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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非洲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热度 5 蒋高明 2012-1-7 00:49
看非洲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蒋高明 本文于2012年1月7日发表于《新京报》 在国内，当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时，总能听到一种说法：中国的发展，“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言下之意，非洲是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从生态环境 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乡村环境远远无法与非洲相比。最近，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有幸来到西非，亲身体验了人类这片最后的净土。 会议地点位于布基纳法索的博博迪乌拉索，离首都瓦加杜古300公里。根据会议的安排，我们在瓦加杜古停留一个晚上，然后乘面包车去会议地点。 一路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国家非常多的森林。村落掩盖在森林中，百年以上的大树到处可见。一些树木即使死了，人们也不将其砍到，而是将其雕刻成传统非洲风格的艺术 品，成为有根的工艺品。布基纳法索年平均降水量800毫米，但年均温带27度。冬季降水很少，干旱季节与湿润季节交替，能够存活森林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奇迹。但是，如果人类加 重对森林的掠夺，那么这里也就成了典型的荒漠。 在那索(Nasso), 会议组织者带我们参观了一片森林。该片森林约300公顷，一进去就有到了热带雨林的感觉——树木高大，藤本植物丰富；里面的河流水清澈见底。而该森林之外 就是荒漠，人们将那里的本土森林改变成了人工按树林，加速了土壤干旱化。当地政府意识到人类的破坏作用，自1951年建立起了保护地，由当地老百姓管理。在人类呵护下，森 林能够自我更新，自然森林与破坏后的景观对比迥异，实在让人震撼。如今，生态旅游为当地居民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砍伐森林的收入。 满眼皆绿的森林让人嫉妒这里的自然生态。稀树疏林里，可以看到农民的牛、羊、鸡等动物；野生动物中，鸟类非常多，鸟的叫声非常纯洁，让人回忆到40年前中国的乡村。妇女 采集树上的果实以满足食物需要，一些落叶成为饲养动物的饲料。即使他们将森林开辟为农田，也不是将树木全部砍伐，而是保留了很多大树，在林下种植棉花、花生等作物。这 样，森林阻挡了风沙，保护了农田，农田给森林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当地人管这种农林生产模式为混林农业。 说到西部非洲的农业，就不得不提一下他们的耕作方式。他们竟然采取的是非常原始的靠天吃饭做法，既没有覆盖农膜，也很少使用化肥、农药。这里的地下水是很浅的，难道他 们不懂得利用吗？并非如此。他们也利用地下水，但采取的人类最原始的打井办法，靠人工汲水，灌溉一些蔬菜类作物。而大田作物种植，则主要依靠雨水。由于用地下水少，他 们为子孙后代保留了大量的地下水资源。 正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谦让，才使得西非的生态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景观。在马瑞(Mare)生物圈保护区，那里的湿地给人的印象更深。该保护区建立于1978年，由于严格保护，湿地处 于野生状况，来自欧洲的大量鸟类在这里越冬。岸边是自然湿地植物，水底下长满了沉水植物，水面上有浮游植物。水很干净，我试着喝了几口，找到了小时候在天然河流里喝生 水的感觉。笔者在世界各地参观过的河流湖泊湿地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都有，但在野外像这样放心喝生水的时候不多。 在湖边我们看到一群河马，一群白鹭栖息在它们身上。当地生态学家给我们介绍了这里的野生动物习性：大象也会到这里喝水，但大象看到河马群的时候，总是绕到湖的对岸去； 河马也如此，当它们看到大象在喝水时，它们也会游到对岸去，避免冲突。大自然之间要和谐，这是野生动物都知道的道理啊。这里也有鳄鱼，但在马瑞生物圈保护区没有看到， 而在另外一片湿地，我们看到了鳄鱼群。 在巴拉(Bala)，一所学校的孩子们给我们表演了精彩的环保情景剧。他们用本地语言表演，先由人译成法语，再翻译成英语。通过翻译，我明白了话剧的大意：学校老师宣传环保 重要性，打猎、砍伐森林将使人类丧失家园。女孩子们非常听话，回去给大人宣传；男孩子们调皮呀，根本不听，回家问他们的父亲，父亲也不相信，让男孩子们不用去上学了。 这下子男孩子们可高兴了，出去打猎、捕鱼、砍林还放火烧荒。若干年后，那些孩子们成年了，他们抱怨天不下雨、没有吃的、人都生病了。这时候，那位家长才明白是他们的贪 婪造成了大自然对他们的惩罚，开始关注环保了。 非洲人大都很平和，较少听到他们在大街上吵架，很少听到抱怨声，他们的欲望也很少。实际上，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非洲人肯定知道将森林砍了去卖钱，将地下的矿产开采 变成财富，或动用地下水，使用化肥，农药农膜，添加剂除草剂和转基因提高产量，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做。如果那样做了，就如上面孩子们演出情景剧那样，将来没有吃的，天不 下雨，疾病多了，存活不下去。 从非洲反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农业，我们是在玩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发展不适宜的城市化，让耕者与其田分离；农田里到处充满的是杀机，生物多样性和地力严重下降；把吃 饭天大的事情交给外国的公司，让其剥削中国农户；粮食安全靠老人妇女保障，这真是一种不过日子的活法。我们的经济发展再不能一味学美国，应当谦虚谨慎起来，认真学学非 洲。中国能恢复西非那样的生物多样性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强于GDP两位数增长。 图1 布基纳法索乡村中的大树 图2 非洲的菜园 图3 农舍与粮食囤 图4 人工汲水 图5 鳄鱼与非洲男子 图6 水边的鳄鱼 图7 头顶食物的非洲少妇 图8 保护良好的热带森林 图9 森林内的河流（森林外即为荒漠） 图10 森林边缘的农田 图11 西非天然湿地 图12 湿地边缘的河马与白鹭 图13 林子内的孩子和牛 图14 孩子们演出环保剧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11553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中国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热度 2 whyhoo 2011-12-30 11:52
自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给予了越来越密集的关注，涌现出了破解“中国之谜”的无数“答案”，其中有不少“答案”刻意回避乃至抹杀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就实质来说，中国道路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 　　中国道路的一个根本特色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在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也讲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却是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意义上，或片面地在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意义上去“坚持”社会主义的。结果是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就是说，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巨大成果，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地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后来，他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规定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二是在怎样“坚持”的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和政策，还是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任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了并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开始时，国际上曾经有一些左派和左翼政党质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现在，人们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对此形成共识：例如，美共主席萨姆·韦伯在深入观察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尝试迅速跨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市场关系阶段，结果却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市场机制却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他说，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将市场机制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日本共产党则在2004年二十三大的新党纲中，改变了旧党纲中关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必要的提法，强调指出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是适合日本条件的社会主义规律性的发展方向；市场经济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有人认为，中国这样搞现代化，是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信仰，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不同层次上的原则界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道路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剥削和掠夺、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要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在这个层次上，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邪路。第二个层次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层次。邓小平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如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某些经营管理形式、实行市场经济以及吸收外国资本等等，但是，这绝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前三项都是没有阶级性的，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而外国资本虽然本来从性质到作用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在来我国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情况下，在作用上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着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在这个层次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显然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社会基本制度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利用资本主义中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正是中国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实例，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而且一举而证伪了有些人所谓“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的贬称。 　 　二、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取得胜利。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考虑不足，而去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应采取措施的某些论断，因而出现了离开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等问题，以致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困难和挫折，也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 　　邓小平在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解了这个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党的十三大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实践证明，只有长期坚持这条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方针和制度，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有评论指出，实行这种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还为制定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一些评论指出，这种理论和政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反之，在有些极度贫困落后而又自称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却“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胡锦涛总书记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联结和贯通起来，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华社博鳌2008年4月12日电）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就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由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等世情促成的。在国际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我们正在践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而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国情和时代背景却决定了我们必须践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以自己本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我们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永远不称霸，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评论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大大扩大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领域的主要任务，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之外，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将社会主义乌托邦变为科学和实践的一大步。（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在国内，作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表现的科学发展观，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又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它的提出和贯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不断地完善着适应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外有的媒体评论说，中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把只重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大，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的关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开发开始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平衡发展。这就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hqwg/2011/201124/201112/t20111228_132406.htm
个人分类: 政治|1297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贴：秦晖: 全球化的第三种可能
热度 1 fouyang 2011-12-22 06:56
【博主按：秦晖是我很敬重的作者。我以前介绍过他对苏联和东欧改革的研究（见篇末有关文章）。这此转贴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在考虑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影响时，需要注意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不幸的是，和经济竞争不同，在制度和文化上不一定是优胜劣败的。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一个不守规则的玩家可能导致整个规则崩溃。这是我们预测将来时需要考虑的可能。这篇文章是２００７年写的。四年后（特别是经过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看，我觉得作者的预言还是比较靠谱的。另外，作者对于“左，右”两派斗争的结果究竟是右派争自由，左派争福利还是右派反福利，左派反自由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很引人深思。分配与权力的不平均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到底是驱动力还是隐患？也许只从道德上判断也不是一个合适的视角。】 秦晖:全球化的第三种可能 http://business.sohu.com/20071031/n252976358.shtml 　　对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处在什么地位，通常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中国的体制不适于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肯定出问题，所谓“中国崩溃论”；还有一种比较积极的说法，认为全球化是对中国的改造，世界会用比较先进的规则改造中国，中国将会和世界接轨，首先讲的是和市场经济接轨，还有讲民主制度接轨，只是没有明确说。 　　我有一个看法，现在来看，除了这两者，恐怕也有第三种选择和第三种可能。 　　这第三种可能，有有可能是中国演变了国际规则，而不是世界演变了中国呢？当然，过去我们经常讲要解放全人类，要用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拯救世界上2/3的苦难兄弟，现在当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转变了——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用中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形成的有某种特征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经过100多年已经形成的某些规则。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面前，国际上经济学界一片唱赞歌的声音，这包含了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办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无奈。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国家，这种状况应该是世界上的左派、右派都不满意的，但是现在左派、右派都想用中国的高增长来为他们的理论提供注解，所以出现了左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的自由竞争还不是很发达，右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福利水平很低。 　　随着全球的资本拥进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流向全世界，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世界的两大主流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趋势：福利国家必须降低福利标准，而自由贸易国家好像最后将不得不重塑贸易壁垒，否则对中国都无法应付，而且这仅仅是开始，这的确是很值得研究。这个现象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批评，国际的批评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所谓要求人民币升值只是这种批评的一个很初步的反映。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左派赞扬中国低自由和右派赞扬中国低福利的状况，不久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判中国低自由，这是迟早会出现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在于低工资，我觉得仅仅说中国低工资不能概括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现在中国所有要素价格都很低，如果说中国的低工资是因为劳动力充裕，那中国的低土地成本又是因为什么呢？中国的土地显然不多余。中国低成本使用资源，低成本使用环境是因为什么呢？中国显然也不是资源大国，也不是环境特别好的国家。而且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也是特别廉价的，尤其我们长期以来采用追加公共资金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可能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样进行招商的（就是说你能够招来多少钱，我的公共资金会等量投入多少，或者按照一定比例追加多少）。实际上，公共资金的使用、资源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劳动的使用都是廉价的，所有这些因素汇到一起，根本在于目前中国体制上利益的博弈不充分，公民社会的进步很小，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反常地压低所有的一切价格。因此，这种趋势的发展，使得福利国家的趋势不能持续，而且全世界的工会运动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现象，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国内的社会紧张，实际上也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社会紧张，全球化机制把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稀释到全世界，我这里讲稀释而不是化解，因为这种现象很难说是化解。之前，所谓的民主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左或右，基本就是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博弈，但是在福利国家往往看到责任比较大的国家，当然权力也比较大，所谓自由放任是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它的责任也不会很大，就是说它一边要求权小责也小，一边要求权大责也大一点，但是很少有提出权要大，责要小的主张。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 　　法国5月份大选出现的萨科奇，他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强化在权力上国家更加强大，这和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也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他强调福利包袱要卸除，就是在责任方面他要妥协，这就要求更大权力和更小责任是兼而有之的，这种倾向在以往的西方权力政治中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你很难说萨科奇是传统意义的左派还是右派，如果你说他是左派，他主张低福利，你说他是右派，他又主张大国家，这个东西很难说。劳资关系失衡、失业增加、移民问题、公共财政困境，所有的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积聚，最后一些人会发现，像中国的做法还是不错的。当然萨科奇是走的第一步，如果沿着萨科奇的道路继续往下走，权力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小，最后我讲得不好听一点，世界中国化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中国化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福音，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福音，而是这两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我想这种现象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要改变这种趋势，我觉得也很简单，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要作出努力：一个是为自由而限权，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中国的未来改革中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就是所谓为福利而问责，中国的低福利状态也必须转变。的确，我们应该继续扩展全世界已经被证实为有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人民福祉的那些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扩展现代国家应当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要保证这种公共服务职能应该是真正的“正福利”。我们国家长期一直搞二次分配，过去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二次分配往往搞成了“负福利”，就是有权力的人收入也多、福利也高，无权力的人收入也少、福利也低，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不仅没有比一次分配下降，反而还升高了一些。 　　我们现在要讲建立现代福利制度，首先要避免二次分配，由于我们的体制缺陷，反而变成了向有权有势者倾斜，比如说最近有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盖福利房，这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觉得，福利房就看什么企业在盖，如果是私营企业，如果是全部开放竞争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为他们的职工盖福利房，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可是如果是垄断行业，如果是用垄断的方式获得了高额利润的行业，在他们很不正当的高收入的情况下再增加高福利，我觉得就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要避免的，就是“尺蠖效应”，所谓“尺蠖效应”就是说不管是实行放开的政策还是收紧的政策，都有那么一些得利者，另外相当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得利比较少的。 　　比如，2005年法国发生移民骚乱，实际上严格说不是移民骚乱，而是移民第二代的骚乱。发生了骚乱以后有朋友曾经问过两位法国朋友，说这个骚乱对中国有什么教训呢？当时两位法国朋友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说给穷人盖的福利房不能太多地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可是过去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给这些新移民盖什么福利房，恰恰相反，我们不给他们盖，他们自己要盖一些房子，我们还叫它“违章建筑”。我们过去是既不给新移民盖福利房、也不允许他们形成所谓的贫民窟，我们只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所谓的工棚里面，而他们在工棚里面是永远无法在城市定居的。 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老实说，自由多，这些人就会私搭乱建，就会形成所谓贫民窟，如果福利多，就会出现大片的福利公屋区，但是中国这两种在过去都没有，都是单身住工棚，两亿多人生活在单身工棚中，我认为对中国未来发展是有很大隐患，也会产生畸形的一代。中国很多的留守儿童，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见过父母，很多孩子都是在不太正常的氛围中成长，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价值判断，乃至人们的行为模式都是被扭曲的，这样下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很难设想。我想，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有一些违章建筑，还是国家给他们解决一些福利房（中国最近在花力气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对于维持两亿多人的家庭生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会有很大的意义。（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有关文章：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介绍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2634 　
个人分类: 好文欣赏|2445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中国的发展道路
whyhoo 2011-12-20 15:44
——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在戴姆勒集团“Haus Huth 政治对话”系列论坛活动上的主题演讲 （2011年12月15日，柏林） 尊敬的耶格（Jaeger）先生， 尊敬的各位联邦议员，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感谢耶格先生的邀请，很荣幸出席戴姆勒集团“Haus Huth政治对话”系列论坛活动。借此机会，我谨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发展，为促进中德两国友好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的各位议员、经济界代表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2009年初，一位英国记者问中国人：30年前人们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他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你同意这种说法吗？我们姑且不评论这个看法正确与否。但是可以看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近年来，围绕中国的讨论不断升温，“中国模式”、“中国速度”、“中国崛起”、“中国威胁”等议论层出不穷，很是热闹。今天，我想就“中国的发展道路”谈谈个人看法。 　　1799年，当了61年皇帝和4年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去世了，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8.7%，位列世界之首；在全球50万人口以上的10个大城市中，中国有6个。但在这个庞大帝国的繁荣背后，蕴育着巨大的危机。40年后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的衰落。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整整90年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没有管理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让中国人站起来（即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让中国人富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但对如何让亿万中国人富起来，却没有经验。当时的中国，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有位美国记者说：“这个国家太大，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 　　62年来，我们在不断摸索着中国的发展道路，有过失误和曲折，也付出过沉重代价，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中国没有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下；当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没有深陷困境难以自拔；当全球主要经济引擎发生问题时，中国发动机仍在顽强地运转，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我认为，中国今天的成就要归功于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六大特点： 　　第一是坚持发展经济 　　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亚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2/3，不及印度57美元的一半。1978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1%，外贸进出口不及世界贸易总额的8‰，人均GDP只有127美元，是标准的穷国。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8亿劳动力（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总和），解决温饱问题成为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也是对为政者最大的期盼。穷则思变，我们不争论，不内斗，一心一意抓经济。30多年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逐步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村到城市、从所有制到分配制度的全面改革，激发了中国人的生产热情，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5.8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进出口总额29,74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3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8%，是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3倍多。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不等于贫穷，只要大力发展经济，国家可以富强，人民可以富足。 　　第二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1405年郑和率有2万7千名水手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标志着中国人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与外部世界亲密接触。这一壮举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87年。可惜后来皇帝下了禁海令，从此中国开始了闭关锁国的历程。30多年前，我们打开了国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向了世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五光十色的世界。我们看到了不足，找到了差距，也找到努力方向。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和内陆地区，从引进外资到鼓励对外投资，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了世界。迄今，中国已经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署1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国关税总水平从加入世贸组织前的15.3%降到9.8%，并取消了大多数非关税措施。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旁观者，成为自由贸易的维护者、全球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第三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现在发达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地时代大都有不光彩的历史。在二次大战爆发时，地球上五分之一的土地被殖民者统治着。面积是欧盟的二倍、人口是欧盟的二倍半的中国，无法也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20年前，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以为经过短暂“休克”就可振兴经济，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诸多弊端，人们正在自食苦果，自由市场经济并非济世良方。“大跃进”的教训告诉我们，超越国情和现实条件的“跃进”只能给人们带来灾难。人均GDP4000美元的国家，不可能为其国民提供人均4万美元国家的高福利。3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从容应对各种重大风险和考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第四是确保社会稳定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其“大鸣、大放、大字报”式的“民主”，使中国混乱到了极点，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十年“文革”使几代中国人痛切认识到，没有稳定，社会动荡、人心涣散，不仅无法实现改革，也无法发展经济。中国陷入混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世界的噩梦。一位美国领导人说：除爆发核战争外，没有比中国陷入不稳定更糟的事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再三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和经济领域开始，逐步推进，再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循序渐进。3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第五是坚持和平发展政策 　　当人们站在歌舞升平的欧洲，回首上世纪战火硝烟的两次大战时，倍感和平的宝贵。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深受战乱之痛的中国人民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阿登纳先生曾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证，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为他们赢得一个安全可靠的未来。同样，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证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为本国人民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因此，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与国际社会一起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不搞侵略扩张，永不称霸；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主张“和而不同”，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截至2010年底，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7390人次，共参加1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9名官兵牺牲。目前中国仍有2040名维和军人和警察在10个特派团执行任务。一名中国军人这样写道：“只要能为世界和平做出一点中国军人的贡献，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中国军人的心声，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第六是坚持与时俱进 　　当人们在为金融股票所带来巨额利润而欢呼的时候，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正在形成；当人们为自己享有高福利而庆幸的时候，没有想到很快将为巨额债务付出沉重代价；当人们为经济全球化使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欣慰时，没有想到“产业空心化”使他们应对经济危机时束手无策。未来总是充满着未知，没有人能够提供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我们在实践中求解。这就要打破刻板的教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社会主义是否能有市场经济”的大辩论，邓小平先生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冲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解放出来。中国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力争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布热津斯基曾说：他对中国领导人重视学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国家领导班子经常参加由专家授课的学习班，课题有“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和全球化趋势”、“宪法的重要性与对法制的理解”、“从帝国的兴衰看世界历史”等。他希望自己的总统也能在这些问题上花点儿时间学一学。的确，从2002年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年里进行了74次集体学习，有142位专家讲课，涵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国际问题、军事、党建等重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62年，仍充满活力，仍获得群众理解和支持，在挫折和失败中不断前进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发展理论体系是开放和与时俱进的体系。中国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统一，既要发挥市场的重要作用，激发经济活力，又要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中国加强了宏观调控，及时纠正市场偏差，有效防止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皮尤中心民调显示，近年来中国人对国家的满意度一直超过80%，66%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在过去5年中有进步，74%的人对未来5年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80%就是10亿多中国人，能获得如此多的中国人的支持，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远东。如果我说，德国在远西，你们会很诧异。因为，几百年来，欧洲人习惯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世界。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思考各国的发展道路。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发展模式，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如美国的发展模式不可复制一样，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很难为它国照搬。中国目前仍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如就业压力、通货膨胀、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等，但我们坚信，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符合中国国情，是正确的。 　　现在回到英国记者提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自助者天助也”。 　　谢谢大家！ 原文见 http://www.mfa.gov.cn/chn/gxh/tyb/ywcf/t8880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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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新药研发的现状其结构性的问题比较突出
windlight 2011-10-2 08:34
赵凤光 06年参加丁香园讨论时的发言 http://xdrug.dxy.cn/bbs/topic/5905538?tpg=$tpgppg=6age=0#0 经济学有一种观点叫做结构性问题，新药研发的现状其结构性的问题比较突出。 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主要矛盾，才能对症下药。我的功力有限，仅举几个结构性的问题，其数据来源还是道听途说，但基本方向还是应该可以的。 首先是新药研发的概念，中国的新药概念与美国的不同，这个新药审批的数量就没有可比性，需要大家搞清楚这个数量级才有意义继续进行下去，有时间和有经验的战友可以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定量准确了才能定性。这个结构性问题应该要认识清楚。 其次是新药研发在中国的发展阶段问题，中国的医药工业发展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国内相对领先的行业，我的老师研究在20世纪末中国的医药工业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期阶段，这个从中国的医药原料生产（好像是产能严重过剩，还有不少的新的药厂投入生产），制剂生产，消费能力等等有一定的数据支持。这几年没有关注这个专业研究，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单从新闻报道里感觉应该进展不大，落后印度的发展。而各个发展阶段，新药研发的能力和市场其份额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个也有人做过工作，大家可以找一找。在中国整体迈入现代化国家之前，医药行业应该是先行行业，就如沿海地区先行进入现代化一样。那么应该与发达国家接轨，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 第三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一直很严重，医药行业是跨国企业最先进攻的行业，对于中国自主行业有一定影响，但知识产权问题还是表征，经济学的研究，还是中国的医药企业集中度严重不足，而新药研发有明显的阈值效应，当行业4厂集中度和8厂集中度高于一定数额（这个值我不记得了，大家可以找一找）医药行业的专利申请才具有明显的爆发，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新药研发的70%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是不能成功的。而这个数据在中国是多少，也应该有一个数据。这里也有一个中国的新药研发与美国新药研发的市场份额比较问题，以及中国医药行业与美国医药行业比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新药与通用名药的市场结构问题，不能自主创新一强调，就封杀了所有老药或者通用名药。美国医药市场占世界的份额很大，中国可以效仿印度，新药做不动，原料药和通用名药先进入去分一羹。 我对新药研发的整体判断还是乐观的，这个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是中国整体的gdp占全球的比重逐渐回升，虽然没有唐明时代那么高，但这几年的发展还是有的。 一个是医药行业在中国gdp的比重逐渐增高。这个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的经验的。这点意味着新药研发在中国的市场也是处于上升态势的。 但新药研发在中国有一些虚假繁荣，如果单以新药申报数据来看。但如果以研发人员工作量，新药研发的整体投入，新药研发的产业化水平来看，我认为中国的新药研发还不是很好，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除了上面提到的知识产权问题，新药品种为什么这几年好卖，我以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要想富，办药厂，这个80年代的问题，造成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小药厂，而后续的gmp改造，淘汰了一大批药厂，但还是给gmp改造成功的药厂一个硬指标，必须要有新药证书，这个政策给了新药研发的一个虚假的繁荣空间，这个几千个证书的要求，应该有不少人受益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药品定价计划体制，这个问题我在 药价虚高-药品价值链 一文中作了一些分析，当时有一点影响没看到，但最近sfda已经做出了要求，就是通用药品，不得以新商标为由提价，或者说简单的剂型改造即提升价格。我在10年前上本科时，就知道中国的原料药与剂型比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我认为增加剂型应该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方向，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没想到企业为了逃避政府采购，通过这个改剂型的方式来争取新药定价，不知现在这个剂型比是多少了。这个也给新药研发的带来一定的虚假繁荣空间。 这上面的结构性问题肯定都是要解决的，医药分家，打击商业贿赂，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对医药行业和新药研发都是好消息，给真正的新药研发机构和从业人员带来更好的生存环境。 这几条路一断，带来中国的新药研发人员结构性的失业，简单的改剂型或仿制人员的生存空间肯定有很大的压缩。这些人需要尽快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适应新的新药研发市场要求。 由于没有数据支持，我的判断不一定准确，但直觉新药研发应该是更好的前景，而将来可以以我们现在描述美国的新药研发和医药市场的特征来说，那就是重磅炸弹式的新药出现，和几千个博士才能研发成功一个新药的，摊到个人来说，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上一个成功的新药，但对于新药研发人员来说，这个行当还是可以混饭吃，可以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而新药研发人员可以在跨国企业就业，这个市场也会有很大的空间的。 新药研发将真正体现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高利润的行业特点。 第二次发言 本来还想大修一下，不过也好，就算补充几句话，另开一段。我这几年的学习，包括在丁香园的学习和自学，学会了一些诡辩或者看问题有些偏门。但可能与众不同。 一个主要的思路就是看一个人说话的目的是什么，要看到他代表着的利益体是什么。另一个就是对经济学概念的学习，发现经济学不止有一个变量可作文章，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三个变量互相制约和发展。科学将有限的资源逐步变为无限，经济和政 治手段来(市场与计划）来调配资源，道德文化宗教等把无限的欲望逐步节制或转移，且听后文分解。 利益体，毛主席讲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想问的是这些利益体所要遵循的经济学规律以及做事原则是否一致，我现在认识到的利益体包括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个人。比如为什么，老师叫我们不要撒谎，而国家的间谍们所做的就是在欺骗敌人。都是经济利益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做事原则。 我从93年上大学开始接触到经济学时，与同学在卧谈会上讨论的这个问题，13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而且好像问题越学越多，前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前面的问题只是一个空间地域的划分，写完硕士论文，主要内容是一个中药研发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又发现一个时间上的划分，新老利益体的遵循的经济学规律以及做事原则是否一致。以上这些问题谁能指教，请不吝赐教。我们可以另开新贴讨论。 转回本题，我没有上面问题的答案，但对这个题目的看法在上面的帖子里提了一些，我以为要给定新药研发的定义，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搞清这个利益体，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行业层面，一个是新药研发的单位或企业，一个是个人，而个人又分为从业人员与非从业人员，对于他们，这个题目有些答案是相同的，但有些答案是不同的。 国家层面有军事与政 治斗争的要求，要求自主创新。 而行业方面在加入wto后，实际上很多已经全球一体化了，中国的医药行业外资比例，中国的市场份额有多少是外国的，世界的市场除中国外有多少是中国的，中国人在世界医药行业的就业情况，外国人在中国医药行业的就业情况。以及上面提到的国家gdp的相对比例以及医药行业与国家gdp的关系。医药行业的情况搞清楚了，作为医药行业一部分的新药研发的份额和发展途径就相对明了一些。但这个问题由于其错综复杂，就如本题一样，帽子太大不容易看清，或者说这个新药研发的未来，如果不搞定利益体，我以为是个伪问题，没有持续深入讨论的可能。 对于新药研发单位，又分外资，内资，国外与国内，民营，国有，他们的未来怎样。我以为还可以扩展讨论下去，但这个帖子里我就不再讨论了。 而对于个人，上面的帖子里提到了，会出现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就如东北的一些资源性城市资源枯竭，矿工们如何转移就业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大，如果能自由迁徙，我们就去美国了，但不能怎么办？我们这些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是否适应新的形势。有没有这么大的就业空间。 非从业人员的要求到可以几句话的说一下，不劳而获，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日子，只是眼前痛快一时，长久就还是自己埋单了，出江湖混得，迟早要还的。那么尊重知识产权就是知识经济下所有人都一定要做的事了。那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候，我们对中国的新药研发和世界的新药研发期待是什么，这些人对新药研发或医药行业的消费能力怎么样，也决定了新药研发的未来。 技术创新学引入国内也有20年了，在国外也有近百年的研究历史。医药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创新推动型的行业，除了上面提到的医药专利的阈值性特征。我的朴素的理解是，医药行业为什么不是需求拉动型的市场，就如棺材铺的老板不能为了扩大生意去创造需求，去杀人，医药行业不能为了自己行业的生存去让人得病。 但为什么说技术创新推动型，就在于需求存在了很久，已经发现不了需求对于专利的引导性，sars的到来，不过是又一次验证了这个话题，有人很快就申报了专利什么sars疫苗和治疗，但新药研发的长周期决定了，很多是伪造的，难以普及和迅速工业化的。真正认可的疫苗隔了多久才出来。而发挥作用的还是管理手段和其他技术手段。 那么对于新药研发的参与者来说，不要寄希望于类似脑x金的生存方式去创造，还是要致力于解决和发现真正的需求，在找到需求之后，新药研发人员所要做的就是尽快遵循知识产权游戏规则，推出新技术来满足这些需求。这里企业家的作用也要更好的发挥，曾经看过一些文章对重磅炸弹药物的推崇，但这种药物的产生不要完全寄希望于新药研发人员，而是一个知识产权完善的制度下，有钱人的游戏，甘于冒险的企业家所做出的长期投资所产生的。真正一个国际专利覆盖全世界的代价不是一个几千万营业额的企业所能承受的，这个意义上的新药研发人员也很难有希望如比尔一样的暴富可能。所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top1当不上，能保持自己在top10 或top100里就是很不错的选择了。 第三 部分的回答 一个学科能用量化指标或者能用数学说话，说明这个问题就成熟了。 建议这个讨论除了大家发发牢骚或头脑风暴，最好收集和形成一个比较公认的数据体系，丁香园也可以形成这个基于自己内部人员的一个季度或年度调查报告。 我想到了这几个方面，欢迎各位拍砖补充。 中国新药研发的从业人员数量，待遇，新药研发的人员结构（注册，知识产权，试验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等等），中国新药研发的平均成本，平均周期。新药研发的技术路线，仿制药申报的比重，市场的比例（金额，品种），中国新药研究的产出水平（专利，申报临床数，生产数，销售数，盈利数，商标数）等。这些是一个宏观的数据。 经济决策说到底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选择。 中国的制度漏洞给了一些人投机的成本，这些漏洞的机会逐渐在消失，那么影响一个企业家的投入新药研发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的权重又是多少。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因素，还有那些微观成面的因素，请各位补充。 我认识一个风投老总，他总体上对医药行业是悲观的，主要因素就是商业贿赂问题，这个无底洞是投资者很难预见和不可控的。 对于项目管理人员来说，中国的新药研发可供选择的市场空间，与自己的技术资源特长空间重合度怎样，还是大家都没有创新的积累，可以什么都能做。这个细分市场的空间，和各个细分市场的top5企业或研究所，又没有数据。 你的合作伙伴是不是最优秀的，决定了你是不是最优秀的。这个竞争或圈子的门槛在中国是需要多少代价。 这些数据的深度挖掘，才能有效传递信息，大家才能百尺竿头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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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水利建设
dongzg101 2011-9-20 05:12
中国是属龙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水，江、河、湖、海，就是过去和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源于长江、黄河，现在要水利建设，大大小小的湖，孕育中国的小龙，将来，我们要面向大海！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水是中国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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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静坐爱晚亭旁所思
热度 1 shuilinxi 2011-9-9 08:42
要使一个人保持思考力和智慧的有效办法是有时候适当独处一段时间，昨晚一个人散步到了爱晚亭，静静地坐在爱晚亭旁，理一下思绪。秋叶中的爱晚亭，美丽而安静，山风伴着流水拂面而过。 一个人的时候，考虑的问题会更深远。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毛泽东，在爱晚亭读书，想起那些岳麓书院的伟大人物，年轻时都是在爱晚亭旁积蓄力量培养智慧。 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辈在年轻时候究竟在干什么？ 这些伟人在为国为民立下大志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又想到了一个问题，自己当年来湖大的目的是什么？ 当年毛泽东所面临的局面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外强权掠夺，那个时代的人一般有几种生活方式，要不顺应时代，夹缝中求生存，要不逆来顺受（一般老百姓），要不就立志救国。毛泽东就是一位立志救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人。 我们国家当今的现状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方式的转变问题，因为按目前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难以为继。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面对资源匮乏，原材料和能源成本节节高升，最重要是科技力量严重不足，未出现本质核心的推动社会发展的科技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短视明显，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人文精神匮乏。人文科技力量的薄弱相互影响。而这一切导致环境污染，能源的大量耗损，人民生活压力大，人和社会缺乏内在的精神和动力。 觉得自己个人能力有限，只希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多年后再到爱晚亭的时候能无愧于心。 学习了一篇毛泽东年轻时代的文章，感受那一种磅礴的气势和力量。 《心之力》撰写时间大约是1917年，当时毛泽东24岁，已初现大志。 《心之力》原文：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里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里最致力于进化者也。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今人却败于自我心力沉沦、散弱。 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即国力不济。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不平等诸般条约引狼入室，资敌来犯，此为召唤、鼓励诸多蛮夷强盗分食华夏之举。与蛮夷通商者使洋货泛滥，居高居奇，国人尽被盘剥，泱泱中华竟无力生产民众生活诸品。多年来世界强盗在中国多有斩获，故恶敌觊觎长存、忘我之心不死。太多国耻未雪，蛮夷、豺狼、凶魔纷沓而至，国民皆因腐败汉奸、军阀、买办所欠洋人无尽之亡国债务而自危。国债深陷，物价飞涨，民众食宿艰难，灾厄连连，何日可止？今满清鞑虏虽败，可恨国、政、经济均被愚昧独夫、洋奴把持，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蛮夷恶敌肆意分割、吞并华夏，万民为奴，国资殆尽。 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无善终。 主张洋务可借鉴“师夷之长以制夷”之道，尽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者其性必恶”之祖训。列设抗御蛮夷强盗杀戮预防之策，张扬神州民众自强军国心力，富民强邦。以抗击西方蛮夷列强剿灭中华古圣传承之奸计，履行世界万国大同目标之正义道德教化、优靖之使命。 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之力也。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国三纲所在必去，愚民愚治尽除，方有优塑民众之希冀。 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洋务祸国殃民，究其缘由，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卖国贼四者，同为天下恶魔强盗者也。 千古圣人，教化为根。我辈青年，恰逢此乱象当前之世，人皆逐物欲而迷心，循末节而忘真，醉娱乐轻国志，谋小私绝大利，认蛮夷做乃父，拜魔盗为师尊，毁文明于无耻。 今愚者忘本堕渊，竟争先自掘其坟，却不思危亡之计。苟活于当下，遗失神圣之使命，忘却肩上之重任；背离于真理，违逆人本之慧根；醉心于享乐，不知当世之惊变；沉迷于自我，不知危机之四伏！故西方强盗公然侵杀、奴役。 普看当今，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人类文明之前途扑朔渺茫，天下苍生之幸福岌岌可危。虽有科技带来物质之充足，仍难满人欲之巨壑，各派皆为私利而竞相奔走，人人皆被牵入滚滚洪流。强盗流氓制订管制世界法律，邪恶魔鬼公然成为人间领袖，万国不思兴道义之师，竟全然拜魔盗为导师，此星球之一草一木万物生灵涂炭之期不远矣。 虽有智者、勇者愿做中流之砥柱，却犹如闹市之人语，瀑下之鱼鸣。请问周边，还有几人执著于真理？还有几人探求于本源？一句开心就好，便甘愿随波逐流。孰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何以立？为生民立命何以立？为往圣继绝学何以继？为万世开太平何以开？若我辈之人此心已无，则中华即将亡亦！中华亡则人类必亡亦！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下者曰真心实性。血肉者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 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西方强盗宗教亦有前生主神虐民之邪暴，后有耶稣爱民之改良。神魔心性之变幻如此，故世人多为耶稣所迷。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不可不察。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大如大风之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大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五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研奇巧精技铸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楛，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富裕之千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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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就是要改变现在
qiaoqiao1980 2011-8-24 16:45
虽然改革赶不上革命来的猛烈，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变革并不亚于革命。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这是唯物史学家的基本观点，当那些隐藏的因素存在的时候，这种必然就已经存在了。未来虽然我们难以预料，但是它的发展进程却已经萌芽，这种进步不能抵挡。革命是因为存在的利益者已经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被新生的利益者所代替，而改革是存在的利益者由于看到了社会的进步而自主的转变为新生的利益者。可以说，革命和改革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转变的方式不同而已。 改革就是要改变现在，因为现在永远都是存在问题，未来永远不是现在的重复。所以任何现在的理由都不是要抵消改革的理由，改革不是由现在的情况来决定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否定这种趋势，抵制改革，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假改革，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革命。 中国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建立一个与其他国家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强大国家，所以现代文明的要素民主精神和科学理念必然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构成要素。没有这两者，中国与外国的冲突就只能越来越厉害，甚至导致世界战争。民主意识是政治层面的，这里不说，但是科学意识是教育和学术层面的，而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已经极大的阻碍的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发展，其中尤其以高考为代表的应试教育体系和行政领导学术、评价学术的学术机制为甚，改革必然成为二十年内国内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主题。而当前的问题是，假改革和乱改革已经成为一些人逃避真改革，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那么二十年后这样的阻碍就必然会导致更多的问题，甚至危害到国家稳定，祸害匪浅。 世上是从来没有乱民的，有的只是昏君而已，我相信这是永恒的真理。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谁阻碍了他都将会被历史所抛弃。而其中民主和科学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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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光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tangminqian 2011-8-21 16:09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author.php?id=304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 杨光斌 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1） 标签： 新制度主义 自从马奇和奥尔森在1984年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以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已经成为欧美政治学界的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与二战以后流行起来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呈鼎足之势。中国政治学对此相当敏感，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对此文作了介绍，而系统地介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还是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两年的事。应该说，我们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认识并不晚，系统地了解却相对滞后，而运用性研究成果更是有限。但是，这种相对滞后的局面也恰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认识它的价值，新制度主义的一些概念正在成为流行话语。同时，我们还看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异域政治学界争论、整合的过程中，也有中国学者在运用异域政治学界一样的知识渊源即制度经济学而发展自己的制度政治学。这样，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本文的三个构成部分依次是我国政治学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梳理和介绍、在我国的运用性研究和我国政治学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 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问题与整合 如前所述，我国学术界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真正重视也就是这几年的事，突出地 表现在我国主流学术杂志对于它的集中介绍，从而使我国政治学界真正知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何物。我认为，这种介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新制度主义流派的介绍，二是关于新制度主义中的理论范式或具体内容的介绍，比如“诺思悖论”、意识形态等。 有美国学者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划分为7个流派，分别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我反对这样的对于一个理论路径作出如此细致微妙的区隔，因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学”与“问”即学问，学习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如果仅有学习而无问题，就丧失了学习的价值。在研究上实现设定一个细微的路径，肯定会限制发现问题的能力，把研究就变成一个“学问把式”，结果可能是“以因正因而生变果”。制度就是制度，那里还需要那么多的区隔？可喜的是，我国政治学界并没有被这些眼花缭乱的流派所迷惑，而是集中于新制度主义的3个主要流派上，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而社会学制度主义显然是社会学的方法论，因此对于政治学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根据前引文献，历史制度主义被认为是产生于对只关注个体行为选择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直接批判，因而其核心是重新强调政治变迁中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之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历史制度学派接受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规定，即将制度视为对行为起着建构作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而制度又分为三个层次：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以及具体的政府制度安排。关于制度本身的定义决定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特点是强调制度的“关系特征”，既定的制度结构如何影响政治行为的互动，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范围如何影响着政治行动者决定其利益、以及如何确定他们同其他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历史制度学派的“关系特征”决定了，它直接针对的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同时也不同于传统的制度政治学关于国家或社会制度本身的形式特征的描述。在我看来，这种“关系特征”所体现的方法论特征主要是中层理论性质和归纳方法。历史制度主义虽然认为宏观的制度结构比如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是重要的，但是就同一性质的政策而言，在相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结构下却有不同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关键在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安排不同，是中间性的政党系统和利益集团结构充当着个体政治行为者和国家制度之间的中介。同样，历史制度学派并不忽视个人的行为偏好问题，但为人的偏好的形成和偏好的选择是由人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和约束的，而不可能是一种外生的力量。这样，“路径依赖”也就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主导性范式和话语。无疑，历史制度学派研究的主要重点是中间性质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宏观的国家制度和个体政治行为，将中间层次的制度安排看作是影响政治行为的自变量。 历史制度学派的另一个方法论特征就是归纳法。不同于基于假设之上的演绎性分析为主要特征的理性选择学派，历史制度学派反对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在解释经验素材的时候，通常以归纳的方式作为其主要的分析路径。理性选择学派批评这种路径既不科学也无理论性，但是历史制度学派则认为每一种路径均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必要一劳永逸地选择一种方法和路径。 我认为，上述方法论特征恰恰反映了历史制度学派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第一，虽然历史制度学派主要是用来研究制度变迁的，但是成长和训练于宏观制度结构不变的学者们在提出这样的理论的时候，或许忽视或故意不去关注这样的问题，即历史上制度变迁在很多时候就是宏观的国家结构的变迁，并且正是宏观的国家结构直接决定着个体的和中间组织的政治行为，何况有的国家在很多时候还不存在所谓的中间组织。因此，不能简单地否认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的“结构决定论”，重要的是需要对结构作出区分。在中国自秦汉至晚清的千年历史中，是宏观的制度结构、具体地说就是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人的政治行为。比如，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萌而不发？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即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说到底是国家层面的制度问题，而不是所谓的中层组织的原因。因此，中层理论是重要的，宏观的路径并不是因此而不重要。否则，历史制度主义就存在适用的地域性限制问题。对于历史制度学派这样的缺失，生活在宏观制度结构不变的学者而言，很难有切身的感受，因而也不认为或者难于指出该学派所存在的固有的不足。 第二，正如理性选择制度学派所言，擅长于归纳分析的中层理论不能解释在既定制度下的行为者的心理变量。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制度变迁时不接受理性人的假设，不能发展出一套制度如何具体地影响人的行为的因果链条，而这种因果链条恰恰是制度变迁的根本。 和历史制度学派一样，既然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种而不同于传统的行为主义的理性计算，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当然也是关注制度的。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产生于对美国国会立法行为的研究。如果传统的理性选择的公式正确的话，国会的立法就很难保证稳定的多数，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和问题本身的多维性都将导致这样的计算结果，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议案，从而使得从一个议案到另一个议案都会出现循环现象。然而，在事实上，国会的投票结果又表现出相当大的稳定性。这种现象直接否定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性选择，导致人们转向制度的研究，是制度解决了立法者们经常会面对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然而，虽然重视制度安排的作用，但是理性选择制度学派还是坚信行为者既有的偏好的力量，认为政治结果其实就是行为者策略性计算的结果。以分析行为为假设，理性选择制度学派建立了经典的计算途径来解释制度对于行为的影响方式。为此，理性选择制度学派提出了著名的制度创新理论，即当人们认为创设新在制度的收益大于因此而招致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就会出现；相反，人们就不会冒着风险去创新。应该说，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这一理论假设为制度变迁作出了新贡献，给予人们一个新的视野去认识一些成功的制度创设过程，比如我国的经济改革中的很多新举措。 因为是可以计算的路径，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借用了诸如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概念，用于阐释某一组织形式产生的过程。这样，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不仅用此研究国会的立法行为，还转向国际组织的形成和运转、政治制度的发展、民主转型等领域。 我认为，如果说历史制度学派依赖的“路径依赖”，理性选择制度学派想解决的或回答的则是“路径替代”。但是，“路径替代”或制度创设难道都是预期的结果？苏联的解体决非苏联共产党所能预期的，更不是他们所期待的。苏联的解体显然是一个“路径偶然”问题。历史上的国家失败或政权更迭很多时候也不是当事人能够计算出来的。在理论上，国家的统治者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社会产出的最小化的内在冲突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失败或政权的更迭，但是，统治者是否能因此计算逐步减少自己的利益而增加社会的产出以稳定自己的政治统治？历史的多数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认为，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最佳用途是分析国家生活中一个具体的组织的创设与运做问题，超出这个范畴，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从上面的简单的总结可以知道，尽管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是毕竟为人们认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和一定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本身的问题和国人及思想界的理论需求，决定了对制度主义政治学整合的必要。 第一，由于都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一种，共同的话题都是“制度”，它们的分歧又有整合的可能。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新制度主义的几个分支都强调相同的问题，即当表达偏好的制度背景深刻地影响表达出来的偏好时，弄清楚人类行为想要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制度研究者没有通过考察个体心理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集中于关注将个体意愿整合为集体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的影响，不管这些规则和程序是那些正式政治制度、自愿的联合体、公司，还是认知或解释框架。 既然共同的研究兴趣是潜在政治需求与最终结果之间的黑箱，那么，预先界定这个箱子的内容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规范的'制度'定义就是不可欲的。共同的研究议程就是对制度影响的研究，无论它们在何处或通过何种方式发生。 第二，不仅理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要求整合，理论的地域性特征也需要中国学者在理论运用的选择和整合。成长和训练于既定制度环境下的学者所设计出来的理论路径首先是用于阐释自己所熟悉的制度环境，必然有抵御性限制。尽管任何国家的政治主体都是人，人性具有相同的特质，但是不同文明下的制度变迁差异也是明显的，因而在理论运用上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拿来主义”，否者就存在上述难以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时代主题，西方学者主要回答的是在既定的宏观制度结构下国会、政党、利益集团和选举等主流性问题，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面对的千年不遇的社会转型这样的巨型问题。虽然可以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社会转型中的问题，但是最大的课题还是设计和回答宏观上的社会转型问题。对于这样的巨型问题，历史制度学派或理性选择制度学派能够胜任吗？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给出简单的回答。 第三，正如国际关系学中的英国学派的代表布赞所说，国际社会科学界在经历美国行为主义霸权统治几十年而不断碰壁以后，宏观的历史社会理论终于得以复兴。人类文明中的思想成分就是宏观的社会科学理论，人类怎么能够没有思想？怎么会不需要新思想？很简单，社会科学代际传递的主要是哲学圣贤们的大思想、大思路，而不是匠人的技艺；在我们的记忆中流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的，是社会科学中能够称得上思想的“传统”，而不是行为主义的一些“样式”。因此，宏观理论研究的复兴不是偶然的，并取得一系列成就：经济史研究中诺思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世界经济研究中沃勒斯坦所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前述的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理论，等等。政治学呢？虽然历史制度学派有一些宏观的色彩，但他们自己定位为中层理论，从而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中国的社会转型为我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提供了百年不遇的良机。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科学的新趋向和中国社会转型本身，都为我国学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我认为，恢复政治学的制度传统，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就能够发展一套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研究中的宏观理论。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运用 如果说我国学术界系统地认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以想见，它在 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性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制度主义的一些流行术语。但是学派之所以称为学派，自然有学派本身的特定内容，并不是所有出现该类术语的作品都可以归类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严格说来，目前主要有三类运用性研究，即关于前苏联制度变迁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的研究。 1．关于前苏联制度变迁的研究。前苏联的突然的瓦解，可以看作是20世纪最令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震惊的事件，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科的研究热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自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关注这场政治大地震，总结苏联接替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直接探讨制度根源的作品，但是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来研究的，只是处于引进和尝试阶段。 无论是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还是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路径替代理论，都无法解释一个庞大的政治系统为什么轰然解体，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制度遗产、政治精英等因素在制度变迁中只起次要的牵制作用，由此提出“路径偶然”概念。美国学者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情况出现于苏联东欧突然崩溃后的特殊时期。为此，有的国家实行渐进式的新制度引入，有的实行休克式的新制度引入。这种关于前苏联制度变迁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是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纵深性拓展，扩大了我们的认识视野。 在有人介绍新制度主义之于苏联的研究时，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直接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基本范式研究苏联的制度变迁。作者认为，在苏联的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同时隐含了“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供给过剩”的危机因素。虽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并不必然导致其制度的日益僵化，但在苏联模式的历史演进中，却因其制度供给主体即特权阶层和领导者的自私和思想落伍而日益丧失制度创新能力，最后通过高成本和悲剧性的解体方式实现了制度转换。苏联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制度创新”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重要环节。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苏联的制度变迁，不仅可以拓展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视野，还可以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直接提供某些启示和助益。因而这种研究不仅是学理上的，更是政策性的。 2．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一个思维传统，成就斐然。但是经济改革不但是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政治学科的重要课题，因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往往离不开政治，经济改革的现实内涵是其政治意义，学科内涵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将会看到，政治学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和判断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即以国有企业改革为起点而进行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和关于经济转型的宏观研究。关于国企改革的研究，不同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政府制度设计以及政府的行为逻辑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政府与股市关系、粮食体制改革以及建立公司的制度成本的研究所演绎的政治学理论价值。 股市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鲜事物，也是倍受百姓和专家关注与争议的体制。关于中国股市的“政策市”定位很准确，但是为什么是政策市？各路经济学家一直没能回答。有人运用“诺思悖论”即国家目的的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内在张力，结合中国建立股市以来的股票市场的波动周期，深刻地回答了“政策市”的制度根源。粮食体制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1998年以来的粮食体制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就？说到底是宏观的制度结构与中观的路径依赖问题。我们由此看到，在我国，哪怕是探讨中间层次的组织行为，也必须研究宏观的制度结构，确实存在“结构决定论”问题。关于组建公司的过程的案例研究，有力地阐释了基于公有产权上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必然体现为宏观制度结构与中层制度安排的高成本，微观行为主体即企业和主管官员博弈过程的理性选择行为所导致的高成本。这种研究既是对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性补充，是对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生动验证，也是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必需的案例支撑。 关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学者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所设定的“制度范式”研究路径，系统研究了在既定制度结构下经济转型的政治意义，得出值得关注的结论：第一，从权力结构和制度绩效出发，揭示了改革前的国家权力所存在的危机以及改革的理论起源问题，由此引申的命题是，在无效的产权制度下，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在实践中却表现为权力资源的分割和权威资源的流失。 第二，从“诺思悖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员理论引申三大权力主体即国家、地方和行政机关的不同的行为模式。比如，国家的一个目的是租金的最大化和政治统治的坚固化，另一个目的是社会产出的最大化的命题，解释了经济改革的局限性，阐释了国家经济行为的政治学内涵；既提出地方政府的反市场化与制度创新的悖论，又指出制度创新带来的更加均衡的国家结构形式，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过去国家不受制约地决定一切的格局；系统地解释了行政机关的部门主义规制所导致的权利制度化，从而另人信服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费用和制度绩效。 第三，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的创新性。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市场关系中，总体上不存在国家的企业财产所有权问题，主要关注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但是，中国不但存在政府的企业所有权问题，还存在基于所有权之上的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这样，就不能笼统地议论政府的职能问题。由于与企业所有权的不同关系，作为政府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作为政府代理人的行政机构，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表现都是不一样的。由此，给学人予警示的是，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而不陷于西方的研究模板。 3．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制度主义就是专门用来分析制度变迁的理论途径，异域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凡，更不用说对于经济史的研究而形成的新经济史学派。目前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有： 第一，大国兴衰比较研究。不同于历史学家肯尼迪对于大国兴衰的军事冲突和经济发展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家兰德斯关于国富国穷的文化决定论、经济学家奥尔森之于国家兴衰的集体行动困境论，国内一些学者已经从制度层面考察大国的命运，认为国家制度和治理形式决定着一个国家能否强大以及强大的持久性，其中包括对近代中国衰落的制度研究。 第二，近代中国研究。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即洋务运动的失败是败于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研究发现，宏观的制度结构和中观的制度安排的结构性缺失，决定了行为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统治者的集体失败即国家的失败。到了北洋政府时期，为什么政治上的“丛林规则”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又有空前的繁荣？制度理论的分析或许让我们明白这一特殊时期的政治经济悖论。制度理论更有力地解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命运。考察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危机的权力结构以及绝对贫困化的农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和农业社会产出的最小化，直接颠覆了南京国民政府。上述对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关键事件和关键结构的分析，给了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一种新视角。 第三，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研究。有人敏锐地指出，当前中国的中心应该是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实行第二次大的转型。无疑，当前中国的制度建设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制度变迁理论所展现的有关成果很有限，主要集中于农村基层政治中的制度创新研究，个别学者涉及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在中国，系统运用制度理论而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的努力刚刚开始，但是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将有批量的研究成果。毕竟，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近代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都有许多待开发的领域，而制度建设又是当前最迫切的课题。 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争论与拓展 我国学者在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路径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在拓展着新制度主义理论。有意思的是，我国政治学界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本身没有多少争论，但是对诺思的制度变迁却争论颇多。由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知识来源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所构成的制度变迁理论，关于知识来源的争论也就可以视为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本身的讨论。 1．关于“诺思悖论”的讨论 政治学界对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讨论，基本上是以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为参照系，或者进行纯理论的思辩。代表性的观点有： 理论逻辑不可解论。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国家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重作用所决定，“诺思悖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解的。政府既有积极的和公利的一面，是不可或缺的，又有消极的和自利的一面。解决这种悖论的有效途径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而实现制度均衡，其中可以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克制非创新占有。然而，当统治者的利益和社会创新出现冲突时，政府是否或能否改变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这使诺思的“国家理论是根本的”论断出现了逻辑缺口。 “诺思悖论”存在不可解的逻辑缺失？抽象思辩是必要的。但是，即使在理论上，国家的制度创新并不是单向性的活动，意识形态变革的路径也不只是单向性的，存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双向的路径。考察国家的制度重新功能不应该将国家孤立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熟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表明，刚性意识形态而维护的统治者利益的至上性所导致的制度衰败的事实，并没有消解“诺思悖论”，反而是一种验证和支持。 密切联系论。有学者在充分认识到诺思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分歧的同时，指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在国家产生的问题上，诺思对国家模型的构建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分析基础之上的，具有深厚的唯物主义基础；在对国家职能的认识上，构成“诺思悖论”的国家的暴力潜能论、统治阶级利益的至上性、国家的非中立性等论断，深受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的一种归纳或展开。还有人认为，诺思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区隔是显然的，但是“诺思悖论”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现代经济学表述。其实，诺思本人也承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和国家理论的生命力，尽管他不接受马克思的某些论断。 2．关于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 或许是因为国人太熟悉的政治术语，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受到的关注最多。人们太习惯于将意识形态视为政治生活的当然部分，因此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分析让人们耳目一新。意识形态的正、负功能主要表现在能否鼓励制度创新、论证团体行动的合法性、避免政治分裂和减少“搭便车”。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点到为止。我国改革前后意识形态争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实最能验证这种意识形态理论，但是，研究不足。 3．理论拓展 主要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来源而不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种流派，有学者提出了用于分析中国政治发展和大国制度变迁的“制度范式”理论。简单地说，“制度范式”的是指：由政治结构所安排和影响的产权制度共同构成一个宏观的制度结构(Structure)；制度结构决定或影响着由组织、政府与企业关系、交易方式（计划或市场）、意识形态等元素构成的中观的制度安排(System)；制度安排的样式直接影响着由政治合法性和经济绩效构成的制度绩效(Performance)，又称为“SSP范式”。 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比较，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 1）不同于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中层组织决定论，本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决定论”。中国自古以来的最明白的政治发展线索是，政治权力主导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否则就不能理解几千年的物质积累为什么不能演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理解古代、近代的官僚机构和个人所导演的租金为零的集体失败。 2）不同于我国制度经济学的是，“SSP范式”更加关注制度结构中的政治制度之于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制度经济学家能否认同这一点，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判断。 3）“SSP范式”既包含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变量，也包容了理性选择学派的“行为偏好”。真是巧合。西方政治学学者在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种流派（目前正在整合），而中国政治学学者借助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所形成的制度范式则有自己的操作性和包容性，是一种整合性理论，尤其适用于大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国内政治经济变迁研究。 结语：在梳理、探讨和总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之际，有几点强烈的感触。第一，和中国的整体性对外开放一样，政治学只有在交流与对话、借鉴与批判中才能得到充实和发展。第二，和发展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发展我国的政治学应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更何况，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智慧的一种表达，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很多时候也难于饶开马克思的学说。第三，即使是使用同一种话语、同一种理论流派，不同语境下的学者自然有不同的题域关怀和时代主题，这也就为我国的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杨光斌，河南省桐柏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1981-1985年就读于河南大学政治系，法学（政治学）学士；1985-1988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政治学）硕士；1997-1998年就读于美国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美国外交专业研究生；1999-200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代表作品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制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制度变迁与国家兴衰）、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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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通胀与中国的结构性泡沫
热度 3 techne 2011-7-22 10:04
结构性通胀与中国的结构性泡沫 （本文已发表于“爱思想”，8月30日头版头条，www.aisixiang.com） 王 键 颠覆性的“创新” 笔者一个月前读到了两条新闻，都是关于中国的，其一是欧盟最近公布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数据，说是欧盟查获的假货85%源于中国生产。基本上，这也等于宣布了全世界假货生产相应的百分比分布份额，估计有误差也差不了几个百分点。其二是关于上海最近市场上出售的活鱼，有最新的提醒告诫消费者：买鲜鱼时切勿以活蹦乱跳为标准来判断鱼是否新鲜，并依此做选择，因为刚发现了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添加药物，商家会使用这种药物刺激鱼类，使鱼异常地活蹦乱跳，以表示新鲜吸引消费者购买。在中国大陆地区，上述现象早已是屡见不鲜。而大家也早都见怪不怪了。 笔者以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上述现象也是一种“技术创新”。由此可见，说中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没有或缺乏技术创新，是很不准确的描述。实际上，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了大量的“创新行为”，只不过按照通常的标准（或者归之为西方霸权所制定标准的约束），这些创新行为可能是被忽略掉的，是按照既定的传统标准所视而不见的。 比如，按照熊彼特对创新行为的定义，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联合国OECD组织认为创新是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成功地生产、吸收和利用新的事物。虽然在这几个类似的定义中，并没有明确创新行为中的价值负荷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潜在地假定了创新会给人们（人类全体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带来更好的效果和收益（至少长期尺度下如此）。这是一种通常的理解。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有很大的特殊性。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存在着很多不符合这种创新定义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也可以带来大量的收益。尽管它们看起来并不那么好，但市场整体并没有因为容纳了大量带毒行为而瓦解，至少短期如此。而无论如何，这种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尽管它可能不那么“好”，但它在特定的中国环境中肯定是很好使的，不然为什么会流行呢？更何况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也确实很快。 结构性通胀 目前中国的物价上涨速度很快，前一阵子猪肉都涨到了20块钱一斤以上的价位，按照以往的生活标准来看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中国央行进行调控的压力也很大，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很高了，若持续加息也并非没有顾虑，有造成经济冷却的风险。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温度是绝不能偏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若放缓，中国社会就可能会发生很多乱象，而若经济增长接近停滞不前，这件事对中国来说就等于灾难，根本无法承受。 这里就涉及到“通胀”的重要概念。经济学一般是用价格来定义“通胀”，或者用“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来进行刻画。如果社会总需求大幅上涨，那么总体物价水平就会增高，这就是对通胀的最基本理解。当然，对通胀现象也可以用货币的方式来进行理解，当流通的货币大幅增加时，总体物价也会不可避免地上涨，而这就是通胀现象。 经济学教科书上一般把通胀归为三类：1、需求拉动型；2、成本推进型；3、结构性通胀。第一种是说社会需求上涨，造成物价上涨，形成通胀；第二种是说由于原料或劳动要素的价格上涨，造成物价上涨，形成通胀。这两种是较为传统的解释，也比较简单易懂。但真正有重要意义的是第三种通胀模式：结构性通胀。 经济学教科书对结构性通胀的解释，通常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1、一个国家中一些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另一些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2、一个国家中，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的开放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与世界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封闭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3、一个国家中各部门的产品供求关系不同，也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发生。由此而归纳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论的主要论点是：①服务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慢于工业部门。②两大部门的名义工资增长率将趋向一致，而货币工资增长率则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即服务性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要向工业部门的“看齐”。③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是实行“成本加成定价”制（即在上涨的工资成本之上相应地加上固定的利润来确定价格水平），因而随着两大部门的货币工资的一致增长，物价水平就相应地成比例上涨。④就服务性部门的产品来说,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而收入弹性较高，因而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也势必产生物价的普遍上涨。⑤价格和货币工资都具有难往下降落这样一种刚性。（以上内容引自互动百科） 本文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上述内容的细节。总之，“结构性通胀”这一概念大概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当时的学者在讨论时引入了这一概念。从西方的情况来看，工会组织、福利体系等是他们的特殊社会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最初引入的“结构性通胀”概念，如果对它关注的核心加以概括，其实就是说按照西方的固有社会分配结构，必须要关注一些低效率部门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就造成了货币的发行同实际经济增长有出入。此外，欧美的民主制度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抑制了政府滥用权力利用税收制度来无节制地扩大财政收入。 对此，近年来秦晖先生曾提出过“尺蠖效应”（以及反尺蠖效应）来对此加以描述。在欧美的民主制度设计下，造成政党竞争时的竞选政策导向和施政纲领都必须具有“增福利”和“减税收”的效果，来自选民的压力经过多年持续累积，造成了欧美民主制度的福利泡沫。近年来，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欧盟一些国家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同这个问题有关。 为何通胀本质上不可避免 人类现代社会的实质是追求发展。不妨借用下奥林匹克的语言，“更快、更高、更强”，这也是对现代性神似的表述。此外再补充下蛋糕式的语言：“更大，更多，更爽口”，这也是很形象的描述。而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温和的通胀对于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实际上，若想发展经济体，那么一国货币保持轻微的超发状态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经济要增长就必须保持热度，流通的货币量适量多一些，才能刺激整个经济体的增长势头。这就像始终处于生长期的生物有机体，营养和负责传输的体液要保持充足，宁可过剩不可不足。反之，如果出现通货紧缩，经济体的增长就要停滞倒退了。由于普世的要求都是经济必须增长，尽管在经济周期中也会有膨胀和紧缩的周期，但从长期来看，经济体必须不断增长。因此，理想状态下的供给-需求经济均衡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为维持经济增长只有保持温和通胀的较佳状态。以提供适当过剩货币的方式（印发过多的纸币），来刺激并建构消费市场的需求，而这也就是增长的秘密。 中国的结构性通胀 刚才已经表述过，欧美的结构性通胀理论，同他们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很有关系。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导致工资只能上调而很难下调，由于民主的公共选择机制和选票约束，参与竞选的政治家，都高呼增加全民福利的口号，而鲜有人敢鼓吹加税的政策纲领，这实际上就导致欧美的一般公众在政府的政治支持下，保持了过高的生活水准。若从货币发行的观点看，欧美国家发行了过多本国货币，其中相当一部分以福利分配的形式返到了民众的手中。 但是，这种“结构性通胀”的欧美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形。正如秦晖教授所曾描述过的，在中国长期存在着一种方向与欧美相反的“尺蠖”效应。当中国政府需要加税时（或增加其他隐形费用），无人能进行有效反对，而相反，当中国政府在福利增长方面止步不前时，也无人能施加有效的决策影响。然而，根据一些货币方面的统计数字，尽管在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汇率长期偏低，人民币也许早就应当大幅升值，但中国国内实际发行的广义M2货币数量，却早已经远远超出温和通胀的范围，超发份额已成为天文数字般的货币量。实际上，在中国也存在着广泛的“结构性通胀”，但中国的这种结构性通胀与欧美的结构性通胀非常不同。在中国，结构性的问题出在低效的垄断部门与正常经济体之间。由于央企国企存在着众多优惠，不但“大而不倒”，还在原料定价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补贴政策，此外在财富分配方面，中国的众多垄断部门（以政府为代表）都享有极大的特殊权力。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与欧美类似的结构性失衡，最终必然制造出结构性通胀。 此外，与欧美不同，而且同前苏联很相似：中国的市场化仍是很不彻底的。在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等方面，中国的技术实力名列世界前列，然而，在一般民用技术领域，中国的平均技术水准却不会超过世界中游水平。与苏联很相似的一点还在于，中国的垄断部门的技术开发，同一般民用领域基本上是脱节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官僚运行架构，使得中国缺乏这种把技术开发同民用领域相结合的动力。尽管“创新”口号可以喊得很响，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达到。这源于结构性问题，以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为代表，中国的垄断部门做技术开发总是基于上级部门的特殊考虑，而并不会连带考虑做一件技术开发最终会对市场消费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尽管上级也可以提出类似要求，但结构性问题会造就这种要求的无效化。 结构性的泡沫 以上表述了“结构性通胀”的概念，接下来表述“结构性泡沫”的概念。如同文章开头简述的带毒创新行为，结构性泡沫显然也是指在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着一些不好的、虚假的甚至“带毒的”东西，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并且，这种泡沫状的东西是由特定结构在经济体内部所造就的，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需强调一点：对这种“结构性泡沫”的界定，必须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界定。比如，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带毒，即使是非常健康的人，身上也可能会带有部分毒素（或细菌、病毒等）。但对于这种一般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在理论上进行过多的纠缠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由具体的特殊因素所造就，那对此进行分析也是徒劳无益的。 以欧美国家为代表，他们的过度福利和过度举债现象，可以被看作一种“结构性泡沫”。而且，这种泡沫源于欧美国家的整个自由民主制度体系。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甚至有美国学者批评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社会主义者”，以“两房”为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在背后鼓励了给那些根本无力购房的民众提供购房贷款的行为，甚至于次贷危机爆发后有美国学者撰文讽刺美国政府试图“让那些根本不配拥有美国梦的人也实现美国梦”。最终，过度消费和举债行为无法延续，危机彻底爆发并扩大化。目前，由于财政赤字和入不敷出，以及欧美政府无法大幅增税以充分搜刮本国民众民脂民膏的方式来抵消赤字，这个“去杠杆化”和“去福利化”的进行还会很漫长。最终，欧美经济体若想消除这种结构性泡沫，也必须在制度上进行一些革新。这不只是对金融体系加强监管这么简单，还包括对于福利和税收制度的有效调整。最终减缓公共供给和公共消费之间存在的日趋扩大的差额和冲突。 然而，在中国，结构性的泡沫则远比欧美更加泛滥。尽管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自由放任的金融体系，也不存在过度杠杆化的问题，但中国的结构性泡沫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制造出大量的假货和无效/抵消/高风险公共产品，以隐蔽方式让公众在不知不觉间负担高额成本。通常，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和贸易关系中，界定某个产品的价格及质量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充分反复交易。然而，在中国这一点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垄断部门和管制行业，存在着大量的产权不清的交易方，他们的购买行为在本质上往往是不需要自己负责的，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虚假和无效的交易行为。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案例之一，中国的英语考试系统。至少从初中开始，很多人都接受过中国的这种英语考试教育。然而，中国的这种英语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种“无效”的教育。君不见，众多学生背单词，学例句，读范文，最后通过学校和国家各级考试，如四级六级，然而很多分数理想的学生却不会使用英语同别人进行有效交流，也不会用英文写出一篇流利清晰的文章。在其实质上，中国的英语考试已经变成一种异化了的行为模式，它存在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让学生学好真正的英语，了解真正的英语文化，而是为了教育部、各级学校和考试部门的存在合理性，甚至包括那些英语老师，为了让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这样一种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经济行为的社会利益背景的考察，听起来难免是让人沮丧的。然而，这似乎更接近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般现实（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下）。英语考试的例子可能还不够典型，在中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存在着政治科目。而且，在从中学到大学的各个学校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政治科目。每年下来，大量的课程被讲授，老师事先也会认真备课，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知识”，学生耐心或不耐心的倾听，大量的教材印刷出版，并且得到购买，最终还会有考卷和对课程的教学评估。一些筛选出的出色的“知识”或“认识”，最终还会得到浓缩和升华，变成更高级的得到专家共同体认可的“经典”。 然而，在貌似标准生产流水线的这样一套运作模式中，中国的政治考试体系所制造出来的知识，尽管不是100%，但其中至少有80-90%的内容，是“虚假”的精神产品。而这样的案例绝非罕见，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以及出版发行体系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类似现象。中国的期刊体系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期刊每年会发表大量学术文章。然而，中国的期刊体系同样早已经异化了。中国的期刊发表论文，并不会是因为这些论文多么精彩，或者是因为专业读者会乐于阅读（实际上读者寥寥，但期刊不会受影响）。而是因为能够给编辑带来现实的利益。在互联网等非传统媒体兴起之后，传统平面媒体的异化特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瓦解，然而，在中国有存在着广泛的对互联网的政府管制，像Google、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一大批非传统创新模式，在中国全部遭到遏制。最后形成的相应的在国内提供服务的技术镜像（如百度、优酷、人人、微博等），均受到了阉割，而且也满足并热衷于直接从国外Copy改良新技术模式，而缺乏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是俯拾皆是的。从有形的东西，如食品药品等一般消费品，到公共交通，乃至无形的东西，如知识和精神领域的产品，甚至是博士学位的复制和滥发，全都充斥着大量泡沫。甚至于精神产品的泡沫更加严重，虽然食品药品的严重问题已经为大家所关注，但若同精神产品相比它还不是最严重的。而若追究这种虚假泡沫的根源，它只能是一种结构性的泡沫。 中国为何会充斥结构性泡沫？ 在中国大量存在的这种结构性泡沫，其成因显然与欧美是完全不同的。在此，笔者试图简单探讨下产生这种泡沫的深刻根源。众所周知，中国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此前几度现代化进程都被打断，目前这一次是唯一还算较为顺利的一次。由于中国自古具有的封闭地缘和独特的一元意识形态模式，导致中国人大都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缺乏对于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和规律的认识。 笔者再举个例子，《货币战争》这本书一度在国内非常流行。笔者有一次和一位北大同窗好友讨论书中的问题，《货币战争》里有这么一段，大概表述了美联储是家私营机构，而不是国有机构，因此必然是为私利服务的，是邪恶的。笔者就此和这位同窗争执了一番，我问了个问题：为什么央行不能是家私营机构，为什么私营机构就会是邪恶的？开始时同窗好友坚持认为央行必须是国有机构才行，到后来发现这个事不这么简单，说不清楚了。 那按照我的逻辑，对这个问题大致表述一下：美联储尽管是私营机构，但它的决策是通过很多具有独立性且相互独立的董事来进行的，基本上是这些董事相互制衡的过程。当然，这些董事都是很有实力和背景的强人，但在政治学的理论中，正义同相互制衡是联系在一起。当两个强者相持不下时，第三方的弱者可以因此而受益，因为此时它会变得尤为重要。而假定某一方大权在握掌控一切，因此就会以垄断的方式来表达正义，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思维方式。因为一旦丧失制衡，任何人（或者群体）都会因此而肆无忌惮地优先考虑自己利益偏好，而抛弃抽象的对正义的追求。因此，一家机构（如央行）是国有的并不等于它就会代表正义。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是可以异化的。 实际上，就央行的问题而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陈建奇研究员，在2011上半年曾发表过“谁在为中国央行买单”一文。在文中，陈建奇指出了中国央行在面临巨额外汇占款对冲压力时的隐形消化手段：央行利用政策工具，将风险转嫁给下面各级垄断银行，而这些银行又利用各自的垄断优势，将风险进一步分散给再无更多选择权的客户。总之，陈建奇认为，“为应对外汇占款对冲压力，央行采取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及财政存款等多样化手段，虽然换来了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但却以巨额冲销隐性成本为代价。存款性金融机构及社会公众承担了大规模的对冲成本。对冲成本随着无休止的冲销如滚雪球式爆炸性增长，将显著影响社会福利。” 由此可见，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还局限于传统生活和思维方式之中，很容易将囿于小圈子和血缘或地域的生活方式和经验视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规则和真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制度和规则建设的问题与己无关，轻易就遭忽视。尤其宏观到庞大的国家机器层面，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是容易把社会孝道等中国内部长期形成的做人规矩同普适的客观规律相混淆，只认富国强兵的道理，却看不到这架庞大机器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副作用和巨大破坏性。 中国不能解决问题 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紧随而至。全世界开始弥漫出一派“西方终结”的论调，而中国不但崛起，“中国救世论”也愈发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洋洋得意，愈加狂妄自大起来。 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表述的，中国自身的结构性泡沫问题都难以解决。这一方面源于在中国存在的特殊结构性失衡问题。鉴于这种无法改良的结构性缺陷，“拉动内需”或“技术创新”都是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实现的政策目标。“拉动内需”拉了半天，最后买来卖去的交易方大都是结构性缺陷的受益者，而这些群体只是中国的极少数人，最后造成的虚假财富分配和超发货币，也大都流入了政府财政或极少数人的口袋。在这种模式下，尽管也存在着结构性通胀，但与欧美等国不同，受益者并不是大多数国民。相反，大多数国民的福利还会因此而受损。至于“技术创新”，前文已经表述过，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创新”行为，但这种创新行为与欧美传统的对于技术创新的界定非常不同，它更像是一种泡沫。在实际中，中国进行的大量技术创新行为，最后也被异化了，创新变成了口号。中国的技术创新往往也并非是客户导向的，它最后起的效果，只是把客户的利润挪到自己腰包里，但所创造出的生活方式，却是泡沫化的，甚至是带毒的。在短期内，这样的创新行为可以是相当有效的，让别人无法抵挡无力进行竞争。然而若从长期的尺度来看，这种行为无异于惯于依赖于毒品的慢性自杀，终将自毁长城。 而且，抛开具体的政策目标不谈，就中国的社会基础而言，前文已说过：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未能有效接纳现代化的意识思维和世界观，而且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拥有多达14亿的民众。尽管在中国可能存在着民众的思想意识问题，但这一局面又在短期之内是任何人、势力和国家都无法使其迅速改观的。中国的这一状况，同此前崛起的英美德日苏等国都完全不同，与人口同样多达10亿的印度也很不同。这是中国和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形成的这样一种结构性失衡局面，它是有一定的稳固社会基础的（笔者在这并非是从某种保守主义的观点出发，来鼓吹负面现象的合理性，而是分析问题的客观性和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泡沫虽然不好，虽然带毒虽然有害，但它们的存在却又有其合理性。 笔者以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若还有如此之多的人鼓吹“中国救世论”，那一定是搞错了方向。现实的情况，恐怕根本不是“中国拯救世界”，而是“谁能拯救中国”的问题。当前，经过加入WTO后的持续增长，也伴随着欧美市场需求的转型，中国的经济已经越来越逼近拐点。持续超发的货币，越来越严重的通胀，日趋为难的央行调控决策（此外还有尚未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和移民容纳能力等诸多社会矛盾问题），这一切也许早已向众多“中国救世论”的粉丝泄露出完全相反却不愿为他们察觉的秘密：中国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本身就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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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温家宝：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chadwick 2011-7-17 19:41
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强大的科技，有众多高水平人才，这是国家发展的力量所在、后劲所在。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发展；科技发展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一、准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新形势 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主创新为战略基点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全面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具有代表性的有：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高速铁路、实验快堆、铁基超导、超级杂交水稻、基因测序等。“天河1号”高性能计算机研制成功，每秒运算速度超过1000万亿次，使我国大型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领先行列；TD—SCDMA无线通信标准研制成功，成为以我国知识产权为主的第三代无线通信国际标准；“龙芯”系列高性能处理器研制成功，实现了高性能处理器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自主研发的65纳米12英寸刻蚀机正式装备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微电子加工制造业有了一个较大飞跃；在量子通信这个通信技术尖端领域，我国建成了世界首个全通型量子通信网；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制成功，为深海探测和开发深海能源提供了保证；2009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利用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成功培育存活并具有繁殖能力的小鼠，使我国在干细胞研究领域进入世界前沿；等等。这些创新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些突出成就，应当充分肯定，这其中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心血和奉献。这也说明，我国科技具备了较强的实力，为加快科技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综观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一，加快科技发展，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并赢得主动的迫切要求。我国虽然已成为科技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强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科技发展还不能很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总体上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技术水平偏低，基础和前沿研究比较薄弱，科技体制同经济和科技发展不相适应。我国发展一直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西方国家限制对我国高新技术和产品出口的政策没有改变，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越来越突出。我们必须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加快推进我国的科技发展，坚持自主创新，瞄准战略必争领域，抢占制高点，冲破外部封锁，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加快科技发展，是抢抓机遇，实现经济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任务。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物质科学、能源资源科技、信息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生态环保科技、海洋与空天科技等领域，都酝酿着激动人心的重大突破，并将深化我们对人类自身和宇宙自然的认识，提升人们的科学理性，开辟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面貌，催生以知识文明为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 新科技革命将依赖人类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竞争的强大需求拉动，也必将与新兴产业发展更加紧密融合、互相推动促进。全球将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对我国来说，这既是重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催化剂。我们注意到，西方各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都在对本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行新的部署，开始了新一轮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科技发展不平衡远远大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大幅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把争夺科学技术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科技创新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 近年来，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们制定实施了一整套支持加快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增加科技投入，中央财政五年共投入6197亿元，年均增长22.7%。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制定实施了一揽子计划，包括大范围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十二五”期间，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投入，力争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现在的1.75%提高到2.2%。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紧紧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势，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第三，加快科技发展，是贯彻实施“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我们能不能完成预期的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关键要看一些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因素能否消除或缓解，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不仅关系五年的发展，也关系今后长期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靠什么？从根本上讲，一要靠改革开放，二要靠科技进步。这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根本动力。“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如何破解当前发展难题，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寄希望于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出更大贡献。 二、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在加大，特别是耕地、淡水、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强化。近10年来我国每年平均净增739万人，人口数量在增长，耕地面积在下降，人地矛盾突出。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21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衡。北方黄淮海地区人口、经济总量、粮食生产都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人均淡水资源仅400多立方米，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即使南方，季节性缺水问题也十分突出。从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进口2.4亿吨，进口依存度达55%。2010年原煤产量32.4亿吨，消费量接近34亿吨，煤炭净进口1.4亿吨，已由煤炭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劳动力资源也出现结构性短缺。我们一方面面临人口总量继续增加的压力，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压力。总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土地、劳动力投入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13亿人口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必将为世界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和动力。但是沿袭传统发展模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贯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确保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未来五年，我们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形成少投入、多产出、少排放、多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轨道。如果未来五年这方面没有大的突破，以后的路走起来将会十分艰难。我们既要为当代人负责，也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要为人类探索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做出贡献，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科技工作要紧紧把握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为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并不断引领未来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这些重大专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和作用，对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具有战略性、标志性意义。实施这些重大专项，有利于我们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机遇，促进重点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以来，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对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凝练主攻方向，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加大核心电子器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宽带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生物育种、新药创制等重大战略性产品研发力度。加快建设大型油气田、大型核电、水污染治理等一批对产业发展整体带动性强、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国家示范工程。同时，还要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着眼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新的制高点，对重大专项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 经过认真研究论证，国务院去年对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出了明确部署：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这是我们立足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又紧紧把握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作出的抉择。旨在抢抓机遇，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至关重要的是加强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决定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只有科技创新占据制高点，产业发展才能占据制高点。这一点关系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败。 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步的。从这点看机遇是抓住了。但是从实施进展情况看，问题还比较突出。一是无序发展，一些地方热衷于铺摊子，重复投入、重复建设；二是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领域还处于起步和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三是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产学研脱节。具体到一些领域或产品，技术路线、发展方向还不十分清楚。例如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是什么，现在重点发展的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是不是最终产品，并不十分明确。混合动力车现在有了一些进展，但技术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电动车开发刚刚起步，总体上还处于初级探索和跟踪外国技术阶段，主要设备和材料都依靠进口。发展新能源汽车下一步要集中解决哪些问题，包括技术路线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投入问题、政策支持问题，必须尽快明确下来。再如推进三网融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当前还存在许多技术上的挑战，需要在网络结构、网络核心设备、网络接入设备、网络带宽、网络终端和业务方面加强自主创新，发展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每一个领域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必须选择好方向和技术路线，第二要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的协同和集成能力，对具有战略方向性关键共性技术，要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正是这一点上，暴露出我国体制上的一些突出问题，各部门、各行业往往不能在国家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体制问题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合理布局，加强政策引导，增加政府投入，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尽快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抓出成效，在这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总体技术水平比较低。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传统产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千万不要以为有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可以忽视传统产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无论是扩大就业还是改善人民生活，都不能没有传统产业，而是要大力提升传统产业。即使实现了现代化，像我们这样生产力水平多层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也不能没有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必须与科技紧密结合才有出路。特别是前沿技术的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传统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展示了光明前景。改造传统产业要与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结合起来。从趋势上看，传统产业与新兴科技的融合正在不断加深，若干年后许多领域将难分彼此。我们必须紧紧把握这一趋势，注重利用新兴科技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二者融合发展。例如在能源方面，我国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另一方面也要在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提高能效、降低能耗方面大力开展新技术研发，这方面潜力很大，也是当前的迫切需要。在制造业方面，我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强国。“中国制造”总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进口。提高制造业水平，必须依靠科技，在新材料、新工艺、关键核心技术和技术集成等方面取得突破。还有农业，我国有13亿人口要吃饭，土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始终是最大的隐忧。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必须依靠高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农业的许多领域都与前沿科技联系密切。如良种培育技术、转基因技术等。2008—2010年，我国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培育和产业化全面推进，新培育36个抗虫棉品种，累计推广1.67亿亩，实现效益160亿元，国产抗虫棉市场份额达到93%，彻底打破了国外抗虫棉的垄断地位。这是我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新型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玉米也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新型抗虫、抗除草剂、抗旱转基因作物以及抗病、品质改良转基因动物研究进展加快。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一直为社会广泛关注。我国这方面管理十分严格，在转基因生物安全、安全评价、转基因生物标识、转基因生物加工、转基因生物进口、转基因产品进出境检验检疫等方面，有一整套安全管理的法规体系。总之，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是我们走向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方面，还要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出贡献。 三、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 基础和前沿研究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活动，是新知识的源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往往会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以至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变革。当代基础和前沿研究，其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学科分化与交融并进，先导性更加显著，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更加密切。20世纪以来，引发人类经济和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几乎毫无例外地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紧密相关。例如，量子论和相对论促成了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核能源和核技术的发展；DNA作为遗传信息载体及其双螺旋结构的阐明，奠定了遗传工程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当代技术革命的成果主要来自基础研究的开拓。根据有关资料，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0%以上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每一项新技术专利平均涉及两篇基础研究论文。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没有基础和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就没有根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花钱可以买来产品，但买不来核心技术，高技术含量的设备也买不来。原始创新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基础和前沿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领导和参与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到改革开放后对科技发展进行前瞻性部署，实施“863”、“973”等科技发展计划，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再到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对一系列领域进行了超前部署，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从1986年开始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基础和前沿研究。近年来中央财政投入一直在快速增加。基金设立之初为8000万元，2006年为36.2亿元，2010年增加到103.7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加30%以上。 但总体上看，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表现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在可能发生科技革命的重要方向上，基本上处于前沿跟踪水平，真正由我国科学家率先提出和开拓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很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许多重要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薄弱，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基础与战略前沿研究积累不够、能力不强的问题逐步显现，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成为制约我国长远发展的新瓶颈。 对基础和前沿研究，必须进一步予以重视和加强，同时要从国情国力出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要着眼于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紧紧把握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研究方向，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对国家发展具有全局和长远影响的关键领域，有效组织力量开展攻关，力争在科学上取得原创性突破。近年来国际上在基础和前沿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展示了一些新前景。例如，在物质科学领域，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探索，很可能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样，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对量子调控的研究和突破，可能引发信息、能源、材料等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在生命科学领域，对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探索，开辟了合成生物学这一新领域，打开了从非生命化学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大门，可能引发人类健康、生物经济和资源环境领域的产业革命，等等。在原有部署基础上，我们还要重点加强哪些领域、怎么调整部署，应尽快根据新情况组织论证，进一步明确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二要加大对基础和前沿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基础和前沿研究投入占科技投入的比重。基础与前沿研究具有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的特点，需要长期潜心研究、持续攻关。国家财政要对基础和前沿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保障研究的连续性、稳定性。三要依托高水平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批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科学研究中心，稳定支持和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潜心研究的优秀人才和团队，提高我国基础和前沿研究能力。四要改革评价体系，为从事基础和前沿研究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能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长期潜心研究的环境。并通过稳定支持，提高他们的收入，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四、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要更好发展，更好地承担起支撑和引领中国发展的使命，必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要求。当前的突出问题：一是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由于管理体制和评价导向的原因，许多科技人员还只求论文、样品，目的是评职称、晋级。二是宏观科技决策机制和组织结构不合理，造成体制分割，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并存，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由于部门之间在科技决策上协调不够，造成许多领域重复投入、分散投入，难以在国家整体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削弱了国家科技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集成能力，在一些战略方向性和关键共性领域，往往不能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三是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不少研究领域，中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处在研究工作一线的高水平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对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作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一，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产业和产品新技术发展创新最为敏感。只有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和创新，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也才能有效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要鼓励企业合作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政府从政策和投入上给予支持。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联合共建工程实验室和技术研发平台，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公共科技成果要向企业开放。以应用为目标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要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的机制。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国家要在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发挥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加快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一要加快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厘清政府和企业、市场的职能分工。要把政府职能重点放到制定规划和政策、创造良好环境上来。政府财政投入要重点支持基础与前沿研究、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和事关民生的公益性科技研究，引导和支持企业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二要建立科技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完善科技决策体制机制，特别要完善国家科技发展宏观决策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将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转化为科技研究创新目标的机制。科技管理职能部门之间要建立决策协调机制，避免多头管理、分散投入。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与实施职能要适当分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重大决策科学民主评议制度。建立跨部门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对科技部门、科技计划、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估和监督。三要加快建立科研设施和科研信息社会共享机制。国家投资建设的科研设施，不管建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还是国有企业，都要以非营利的方式向社会开放。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自有科研设施，也要以合理收费等方式向社会开放，为社会分享。加快建立国家科研信息开放和共享机制。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获得的科技信息资料，能公开的要尽量向社会公众开放，实现共享，提高科技信息、数据的利用效率，避免重复研究，从而提高国家和全社会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这也有利于广大科研人员互相汲取和借鉴科研活动经验教训，有利于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更高成就。国家科技投入产生的大量科技信息和数据，目前基本处于分散、搁置、甚至流失状态，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据我了解，欧美等国家都有系统的科技报告制度，把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产生的资料，包括研究目的、方法、过程、技术内容、中间数据以至经验教训，尽可能向公众开放共享。例如美国现有的国防部AD报告、商务部PB报告、航空航天局NASA报告和能源部DOE报告四大体系每年公开科技报告60多万份。美国航空航天局向社会公开的科技报告累计已达93万份，每月公众点击超过2.3万次。钱学森等多位科学家从60年代起就呼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科技报告体系，但迄今进展并不顺利。 科研经费部门管理，科研活动分割封闭，也是滋生经费管理和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和考核，存在不少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 第三，继续推进科研机构改革。科研机构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实践证明，科研机构改革，特别是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类科研机构转企改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继续深化应用技术类科研机构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其能更好地面向市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自主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对于关键共性技术开发，政府要加强规划引导，并在投入上给予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要加快建立现代院所制度，国家对这类科研机构要给予相对稳定的支持。要切实解决科研机构行政化的倾向。推进科研人事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以科研项目为载体的聘任制，实行按需设岗、按岗聘用、竞争择优、有序流动的管理办法，使广大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作用，促进科技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五、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专业人才，更需要数以亿计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科技素养的劳动者。 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科学普及的民族，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我真诚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贡献，也要积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科学普及工作不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古往今来，许多先贤圣哲，为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惜献出生命。没有这种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进步，也没有社会的发展进步。科学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才使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精神，也已成为时代的文化精神。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一方面，我们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并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在世界前列，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最重要的是加快发展教育，提高全体人民受教育水平。全面开展科学普及工作，这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于2006年制定实施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五年来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增加了一倍。科普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科技类博物馆达到 582座，其中“十一五”期间新建成开放的155座，从新建馆的绝对数和增长幅度来看，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但总的看，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科学普及工作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要继续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以农民和青少年为重点，在全社会特别是农村、城市社区全面加强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国家科普能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合理布局并加快科普场馆等设施建设，加强管理，提高运营质量。有效组织动员全社会的科普资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要大力繁荣科普创作，扶持原创性科普作品。鼓励著名科学家及其他专家学者参与科普创作，努力建设一支专家学者和专业科普人员相结合的科普作品创作队伍。 在普遍提高全民基本科学素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国际竞争最根本的就是人才竞争。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量培养造就德才兼备、具有创新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并根据需要面向世界广纳人才。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要创造更好条件吸引他们回国工作。要努力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在科技领域，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健全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坚定不移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奋斗，开拓创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 这是温家宝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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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科技报告提到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定量数据
热度 3 liuli66 2011-7-16 09:45
温总理在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到： 根据有关资料，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0%以上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每一项新技术专利平均涉及两篇基础研究论文。 本人几年前在文章和书中评述过一个相关的研究成果。温总理说的 “有关资料”，估计可能就是美国研究者Narin的专利引文分析结果。 美国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可以用数据说话，那么，中国基础研究对中国的国际专利特别是在美国的专利，贡献是多少呢？几年前笔者即呼吁开展相关研究，但至今未果（注：此idea受知识产权保护）。 下面是笔者对NARIN专利引文分析的述评。 —————————————— Narin 等人对美国的专利进行了专利引文分析。他们对 1987 － 1988 年、 1993 － 1994 年两个时间段美国批准的近 40 万项专利及它们引用的 430 226 项非专利参考文献进行了分析。对非专利文献的类型进行严格的甄别和分类， 发现这些非专利文献中计有 SCI 论文 175 000 篇，这些论文均标明了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和年份。 1987 － 1988 年时间段的美国专利，共引用了发表于 1975 － 1981 年这 11 年间的 SCI 论文共 40 000 篇次； 1993 － 1994 年时间段的专利，共引用了发表于 1981 － 1991 年这 11 年间的 SCI 论文共 104 000 篇。这 144 000 篇论文涵盖了全部专利引用的 SCI 论文的 80 ％。 借助于数据库确定论文作者的国别，发现这 144 000 篇 SCI 论文，美国人署名（只要作者中有一名是美国人，即列为美国人署名）的论文有 45 000 篇。到图书馆查阅这些论文，其中 95 ％的论文能够被查到，然后看这些论文的资助情况。按惯例，学术论文会在致谢中说明资助的来源。而来自私人企业和政府研究机构的作者，一般不标注资助来源，这些论文所反映的研究，一般是作者单位内部直接资助的。结果表明：在这些论文中， 63 ％在致谢或其他地方说明了资助的来源。 对专利引用科学论文的计量分析，发现： （ 1 ）科学联系度呈上升趋势。 科学联系度（ science linkage ），是科学引文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指专利引用科学论文的平均数量。该指标可以反映技术创新对基础研究的依赖程度。技术的科学联系度，产业之间相差悬殊。 汽车行业的专利，其科学联系度几乎为零；化学工业的专利，科学联系度为 1 － 2 ，医药类专利为 5 － 6 ，前沿生物技术的专利为 15 。 技术的科学联系度，国家之间亦有差别。一个国家其专利的科学联系度愈高，说明该国的技术对现代科学的依赖程度愈高。 （ 2 ）专利对科学论文的引证大幅度增加。美国专利对署名为美国作者的美国论文的引用量，从 1987—1988 年的 17000 篇次，上升到 1993 － 1994 年的 50 000 篇次，即 6 年间增加了近 2 倍。考虑到这 6 年间美国专利数量只增长了 30% ，而科学联系度却增长了 200% ，这表明：专利技术对当代科学的依赖程度是在快速增加。 （ 3 ）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来源于主流科学：包括主流科学期刊，主流研究机构以及受到主流资助机构的支持。 （ 4 ）工业技术对公共科学存在着强的依赖关系 考察美国工业界发明的专利与科学论文之间的关系。 1993 － 1994 年美国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按发表年代看，高峰年是 1988 年。因此这里只考虑美国专利对发表于 1988 年的科学论文的引用情况。 从美国工业界发明的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来源看 ， 20.4 ％来源于美国工业界， 6.3 ％来源于外国工业界，即来自工业界的论文总计占 26.7% 。而 来自公共科学界的论文则占 73.3% ，其中来源于美国公共科学界的论文占 43.9% ，来源于外国公共科学界的论文占 29.4% 。这说明，美国工业的科学基础主要是公共科学界，公共科学对美国工业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另外，还可以看出美国工业界对外国公共科学存在着较强的依赖，也就是说，外国公共科学也是美国工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者。 从美国工业界发明的专利所引用的本国论文其作者的单位看， 50% 属于学术机构，如大学、学院和医学院； 32% 属于工业界，其他的依次为政府实验室（主要是 NIH 的实验室）、私人非营利组织和联邦资助的研发中心。这又一次表明，公共科学在美国工业的科学基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谓公共科学，是指由政府机构、学术机构、慈善机构资助的，并在政府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机构和慈善研究机构进行的科学研究。 针对澳大利亚发明的美国专利进行的专利引文分析 ( Narin , et al. 2000) ，支持这一结论。具体讲，澳大利亚发明的美国专利，它们所引用的科学论文， 91 ％来自公共科学界（其中大学 57 ％，其他公共研究机构 34 ％） ， 9 ％来自工业界。可见，公共科学也是澳大利亚技术的关键性资源。 ——————————————————————————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时间:2011年07月16日 09时00分 来源:《求是》 作者:温家宝 字号：『 大字体 中字体 小字体 』 我要评论 　　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强大的科技，有众多高水平人才，这是国家发展的力量所在、后劲所在。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发展；科技发展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一、准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新形势 　　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主创新为战略基点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全面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具有代表性的有：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高速铁路、实验快堆、铁基超导、超级杂交水稻、基因测序等。“天河1号”高性能计算机研制成功，每秒运算速度超过1000万亿次，使我国大型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领先行列；TD—SCDMA无线通信标准研制成功，成为以我国知识产权为主的第三代无线通信国际标准；“龙芯”系列高性能处理器研制成功，实现了高性能处理器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自主研发的65纳米12英寸刻蚀机正式装备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微电子加工制造业有了一个较大飞跃；在量子通信这个通信技术尖端领域，我国建成了世界首个全通型量子通信网；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制成功，为深海探测和开发深海能源提供了保证；2009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利用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成功培育存活并具有繁殖能力的小鼠，使我国在干细胞研究领域进入世界前沿；等等。这些创新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些突出成就，应当充分肯定，这其中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心血和奉献。这也说明，我国科技具备了较强的实力，为加快科技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综观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一，加快科技发展，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并赢得主动的迫切要求。我国虽然已成为科技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强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科技发展还不能很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总体上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技术水平偏低，基础和前沿研究比较薄弱，科技体制同经济和科技发展不相适应。我国发展一直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西方国家限制对我国高新技术和产品出口的政策没有改变，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越来越突出。我们必须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加快推进我国的科技发展，坚持自主创新，瞄准战略必争领域，抢占制高点，冲破外部封锁，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加快科技发展，是抢抓机遇，实现经济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任务。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物质科学、能源资源科技、信息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生态环保科技、海洋与空天科技等领域，都酝酿着激动人心的重大突破，并将深化我们对人类自身和宇宙自然的认识，提升人们的科学理性，开辟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面貌，催生以知识文明为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 　　新科技革命将依赖人类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竞争的强大需求拉动，也必将与新兴产业发展更加紧密融合、互相推动促进。全球将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对我国来说，这既是重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催化剂。我们注意到，西方各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都在对本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行新的部署，开始了新一轮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科技发展不平衡远远大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大幅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把争夺科学技术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科技创新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 　　近年来，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们制定实施了一整套支持加快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增加科技投入，中央财政五年共投入6197亿元，年均增长22.7%。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制定实施了一揽子计划，包括大范围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十二五”期间，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投入，力争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现在的1.75%提高到2.2%。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紧紧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势，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第三，加快科技发展，是贯彻实施“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我们能不能完成预期的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关键要看一些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因素能否消除或缓解，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不仅关系五年的发展，也关系今后长期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靠什么？从根本上讲，一要靠改革开放，二要靠科技进步。这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根本动力。“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如何破解当前发展难题，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寄希望于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出更大贡献。 　　二、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在加大，特别是耕地、淡水、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强化。近10年来我国每年平均净增739万人，人口数量在增长，耕地面积在下降，人地矛盾突出。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21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衡。北方黄淮海地区人口、经济总量、粮食生产都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人均淡水资源仅400多立方米，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即使南方，季节性缺水问题也十分突出。从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进口2.4亿吨，进口依存度达55%。2010年原煤产量32.4亿吨，消费量接近34亿吨，煤炭净进口1.4亿吨，已由煤炭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劳动力资源也出现结构性短缺。我们一方面面临人口总量继续增加的压力，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压力。总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土地、劳动力投入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13亿人口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必将为世界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和动力。但是沿袭传统发展模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贯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确保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未来五年，我们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形成少投入、多产出、少排放、多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轨道。如果未来五年这方面没有大的突破，以后的路走起来将会十分艰难。我们既要为当代人负责，也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要为人类探索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做出贡献，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科技工作要紧紧把握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为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并不断引领未来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这些重大专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和作用，对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具有战略性、标志性意义。实施这些重大专项，有利于我们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机遇，促进重点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以来，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对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凝练主攻方向，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加大核心电子器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宽带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生物育种、新药创制等重大战略性产品研发力度。加快建设大型油气田、大型核电、水污染治理等一批对产业发展整体带动性强、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国家示范工程。同时，还要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着眼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新的制高点，对重大专项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 　　经过认真研究论证，国务院去年对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出了明确部署：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这是我们立足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又紧紧把握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作出的抉择。旨在抢抓机遇，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至关重要的是加强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决定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只有科技创新占据制高点，产业发展才能占据制高点。这一点关系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败。 　　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步的。从这点看机遇是抓住了。但是从实施进展情况看，问题还比较突出。一是无序发展，一些地方热衷于铺摊子，重复投入、重复建设；二是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领域还处于起步和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三是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产学研脱节。具体到一些领域或产品，技术路线、发展方向还不十分清楚。例如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是什么，现在重点发展的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是不是最终产品，并不十分明确。混合动力车现在有了一些进展，但技术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电动车开发刚刚起步，总体上还处于初级探索和跟踪外国技术阶段，主要设备和材料都依靠进口。发展新能源汽车下一步要集中解决哪些问题，包括技术路线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投入问题、政策支持问题，必须尽快明确下来。再如推进三网融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当前还存在许多技术上的挑战，需要在网络结构、网络核心设备、网络接入设备、网络带宽、网络终端和业务方面加强自主创新，发展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每一个领域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必须选择好方向和技术路线，第二要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的协同和集成能力，对具有战略方向性关键共性技术，要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正是这一点上，暴露出我国体制上的一些突出问题，各部门、各行业往往不能在国家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体制问题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合理布局，加强政策引导，增加政府投入，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尽快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抓出成效，在这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总体技术水平比较低。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传统产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千万不要以为有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可以忽视传统产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无论是扩大就业还是改善人民生活，都不能没有传统产业，而是要大力提升传统产业。即使实现了现代化，像我们这样生产力水平多层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也不能没有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必须与科技紧密结合才有出路。特别是前沿技术的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传统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展示了光明前景。改造传统产业要与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结合起来。从趋势上看，传统产业与新兴科技的融合正在不断加深，若干年后许多领域将难分彼此。我们必须紧紧把握这一趋势，注重利用新兴科技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二者融合发展。例如在能源方面，我国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另一方面也要在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提高能效、降低能耗方面大力开展新技术研发，这方面潜力很大，也是当前的迫切需要。在制造业方面，我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强国。“中国制造”总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进口。提高制造业水平，必须依靠科技，在新材料、新工艺、关键核心技术和技术集成等方面取得突破。还有农业，我国有13亿人口要吃饭，土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始终是最大的隐忧。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必须依靠高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农业的许多领域都与前沿科技联系密切。如良种培育技术、转基因技术等。2008—2010年，我国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培育和产业化全面推进，新培育36个抗虫棉品种，累计推广1.67亿亩，实现效益160亿元，国产抗虫棉市场份额达到93%，彻底打破了国外抗虫棉的垄断地位。这是我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新型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玉米也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新型抗虫、抗除草剂、抗旱转基因作物以及抗病、品质改良转基因动物研究进展加快。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一直为社会广泛关注。我国这方面管理十分严格，在转基因生物安全、安全评价、转基因生物标识、转基因生物加工、转基因生物进口、转基因产品进出境检验检疫等方面，有一整套安全管理的法规体系。总之，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是我们走向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方面，还要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出贡献。 　　三、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 　　基础和前沿研究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活动，是新知识的源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往往会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以至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变革。当代基础和前沿研究，其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学科分化与交融并进，先导性更加显著，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更加密切。20世纪以来，引发人类经济和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几乎毫无例外地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紧密相关。例如，量子论和相对论促成了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核能源和核技术的发展；DNA作为遗传信息载体及其双螺旋结构的阐明，奠定了遗传工程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当代技术革命的成果主要来自基础研究的开拓。 根据有关资料，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0%以上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每一项新技术专利平均涉及两篇基础研究论文。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没有基础和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就没有根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花钱可以买来产品，但买不来核心技术，高技术含量的设备也买不来。原始创新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基础和前沿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领导和参与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到改革开放后对科技发展进行前瞻性部署，实施“863”、“973”等科技发展计划，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再到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对一系列领域进行了超前部署，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从1986年开始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基础和前沿研究。近年来中央财政投入一直在快速增加。基金设立之初为8000万元，2006年为36.2亿元，2010年增加到103.7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加30%以上。 　　但总体上看，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表现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在可能发生科技革命的重要方向上，基本上处于前沿跟踪水平，真正由我国科学家率先提出和开拓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很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许多重要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薄弱，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基础与战略前沿研究积累不够、能力不强的问题逐步显现，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成为制约我国长远发展的新瓶颈。 　　对基础和前沿研究，必须进一步予以重视和加强，同时要从国情国力出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要着眼于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紧紧把握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研究方向，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对国家发展具有全局和长远影响的关键领域，有效组织力量开展攻关，力争在科学上取得原创性突破。近年来国际上在基础和前沿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展示了一些新前景。例如，在物质科学领域，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探索，很可能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样，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对量子调控的研究和突破，可能引发信息、能源、材料等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在生命科学领域，对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探索，开辟了合成生物学这一新领域，打开了从非生命化学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大门，可能引发人类健康、生物经济和资源环境领域的产业革命，等等。在原有部署基础上，我们还要重点加强哪些领域、怎么调整部署，应尽快根据新情况组织论证，进一步明确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二要加大对基础和前沿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基础和前沿研究投入占科技投入的比重。基础与前沿研究具有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的特点，需要长期潜心研究、持续攻关。国家财政要对基础和前沿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保障研究的连续性、稳定性。三要依托高水平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批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科学研究中心，稳定支持和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潜心研究的优秀人才和团队，提高我国基础和前沿研究能力。四要改革评价体系，为从事基础和前沿研究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能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长期潜心研究的环境。并通过稳定支持，提高他们的收入，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四、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要更好发展，更好地承担起支撑和引领中国发展的使命，必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要求。当前的突出问题：一是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由于管理体制和评价导向的原因，许多科技人员还只求论文、样品，目的是评职称、晋级。二是宏观科技决策机制和组织结构不合理，造成体制分割，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并存，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由于部门之间在科技决策上协调不够，造成许多领域重复投入、分散投入，难以在国家整体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削弱了国家科技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集成能力，在一些战略方向性和关键共性领域，往往不能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三是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不少研究领域，中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处在研究工作一线的高水平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对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作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一，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产业和产品新技术发展创新最为敏感。只有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和创新，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也才能有效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要鼓励企业合作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政府从政策和投入上给予支持。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联合共建工程实验室和技术研发平台，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公共科技成果要向企业开放。以应用为目标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要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的机制。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国家要在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发挥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加快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一要加快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厘清政府和企业、市场的职能分工。要把政府职能重点放到制定规划和政策、创造良好环境上来。政府财政投入要重点支持基础与前沿研究、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和事关民生的公益性科技研究，引导和支持企业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二要建立科技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完善科技决策体制机制，特别要完善国家科技发展宏观决策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将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转化为科技研究创新目标的机制。科技管理职能部门之间要建立决策协调机制，避免多头管理、分散投入。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与实施职能要适当分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重大决策科学民主评议制度。建立跨部门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对科技部门、科技计划、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估和监督。三要加快建立科研设施和科研信息社会共享机制。国家投资建设的科研设施，不管建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还是国有企业，都要以非营利的方式向社会开放。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自有科研设施，也要以合理收费等方式向社会开放，为社会分享。加快建立国家科研信息开放和共享机制。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获得的科技信息资料，能公开的要尽量向社会公众开放，实现共享，提高科技信息、数据的利用效率，避免重复研究，从而提高国家和全社会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这也有利于广大科研人员互相汲取和借鉴科研活动经验教训，有利于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更高成就。国家科技投入产生的大量科技信息和数据，目前基本处于分散、搁置、甚至流失状态，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据我了解，欧美等国家都有系统的科技报告制度，把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产生的资料，包括研究目的、方法、过程、技术内容、中间数据以至经验教训，尽可能向公众开放共享。例如美国现有的国防部AD报告、商务部PB报告、航空航天局NASA报告和能源部DOE报告四大体系每年公开科技报告60多万份。美国航空航天局向社会公开的科技报告累计已达93万份，每月公众点击超过2.3万次。钱学森等多位科学家从60年代起就呼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科技报告体系，但迄今进展并不顺利。 　　科研经费部门管理，科研活动分割封闭，也是滋生经费管理和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和考核，存在不少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 　　第三，继续推进科研机构改革。科研机构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实践证明，科研机构改革，特别是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类科研机构转企改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继续深化应用技术类科研机构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其能更好地面向市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自主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对于关键共性技术开发，政府要加强规划引导，并在投入上给予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要加快建立现代院所制度，国家对这类科研机构要给予相对稳定的支持。要切实解决科研机构行政化的倾向。推进科研人事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以科研项目为载体的聘任制，实行按需设岗、按岗聘用、竞争择优、有序流动的管理办法，使广大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作用，促进科技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五、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专业人才，更需要数以亿计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科技素养的劳动者。 　　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科学普及的民族，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我真诚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贡献，也要积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科学普及工作不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古往今来，许多先贤圣哲，为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惜献出生命。没有这种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进步，也没有社会的发展进步。科学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才使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精神，也已成为时代的文化精神。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一方面，我们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并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在世界前列，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最重要的是加快发展教育，提高全体人民受教育水平。全面开展科学普及工作，这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于2006年制定实施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五年来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增加了一倍。科普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科技类博物馆达到 582座，其中“十一五”期间新建成开放的155座，从新建馆的绝对数和增长幅度来看，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但总的看，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科学普及工作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要继续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以农民和青少年为重点，在全社会特别是农村、城市社区全面加强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国家科普能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合理布局并加快科普场馆等设施建设，加强管理，提高运营质量。有效组织动员全社会的科普资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要大力繁荣科普创作，扶持原创性科普作品。鼓励著名科学家及其他专家学者参与科普创作，努力建设一支专家学者和专业科普人员相结合的科普作品创作队伍。 　　在普遍提高全民基本科学素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国际竞争最根本的就是人才竞争。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量培养造就德才兼备、具有创新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并根据需要面向世界广纳人才。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要创造更好条件吸引他们回国工作。要努力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在科技领域，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健全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坚定不移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奋斗，开拓创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温家宝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转载请注明来源：求是理论网，原文网址：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1/201114/201107/t20110714_93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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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金一南-苦难辉煌，张维为-中国震撼 两本书
热度 1 math611 2011-7-3 11:22
推荐两本不是数学书：金一南，苦难辉煌；张维为，中国震撼。 为什么？ 这是两本思考中国发展的书，共同点还在于作者希望读者更多地思考，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人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中国人的智慧是将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舶来品创新地结合中国自身的特性，创造性地建立了我们的共和国和复兴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 现在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很多，而这些问题是无法完全借鉴西方的经验的，因为边界条件不同（实际上，初值条件也不同）。我认为可以粗糙地这样说，有一些普适的原理，但是如何用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还需要自身的创作性工作。有些像我们都知道的微积分原理那样，如何用来数学化实际问题并且求解后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的确是需要创新。 两本书可以说是我们的教科书里理论的诠释，能够让我们更为通俗地理解那些高深的理论。 有兴趣不难搜索一些介绍，这里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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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与中国发展变革
freedom110110 2011-6-21 13:2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财产权问题作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国内外所关注。物权的内涵及其演变、财产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化解土地利用过程中引发的矛盾以及在后《物权法》时代如何构建相应的法律规范体系，引发了学者们从经济、政治、法律、公共政策等视角的讨论。在这一背景下，6月17日-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香港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共同主办的“财产权与中国发展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自国内外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就经济发展变革背景下中国的财产权问题进行探讨。本人有幸受邀参加，聆听各国专家学者发言。 该次学术研讨会历时两天，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多个国家的近40位顶尖学者就“规范拆迁，保障无权”、“财产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从宪法学的视角审视中国财产权的发展改革”、“土地与公共政策”、“财产权与经济发展”、“公司治理，金融与产业”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Michael Schill教授、香港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宪初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表达了对与会嘉宾的欢迎，并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开幕式由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主持。 　　开幕式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教授作了题为“规范拆迁，保障物权”的主题发言。主题发言环节由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Michael Schill教授主持。王利明教授首先指出了中国房屋拆迁中存在着拆迁不规范、暴力拆迁等问题，不仅给被拆迁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拆迁活动带来了巨大阻力。随后，王利明教授回顾了中国的征收制度，他指出，中国的房屋征收制度始于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写进宪法，是中国第一次从宪政上保护公民的财产。04年宪法修正案后，学者对物权法是否应当就房屋征收进行规定存在争议。王利明教授认为，征收不仅仅是行政关系，也是关乎财产权的民事问题，应当由物权法规定。同时，他着重从四个方面介绍了物权法制定和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物权法没有对开发商的资格等作出详细规定；二是公共利益的明确和划分应由特别法来规定，不应由物权法来细化；三是关于征收的法定程序的问题；四是被征收人的补偿问题。演讲中，王利明教授还谈到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修改，他指出，修改后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授权国务院对城市房屋征收征用程序行使制定权，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相适应。最后，在回顾中国的征收制度的基础上，王利明教授介绍了即将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他从条例的名称、主体、征收纠纷的裁决者、公共利益的具体化、完善对被征收人的补偿规则等方面阐述了该条例对我国房屋征收制度的促进作用，同时，他指出，该条例并没有对农村房屋征收的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在自由提问和发言环节，Michael Schill教授作了简要评议，王利明教授与现场嘉宾分别就公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问题、房屋价格评估自由协商问题和法定程序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利明教授主题发言后，研讨会围绕“财产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展开。这个单元由杨大利教授主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Donald Clarke教授、康奈尔大学Andrew Mertha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Jacques Delisle教授分别发表了题为“中国城市土地的隐性革命”、“从‘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到‘钉子户’：中国财政权的变革”和“‘领先’于‘落后’的法律与‘权利’类型：霍费尔德的报复、法律与政治自由裁量在中国财产制度变革过程的特殊作用”的演讲，围绕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中国财产制度的发展和自由裁量权在中国发展变革中的作用问题等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评议和自由谈论阶段，芝加哥大学法学院Tom Ginsburg教授、华盛顿大学法学院Carl Minzner教授分别对演讲做了评议。 　　17日下午，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研讨会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中，与会学者从宪法学角度对我国财产权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房绍坤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宪法财产权条款三题”的演讲。他指出，我国当前宪法财产性条款二层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应该学习德国的三层结构，加入财产权的限制这一层次。他还着重介绍了我国私有财产的个别保障与制度保障两种机制。王卫国教授以“农村土地权的改革进路”为题，详细介绍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土地使用权“私权化”、“民权化”，“流转化”三大发展趋势。他表示，当前农村土地征收问题的实质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对抗。王卫国教授认为政府应当准确定位，依法征收，严格执法，杜绝与民争利的情况，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制度环境。张宪初教授作了题为“财产权：促进政改的制度性手段”的演讲。他表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和内在矛盾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法律修正、政策调整等手段已经走到了极限，难以继续发挥实质性功用。针对上述问题，张宪初教授认为：需要从体制入手，对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加以适当调整。“上下同欲者胜”，他相信在改革开放的大关口上，只要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寻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冯玉军教授对三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第二个环节围绕“土地与公共政策”展开。Peter P. S. HO教授以“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与住房：趋势与新发展”为题，介绍了其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结果，指出了中国当前财产权保护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郭明瑞教授以“土地资源的利用与物权保护”为题，介绍了我国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保护和用益物权人的保护问题。他指出，部分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此过程中需要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Joyce MAN教授从财产权的视角，介绍了中国的土地及财产税制度。她结合中国财产权和中国房地产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指出了当前中国房地产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她认为，当前中国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未按评估价对房产进行合理征税，这种的税收机制并不能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亟需合理的改革。最后，苏福兵教授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对三位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Lee FENNELL教授对下午的研讨会进行了总结。 　　18日上午，研讨会分两个环节展开。第一环节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以自己在四川的实地调研为依据，就农村土地转让问题作了主题发言。第二环节继续就“土地与公共政策”展开讨论。芝加哥大学教授Lee Fennell教授、香港大学Eva Pils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陶然教授、瓦萨学院苏福兵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束缚与棍棒：房屋财产权”，“城市财产及住房权利的激进主义”、“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困境和改革”、“争夺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发展权”的主题演讲。在其演讲中，Eva Piles教授区别了激进主义和合法抗议，并介绍了中国住房权利激进主义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变化。 　　18日下午，研讨会由房绍坤教授主持，围绕“财产权与经济发展”、“公司治理，金融与产业”两个主题展开了讨论。在“财产权与经济发展”环节中，芝加哥大学Tom Ginsburg教授、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张晓波先生、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分别就“东亚地区财产权与经济的发展”、“不对策财产权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农村金融逆转”作了主题发言。在“公司治理，金融与产业”环节，在张宪初教授的主持下，斯坦福大学Jean QI教授、芝加哥大学OmriBen Shahar教授、杨大利教授和蒋俊彦教授分别就“作为政治回报的股权分享：中国企业的产权改革”、“以保险规范财产权”、“产业重组与产权：以煤炭和原油业为例”展开了讨论。杨大利教授指出，矿产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矿产权的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控制人不是同一人，这往往造成法律灰色地带。随后，他介绍了矿产权自清朝至今的发展历史。接着，他举例说明了实践中在矿产权方面存在的官僚敲诈现象。他认为，要防止财产权被政府机构损害，通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可以有效地牵制政府权力的政治机构或者利益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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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机构改革中的微观难题
热度 2 techne 2011-5-31 02:39
中国科研机构改革中的微观难题 （草稿，请勿引用） 王 键 　　今年五月份，笔者就科研机构“去行政化”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根据自己此前的体会，谈了一些相关的想法。该报道已经在5月2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中发表，题目为“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难题”。 　　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最近情况有些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可能是和中国的发展走势相关，过去的那种廉价劳动力和低端供给模式很难维持下去，那么相应的中国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的现状是问题多多，创新乏力，社会矛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机构的改革问题就更加浮出水面，在整个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愈发充分地暴露出来。 　　最近的背景之一，是饶毅和施一公的文章。这两位实力强劲的海归优秀学者，经常在国内外发表相关文章，呼吁科研系统的变革。2010年他们在《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科学界中科研经费不规范和缺乏科学精神等问题，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指出：中国的科研机构同行政管理间存在冲突。 　　就我本人而言，曾在2011年初写过“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困境”一文，发表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在更加微观的层面，文中指出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日益行政化，缺乏自主性，而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追求亦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但整个事情的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的中央政府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试图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而改革的思路和其中面临的问题，可以用国内一些学者的话来进行概括：“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显然，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早在此前的2010年6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就得以公布。其中提出了“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且要“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且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但无论如何，仅仅在宏观层面认识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宏观层面的政策，最终都要在微观的层面加以落实，并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和群体进行利益整合。就笔者的观察，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改革中，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并不必然会导致微观层面的良好措施。这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的背景有关。抛开“看上去很美”也很“正确”的空洞口号不谈，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改革中，必然会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难题：怎样解决部门利益和公共服务的冲突？这本来似乎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写的很明白，一切以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为重，也要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为重。问题是，这个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也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也好，毕竟全都是很虚的东西，在具体的环境下究竟应该怎么界定和解释？在操作过程中，究竟又怎么进行有效的评估，由谁来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在这些非常具体非常硬性的配套措施没跟上的情况下，空谈什么国家、社会和集体，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毫无疑问，中国有不少事业（科研）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已经严重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缺乏非常具体的社会对公共利益的有效界定方式，就很难避免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干扰。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准确界定公共利益？ 　　在欧美等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就不是个问题。因为西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自发的基础上。首先，组织的注册和成立是相当自由的，管理也是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在西方社会中，一个社会组织（NGO，或NPO）就是一群理念相投的人聚合在一起，除了谋生混口饭吃之外，他们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进行自组织活动，拉拢赞助人，再以理事会的形式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改进。这也就是说，在西方的社会组织模式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通过共同理念和自愿出资的合作方来进行界定的，而监督也是通过一个形成了传统的理事会和组织文化来进行的（这还是内部监督，此外还有来自法律、政府和社会的外部监督）。在那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为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公共利益”而服务的社会组织机构，而是需要通过很多具体的社会分层和自组织群体，来实现每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会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所提供的有效服务。 　　但在中国，上述这一套模式显然是不灵验的。这只能归结为中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仍然是垄断化的。众所周知，在中国是几乎无法自发地成立一个社会组织（NGO）的，除非是以企业的方式，但为此一家非盈利的社会组织却要承担盈利企业的税负成本，与盈利行业的公司进行不平等竞争，因此很难维持。那么，如果以社会组织的方式进行注册，在中国是必然要被纳入一个垄断体系。也就是说，注册的时候必须要得到相关管理机构和对口“上级部门”的双重认可，否则这个社会组织无法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组织无法以自组织的方式来组建，“共同理念”和“自愿出资”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内容，因为按照中国的管理模式，社会组织不能随便拥有自己的“共同理念”，而在垄断的管理模式下，“自愿出资”支持的社会组织，其所有权和价值观可以和出资人扯不上一点关系。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拿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去投资支持这样一个既非盈利、同时又很僵化且缺乏吸引力的“公共服务”机构呢？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仍然愿意投大笔的钱来对这些很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同时又缺乏理念的社会组织机构进行长期支持，那么他们肯定不是拿得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既然如此，各个社会分层和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很微观很具体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物质的更应当包括精神的，这才是“公共利益”的真实的和可行的含义，而不是那种“普遍”、“宏大”却无意义的理解），到底由谁来进行满足呢？又何谈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帕累托改进？ 　　第二个难题：在微观的层面，一个科研单位内部也难免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如何保障宏观的改革政策顺利平稳且正确的推行？关于事业单位改革，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改革的过渡期内，“尤其应严格禁止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公益事业健康发展”。问题是，我们嘴上这样说说是可以的，也是很简单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怎么避免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 　　倘若离开了现代的管理模式（如理事会之类）和有效监督，一个科研机构的政策措施的推行，究竟能不能避免一把手不是“权力太大为所欲为”（得到了上级支持，这可能无关学术），就是“畏首畏尾，无所作为”（得不到上级支持，原因则很复杂）？如果只是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干部素质”来解决问题，这就又把开车的风险给转嫁到依赖于驾驶员都达到赛车手水准的不切实际设想：对靠不住的人性的过分依赖。相对于规则和制度的建设而言，对人性的改良不能总是抱太高期望。然而在现有的垄断体制中，到底怎么实现现代管理？这绝不是喊口号就能实现的。 　　第三个难题：究竟怎样才能处理好管理和科研的关系？一般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一种是有深厚科研资历的，另一种则是管理型的领导。那么，在现有体制和制度安排之下，一家学术机构和科研单位究竟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来产生和聘任自己的领导人？像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曾经以全球选聘的方式来聘任下属学院的院长。但可以想见：如果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仍然不能建立有效的理事会管理机制，仍然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进行管理；决定谁有资格来当学术机构领导的，不是真正的学术评价团体和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上级领导或者是组织部、党委系统，那么最后选出来的学术/研究机构领导，难以避免有极大的概率掉进“官本位”的俗套，也不太可能会避免常见的行政对学术的过多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空谈“公共服务”毫无意义。 　　第四个难题：究竟如何处理单位内部科研部门同行政部门（科研管理，人事部门，办公部门）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只是在宏观的层面中存在行政对学术的干扰，在一个单位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行政部门和科研部门的利益分割和相互博弈问题。比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总共只有30-40名左右的员工。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之前，仅有一个所办公室设置，但在改革之后，除了办公室之外还增加了“科研管理部”和“人事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体系的庞大，那么抛开那些大而化之的空谈不说，究竟如何在一个科研单位内部保护科研的气氛，保护科研的重要地位？ 　　第五个难题：科研管理中的集权和分权模式，究竟如何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科研模式？一般认为，分散的管理模式，执行力较弱，但可以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集权模式则相反，执行力较强，但又会扼杀科研人员的想象力和积极性。又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在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之后，采取了以研究所所长为核心，进行所有科研项目都“统筹”由所长一人管理的集权模式。在此之后就造成很多课题流到了所外，原课题负责人为了回避现任所长的控制，通过其它单位间接参与主持课题，避开所内的集权管理。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我直言不讳称这种方式是“计划经济”式的回头。也根据我对美国科研体系的研究，美国之所以在科技方面成为世界最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分权模式。美国迄今仍然没有科技部，将来也成立不了科技部，因为民间的反对力量太强大。但这无损于美国的科技实力。虽然中国同美国的国情不同，不可能采用同样的宏观科研体系，但在微观层面中，必须借鉴美国的有效竞争机制。 　　第六个难题：作为一家科研单位，理想的组织模式应该是怎样的？按照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分析，不同的组织结构设计，会影响和塑造出不同的组织行为和组织文化。不同的结构设计，也是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和需求。在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中，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就增加了行政层级的设计。对此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安排，最有利于科研机构的科学精神的发扬与科研文化的改进？ 　　而对这一疑问的追问，难免又要回到科研机构之所以存在的最终目的问题——除了为吃饱饭和养家糊口，买房买车甚至是买游艇买飞机，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些具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倘若回避一些最根本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宏观的现象再精彩（比如整个国家的论文数目，获奖数目，科学家数目，院士数目），宏观的规划再科学合理（如国务院的《人才纲要》，以及此前的多个方案），然而在微观的层面，众多顽疾仍然不会有多大改善。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归根到底，这样的改革和发展水分大，是中看不中用的。
个人分类: 科技政策|1101 次阅读|2 个评论
苏格兰，普林斯顿和美国的立国精神
热度 1 baidawei 2011-5-7 13:02
到英国的第二年春天，我去了一趟苏格兰, 游览了爱丁堡，格拉斯考两座城市以及有名的尼斯湖和莱蒙湖。 不过，我的目的不在玩，而在“研讨”苏格兰。为什么呢？原因有三。 首先，我写过一篇叫做“苏格兰人如何决定了日本与中国两百年的命运”的文章。在那里，我讲了苏格兰人如何在鸦片战争中担当了英方急先锋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帮助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这样一个故事。我想，无知的愤恨无济于事，不如去研究一下对手,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 其次，我对这世界的很多看法，是在一些人的影响下形成的。而我后来发现这些人竟都是苏格兰人或者和苏格兰很有关系。他们当中首推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这两个人的思想，左右了我成年后的思考。其他还有很多人，如麦克斯韦，曾以优美的数学物理方程式，让我在大学时代对科学如痴如醉，至今仍占据着我的兴趣空间。当然也不能忘了柯南道尔，司各特，史蒂文森这些文学大家了。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这还得从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说起。我在那里度过了求学生涯的最后五年，也是我在美国住过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当人们问我在美国住在哪里时，我会说是在普林斯顿。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想到的是普林斯顿那条叫做威德斯蚌的小街和古老的麦考士楼, 因为威德斯蚌和麦考士是普林斯顿大学最受尊敬的两位校长，对普林斯顿的贡献最为杰出，而他们都来自于苏格兰。如果说哈佛和耶鲁是英国人按照牛津剑桥所建的，那么普林斯顿大学就是苏格兰人按照爱丁堡大学建的。 为什么普林斯顿是按照爱丁堡大学建的呢？因为一七四六年普林斯顿建校的时候爱丁堡和格拉斯考出现过一个叫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文化鼎盛时期，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 近代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法国启蒙运动，一个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并没有英格兰启蒙运动。人们有时说的不列颠或英国启蒙运动，其核心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所以实际上还是苏格兰启蒙运动。 即使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伏尔泰，以及德国的康德，在看了斯密和休谟的书籍之后，也不得不叹为观止。 不仅如此，美国立国的根基实际上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精神，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精神是一至的。 即使不能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普林斯顿和哈佛，耶鲁之间的战争，起码普林斯顿对美国的独立积极参与，而哈佛和耶鲁参与较少。在当时的大陆议会里，三分之一是苏格兰后裔。在其中的二十五名大学毕业生中，九个来自普林斯顿，四个来自哈佛，耶鲁的人数不出来。要是想到哈佛和耶鲁比普林斯顿分别早建立了一个和半个多世纪，人才遍地，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不光是参加的人数多，美国独立时的领导者们也大多数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影响。本杰明·弗兰克林在独立战争之前经常出入于爱丁堡精英们的辩论俱乐部里。 托马斯·杰弗逊念念不忘的老师威廉·史茂(William Small)来自苏格兰。杰弗逊在独立宣言里的名句，“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人生来平等，并被赋予了包括生命，自由以及对幸福追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苏格兰精神的翻版。甚至有人说, 杰佛逊借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布列法 (Ephraim Brevard) 在一七七五年为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起草的米克林堡宣言(Meckleuburg Decaration)。 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是威德斯蚌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设计的三权分立互为牵制的政府形式深受大卫·休谟对人性分析的启发。 美国宪法可以说是麦迪逊和另外一位苏格兰后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构造的。汉密尔顿是乔治华盛顿的传令官，和华盛顿的关系非人能及。他在任美国第一任财长期间，对美国的政府结构，外交和军事政策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第三任副总统艾伦·博尔（Arron Burr）也是威德斯蚌在普林斯顿的学生，他的父亲还是普林斯顿的第二任校长。美国人熟知的独立战争时的口号“不自由, 勿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也是由苏格兰后裔亨利 (Patrick Henry) 提出的。海陆军包括西点军校都是苏格兰后裔建立的。 威德斯蚌和斯密以及休谟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在苏格兰的时候站在大卫休谟的对立面，是教会方面的理论权威。不过，他同样是在爱丁堡大学受的教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很多人是同学，所以他的观念还是相当先进的。 由于普林斯顿是由苏格兰的长老教会（Presbyterian）教徒所建立，其董事会希望能把一个既懂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精神，又和教会有关系的人请来。 所以，美国立国之父之一，普林斯顿毕业生本杰明·儒斯(Benjamin Rush)亲自到苏格兰邀请威德斯蚌。威德斯蚌想来想去，感到上帝的选地可能要移到美国大陆了，于是答应了他的邀请。 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一周后，威德斯蚌在一七六八年的八月到达了费城， 然后乘马车赶往普林斯顿。他到的那天夜里，在当时校内最大的建筑，也是新泽西最大的建筑，纳索楼，学生们用点燃了的蜡烛欢迎他的到来。 威德斯蚌到了普林斯顿之后，一心要使它成为英语世界里最好的大学。他要求学校不能成为学习教条宗教理论的场所，而是拓宽深耕心灵和精神的圣地。 他要求学生学习他昔日对手大卫·休谟的东西，因为他说要想说服对手首先要了解对手，可见其胸怀之宽广。 独立战争的时候，他摇旗呐喊说这不仅是美洲的历史事件，也是人类史上的大事件。他说:历史上没有一刻在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会有宗教的自由。独立不仅关系到税收和个人的自由，也是上帝在美洲大陆的神圣安排。由于他是唯一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大学校长和牧师，他的弟子又是独立战争中的领袖人物，英国的舆论界认为整个独立战争都是威德斯蚌牧师的责任。在英国议会的辩论中，议员Horace WalPole 说：没有什么可悲哀的了。我们的美国表兄弟和一个长老会的牧师跑了，什么都结束了。 一百年之后，也就是一八六八年，普林斯顿又迎来了一位从苏格兰来的牧师，詹姆斯·麦考士。他最有名的话是：在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不能不懂数学和古典著作。数学强化一个人的推理能力，古典著作陶冶一个人的品味。一个牧师说出这样的话, 很不一般。 一九零二年，苏格兰后裔，后来的美国总统伍德鲁·威尔逊成为普林斯顿的校长，从此普林斯顿和其他学校一样，成为一般性大学，宗教的色彩彻底褪去。威尔逊在职期间，出现了一件事，使普林斯顿小城变得更美，这就是卡内基湖的建造。 安德鲁·卡内基出生在一八三五年的苏格兰。 他和父母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是十三岁。他干了一些苦力活之后，学到了当时男孩子赚钱最多的手艺，就是当时的高科技：传发电报。他的投资天才这时候很快的显露出来。 他把发电报挣来的钱先投到火车业上，有了钱之后又投到钢铁业上，直到后来成为众人皆知的钢铁大王。 一九零一年，卡内基六十五岁的时候，银行家JP摩根和其他人用四亿八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二百亿美元）把他的钢铁企业买走。摩根对他说：卡内基先生，您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 卡内基这时开始了他的慈善家的生涯。他捐助的卡内基图书馆遍及美国各地。普林斯顿当然不能放过这样一个苏格兰同乡财主。可是威尔逊校长经常向他招手却不见回音。有一天卡内基和普林斯顿主管“体育”的白瑞德（Butler）聊天。白瑞德说和耶鲁的划船比赛总是在附近的河流中进行，货船来来往往，比较危险。这话倒是让卡内基记住了。他捐钱买地给普林斯顿建了一个湖。 可是一个湖不能当饭吃。威尔逊校长继续要。 卡内基说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湖了吗？威尔逊说：我们想要面包，可你给我们的是蛋糕。卡内基还是不给。 多少年以后， 建湖所买下了的地产是普林斯顿最贵的资产之一， 不能不佩服卡内基的眼光。 况且，没有美丽的卡内基湖， 还能看到爱因斯坦和冯诺伊曼在湖边散步的身影吗？还能有如电影“美丽心灵”里的景色吗？ 我和苏格兰的这个个人关系，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苏格兰。又因为知道了苏格兰人主谋了鸦片战争，让我们中国人近两百年抬不起头来, 更加深切。这个关系随着我对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兴趣日增还真成了不解之缘了。 白大伟，二零零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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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令美国痛恨的中国新能源产业(转）
jiyipeng 2011-5-2 21:55
这篇文章我们如何认识？ 巨国效应还是什么？ 令美国痛恨的中国新能源产业 miguel的博客 2010-11-16 中国的新兴产业发展模式对于美国来说是颠覆式的，既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所以华尔街最近攻击中国是重返了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我认为至少在新兴行业不是这样，在新能源、消费电子等行业，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没有计划性，而且充满了无序竞争和重复投资，完完全全属于野蛮生长。这其中政府补贴与支持是存在的，但是非系统性的，绝大部分属于GDP数字刺激下的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战和相互竞争。这种发生在县域经济的激烈竞争才是中国的真正活力所在，也是宏观调控的隐忧。 2007至2008年之间，我曾经重点关注过太阳能和风电行业。当时无锡尚德光电的成功故事引爆了中国光电产业的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了如天合、赛维、林洋、南京中电一大批太阳能电池生产公司，并陆续在美国上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造富神话。而刺激这个产业爆发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德国、西班牙等欧洲政府对太阳能发电的强力补贴政策。 从产业技术上看，晶硅太阳能电池技术只能算中技术。尚德最初融资的时候很多老牌的风险投资机构都没看上他，就是觉得技术上没有太多创新性，而当时美国的投资重点是下一代的高转换效率的晶硅电池和低成本的薄膜电池，所以尚德的初始投资来自于无锡市政府，扩张期投资来自于高盛、美林、法国巴黎银行等大投行。2007年，业界普遍认为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发展受制于高纯度多晶硅的产能紧张，由于中国电池厂商的迅速扩大规模，多晶硅的价格从每公斤45美元疯涨到400多美元，而且中国国内的产能几乎为零，全部依靠进口。很多权威机构预测这种不对称的供求关系将维持5年以上的时间。可是到了2010年，国内的多晶硅产能已经超过2万吨，占到了全球供应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市场售价在上半年重新跌回40多美元，而中国的太阳能发电产品已经占据了全球一半左右的市场份额。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正是这两年多时间里，各个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在太阳能领域展开了白热化的竞争，从内蒙到江西，从江苏到四川，有条件的马上上马，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上马，低价土地、电费、贷款源源不断流入这个行业，高端人才也自然追随造富大军。要不是2010年初发改委警告行业过热，今年中国多晶硅的产量将突破5万吨。美国人哀叹，形成这样一个产能，在发达国家光论证可行性就要几年。 问题不是不存在，而且环保和能耗问题还相当严重。但这样一个野蛮生长的结果对全球太阳能产业的影响是什么呢？首先是太阳能发电成本大幅下降，今年晶硅太阳能的度电成本可控制在1.5元以下，只相当于火电的5倍，比美国预期的成本下降速度快了3-5年。德国2009年对太阳能发电的补贴电价大概是3.1元/度，明年将下调13%；其次是国内太阳能电池技术及配套的逆变和储电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国产配套率大幅提升；第三是美国政府大额补贴的、仍处在亏损状态的、以提高转化效率晶硅太阳能技术公司和以减少或替代晶硅的薄膜太阳能技术公司成为中国电池厂或晶硅厂的收购对象。美国政府着急上火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风能的情况与太阳能的最大不同是国内需求爆发带动的产业发展。2007年中国的新能源政策公布将在未来5-10年大幅提高新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时间久了，数字不记得），而风力发电从成本上讲在所有新能源发电技术中优势最大，所以马上华北西北开始了圈地建风场的热潮。当时能生产兆瓦级风机的只有金风一家公司，到了2009年，有超过50家公司宣布开始生产兆瓦级风机，多家公司还搞出了3兆瓦的风机样机。2008年中，中国的风机制造商如华锐、东气、明阳的产能全部饱和，各个风场都追着制造商下订单；2010年初国电联合动力的高管告诉我，行业竞争已经过于激烈，风机整机的毛利由30%降到了10几个点的制造业平均毛利。这期间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强力推手在发挥作用，制造厂商成了他们争抢的香饽饽，只有去投资建厂，给地给政策给订单，只到逼得中央政府开始出台控制措施，制止行业过热。 几年下来，风电整机的行业状况是：国际主流厂商包括关键零部件厂商均在中国设立了研发制造基地；国内整机生产商经历了买生产许可—联合设计—自主研发—出口海外市场的快速成长过程；关键零部件如叶片、轴承、电机、控制器的国产化率迅速提高。 还有电动汽车，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中国将给全世界冒个大泡泡。关于消费电子，我这里有几个有意思的案例，留在今后慢慢探讨。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忧惧有加？因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像个漩涡一般吸入了资本、人才和市场份额，美国对新能源的高额补贴有可能为中国做了嫁衣裳。华尔街为什么痛恨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因为新能源是华尔街继IT之后玩耍的一个新的泡沫，他们准备用这个题材狂吸国际资本，而中国的制造业偏偏把他们包装的金豆豆卖成白菜萝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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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是新一代人口的素质问题！
王惜宝 2011-4-25 18:52
年轻一代的素质建设，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趋势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将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国际挑战！如果说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一代依靠吃苦耐劳和勤奋节俭建设了国家、发展了国家经济，而二三十岁以下这一代年轻人依靠什么去维继国家的发展，去抚养数倍于现在的老人？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生存？ 老一代人在贫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在国家快速发展中学习，不仅炼就了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且造就了他们勤俭、好学，能吃苦耐劳的品质。我们国家这些年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与老一代人的这些优秀品质分不开。 在独生子女政策的作用下，下一代在蜜罐中长大，不知能否见得风雨？老人与年轻人的比例成倍增加！因此，把成倍的社会责任强加于多少有些见不得风雨的新一代肩上，结果真让人担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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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谁爱抢谁抢，没有它正好，俺降降血压！
热度 4 wangxh 2011-3-17 22:54
中国人净干这种事儿，从姜昆说相声“抢购”开始，动不动就想抢购，这不是神经病吗？ 人家鬼子地震、核辐射什么的，咱中国人跟着起什么哄呀？人家的语言，我们神经病似的学习，还四六级，不过不能大学毕业。人家的足球赛，我们着了魔似地半夜起来看，无论谁输谁赢，看客连一粒花生米都得不到。人家的篮球赛，哦喔，还能带动俺们的鸡腚屁猛增，并且零星几个中国人还能因此得到“五一劳动者”或“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谁是雷锋呀，全世界最大的雷锋是比尔盖茨，他那脑袋可比爱因斯坦的脑袋“值钱”多了。 是不是中国人有“储藏癖”？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当然，先不管奶粉里有没有三聚氰胺，也不管火腿肠里有没有化学添加剂——反正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发展速度惊人。还有必要害病吗？ 倒也确实是传统，比如放菜的菜窖，就是比冰箱好用、储存量大、保持蔬菜原汁原味，而且绝对“低碳”！俺小时候还经历过土井放地瓜之类的食物，大约7-8米深，经常被大人“吊上吊下”的，挺好玩的。 盐——俺是不打算买的。 如果真买不到了，俺就买碳酸钠，再买些盐酸（对了，据说盐酸不能随便买，好像是生产毒品的一种原料。高，实在是高，某些官员科技水平高啊，生产盐酸可比生产毒品难度大多了），自己合成呗，反正“活人不能因盐淡死”！ 最近日本来了猛的，地震、海啸和核能。 有学生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些“绿色能源回收利用”不就好了吗？俺说是啊，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呀！俺怀疑人类能否挨到那一天，目前来讲够呛。人类现在基本上在热力学三定律管辖的范围内活动，就是核能例外，还经常出事儿——各种事儿，限制谁家不能研究核武器呀，谁家突然发射导弹呀，谁家核泄漏啊，谁家核潜艇失踪啊，总之不一而足。 有意思，人类可以利用潮汐能，但海啸谁都不敢想；可以开采、利用地热，但地震能谁也赶不上——地震一来都是“范跑跑”......等哪天俺发明一个“大蓄电池”，专等雷公闪婆过来“充电”。 核能怎么办？如果连核能算上，是不是热力学三定律就失效了？ “热”本是能的一种存在形式或过程，仅仅其中之一而已，是不是“热力学”改为“能力学”更科学啊？ 哎，1克物质包含的能量，相当于多少级地震？ 另外，是不是中国应该多给鬼子点救灾款项，要不他们又要觊觎我们的土地了，我们政府还要把土地卖给盖房子增长鸡腚屁呢！
个人分类: 社会|3077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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