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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生态农业有感: 热度 2 蒋高明 2015-8-18 18:22; 弘毅生态农业有感蒋高明从2005年笔者提出“畜南下、禽北上”解决草原退化与农业增收战略构想，并在内蒙古、山东两地同步实验，至今已十整年。期间，笔者小组成功探索出了弘毅生态农业模式，并在全国推广凡40处，愈10万亩。忆往事浮想联翩，制三字歌，愿师生共勉之。其一农业今农业问题罕六大害农业惨大农药大化肥地膜铺激素乱除草剂基因转人变懒草虫泛土壤死水污染田低产难逆转劣资本本性贪他享受你买单其二农民城发达村凋零三留守非人性老人叹妇人怨惜儿童少人管地撂荒谷米贱惜集体人心散人进城苦力干攒够钱交医院今农民命好贱脏苦累冷眼看其三市民城里人也可叹吃什么没有权黑食品加农残毒西瓜神农丹增白剂非好面膨大剂瓜果嫌食物链被污染看医院人为患药食源健康关猛醒悟问食源其四弘毅产品生态术六不用天人合农业兴弘毅食零污染零农残负排放人争吃更高产青山绿碧水蓝人唱歌鸟兽欢命百岁远医院好弘毅使命担任务重道路远;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3182 次阅读|4 个评论

累死干部也扶不起来典型为那般？: 热度 11 蒋高明 2015-4-15 07:37; 累死干部也扶不起典型为那般？蒋高明安徽有个凤阳县，曾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而出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出了个朱元璋”。这首著名的凤阳花鼓戏之所以被历代朝廷所禁唱，原因在于后面的唱词：“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出了皇帝的凤阳县，并没有因为朱皇帝改变贫穷的命运。是自然条件不好还是人的原因？自然因素方面，凤阳处于江淮两大河流的分水岭处，非旱即涝，这是客观事实。自然条件不好，但凤阳人有没有问题呢？在灾难面前，外出逃荒并形成习俗，就说明一个深层的原因，人在困难面前，是选择逃避而不是与困难作斗争。“乞丐之乡”的帽子由来已久，“凤阳花鼓”最早就是外出乞讨而出名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安徽凤阳再次在全国闻名。这次不是因为出了“朱皇帝”，而是出了 “ 单干帮 ” 。在当年人民公社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潮下，安徽凤阳小岗村的 18 户村民自愿选择“单干”——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逃避。他们不愿意吃亏，也不愿意沾别人的光，他们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那是一种像朱皇帝式的“造反”，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1978 年适逢大旱荒，要放在某历史时期，就会有人“身背花鼓走四乡”逃荒去了，但在新社会，那是不允许的，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生存的本能使小岗农民将个人安危和政治风险置之度外，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分田单干。他们看清了天灾的一面，更看清了集体出工消极的一面，他们希望释放人的劳动积极性来战胜天灾。在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小岗村的农民们摁下鲜红的手印，这个血手印的带头人是严俊昌。为什么要摁血手印呢？因为他们选择走的路线与人民公社的路线格格不入，是一种“造反”行为。小岗村农民们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坐牢或者杀头，他们的后代就由那些活着的人来养活。看得出，他们憋了一股劲。小岗村民是中国农民中最早看出了当时中国农业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敢于实践的一批农民。小岗村村民的力量得到了爆发，单干短期释放了农民常年被压制的生产积极性。单干第一年就越过温饱线，还首次向国家交售余粮。而今，当初 18 位摁手印“包产到户”的小岗农民中，已有 6 位离世，健在的那些人还会津津乐道地向来访者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在来看当时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种革命，它最终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这些重大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粮食短缺时代，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但在当时，分田单干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给人民公社抹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没有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却也为执政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明一条农村经济实践路线，为即将风起云涌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强大样板力量。 1980 年，邓小平的表态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作为中国第一个农村改革村，如果小岗村当时的思路是正确的，现在应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对。遗憾的是， 35 年过去了，小岗村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如果你是个外地游客，第一次来到小岗村，可以发现这里与外界不同：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给人的感觉是：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 然而，上述画面的背后，是这样的残酷现实——小岗村的大部分设施，不是靠农民单干挣来的，而是上级无偿划拨的。其中政府给予最多的一次是在 1998 年。那年 9 月，前总书记江泽民决定要视察小岗村。在得知总书记到访前 3 个月内，地方政府就开始做准备了。上级不希望小岗村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又不能让总书记看着伤心，只好政府掏钱不惜一切突击打造“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先锋”。于是，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省政府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修建通到村里的柏油路；省财政厅赞助 5000 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 2004 年，沈浩被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当时他是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后来，沈浩向安徽省委领导如实汇报小岗村的发展现状时说：小岗村这些年几乎没有发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是“贫穷落后”，之后是“温饱有余”。小岗村村民严宏俊(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也坦承：“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曾经风靡一时《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一书中总结指出：改革 20 年后的小岗村只有 8 个字可以形容——“江山依旧，旧貌犹存”。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民的单干力量很快释放完毕，在巨大的智力、资本、有效组织、技术进步面前，只拼力气单干的农民肯定是弱势的。很快，小岗村重新回到贫困状态，因为改革典型只依靠政府的资助是扶不起来的，从根本上村民也富裕不起来。以私心重为主的小岗村农民，最终小岗村累死了副处级村官沈浩。应当说政府对他们扶持力度是很大的，因此资金应当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人才，因为没有知识就难以改变命运。于是，引进大学生，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从 2006 年起，小岗从全国公开引进了 30 多名大学生。然而，这些大学生还有副处级的沈浩为什么没能改变小岗村的落后面貌呢？问题关键是分散式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改变命运，再加上农民的短视和私心，相互不信任， 1978 年树立起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领导人亲临视察，得到社会多方的无偿援助，在给中国农民做了 26 年的光辉榜样之后，小岗村的改革注定是失败的。 2004 年 11 月 8 日，沈浩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岗村公墓。 11 月 9 日早晨，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了有关沈浩和小岗村的消息，标题是：《“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下面是新华社记者分析的小岗村依然落后原因： “ 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 2003 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 2000 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 3 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级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严俊昌说，这并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改变，村民们对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 2004 年刚来时，大家也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 沈浩看到了小岗村的症结所在 ! 他要靠个人努力并利用手中的资源改变现状，试图靠集体力量壮大经济，他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他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沈浩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春节后要把小岗村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在“合地”动员大会上，沈浩向村民们保证“土地拿上来绝对不让大家吃亏”；“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 2006 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 5000 元人民币 ( 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 4000 元 ) ；“合地”的方式是农民以土地入股；沈浩希望村民过年期间“好好议议”，年后就动手，正月十六开始盖农贸市场。但是，年轻气胜的沈浩他低估了以下严酷的现实问题：宁愿讨饭甚至饿死也不给集体干活的小岗村人，当年坚决要求实行“分田单干”的。将近 30 年来，外界对小岗村的无偿援助使小岗人坐享其成惯了，只愿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实现不劳而获，完全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沈浩提出集中土地的主张，得不到小岗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合地”动员大会刚开始不久，当年小岗村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的严俊昌悄然离开了会场，而不少村民在场内四下打听，关注春节村里会发给自家多少食用油 ! 虽然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户们的爱戴， 3 年期满后， 98 人按下手印，极力挽留 3 年，第二个 3 年期满后， 183 人按下手印，还想再挽留 3 年。但是，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在长达 6 年的时间里壮志难酬，最终酿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结局 ! 何平、何加正 . 1998. 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小岗村 . 人民日报， 9 月 28 日 . 新华社 . 2009. “ 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 ” 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 .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10339057.html;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092 次阅读|11 个评论

土地私有化并非灵丹妙药: 蒋高明 2015-3-9 18:08; 土地私有化并非灵丹妙药吴汉中蒋高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对于 “ 农村土地是否要私有化 ” ，是有着相当大的争论的。有些学者在公开场合敢说农村土地应该私有化，有些学者在私下里敢说农村土地应该私有化，但不敢公开直接说，只能建议把土地还给农民或出租给农民。直到现在，有些学者们仍然坚持农村土地维持现状，甚至有些学者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也定性为 “ 土地私有化 ” 。这些学者都有自己研究成果，有理论根据和所谓的科学数据。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过土地私有化时期，但是农民却并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专家认为，要把土地产权交给农民，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了，使土地成为财富。对于这样的提法，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周天勇不仅非常认可，还抛出了 “ 种粮食的农民越多粮食越不安全 ” 的惊人言论来支持土地私有化的观点 . 土地问题，土地除了是农民的安身之本之外，还涉及到粮食安全，当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之后，大批的农民都进城了，粮食安全怎么来保障呢？这是我们提出的问题。面对上面的疑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周天勇先生解释到： “ 其实种粮食的农民越多，粮食越不安全。从国际上比较都是这样，一个国家 80% ， 90% 的人种粮食，那个这个国家的粮食肯定是不够吃的。像非洲、孟加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大部分人口都在种粮食，但是这些国家的粮食都是不够吃的。相反，世界上只有 1.5% ， 2% 的人种粮食的国家还出口粮食，比如法国、美国、意大利。意大利的牛肉、红酒，法国的小麦都在出口。法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但只有 2% 或者 1.5% 的人在从事农生产业的工作。所以并不是说种粮食的人多，粮食才安全，一定要打消这个概念 ” 。其实周先生忽略了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国际市场上就那么 2 亿吨粮食，中国是个 13 多亿人口的大国，他的假设是在没有自然灾害、没有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国内外市场上都没有了粮食，而所谓发达国家多种植的那点粮食就是保命的，你花多少钱人家也不会卖给你的。非洲、孟加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国，这些国家土地本身就是私有化的，为什么他们的粮食都是不够吃的比我们还贫困呢？种粮食的农民越多，粮食越不安全，这是十分荒谬的。周先生忘记了种粮食的农民也是要吃饭的，农民满足自身粮食安全，就是满足国家安全。我们所担心的是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耕地。在所谓现代农业技术指导下，对耕地进行粗放式管理，生产的粮食是越来越少的。美国用 29 亿亩耕地仅生产 3 亿吨粮食就是明证。十多年前，中国是粮食出口国大国，中国今天是粮食进口大国。今天种粮食的农民少了，为什么进口反而多了呢？粮食安不安全与种粮食农民多少无关，它与耕地面积、耕地质量、耕种方式、粮食储备、粮食消费观念等有关与种粮农民多少无关。周先生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有两个阻碍因素。第一个阻碍就是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不能退出也不能卖掉。如果土地私有，农民把土地卖掉，到二线三线城市可以买得起房，再加上务工就可以在城市里生存。而中国农民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是卖不掉的，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就是无法退出。土地卖不掉，农民就守着耗着，土地也不能充分利用。第二个就是农村年老的人守着土地自给自足，所以整个中国的农业现在处于一个胶着期，因为土地无法集中耕种。中国的现代农业可能还需要等 10 年， 20 年， 30 年才能实现。实际上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要没人种地了，土地限制了，才能大面积现代化集中耕种，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周先生还假设了例子。一个人一年在农村种了 6 亩地， 1 亩地收入 300 块钱，年收入 1800 块钱，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是不可能留在农村的。周先生还认为，只要耕地保证了，圈地是一个好事。有人说土地圈地会导致两极分化，我认为根本不可能。现在跟农业社会是不一样的，农业社会人口在城里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如果家里没有地的话，确实会两极分化。现在给一个人 100 亩地种粮食，一亩地种粮食顶多 200 块钱，种 100 亩地就 2 万块钱，种地收入这么低，城镇化就不会两极分化。时代不一样了，把一百多年前的事儿往城镇化上扯，是不对的。认为农村土地集中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是很无知的，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说法。按照周先生以上的说法，我们来推断一下，如果 1 亩地收入 300 块钱，那么这亩地的市场价格是不会超过 3 000 元的。耕地除城市周边的价格高的吓人外，偏远的农村耕地根本就不值钱。你让农民拿什么去买二线三线城市房屋？再者，土地承包权它也是一种权利，是可以交易的，通过土地承包权的买卖也可以达到规模经营。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学意义无法退出这一概念的。如果土地私有化了穷人因为天灾人祸，出卖了他们赖以保命的土地或者遭到强买强卖后，只能沦落为城市或农村贫民窟中的成员。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农业可能还需要等 10 年， 20 年， 30 年才能实现，如果是按照美国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和标准，去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就算是中国的耕地土地私有化了土地集中耕种了，中国的现代农业实现了，但是只能够生产 2.4 亿吨粮食，其余的 3.5 亿吨粮食也就是说目前粮食产量的近百分之六十需要进口，这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局面，到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会为吃饱饭而奔波，粮食短缺将会引起社会剧烈动荡。相关专家认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 10% 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 30% 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目前土地除农民的安身之本的生产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国家政治安全。当土地自由买卖之后，大批农民都进城了，他们的社会保障由谁买单 ? 粮食价格会遭到垄断和大幅度飙升，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到今天由于中国的大量需求造成了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商品国内外价格大幅度攀升，虽然中国是消费大国却没有任何定价权，任人宰割就是最好的佐证。大量的土地会改变用途，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挑战。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肯定会造就一大批大地主导致两极分化是必然趋势。市场经济就是制造两极分化的，尤其在中国贫富悬殊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三农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是种粮食的农民多少与贫困有一定的关系与粮食安全无关。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和解决农民贫困在以后的章节中会有详细的叙述。我们曾与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文贯中先生探讨土地所有制度问题。文先生认为，为了保护农民土地被掠夺，必须建立合法的个人所有权，这样交易的法律基础就转到地契和房契，而不是村委会的公章或村支书的签字。一旦众多农民拥有自己的地契和房契，目前的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就要困难得多。这是推动土地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理由。中国的问题很多，简单讲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对农民不都是掠夺杭州某地农民因拆迁补助一夜暴富： 10% 人赌博吸毒后重新返贫。城市住宅即使有房契，也会遭到强拆的，更何况单干的农民。以色列土地 93% 为公有，但以色列工农业也很发达属于发达国家之例，巴西、印度土地属于私有，却不是发达国家。所以，土地制度并非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先进与落后。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先生，提出了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彭教授在文章中写道 “ 农民为什么贫穷 ? 穷就穷在没有稳定、合法的财产收入，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有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个基础性缺失，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表面上有多个代表，实质上主体模糊不清，农民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全部症结所在。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 1978 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农民对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仍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忠诚。因此，要让农业乃至于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林业、畜牧业真正完成产业化，前提是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 ” 。彭真怀先生的中心观点是 “ 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发展，取决与土地所有权能不能该归还农民 ” 。他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就此 , 我们先后在涉农网站发表文章进行讨论。我们不同意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后，就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所有权的自由买卖是不会帮助中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的，相反，它会使大多数农民变为平民，巴西和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土地所有权不能私有化，并不代表土地上的其他权利不可以一定时期内私有化，在土地上可以派生出多种权利如我们说到最多的土地承包权、土地下面的矿业开采权，土地上面林业、畜牧业所有权，包括城市居住房屋 70 年土地使用权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交易的。目前，每当提到 “ 三农问题 ” 和 “ 增加农民收入 ” 我们专家学者就认为应该 “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 ” ，好像只有 “ 土地私有化 ” 才能使农民致富。但是，城市工人比农村农民富裕，可他们并没有一分土地。从世界角度看，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土地所有权是私有化的，但他们民众却很贫穷。所以农民富裕不富裕和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没有直接关系。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仅仅是为了使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找一个理由。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也是虚化了产权主体。对于彭真怀先生其它观点如加强小城镇建设、适当鼓励资本下乡等评论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提出了建立健全以 “ 三权分离 ” 为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概念。所谓 “ 三权分离 ” 指的是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适当分解，明确界定为相对独立的承包权与经营权，承包权实行长久不变，经营权可自由流转。加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强化承包权的物权功能，通过承包权来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 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为耕地资源向更有效率的经营主体适当集中创造条件，通过用活经营权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上述动议，提出了 “ 经营权 ” 所以说在土地上可以派生出很多权利，然而，这些权利都是可以交易的，他们的交易会不会影响到所有权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远行的结论是相反的。温铁军先生认为，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即农村政策的上线是不搞土地集体化。现行土地政策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核心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此制度设置是国家与农民利益博弈的结果，是国家主义的现代化诉求与农民自身发展诉求平衡的结果。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既保证了土地合理流转的合法性，也减小了农民失地的风险性，使稳定与发展取得最低层次上的平衡性。之所以发生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现象，原因并非现行土地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关政策被刻意歪曲抑或更高层面上体制问题造成的。即使是土地私有化了，谁敢说就一定能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而土地集体化的全民所有难道就不会演变成全民没有吗？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改良和变革都有了可操作的空间，可以加以利用的旧制度、旧遗存就去改良，失去合理性的制度和政策就去变革。稳定只能是变革中的稳定，变革也是稳定中的变革。周天勇 . 2013. 城镇化关键要做到 “ 表里如一 ”. 中国改革论坛 .http://www.chinareform.org.cn/people/Z/zty/ft/201301/t20130122_159876.htm 彭真怀. 2012. 三农问题需顶层制度设计, 人才开发, 第1 期. 吴汉中 . 2012. 评彭真怀三农问题需顶层制度设计作者 . 中国改革论坛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Practice/201207/t20120702_145675.htm 张红宇 . 2012. 农村改革应着力从三方面寻求突破 . 农民日报， 9 月 25 日 . 李远行 . 2008. 当前中国土地制度问题三大争议 . 中国改革报 ,10 月 27 日 .;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14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农业经济专家们：你们有何高招？: 热度 1 lxj6309 2015-2-9 15:43; 重庆万亩“粮王”规模化经营碰壁年年亏损致破产 2015年02月09日 09:29:06 来源：半月谈在部分传统农区的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破解。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同时，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严重滞后。万亩“粮王”破产记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区农民梁自然租种了1万多亩粮田搞规模经营。为提高种粮效益，梁自然设计了完整的集约化生产方案：组建劳务合作社，解决无人种地问题；建立农机服务队，提高种粮效率；统一供种、施肥、植保，保证粮食品质……但这个看似完善的集约化设计却在现实面前碰壁，生产成本超过种粮利润，“粮王”累计亏损 200多万元，最终破产。规模种地集约经营，“粮王”开辟种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朱沱镇石对窝村村民，早年外出务工，回乡后搞起了稻米加工厂，年销售收入达2000多万元。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搞大米加工，最烦心的就是要从一家一户收购稻米，粮源没有保障，稻米品种不一，优劣混杂，农药残留多，很难卖上好价钱。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种粮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区朱沱镇8个村47个村民小组、2632户农民的10663亩稻田，种植水稻，变身重庆最大的“粮王”。　　为种好1万多亩地，按照集约化设计，梁自然以村社为单位，组建了15个劳务合作社，梁自然负责统一提供农药、化肥、良种等生产资料，合作社完成劳务承包，负责育秧、抽水灌溉、施药、收割、晾晒等生产环节的劳务需求，由梁自然付给劳务费。　　为提高种地效率，梁自然还组织了30多人的农机服务队，负责统一种植良种、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施肥、统一机耕机收等。与劳务合作社提供的季节工、时段工不同，农机服务队是长年的专业队伍，每人每月工资有1500多元。　　梁自然自己不会种地，他专门聘请了8名农业专家做技术指导，月工资1700元。租地后，梁自然还专门注册了“道森”优质大米品牌。按照梁自然集约化生产设计，万亩粮田每年能提供5500吨左右的稳定粮源，而且通过统一良种、统一生产标准，建立品牌，还可大幅提高稻米附加值。梁自然说：“普通大米市价约1.2元/斤，而我生产的优质水稻，价格能达到1.7元/斤。如果通过集约化生产能达到无公害、绿色大米标准，价格还能翻番。” 　　梁自然测算：土地流转后，平均1亩地投入成本约为960元。通过集约化经营，能在粮食生产环节实现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环节则能盈利。种植1万多亩水田，一年纯收入可达到200万元左右。集约化、规模化处处碰壁，年年种地年年亏　　在规模种田的过程中，梁自然看似完善的万亩粮田集约化生产方案，一方面没能降低种粮成本，反而由于雇佣劳力成本猛涨，不断挤压种粮利润；另一方面没能解决田块细碎，单位面积投入高的问题，反而是租地面积越大，亏损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劳务合作社签订的劳务承包价格为810元/亩，但由于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供不应求，梁自然实际付给合作社的劳务报酬已经超过900元/亩。　　“租地种粮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很短缺。劳务合作社雇佣的大多是散工，如果价钱低了，他们宁愿外出打工，实际劳务价往往超过合同约定价，我们也没办法约束。”梁自然无奈地说。受劳务价格明显上涨影响，梁自然种地第一年就亏了50多万元。　　在西部丘陵农区，粮田高度细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梁自然组织的农机服务队功能大打折扣，没能发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转的1万多亩地细碎分成了8500多块稻田，虽然有农机服务队，还有200多万元的农机设备，但也只能解决40%左右连片水田的机械化耕作问题。”梁自然说，剩下的田块农机服务队派不上用场，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平均每亩成本增加2倍以上。各环节成本摊下来，比散户种粮还高。　　同时，梁自然流转土地配套的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现已完全废弃。单是为了平整田块、整修水渠和田间道路，梁自然又投了200多万元，但这也只能解决不到30%田块的灌溉、机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约化经营并没能解决生产现实难题。2009年至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亩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种粮持续亏损。2011年梁自然不得不把流转面积缩减到2900亩，但当年又先后遭遇冻灾、旱情，粮食减产超过30%，搞得农民土地租金没法兑付，还拖欠了20多万元工人工资和农药物资款。最后，梁自然种地累计亏损已有200多万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转地，种粮以破产告终。农业盲目投入需警惕，政策支撑体系待健全　　半月谈记者跟随梁自然再次回到他曾经转包的农田，看到有的田块已经种上了树木，有的则被改造挖成了鱼塘，还有不少土地荒芜，只是偶尔能见到一两个老农民在犁土翻田。看到这样的场景，梁自然连连叹息。　　为啥有了完整的集约化设计，种粮还是不赚钱，甚至亏本？梁自然经过反思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种地过分求大，盲目投资，没有真正做到适度规模经营。梁自然坦陈，当初是凭着一腔热情种地，没有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实际，也没搞风险评估。转包1万亩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这已经超出了梁自然的经济承受能力。只要有一年经营亏损，就容易使资金链断裂，梁自然本人和农民的利益都会受损。　　二是政府农业补贴、农业金融、保险等政策性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使大户种地抗风险能力脆弱。　　规模种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规模种地以来，梁自然几乎天天为钱发愁。“政府农业补贴标准低，还经常拖欠。直到破产时，政府还欠我30多万元补贴款。”梁自然说，他三天两头跑银行贷款，但是很困难。农业项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资产，不能抵押融资。自己只能到处筹钱，甚至借高利贷。　　“种粮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灾情损失只能自己扛。”梁自然也经常跑永川各家保险公司咨询办理农业保险，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农业风险太大，公司不办相关险种”。　　梁自然认为，投资风险评估、社会化服务配套、政策性补贴、农业金融、保险等环环相扣，如果这些环节都能发挥作用，自己集约化经营可能不至于一败涂地。面对失败，梁自然仍不甘心，他还盘算着出去考察，准备再次包地种粮。(半月谈记者李松) 农业项目“垒大户”风险重重　　在部分传统农区，半月谈记者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倾听种地大户的酸甜苦辣。不少农户反映，在土地规模流转的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进行破解。土地流转求大、求快，农业项目“垒”起了大户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央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实践中，“多大规模是适度”标准较为模糊。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出现了一股求大、求快的动向，一些种养大户、家庭农场“虚胖”现象严重。　　在中部某粮食主产县，截至2013年，该县流转土地1000亩以上的农业大户有80多户、4000亩以上的有11户、1万亩以上的有3户，最大户土地流转面积近4万亩。　　采访中，基层干部坦言，大规模土地流转被领导看成衡量农业发展政绩的指标。虽然农业部门并不赞成土地大规模流转，但上级官员很推崇，因为“大项目”才是看得见的政绩。　　无独有偶，中部某农业大市也出现了类似土地流转规模过大的问题。据农业部门对土地流转项目分析来看，这个市一次性连片流转千亩以上的就有400多宗，面积近80万亩，占已流转面积近一半。不少土地流转项目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圈田占地有后患、规模过大有风险”等问题。　　当地农业局干部告诉记者，土地流转面积过大投入就大，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大，不符合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一旦遭遇市场风险，容易引发生产波动，影响社会稳定。　　除了通过行政命令、下指标的方式“垒”起大户之外，有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时，对经营项目不熟悉，盲目认为流转规模越大、经营效益越高，资金、技术、人力跟不上，也很容易产生风险。重庆永川区种粮大户梁自然种粮破产后，不少流转的土地也被迫撂荒，形成巨大浪费。　　在重庆市农学会会长张洪松看来，土地规模经营风险较大，应该坚持的原则是，第一，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不能用简单化的行政干预手段来推进流转；第二，严格设立社会资本入农门槛，对其经营能力、项目前景、预期风险进行有效评估，降低土地流转的风险。 “如果有专业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农地加速流转，各地种地大户不断涌现，但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使不少农业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了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　　何世素农机作业“自操自办”，原因在于彭水县农机服务组织发展赶不上大户增长的速度。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15台。“10家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能搞出啥服务？” 　　在河南农区，农业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洒，掌握得也不精准，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起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都得亲力亲为。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也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150万公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上还是空白。” “种粮患上‘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 　　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为了种粮，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　　“以前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以自己解决。但现在我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种粮已经患上了‘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人给你贷款。”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10多家亲戚，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最大的一户借了10万元，其余两三万元不等，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签字盖章。显然，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资金链断裂，很可能导致破产。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农业大户所患的资金“贫血症”较严重。仅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农委专题调研课题组调查，全市1.7万个农业合作社融资需求近65亿元，目前获得贷款只有1.4亿元，需求满足率仅为2.15%。涉农贷款除了要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之外，一般还要额外支付担保费、抵押资产评估费、手续费等，涉农贷款实际成本高于城镇非农贷款。　　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不可预见性大，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种个地贷什么款！”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不少种粮大户建议，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记者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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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农民谈农业政策: 蒋高明 2014-2-17 23:23; 【高明微评】朋友转来一篇文章，并做了读后感言。不读这篇文章，不知道农业政策问题出在哪里。原来是太脱离实际了，以为自己是行家，其实不然。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崇拜“顶层设计”，换句话讲就是“办公室里瞎想”。正确的顶层设计，应当是来自于基层调研和实践检验后的顶层方案。但没见到有谁强调这个道理。好像是，只要谁有幸坐在了最高层的办公室里，谁就可以搞顶层设计。中国的农业问题，不能靠在办公室里瞎捉摸，必须到一线去，在那里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其实，中国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是能够解决“吃得饱，吃得好”问题的。现在，农业可以严重脱离实际，一些做法明显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与市场规律，多年积累的问题，正在爆发。或许我们从下面发言的农民那里，得到某些启示。一线农民谈农业政策（一位农民在《民主党派务虚会》上的发言） 2014 年1月10日读后感 1 不读这篇文章，不知道农业政策问题出在哪里。原来是太脱离实际了，以为自己是行家，其实不然。 2 类比这位农民讲的道理，我们的森林资源建设口号、政策，有一些也是与森林资源发展背道而驰的。很多学者写文章讲“现代林业”，但迄今也不知道现代林业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就是，不提现代林业和提现代林业，搞法上有啥区别。在发达国家，林业上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走规模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 3 这些年，林业上，甚至连一些识字有限的林区人都明白的歪理邪说，都有来自北京的赞美。发现这些年，各省的人，比北京的人懂森林；基层的人，又比各省的人懂森林。最明白应当如何搞好森林的人，是一线人员。但可惜，一线人员，这些年，处于一个最被忽视的年代，一点都没有话语权。六十年代，还有十几位国家领导人，包括朱德、刘少奇，到带岭倾听工人的见解呢，那样的民主时代，久违了。 4 那个流行语“顶层设计”，换句话讲就是“办公室里瞎想”。正确的顶层设计，应当是来自于基层调研和实践检验后的顶层方案。但没见到有谁强调这个道理。好像是，只要谁有幸坐在了最高层的办公室里，谁就可以搞顶层设计。 5 “专业化分工”是提高发展效率的秘诀。已去世的杰出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了不少文章，还因此被评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早就发现，创造发展效率的根本原因是“专业化分工”。没想到，这个经济学原理问世三十年来，却被一线农民阐述得那么浅显易懂。 6 说到这里，还是怀念过去总是强调的到群众中去或是联系实际的理念。那是多么地正确！谢谢人大严副委员长，谢谢政协罗副主席，很荣幸我能以民进会员的身份在这里发言。听下来我还是这里唯一来自基层的人。我是农民，昨天下午还在帮农民把鸭粪送到田里。今天听了一天的发言，各位都是国家级经济大师和领导，所以一直犹豫该不该讲，怕班门弄斧。可是一方面上午刚刚领了钱，拿了发言费，不讲不好；另一方面，发现自己有太多不理解专家的地方，需要请教，也确实想让领导知道农民与专家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所以就讲了，对不对就不知道了。其实农民看问题比较简单，说不出那么多专业词汇。比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农民看来很简单：如果他有2亩地，一亩扔一包肥料能增产200斤，另外一亩只会增产50斤。农民决不会把肥料扔给那个只能增产50亩的田。所以农民看来，习主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你们以后肥料要往回报高的田里扔。这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其实西部与沿海，天津与上海都是这种关系。过去是肥料都往回报低的田里投，都往自己家乡投，那是思想乱了，品德坏了。现在只是拨乱反正。再比如缩小城乡差距。这是个最无厘头的问题，因为居民的收入与工业GDP成线性正比，农民的收入与农业GDP成线性正比。这就是说，国家越进步，工业GDP就会越来越超过农业GDP，城乡差距就必然越来越大。这是国家进步的标志。除非你减少农村人口，就是搞城镇化，否则就根本没有办法。既然如此，还有必要列专题去讨论“缩小城乡差距”吗？讨论如何城镇化就足够了。关于城镇化，最近连续参加了多次讨论，专家们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城镇化是不是能够解决“经济下行压力”，是不是会导致耕地减少，是不是会导致泡沫的问题上。似乎城镇化要不要搞还要“研究研究”。在农民看来，这样的观点是很可笑的。城镇化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华山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过去我们走的是出口加工道路，进出口GDP曾经高达总GDP的65%以上。可是自从同时宣布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线、必须给农民工加社保、人民币升值、取消出口退税的四项措施以后，出口加工业的成本一夜之间的巨幅提高，导致大量劳动力密集型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出口GDP一度下降到占总GDP的40%都不到。所以，现在企图在短时间里靠外需来拉动经济已经根本不可能。所以增加内需是唯一出路，城镇化肯定是最现实的选择，也是符合人类发展的选择。可是现在讨论城镇化，总是要和泡沫联系起来。如果国家发展以房地产业为支柱，那么讨论是不是存在泡沫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城镇化不是房地产，不是发展商品房而是发展廉租房，保障房，经适房，是为了10亿农民进城以后“居者有其屋”。10亿农民要进城，房产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泡沫啊，现在讨论这个是不是太不靠谱啦。我听到现在（不仅是今天），都没有听见任何一个经济大师明白城镇化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把中国最大的“不消费”群体（农民）转变为消费群体（居民）的道理！因为农民是基本不消费的群体，我在乡下住一个月都可以不上街，因为我自己种米、种菜、养鸡鸭。即使我不养鱼，但是我想吃的话可以去隔壁鱼塘用我的鸭蛋去换。中国有13亿人口，却有10亿人不消费，中国怎么发展？过去靠出口加工，现在自己堵死了路。再不搞城镇化，不转变农民为居民根本没有出路。如果我们能使10亿农民成为居民，即使人均年消费只有1万，就是10万亿的直接消费啊，为什么你们专家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专家插话：那大家都不种地了，我们吃什么？）回答：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就算我不从道德的层面去指责你（凭什么我生来就要种粮食给你吃），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农民越少，农业就会越发展的道理？！现在一人二亩地，种粮食的收入才几百块，怎么活啊？如果一人十万亩，就是每亩只赚1块钱也是10万啊！农业赚钱了还会不发展吗？至于城镇化会不会导致土地减少更是个可笑的问题。别的国家都是因为土地少了才搞城镇化，因为城镇化应该导致耕地增加才是。人的居住越来越集中，需要的道路和土地都减少了，怎么会减少耕地？上届政府提的要发展“新农村”是会减少耕地的。因为“新农村”是要把“城市建在农村”。 “新城镇”不会，因为“新城镇”是要把农村搬进城市。“新城镇”是为了消灭“农村”。所以前几天听见农业部长说，新城镇不是为了消灭农村，这么无知的话他都能说得出，我们农民真的只能是无语了。你既然要保留农村，还要新建城镇干嘛？有那么多地可以被你折腾吗？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都说到的土地私有化问题。我们到底害怕什么？土地就是农民的，农民帮共产党打天下，共产党就承诺过给农民土地。如果你是怕耕地减少，那很好办，就是规定土地不得转性。只要耕地不转性，你买来卖去都是耕地，怕什么。我在法国看到的就是这样。农地是不可以转性的，但是可以买卖。上面罗嗦了半天都不是我的专长，所以班门弄斧了。下面我谈谈我的专长：农业。其实农民眼里的农业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就二个：种什么？怎么种？种什么的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就是“以粮为纲”，现在叫“粮食安全”。所以其实也就只剩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种”的问题。是用传统的方法，也就是“小农”的方式去种，还是用所谓的“现代化”的方法？现在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大农业”。这不是我的原创，是搜狐博客的赵牧总监前几天给我出了个题目：“我们离大农业有多远”。我突然觉得这个“大农业”的概念非常好，有别于“现代农业”的提法。因为所谓的“现代农业”，是以时代来划分的，容易误导我们向技术和机械化方向思考，而忽视先进农业的精髓是现代的生产方式。而“大农业”的“大”就是相对于“小农业”的“小”来说的。那么“小”在哪里，“大”在哪里？究竟什么是“大农业”呢？我们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农业”的先进与落后是以“规模”、“技术”、“机械化”来划分的。这是很错误的：如果是以“规模”来划分的话，我们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是大农业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民公社、国营农场，没一个规模小于美国的家庭农场。如果是以“技术”来划分的话，我们也不能算是小农业。因为美国的小麦单产比我们低得多，日本的稻谷单产也就只有七、八百斤。袁隆平院士的规模水稻单产至今保持世界记录。如果是以“机械化”来划分的话，我们更没有问题了。因为全世界最先进的粮食种植机械，比如大马力拖拉机，高速插秧机，联合收割机，中国比比皆是，大量使用。最起码是上海已经普遍使用。连我这个农民，还有自己的私人农业飞机呢。那为什么还不能说我们是大农业了呢：因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是“传统”的，“小农”的，“作坊”式的，而不是“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大工业模式的。以美国的小麦种植过程为例，可以发现，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其实并不在规模、技术、机械化程度，而在生产的组织形式上，也就是“ 生产方式 ”上。美国是“农民管理工人种地”；我们是“小贩经营地主种地”。在美国，播种前，期货公司的采购会主动上门向农场主预订6个月后才会成熟的小麦。如果当时期货市场上6个月后小麦的期货价格是1元/斤，期货公司就会和农场主订一个收购价约为0.9元的合同（他们赚1角）。合同签定后，农场主就会把这份销售合同交给银行做信用抵押。当然，这个合同上会有一条：最终的货款期货公司必须直接打给该银行。播种的时候，农场主只须给种子公司去个电话，种子公司就会雇飞机帮你把种子播洒完，农场主不用付钱，签字确认就可以了。种子公司会拿这个“确认”找农场主的开户银行要一张“信用证”（行话叫L/C）给它，就是农场的开户银行担保农场主会在麦子收获后向种子公司付款。种子公司拿到L/C以后交给自己的开户银行做抵押，就可以拿到现金贷款。那银行为什么会愿意为农场担保呢？因为银行相信期货公司的信用。那种子公司为什么能拿到现金贷款呢？是因为他的开户银行相信银行的L/C的承诺。金融上把这叫做信用证抵押业务。那粮食遭灾、颗粒无收，怎么办？有保险公司会赔钱。从这里你不难发现，只是把生产方式改为“社会化”，就是把“自己播种”改变为“别人播种”，农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就不规避了。2006年，孟加拉国的穷人银行家尤纳斯仅仅因为发明了“小额贷款”模式，部分地缓解了农业生产的资金困境，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足以说明资金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而农业资金短缺为什么只在落后农业国家存在？根本原因就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带来的问题。我们叫了那么多年的“工业返哺农业”又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口号，实际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没有从生产方式上去发现问题。你的粮食价格不随市场波动，成本高了你还在限制价格，资本怎么可能进入这样的行业？施肥的时候，农场主还是只要去个电话就可以了，肥料公司就会雇几百人到现场，帮你把肥施完，还是只要凭签单就可以让银行给它开一张L/C。打药、锄草，都这样。一直到麦子成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时不用你通知，期货公司早就从卫星上看到你的麦子成熟了，会雇来几百辆收割机，把所有的麦子割完，装袋拉走，你只要派人司磅，统计产量，就可以了。期货公司则在麦子进仓后，按照合同价格，把货款汇去农场主的开户银行。银行则会在扣除前面签单的各项费用后，把差价汇给农场主。整个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显然，美国种麦子的方法都与我们一样，也是播种、施肥、收割，甚至所使用的种子和机械设备也与我们的大农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仅仅在生产的组织形式。美国是“农民管理，工人种地”的“大农业”模式，也是典型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模式。就是，无论播种施肥还是打药锄草，都是别的公司和专业的工人在干。这与我们什么都是自己干的“作坊式”的“小农业”生产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我们的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规模比美国大得多，由于什么设备都是自己买，什么事都是自己干，甚至拖拉机、收割机、飞机都是自己买、自己开。所以“生产方式”本质上与个体农民的“作坊”式的封建传统式生产方式没有本质不同，充其量是“放大的小农业”罢了。这种“放大的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高，效率低。即使是用相同的工具做同一件事，结果都会不同。比如，使用同样的收割机割麦子，我们是自己买收割机，自己收割。由于一年只能用一个月，12个月的机器折旧成本就要出在1个月上。以日本久保田的收割机为例，25万一台，设计收割能力50亩/天，年收割能力在1.5万亩。可是上海的收割期才一个月。如果只是在上海本地使用，每年收割1000亩，已经不错了（扣除天气和设备维修），95%的时间在闲置。因此收割麦子每亩地仅收割机的折旧成本就高达50元，如果再加上人工、柴油、维修、停工成本，100元/亩，都要赔钱。而且自己的收割机手，一年就干1个月的活，没活干也要开支，技术也不可能熟练，所谓三天不练手生么，真正农忙的时候往往还干不动，会请病假。而美国的生产方式是雇收割专业公司收割，这些专业收割公司在全美国从北向南收割，一年起码工作10个月，因为纬度不同的地区粮食的成熟时间是不同的，仅仅折旧费一项，我们就比他们高10倍以上。而且这些收割机手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因此技术熟练，效率高，浪费少。 2004 年我在上海金山区廊下镇的中联村租了500亩地，当时我去联系当地政府的收割机，他们就要价80元/亩，还说赔钱（也确实是赔钱），最要命的是浪费率大于5%，每亩地的浪费差不多就是 50元。后来我上网招标，雇了江苏射阳来的收割专业户，只要35元/亩，浪费率还低于1%，他们说还赚钱，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收割，仅仅机器折旧费就比我们便宜90%，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仅仅比较中美两国小麦种植的过程，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的农业是“小农业”，是落后在“生产方式”而不是规模、设备、科技……。其实，人类发展史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史。原始社会就是因为生产方式从狩猎进化到农耕而发展到奴隶社会；同样地，奴隶社会是因为生产方式从强迫劳动进化到地租承包形式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500年前，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导致圈地运动制造出大量的无产者，孕育出工业革命，导致生产方式从“小农作坊式”变革为“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显然，世界的每一步发展都没有离开生产方式的变革。现在世界落后农业国家（包括中国）的农业发展都有二个瓶颈：一是“规模”（我们是农民个体小规模耕种）；二是“资金”。就是一方面资本不愿意进入农业，另一方面个体农民很难获得银行支持，农民要自己垫付生产资金。这二个问题又是相互作用的，形成恶性循环。种植的规模小了，种植成本就高。比如大批量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的价格起码比农民个体去买要便宜30%以上。而销售收入更离谱，我这里种的茭白，小贩的收购价才9分/斤，超市的零售价可以达到1元/斤。这就是“小农业”的“高进低出”问题。高价进生产资料，低价卖产品。同时，规模小了，一方面资本也无法进入；另一方面在没有诚信的前提下银行也无法为上亿个体农民贷款。显然，在“大农业”的条件下，这二个都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实现“大农业”呢？本来邓小平搞联产承包只有30年，应该已经到期，改回规模了。可是温总理又宣布小农经济体制长久不变。这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实现土地的规模化已经不可能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国家在这十年里先后探索了“土地流转”和“合作社”模式，试图解决土地规模化的问题，但在粮食的种植上，没有成功的案例。因为“土地流转”的实质就是向农民租地种，你还没开始种地，就要先向农民付租金。如果搞个小规模的1万亩地，按照上海的平均价格是1000元/亩，就要先付农民1千万。可是一亩也就能产1000斤稻谷约700斤大米，土地租金（流转费）就要折合1.5元/斤，再加上人工、肥料、农药，成本起码3元/斤。所以，土地流转肯定没法种粮食。而对粮食种植没有意义，就是对宏观农业没有意义。而所谓的“合作社”模式，在规模和行政权力上比它优势得多的人民公社都失败了，它又怎么会成功？！因为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还是雇佣关系，农民的劳动效率远不如纯粹为自家干活的效率高。因此规模带来的好处根本抵不过劳动效率的下降。比如2004年我在金山廊下的中联村流转了500亩地种水稻，雇农民拔草，农民自己的地里拔一次草就够了，可是在我的地里，草是拔了又长，长了再拔……。后来才知道农民为了让你多多雇佣他拔草，没有把草根拔掉。晒谷也是这样，农民家里的谷子二天就晒完了，我的稻谷五天也晒不干。吃了这些苦头以后，我才明白只有“大农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2005年，我就在当时的上海市金山区委书记李毓毅先生的帮助下探索如何以“运营”的规模去实现“种植的规模”，从而达到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的规模种植。由于媒体已经做过大量介绍，今天就不罗嗦了。 2006 年6月，胡锦涛同志就通知要来视察，由于临时增加了洋山港的日程，没有成行。2008年央视《对话》栏目报道了我的模式。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以《农业的无资本运作》为题，详细介绍了农业可以“无资本运作”的方法。2009年，俞正声同志也提出要来视察，结果因为后任区委书记吴尧鑫先生对这种模式嗤之以鼻，认为农业如果实现无资本运作，会导致市里给区里的农业拨款减少，以区委名义发文给市委表示反对，结果也没能成行。前几天看见柳传志在央视二套的农业论坛上，介绍自己的猕猴桃模式，用的就是这个模式。可是很遗憾，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理解模式的精髓，所以他的猕猴桃事业，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325 次阅读|0 个评论

无法相信：中国农村惊现战时凄凉景象: 热度 5 蒋高明 2014-1-15 23:31; 【高明说事】农村“三留守”现象，即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资本市场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产品价格奇低，农民生产的产品没有定价权，也没有销售渠道，只好任人宰割。农民进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牺牲了家庭幸福，牺牲了可爱的家乡，换回了城市的繁荣，也同时造成了城市各种问题。中国农民在城乡之间的运动，已经远超过动物界的任何动物大迁徙局面。中国农村摔破到战争年代才能够见到的局面，现在的农村，污染遍地，留守的老年农民在污染的环境下生产粮食，供养庞大的城市人群。这样的“好日子”还能够坚持多久呢？无法相信：中国农村惊现战时凄凉景象 http://www.szhgh.com/Article/gnzs/farmer/201401/41759.html 2014-01-06 20:28:20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中国必胜点击：11339 评论： 18 （查看）分享到： 16 　　农村战时景象：由于青壮年男女都被征兵参战，或者征召支前，因而只有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儿童留守在农村；空旷的田野里，畜少人稀，土地荒芜；村庄之内，十室九空，清冷凄凉…… 　　中国农村惊现战时凄凉景象　　不管你信不信，在我们中国广大农村，起码在部分地区的农村，目前已经出现一种非常特别的景象——战时景象(或称战争状态)。我本人亲眼看到并体验过这种景象，世界知名经济学家也在中国农村看到了这种景象并为之震惊。　　一个国家的国土上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尤其发生较为持久的战争，这个国家的农村就必然出现或者硝烟弥漫、或者没有硝烟的“战时景象”。许多介绍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卫国战争以及我国当年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的书籍和文章，都或多或少地描写过农村战时景象：由于青壮年男女都被征兵参战，或者征召支前，因而只有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儿童留守在农村;空旷的田野里，畜少人稀，土地荒芜;村庄之内，十室九空，清冷凄凉…… 　　史无前例且世界独一无二的特例是，正在进行和平建设的中国，许多农村却出现了这种战时景象、战争状态! 　　几年前我曾回到湖北家乡，所见所闻，与上述战时景象真乃一般不二。走在路上，行人稀少不说，极难碰到青壮年。各村各户，基本见不到50岁以下的男人和青年女性。在田地里劳作的，是青一色的老人。有的老人在耕田种地的时候，田埂地头还放着一两个幼小的孩子。入夜之后，村落里一片沉寂，只有偶尔传出的狗叫。　　原有的河、塘、渠、堰等水利灌溉设施大都毁坏，水土流失造成了大量旱地和稻田的废弃。老家所在的村(过去的生产大队)的250余口水塘，曾是蓄水、养鱼、浇园、保稻田的主要命脉，现在竟然全部被淤积垮坝而无人修复。有位亲戚告诉我，别说修塘了，现在谁家死了人都很难找人抬出去。　　今年8月，国际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院长杰夫瑞.萨克斯教授一行开始中国扶贫之旅，来到宁夏农村调研。令他吃惊的是，这里的农民仍然十分贫穷，村子里也没有文化卫生服务设施。他特别感到震憾的是，在一些农村，出现了只在战争年代才会发生的情景：村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贫穷落后，外出打工的男人大都和家里失去了联系。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的扶贫顾问，他在宁夏与安南进行了通话，并提到了他的惊人发现。　　寒鸦飞数点，污水绕孤村;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其实，不仅仅是本文笔者赖某人，也不仅仅是上面这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只要到过我们一些农村并留意观察过农村和农民的其他朋友，你肯定都能发现这种不正常的战时景象、战争状态。　　你因为它是和平时期没有战争的战时景象，所以它才最具有可悲的“中国特色”! 　　为什么和平时期会出现战时景象?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现象，决不是缘于中国的农民喜欢外出流浪，更不是起源于所谓的“农村劳力过剩”，而是缘于人类两大灾难(战争与贫穷)中的贫穷。对于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贫穷，活生生的现实就摆在那里，我们不必刻意掩饰(我们的官方宣传和媒体报道常常刻意掩饰)。只是为了摆脱困境，甚至只是为了求得生存，或者是因为种不起田地，亿万农民才背井离乡，远赴外地打工谋生。　　“不外出打工就没有出路，不外出打工就没有生路”。正是由所谓“劳力过剩”变成了“劳力贫乏”，农村便出现了异常的战时景象。据不久前举行的中国人口问题研讨会透露：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外务工，由此产生了2000万少年儿童留守家中。在家耕种田地和带养留守儿童的，基本都是爷爷、奶奶等老年人。　　我国非战争年代下的农村战争景象，决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表面上看，这是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形成的现象，实际上则是“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另一种显象。其实，我国农民自古具有安土观念，倘若在农村就能衣食无忧，他们一般都不愿背井离乡去做事。按照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所说，我国农民收入存在三大特点：绝对额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　　农村战时景象的背后，是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农村留守儿童比例高达65.17%。由于隔代监护，造成家庭教育父母之爱的缺位，这些儿童的心理容易出现危机，导致性格冷漠、自卑、孤独和自我封闭，甚至出现道德滑坡和行为失范;留守的中老年妇女则面临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安全感缺乏等三重压力;留守老人中，82%以上的老人必须坚持干农活，90%的老人要照看孙辈，89%的老人没有任何积蓄，他们生病后大多无人照料。　　另外，由于农村缺少中青年劳力，农民要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水利、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经久失修，损毁严重;一些田地无人耕种，或者抛荒，或者土壤退化，必将埋下粮食安全的祸患;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无法推广，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难以普及;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习惯难以改变。这样，农村的落后，会因此继续落后下去;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农村，将会因此继续死气沉沉、没有生机。　　这种战时景象，无疑给中央和各级政府敲响了警钟，不能不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思考。问题是，领导者能否正视它，执政者如何改变它。让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其实并不复杂，我们的祖先早就讲过极为浅显的道理：“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安民之术，在于丰财”。　　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但综上所述，本人认为，要建设新农村，农村必须留人(留下充足的青壮年)，要尽快改变目前那种不正常的“战时景象” 　　院空屋空心更空　　甘肃农民报记者金鑫　　“感觉很孤寂。”与记者闲聊中，62岁的“留守老人”王玉兰道出了所谓的生活上的“困难”。　　距离静宁县城25公里的细巷乡细巷村，连日的小雨，使得整个村庄显得格外宁静。村路不远处一缕青烟徐徐升起，河道旁的大榆树下，几头毛驴正不知疲倦地啃着青草。王玉兰拉着小孙女张喜梅刚从村头的小卖部回来。　　在王玉兰的家中，南北两面可以居住的土房门上，挂着她用碎布片拼接而成的门帘，门口零星摆放着沾满泥巴的农具。小学放学，大孙子张昊昊背着书包跑进了屋里。　　王玉兰的儿子和儿媳妇都在新疆打工，由于忙于生计，一年很难回一次家，有时候甚至几年没回过一次家，一连几个月不与王玉兰通一次电话，这让王玉兰感到非常孤寂。家里的8亩地，也是她和63岁的老伴耕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田地—房屋“两点一线”的生活，心中的苍凉难以言说。　　今年10岁的张昊昊，在刚结束的期中考试上，他的数学92分，全班第二名。但是他没有给远在新疆的爸妈报告这一“喜讯”。从去年3月份开始到现在，张昊昊就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电话也是隔很长的时间打一次，每次除了说让他听奶奶的话再别无其他。　　近年来，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留在他们身后的“空心农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留守老人，由于子女外出打工经济收入不稳定，生活上缺乏应有的保障，并承担着家里繁重的劳动，常常力不从心;留守妇女，面临生产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常常感到焦虑、无助;留守儿童，因长期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缺少倾诉对象，缺乏安全感，心理抑郁，性格内向孤僻，人际交往能力较差。　　连日来，记者在我省部分地区采访发现，大部分留守人员由于长期背负压力、无人交心、缺乏关爱，心理健康状况普遍较差，精神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对于村上到来的陌生人，表现出明显的逃避感，害怕和陌生人说话。　　记者所到之处，上百户的村庄安安静静、冷冷清清，偌大的院落只有隐隐约约电视节目发出的声响。　　五月初，庄浪县南部山区大山深处的大庄乡，昔日的炊烟缭绕、童声喧闹俨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老者小者困守村庄的孤独。大庄乡，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巢村”。　　杨局村，距离大庄乡政府5里路，是大庄乡较大的一个村。顺着村子里的主干道往上走，除了肩扛农具的老人，就是小孩子，大部分村民家的大门上挂着铁锁，很少能看到年轻人。一个有着360户、1760人的村庄，显得无比的安静。而它周边的王山村、南湾村、刘沟村、杜家村等，也因年轻人的外出打工而变得极为萧索。　　大庄乡乡长杨甲锁说，年一过完，当地的大部分年轻人便去往兰州、银川、新疆等地开始打工生活，“平均一户就有一个”，直至年底部分年轻人才回来，有的甚至几年不回家，耕地都是留守老人和妇女耕作。据了解，当地部分“留守老人”生病在家时，只能由老伴照顾，老伴年纪又大，熬药、喂药等都很费力，帮患者翻身、擦洗等就更困难了。而独身“空巢老人”生病后，则几乎无人照料。今年50岁的杨局村村民杨满代告诉记者，钱是永远挣不够的，希望儿子和女儿尽快回来，“安慰安慰我老汉的心”。　　调查显示，在我省农村“留守老人”中，常感到孤独的达39.63%，感到无依无靠的占24.44%。在定西地区，80%的外出打工者靠电话来维系与孩子的联系，一周内能与孩子联系一次的父母不到1/3，15.7%的留守儿童对父母陌生，认为与父母联系不联系无所谓。　　“空巢村庄”的不断出现，严重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影响着地方经济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如何解决“空巢村”问题，已迫在眉睫。　　就此，记者采访了省心理咨询师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莫兴邦。莫兴邦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人员的问题，看似是家庭问题，但事实上超越了家庭的范畴。莫兴邦表示，农村留守人员的问题关系到城乡稳定和社会协调发展，是一项社会工作，希望各方面能相互合作，共同为此努力。;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3789 次阅读|4 个评论

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组织起来: 蒋高明 2013-12-6 09:24; 【微评论】英明决策，非常支持。在此之前，我们就坚信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农业与农民问题，政策上要组织化，技术上要生态化。这两化实现了，中国人可以吃得饱，吃得好，不用受制于人。今天总书记高屋建瓴，从战略上确定走合作化道路，给那些在农业上要搞美国现代农业的人当头一棒，西方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是懒人农业，走的是邪路。言必称美国的中国农业学者，邯郸学步，放弃自身优势盲目学美国，继续牺牲生态环境，牺牲农民利益，那样走下去，我们这个人口大国肯定是吃不消的。中国到了城镇化的十字路口，下一步的重点任务是要组织农民，让他们在家门口，在健康的生态环境下，生产出既满足自身又满足城市人的同样的安全食品，就能得到比在城市打工收入的多。这样的农业不是单一的农业，是种-养-加-游-娱-养老的综合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未来的中国农民将士受到羡慕的人群，是有知识的人，是职业的农人。未来的农村生态环境要十分优美，对年轻人有强大的吸引力。 http://www.szhgh.com/article/netizens/201311/36138.html 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组织起来作者：陈林发布时间：2013-12-05 来源：人民论坛字体：大 | 中 | 小只有唤起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我们才有足够的政治能量与合法性资源，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隔，真正打破部门分割。也只有逐步整合政府支农资源，农村合作组织才能迅速得以茁壮成长。　　“要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中共中央召开的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山东农科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　　“要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让农村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指出　　从“两个飞跃”到“三位一体”：几代农民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0年3月在同江泽民等的谈话中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现在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邓小平原话中“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的科学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经营，这就揭示了合作经济是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农业的规模经营未必要以土地的大量兼并为必然前提。　　习近平很早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探索像日本农协、台湾农会的机制”， “组织农民是我们党的独特优长”，并豪迈预言：“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广阔”。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提出了农村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大规模多层次的农村合作协会(大农协)应运而生。　　改革受阻：“大农协”要与“大农政”统筹推进　　习近平早就注意到“一些政府的涉农部门没有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转变工作职能，仍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管理农业，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条块分割”。我们对此深有体会，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推广“三位一体”合作组织，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涉农部门本身。　　30多年前的农村改革容易率先启动，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全面彻底覆盖农村(至少相对于城市而言)。“条条”在农村的影响和控制还是相对微弱的。这些年来，城市改革中的“条块分割”初步得到解决，农村改革中“条块分割”似乎还在加剧。涉农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突出。部门利益不断膨胀，假以支农的名义扩张预算、编制、级别、职权，更有甚者，通过立法及其他政策性文件强化自身权力，设立各种审批权限和资金渠道。各条线根子都在上面，每条线是越来越强化，但是强化的是权力而非服务，是向上加强而非向下加强，相互之间更是摩擦不断，以至下面就是拧不成一股绳。　　好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局不希望下面的企业搞商业，商业局不希望下面的企业搞工业，机械局不希望下面的企业搞电子，电子局不希望下面的企业搞机械，都是生怕动摇了自己“主管部门”的地位或者被别的部门“挖了墙角”。管胳膊的部门不许长腿，管腿的部门不许长胳膊。但是，金融、流通、科技等合作组织及其功能服务对于农民特别是小农，如果继续相互分割，就既不能达到规模优势，又增加组织成本，各自都难以持续和成功。　　由此，“大农政”体制，呼之欲出。习近平借鉴国际经验指出：各(欧共体)成员国除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外，还都实行了“大农业”范围的行政管理。习近平认为：要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对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国际贸易进行统一管理的政府管理体制，对农产品生产、流通、进出口贸易和农业要素、农村消费品、农村工业品的市场供求，及时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　　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张：各级政府要指导和帮助农民成立自治组织，实行农民的自我保护。要引导农民自我保护组织在同众多市场主体开展经济往来时，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要指导农民自我保护组织在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活动，监督各类农业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保护农村市场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一体化经营现在之所以达到很高水平，与政府的大力组织和引导有着直接关系。在这些国家的农产品流通组织中，都有政府农业部门的官员在起组织和牵头作用，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特别是日本等国的农协，本身就是一个半官方组织。　　习近平在2006年12月19日的浙江全省现场会上进一步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促进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和加快转变职能的良好机遇，切实加强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公共服务，并在认真界定政府相关部门职能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将部分服务职能转移和委托给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　　相信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应有之义。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合作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提出，积极创新农业服务形式，大力推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供销合作社为依托、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后盾的“三位一体”的服务联合体建设，努力构建以政府部门的服务和管理为保障的集技术、信息、金融、营销等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服务平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口体制一直没有大的改革，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正如整个市场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不断改革计委以及各个行业主管“部”，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整个农口体制，进行系统性重组。　　但是，涉农部门分割问题和农民主体地位问题，倒是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合作体系建设相结合，既提高行政效能，又降低合作成本。只有唤起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我们才有足够的政治能量与合法性资源，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隔，真正打破部门分割。也只有逐步整合政府支农资源，农村合作组织才能迅速得以茁壮成长。　　因此有了“大农政”与“大农协”比翼双飞的设想：　　可探索涉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时重组供销社、信用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乃至一些村经济合作社，设立各级农协。并把原来农业、科技部门所属的一些涉农事业单位划归农协管理。县乡两级农协为农协的基础。供销社整体改组进入农协，农协与信用社(合作银行)之间可以建立股权托管、业务联盟关系。　　习近平近日在山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遥想当年的包产到户，只是放松管制，的确可以在点上、在局部先行取得经验，而且可以实践先行。现在所要求的改革，则是深层的体制改革，涉及县级以上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需要更为充实的理论准备，更为强大的政治能量。大的体制不改革，在局部上的试点是不可能长期巩固、成熟。因此需要更多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执行组长);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1598 次阅读|0 个评论

弃荒——农民的无奈选择: 蒋高明 2013-8-27 22:32; 蒋高明农民放荒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 “ 够自己吃的就行了 ” 。这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过去维持国家粮食安全的格局是 “ 湖广熟、天下足 ” ，而今这一格局变成了 “ 北粮南运 ” 、 “ 外粮内运 ” ，甚至原不适应开垦的新疆和东北平原成了粮棉的主产区。对于内地农民撂荒现象，媒体有大量的报道，摘录如下： 2007 年 8 月 24 日，据食品商务网报道，以种粮为主年近 70 岁的山西省闻喜农民李有生打起了这样的 “ 小算盘 ” ：小麦不值钱，卖还得自己想办法，加上柴油价格高，收粮的地方又少又远，多种不如少种；在家存粮多糟蹋也多，孩子常年在外吃不了多少，种些够自己吃就行。万荣薛店农民李三怪说他家 15 亩地，种了 14 亩苹果和油桃树，剩下的 1 亩还种了芦笋。孩子上学（高中）每年 4000 多元，上大学每年不下 1 万元，儿子结婚还要盖两层新房，更不要说看病的治疗费、住院费，光种粮根本无法解决上学、看病、盖房的问题。山西运城市有关资料显示： 1998 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 560.96 万亩，到 2007 年下降到 461.6 万亩。小麦面积逐年下降，每年平均下降 10 万亩。闻喜、万荣、芮城小麦面积只占到耕地面积的 35% ，并且出现了相当多的 “ 无粮村 ” 。 2008 年 4 月 21 日，新华社记者在扬州市郊走访农民，发现所到过的一些近郊农村，有许多耕地被撂荒，或者被各种不成规划的建筑物蚕食。可在这风调雨顺、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人们却严重地浪费着耕地，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揪心与不安。记者与一些在田间里翻整土地、准备育稻秧的中老年村民交谈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 够自己吃就可以了！ ” 或者是： “ 现在种粮食又不值钱，肥料什么的又那么贵，种地越多赔钱越多，少种点够自己吃就可以了。 ” 由于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群体大部分都是年老体衰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也在 “ 业余 ” 帮助爷爷奶奶干干农活，可他们还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干农活。多数是老人们，由于已不能再干更多过于繁重农活，或者因为农业上的投入与产出越来越不划算的原因，聪明的江南农民种地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发展农业，更不是想从农业上取得什么良好的收入了。 2011 年 5 月 23 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湖南采访发现，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过去，行驶在湖南乡村的公路上，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而到记者采访时，村民周大伯家的稻田还在沉睡中，一片绿草覆盖着几亩水田，不远处，也可见零星的抛荒的耕地。周大伯是长沙市岳麓区雨厂坪镇泉水湖村村民，此前在城里打工，那几天，他请假回家希望购置点化肥为种稻作准备。但在附近县城宁乡县的几家农资店转半天，他也没相中满意的化肥。 “ 现在种粮不如买粮合算。 ” 周大伯算了一笔细账：以 2010 年为例，种一亩水稻双季收成大约在 650 公斤左右，全年收入在 1700 元上下，除去种子、肥料、农药以及机耕、机收等费用，毛收入还不到 800 元。如果算上从犁地到播种、管理、收割的人工，基本剩不下多少钱 ” 。对于一个月能够赚 3000 元钱的他来说，种田已经没有意义。在周大伯所在的泉水湖村，很多像他这样在外打工的村民，他们的农田或半休耕或完全抛荒。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然后进城打工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抛荒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湖南，在江西，到处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抛荒。江西省余干县黄金埠镇，早稻田抛荒现象也随处可见。黄金埠镇一位李姓农民介绍，当地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一些农民种稻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这位农民道出了自己的无奈： “ 辛辛苦苦种上一年地，碰上风调雨顺年景，也许能挣个二三百，一旦碰上气候异常，则要赔上几百元钱的种子、农药和化肥钱，很不合算。而让土地抛荒，一年还可以得到 100 多元政府给的良种等各类补贴。 ” 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向媒体透露，该县 26 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到 12% 。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在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土地隐性抛荒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现象。宁乡县农业科技物资有限公司的谭新明说， 2010 年 5 月，他们公司的复合肥销量已超过 200 多吨，到 2011 年 5 月，他们只销售了不到 50 吨； 2010 年 5 月之前农药销售额超过 200 万元，而 2011 年 5 月销售还不到 50 万元。 “ 早稻播种面积减少应该是主要原因 ” ，谭新明叹道。 2011 年 7 月 11 日，新华社重庆站记者李松报道指出，随着 “ 打工潮 ” 的不断壮大，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并离开传统农业生产，留下大量老人打理土地。在西部农业大区重庆市，不少基层干部说，由于缺乏劳动力，过去种田是 “ 绿肥铺底 , 农家肥当家 ”, ，如今则是省时省力的化肥当家，田地越来越瘦。由于劳动力缺乏，农民不在农田基础建设上下工夫。水库塘堰淤塞，渠道多年失修。在重庆第一种粮大区合川区，该区涞滩镇两堂村 63 岁的村民邓国能向记者坦言，自己的体力已达不到水稻育秧、插秧、耕地要求，只能做多少算多少， “ 够自己吃就行 ” 。重庆万州区天河镇天河社区农民王文义，家有 6 亩土地，全靠他一个人种，根本种不过来。如果春耕时遇到寒潮、霜冻、干旱等自然灾害，要抢播抢种，劳动力短缺就更明显了。种不过来，只有任由耕地撂荒。 2011 年 10 月 28 日，人民网记者广东清远河背村调查发现，原本 23 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年轻人成了稀罕物。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 234 人，在村常住约 130 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近年来 “ 娃娃们越来越少 ” ，以前的小学，都是 50-60 人一个班，现在 800 人口的村小学，今年 3 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 3 年级。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 2008 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 40% 以上，并且还存在 “ 隐性撂荒 ” 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2011 年 10 月 29 日，光明网记者报道了这样一组数据：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在中西部广大偏远的农村，农村的景象如此凋零与寂寞，除了留守儿童与老人，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劳动力。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省市，土地撂荒造成了整个行政村的消失。统计数据显示，从 2005 年到 2009 年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每年减少 7000 多个。土地作为广大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很难产出可观的效益。种地不赚钱，甚至要赔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农民都抛弃了祖祖辈辈传下的土地遗产。土地荒废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在农忙时节，农田里也只是老弱妇孺，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生存的希望。 2012 年 5 月 3 日中国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 未来靠谁种地？ ” 的警告。在湖南麻阳县舒家村乡狮子湾村，全村 10 个组留守在农村种地的妇女占种地农民的 38.6% ，因耕种不过来，村里部分土地撂荒。农村留守人员劳动能力不高，农业规模萎缩和耕种效率下降。狮子湾村村粮食播种面积 10 年下降了 200 亩，粮食年总产量下降了 23 万公斤，农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为了调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笔者先后在全国各地调研，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西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海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内陆省份。为了寻找农业撂荒的原因， 2008 年 4 月，我现场到毛泽东主席的老家湖南韶山冲调查。只见高速公路两旁的农民家庭，十室九空，大都是铁将军把门，稻田里很少见到劳作的农民。只有到了韶山冲，因为是旅游景区，才看到人山人海，但许多导游都自称姓毛，拉我们去吃她们家的 “ 毛家菜 ” ，毛主席发动湖南农民 “ 打土豪、分田地 ” 的最初发源地，如今也成 “ 本末倒置 ” 了，他们招待客人的粮食竟然大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历史上，当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吃不饱饭而沦为饥民，甚至盗贼时，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就会蜂拥而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就开始了。农民起义的代价是巨大的，谁都盼望和平而痛恨战争。过去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大地主以及富农对小农或雇农的过度欺压，农民因贫而失去土地，从此吃饭成了问题。但在和平年代，农民只要还有口饭吃，农民起义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纷纷弃荒，任由土地荒芜，面对这种现实，就不能视而不见了。;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4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建议大家认真读一下温铁军先生的这篇文章: 热度 5 蒋高明 2013-7-31 19:04; 蒋高明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生最近撰文，指出中国正在搞的所谓现代农业，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新的三农问题。在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都过剩的前提下，盲目鼓励资本下乡或者搞美国式的家庭农场，将催生新的粮食生产难题。抛开环境污染不说，耕地质量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消失，带来的将是严重的社会动荡。希望决策者认真读一下温先生的肺腑之言，接受历史教训，早日将农业出路调整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笔者长期在农村一线进行科研活动，深感温先生所言不虚，特此推荐给广大网友阅读。农业不是“唐僧肉” 温铁军本文链接： http://finance.takungpao.com/hgjj/q/2013/0731/1798846.html 今天，我们各级官员、学者，经常不假思索地，简单地把以土地规模经营，作为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目标的时候，大概少做了一项工作——索引历史文献。 1955 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动，中国开始批量生产 50 马力的拖拉机，因为不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工业各部门普遍要求中央提高农业组织化的程度，让工业品有条件下乡。 1956 年，为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部门顺畅地提取原始积累，中央正式提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同时将农村合作社由 “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形成数万亩土地的规模经营，开启了中国 28 年的农业集体化历史。　　结果怎么样呢 ? 在此不多作论述，有能力的人自己思考。　　当我们判断农业的未来时，该以什么现状为出发点呢 ? 　　根据国务院 2010 年公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来看，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源。三四十年前，农业可能不是那么现代化，自身收益很低，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呈现出“正外部性”的状态。现在则呈现出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造成严重的自然环境破坏，另一重是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原因在于全球三大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都过剩。　　首先看金融资本，我们都知道当下世界资本市场热钱横行，它的特点是要求短期回报，进入农业这样需要长期、持续投资才有稳定回报的部门，很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牛奶制品行业面临的危机，就是由当年一笔不到 5000 万美元的热钱引发的。　　当年这笔要求短期回报的热钱，投到某知名企业之时，不可能拿去种植操场、建设基地和培养农户，而是去抢奶源，把奶牛市场搞乱了，供需关系严重扭曲，奶牛养殖户开始添加三聚氰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丑闻曝光后，中国的牛奶制品行业受到摧残性的打击，也由此引发了政府信任危机——即使保证牛奶制品没有问题，老百姓也不信。　　其次看产业资本过剩。这个时间更长，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国就已经出现工业生产过剩的问题，为了防止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我们引导工业资本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以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在工业和农业同时扩大投资，拉动经济连续增长。　　当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出现过剩，表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中，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于是市场失灵、政策失灵。　　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 54 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世界上 80% 的大棚 ( 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 ) ，集中在中国，全球 67% 的蔬菜、 50% 以上的猪肉、 50% 的苹果、 40% 的柑橘等等，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 19% 。　　三大资本促使农业生产过剩，直接导致当下农业生产的双重负外部性。就污染而言，最近的一个案例是“河里漂死猪”，当地生猪年产量大约是 700 万头，在规模养殖条件下，生猪的正常死亡率，按最低 3% 算是 21 万头，按最高 8% 算是 56 万头。管理部门要求对死猪进行填埋和焚烧处理，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往哪里埋 ; 烧一头猪比烧一个人还贵，养猪的农民怎么负担这个成本？　　至于食品安全问题， 1998 年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这之后的 15 年的时间，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集中发生。　　农业现在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我们强调以大规模集约土地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时，必须要从现状出发——它会加剧这种紧张，还是会缓解 ? 　　乡土中国的基本常识　　农业的演变，具有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的这一内在特质不可能被根除，因此客观分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首先是前殖民地国家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们，到美国一看，觉得大农场很漂亮，工业化生产也是高效率。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 从世界范围看，大农场农业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做到，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 这些国家原住民只占人口比例的 5% 不到，这是大农场进行工业化生产和集约经营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也要搞大农场，是不是要把 95% 的中国人都赶到太平洋里 ? 　　其次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致使资源越来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 60% 的农场由中产阶级市民兼业经营，这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　　欧盟每个农场每年要得到 1.8 万 -2 万美元的补贴，再加以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和社会壁垒，欧盟各国的农场才能维持经营，这是客观现实、普遍现象，也是常识。　　第三种是未必彻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全覆盖的普惠制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的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乡土中国正属于这种原住民为主的东亚小农村社制经济基础。 2011 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是 36.3 和 40.4% ，分别比 2002 年降低了 1.4 和 5.8 个百分点，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趋势非常明显，无论农业怎么发展，靠农业来维持农民收入的客观条件是越来越难。　　但是，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 2002-2011 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 61.5 台，增长 3.1 倍 ; 空调 22.6 台，增长 8.9 倍 ; 拥有移动电话 179.7 部，增长 12.1 倍。这些收入是靠农业发展而来的吗 ? 当然不是，而是进城打工得来的。　　小农农业要实现自我循环，几乎只有一个办法：把各种与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装进综合性的大产业，农民才能在其他细分产业领域获取利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会帮政府种粮，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补贴太多，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可以围绕农业形成多种产业并存的综合合作社体系。我以前跟媒体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现在只有总理抗旱，农民才不抗旱呢，他们巴不得旱灾再重一点，反正政府有赔偿有补贴，让农民自己抗旱，有机制激励吗 ? 靠农业发展不能实现农民增收，靠补贴更不可能，我们的不少官员，就是不接受这个现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是农业产业化政策的首批研究人员之一，当时我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增加农业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经济理性，但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也不能简单看农业装备系数提高了多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农民达不到这个产业的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认为农业产业化成功了。　　如今城镇化又成了热点话题，有人说，把中国 70% 的农民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 ? 　　在中国，农民进城要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现在按照国家规定，农民工上“四险”的比例不到 20% ，为什么 ? 因为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的成本要低于城市，农民工一般不需要在城里再额外付费，另外购买一套自己的社会保障，更何况城乡二元分割，农村的保障带不进城市，城市的保障也带不回农村，各地政府让进城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其实是加重他们的负担。　　二是农民进城前后的身份变化。在农村，农民有房子有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你让他变成产业工人，意味着变成无产阶级，有人愿意从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吗？改革开放前，农民没有地、仅有房子，城市工人却生老病死有依靠，工农之间的差别相当于中产阶级跟贫民的差别，所以农村才会出现一人当工人，全家都幸福的情况。现在还是这样吗 ? 我不反对城镇化，只是提醒政策制定者要多做实际调研，别拍脑袋下结论。　　近年来，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国家不断调整战略，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发展是多功能农业， 2007 年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 2008 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两型农业的道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几年慢慢开始强调农业的转型，　　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调整战略，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农民增收不再靠农业，这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不再是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发展的“ GDP 农业”，而是稳定农村、合作农业、安全农业的新概念。　　另外一个现实是，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社科院公布的数字是 3.4 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可能会导致“逆城市化”，或者叫“去城市化”。如果这个趋势形成，将带来很大的经济机会，中小企业和中小资本，或者中产阶级市民的资本流向农业和农村，与农民合作，将会带来农业发展新的机会。;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13215 次阅读|7 个评论

李裕瑞: 西部山地丘陵区宏观政策转型的地方响应与效应研究: waterlilyqd 2013-6-28 16:46; Li Yurui-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vol 10 no 4 pp 588–608-.pdf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最新发表论文推荐: Local responses to macro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rural system in China's mountainous regions: The case of Shuanghe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在 2013 年第 4 期报道了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王介勇四位研究人员的文章：中国宏观发展政策的地方响应及其对山区农村体制的影响：以四川省隆昌县双河村为例（ LI Yu-rui, LIU Yan-sui, LONG Hua-lou, WANG Jie-yong (2013) Local responses to macro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rural system in mountainous regions: The case of Shuanghe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10(4) :588-608 . DOI: 10.1007/s11629-013-2544-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出台了多个关于促进生态建设、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西部地区是此类政策的集中区和热点区，尤有必要在其典型区域深入研究此类宏观政策的地方响应与综合效应。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李裕瑞博士等以川南山地丘陵区典型村域为例，基于 2008 年以来开展的数次“县 — 乡 — 村”多尺度调查研究，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政策、退耕还林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及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地方响应与效应。研究发现，案例村域并未因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而从原来的边缘化状态走上转型发展之路，与此相反，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快速外流、耕地向林地和非农建设用地大量转化、污染企业运营带来环境污染、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其社会经济状态甚至有所恶化。分析认为，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 “ 一刀切 ” 的政策框架下，主体目标具有非一致性、村民能动力相对有限、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机制仍不完善。研究建议，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应充分认识乡村空间的差异性、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宜进一步整合部门性政策，加强部委间、部门间的协作，逐步实现由部门性政策向区域性政策的转变。研究成果可为新时期的发展政策评估与优化提供科学支撑。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201176, 41130748 和 41171149 ）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2011M500029 and 2012T50126 ）的资助，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 Progress on development policy evaluation in mountainous regions of Southwest China China has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including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ies and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strategy to eliminate east-west differences and urban-rural disparities since the late 1990s. However, we still know rather little about the responses and systematic effects of these policies on loc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ave a holistic examination on local responses to the four typical macr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rural syste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mountainous village in southern Sichu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licies have not moved the case study village from its historically marginal status. To some extent, its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might have been worsened by accelerated out-migration of the youth, loss of agricultural land due to afforestation and industrial plants, increased fire hazard due to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ue to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ttracted to the village and a steep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ue to loss of and inefficient use of cultivated land. Factors causing local villages’ dilemmas include the nonuniformity of actors’ objectives, finiteness of villagers’ abilities, and the imperfect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for local government’s activities under existing policy framework composed of uncoordinated one-size-fits-all policies. The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China’s rural policy in the new period should gradually shift from a sectoral to a place-based one, from top-down incentiv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tom-up projects, and fully recognize the diversity of rural space, so as to enhance local capacities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 knowledge shared by different actors. Moreover,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various sectoral policies, and improve the interministerial and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of rural policies at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s. 41201176, 41130748 and 41171149) and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 No. 2011M500029 and 2012T50126).; 个人分类: JMS信息|425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三农”问题其实是城市化的问题: 热度 2 jiangming800403 2012-4-28 16:54; “三农”问题其实是城市化的问题 “三农”问题其实不是农村的问题，而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其核心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产品交换，城市的商品与服务如何实现其价值。如果农民的收入过低，如果微薄的农业积累无法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来与城市工业进行交换，城市过剩的生产能力就无法实现其使用价值与价值，从而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且由于生产的中断，导致大量银行贷款成为呆坏账，使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以致破产，最终社会陷入通货紧缩，以致酿成大萧条。但是，在人均一亩三分地的条件下是永远不能消灭城乡差别的，这是传统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产业的必然结果。虽然目前 “ 土地流转 ” 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 “ 案例 ” 已经不是传统的农业，它们的盈利主要来源于旅游等第三产业，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些案例，只能是 “ 典型 ” ，而不具备普遍意义。因为目前的农业生产 ( 特别是粮食生产 ) 在扣除劳动力成本以后，实际上已经是负利润。如果在土地流转以后，继续搞传统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又要支付地租、又要付工资，可以相信利润率不会太高，甚至还不会有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有竞争力，除非将地租或者劳动力报酬定的很低。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妄图通过资本游戏，来推动农村资产的增殖，农民收入的增加，其必然结果就是如同有毒的抵押贷款证券一样。况且，农民普遍也没有流出土地的意愿，虽然目前农业生产主要依靠 3899 部队，但是人均的那几亩地还是种得过来的，而且这部分劳动力对于现代城市和工业经济而言是冗余的，溶入城市的机会成本太大，因此他们的劳动力边际效益几乎为 0 ，因此农业劳动，不能据此认为是低效的，让这些劳动力脱离劳动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农民工是没有未来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能融入这个或那个城市，承包的土地还是他们“退休”后的依靠。流水线上的女工过了 25 岁至多 30 岁大都就会回乡结婚生子，而且年龄再大一些，就不适合高强度流水线工作了，就会被无情的淘汰下来，毕竟能成长为工长的只是少数。一些重体力劳动待遇是比较高，但是这些工种都比较辛苦，也比较危险，而且也是在拿青春来赌博，年龄一大，超过 40 岁，身体走下坡路了，就不适合这些工作了。当然，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随着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农民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在未来 10-15 年的时间内，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矛盾将逐渐显现，甚至非常尖锐。由于婚嫁，通过求学、经商、务工等进入城市，农村中有人（劳动力）无地、有地无人（劳动力）的矛盾将逐渐突出，目前独女户或双女户以及多女户约占农村总户数中的 1/5 ～ 1/4 。在女到男方落户的大环境下，他们的父母年老去以后，土地承包权的继承将成为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嫁到村外的女儿总不能跑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回来种田吧。同时一部分农业人口通过种种途径城市化，但是他们还在继承了农村承包地。而与此同时由于土地承包权无法调整，一些家庭由于人口增长，必然会出现有人无地的情况，会产生很大的不满情绪，土地承包期延长后出生的孩子，长大后或许就是真的 “ 失地农民 ” ，这种情况 10 ～ 15 年内就有可能发生。总而言之，土地承包权 70 年，这里面将有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家庭或家族内部很难协调的最可怕的结果是将产生是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将产生新的地主与雇农。那些进入城市的，还继承了承包地，他们不是租地地主是什么？这到底是保护农民利益，还是损害农民利益？;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3389 次阅读|2 个评论

愧对农民: caoman 2010-9-13 14:36; 中国发展举世瞩目，经济总量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包括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政府官员等不同阶层间的差别。差别越大表明社会财富分配越不均，与财富共生的祸害（如环境污染）也严重分布不均。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农民所拥有的财富都是最低的，所承受的祸害是最多的。中央连续七年下一号文解决三农问题，遗憾的是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农民拥有最少、承受最多：从物质流的角度上看，农民输送给城市人的是生活必须品（食粮、蔬菜等），从城市人那里换来的是污染物（废水、垃圾、废气等）；从人口流的角度上看，农民输送给城市人的是优秀劳动力，留给自己的是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从城市人那里换来的是富有人的乡村游；从商品交换的角度上看，农民能付出其创造出来的最好的，尤其是劳动力，换来的却是城市人生产的低劣产品，包括农药、化肥等抵挡工业品；从家居建设的角度上看，农民的房屋是自己建的，包括原料多是自己生产的，城市人的房屋是农民建的，并由农民负责建后的守护和家政服务；从生活环境质量上看，农民工吃住在城市都是最差的------ 中国有七亿多农民，是他们让中国人每天都能吃上想吃的饭菜，包括一年四季有青菜、水果、海鲜、各种肉食等等；是他们把中国的城市建设的如此美丽，让城市人生活的如此安逸；是他们------。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不能过上全家团聚的正常生活；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背乡离井为生计奔波；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这与中国的强大和城市的现代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城市人，我深感愧对中国的农民。; 个人分类: 社会学|2888 次阅读|2 个评论

山区振兴的源头活水: westman 2009-9-4 20:35; 看了8月26日《科学时报》的长篇通讯《山区振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持续发展呼唤制定山区发展振兴规划》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8/223243.html?id=223243 ，笔者对于文章提出的制定中国山区发展振兴规划的建议深表赞同。此前，也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我国应尽快制定山区振兴法，依法对山区发展予以重点倾斜和支持。笔者在西部黄土高原的丘陵地带长大，对那里的生产生活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切的体会。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实施了植树造林、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等政策，并在坡改梯和中低产田改造、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总体看，大多数政策切合当地实际，收到了应有效果。但是部分政策并不符合当地条件，在政策执行中的混乱和虎头蛇尾的现象时有发生。山区振兴的源头活水何在？在于山区居民的创造性，在于调查研究的务实性，在于政策设计的完整性。酝酿中的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应该体现这些特点。此外，在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的制定过程中，有三点应特别注重。一是注重调查研究。政策的好坏，不在于是否理想化，而在于是否切合实际、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当前的很多山区政策，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办公室、会议室、实验室通过头脑风暴方式讨论的结果，有着明显的理想化的倾向，并不切合山区发展的实际有些政策从平原移植嫁接在山区，有些政策从富裕地区平移到贫困山区。制定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梁漱溟、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所倡导和实践的求实精神，无疑应成为精神蓝本，在此基础上，一定要了解山区、认识山区、研究山区。二是注重因地制宜。中国山区地域广阔，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经济条件各异，山区居民的生产水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民族构成等，与平原和城市有显著的差异，即便在山区与山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大小兴安岭山区、燕山、太行山区、沂蒙山区、武陵山区、东南丘陵、喀斯特山区、横断山区、祁连山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等，具有各自不同的自然禀赋、区位特点和文化传统；此外，发展现状的动态差异也值得关注：部分山区已经迈入工业化门槛，大部分山区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少部分山区还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农牧经济。因此，山区振兴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山区进行合理区划和分类，使得政策不仅在全国所有山区具有普适应，同时能兼顾各地山区的特色和实际。三是注重政策配套。政策的配套与衔接甚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成败。山区治理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科技、税收、财政、农业、水利、人事、教育等政策的配套和部门的联动，还需要各政策模块之间的协调与衔接。今夏，笔者在家乡看到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家的田地已荒芜，丰饶的土地长满野草。而恰恰是这几户外出打工、田地荒芜的人家被乡政府确认为低保户。这是一个政策衔接不到位的典型例证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从山区向城市工业和建筑业转移，使得作为农业生产要素核心的土地大面积抛荒，国家为稳定粮食产量通过发放种粮补贴等手段鼓励农民耕地种田，同时为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抛荒家庭发放低保。事实上，这涉及到劳务输出政策、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的协调问题。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有着优良的传统，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的制定必须发扬这些传统。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费孝通以江苏南部的开弦弓村为蓝本，写下其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之作《江村经济》，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此后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费孝通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让贫弱的乡村居民过上温饱以上的生活，他为此上下而求索，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山山水水，他曾七到著名的贫困地区甘肃定西考察，撰写了《关于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小城镇、大战略》等名篇；世纪之交，社会学学者曹锦清只身两入中原，出版《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呈现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乡村的现实图景；近年，知名乡村治理研究专家贺雪峰深入开展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著有《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等。今夏，当笔者矗立乡间路口、村边田埂时，对山区的前途这个问题也时时心生困扰。当一代代的年轻人通过高考制度和劳务输出走进城里时，山区持续性和加速性的破败似乎是必然的趋势。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如果留在我们身后的是一个逐渐萧条和破败的山区和乡村，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也会得不偿失，是否缺乏持久的保障？在人们纷纷走进城市过上安逸生活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曾经的家园变得日益荒芜，我们的内心是否也会变得焦虑和不安？我们寄希望于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山区振兴法的出台。;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840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学生下乡是瞎折腾吗？: 热度 1 蒋高明 2009-7-16 07:52; 肖智华蒋高明最近，在北京各高校校园里，大学生三下乡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学生们饱含热情和激情，编辑资料，收集图书，设计问卷，准备到艰苦的农村去送知识、送温暖，为农民做些实事，用知识为新农村建设助一臂之力。 1997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联合号召全国大中专学生，利用暑期到农村开展科技、教育、卫生社会实践活动(简称三下乡)。文化下乡包括图书、报刊、戏剧，电影、电视下乡，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科技下乡包括科技人员、科技信息下乡，开展科普活动；卫生下乡包括医务人员下乡，扶持乡村卫生组织，培训农村卫生人员。十几年来，近千万名青年学子，数十万支社会实践团队奔赴山乡、村寨、医院、学校，成为青年学生暑期服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然而，针对大学生下乡活动，另外一些声音也不断地传出。不久前，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报告厅召开的各高校学生干部三下乡交流会上，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其实大学生懂的没有农民多，三下乡起不到半点效果，对农民根本没有帮助；花了那么多钱，又没有办法指导农民，简直是折腾。一些三下乡返校的学生在总结时，也反应三下乡的的确确指导不了农民，是浪费钱，浪费精力，同时给农民添麻烦。　　大学生三下乡真的一无是处吗？大学生下乡非得指导农民才算成功吗？下面就我们了解的情况来谈谈大学生下乡的真实作用。　　　　首先，大学生下乡有助于他们了解农村，加深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对于城里长大的大学生，下乡可能都是头一回，原本不了解农村的有了亲自接触农村的机会；即使农村出来的大学生，由于小时候学习成绩好，家长一般不让他们干农活，对农村了解也是很片面的。大学生们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可能一下子不能来指导农民，但可从农民那里学到许多他们不懂的实践知识。　　　　第二，三下乡让大学生们从实践中理解农民。南宋诗人陆游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大学生们如将三下乡作为一种自觉行动，就能在农民与大学生之间建立一种交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于大学生尤其农业类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多学科多专业的大学生聚在一起，可在实践中交流经验，对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农民那里学来的东西，可令大学生们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明确目标，极大地提高学习乐趣。　　　　第三，大学生下乡有助于大学生村官成长。中国三农问题，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但要解决问题，必须亲自到一线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最终带领农民解决问题。现在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在全国各地举行，一些村官可能就是经历三下乡后坚定了做村官信念的。我们熟悉的六名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村官，两位同学参与过三下乡活动，其余则是第一次深入农村。从目前他们的表现看，参加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村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明显优于没有参与相关活动的同学。　　第四，农民从大学生那里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从下乡的大学生那里，农民们感觉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所送来的知识对于他们发展生产，销售产品非常有用；信息的传播缩短了他们与外界的距离。最让农民受益的是他们的孩子，那些在小学、中学读书的农家子弟通过近距离接触优秀大学生，会坚定学习信心，这比老师在课堂上讲多少遍学习重要性都有用得多。　　　　毛泽东主席说得好：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大学生如要指导农民，就得先向农民学习。在大学生那里，三下乡为大学生提供了绝佳的向农民学习的机会，也为今后指导农民打下了深厚基础；在农民那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文化知识不足的一面。农民的实践知识与大学生科学知识相结合起来，会起到更好的作用，非常有利于新农村建设。　　　　无论是指导论派，还是无用论派，其实是一类人，只不过下乡前后的态度不同而已。有些同学下乡前，踌躇满志，希望通过自己的所学为新农村做出贡献；往往下过乡后，发现根本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去指导农民，就产生了悲观情绪，不自信起来。这同时表明，光有为农民做实事的激情是不够的，更要有打好持久战的韧性。大学生们要真正地指导农民，就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要认真学习书本知识，再去实地考察学习，熟练掌握科学知识后才能指导农民。这样踏踏实实的指导，产生的效益将是巨大而深远的，不是那些形象工程可以比拟的。　　　　综上所述，尽管大学生三下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其正面作用是巨大的。该活动有助于大学生了解农村，了解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为今后指导农业生产打好基础；是一个先受教育，然后长才干，最后做贡献的过程。从这几层意义上看，大学生们要多下乡，常下乡。 (肖智华为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个人分类: 教书育人|4786 次阅读|3 个评论

2009中国博士后“三农问题”论坛征文: yuliping 2009-5-5 14:25;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征稿启事 2008 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日趋显现，并逐步从金融界波及到产业界。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很多经济问题与社会矛盾将凸现出来。同样，作为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三农问题，必然也会出现新的变化、产生新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讨论与深思的研究命题。 2009 年，正值新中国 60 华诞，抚今追昔：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星火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澎湃春潮，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到全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壮阔画卷，这不仅体现了中央决策层始终对农村工作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了农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为青年科研人员代表的博士后团体，对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承办、《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协办的 2009 中国博士后三农问题论坛拟于 10 月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三农问题：理论与实践。为配合论坛的召开，拟面向全国范围征集关于三农问题博士后工作论文成果，并推荐入选优秀论文在《中国农村经济》发表，具体要求如下： n 提交论文应为博士后工作期间的论文成果； n 论文主题应为研究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性成果； n 所提交论文字数原则上为 5000 10000 字，具体格式要求见附件 1 ； n 论文提交截止日期为 2009 年 7 月 15 日； n 论文的最终采用以组委会专家评审及意见为准； n 论文提交方式为发送电子版至联系人电子邮箱，并在邮件主题中标注博士后论坛征文，同时提交作者回执（附件 2 ）；除提交论文作者外，若确定参会，请于 6 月 30 日前根据参会回执（附件 3 ）的内容以传真、电子邮件或电话等形式告知联系人，以便为您安排相应的会务服务。本论坛不收会务费、免费提供会议期间餐食，住宿交通自理（主办方可以协助安排）。联系人：秦纪庆，电话 010-85195644 ，传真 010-65137559 ， qjqin@cass.org.cn 胡冰川，电话 010-85195644 、 15011227810 ， hubch@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2009 年 4 月 14 日附件1.论文格式规范附件2.作者回执附件3.参会回执按：受师弟之托，在此宣传一下，希望学界同仁，踊跃参加，金秋十月，相聚北京，共商三农发展大计。 2009.5.5俞立平于邗上; 个人分类: 技术经济|5969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发展面临6大严峻挑战(转贴): zhulin 2009-4-29 16:08;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如下的 6 大基本挑战：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加速整体生态环境倒 U 型曲线的右侧逆转：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巨大压力；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　　所有这些挑战的消解，其实质都在催促着如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这个总主体。上述这些成为严重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也只能在实现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统帅下，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克服。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其一，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同时，我们必须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质就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其二，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通过舆论引导、伦理规范、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更要通过法制约束、社会有序、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去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公正。归纳起来，全球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宏大命题，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协调。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个人分类: 问题讨论|1275 次阅读|1 个评论

晨读唤醒的忧郁: 陈龙珠 2009-2-18 09:15; 患儿车站偶遇温总理续：国务院捐赠1.5万 http://news.qq.com/a/20090218/000110.htm 大学农村生源下降现象的背后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2/0218_17_1019627.shtml 全总：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群体渗透破坏 http://news.qq.com/a/20090218/000255.htm 早晨打开计算机浏览新闻，如上三条涉及农民的报道，让我的心情重又倍感忧郁。今年元旦，1978和1979届部分高中同学发起毕业30年回母校联谊，我应邀提前回去与今年的应届毕业生见面座谈。由于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中学师资编制严重匮乏，农村中学的本科升学率整体偏低，而大专学历由于学费不菲和就业不易，许多农村的孩子在考不上本科的情况下便选择走上社会谋生。由于已相当长时间农村社会风气不断恶化，这些高中毕业生的一部分会走上自己父辈在外坑蒙拐骗偷的生活道路（2007 年春节之后，我从学校BBS安徽学子版了解到我校学生宿舍门口就出现过含有警惕我家乡县名的小偷团伙的告示，此前不久新民周刊还有过小偷村的专题报道）。因此，在与母校应届毕业生座谈回答读大专前途问题时，我便谈到：高等教育本身具有执业培训属性的，大专教育偏重于技能，虽然刚工作时较为辛苦，但它毕竟能为你提供一份相对安定和体面的谋生手段的可能性；放弃大专教育，虽然一时也能靠不当手段挣钱甚至挣到很多的钱，但那毕竟是不义甚至是违法的；你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各自家庭的这种恶性生态循环，即使这需要较长时间的辛苦，但能为自己的下一代树立一个好榜样，是很值得的。妹妹家近些年来的困难，我很无能为力，也很让我沮丧。妹夫可能从小就有心脏病，三年前我们几位亲属凑钱让其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但后来还是没有挽留住他尚未进入中年的生命。对留下三个未成年但较为聪慧的孩子，我本满心期望并支持他们好好学习，以求获得深造那怕是大专教育的机会。可孩子们竟然先后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执意辍学外出挣钱，即使已为他们缴纳了当期学费和承诺提供生活费。为防止年轻学坏，我和在家乡工作的哥哥近来坚持要求他们在外必须各自学门手艺、正轨谋生。此事直到昨天傍晚哥哥短信通报落实，才暂时得以放心。新中国成立，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但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中，农民、农业、农村健康发展的出路，在毛泽东时代就提出的要消灭城乡三大差别的国策，何时才有好的答案和切实得以实现呢？当我看到上述新闻说共和国的总理出面和国务院工作人员捐款而使一位农村幼儿的大病得以医治；要防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国家正全力解决近期大量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总理发现并要解决中国名牌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问题等好消息时，我咋怎么激动不起来反而很是忧郁了呢？我们是否急迫需要建立起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预见机制而不总是这样风风火火地应急呢？; 个人分类: 社会思考|4118 次阅读|1 个评论

小刺猬速评新闻（2009-2-10）: 刘玉平 2009-2-10 02:28; 2009 年 2 月 1 日新华社全文播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09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 简称一号文件 ) ，含金量高、新亮点多（来源中国新闻网）。评：可以预见，一号文件对解决三农问题、振兴经济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类似的重要文件能否以法律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以修正案予以补充和完善。 2008 年 2 月 8 日下午，贵州省德江县发生一起因舞龙纠纷围攻县政府事件，在有关各级政府及干部的宣传疏导下，该事件目前得到有效处置（来源新华网）。评：谣言止于真相，可喜的是这一突发事件得以及时处置，信息得以及时公开，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和偏颇言论的产生。但是就在几个月前，该县发文要求干部倾巢旅游（来源新华网，转自搜狐）曾让这个偏远的地方出了名。两件看似没有关联的事件，却可以管见该地某些干部的素质不容乐观。近日，日本全面封锁钓鱼岛海域，中国维权形势恶化（来源新华网）。评：捍卫神圣的主权，不能只停留在严正警告之类的外交辞令上。在中日关系刚刚得以一定程度修复之际，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制止日方的无理挑衅，无疑是对我国最高领导层智慧的一次考验。近日，陕西府谷县四纳税大户成县长助理，被曝光后遭免（来源新华网，转自搜狐）。评：依法纳税是企业和公民的法律责任，对先进的单位和个人确实值得奖励。但近年来，一些地方热衷于把包括县长助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的一些公职，当成对地方经济有贡献人士的一种奖励。姑且不论其是否属于变相的买官卖官，该县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却可能带来官商勾结的负面效应，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地方对公权力、公信力的漠视以及根深蒂固官本位意识。; 个人分类: 时评闲论|1494 次阅读|12 个评论

论农村公社建设——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谁是这个商品的消费者: gghtsinghua 2008-11-24 22:25; 作为农村来的孩子，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的转型，我貌似更关注农业在经济转型中的地位和走向。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使得农民可以自由转让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土地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换了，伴随而来的的产物可能是新型的农村公社的产生（或者叫庄园式经济的出现），进而使得中国农业由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以应对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这是必然的，中国已经建立了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农业就不能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阶段，否则农业将承担不起市场经济下的风险，这也是抛荒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起源于海南香蕉SARS的流言对于海南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损害，我当时在想谁制造了这样的流言，谁在得利，我们消费者没有享受低价的香蕉，农民却以几分钱的价格出售，很显然中间商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中间商就是联系农业（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桥梁，这个桥梁的出现使得农民受到了来着自己农产品的双重剥削，这是十分残酷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小农经济不能应对市场经济，所以新型农村公社的出现势在必行。有人说，农村土地流转的出台使得农民一夜暴富，因为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买卖。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商品必须在流通中体现价值，谁是这个商品的消费者呢？谁来承担起新型农村公社的建设者，或者叫庄园式经济的主人呢？这貌似是两条不同的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歧。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在和同学的讨论中总会触及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会说，这是资本主义。具体是什么主义，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作为党的积极分子，我会告诉大家这是社会主义，因为明明写着：使用权的商品化。这也许是文字游戏，但是党的任务就是告诉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一切以人民以国家为思考的方向，实事求是，这才是党的精髓。然而党在这个商品的处理上可以做一个超级消费者，建立成新型农村公社，同时鼓励个人的消费允许私人庄园式经济的存在，我认为这是党工作的重点。答案也就很明显：国家要作为这个商品的最大消费者。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这是一项扩大内需的不可回避的道路，我们要真正的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农村这个市场在其中将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34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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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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