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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深层分析
热度 8 qhliu 2020-3-23 17:54
2019年3月21日,《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执行主编、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和斯坦福大学加速器物理学家赵午(Alexander Wu Chao)对杨振宁先生进行了一场访谈,记录以《杨振宁:科学研究的品味 | NSR访谈》为题发表在3月22日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访谈中,杨先生第一次宣称,在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中,他首先要保守传统。 —————————————— 蒲慕明: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曾经称您为保守的革命者。您同意吗? 杨振宁: 在他这样说之前,我从没想过我是保守的。他在1999年的演讲中这样说之后,我想了想,觉得他是很有道理的:我重视传统,通常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去探索新的方向。 —————————————— 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可以一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来。杨先生自觉在物理学理论探索中具有的保存性,应该不是偶然的。先生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些根本特性,分析如下。 第一,保守主义者的六大特征之一是“ 相信存在超乎经验的秩序或者自然规律,社会和良心受制于此。 ”认为自然规律超乎经验,是神圣的存在,这是一种宗教体验,杨先生正好多次谈到这一点。 1987 年,杨振宁在回答提问“你相信在不可知的宇宙中,有造物主在创造一切吗?”时,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一个科学家,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当他发现到有一些非常奇妙的自然界的现象,当他发现到有许多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结构,我想,应该描述的方法是,他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因为,当他认识到,自然的结构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奥妙,这个时候的感觉,我想是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很接近的。”“…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假如不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不会造得这么美妙。” 2006 年,杨振宁又谈到了这个问题:“科学工作者发现自然界有美丽、高雅而庄严的结构。初次了解这种结构是产生敬畏感的经验。而今天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了,这种敬畏感,这种看到似乎不应被凡人看到的秘密时的畏惧,事实上是极深的宗教体验。” 第二,保守主义者的六大特征之二是包含了 信奉“日子就该好好过” 。这正是杨先生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一点,特别反应在他的婚恋观上。 “对于我来说,翁帆是上帝赐给我最后的礼物,我感到很幸福。”(2005,CCTV《面对面》) “在人生的轨迹中,我做过很多非常正确也非常重要的决定:我1971年回国访问,后来在2003年左右决定完全回国,2004年我和比我小54岁的翁帆结婚。这些都是正确的决定。”(2020,NSR访谈) 第三,保守主义者的六大特征之五是 尊重传统价值观,不相信根据抽象设计可以构建有效的社会。 杨先生认为发展应该“宁拙勿巧”(1988, 联合早报),研究青铜器、易经,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和艺术。但是,杨先生很少提到现代艺术和现代音乐。 ------ 保守主义的六大特征 ( 刘全慧 译自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 人物注释取自 英文 维基百科 ) (1) Belief in a transcendent order, or body of natural law, which rules society as well as conscience. Political problems, at bottom, are religious and moral problems. A narrow rationality, what Coleridge called the Understanding, cannot of itself satisfy human needs. Every Tory is a realist, says Keith Feiling: he knows that there are great forces in heaven and earth that man's philosophy cannot plumb or fathom. True politics is the art of apprehending and applying the Justice which ought to prevail in a community of souls. (1) 相信存在超乎经验的秩序或者自然规律,社会和良心受制于此。政治问题本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狭隘理性,柯勒律治 ( 英国诗人和评论家 ) 称之为 “ 理解 ” ,本身并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正如凯斯 • 菲林 (1884.9 –1977.12, 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学者 ) 所言: “ 每一个托利党 ( 英国保守党 ) 人都是现实主义者,深切了解天地之间存在哲学无法探究或琢磨的伟大力量。 ” 真正的政治是理解和实施正义的艺术,此正义应当直指心灵。 (2) Affection for the proliferating variety and mystery of human existence, as opposed to the narrowing uniformity, egali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 aims of most radical systems; conservatives resist what Robert Graves calls Logicalism in society. This prejudice has been called the conservatism of enjoyment-a sense that life is worth living, according to Walter Bagehot the proper source of an animated Conservatism. (2) 喜爱人类存在的丰富多样性和神秘性,反对大多数激进组织中的狭隘均一性、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保守主义者排斥罗伯特 • 格雷夫斯 (1895.7 –1985.12, 英国诗人、评论家、小家,历史学家 ) 所谓社会中的 “ 逻辑主义 ” 。 这一倾向被称为 “ 享受的保守主义 ”— — 含义就是日子就该好好过,也符合白芝浩 (1826.2 –1877.3 ,英国记者、商人、散文家 ) “ 兴味盎然保守主义的恰当源泉 ” 论。 (3) Conviction that civilized society requires orders and classes, as against the notion of a classless society. With reason, conservatives often have been called the party of order. If natural distinctions are effaced among men, oligarchs fill the vacuum. Ultimate equality in the judgment of God, and equality before courts of law, are recognized by conservatives; but equality of condition, they think, means equality in servitude and boredom. (3) 坚信文明社会需要秩序和阶级,不相信所谓 “ 无阶级社会 ” 。因此,保守党常被称为 “ 秩序党 ” 不无道理。如果人与人之间天然差别被抹杀,寡头政治就会来填补真空。保守主义者认可上帝审判的终极平等以及法庭前的平等,但是认为际遇平等意味着奴役平等和乏味平等。 (4) Persuasion that freedom and property are closely linked: separate property from private possession, and Leviathan becomes master of all. Economic levelling, they maintain, is not economic progress. (4) 鼓吹自由和财产权紧密相连:一旦把不动产从个人财产剥离,恶魔就会主宰世界。保守主义者认为消灭经济差别并不是经济进步。 (5) Faith in prescription and distrust of sophisters, calculators, and economists who would reconstruct society upon abstract designs. Custom, convention, and old prescription are checks both upon man's anarchic impulse and upon the innovator's lust for power. (5) 信任规则而不相信根据抽象设计来重建社会的 “ 诡辩家、精于计算者和经济学家 ” 。同时抑制人类无政府冲动和标新立异者对权力贪欲的是惯例、沿袭和既定规则。 (6) Recognition that change may not be salutary reform: hasty innovation may be a devouring conflagration, rather than a torch of progress. Society must alter, for prudent change is the means of social preservation; but a statesman must take Providence into his calculations, and a statesman's chief virtue, according to Plato and Burke, is prudence. (6) 洞悉变革可能并不是有益的改革:匆忙创新可能是燎原的野火,而非进步的火炬。社会必须渐进,审慎的变革才是社会留存的必由之路;政治家必须循天道而行,正如柏拉图和伯克 (1730–1797, 爱尔兰政治家和哲学家 ) 所言,审慎是政治家的主要美德。
个人分类: 拾穗记|6688 次阅读|29 个评论
保守主义该怎样帮助穷人?
热度 11 fouyang 2015-12-9 07:31
几十年前我刚到美国时,是个身无分文的学生,靠着每个月几百元的学校资助维生。但我从未觉得过自己是穷人,需要帮助。其原因当然是因为生活水平比当时的中国已经好得多了。但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很清楚那是暂时的。一旦完成学业有了工作,我的收入马上会步步提高,过上小康的日子。 后来才知道,我当时属于“赤贫阶层”。美国每年都花巨款帮助那种收入水平的人。说到“同情和帮助穷人”,一般说的就是增加政府这方面的开支。从1965年约翰逊总统提出“向贫困开战”以来的五十年中,光是联邦政府,花在救济低收入人群的钱就增加了三十倍左右(除去通胀因素),在2013年达到六千亿之巨(见下图),约占美国 GDP 的 4% ,联邦总支出的 18% 。这还不包括扶助老人的社会安全和医疗照顾支出。 图一:部分联邦扶贫项目的支出沿革 ( GeneFalk: “Low-Income Assistance Programs: Trends in Federal Spending”,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014 https://www.fas.org/sgp/crs/misc/R41823.pdf ) 那么花了那么多钱,美国的贫困情况有没有改善呢?如下图所示,从 1970 年以来贫困率几乎没有变化。 图二:过去五十年贫困率变化 (Dylan Matthews, “Povertyin the 50 years since ‘The Other America,’ in five charts”, Washington Post,July 20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2/07/11/poverty-in-the-50-years-since-the-other-america-in-five-charts ) 但要说政府的扶贫努力完全没有效果,也不符合事实。统计表明, 65 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降低了一半多,从 1970 年的 25% 降低到 2014 年的 10% 。同时,如果计入政府援助,贫困率要比上图所示降低 1% ( 1982 年)至 3% ( 2009 年)(来源同上图)。 这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的扶贫措施花费巨大,最明显的效果是帮助了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而对于穷人,虽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却没有提高他们自己挣钱的能力。 然而,贫困并非不可战胜的怪兽。在美国与贫困相持不下的几十年中,外面的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穷国飞速发展,到现在全球的穷人数目已经减少了一半。我们都熟悉中国的包产到户和经济特区的奇迹。印度也有类似的范例。例如在孟买有个具有一百万人口的贫民区叫做达拉维( Dharavi ),生活和卫生条件都是差到难以想象。电影《贫民窟来的百万富翁》就是在那里拍的。但那个地方同时也是个欣欣向荣的生产中心,拥有几千家小作坊。他们从孟买的垃圾中收集原料制作各种产品,有的甚至通过电商远销欧美,每年销售额上十亿美元。在非洲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脱贫成果与美国不同,当然因为其起点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脱贫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些地方主要靠的不是救济金,而是穷人自己借助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发挥自己的苦干和才智来脱贫致富。 即使在美国,反贫困也不全是失败的记录。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与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联手推行了社会救济改革,对发放救济金加上了年限,并要求被救济者参加工作或工作训练。十多年下来,该救济金项目的领取者减少了一半,而且停止领取的人中大多数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很多人脱离了贫困。 可见,帮助穷人并非只有撒钱一途,其中也有理念差别。在本文中,我就介绍一下保守主义关于帮助穷人的理念。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守主义是为富人说话的,对穷人没有同情心,更别谈帮助了。这其实不符合事实。研究表明,保守主义者的慈善捐款更多(见文末有关博文)。除了个人所为外,保守主义对于政府在扶贫中的角色也有自己的立场。保守主义理论家,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Enterprise Institute )”主任布鲁克斯( Arthur Brooks )在《保守主义的良心》( ConservativeHeart, 2015 )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布鲁克斯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几项价值观。其中最中心的是“工作”。在保守派看来,最重要的不是让穷人活下去,而是让他们有工作的权利(当然是指由工作能力的人)。这不仅是“授人以渔”的可持续救助,而且也是全方位提高生活品质之必须。 人和动物不同,并非有温饱就万事大吉。人的生活需要有意义,而工作就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来源。研究显示:失业的人与有工作的人相比,即使经济状况相同,幸福感也明显偏低。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相当于收入从人群的最高四分之一降低到最低四分之一的影响。不仅如此,失业对健康,寿命,甚至家人都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工作给人带来快乐。据调查,美国人中超过一半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或“完全满意”。觉得自己工作成功的美国人中,觉得生活整体幸福的人的比例比不觉得工作成功的要高一倍。工作的“幸福效应”在各个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中同样存在。工作的奖赏不仅是金钱,而且是成就感和价值感。这种“挣来的成功”,是再高的救济金也无法替代的。不幸的是,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在美国,适龄人群中工作的比例从九十年代后期到现在降低了百分之三,也就是说减少了大约一千万工作人数。而且如下图所示,这个下降的趋势并非由于经济危机,而是一个长期趋势。这样长期下去,对个人和社区的后果不是救济金能补偿的。 图三:美国适龄人员工作比例(来自联邦储备银行,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graph/?g=JUA ) 那么怎样才能帮助穷人去工作呢?这就涉及到布鲁克斯说的第二个价值观:穷人是资产,不是负担。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不是“给”他们金钱或“给”他们工作,而是发挥他们自身的潜力,去找到甚至创造工作。这个听起来很雄心勃勃,但却是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的。纽约有个公益组织叫做“ Doe Fund ”( Doe 在美国有“无名氏”的意思),专门帮助无家可归的人重新回到工作市场。除了通常的工作技能培训和介绍工作机会等服务外,这个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受训者都要先去扫街一年,而且必须远离毒品醺酒。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即被开除。这个“苦工”要求并不是惩罚,而是建立一个概念:工作是一种需要自己挣得的特权。只有具备了一个工作者的素质,才会有人愿意雇你,与你合作。 Doe Fund 成立三十年了,在帮助穷人,特别是刑满释放人员方面成果相当显著。它显示了另一种帮助穷人的途径:发掘潜力,而不是发放救济。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a hand up, not a handout 。 需要指出的是:改变穷人的行为,并非“政治正确者”说的“指责受害者”。这就像治疗疾病不是指责病人一样。穷人并非自愿选择了那种生活方式。但他们需要帮助来改变。而且“改变行为”也不是包治一切的良药。除了自身行为外,贫穷还有很多其它原因,也需要治理。特别是,也有很多穷人并非不工作,而是工作收入太低。但从保守派观点来看,“工作”和“个人价值”,是脱贫与向上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在这方面政府能做些什么呢?首先,常规的救济措施还是需要的,特别是对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老年,残疾者和心智不全者)。对低收入的群体也需要一定的补助,让他们的生活水平能达到最低标准,特别是他们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关键是:不是给了钱就万事大吉了。 救济金会助长懒惰,培植依赖心吗?这要看你如何了解人性和有关的文化,目前也只有零星的统计证据。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现有的救济金体系存在所谓“收入断崖”(见篇末所附博文),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工资收入的升高导致丧失救济福利,从而总收入反而减少。这就大大影响了穷人通过工作致富的动力,让他们在“贫困陷阱”里不能自拔。还有一些救济项目有非常严格的存款限制。一旦存款超过几千元就要丧失那些福利。这也使得穷人不能积累资金用于创业。 “收入断崖”听起来很愚蠢,但却很难排除,因为目前很多救济的形式是非现金福利,如医疗照顾,房屋,托儿所等。这些都是“非有即无”的,无法根据收入微调。为什么这些福利不能用现金代替呢?因为政府不相信穷人会管理好自己的金钱。他们可能会挥霍在喝酒上,甚至可能去吸毒。问题是,不教会他们管理金钱的能力和自律性,他们就没有脱贫的希望。 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州有个拿救济的青年人完成了大学学分,取得学位。报纸本来是作为正面事例报道的,但却引起了一场争论。很多人认为这不公平,为何其它学生要背债,他却可以由纳税人帮助读完大学。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它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一种观念:政府救济是用来维持生活的,不是用来追求个人发展的。这显然对于帮助穷人的工作机会是不利的。 除了维持生命外,政府提供的安全网应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支持创业者去冒险。研究表明,救济福利好的州往往创业的人也多,因为人们对失败的畏惧减轻了。而另一方面,如果领取救济的人愿意省吃俭用积累创业基金,那对社会,对他们自己也都是好事情。 由于以上的考虑,为了给穷人上进的动力和机会,政府的救济应该提供更多的灵活性。政府不是穷人的“父母”,不需要过多管制他们的行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应该允许他们自己寻找脱贫致富的机会。保守派一直主张用退税的办法( EITC )来取代目前名目繁多的救济项目。 EITC 根据穷人的工作收入按比例提供救济金,既有工作的动力(赚得越多救济金也越多),也可大大精简社会救济管理的官僚机构,而且受益者可以自由选择花钱的方式。这种救济方式再加上适当的就业和生活方式辅导,可以帮助穷人从“负担”变成“资产”,让他们成为社会的贡献者,而不是终身依赖救济。 在经济仍然乏力,失业率仍然高企的今天,如何给穷人更多的工作机会呢?这又涉及到一个观念改变:保守派认为,工作不是政府“给”的,而是人们“创造”的。政府除了营造一个有利经济的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以外,最好不要干涉具体的经济活动。今天,各级政府繁复的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捆住了创业者的手脚。就连开个为人编辫子的小店,也要花几千块钱和大量时间上化妆学校,取得执照。园艺,装修等适合穷人创业的行业,在很多地方都需要申请许可或执照。这些法规所要求的可观“投资”对于创业是相当大的阻力。整顿精简这些繁规缛章,或者至少对新创业者提供一定的“免证期”,也是政府可以提供的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扶贫的目的不光是减少贫困线下的人数,更重要的是帮助那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贡献者,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工作技能,从而获得更为幸福,充实的生活。所以,帮助低端工人学习和训练,提供就业趋势指南,引进高端产业和营造鼓励创新的经济氛围,都是政府应有的职能。虽然保守派强调“自立”和“自由”,但这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然而应该承认,今天的政府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是脱贫的阻力。这才是需要舍弃的。 2016大选快要到了。不得不说,共和党目前的候选人阵容十分让人失望。不仅如此,自从共和党主掌国会以来,在政策推进上也是乏善可陈,反而是内斗不断,大伤元气。保守派的论坛上也充斥着极端势力和罔顾事实的喧嚣。所以目前我对共和党的大选前景很不看好,自己也很可能不会投它的票。但是共和党的问题并不代表保守主义思想不合时宜。本文介绍的论点应属保守派中温和理性一支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保守派理念并非在道德上低人一筹,而且也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思想框架支持。保守主义的理念看重非中央控制的探索和创新,对任何的社会“大设计”采取怀疑态度。它不认为一个“完美世界”的愿景是可能的,而注重于对不完美的现实进行小步的改善。保守主义对于人的尊严和幸福有自己的看法,并努力帮助人们去实现。所以不管共和党的命运如何,保守主义的理念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有关博文 美国穷人:另外的百分之十五 1/4/2012 (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525280.html 1/11/2012 (中)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528249.html 1/18/2012 (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530124.html 美国的救济陷阱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884224.html 谁是乐善好施之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859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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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科學自我精選】主粮转基因风险争议及其科学传播
热度 6 jiangjinsong 2014-2-10 09:18
主粮转基因风险争议 及其科学传播 蒋劲松 主粮转基因风险争议之所以陷入僵局,长期处于低水平彼此恶斗状态,原因很多,从 科学传播的角度 上说,关键在于对这一争议的性质 以及科学传播本身 缺乏 正确认识 。 科技 vs. 伦理 主粮转基因的风险争议,是纯属科学技术的专业问题还是攸关公众健康、公众信任的伦理问题?争议的解决是只能依靠转基因专家,还是需要依靠多学科专家与公众的广泛讨论? 这是相关科学传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因为 主粮转基因的风险涉及到人体医学、环境生态问题,主粮转基因的必要性涉及到农业等学科,所以相关学科的专家的观点必须得到重视 ,主粮转基因的科学讨论不能仅由研究转基因技术的 专家垄断。 由于 主粮转基因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相关技术专家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因此他们的意见必须要受到审视,不能无批判地接受。 尤其是那些个人利益以及集体利益涉入较深的专家,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在转基因重大决策问题上,他们应该自觉回避,有关方面应该制定和严格执行利益相关人士的决策回避制度。 主粮转基因的问题涉及到公共安全、生态安全问题,不是一个单纯学术的问题,与公众利益相关, 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尊重民众意愿的角度,保障民众的知情同意权,社会 公众的意见必须 认真 听取。 因此,仅仅就具体技术细节进行科学传播,一味听信相关转基因专家的背书,而缺乏多学科的全面反思,缺乏对于转基因产业链的利益分析,是无法让公众消除怀疑的。 “ 无罪推定 ” vs. “ 有罪推定 ” 主粮转基因的风险争议,应采用“无罪推定”原则还是“有罪推定”原则?在事关人类世代健康和安全的问题上,决策的原则究竟是发展优先,还是安全优先? 传统科学技术的认识模式, 目的 是 追求 发现科学真理 。 为了严格起见,通常采用证明制, 也即是说, 只有证明了存在某种机制、现象、规律,人们才可以相信这种机制、现象、规律的存在。人们宁愿慢一点接受新知识,也要保证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在这种逻辑中, 假如 明明存在某种机制、现象、规律, 科学家 却没有及时发现,是不受惩罚的。 如果 明明没有某种机制、现象、规律,科学家却主张有 就会 受 到 惩罚 。 所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科学家基本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在科学发现的问题上, 在速度和稳妥之间,科学家们明智地选择了稳妥。 而一旦将此逻辑 机械地 应用于 高科技应用带来的 风险确定的问题上,保守主义的态度就变成了大胆冒险的态度了。因为,现在 流行的做法 是实行无风险推定,举证责任在主张风险 的 一方。 按此 逻辑,明明有风险却没有发现, 科学家 是不受批评和惩罚的。 如果没有 风险 ,科学家却主张 有风险 ,其科学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在这种逻辑下,对于科学家本人来说最 “稳妥” 的做法,就是尽量 忽视 、漠视高科技应用带来的 风险 ,而不是积极地发现、认定风险。 但是, 高技术 应用所带来的 风险具有复杂性、隐蔽性 ,不容易认定和发现;风险 具有巨大的危害性 ,一旦发生,后果非常严重; 风险的显现 往往 具有长期的滞后性 ,如 DDT 从发明者获得诺贝尔奖,到全球全面禁止使用花了数十年时间。因此,为了更加稳妥起见,我认为,对于 高技术风险的控制必须采取 “ 有罪推定 ” 的原则 。也就是说, 高技术的安全性应该由推动高技术发展的一方来举证,来说服有异议的一方 ;而不是由反对一方举证说明其风险性。 举证责任由高 技术的推动方承担 ,还因为举证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时间资源的投入,普通公众和消费者根本无力负担,理应由高技术发展受益方来承担,这才符合公平原则。 因此, 在 主粮 转基因 风险问题的科学传播上,就必须要明确 应该由转基因技术的推动方承担转基因安全的举证责任, 必须向公众说明主粮转基因问题上“ 有风险推定 ”的合理性 ,应该将民主监督、审查和控制的原则应用到技术的研发、应用的各个环节之中。 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传播绝不仅仅局限于向外行科普,转基因科学家也非常需要普及传播这种风险控制的逻辑,他们才会更加自觉、更加谦卑地遵从风险控制的逻辑。 仅凭理性 vs. 兼听则明 主粮转基因的风险争议,是只能诉诸理性来解决,还是必须兼顾感性与理性?直觉、 艺术、 神秘主义乃至宗教的智慧,是否在此问题上毫无用处?人类有限的、可错的理性是否可以独立承担过于沉重的决策重任?从过往崇拜高科技导致的恶果中,我们是否应该重拾保守主义的智慧? 这是转基因争议相关科学传播必须要面临的最深刻问题。 在转基因争议的问题上,担忧者、反对者尤其是那些科学知识缺乏者,往往受到 某些科普作家们的 严重批评,说他们缺乏理性,过于感性、过于诉诸直觉、情感和神秘主义。 其实,这种论调本身,说明这些科普作家们对科学的性质和局限性了解不够,他们这种偏狭的思路是与科学传播精神相冲突的。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内心深处对违反自然现象所产生的某种不安,其实是人类适应自然 回避风险 的强有力工具。早在近代科学产生几千年上万年之前,人类就有了与自然打交道的智慧, 甚至 某些 古代 技术今天人类居然百思不得其解,难以猜透。这种在现代科学和理性之外适应大自然的能力,是不可以随便轻视的。而现代科学赖以发展的理性能力 , 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适应能力基础上的。 在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中,环保主义者 如 蕾切尔 ·卡逊 也 曾经 被 攻击者 指责为情感泛滥,不 够 理性。结果证明:那些由对自然深厚情感所推动的运动和认识才是最符合理性的,甚至比自然科学更早地领会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在西方历史上最早敏锐地意识到生活的环境遭受了破坏,呼吁保护环境的群体,并不是科学家,而是浪漫主义诗人。而基督宗教人士也是西方最早关注科学技术应用引发伦理问题的群体之一。比如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就受到了基督宗教的强有力推动。 这提示我们,对于自然,我们可以从物质的角度来思考,更可以 从 情感、神秘的角度来思考;可以 用 实验室中的研究手段来进行研究,也可以 靠 沉思冥想的宗教修行来进行研究。近代科学技术从人与自然的分离对立开始起步,在处理环境问题上的成绩并不出色,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有理由要求科学技术不 能 垄断话语权。 科学共同体在 DDT 等农药的风险确定上的表现,让我们不能盲目相信今天科学共同体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看法就一定可靠。 如果说在西方中世纪,科学研究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那时赋予科学以独立性是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的话,那么今天在罢黜百家独尊科学的形势下,这种为科学之外其他文化要求认识权利 的做法, 也是现代社会进步所必需的。 环境保护的 历史表明:如果人们具有对于自然的敬畏、怜惜的情感, 即使 在缺乏充足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也能较好地保护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情感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知识。认为理性的科学知识可以与情感分离,科学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一定会强于情感,不过是一种并不可靠的偏见而已。 现代科学在局部领域中对某些细节认识的精微,常常是牺牲了更为大局的领悟能力的结果。高度同质化的科学家同行评议,虽然可能纠正个别科学家的错误,但是对于他们共同犯下的 系统系 错误,却常常无能为力。 现代科学虽然在许多领域给人类的认识带来巨大的贡献,但毕竟总的历史不长,在对改造自然所造成的长期复杂的负面效应预警方面,并没有充足理由让人们安枕无忧。 比如,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出现之前,我读到的所有关于核安全的科普作品,无一例外都拍胸脯让我们放心,用貌似极其严谨的概率计算说服我们,核电站绝对安全,比其他我们常见的技术设施都要安全得多。在福岛事故发生的一段时间里,每一次民众对后续发展产生担忧的时候,那些核专家们都一再站出来为福岛核电站背书,让公众放心。结果,几乎每一次他们的保证都落了空,最后的结果比他们所有人的预测都要恶劣。 又比如, 人们通常会认为在营养和膳食问题上,科学是最高的权威。但事实上, 营养学史研究表明, 在西方和东方一样,正是宗教首先提出并实践了素食的生活方式,最后科学才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逐渐放弃了偏见,转而承认素食的合理性。 拓宽理性的范围, 在对风险预警的问题上, 尊重人类的感性、直觉,尊重神秘主义和宗教的智慧,承认当下理性的不足,承认科学的不足, 不滥用民众对科学和专家的信任,不乱拍胸脯安抚公众,这 才是真正理性的态度。 这 当然这不是说理性无用,直觉万能,而是说各有其所长,不可偏废,当综合应用。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当兼收并蓄,倾听各种不同渠道的声音,综合学习各种智慧。 许多科学家已经认识到,除了科学技术视角之外,还有伦理、文化不同视角,科学技术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之外,必须要尊重伦理、宗教、文化的声音。今天我们有必要把这一认识更向前推进一步,那就是: 现代科学非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即使在认知领域中也不能垄断真理。 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 割裂、限定条件的实验室研究注定对于长期的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有其内在的弱点,相关结果在应用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科学结果应用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决定了人们采取一种保守主义的策略是更加合理的态度。 近代科学发展初期,研究的对象是相对独立的机械运动,人们可以通过在实验室中将对象隔离起来用还原论的思路来进行研究,人们可以只考虑对物体施加影响后 的直接后果 ,而不管周遭环境发生了什么样复杂的变化。这样定量化的知识,在只考虑经济利润,只考虑如何去控制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今天人们 痛感 环境破坏,越发认识到自然是个彼此紧密联系的整体,越发认识到我们的生活不仅仅需要经济利润这一单个指标,需要全方位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时候,还原论的、依赖于隔离实验的实验科学传统的局限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将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宗教等传统文化割裂开来 ,独尊自然科学技术,而贬斥其他话语 的做法就日益失去其合理性了。 因此,在今天科学越来越占据话语霸权的时代,科学传播应该做的是,指出科学的局限性,帮助人们拓宽视野,走出唯科学主义,重新学会从情感、直觉中学习,重新学会倾听艺术、神秘主义以及宗教的智慧,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维持一种审慎的平衡。 刊于《千人》,2014年第1期。 从科学传播角度看主粮转基因风险争议 http://www.j1000plan.org/CoverStoryContent.aspx?converstoryContentID=131
个人分类: 科學傳播|2903 次阅读|10 个评论
读甘阳的“守法,变法与保守主义”
techne 2013-6-25 12:58
读甘阳的“守法,变法与保守主义” (草稿,请勿引用) 王键   近日阅读甘阳的新作“守法,变法与保守主义”演讲稿,笔者又吃了一惊。此前笔者也写过评论甘阳的文章,就一直觉得他的思路和思维方式特顶牛。但没想到的是,如果说以前的甘阳鼓吹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鼓吹“通三统”,还停留在“神圣化民族主义”阶段,这次的文章却变成了解构主义手法,通过拆解美国宪政的“神话”,把美国的宪政历程成功地勾兑成了“虚无主义”另加“神圣化”的鸡尾酒——然而,这却典型的是一种鼓吹“造假有理”的逻辑。   该文稿源于6月14日,甘阳在华东政法大学就宪政问题所作的演讲。在演讲中,甘阳详细解读了阿克曼、列文森和波斯纳三位美国宪法学家对于美国宪政变迁问题的处理思路。然而,在此文中,甘阳通盘的逻辑基本上却是这样的:首先,美国的宪法自始至终都很有问题,因此,美国的宪政其实是个神话;其次,尽管如此,但美国人还是很信奉美国的宪法,最后——因此美国的宪法和宪政才管用。   在笔者看来,此文无论是宏观思路还是微观细节,问题都很多。比如,甘阳所谓的美国人信奉美国宪法,美国的宪政好使,是不是可以外推出中国人信奉中国的宪法,中国的宪政也就会好使?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显而易见,宪法宪政是否管用,那不简单是人们信不信的问题,还要看这个宪法和宪政是什么内容,要看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境。然而,按甘阳的虚无主义论调说法,宪法和宪政问题干脆就变成一个去宗教化的神学问题了——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进一步外推,甘阳的虚无主义甚至比神学更加奇妙:在他那里,连上帝和撒旦都没有区别了——你信他是上帝就是上帝,你觉得他是撒旦就是撒旦。   甘阳这篇文章,在微观细节上的问题更多,比如甘阳引用美国法学家观点,说美国内战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3条和第14条,都缺乏合法性,排除了南方民选的代表,本身就违宪了。要依笔者看,甘阳这个表述不大像学者的观点,尽管他是以转引美国学者的面目出现。在修宪的时候,南北内战刚打完,这是个非常时期,南方民选的代表可是要求独立的,怎么能够让他们参与一个强调修补宪法分裂趋向的修宪会议?如果南方代表加入也可以完成修宪,那么当初根本也不会爆发南北战争了。由此可见,由于时间紧迫,美国的宪政亟待完善,无法等待战后南方的民意恢复正常,选出不再主张独立的代表,那么这次修宪会议要有效地解决分歧,就必须将主张分裂的南方代表排除在外。   还有甘阳引用对美国两院制的批评,同样是以美国学者观点的面目,甘阳认为应当取消参议院,实行一院制。读下来,觉得千疮百孔,到处多是问题。很多甘阳所谓的问题,并不是两院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博弈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两院制会造成种种决策和协调的难局,会有问题,那么实行一院制同样会存在类似情况——这就是民主政治,在阳光之下的和平博弈,必然会造成对手之间充分利用游戏规则来相互制衡。   文中最明显、最荒谬的问题,是开篇甘阳就试图消解掉法治和宪政的合法性。他用了美国任命最高大法官的争议案例,意思是说其实美国根本也不是rule of law(法治),也是rule by law(法制)。甘阳认为,所谓rule of law就是法律的统治,它应该不依赖于法官的人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美国大法官的人选这块居然会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就说明美国的所谓法治它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就不是rule of law,而是rule by law,甚至和人治没多大差别。   我觉得这部分甘阳明显是在胡说八道: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重要区别,应该体现于三权分立的架构,在于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离。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掌权的人随意立法,以法律的名义实施暴政,在暴政之后又随意修改法律,补充施行使暴政合法化的法律条款。而这种暴行也就是所谓法制,rule by law。而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是不是要由人来贯彻法律条文。显然,只要是在人类社会中,就必然要由人来贯彻法律条文,这一点是普世的、必然的。因此,甘阳在这里的逻辑是明显有问题的。美国大法官的人选争议,也包括对宪法的解释的模糊和歧义,它并不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区别,而是个普遍存在永远无法避免的技术问题。作为rule of law体系里面的技术问题,美国人所争议的,是哪个法官更好,谁的司法解释更优质。我们不能用这里面的技术差异来说明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就没有区别了。更不用说人治的问题,这完全是两码事。只要是在人类社会中,就会存在语言和解释的分歧,就会存在人选在执行时的差异,甘阳反倒用这个模糊问题掩盖了宪政的真实意义。   然而,很遗憾,在演讲之后的观众提问中,似乎没有人提到相关的问题。像这样充斥谬误的学者演讲,居然可以大肆流行,也没人去质疑其中明显存在的问题,这也许说明中国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都是有问题的。无论如何,甘阳都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算中国新保守派的一面旗帜。笔者以为,甘阳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学识,而是他的思路和逻辑有问题。说到底,甘阳总是倾向于先预设了一个立场:中共是上帝,美国是撒旦,然后她所有学富五车的论据,都为这个立场服务。这样的逻辑自然没办法贯通的。   也就是说,像甘阳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其实是要去保守中共政权,而不是要保守中国所拥有的那些真正值得保守的传统和价值。像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很缺乏保守派的视角的。从国内娱乐至死的现象,能看出这一点。最近常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应该说国内的电视台,娱乐节目的制作,还是有很大进步的,至少模仿得更好了,君安美女绅士淑女的形象也更富态更吸引人。像湖南台,央视的一些节目,相亲选秀什么的。电视剧编排的也更吸引眼球——尽管总是流于爱情清宫抗日谍战几大主题。但对比国外电视节目,尤其在时政方面,在对人性的刻画上,国内还是太小儿科。国内公共讨论的话题,一般只能局限于美食美女,时尚爱情,插科打诨,最多来点嬉笑怒骂。总的说真得太表层太肤浅。国内好多人还很自以为是,一谈价值和政治议题,立马就很不耐烦说无聊,太缺乏公民素养和教养。   国外媒体喜欢选的议题,经常是不一样的。比如,伊斯兰世界问题出在哪里?(基督教议题更是老生常谈)哥伦比亚山地里的毒枭,乌坎事件后续报道,伊朗球队的孩子们,埃及的街头政治,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前线……很多很多。这一类节目,倘若在国内播放,可能不是太有市场。但国外媒体喜欢拍,那肯定是有观众爱看。其实这也是文化差异。像在美国的话,还有很多宗教媒体,不少电视台天天不厌其烦地都在谈价值观,谈道德,谈信仰,谈神学。并不只用古老的说教方式,而是结合了现代媒体手段。甚至好莱坞大片里的各种技巧,完全可能出现在宗教节目里。但即使如此,像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国民素质还是很不满意,认为美国人对这个世界不够关注,太狭隘,太无知,太民粹。对比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其实中国整个就没有保守派的基础,从上到下都是这样。   甘阳算是新保守派,但甘阳好像只是在保守共产党的教义,要树立党这个世俗上帝,另外中国传统里也没发展出像美国或者欧洲的那种非常丰富的体现在宗教或典籍里的很厚重的教义。在这方面,中国跟广大伊斯兰地区相比都有很大差距,更只能望土耳其和伊朗之项背。因此,中国的新保守派并不是真正的保守派。然而,一个正常社会需要平衡,需要有保守派才能形成平衡。但保守派的形成,需要自治的学术团体,需要独立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更需要漫长的时间。可惜,这些重要条件中国目前都是非常稀缺的。从保守派匮乏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真不一定是件好事——这就像一部没有装刹车闸的车,向前开得越快越猛,也就愈发的危险。 附甘阳文章原文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3062186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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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燕园学人 黄枬森 师表育后人
jiaguangjia 2013-1-26 09:57
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人学学科的开创者、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黄枬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1月24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黄枬森先生在北大执教一生,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他德高望重、怀瑾握瑜,音容笑貌永远印刻在人们的心里。 2006年时,黄枬森的女儿黄萱说:“我父亲10年来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有学术会议邀请,他从不推托。有时我劝他,这么大年纪了,有些小规模的学术会就不要去了,可他却说,就是这样的小型学术会上,大家发言最自由,最容易产生新思想,参加这样的讨论才能学到东西,一定要去。” 他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王东曾形容85岁的黄先生为“小学生”。他说:“先生每天勤奋学习,总是能发现新问题。” 进入21世纪,黄枬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之道”,在撰写文章与学者们交流讨论的基础上,用10年时间,主持完成了由全国哲学界48位专家共同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 对于创新,黄枬森有他自己的看法。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主导方向既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保守主义儒学复旧论,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论。 为什么黄先生至今仍在学术上具有创新能力?他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陈志尚这样解释:因为他是个“无私者”,他的头脑从不被名利、得失牵绊,情绪轻松,身心健康,思维灵敏清晰。“这就是所谓‘无私者无畏’,无畏者才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因为黄枬森在学术问题上,最乐于与人讨论,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但又坚持对事不对人,在生活中与不同学派的学者相处融洽,大家称黄枬森为“三宽先生”,即“治学宽广,待人宽厚,脾气宽和”。 凡是黄枬森领导下的学会,在他的感召下,成员总是相处和谐,从不会出现“文人相轻”的情况。陈志尚举例说,当年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时,黄枬森任第一主编,带领全国50多位学者工作。这些学者分属不同学派,观点多有冲突,且都是国内一流专家,让他们默契配合不是容易的事情。黄枬森平等待人,学者们心悦诚服,在他的领导下团结协作,历经3个“五年计划”,终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顺利编写完成,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黄枬森虽是全书第一主编,却坚持与大家平分稿费,绝不多拿一分钱。 黄枬森的治学精神也令人感佩。他坚持从来不讲自己不懂的,讲出来的一定都是自己想清楚的问题。有些问题谈不了就不谈,绝对不会乱谈。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追风,不赶时髦,特别不要抱着功利主义的心态去学习、生活和工作。作研究时要讲求‘理论良心’,实事求是,不耍花腔,不搞花架子,不哗众取宠,更不能作假,不能剽窃。”黄先生自豪地说,他这一生在学术上从未作假,并一直这样要求着自己的学生。 黄枬森的为师之道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听黄教授讲课是一种享受”是北大学生对黄枬森讲课的评价。他讲课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把玄秘深奥、枯燥乏味的哲学讲得通俗、生动、朴实,有如阅读一本常识书,总能吸引各色各样的学生与听众。他认为,最应该向学生传授的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大胆的创新精神、正确的人生追求。所以,黄枬森对他的学生虽不严厉,却要求很高。他告诉学生,要出高水平的东西,就一定要敢于从根本上突破和超越。 黄枬森不仅对他自己的学生照顾有加,有不相识的年轻学子向他求教,他也都耐心解答。一次,两个学生到黄枬森家里请教问题,尽管他们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黄枬森还是和他们热情地聊了近两个小时。社会上一些爱好哲学的退休老人也常找上门来与黄枬森“争辩”问题,黄枬森总是耐心地听他们讲完,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女儿黄萱担心黄枬森的身体受不了,说“上门讨论的人你要是不能拒绝,我来帮你拒绝”,可黄枬森坚决不同意。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师精神,学人典范”,黄枬森80岁生日那天,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代表黄枬森所有已毕业的博士生送上了这个条幅,表达了学生们对黄枬森崇高师德的感怀和敬仰。 原北大党委副书记杨河评价黄先生是北大的师德楷模。杨河说:“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既有中国传统关于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理念的历史积淀,也有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教书育人、求真务实、淡泊名利、宽厚谦让、甘为人梯的师德精神风范。” 2011年11月29日,黄枬森刚刚过了90岁生日,虽然年岁已高,但哲学仍是他的生活重心,他仍然坚持写作、研究、发表文章、参加会议。 这不禁让人想起黄先生曾于2000年应邀为《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题词: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干戈止息,四海弟兄。 安居敬业,其乐融融,绿色大地,郁郁葱葱。 科技发达,人寿年丰,精神高尚,礼让成风。 言为心声。这是人类的千年憧憬,也是黄枬森的理想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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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守主义政治主张——对肖重发微博的回应
热度 6 周可真 2012-3-11 19:17
肖重发就我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发表意见说,这观点属于新保守主义。(《 微博:新保守主义 》)对此意见我表示基本接受,只是他所说的“新”是指哪个“旧”而言是不明确的,我也不想去猜测,故而只能“存信阙疑”了。 我的观点可以被纳入保守主义范畴,因为我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渐进性的自上而下的改良或改革,反对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而激进地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或依靠外力作用而搞“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在我看来,渐进的改革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不断向前发展,而激进的革命则会导致葬送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中国社会发展出现巨大曲折,这种曲折将使中华民族失去重新崛起的历史机遇。 几年前我就发文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也应该从充分实施现行宪法入手。这蕴含两个方面的主张:其一,在中国实施宪政,树立宪法在国民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其二,逐步把现行宪法规定应予尊重和保护的中国公民在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结社等诸多方面应享的自由权具体落实到位,使它们不再停留在一纸空文的抽象规定上。 同时我认为,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对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有制”加以重新解释,把它理解为“人人有产”,理解为私有制的充分发展形态——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实现了资产阶级“人人有产”,共产主义则要把“人人有产”的范围从资产阶级扩大到全民。我的这个观点是受顾炎武思想的启发,顾炎武根据当时新兴市民阶层“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要求,针对理学家把儒家之“仁”理解为“有公无私”的观点,主张把“仁”重新解释为“天下为家”社会里“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常情”,他认为这种“常情”是该社会中人普遍具有的私情——“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受之启示,我以为既然“仁”的观念可以重新解释,为什么“公有制”不能重新解释呢?根据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对旧的观念加以重新解释,使其旧的思想内容获得一定的改造,这是人类观念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这种观念发展形式尤其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背景下观念的创新往往不是提出新概念、新名词,而是在旧概念、旧名词的基础上给予新解释,加入新的思想内容,如古代“道”概念的发展就是如此,现代“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也是如此。固守旧的“公有制”概念,总是把它当作与“私有制”格格不入的概念,这既不符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所实际发生的新变化,也会成为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障碍。如果把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有制”理解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形式,则逐步扩大私有制的范围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现有的国有制企业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改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述两个方面的改革都可以在社会平和状态下进行,并且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是比较可取的改革思路。顺此思路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比起空谈“人权”、“自由”之类要切实得多。我觉得当今中国思想界之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解放思想”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把西方传来的“人权”、“自由”之类的概念或理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为中国的改革必须立基于这些概念、理念,要力求使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变得符合这些概念、理念——这分明是“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思路,也就是“削足适履”的主观主义思维。我在多年前曾撰文指出,离开了唯物主义,我们是没有出路的。啥叫“唯物主义”?“唯物”之“物”就是为科学所尊重的经验事实。依据经验事实来构建思想和理论,力求使思想和理论符合经验事实,这是科学的基本原则。是从经验事实出发,还是从概念或理念出发,这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与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思维的分水岭。在自然科学领域能做到从经验事实出发,未必也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做到从经验事实出发。当今中国思想界普遍非议“国情论”,实际上是社会历史领域从概念或理念出发的历史唯心主义泛滥的一种表现。在我看来,“国情”就是指社会历史领域的经验事实,进而言之,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所造成的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实际状态和实际水平。中国的改革难道不需要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在这一点上“国情论”有什么错? 一个国家的改革是关系到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它不仅涉及到这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还牵涉到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最近我比较注重后一种利益关系的考虑,特别是注意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国家利益的冲突问题。在我看来,在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特别是可利用能源有限而在开发和利用新能源方面科技创新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世界的“资源和能源蛋糕”也就是这么大,而任何国家的发展又都是一种“切蛋糕”的行为,故中国的发展自然就不只是中国自己的大事,也是世界各国的大事,中国发展顺利而快速了,她对这块“蛋糕”的消耗就相对大些,从而客观上就是限制了其他国家对这块“蛋糕”的消耗,也就是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这种关系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这种客观关系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之间是有一定程度的冲突的。在这利益冲突面前,哪个国家会“大公无私”地不考虑本国利益而为别国利益考虑?当今的“世界警察”美国会做到如此“大公无私”吗?如果美国能做到“大公无私”,我们自然可以相信,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是为这些国家考虑的善意行为,但是,如果美国不能做到“大公无私”,我们又怎能轻信其言行是出于善意,而非出于其国家的私利目的呢?当其出于私利目的来对待其他国家时,我们又怎能轻信其言行(例如其有关“人权”的国际宣传和在国际上所发动的“阿拉伯之春”之类的“人权运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有利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这与“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思维”是两回事。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我们未必也要像美国那样坚持美国利益至上,却至少必须坚持本国的独立自主,包括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思考中国的改革问题。我们怎能盲目轻信西方的政治宣传而人云亦云呢?我们怎能轻信其政治宣传所表达的西方价值观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呢?我们难道不需要建构足以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观来指导本国的改革实践,而可以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西方人的价值观从而按照这种价值观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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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上的激进派们
热度 2 wj3235 2011-10-29 23:52
人对同一事情的看法出现不同是常有的事情。非要将人们的思想同一在某种思想之下是一种可怕的行为。 从读科学网博主的博客,也能看出来,某些人是激进点,某些是保守点。有少部分人是两耳不闻他人事,一心只写自己的博客,这些都是年纪偏大的一些人。 激进的人在科学网上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鬼王视乎已经完全离开了科学网,很少有人在这里能想起他了。 杨玲和鸿飞在这里写博客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 当你对生活不满的时候,原来以为可以在科学网找个心灵上栖息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你也读不到那样激进的文章了。 读小曾的文章总是觉得文章里包含着对人类苦难的同情,现在已经是后起之秀了。 顶在前面的都是一些资深的院士,教授级别的人物,看来还是他们能真正做些事情。 以前的科学网是个精英说话的地方,当年的精英们现在有些都很少写博文了。可能是忙了,可能是厌倦了,连show一下的动力都没有了。 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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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义的谬误
techne 2011-10-17 13:22
新保守主义的谬误 王 键 此文草稿最初曾发布于科学网博客,不过很快被有关部门下令删除。现已发表于“爱思想”学术网。(http://aisixiang.com)。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这一概念,在欧美很早就已流行。有别于“新自由主义”或“新右派”,新保守主义更偏向于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概念,其特征尤其集中地表现于国际政治领域,而不只是局限于国内的政治立场或经济政策。基本上可以认为,新保守主义是始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对当时欧美激进左派的“大拒绝”和“革命”主张的反动过程中破茧而出。而新保守派第一次在欧美政坛获得巨大的影响力,是在里根-撒切尔执政时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本人就是共和党内的著名保守派,他获胜当选时也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总统的纪录。欧文·克里斯托等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早推动者,在这一时期开始绽放光彩,拉姆斯菲尔德等新保守派政坛明星,也开始冉冉升起。   在里根之后的老布什时代,美国意外地在顷刻间赢得了冷战胜利。由于突然失去了战略目标,老布什之后的克林顿代表民主党上台执政并奉行基于多边主义和相互合作的战略导向,新保守主义在美国一度走向了沉寂。但是,此后小布什总统的上台和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新保守主义遭到冷落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新保守主义突然变得大放异彩。在政府高层,以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三位倾向于新保守主义主张的保守派高官,在布什内阁中拥有空前强大的决策影响力。此外,新保守派在布什政府中还有相当多的智囊人物。而在政府之外的民间,第二代新保守派思想家兼旗手威廉·克里斯托(欧文·克里斯托之子)以及罗伯特·卡根等人,更是摇旗呐喊,新保守主义犀利的新思想和创造,及其战略主张,一时之间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新共识。   新保守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核心主张到底是什么?以下笔者对其进行简单地概括:   1、不同于以新左派为代表激进势力所鼓吹的,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颠覆性的批判主张,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宪政民主,政教分离,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选择,因此人类社会制度的颠覆和革命的历史实际上“已经终结”了。   2、新保守主义是“美国例外论”的坚定信徒,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的最佳范本,鉴于地缘和历史的机遇,美国必然具有特殊的身份和责任。因此美国应当对外传播民主价值观,不断推广民主制度。但是,有别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民主和平论,新保守主义并不忌讳通过武力手段来实现民主的外部植入。   3、尽管在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支持自由民主制度,因此必然在最低的意义上支持多极化的社会结构。但在国际社会的环境中,新保守主义却完全是单极世界的支持者。新保守主义认为,由于美国具备全世界最佳的自由民主制度,美国的国内法就高于浑浊不清的国际法,美国国内提出的政策主张也就比国际社会的政策主张更具合法性,更加“自然正当”。因此用多边框架、国际法和国际体系来约束美国的行为,将必然是缺乏合法性的。所以,美国应当也必须摆脱多边主义和国际因素的束缚,以美国自身的影响力来主导并塑造国际格局。   4、新保守主义有意打造出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的世界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实现了这样一种和平:由于一个单一国家(美国)的军事力量空前强大,导致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同其相抗衡,那么军备竞赛将完全失去意义。美国随之彻底摆脱其他国家对其构成的军事威胁,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并维持全世界基于自由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持久的和平和稳定。   从上述宏大(甚至狂妄)且不乏令人触目惊心之处的主张可以看出,新保守主义虽然名为“保守”,但却同激进的新左派类似,其所沾染的“理想主义”色彩丝毫不逊风骚。笔者以为,先不论新保守主义的主张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们先要承认:新保守派的成员,确实是一帮非常出色乃至出类拔萃的精英干将。从思想的鼻祖列奥·施特劳斯,到克里斯托父子,以及弗朗西斯·福山等人,再到政府里的高官和智囊如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之辈,新保守派确实是人才辈出。在各个方面,他们的深刻洞察力,源源不断的革命创新和新思想,比起那些极具颠覆性的后现代解构思想和艺术,也毫不逊色。   但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的第一个任期走到辉煌和高潮之后,却很快开始退潮了。除去美国政治本身特有的两党轮换、左右摇摆的自我平衡机制的规律性影响,伊拉克战争的影响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由于911的发生,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得到了从上到下的大力支持。布什顺利地发动了两场战争,首先在阿富汗,其次在伊拉克。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在已有的证据颇为可疑的情况下,布什仍然下决心对伊拉克动武,实施政权更迭,实现新保守主义的“大中东”战略规划,试图在伊斯兰地区树立伊拉克的民主样板,造成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最终全面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制度。   伊战当然是充满争议的,也是令人遗憾的。虽在欧美早已闻名,但“新保守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恐怕基本上还是始自伊拉克战争。笔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接连发生,对当时很多中国学生的影响。当时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通过网络电视可以看到香港凤凰卫视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笔者当时情不自禁地连续观看现场即时直播的战争画面,印象深刻。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直接、即时地对战争的现场画面进行直播,让公众如此迅速、快捷地了解前线状况。新保守主义依据他们的“大中东”计划而发动的这样一场充满争议的战争,可能影响甚至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让他们因而对自己无意中忽略的很多问题进行更自觉和深入的思考。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最辉煌的时刻,也是新保守主义走向没落的开始。在伊战久拖不决的情况下,新保守主义者的众星逐渐从雄才大略的高级智囊变成了要拿来顶罪的披着羊皮的狼。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屡屡受挫,武装分子的恐怖袭击再三发生,伊拉克平民和美军的伤亡不断。此外还有虐囚等众多不光彩的丑闻……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相继被从国防部离职,在这一阶段,美国的政界和公众开始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而新保守派在内部也开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此时,新保守派的旗帜之一弗朗西斯·福山就发表文章,弱化了原有的立场,认为通过武力来扩散民主制度和传播自由价值观是不可取的行为。也很快速地,新保守主义就退了潮,转眼间“neo-cons”这一词语,仿佛变成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   但世事难料,转眼间事情又起了变化。在奥巴马上台之后,民主党重新掌控白宫。单边主义主张自然早已被摒弃,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进行进一步调整,基于多边合作和国际体系来实现“威尔逊主义”的主张再度成为主流。但伊战中美军的大批伤亡以及虐囚丑闻反复被曝光等事情仿佛犹然在耳,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就突然又爆发了“茉莉花革命”。先是突尼斯,此后是埃及,接着又是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利比亚,叙利亚……   关于这场“茉莉花革命”同此前伊拉克的民主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直接的关系,这一点仍然是需要存疑的。比如就不乏有著名华人学者撰文指出,北非和中东的变局,已经凸显出在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走向衰落和瓦解。西方世界,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体系,已经无力继续控制中东和北非。然而,在“茉莉花革命”之后,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地区最终究竟会形成何种局面还尚数未知。但无论如何,新保守主义此前提出的错误政策主张,却仍然表现出了某种先见之明: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宏大构想,以及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在毗邻伊拉克的中东和北非国家就发生如此之多的连锁反应,也难免会不让人在“失败”这个词之外多联想些内容。   伊拉克战争确实是非常残酷的,很多平民付出和生命和健康的惨痛代价,即使这种伤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免要归咎于丧失人性而采用人弹攻击方式的恐怖分子的歇斯底里,但美国却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对此负首要责任——因为它毕竟是这场充满争议的战争的最初发动者——尽管没有这场战争伊拉克人也并不幸福,甚至会痛苦的更深刻。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分子事先搜肠刮肚地寻找萨达姆同基地组织的关联,以及编造的萨达姆政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最后都被证明是虚构的和不能成立的,这更让让绝大多数人去怀疑这场由新保守派所设定的正义战争的非正义性。   不过,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就如同在19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时期,整个世界仿佛都充满着绝望的气息。而那些因为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和民主制度的腐朽衰败、崩溃瓦解和不可救药,而坚定地选择去鼓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ZI)的主张,或者支持苏俄红色布尔什维克的广大劳苦大众,却都因为更加追求那些看起来更冠冕堂皇,或某种看来异常完美的东西,或早或晚地,最终被证明为更彻底地丧失了人性和希望。   这也容易让人联想起麦卡锡时代的诸多令人遗憾的遭遇。尽管身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并领导了曼哈顿计划,功勋科学家奥本海默似乎仍然亲共嫌疑而遭受了某种政治迫害。然而,因为这一点而将麦卡锡的错误简单等同于纳粹党首的种族暴行,或等同于红色领袖的大规模政治清洗,却是更加政治幼稚的。即使是在麦卡锡时代,关于奥本海默“对美国不忠”的指控都是需要严格的程序和听证的。即使在1954年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宣布他为“政治不安全人物”之后,奥本海默也只是辞去了官方职务。而直到临终前的1966年,他仍然担任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职务。   也许,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政治成熟就得能够正确区分敌友。成熟的人更应当有能力去判断是非对错。作为终有一死的凡夫俗子,在历经越来越多的风雨和坎坷之后,我们终究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把持着多么崇高的理念,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个很不完美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不会完美,也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世界。政治成熟,正在于面对这一不完美的世界,不沉溺陶醉于完美理念,也不因不完美而走向虚无堕落——同时去识别并坚持那些正确美好的理念。如果说那些虽然才华横溢但却又太野心勃勃的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存在着某个最明显的谬误,那就是他们太过于期待去赢得一个完美的世界了。但与此同时,对于这种谬误的显而易见的批评也应当同时让我们意识到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包括那些尖刻的批评者,同样不能过分奢望一个太完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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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保守主义与集体主义
热度 2 techne 2011-10-16 01:21
乌托邦、保守主义与集体主义     ——评潘维的“理想主义与现实” (本文已发表于“爱思想”学术网) 王 键 2004年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文化节,正好遇到潘维教授主讲“理想主义与现实”。我未能亲临现场,在事后看了一些潘维先生的讲演记录。潘维教授名气不小,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师从老一辈学者陈翰笙先生。他在北大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又赴美留学,并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但如同现今很多赴欧美留学取得学位,之后又抛弃西方“高官厚禄”和“富贵荣华”的诱惑,而毅然决然转身重新投入祖国怀抱的优秀中华学子一样,沐尽欧风美雨的潘维教授,却堪称中国的“新保守派”。之所以“保守”,当然是因他预设了中国的某些现实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但之所以是“新”保守,恰恰又在于他的保守又加上了“理想”的色彩。 由于笔者当年没能去现场亲自去听这个讲演,所以最初时依靠校园网上的记录曾写了些评论内容。不知不觉,那已经是很多年前了。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的记录是简要记录,不够准确不够完备,最近回过头再读潘老师这份详细的演讲稿,却发现要远比当初校园网的记录版本更加丰满,潘老师的口若悬河和文采飞扬令人激动不已,甚至不时会让人有屏息之感。虽然事隔多年,但笔者重睹这份演讲稿仍然很有触动和心得,感觉潘老师依然是魅力四射的——即使存在着错误,那也是个深刻的错误。但无论如何,笔者之所以要写这个评论,是因为这次演讲中的很多观点,是不够严谨和真实的。 在这次演讲中,潘老师从头至尾对理想和理想主义大加弘扬,同时对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提出了批评,并反复强调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他引经据典,引述从亚当.斯密到孔子的西方和东方例证,强调高尚道德情操的重要,强调对至善的追求。在文中第二部分的结尾,潘维这样概括了他的想法:“为什么大学的重要内容是鼓励青年有理想,鼓励集体主义?第一,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社会进步;第二,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精英和英雄;第三,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理想的青年,没有我国理想的未来。”在文中第三部分,潘维更是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宣称:“殊不知,西方个人主义是理想,集体主义是现实;我国的集体主义是理想,个人主义是现实。与个人主义的现实作斗争,是我国文明长达两千多年的主旋律”。在文章的最后,潘维先是引用了陈翰笙先生的亲身事例,描绘出一个富于理想大胆实践的光辉形象,最后再次强调了理想主义的重要:“有了理想主义,我们的社会才是有机的,团结的,才会比今天美好。” 初看起来,潘维的演讲内容自然是很“政治正确”的,但这却并不等于理论的正确。首先,问题在于这个理想主义的概念,潘维在文中有所涉及。其实,笔者并不反对理想主义。很大程度上,笔者也是一位热衷于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也正如潘老师的表述,理想主义这个提法,最初发源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的理念论(ideal, idealism)。而且,不止于此,西方的理想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宗教有关。而潘老师文中也曾引用《圣经》话语。在基督教的表述中,就存在着一个超越的、来世的天国概念,彼岸世界对立于现实生活。但基督教倾向于设定天国同人世的截然区分。由于上帝的超越性,人世是永远无法同神的世界相比较的。对人而言,此岸同彼岸无法交接。然而,潘老师在文中没有提到的却很需注意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理念主义在西方语境中还造就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理想主义传统,即乌托邦(utopia)的传统。在乌托邦主义的传统中,会特别强调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对立,强调某种理想状态下的美好和富于价值。但与此同时,与宗教的来世不同,乌托邦的传统会倾向于设定可以存在一个完满美好的“现世”状况,有待于人们去实现。 如果我们认为在西方思想中还存在着一种与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相反动的传统,不妨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传统。现实主义这个词含义比较广泛和模糊,更多地用来表述人们的生活态度,也被用在文学、艺术或其他一些学科中,如国际政治等领域。而保守主义的含义要更明确,它在学理上则更多地用来表述一种特定的政治倾向,即人们倾向于维护某种旧有的、既定的秩序或信条,拒斥变革。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乌托邦主义同保守主义之间也存在某种交集。譬如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就设定了古代《可兰经》中所表述的理想和信条是最高价值,并试图在尘世通过政治秩序的重置来实现这种最高价值。那么这种保守倾向同它的乌托邦设想就结合在了一起,仿佛倒是一种“激进的保守”。然而,至少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多次战火,极端的乌托邦传统,以及激进的保守主义传统,最终都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排斥。但在潘维的演讲中,虽然对于理想主义的可贵和无私奉献的价值大加弘扬,却并没有指出它同时具有的负效应,也没有几个重要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分析。在下文中,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极端的乌托邦传统,激进的保守主义传统,以及集体主义的观点,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另一个重要概念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同“整体主义”类似。整体主义大致上设定了“整体大于局部,整体定义局部”。而集体主义这个概念更具有政治性,它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同样地,笔者也不完全反对集体主义。在这样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中,始终存在着激烈的生存竞争。在情况复杂的博弈中,个体要生存下去,难免需要依赖于某个集体(共同体)。因此,集体主义一向都会有它的市场需求,这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人(或某种其他生物也是如此)需要集体主义。笔者更非简单地就支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实际上,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学者哈耶克所言,不少极端个人主义(原子论式的个人观)的观点,更像是矫枉过正,也造成了很多的混乱和问题,甚至同集体主义殊途同归。 在这里,笔者先指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起源和中西差异。无论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这种区分和界定基本上都是源于西方的,是西方语境中的产物。然而,尽管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观点是形形色色的,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界定和表现形式,但很难说西方传统就可以归结为集体主义的或者个人主义的。如果追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腊,这种二元区分本身就更像是虚假的。实际上,人类历史中个人权利意识的勃兴是后来的事情,是自文艺复兴直到近代以来自由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物。在西方文明的遥远源头,似乎不太可能已经为个人和集体这对很难理清的概念预设出一个带有确定倾向的答案——这个答案是后来主要由欧洲人在启蒙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产物。而对于现实情况的判断,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中西差异,潘维在演讲中的概括似乎不是太准确。譬如他声称在西方社会中“集体主义是现实,个人主义是理想”,而在中国则“个人主义,或者说‘家庭主义’是现实,集体主义是理想”。实际上,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的概念并非完全对立。如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建立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之上。而中国社会中缺乏集体合作精神的个体意识,恐怕同权利得不到保障以及法治传统的匮乏有关。这正如当年孙中山同胡适对于中国社会的个人主义特征看似相互矛盾的表述,要点其实在于南北文化差异以及社会合作的基础等问题。西方当然也有集体精神,但它是建立在自治基础之上,而中国的集体精神却是建立在暴力和强制的基础上。对后者而言,它所形成的群体文化和个体精神,在强制缺席的情形下,当然会如孙中山所言,形同“一盘散沙”。 单看中国的情形,中国在历史上似乎并没有很清楚的在概念上对个人或集体进行区分,由此而引出的两种思潮也从来没在古代中国扎下根,只是近代以来才随着西方文化的扩散进入中国。用这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分对中国的历史进行解读,是种西方语境下的解读方式,也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考察。就中国古代的生存方式而言,由于存在着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不同界定(如秦晖先生的表述),很难在概念上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节分很清晰地对中国人进行分析。中国,以及很多亚非拉国家的人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缘和家族(如福泽渝吉也曾批评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这和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有所不同。在近代以前的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中,自始至终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中的那种普遍的“人”,因此进行概念的简单比较是有问题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扩展秩序”,不断塑造着一个不但具有共同政治权威的社会有机体,而且还具有真正普遍秩序模式(法治)的大共同体。如果从近代文明自由资本主义兴起后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倒存在着一种个人主义(广义的)同集体主义进行的较量。这种较量几经反复,从目前来看,最终的胜利者只能是个人主义。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哈耶克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一种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的区分和评价。哈耶克的论证相当有说服力。简而述之,就是与个人主义相比,集体主义犯了一种实体化的错误,它误把在自然状态下处于松散状态的人群当作了一个自然状态下的实体(如同物理实体,或者生物实体),并且用一种对待实体的方式去处理其实是由松散、独立的个人所构成的集体概念。哈耶克认为,在社会研究领域,唯一真实的自然状态下的实体只能是个人。但有别于持“原子论”的“伪个人主义”观点,哈耶克认为理解社会秩序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个人实体的本体论优先地位,而在于人们相互理解的复杂过程。正是在识别意图而不是物理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唯有根据自己的思维才能理解社会过程,因而个人的理解方式才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按照哈耶克的解释,所谓“社会”这类集体概念都是人的心智建构产物,社会集合体都是由个人的行动、态度而得以建构。除个人之外,一切诸如国家、社会、民族这类的集体概念和大词,都是一种虚假的非实体概念,它是由某种理论所编织出的概念产物。脱离了个人,这些建构物的意义都无法得到理解和说明。而当人们简单地运用对待个人实体的方式去处理非实体的集体概念的时候,谬误就发生了。比如,人们通常会认为国家是一个由很多人构成的实体,那么国家的行为和利益就如同一个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当然就比任何个人实体具有更高的价值,所以为了国家利益,当然就可以牺牲任何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显然是个很荒谬的结论,国家本身不具有实体的价值和思维方式,个人也不是自然生物机体中可以随时为整体而牺牲的细胞,因而不可能用对待自然实体的方式去分析它的构成因子的价值。 不过,哈耶克很强调自己并不持一种原子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观,他反对这种所谓伪个人主义的观点。在哈耶克看来,他所持有的“真个人主义”并不认为个人就是孤立的、没有了历史的完全先于社会的既定存在。哈耶克认为,区分“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的标准在于两点:第一点是,是否承认社会领域中存在着自生自发秩序?伪个人主义显然否认这一点;比如卢梭,在卢梭看来,人类社会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一种由理性设计的契约所构成,在他那里只存在着一个仿佛由上帝赐予的似乎可以一劳永逸的神圣(理性)契约,但根本没有自生自发秩序的位置。第二点是,究竟是否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真个人主义这样认为:理性是有限的,那么让每个人尽量享有自由,将会取得远多于个人的理性所能预见的成就;而伪个人主义更看重的则是个人式的理性设计,而不是理性的局限和个人的自由。哈耶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伪个人主义,它伪就伪在最后总会倒向某种集体主义,而不是导向自由主义。由于否认了自发秩序而过分强调理性设计,伪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如卢梭,笛卡尔或者孔德,以及马克思等人)最终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将高于一切的权威诉诸于某种神圣的存在物,至于这个存在物的具体名称,究竟是公意,是理性,还是经验,或阶级,社会,或是党派国家之类的其他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同“上帝”或“安拉”这类超越性的或神秘主义的神学概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许唯一区别只在于它们更像某种现世存在物。 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极端的乌托邦传统、激进的保守主义传统以及集体主义主张之间的关联。简要说来,笔者认为上述西方文明中的两种极端思潮恰恰是它们所依附的相应传统与另一传统——即整体主义传统,相互融合所造就出的产物。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倾向,促使它号召自己的信徒为了某个美好的理想而奋斗。其实这本来无可厚非,社会中的个人为了理想而奋斗,可以实现自己的某种价值,这也是一件很惬意的快事。更何况,那些乌托邦理念又经常是一些带着弘扬人类最美妙价值的美丽图景。其实,无论是哈耶克,还是马克思,甚至希特勒乃至斯大林,尽管他们可以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但理论上他们也绝不可能去反对这些价值的判断。实际上,价值判断并不是这里分歧的关键所在。问题在于:这个世界无比纷繁复杂,它并不简单就会向人们的理想屈服。经常会有这样的场面,一个看来无比美妙的理想,却实实在在地造出了人间地狱,这真令人遗憾。问题更在于,当某种乌托邦理想不再拘泥于个人,而成为一种集体力量之后,它所能蕴含的危险就开始显现。在集体主义的暴力协助下,某种理想就会找到十足的理由强迫人们为之奋斗、做出牺牲。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权利和自由就必然会遭到破坏。最终,人们不得不成为那个美妙共同理想的奴隶,而不是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其主人。 在另一方面,与乌托邦的观念相对照,一种激进的保守主义态度(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原教旨派)却拒绝人们对传统进行任何变革。这种态度赋予传统以至高的价值,否认人们的变革能够带来真正的进步,或替代传统的价值。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与上述集体主义相似的实体化思维倾向。差别之处在于,如集体主义的这类政治主义主张中所描述的那些类实体对象(如国家,民族,社群),往往在空间的意义上由诸多个体建构而成,仿佛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而后一种保守主义态度中的对象,则更多地是在时间流变的意义上构成一个实体,仿佛是一种历时性的存在。在极端的保守主义者看来,由人类代代相传的传统(如《圣经》和《可兰经》中的教义,或者世俗圣人的训导教诲),其中蕴含着不可超越的最高智慧,远胜于任何变革可能带来的价值。保守主义所界定的这种价值,可以解释为是由在时间序列中流过的众多前人的智慧成果构成,这是一种世俗的解释。或者,在世俗的解释之外,还可以按照由神创制传统的神圣化解释。但无论如何,极端的保守主义者都犯了一种实体化的错误,他们把一个在时间序列中松散的、不断变化的流体,误作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实在,进而对这种实体进行了某种神圣化,而由此排斥变化的可能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哈耶克拒绝别人称他为“保守主义者”。因为在哈耶克看来,保守主义者的形象是拒绝求新、拒绝变革的,并最终不愿正视人的无知而诉诸某种超自然的权威,变成了某种“神秘主义”的化身。在哈耶克看来,保守主义者无法接受新事物,因此必然“敌视国际主义”,并“强烈倾向于民族主义”。在现实中,这种民族主义的偏见,又常常“为保守主义架起了通向集体主义的桥梁”(笔者按:由此不妨看看当今中国新左派与新保守派的合流趋向)。而作为自由主义者而非保守主义者,哈耶克本人虽然也非常崇尚传统,但他却一再强调:正如自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而来的英美经验所显示的,人类社会中的传统是在自生自发秩序之中不断生成的。因而,自生自发秩序的传统是富于弹性和张力的。符合这种处于不断流变状态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变革,没有理由不被接受,自生自发秩序本身就蕴含着不断变革的力量。 与极端的乌托邦传统不同,我们从激进的保守主义态度中,可以看到一种对于理性和人性的深深的怀疑,这也正是这两种极端思潮的一个本质的不同。极端的乌托邦思潮,往往极度推崇理性,认为可以用人类理性方法设计出一个未来社会的美妙蓝图。但哈耶克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事实证明,人类社会中富于价值的事物,很少是能被预先设计出来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乌托邦传统和集体主义的主张进行检讨,对它们二者的结合尤其应持有怀疑的态度。当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时,我们应该警惕其中可能蕴含的危险和压迫,这种河流所蕴含的破坏力,有可能会遏制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最终破坏社会秩序的自生能力。若这样来理解理想主义的问题,一种理想主义若是“最不坏”的,那么它就不应当是同整体主义相配合的,或者至少这种配合应当是严格受限的。一种可接受的理想主义,只有在它能够同捍卫个人权利相配合时,才比较可能具备“自我怀疑”的精神特质,以便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其幸福。而如哈耶克所言,这也正是“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宽容”。 经过仔细考量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或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其真正的分歧并不在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理想主义或保守主义,是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对其而言,美好的价值同样都值得追求。问题在于:一种整体的追求能否达到它的目标?一种宣扬爱他人爱集体的说教如何才可能是不空洞的?对此,可能的回答并不复杂:人们至少得先学会爱他们自己。个人主义的观点,其意义并非在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自利观念,而在于强调人的自主性,强调对于社会秩序的理解在方法上惟有依赖于个人的思维。它意指我们最好通过个人及由个人相互合作而形成的秩序来理解人类社会的状况。个人的自利行为,只能是受到真正具备正当性/合法性的法律约束的行为。譬如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不道德的现象,让人感到难以接受。但问题不简单在于自利行为,而更在于秩序和规范。因此,当看到众多社会弊病和问题时,请不要把问题简单归结为人性需要改变的问题。人类可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人性是很难被改变的,或者至少,这种作为整体和物种的改变会非常缓慢,可以忽略不计。为此,我们惟有诉诸于秩序和规范。可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或社群中,公共机构未能承担它应担负的某些职能,如公正司法、对弱势群体的关照等。而另一些本不应该由国家/政府承担的责任,国家/政府却承担了。比如对言论的限制,对人们组成社群的限制。这种状态就阻碍了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的自发生长,为此,就更需要扩展个人的自由,以促进社会的自组织和演进。这样来看,存在的那些不道德的问题,不是用理想能拯救的,尤其不可能用集体主义理想来拯救。集体主义理想并不是基于现实状况来考虑问题的解决方式,而建基于一种不切实际的世界观之上,甚至妄想去改变人性,不惜动用暴力和强制方式。然而,高喊奉献口号、制造伟大英雄的时代早已消逝,集体主义式的理想,最终只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正如很多深刻的政治思想家曾经揭示过的:人性很可能是恶的——尽管这很令人遗憾。或者说,作为人类之一小部分的某些人,他们也许可以去不离不弃的弘扬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精神,并自始至终,持之以恒;但是很遗憾,这种鼓动都很难去承担作为一个持久牢固的社会基础的责任。如果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的话,它恐怕只能是一种以个人主义的形态来进行建构的。尽管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社会基础也将会是问题多多,远非无懈可击,但这更像是个退而求其次的没办法的办法——它可能是个最不坏的选择。这也反映出世界观的差别:在潘维老师演讲中随处可见的积极有为和乐观精神,同哈耶克式自由主义的自我怀疑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耶克一再强调的并不是:“我们应当可以走的多么快、多么远?”,而是首先去反复追问脚下道路的方向:“我们到底应当向哪里发展?”。同样,哈耶克眼中的实质性问题不是“由谁来统治”,不是“我们需要伟大理想,我们需要绝世枭雄”,而是“政府有权做什么”,是“我们如何免于奴役”,是对权力的约束。 无论如何,对集体和社群的强调也有一定的世界范围内意义。譬如欧美,虽然有较强的个人主义话语传统,但在20世纪70年代也一度兴起过如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的思潮,它们也确有整体主义的若干特征。不过,若仔细剖析,欧美的社群主义仍然无法摆脱自由主义的权利语境,迄今也提不出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主张,它仍然无法摆脱自由社会这种基于个人的脆弱基础,而更像是自由主义内部产生出的自我怀疑视角。作为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当然强调个人和权利概念,但他同时也强调要通过自生自发秩序这一社会过程来理解人类社会。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并非拘泥于对实在序列的追究,而是在知识观和意义序列上强调个人优先于社会。前述哈耶克对于集体主义和伪个人主义的批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否定孤立个人决定社会存在的有效性,也是为了否定所谓前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个人存在的有效性”(邓正来: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社群主义所具备的对共同体道德价值的强调,尽管比自私自利听起来更冠冕堂皇,但若用来支配社会并摧毁自发社会秩序化过程,那也将会是一种“自我摧毁”过程。这些是对共同体主义的有力反诘。 最后要讲一下听演讲的感受。在我的求学印象中,有两种不同的老师:一种可以把课程讲得非常精彩,善于简明清晰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他的思想,能把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甚至善于对听众宣扬那些根本没有答案的答案,让听众被深深地吸引,款款地打动。然而,还有另一种老师,他看起来可能不那么威武,可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一件看似简单的事他却百转千回,追究不止。他甚至讲不清那些已为人熟知的知识,因为每一句话都能蜕变为谎言,每一个概括都能屠杀真实。前一种老师的例子,在现实中有很多,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探讨问题经常要环顾左右,避实击虚之外还得眼花缭乱,这才叫做精彩。而后一种老师的例子,不妨去看看维特根斯坦:他的思想高山仰止,他的沉默寡言却更为闻名。在老师的宣讲之外,不妨再看看台下的那些听话的三好学生:会有多少种听课的学生呢?这些很不同的学生,会怎样聆听很不同的老师的教诲呢?这是个显然只能由每个学生自己去解答的问题。在潘维老师精彩的“理想主义与现实”话题中,每一位聆听的学生,不妨也对理想和现实思考一番,给出自己的不同回答。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天益学术 政治学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42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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