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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白芋香
liyou1983 2017-8-9 17:02
一 离开家乡多年,友朋相聚,聊起过去,吃食还是永恒的话题。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童年的饥饿、饥饿、饥饿,与饥饿密切关联的就是霉烂的山芋! 家乡在江苏,江苏的北部,河淮之间,属于不南不北、不冷不热、不穷不富、不山不海的尴尬地带。乡间典型的农作物也很规则:冬春小麦,夏秋水稻。不过,农民喜欢种植的往往不是稻麦,因为地少人多,稻麦虽好,产量低,又得缴公粮。不管粗粮细粮,吃饱肚子才是硬道理。六七十年代,玉米、大豆、高粱等偶有种植,数量最多的还是泼皮高产的山芋! 山芋是家乡的称呼,又名红薯、番薯、地瓜、红苕等。原产美洲,明代后期引种, 李时珍《本草纲目 • 菜部之二甘薯 》盛赞“蒸炙皆香美”, 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述了种植方式。因栽培简便,耐旱抗虫,高产稳产,淀粉丰富,含糖量高,可食用、酿酒、制糖或作饲料,很快传遍南北。 二 山芋草本,秧蔓细长,栽种简单:春末,气温回暖,去冬窖藏的种芋苫上草木灰粪,萌芽成秧,将秧蔓切段栽插,浇水即活了。一般是施完基肥,起垄种植,垄高尺许,宽约两尺。可能因为垄地疏松,又便于排水、除草,产量很高。入夏,温暖湿润,茎叶匍匐地面,快速生长,可达数米,花开红、白。除了掐顶、翻秧、除草,基本上就不用管理了。 春夏间的嫩秧,清炒、凉拌,略微苦涩,偶尔吃吃,确也清香,如今已是价格颇高的蔬菜了。前三十年,社队常有忆苦思甜活动,众人集合,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之后,往往就是将山芋秧蔓洗洗,切段,不放油盐,大锅煮了,一人一碗。不过,山芋的秧蔓主要是青饲料或干饲料,猪、兔爱吃。父亲说,除了了灾荒时期,解放前的乡民很少吃它。 夏末秋初,夜露滋矣,晨霜白矣,木叶黄落,大雁南飞,山芋秧蔓停止生长,根茎逐渐膨大,地垄撑开了道道缝隙,就等着择日收获了。山芋皮呈紫、黄、白色,肉亦有紫、黄、白等色,没长大的筋多味淡,不好吃,个大的可达三五斤甚至更多。 为了便于储藏,山芋收获之后,大多刨片晾干,所谓的山芋干或红薯干。晴朗的日子,各家收获山芋后,在地头就近刨切,一片片地晾晒在干耸的坷垃上。有时白天秋阳高照,夜半风雨突至,全家赶紧外出抢收山芋干。如果晾晒不时,或者阴雨连绵,冬春就得吃着霉烂的山芋干了。 家乡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仅一亩左右,农业即便高产,但缴纳公粮、集体积累之后,口粮常年不足。加上政策限制,几乎没有其他副业收入。秋收后,人们还要携带不多的稻米,偷偷爬上运货的列车,到土地较多的安徽、河南等地,换回山芋干等粗粮,这颇符合比较优势的区际贸易原理。 三 水分、糖分足,山芋生食脆甜,蒸烤软甜,香味浓郁,品质好的颇似栗子。最好的吃法,一是与大米等细粮煮粥,二是煨、烤。冬天,闲了,将山芋埋进饭后的灰烬里煨,或者放在炉边烘烤。忙碌后,闲聊中,山芋皮酥里熟,香味四溢,就可以烫着手吃了。 山芋是广种多收的救命粮,偶尔吃吃确很香甜。但不含蛋白质、脂肪,养分单调,吃多了腹胀、呃逆、烧心、泛酸,不耐饿,不养人。贫困家庭,长期食用,即便变换花样,蒸、煮、烤、烙,万变不离其宗,尤其是咬牙切齿地嚼着霉烂的山芋干,很难迸发清新快乐的生活情感。 童年长身体,食欲旺,活动多,但粮食不足,无法选择,吃过太多的山芋。对于街头香喷喷的烤山芋、煮玉米,饭店中小巧玲珑的紫薯之类的粗粮,至今不生好感。也许,曾经赖之果腹,对它不该生厌? 近一两年,采买蔬果,也会捎带几个了。 (风花雪月,而已而已)
个人分类: 杂花野草|1298 次阅读|0 个评论
光启公园
热度 2 huailu49 2015-7-13 13:45
徐光启的出生地徐家汇,原名法华汇,为纪念徐光启才改为现名。 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汉族,松江府上海县人,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相当于第一副首相)。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
个人分类: 人文地理|2742 次阅读|4 个评论
在古观象台上
热度 19 lev 2015-6-30 10:20
在古观象台上 引子 大家看我这本小说写北京 法源寺,今天下午我要去法源寺去看看,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去过能把这个小说写得神龙活现,这就是文学家嘛,就干这个的。 ——李敖 北京大学 2005 小学时有篇课文就叫《在古观象台上》,可惜如今残存在脑子里的,除了题目,什么也没有。这本不奇怪,如果一个人可以保留并无碍输出自小学以来所学知识之主干框架与大部分细节,他的博学程度就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活词典”(或者“活wiki”)了。真正奇怪的是,像“古观象台”这样一个于我没有什么内容的“符号”(也就是在经验域中没有任何指谓)竟然可以在记忆中顽强地盘踞这么多年,以至于“登台”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到今年6月中旬以前,计上京三次,行踪游荡于四九城的西北与东北方向,去了国家天文台,去了北京天文馆,唯独落下了东南角的古观象台。今年初,《天文观测完全手册》也付梓刊行,我在书中专辟“公共天文台资源”一节,煞有介事地聊了聊古观象台的沧桑——所谓“空谈”,此之谓也。于是乎,此次上京决计一了夙愿,老陆(游)不是说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否则长此以往,对不起观众,更对不起自己...... 敬协天行无所逸,顺敷星好敕时几 观象台西侧为紫微殿。“紫微”者,北极之帝星(今天的北极星为勾陈一,即小熊座α)也,处紫微垣(人间之紫禁城)之中央,乃众星之主。 殿中悬乾隆手书对联与横批(注意断句!): 上联:敬协天 行所无逸 下联:顺敷星 好敕时几 横批:观象授时 上联合于“观象”,下联合于“授时”,总结了中国传统天文的精神——“ 刚柔相济,天文(纹)也;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 ”(《周易· .贲卦 》)。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 不是astronomy,似乎更接近古希腊的cosmology,即“和谐而有序的存在” cosmos。 台下与殿前计有先贤塑像六尊: 上(从左至右):(东汉)张衡 (南齐)祖冲之 (唐)一行(张遂) 下(从左至右):(北宋)沈括 (元)郭守敬 (明)徐光启 这些在文献中闪耀的名字汇聚在这里,可以形成一种“气场”,大概只有巴黎的先贤祠( le Panthéon )可以比拟。 唯一令我不解的是:对于作为明朝内阁大学士的徐光启而言,为何官帽选用的是“公服” 幞头 (类似宋代官帽样式,只是明代样式的帽翅更短一些。可与沈括对比),却不用更常见且更具有辨识度的“常服”乌纱帽??? 赤道式日晷(原件藏于故宫)与地平式日晷,从地平式日晷上可以读出兄弟我拍照的时间: 辅助授时的星晷(左)与月晷(右): “张衡——郭守敬系统”与“第谷——南怀仁系统” 观象台的精华在于天文仪器。不同时期天文仪器的创制是基于不同的宇宙模型。从基础主义( foundationalism )或还原论( Reductionism )视角的理论上看,这些宇宙模型从不同的基本物理图像(作为公理化假设)出发根据一定的计算推演程式构造出拟合观测现象的唯象理论( phenomenology )——脱离预设观念体系的实验观测是不存在的。换而言之,这些天文仪器的创制原理与运行机制无法脱离创制者所持宇宙模型的理论体系——用个更哲学的词汇——“宇宙观”( view of the cosmos ). 台上台下走一遭,兄弟我私自揣度先贤,根据不同的基本物理图像把观象台的主要天文仪器大致分为两个系列: (1)基于落下闳“浑天说”的“张衡——郭守敬系统” (2)基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与阿里斯塔克——哥白尼日心说之折衷体系的“第谷——南怀仁 系统 ” “浑天说”与“折衷体系”所扮演的角色也许可以用热力学史上的“热质”( caloric )来类比吧...... 综合史料,北京古观象台原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金元时期(而国家天文机构的传统可以上溯更早)。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攻破北宋都城汴京(开封),在大肆掠夺财富的同时将北宋司天监的天文仪器(苏颂、沈括及前代学者的成果)迁运到中都(北京)。由于开封与北京的地理纬度差异,这些被掠夺的天文仪器丧失了足够的观测精度,几乎丧失了观测功能,沦为摆设。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在大都(北京)城内东南角营建太史院和司天台,作为国家最高天文机构。郭守敬先后担任同知太史院事(即副长官,太史令由王恂担任)、太史令,主持大小事务。 我们今天看到的古观象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大致与“星学之王”第谷先后创立的汶岛天文台(建于1576年)和布拉格天文台(建于1599年,次年第谷与开普勒相遇)处于同一时代,是明清两代国家最高天文机构。今天观象台陈列的天文仪器主要是执掌明清两代钦天监的中国官员(以徐光启、李天经为代表)和耶稣会传教士(以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为代表)创制的 清制仪器 和 明制仪器的复制品。 其中明制仪器 浑天仪、简仪、复原的玲珑仪等属于“张衡——郭守敬系统”。 其 基本物理图像来自于落下闳的“浑天说”,据唐代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卷一》引述—— “张衡《 浑仪注》曰: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 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绕地下。 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 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之中也。在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 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 浑,故曰浑天也。赤道横带,天之腹;去南北二极,各九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五。 横带者, 东西围天之中要也。然则北极小规去赤道五十五度半,南极小规亦去赤道五十五度半,并出 地、入地之数,是故各九十一度半强也。 ” ...... 浑天仪系浑仪与浑象(浑天象,即天球仪)的合称。前者是观测仪器,由“浑天说”提出者西汉落下闳首创,东汉张衡、唐李淳风等沿袭改进,以同心圆环结构实测目标天体的天球坐标;后者是演示仪器,类似于今天天文馆的天象仪(比如北京天文馆的蔡司天象仪)或天球仪(天体仪),根据已测天体坐标布列星辰于球面以模拟天球上的天象(比平面的星图更直观一些),主要起天文官员业务培训与“科普”功能——当然“科普”的对象一般仅限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历代民间私习天文属妄测天机、觊觎神器性质,乃重罪)。 简仪是郭守敬(可能吸收了阿拉伯天文学成就)对传统浑仪的简化改进版。传统浑仪用于确定坐标的同心环较多,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较大的中心差,增加了校准的难度。另一方面,过多的同心环在操作中容易遮蔽天体,形成大量观测盲区。北宋沈括和元郭守敬相继用计算地位取代实测圆环(白道环与黄道环)最终拆分传统浑仪,将赤道坐标的测量和地平坐标的测量分立为两个部分,以改进传统浑仪的不足。 左:明制浑仪(复制品) 右:明制简仪(复制品) 今天古观象台陈列的明制浑仪与简仪系复制品(还有一件1:3复制品),原件抗日战争前夕迁往南京,现藏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而台上陈列的浑象系清制天体仪,也称清制浑象。 郭守敬创制的玲珑仪没有留下实物且史料记载不多,故就其形制功用多有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认为玲珑仪系浑象或假天仪,都属于演示仪器。不同之处在于,浑象的参考系在天球外,而假天仪(类似现代天象厅)的参考系在天球内,也就是人在球体内观察。 其二,认为玲珑仪是一种改进的浑仪(比如北师大的杜昇云教授),具有实时观测功能,可能采用了中空网格的球形构造。这些网格起到天球坐标系的作用,便于球内的观测者定位天体。 根据流传下来的元太史院校书郎杨恒的《玲珑仪铭》记载:“十万余目,经纬均布”、“人由中窥,目即而喻”,连同东汉班固《 弈旨 》中“ 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 ”佐证,兄弟我目前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复原的玲珑仪似乎采用的是第一种观点 小时候读的《十万个为什么》就介绍过一种通过平面网格坐标系描迹观测天体视运动的方法,高中物理实验探究平抛运动用的也是类似方法,只不过相对于观测者,前者运动“极慢”,后者运动“极快”——合起来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希腊芝诺或先秦名家的“飞矢不动”,作为运动连续性表征的轨迹观念,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厢情愿,或许经不起马赫式的诘问...... 今天观象台上陈列的八台清制仪器可归为“ 第谷——南怀仁 系统 ”。 其中测定 黄道 坐标的 黄道经纬仪 、测定 赤道 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 象限仪 )、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 纪限仪 和演示天象的天体仪(清制浑象)计六台仪器系康熙八年到十二年(1669~1673)由执掌钦天监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监制督造。 合并地平经仪与象限仪功能的地平经纬仪由耶稣会传教士纪里安督造,时间在康熙五十二年至康熙五十四年. 观象台上最后一件重器——体现中西结合的 玑横抚辰仪(清制浑仪)制造于乾隆九年到乾隆十九年(1744~1754)。 上(从左至右):赤道经纬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地平经仪 下(从左至右):黄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 玑横抚辰仪 “第谷——南怀仁 系统 ”的基本物理图像来自于第谷的折衷体系。这个体系是调和 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与阿里斯塔克——哥白尼日心说的产物 ,它既保证托勒密体系中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又充分吸收哥白尼体系的合理因素,将其余行星的支配权留给了太阳,构造了行星绕太阳作匀速圆周运动而日月轨道仍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图像。 第谷体系示意图 明末万历至崇祯朝,由于明初颁行的《大统历》(基本沿袭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不敷使用,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引入“西法”(欧洲天文学)先后主持修订《崇祯历书》,聘请耶稣会传教士 龙华民 、 罗雅谷 、 邓玉函 、 汤若望 等人参与译介同时期欧洲天文学成果,第谷体系与哥白尼体系引入中国。 由于哥白尼体系在实测精确性上的劣势(还有两个致命缺陷:观测不到恒星的周年视差和更深层次的地球自转所带来的惯性难题),《崇祯历书》采用的基本物理图像是相对保守的第谷体系。这对于后来南怀仁所主导的“第谷——南怀仁系统”来说是个不能忽略的背景。 真正释放哥白尼体系威力的关键人物是第谷的继承人开普勒,他用行星运动三定律构造的基本图像和唯象理论取代了托勒密、哥白尼与第谷一以贯之的本轮均轮。哥白尼——开普勒新体系相较于托勒密和第谷体系在实测精确性和理论简洁性才获得了足够的优势。 在“西学东渐”的大幕下,东西方的融合看似把中国人和欧洲人又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当中国学者还在消化阐发第谷体系的时候,欧洲的引擎已经悄悄地启动了...... 1609年,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第谷裸眼观测的煌煌功业最终化为旧时代的传奇。 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唯象理论之间的比拼可以消停了,玩家升格到“上帝视角”,下面要问的是 Why? ...... 外一则·念天地之悠悠,神马都是浮云 在古观象台上,可谓登高——所谓“高”者,拔地不过十余米。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尤显局促逼仄。然而在数百年的时间尺度上,这里又确实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登高必赋,却一时词穷,好在乡贤老陈(子昂)可以来救场: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 赶紧把悲愤的老陈从一千多年前那场无厘头的战争中提溜出来,他其实就想说: 在更广阔的时间尺度上——这叫“宙” 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上——这叫“宇” 幽州台和观象台的时空间隔很渺小 欧洲和中国的时空间隔很渺小 你我很渺小 开了牛顿的“上帝视角” 神马都是浮云 相关博文 星空立法者——从第谷到开普勒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7073-841336.html 格物笔记(7):伽利略与孙元化的“弹道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7073-842539.html 述而不作:围棋与天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7073-8480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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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针度人从君用——读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有感
热度 14 武际可 2014-1-23 08:41
金针度人从君用—— 读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有感 明末礼部尚书徐光启( 1562-1633 )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1607 年,他与西来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六章毕。并且为之作序,还写了一篇《几何原本杂议》的文章,发抒他对《几何原本》重要性的认识和建议。 文章以大部分的篇幅介绍了《几何原本》中的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学习它应当持有的态度。文章说“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并且预言说:“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谬谓余先识,余何先识之有?” 这短短的几句话,把几何学的重要性概括得十分准确。说明徐光启本人对几何学在人类科学文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的认识。事实上,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十分重视几何学的作用,据说柏拉图讲学的学院门口贴着一个条子,上写“不懂几何的人请勿入内”。无独有偶,在文艺复兴早期, 1543 年出版的哥白尼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的扉页上,出版商也印上了“不懂几何的人请勿入内”。可见几何学对近代科学的重要性。因为几何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几何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整套获得这些知识的逻辑和推理的方法。所以无怪乎美国科学史家 韦斯特福尔在《近代科学的建构》的导言里概括说:“两个主题左右着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 ——— 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和机械论哲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以几何关系来看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的;机械论哲学则确信自然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后面隐藏的机制。”可见,几何学,在科学革命中,是始终占有中心地位的。 徐光启还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清末废科举之后,在学校中开设几何课,正好应验了他的预言。过了二百多年,中国人才能够体会到徐光启早已意识到的几何学对培养人的重要性,不能不悔悟“习之晚也”! 徐光启这篇《杂议》的最后一段,具有概括和总结的意义。他说: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不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 丱 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湅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得鸳鸯者谁肯造金针?又恐不解造金针者,菟丝棘刺,聊且作鸳鸯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 这段话中“ 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出处可见于 元好问( 金) 《论诗》“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诗人当时的意境,也许是说,好诗(鸳鸯)可以随便给人欣赏,但作诗的方法(金针),却不能传给人。到底是没法还是不愿“度与人”呢,读者可以自己理解。不过,通常总是理解为,我可以给你鱼,不能给你渔(捕鱼的方法),可以给你金子,却不能给你点金术。在小农经济的社会,自然最通常的是按照后面这种小私有的观念来理解的。 徐光启正是对以上这种通常理解的反义而言,说:“ 金针度去从君用,不把鸳鸯绣与人”意思是说,我要教你方法(金针),而不教你具体的技术(鸳鸯)。他把几何学比喻为最基本的基础,是做任何事业的金针。在教育思想上他是一位厚基础的学派。他不愿具体教你绣鸳鸯,意思是你基础打好了自己就必然会绣起来。如果把绣鸳鸯比作学习几何的习题,当然,教师不应当去教学生如何锈,而是要学生独立去做题。他主张,学习也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学习不可能不劳而获。意思是,学会了金针,自然会绣鸳鸯。几何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是做一切工作的金针,只有获得了金针,一切就会变为“等闲细事”。 所以徐光启的这段话,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实在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从这篇文章所发抒的思想看来,徐光启还是一位教育思想家。 附: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原文 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闻西国古有大学,师门生常数百千人,来学者先问能通此书,乃听入。何故?欲其心思细密而已。其门下所出名士极多。   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   凡他事、能作者能言之,不能作者亦能言之;独此书为用,能言者即能作者,若不能作,自是不能言。何故?言时一毫未了,向后不能措一语,何由得妄言之。以故精心此学,不无知言之助。   凡人学问,有解得一半者,有解得十九或十一者。独几何之学,通即全通,蔽即全蔽,更无高下分数可论。   人具上资而意理疏莽,即上资无用;人具中才而心思缜密,即中才有用;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   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   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需,余译竟,随偕同好者梓传之。利先生作序,亦最喜其亟传也,意欲公诸人人,令当世亟习焉,而习者盖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谬谓余先识,余何先识之有?。   有初览此书者,疑奥深难通,仍谓余当显其文句。余对之:度数之理,本无隐奥,至于文句,则尔日推敲再四,显明极矣。倘未及留意,望之似奥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无路,及行到彼,蹊径历然。请假旬日之功,一究其旨,即知诸篇自首迄尾,悉皆显明文句。   几何之学,深有益于致知。明此、知向所揣摩造作,而自诡为工巧者皆非也。一也。明此、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而不可算计也。二也。明此、知向所想象之理,多虚浮而不可挼也。三也。明此、知向所立言之可得而迁徙移易也。四也。   此书有五不可学,躁心人不可学,粗心人不可学,满心人不可学,妒心人不可学,傲心人不可学。故学此者不止增才,亦德基也。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不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 丱 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湅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得鸳鸯者谁肯造金针?又恐不解造金针者,菟丝棘刺,聊且作鸳鸯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
个人分类: 教育|12468 次阅读|20 个评论
徐光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的组织者
热度 8 武际可 2011-5-16 11:36
徐光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的组织者 从 1582 年利玛窦来华到 1661 年清朝顺治皇帝去世,西方科学在这一段随同传教活动顺利传播。其中以翻译介绍西方的天文学和编制新历法为中心,先后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几何学,水力学和力学以及机械类技术。其中明末礼部尚书徐光启是一个中心人物。他是这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实际组织者。 中国与西方在学术方面,进而在力学方面进行交流,当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于明朝万历 10 年( 1582 年)来华传教开始。利玛窦曾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和天文学家克拉维斯( Clavius , 1538-1612 )学习天文学,他最初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关、江西、南京等地传教 16 年,同时认真学习汉语。初期他打扮为僧人,结果不为华人所动。经过不断失败和广泛接触中国的知识界,并进行广泛交流后,他改着儒服,并宣传他所擅长的西方科学。如借传教之机讲解全球地图、天文知识以引起中国人的好奇,这就是所谓的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 1601 年他与后来的传教士庞迪我一同来到北京,以贡献方物之名,向万历皇帝敬献自鸣钟、望远镜、三棱镜等物,得到皇帝的嘉许,在宣武门外建教堂。 庞迪我( Diego de Pantoja,1571 - 1618 ),西班牙人, 1599 年来华。 1601 年与利马窦同时抵达北京晋见皇帝。并与利马窦合作领导在华的传教, 1610 年利马窦病逝,庞迪我继任为耶稣会的代理监督。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立即注意到中国天文学和历法的落后,他说:“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1605 年,利玛窦向罗马教廷写信报告:“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就可以进行历法改革这件大事。作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日益增大,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内地传教,我们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国,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而庞迪我在致罗马主教的信中,和利马窦一样,是这样来评价当时中国的科学水平的,他说: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他们学问的内容和他们作为‘学者’的身份根本不相符合。” 利玛窦和庞迪我的主要贡献是:利马窦带来《万国全图》,于万历 12 年( 1583 年)在肇庆出示,后来不断翻印描绘,至万历 36 年( 1608 年)竞有 12 次之多,流传很广;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章;为了吸引外国传教士来华并带来西方科学做了不少组织工作。庞迪我后来参加过徐光启组织的修改历法的工作,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中起过重要作用。 根据利玛窦建议的科技传教的方针,后来罗马教廷陆续派懂自然科学的传教士来华。其中熟悉当时西方的力学、天文学和数学的著名传教士先后有: 熊三拔( P.Sabbathinus de Ursis,1575 - 1620 ),意大利人, 1606 年来华。在天文、数学、水利等方面都有贡献。 邓玉函( Joannes Terrenz,1576 - 1630 ),瑞士人,其出生地当时属于德国, 1621 年与其他 22 名教士,并携带 7000 多部书籍来华。他曾是伽利略的挚友,熟悉当时西方科学,来华后在力学、天文、机械、医学等方面多有贡献。 汤若望( Joham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 ),日耳曼人, 1622 年来华。他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在华期间参加《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修订工作,并在天文仪器、仿制西式火炮等方面多有建树。 罗雅谷( Jacques Rho 1593 ~ 1638 )意大利人, 1624 年来华。 南怀仁( P.Ferdinandus Verbiest,1623 - 1688 ),比利时人, 1659 年来华。在数学、天文、兵器等方面都有贡献。著有《灵台仪象志》 14 卷,是一本关于天文观测仪器的著作。在其卷二论“新仪坚固之理”中说:“今先论纵径之力,以定横径所承之力。西士嘉理勒(即伽利略)之法曰:观于金、银、铜、铁等垂线,系起若干斤重,至本线不能当而断。”这里指的是金属的拉伸强度,而且提到了伽利略的名字,可见南怀仁是知道伽利略和他所著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这本力学巨著的。伽利略的这本书出版于 1634 年。 蒋友仁( Benoist Michael ,公元 1715 - 1774 ),法国耶稣会士。 1744 年来华,曾参与圆明园的若干建筑物,如大水法十二生肖喷水等的设计。他在《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加新疆、西藏测绘新资料,编制成一部新图集《乾隆十三排地图》,最终完成了我国实测地图的编制。著有《坤舆全图》、《新制浑天仪》等书。 明末传教士制定了科技传教的方针,并且有懂科学技术的传教士来华。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内,需要有识之士对西方的科技感兴趣,。组织吸收和推行。徐光启便应运承担了这项重任。 徐光启( 1562 - 1633 ),江苏上海徐家汇人, 20 岁考中秀才而后开始教书,在他 31 岁时有人聘他南下到广东的韶关教书,得以接触传教士并初步了解一些西方学术。 1600 年(万历 28 年)徐光启因事到南京,并会见了久仰大名的利玛窦神父,同时受洗礼入教。 1604 年(万历 32 年)徐光启 43 岁考中进士,之后便留京作官。在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恰好此时利玛窦已到北京,并在宣武门外盖了教堂,在那里传教。徐光启从此在与利玛窦交往中不断学习西方的力学天文学和数学。 在吸收西学方面,徐光启主要作了以下几件大事: 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于 1607 年春译完了《几何原本》前六章,并于次年刊行。 由熊三拔口授,徐光启笔录,编写成《泰西水法》一书,并于 1612 年刊行。书中介绍了西方的水利工程与有关的器具,还有一些简单的流体力学知识。如介绍了阿基米德的螺旋提水机。熊三拔所介绍的西方的抽水机械中,有龙尾车、玉衡车和恒升车。恒升车是利用空气压力的原理,用唧筒和活门把水抽上来的一种机械。玉衡车则是一种双唧筒、一人可当数人的抽水设备。而龙尾车则就是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效率高,且既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畜力驱动。为了把这些优秀的西方提水设备很快做出来,他根据熊三拔所给的图形和尺寸,自费购买了材料让工匠去打造。很快便制造成功了。徐光启并且认真地进行推广。 主持编写大型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全书共 60 卷,参考援引的书籍达 250 多种,是从古到今最全面的农学专著。其中在水利部分包括了《泰西水法》。 主持修改历法,并编写《崇祯历书》。大胆起用西方传教士参加这项工作,有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邓玉函( Joannes Terrenz,1576 - 1630 )、罗雅谷 ( Jacques Rho 15 93 ~ 1638 )、 、 汤若望 ( Joham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 庞迪我( Diego de Pantoja , 1571-1618 )、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 , 1575-1620 )、阳玛诺( Manuel Dias , 1574-1659 )、龙华民( Niccolo Longobard o , 1565-1655 )等 等。《崇祯历书》是一部长达 137 卷,包含 44 种西方历法著作的历法丛书。明亡后经汤若望改写,定名为《时宪历》在清朝颁布执行,一直执行到 1911 年清亡。 德国耶稣会士、博物学家、物理学家柯恰( Kircher, Athanasius , 1602-1680 )于 1667 年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 China monumentis )书中绘制了徐光启与利马窦的像。就是我们上面所引的徐光启与利马窦像。 《崇祯历书》 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阐述了托勒密( Ptolemy )、哥白尼、第谷( Tycho )等人的工作;所介绍的工作,其水平大体是在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在具体的计算和大量天文列表上,则都以第谷体系为基础。 《崇祯历书》中介绍了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 Tycho Brache , 1546 - 1601 )和古代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 Ptolemy ,?- 120 ,当时译名为多禄某)等的著作,是日心说与地心说间的一种调和的宇宙体系。在介绍测量方法上,引进了不少西方历法中的新技术,如采用了第谷的观测方法、引进了球面三角学计算、把地球不再看为平面而看为球面等,它比中国古代所依据的宇宙体系、即以前采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进步。这体系是以西方发展的几何学与三角学为基础的,因此在引进这个宇宙体系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几何学与三角学。它的引进,使天文学一改中国传统历法,向现代天文学迈进的第一步,也使中国的数学耳目一新。 《崇祯历法》毕竟对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也有一班保守派反对。保守派指责新历法,主要是它的精度不高。然而从 1629 年到 1643 年之间测量日月食的八次相互对照,新历法全部获胜。由此巩固了新法的地位。 为了使历法更符合观测,徐光启经常亲自观测。据记载,在崇祯 3 年( 1630 年)的 11 月 28 日的夜晚,又冷又下雪,他还是前去观象台观测,当时他已是 69 岁高龄的人了,结果不慎失足跌伤了,但是经过一段休养,他又去观测了。 在西方众多的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在徐光启之外,中国还也出现了一批热心学习西方科学的学者。他们同这些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著作、修改历法、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 李之藻( 1566 - 1630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 26 年( 1598 年)进士。与徐光启合作于 1630 年完成丛书《天学初函》的编印工作。此丛书的上编 10 部是关于天主教教义方面的,下编 10 部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包括《泰西水法》、《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简平仪说》、《勾股义》等著作。 1623-1630 之间,在西班牙人傅汎际口授下,翻译了西班牙耶稣会士的逻辑学讲义《亚里斯多德辩证法概论》,译名为《名理探》于 1631 年刊行。这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著作。 王徵( 1571 - 1644 年),字良甫,陕西泾阳人,天启 2 年( 1622 年)进士。大约在 1615 年,在他进京考士期间,加入了耶酥会,并取圣名菲力普。 1625 年,他邀传教士金尼阁到山西传教,同时向金尼阁学习拉丁文。在(明)邹漪写的《启祯野乘》有对他的介绍,称“王氏潜心实用之学,擅物理学及农器、军器、机械等技术,并以知兵称,公曾荐请召至京,委以教习车营、火器等务。”王徵曾独立发明或制做虹吸、鹤饮、轮壶、代耕器、自行车等, 1626 年写成《诸器图说》一书。 1626 年,他与传教士邓玉函相识,并与邓玉函合作,邓玉函用口授,他笔录翻译而成《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以中文系统叙述力学知识最早的著作。明朝灭亡后,王徵殉明绝食而死。 爱新觉罗 玄烨( 1662-1722 )即康熙皇帝。 1661 年,年仅 8 岁即位, 1667 年亲政。在他当政期间,曾向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徐日升、张诚、安多等学习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天文学和西方医学。康熙皇帝还主持编写介绍西方科学的大型图书《律历渊源》一百卷、其中包括《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律吕正义》五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主要介绍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天文学和乐律方面的知识。此外他还组织中国的大地测量,指派传教士仿照西方制造天文观测仪器。 徐光启毕生艰苦奋斗、追求科学、善于用人,在他周围有一批精通自然科学的传教士和像王徵、李之藻这样的热心吸取新科学的学者,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和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组织者。徐光启是 72 岁( 1633 年)去世的。他死后,留下的是一大堆手稿,他箱子里,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两银子,连铺的褥子上也发现有一个破洞。他,这位官员,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的确可以说是一位毕生追求科学的伟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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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徐光启—几何原本
热度 1 rqyang 2008-12-1 07:58
图 /Google 文 / 青水洋 不是上海人大概也有许多人知道徐家汇,但是徐家汇名字从何而来,许多上海人,包括身居徐家汇的人也不大清楚。 徐家汇原名徐家厍,是徐光启家族居住的地方。因徐家厍在法华泾和肇嘉浜两条河流汇合处,因此后来人们就把它说成了徐家汇。 徐光启( 1562 年- 1633 年),松江府上海县人,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农学家、天文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同时他也是著名的三大天主教徒之一。 我国的近代科学、历法、农业、水利、军事等的发展,都跟徐光启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使用了几百年的《大统历》到了明朝误差累积,差错频发。徐光启吸取了欧洲先进方法,准确预报,因而名声大振。此后他参与和负责了艰苦的改历工作,编译成 46 种 137 卷的《崇祯历书》,为我国天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徐光启出身农家,对农事极为关心。他重视救灾救荒,讲究水利建设,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他的《农政全书》成了农业方面的经典之作。他把生命力强、产量高的福建番薯引到了长江中下游,把水稻引进天津等北方,为力图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饥荒年代救过无数人的命。有人说,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亚于今天的水稻专家袁隆平。 更多人知道徐光启是因为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开辟了一条新路。现在以《几何原本》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早就成为我国中学的必修课,实现了他 300 年前无一人不当学的预言。 1606 年,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公元前三世纪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欧几里得原本》,他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于是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由于原著是拉丁文,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数学专业名词,因此要译得准确而通俗易懂,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书名,如果直译成《欧几里得原本》不能反映专著真貌。徐光启通过深入理解,知其核心内容是形学,而形学英文叫作 Geo ,有土地测量的意思。于是徐光启反复思考、对比,最后选择了音近意切的几何一词,于是对我国近代数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中译本《几何原本》产生了。 另外,现在大家都熟悉的平行线、三角形、直角、对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的数学术语,都是他呕心沥血、反复推敲的结果。现在这些术语都成了我们常用的基本的知识。 徐光启有一个儿子,他的后代著名的有原科技部长徐冠华等;他有不少女儿,其中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的,她就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庆龄、宋美龄和宋蔼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 1983 年徐光启逝世 350 周年时,安有徐光启墓地的南丹公园改名为光启公园。 徐光启墓占地 300 平方米 ,高 2.2 米 。墓前立有石碑、十字架,石人、石马、华表和石牌坊。墓碑为数学家苏步青手书明徐光启之墓。墓前新建了徐光启半胸一品官服花岗石雕像。左右植有龙柏及常青树。墓东侧建有徐氏手迹碑廊和《几何原本序》等手迹。碑廊背面刻有查继佐所撰《徐光启传》及现代著名画家程十发临摹的徐光启画像。 如今,徐家汇已经成为与南京路、淮海路、豫园等齐名的上海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光启公园也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然与繁华的商业圈相比,光启公园显得有些冷清或宁静。我去过几次,也都只是遇到一些稀稀落落的人群。有人因此就说这是被遗忘的角落,但我却不然,这宁静可能就是古人的追求。 他不是为热闹而来,却是为寂静而去, 屈指代数,人生几何, 静与闹平行,何必三角相斗! 就让徐光启老先生在此好好安息吧, 心中的不忘已使他心满意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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