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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与人为善: Chiyankun2016 2018-9-28 09:37; 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据科学网报道， 9 月 22 日杨振宁教授在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我一直觉得 20 世纪、 21 世纪科学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各个领域发展空前活跃，而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但是国内对于这方面的各种分析、介绍和记载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之不够。” 他又说： “尤其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的记载分析工作，不是做得不够，而是根本做得一塌糊涂。” 杨振宁列举了自己的老师吴有训先生的事例。吴先生是西南联大物理系一位重要的人物。上世纪 20 年代时，吴先生是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的学生，帮康普顿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不知道谁发明出来一个名词‘康普顿—吴效应’，但是我在国际文献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名词。”杨振宁说，“有人要表扬吴先生的工作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于是别人就引用。这既是对历史的不忠实，对吴先生的不尊敬，也是对中国年轻人的误导。” 【非常不够】，我可以接受。但是【根本做得一塌糊涂】这个严厉的批评令我惊讶。而所举的例子也不能令人信服。杨先生也说，吴有训【帮助康普顿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杨先生没有说。我看这个重要性重要到关系到康普顿效应是否被世人所接受的程度。吴有训之前，康普顿发表文章的时候，只做了 X- 射线在石墨上的散射实验 , 对于它的结论是有怀疑的，尤其是当时一位很有声望的 X- 射线专家，哈佛大学的 W ·杜安教授及其助手提出两项质疑，需要回答。所以必须拿出更充分的实验。而这就是吴有训的工作。只是在吴有训用更多的材料（十五种）做了实验并给出非常可靠的结果之后，康普顿效应才得到公认。因此，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苏联学者认为康普顿效应应当叫做康普顿 - 吴效应。这不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更不是八十年代提出的。当然八十年代开放以后，更多的人知道又这个提法，也有更多的人接受了。尽管吴有训一直不赞成这么提。我认为，对这个提法可以有争议，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中国人对近代科学史的认识“一塌糊涂”的证据。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我无缘读到杨先生的全文，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充分的证据），就做出“一塌糊涂”的评语，是不是太过刻苛了一些。吴有训是不是应当在康普顿效应挂名，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发现脉冲星的那位那位研究生也没有被承认，而她的老师却得了诺贝尔奖。跟她相比，吴有训一点也不冤枉。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乔丝琳•贝尔应当一同得奖。首先提出应当把康普顿效应叫做康普顿 - 吴效应的是苏联物理学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吴有训访问苏联的时候。我现在意识查不到那位苏联物理学家的名字，如果是我记忆有误，请网上的朋友指正。不要误人子弟。俄罗斯人跟中国人不同，人家是有点影子就给自己的民族争荣誉。而中国人则是谦虚。难得真的关心帮助别人争荣誉者。吴先生自己也很谦虚，从来都说自己只是康普顿的学生。但是我们应当公正的评价他对康普顿效应的贡献。没有他的工作，那个诺贝尔奖还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因为有公开的，权威人士的质疑。杨先生认为不应当挂名，而另一些人认为应当。这是正常的争论，不能说哪一个说法就是一塌糊涂了。而以此一个例子就说中国人对近代物理史一塌糊涂就更是不可思议。外国人就那么清楚吗？未见得。我在科学网也说过一件事，就是 B0 和反 B0 的 mix 是不是 CP violation 这个问题。我跟一些科学家讨论过。比如哈佛大学的吴大骏教授。他一开始不赞同，而且态度很强硬，可是第二天争论之后，他觉得大概应当算是破坏了 CP 对称性吧。当然。我们两个人这样说还不算数。我的另一位忘年之交，应当也是杨先生的朋友了。他开始的时候觉得“这就是 …… ”可是他显然是想起来些什么，说：“ hold on ， hold on…… ”然后思考相当长一会儿，非常坚决的说：“反正不要说这是 CP violation 。”然后不容分说，回头就走，一点也不给我分辩的余地。我明白，他开始的时候跟着我的思路认为这就应当是 CP Violation 嘛，可是我在开始问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把它称作 CP Violation ，他也想起来至少我们 ALEPH 的文章是怎么写的。这个问题有点大，他不想动这个这个问题，也就不让我继续问下去。后来，回到多伦多我写信问过杨振宁先生。他是研究对称性的专家啊。他推说自己不搞高能物理多年，不了解了。其实这是个物理概念问题，是每一个大学物理教师都应当弄清楚的问题。我是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文献上都不说这也是 CP 不守恒。即使这是，也不排除寻找其他方式的 CP 不守恒的重要性。不过我也感谢杨老师的答复，至少这是个他这个专家也不可能否定的问题。我思考这个问题还在与，这里是不是会有什么课题值得深入探讨。我觉得物理学家就是要较真。任何微小的疑问都不应当放过。而这些“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不肯叫真的态度实在让我感到失望。其实这类问题也还有一些。近代物理学，尤其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大家急于抢前沿的最新成果，对于已经发现的事实往往可能没有很好的梳理。其实杨先生与李政道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也是梳理数年前的实验事实的结果。我看在 B0 mixing 这个问题上，许多西方科学家就缺乏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但是我也不能因此就说是一塌糊涂啊。那毕竟只是一小朵浮云罢了。我个人一贯主张批评，首先要实事求是；只要不是敌人，就应当与人为善。就是对于敌人，也不妨保持一点与人为善之心。实事求是，是客观性。与人为善，是主观的态度，而态度反应出动机。而有“与人为善的”动机或者态度，就可以不太偏激，比较容易做到实事求是。我第一次在互联网上讲与人为善是在九十年代。当时在多维新闻网上有一群人批评吴征和杨澜，死缠乱打，甚至说要攻击某家的网站。我觉得太过分了，写了一篇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激烈，年轻人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结果受到那群人的攻击，带头的一个化名不平，其实就是 H 平。道貌岸然的时候用 H 平，撒泼的时候用不平。后来我就上不了多维网了，直到多维易主。几年之后，杨先生的婚姻也受到一些人攻击，我又在《枫华园》（加拿大华人学人的网上刊物）上发表了与人为善的文字。我一贯认为，不能因为自己看不惯就对别人妄加批评。我总感到，互联网的出现，让人们有了空前的发表自由，缺乏自律和规范，使得人们过分放肆，浮躁之气充斥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而华文世界似乎更为严重。这种气氛不利于人才的出现于保护。中国有十三亿九千万人口，人才向来是不少的。但是人才多也禁不起浪费。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何等人才济济朝气蓬勃。可是一场反右斗争就整的万马齐喑了。 58 年的时候毛泽东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引用龚自珍的诗文，公开号召“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人才问题关键在于使用和爱护。是不是人才大多数场合大家是知道的。问题是有各种清规戒律把人才排除在外。改革以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是没有了，但是社会环境对人才的摧残不可忽视。比如说写出《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等等优秀作品的王朔，被称为痞子文学。吃了一个奶油蛋糕过生日的唐国强就成了奶油小生，认为吴有训应当挂名康普顿效应就被当作一塌糊涂，而且是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一塌糊涂，这种环境是摧残人才的。我们国家这么多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除了追悼会，或者对同门老师等等的纪念文字之外，就没有听到提携后进夸奖别人的文字。南仁东，死后都说他了不起，可是他一辈子就没有得过一次奖励，甚至连一次表扬也没有。我们没有形成一个互相帮助，合作奋进的气氛。这个网上偶尔也有新的思维的火花，但是鲜有内行者出来说一句鼓励的话或者中肯的批评的话。以沉默扼杀新生事物，比激烈的反对更可恶。所以我想，坚持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原则也是开创一个和谐的向上的科学研究环境的需要。; 621 次阅读|1 个评论

首届科学奖金一等奖是如何评选出来的？: 热度 2 keyuanwangshi 2015-12-4 01:38; 王扬宗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评审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共有34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引人注目的是，获得一等奖的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都是由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以下简称“数理化学部”）评选出来，再经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和院务会议审核确认的。此次科学奖金评审之前，国务院于1955年8月审核通过并颁布了由院内外专家起草制订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评奖范围和标准、推荐方法、评选机构和评审方法等重要内容。该奖名称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实际上面向全国科技界，因此后来被追认为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此次评审工作由中科院组织，以同行评议结果为基本依据。首先由中科院“各学部负责接受和审查各机关、学校所推荐的科学研究工作报告或科学著作，按其在学术上或国民经济上的意义，以及其工作本身的创造性进行评选，分别等级，作出结论……然后由学部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评选时可邀请有关专家组织专门小组审查”，继而由中科院专门设立的科学奖金委员会“对各学部评选通过的科学研究工作报告或科学著作，作统一的审核”，最后“提请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授奖”。评奖工作于1955年9月公告正式启动，至1956年3月1日推荐截止日期，先后共收到500多项推荐成果，其中数理化学部就有109项。该学部常委会议决定对每项成果邀请不少于两位专家进行审阅。至1956年9月，基本完成了近100项报奖成果的初审。 1956年10月初，数理化学部将有关报奖成果分送有关学部委员作会前审阅，并请在京常委及在京相关研究所所长组织筹备委员会，有关专家交换意见，进行了会前酝酿。10月15日至19日，数理化学部召开学部常委扩大会，邀请该学部常委、在京该学部委员及中国科学院奖金委员会有关委员出席。会议由吴有训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竹溪、叶企孙、江泽涵、吴有训、吴学周、周培源、柳大纲、施汝为、纪育沣、段学复、陈建功、袁翰青、黄昆、恽子强、张青莲、葛庭燧、彭桓武、傅鹰、杨石先、钱三强、赵忠尧、钱学森、钱临照、饶毓泰、华罗庚、严济慈、张钰哲、许宝騄等学部委员。会议期间，分数学、物理（含天文）、力学、化学四组，邀请江泽涵、陈建功、叶企孙、钱三强、施汝为、周培源、钱学森、杨石先、吴学周为各组组长。各小组对每项成果进行了讨论，作出评价，分别等级，继而召开全体会议进行评比、平衡，最后由学部扩大常委会议全体出席委员进行无记名投票。为了维护中科院科学奖金作为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权威性，数理化学部与会委员一致认为，得奖成果代表着我国的科学水平，一方面一定要以国际水平为尺度，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我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科学奖金对于科学研究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经反复讨论后，大家认为：这次科学奖金应主要依据学术上的创造性进行评比，不应夹杂着照顾资历、学术地位等其他条件。奖金等级的区分依据是：“一等奖著作的创造性对于其所在学科重要园地的开辟，或对于解决某些国际上认为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成就。这样的著作在国际上并非每年可出现的；二等奖著作的创造性对于其所在学科新园地的开辟有一定的初步成就，或系统、透彻地解决了某一重要问题；三等奖著作的创造性较小或在国际上属于一般，而在国内为首创或高于国内一般水平。” 数理化学部常委扩大会议上，最初数学、物理、力学和化学四个小组都提出了获得一等奖的成果，其中还包括力学1项、物理学1项和化学2项。但在各组交流评奖标准的过程中，大家达成共识，就是获奖名额“一般应从严，特别是一等奖宁缺勿滥”。为了鉴定有关成果的国际水平，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的文献调查。如化学方面，对于兰州大学朱子清教授等人的贝母植物碱工作，最初曾估计可列一等奖，后来认为其化学结构合成工作尚未开始，只能得二等奖，再后来进一步考虑国际上能做结构工作者颇多，而他们工作在结构方面也未能完成，最后建议列为三等。化学组的认真评审起了榜样作用。力学组钱伟长等“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物理组葛庭燧“金属中的内耗与金属的力学性质的研究”两项成果，最初曾提出应列入一等奖。讨论过程中，认为葛庭燧的工作成就不够大，改列二等。钱伟长的工作在薄板大扰度问题做得系统彻底，可列一等奖，但就国际水平说是“每年可出现的”，故改为二等奖。吴文俊的工作“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是拓扑学及微分流形的几何学的一个基本性工作，引起了国际拓扑学界的重视，因此列为一等奖没有异议。但华罗庚先生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及代数数论”的工作有16篇论文，有的人认为综合起来衡量应比吴的成就高，但单篇而论比吴低，有的人甚至说可得“三个二等奖”。后来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华的工作主要在多元复变函数方面，是国际领先的工作，最后确认华的成果为“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应列为一等奖。此次评奖成果以国内研究工作为限，但在初评结果报送到分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那里后，他认为应考虑中国科学家在国外的一些重要成果，以利于争取留学生归国和调动归国留学生的积极性。1956年12月，数理化学部召开学部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补评，一致推荐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为一等奖，并推荐李敏华、黄昆的工作为三等奖。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公布评奖结果，一等奖即数理化学部推荐的上述三项成果。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三位一等奖获得者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的照片和获奖感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三项工作经过了时间的淘洗，仍然属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列，当年数理化学部的评审工作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严谨的，令人尊重的。《中国科学报》 (2015-12-04 第6版历史); 7691 次阅读|3 个评论

吴有训: 热度 1 xcfcn 2013-2-27 22:11; 1、吴有训（1897-1977）江西高安人，是通过江西官考留学芝加哥大学。 2、康普顿效应的发明人之一。 3、1935年吴有训曾邀请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Dirac)来华讲学，狄拉克于当年7月到达北平，在清华大学作了三天的学术访问，应正电子有关问题发表演讲，这是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最前沿课题之一。此外，丹麦的物理学大师玻尔于1937年初到中国访问时，也应邀在清华大学作过学术报告。 4、1930年10月，吴有训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立足于国内，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在几年当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的强度、温度对散射的影响和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5、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吴有训当天晚上8点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与喜悦之余，心中还有一星半点的苦涩与遗憾。他的恩师康普顿教授曾是美国核武器研制计画中的高级顾问，他的众多学生参与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而他本人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却很少知情，失落之感，惟有自知！但他很快就释然了，毕竟是由自己所教出的学生们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学生的名单可以拉出一长串来：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梅镇岳、郑林生、金星南、胡宁等等，他们都参与了研制工作，学生们圆了老师的强国梦。在陪同国家领导人一起亲切接见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时，周恩来总理特地请吴有训讲话。他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竟脱口而出地说道："同学们！" 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称呼不合时宜，赶紧改口为"同志们"，而下面的"同学们"此时已然发出了轻微的哄笑声。周总理见状立刻明白了个中奥妙，忙在一旁说："吴先生，你不必改口，还是称呼'同学们'更好，这里只有你有资格使用这个称呼，这是你的特权！" http://pec.jstu.edu.cn/physics/physicist/%E5%90%B4%E6%9C%89%E8%AE%AD/%E5%90%B4%E6%9C%89%E8%AE%AD.html; 个人分类: 杂论|1670 次阅读|2 个评论

抗战时期清华教师汤佩松、华敦德、吴有训在英美期刊发表的论文: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1-4-5 22:34;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除自己创办期刊发表科学研究成果以外，也在国内外其他期刊发表科学研究成果。仅在抗战前夕，清华全校约 380 余名教师，约有近 40 ％在《清华学报》、《理科报告》、《工程学会会刊》等校内外、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据 1940 年 8 月 9 日，美国《物理化学杂志》（ Journal of Physical ）即收到来自中国昆明，署名国立清华大学生理学实验室和物理系汤佩松、王竹溪的“ Thermodynamic formulation of water relation in an isolated living cell ”一文。这篇论文未经修改，即发表在 1941 年第 45 卷第 2 期的《物理化学杂志》。次年，又被 1942 年的美国《生物学文摘》（ Biological Abstracts ）摘登。该文远早于他人利用细胞内、外水的化学势发展了对植物细胞水分运动的热力学处理方法，美国迪克大学克拉麦教授认为该论文具有“先驱性意义”，“论文已远远超越其时代” 。 1936 年清华聘任的美籍专家华敦德（ Frank Wattendorf,1881 － 1963 ）也于 1938 年 8 月和 10 月先后在英国的《飞机工程》连续发表《中国清华大学之 15 英尺口径航空风洞》和《中国清华大学之 5 英尺口径风洞》两篇论文。吴有训（ 1897 － 1977 ）等于 1945 年在国内的《中国科学院科学纪录》发表有《关于 X 射线的吸收Ⅱ》一文。抗战时期，英国李约瑟教授访问西南联大时，将沈同教授有关余甘子维生素 C 的研究论文带到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于第 152 期。这不仅实现了艰苦环境下与外界的科技学术交流，而且也实现了西南联大在国内外期刊间的深层次交流。参考文献：苏云峰 .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 － 1937 ）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 121. 刘寄星 . 汤佩松和王竹溪关于植物细胞水分关系的合作研究及其启示 // 杨舰，戴吾三 . 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97-118. 黄延复 . 华敦德在清华 // 杨舰，戴吾三 . 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70-78. 详见：姚远 . 西南联大学术期刊及其科学传播——兼与西北联大比较 . 伊继东，周本贞主编 . 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 313-325 ；中国现代史学会：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 2007-11-10 （昆明）; 个人分类: 期刊传播史论1|3953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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