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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科技高研所”成功举办第三届哲学与科技高层学术论坛: ssglwu 2018-12-21 18:55; “哲科技高研所”成功举办第三届哲学与科技高层学术论坛吴国林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华南理工大学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哲学与科技高层学术论坛于2018年11月8-10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和广州市召开。论坛的主题是：当代科学诠释学的问题、前沿与进路。坛分为：第三届哲学工作坊和正式研讨会两个部分。第三届哲学工作坊在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正式研讨会在广州市珠江宾馆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张政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哲学部主任赵培杰教授，以及来自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太原科技大学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讨论热烈，问题前沿，获得新的收获！ \0 \0 第三届哲学工作坊由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所长吴国林教授主持，山东大学李章印教授、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彭启福教授作主题报告。吴国林教授在会议主持中指出，第三届哲学与科技高层学术论坛本着探索前沿的精神，其意义在于对科学问题进行更深入、更深刻的探讨，并计划组织“科学诠释学”培训班，希望有更多研究人员为科学诠释学作贡献，开展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李章印教授做了题为“ 科学说明与宗教解释 ”的报告。报告指出，科学与宗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二者在进化阶段中存在不对等关系，通过比较科学说明与宗教解释，可以更好地定位科学诠释学的性质。科学的内在发展经历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理解，第二个环节是解释，第三个环节是说明。第一、第二环节属于自然哲学，直到第三环节才真正进入科学研究阶段。这三个环节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科学与宗教的区别就在于科学有说明，宗教没有说明。宗教不同于科学，它只有理解没有解释和说明，而科学解释如若不进展到科学说明，就无法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事物。曹志平教授做了题为“ 诠释学给科学哲学带来了什么？ ”的报告。第一，方法论诠释学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对抗产生了社会科学哲学。第二，“原义说”对科学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确立了非历史科学观，产生了另一种科学诠释学。“原义说”指理解文本就是把握作者通过本文意欲表达的原因来复现作品中的意义。第三，诠释学对科学哲学本体论的建设。应从存在论、从实践以及从生活世界这三种路径构建科学哲学本体论。彭启福教授做了题为“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的报告。报告从四个方面对经学和经典诠释学作出区分。第一，研究对象不同。经学主张直接对经典作诠释，其研究对象为“经”。第二，将文本的解释问题上升为问题去研究时，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在经典诠释学中，判断何为“经”典有三个标准：一是思想原创性；二是持续的历史影响力；三是一定的空间波动性。第三，回溯的方向不同。经学研究“经”的本质是回到历史、回到过去，克服时间的距离把握作者原意。第四，回溯的方法不同。经学把握原意、回溯历史有一系列方法，如语言解释、历史解释以及心理解释，或者近代的科学化的方法等。经典诠释学是用对话的方式，在双方各有立场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哲学与科技高层学术论坛正式研讨会在广州市珠江宾馆举行。吴国林教授主持开幕式、第一阶段会议。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江教授做了题为“ 公共阐释学 ”的报告。报告对“解”“释”以及“阐”“诠”“解”之间的关系进行详尽分析，指出“解”与“释”是同义反复，“解”就是分、别、以及大卸八块的意思。正如庖丁解牛中正是“解”的释义。解释之解落脚在分析上，具有深层次的含义。 “诠”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自己给自己讲，忠实于文本，忠实于对现象的解释；二是不做讨论，命令式的交流，具有封闭、保守的意思。“阐”建立在“诠”的基础之上，将忠实文本、忠实对象现象解释转换为主观能动的力量向外输出并与人平等交流。提出在量子诠释学的研究中应该基于诠释进行阐释，进一步将量子力学的研究转化成为主观目标服务的力量，建议“科学诠释学”转向“科学阐释学”。张江教授 \0 \0 张政文教授赵培杰教授张政文教授做了题为“ 文学阐释学 ”的报告。报告对科学阐释学这一学科提出疑问。从研究对象上，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实体对象，而阐释学的研究对象是文本。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人构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阐释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与主体间的间性关系。从研究目的上，科学研究以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并改造世界为目的，而阐释学是主观的主体对象，以理解和解释世界为目的。科学的最大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报告最后指出，科学与阐释学有本质上的不同，科学是发现规律、找到原因，改变这个世界，而阐释学是为人自身构建某种意义。赵培杰、肖峰教授分别主持了第二、三阶段的报告会。曹志平教授做了题为“ 量子力学为什么是诠释学的？ ”的报告。报告主要对“量子力学何以是多范式共存的”这一问题进行解读来回答“量子力学为什么是诠释学的？”。如何解释量子力学的多元化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性；二是理解具有多样性；三是理解具有开放性；四是作者与读者间的平等性。自然科学研究和人的其他理解行为一样，本质上是一种前理解的筹划活动，但这种筹划活动只有在人的认识进入微观领域，其属性才得到了突现。报告最后指出，经验事实对科学具有强的判据作用，但在量子力学的哲学理论中，是无法用经验判断的。彭启福教授做了题为“ 科学诠释学何以可能？ ”的报告。报告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渗透了人文精神，科学诠释学何以可能是从自然科学的人文精神维度的意义上来切入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现象，它看似与人文无关，是纯客体对象，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本身实际上就是人文卷入的过程，它渗透了人文精神。从科学诠释学角度来说，我们不是把自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自然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这就涉及到了诠释学的维度。自然科学中涉及到人文，那么自然科学与诠释学之间就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关联。李章印教授做了题为“ 科学解释与科学说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报告。报告指出现代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自然科学需要用经验事实来解释自然现象，并通过数学公式表达出来，这一过程是科学解释发展为科学说明的必要阶段，也就是说，科学解释必须得到说明才能过渡到科学研究。从人文角度来理解科学，凡是科学研究纲领都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科学研究是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达，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来看不是诠释学的。华南理工大学肖峰教授做了题为“ 科学阐释与算法阐释 ”的报告。报告分别对科学阐释与算法阐释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首先，报告指出科学阐释有两种，一种是对科学本身的阐释，称为科学阐释1；另一种是用科学阐释研究其他对象物，称为科学阐释2。其次，按照科学阐释的分类，算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阐释问题，分为两种：算法阐释1是算法本身的阐释，算法阐释2是用算法阐释其他对象物。算法阐释是否是人为建构的、是否具有实在性等问题属于前者。最后，科学阐释和算法阐释引申出阐释是否具有实在性和建构性问题。吴国林教授做了题为“ 当代量子诠释学的问题与走向 ”的报告。报告指出量子诠释学的研究对象是量子文本，量子文本划分为量子理论文本和量子经验文本，它来自于量子世界。报告首先介绍了国内外研究诠释学的著名学者及其成果。其次是量子诠释学问题，目前主要局限在量子力学的诠释学方面，但没有对当代量子理论，包括量子信息理论、超弦理论、量子场论和多世界理论进行有关的诠释学研究，原因在于多数学者缺乏相关知识。如何实现量子诠释与人文诠释的统一，仍是非常关注的问题，还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原有的科学诠释学能否理解当代量子理论？是否需要转向量子世界？量子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是否追求后真理（post-truth）？如何判断理解是否正确？等相关问题。武汉大学李宏芳教授做了题为“ 信息哲学的理解图式 ”的报告。报告指出量子信息相对于经典信息而言是纠缠态，量子信息是叠加的，所以，量子信息是一切物理存在。从阐释学角度来说，可以把量子信息理解为是与物质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信息是物质的。频率是信息的属性之一，根据量子理论，能量和频率相关联，那么，能量与信息也是相关联的，而能量又是物质的属性之一。因此，信息与物质是相关联的，信息就是物质。华南理工大学陶建文教授做了题为“ 过程与诠释 ” 的报告，从时间的角度讨论科学从哪些方面可以得到诠释。报告认为胡塞尔的时间的线性表达是错误的，应该是一种非线性的表达。如果把钟表的时间量化，这种数学化的时间实际上是人造时间，其中重要的概念就是瞬间。每一个瞬间都是均等的，所以，在数学化时间里，会做语言和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用时间对未来做出预测，这种科学还原是对科学的解释，但缺少人文意义的诠释。经济学没有规律，它不能对未来发生的事情进行预言，只能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这种科学是实际化的科学。太原科技大学杨秀菊博士做了题为“科学诠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科学诠释学方法论有三点：一是人的前理解和前见会影响人的观察；二是自然界有与人和动物不一样的表述方式；三是人类是具有视觉能力的动物。报告最后指出，科学是可错的，我们生活在本体论的预设之下。山西大学何华博士做了题为“ 社会科学哲学视角下的哲学阐释学 ”的报告。第一，哲学阐释学反对自然组织。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之间有鸿沟，还原并不能弥合鸿沟。第二，哲学阐释学具有相对主义倾向。坚持相对主义是为了批判来自社会科学中的客观主义。第三，哲学阐释学坚持整体主义。要理解和解释社会行为需要借助于历史文化传统，也就是行为的动机与历史文化传统有一致的关系，这是社会科学中的合理性来源。山西大学乔笑斐做了题为“ 后真相时代的科学阐释 ”的报告。报告认为科学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在没有经验作为真理的支撑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科学阐释使科学与公众达成共识。第一，科学领域的后真相时代是指科学失去了判断真理的标准。第二，后真相时代科学领域需要科学阐释。在科学外部，科学与公众之间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这就需要阐释。在科学内部，经验已无法等同于经过检验的理论，科学家的争论便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人文和科学的隔阂也在加深。第三，后真相时代科学阐释的核心内容。其中最核心内容是本体论问题，其次是实在观，最后是宇宙观念的问题。在会议结束阶段，吴国林教授主持会议。他指出今天各位专家的高水平报告，将对我国科学诠释学/阐释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意义，并相信科学诠释学/阐释学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江教授对与会专家和学者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指出科学阐释学的学者对科学的认识很深入，态度也很认真，在研究问题方面具有高度的理性逻辑。阐释学不应该只待在小圈子里，张江教授希望“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在今后能够持续举办相关会议，将阐释学这一领域不断壮大，能够对研究量子力学的科学家有所影响、有所启发，也能够对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张政文教授诚挚地希望华南理工大学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与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在数月内再举办一次关于科学阐释学的学术研究活动，积极开展“科学诠释学”的培训班，并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高研院会在科研经费方面和人力支配方面给予全力支持与配合。最后，张江教授热情澎湃地说：“ 科学阐释学拥有无穷的潜力、无穷的希望和无穷的前途，应该召集五湖四海的力量，我以及其他学者全力支持，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 个人分类: 学术会议与讨论会|2957 次阅读|0 个评论

成功举办马克思主义与科技前沿小型学术研讨会: ssglwu 2018-7-26 00:58; 吴国林华南理工大学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与湖北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于2018年6月28日在湖北民族学院德智楼三楼会议室成功举办“马克思主义与科技前沿小型学术研讨会”。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教研室的教师与湖北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教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党总支书记、副院长谭大友教授主持该研讨会。谭大友教授首先对我院的发展历程、师资队伍及所取得的成就作了介绍。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所长吴国林教授介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经验。在研讨会上，肖峰和吴国林教授作了主题报告。肖峰教授做了“信息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若干新问题”的报告。从“信息磨产生什么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划分和阶级剥削问题”三方面入手进行阐述。他表示，“信息磨”即信息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会产生出新的社会形态。他以卡斯特、丹•希勒的观点为例，阐述了“技术+经济”的信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即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柱。肖峰通过对我国“信息社会指数”的分析，讨论了中国特色的信息社会主义问题。此外，他指出，信息时代的基本矛盾即信息悖论，主要在于信息资源的私人占有与信息共享之间的矛盾。肖峰表示，数字鸿沟的加深会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只有从信息资本主义过渡到信息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信息社会的基本矛盾，才能使信息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与使用。他还讨论了信息革命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剥削带来的影响和新问题。他指出，当今信息资源比物质资源更为重要，但马克思在工业文明时代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信息文明时代仍然有效。肖峰教授本身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来分析当今时代新问题的，辨析准确而精到，激发老师们进一步进行理论思考和探讨。吴国林教授做了“量子技术及其对生态文明的意义”的报告。从“什么是量子技术”、“量子技术的源起”、“量子信息的基本涵义”等八个方面对当代科技前沿技术——量子技术以及与其相关的前沿社会问题——生态文明社会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涉及科学与哲学、科技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关系问题，涉及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问题；他运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讲解生态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他指出，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全球资源、人口等一系列问题困扰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此，他表示，量子技术有利于节约时间和空间、资源和能源，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此外，他强调，学习量子技术，头脑很重要，必须弄清量子纠缠这一核心问题。吴国林教授的主旨发言使与会教师对于“量子技术及其对生态文明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理解，也启发老师们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在交流环节，两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积极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两位主题报告者——吴国林教授和肖峰教授均作了进一步深入的解答。陶建文教授就现象学的有关问题做了说明。在会议上和会后，有关领导与教师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湖北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今年上的一级学科硕士点，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今年上的是一级学科博士点，都是新上，都在为学科上新水平、如何提升研究亮点，做了广泛的交流。相约下次再见！部分研讨人员合影; 个人分类: 学术会议与讨论会|2548 次阅读|0 个评论

新作《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出版: wcswolf 2017-4-25 15:42;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万长松教授的新作《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近期（2017.3）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对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进行全面总结的学术著作。作者对1991年以来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概括，研究了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着重分析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元论到多元论、从科学的逻辑—认识论到社会—文化论、从技术中心论到人中心论的研究范式转换过程，指出了上述范式转换给俄罗斯科技哲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俄罗斯科技哲学，而是将之置于俄苏哲学的历史背景中，重点分析了20世纪60-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对俄罗斯科技哲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并基于上述新的研究范式和俄罗斯当代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俄罗斯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歧路中的探求》是作者继《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之后，十年磨一剑对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和发展趋势研究的呕心之作。歧者，岔路也。歧路即岔路，引申为不相同、不一致的道路。多元即歧路，“歧路中的探求”就是指当代俄罗斯的哲学家们摆脱了苏联时期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在多元主义甚至彼此对立的指导思想之下从事科技哲学研究的现状。除了绪论和结论以外，全书一共七章，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属于“总论”，主要是从总体上对俄苏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发生转换的历史语境以及如何评价这种转换的意义进行了研究。20世纪60-80年代是苏联哲学史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时期，而“新哲学运动”是一场打破教条主义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俄罗斯科技哲学新范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当代俄罗斯科技哲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马克思主义一元论转向多元论、从科学的逻辑—认识论转向社会—文化论、从技术中心论转向人中心论，以上范式转换对俄罗斯科技哲学的深远意义尚未被中俄学者完全理解。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是“科学哲学分论”，主要研究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斯焦宾院士历经苏联和俄罗斯两个历史时期，是俄苏科学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素有俄罗斯科学哲学“活化石”之称。斯焦宾院士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的心路历程基本上是俄苏科学哲学发展轨迹的缩影，而以罗佐夫、奥古尔佐夫和盖坚科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的学术观点，也表明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就是社会—文化论导向。第三部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技术哲学分论”，主要研究了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俄罗斯技术哲学100年的发展轨迹就是从“工具主义”回到“人本主义”，当代俄罗斯技术哲学的任务就是引领社会走出技术型文明的危机，以库德林、高罗霍夫和罗津为代表的技术哲学家致力于恢复人本主义在俄罗斯技术哲学中的本来地位。该书由作者的导师、哈尔滨师范大学孙慕天教授作序。孙慕天教授写到：“万长松的这一成果是对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重大推进。如果说，龚育之的《历史的足迹》主要是总结20世纪上半叶苏联在科学和哲学关系方面、斯大林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孙慕天的《跋涉的理性》把注意力聚焦于苏联反主流派、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改革派科学哲学家的理论突破，那么万长松的《歧路中的探求》则是对世纪之交新俄罗斯科技哲学发展线索的梳理重构。该书没有以苏联解体为隔点截断苏联的文化思想的发展，而是认为俄（苏）科技哲学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这是一种宏阔的历史眼光。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科技哲学的范式转换与发展趋势研究（1991-2011）”（12BZX031）的最终成果，也是“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的第一本著作。; 个人分类: 学术活动|2309 次阅读|0 个评论

传统文化的“始基”与“公理”——对于传统文化的科技哲学解读: 热度 10 lvnaiji 2016-8-15 11:10; 吕乃基本系列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科技哲学的诠释。希腊各流派的自然哲学可以概括为“始基演化说”，“公理”则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大厦的基础。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可以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始基”。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性本善”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亦即“公理”，人际关系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实用主义是个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的生存哲学。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同时，只要生活在这片“热土”上，或者多少有些瓜葛，谁都可以对传统文化说上几句。在这些成果和众多参与者的热忱中，传统文化越发变得扑朔迷离，犹如在雾霾之中，难见真身。本系列试图以希腊自然哲学中的“始基演化说”和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作为类比和线索，来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希腊的自然哲学虽派别林立，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一个或数个“始基”或“本原”，如水、火、原子、数、理念等，以及由这些始基或本原“演化”出万物，这就是“始基演化说”。欧几里德以无法再回溯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经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构建起几何学大厦。“始基”和“公理”都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本系列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只是透过科技哲学视角之管窥，撷取往日或许未曾关注之点。 “类比”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在“线索”之外也还会有未尽之处。系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传统文化的“始基”和“公理”，第二部分考察其“演化”，此处为第一部分。本系列中，传统文化指孔子以后（含孔子）的文化。孔子之前的周易与河图洛书无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由于其在内容上与孔子以后的文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以及由于对中国至今数千年历史的影响与孔子以后（包括道教和佛教）的文化之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暂且不在本文所探讨的内容之内。传统文化的“始基”可以归结为：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如同始基演化说中的“始基”是希腊哲人对自然现象抽象提炼和直觉思维的结果，这四者同样是由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的抽象提炼。这四点并非完全独立，彼此间在一些方面存在交集；也不是如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那样，彼此间有着某种逻辑或对应的关系。一、小农经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但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这一点看来没有争议。由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出发，可以推出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特点。其一，天人合一。农业和畜牧业，面对的是作为生命的动植物，与同为生命的人息息相关，人和作为自身生存基础的动植物处于同一个生态环境之中。人与动植物进而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天人合一。万物相生相克互为因果。不存在独立于人的自然界，反过来说也就是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的人。在生产力和认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与原始的天人合一相一致的思维方式就是物我不分，人不是客观的去认识自然界，而是以全身心去感悟自然界；只能在整体上把握，现象就是本质，本质也就是现象。推到极致的最高境界，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变化及其规律只能是一个字：“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回过头来，以“道可道非常道”之不可言说的“道”解释一切，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一方面”总是伴随着“另一方面”，朴素的辩证逻辑往往滑向诡辩。“道”，既是本体，又是认识，同时兼具实践价值，如“替天行道”，以及“得道者得天下”。其二，小农经济，男耕女织，只有有限的交换，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在恩格尔指数较大的情况下，农业辅以少量家畜和手工业足以维系家庭的生计，自给自足。同样是农业，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中国的家庭既是基本的生产组织，同时也是最小的生活单位，这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而在家之上便是国，家国一体。反过来，国以其权力确定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维系小农经济。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就会发生传统文化的代际遗传，乃至路径锁定。手工业者传授给后代的是手艺，手工业者可以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具有较多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商品经济中，代际相传的财物，可以经由交换而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小农经济，农业作为维生的主要途径，土地就是主要的生存依据。在土地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过程中，下一代也就如同庄稼植根于土地一样，继续在这块土地上以农为生，同时也就传承着不变的传统。可以说，土地，是中华民族传统基因得以千年传承的物质载体，农民，则是亲力亲为传承传统的主体。父母在，不远游；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即使离乡也不可离土。离乡背井则是人间的悲剧，之所以“悲”，是因为传统基因失去载体，以及传承主体的变异。其三，常年累月在同一片或相邻土地上从事类似的劳作，以及婚姻和家族联系，再加上乡亲们在有事及农忙时节互相帮衬，逢年过节礼尚往来，自然形成在血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 “乡”是地理概念，“亲”则与血缘相通相传。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都想方设法归结到血缘关系，例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母官，乃至今日之央“妈”等等。空间的有限和时间的延续，成为熟人社会的时空基础。由乡亲组成的熟人社会必然有远近亲疏之分。福建的“土楼”为此划出了明确的边界，个人犹如在舞台的中央，其所作所为全都在乡亲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是否符合乡约民规伦理道德，由族长、乡绅等德高望重者予以评说。由此可见，在传统文化中被奉为圭臬的传统伦理道德，看起来很美，但其执行力限于土楼的边界，止于由乡亲组成的熟人圈。伦理道德止于熟人社会，同时也维系了熟人社会，使之得以存在和延续，在此意义上，熟人社会必然导致集体本位。在熟人社会中个人行为规范的最高依据是熟人所组成之集体的和谐，为了更多照顾整体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个人淹没于整体之中，个人以对集体的忍让维系集体的存在，以及换取集体对个人在集体中地位的认可，因而很在乎“面子”，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甚至为了“天下”（电影《英雄》）而牺牲自己。个性、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致使个人和整体的发展缺乏动力。 “情”至上，也就是李泽厚所提出的“情本位”。情本位，意味着理性缺失。合情合理，“情”在前，“理”在后，喜欢“较真”是人格的缺陷，不可“得理不让人”。时至今日，由于理性缺失，中国人民的“感情”还是如此脆弱，动辄便受到了“伤害” 。理性缺失与上述笼统的思维方式相叠加，致使理性愈加缺失，思维也更加笼统。天人合一，人作为“类”没有从自然界独立出来；集体本位，则是个人没有从整体中独立出来。小农经济及由此导致的特质，在总体上显示出与动物世界的直接相关性。同时期的希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天人分离，不仅在于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且有一个独立于存在的人；航海、游牧和商品经济形成“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由法律和契约建立联系。陌生人和个人本位，意味着个人对于血缘宗族和整体迈出独立的一大步，从此在个人的基础上经由自组织和契约构建起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动物世界可以有某些人类社会的社会性，但是在希腊正在构建的社会，出现了动物世界所不具有的全新的特征。这就是“言必称希腊”的缘由。小农经济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中国现代史进一步得到说明。蒋家王朝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民国时期小农经济被破坏，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小农”既被抛离了土地，又未能整合到现代化进程之中。 49年的土地改革，让几亿农民回到小农经济，轻易化解了新中国巨大的经济压力，并以三农回归传统为代价发展城市和工业。计划经济年代几经周折，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包产到户，依然是回到小农经济。到了21世纪，金融危机，外贸急剧萎缩，农民工一夜之间失业，放到其他国家，肯定发生全社会动荡甚至灾难；但在中国，农民工回乡种地，官方称“蓄水池”，虽然经济危机，但社会危机安然化解，仍然靠的是小农经济。在中国，小农经济举足轻重，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以及文化。小农经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中国也就一次次回到传统。邓晓芒把中国农民的状况概括为：落后分散的生产方式，狭隘的血族观念，在一个“圣人”治下的平均主义，不仅指财产平均，而且是思想平均、知识平均。这样的农民意识渗透于整个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将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邓晓芒，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 个人分类: 人文|5357 次阅读|21 个评论

给我的未来博士生: 热度 24 wugshpku 2015-4-24 11:37; 1 ，博士招生：由统考到选拔从 2013 年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实行博士招生制度改革，由原来的统考制改为选拔制。所谓统考制就是目前多数学校和学科实行的笔试 - 面试 - 录取模式。这个模式下，报考无门槛，录取凭分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谓选拔制，是在考试之前加上学术审查环节，由单纯的分数录取，改变为以学术审查为主、以考试为辅的模式。这个模式对我来说并不是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在我的招博历史上，我一直注重考前考察。通常我的考生数目很少，因为多数考生都在考前被我劝退。这样省得耽误大家功夫，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但是现在，这个作法被制度化的加以肯定，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讲：博士不是考的。现在想上博士，不叫考博，而叫申博（申请读博）。 2 ，对申读者的基本要求向我申请读博的同学需要具备如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认真读过我的著作，“非常了解”我本人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细节。第二，对我的研究方向“非常感兴趣”，愿意在这些方向上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第三，自认为有条件、有潜力在这些方向从事学术研究。我所在的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无比辽阔，研究方向无穷之多。我认为，博士研究生将从事该学科方向的高精尖研究，入门之前就要确定明确的研究方向。不能从头打基础，不能做一篇大而化之的文章。我们的招生名额有限，学制有限。为了在如此有限的资源配置下，培养出优秀的博士，必须在入门时就要求学生有很强的专业性。 3 ，我的招生专业我 1999 年底被遴选为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2000 年正式开始招生。 2011 年转任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导师。按照目前北大的规定，一位导师不能在两个不同专业同时招博。实际上，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在国际上是两个姊妹学科，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我本人的研究方向也横跨这两个学科。希望今后通过努力，能够同时在科技史和科技哲学两个专业招生。 “科学技术史”是一门十分独特的学科。独特之一，这个貌似应该是文科的学科，却是理学门下属的一级学科，编号 0712 。毕业授理学博士学位。独特之二，这个一级学科目前未设二级学科。未设二级学科的历史原因是，这个学科是由属于理学各学科的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天文学史等，属于工学各学科的力学史、机械工程史、冶金工程史、建筑学史、水利史、矿业史、纺织史、交通运输史等，属于农学的农学史，以及属于医学的医学史等集成的结果。如果照着学科史来划分二级学科就太多了，索性就不分二级学科。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本学科的毕业生不仅可以授理学学位，而且可以授工学、农学、医学学位。这两个独特之处反映的是 80 年代国内学界对科技史学科的理解：比较强调分科史、比较强调它的理工科性质。目前现状是，一方面有些学科点继续其历史传统，做分科史，另一方面，有些学科点与国际接轨，开拓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国际学术界更多地把科技史归属于历史学科）。原来因为分科太多而不设二级学科，现在看来也有好处，那就是，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个大旗下开展多项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历史上，北京大学的科技史学科也是从分科史发展出来的。 1986 年，北大获得自然科学史（物理学史）和自然科学史（化学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 1990 年，北京医科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史（医学史）博士学位授权。 2000 年，北医并入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2002 年，医学部与本部申请重建科学技术史一级博士点获得通过。目前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医学部有张大庆教授、甄橙教授，在本部只有我一人。北大本部的科技史有三个传统，一个是化学系以赵匡华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炼丹术）研究，另一个是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以孙小礼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第三个是哲学系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的西方科学思想史研究。后两个传统很长时间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下生长。我本人属于第三个传统。 4 ，我的招生方向未来几年，我将在“科学技术史”学科下分两个方向招生： 1 ，西方科学技术史 2 ，现象学技术哲学 5 ，申读“西方科学技术史”方向须知 “西方科学技术史”是我未来几年的主要招生方向。一般说来，招生名额会优先给予这个方向。在中国科技史界，西方科技史一直不受重视，但是“走向西方科技史”是大势所趋。因为无论是作为文理桥梁学科，还是作为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学科，科技史首先指的是西方科技史。科技史要发挥它在当代中国科学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就必须逐渐把西方科技史作为学科主体。北大本部的科技史学科未来将以西方科技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以科学革命时期为重心，向前追溯到古代希腊，向后扩展至 19 世纪。在这块辽阔而又肥沃的学术园地，将大有作为。有志于跟随我开拓西方科学技术史园地的年轻后学，建议从本科开始就作好准备。一、申读者必须读过我的如下 4 本著作： 1 ，《科学的历程》，湖南科技 2013 年第 3 版 2 ，《希腊空间概念》，中国人民大学 2010 年第 2 版 3 ，《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 2006 年版 4 ，《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 1994 年第 1 版二、申读者必须比较熟练掌握如下 10 本著作中的内容，将通过笔试考察对这些内容的掌握程度： 1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大学 2006 年版 2 ，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3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4 ，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技 2013 年版 5 ，格兰特《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张卜天译，湖南科技 2010 年版 6 ，库恩《哥白尼革命》，吴国盛等译，北京大学 2003 年版 7 ，柯恩《新物理学的诞生》，张卜天译，湖南科技 2010 年版 8 ，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 2008 年版 9 ，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张卜天译，湖南科技 2012 年版 10 ，普林西比《科学革命》，张卜天译，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三、提交申读材料时，除了统一规定的之外，必须提交至少 1 篇本方向的学术论文（不一定要发表，硕士学位论文片断也可以）。四、在统一规定的提交材料中，要重视“研究计划”的写作。计划要包含如下两部分内容：第一，详细阐明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第二，证明自己有能力有条件从事这项课题。计划字数不限，越详细越好。五、申报者如果满足北大哲学系在外语方面的要求（参见官网），又以提交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计划”等学术背景材料而获得审查通过，则进入笔试。六、笔试的基本方式是，从上述十本著作中选出几段英文原文，请考生翻译并进行阐释。考试难度较小，考生无须花费太多时间用于准备笔试，而应该花较多的精力写好学术论文和研究计划。七、在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语言中通两门或两门以上者，优先录取。 6 ，申读“现象学技术哲学”方向须知 “现象学技术哲学”是我多年的研究方向，传统上列入科技哲学专业招生，要求较强的哲学背景。如果有合适的候选人，也可以收入门下，纳入科技史学科培养（如果你不在意将来授理学博士学位的话）。一、申读者必须读过我的如下 4 本著作： 1 ，《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 2006 年版 2 ，《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 2009 年版 3 ，《现代化之忧思》，湖南科技 2013 年版 4 ，《反思科学讲演录》，湖南科技 2013 年版二、申读者必须比较熟练掌握如下 5 本著作中的内容，将通过笔试考察对这些内容的掌握程度： 1 ，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大 2008 年版 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第五编“技术的追问”，孙周兴等译，上海三联 1996 年版 3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4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1 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 2000 年版；第 2 卷《迷失方向》，赵和平等译，译林 2010 年版；第 3 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译林 2012 年版。 5 ，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高秉江等译，武汉大学 2009 年版三、提交申读材料时，除了统一规定的之外，必须提交至少 1 篇本方向的学术论文（不一定要发表，硕士学位论文片断也可以）。四、在统一规定的提交材料中，要重视“研究计划”的写作。计划要包含如下两部分内容：第一，详细阐明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第二，证明自己有能力有条件从事这项课题。计划字数不限，越详细越好。五、申报者如果满足北大哲学系在外语方面的要求（参见官网），又以提交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计划”等学术背景材料而获得审查通过，则进入笔试。六、笔试的基本方式是，从上述 5 本著作中选出几段英文原文，请考生翻译并进行阐释。考试难度较小，考生无须花费太多时间用于准备笔试，而应该花较多的精力写好学术论文和研究计划。; 12787 次阅读|38 个评论

[转载]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征文通知（ICPI 2015 维也纳）: wangqing0610 2015-4-9 19:32; 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征文通知（ ICPI 2015 维也纳）各位专家和相关机构：按照2013年10月在中国西安召开的首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的后续规划，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将于2015年6月3-7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首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之后，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根据这些新的发展我们拟定了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了若干相关的研究方向，现在特予公布。并向学术界公开征集参会论文。会议总主题：哲学与科学的信息转向：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的互动与融合；统一信息科学-哲学前景展望对总主题的意义阐释随着当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信息的普遍性品格日益清晰地展现出来。从一般科学的层次来看，材料、能源和信息已经被看作是构成世界的三大基本要素；从一般哲学的层次来看，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物质（质-能）和信息双重存在的世界。这一全新的科学和哲学世界图景的出现充分揭示了信息所具有的全新科学和哲学范式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当代科学和当代哲学都面临着一个全新发展的趋势：信息范式的转向。 20 世纪中叶以来，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始终是在协同、互动和融合的道路上相伴而行的。从维纳当年提出的对信息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存在论意义的警示，到后来的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关于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探索，再到东西方学者提出和探索的统一信息科学理论的研究方向，以及东西方学者从不同文化传统和思维向度分别创立的信息哲学理论、体系和方法，都无不展示了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互动融合的现实发展方式。由于信息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使其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科学上都展示出了根本范式变革的韵味。由此也揭示了信息范式所具有的跨学科、贯通性、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性质。并且，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互动融合的这样一种发展方式，也充分展示了人类科学和哲学、人类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方式：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不仅体现在从人类古代哲学到近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历程之中，而且也体现在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发展的历程之中。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互动融合的统一性发展关系把人类知识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式更为明确而突出的展示了出来。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开拓了一条与当代西方意识哲学的发展方式迥异的全新道路。这一全新发展方式、这一全新发展道路反对在科学和哲学之间进行绝对的割裂，它要在科学和哲学之间建立某种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的反馈回环，并通过这一反馈回环的相互作用将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由于信息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决定了信息科学发展的顶天立地的性质，这就意味着信息科学的发展将会导致人类科学和哲学的相互融合的一次全新综合。在这一全新综合发展的历程中，将会充分展示信息科学的哲学韵味，以及信息哲学的科学品格。从这一角度来看，不仅信息哲学是广义信息科学的一部分，而且信息科学也只有在信息的一般哲学规定的基础上才可能达到它的真正统一。这就意味着，统一信息科学是一般信息哲学建立的科学基础，而信息哲学又是统一信息科学能够达到真正统一的一般理论前提。我们认为，统一信息科学的最终建立与一般信息哲学的成熟发展应当是相互融合的同一个过程，是当代人类知识全新综合发展的新形态的一体两面。让我们为建立这样一个以信息范式为基础的人类知识全新综合的新形态而共同开拓和奋斗！会议研究方向： 1. 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的统一性关系研究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统一何以可能的探讨信息科学的哲学化和信息哲学的科学化的发展趋势研究统一信息科学-信息哲学体系研究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互动融合的统一发展趋势下的当代科学与哲学发展的新方式：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 2. 信息科学-哲学元理论研究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信息认识方式 3. 信息哲学与当代前沿信息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信息哲学与信息计算理论；信息哲学与当代认知科学；信息哲学与复杂信息系统理论；信息哲学与量子信息理论；信息哲学与人类认识中的知识和智能的发展；信息哲学与逻辑和语义学；信息哲学与生命信息科学；信息哲学与纳米科学；信息哲学与虚拟现实理论 4. 信息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比较研究信息哲学与意识哲学；信息哲学与语言哲学；信息哲学与现象学；信息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信息哲学与宗教哲学；信息哲学与政治哲学；信息哲学与法律哲学；信息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信息哲学与中国哲学；信息哲学与印度哲学。 5. 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中的哲学问题信息伦理学；虚拟现实和网络文化中的哲学问题；生态文明与信息哲学；信息生产和信息生产力研究；知识与信息经济中的哲学问题；信息社会与信息文明中的哲学问题 6. 其他一些信息哲学与具体科学中相关问题的交叉研究会议投稿及注册方式会议参会语言为英文，采取网上投稿及注册方式。登录网址: http://summit.is4is.org/?p=1056 . 请注意会议论文摘要截止日期为2015年2月27日。中国学者需缴纳的会议费为120欧元。了解会议详细安排及交费，请登录网址: http://summit.is4is.org/?p=813 . 请注意缴费时间为2015年4月3日之前。逾期将提高缴费数目。另外，本次会议与相关的另外三个会议组成一个高级峰会，同时召开。参会者可以同时向几个会议投稿。会务费只收一份。下面是四个会议的英文名称 The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DTMD 2015) Fifth ICTs and Society Conference (ICTS 2015)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FIS 2015)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ICPI 2015) 详情请登录网址： summit.is4is.org/calls/call-for-participation . 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筹备组召集人：邬焜，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电子邮箱： ******@mail.xjtu.edu.cn Joseph Brenner ，法国巴黎国际跨学科研究中心。电子邮箱： ***.brenner@bluewin.ch 转自： http://icpi.xjtu.edu.cn/tongzhigonggao/2014-12-02/36.html; 1421 次阅读|0 个评论

旧文：科技哲学30年发展述评（2008年）: 段伟文 2014-12-20 11:04; 科技哲学 30 年发展述评（ 2008 年）段伟文中国的科技哲学可上溯至 20 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的有关逻辑、科学方法和科学文化的讨论，学科建制化的科技哲学则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而来，经过至少 50 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史、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科技传播、生态哲学、信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子学科群，从而在内涵上拓展为关于科技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科学的春天”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为科技哲学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契机，科技哲学不仅一度向人们开启了理解科技、探求科学化的新知识与新方法的窗口，更成为不同时期观念调适的切入点。随着问题域的不断拓展，科技哲学日益扮演起联结科技与人文不可或缺的桥梁角色，这不仅昭示了新一轮学科内整合和专业定位的必要，还对其学术品质与思想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节、本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哲学源于以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为主要问题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得以复兴，另一方面又引入了科学哲学，后者包括一般的科学哲学问题和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两个方面。通过融合互动，前者的研究范式逐步汇入后者的第二个方面，实现了从“科学化的哲学”到“关于科学的哲学”的转变，共同构成了科技哲学的基础研究领域。一、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的复兴科技哲学在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与自然辩证法的渊源。在 1956 年制定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经于光远等人倡导，将当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命名为自然辩证法，后成立中科院自然辩证法组并试图以此促成自然科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家联盟。相关规划草案指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门学科，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从自然辩证法发展而来的科技哲学始终保留了“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这一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基本特征。 1977 年 3 月，中科院理论组、全国科协理论组和当时的中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联合召开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对以哲学范畴批判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的“理科大批判”之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呼吁加强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系，并有计划地组织编写、翻译与出版相关材料和书籍。不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很多著名科学家加入并担任重要职务，新创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和《科学与哲学》等刊物进一步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译介与研究。作为学科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首先得到了复兴。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其一，为学科建设做准备。数、理、化、天、地、生、医、心理等领域的哲学问题研究全面启动。以数学哲学为例，其开拓者将数学基础划分为数理逻辑和数学哲学，并以数学对象的客观性和数学理论的真理性作为数学哲学讨论的基本课题。其二，对各门具体现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展开争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早期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分析、现代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物质层次结构等领域，起初沿袭了以既有哲学概念、范畴和规律作为分析工具的评价方式，但不久参与者开始倡导，应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来折冲消解概念类推式的论证模式。现在看来，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争论虽未必对科学问题本身产生廓清作用，但在全社会渴求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情况下，无疑起到了高级科普的作用。人们更由此意识到，自然科学理论的是非争论，必须依靠科学实验的检验；特别是在科学自身的基础出现争论时，虽然哲学是有用的工具，但不应该也不可能替代科学或凌驾其上。这些新的认识顺应了现代化的时代需要，对于恢复科学的常态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所昭示的哲学话语与科学话语的不可通约性又为此后的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之分野埋下伏笔。其三，促进哲学的知识化和科学化。除了大爆炸宇宙理论、夸克模型等知识被纳入哲学教材作为自然演化和物质存在形式的新发展和新例证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包括非线性科学）成为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的热点。尽管有关系统科学的哲学归纳和概括不乏隐喻式的跳跃，但这一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化的哲学”运动的确令双方受益。在当时，哲学上的高度关注对尚不成熟的系统科学等新学科的建制化起到了加持的作用；反过来，系统科学的概念和实例丰富了哲学的概念、范畴和规律，使哲学教科书经历了一次以知识化为特征的更新，如其中关于人工自然和人化自然的讨论就促进了实践唯物主义学派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深化了学界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相关讨论表明：在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中，哲学上抽象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和宇宙学中观察的宇宙及其有限无限实为相互平行的观念，人择原理与其说是凸显认知的主体性不如说是主体对其认知有限性的自省；在物质的可分性问题中，夸克禁闭现象对不可分的支持固然值得一辩，但更应认识到，如果可分的概念本身不明确，作为形而上学信念或本体论约定的可分与不可分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在量子测量等涉及现代物理学的认识主体性问题中，鉴于科学实验现象中主体与客体的纠缠，作为自在之物的客观性对主体实际上没有意义；在世界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中，完全的决定论和纯粹的概率论都隐含着某种无限过程，而无限精度的测量并不存在，对世界只能进行有限的观测和描述，更真实地反映世界的观念应该是基于有限性的混沌论。这些结论表明，科学与哲学在严格的逻辑关系上是相互平行的，两者的相互作用应该是隐喻层面的相互启示，不应简单地以一方框定另一方。宇宙的有限无限和物质的可分性都是科学的具体结论而非哲学的基本原理，要尊重科学的自主性；反过来，若以科学话语替代哲学话语，将科学所研究的自然作为哲学的本体，进而把科学描述的暂时性世界图景误置为绝对真的陈述的注脚，又会陷入“自然的本体化之误”。与此同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思想史研究空前活跃。鉴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方法，来自科学的实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因此备受关注，大量专著和丛书相继出版，还吸引了不少著名科学家参与其中。追赶的热情促使研究者选择性地聚焦于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整体化趋势，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由此成为研究热点，决策、规划、管理的方法论研究也开始启动，日后发展为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先声。爱因斯坦、玻尔、马赫、彭加勒、海森伯、薛定谔、玻姆等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观和哲学思想研究也全面展开。在对科学革命及其“激动人心的年代”的迟到的辨析中，作为现代科学、哲学与文明基础的新的经验论、唯理论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源头得到重新评价。其中，《爱因斯坦文集》的全部出版标志着对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步入学术化阶段，有关马赫和彭加勒的研究则使科学思想研究从刻板印象转向理性客观的文本分析，这些研究的破茧出壳在当时兼具学术价值与启蒙意涵，并一度受到国际学界关注。经过一段新陈代谢与专业化积淀之后，科学与哲学和一般哲学范畴的纠结趋于淡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逐渐超越传统争论，转而从学理上推进了“科学化的哲学”的发展。一方面，由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衍生出的数学对象、暴涨宇宙论、智能、生态价值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有关熵、混沌、分形、自组织演化等涉及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的哲学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涨落、超循环、非平衡、非决定论和非还原论等科学与哲学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并试图以此勾勒出“新科学革命”、“新自然观”和“第二种科学”的基本形相。随着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等新范式的出现和高级科普的引进，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哲学性和专业性进一步提升，转向作为其应有之义的“科学中的哲学”，并拓展至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聚焦时间、空间、信息、因果性、模态、附生性、涉身性、逾层凌域、自组织方法论等更具体的概念和方法，对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还原论与整体论、生成论与构成论、计算与实在、复杂性与非决定论、认知与身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量子力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空间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计算哲学等领域因此呈现出复兴或兴起的态势。二、科学哲学的引进和定位因受罗素与杜威的影响， 20 世纪初最先引入中国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调。 20 世纪中叶前后，金岳霖、洪谦和江天骥等人曾做过较系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或评价工作，此后基本中断，仅以内部资料等形式翻译出版过一些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作和著名科学家关于科学思想和哲学问题的论著。时隔 30 年再次引入科学哲学时，其主导范式已从逻辑经验主义经历史主义学派走向后实证主义。这一差距激发了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对科学哲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的译介之中，一度在知识界掀起“科学哲学热”。大约十余年间，卡尔纳普、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蒯因、劳丹、瓦托夫斯基、亨普尔、邦格、查尔默斯等人的经典作品得以翻译出版和广泛传播，相关刊物对英美科学哲学的最新论述也有大量译介，使专业人员得以把握研究动态。科学哲学的再次引入成为当时进一步观念调适的切入点。邱仁宗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 1982 ）的《跋》中引用经典观点指出，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坚持实践标准，用科学实际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因为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舒炜光在集体著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的绪论中将众多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正在编织中而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并指出不论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圆圈，而都会与别的哲学思想圆圈相交。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以与原则无关的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又比传统思想更具思想杂交优势，自然就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和观念调适的突破口。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此滞后的传播中再次展露锋芒。波普尔的知识论和证伪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是进化的产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猜测性、有限的和可错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的思想让人们看到了范式间的平行关系和范式转换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这些作为新观念的旧思想触发了知识界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选择与反思，成为重开现代性启蒙的新基点。科学哲学可大致分为一般的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划界、科学说明等）和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等，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领域类似）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并与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思想密不可分。近 30 年来，中国的科学哲学将一般的科学哲学与既有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相结合，成为科技哲学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研究范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担当了科技哲学领域拓展的孵化器。自 1979 年以来至今已经召开了 13 界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的主题包括：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分界、理论结构问题、说明问题、物理学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与价值、反伪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前沿的哲学伦理问题、自然哲学、后现代与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物理学百年革命与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认知科学哲学、科技伦理等。这些主题大致勾勒了科学哲学乃至科技哲学的问题域，其沿革与拓展，既体现了学术旨趣之流变也折射出时代性和现实影响。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交流，科学哲学研究开始从学派述评转入问题导向的研究。继一些以问题而非学派为主线的科学哲学通论性专著出版之后，科学实在论等方面的专论亦流行坊间。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概念澄清和理论构建，反过来又激起更多质疑。例如，由量子力学对基于物质实体的经典实在观的冲击而引申出的关系实在论主张，实在是关系的，关系的实在性在于其普遍性和客观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关系者。相关的讨论使关系实在论至少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得到辨析，一方面是本体论或存有论层面的关系对实体的消解，另一方面是认识论层面以主体间性重建客观性获得的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立场。其理路固然昭示了对独断本体论的突越和引入透视主义认识论之可能，但这两个层面能否融贯与会通、其与基于认识论旨趣的科学实在论的关系等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在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中，科学与哲学的相干性和科学哲学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反思。首先，科学与哲学可能出现相互启发的相干情形，但本质上各有其自主性。与发现的与境和辩护的与境之分野类似，科学发现（如量子力学）与哲学结论（如某种实在论或方法论）之间不存在必然逻辑联系，同一科学发现可以有不同的哲学结论，新科学发现对某个哲学结论的倾向性并不一定昭示其反论被逻辑地否证。同样地，科学方法论与“反对方法”亦可并行不悖。一些科学方法论的思考者在库恩和玻尔等人思想的启发下意识到，应在两极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并提出了互补方法论。其次，科学哲学的学科合法性在于它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科学哲学与其说是科学指南毋宁说是哲学试验，其问题域多处于科学尚不能对其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给出满意或自洽解释的边缘地带。有关“科学化的哲学”和“关于科学的哲学”的深入辨析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具有“伟大传统”的科学哲学因无法提供其所承诺的“科学的世界概念”而难以自诩“科学化的哲学”，依然可定位为“关于科学的哲学”而确立其合法性。这种定位既便于界定一般的科学哲学，又能兼容作为“科学中的哲学”的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或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令两者成为科学哲学的有机组份。在科学与哲学均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这种定位相当艰难，但又十分必要。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的哲学都是在与当时的科学的交融与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著名科学家霍金对当代哲学家不能跟上科学进步，而将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甚觉遗憾，并将这种对伟大哲学传统的背离斥为堕落，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更不可避免地要与具体的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相结合。第二节、本学科的学术热点近 30 年来，科技哲学的热点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聚焦于诸多问题，大致呈现出一个由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到价值伦理问题的转移过程。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物理学的哲学争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科学文化研究和科技伦理问题及其争论等。一、物理学的哲学争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科技哲学中对有关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哲学问题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争论，其中主要包括有关宇宙有限与无限的争论、对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反思、物理学与认识的主体性等。在今天看来，关于宇宙有限与无限的争论基本上是由哲学与科学范畴相互借用而造成的概念纠结。这一讨论对于科学和哲学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其历史价值在于使人们看到将哲学作为知识大全这种做哲学的方式的局限性，进而认识到哲学与科学各有其应有之规范。对此，吴国盛指出，由于哲学宇宙论和宇宙学各自把握宇宙的方法不同，决定了它们从属于两种不同的规范。哲学宇宙论的方法论特征是直观、思辨和猜测的方法，宇宙无限论应该属于哲学宇宙论的规范，是在自然科学背景下的哲学遐想。宇宙学则必须在观测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模型，给出可供观测的预言。这两种规范是互不通约的。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不应该再作为哲学的“基本原则”，而应作为“具体结论”交由宇宙学来研究。在对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反思中，金吾伦认为，科学的发展总是冲破教条、远离常识的，“物质无限可分论”是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或者说是构成论加还原论，而新的科学进展表明，构成论和还原论都将趋于终结，代替它们的是生成论和整体论。首先，现代科学的新成就表明物质无限可分论难以成立，特别是微观领域有不同于宏观领域的规律，不能机械地将宏观领域的规律搬到微观领域。其次，物质无限可分论是构成论的物质结构观，而粒子物理研究则昭示了一种“潜存—显现”的物质结构观，从而揭示了构成论的局限性。这种新的物质结构观表明，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越来越依赖于认识主体，为了使微观粒子从潜在性转变为现实性，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无限分割的条件是无法达到的，而且从潜存性到现实性的道路是有偶然性的，分割或组成的概念在微观粒子层次上已经失去了意义，科学方法论应该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对此，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指出，物理学以往研究越来越小的层次结构，但“越来越小，因为有量子力学，距离改变量越小，动量改变量越大，乘积大于h/2，动量越大，能量越高，所以我们的加速器越做越大。加之越来越小的研究，我们发现里面有个大毛病，小的到小的又到更小的，这里有个漏洞，就是这些作用并不能代表我们世界所有的现象”。物理学者薛晓舟认为，从量子宇宙学来看，宇宙极早期的暴胀阶段，没有粒子，没有辐射，占主导的物质是标量场真空。在暴胀期结束时，真空发生相变，才产生粒子，即产生轻子夸克层次。夸克、轻子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按照物质无限可分的论点，夸克和轻子在结构上一定形成有无穷个层次，这完全是没有丝毫根据的。有关物理学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源于何祚庥对国内学术界有关认识主体性研究的“批判”。他认为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不能为“认识的主体论”提供科学基础，国内现代物理学的哲学研究中的确存有唯心主义思潮，其根源在于国际物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潮影响和没有完整正确地把握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客观内容所致。何在论述中引用有关文献对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科学内容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但实际上，被其引为科学根据的有关量子力学的物理规律及其物理解释，正是由玻尔、海森伯、玻恩和其他有“唯心主义”倾向的物理学家创立和阐发的。有学者指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经历了两次大的论战后，已经成为国际物理学界的正统观点，对其进行哲学批评应当与整体物理背景相联系，并作具体的分析和论证，而不能由摘取的只言片语作出“一个有深刻背景的国际物理学唯心主义思潮”的论断。一些论者对于“物理学的唯心论”这种提法提出了批评。龚育之等认为，物理学作为一门本质上为实验性的科学，不会为唯心论提供任何科学依据。因此不存在唯心论的物理学，也不存在物理学的唯心论。许良英认为，“物理学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不符合科学，因为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要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思想必须充分自由，需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启迪”。而且从苏联和中国历史上对所谓自然科学（研究）的唯心主义批判的经验看，动辄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或成果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对科学事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促使一些学者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在哲学对自然科学起什么作用这一问题上，有论者指出，不能把哲学理论看成是放到任何科学实践中就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作用也不是直接的；哲学从科学中汲取营养，要经过一个“提升”即抽象概括过程；科学从哲学中汲取营养，要经过一个“还原”过程，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科学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刘盛际指出，某些简单化的唯物主义不能正确地理解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不善于区分新的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和渗透于其中的唯心主义的界限，它们“殷勤过分”地企图指导自然科学，却反而帮了倒忙。这种情况曾经突出地表现在苏联对所谓“物理学唯心主义”和基因遗传学说的批判上，苏联哲学家凯德洛夫在《列宁与科学革命》中虽然正确地批评了简单化的唯物主义在遗传学中的错误表现，但在对爱因斯坦质能关系的哲学解释上，却重复了同样的错误。二、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一）量子力学与实在 1992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主题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国际科学哲学会议上，会议组织者约请何祚庥、洪定国与胡新和、罗嘉昌报告了关于“量子力学与实在”的三种不同观点。何祚庥的报告《“ EPR 佯谬”和“有关的哲学问题”》的背景是，物理学家德斯帕纳特根据有关贝尔不等式的的最新实验结果指出：世界是由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的客体构成的这种学说，却原来和量子力学相矛盾，也和为实验所确立的事实相矛盾。物理学家牟民也认为：现在我们知道，月亮在无人看它时，可以表明它并不在那里。何祚庥的论点是，量子力学与德斯帕纳特所说的实在论的假定并不矛盾；在量子力学中，决定论的实在论没有得到实验的支持，实验所支持的是定域的、但又是随机的或统计式的并且“不依存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实在论。洪定国在《量子力学与实在论—反实在论之论争》中指出，量子力学的问世并未能一劳永逸地将实在论驱逐出物理学领域，量子力学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既不构成威胁也不提供决定性的支持。他将实在区分为独立于主体的本体实在与基于主体间性的经验实在。他一方面承认主体间性是一切经验科学的基础，经验实在观念对于实际科学具有贯通一切的直接重要性；另一方面相信本体实在潜在地支配着人类的活动和科学的进程。他指出，量子力学的问世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否认，而是对其可能形式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总之，在被赋予操作主义意义的量子力学最小结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造出具有不同物理意义承诺的各种扩展结构来，它们构成了量子力学的解释谱，这跟对于量子力学的一系列不同的哲学态度（从极端的反实在论到本体实在论）相对应，这既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内涵，亦有力地促进着物理学的发展。胡新和、罗嘉昌在《关系实在论——一种关于量子力学的实在论观点》以及其后的《从物理实在观的变革到关系实在论》等论述中指出，量子力学的理论论争表明，经典的实体实在观与微观实在的量子整体性、几率性和波粒二象性不容，而玻尔、海森伯等人的现象实在论、潜在实在论和倾向实在论都突出了量子实在的关系特征，为了凸显关系对于实在的认识论意义和本体论（存有论）规定，可提出一种关系实在论：（ 1 ）实在是关系的，限定和突现于不可分离的关系结构中；（ 2 ）关系是实在的，既表现为内在性和不可还原性，又体现出普遍性和客观性；（ 3 ）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关系者，关系并不能还原为非关系性质；（ 4 ）关系表述和性质表述具有互补性。这些论述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与讨论。对此，范岱年以电子与观察装置为例说明，“关系先于关系者”、一切消解于关系的关系实在论是有局限的；张华夏则认为，实体无论如何不能彻底消解于关系，应以实体实在论作为关系实在论的补充。关系实在论试图贯穿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不再以对象化实体界说实在的客观性，而以主体间性作为客观性的限度，由此以认识论层面的关系消解本体论层面的实体的独断性，但与此同时也陷入了其究竟为那个层面的实在论？关系本身是对象性的拟或现象背后不可说的实在？关系实在论究竟是对“真实实在”的认定还关于何谓“真实”的探讨？等理论难题之中。（二）由虚拟实在引发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知觉仿真技术，当体验者沉浸其中时会产生与真实体验类似的感觉经验，故在技术上常常译为虚拟现实。翟振明靶子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因其标题的显著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引发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翟文运用假设性描述，将虚拟实在的技术虚幻效应推向极致，以至于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在经验层面不可分辨，然后由两者都依赖于感官的运作从现象学还原的角度推定，这种经验的对等性就意味着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在本体论层面是对等的，在认识论层面是不可分辨的，而由于虚拟实在没有可感对象之外的指称，所以自然实在与虚拟实在一样，都不是真实的实在，它们的背后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获得实在资格，没有理由认为自然实在比虚拟实在更具有实在性，以实体概念为核心的实在论是不成立的,实在论由此走向最后崩溃。而实在论的崩溃不会导致认识上的相对主义,因为经验规律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实体的存在。对此，黄勇认为，各种实在论都建立在两种哲学上更根本的实在论之上，即本体论的实在论和认识论的实在论。本体论的实在论强调在我们经验到的东西后面存在一个我们不可经验、但又是我们经验到的东西的基础的实在，而这种论点原则上是无法反驳的。翟文关于虚拟世界的想象最多只是表明我们的感觉世界可以没有实在世界作为其支撑，但却表明感觉世界不可以没有实在世界作为其支撑，因此其针对本体论的实在论的诘难徒劳无功。认识论的实在论主张，认识是对实在世界的表象，真理就是与实在世界相符合的表象。这种论点很容易驳倒，因为如果这种实在独立于感觉经验，就无法将我们的认识与这个独立实在进行比较，这对判断认识的真假毫无帮助。而翟文在攻击可以驳倒的认识论的实在论时,又没有看到这个方向，其唯一贡献是证明了因果实在论，这是一种认识论意义的实在论，它只肯定可接触的实在的存在，由命题、主张和信念能否成功地使我们实现自己所设定的目的来判别其正误。郭贵春、成素梅认为，虚拟实在只不过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技术实在，其本体性在于由技术所营造的工具性，而不在于存在性；由虚拟实在技术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经验等价性，不可能等同于本体论意义上的等价性，因此从“虚拟世界中的实体性名词没有可感对象之外的指称对象”，得不出物理世界也是如此的结论，即虚拟实在不会导致实在论的崩溃。苏德超认为，翟文的基本逻辑是：（1）如果自然实在与虚拟实在在经验层面是不可分辨的，那么，实在论就崩溃了；（2）自然实在与虚拟实在在经验层面是不可分辨的；（3）所以，实在论崩溃了。获得命题(1)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在经验层面不可能分辨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那么“我们知道虚拟实在后面并没有一个实在世界”就等价于“我们知道自然实在后面没有一个实在世界”。但（1）不成立，因为从经验的不可分辨出发，也可能由我们不知道自然实在后面有无实在推出我们不知道虚拟实在后面有无实在，而且，经验的不可分辨无法排除两者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可能性。而（2）所面临的悖论是，要么，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可以分辨；要么，它们无法分辨但我们无法知道自然实在后面有没有一个实在世界。不仅如此，他还从因果指称理论推出“我们没有生活在虚拟实在中”为真，得出了“反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但实在论也不可辩护的结论。三、科学文化研究（一）对科学的文化反思科学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人类文明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科学文化在现代社会业已成为一种主导文化，对科学文化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主题，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对科学与人文的哲学反思。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曾有过“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科玄”论战）。时隔七、八十余年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再次成为学界论争的焦点。其中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一方面，时代的变迁使科学不再是作为舶来品的赛先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西方世界完成了从现代性到晚近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过渡，其科学文化思潮先后走过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于“科学的世界概念”的统一科学运动、斯诺（ C.P.Snow ）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野、以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以后哲学文化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后现代科学观，并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爆发了以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对立为基调的“科学大战”。在这种背景下，对科学进行文化反思的意义不应局限于鼓吹科学的力量，或传播科学思想、方法和精神，也不止是讨论科学后果的所谓双刃剑效应。其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一则探讨如何以科学的文化力量超越以体制约束为主的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因袭力量（如权力和行政化对科学的不当介入），从而全方位地推动现代性的构建；二则以对科学文化及其与之相关的工具理性的批判性思考作为反思现代性和晚近现代性的切入点，同时有注意克服激进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倾向。在习惯性的“二元论”思想的影响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科学的文化反思主要以下列成对范畴出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关怀）等。大多数讨论的论述模式为“从分割走向交融”、“融通与共建”、“汇流和整合”、“冲突与融合”。典型的主流结论是：尽管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在方法论等方面有着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汇合”趋势，但两种文化的汇合不应是以一方面整合另一方，为此首先要克服科学主义的狭隘见解，同时需要超越狭隘的人文主义的视野；也就是说，两种文化的汇合，除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应该汇合于一种共同的文化精神，那就是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在相关的讨论中，论者对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理解和态度不尽相同。一方认为，不论是现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对科学的崇尚和追求不能说成是什么“科学主义”，何谈反对“科学主义”？而所谓“反科学主义”或许意在“反—科学主义”，但难免被理解为“反科学—主义”，倘若“反科学主义”旨在呼唤人文精神，实际上没必要设立一个“科学主义的靶子”，将崇尚科学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而应该促使它们相互结合、相得益彰。另一方认为，科学主义坚信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科学方法自身提供了一个通向真理的大道，通过科学方法的应用可以获得对自然及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从而正确地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由此导致科学、技术乐观论和万能论的观点；科学主义在现代化之初起到了抑制神权和世俗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但在科学完成了建制化和专业化之后，科学主义则有将科学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使其成为一种新宗教之虞，不仅有可能造成思想专制，还会因滥用科技而导致环境破坏、人文精神缺失和扭曲人文社会科学等弊端。换言之，科学主义与科学、技术不是一回事，是对它们的盲目崇拜；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亦不是一回事，相反却是缺乏科学理性批判精神的表现，理应受到批判。多数科学主义的反对者并不赞成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激进的反科学主义，他们不反对科学本身，只反对将科学绝对化，主张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并希望以此深化对科学的理解，树立正确的科学观，避免科技的负面效应，消除两种文化的冲突。一些深入到思想史和哲学史层面的相关探讨表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类似“不入于杨，则入于墨”的不相容关系。首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并非两种对立的思潮。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实际上是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的反对者对这些主张的贬称，持这些主张的人一般不自称科学主义；而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与现代性意味的主体哲学密切相关，海德格尔和福柯等人看到了其中的局限性，并致力于消解人本主义及其抽象不变的主体幻象；西方哲学的分野实际上取决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合理性模式，一类基于批评、反思和分析的合理性，旨在寻求关于世界的 “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另一类基于思辨、创造和综合的合理性，旨在寻求关于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哲学”；由此，人本主义既可与科学主义相容（如实用主义等），也可反对科学主义（如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反人本主义既可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如结构主义），也可以反对科学主义（如海德格尔和后结构主义）。其次，科学精神在本质上和本源上就是人文精神。源于古希腊的西方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一开始就是人文，就是自由的学问；近代产生的“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背离了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和理性；如果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那么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由此，弘扬科学精神不应是弘扬与人文相对立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方法，而应该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或自由的精神。与对科学的文化反思密切相关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对科学、非科学和伪科学的辨别。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对科学与非科学的辨别就是科学划界的问题，而科学划界的标准在经历了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和建构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冲击之后，在科学哲学内部已经从单一的和绝对的逻辑标准走向模糊化、相对化和多元化。将非科学当作科学传播和谋利的伪科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西方科技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但其在中国的盛行又有其社会文化肇因。相关研究表明，一些伪科学在中国的盛行，问题不仅仅出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欠缺，还在于对科学精神的背离，在于自由的和批判的思考的缺失。由此造成的两类迷信构成了伪科学传播的深层原因：一是对各种权威、名人和跨界专家的附和与迷信，二是在文化潜意识里的科学万能论等科学主义观念的暗示下所形成的对貌似科学的伪科学的迷信。仅仅从科学与伪科学的真与伪、正确与错误的角度反伪科学是值得反思的。一方面，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一旦陷入“真与伪”、“正确与错误”的对峙，“反”就很容易被不必要地引向泛意识形态化，结果难免是过犹不及；另一方面，若不能超越“真与伪”、“正确与错误”背后的科学主义预设，看不到科学本身的局限性，就无以形成恰当的科学观，结果对科学的迷信往往与对伪科学的迷信相伴随。因此，有学者建议，用较为中性的“类科学”来称谓“伪科学” ，以“抑制”取代“反”，以讨论和对话取代攻捍与压制；同时，倡导科学所固有的自由、批判和自我反省的精神，还科学以非科学主义之本来面目。此外，对科学的文化反思还涉及对科学形象的文化反思，如科学文化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反思、公众理解科学、对科学家形象的再思考、对超越传统科学观的多元科学观的探讨等方面。这些对真实的科学形象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科学和科学精神应是有所裨益的。（二）李约瑟问题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曾对中国近代科技因何落后提出疑问：“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超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 简言之，中国文化为何不能孕育出近代现科技？人们将此称为“李约瑟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中国和西方的科技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科技传统主要体现为：有机论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比类取象与直观外推的认知方式、基于经验试错的知识累积模式、以算法变易为主的演算推理体系、实用厚生的价值取向、“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环境等。这使得中国的科技传统呈现为独创性与封闭性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界对这个问题曾经予以高度关注，不无热切地希望由此反思使科技得以顺利发展、社会渐入坦途的经济、文化与制度环境。对此问题的解答不仅涉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科技传统，还关乎封建专制统治、自然经济体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某些阻碍科技发展的“深层结构”。虽然其中多为大而化之的研究，但还是为知识界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常识或无益的刻板印象。相关讨论使知识界开始关注西方科学家和学者关于此问题的思考。特别是爱因斯坦和李约瑟的解答实际上成为相关研究不可回避的起点。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灌溉、计算等科技的发展，但却未能像西方的贵族式封建体系那样促进商人阶层的产生，阻碍了重商主义的形成，使工匠的技艺难以与学者发现的数学方法相结合，加之儒家的正统地位对道家的遏制，中国因此未能从经验型试错导向的达芬奇时代过渡到近代科学主导的伽利略时代。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很多科技哲学的学者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刘青峰等对此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所做的社会结构分析。其主要观点是，近代科技具有由建构性的自然观、受控实验体系和开放性的技术体系组成的特定结构，这种结构使西方科技得以引入一种循环加速发展机制。而近代科技结构的形成的必要条件有三：具有原始科学结构的种子、大一统的通信技术和社会结构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而中国不具备后两个条件，其社会文化模式抑制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自我产生和外部传入，其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令其难以转向开放型社会，这些深层结构最终阻止了近代科技结构的形成，使科技革命无法在中国出现。然而，这一假设性问题自身似乎有其逻辑上的缺陷。早在1980年，李约瑟曾经的合作者席文在李约瑟80寿辰时指出，对此问题的多多数解答都隐含着两个错误的推理：一方面，若欧洲有A，中国没有，则A被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必要前提；另一方面，若欧洲无B，中国有,则B被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一种障碍。鉴于传教士在明清之际曾将西方科技引入中国，席文主张将问题改为：为什么科学概念的变革在17世纪的中国未能激起类似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那样一场多维度的变革？席文的观点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的文明（包括科学）本来就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自身演进的逻辑，“李约瑟问题”并无标准答案。实际上，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和从什么角度切入，都直接反映了解答者自己的立场（如普世主义、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旨趣（如希望由科技入手引入体制改革），也折射出时代的思潮。近来有人主张东方科学将成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灵魂，颇能迎合复兴国粹的时代心理，但鉴于科技特别是科学的普遍性似乎已成为常理，盲目断言恐会陷入西学东源之类的旧梦呓语。四、科技伦理问题及其争论近年来，随着生命科技、计算机与信息网络技术以等高科技的发展，科技活动中的伦理价值问题日益凸显，加之科学不端行为、工程师的责任、生态危机以及转基因等高科技风险中复杂的现实抉择，使研究伦理、工程伦理和高科技伦理的内涵日益丰富，伦理反思因而成为科技实践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科技伦理成为科技哲学与应用伦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科技伦理问题和实践所涉及的层面已经从科技共同体内部拓展至科技人员的社会良知与责任、当代科技对社会的伦理冲击、科技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冲突、科技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定位乃至科技与人类融合的后人类时代的来临等诸方面。有学者指出：（ 1 ）在我们的时代，科技以难以逆料的态势向前发展，并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科技活动如同一场社会伦理试验，使人类伦理实践充分地显现了其所应具有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与以往的伦理问题相比较，现代科技活动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以体现科技行为的责任为目标，问题域向许多层面展开了全新的延伸：从个人伦理延伸至集团伦理和集体伦理、从信念伦理延伸至责任伦理、从自律伦理延伸至结构伦理、从近距离伦理延伸至远距离伦理。（ 2 ）为了回应高科技对价值伦理的冲击，应该考虑在科技与社会价值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 —— 高新科技的“伦理软着陆”机制。（ 3 ）在科技的社会应用层面，要建构一种与晚近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相制衡的基于权利的群体伦理和面向自我生活时代的自我伦理。同时，科学研究有无禁区、“科技伦理”是否成立等问题成为科技伦理争论的焦点。在讨论科技是否有禁区这个问题上，主要的分歧在于科学有无禁区：一方认为科学无禁区，技术应慎重或节制，另一方认为科学也应有禁区。这一分歧主要源于对“科学”的理解。前者强调，科学与技术有根本性的差异，科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独立于以控制环境等为目的的科学应用和技术，由于科学主要具有认识功能与认识价值，无所谓“负面作用”，设立禁区会阻碍科学发展，有损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福祉。、后者认为，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日益消弭，对自然奥秘的探究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的操控，科学实验与试验等经验性的研究必然涉及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对象的相互作用，研究者在实践中应该考虑研究手段的合法性，并在研究过程中承担起伦理责任、接受道德的制约。在“科技伦理”是否成立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科技观密不可分。（ 1 ）若强调科学是探求真理性知识体系的价值中立的事业，技术是对科学的工具性应用，则会完全否定“科技伦理”的提法。在他们看来，科技成果有被人恶用的可能性，但不应归咎自然技术，更不能怪罪自然科学，其根源是不完善的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未能有效地约束恶用者。（ 2 ）若持（ 1 ）中观点的人意识到，技术不完全取决于科学，还与人的需要和选择等价值因素相关，他们可能会认识到技术涉及责任，即便否定“科学伦理”，也会承认“技术伦理”的提法。（ 3 ）主张“科技伦理”者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已经相互融合为技术化科学，现代科技是由知识与行动整合而成的有效知行体系。以实验为手段、应用为目的现代科技活动，不再是价值中立的行动，行动渗透于研究之中，科技工作者必须为其行动后果负责，不能漠视科技伦理的存在。在运用科技力量的行动中，科技工作者主动的责任意识使伦理成为科技的内在维度，并相互整合为统一的科技 - 伦理实践。而实际上，判断“科技伦理”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探寻科学家或工程师在科技活动中，“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涉及以责任概念为表征的伦理问题”。第三节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与创新作为一门具有交叉性和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科技哲学逐渐发展为一种与科技问题相关的基于哲学反思的综合性研究。在这种大口袋式的拓展中，展现出许多有意义的突破与创新。一、面向科技时代的领域拓展科技革命与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机制的结合使科技的力量在 20 世纪后半叶得到空前拓展，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以科技和教育为突破口，跟上了科技时代的步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科学的形相从反映自然规律的科学延伸至“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和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内生变量的科技。以此为契机，主流话语中科学的实际意涵拓展为科技，对自然和科学的哲学思考随之转换为面向科技时代的哲学考量，紧扣时代主题的科技哲学因此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科学思想与文化、科技伦理等领域获得全方位的发展。自然哲学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基于科技进展的新自然图景和自然观、由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以及对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存在状况的哲学沉思，这些讨论受到深生态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大卫 . 格里芬的后现代科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新自然图景和新自然观多立足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新趋势，试图对自然及其演化做出自洽的描述，并为认识自然与社会提供方法论启示，如计算主义、虚拟哲学等。金吾伦、董光壁等人在反思还原论和分析重构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成论和整体生成论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探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促使学界从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分野出发，探讨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比较研究（如中日）、绿色科技创新等现实问题，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问题展开对话。对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存在状况的哲学沉思则试图从存在论意义上重建自然的概念，主张沿着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重视时间性发现和博物学传统，打破由世界作为图像和人作为主体所带来的自然的图像化和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以此寻求人类、生命和宇宙的根本与源头，回归自然作为本性和本原的哲学意味，复兴牛顿以来中断的自然哲学传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国际科学哲学中的正统论题的核心地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一方面受到后实证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后哲学文化、女性主义等后现代性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到自然化科学哲学、实验哲学、新实用主义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等思想流派。通过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大战”等问题和事件的探讨与反思，学界开始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提出了“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和“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等研究纲领。前者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在对科学理性的理解上，主张放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野,突破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通过对世界的表征而获得普遍性知识的立场，转而强调实验对研究对象的介入和知识的地方性，使科学哲学从“理论优位”走向“实践优位”。后者试图在所谓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的基础上，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并结合语用、修辞、隐喻研究为科学实在论与科学理性辩护，进而将其运用于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数学哲学等领域。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陈昌曙等人的关于工程技术方法论和技术论的研究，此后除了在技术创新等应用研究中不断拓展，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入，近年来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在技术与伦理、技术与文化、技术与工程和技术哲学思想史等领域均有所发展。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工具实在论、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和技术的发展规律等问题。其中，有关技术的价值负荷或负载的讨论强调，技术并非价值中立，为了克服技术风险使其造福人类，应该充分揭示技术的价值因素，并使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STS ）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殷登祥认为， STS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包括：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人文社会机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高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等。刘大椿认为，科技与社会研究应当进一步将科技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建制来研究，阐明制约科技发展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前提条件，其主要课题包括：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控制，科技发展的社会机制和科技的社会功能，现代化进程中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契合，科学活动的社会规范与机制，我国科技现代化的途径与对策等。概言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探讨适应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结构，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体制改革、高科技产业化、技术创新、国家创新体系、科技与政治、生态政治、创新文化、科学素质等，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控制论等系统科学方法以及默顿对科学的理想化社会结构功能分析、科学计量学等传统的科学学方法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有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讨论。尽管这本身并不是纯哲学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成为观念转变的重要节点。相关讨论使人们认识到，虽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但转化所涉及的是两者关系，并非其属性本身。若像以往的哲学教科书那样，仅将科学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就不可能因为它能转化为生产力而说它就是生产力，因此必须突破对科学的传统理解，才能对“科学是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更深刻的理解。刘大椿认为，如果从科学活动论的视角出发，由当代科学具有活动的、结构的和大科学的特点来看待科学，就会因此而肯定科学是直接生产力；但这是有条件的，即从总体上来说，它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才真正成立的命题——只有具备相对完善的内在机制和连接机制，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第二类探讨科技革命和高新科技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涉及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基于结构功能分析之上的整合性与前瞻性思考。科技哲学对前二类与政策相关问题的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超前性和适时性，如有关信息高速公路的研究。第三类是案例研究和建构论的微观经验研究，涉及对科技活动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包括社会性别）的分析与研究，多采用利益相关者分析、行动者网络、社会形成等建构论理论和方法。一些研究者已经展开了基于本土的田野研究和访谈分析，如关于北大方正激光照排技术创新中的利益问题研究、转基因生态风险研究等。在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以及科技伦理方面，引人注目问题有：（1）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和人物思想、“李约瑟问题”、西学东渐与科学文化传播、科玄论战与科学主义、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演变等。（2）有关科学编史学的译介和研究使科学思想史研究超越辉格解释和“真实的历史”，并将历史文化语境引入相关研究之中，让科学丰富的内涵以非教科书的方式得以呈现，特别是在女性主义科学史、中世纪科学、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革命、科学与宗教等问题上展现了全新的阐释空间。（3）有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科技与人文的对话以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使科学、伪科学、反科学、非科学、民间科学、中医方面的问题等得到深入探讨，并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必要张力、科学划界标准的多元化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还提出了“类科学”、“科学文化的第三极”等新思路。（4）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领域关于科学有限性的讨论使科学知识的多元性、可错性和对文化背景的依赖得到初步的探讨，公众科学、东西方科学范式比较、科学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等研究也因此展开。（5）在科技伦理方面，在生命伦理、信息网络伦理、高技术伦理科技伦理理论、科学不端行为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影响到公共卫生和科研诚信建设等政策层面，在对科技伦理何以可能等问题的讨论之后，科技哲学界的交叉学科优势与应用伦理学界的研究形成了互补，目前正在形成以科学研究伦理、技术伦理、工程伦理和高科技伦理为主体的科技伦理体系。二、自然哲学的重建与复兴自然哲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其内涵随着时代变迁一再重新定位，但其基本旨趣是对自然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而其思考的切入点、形式和方法则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需要。在逻辑经验主义者或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的世界图景就是终极的本体，从古希腊的宇宙论直到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在人类自然观念中的地位完成了一个漫长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从自然哲学中孕育出的自然科学使包括自然哲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反思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然而，随着晚近现代性的拓展和科技时代的来临，与科技相关的风险、不确定性、生态危机和各种异化现象日益凸显，使人们转而从人文视角反思科技，重新开启对自然的形而上学追思。在此背景下，国内科技哲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探索自然哲学的复兴之路。张华夏指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就是自然哲学，其中包括概念、语言和逻辑含混不清的模糊的形而上学、基于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且具逻辑一贯性的思辨的形而上学、通过语言分析研究本体论预设的分析的形而上学、建立在系统本体论上的综合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应该拒斥作为万有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主张通过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与整合，促成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吴国盛主张，在作为纯哲学的第一哲学而非作为部门哲学的第二哲学的意义上重建自然哲学，他认为重建自然哲学的主旨不在于构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应该从现象学等方法入手，超越科学而立足于人及其生活世界去追问科学存在的基础、追思自然与存在的本源；同时，自然哲学研究还应该诉诸历史，研究不同自然观的深厚文化背景与历史根源。李章印强调，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实现从对象到家园的“范式”转换，即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或自然本身为对象，而应该把自然作为家园，从“天人合一”的非对象性的关系之中来领悟自然和存在。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呈现出了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等趋势。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表明，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从而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时，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既显示了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的特征，也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因此，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既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进而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相关研究中，金吾伦的生成哲学主张，在对整体的认识中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他认为，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的最新成就表明，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整合性的生成过程，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鉴于许多整体论依然带有构成论和实体主义的烙印，他认为应倡导一种生成论的整体观——宇宙的万事万物乃至定律都是生成的，并可引入生子和生成妖（“金妖”）揭示生成的动态性、整体性、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探讨宇宙的生成突创机制。董光璧指出，系统论被认为是现代整体论，但遇到了整体悖论的困难。来自量子物理学的启示是，把整体论建立在生成论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整体生成论或者生成整体论。生成论和构成论是理解“变化”的两种不同的观念，前者主张变化是“产生”和“消灭”或者“转化”，而后者则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构成论的确使现代科学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困难。量子力学现象、量子场论与夸克模型均反映了量子世界的整体生成论特征。刘华杰从复杂性科学方法的角度提出以 “逾层凌域分析”方法论作为与还原论相对应的方法论。“逾”者，贯通；“凌”者，侵犯。逾层，意思是注重层次双向贯通，以求得层次沟通。凌域，是指鼓励主动进入其他学科门类，打破学科界限和空间界限，即由线性理论发展到非线性理论，由局部扩展到整体，从单纯考虑定域关联扩大到考虑非定域关联。他认为，这种“逾层凌域分析方法”相当于哲学界和科学界经常讨论的整体论、生成论、有机论，但前者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后者属于哲学方法论。朱葆伟认为， 2 ０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 — 功能”分析方法，其直接后果是使得广义的“价值” 进入世界的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借助“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的“活动实践的逻辑”及其转化、生发和催化的机制。罗嘉昌认为，时间观念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应将其置于重要位置上。由于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受到了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加之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更促使哲学家将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他认为，当代哲学对时间的哲学见解可分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唯科学主义与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两者都有其片面性，必须超越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在有关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科技观的研究中，肖显静在探析了科技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后指出，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科技发展应在本体论层面从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在认识论层面从天然自然走向大自然系统，在方法论层面从自然的简单化走向复杂化，以伦理引导技术创新，并承认科学认识的有限性和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三、对技术的价值追问与哲学的 “技术转向” （一）、对技术的价值追问 20 世纪 90 年代，价值论的研究深入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探讨，对于技术的价值追问成为日渐兴起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切入点。对于技术与价值的关系，朱葆伟强调，应将技术界定为人类的一种以取效为目标的理性活动，在研究技术与价值的关系时，有必要区分技术价值与技术的价值，或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所谓技术的内在价值，是一种存在于技术活动过程中的客观倾向或组织性因素是使技术成为其身所是的承诺。有效性构成了这种技术的内在价值的核心，而可分析性和可计算性、可操纵性等等也都是这种价值的体现它们共同构成了技术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合理性标准，是技术的意义所在和技术进步的指向，也是技术活动和技术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以及不能为其他活动所取代的根据。所谓技术的外在价值是指技术的社会功能。任一具体的技术活动都旨在实现人的特定目的，亦即以扩大人类可能性范围的方式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技术的外在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工具性价值。尽管技术有它外在的社会价值，但技术总是作为人类活动及其产物，技术与社会价值是相互建构的。高亮华从技术的本体论出发，分析了技术伦理与政治意含，并指出技术是负载价值的。他认为，应当把技术理解为那些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以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可操作性体系。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技术能起到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一些人认为技术是中性的，与政治、伦理无涉，但事实上技术却是与伦理和政治问题相关联的。刘文海认为，由于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并且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因而是负荷政治的。首先是技术本身具有政治性，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它的构成的政治性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卷入统治、权力和权威的分配、社会分化、阶级斗争、权利保障、公正与平等维护、冲突调节、暴力使用等政治生活之中；其次为技术后果的政治性，即技术不仅是一种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反映和影响政治现实的力量。当然，技术并非唯一的政治现象，它不可能取代政治，而是与政治维持一种互动关系。段伟文认为，技术是由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要素构成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均表明技术并非价值中立。首先，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其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技术的价值负载促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深刻的价值追问与伦理反思。通过对技术实践的透视可以看到，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在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的设计和创新活动中，渗透着大量复杂的社会伦理和价值因素，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应将技术活动视为统一的技术 — 伦理实践，并致力于在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二）哲学的“技术转向” 进入世纪之交，面对技术时代的来临，有学者提出了哲学的“技术转向”，引发了有关哲学为何要关注技术问题的热烈讨论。高亮华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种力量比技术更能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进程，技术几乎折射着今天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无法回避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的前途与未来的沉思与求索，因此技术破天荒地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吴国盛认为，所谓哲学的“技术转向”并不意味着哲学重心的转移和透视问题的角度的根本性变迁，但可籍此唤起人们对“技术正在或即将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这一当代趋势的注意，并使其意识到“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问题”。鉴于“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这一转向的使命在于，探讨如何真正地将技术当作人自我建构的基本活动来看待，进而揭示技术作为真理的种种发生方式。李河认为，“技术转向”与“语言转向”的相似处只在于“注意力转向”，但慎用“技术转向”并不等于哲学不应当关注技术问题。在传统的哲学理路中，“技术”常常是一个与失落感密切相关的贬义词，由此衍生出的技术之外的家园描述、自然描述乃至关于原初技术观的描述无助于我们理解正在巨变中的社会现实和人的现实。鉴于许多学者仍固守着前技术时代人们关于哲学问题的合法性观念，将技术先天地划于“应用领域”、“边缘领域”，“技术转向”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技术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即如何以哲学方式追问技术。为此，应该致力于描述那些使技术成为技术的条件，即技术的本质问题，而不是追问“与技术有关的东西”，同时，应该悬置未经考察的关于技术问题的各种谈论，特别是“技术是双刃剑”或“回归自然”之类老生常谈。李伯聪提出了人工论哲学和工程实在论。他认为，鉴于造物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不仅要说“我思故我在”，更应强调“我造物故我在”，造物主题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哲学的第一主题，而哲学家们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都迷失了这个主题；认识和造物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从认识论为重心转向人工论为重心，将是哲学中的又一次意义重大的根本性转向。探究认识过程的哲学分支早已形成，而研究造物过程的哲学至今还没有形成，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是迫切的时代要求。论及作为“思想”的技术哲学进路，吴国盛等认为，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的形而上学意义上高于科学。马克思是这种实践哲学的创始人，他强调正是技术这种物质力量决定了物质生产方式，还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海德格尔则进一步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 , 强调人与世界的首要关系是一种操作的关系而非认识观照的关系，并认为技术也是真理的开显方式，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主张从技术所起的支配和揭示作用透视其本质。由于这种取向强调技术是一种体现现代性本质的现象，现象学的哲学传统给了技术哲学以强大的哲学背景的支持。四、新的研究纲领与范式的开拓（一）科学实践哲学与语境论的科学哲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般的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向，其研究视域由对科学理论的静态逻辑分析拓展至对科学活动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情境（context, 也译为语境、与境）分析，主张对称地分析科学活动中的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由此产生了以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和“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但在理性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看来，这些基于社会建构论的经验研究，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活动的目标以及科学家的行为的解释充斥着对理性的解构和真理的消解，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意味，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科学大战”中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弹。为了克服逻辑经验主义和基于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研究的偏颇，一些国内学者在跟踪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和“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的主张。吴彤认为，从最近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特别是劳斯（J.Rouse）等人的立场）看，以往的科学哲学都可以被称为传统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方向,它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并试图对科学实践的结构和变化的主要特征做普遍性研究。在这个研究方向下，对科学理性的理解要求我们放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人为分界,而对科学理性的主要特征做出各种经验研究。他认为，传统的科学哲学是“理论优位”的，强调通过对世界的表征而获得普遍性知识，而科学实践哲学则凸显“实践优位”，强调实验对研究对象的介入和知识的地方性。这一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在扬弃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将科学实践过程的全要素纳入到“科学研究”的视野，促使国内科学哲学界关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近年来倍受国际科学哲学界关注的实验哲学、工具实在论和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研究；另一方面，将理论建构视为特殊的科学实践，超越了哈金（Ian Hacking）等新实验主义者对理论与实验的二分。但其问题在于，其一，如果以“实践优位”作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宗旨，是否意味着理论被排斥在实践之外？其二，假使实践无所不包，将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大口袋，又如何克服举凡宏大概念难以克服之空洞性？郭贵春、成素梅等人则在其所谓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的基础上，主张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并结合隐喻等语用、修辞研究为科学实在论与科学理性辩护，进而将其运用于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数学哲学等领域。他们认为，科学哲学要想既走出相对主义的困境，又能对科学给予实在论的理解，一条可能的出路便是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语境论的科学哲学主张语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把语境作为阐述问题的基底，认为一切科学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社会、语言和认识语境中进行的，科学理论是一定语境条件下的产物，也可能通过再语境化而被修正或抛弃。总之，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冀图在语境的基底上，架起沟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桥梁，将规范的科学哲学与描述的科学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走出辩护主义（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的二难选择困境。但其问题在于，其一，语境、语用和修辞等术语的本义不一定局限于语言范畴，如此汉译不能完全涵盖其本义，且似有以语言哲学之偏概科学哲学之全的嫌疑；其二，宏大叙事意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语境论似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之翻版，并不能替代微观经验层面的语境分析，似乎难以实现调和各种两难困境之目的。（二）信息哲学与计算主义中国对信息哲学的关注远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新旧三论的思潮，近10余年来随着信息化、数字化与网络化的发展，国内外有关信息高速公路、信息伦理、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等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2002年，牛津大学信息伦理组（IEG）的弗罗里迪等人提出了“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并于2004年在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出版了《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一书。刘钢认为，这一新的哲学纲领所倡导的“信息转向”具有合理性，因为在新世纪里，曾在20世纪处于主导地位的物理科学将为“意向性科学”所取代，而意向性科学的中心议题就是信息，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生命科学等最后都要整合到信息概念上，量子信息的研究也将信息研究拓展到量子层次。更重要的是，信息哲学将成为超越“认知性哲学”的“引导性哲学”。他认为，信息哲学的兴起意味着从康德传统转向具有东方观念内涵莱布尼茨－罗素传统，从现实世界转向可能世界、从语形学转向语义学、从证明论转向模型论等一系列转换，其实质是从“形式的先验性”转向“实质的先验性”。然而，这一转换很难在二元论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想中展开。信息哲学是以逻辑的变易性为基础的，虽然刘易斯和克里普克在现代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模态柏拉图主义和模态实在论，但它们要么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分割，要么把可能世界理解为事物的可能状态。由此，应该另辟一条道路，即从东方的视角来探讨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采取模态信息论或模态信息主义的立场，将可能世界看作是信息中的世界，即世界在信息中。据莱布尼茨的思想，可将实无穷的观念应用到所有的可能世界，将单世界假定的“实无穷抽象法”推广到多世界假定，可能世界因此不再是物理的“自然”世界，而是信息性的可能世界。这样一来，信息在可能世界中被赋予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这种“本体论”理解是东方式的。计算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至17、18世纪霍布斯的心智计算观和莱布尼兹的机械推理观，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人工生命、生物信息学、量子引力理论、量子计算和元胞自动机理论等的产生和发展,计算主义的思想开始广泛地渗透到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等领域。李建会指出，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及其进一步工作、ＤＮＡ计算机的研究以及人工生命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新进展向我们表明，计算或算法的观念在当今已经渗透到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乃至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计算已不仅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生命、思维和社会的一种普适的观念和方法,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自然界这本大书是用算法语言写的！”、“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计算系统!”郦全民指出，广义计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信息加工的过程，并进而讨论了实在的计算观，他认为在终极的意义上允诺实在是计算或信息，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而且“实在的本质为计算”虽然是一个本体论命题，却得到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强有力支持。但他又指出实在计算观与各种本体论学说中关于世界的基本假设一样，存在着对应的根隐喻（如元胞自动机），因此计算主义是从计算或信息层面对实在的本质所做出的允诺，不一定排斥其他本体论学说的允诺。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新方式，计算主义正在成为一种遍及科学和哲学领域的“超范式”，这一允诺使世界更具可理解性。不论是所谓 “信息在可能世界中被赋予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还是 “计算主义是从计算或信息层面对实在的本质所做出的允诺，不一定排斥其他本体论学说的允诺”（似乎较前者更圆通），都不乏对信息和计算的过度解读，其策略都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外推出本体论，再由本体论上的优越性反过来标榜相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封闭的论证策略在哲学上未必是高明的，亦说不上真能带来什么根本性的转向或“超范式”，但在科学上对于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推行或许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四节本学科发展的总结与点评纵观新时期科技哲学的发展，大抵可分为专业和思想两条既交叉又并行的主线。从专业层面来看，科技哲学在不断拓展和分化中已经成为一个分枝庞杂的学科群，其专业谱系从哲学一直延伸到政策、传播等领域，基本形成了“关于科技的哲学”和“关于科技的研究”两大类研究旨趣。前者主要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人文与理论导向的科学研究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由科学知识社会学、技术建构论等发展而来）、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等，后者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或社会科学与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科技传播、科技管理与政策等。前者属科技哲学应有之义，而后者之所以在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日益专业化的情况下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是由于对科技与社会的互动中出现的很多新的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科技思想和科技观方面的背景，使科技哲学独有的跨学科优势得以显现。这两方面都是对时代需要的不同层面的回应。最近兴起的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表明，两者的并存实际上给学科拓展留下了弹性空间。工程哲学是在哲学界与工程界的共同推动下兴起的，它主张关注工程实践，研究工程理念、决策、设计与实施中的哲学、伦理和社会学问题，正在展开工程哲学、工程社会学、工程创新、工程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产业哲学的倡导者主张，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有必要延伸为关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四元论体系，认为应该关注产业活动的哲学问题，研究产业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产业的价值增值等问题。鉴于这一态势，一些学者提出以“科学技术学”或“科学技术论”整合两类研究。另一些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建议的学者则主张，在这种二元结构下首先应该将科技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这两种建议其实都表达了一个思想，即尚需对科技哲学的既往脉络与未来走向做深度反省，并以此集合新的学科凝聚力。首先，不论是“关于科技的哲学”还是“关于科技的研究”，其所涉及的领域在专业化和规范化方面都有待提升。以科学哲学为例，一般的科学哲学和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在世界哲学界都是严格专业化的，并已经形成了专业研究群体及一套专门的概念、论证方式、出版刊物和论述场域，不了解其历史、语言、技术、方法和当下的主题，就不可能做出能与国际学界对话的研究。在这类成熟的领域中，各种理论建构和新研究范式的提出必须建立在系统的引进消化之上，应该对因果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等具体的问题展开课题式研究，而不一定要急于构建普适性的研究纲领。近年来《北大学科技哲学丛书》、《科学哲学基本著作丛书》、《山西大学科技哲学译丛》以及《哲人石》和《开放人文》等所做的译介是富有建设性的。其次，在遵循各个专门研究范式的规范的基础上，应该综合已有的视角、方法和思想资源，对当代科技的哲学基础进行整合性的研究。这首先涉及研究传统的互动和学科内的整合。对此，学界已经展开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技哲学研究，旨在推动分析传统与解释学和现象学传统、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互补整合。这种整合性考察有助于对词与物、语义与语用、理论与操作、概念与工具、理性与效用、实验室与生活世界、普适规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互动进行描述和分析，进而揭示当代科技的日益呈现出的技术化科学等整体特质，惟其如此，才能重启对科学的形而上学沉思，从存有论、认识论乃至价值论层面追问科学的哲学基础，反思科技时代的人的存在。上述反省促使我们从专业维度进入到思想层面，反思科技哲学应有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确立科技哲学在当代社会应有之角色与位置。回顾 30 年来科技哲学的发展，我们看到：（ 1 ）对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或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的思想价值首先在于其对于科学探索本身可能产生的有限的启发作用，而不是扮演既有哲学范畴的注脚和例证，更不应以归纳出某种新的大而全的哲学体系作为其主要目标。这类研究不仅必须始终注意与高级科普有所区别，以免落入知识大全的窠臼，还应该克服对科学进行过度哲学解读的倾向。我们固然可以通过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等对自然科学的基础进行哲学重构与分析，但这种重构与分析不应也不可能为具体的科学探究提供完备的哲学基础，遑论居高临下地为科学提供某种通往真理道路的普遍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们充其量只能在特定的情况成为科学探索和猜测的思想工具，而且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往往不是正面规范而是反面启示——拒斥与摆脱某些先入为主的哲学偏见。（ 2 ）一般的科学哲学研究首先应放弃对普遍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建构，而应深入到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及其思想脉络之中，致力于描述和建构更为完整与精致的“科学形相”。逻辑经验主义的困境早就表明，从科学中寻求普遍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企图不仅难以实现，还极可能导致对科学的误读。如果有人说科学的进展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某种“超范式”、“第一哲学”、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的范畴以及语言、语用、语境、实践之类的“转向”，那他或许是对的；但如果说这些都是必然的趋势，那他又多半搞错了。鉴于科学总是具体的而非一般的，对科学本身而言，这种企图实际上并无必要。事实上，科学哲学的功能与其说是为科学家提供哲学工具或帮助科学家理解科学，不如说更多的情况是为科技的人文与社会研究提供更具思想深度的科学观。以科学方法为例，科学家很少关心一般的科学方法，因此科学哲学相应的基本策略应放弃重建一般的科学方法的企图，转而深入到具体科学的历史和现实与境之中寻求具有特定经验基础的研究策略和具有特定适用范围的方法论。透过历史和现实的与境，我们将看到真实的科学形相，例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哲学与宗教观念的纠结远非既有的刻板印象所能解说，而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等繁复而丰富内涵只有透过具体的科学问题方能呈现。（ 3 ）对于自然和技术的哲学追问与价值反省要在超越性的存在论沉思与对现实合理性的批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而思考解决现实问题之可能。在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中，所谓过程与实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存在与存在者、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类的分野，并非用以故作某种高深的哲学姿态，而是通过这些观念上的切入点回应亟待解决之问题。相关研究常见的窠臼是，要么重复既有的存在论沉思和合理性批判而陷入反乌托邦，要么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或技术双刃剑效应。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价值在于，一方面提出新的哲学追问与价值反省的方式，以体现出形而上学意义；另一方面，在其新的自然观和技术观的基础上，寻求变革人与自然关系与重构技术的现实途径。对此，马克思关于自然与技术作为现实利益主体间关系的中介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应通过现实的社会利益分析拓展至自然政治学和技术政治学。（ 4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以及科技伦理等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迫切需要构建一种体现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科技观。在未来的 50 年里，中国将全面进入科技时代，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发展势必越来越复杂地与科技相交缠，如何恰当地看待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中的地位，是科技哲学必须不断有所回应的问题。如果说科技哲学对科技的理性态度、实证精神和实际效用的阐发曾经促使科技成为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首要力量，那么在迈过这一步之后，科技哲学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之一应是运用科学精神本身反观科技在现时代的价值和人与科技的关系，“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迄今为止，科技的优越性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相信它是成功地理解世界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但也要看到，科学技术远未穷尽对世界的理解，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所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同时其固有的不确定性令其对世界的改变有时伴随巨大的风险。这一方面需要更多建设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则应将科技视为诸多文化形式的一种加以反思，建立起科技与其它文化的对话和专家与公众的对话。恰如科学活动论所主张的那样，科技是一种人类活动，反思科技是为了更加接近人的价值和目标。展望科技哲学的未来路向，最大的隐忧可能源自专业（学科）建设与思想贡献之冲突。在哲学内部，作为哲学分支专业的科技哲学不再享有原有自然辩证法的“大口袋”范式的相对独立地位，转而必然受到哲学的纯粹性和深刻性的规范。这种规范自然有其专业规训的合理性，但就科技哲学当下具体的发展条件而言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在强调哲学的纯粹性的评价体系中，对自然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和一般的科学哲学的评价较高，对技术哲学评价次之，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以及科技伦理等的评价可能更次之。且不说这种评价本身是否符合科技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由此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出于专业评价的需要，一些不一定具有充分的自然科学准备的学者选择了第一类研究，甚至一些对后两类研究有浓厚兴趣和研究基础的学者也被迫向第一类靠拢。这种现象使得很多学者更关心其专业评价而非思想贡献，进而导致了第三类更接近现实的研究得不到前两类研究的思想支持，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和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能力。这不仅使得哲学内部作出的相应评价更低，也难以在社会和政策层面凸显其专业特色和思想贡献。令此问题更为复杂的是，随着高校学科建设投入的急剧增加，使专业研究附属于学科建设，学位点和重点学科建设中的专业细分策略难免带来重质不重量、学术山头之类发展中的问题，常态的学术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当然，从正面来看，哲学专业规训无疑有助于提升科技哲学的学术品位，学科建设也带来了专业大发展的契机。学界若能加强反省与自律，应不会出现所谓“思想被专业取代后正在死亡”的悲观前景。这或许是一个凤凰涅槃式的过程，众多科技哲学界的奥德修斯应能沿着学术化的专业道路，最终回归思想之原乡。 ( 完稿于2008年4月，后发表于李景源主编《中国哲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林夏水：《数学基础的若干哲学问题》，载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编：《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 － 49 页。吴国盛：《自然本体化之误》，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3 年版。吴国盛：《把握宇宙的两种规范之争》，《哲学研究》 1986 年第 12 期。金吾伦：《生成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李政道 : 《科学的发展 : 从古代的中国到现在》，《世界科学》 1993 年第 1 期。薛晓舟、张会 : 《粒子物理学和哲学物质观》，《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2 年第 10 期。何祚庥：《现代物理学能为“认识的主体论”提供科学基础吗?》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龚育之：《不完全是题外的话》，《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0 年第 6 期。许良英：《反对组织对所谓物理学研究中的唯心论的批判》（《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3 年第 6 期徐兵 : 《科学和哲学应当如何结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7 午第 7 期。刘盛际：《切莫殷勤过份》，《自然辩证法研究》 1986 年笋 5 期。孙小礼主编：《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9-164 页。翟振明：《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求是学刊》 2005 年第 1 期。黄勇：《虚拟实在与实在论》，《求是学刊》 2005 年第 1 期。成素梅，郭贵春：《虚拟实在真的会导致实在论的崩溃吗 ? ———与翟振明商榷》，《哲学动态》 2005 年第 4 期。苏德超：《“我们没有生活在虚拟实在中”》，《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 年第 6 期。孟建伟：《探寻科学与人文文化的汇合点——对当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整合思潮的反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7 年第 2 期。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割走向交融》，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4 年第 1 期。肖显静：《概论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载《科技导报》， 2002 年第 8 期。江天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载《哲学研究》 1996 年第 11 期。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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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哲学的进路重整与时代观照: 热度 2 段伟文 2014-6-6 00:22; 一个世纪以前，现代物理学革命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在“统一科学运动”的旗帜下，迎来了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之滥觞，科学被描述为寻求具有普遍性且与价值及文化无涉的知识的活动。 20 世纪 60 年代，历史主义的兴起打破了科学的客观经验构建独立于主体性的迷思，将科学理性还原为群体性认知与共识，但也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等后现代意味的相对主义立场提供了理据。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科学实在论、建构经验论、贝叶斯主义、最佳说明推论等方面的讨论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形式化辨析，侧重于认识论的一般科学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以往被视为一般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范畴的“因果性”、“时空”、“自然类”等在具体科学中的意涵，以及“基因”、“心智表征”等具体科学的重要概念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内涵也得到了深入的推敲，具体科学的哲学由此方兴未艾。这两个方面共同体现了科学哲学的正统进路，即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理论的理论（竹尾治一郎在《科学哲学》（ 1979 ）中称之为“科学哲学 2 ”（ PS2 ））。这一狭义的科学哲学通过繁复的概念辨析与形式论证不断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般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及哲学分析（如心灵哲学）与科学哲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科学哲学日渐丰富的理论细节对科学研究本身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从哲学作为对人与世界的一般性考察的意义上来看，科学哲学不仅意味着对科学理论的分析，更应致力于探讨科学活动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科学哲学的论域应该面向科学实践，向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维度延伸，进而成为关于科学活动与实践的理论（竹尾治一郎称之为“科学哲学 1 ”（ PS1 ），科学活动论与科学实践哲学等所取的也是这一进路）。这一广义的科学哲学体现了哲学对时代的观照。近三十年来，世界进入科技时代，现代科学的技术性本质展现无遗，科学活动与科技活动交融互动，广义的科学哲学自然地延伸至论域更广阔的科技哲学。在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与技术这一问题意识下，不仅科学哲学将社会和价值与境纳入其内在视域，技术哲学（包括工程哲学）、科学技术论（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有哲学旨趣的科技史等研究亦从不同层面展开了对科技理性与科技实践的深描，科技哲学的学科群由此得以构建与发展。一、科学基础与元理论的当代嬗变在英美科学哲学传统中，大部分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的科学观基于一种正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即通过理性重构为科学合理性做出解释和辩护。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科学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从科学的统一性出发，力图构建一种以物理学为科学基础的一元论的科学知识观。这种科学知识观从实证主义出发，寻求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或哲学框架，并以此普遍的和非历史的客观标准框定科学的理论、方法乃至本质。这一传统显见的缺陷不在于它建基于对物理学理论的剖析，而在于它将由此得出的哲学框架理所当然地作为对科学的总体性的说明。 1974 年，福多（ J. A. Fodor ）发表了题为“具体科学或作为工作假定的科学的非统一性”的论文，向将具体科学（ special science ）还原为物理学的“统一的科学”纲领发起了挑战。在他看来，具体科学的存在，与其说取决于我们的认知与世界的关系的本质，不如说源于世界的构成方式 —— 并非所有自然种类都与物理的自然种类相关联。这篇论文是针对奥本海默与普特南的论文“作为工作假定的科学的统一性”（ 1958 ）提出的反论，其科学背景则是当代科学基础的变迁。自那时以来，科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在知识体系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与信息科学等方面的发展，使科学从“物理帝国”走向“科学共和国”，生命科学范式、认知科学范式、信息科学范式等成为与物理科学范式平行的研究范式；（ 2 ）在认识方式上，从夸克到基因组，科学现象愈益依赖实验与仪器的构建，实质上已成为巴什拉所称的现象技术，由此，科学从表征世界的理论知识体系发展为创造可操控实体的技术化科学，在微观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日渐消弭，技术性成为当代科学的本质特征；（ 3 ）在知识生产模式上，当代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产生于“应用的情境中”，汇聚科技（纳米、信息、生命、认知等）与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及方兴未艾，科学从传统的学院科学与模式 1 转向后学院科学与模式 2 ，人的目的使科学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的分野不再，在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研究中，科学认识的目标从基于学科传统的可靠的知识转向面向问题的对社会稳健的知识。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反映了当代科学基础的变迁。首先，科学的基础理论不再必然是物理学，不仅意味着其它具体科学与物理学的平权，更表明科学的体系并非必然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本质主义的架构之上——无论这种架构取决于所谓认知与世界的关系的本质，还是源于所谓世界自身的构成方式。其次，技术性成为当代科学的本质，表明科学知识及其所呈现的现象与实体具有人工物的属性，科学理性的基础不在于其先验合理性而在于工具有效性，而且这种有效性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其三，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产生于应用的情境，表明科学与当代社会实际上已经达成了共谋的关系，社会价值因素成为内置于科学的条件。科学基础的这三个变化的实质是科学不再简单地建立在单一的终极性的真理之上，而成为一项具有不确定性并与情境相关的开放的事业。科学基础的变迁导致了科学的元理论的更替。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基于科学统一性和一元论的科学知识观开始走向衰落，科学不再被视为一种具有统一的内在特征的活动，还原论的科学体系与世界图景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面对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知识建构论等挑战，一般的科学哲学展开了一系列自我调整：以各种形式的实在论或反实在论的构建与讨论为主线，并直面证据对理论的不完全确定性、元归纳的悲观论点等理论难点，使科学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研究获得新发展，也使得科学理性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辩护。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直接受到库恩影响的斯坦福学派的新实验主义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哈金（ Ian Hacking ）、卡特赖特（ Nancy Cartwright ）、杜普雷（ John Dupre′ ）与加里森（ Peter Galison ）等人共同发起了 “ 科学的非统一性 ” 运动。富勒（ Steve Fuller ）将此运动的元理论共识概括为：（ 1 ）反决定论并质疑自然律的实在性；（ 2 ）本体论的多元主义并以此作为方法论相对主义和学科间的包容的依据；（ 3 ）有意复兴局域的目的论与本质主义，但同时放弃这些立场的普遍性版本；（ 4 ）典范性的科学（ paradigmatic science ）由物理学转向生物学，编史学取向由牛顿 — 爱因斯坦转轨为亚里士多德 — 达尔文；（ 5 ）在经验层面，关注的焦点从科学的语言向科学的非语言实践；（ 6 ）放弃对科学参与者的规范性的视角。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划定了当科学哲学的元理论立场。值得指出的是，斯坦福学派（还包括苏帕斯（ Pat Suppes ）、主张模型论的莫里森（ Margaret Morrison ））之所以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独树一帜，乃因为其研究尤其强调透过真实的科学发现与创造过程而获得对科学的理解。在“科学的非统一性”的元理论架构下，科学不再被视为基于统一而自洽的知识体系或强还原论的理论体系。这种非基础主义的立场超越了表征主义的标准的科学观，它不再要求将多样性的科学实践纳入一个超验的统一架构，因而甚至与拉图尔（ Bruno Latour ）、哈拉维（ Donna Haraway ）和皮克林（ A. Pickering ）等的后现代与后人类主义意味的科学技术论思想结盟。这一结盟并非偶然，因为库恩之后科学哲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主张历史认识论：科学认识是一种历史性科学探究实践，科学哲学研究必须深入到科学的历史性实践细节之中。由此，单一的科学就成了非还原性的多种科学，科学作为一个过程的观点取代了科学作为一个体系的观点。而这个过程必然受到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以及人的认知能力的制约，同时它又具有实践的开放性与稳定性。正因为如此，在放弃了基础主义之后，科学哲学的主流并没有走向“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而选择了自然主义与多元主义等有条件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作为其元理论立场。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式微表明，无法通过理论重建为所有的科学构造一个规范性的统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这使得自然主义成为当代科学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进路。所谓自然主义或自然化是一种方法论态度，它拒绝对任何事物做出超自然的或先验的宣称，主张科学与哲学是在自然与科学范围之内开展的没有明确界限的连续性的研究。在当代形而上学研究中，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成为一个新的进路，并使科学的形而上学研究得以复兴——像科学研究那样探讨具体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在认识论层面，自然主义强调，对科学的观察或推理等知识形成过程的理解应建基于人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认知科学已揭示出的人的认知系统的功能，这就使得科学认识论讨论的目标从科学是否认识了实在变为人的科学认知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实在。吉尔（ Ronald N. Giere ）最近提出的透视主义所采取的即是此进路。他认为，从自然主义出发，可以对“科学大战”做出恰当的理论回应：“科学大战”中作为论辩焦点的强客观实在论以及自然律、科学真理和科学理性等所描述的启蒙主义的科学的世界图景不足以把握真实的科学实践，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与认知相对主义对科学理性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强客观实在论的批判；为了超越强客观实在论并避免相对主义，应该用模型论和透视主义的实在论替代理论与强客观实在论——科学实践表明，科学只能用模型描述世界的某一方面，而无法以理论概观世界之全部。在非基础主义、历史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背景下，多元主义取代一元论而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受到具体科学哲学中的反还原论及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拒斥等思想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多元主义。卡特赖特的“斑杂的世界”主张形而上学的多元主义，她认为虽然科学可以认识局域性的实在并在此基础上拼缝起来，但无法将它们还原为一套统一的基本定律。杜普雷则更为激进地强调科学的多元主义源于世界本身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存在，他提出了混杂实在论，并试图以此为非统一的科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米歇尔（ Sandra D.Mitchell ）提出的理论整合的多元主义主张，科学可由各个分析层次上提出的各种模型与说明整合而成，而不再企图建立单一的基于还原论的知识体系，以此使简单系统与复杂系统都得到适切的诠释。凯特（ S. H.Kellert ）、海伦 . 朗基诺（ H. Longino ）等提出的科学的多元主义主张，一些自然现象或世界的某些部分可能无法运用一个理论给予完全的说明，或者使用一种方法进行完全的探究；对同一现象的相互竞争的理论反映了自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于自然选择的层次、量子物理的决定论或非决定论图景等争议要少下形而上学的结论。实际上，吉尔的透视主义也具有多元主义的意味。从元理论的意义上来看，自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科学哲学不再将科学视为某种哲学上的必然性的产物，而是为开放性的科学实践所选择、接受和修正的结果。二、基于实践旨趣的科技哲学的合法性自然主义与多元主义等非基础主义的元理论立场使得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指向实际发生的科学活动而不是科学这种活动类型的必然的规定性，其中所渗透的是所谓实作或实践的旨趣。纵观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及科学技术论近三十年的发展，恰恰因为这种实作或实践的旨趣而走上融合之路，透过对异质性科技实践网络的整体观照而成为关于科技的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科技这一中国式的称谓开始流行，作为对科技的哲学研究的科技哲学由此勃兴，这其中莫不渗透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维与实践旨趣。自此，由自然辩证法衍生出的中国科技哲学加入了“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哲学的长征”。一路走来，这个研究领域仍在不断扩张之中的学科，似乎如同其前身一样更像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跨学科研究，很难就其诸多研究进路的拓展达成共识。由此产生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在一时无法构建科学技术学之类的交叉学科门类的情况下，科技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有其内在发展逻辑？或者说，如果科技哲学这个称谓不是语言的误用，其作为哲学学科的合法性何在？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科技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科技哲学即对科技实践的哲学分析、反思及构建。但要找到科技哲学的内在逻辑，还要认真分析一下关于科技的哲学研究中的实践旨趣的真正内涵何在？在常识看来，真理往往是简单的。根据基于启蒙理性主义的常识的科技观，科学知识是科学理论对世界的真理性表征，现代技术是对科学知识的应用——直到今天，这依然是大多数公众所认同的科技观。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锋中，科学哲学与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为科学理性辩护与解构科学理性之间相互对立，技术哲学则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徘徊。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或技术都被当作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对象而施以一般性的研究，即便是基于案例的研究亦难免出现概观式的滥用。例如，当天文学与流行病学都被视为科学时，根据弱情境化的天文学指出科学价值无涉或根据强情境化的流行病学强调科学的价值负载。因此，科技哲学的基点实际上不再是界定“科学是什么”、“技术是什么”或“科技是什么？”，其合法性在于揭示科技是怎样实作或实践的。 20 世纪 70 年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试图将科学知识视为主体基于利益考量的社会协商与建构的产物。虽然其后现代主义与相对主义立场并不可取，但却对科学即理论乃至绝对的客观真理等观念发起了挑战，开启了科学作为一种实践和文化的新理路。 20 世纪 80 年代后，似乎是与世界进入科技时代相呼应，哈金的新实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不仅通过表征而且凭借干预把握世界，一些抽象的理论实体需要通过仪器与技术手段实现其自身。由此，科学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理论生产的机器，而成为技术化科学（ technoscience ）实作或实践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拓展至技术社会学，社会建构方法、行动者网络方法及技术系统方法等被用于分析技术的微观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两者整合为以剖析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与文化为目标的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研究）。新实验主义与科学技术论凸显了具有实践意味的技术化科学观，这不仅打破了科学与一般人类活动的分野，还将西方理性传统中“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的观念逆转为“技术是科学的基础”，技术哲学的合法性因此最终得以确立。尽管技术堪称人的本质，但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技艺与人工物缺乏内在的目的与本质，虽有培根极力主张自然在技能的干预下更容易暴露自己的秘密，黑格尔、马克思也从社会历史哲学层面论及技术作为人的实践的力量，但技术在哲学诞生后的两千多年中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国际技术哲学学会（ SPT ）才得以成立。在《通过技术思考》（ 1992 ）一书中， SPT 的首任主席卡尔 . 米切姆（ Carl Mitcham ）以回溯式的叙事策略将技术哲学划分为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两个流派： 1877 年，德国新黑格尔派哲学家卡普在其书名中首次提及“技术哲学”，基于工程师视角的工程的技术哲学由此诞生；芒福德、敖德嘉、海德格尔、埃吕尔、尤纳斯、舍勒等则被冠以人文的技术哲学先驱，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马尔库塞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政治批判，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亦可归于此类。实际上，技术哲学的出场源于技术时代的君临。正是在人类跨过技术时代的门槛时，杜威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了行动之于知识的同等重要性，海德格尔则透过对科技遮蔽真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反思揭示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乃技术性这一事实——在现代科学所开创的科技时代，技术的本体论地位优先于科学。技术的本体论地位的获得，使得技术哲学从一般性的人文批判中孽变出来，芬伯格、温纳、伯格曼、伊德等以技术和人工物为对象的研究使一般的技术哲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同时，技术哲学开启了其学科拓展策略：一方面通过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领域交叉扩大其外延，另一方面透过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的对话而与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论相互结合。在科学实在论与工具论的争论中，伊德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视角提出了工具实在论：技术根植于现代科学，没有仪器与实验室就没有科学，应该以工具实在论作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交界面。这一思想得到了广泛呼应，如伦克（ Hans Lenk ）强调，科学认识实际上是基于技术导向的方法与行动导向的社会环境的 “ 抓取 ” 过程。新世纪之初，伊德、拉图尔、哈拉维和皮克林等人共同开启了以技术化科学为主题的研究。这项工作的意义可谓重大：一方面，科学与技术通过海德格尔意味的“在手”与“上手”之相互转换，成为人通过中介（人工物、媒介、语言、文化等）与环境互动的产物，科学不再是柏拉图的造物主摹本或基督教上帝之眼的洞见，技术也不再是浪漫主义意象中的弗兰肯斯坦因或埃吕尔的技术社会中自主的力量；另一方面，使科学技术论、新实验哲学、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现象学及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等思想资源相互整合，成为当代科技哲学研究的一个典范。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方面是具体化与“复数化”，即对具体的科学或技术的哲学研究日益加强，如爱思维尔近年出版的一套《科学哲学手册》已出版 16 卷，每卷为一个门类，其中一卷为“技术与工程哲学”（这套手册似乎应命名为科技哲学手册）；另一方面是实践与经验转向，即科学哲学不再仅仅聚焦于科学的理论旨趣，而更多地面对科学的实践向度，技术哲学也不再仅将技术视为一种抽象的对象做一般性的考察，转而关注具体的技术经验层面并剖析其与科学及社会的互动整合过程。它们不再泛论科学或技术之一般，而聚焦或立足于具体的科技实践，有的侧重于科技活动本身，是为狭义的科学实践，相关研究如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科学的形而上学、技术设计的伦理等；有的则放眼科技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脉络，是为广义的科学实践，相关研究如新兴科技的社会影响等。概言之，虽然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等因其路径依赖而未能整合为统一理论架构下的科技哲学，却在实践的旨趣下出现了互动融合之势。推动这种实践旨趣的，并不是学理推演的结果，而是对科技时代的必然回应。因此，之所以能够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纳入科技哲学这一学科之下，其合法性在于对科技时代的观照，在于对科技实践之反思与审度。在中国语境中，提出科技哲学这一称谓本身即体现了中国学问对经世致用和大化流行的偏好。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科技哲学的研究目标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对科技实践或科技活动的哲学反思，在与西方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对话中，更擅长于吸收凸显实践旨趣论题，并由此发展出了科学活动论、科学实践哲学、技术论传统的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纲领。然而，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虽然“科技时代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亟待哲学反思”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学界对科技哲学这一学科的设定具有合法性，但目前在研究范式上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恰恰是对科技实践的隔膜。这一方面表现为研究者科技背景不足（具有科技背景的比例下降），另一方面是现有研究条件下难以展开真正的案例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缺陷是造成中国科技哲学界多述评与跟随式研究而少开拓性与独创性研究的根本原因。坦言之，再好的概念分析，若不涉及具有相当深度的科技内涵，很难对科技哲学有理论上的贡献；越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越是追求有价值的应用研究，越需要对科技活动展开切近的剖析。三、哲学的高度、自然的厚度和历史的深度 “真理没那么简单”，才需要哲学探究。近十余年来，尽管科技哲学没有出现波普尔、库恩、埃吕尔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甚至被称为哲学的西伯利亚，但在专业化方面却有长足之发展（这或许是其影响力反而减小的原因）。简言之，经历了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理论冲击之后，在对“科学大战”的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实践的深描这一基本研究策略，以超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由此带来了当代科技哲学研究的进路重整。概观之，大端有三：哲学的高度、自然的厚度和历史的深度。先说哲学的高度。不论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还是科学技术论，在哲学日渐专业化的环境下，始终存在着特殊论与一般论的差异，所以科技哲学需要寻求两个哲学的高度：一个是自身领域内的，另一个是一般哲学层面的。在科学哲学方面，科学哲学家帕皮诺（ David Papineau ）在其主编的《牛津科学哲学读本》（ 1996 ）的导言中曾指出，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可大致划分为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两部分。前者讨论科学知识的辩护问题，追问科学理论是否为真；后者探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特征中的哲学难题，思考科学理论会告知我们哪些关于世界的洞见。这一界定无疑是经典的，近年来，一般科学哲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科学实在论、因果性、科学模型与表征、还原与多重实现、科学说明、科学证据、最佳说明推论、贝叶斯确证理论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当代的科学哲学家发现，随着科学认识论与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研究的日益精细化，必须重新思考并调整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无疑，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可以对话；在涉及科学时，哲学应该基于好的科学成果，并对科学有所助益。实际上，现代学科规训使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变得日益多元，科学哲学未因其研究内容的特殊性而成为一般哲学的核心内容，一般哲学对科学哲学也不具有必然的权威性。在一般的形而上学方面，克里普克等对可能世界的分析使得形而上学被重新定义为对世界的模态或最基本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讨论，而不再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终极实在的描述，一般的形而上学研究因此复兴。尽管一般的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对话对双方都有助益，但一般的形而上学重论辩，为使论述便于接受而不得不牺牲所涉及的知识的难度，往往选择简单的例子做复杂的辩诘。即便是那些自诩为自然主义的一般的形而上学家，亦大多不愿涉及更多科学细节——甚至在讨论科学定律时，每每借助于少量简单幼稚与玩具式的例子，而鲜有提及守恒律与对称性等基本的物理学原理。而科学与信仰之类的研究倒是在有关创世论的辩护中大量援引科学的结论，但却难免有滥用科学之嫌。在一般认识论研究方面，英美哲学主要聚焦于对一般信念的辩护，虽在与怀疑主义的论辩中尽显其繁复却与科学哲学对科学认识活动的关注大异其趣。值得思考的是，有的哲学家并不重视其结论与科学的冲突，如刘易斯（ David Lewis ）在其休谟式随附性论点受到质疑时甚至表示不以为然，科学哲学应如何面对一般哲学乃至自身的局限性？当然，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英美哲学，欧陆哲学则有很大不同，像法国哲学家，从梅洛庞帝、德里达、德勒兹到巴迪欧，往往将很多具体的科学内容作为其哲学概念的素材。典型的二手研究如德兰达（ Maneul Delanda ）的《强化科学与虚拟哲学》 (2002) （ 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 ）从拓扑流形、向量场、变换群、空间、时间和物理定律等方面讨论了德勒兹的虚拟哲学。从中不难看到欧陆式基于科学的哲学叙事所具有的创造性与启发性，但也易见其难免流于附会并衍生歧义。与一般哲学家不同，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致力于强化一般哲学与科学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联。在形而上学领域，如有关因果性的讨论中，伍德沃德（ J. Woodward ）从科学的角度对反事实的操控性因果性进行了探讨，卡特赖特从物理学、贝叶斯网络、经济学等角度探讨了因果性。这些基于科学的哲学研究不仅使因果性呈现出多元的哲学图景，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因果性与科学的关系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在科学认识论与一般哲学认识论这一问题上，自惠威尔和密尔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强调科学实践特色的特殊主义和主张将对科学信念的辩护纳入一般知识论的一般主义的分野。最近伯德（ Alexander Bird ）将贝叶斯主义和最佳说明推论分别与认识论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联系起来，试图以此打通科学认识论与一般认识论。这些努力直接影响到了心灵哲学与神经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与物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如有关心理状态的多重实现的讨论以往多基于思想实验和一般性的构思，但神经科学哲学等对相关问题的介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在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提升哲学高度的主要策略有三。一是运用一般的哲学资源，包括海德格尔、胡塞尔、梅洛庞帝、怀特海、杜威、德勒兹、鲍德里亚、维利里奥等及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如伊德、维比克（ P-P. Verbeek ）在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技术的后现象学研究，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受到了过程哲学的启发，德雷福斯对具身性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的讨论，还有人将德勒兹的思想用于网络研究，女性主义的技术哲学与科技论也属于这一类。二是深入到技术史、技术文化乃至技术与文明等研究资源中进行思想提炼。如对芒福德的技术文明、麦克卢汉的媒介史的哲学内涵进行研究，对马克思的环境和机器思想的研究也属于此类。三是构建新的哲学理论。如为了消除建构论的科技社会学中的相对主义，拉图尔不无标新立异地指出我们从未现代过，并提出纠缠模型和实像主义（ factishism ）；巴纳德（ KarenBard ）提出了能动实在论（ agential realism ）并以此对量子力学进行了诠释。此外，在工程的技术哲学进路下，荷兰技术哲学家克罗斯（ P.Kroes ）与梅耶斯（ A. Mijers ）对技术的结构 — 功能关系的研究开启了分析的技术与工程哲学研究。纵而论之，在走向哲学的高度的过程中，科技哲学的元哲学对象实现了从实体到关系、结构、网络、过程和生成等一系列关键词转换，而这些都是从具体的科技实践中析出的。如微观物理学使得关系实在论和结构实在论比基于物质实体的物质实在论更容易解释微观世界的整体性与相对不变性。这些元哲学对象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创造，更是来自实践的需要。例如，为了应对学科际对话这一当代科学面临的挑战，维也纳学派余绪瓦尔纳（ Fritz Wallner ）提出建构实在论，试图通过微世界的建构与外推为学科际的对话与整合提供必要的策略。结构实在论与建构实在论是科技哲学的最佳实践案例，前者为理性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工具，后者则成为实用主义的新武器。再来说自然的厚度。所谓自然的厚度强调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构建起的人化物，它是一个立足自然主义并综合了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认识论—存在论”隐喻，旨在凸显主体的认知和存在有其自然限度：主体无法仅通过超验的客观表征认知自然，而只能经由身体和中介（人工物、媒介、语言、文化等）有限度地理解自然、干预环境并存在于世界之中——人的认识与存在所能触及的自然并不是无限的，而有一定的视角、维度和程度——自然的厚度。从这一立场出发，认识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具有身体、知觉、工具和文化的环境中的存在；同时，不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不是总体性的活动而是多种实践的复合体，每一种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实在得以呈现并析出自己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直面自然的厚度，对科技哲学的进路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一，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研究成为科技哲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恰如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哲学。近 20 年来，为了超越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在认知科学哲学（包括与之相关的心灵哲学、知觉哲学、行动哲学）中，经验与信念、知觉与行动、心灵与生活等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通过对计算—表征的认知观的反思，具身的（ embodied ）、嵌入的（ embedded ）、延展的（ extend ）、行动的（ enactive ）与情境的（ situated ）等认知观成为认知科学哲学的新向度（这些研究是对表征主义的补充）。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对科技哲学和哲学的影响有日益增强的趋势。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吉尔、萨加德（ Paul Thagard ）等人开启了计算的科学哲学进路，该进路将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成果用于对科学认知的理解，运用模型、认知建模、溯因推理与工程性的人工智能等剖析科学说明和科学发现的过程，透过分布式计算、复杂系统模型探讨了实在论与合理性等一般的科学哲学观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技术的成果开始运用于自由意志、伦理责任研究，而知觉与认知中的透视性、具身性和嵌入性等维度已成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反思人与世界以科技为中介的关系的重要进路，除了吉尔的透视主义、伊德等的后现象学，还有希伦（ P. A. Heelan ）的基于实验室生活世界的知觉实体的解释学的科学哲学等。其二、局域实践研究、对话式研究与参与式研究的发展。不论是一般的科技哲学还是具体门类的科技哲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局域性（ Local ）的科技实践之上。以新近复兴的化学哲学为例，不仅具体讨论了“化学中是否存在下向因果关系”、“化学中的对称性”等特定的化学哲学问题，还针对自然类和形而上学提出了“是否存在化学类及元化学（ metachemisty ）”等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近年来，弗洛里迪在计算机哲学与信息伦理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信息哲学，后被进一步整合为计算与信息哲学，成为信息科技与哲学结合的典范。当代生物学哲学的主要立场是自然主义的，一方面进化生物学与微生物学的最新发现与分子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中的理论和概念（如物种、个体、基因、基因信息等，甚至包括由模拟生命衍生出的人工生命和计算主义等）涉及的哲学问题得到了详尽的辨析，同时，医学哲学与伦理也成为其关注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对自然种类、概念变迁、发现与确证、说明与还原等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数学哲学中，除了基于柏拉图主义、唯名论与结构主义而展开的对数学概念与实在论（如结构实在论）的讨论之外，其立场日渐转向自然主义和对实践的关注，数学在科学中的角色成为数学哲学的热点。类似地，如技术现象学被具体地运用于对神经科学中的图像的讨论。对话式研究多发生于量子场论、量子引力等科学前沿，科学家与哲学家为廓清概念和寻求理论的融贯性而展开了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对话，相关的研究者显然不满足于工具主义及“非统一的物理观”，希望为这些最为艰深的科学探究寻找到自洽的哲学基础。曹天予对量子场论的研究及卡伦德（ Craig. Callende ）等对量子引力的研究是这类研究的典范。这些研究至少表明，科学概念的清晰性与理论的统一性实际上是理论建构的结果。但科学哲学家必须考虑的是：“这些理论本身是否得到经验支持？”，“概念廓清与理论融贯会不会有损其潜在的丰富性？”参与式研究建立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基础上，如寻找希格斯粒子的过程中，科学哲学家参与了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认识论的讨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与英国基因组学网络中，科技伦理与科学社会学家加入其中并参与了相关“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 ELSI ）”的研究。在国内的工程哲学的发展中，工程院院士的参与使得哲学与工程的对话更具内容和影响力，但距工程哲学参与工程实践尚有待时日。其三，“第二哲学”、“科学的形而上学”与实验哲学的兴起。这一进路体现了科学哲学对自然主义的贯彻。玛黛（ P. Maddy ）等主张将科学哲学视为某种“第二哲学”——基于科学工作的后续研究，反对仅从哲学的角度而非科学的目的对科学所接受的方法、证据或本体论等加以哲学上的限定。她认为，数学哲学应以数学自身的术语对其加以理解和评价。科学的形而上学主张，形而上学与概念分析应诉诸科学而不是直觉，其合法性在于它们必须与科学的结果与实践相结合。当然，自然主义意味的形而上学因基于具体的科学内容，故多为有限度的形而上学（“斑杂的世界”之类多元主义的形而上学论点虽然是世界观式的，但其内容本身就具有非独断性和自反性——多元主义并不否定一元论的可能）。实验哲学则试图以对人的心理进程的经验研究和调查作为哲学研究的证据，以此取代传统哲学论证所依据的直觉和概念分析。其实，计算机建模也已经成为科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生物学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算作广义的实验哲学。通过这些进路的拓展，科技哲学试图穿越人可以把握的自然而成为一般哲学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在当代哲学语境中，由于分析哲学大多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而自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跟随并基于科学的结论，因此，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扮演着科学与一般哲学的中介的角色。类似的，所有关于技术人工物的思考也应该是一般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等欧陆哲学）无法跨越的中介，从各种思想资源中寻找技术哲学思想具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不论是认知科学还是物理学，在各种难问题面前，科技哲学究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目的是帮助科学还是推进哲学？如果是推进哲学，是聚焦一般哲学、一般科学哲学还是具体科学哲学或更细的哲学问题？要在聚焦深度、局域问题和普遍问题之间找到平衡显然不易。类似地，不论是伊德对生活世界中作为物质文化的技术的多重稳定性的讨论，还是维比克最近倡导的道德化技术（ moralizing technology ），最大的理论困难是其思想能否对一般哲学或社会思潮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来看历史的深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的结合已经成为当下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进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结合的传统法国尤盛，从马赫、迪昂到梅耶森学派的柯瓦雷再到康吉莱姆，特别是柯瓦雷对科学革命中的本体论转换的描述，后成为库恩的历史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在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中，科学被视为非历史性的基于辩护的理论系统，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科学哲学开始重视为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所轻视的发现的语境，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再次走向结合，并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弗里德曼（ M. Freedman ）沿着赖辛巴哈早年的思路，在康德研究与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康德的认识论中的先验框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可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动态发展。通过对温度测量和水分子的科学史研究，张（ Hasok Chang ）指出，科学对客观知识的获得是一个建立在认知反复（ epistemic iteration ）之上逐渐融贯而不断进步的过程，并主张以认知多元主义和系统实践解释科学史的复杂事件。在 2007 年出版的《客观性》一书中，加里森和达斯顿（ L. Daston ）从眼见的认识论、客观性呈现和科学的自我等实践脉络切入，对客观性的展现历程进行了详尽分析。在科学技术论中，典型的历史案例研究有夏平对空气泵的研究和拉图尔对巴斯德的研究。社会建构论的微观案例分析尽管有其偏颇之处，但却揭示了科学与技术的生成过程中各种能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如拉图尔关于巴斯德之前没有微生物的论点既出于历史认识论，也诉诸于能动者的实践网络，故其所谓 “ 越建构越实在 ” 之实在所指的是与客体纠缠而整体生成之网络。在技术哲学中，贝尔纳 . 斯蒂格勒的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堪称杰作，该书以源于遗忘的爱比米休斯的过失为起点，最后论及信息复制时代和技术化科学带来的震撼，对技术展开了纵贯性的人类学—哲学考察。这些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科技史研究的内、外之分，而成为知识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深描，进而通过历史将过往与未来连结起来。在现当代哲学中，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和《欧洲科学危机》对几何学与物理学起源的考察、海德格尔对存在及科技的追问，已为溯源性的科技存在论探究确立了典范。走进历史的深度，我们追溯到了什么？一方面，切开历史横断面，展示多向的基于复杂的异质性能动者的实践冲撞的丰富的偶然性及其多元稳定机制；另一方面，追问开端和起源，揭示其思维秩序与本体论安排背后的意识结构的意向性的历史。由此，科技不仅具有历史的景深，还成为可思者：追问科技之所思与未思、所做与未做，开显其未来之路。四、从多元审度到面向未来的新综合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之后，历史与社会因素的引入带来了相对主义的挑战（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只在其内部部分地化解了问题），但因科技哲人对其中所渗透的实践旨趣的直面，最终不但消除了这一危机，还使的当代科技的真实形象得以呈现：科技是一个与主体能动性相关的实践过程，是“为我之科技”；同时，科技是当代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关键性的社会建制，且处于整体性的社会应用情境之中。从面向自然的科学到实践情境中的科技，从科学哲学到涵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论的科技哲学，其中明显地体现了强调关系与网络的整体论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和存在论的现象学的结合，可以视为对蒯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和知识整体论的拓展，它使我们对科学的实在性与客观性有了更为深刻与真实的认识。一方面，将科学的认知活动拓展为知识与行动的整合，以科技的能动实在性为科学理论的实在性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对现代科学的本质乃技术性的揭示，使得科技——对世界的理解与操控——成为基于人的存在的实践性整体，因此，科学理论的实在性不再需要诉诸非历史的和无条件的形而上学前提，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等被怀疑主义所困扰的一般认识论的视角也随之被超越。另一方面，将科技活动的主体由个人拓展至群体、从科学共同体延伸至社会，这不仅揭示了科技与价值的相关性，还使我们认识到，这种相关性非但不会消解客观性并导致相对主义，反而恰恰是主体间更好地形成共识客观性的条件。从表征客观性到共识客观性是把握当代科技理性之实质的关键论点。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带来了相对主义的挑战，源于所谓“偶发性论点”（ contingency thesis ）：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包括利益和权力在内的偶发性社会因素在成功的科学理论的构建与选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和不可消除的角色；由此，科学对于某个实在的解释可以不止一个，科学认知依赖于其认识路径。为了避免相对主义，社会认识论对此做出了回应。海伦 . 朗基诺等人提出的社会认识论认为，由于证据对理论具有固有的不完全决定性，加之无法完全区分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独立于主体的无偏见的客观性难以获得，应该主张一种基于主体间共识的客观性 —— 让科学活动中的各种视角及其价值得到充分表达，以此克服可能的偏见。这一思想是在女性主义的认识论与科学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初衷在于寻求所谓认知的公正性（ epistemic justice ），不仅涉及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价值倾向，甚至可上升到本体论政治的高度。尽管女性主义者在医学案例中可以强调主要基于标准男性样本的研究实际上会导致医学知识上的偏见，但在理论物理学中这种诘难则难以成立。对此，道格拉斯（ Heather Douglas ）强调，证据优先于价值，不论是认知价值还是非认知价值，所扮演的是受限制的间接角色。但基切尔则强调，科学不只是一种由自然的议程决定的纯粹的认知活动，科学所追求的并非价值无涉的客观真理，而总是有意义的真理，因此，应该关注科学的目标和结果的价值意味，构建一种良序的科学，使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建立在一种超越民粹主义的有效的民主机制之上。而劳斯所主张科学实践哲学之本意恰在于 “ 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 ” 。由此，科技哲学得以超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而转向社会实践情境中对科技的考察与审度。这一转向无疑是时代的需要：科学技术不再被视为由纯科学到科学应用的线性过程，而被置于复杂的社会情境之中加以考察。恰如福特沃兹和拉维茨所指出那样，科学正在由与情境无关的确定性的知识嬗变为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风险巨大并具有决策紧迫性的后常规科学，如气候变化的科学等。面对科技的情境化与后常规科学的挑战，当下科技哲学的核心任务显然不是简单地为科学理性辩护或对科学理性的批判，而是思考如何在社会共识与选择的多样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科技成为一种符合人的目的并有益于人的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针对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这一问题，刘大椿指出，在对科学理性的哲学分析与追问中，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有其局限性，应转向一种审度的新取向，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走向第三种科学哲学。对此，吴国盛认为，应该沿着科学批判的进路发展存在论的科学哲学，同时主张通过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与现象学方法追问科学的起源与开端。成素梅则认为，科学哲学经历了从改造哲学到理解科学的嬗变之后，基本发展脉络是理解科学与批判科学并存，其未来走向是从认识论到知识学。而所谓的知识学实际上是希望从个人及社会实践的层面探讨一般性的知识形成与生产机制，透过复杂社会语境中的知识与行动的整体角度来重塑对科技的哲学研究范式。何谓对科技的审度？它实质上是一种多元的审视与权衡。首先，哲学的反思与思想的建构应该是多元的。其一，科技哲学的领域应该是多元的。就科学而言，其推理方式与认知方式本来就是多元的。哈金根据克龙比（ A. C. Crombie ）的研究指出，在欧洲科学传统中存在六种推理方式：数学证明、关于自然的理论模型、科学实验、分类学、概率思考、过程与历史性研究。皮克斯通（ J. V. Pickstone ）指出，科学有四种认知方式：世界解读、博物学、分析以及实验与技术化科学。因此，科技哲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多元的，有的与情境强相关，如基因技术，有的则与情境弱相关，如数学、理论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与知识论研究也应与具体的科学的性质相关联，从物理学哲学研究到基因技术的伦理研究都有其发展空间，而博物学等以往被遗忘的领域也应有所发展。其二，对科技的反思应该审时度势。为什么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会招致科学家的强烈反弹？重要的原因是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影响到了科学研究的社会支持度。为什么反科学在中国不可行但又必须反思科学提倡科技与人文的对话？这也是由当下中国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其三，审度应该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侧重。就当下而言，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无疑是环境问题和新兴科技的社会影响与价值伦理问题，因此，有关生态环境的科技哲学反思（如生态学研究方法论等）尤为重要，科技哲学如何通过参与式的研究介入新兴技术的决策与治理环节也是应努力方向。其四，要从文化实践的高度来处理科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际的平权与对话。面对科技时代日益复杂化的实践的流变性，哲学需要改造，科技哲学也是如此。虽然自然哲学问题、理论科学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问题有其重要性，但较之几个世纪以前，这些工作可能会为其专门与艰深而付出更多却影响不广。从科技伦理研究介入基因与纳米研究这一事实可看到，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反转：以往处于边缘的价值伦理问题正在走向中心，科技哲学也是如此。这种转向不是简单的将科技哲学或科技伦理的理论用于科技活动的结果，而应以一种新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方式出现。一方面是研究模式与方法的创新，科技哲学家参与科学研究，不仅在形而上学层面与科学家共同展开“认识论—形而上学”探讨，而且在具有价值争议的新兴科技研究中开启“认识论—伦理学”研究（对研究方法中的伦理问题进行讨论）与“伦理学—认识论”（从伦理学的角度推进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是理论上的创新，如纳米等信息技术伦理中提出的脆弱性原则，信息伦理和生态伦理研究中的赋权原则都是有价值的理论探索。回顾科技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多可圈可点的成果。近年来，在大量译介与本土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界提出了科学实践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科史哲研究、现象学科技哲学、科学文化哲学、博物学哲学、技术认识论纲领、技术价值论纲领、工程哲学、社会工程哲学、信息哲学、计算主义、产业哲学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纲领，在复杂性研究、认知科学哲学、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命伦理、科技文化与科技传播、科技与工程伦理、网络伦理、虚拟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社会科学哲学、概率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等领域致力于构建中国学派，各领域国际交流对话方兴未艾，纳米、转基因乃至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正在引起学界关注，包括整体论、中医、博物学等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与科技思想文化研究也倍受重视；同时，中国科技哲人也广泛参与了包括国家中长期规划在内的科技政策、科技管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研诚信等方面的政策与对策研究，并正在推动科技政策学研究，整个学科总体呈现出体系兼收并蓄且多元开放、旨趣从理论优位转向实践优位、品质由大口袋到专业发展的趋势，实现了从述评研究到基本问题导向、引介与中国语境相结合、面向实践与反思升华并举等转折，这些成果和实践使得科技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虽处边缘却充满活力的学科。最后，来看看“未来科技哲学的基本目标”这一十分艰难的问题。首先要考量的是，为什么科技哲学如此重要却成为哲学的边缘地带？除了其交叉学科的特征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科技哲学没有将人的存在与人的未来作为其观照的对象。对此，富勒提出了将一般的科学哲学作为人的存在的艺术的思想，对我们思考科技哲学的未来不无启发。他指出，人的本质或许像古德曼提出的蓝绿悖论中那样，明天就可能变成其他样子。科学哲学应该帮助人们学会面对生态主义的后人类主义、人类增强和赛博格等新的挑战。由此，我们受到的启发是，为了适应由信息、基因、纳米、神经等汇聚科技带来的人的身份可塑性、生命可塑性、物质可塑性与心灵可塑性，科技哲学应一方面致力于提出一种统一知识与行动理论，通过对人类知识与技术的新综合，发展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应该从存在论的高度思考人在科技时代的生存状况，从人类的知识与本质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的角度观照人类的未来。巴迪欧在《哲学宣言》中说，无论如何，哲学的操作，往往旨在“放在一起”来思考。科技哲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将人类、自然与科技放在一起进行哲学考察，当下中国科技哲人的使命在于，会通科技文明与中华科技文化精髓，反思过往、观照时代、瞻望未来。（本文经编辑后发表于《哲学动态》 2014 年第 5 期“我们时代的哲学”专栏）竹尾治一郎编著：《科学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桂起权、王建新译， 1994 年。第 1-2 页。 Fodo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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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her Douglas ， Engagement for progress: applied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context ， Synthese (2010) 177:317–335. 刘大椿、刘永谋著：《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前言”。吴国盛：《走向第二种科学哲学》，《哲学分析》 2013 年第 6 期。成素梅：《科学哲学：脉络与走向》，《哲学分析》 2013 年第 6 期。郭贵春、成素梅：《也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哲学动态》 2003 年第 12 期。吴彤：《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哲学研究》 2005 年第 5 期。陈凡、程海东：《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及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1 期。 Steve Fuller （ 2012 ）， ’The Art of Being Human: A Project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Science‘ ， Journal for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 July 2012, Volume 43, Issue 1 , pp113-123.; 个人分类: 科技论|3097 次阅读|3 个评论

《吕乃基科技哲学精华十讲》自序: 热度 16 lvnaiji 2013-12-14 09:10; 1968 年参加工作，69年开始教师生涯，81年登上高校讲台，2012年秋退休，从教43年，其中高校31年。43年，或31年，带着巨大的惯性，在2012年戛然而止，让我在退休后欲罢不能。这又有点类似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本来作为世界工厂，多年来在全球产业链中谋得一席之地，金融危机，一夜之间，全球产业链瓦解，强大的产能突然失去耦合的对象。所谓《精华十讲》就是“教能过剩”的产物。《精华十讲》的另一个冲动是，本世纪初，笔者进入知识论领域，发现这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回过头来，以知识论视野去审视以往涉及的领域，有焕然一新和浑然一体之感，同时也开拓了新的疆域。遗憾的是，在稍有所悟之时，便“迎来了”退休的时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知识只有共享才有价值。自己退休也就罢了，看着这些刚从洞穴中捡取的珠宝，有些甚至从未面世，随即便要与笔者一起退休，实在是心有不甘。这些年除了在校内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外，也应邀面向各级干部和大中小企业在社会上作了200余场讲座，内容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现实，涉及金融危机和中国社会转型，这些内容平素难得与师生和读者见面和交流，这就是一次机会。第四项动机在于笔者对自己的“促逼”。笔者一直想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资源、思维方式之优劣，乃至人生道路做一梳理和小结，“以利再战”。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上课、科研、论文、课题、带研究生，一环紧扣一环，直让人没有喘息时间，在现行体制所限定的崎岖山路（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上奋力攀爬，且不说还有生活的重压；没有时间“思考一下人生”。现在好了，不用攀爬，肩上也没有多大担子，可以“等一等你的灵魂”。不过，由此也就产生了新的问题：没有压力，不必“再战”，又何必自找麻烦，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于是，列为十讲之一，最后一讲，迫使自己认真梳理和总结。遂有《十讲》。高校从教的第一门课就是“自然辩证法”，后来虽断断续续，也算是延续至今，后来学术的扩展和深化都源于此。“十讲”之首篇“自然和自然界——人类生存和演化的共同基础和出发点”就是“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的积淀和浓缩。其核心内容和观点是，其一，上向和下向因果关系中的时间含义；其二，沿量子阶梯上升所发生的规律性变化；其三，演化与存在的关系，自然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本体的角度考察自然和自然界及由此得到的结论，成为笔者全部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第二讲“认识过程的‘V’型曲线”，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两条道路”的思想对各种传统方法作了梳理和提升。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不仅其本身可以衍生出学术成果，而且也是作者用于审视其他领域的重要的学术资源。最后联系到笔者在这一领域的最近的思考：“道”与两条道路的关系。第三讲是“人工自然和人工自然界——人类生存和演化的新基础和出发点”。探讨人工自然和人工自然界是“自然观”的必然发展，也是研究由自然延伸到人类社会的必要一环，因为人工自然才是“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马克思）。一方面可以沿袭自然观中的概念体系和思路，另一方面也得出新的概念和结论，如“科技黑箱”和人工自然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径，以及“技术之树”。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他们的发明都可以在技术之树上找到相应的位置，由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一项技术在知识链上的位置，及其创新的源泉和利润的来源。这一讲的最后涉及一个有趣的话题：技术和人，谁踩着谁的肩膀？一至三讲主要基于“自然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的延伸、扩展和深入。四至七讲是出于上述的第二个冲动，把笔者在“世界3”（波普尔）的洞穴中发现的宝藏展示给读者。其实，如果说第一讲主要涉及世界1，第二讲是世界2，第三讲其实已经进入世界3（有学者将其归为世界4）了。第四讲“知识之树”，先说明为什么要进入世界3，然后是怎样进入世界3。借鉴自然观中由存在到演化的思路，从本体论视角理解知识，提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概念，以此考察知识之树和知识阶梯，再联系“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关系，最后上升到历史与逻辑的高度。这些探索有助于厘清一些学术上的困惑。在某种意义上，阿尔卑斯山里小姑娘的直觉比学者更接近现实和人性。第五讲“知识与权力”，在分析和比较了各种知识的权力后，特别考察了两个重大案例：科技知识与传统文化的权力之争，以及科技知识与人文文化的权力之争。前者通往“意识形态终结”，笔者由熵与全球化的关系切入；后者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与可能的融合。随着科技知识的发展还会发生权力的变化-涨落与均衡。第六讲是“三个世界的关系”。在分别述及三个世界之后，有必要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一部哲学史从来没有离开这一主题，不过主要限于世界1和世界2，以及主要是在认识领域的讨论。笔者的讨论涉及三个世界，以及在是在本体论视角，正是这一视角的转换，在世界3得出知识阶梯中的上向和下向因果关系，得出知识层次由低到高所发生的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全息性。波普尔声称，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因而世界3沿着知识阶梯上升也就是世界2即人自身的生成过程，知识间的关系映射出人际关系。反过来，人也随着知识的降序而降阶。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让.鲍德里亚抽象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也就变得清晰起来。三个世界的关系经历了“合-分-合”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物联网是否可以认为是行进在三个世界由分到合的道路上？相对而言，第六讲是逻辑，第七讲是历史。这里的次序似乎违背历史第一性，逻辑第二性；不过，此处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次序是位于认识过程的“第一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上，在向读者作介绍时，次序必然颠倒过来，讲清原理，然后由此解释现实。这就是第七讲“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斯诺的“两种文化”为人所熟知，学界也探讨两种文化在边界上的相互作用，云云。不过，这里所涉及的是两种文化的边界在宏观上的推移：在大物理学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数学的“皇冠”，以及蔓延至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均可见科学文化由上而下的推进。然而另一方面，在上述推进过程的每一步同样均可见到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引导，见到在两种文化的融合中新文化的建构。由此可见，两种文化的关系不过是世界1和世界3的上向和下向因果关系在世界2的映射。在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中，留在身后的完全不是如某些人文主义者所以为的，被科学文化的战车所碾过的废墟，而是两种文化的结晶；在边界的前面，也不是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促逼，而是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所带来的解蔽，在人类的面前展现了前所未知的世界。说到底，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就是世界2，个体与社会的生成。与此同时，两种文化的边界也日益变得细碎和模糊。如果说前七讲偏向于学术，兼及公众，那么八、九两讲主要面向公众，当然也有其学理基础。第八讲“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其缘由是给研究生讲科研道德。笔者历来不屑于国内的“伦理道德”，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通常的社会舆论，以为是说教和不合时宜；毫无疑问，这是错误或至少是片面的认识。轮到自己来做，迫到头上，沉下心来，发现其中同样是知识的富矿。“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诚者斯言！文化热，传统文化，中西文化，还有前面说到的“两种文化”，不一而足；反思也好，比较也好，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以为，有必要抓住几个关节点以提纲挈领。关键之一是对“人之初”之“性”的原初设定。“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本身就至关重要，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原初设定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由此可以推演出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国家的基本体制。关键之二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方面。笔者借用梁漱溟关于人的“三大关系”，结合博弈论基本原理，提出人的“三大博弈”。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分别以与自然博弈、与他人博弈，以及与自身博弈为主。三大博弈铸就了三种品格，铸就了文化的“三种路向”。科学家在与自然博弈的过程中铸就了“原善”，“头顶的星空”或许就是这样通往“心中的道德律”。原善是人之为人的“始基”和“本原”。中国文化以与他人博弈为主，其特点是一次性博弈和无限规则。“性本善”的原初设定再加上与他人博弈的生活方式，成为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既然如此，何以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国非但没有如今日之诚信缺失，正相反，中国而且是“礼仪之邦”？主要原因当在于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没有或较少发生为“五斗米”而博弈。在当代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之际，传统的伦理道德难以奏效，又缺少刚性的制度法律防止人性堕落，潜伏的文化基因在适宜的条件下“显性化”。其实，亚当斯密，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者，早就阐明，市场经济的重复博弈和有限规则必然导致守信。需要做的只是让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三中全会《决定》的最亮点。对于第九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和正在开始的第四阶段”，是否要收入本书，笔者有过犹豫。相对而言，前面各讲都是学术研究，即使第八讲，关于传统文化的分析依然有学理基础，因而经得起历史沧桑。但是这一讲，尤其是“正在开始的第四阶段”，接下来就会是“已经展开”、“深入”，转眼就是《决定》所确定的2020。不是吗，笔者讲演之时是2012年冬，短短一年时间，有了多大变化！不过，犹豫的结果是，依然放在其中，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秉承前述八、九两讲的动机；其二，从整体上看，由第一到第九讲，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自然到社会的序列。如果止于第八讲而没有这第九讲，会显得单薄和不完整。其三，第九讲依然有学术上的成果，也就是所谓“两种转型”，以及学理基础——文艺复兴运动的两个阶段。其四，虽然前三个阶段过去不久，但毕竟可以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回望”。最后，第四阶段既然在“进行中”，那么第九讲也就是直接融入到这一过程中，成为第四阶段的组成部分，参与到建构之中，这也成为笔者的一个意愿。最后是“认识我自己”。“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尼采）。笔者没有这样全面解剖的能力，同时也为与本书的学术宗旨相一致，因而只是着重从学术的角度剖析。先简单介绍走过的路。一个人走过的路就是自我的建构过程，现在的我就是历史的积淀。对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的笔者来说，这样的剖析大致在三个部分，首先是本体论，这一点应该与笔者本科的理科背景有关。一切从事实和规律出发，这是笔者科研生涯最重要的一点。本体论遵循“真善美”的次序以及存在与演化两个维度。其次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第二讲专门谈到了“两条道路”。在研究中保持思维的松弛与紧绷至关重要。紧绷，就是脑中有资本，心中有霸权，这样才能保持自我；松弛，意味着可以随意调集自己知识库中的内存，进而对外开放和流动，随时准备汲取新的不同的观点，在内外之间碰撞，促进联想与逆向思维。音乐的旋律与节奏往往能架起知识之间的桥梁。有了本体论，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十讲的最后顺理成章，也是理所应当该说一下价值观。虽然有独特的人生道路限定，但在某一时期还是有大量可供选择的题目可以做：为什么选择了这些，而不是那些？那就是笔者对中国当下和未来趋势的关注。通览世界各国，鲜有如中国者，国家的道路与个人的命运如此紧密捆绑在一起。虽然经常持批判立场，但却是真诚祝愿祖国强盛。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强烈愿望，让笔者时常看到不足的一面。新意，是笔者学术生涯价值观上的另一项追求。以价值观引导研究，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批判和新意奠基，这就是笔者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至于业余爱好，那就是音乐和旅游…… 遂有上述十讲。《十讲》，是笔者31年耕耘的积淀和浓缩，是笔者走过的人生道路的积淀和浓缩。 “讲座”与专著的不同之处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去多说了。笔者只是希望，读者既能够呼应讲演录中口语化和贴近生活的言辞和实例，又可以发现其背后的学理和逻辑，进而能参与每一讲最后笔者与听众的互动问答。笔者虽已退休，但在退休的队伍中却是“年富力强”。若有需要，愿意就这十讲中的一讲、多讲、全部，以及其他相关领域在全国各地与各类听众和读者交流。来日方长。笔者对未来的人生怀有与年轻时同样多的期待。 “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这是梁启超家书中的一段文字。未敢与梁公相提并论。回顾走过的路，展望未来之路，这番话仿佛也是自己的写照。;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3804 次阅读|34 个评论

科学问题&技术问题: 热度 1 hyj22998 2013-9-15 21:18; 什么是科学问题？什么技术问题？这对于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人来说，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虽然科学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界限和区别是明显的，然而由于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科学研究的技术化，技术研究的科学化），科学与技术日益交差和融合，所以有很多对这个问题很迷惑。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逻辑思维对此进行厘清，那就是逻辑思维的定义方法。问题本质是一种有关人类认识与理解的矛盾，我们可以对科学问题与技术问题如此定义。科学问题是基于人类已有的知识无法解释的未知现象或存在，是关于客观事物与客观规律的认识的程度的反映，用中文表达是“为何 … ？”或者“是否 … ？”，也就是英文的“ Why … ? ” 。和“ If there be … ? ” 。技术问题是关于人类需求与满足需求的方法与能力之间的矛盾，用中文可表达为“怎么办？”，用英文表达“ how to … ？”。前苏联的发明家根里奇 . 阿奇舒勒 (Genrich S. Altshuller) 在其 TRIZ 理论中将技术问题总结工程参数的矛盾，并将技术问题分为物理矛盾和技术矛盾，当一个技术系统的同一个工程参数具有相互排斥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需求时，就出现了物理矛盾，比如说，要求系统的某个参数既要出现又不存在，或既要高又要低，或既要大又要小等等。由表述技术系统的两个参数所构成的矛盾是技术矛盾，当用已知的方法改善系统的一部分或一个参数时，该系统的其他部分或其他参数就要不可容忍地变坏的现象。技术革新或发明目的本质上就是解决技术矛盾和物理矛盾。; 个人分类: 科研方法|13859 次阅读|2 个评论

科技哲学的朋友看过来: 热度 6 lvnaiji 2013-7-27 18:39; 吕乃基发文逾 600 ，好友近 600 。有意思的是，差不多是一篇发展一位好友。常有网友和好友说起科技哲学。为方便各位，以下将科技哲学的文章“单列”，冀望可以有更深入的讨论。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另有所思 2013-07-07 超级计算机：之悟之思之惑 2013-07-01 从科学到科学文化 2013-06-20 自然界应对人类的五招 2013-04-07 自然与自然界，演化与存在 2013-02-25 技术之树，兼及树干上的盖茨与枝叶上的乔布斯 2013-02-03 科学家的原善之 “ 善 ” 和原善之 “ 原 ” 2012-12-17 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 2012 ， 5 ）物理学之后（ Metaphysics ）与伦理学之前 2012-10-05 可逆，不可逆？ 2012-08-21 吕乃基自选博文 40 篇（截至 2012-7-7 ） 2012-07-07 “ 语言腐败 ” 杂论 2012-06-29 通信是社会的粘合剂 2012-06-21 软件硬件化和硬件软件化 2012-05-24 科学家的信仰比例与其学科的 “ 科学性 ” 程度成正比 2012-04-13 科学破坏传统文化 2012-02-04 “ 李约瑟悖论 ” 反弹 2011-12-30 乔布斯写给未来的信 2011-10-22 乔布斯身后 7 问 2011-10-06 科林格里奇困境（ Collingridge’sDilemma ） 2011-09-15 殊途同归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 2011-07-21 现代科学的一体化和历史化 2011-05-05 高技术和全球化时代的时间与空间 2011-04-08 18 世纪步履维艰的生物学 —— 社会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见证（一）技术对知识的影响（ 4 ），双刃剑 “19 世纪的纯科学有点像 13 世纪的经院哲学 ”——19 世纪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之六）中国：大科学还是小科学？世界 3 与世界 1 的对应关系 —— 学科分类的依据（一）近代科学革命，那里发生了革命？（走出中世纪之五）知识壁垒论科学与文化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5198 科学的代价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4913 论摩尔定律和技术范式武谷三男的 “ 三阶段论 ” 和马克思的 “ 两条道路 ” “ 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 ……”—— 析李约瑟假设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学（ scienceand technology study ）高技术产业化与传统产业改造的桥梁会聚技术 —— 高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高技术特征分析技术发展的规律 —— 人工自然的角度论自然科学与自然史的关系论后现代科学作为自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的科学技术在 “ 科技 ” 的背后; 个人分类: 科技|2624 次阅读|14 个评论

犀利哥酷评第六届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 热度 5 jiangjinsong 2012-12-18 14:23; 广州会议之游记——by胡翌霖蔣科學按：這又是一篇死長死長的博文，沒有耐心讀完全文的朋友，建議大家跳到最後，看看涂紅的文字，那是對俺老人家大作的評論。在广州得了感冒，回来后休养了好几天，写游记的任务也就延误了好几天，12月8日才开始写…… 首先感慨一下：时光荏苒，恍惚间一年一度的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已经办了六届了，这也是我参加的第四届大会，南宁会议我是作为硕士生参加的，转眼间竟然快博士毕业了。至于这“吾爱吾师”之会议吐嘈也已经是第三篇了. 前两篇游记都以批评为主，许多地方简直是目无尊长，不知天高地厚的架势，但事后不仅得到了大多数老师的宽容，而且还备受鼓励，这让我受宠若惊的同时压力山大，因为这游记似乎是写得骑虎难下了。和同学们闲聊时吴宁宁曾帮我分析我的游记之所以能够被广大老师宽容，除了老师们心胸宽阔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基本上每个报告都有批评，不厚此薄彼，因此显示出我是对事不对人，没有任何私人的针对性，特别是每次吴老师的报告也都逃不掉我的批评，所以其他老师就更容易接受了。不过这次吴老师自己干脆不作报告了，也就是说他在正反两方面都没法起到表率作用了，唉～照例，我还是以“游记”的名义写这篇会议记录，“游记”强调了这些评论的个人色彩，讲述的只是我个人的见闻和观感，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严谨的综述。我的评述中并不掩饰我个人的好恶，但毕竟是出于走马观花后的印象，肯定是非常片面的。 12月7日一早，我和井琪、吴宁宁、晋世翔四名吴门弟子一起出发，打车去南苑机场，然后与早已抵达的董晓菊（师母的学生）会合，坐中国联航的小飞机前往广州。这个机场还是第一次来，挺神秘的感觉，打车花了99元。到达广州后，按照会务通知的建议，我们理应是坐地铁前往华南理工大学的，不过我们看到某条机场大巴有一个站名就叫华南理工大学，于是就耍了个小聪明，坐上了机场大巴。不过事实证明这是自作聪明，下车后需要再走一条很长的“高速”路才能绕到学校，而且整条路都不能打车…… 四点多到了华南理工大学，入住校内的西湖苑宾馆。校园的环境都非常好，碧波荡漾、绿树成荫，蒙蒙细雨加上满地鲜花，简直让人乐不思北。广州虽然连日小雨，但气候还是很温热，过来时的大巴车和宾馆房间竟然都开着冷气。井琪和晋世翔被安排在一间房，我则和田松老师分在一屋，下午田老师还没有来，我安顿好后就去井琪他们屋聊聊天。主要聊的都是学术问题，期间谈到了井琪口头解说时比所写的文章更清楚，建议他以后写文章时更放开一些，可以更口语化一些，而不要故意缩略含蓄，以讲清楚问题为优先。另外还谈到田老师“垃圾的追问”可以引为一个很好的自然哲学或思想史的问题来进一步考察。井琪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因此下周就要用更放开的方式谈一谈垃圾问题，到时候我可能还会另写文章来呼应。宾馆的条件很好，无论是环境还是服务，特别是从吃饭到客房管理时服务员的素质是北方很难见到的。客房中有无线信号，另外我还发现免费的晚安奶服务，趁田老师没来时叫了一杯→_→，虽然一杯奶值不了多少钱，但真是一个很贴心的服务，让人感觉很舒服。晚上十一点田老师终于来了，蒋劲松老师随后也过来找他聊天，田老师将要点评蒋老师的报告，他们二位都特别认真，一个还在不停地修改报告，另一个也在不停地修改评论。一夜无事，第二天早起吃自助早餐，不仅品种丰富，而且味道也很好，特别是无限量的广式点心、云吞、面和米粉，让人感觉非常惊艳。午餐也是自助式的，不过少了广式点心和云吞面，反倒感觉差了一些。无论如何，这次的饮食是没什么可挑剔的了。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粤菜太清淡了，但对上海人来说正合适了。下面正式进入会议部分：这届会议共有34篇论文报告，时间排得非常紧凑。报告分几种类型，“完整版”包括20分钟报告、10分钟专人点评和10分钟自由讨论；也有20分钟报告+10分钟自由讨论；15分钟报告+5分钟讨论；20分钟报告无讨论等几种形式。 12月1日8:00会议正式开始。第1场“开幕式与现象学序曲”，吴国盛老师主持，东道主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副院长吴国林老师致开幕词。社科院的段伟文老师作第一篇报告：“从可接受的科学到多重实在”。段老师认为“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共同推论之一是科学是一种以构造多重实在为目的的人化物……当代科学的实质是技术性的。”这种技术化科学的特点之一是“与”优先于“是”，运作优先于论断。盛晓明老师作评论，盛老师说自己昨天酒喝多了，开始似乎理解了，但听完又觉得不理解了。当然这未必只是盛老师喝酒的关系，吴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段老师确实讲得不太明白，写得稍明白一些。但是说实话，我事后再去阅读段老师的文本，感觉仍然很头大，关键在于这篇纲领式的报告牵扯的线索太多，光提要中段老师自己列出的主要资源就包括“巴士拉、哈金、拉图尔、阿伦特、德勒兹、瓦尔纳、劳、莫尔”等，具体行文还会有中柏拉图、马克思、休谟、波普尔、库恩、福柯等等各路豪杰出没，把这么多思想线索汇集到一条思路下叙事，难免让人应接不暇。也许段老师本人能够驾驭他的整体思路，对各家各派能够信手拈来，但就读者而言解读的压力会比较大。而且，通过这种宏大的汇集，各路思想家观点和概念中的微妙区别可能就被绕过了。例如吴老师提出段老师引入阿伦特的“行动”概念，但在阿伦特那里行动和制造，行动和工作（working）是被明确区分开的，但段老师在讲“作为行动的制造”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层区分。总而言之，由于段老师的报告我没太读明白，所以也就不多评论了。但我觉得让人读不明白这一点不完全是读者的责任。段老师私下曾对我说麦克卢汉的文本过于散漫，但在某种意义上段老师本人似乎也颇有天马行空的后现代风格。第二篇是清华的吴彤老师“中西医诊疗实践中的身体与空间”。吴彤老师从中西医的诊疗场景出发进行反思，中医是“瞧大夫”，以身体为中心，而西医是“看病”，以疾病为中心。不同的诊疗形式背后是不同的身体观，而身体观又涉及到空间架构的规训。现代西方的“空间”是对象化的、标准化的，而中医的空间是更自然的，主体间相互介入的。技术化的身体要求不同的应对方式，如此可以理解中西医不同的诊治方式。肖玲老师作了评论，她补充说相关的思考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医患关系问题，她认为西医的医患关系由机器介入，以人—机—人的形式取代了人—人的关系。自由讨论中蒋劲松老师提出中医的身体中也有阴阳之分，是正邪的交战的战场，未必只是讲平衡整体；另外传统中医中也有各种权力关系，而西医中也有诸如私人医生等特殊的诊疗关系，不能一概而论；一位广州医学院的老师提问西医的“分科”究竟是结果还是原因。按吴彤老师的提法，这种空间的规训在根本上来自某种国家的政治意识，一种标准化的权力体系，在此空间之下“身体也必须被标准化”，但在另一方面吴彤老师也说“两个医学的身体观”“决定了”两种医学的处理对象有所不同，中医以完整的身体，西医以分离的疾病为对象。那么“身体观”与空间的分割之间孰先孰后，似乎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在我看来寻求线性单向的因果关系这一思路本身也是现代的，我们既然揭示出身体观与空间分隔之关联，未必非得再确定一个明晰的因果关系。最后潘恩荣和盛晓明老师都指出吴彤老师分析中医的方法太过西方，没有结合中国传统自身的思想线索和概念来谈。这一批评是对的，但我觉得未必需要改正，现代学术本来就基本上建立在西学传统之上，用西学的路数来展开反思是基本的做法。当然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深入到传统内部，再现古人的语境，这是思想史家的任务，但就吴彤老师的旨趣而言，他并没有必要这么做。不过吴彤老师的问题是即便就西学而言，这一工作仍然不够深入，例如对梅洛—庞蒂等思想的引用比较表面，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挖掘阐发，也没有批判性地追究，只是很粗糙地引入了一些说法或区分，有点拉大旗扯虎皮的意思。当然，正如吴国盛老师最后总结时所说的，以吴彤老师为代表的“老同志”坚持探索，不停思考，每年都能拿出颇有新意的新成果，这是令人称赞的，与吴彤老师相比，连续几年没拿出完整文章甚至今年没有文章的吴国盛老师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_←。茶歇并照相后是第2场“现象学科学哲学I”，吴彤老师主持。第一篇是孟强的报告，题目为“‘越建构，越实在’——论实像主义”，他带来的文章是名为“物、实在与政治”的长文，报告重点只讲其中的第三节。孟强认为拉图尔所提的实像主义（factishism=fact+fetish）可以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外的第三种选择。段伟文老师评论，说孟强的提法有点像“波粒二象性”——实在与建构一体两面，但看见实在的时候看不见建构，看见建构的时候看不见实在。我觉得这个比喻是恰当的。段老师说孟强的路线是折衷路线，孟强不同意，称他是两边不讨好的路线。自由讨论时井琪和李章印老师都对孟强关于海德格尔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孟强提到海德格尔不恰当地把“对象”和“物”对立起来，只有后者是四方会聚的“聚集”，而井琪指出海德格尔只是在某种特定的层面上区分对象与物，但与现代技术所带出的“恒常库存”相比，“对象”与“物”也都是聚集性的。而李章印老师认为孟强恰恰把对象和物在海德格尔那里的紧张关系抹平了，原因在于把海德格尔特定语境下所谈论的“对象”误解为拉图尔所谈论的“对象”了。但孟强坚持他不希望重复海德格尔的说法，言外之意，即便海德格尔还有多少细致的说法，他也并不是太感冒。基本上说，强哥的观点和旨趣与我具有许多共通之处，“走向知识的事物史”等路线与我的“媒介史”纲领也有异曲同工之意。但区别在于，孟强力图摆脱海德格尔或更早以前的哲学家，而更向后现代的新理论靠拢，但我更倾向于回到海德格尔，乃至回到康德、亚里士多德，我认为我所谓的新路线早已蕴含在古典哲学家为我们开启的可能性之内了，但孟强对古典哲学、对现象学，对实践哲学都不满意，试图“另辟蹊径”。例如同样是对科学实在论和建构论的二元对立感到不满，我的路数就是向前追溯，回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或者回到工具论、约定论乃至先验论，无论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波尔、庞加莱还是康德，事实上一开始就没有人在否定“实在”，只不过是要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界定“实在”这个词的意义。康德的理论可以说是“越主观，越实在”，庞加莱可以是“越约定，越实在”。因此我选择带着技术哲学和历史主义的视角返回康德，通过重新肯定传统哲学的方式寻找第三条，或者原本的道路。20世纪后期兴起的所谓的“科学实在论”和建构论双双误入歧途，误入歧途的应对办法就是退回来，回到起点重新走，而不是再接着现代、后现代的路线往前走。另外，孟强似乎没有分辨事实、实际（fact）和真实、实在（real），一般而言所谓“实在论”特指realism，但实像主义和孟强行文中涉及的都是fact，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实在论（无论是中世纪的实在论还是科学实在论）强调的一般是“概念”（中世纪的通名，现代的原子、电子等基本术语）背后有没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实体”。实在论认为“‘电子’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语词背后有实体，工具论认为语词仅仅是工具，但他们可以承认相同的“实验事实”。没有人认为整个科学理论是虚幻的，分歧只是在如何理解特定的科学术语。‘电子’的实在是一个被理论建构出来的偶像，这个观点并不新，并不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外的某条新路，而无非就是原本的反实在论的观点。第二篇是中国中科院大学徐竹的“如何在科学哲学中实践先验哲学的构想？”徐竹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包含两个基本面向，一是“先验意识的建构性”，二是“基础主义的先验规范性”，前者侧重于知识的主观建构方面，后者则侧重知识的客观规则。但这两者之间存在张力，而当代哲学的发展分别采取保留其中一个侧面的进路，新康德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挽救规范性，而现象学到科学实践哲学侧重于坚持建构性。徐竹认为这两条路线都有偏颇，出路应当是寻求在新的意义下同时主张这两者的道路。华东师大的安维复老师进行点评。他肯定徐竹的工作是“让科学哲学回到思想史”的有益尝试，他补充说康德的先天判断其实来自于牛顿科学。段伟文老师提问说在讨论“如何实践先验哲学”之前，为何要实践先验哲学首先是个问题。我觉得这倒不成问题。徐竹把先验哲学的核心解释为某种确定逻辑上的“必要条件”的论证，这似乎有些太刻板了。在我看来先验哲学首先是一种发问方式——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是康德之后的哲学家逃避不掉的。就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当代哲学都是实践了先验哲学的后果，只不过实践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人舍弃了这一方面，有些人舍弃了那一方面。但无论如何，继承思想史的传统是我们天然的命运，如果说要整个放弃这条传统，我们反而要问：这如何可能？李章印老师提到，劳斯离开康德的第一人称而用第三人称的东西建构第三人称的东西，是试图用经验的东西建构先验的东西，并不是出于重建构性而放弃规范性的考虑。井琪指出新康德主义不仅有偏向实证主义的马堡学派，还有更偏向现象学的西南学派，不能一概而论。这些问题其实反映出徐竹的二分似乎比较粗糙，无论是从理论内涵上的区分而言，还是从对实际的思想流派的区分而言，这一二分都显得过于笼统。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思想家都一定会关注知识的规范性和建构性，只不过会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它们。徐竹以二分的方式突显其中的两种理论发展的可能性，还是有启发性的，但这一区分是否恰好构成哲学史上相应的这两派人马的分野，这还值得探讨。第三篇是华南理工的陶建文老师报告“量的数学化的先天合法性研究”。陶老师把”量“区分为“广延量”和“内强量”，他认为对广延量的数学化是直接的，是先天合法的，而问题在于内强量，陶老师认为“向广延量转化是内强量的间接数学化的先天合法性依据”。安维复老师作点评，概括了陶老师的要点，肯定陶老师集中于小问题的写作方式。李章印老师指出这一问题很重要，不过在胡塞尔的《危机》中已经有了对“第二性的质”的数学化问题的讨论，而陶老师没有注意到胡塞尔的文献。吴老师则指出陶老师无非是重复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对“广度”和“强度”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实质上是何种感觉优先的问题。广度的第一性来自视觉中心主义。陶老师不同意把广延量与内强量的先后关系还原为各种感官的优先关系，他强调内强量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在于“我们很难找到能够直接衡量内强量的一个第三者尺度”，例如我们不能像找到“一段长度”那样找到“一段硬度”或“一段温度”。的确，是否能够分离出“一份”可以说是某些感觉与另一些感觉的分别，但问题是，这一分别是否恰好就是所谓的广延量与内强量的区别呢？陶老师拿长度和硬度作比较，但没有注意到某些暧昧地带，例如：亮度、重量。我们闭着眼睛掂量物体的重量，不仅能够区分出轻重，也同样能够分辨出某种重量单位，我们能够感觉出一公斤的重量相当于两个一斤的重量。我们也能感觉到一只灯泡的亮度相当于多少支蜡烛的亮度。理论上说，“公斤”和“支光”的单位并不先天地要求转化为广延量才能识别，但它们却是“内强量”。另一方面，广延量虽然能够参照第三者区分出“一份”的单位，但也存在着某种不足，例如当长度失去了任何第三者的参照时，例如在单眼的视野中孤零零地呈现出一个形状时，如果不允许你移动身体或用任何其他物体或其他手段辅助，不知道眼前的物体离开多远，仅仅给予这个视觉印象，“长度”就失去了意义，反而是色彩和亮度仍然是有意义的。相比必须一个参照的背景才能感知到的长度而言，另一些所谓的内强量更具有直接性。在脱离其它工具或感官的辅助的情况下，它仍然呈现为一个度。说到容易出现错觉，关于长度视觉也同样不可靠，因为人们很容易被参照物影响，而且这种误差还没有限度，在恰当的布景下我们甚至可以把一个人看得比山还高，反倒是对温度感觉的误差无论如何不会漫无边际，炉火总不会比冰还凉，鸿毛总不会比山还重。长度的衡量之所以能够更为客观精确完全是因为我们最终找到了尺子等标准化测量技术的协助。但说到直接的被给予性或被给予的直接性，冷热干湿轻重明暗等感觉似乎更为优胜。也就是说，在后天的、鉴于实际的技术手段而论的客观精确性方面，“长度”的确优胜一些，但在先天合法性的意义上，难道不是那些更为直接的感觉更为优先吗？第四篇也是上午的最后一篇是晋世翔的“近代科学的起源与危机——《现象学与科学史》释读”。这篇报告遇到了两个不可控制的致命打击。一是排在了第一天上午最后一场这一最糟的时段（第二天大家也许更适应一些了），人心思饭，听讲势必要大打折扣了。二是会场准备的电脑使用的是03版的Office，晋世翔事先准备的pptx文件放不出来。之后报告的老师都改善了这一问题，但晋世翔成了牺牲品，只能措手不及地念念讲稿。在这个双重打击下，这场报告的效果比较差，听众很难把握这篇文章的主旨和要点。评论人李章印老师点明了这篇报告的主旨在于提示一种“现象学的科学史”的编史路线，指出晋世翔行文严谨、谨慎，不过参照胡塞尔的文本还不太够，也缺乏对海德格尔的注意。井琪替晋世翔作了某些辩解，毕竟本文的主旨不在于解读胡塞尔，而是在于借助胡塞尔特别是克莱因的工作提示一种现象学的编史方法。至于海德格尔的引入，也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当然就这篇文章而言，不引用海德格尔也是完整且严谨的，不过我对于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科学史更加关心，相关的问题我在讨论班后的“关于意向历史与实际历史的讨论”中提过了。下午回来，第3场“现象学技术哲学”由盛晓明老师主持，但盛老师迟到了不少时间，会议就自行开始了。第一篇邓波老师报告“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技术哲学”，邓老师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讲起，说西方哲学有两条道路，一是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追问存在者的存在），二是实体论的形而上学（追问本原实体），古代自然哲学到现代实在论一直延续的是实体论的进路，而在现代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中实体论形而上学遭到拒斥，本体论重回中心。技术哲学也代表着一种本体论第一哲学的发展方向。邓老师认为本体论问题在根本上就是“语言何以能绘制实在”的问题，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技术哲学“意味着以语言技术为起点，通过文字技术的操作构造出存在模型……”。赵卫国老师评论说邓老师似乎有一些“倒退”，而且前半部分梳理本体论和实体论的第一哲学与最后部分讲哲学无非是语言绘制的有些脱节。吴老师更尖锐地批评邓老师“退回前现象学”，无非是把“本质”换成了“语言”，而且也仍然坚持物质和精神的僵死的二分，分作思想技术和物质技术，而没有现象学地对技术进行分类。倒退的批评也许不够恰当，邓老师似乎就是想完成一个以退为进的宏大使命，重新回到希腊形而上学的最初追求中，但又要通过“哲学无非是语言的产物”这一命题把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从根子上拆解掉。但问题在于邓老师似乎退了却没进，过多地关注整个哲学史的宏观把握，而对于“语言”和“技术”的把握方面却并没有明显的进展。无非还是强调着“哲学是语言技术的产物”这样一句话，但关于何谓语言，何谓技术的认识仍然持有某种常识的，或者吴老师所谓“僵死”的模式。邓老师认为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工具是堵死了反思之路，但他没有注意到海德格尔对语言的重新阐释所开启的独特的反思维度，这些洞见的力量远远超过“语言是思想技术”这样的简单界定。当然，邓老师试图扎根于哲学史，为技术哲学确立某种第一哲学的位置，这一努力我非常支持，这事实上也是我本人在做的事情。不过整部哲学史头绪交杂，牵连太多，要在一篇短文中这样笼括地整体把握未免有些托大，而且邓老师也没有明确地借助一些理论资源作为支撑，因此整篇报告就显得比较虚。而我的选择是聚焦于先验哲学中的意识统一性问题，借用斯蒂格勒作为支撑，这样更有底气一些。接着第二篇就是胡翌霖（我）的报告了“媒介史作为先验哲学”，内容可以在我博客上看到，我就不多自卖自夸地复述了。仍然是赵卫国老师点评。赵老师指出我事实上是用一种解释学循环解构掉了先验哲学，赵老师还提到康德本人的三重综合未必有弱点，由于引入了时间，康德理论在内部就循环了起来。赵老师说得没错，首先我认为康德哲学基本上自成一体，就其内部而言几乎无懈可击，我也并没有试图攻击康德哲学，因此也无所谓他是否有弱点了。不过康德哲学的自洽性仍然是历史性的，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确是在用解释学循环来解构康德哲学。不过我仍然保留了“先验哲学”这个概念，这是因为我并不把先验哲学完全等同于康德的哲学，我认为“先验哲学”恰好就是古希腊以来一直延续着的某种“第一哲学”，只是被康德最明确地重新提出了，但并不就是康德的专利。因此说我解构掉的可以说是康德的先验哲学，但我认为我仍然在延续着先验哲学这条道路，仍然在回答“先验问题”。自由讨论期间老师们发言踊跃，最后超了时间便不允许我回答了。这种情况在这届会议中发生多次，最后田老师等发出抗议，认为不给拍砖或不给应答都是不公平的，我也赞同这一点，报告人不应当剥夺听众的提问时间，听众也应当给报告人留出一到二分钟的回应时间，而这一切应当由主持人拿捏把控。吴老师首先帮我做了一个援护，指出我的文章涉及历史的可理解性问题，斯蒂格勒对三重综合的分析提供了技术进入哲学的一个重要入口。吴老师还认为三重综合的重要性应该倒过来，第三重综合或者说技术性的综合应当排在首位。就最后一条观点而言我并不完全同意，因为我表达的只是说三重综合之间构成某种“循环”，是互相奠基的关系，但何谓首位并不好说。当然就追思的入口而言，技术是我们首先遭遇的切近之物，就这个意义上说第三综合的地位“首当其冲”也是不错的。肖峰老师提问我这里的“媒介”概念，他指出我要么是在一个最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即特指语言，要么是在最广义的意义上使用，与技术同义，但没有涉及媒介的一般意义，即特指信息交流的那些技术。这是对的。事实上就我这篇文章独立来说，用“技术”一词可能更好，只是由于这篇文章是我整个博士论文写作计划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还是以媒介为名。之所以用“媒介”出于许多考虑，第一当然是要把媒介环境学派的资源引过来，第二是媒介一词更突出“通过……”的居间性，第三是“媒介——内容/信息”的结构将会很好用。当然，“信息交流的中介”这一媒介的通常含义的确将是讨论的中心之一，而且我也要把“交流”的意向扩展到广义的媒介，也就是一般技术的概念上，一般技术，包括锤子，也是一种“讯息”，其中蕴含着交流的结构。段伟文老师提问说在现代媒介的发达境况下，是否会造成某种彻底的遗忘？段老师还举了个例子：说把大英百科全书数字化后，再把这个数字转换成一个0到1之间的分数，然后在一根铁棒中相应的地方刻上一个痕迹，于是乎整套大英百科全书就变成这根有一个刻痕的铁棒了。段老师没有详解这一思想实验的寓意，在我理解这个例子与“彻底的遗忘”以及记录技术的本质都有关系。很显然，大英百科全书并不仅仅是一道划痕，尽管它可以被刻录为这道划痕，但如果没有一整套刻录和解码的技术，这一道划痕本身毫无意义。事实上纸质的大英百科全书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没有一整套被人们使用着的语言和文字技术使得纸上的文字成为可解码的，那些白纸黑字也都毫无意义。任何技术事实上都意味着这样一整套“编码—解码”的程序，技术物的意义根植于整个世界，如果剥离掉技术物的世界性而把它当作孤零零的一块物体来看，那么技术物都将变得像那根铁棒一样荒谬。但之所以我们看一本书时会比看一根铁棒时更加容易感觉这一事物“富有信息”，这是因为在我们最初的“看”的活动中就已经带有一套“解码”的程序了，我们能够直接把纸上的线条解码为富有意义的文字，但却不能直接从铁棒中看出信息，这是因为我们通过学习和训练早已把解读文字的程序内化在我们的身体之内了。但解读铁棒的程序过于复杂，不太可能内化为我们的身体技术，但这也只是某种程度的问题。例如五线谱就可以理解为把某个位置的“划痕”对应为某种特定信息的编码方式，未经训练的人无法直接“识谱”，而是需要通过一些外部辅助的转译才能把五线谱转换成音乐，但经过训练后的人就可能直接把五线谱看成跃动的音符。至于所谓的“彻底遗忘”，可能是指这样一种情形：例如我们用过于复杂的技术外化了记忆之后，由于这种编码程序过于复杂，以至于永远难以被内化为一种身体程序，而从此只能通过复杂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解码，那么一旦我们丢失了这些技术手段，我们就永远也无法取回这些外化的记忆了。但是，这种遗忘的风险更多地只是针对个人而言的，例如我用某种复杂的密文记录我自己的想法，我的加密手法是完全私密的，那么一旦我自己忘记了这套编码手法，那么我对自己记录下来的那些密文就将束手无策。然而技术不仅属于每一个人，更属于共同存在的交往世界，我个人记忆的可靠性恰恰是由共同生活的他人保障的，如果没有交往世界，我甚至也许难以分辨梦境与现实。当我们把记忆外化编码之时，不仅仅是把记忆交托给了“技术物”，同时也是交托给了他人，交托给了人类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的发达一般而言并不会造成彻底的遗忘，不过它要求记忆取得某种公开性，那些古老的、私密传承的、拒绝公开的记忆，例如那些原始神话和神圣知识，的确将面临彻底遗忘的风险，当然这种风险也是这些知识原本就有的，但现代技术及其全球化加剧了文化多样性的灭绝，客观上导致某些古老的知识被遗忘的风险的加剧。李章印老师指出，康德的第三综合是把经验认定到“一个”概念之上，而技术的多样性是否会让认知碎片化？无论如何，可能以多重的面貌呈现的经验对象具有自成一体的统一性，这是我问题的发端。至于这种统一性之“一”是否恰恰需要由“一个”概念来保障，我认为不然，相反，概念之“一个”恰恰还要从对象那里得来。为什么“苹果”是一个概念而不是“苹”+“果”这两个概念？为什么watermelon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水”+“香瓜”两个概念？这些“概念”本身恰恰是要在相应的语境下才成为“一”的。这方面中文，特别是古汉语，比西方字母文字而言更加明显，字母文字倾向于把一个一个词语看成独立的实体——但在印刷术之前即便是西方文字也还没有形成明确的间隔，空格的运用是晚近的事情，也就是说，“概念”可以被分拆成“一个一个”这件事情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由于我们首先能够把概念分拆出“一个”，然后才可能对事物形成统一的认知，相反，概念的独立本身是各种特定的认知活动和技术环境的后果。之所以“概念”的认定并没有“碎片化”，恰恰是因为概念首先是技术性的。另外陶建文老师、张秋成老师、雷德鹏老师等等也都提出了问题或建议，具体我记不太清了，无法更多回应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第三篇是广州市委党校李三虎老师“技术与身体政治：现象学视角”。这篇报告由于紧挨着我自己的报告，我还沉浸在各位老师抛出的没有给我时间回应的各种问题中，所以对这篇报告听得不太认真。这篇文章涉及到许多前沿的问题，包括身体政治、女性主义等时髦的领域，但是似乎正如孟强点评时所说，总体感觉还是比较模糊，没有贯穿起来。吴老师评论说李老师所谓在技术中丧失的“本真身体”还是带有一种本质主义的人类学的味道，李老师承认这一点，他认为批判需要设定原型，例如无技术的“猿人”。当然我认为这种原型的理论是有问题的和没有必要的，但说来话长，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一部的大半篇幅其实就是在批评卢梭的原型人类学的。茶歇后第4场“海德格尔及其他I”，邓波老师主持。第一篇吴国林老师报告“波函数的现象学思考”。吴国林老师这次用存在论差异来解释波函数与粒子的关系——粒子是存在者，而波函数是存在者之存在。吴国盛老师作了点评。吴老师（我说“吴老师”时默认是吴国盛老师）说吴国林每次都讲量子力学，因为其实质上非现象学的思想方式而总是遭到其他参会者的“痛殴”，吴老师说这次他要避免东道主再遭如此惨剧。于是吴老师对吴国林老师给出了几项正面的评价。第一是揭示了“关系”优先于“关系者”的地位，“波函数”实质上是一种关系，而确立波函数的存在论地位暗示着一种新的关系实在论；第二是提示出在量子力学中呈现出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与现象学的时间理论有一定表面上的关联，这种关联也许不只是字面上的，其中深意还有待挖掘；第三是指出了量子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也就是量子测量导致的波包坍缩，与存在到存在者的差异的确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恐怕也非偶然，值得深入挖掘。吴老师的正面评价并未阻拦场下的拍砖，例如田松老师就尖锐地批评说吴国林的文本充满了“概念堆砌起来的量子迷雾”，挥之不去的“实在论的幽灵”。田老师指出波函数也并非某种在测量之前预先存在的东西，量子理论认为测量之前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无论如何，吴国林老师虽然每年都坚持着他对量子力学的固执解读，不过看得出来他的确在不停探索，虽然对现象学的运用总是不能让我们满意，但毕竟还是每年都能谈出一些新意来。对比而言，田松老师在量子力学方面的思考反而有些不思进取的意思，这么多年来也无法只是吃着博士论文的老本，时而借用一点惠勒来反对实在论，田老师只是把量子力学作为某种破坏性的工具，但似乎并未在量子力学的哲学反思上有多少深入的推进，在这方面田老师倒是该向吴国林老师学习了。话说我高中时之所以由理转文，开始对哲学感兴趣，也是缘于对量子力学的惊诧。量子力学的问题始终是我放不下的牵挂。我曾经认为直觉主义能够很好地破解量子之谜，接触现象学后又有了一些更深的想法。例如与晋世翔私聊时，我提到量子力学的哲学实质是从柏拉图主义返回亚里士多德，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破解芝诺悖论的运动观。因此量子理论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悖论，而恰恰是对芝诺悖论的最终解决，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的最终裁决。有机会时我会再展开陈述。第二篇李章印老师“无法停息的争吵——反驳卡尔纳普”。李老师说这是一个让他“憋了30年”的问题，他要反驳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卡尔纳普把海德格尔当作典型的形而上学家来批评，海德格尔所说的“无之无化”被引来当作典型的无意义的陈述来批评。李老师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对的，海德格尔首先并非典型的形而上学家，他对无的阐发也有其自身的道理。华东师大的颜青山老师进行点评，他认为事实上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或李章印对卡尔纳普所作的批评都是杂文化的，要理解卡尔纳普的批评关键在于理解卡尔纳普心目中的形而上学是怎样的，相对于卡尔纳普心目中的形而上学而言，海德格尔也许确实是一个典型，海德格尔使用概念的模糊性正是卡尔纳普所要批评的，就此而言卡尔纳普的批评是合理的。颜老师认为海德格尔追求的是精确化，而不是明晰化，因此不得不趋于模糊，例如“红色”是一个明晰的表达，而“深红”、“明艳的玫瑰红”等等更加精确的表达同时也恰恰是更加模糊的。颜老师的这层区分很有意思，不过我认为海德格尔之所以使用看起来暧昧的语言，除了这种所谓精确化的意图外，还有更深的考量，那就是所谓“形式指引”的精神了，海德格尔并不把语词看作某个或明晰或精确地贴在某个想要定义的对象之上的标签，而是看作某种形式指引或境遇显示的媒介，海德格尔试图用他的语言开辟出一个思想空间，意在开启读者的视野而非锁定、聚焦我们的视野到某个现成对象之上。因此海德格尔所说的每一个单词或命题都不能孤零零地拿出来分析，而一定要作语境化的解读。当然，正如后来孟强也批评的，李老师在这里似乎还是太急于为海德格尔辩护，没有显示出30年积淀下应当有的更厚重的积累，特别是忽略了《分道而行》等重要文献。《分道而行》的优点在于它并不是急于为海德格尔和卡尔纳普划清界限，而是恰恰要追问他们最终划清界限这件事情的更深的根源。第三篇是包国光老师“依据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问技术的五条路径”。包老师通览海德格尔前后期各种思想，归纳总结出追问技术的五条路径：一、通过“在世”（生存）；二、通过自然（产生）；三、通过艺术作品；四、通过“四因”；五、通过“物—空间”。吴国盛老师进行点评。吴老师首先对包老师“矢志不渝”地钻研海德格尔表示钦佩，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批评，因为按照吴老师的学术理想以及对现象学科技哲学领域的期望来说，更希望的是走进去也能走出来，学习现象学最终还要亲自演奏现象学。包老师钻入海德格尔的深邃密林后似乎有点乐不思蜀，不可自拔的感觉了。吴老师指出包老师提到的第二点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自然”的概念中蕴含着“技术”，这也是吴老师最近想要阐发的洞见（可惜咋没写出来呢），吴老师认为希腊人建构自然哲学缘于他们对技术的精通。最后，吴老师批评包老师虽然罗列了五条途径，但没有进一步探索它们之间的勾连关系，吴老师认为第二条与第四条相通，第三条与第五条相通，最终都是殊途同归。这一批评我也很同意，我们知道归纳概括篇章大意的工作可以用来检验一个人的“阅读理解”是否准确，但这一工作对于帮助别人理解原文而言意义并不大，相反，条目分割的概括也许反而会把原作者的整体的、连贯的思路肢解掉，不但不能帮助别人真正“读通”原作者，更有可能造成断章取义的误导。井琪就文章的许多细节提出了问题，例如他认为海德格尔早期所谈论的“用具”不能等同于“技术”，μορφή 重点是“入于外观的”而不应缩写为“设置”等等。就“用具”不同于“技术”而言，我不完全同意井琪的区分。当然海德格尔前后期的用词和行文差别很大，不能够简单地对应，不过这一批评也适合于井琪本人，他在早期的“形式指引”学说和后期的Ereignis等等都建立起联系，而我始终觉得那些对应也很可疑。相反，用具与技术的对应是更直接的，因为它们在日常语言中就已经对应起来了。而海德格尔从来不会无视概念本身的关联而凭空定义一些概念的用法，它对概念的使用一定是根植于概念本身的历史的。因此，如果说用具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日常理解，那么用具问题和技术问题就不会互不归属。第四篇也就是今天最后一篇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张晓鸣带来“建构的急迫：论哈维对海德格尔的一次学术建构”。张晓鸣来自人文地理学背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带来的是一篇为海德格尔辩护的文章，指出某位当代地理学大师哈维对海德格尔的某处引用是明显的断章取义。我提出了一些评论：如果说哈维的确给地理学界造成了对海德格尔的严重误解（事实似乎也没有，反而也可能还是积极的宣传作用），那么这篇文章拿给地理学界的同仁去看也许还有些意思，但对于我们来说，这篇文章并没有多大意思。无论就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的阐发而言还是就现象学在人文地理学中可能的引入而言，这篇文章都没有提供多少新鲜的东西。而且对“断章取义”的批评也并不足以否定哈维本人的意义，因为但凡学术大师引用其他学者，往往都是六经注我式的，这在海德格尔身上也许更加明显，单就文本上来还原，恐怕断章取义的地方更多。就我们的立场来看，为海德格尔多作辩护本身并没有多大趣味，相反本文提到的哈维以及其它人文地理学思想更加让我感兴趣，特别是涉及“地方性”的问题，我们听得多的都是科学哲学家或科学社会学家在讲“地方性知识”之类的问题，但人文地理学家的讲法似乎也很值得注意，毕竟“地方”原本也是“地理学”的问题。第一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了。晚上我出去转了一圈，买了杯比药还苦的刮痧凉茶，没看导航信步而行结果迷失方向，转了一个多钟头才转回来，累倒睡觉，一夜无事。第二天8点就开始第5场“海德格尔及其他II”，李章印老师主持。这一场都是报告15分钟+讨论5分钟的模式。但实际操作中讨论时间经常会被挤占掉许多。第一篇是舒红跃老师“技术之于此在：从非本真性到本真性”。海德格尔把本真的和非本真的也就是技术的生活对立起来，而斯蒂格勒把技术看作此在生存的本真建构，开启了存在论研究的新任务。吴老师和大志师兄等提了一些问题。由于舒老师的报告和论文我都没太看懂，不多评论了。第二篇是东北大学张秋成老师讲海德格尔对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分。张老师认为海德格尔的“座架”也适用于古代技术，而海德格尔混淆了古代技术与艺术，从而掩盖了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真正区别，张老师以“透明性”和“晦暗性”来区分。井琪提了一些质疑，井琪略带讽刺（事后他说并非有意讽刺）地说张老师这篇论文是一个海学的“重大突破”，但是他不同意。井琪认为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连续性在于它们都是某种“固化保持”，而现代技术推向极致，走向了“恒常可获取”等等，这些观点在井琪自己的文章中都有涉及。在我看来，张秋成老师所谓晦暗性与透明性，与井琪所谓保持与库存，并不是完全不同的说法，我去年在“海德格尔是一个技术悲观论者吗？”中所说的也是类似的事情：召唤与订造，现代技术的特征是“不留余地”。但无论如何，这一层区分并不是超出海德格尔本人的新创见。而张秋成老师认为海德格尔“只看到银盘作为艺术品的一面，而忽视了银盘原材料的生产过程”，他指出银的开采依赖于奴隶制度，而奴隶可以说是古希腊的一种“能量资源”，其“被摆置”的境况比现代技术更甚。关于此，井琪提出了一个反驳：在古希腊是不把奴隶当人的，因此奴隶的命运按照语境来说不是人的问题。这一反驳似乎有点儿牵强。在我看来，还有三方面可以反驳的：第一，所谓“技艺”首先不是指那些器物，而是指人的活动，因此这种活动也就是一种“解蔽”，一种“带出”。海德格尔分析银盘时，着眼重点不在于银盘这一客观的事物，而在于匠人的“会聚”。如果要拿现代技术中的相应环节以作对比，恰当的例子应该是工业化流水线中生产的作为商品的盘子，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分别也首先是在这一层面上说的；第二，“古代”与“现代”首先并不是一个客观时间的分界，正如现代世界中也可能有古代技术，古代世界中当然也有可能有“现代技术”，奴隶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现代性，张秋成老师所说“把奴隶看作现代机器的前身”是对的，因此芒福德在谈现代性的“巨机器”时就把最早的巨机器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技术批评家在批评现代技术时，针对的经常就是说现代技术让人失去自由变成奴隶，但这并不是说奴隶制时代反倒比现代更现代了；第三，即便古代奴隶制包含着某些现代性的根源，但古代奴隶制对人的压迫毕竟与现代技术对人的摆置仍然不同。张秋成老师提到”如果奴隶不听话，轻则挨饿、被鞭打……重则被处死，古希腊社会奴隶的悲惨状况比海氏所论述的现代人被变成持存物的处境更甚。”但古代与现代的区别恰恰在这里——现代人的处境并不悲惨。古代奴隶“不听话”而需要鞭打，而现代工人“听话”，听谁的话呢？似乎都是自觉自愿，为了自己的生计。问题就在这里，屈从变成顺从，生活变成了生计，听主人的话变成了听命于技术的逻辑，这才是现代技术对人的预先摆置。第三篇洛阳师范大学史现明讲“海德格尔关于’物‘的思想”，基本上是梳理性的，我没有细听……吴老师指出factuality应该译成实际性而非实在性，赵卫国老师就实在概念进一步讨论了一下，他指出实在无非就是“有内容的东西”。第四篇南京师范大学文治乾讲“海德格尔与哈贝马斯技术观比较研究”。这是他的硕士论文，会议文集中只给出了摘要，会场上他也只是把全文的开头结尾念了一遍，盛晓明老师当场表示“很不满意”，说文同学的态度就是把一前一后抛给我们：“你们看着办吧”，咱们能怎么办呢？盛老师还质问这种对两个不同思想体系下的人物进行比较有何意义，文治乾说他想揭示德国思想面对现代性问题的内部张力。第五篇是北大的井琪同学讲“走向生态现象学的自然哲学——福尔兹《栖居大地》述评”。井琪原来准备的文章是目录上印着的“自然哲学的第三次高峰”，这篇文章是他根据吴老师的要求在一个小时内从他之前的读书报告中重新攒出来的，就此而言这篇文章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井琪正在努力从海德格尔的研究者转向海德格尔思想的运用者，把目光从海德格尔的文本转投向更现实的问题，生态现象学也是他最近才找到的一个突破口，他在这一方向上的工作将是值得期待的。不过这篇文章的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在于它几乎通篇都是间接引用——只是在每一小节的标题处加注释注明书上的一段页码范围（往往横跨几十页），意思是每一小节其实都是福尔兹原书的缩写，但小节之内则完全没有直接引语，这就是说，如果要查对井琪的某个观点引述得对不对，我们就不得不重新阅读福尔兹的整章乃至整篇文章才行！另外，井琪只是在最后加了一段自己的评论，而没有把述与评穿插结合起来。总之，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称之为“导读”甚至作为该书的序言，但很难称为一篇学术述评。讨论阶段孟强提出应当参考谢林等人的自然哲学著作——我怀疑这一提议有点报复性，因为盛晓明老师倒是提议孟强应当参考黑格尔之类，孟强的反应似乎是不太感冒没大必要，这回倒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他人之身来了。第六篇是吉林大学王现伟的“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环境哲学——美国生态现象学研究的现状及其意义”。他对“生态现象学”的着眼点与井琪完全不同，不是侧重于自然哲学，而是如何为“内在价值”提供某种奠基于“经验”的合法性说明。他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基于最初的“不期而遇”，“不经意的一瞥”，而对此“第一反应”的考察将是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吴老师等对王现伟关于“经验”的理解进行了讨论，在现象学中经验与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同一回事。吴宁宁指出王现伟把“体验”（experience）当作和“经验”不同的“另一个术语”显然有问题啊，原文不是同一个词吗？王现伟虽然辩解说这确实是同一个词的两种用法因此有两种译名，但是显然不太让人信服。从这一细节上看出王现伟对于“经验”这一个他文章的核心概念似乎仍然缺乏足够的梳理和追究。第七篇是中科院大学董晓菊的“技术与美好生活——鲍尔格曼技术哲学研究”。董晓菊和我们一起坐飞机来的，路上他以为自己没有报告（邱老师没和她明说），到广州后才准备了ppt，不过效果看起来还不错。讲的主要是鲍尔格曼的技术哲学（作为对海德格尔的继承和发展），重点是技术作为“焦点物”。作为焦点的物典型例子是火炉（这也是“焦点”的语源）——“火炉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提供可用用品的设备，而是作为一个焦点在一个家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围绕在火炉周围，家庭中的成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参与到取暖的活动中来，物之世界的丰富内涵也随之展开。” 张秋成提出应该更明确地对比鲍尔格曼和海德格尔，指明到底鲍尔格曼在哪些地方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确董晓菊主要谈的是鲍尔格曼的继承部分。在我看来，要说在哪里“发展”了海德格尔，我认为首先不必从海德格尔后期的“座架”讲起，关键在于揭示了技术的“共在”意蕴。海德格尔虽然提及“共在”，但语焉不详，而且没有深入发掘，海德格尔的哲学基本上是孤僻的。但鲍尔格曼在这里揭示了“工具现象学”与“共在”的关联，器具之为器具恰恰是在人的共同存在的关系中显示自身的，而人的关系又恰恰是在技术的环境中赋予的。器物作为焦点，映射出人之“角色”。如此我们才容易理解，为什么现代技术的问题正好就是现代社会的问题，是交往的问题。第6场“伊德与海德格尔”，李三虎老师主持。第一篇吴宁宁的“伊德的技术哲学是现象学吗”。吴宁宁首先评论了伊德著名的“人—技术”关系的四种模式，指出其中的“未解之谜”，认为伊德回避了“技术的具身何以可能”的关键问题，而这并非巧合，而是由于伊德对“人—技术”关系过于现成化的理解导致的，在根本上是缘于伊德对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的“误读”有关。盛晓明老师作了点评，他不同意吴宁宁的结论（伊德不是现象学）。因为现象学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轨迹，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同样都在偏离胡塞尔的道路，其偏离程度绝不亚于伊德。纠缠于是否现象学的问题不符合我们会议的一贯旨趣。吴老师帮吴宁宁回应了盛老师的批评：吴老师指出盛老师的批评过于“外在”，没有深入到吴宁宁的具体论述中去。吴老师认为现象学的发散和收敛是要有张力的，有时做一些名义之辨对于我们巩固学术阵地还是有意义的。计海庆指出伊德本人曾说现象学是自己的“负担”，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足够现象学的问题。姚大志则明确地站在吴宁宁一边，认为伊德的自然主义倾向太强。第二篇苏立讲“对EarlyBird.app的现象学考察”。其实也是批评伊德。EarlyBird是星巴克推出的一款iPhone应用，苏立指出这一应用无法套用伊德的四种分类，进而分析伊德的分类之所以失效是因为伊德忽略了知觉总是知觉行动，伊德把身体看作一个单纯的知觉器官而不再是行动的器官。苏立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二部分从行动角度批评伊德是非常好的，但第一部分对EarlyBird的分析其实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我当时指出了：伊德的分类是“人—技术”关系的四种模式，而并不是说分成四种技术，那么针对同一个技术器物，人与它的关系当然有可能是多重的，一把锤子也可能时而是具身关系时而是它异关系，甚至解释学关系或背景关系也都可能，更何况一个多功能的app呢。另外，有些老师认为app是一个软件，而作为分析单位的技术应该是实体的，比如iPhone，这一点我并不同意。一个软件完全可以作为技术反思的一个对象，即便说软件总是附着在硬件之上运行的，但这时的硬件更像是一种“背景”，就好比我们在使用其它任何“硬件”时，其实也总是需要依托于某一技术背景之上的，笔离不开纸，灯离不开电，火车离不开铁轨，而软件只是把这一实情突显了起来而已。更显著的是“网络”这一技术，似乎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做网络的单一的技术实体，但是我们的确有“上网”、“使用网络”的行为。关键在于，技术首先寓于我们的“行动”，而不首先是单纯的知觉对象。以“行动”为中心考虑，技术恰好是那些使行动得以可能的条件，技术的实在性来自于行动程序的外化保存，在这个意义上技术首先恰恰是“软件”，是“程序”，是“编码”，其次才被固着在某些客观物体之上。第三篇上海社科院计海庆讲“用丰富的经验克服形上的命运——伊德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批判及意义”。与前两篇批评性的不同，这篇是维护伊德的立场。计海庆认为伊德“从历史经验、反浪漫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三个方面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批判”。当然我们“北京派”一般都不认同这些批评。晋世翔针对所谓浪漫主义的批判提出异议，计海庆说“浪漫的海德格尔喜欢艺术，贬低技术”，晋世翔认为这是伊德（包括计海庆）并没有理解海德格尔谈论艺术的思想意图。我也一直认为，海德格尔既不是浪漫主义，更不懂艺术，在艺术方面他本质上是个“乡巴佬”，海德格尔完全是出于一个虔诚的思想家的角度去追思艺术的，与“浪漫化的审美欣赏”毫无关系。另外，我感觉所谓的“反本质主义批判”也大成问题，伊德抓住的是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大谈“技术的本质”，认为这就是本质主义了。但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本质”其实只是一个平常的词，就像我们行文中说“基本上如何如何”、“根本在于……”、“实质是……”，并不是说用这些词就意味着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了。海德格尔谈技术的本质，谈真理的本质，究竟是不是本质主义，不能只凭这些措辞层面上的问题，关键要看海德格尔在其理论结构是否执着于这些“本质”。下午回来，第7场“特别报告”，肖峰老师主持，每篇20分钟不讨论，实际操作中如果报告人节省出时间也仍然进行讨论。第一篇浙江大学潘恩荣讲“现代技术哲学之路”。潘恩荣把自己的立场界定为“偏分析的工程师视角”，描述了技术哲学在当代的“经验转向”和“自然主义进路”，所谓“经验转向”是1998年新近提出的一条技术哲学纲领，如果说这的确代表着国际学术界的新动向，潘恩荣的引述的确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不过他所提及的这种意义上的技术哲学其实并非我们所关注的技术哲学，现象学的技术哲学，特别是从海德格尔出发（并在吴老师的旗帜下）的现象学的技术哲学，事实上是某种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而不是一个把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部门。虽然潘恩荣提到的经验转向也意味着更加重视“技术的认识论问题”，但这种认识论优先被理解为“技术能不能（像科学那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论和推理逻辑问题”。而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事实上不是志在开辟一个特殊的认识论问题，而是要从技术出发回答一般的认识论问题。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这种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没有意义，只是说这两种层面的技术哲学有着各自的发展维度。不过就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而言，还有一个基本的定位问题，因为潘恩荣事实上谈论的大多可以归为“工程哲学”的问题，但工程哲学就是技术哲学吗？潘恩荣把工程与科学区别开来，把“设计”文化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相对列为“第三种文化”，这一区分我觉得是有意思的，毕竟科学向来都不同于工程，工程师有某种独立的荣耀之路。但工程和技术是否还可以再作区分呢？为什么技术不能是第四种文化（然后医学是第五种等等）。事实上在当代被称作“技术”的领域往往特指信息技术，其中已然形成一种名为“极客”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与科学与工程与文学都不相似，但又有一些关联。当然，古代技术的代表者手艺人也不同于工程师。总而言之，潘恩荣的文章如果名为“当代工程哲学的经验转向”也许更为恰当，但是把题目定为“技术哲学”，那么这一题目的合法性首先是需要辩护的。第二篇姚大志师兄讲“当代法国技术哲学概述”，大志师兄介绍了法国技术哲学的独特处境：事实上法语中“技术学”而不是技术哲学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的，这就造成了在法国，“技术学家”的领域特别宽广，包括侧重于技术的经验和历史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认识论研究；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等几大流派。一些重要的法国技术学家长期被英语学界忽视，大志师兄作了一些介绍。用尽了时间没有讨论。第三篇复旦大学卓立讲“‘精神科学’与两世界转向”。卓立把狄尔泰的贡献理解为“两世界转向”，即“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世界是彼此断裂的两个世界”，但这一论断非常可疑，卓立引用的狄尔泰的原话是“依据那些自然界的机械秩序的事实，推导不出种种心理事实或者精神事实”。我虽然不熟悉狄尔泰，但仅从这句话来看，并没有看出说两个世界彼此断裂的结论来。这里强调的是科学方法的局限、知识的界限，而并不是在设立一个世界的界线。这就好比说“海水不可斗量”，天平秤称不了大山，斧子劈不断细菌，每一种工具或衡量、计算的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局限性，科学方法，包括实验方法和逻辑推理，都并非万能的量具，它和斗、天平、斧子等一样都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对象就必须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出来了。第四篇山东大学陈治国“海德格尔与斯特劳森：形而上学的同一种读法”。陈治国比照了海德格尔与斯特劳森（分别作为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中流砥柱）对形而上学传统的解读：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区分为本质—先验的存在论形而上学与实存—超验的神学形而上学；而斯特劳森则区分了描述的形而上学与修正的形而上学（前者致力于基于日常语言揭示我们思考世界的概念结构，后者则试图提供某种超越日常思维的世界图景）。陈治国认为这两位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区分和理解具有某些可比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互相充实。这种对两大不同流派的哲学家进行“比较”的研究是充满风险的，陈治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涉险前行”，为当代的两大学术门派之间开辟某些对话的可能性。如果说我还有些不满的话，我想说陈治国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于陈列两位哲学家之观点在形式上的某些相应之处，并没有深入揭示他们更深刻的张力，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可比较的，而且最好是可“较量”的，这样一来对比研究才变得比较有意思。而我们一般感觉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路数差异太大，以至于二者之间根本不能发生“对立”，因为它们根本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在不同的维度上发展的理论也许也会呈现出某些结构上的相似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放到一起互相较量或对话，除非我们找到了某些层面上它们发生着正面的冲突。第五篇华东师大颜青山讲“‘存在’作为二阶谓词的现象学意义”。这篇文章虽然在形式上貌似借用了某些现象学的说法，例如悬置、意向性，但是基本上都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的路数，对于这种路数我感到很怀疑，也不太感兴趣，没认真听。第六篇南方医科大学李云飞讲“胡塞尔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这篇报告我也没作笔记，忘了当时现场是怎么讲的了。总之看到如此之大的题目就很可疑。每个章节依次还把各种重大关键词讲了一遍，不太清楚作者想要做啥，似乎是要给胡塞尔与康德的哲学整个做一个通览性的介绍，参考文献基本上是胡塞尔的，夹杂少量康德，基本上似乎是一个读书笔记，但缺乏问题意识。第8场“现象学科学哲学II”，肖玲老师主持。第一篇肖峰老师讲“从现象学看信息技术中的‘显现’”。与肖老师去年对现象学进行“质问”的报告相比，今年肖老师可以说已经欣然接纳了一些现象学的视角，并且颇为生动地运用起来了。肖老师把“显现”作为关键词沟通起信息技术研究与现象学，提出了一些不错的问题，例如：信息技术中的显现可否视为事物自身的显现？海德格尔的座架论是否可用于信息技术的分析？技术性显现与自然显现如何平衡？等。我对于肖老师仍然把“技术性显现”与所谓“自然显现”对立起来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肖老师可以走的更远。早在康德就已经明确了“物自身”（物之自然）是不可能“显现”的，在所谓的“自然显现”之中仍然包含着人的认识形式，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种认识形式就是技术性的。包括肉眼的视觉，也蕴含着身体技术的运用、作为记忆的记录技术或作为背景的技术环境等等。肖老师的题目事实上不仅可以是“从现象学看信息技术中的显现”，更可以是“从信息技术看现象学中的显现”，可以用“信息——显示”的图式来阐释现象学的概念，我觉得肖老师不必急于皈依现象学，倒不妨继续坚持以信息技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反过来审问现象学的基本概念，这样也许更有意思。第二篇雷德鹏老师讲“胡塞尔对现代科学‘遗忘症’的批判”。李章印老师针对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晋世翔强调如何早期胡塞尔对历史主义的批评与晚期胡塞尔的历史转向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第三篇雷良老师“试论胡塞尔科学哲学与西方标准科学哲学的关系”。第四篇王海琴“自然主义心理学的非科学性及其双重认识论影响”。李章印老师提出了四点质疑：1.胡塞尔批判的自然主义与蒯因以来的自然主义何以能联系在一起；2.“科学性”在胡塞尔那里是德语的广义用法；3.胡塞尔真的肯定过自然主义的价值吗？；4.今天的自然主义压根不管怀疑论问题。最后的第9场“现象学终曲与闭幕式”，吴国林老师主持。只剩最后一篇报告是蒋劲松老师讲“对一盘东坡肘子的现象学观察与思考”。动物伦理和素食文化是蒋老师最近的学术重心，这篇文章当然也贯彻了蒋老师一贯的理念。蒋老师从东坡肘子出发，分七个方面对“肉食文化”展开批判，关键在于揭示被菜肴的形象所遮蔽的杀戮、囚禁、动物的标签化、分配和权力的秩序、文化问题等等。田松老师作了点评，认为蒋老师讲得比写得好，不讲黑话地活用现象学很好，只是最后临时增加的对伊德的引用有点画蛇添足。但田老师认为蒋老师这次分析还是不如他早前对矿泉水瓶的分析，因为一个好的现象学分析应当是某种“归谬法”——也就是说把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东西说得很荒谬，让人惊异，虽然蒋老师确实在试图这样做，但似乎没有展示一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的解释框架，或者说新鲜度还不太够。文章的七个方面之间似乎只是简单的平行关系，没有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感觉。田老师也是素食者，但他反对的是工业肉而非传统的肉食，他仍然赞同某些象征性的、祭祀性的肉食。肘子爱好者赵卫国老师首先起来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对于动物保护主义者来说似乎是比较外行的问题，蒋老师直接打断并斥之为“小儿科的问题”。吴老师提到“餐桌上的自欺”并不限于肉类，正如我们不会在餐桌上谈论肉的宰杀过程那样，我们也不会谈论菜是大粪浇出来的等等。另外某些避讳似乎是文化性的，例如中国人就最少避讳。蒋老师指出中国人在饮食文化上缺乏禁忌的事实恰恰意味着中国文化的确是特别残忍的。孟强指出蒋老师没有论证为什么猪需要自由，在这方面，我猜想蒋老师的回应可能是猪的地位类似于婴儿、残疾人等不能明确表达自己诉求的弱势群体，但他们仍然有某种天赋的权利，“生而是自由的”；段伟文老师说猪可以以最后挨一刀的代价换回一生的好吃懒做，是猪与人的某种契约关系。这当然也很好回应，蒋老师指出这种“契约”完全是人完全出于自己的私利单方面臆想出来的。基本上说，我同意蒋老师的许多论证，然而我仍然是肉食者，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残酷、霸道和蛮不讲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可取的。另外，我完全不同意天赋权利的概念，无论是针对动物还是针对人。权利并不是一种先天具有的现成之物。我不支持功利主义规范伦理学意义上的动物伦理，而是支持一种德性伦理意义上的动物伦理。本次会议所有的报告到此结束了，吴彤老师作总结发言。吴彤老师重审了我们的共同目标：把现象学带入科技哲学，把科技哲学带入现象学。吴彤老师表示他们可以说是现象学科技哲学领域的“第一代移民”，接受着现象学的熏陶，开辟着新的地盘，而站稳脚跟的第二代移民将会更有希望。吴彤老师认为此次会议议程非常紧张，但气氛仍十分活泼，保持了良好的传统。不过在形式上有一些缺憾，因为讨论环节的交锋是极其重要的，但在有些报告中讨论环节要么被挤占压缩了，要么是剥夺了报告人的回应机会，削弱了交锋的氛围。最后吴国盛老师致闭幕词，吴老师总结了本次会议共有来自26家单位的42名注册代表，共提交37篇会议论文，其中34篇进行了会场报告，9篇研究生论文。最后吴老师对东道主吴国林老师，陶建文老师和负责后勤的各位老师、同学表达了感谢，此次会议圆满闭幕。当天的晚餐被称作“欢迎晚宴”。除了不知道出于谁的点子不太识趣地上了肘子而且没有给蒋老师准备足够的素食之外，晚宴气氛热烈，其乐融融。吴宁宁同学第一次挑战自我，连干数杯，进入迷狂状态。我提前溜回去睡了，田松老师酒后带着一些同学去看少年派，然而看到一半就睡着了…… 12月3日参观梁启超故居和自力村碉楼群，虽然没机会去广州市区有点遗憾，不过游程安排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由于鼻炎还是感冒的刺激导致我在自力村时鼻血迸发，吸引了不少眼球，还留下了一些鼻孔塞纸的合影……晚上坐8点的飞机回程，在机场吴老师请客我们吃了五十几块钱一碗的面条，回程非常顺利。转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dc06201018tko.html 蔣科學按：田松對拙作的批評沒錯，但還是有些隔靴搔癢了，只是批評深度不夠，究竟有什麽問題並沒有很尖銳地指出，連犀利哥胡羿霖同的評論也都集中在關於動物保護和素食文化的相關評論上，不過犀利哥主要是替我辯護，我自己倒是很希望這廝能在現象學方面有犀利的酷評呢！說實話，在動物倫理學問題上，大多數沒有深入思考的朋友很難提出什麽難倒我的問題，反而是在現象學方面，我多少倒是有點心虛。犀利哥胡羿林是位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后生可畏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很贴切！ http://yilinhut.com/%e5%af%bc%e8%88%aa/archive-sitemap 哪天要向他請教：為何“ 残酷、霸道和蛮不讲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可取的 ”？; 个人分类: 科學哲學|3317 次阅读|17 个评论

吴国盛关于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的报道: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2-12-4 15:33; 第6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在广州召开 (2012-12-02 16:22:46) 转载▼ 标签：现象学科技哲学华南理工杂谈分类：会议·活动由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主办的第6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于2012年12月1-2日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校内逸夫科学馆召开。本次会议与会代表42人，来自26个学术机构，提交了37篇论文，发表了34篇报告，其中9篇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报告。本次会议一个特点是提交和发表报告历届最多，另一个特点是研究生报告数量也是历届最多。与历届会议一样，本着“回到会议本身”的精神，本次会议日程高度紧密，从上午8点开始，直到晚上7点，宁可推迟吃饭时间，也不缩短报告和讨论时间。会议程序 2012年12月1日早餐7：00－8：00 第1场8：00－9：30 主题：开幕式与现象学序曲主持人：吴国盛 1，吴国林院长致开幕词（10分钟） 2，段伟文：从可接受的科学到多重实在（报告20分钟，盛晓明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3，吴彤：中西医诊疗实践中的身体与空间（报告20分钟，肖玲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茶歇、集体照相9：30－9：50 第2场9：50－12：30 主题：现象学科学哲学I 主持人：吴彤 1，孟强：物、实在与政治（报告20分钟、段伟文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2，徐竹：如何在科学哲学中实践先验哲学的构想（报告20分钟、安维复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3，陶建文：量的数学化的先天合法性研究（报告20分钟、安维复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4，晋世翔：近代科学的起源与危机——《现象学与科学史》释读（报告20分钟、李章印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午餐、午休12：30－14：00 第3场14：00－16：00 主题：现象学技术哲学主持人：盛晓明 1. 邓波：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报告20分钟、赵卫国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2. 胡翌霖：媒介史作为先验哲学（报告20分钟、赵卫国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3. 李三虎：技术与身体政治：现象学视角（报告20分钟、孟强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茶歇16：00－16：20 第4场16：20－18：50 主题：海德格尔及其他I 主持人：邓波 1. 吴国林：波函数的现象学思考（报告20分钟、吴国盛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2. 李章印：无法停息的争吵——反驳卡尔纳普（报告20分钟、颜青山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3. 包国光：依据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问技术的五条路径（报告20分钟、吴国盛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4. 张骁鸣：建构的急迫：论哈维对海德格尔的一次学术建构（报告2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晚餐18：50 2012年12月2日早餐7：00－8：00 第5场8：00－10：20 主题：海德格尔及其他II 主持人：李章印 1. 舒红跃：技术之于此在：从非本真生存到本真生存（报告15分钟、自由讨论5分钟） 2. 张秋成：古代原始技术与现代技术有优劣之分吗（报告15分钟、自由讨论5分钟） 3. 史现明：论海德格尔物的思想（报告15分钟、自由讨论5分钟） 4. 文治乾：海德格尔与哈贝马斯技术观比较研究（报告15分钟、自由讨论5分钟） 5. 井琪：走向生态现象学的自然哲学（报告15分钟、自由讨论5分钟） 6. 王现伟：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环境哲学（报告15分钟、自由讨论5分钟） 7. 董晓菊：技术与美好生活——鲍尔格曼技术哲学研究（报告15分钟、自由讨论5分钟）茶歇10：20－10：40 第6场10：40－12：30 主题：伊德与海德格尔主持人：李三虎 1. 吴宁宁：伊德的技术现象学或非现象学（报告20分钟、盛晓明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2. 苏丽：对Early Bird. app 的现象学考察（报告20分钟、邱慧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3. 计海庆：用丰富的经验克服形上命运（报告2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午餐、午休12：30－14：00 第7场14：00－15：40 主题：特别报告（不讨论）主持人：肖峰 1. 潘恩荣：现代技术哲学之路（报告20分钟） 2. 姚大志：当代法国技术哲学概述（报告20分钟） 3. 卓立：精神科学问题语境探原（报告20分钟） 4. 陈治国：海德格尔与斯特劳森：形而上学的同一种读法（报告20分钟） 5. 颜青山：存在作为二阶谓词的现象学分析（报告20分钟）茶歇15：40－16：00 第8场16：00－18：00 主题：现象学科学哲学II 主持人：肖玲 1. 雷德鹏：胡塞尔对现代科学遗忘症的批判（报告2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2. 雷良：试论胡塞尔科学哲学与标准科学哲学的关系（报告2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3. 王海琴：自然主义心理学的非科学性及其双重认识论影响（报告2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4. 肖峰：身体信息技术中的现象学问题（报告2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第9场18：00－19：00 主题：现象学终曲与闭幕式主持人：吴国林 1. 蒋劲松：对一盘东坡肘子的现象学观察与思考（报告20分钟、田松评论10分钟、自由讨论10分钟） 2. 总结发言（10分钟） 3. 吴国盛教授致闭幕词（10分钟）晚餐19：00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dc06201018ihi.html; 个人分类: 科學哲學|6246 次阅读|4 个评论

旁听“第六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有感: 热度 2 liuzhanxiong 2012-12-3 17:59; 旁听“第六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有感我对现象学一窍不通，本来也没打算去，后来得知有不少自己敬仰已久的老师参会，才特意跑去旁听。喜出望外的是会议有较多时间提问和讨论，正合我的胃口。 12月1号和2号坐在会场角落里的这两天，听到很多，看到很多，也想到很多，学到很多。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错过。那些敬爱的学术达人不再是被遮蔽（东施效颦现学现卖，也借用下现象学的术语）在文献背后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作者，而转换为可爱的就坐在你咫尺处甚至就站在你身边的可近可亲的师长，不但亲自给你以回答，给你以指点，给你以鞭策，给你以勉励，甚至亲自给你以玩笑，给你以戏谑，给你以幽默，这不只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享受。这是我旁听过的提问最积极，讨论最热烈的会议，与会老师唇枪舌战，你来我往，好不乐乎！正所谓“文无第一”，有些老师的观点相左，一些老师的看法甚至相反，但正是在观点的交锋、思想的碰撞中，建设性的意见才得以“显现”。像一场场的学术表演赛，高手对决，句句中的，享受！尤其是最后一场蒋劲松老师（虽然我不是完全赞同蒋老师的所有观点）的报告和田松老师的点评，精彩！就像一场学术相声，既有深度，又很幽默，过瘾！蒋老师从一盘东坡肘子出发，以小见大，阐述了肉食文化对杀害动物的残忍性的遮蔽，让人耳目一新。田松老师“刀”的比喻很经典，他说现象学是一把刀，我们是拿这刀来干事的，至于刀上面有没有现象学术语这些花纹倒不那么重要。很有独孤求败“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的味道。除了参会的各位老师，黎昔柒师兄犀利的点评和独到的见解、苏丽师姐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英语功底、董晓菊同学精美的PPT也都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对现象学和论文的内容完全不懂，所以我把焦点放在提问和讨论环节的诘问与辩护上，关注报告人论文的架构与行文，关注其他老师、同学提问的方式和问题点，关注双方的交流与互动，对照之下，发现自己的很多不足之处。我非常赞同吴国林老师的一个观点：中国当下语境下的技术哲学更应以为技术辩护为主。虽然对技术的批判也完全可以是建设性的，但其建设性的程度毕竟不及为技术辩护。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总觉得以技术批判为主的中国技术哲学走错了路，至少是走歪了路。正如吕乃基老师所说：技术存在时间与预见性的不对称，一项技术在全力实现其目标之时，正面效应是其目的，在效益的聚光灯下清晰可见，而负面影响差不多都是未曾预见，有待积累和被感知。但是任何事物，即使它是先进的、正确的、光明的，在发展之初也都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问题重重的，我们当然要予以规范，但规范是为了促进其更好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个人以为，在我们极缺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应该以宣传弘扬技术的正作用为主，以揭露批判其负作用为副。其间当然需要分寸的拿捏，但在亟需发展高新技术的当下中国，对技术进行过多的批判难道不是一种本末倒置吗？旁听这两天，我的最大一个思而未明的疑问是：现象学所说“回到事实本身”是否可能？何以可能？我承认有一个“事实本身”存在那里，但我们对事实任何认识是不是都不是“事实本身”，而只是它的一个或几个侧面，甚至幻影？就像肖峰老师讲的显现，如果把身体技术也算上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任何纯粹意义上的“自然显现”，任何显现都只能是借助于黑箱的“技术显现”，除去眼睛、细胞、基因等生理性黑箱，还有情绪、情感、理念等精神性黑箱。进而联想到会上有位老师讲的“美诺诘难”（你永远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联想吴国盛老师《世界图景悖论》，联想到自己对实践、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考。不同人观念的宇宙是不同的，一个人宇宙的界限就是他的认识或实践范围，超过其外事物对他来说就等于无。“从全面、变化、客观的实际出发”是否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愿景而永不可达到，因为人的有限性：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知识有限……于是，我们是不是永远都只能以一种“盲人摸象”的方式认识世界，因而，永远也无法真正“回到事实本身”？结果只能是“皇帝新装身不蔽，盲人摸象事难全”？另一个很俗的疑问就是，会上这些观点和论争有什么用？作为学者当然要、也应该“为学术而学术”，将学术本身视为目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将学术当作升官发财的工具，才能避免学术腐败的发生。但对非学者来说呢？是不是杜威的“工具主义”更有市场呢？我们常说要“理论联系实际”，那么，会上所提理论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如果理论的功用价值不是现象学科技哲学考虑的问题，那是不是现象学科技社会学（如果有此概念的话）考虑的问题呢？因为不懂现象学，我对问题的理解很可能是断章取义，甚至望文生义，甚至是吴彤、吴国盛老师说我的“问题错了”。所以，若这两个问题在会上提出，想必各位老师的板砖一定会蜂拥而至。潘恩荣老师说我“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有较强的问题敏感性，但还不太会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好问题”。唯一的遗憾的是，会议时间有限：提问时间有限，讨论时间有限，茶歇时间也有限。我又是旁听，不便“喧宾夺主”，所以很多疑问都没有机会向相关老师求教。如果一天是48个小时，那该有多好啊！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旁听这次会议的感受的话，那就是—— 意犹未尽，意犹未尽……; 个人分类: 生活随想|2793 次阅读|8 个评论

关于第六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的通知: ssglwu 2012-10-29 10:56; 关于举行第六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的通知日月如梭！一年一度的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今年将在华南理工大学 60 周年校庆期间举行。定于 2012 年 12 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第六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是国内科技哲学界对现象学精神情有独钟的学术会议，旨在弘扬科技哲学的“哲学”品格，营造纯粹学术精神。会议主题：从现象学角度对科学技术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体时间安排： 11 月 30 日报到； 12 月 1 日 -2 日，两时全天会议。 12 月 3 日外出，文化与科技考察。会议地点：华南理工大学北校区（天河区五山路）总人数： 30 左右会议晚上：将举行吴国盛、吴彤与盛小明教授学术报告会。会议联系人：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暨科技哲学研究中心 2012 年 10 月 29 日; 个人分类: 物理学哲学量子信息哲学|264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2年学术活动计划表: caiqianhe 2012-3-21 22:47;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012年学术活动与工作计划一览表（ 2 ）序号主办单位活动名称主要内容时间规模（人）地点联系人电话或 E-mail 43 青年工作委员会北京青年学术论坛待定待定 10-20 研究会刘永谋 010-88256441 xxjing@gucas.ac.cn 44 青年工作委员会科技哲学前沿问题研讨班待定待定 10-20 哲学所段伟文肖显静 13301058671 duanweiwen@gmail.com 45 青年工作委员会第二届科技哲学应届毕业研究生论坛学位论文汇报 6 月 60 中科院研究生院李斌 010—88256007 libin@gucas.ac.cn 46 青年工作委员会第三届全国科技与社会中青年南方论坛待定待定 60 待定肖显静殷杰 010-88256441 xxjing@gucas.ac.cn 47 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与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系合办）北京科学哲学论坛待定上半年 40 中科院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徐竹 13146831790 Dennis.zhxu@gucas.ac.cn 48 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与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系合办）北京科学哲学论坛待定下半年 40 中科院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徐竹 13146831790 Dennis.zhxu@gucas.ac.cn 49 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与《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合办）科学哲学专题研讨会待定，目前计划与上海复旦大学或广州中山大学的科哲学科点合作，根据实际条件确定主题待定待定待定李斌 13693148959 Libin08@gucas.ac.cn 50 天文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全国第四届天文学哲学学术研讨会 1. 研讨近年来天文学哲学热点问题； 2. 完成天文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12 月 50 北京董春雨 dongchunyu@sina.com 51 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年会与中南大学干细胞工程研究中心合办待定待定长沙卢光琇 13873155226 52 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筹） 2012- 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待定待定待定云南马惠娣 83117612 mahuidi@china.com 53 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筹） 2012 现代生活方式小型研讨会探讨老年人、留守儿童与老人、农民工体面而尊严的生活问题 3 月 20 北京马惠娣 83117612 mahuidi@china.com 54 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筹） 2012 现代生活方式小型研讨会探讨女性、都市白领、大学生生活方式 4 月 20 重庆马惠娣 83117612 mahuidi@china.com 55 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筹） 2012 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休闲学研究方法论 10 月 40 待定马惠娣 83117612 mahuidi@china.com 56 科学技术学专业委员会（筹）；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大连理工大学全国科学技术学暨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 2012 年联合年会主题：科学学暨科学技术学的理论、应用与方法研究：中国科学学 30 年进展研究；科学技术学专题研究；科学计量学和知识图谱研究 8 月下旬 100 大连陈悦林德明刘立陈悦 chenyuedlut@163.com 林德明 vpopeye@163.com 刘立 Liuli66@tsinghua.edu.cn 57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筹）第九届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 8 月 60 福州杨怀中 13507184431 Hzyang545@hotmail.com 58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筹）科技文化理论高端论坛当代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构 11 月 15-20 武汉杨怀中 13507184431 Hzyang545@hotmail.com 59 科技方法论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合办） 2012 年科学方法论高层论坛科学方法与创新实践 10 月 10-20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张增一 zhzy@gucas.ac.cn 60 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 “学术研究伦理与同行评议”学术研讨会与美国学者共同举办一次“学术研究伦理与同行评议”学术研讨会 5 月 50 大连理工大学王前 wangqiandut@163.com 61 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 “工程伦理教育”学术研讨会与荷兰学者共同举办一次“工程伦理教育”学术研讨会 10 月 40 待定王前 wangqiandut@163.com 62 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与国际易学联合会联合主办）易学界新春联谊会汇报 2011 年工作和 2012 年的活动计划 1 月 60 待定秦升益王国政 86-10-62332274 ； 82372948 gjylxhb@163.com wangguozheng88@yahoo.com.cn 63 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与国际易学联合会联合主办）易学与科学思维论坛易学与科学思维 5 月 30 仁创集团会议中心秦升益任俊华 13126615563 renjunhua66@163.com 64 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与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合办）易学与中国文化发展论坛易学与中国文化发展 7 月 50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孙熙国任俊华 13126615563 renjunhua66@163.com 65 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与长白山书院联合主办）易学与中国道家文化论坛易学与中国道家文化 8 月 60 长白山书院鞠曦任俊华 13126615563 renjunhua66@163.com 66 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与无极书院合办）易学与中国方法论坛探讨易学与中国方法问题 10 月 60 上海无极书院李定任俊华 13126615563 renjunhua66@163.com 67 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与国际易学联合会合办）现代国学与新易学论坛现代国学与新易学 12 月 30 待定任俊华弓克 13126615563 renjunhua66@163.com 68 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合办）数学哲学国际会议邀请国际上几位数学哲学前沿领域工作最著名的学者和国内学者就数学哲学和数学基础哲学争论进行学术研讨 8 月 40 北京刘晓力叶峰 13520528505 liuxiaoli@263.net.cn yefeng@phil.pku.edu.cn 69 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换届和相应的组织建设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后 1 个月内 10-15 待定刘晓力 13520528505 liuxiaoli@263.net.cn 70 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哥德尔思想研讨会讨论哥德尔的数学和哲学 3 月最后一个周末 20 上海郝兆宽 zkhao@fudan.edu.cn 71 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与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合办）数学哲学与逻辑哲学讨论数学哲学与逻辑哲学问题加强国内两个学会的学术交流 10 月份第三个星期 40-50 待定刘晓力刘奋荣 13520528505 liuxiaoli@263.net.cn fenrong@sina.com; 3079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科技哲学专栏”稿约: 热度 3 yxfyxf 2012-3-12 22:47; 一、本刊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社科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双月刊，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热忱欢迎广大作者赐稿。“科技哲学专栏”是本刊特色栏目，欢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技术哲学与技术史、 STS 、工程哲学、科技政策与科技发展战略、科技伦理学等研究方向的学术论文。欢迎作者在撰写学术论文时，引用本刊科技哲学栏目的论文。二、来稿以不超过 9000 字为宜。稿件可直接提交电子邮件。本刊编辑部“科技哲学专栏”电子信箱地址是： 13975802368@163.com 。三、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技术规范要求，稿件应按下列格式依次排列：文章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名称，单位地址（省、市）（以上为中文），邮码；中文摘要（ 300 字以内，不得有“本文认为”等字样）；中文关键词；文章题目（英文）；作者姓名（汉语拼音）；作者单位名称及单位地址（英文）；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文章正文；注释或参考文献。四、中文的标点符号和数字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即按 GB/T15834-1995 《标点符号用法》及 GB/T15835-199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五、引文务必查对准确，注明出处。文章必须要有参考文献，且在正文中标出序号。参考文献包括如下内容：注号，作者，书名（或篇名），出版社（或报刊名），出版年（或年份、卷号），版次（或期次、月、日），页码。引用文献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不得引用未正式发表的文献。文章注释和参考文献各依其序号列于文末。六、稿件第一页末请注明如下事项：如属基金项目或规划课题，应写明项目或课题名，注明文号；作者姓名，出生年份，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研究方向。文末请写明电话号码，以便联系。七、本刊编辑部“科技哲学专栏”联系电话： 13975802368 。联系人：易老师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长沙理工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个人分类: 学术资讯|3806 次阅读|4 个评论

第五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 ssglwu 2011-9-7 11:10; 吴国林第五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研讨会于 2011 年 8 月 10-14 日在山东烟台养马岛举行。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有来自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大学、东北大学、上海大学、湖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大学或学术机构的 30 多位代表进行了两个全天的从早上 8 ： 00 到下午 7 ： 00 的学术争论，下午从 2 ： 00 开始。所有与会代表深感会议太累，但又非常喜欢。第三天的旅游，同样是学术争论不断。会议之后，会议代表大有收获。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吴国盛、吴彤、盛晓明、肖峰、刘杰、邓波、成素梅、吴国林、段伟文、田松、李章印、蒋劲松、赵卫国等中青年学者。涉及的研究问题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的思想研究、以及利用现象学方法来对具体的事物展开分析。其中吴国盛以“论劳动创造人”、吴彤以“实践的阐释与现象学”、邓波以“形而上学的原初的‘制作’”、段伟文以“作为另一种肉身的技术”、蒋劲松以“现象学可以为生态哲学提供什么？”等为题进行讲演。华南理工大学这次有四位教师参与会议：肖峰、吴国林、陶建文、齐磊磊。其中肖峰教授以“拿月亮说点事”进行讲演，意指从现象学看，月亮是如何的或是什么的，什么叫做月亮？什么是原初的月亮？吴国林教授以“基于量子力学对现象学重要概念的反思”一文进行了大会讲演，这也是“量子现象学”的一部分，会议讨论激烈，其中涉及到量子现象有没有本体论承诺？这是否违背现象学的基本精神？陶建文副教授以“笛卡尔的物论与惯性定理”为题进行宣讲。经会议研究决定，第六届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将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吴国林教授就会议承办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大会说明，并热情欢迎各位代表到华南理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争论。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也决定将在现象学科技哲学方面推进研究，并产生影响。最后留下一个问题：按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只能说事物是如何的，而不能说事物是什么，比如说，只能说月亮是如何的。我提出的问题是：“ 从现象学角度来看，避孕套是什么？” 这一问题，当时在会议上就有争论。另注:有个别照片不清晰,那是他人所照。照片不一一注明，请谅解。; 个人分类: 学术会议与讨论会|391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科技哲学随笔：地震信息采集与政府采用: tianfei906 2010-4-19 19:19; 原文请参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2ec780100hgov.html 刚说到地震可能无法准确预报，就有乐观主义或可知论者出来叫板：咋不可以预报？网上查查，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等等，事先不也有过预报的么？叫板者有所不知，井民作为过来人，不仅当年差点死在唐山，后来也参加过群众地震预报，整理记录、测量井水、冲印胶片、观察动物等。至于唐山地震前后那些日子，四川闹地震闹得慌，大量百姓跑峨眉山躲避，还有人写打油诗自嘲：人说峨眉天下秀，我说峨眉秀个球。不是成都闹地震，哪个龟儿才来游。回顾这些不堪的往事，不是想证明自己年长。因为证明那玩意儿是件痛苦的事情。而是想回答这样的疑问：但凡地震过后，总有人列出具体现象，证明事前已有迹象，只是有关部门没采纳罢了。这难道不能证明地震是可以预报、只是看有关部门是否预报的么？然这样的疑问若成立，那至少就意味着政府在知情不报或故意瞒报。因为自1998年3月1日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很明显，震前再有迹象种种，也必须经由主管地震监测与预报的部门，具体就是各地地震局分析筛选，提交政府去裁决是否发布。5.12后，余震不断，位于震中的成都等地民众高度紧张。偏偏又有种种迹象表明，此地极有可能再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余震。报，还是不报？一时成为政府的万难选择。如果报而不震，势必严重影响政府的威信，严重破坏正在进行的抗震救灾。如果报而震，那就证明中国地震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地震的准确预报，但同时，此前几天的惊天巨震未得预报，就证明不是不能预报，而是政府没预报。清楚记得那天是5月19日。当天，井民之流原本在做露宿学生的回家睡觉工作。傍晚时分，工作接近成功，却从电视电台中传来政府的公告，称根据专家的判断，将有一次较大的余震发生，请大家尽量离开建筑物。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原本正做的劝返工作，立即自动破功，少数闹情绪的学生甚至抱怨校方和老师先前是在欺骗。那一夜，井民的饭碗所在，总共一平方公里的园子，大概睡了三万来人。主要是学生，其次是园外避灾者。车辆和帐篷把园子里几乎所有叫空地的地方，都占得满满荡荡。然而直到第二天，预料中的那震没有来，让惊恐中的人们体验到一次误报。事后听地震局专家说，做出此次预报，四川省委省政府那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由常委会做出报的决定。哪晓得，就这么个好不容易才做出的郑重预报，还是以虚惊一场告结束。或许持地震能报、可报的人会说，虚惊一场总比万一真震要好。虚惊毕竟保住了民众性命，不报那可是罪孽深重。可是，持这观点的人想过没有，如此的预报能轻易做么？撇开当时的具体环境，那样的地震预报政府一旦做出，整个幅员广大的地区的民众，其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就会停摆。多做几次后，民众还会产生狼来了效应。地震当然是极其可怕的。但人不吃饭、不睡觉也非可爱。人一旦不能正常生产，就不能正常吃喝拉撒。因而只要干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哪怕短短几天，潜藏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强大逻辑，就会逼迫他们进入不畏死的固执，从而步入另一次可能的巨大危险。还是以当年唐山地震前后的四川躲地震为例。当时风传松潘、平武、西昌、雷波、马边等地将会发生大地震，理由是统计表明，大地震120年左右要来一回。整个四川基本都陷于危险中，于是就产生出愈来愈强烈的自发与组织的躲地震活动。顶峰时，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一块空地没有搭几个地震篷。人们在夏日的炎热和蚊虫的叮咬中，度过了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难眠之夜。事情的收场是，胆大的先回家，胆小的后回家。最后是无人动员，全都陆续回了家。5.12后的四川也是。胆小的或住进高价帐篷，或蜗居狭小车内，野外吃喝撒十多二十天，最后还是被久等不来的大余震搞厌烦，以及被往日的居家生活所召唤，阴一个阳一个，撤了帐篷，溜了回家。这说明，生活的常态即是生活本身。任何防震的行为，必须在尽量不违这种常态下，才能发生作用。而频繁的地震预报，则是频繁的打破这种常态。除非人们真的是在某次预报中获得逃生，否则人们就会本能地抵制这种预报，直到真正科学准确的预报做出，人们也会拿它当又一次狼来。这正是地震预报必须由政府来做，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都不能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是地震征兆与地震信息必须经由权威部门来分析并提交政府决断，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处置的根本原因所在。一个动辄牵涉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人的生产生活常态必须中止的预报，发还是不发，是堪比全面战争动员令的天下最重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井民才认为，目前的地震科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向政府提交可能做出断然预报或不报的决断的程度，才认为地震科学的成果都还远没有达到可用的程度。某些形状的云被认为是地震云，某些蛤蟆的集体行动被认为是地震前兆，某些井水的涨落被认为是地震将至的迹象，某些狗儿猪儿的异常被认为是对地震的预知等，只有在真正的震后才得到确认。不幸的是，地震科学眼下尚不能准确甄别这些现象与地震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这些异常现象与地震之间到底有无必然联系、有多大程度的必然联系，以及与多大震极和烈度的地震之间有着这种联系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地震科学还无法回答。至于牛羊骡马不进厩，猪不吃食狗乱咬；鸭不下水岸上闹，鸡飞上树高声叫之类，用于群防群测群说可以，用政府的地震发布不行。地震科学与政府决策之间，如今已成这样个相互依赖：前者必须为后者提供足够准确、及时、充分、科学的信息，后者必须对前者提供的信息做出准确、及时、充分、科学的决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前者达到什么程度，后者就做到什么程度。前者做不到什么，后者也就做不到什么。眼下地震科学的尴尬，同时带来政府预报的尴尬。反过来也是：眼下政府在地震预报上的尴尬，正是地震科学研究的尴尬的直接表现。正如黑格尔所言：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前提的，它恰好表现出意志的不自由。;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2106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技哲学30年: 段伟文 2008-11-26 23:49; 科技哲学 30 年中国的科技哲学可上溯至 20 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的有关逻辑、科学方法和科学文化的讨论，学科建制化的科技哲学则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而来，经过至少 50 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史、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科技传播、生态哲学、信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子学科群，从而在内涵上拓展为关于科技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为科技哲学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契机。随着其问题域的不断拓展，科技哲学日益扮演起联结科技与人文不可或缺的桥梁角色，这不仅昭示了新一轮学科内整合和专业定位的必要，还对其学术品质与思想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复兴　　科技哲学在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与自然辩证法的渊源。在 1956 年制定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将当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命名为自然辩证法，后成立中科院自然辩证法组，并试图以此促成自然科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家的联盟。相关规划草案指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门学科，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从自然辩证法发展而来的科技哲学始终保留了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这一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后，作为学科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首先得到了复兴。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其一，为学科建设做准备。数、理、化、天、地、生、医、心理等领域的哲学问题研究全面启动。其二，对各门具体现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展开争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早期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分析、现代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物质层次结构等领域，起初沿袭了以既有哲学概念、范畴和规律作为分析工具的评价方式，但不久参与者开始倡导，应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来消解概念类推式的论证模式。其三，推进哲学的知识化和科学化。除了大爆炸宇宙理论、夸克模型等知识被纳入哲学教材作为自然演化和物质存在形式的新发展和新例证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包括非线性科学）成为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的热点。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深化了学界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相关讨论表明：在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中，哲学上抽象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和宇宙学中观察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实为相互平行的观念，人择原理与其说是凸显认知的主体性不如说是主体对其认知有限性的自省；在物质的可分性问题中，夸克禁闭现象对不可分的支持固然值得一辩，但更应认识到，如果可分的概念本身不明确，作为形而上学信念或本体论约定的可分与不可分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在量子测量等涉及现代物理学的认识主体性问题中，鉴于科学实验现象中主体与客体的纠缠，作为自在之物的客观性对主体实际上没有意义；如此等等。这些结论表明，科学与哲学在严格的逻辑关系上是相互平行的，两者的相互作用应该是隐喻层面的相互启示，不应简单地以一方框定另一方。与此同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思想史研究空前活跃。鉴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方法，来自科学的实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因此备受关注。追赶的热情促使研究者选择性地聚焦于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整体化趋势，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由此成为研究热点，决策、规划、管理的方法论研究也开始启动，成为日后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先声。爱因斯坦、玻尔、马赫、彭加勒、海森伯、薛定谔、玻姆等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观和哲学思想研究全面展开。在对科学革命及其激动人心的年代的迟到的辨析中，作为现代科学、哲学与文明基础的新的经验论、唯理论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源头得到重新评价。其中，《爱因斯坦文集》的全部出版标志着对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步入学术化阶段，有关马赫和彭加勒的研究则使科学思想研究从刻板印象转向理性客观的文本分析。经过一段新陈代谢与专业化积淀之后，科学与哲学和一般哲学范畴的纠结趋于淡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逐渐超越传统争论，转而从学理上推进科学化的哲学。一方面由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衍生出的数学对象、暴涨宇宙论、智能、生态价值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有关熵、混沌、分形、自组织演化等涉及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的哲学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涨落、超循环、非平衡、非决定论和非还原论等科学与哲学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并试图以此勾勒出新科学革命、新自然观和第二种科学的基本形相。随着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等新范式的出现和高级科普的引进，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哲学性和专业性进一步提升，转向作为其应有之义的科学中的哲学，并拓展至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聚焦时间、空间、信息、因果性、模态、附生性、涉身性、逾层凌域、自组织方法论等更具体的概念和方法，对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还原论与整体论、生成论与构成论、计算与实在、复杂性与非决定论、认知与身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量子力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空间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计算哲学等领域因此呈现出复兴或兴起的态势。科学哲学的引进和定位因受罗素与杜威的影响， 20 世纪初最先引入中国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调。 20 世纪中叶前后，金岳霖、洪谦和江天骥等人曾做过较系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或评价工作，此后基本中断。时隔 30 年再次引入科学哲学时，其主导范式已从逻辑经验主义经历史主义学派走向后实证主义。这一差距激发了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对科学哲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的译介之中，一度在知识界掀起科学哲学热。科学哲学的再次引入成为进一步进行观念调适的切入点。邱仁宗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 1982 ）的《跋》中引用经典观点指出，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坚持实践标准，用科学实际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舒炜光在集体著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的绪论中将众多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正在编织中而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并指出不论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圆圈，都会与别的哲学思想圆圈相交。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以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加上比传统思想更具思想杂交优势，自然就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和观念调适的突破口。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此之后的传播中再次展露锋芒。波普尔的知识论和证伪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是进化的产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猜测性、有限的和可错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的思想让人们看到了范式间的平行关系和范式转换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这些作为新观念的旧思想触发了知识界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选择与反思。科学哲学可大致分为一般的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划界、科学说明等）和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等，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领域类似）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并与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思想密不可分。近 30 年来，中国的科学哲学将一般的科学哲学与既有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相结合，成为科技哲学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研究范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担当了科技哲学领域拓展的孵化器。自 1979 年以来已经召开了 13 届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的主题包括：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分界、理论结构问题、说明问题、物理学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与价值、反伪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前沿的哲学伦理问题、自然哲学、后现代与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物理学百年革命与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认知科学哲学、科技伦理等。这些主题大致勾勒了科学哲学乃至科技哲学的问题域。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交流，科学哲学研究开始从学派述评转入问题导向的研究。继一些以问题而非学派为主线的科学哲学通论性专著出版之后，科学实在论等方面的专论亦流行坊间。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概念澄清和理论构建，反过来又激起更多质疑。例如，由量子力学对基于物质实体的经典实在观的冲击而引申出的关系实在论主张实在是关系的，关系的实在性在于其普遍性和客观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关系者。相关的讨论使关系实在论至少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得到辨析，一方面是本体论或存有论层面的关系对实体的消解，另一方面是认识论层面以主体间性重建客观性获得的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立场，其理路固然昭示了对独断本体论的突越和引入透视主义认识论之可能，但这两个层面能否融贯与会通、其与基于认识论旨趣的科学实在论的关系等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在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中，科学与哲学的相干性和科学哲学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反思。首先，科学与哲学可能出现相互启发的相干情形，但本质上各有其自主性。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分野类似，科学发现（如量子力学）与哲学结论（如某种实在论或方法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同一科学发现可以有不同的哲学结论，新科学发现对某个哲学结论的倾向性并不一定昭示其反论被逻辑地否证。同样地，科学方法论与反对方法亦可并行不悖。一些科学方法论的思考者敏锐地意识到，应在两极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并提出了互补方法论。其次，科学哲学的学科合法性在于它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科学哲学与其说是科学指南毋宁说是哲学试验，其问题域多处于科学尚不能对其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给出满意或自洽解释的边缘地带。有关科学化的哲学和关于科学的哲学的深入辨析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具有伟大传统的科学哲学因无法提供其所承诺的科学的世界概念而难以自诩科学化的哲学，却依然可定位为关于科学的哲学而确立其合法性。这种定位既便于界定一般的科学哲学，又能兼容作为科学中的哲学的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或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令两者成为科学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科学与哲学均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这种定位相当艰难，但又十分必要。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的哲学都是在与当时的科学的交融与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著名科学家霍金对当代哲学家不能跟上科学进步，而将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甚觉遗憾，并将这种对伟大哲学传统的背离斥为堕落，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更不可避免地要与具体的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相结合。面向科技时代的哲学考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科学形象从反映自然规律的科学延伸至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和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内生变量的科技。以此为契机，主流话语中科学的实际意涵拓展为科技，对自然和科学的哲学思考随之转换为面向科技时代的哲学考量，紧扣时代主题的科技哲学因此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科学思想与文化、科技伦理等领域获得全方位的发展。　　自然哲学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基于科技进展的新自然图景和自然观、由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以及对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存在状况的哲学沉思，这些讨论受到生态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科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新自然图景和新自然观多立足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新趋势，试图对自然及其演化做出自洽的描述，并为认识自然与社会提供方法论启示，如计算主义、虚拟认识论等。金吾伦、董光壁等人在反思还原论和分析重构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成论和整体生成论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探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促使学界从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分野出发，探讨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比较研究（如中日）、绿色科技创新等现实问题，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问题展开对话。其中，有关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科技观的研究在探析科技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后指出，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科技发展应在本体论层面从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在认识论层面从天然自然走向大自然系统，在方法论层面从自然的简单化走向复杂化，以伦理引导技术创新，并承认科学认识的有限性和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对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存在状况的哲学沉思则试图从存在论意义上重建自然的概念，主张沿着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重视时间性发现和博物学传统，打破由世界作为图像和人作为主体所带来的自然的图像化和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以此寻求人类、生命和宇宙的根本与源头，回归自然作为本性和本原的哲学意味，复兴牛顿以来中断的自然哲学传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国际科学哲学中正统论题的核心地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一方面受到后实证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后哲学文化、女性主义等后现代性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到自然化科学哲学、实验哲学、新实用主义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等思想流派。通过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科学大战等问题和事件的探讨与反思，学界开始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提出了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和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等研究纲领。前者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在对科学理性的理解上，主张放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野 , 突破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通过对世界的表征而获得普遍性知识的立场，转而强调实验对研究对象的介入和知识的地方性，使科学哲学从理论优位走向实践优位。后者试图在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的基础上，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并结合语用、修辞、隐喻研究为科学实在论与科学理性辩护，进而将其运用于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数学哲学等领域。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陈昌曙等人关于工程技术方法论和技术论的研究。此后除了在技术创新等应用研究中不断拓展，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入，几年来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在技术与伦理、技术与文化、技术与工程和技术哲学思想史等领域均有所发展。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工具实在论、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和技术的发展规律等问题。其中，有关技术的价值负荷或负载的讨论表明，技术并非价值中立，为了克服技术风险使其造福人类，应该充分揭示技术的价值因素，并使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探讨适应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结构。第二类探讨科技革命和高新科技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第三类是案例研究和建构论的微观经验研究。在科技思想史、科技文化以及科技伦理方面，引人注目的问题有：（ 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和人物思想、李约瑟问题、西学东渐与科学文化传播、科玄论战与科学主义、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演变等；（ 2 ）科学思想史研究超越辉格解释和真实的历史，并将历史文化语境引入相关研究之中，让科学丰富的内涵以非教科书的方式得以呈现，特别是在女性主义科学史、中世纪科学、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革命、科学与宗教等问题上展现了全新的阐释空间；（ 3 ）有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科技与人文的对话以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使科学、伪科学、反科学、非科学、民间科学、中医方面的问题等得到深入探讨，并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必要张力、科学划界标准的多元化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还提出了类科学、科学文化的第三极等新思路；（ 4 ）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领域关于科学有限性的讨论使科学知识的多元性、可错性和对文化背景的依赖得到初步的探讨，公众科学、东西方科学范式比较、科学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等研究也因此展开；（ 5 ）在科技伦理方面，在生命伦理、信息网络伦理、高技术伦理、科技伦理理论、科学不端行为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影响到公共卫生和科研诚信建设等政策层面，在对科技伦理何以可能等问题进行讨论之后，科技哲学界的交叉学科优势与应用伦理学界的研究形成了互补，目前正在形成以科学研究伦理、技术伦理和工程伦理为主体的科技伦理体系。走向多元拓展与深度省思　　回顾 30 年来的发展，科技哲学在不断拓展和分化中已经成为一个分支庞杂的学科群，其专业谱系从哲学一直延伸到政策、传播等领域，基本形成了关于科技的哲学和关于科技的研究两大类研究旨趣。前者主要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人文与理论导向的科学研究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由科学知识社会学、技术建构论等发展而来）、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等，后者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或社会科学与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科技传播、科技管理与政策等。前者属科技哲学应有之义，而后者之所以在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日益专业化的情况下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是由于对科技与社会的互动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科技和科技观方面的背景，使科技哲学独有的跨学科优势得以显现。　　这两方面都是对时代需要的不同层面的回应，最近兴起的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表明，两者的并存实际上给学科拓展留下了弹性空间。工程哲学是在哲学界与工程界的共同推动下兴起的，它主张关注工程实践，研究工程理念、决策、设计与实施中的哲学、伦理和社会学问题，目前正在展开工程哲学、工程社会学、工程创新、工程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产业哲学的倡导者主张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有必要延伸为关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四元论体系，认为应该关注产业活动的哲学问题，研究产业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产业的价值增值等问题。鉴于这一态势，一些学者提出以科学技术学或科学技术论整合两类研究。另一些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建议的学者则主张，在这种二元结构下首先应该将科技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设。这两种建议其实都表达了一个思想，即尚需对科技哲学未来走向作深度的反省，以此集合新的学科凝聚力。　　首先，不论是关于科技的哲学还是关于科技的研究，其所涉及的领域应该在专业化和规范化方面得到提升。以科学哲学为例，一般的科学哲学和具体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在国际哲学界都是严格专业化的，并已经形成了一套专门的概念、论证方式、研究群体、出版刊物和论述场域，不了解其历史、语言、技术、方法和当下的主题，就不可能做出能与国际学界对话的研究。在这类成熟的领域中，各种理论建构和新研究范式的提出必须建立在系统的引进消化之上，对因果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等具体的问题展开课题式研究，而不一定要急于构建普适性的研究纲领，近年来《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科学哲学基本著作丛书》、《山西大学科技哲学译丛》，以及《哲人石》和《开放人文》等所做的译介是富有建设性的。　　其次，在遵循各个专门研究范式的规范的基础上，应该综合已有的视角、方法和思想资源，对当代科技的哲学基础进行整合性的研究。这首先涉及研究传统的互动和学科内的整合。对此，学界已经展开解释学与现象学的科技哲学研究，旨在推动分析传统与解释学和现象学传统、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互补整合。这种整合性考察有助于对词与物、语义与语用、理论与操作、概念与工具、理性与效用、实验室与生活世界、普适规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互动进行描述和分析，进而揭示当代科技日益呈现出的技术化科学等整体特质，惟其如此，才能重启对科学的形而上学沉思，从存有论、认识论乃至价值论层面追问科学的哲学基础，反思科技时代人的存在。其三，应致力于构建一种体现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科技观。在未来的 50 年里，中国将全面进入科技时代，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发展势必越来越复杂地与科技相纠缠，如何恰当地看待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中的地位，是科技哲学必须不断有所回应的问题。如果说科技哲学对科技的理性态度、实证精神和实际效用的阐发曾经促使科技成为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首要力量，那么在迈过这一步之后，科技哲学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之一应是运用科学精神本身反观科技在现时代的价值和人与科技的关系，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迄今为止，科技的优越性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相信它是成功地理解世界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但也要看到，科学技术远未穷尽对世界的理解，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所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同时其固有的不确定性令其对世界的改变有时伴随巨大的风险。这一方面需要更多建设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则应将科技视为诸多文化形式的一种加以反思，建立起科技与其他文化的对话和专家与公众的对话。恰如科学活动论所主张的那样，科技是一种人类活动，反思科技是为了更加接近人的价值和目标。（全文载光明日报 2008 年 11 月 25 日理论周刊学术版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学科发展综述专栏）后记：本文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还望方家海涵希望本文不是给昭君画像，令看官不再或更不待见此杂拌专业但愿本文不完全让人看了不知所云曾几何时，科学哲学是思想冰河里的破冰船...... 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个人分类: 纵论|7526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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