从时速来说，我们不能认为高时速就绝对会导致不安全，但是高时速对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环境要求较高，所以时速与安全又存在不可割裂的关系。;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事件|378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研机构改革中的微观难题: 热度 2 techne 2011-5-31 02:39; 中国科研机构改革中的微观难题（草稿，请勿引用）王键　　今年五月份，笔者就科研机构“去行政化”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根据自己此前的体会，谈了一些相关的想法。该报道已经在5月2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中发表，题目为“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难题”。　　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最近情况有些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可能是和中国的发展走势相关，过去的那种廉价劳动力和低端供给模式很难维持下去，那么相应的中国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的现状是问题多多，创新乏力，社会矛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机构的改革问题就更加浮出水面，在整个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愈发充分地暴露出来。　　最近的背景之一，是饶毅和施一公的文章。这两位实力强劲的海归优秀学者，经常在国内外发表相关文章，呼吁科研系统的变革。2010年他们在《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科学界中科研经费不规范和缺乏科学精神等问题，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指出：中国的科研机构同行政管理间存在冲突。　　就我本人而言，曾在2011年初写过“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困境”一文，发表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在更加微观的层面，文中指出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日益行政化，缺乏自主性，而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追求亦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但整个事情的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的中央政府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试图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而改革的思路和其中面临的问题，可以用国内一些学者的话来进行概括：“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显然，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早在此前的2010年6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就得以公布。其中提出了“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且要“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且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但无论如何，仅仅在宏观层面认识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宏观层面的政策，最终都要在微观的层面加以落实，并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和群体进行利益整合。就笔者的观察，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改革中，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并不必然会导致微观层面的良好措施。这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的背景有关。抛开“看上去很美”也很“正确”的空洞口号不谈，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改革中，必然会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难题：怎样解决部门利益和公共服务的冲突？这本来似乎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写的很明白，一切以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为重，也要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为重。问题是，这个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也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也好，毕竟全都是很虚的东西，在具体的环境下究竟应该怎么界定和解释？在操作过程中，究竟又怎么进行有效的评估，由谁来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在这些非常具体非常硬性的配套措施没跟上的情况下，空谈什么国家、社会和集体，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毫无疑问，中国有不少事业（科研）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已经严重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缺乏非常具体的社会对公共利益的有效界定方式，就很难避免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干扰。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准确界定公共利益？　　在欧美等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就不是个问题。因为西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自发的基础上。首先，组织的注册和成立是相当自由的，管理也是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在西方社会中，一个社会组织（NGO，或NPO）就是一群理念相投的人聚合在一起，除了谋生混口饭吃之外，他们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进行自组织活动，拉拢赞助人，再以理事会的形式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改进。这也就是说，在西方的社会组织模式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通过共同理念和自愿出资的合作方来进行界定的，而监督也是通过一个形成了传统的理事会和组织文化来进行的（这还是内部监督，此外还有来自法律、政府和社会的外部监督）。在那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为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公共利益”而服务的社会组织机构，而是需要通过很多具体的社会分层和自组织群体，来实现每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会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所提供的有效服务。　　但在中国，上述这一套模式显然是不灵验的。这只能归结为中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仍然是垄断化的。众所周知，在中国是几乎无法自发地成立一个社会组织（NGO）的，除非是以企业的方式，但为此一家非盈利的社会组织却要承担盈利企业的税负成本，与盈利行业的公司进行不平等竞争，因此很难维持。那么，如果以社会组织的方式进行注册，在中国是必然要被纳入一个垄断体系。也就是说，注册的时候必须要得到相关管理机构和对口“上级部门”的双重认可，否则这个社会组织无法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组织无法以自组织的方式来组建，“共同理念”和“自愿出资”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内容，因为按照中国的管理模式，社会组织不能随便拥有自己的“共同理念”，而在垄断的管理模式下，“自愿出资”支持的社会组织，其所有权和价值观可以和出资人扯不上一点关系。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拿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去投资支持这样一个既非盈利、同时又很僵化且缺乏吸引力的“公共服务”机构呢？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仍然愿意投大笔的钱来对这些很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同时又缺乏理念的社会组织机构进行长期支持，那么他们肯定不是拿得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既然如此，各个社会分层和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很微观很具体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物质的更应当包括精神的，这才是“公共利益”的真实的和可行的含义，而不是那种“普遍”、“宏大”却无意义的理解），到底由谁来进行满足呢？又何谈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帕累托改进？　　第二个难题：在微观的层面，一个科研单位内部也难免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如何保障宏观的改革政策顺利平稳且正确的推行？关于事业单位改革，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改革的过渡期内，“尤其应严格禁止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公益事业健康发展”。问题是，我们嘴上这样说说是可以的，也是很简单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怎么避免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　　倘若离开了现代的管理模式（如理事会之类）和有效监督，一个科研机构的政策措施的推行，究竟能不能避免一把手不是“权力太大为所欲为”（得到了上级支持，这可能无关学术），就是“畏首畏尾，无所作为”（得不到上级支持，原因则很复杂）？如果只是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干部素质”来解决问题，这就又把开车的风险给转嫁到依赖于驾驶员都达到赛车手水准的不切实际设想：对靠不住的人性的过分依赖。相对于规则和制度的建设而言，对人性的改良不能总是抱太高期望。然而在现有的垄断体制中，到底怎么实现现代管理？这绝不是喊口号就能实现的。　　第三个难题：究竟怎样才能处理好管理和科研的关系？一般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一种是有深厚科研资历的，另一种则是管理型的领导。那么，在现有体制和制度安排之下，一家学术机构和科研单位究竟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来产生和聘任自己的领导人？像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曾经以全球选聘的方式来聘任下属学院的院长。但可以想见：如果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仍然不能建立有效的理事会管理机制，仍然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进行管理；决定谁有资格来当学术机构领导的，不是真正的学术评价团体和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上级领导或者是组织部、党委系统，那么最后选出来的学术/研究机构领导，难以避免有极大的概率掉进“官本位”的俗套，也不太可能会避免常见的行政对学术的过多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空谈“公共服务”毫无意义。　　第四个难题：究竟如何处理单位内部科研部门同行政部门（科研管理，人事部门，办公部门）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只是在宏观的层面中存在行政对学术的干扰，在一个单位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行政部门和科研部门的利益分割和相互博弈问题。比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总共只有30-40名左右的员工。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之前，仅有一个所办公室设置，但在改革之后，除了办公室之外还增加了“科研管理部”和“人事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体系的庞大，那么抛开那些大而化之的空谈不说，究竟如何在一个科研单位内部保护科研的气氛，保护科研的重要地位？　　第五个难题：科研管理中的集权和分权模式，究竟如何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科研模式？一般认为，分散的管理模式，执行力较弱，但可以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集权模式则相反，执行力较强，但又会扼杀科研人员的想象力和积极性。又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在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之后，采取了以研究所所长为核心，进行所有科研项目都“统筹”由所长一人管理的集权模式。在此之后就造成很多课题流到了所外，原课题负责人为了回避现任所长的控制，通过其它单位间接参与主持课题，避开所内的集权管理。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我直言不讳称这种方式是“计划经济”式的回头。也根据我对美国科研体系的研究，美国之所以在科技方面成为世界最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分权模式。美国迄今仍然没有科技部，将来也成立不了科技部，因为民间的反对力量太强大。但这无损于美国的科技实力。虽然中国同美国的国情不同，不可能采用同样的宏观科研体系，但在微观层面中，必须借鉴美国的有效竞争机制。　　第六个难题：作为一家科研单位，理想的组织模式应该是怎样的？按照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分析，不同的组织结构设计，会影响和塑造出不同的组织行为和组织文化。不同的结构设计，也是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和需求。在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中，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就增加了行政层级的设计。对此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安排，最有利于科研机构的科学精神的发扬与科研文化的改进？　　而对这一疑问的追问，难免又要回到科研机构之所以存在的最终目的问题——除了为吃饱饭和养家糊口，买房买车甚至是买游艇买飞机，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些具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倘若回避一些最根本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宏观的现象再精彩（比如整个国家的论文数目，获奖数目，科学家数目，院士数目），宏观的规划再科学合理（如国务院的《人才纲要》，以及此前的多个方案），然而在微观的层面，众多顽疾仍然不会有多大改善。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归根到底，这样的改革和发展水分大，是中看不中用的。; 个人分类: 科技政策|1101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令人担忧的国人科学素养: ruclijian 2011-4-24 13:51; 令人担忧的国人科学素养（原名“中国人的科学生活”）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他们与科学知识仍有距离，他们距科学精神依然遥远。本刊记者/陈薇八年前是板蓝根，今年是碘盐。其间还有白醋、绿豆——从2003至2011年，随着非典、甲流、张悟本与日本地震，这些寻常生活用品一次次毫无预兆地身价飙升。 3月17日当天，全国多个城市绝大多数超市的食盐货架上空空如也。媒体报道，武汉“抢盐帝”郭先生花2万多元买了一座由东风6吨载重卡车才能拉动的“小盐山”。对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解读不尽相同。群体心理、谣言、不正当得益等等之外，民众科学素养被再次提起。恰逢去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27%，而这个数字在2003年是1.98%。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过了七年才增加了一个多百分点。”对这个进步，曾担任《全民科学行动素质计划纲要》起草组组长的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授不太满意。他以为，即使没有美国那样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七年时间，至少也应该翻一番才说得过去。 “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不仅是低，而且是十分低下。” 王渝生毫不讳言。中国科普亦曾风流 “养鸽子、养蚕、钓鱼、种树。喜欢自己动手去做，比如将生病的熟蚕腹中还没吐出的丝液，取出来拉长就成为透明又结实的钓鱼线”，82岁的地质学家、科普作家陶世龙时常回忆起在四川山村里的童年生活。当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周报》上看到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写的发刊词《读一本大书》时，他恍然大悟，这本“大书”就是大自然，如果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就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陶世龙为如今的城市孩子感到一丝惋惜。生活环境的改变，孩子们失去了与大自然的亲近感，培养“科学兴趣”显得更加刻意而困难。 “在日本没看到像我们国内一些幼儿园那样有豪华气派的塑胶场地，也不一定有宽阔平坦的水泥地操场。幼儿园大都有沙池、工具、大木桩和各种生活用具或自然物件，户外平地多由细小的碎沙石铺成”，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李麦浪在三年前参观英国、日本等国的托幼机构与社区后，称最大的感受是孩子们能够“阅读”环境。对于28岁的南京女孩董嘉来说，大自然的确有些遥远。她是生长在城市中的独生子女，和女性同伴常做的游戏不过是跳皮筋、抛沙包。小学的自然课每周一节，老师有时会带来青蛙让同学观摩。偶尔在户外上课，除了记得同学们放风似地向外疯跑，再也没有其他印象。从初中开始，董嘉才接受比较系统的科学教育，包括物理、化学、植物等课程。化学实验课程不多，而观察高锰酸钾化学反应的乐趣，被化学女老师一句句唠叨打消：“试管一定要保护好，弄坏一个赔15块钱……” 高中时文理分科，董嘉选了文科，从此和科学无缘。她看到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问卷的一道题目，“电子比原子小吗”，心里暗暗叫苦，“高中学过的，偏偏忘记了！” “从历次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随年龄增长是降低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助理张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科学促进会于1985年启动的旨在帮助所有美国人提高科技素养的“2061计划”，是将科学素养目标转化成基础教育(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学习目标或基准；而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缺乏系统科学教育，而中学又以应试而非兴趣教育方式为主，工作后更少有继续教育的途径。因此，没有培养起真正科学兴趣的中国民众，不容易主动走近科学。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科学热潮中曾被拉近——科普作家陶世龙与白领董嘉分别经历过。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亟需科学知识。陶世龙参与编纂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每篇稿费7元钱。应通俗读物出版社要求，他还写了一本两三万字的薄册子，名为《地下有“阎王”吗？》，是专门写给农民看的通俗读物。第二次科学热潮，出现在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此时，科普图书重新大量出版，科普出版社重建，科普创作欣欣向荣；上世纪80年代，《无线电》《大众医学》《奥秘》《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风行，各省面向农村的科技报还积极推动科学种田；《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在1984年进入十大畅销书之列；很多4至8版的综合性报纸也开辟科普副刊或专刊…… “你看看现在，报纸动不动几十版上百版，但是有科技专刊的多吗？”耄耋之年的陶世龙摇摇头说。改革开放后，这些科普专刊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很快被健康、电脑、网络等专业领域副刊，或是周末、时尚等娱乐休闲类专刊所取代。 “小儿科”的“老瓶颈” 三十年前，王渝生悄悄地为《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撰写科普短文，从来不敢署真实姓名(《光明日报》除外)，以防单位同事知道后看不起，“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他甚至坦白，“当时我搞科普的目的就是为了挣稿费。”一小时写成千字文，稿费十块八块，这在月工资只有一百来块的年代很是顶用。依靠着为《科技日报》撰写科技年历，一年下来，他还成为“科普万元户”。但这些科普作品，在评定职称时如同废纸。如果有人把科普著作列入论著目录，是会被评委会嘲笑的：“你怎么能把科普的东西拿到科研上来？”搞不了科研才去搞科普，科普不过是“小儿科”，算不上个人成绩，如此一来，最有发言权的一线科研人员，即使是有兴趣，也未必能有时间精力进行科普工作。科普文章的写作难度也是限制。计划明年出版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希望请“大学者写小文章”，不料有专家在会上坦言，大部分院士习惯了论文写法，很少能写出趣味性强的，还是由专家出个初稿，另请人来写为宜。 “钽的英文‘tantalum’让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丹达拉斯在天堂喝水时被戏弄的情景。铌，也就是以丹达拉斯的女儿妮奥比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人们发现这两种矿石经常相依相伴。”这是一本由美国作家写作的化学科普书中的生动句子，类似这样的讲述风格，在美国科学传播书籍及报刊中比比皆是。在中国，像《时间简史》《可怕的科学》等畅销科普书往往由外国科学家写作，因此，有出版社将翻译引入的外国科普著作命名为“盗火者丛书”。在2008年2月由科学时报社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进行的一项以中国科研工作者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在两千多名调查对象中，只有35%写过科普作品。而愿意走进社区、图书馆等市民讲堂推广科普的，大多是已退休、白发苍苍的老科研工作者。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多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科学传播由科学家、出版商、媒体们亲力亲为；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制订《科普法》的国家，科普事业一直由政府主导推进。科普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多由各级科协牵头组织，行政人员做科普，靠行政指令来推动。具体到基层社区，科普展板上的内容可能是由一位社区工作者从网上、报纸摘抄而来。而这位社区工作者，或许还负担着新闻宣传、青少年教育等多项职责，是全国157万余名兼职科普工作者(另有专职科普工作者为23.42万)的一员。 “目前国内科普人员队伍很庞大，但是能直接面向公众做科学传播的人员却很少”，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的负责人姬十三（微博）曾向媒体表示。在我国，鼓励社会力量及个人捐助科普场馆的财税优惠措施基本没有。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综合性科技场馆和各类基层科普设施常常划归科协、文化、教育、科技等不同的主管部门；科普事业单位资金缺乏、专职科普人员待遇不高、科普场馆千馆一面、场馆重建设轻运营……科普事业自身发展仍困难重重。有生活更要有精神 “近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内容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大量增加了。”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主任石顺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神七、天河一号、人类基因组，科技的日新月异被广泛传播；华南虎、苏丹红、三聚氰胺，每起新闻事件都是公众科普的契机。2010年，我国有八成以上公民通过电视、近三成公民通过网络获得科技信息。其中网络一项，比五年前提高了20个百分点。《十万个为什么》《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科普著作持续畅销。一千多个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18.7万个科普画廊，科普基础设施正一年年增多。在上海的科学商店里，怎样喝水才安全、金鱼怎样养等等生活问题，社区顾客们都可以从大学生志愿者那里得到答案。 2006年，国务院制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11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首度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当下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公众接触科普最好的时期。”石顺科说。 1949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科普”一说。尽管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编著者、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所言，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然而，重应用轻理论的研究方式、重政轻技的封建传统观念，加上明清以来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进程，普通民众缺乏接近科学的渠道。新中国建立后，被纳入政府活动的“科普”一词，一般认为是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普及提高”说法而来(建国后的科学普及局最初亦在文化部属下)。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科普活动，从提高民众的劳动生产技能、进而提高综合国力的政府立场出发，多是如扫盲一般自上而下、俯视教化的静态传播。 “传统科普预设了两个不可逾越的等级层次以及施众和受众的固定角色”，200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2000年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将现代科普定义为‘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技术传播简称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及传统科普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 十年多来，“科学传播”这一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接受。科学传播应是平视的、双向交流的、动态的，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科学除了有生产力功能，还应当有精神上的教育功能”，王渝生教授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强烈的好奇心、不可遏制的求知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尊重他人、宽容理解，这些都是由科学精神衍生出的人文精神。然而，时至今日才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大多数中国公众，更关心的还是吃、住、行等知识应用，而不是高深的科技和知识本身。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曾国屏教授举例说，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较低，但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却达到了75%。他将其称为“生活科学”，意指中国公众感兴趣的，是偏向于生活需求密切关联、强调可用和实用特征的科学知识。具有科学精神的公民，尤其应当具有综合信息、独立判断的理智与能力，不人云亦云，听信盲从。可惜的是，数次抢购风潮及其他社会事件，似乎都在说明，利用“科学”生活的中国民众，“骨子里仍然没有科学的思维和态度”。陶世龙曾在《人民日报》上看过一则诈骗案的报道。有人把砖头包了层金纸拿出去卖，骗到第13个人时，买家才想到把这个金砖敲开看看。“前面12个人想都没有想到要验证一下，在生活中没有这个态度和习惯，怎么能说有科学精神呢？” “科学精神的养成、科学素质的提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们的积累还不够”，王渝生说，“社会公众主动接触科学的热情，实事求是地说，现在不如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关心科学、关心科学进展的大氛围还没有形成。” 他曾担任中国科技馆馆长六年。从2001年起，还有旅游团开始来到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在当年被评为“北京新八景”之一。不过，让他难受的是，这些旅游团通常是在游览长城和十三陵之后慌慌张张地赶来。一群人到达时已是下午四点半后，科技馆因五点闭馆而停止售票了。导游很着急，拼命游说馆长：“不卖票不行啊。二十分钟都可以，让他们进去逛一圈就出来。我们安排了这个景点的。” 尽管“逛景点”这个说法让这位60岁的中国科技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博导感觉有点刺耳，但王渝生想了想，还是决定卖票放行。在业内被戏称为“科普老顽童”的他如此安慰自己，“没办法，愿意进去总比不进去要好吧？”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210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葛道凯谈职业教育：让学生有更好就业质量: tangminqian 2011-4-15 15:08;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首页专家论道 http://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10413142221066cata_id=N048 发布时间：2011年4月13日信息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发展职业教育，使人们能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顺利实现就业，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在教育部2011年第4次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特别强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础能力建设很重要，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很重要，但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是制度建设。而在当前同时面临社会经济结构重大转型和大学生就业难、技术人员缺乏的局面，教育部门对发展职业教育有怎样的考量，《中国新闻周刊》和葛道凯有了一次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待业人员技能缺乏、高级技术人员缺乏，这给职业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十二五”期间对于缓解这个问题教育部门有怎样的规划？　　葛道凯：2010年，我们修订了《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目录》，修订后的《目录》主要目标是促进五个对接：一是专业与产业、岗位和企业对接；二是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三是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四是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五是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对接。我们还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在专业设置条件、程序和管理的职责分工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　　对职业教育来说，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理论上只要是社会成员，要走向社会，养家糊口，都应该接受职业教育。再者，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人，随着技术的进步，也会落后于生产技术的需要，他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职业教育永恒的主题：一是规模，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不断地接受职业教育；二是质量，要努力使我们的职业教育和现实生产需要相匹配，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否则他毕业后找不到岗位。2011年，我们也是围绕(规模和质量)这两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但谈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一般会以职业教育为学习的榜样，因为在职业教育就业方面似乎做得比较好，你认为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葛道凯：2009年，(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6%，可以说，就业率已经不再是职业学校的首要问题。职业学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就业问题，已经从关注就业率上升到关注就业质量。下一步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使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就业质量。　　2010年我们举办了五场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在学校、企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个基本的理念是校企要合作，学校和企业在同一个屋檐下讨论问题，像做生意一样，有什么产品，有什么需要，大家坐下来谈，这是我们对话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2011年会继续举办12场对话活动，使学校和企业不仅见面，还会进一步丰富对话内容。我们的目标是在某些方面能够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搭一个真正的平台。　　中国新闻周刊：今春，关于“招工难”的报道似乎比以往还严重，专家和学者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会不会影响到本来已经严重的职业学校的生源问题？你怎样看职业教育招生难问题？　　葛道凯：中国是不是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本身也在讨论之中。我的判断是，如果中国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的职业教育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刘易斯拐点”之后，伴随着的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因为为了招到人，工资一定会上涨，涨了工资以后，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力要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才会聘用。这个价值来自哪里？来自教育，最直接的就是职业教育。我相信各级政府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行业也会更加关注职业教育。　　我自己体会，“招生难”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对矛盾。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世界上500强企业这几年到重庆投资，我们最早的设想是这些500强企业肯定对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个大的拉动。从去年开始，这些企业开始陆续投产，但他们对劳动力需求90%以上需要的是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量是中等及中等以下，但是老百姓的期望值更多的是放在更高的层面。所谓“招生难”本质上是认识的错位，当然认识的错位需要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整，也需要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对整个社会的宣传和引导。; 个人分类: 技术与职业教育|1038 次阅读|0 个评论

日本刮的是旋风？: 热度 2 viclee 2011-3-18 08:39; 日本刮的是旋风？中国新闻说，风是往美国吹的，美国新闻说，风是往中国吹的，韩国新闻也说，自己很安全。这风到底是往哪里吹的？风表示自己压力很大，不知道该往哪吹？中国涛哥说：西风！美国奥巴马说：东风！俄国梅德韦杰夫说：北风！台湾小马哥说：南风！核反应堆说：糊了; 个人分类: 短论评述|2872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8种期刊违规刊发学术论文被查处: kimmyhan 2011-2-28 11:39; http://bbs.cqvip.com/showtopic-664163.aspx 8种期刊违规刊发学术论文被查处靠收取版面费生存期刊成管制重点作者:曹亚宁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时间: 2011-02-24 ◆严格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界限 ◆建立学术期刊编辑准入、追责制度 ◆实施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本报讯（记者曹亚宁）针对目前一些学术期刊忽视学术质量、靠收取版面费赢利以及“ 核心期刊”功能异化等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新闻出版总署2月23日在京召开加强学术期刊管理专家座谈会，研究加强管理的具体措施。据了解，新闻出版总署将根据学术期刊现状，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提高学术期刊出版质量。会议首先通报了《中国包装博览》等8种期刊违规刊发学术论文问题的处理情况。近期，新闻出版总署通过监测和审读发现，一些期刊刊载论文数量过多，最多的每期刊发200多篇，由于缺乏必要的审核和把关，论文质量难以保证。特别是少数期刊超越办刊宗旨及业务范围，刊发的论文几乎涵盖所有学术领域。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对严重违规的《中国包装科技博览》、《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现代企业文化》、《今日科苑》、《黑龙江科技信息》、《现代经济信息》6种期刊予以停业整顿、警告行政处罚，对《管理观察》、《硅谷》两种期刊予以通报批评，责令立即纠正违规行为。与会专家认为，由于目前的学术与人才评价机制不尽完善，造成论文发表需求泛滥，一些期刊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缺乏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忽视学术质量，学术期刊以收取版面费牟利、论文买卖产业化等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干扰了正常出版秩序，对期刊界和学术界的负面影响巨大。对此，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指出，新闻出版总署将进一步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管理，对大量刊载学术论文期刊的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估，对确实存在不注重学术质量、刊载拼凑、剽窃学术文章的学术期刊予以处理；出台相关政策，严格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限，建立学术期刊编辑准入制度、学术期刊编辑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学术期刊学术水平；建立学术期刊出版质量评估制度，完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促进学术期刊提高质量；进一步深化报刊业改革，实施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扶持精品学术期刊发展，优化学术期刊发展环境。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要严格按照办刊宗旨和业务范围出版，完善编辑流程，加强编辑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学术质量；积极转变经营管理模式，深化内部机制改革，积极适应学术期刊出版数字化、网络化、规模化的发展趋势，从编辑、经营、生产、发行等各个环节提升水平，努力提高学术期刊质量，为报道前沿研究成果、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以及来自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的部分专家学者还就学术期刊办刊人的职业操守和诚信、国家对科研创新成果的奖励机制、国际优秀学术期刊的发展模式、打造精品学术期刊、科技类学术期刊编辑职业素质培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function forumhottag_callback(data){ tags = data; } parsetag();; 161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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