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近十年来，收入差别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近代史上少见的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这次总统竞选中，民主党的“愤老”桑格斯居然能挑战为当总统苦心经营十几年，无论人脉财力都难以匹敌的克林顿，而且得到大多数年轻人的支持。这都因为“收入差别”挑动了民众的心弦。“百分之一”（指社会中收入最高的阶层）已经成为“人民公敌”，也是美国社会病入膏肓的代名词。 收入差别也是美国政坛左右之争的焦点之一。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派认为，“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的“饼”做大了，人人都能多分，至于怎么分并不重要。而收入差别作为鼓励个人努力的机制，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而左派则认为，超高程度的收入差别是一种社会不公。富人的财富来自对穷人的剥削和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所以政府应该通过税收和救济进行财富再分配，减少收入差别。换句话说，收入差别只有而且也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左派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在 2007 年出版的《一个自由派的良心》（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就持这种观点。左，右派的这两种观点之争就是经典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看来两者之间是“零和”游戏，只有权衡，没有互补。 但也不是人人都从这种“零和”角度看问题。右派一个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掌门人布鲁克斯（ Arthur Brooks ）就提出，要把穷人看成资产而不是负担，帮助他们自食其力，和其余民众一样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见篇末所引博文“保守主义该怎样帮助穷人？”）按照他的看法，公平和效率是不矛盾的。帮助穷人要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帮助穷人也有助于市场经济。他的观点越来越被共和党的主流派（如众议院议长雷恩）所采纳。在左派阵营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把收入差别看成是道德问题。前几年风靡世界的皮克提的书《二十一世纪的资本》（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y Thomas Piketty ）把贫富差别看成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皮克提认为，市场运作必然导致资本的无限积累，从而资本的收入越来越超过劳动力的收入。由于资本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个过程也就带来了财富的集中，而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皮克提的观点我另外介绍过了（见篇末所引博文“资本：贫富差距之源？”）。在这篇文章里，让我们看看另一位左派经济学家的见解。 斯蒂格里兹（ Joseph Stiglitz ）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得诺贝奖之前，他就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的学术生涯始于对市场缺陷的研究。传统经济学，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佛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所倡导的，认为：“完美的市场”是现实的一个很好的近似。在“完美市场”中，所有交易都是公平的，任何不是最佳的资源配置和得益分配都会很快被纠正。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人可以持续地获得超额利润。但斯蒂格里兹认为，市场的缺陷是永久的，完美的市场是不可能的。斯蒂格里兹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就是研究市场缺陷的一个原因：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双方各种“完美市场”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行为。在那以后，斯蒂格里兹进一步研究市场缺陷与收入差别的关系。他在 2012 年出版了畅销书《不平等的代价》（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又在 2016 年出版了减缩版《重写美国经济的游戏规则》（ 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阐述他这方面的观点。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说法，市场的缺陷不一定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市场中有些成员为了获利而有意造成和维持的。这种缺陷造成了收入差别的剧增。他的观点与皮克提有所不同。皮克提认为收入差别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所以解决办法在市场之外（通过政府税收）。斯蒂格里兹则认为收入差别是市场缺陷所致。要解决就要纠正这些缺陷（通过政府法规和管制）。 斯蒂格里兹并不否定市场经济，也不认为要公平就必须损失效率。相反，他认为目前的收入差别是市场运作中种种问题的一个症状。治理这个收入差别，正是为了使得市场更有效率地运作，而给所有人（不仅是穷人）带来更多的福祉。具体地说，斯蒂格里兹认为收入差别反映了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三个问题：寻租行为，企业管理，以及对弱势群体 ( 少数民族和妇女 ) 的系统性歧视。关于企业管理，主要问题是投资机构作为大股东过于重视短期收益，对企业的长期发展重视不够，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管也不够。这是导致企业主管收入超高的主要原因，也导致金融交易过分活跃和投机成风。这个问题十多年前鲍格尔（ John Bogle ）就深入分析过（见篇末所引博文“书评：《讨还资本主义的灵魂》”）。斯蒂格里兹的阐述并没有超过鲍格尔，所以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关于歧视问题，那更多地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与市场运作关系较小，所以也放下不提。下面主要介绍和讨论斯蒂格里兹对于寻租行为的观点。 所谓寻租，就是借助某种权力或地位来获取利益，而不是通过创造对社会有用的价值来得到回报。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中，劳动力和资本在各个公司，各个行业中自由流动，追逐最大的利润和工资。其结果就是各处行业的利润趋向平均（当然要扣去个别公司经营好坏造成的影响）。斯蒂格里兹说的寻租，主要就是在这种流动中制造壁垒，造成超额利润。这种利润的差别可以导致行业报酬的差别（如金融行业工资超高），或某些企业主管的超高报酬。这些都推高了收入差别。寻租当然包括了传统的垄断，即大公司保持在市场上唯一或少数的买家或卖家的地位，以便左右市场价格。斯蒂斯格尔指出，这种垄断现象在最近几十年来比以前严重得多。这其中有自然的经济因素，例如高科技产品的高昂研发费用和用户聚堆的倾向使得市场占有率越大的公司优势也越大，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但也有人为的因素，包括大公司使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排挤竞争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药厂依靠药品专利而维持天文价格。而里根以来联邦政府屡次放松管制，助长了这些垄断行为。 斯蒂格里兹的“寻租”还包括了其它一些经济现象。一个是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投资银行和服务商利用顾客对于错综复杂的金融产品缺乏认识而让他们承受额外的风险，并对金融服务收取超高费用。这等于是整个行业联手坑害客户。另一个是大公司通过金钱和其它手段左右政府政策，并在获得政府资助和政府采购上占有特殊地位。还有就是随着工会的衰弱，失业率的增长和全球化，雇主对于工资和福利的支配权越来越大，而工人得不到企业获利的合理分成。 显然，这些现象都是违背“完美市场”理念的。它们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别，而且也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严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向收入差别开战，不仅不会影响，而且还会提高市场和经济的效率。这就是斯蒂格里兹的主要观点。 那么怎么纠正这些寻租现象呢？斯蒂格里兹的药方无非是增加政府管制。用反垄断法压制商业垄断，用税收和法规制止银行界过度冒险和过度杠杆并迫使他们披露有关信息供客户自己判断，用劳动法保护工会和强制实行工资和福利的最低标准等。作为经济学家，他在这些政策讨论上是比较虚的。但其思路的独特性还是很明显。虽然他和其他左派一样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念，但他不是把市场视为敌人而是视为帮助对象。 虽然斯蒂格里兹挑战一些主流观点，但他始终保持学者的态度，对于反对者的意见也给予承认和反驳。对自己的论点，他一般会提供比较扎实的支持材料或理由。虽然强烈的正义感显然是他的一个重要动机，但他的立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数据和逻辑。这一点和上面提到的克鲁格曼的《一个左派的良心》很不一样。那本书充斥了道德评判，让人无从争辩。 作为例子，我核查了其中一个论述。在《不平等的代价》中，作者提到小布什年代的医疗照顾药物保险法（ Medicare Part D ）中特意禁止政府出面与药厂讲价（但提供具体服务的保险公司可以与药厂讲价），说如此限制造成每年 500 亿美元的额外药物支出。作者认为这是药厂通过立法过程寻租的案例。这个论述是基于一篇参考文献： Baker, Dean, The savings from anefficient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 。这是一篇白皮书（即未经同行审议的文章），发表者是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一个著名的左派思想库。 Baker 是该思想库的创始人和共同主任。这篇白皮书发表于 2006 年 1 月，这也正是 Medicare Part D 开始生效的时间。所以该文完全是基于预测而不是实际数据。（斯蒂格里兹的书是 2012 年出版的。）论文的主要根据是几个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发表的报告，其中把美国现有药价与其它国家的药价作比较，得出每年 500 亿美元的差别。但是， CBO 同时指出，不能肯定美国采用同样药价的话药厂还能生存。即使这个药价在经济学上能持久，也不能肯定政府参与讲价就能得到如此减价。（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未考虑的问题是在 Medicare Part D 实行后，保险公司有更大的讲价能力，可能会把药价压到低于当时水平。）这篇白皮书使用了 CBO 的数据但不同意 CBO 的结论。它没有任何关于药品市场经济状况的分析，唯一的论辩根据是：目前药品售价是制造成本的两倍以上（博主注：事实上远远不止两倍）。如果政府参与讲价，应该能把药价压到比制造成本稍高。这个观点远远不是共识：大家都知道药品的研发费用和临床试验费用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售价等于制造成本。（白皮书在一个脚注里提到了研发费用，但只是说它相信目前的研发模式并非最佳，而没有说它准备如何在药价之外支持研发。）可见，这篇白皮书对斯蒂格里兹的论点是一个很弱的支持。但是值得称道的是，斯蒂格里兹书中的脚注不但给出了这篇参考文献，还比较忠实地概括了白皮书的主要论点和论据。所以，读斯蒂格里兹的书，查阅脚注是很值得的。 对我来说，斯蒂格里兹的重要贡献是指出市场不完美是“常态”。市场本身不会走向完美，因为市场参与者有各种机会和动力去维持和创造各种缺陷，来达到寻租的目的。所以市场不会“自我完善”，而是需要一个外部的制衡。而政府就是最方便，最实用的制衡了。通过政府的法规，税收和社会政策，我们能同时做到控制收入差别，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和维护社会公义。这是支持左派关于政府介入经济理念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但我认为，至少在目前这个理论尚不完整。 首先，政府也远远不是“完美”的。政府法规是一把双面刃。在遏制市场缺陷的同时，它也会扭曲市场经济，特别是遏制市场创新。最近保守派思想库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统计表明， 2015 年所增加的重大法规将给美国经济增加每年 220 亿美元的成本（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6/05/red-tape-rising-2016-obama-regs-top-100-billion-annually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政府法规（从水管工执照到银行储备金规则）常常起到了阻挡新来者加入行业，从而维持垄断压制竞争的作用。所以，政府也需要制衡。例如，有人提出所有法规必须有期限，到期后或者自动失效，或者通过立法过程延长。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斯提格里兹也反复批评大公司等市场成员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而获利。但他没有指出这种决策过程有何改善的可能。加上现实上目前美国政坛这个样子，民众还能信任政府扩大管理经济的权力吗？ 第二，对抗垄断也并非只有管制一途。的确，新技术的发展造成“赢者通吃”的现象，使得垄断很难避免。但另一方面，更加新的技术又来颠覆（ disrupt ）现有的格局，带来新的竞争局面。三十年前政府强迫垄断电话服务的 ATT 分解，开放了长途电话的竞争市场。但电信市场垄断的彻底打破和电话费更大幅度的下跌（到今天的基本免费），是由于互联网电话的兴起。今天的 Uber 在挑战缺乏竞争的出租车市场。社会媒体界的“老大” Facebook 也时时面临下一代新兴媒体的威胁。目前随着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行业都面临着颠覆的可能。如何借助和鼓励创新，来增加市场竞争和市场活力，也值得认真考虑。维护市场秩序和培育创新颠覆，是政府法规必须注意平衡的两个侧面。 另外，斯蒂格里兹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也不够深入。他承认全球化对于收入差别的影响，特别是对低收入层次工人保护的削弱。但他的对策只限于在谈判贸易协定时包括最低工资和劳动保护。考虑到斯提格里兹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高层官员，这个缺失有些令人意外。 本文所评的斯蒂格里兹的两本书间隔四年，但内容相差无几。事实上这段时间内，收入差别虽然一直是个流行词，但它日益扩大的趋势也无多大变化。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两党立场僵硬，缺乏妥协的空间。其实，双方阵营中都有比较温和理性的学者。如本文中提到的右派的布鲁克斯和左派的斯提格里兹，双方都在道德上同情穷人和在经济学上接受市场经济。这就提供了一个共同出发点。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左派看重政府主导，右派政府对法规持怀疑态度，这是一种健康的张力，导致大家都能接受的权衡。从这次大选的情况看，左右两派的政治合作还只是一个梦想。但如果双方的学者能接受一些共同的基本理念，而且遵循共同的学术研究准则，那么至少能为未来的政治合作奠定一个基础吧。 有关博文 保守主义该怎样帮助穷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942031.html 粗析美国收入差距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651903.html 资本：贫富差距之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830580.html 书评：《讨还资本主义的灵魂》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60401
三。政府的扶贫政策 从上一节我们知道，美国具有相当数量的穷人（大约１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物质生活不是主要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隔离，而且在教育和上升机会上也处于劣势。帮助穷人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关心的话题。在这一节，我们主要讨论美国联邦政府的扶贫措施和政策。 从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穷人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但现代的政府扶贫体系（anti-poverty programs），是从１９６４年詹森总统（Lyndon B Johnson）提出“向贫困宣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广义地说，卢瑟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建立的，在詹森任内扩展的社会保障系统（Social Security和Medicare）的目的也是帮助民众避免贫困。所以它们也可以算作扶贫措施的一部分。这些统统加起来，占目前联邦政府花费的大约一半【一】。 除了联邦政府外，州和地方政府也有扶贫花费，大约在联邦社保退休金以外的花费的三分之一多【 二】。私人慈善机构的扶贫花费大约是联邦政府的一半【三】。除了直接的贫困补助外，政府和民间还有很多项目帮助穷人自立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教育状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前介绍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法案。地方政府也有很多改善穷人区治安，卫生状况的努力。民间扶贫和慈善机构有些也从各级政府得到研究经费和种种项目经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慈善捐款提供免税待遇，也是间接支持他们的扶贫工作。一下的介绍只局限于目前联邦政府直接提供的几种扶贫措施。 联邦政府直接支付的扶贫经费可以分成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和按收入的补助（means-tested）两种。前者福利的获得与个人收入无关，不是专对穷人的。但他们的目的是防止民众因为某种困境而落入贫困状态，所以也被看成是扶贫项目。后者只有收入低于一定限度者才能享受（不少还需要其它条件），是专门针对穷人的补助措施。下图显示过去四十年来政府扶贫人均花费的沿革【四】。直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这些扶贫经费的增长比GDP增长要快。但以后两者增长的速度就差不多。横向比较的话，美国扶贫花费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工业国家的平均值要低。 下表显示政府主要的扶贫支出项目(2007年)（【二】表一）。其中“案数”除了收入退税和住房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外，基本上是指接受的人数。所以如果每人都得到补助的话，全家拿到的总数可以是相当可观（相对于贫困线收入而言）。 补助项目 是否现金 援助条件 年度总花费（$M） 接受案数（千） 每月每案平均（$） 按收入的补助 Medicaid（医疗帮助） 否 有孩子或残疾／老人的家庭 328,875 56,821 482 SSI（社安补助） 是 无工作能力的家庭 41,205 7,360 467 TANF（临时家庭补助） 是 主要是单亲家庭 11,624 4,138 234 EITC（收入退税） 是 低收入者 48,540 24,584 165 SNAP（食品劵） 否 所有贫困者 30,373 26,316 96 Housing Aid（住房补助） 否 所有贫困者 39,436 5,087 646 School Food Program （学校午餐） 否 所有贫困者 10,916 40,720 22 WIC（妇孺营养） 否 母婴及缺乏营养之儿童 5,409 8,285 54 Head Start （托儿计划） 否 所有贫困儿童 6,889 908 632 社会保险 OASI（社保退休金） 是 老年人 485,881 40,495 989 Medicare（老人医疗保险） 否 老年人 432,169 44,010 818 UI（失业保险） 是 失业者 32,454 7,642 354 WC（工伤保险） 是 工伤者 55,217 NA NA DI（残疾保险） 是 有工作历史的残疾者 99,086 8,920 926 从上表可以看到，虽然政府扶贫支出相当庞大，但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现金”并不多。而现金补助中，社安补助与临时家庭补助只有部分穷人家庭才有资格得到。EITC虽然是给所有低收入群体（必须有工资收入），但因为是“税后”的，不影响贫困地位的判定。基本上每个穷人都能享受的项目只有医疗帮助和食品劵，而这两个都不是现金，在确定贫困状态时不计入收入中。 联邦政府的住房补助需要进一步说明。这个补助是通过几种形式进行的，有政府兴建的“经济适用房”，有对租户房租的直接补贴，也有补贴房东，换取他们提供低房租的。虽然这些补助的总金额和每人得到的都相当大，但得到补助的人数很少，通常穷人需要排很多年的队才能得到。 由上可见，美国并不是只要在贫困线以下就能得到所有的补助（大部分现金补助只是给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或儿童），而且得到补助的数量也不能保证摆脱贫困状况。那么政府补助对于消除贫穷到底有多少作用呢？如上所述，大多数扶贫补助是不计入被补助人的收入的，所以不会降低贫困率。研究表明，如果计入收入退税，食品劵，学校免费午餐和住房补贴的话，贫困率会下降９.３个百分点【五】。在目前计入收入的扶贫项目中，社报退休金使得一千四百万老人免于贫困。否则，老人中的贫困率会是现在的４倍。如果没有失业保险，贫穷人数将增加三百二十万【六】。 向穷人发放现金或非现金的补助当然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也能降低当前的贫困率。（上一节说到美国穷人的物质生活情况，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扶贫措施。）但另一方面，扶贫措施也会影响到人的行为，例如找工作和储蓄的动力。那么政府的扶贫措施对穷人的行为有多大影响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也是莫衷一是。根据一个研究，其影响很小，大概使得贫困率差一个百分点左右【四】。 政府扶贫政策是美国政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民主党通常主张加大扶贫的力度，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有那么多穷人是不可接受的。而共和党则认为补助使得穷人产生依赖，造成世世代代“吃救济”的阶层。保守派更把贫穷的原因归于“个人选择”，认为不参加工作，单亲家庭，不重视教育等是贫穷的根源。所以他们主张，扶贫不要直接给予经济补助，而要通过政策和教育来改变穷人的行为。 １９９６年，共和党掌握的国会与克林顿总统合作，推出了“救济改革”法案。其主要点就是把原来的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 （AFDC）改成了Temporary Aid to Needy Families （TANF），规定总救济量的预算限制，而且要求受到救济者在两年内必须参加工作或职业训练，而且终身只能接受五年的救济。同时还加大了对未婚的孩子父亲追讨赡养费的力度，来消除原来救济系统对单亲家庭的鼓励。这个改革的后果也就成为两种理念争锋的“实验室”。 关于救济改革的后果有很多学术研究。总的说来，改革后穷人（特别是单亲母亲）参加工作的增多了，而参加工作的那部分人收入也有所提高，有些人脱离了贫困状态。单亲母亲的贫困率从１９９５年的５３.１％降低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９.８％，而在那以前的２５年中这个贫困率没有变化【七】。原先领救济的人中大约有一半参加了工作，而另一半没有工作的人也失去了救济，从而收入降低了。需要指出的是，是否参加工作并不完全是个人选择。有很多穷人面对参加工作的障碍，如忧郁症，毒瘾，文盲等【八】。而且参加工作会带来额外的花费（如交通，服装等），也给照顾孩子带来困难。总的来说，很多家庭因为工作增加的收入不能抵消失去救济的损失和其他花费的增加。穷人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也没有显著的变化【 九】。 以上显示穷人参加工作更多的数据都是九十年代中期到零零年代初期的，而那时美国就业市场很好，经济也很繁荣。然而，这个趋势至今仍然持续【九】。 综上所述，美国各级政府与慈善机构在扶贫救助方面的花费是相当可观的，对改善穷人处境也起了一定作用。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政策保证受到救助的人能生活在一定水平以上，而且救济的发放途径也难免有不顺畅的时候。所以还是有极少数的穷人处于衣食无着的境况，需要我们从人道的角度给予关注和帮助。美国民间的教会与其他组织在这方面也是很活跃的。 四 总结与讨论 以上几节概要地介绍了美国的贫困现象。首先，“贫困线”就是一个很纠结的概念。一方面“划线”这个过程有很多随意性，另一方面以一条线来区别“贫困”与“非贫困”也过于简单化。不仅贫困人群中的生活水平有很大差距，从真的缺衣少食到基本衣食无忧都有，而且收入超过了贫困线也不等于就不需要帮助。过于强调“贫困率”也许反而会干扰我们关注真正的问题：贫富差别和缺乏流动性。所以，对贫困问题的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能完成的。 扶贫救济，当然第一是人道上的考虑。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为所有成员维持一个起码的生活水平。这其中不仅是受助者得益，也使得所有人的爱心和同情心得到提升。 然而，美国的贫困基本是“相对贫困”的状况。所以进一步帮助穷人的话，就不仅是物质上的了，因为美国穷人的主要问题是与社会脱节，缺乏改善自身环境所需要的知识，资源和人脉。所以帮助穷人更重要的是社会融合，交流的问题。除了给钱以外，还有很多社区的工作要做。简而言之，就是为穷人提供摆脱贫困的机会。这个观念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双方的认同。但保守派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穷人的个人努力（找工作，接受教育和建立稳固家庭）和民间慈善机构的协助，而自由派认为政府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多作为。我想，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可能是关键。这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范例。例如前面提到的收入退税（EITC）就是一例：政府提供金钱动力和帮助，促使穷人参加工作。目前也有很多联合运作的项目和组织。 作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我们对教育和奋斗的作用有最深的感受。我们初到美国时，不管是收入还是资产都可算是“赤贫”了，也毫无社会关系可言。不少人甚至文化程度也不高，更别说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了。然而，今天我们之中处于贫困状态的应该说是绝无仅有。其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我们都知道教育的重要，而且相信实现自己目标的关键在于努力。而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去把自己的经验感悟传给别人。例如，几乎每个学区都有家长自愿服务的机会，可以为学术竞赛当裁判，给学生讲述职业经历，担任课外辅导等。 作为民主社会，美国的正常运作需要所有国民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是很大的隐患。目前美国有近一半的国民不用交所得税，也有相当多人不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丧失了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身份。身处正常经济活动以外的选民，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接轨”可能出问题。另外，目前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低于７０％。在当今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我们很难指望一个缺乏教育的选民能了解和判断他需要参与投票的事务。解决社会整合与选民知识这两个问题，都与缓解贫困现象有关。 在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中，我觉得还需要实现一个观念转变，就是把穷人看成资源而不是负担。目前，我们把帮助穷人看成是人道公义的要求或社会安定的需要。假如有外星人一夜之间把这些穷人都带走了，我们可能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然而，不要忘记美国社会中的不少贡献重大的人物，如乔布斯，柯林顿，都有着清寒的出生（虽然算不上贫穷）。在当今的经济环境里，由于面临全球化和计算机化的威胁，常规技能的价值日渐下跌。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具有出众远见和创造力的少数人的指引。美国近年来成功的企业如苹果，谷歌，脸书等都是得益于这种“出众”的创始人或领导者。而至少在目前，我们不知道怎样的教育方法能“培养”出这样的“天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给予更多的人尝试的机会。假定这种天才在人群中有一定的比例，那么有机会的人越多，最后成功的也越多，而国家的竞争力也就越强。所以给这百分之十五的穷人机会，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机会。同样道理，因为“成功”是个几率的问题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能决定的，那么“成功”的回报也不能全归个人。合理分配“成功”的回报，既提供个人努力的动力又确保尽可能多数人参与创新冒险的机会，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总之，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百分之十五”不仅是人道和社会公义，也是建设和维持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充满创新力的社会说必须的。救助穷人不仅是口号和捐款，而且需要扎实的研究调查，才能得出真正有效的对策。 一 National Priorities Project, “People's Guide to the Federal Budget”, http://nationalpriorities.org/resources/federal-budget-101/peoples-guide/#spending accessed 12/18/2011 二 US Government Spending Calculator, http://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m/year_spending_2011USbn_13bs1n_40414746_609_604#usgs302 accessed 12/18/2011 三 Nicholas Eberstadt, “The Poverty of the Poverty Rate”, The AEI Press, 2008 四 Ben-Shalom, Yonaton, Robert A. Moffitt and John Karl Scholz. 2011.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i-Poverty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17042, May 2011. http://www.nber.org/papers/w17042 accessed 12/18/2011 五 Elizabeth Lower-Basch, “New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 Doesn't Change Reality”, The Huff Post New Blog, 11/8/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lizabeth-lowerbasch/poverty-statistics_b_1080670.html , accessed 12/19/2011 六 Carmen D. Walt, Bernadette D. Proctor and Jessica C. Smith,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us: 2010”, September 2011, 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prod/2011pubs/p60-239.pdf accessed 12/16/2011 七 Robert E. Rector and Kirk A. Johnson，“Understanding Poverty in America”,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January 2004, www.fullemployment.org/Understanding%20Poverty%20in%20America.pdf , accessed 12/16/2011 八 Greg J. Duncan and Jeanne Brooks-Gunn, “Family Poverty, Welfare Reform, and Child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Vol. 71, No. 1 (Jan. - Feb., 2000), pp. 188-196,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132232 九 Hilary W. Hoynes, “Review of Welfare Reform and its Long-Term Consequences for America’s Poor”, Industrial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64, No. 4 (July 2011).Available at: 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ilrreview/vol64/iss4/13 accessed 12/20/2011 有关文章： 美国穷人：另外的百分之十五（上）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9766do=blogquickforward=1id=525280 美国穷人：另外的百分之十五（中）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9766do=blogid=528249 美国理科教育 （4）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9766do=blogid=411018
二。穷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上一节介绍了美国制定贫困线的方法和关于这个方法的争论与建议。在这一节中，让我们看看贫困人群的真实生活情况。 ２０１０年，美国有４千６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历史最高水平。贫困率是１５.２％。这是贫困人数的第三个增长年份。按种族看，非西裔白人，黑人，西裔和亚裔的贫困率分别是９.９％，２７.４％，２６.６％和１２.１％。按年龄分，十八岁以下，十八到六十四岁和六十五岁以上的人群，贫困率分别是２２.０％，１３.７…％和９.０％。下图显示了贫困人数与贫困率的变化历史【一】。 在贫困线附近，我们还可以把人们按收入更细地划分。２０１０年，美国有６.７％的人的收入少于贫困线的一半，有３３.９％的人收入少于贫困线的两倍【一】。在美国的政治语言中，常常把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仍然很穷的人称为贫穷工人（working poor）。他们也是政府扶贫的对象。 虽然美国贫困的人数相当可观，但生活在贫困线下并不等于就是“水深火热之中”。在美国，典型的“穷人”拥有空调，有线电视和其他现代用品。他们的食物，住房，医疗条件都满足基本要求。只有少数人遇到生活的艰难如食品不足或住房不够【二】。随着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穷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在提高，虽然比总体水平落后大约二十年。也就是说，今天穷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于１９９０年代所有人的平均水平。 更具体地说，７６％的穷人家里有空调，四分之三的穷人家庭拥有汽车，三分之一拥有两辆或更多。其他现代电器如电视，有线或卫星电视，录像或DVD，微波炉，音响，洗碗机等在穷人中也是相当普遍【三】。 关于食物，美国农业部负责提供食物和营养救济，同时也通过人口调查局的问卷调查来监视美国家庭中食物供应的情况。他们确定“食物短缺”（low food security）与“严重食物短缺”(very low food security)的家庭数量。“食物短缺”是指因为经济原因而必须限制食物的种类和影响营养的均衡。“严重食物短缺”是指因为经济原因而干扰了正常的饮食习惯甚至减少了食物摄入水平。大多数“严重食物短缺”的家庭有饥饿的经历。在２０１０年，有１４.５的美国家庭经历过食品短缺（与贫困率接近），其中有５.４％的家庭经历过严重食物短缺。在有儿童的家庭中，２０１０年有９.８％的家庭有过食物短缺，而１％的家庭中成人与儿童均经历过严重食物短缺。一个典型的“严重食物短缺”家庭一年中有七个月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而其中每个月有几天处于这种情况【四】。 关于住房，下表显示2001年美国全体家庭与贫穷家庭人均房间的分布【五】。数据来自２００１年美国政府调查。 根据２００９年的政府调查，当年约有６４万人无家可归。这相当于１.４％的穷人人口。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无家可归者居住在紧急庇护所或临时住房内。当然无家可归状态的流动性很大，所以有此经历的人要以上比例更多。在２００９年，大约有４％的穷人有过至少一夜的无家可归经历【三】。 关于医疗服务，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急诊服务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政府对穷人也提供医疗帮助（Medicaid）服务。所以理论上说穷人能够得到医疗服务。但急诊服务与美国普遍的私人医生还是有很大区别。Medicaid因为付费标准低，很多医生都不接受。所以从质量上说，穷人能得到的医疗服务可能比平均水平低。另外，有一个阶层的人因为收入太高不能享受Medicaid，但他们的低端工作通常又不提供医疗保险。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二】中提到，只有１３％的穷人经历过因为经济原因而在过去一年中不能去看病。但我在它提供的参考文献中没有找到这样的数据。从一些健康指标，如婴儿死亡率，儿童的体重，身高等来看，美国穷人的健康状况与全体人口一样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显著改善。从成人死亡率来说，２００４年穷人群体（未得到高中文凭者）的死亡率比全体人群１９７０年要低。在成年穷人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间有４０％有未经治疗的蛀牙。而这个比例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是６７％。而在全体人群中，这个比例分别是２４％（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和４８％（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在２００４年，穷人儿童（１８岁以下）有１２％一年以上没有看过医生。而在１９８２年，这个比例在全体儿童中是１７.６％【六】。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不少数据都来自几个隶属于保守派思想库（Heritage Foundation和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ion）的作者，所以在观点上肯定有偏向。但我主要引用的是转引自政府调查的数据。而且看来自由派思想库也基本认同这些研究结果。但他们指出，在考虑生活水平的提高时要注意到医疗费用的增加（也即其他花费的相对减少），而且美国整体人群与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比起二战后的头几十年来减慢了很多【七】。 综上所述，从生活用品，食物，住房和医疗服务等方面看，目前美国穷人的生活水平大约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整体美国人相当，所以算不上绝对贫困。当然这只是说的平均水平。穷人中真正遭遇经济困难的也是有的。所以以上结论并不是说穷人问题不需要人道层次上的关怀。但是，美国穷人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弱势状态。以下就这个方面再提供一些数据。 贫困与犯罪率的联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美国六十年代“向贫困宣战”的运动，其动机之一就是解决当时严重的犯罪问题。本世纪也有研究表明，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与高犯罪率，特别是财物犯罪率相联系【八】。然而，在最近几年中，虽然贫困率有增无已，但犯罪率却连年下降。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美国的人均犯罪案件数和暴力犯罪案件数都降低了２０％【九】。这个现象至今没有得到好的解释。我们只能说犯罪率与很多因素有关，贫困可能只是其中之一【十】。 人们通常把贫困与失业联系在一起。有研究表明，历史上，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失业率与贫困率有相当强的相关性，如下图所示【十一】。阴影显示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年份。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增加会带来０.４到０.９百分点的贫困率增加。其他一些对于特定人群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 具体到贫困人群，研究表明失去工作是进入贫困状态最重要的因素【十二】。当户主失去工作时，家庭在当月进入贫困状态的机率增加了１１个百分点，而在后两个月进入贫困状态的几率也增加了１.１和０.３个百分点。所以提供工作机会是改善贫困现象的一个重要措施。反过来，工作也并非根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在２００６年，有２４.５％的工作人员工资在贫困线水平之下【十三】。这些人的平均小时工资是７.３６美元，而全国的平均小时工资是１８.０７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双职工全时工作的话，这样的工资收入应该是超过贫困线了。可见工作不足还是贫困的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贫困的持久性。短时间进入贫困状态与一辈子贫困是两件相当不同的事情。根据人口统计的结果，在２００４年收入处于最低２０％的群体中，在２００７有３０.９％的人进入了更高的收入阶层。在２００４到２００７年中，有３１.６％的人口经历了至少两个月的贫困状态，但只有２.２％的人４年中一直处于贫困状态【一】。不仅贫困状态是不固定的，各个收入阶层之间都具有流动性。下图显示了１９８８到１９９８十年中，各个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情况【十四】。我们可以看到，收入最低和最高阶层都有大约一半的人保持地位，而有４％左右的人流向另一端。 虽然理论上讲美国“一夜致富”并不是神话，而当今首富很多也是贫寒出身，但穷人在成功机会上还是面对不可否认的劣势。研究表明，出生在最穷阶层（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孩子成为最穷阶层的可能是最富阶层的孩子的五倍。这个比例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十五】。 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出现和低端工作的流失，这种劣势可能越来越严重。穷人的劣势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受到社会的隔离。在美国除了自然形成的社交网络外，工作场合是很重要的社会纤维。在工作中，属于不同阶层，圈子，文化，宗教的人需要在一起合作，交流，促进了这个多样化社会的融合。这也是失业率如此触动人们神经的重要原因。而许多穷人很多年不工作，甚至几代人靠救济为生。他们就被隔绝于“美国工人”（working America）这个圈子之外。同时，不少扶贫措施（如低收入房屋补助等）客观上把穷人集中到某些区域，也在物理上把他们与其他阶层隔离开来。事实上，生活在贫困集中的社区的人口在１９９０年占穷人总数的１４.１％，在２０００年降低到９.１％，而到２００９年又回升到１０.５％【十六】。这种隔离使得穷人除了物质上的贫乏外，对于自己能力和面临机会的认识都会受影响。如何帮助穷人走出这个“死结”，是扶贫的一大课题。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流动性”的另一个方面，是世代间的变化。所以穷人儿童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表明，孩子的学习表现与父母的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例如，如果把父母的教育程度分为高度，中等和初等三组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的分数平均排名会有７３％，５０％和２７％那么大的区别【十七】。相对于非贫穷家庭来说，穷人的孩子留级和辍学的风险要大一倍。而早期教育的影响更为重要。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生命头五年中家庭收入增加一万美元，他们完成高中教育的机会就会增加近两倍【十八】。研究表明，4年级的学习成绩能预测终身收入水平【十九】。所以穷人在接受教育上的劣势地位影响到他们在社会向上流动的能力。 穷人受到的学校教育质量也有不同。在美国大学是收费的。即便存在很多财务补助的途径，研究表明学生的大学教育选择仍然受家庭经济情况的很大影响【二十】。而在中小学，贫困地区的学校质量不好是众所周知的。2011年教育部的调查表明，甚至在同一个学区中，贫困社区的学校老师的工资花费也较低，因为那里低年资的老师较多【二十一】。 总之，美国穷人就绝对生活水平来说，绝大多数称得上“衣食无忧”，只有极少数面临物质贫乏问题。但是他们与社会其他部分的流动有限，有被隔离的危险。这也是一些政治家谈论的“两个美国”现象。要提供更多的“脱贫”机会，就业与教育都需要改进。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介绍和讨论目前政府的扶贫政策。 －－－－－－－－－ 一 Carmen D. Walt, Bernadette D. Proctor and Jessica C. Smith,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us: 2010”, September 2011, 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prod/2011pubs/p60-239.pdf accessed 12/16/2011 二 Robert Rector and Rachel Sheffield, “Air Conditioning, Cable TV and an Xbox: What is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2575, July 2011,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07/what-is-poverty accessed 12/16/2011 三 Robert Rector and Rachel Sheffield, “Understanding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urprising Facts About America's Poor”,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September 2011, http://thf_media.s3.amazonaws.com/2011/pdf/bg2607.pdf, accessed 12/16/2011 四 Alisha Coleman-Jensen, Mark Nord, Margaret Andrews, and Steven Carlson,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0”,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No. (ERR-125) 37 pp, September 2011,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ERR125/ERR125.pdf, accessed 12/30/2011 五 Robert E. Rector and Kirk A. Johnson，“Understanding Poverty in America”,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January 2004, www.fullemployment.org/Understanding%20Poverty%20in%20America.pdf , accessed 12/16/2011 六 Nicholas Eberstadt, “The Poverty of the Poverty Rate”, The AEI Press, 2008 七 Gary Burtless, “Comments on the Material Well-Being of the Poor and the Middle Class since 1980”, The Bookings Institution, 10/2011, http://www.brookings.edu/speeches/2011/1025_material_wellbeing_burtless.aspx, accessed 12/22/2011 八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Poverty in America: Consequences for Individuals and the Economy”, January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gao.gov/new.items/d07343t.pdf 九 “United States Crime Rates 1960-2010”, http://www.disastercenter.com/crime/uscrime.htm accessed 12/30/2011 十 Patrik Jonsson, “Poverty rate paradox: Poverty rises, but FBI crime rate fall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13, 2010. http://www.csmonitor.com/USA/2010/0913/Poverty-rate-paradox-Poverty-rises-but-FBI-crime-rate-falls accessed 12/30/2011 十一 Donal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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