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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件值得回忆的事三、在加拿大的日子之三: 热度 1 RONGWANG 2008-11-23 15:37; 三、月是故乡明两年海外生活紧张劳累，从事业上讲值得，但从个人感情上讲是很大的缺失。两年是个不短的日子。那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不允许中途回国，也不可能让家人去。越洋电话打不起，航空信单程也要一周。思乡之情难以言表。刚去的时候特别想家，中间好一些，接近归期又想的厉害。有限的生活费只能过精打细算的日子。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瞎凑合。自己从未去过restaurant，就是汉堡包、肯德基也极少光顾。还得考虑如何省出点钱来回国时买那几大件。自己苦点无所谓，使人难堪的是人家（洋人和加籍华人）总请我们，可我们无力回请。偶尔打肿脸充胖子请一次，一个月的伙食费没了。开始人家请我们，还有一些带去的小礼品应付。礼品没了也不能空手，这又是负担。有些活动，大家随份子，十块二十快的也得考虑再三。这种抠唆日子令人尴尬，也感到委屈。工作劳累之余，还得同自己的自尊做斗争。没有抱怨的意思，谁叫咱们国家穷来着？那时候能安排这么多人出国已经不容易了。午饭在研究所里吃，带两个自己做的三明治和一两个水果。为了增加交流的机会一般都和同事们在cafeteria一齐用餐。因为有补贴，cafeteria的东西很便宜，一碗汤加一份沙拉，才一块多加元。我们这个圈子自称为plankton people，包括Longhurst和Conover等人。工作、生活什么都聊，是获得信息和认识人的好机会。他们也很省，午饭大都自带。Longhurst经常带一些开始烂的水果，说是整箱买的来不及吃。语言方面倒没有太大困难。 BIO的工作环境很宽松，弹性工作时间。上午和下午各一次coffee break，常在一齐的人组成coffee pool，大家凑钱买咖啡、茶、糖、奶之类，一齐在休息室享用，省钱又方便。一次break 至少半小时，加上午餐1小时，一天要扣去2小时。我很愿意陪他们聊，但时间搭不起，只好提前告退。天好时大家就在海边吃午饭，也蛮暇逸。中午经常有学术报告，很随便，有的坐、有的躺，一边吃一边听。报告不一定是成熟的东西，阶段性的成果或者一些想法都可以，为的是听取意见。我也报告过一次。除了经济拮据感到不舒服之外，生活倒也丰富多彩。周末和节假日总有人请我们参加Party和一些活动。冬天滑雪，夏天游泳。达特茅斯有千湖之城的美称。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泊之间有溪水相连，湖水清澈见底。这里的海水特凉，不适合游泳。我们都是在湖里游。BIO的几个同事大都住在湖边，经常在湖边barbecue，游泳，和划canoe。遇到 long weekend 跑的远一些。Harding自己有个农场，常邀请我去那里玩。周五下午出发，周日下午回来。他的农场既不种庄稼也不养牛羊，只当作一个乡间别墅。加拿大地广人稀，在乡间驱车好久碰不到人，偶尔遇见了都彼此打招呼。森林、草地、湖泊，看不到裸露的土地。加拿大的国旗是枫叶，到了秋天，不用专门去找，到处是一片片红、黄、绿相间的画面。春天，大概是4月，去乡下参加过一次枫糖节。枫树树干流出来的树汁可以熬糖浆，叫是枫树糖浆，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枫糖节是印第安人的传统，可惜没看到几个印第安人。在哈里法克斯地区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有十几个人，算一个小组，组长是王颖，负责与使馆联系。大家都很忙，不常见面。只是在拿生活费的时候才碰头。曾呈奎所长与夫人在我到后不久也来到哈里法克斯，同来的还有周百诚先生，常去看他们。哈里法克斯的华人社会不大，学术界的大都亲大陆，对大陆来的学者很热情。我认识的学者大部分来自台湾，相处没有任何隔阂。有几位与我岁数差不多，都是1949年后跟随父母到台湾，在台湾读书长大，来美、加留学后定居的。有一位是青岛籍，听说我从青岛来，特意从老远来看我。我还帮他同国内的弟、妹建立了联系。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指洋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但也有极个别的表现的很无知甚至傲慢。两年中只遇到一次。在参加一位同事家中的party时，去的人很多，除BIO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友和邻居。我是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话题不知怎么转到烟草的来历。大家都知道最早吸食烟草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后来传入欧洲。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纳闷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用竹筒吸水烟是否也是从外面学的。一位在场的老头带有讽刺意味地说：中国人发明了鸦片，还做了一个吸鸦片的姿势。我反驳说：你知道1840年中国和英国有过一场叫做opium war的战争吗?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引起的吗？。他楞住了，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在场的有人知道鸦片战争，赶快把话题岔开。 83年3月两年到期，Conover 希望我延长一段时间参加他们北极的一个项目。我一天也不愿多呆了。目标基本实现，再延长也没多大意思。女儿当年高考，我必须帮她参谋报考志愿的事。国内正在筹备南极考察，研究南极磷虾是我的梦想，不能失掉这一机会。回国后《科学报》记者王美功先生为我写了一篇专访我的事业在中国。抬举我了，切合实际的说法应当是我的家在中国。加拿大虽好不是我的家。现在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出去了只要能呆住就不想回来。我们那批人压根没这种想法。海洋所80年代陆续出去（半年以上者）近百人，没有一个不回来的。现在不同了，我有一个比较得意的学生毕业后留所工作，我联系把他送到美国搞一年合作研究。延期多次，最后不回来了。来信对我讲王老师你的观念应当转变一下，现在都全球化了，国家的观念应当淡薄一些。承认落伍，这个弯转不过来。在加拿大的这两年收获不在那几篇论文，而在于了解到人家在干什么，我们的差距在那里。可以说思想上与国际接轨了，与国外同行也有了联系。回国后相继参加了多项国际计划，如BIOMASS（南极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研究），JGOFS（全球海洋通量研究），LOICZ（陆海相互作用研究），GLOBEC（全球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等，没有这段经历很难真正参与进去。文革后大批派遣访问学者的举措，是继恢复高考后的又一战略决策。虽然现在出国访问和留学已属平常，但在当时称得上是果敢和英明。不要忘记十年动乱后百废待兴，国家没有多少外汇，也不是所有人都像邓小平那样远见卓识。我不知道开始阶段派出了多少人，估计在千人以上。这些人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他们回来都成为本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以我们海洋研究所为例，上面提到的那十几个人，有4人后来担任了所长和副所长，5人任研究室主任，1人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有3人当选为院士。事实说明，这一举措对文革后科学教育事业的复兴有很大的推动，在中国的科学史应当注有一笔。; 个人分类: 未分类|3867 次阅读|0 个评论

几件值得回忆的事三、在加拿大的日子之二: 热度 1 RONGWANG 2008-11-23 15:35; 二、不用扬鞭自奋蹄 Longhurst推荐我同B.Conover合作。以前看过他不少文章，知道他是浮游动物实验生态研究的权威，我欣然同意。Conover五十多岁，话不多但颇具幽默感，天天骑自行车上班。他的课题组七、八个人，包括两个博士后。主要研究大西洋George Bank的生态系统，还有一些北冰洋的工作。在了解了我以往的工作和来BIO的想法后，表示欢迎。我心想，我一个从事科研20年的副研究员，不要报酬为你的课题工作，能不欢迎吗？不过他也够意思，专门为我安排了一个有套间的实验室，外间是实验室，里间是办公室，有专用电话。这是客座科学家的待遇。还安排他的搭档G..Harding专门照顾我的一切需要。 Harding是个热心人，是石长泰在McGill Univ.的同学。除了帮我解决工作上的需要外，生活上也是关怀备至。为了找合适的住处，夫妇俩陪我不知看了多少地方。最后找到一处单身公寓，条件很好，离BIO也近，但不带家俱。我们那点生活费怎么可能再去添置家俱？他说好办，只要房子满意，家俱我解决。不到一天，他开着卡车送来了，床、床垫、写字台、椅子、沙发一应俱全，连餐具、炊具都有了。我问他是从那里弄来的，他讲谁家里都有几件不用的家俱。看来，他是各家各户搜集来的。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妻子Paula发现公寓没有窗帘，没几天竟然把做好的窗帘送来了，尺寸一点不差，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量的尺寸。萍水相逢，实在叫人感动。作为第一步我同一位英国来的博士后E.Head合作，研究大西洋浮游动物几个优势种的24小时摄食节律。Head从消化酶的活性做，我从肠道内叶绿素含量做。海上做实验取样，回来分析测定。这项工作不到半年完成。通过海上、室内各个环节的实战，熟悉了BIO的人和环境。知道什么事找什么人，什么仪器设备可以利用，为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准备。与Head合作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的上，这个期刊是海洋学界公认的leading journal。Head是第一作者，我第二。其实，说明问题的是肠道叶绿素含量，酶水平变化不明显。我让她起草，她就挂了头牌。来日方长，没必要争。 1981年还没有Internet，文献收集不像现在方便。BIO的科研人员是由渥太华的资料中心提供服务。我们列出关键词，他们把检索到的文献题目、作者、出处和文摘打印出来，每周寄一次，当然要收费。这已经比国内靠手工查文摘方便多了。作为工作的第一步先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BIO的图书期刊比较全，复印机免费使用，重要文献复印下来使用非常方便。说到论文，似乎我们出去的人必须有几篇像样的论文才好交代。论文一定要有，更重要的是开阔眼界。不管与课题是否有关，只要有用我就争取去看、去了解。两年中在大西洋出海7次，进入北极圈一次，近海就不计其数了，有的纯粹是观摩。周围的人也明白我的意思，有什么新鲜事和学术活动都通知我。加拿大有个仪器公司与BIO合作搞了一种走航式的海洋观测仪器叫Butterfish（中文译作蝙蝠鱼），拖行中实时显示并记录海水温度、盐度、深度、营养盐和叶绿素含量等。拖体还可以在水下做波浪式起伏，这就可以在航行中获得一条断面上主要参数的数据。出国前我们所正在谈判从国外引进一条调查船，作为船上的配套仪器还订购了一台。我当然不会放过实际观摩的机会。幸亏有了实际了解，避免了浪费。原来他们从开始用已经丢了7台（一台二、三十万美元），我国近海水浅，更容易丢失。另外拖曳用的电缆是带导流片的，需要一个直径2米的专用绞车。我们实在不具备这样的财力和条件。买一台只能当摆设。赶快汇报给家里，撤销了订货。还有一种专门研究磷虾的自动网具，一次可在9个水层拖网，有摄像头实时监控磷虾行为。我同他们一齐出海做试验，对我以后从事南极磷虾研究很有帮助。包括去Dalhousie Univ.听课，花在这方面的时间估计不少于三分之一。了解浮游动物对浮游植物的摄食强度和转换效率，是海洋生态系统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过去是在实验室里做，条件不同于自然环境，而且许多种类在实验室极难饲养。能不能找到一种通过现场实验测定摄食率的方法呢？观察活体时我发现，滤食性浮游动物的摄食是连续的，排便也是连续的，二者节率大体一致。测定粪便中叶绿素及其降解产物，并将其还原成浮游植物生物量同样可以反映摄食率。Conover 觉得很有新意，鼓励我做。于是就确定为我第二阶段的研究课题。实验需要活的浮游动物，几乎每周都要出海。不需要大船，使用小船提前一两天预约就可以。Bedford Basin三面环山风平浪静，大西洋的种类基本都能找到。没有晕船之苦，还可以兜风，对单调的生活也是一种调节。BIO有很好的海水系统和控温实验室，还有一间装备齐全的小工厂，有些小设备可以请他们加工。实验本来进行得挺顺利，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天气和海况的变化，原来选定的实验对象突然在Basin里消失了。在深层找不到，向外到峡湾出口仍找不到，实验做不下去了。等了一周依然不见踪影，看来没希望了。怎么办？到外海可能捕到，但小船去不了，大船的用船计划要提前一年提出，再说为了我这个小课题也不可能单独提出用船计划。别无它法，只得忍痛放弃，另选实验对象，一切从头再来。这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好在前段工作说明方向对头，不影响信心，只是得抓紧了。就在实验遇到困难时侯，麻烦接踵而至。单身公寓的房租几次涨价，最后承担不了只得另找住处。接连换了几个地方，最后一位中国同志回国顶替了他的房子才安定下来。这期间牙痛病犯了，痛的晚上起来含冰块。看牙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事，事先还要预约。劳累无所谓，就怕遇到这些烦心事。我们那批访问学者极少有买车的，除非有外援。没有车，在加拿大这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寸步难行。加拿大的公交系统远没有国内方便，尤其在小城市。车次太少，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要绕大圈子，比走路还慢。刚去的时候搭BIO的同事顺路车上下班，时间久了不愿意老麻烦人家。实验开始后上下班没了定时，更不便搭车。大部时间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上下班。夏天活动活动有好处，冬天就难过了。达特茅斯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如果下雪更是步履维艰。更换实验对象后，实验反复进行了近一年。终于取得满意结果。期间，还发现以前用荧光法测定脱镁叶绿素的计算有较大误差。我告诉Conover，他还不敢相信。后来我直接写信给方法的建立人Washington State Univ.的C. Lorenzen。他回信承认有错，但辩解说他已经发现问题，只是因为此方法已沿用多年，修改将造成资料对比的困难所以没修正。随后还发现，叶绿素在浮游动物肠道内会进一步降解为非荧光物质。这些成果形成两篇论文，都在上发表。建立的方法至今仍在沿用。我们那批出去的访问学者大都有多年科研经验，通过合作我们有收获，接待单位也乐意，因为我们为他们的项目作出了贡献。个别没有科研经验的人处境就不同了。如果自己提不出研究课题，要么随便给你安插一个课题，要么干脆当人家的下手。这还不是最坏的，毕竟还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如果对方认为你对他没用，甚至当成负担，就可能把你晾在一边不管。听说，有人出去一年了还找不到研究课题。也有的事先了解情况不够，出来了才发现专业不对，再想办法换单位换导师，浪费许多精力。; 个人分类: 未分类|4264 次阅读|0 个评论

几件值得回忆的事三、在加拿大的日子之一: 热度 1 RONGWANG 2008-11-23 15:25; 一、冬去春来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研工作逐渐走上正规。荒废了十年，最大的问题是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愈来愈大了。为了了解差距和缩小差距，国家决定派送一批研究骨干到国外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访问学者身份考察和学习。这一决策是英明的。因为派送留学生远水不解近渴，只有具有一定科研经验的业务骨干才能最快地进入角色，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海洋研究所首批选派了十几个人（其中有胡敦欣、方国宏、袁业立、顾宏堪、费修绠、道克敏、董金海、李光友、杨纪明），本人也在其中。我计划去加拿大的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以下简称BIO）。这个研究所是加拿大最大的海洋研究机构，浮游生物力量特别强。所长A.Longhurst就是浮游动物方面的知名科学家，1979年访问我们所时接待过他。他曾邀请我去他们所访问。经联系，同意去他那里客座研究两年，身份是guest scientist。讲好，一切与研究有关的费用由他们承担，生活费自理。因为中科院尚未与加拿大建立互访关系，我的出国转到教育部安排。耽误了一年多，到1981年3月21日才成行。没有人同行，孤身一人上了路。虽然以前出过国，但这次不同，是一个人，而且一去就是两年，不免有些忐忑。北京东京温哥华渥太华，先到渥太华使馆报到。在使馆住了两天。顺便拜访在渥太华自然博物馆工作的石长泰先生。他是研究甲壳动物的专家，以前有联系。他陪我参观了博物馆，还在他家吃晚饭。3月25日离渥太华飞哈里法克斯，我们所的吴超元先生和南京大学的王颖先生（现在是院士了）到机场接我。吴是我们所的副所长，藻类学家，正在哈利法克斯大西洋研究所合作研究；王是早一年来BIO的访问学者。哈利法克斯是加拿大大西洋岸的重要海港。BIO不在哈利法克斯，而是在隔海相对的小城达特茅斯。中间隔着一个峡湾。峡湾向内延伸并扩大成一个比胶州湾略小的海盆，叫Bedford Basin。BIO就建在这个海盆的岸边上，有自己的码头和大大小小的调查船，景色秀丽。Bedford Basin水深，直通大西洋，出海和取实验取材非常方便。所长Longhurst是一位颇有绅士风度的长者，英国人，很了解中国，也很友好。因为拖了一年迟迟不能成行，他还催过几次。他问我打算做什么。我已考虑好，做浮游动物实验生态方面的研究。他非常赞同，说这正是你们的弱项。他访问过我们的许多海洋研究机构，对国内的海洋研究情况相当了解。实验生态的确是我们的弱项，我以前就很少接触实验工作。在我来加之后不久，我们的曾呈奎所长也来到哈利法克斯大西洋研究所，他知道我要做实验生态方面的课题就有点不以为然。我还是坚持，搞自己熟悉的东西没意思，出几篇论文有把握，但失去出来的意义了。; 个人分类: 未分类|43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几件值得回忆的事二、“困难时期”（1960-1962）的收获: RONGWANG 2008-11-6 16:06; 困难时期其特有的含义，年轻人陌生，老年人则刻骨铭心。1958年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搞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到了违背常理的地步。折腾了三年，到60年家底折腾光了，大灾荒出现了。有材料说全国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不知是否属实。 1960年秋中苏联合水声考察结束，从海南岛回到青岛，农村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青岛市委组织干部和高校学生到农村帮助种小麦。照市委的说法，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帮着把小麦种上，明年的灾情就更严重了。我同研究所的一批年轻人被派到胶县的楼子底村。一片凄凉景象，村里的年轻人都跑光了，只剩下老弱病残，根本没有人下地。我们进村的时候唯一的牲口，一头瘦的皮包骨头的驴，也倒下了。尽管我们也饿着肚子，大家都拼命地干。牛死光了，耕地用人拉。我们研究室的7个小伙子组成一个班，拉一张犁。我是班长，拉在最前面。劳累、饥饿、后来还感染了痢疾。回青时已不成人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彭德怀上万言书没用，饿死人了才刹车。紧急颁布所谓十六条，从人民公社又回到队为基础，有的干脆包产到户。不过这次灾难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只能算是偶感风寒了。三年挨饿的日子不好过，但对我倒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再也不天南海北地跑了，可以安安稳稳坐下来做点自己有兴趣的研究工作了。1955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搞调查：1955-57烟台、威海近海鲐鱼渔场调查，1957-58渤、黄海综合调查，1958-59全国海洋普查，1959-60中苏联合水声考察。虽说调查也是科研工作，也有成果，但都是任务，是大锅饭。集体成果，要么不署名，署名也是大专家挂在前面。一个现实问题是，从研究实习员提升为助理研究员必须两文（论文和外文）过关。我工作5年了，还没有第一作者的论文。现在好了，终于有时间自己开小灶了。搞什么呢？全国海洋普查有大量的样品和资料分析工作要做，最好结合普查任务选题。生态系统的动态取决于关键种的种群动态。中华假磷虾( Pseudeuphausia sinica Wang Chen)是南黄海和东海的优势种，是鱼类的重要食饵，在食物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时还是张网（一种定置渔具）渔获物中的重要组成。决定研究这个种的种群动态（population dynamic）。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首先搞清楚从受精卵孵化到成体的变态过程，查明他的生活史。这方面完全是空白，甚至这个种也是以前没有记录过的新种。说到中华假磷虾这个新种，郑重先生把它定名为宽额假磷虾( Pseudeuphausia latifrons (G.O. Sars, 1883))。由于我们掌握了从渤海到南海周年的样品，随着工作的深入发现，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地理分布它们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种。确定一个新种不容易，全球已有的84种磷虾的文献先要掌握，然后要证明形态和分布上的差异确实构成种间差异。在分析了上千的样品观察了数以万计的标本后，肯定了新种的结论。发育变态过程也可以佐证，某些形态特征在幼体阶段已开始分化，说明这两个种在进化过程中很早就分道扬镳了。在生态特性和地理分布也完全不同，宽额假磷虾分布在受黑潮暖流影响的东海外海，是典型的高温高盐种；而中华假磷虾只分布在江苏、浙江和福建的沿岸水系，是一个典型的近岸低盐种。因为它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特有种，所以定名为中华假磷虾。新种发表后同行表示怀疑，美国Scripps海洋研究所研究的磷虾权威Brinton要求看标本。经中科院批准后，给他寄去两对雌雄成体。他回信祝贺，说我们的新种是clear cut。发现新种是意外收获，也是下一步工作的前提。种不清楚研究什么生活史？工作的重点是变态过程。当时没有条件搞活体培养，唯一的办法在样品里面找。磷虾的发育从受精卵孵化的无节幼体到具有成体形态要经过5个形态不同的发育阶段（phases），每个发育阶段有若干次发育期（stages），从一个发育期从到下一个发育期是通过蜕皮实现的。首先用跟踪的办法（经染色可以从临近蜕皮的个体看到蜕皮后的形态）找到所有可能存在的发育期。由于个体差异，在找到的众多不同发育程度的个体中，从形态上确定哪些是真正的发育期，哪些是同一发育期不同差异的个体是困难的。以前的研究磷虾发育学者，仅依据形态判断，就把不同发育程度的个体都当成了必须经过的发育期。解决这一难题，我采用了体长频数分布分析。甲壳动物的生长是通过蜕皮实现的，也就是说体长增长是阶梯式的，同一发育期的个体由于个体差异体长不等，但其分布不会太离散，而且应该是正态的。如果每一次蜕皮体长增长显著，而且样品足够大，则每一个发育期在样品总体长频数分布图上将反映为一个峰。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包含若干个发育期的样品，其总体长频数分布图上有几个峰就说明有几个发育期。这一方法非常有效。查明了真实存在的发育期数，就可以以各个发育期平均体长的个体作为模式标本，去描述这个发育期的形态特征，同时给出变异范围。有了所有发育期的描述，就可以进行种群结构研究了。这可以说是对磷虾研究的贡献，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创新。工作有进展，生活的艰苦也不在意了。这个时期，海洋所为了解决职工的肚子问题做了不少努力，在郊区城阳办起了农场。我们经常下去劳动，多少有些帮助。记得还能分到花生，自由市场的花生的价格令人乍舌。所里还安排两条小型调查船出海打渔。因为不是专业渔船，而且没经验，渔获甚少。好鱼打不到，净是些鮟鱇之类杂鱼。尽管样子难看，可也是蛋白质。我们组是搞浮游生物的，也试着养小球藻和红虫（淡水枝脚类），作为代食品，，还培养人造肉，但都没有什么实效。营养不良，多数人得了浮肿病，用大拇指在小腿上按一下就出现一个深坑。即使如此，大家仍坚持工作和学习。我们一般在实验室呆到晚十点才会宿舍。党委书记孙自平经常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关照早点回去休息，别太累了。老书记平易近人，以身作则，与大家同甘苦。这位大家敬重的书记，文革中被无端迫害致死。 60年10月结婚，两个人生活比单身好过一些。到61年落实十六条初见成效，农村情况开始好转。托人到农村买些农副产品添补一下，日子稍微好过一些。为了货币回笼国营商店开始有不凭票证的高价商品（糕点之类）出售，据说是陈云的建议。我们偶尔也奢侈一下。三年困难尽管挨饿，也饿死不少人，但人心没有乱，社会秩序远比现在好。研究工作照常进行，不搞运动了，工作效率更高了。大锅饭少了，人的积极性也调动出来了。对我讲，这三年是机会，论文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外文也过关了。终于在64年提升助理研究员。本来63年就该提，因为我有拒不参加中越北部湾考察（见前文）的前科，有意惩罚一下。这一时期在磷虾方面的工作无意中为后来南极磷虾的研究做了准备。形势刚好转，64年开始搞四清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与天斗碰的头破血流，又开始与人斗了。科研单位也不例外，海洋所声势浩大地进驻了几十人的工作队。虽然多数人没有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得检讨困难时期在思想上是否坚持总路线和三面红旗。65年秋所里四清结束，我又被派到崂山县农村搞四清。名义是工作队员，实际是去接受再教育的。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劳动，晚上搞运动。这一年不算白过，对我这个城市里长大的青年来说补了农村生活的一课，亲身体验到农民的疾苦。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天挣10个工分，价值才4毛钱。我那位老房东挑着几个南瓜走十几里路赶集，为的是换回几盒火柴和一瓶煤油。一年到头地瓜干咸菜，房东儿子憧憬的是有一天能吃上苞米饼子就咸鱼。这种情景在崂山县现在看不到了，但在内地恐怕还有不少。崂山县四清结束后，我被莫名其妙地留下当观察员。说是要观察运动的后效，防止反复。怎么又是我？还得呆多久？不必犯愁，没几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村里的造反派赶了出来。十年动乱开始，再次与科研告别。三年困难时期，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收获季节。; 个人分类: 未分类|3357 次阅读|0 个评论

几件值得回忆的事一、全国海洋普查（1958-1960）: 热度 1 RONGWANG 2008-10-27 12:29; 退休后太清闲，尝试着把过去科研生活中一些值得回忆的事写出来。主要是为了锻炼脑子以免患老年痴呆。好比看老照片和旧地重游，也是一种回味和抒发。不在意别人是否感兴趣或有什么看法。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如能了解一下我们这些老家伙的经历会更珍惜他们今天的机会。一、全国海洋普查（1958-1960） 1955年参加工作时，我国的海洋学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海洋生物居多，活动范围限于潮间带和近岸。1957年我国第一条海洋调查船金星号(由当时上海海运局的生产三号改建)投入使用，才有条件走向海洋开展真正意义的海洋调查和研究。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海洋学资料，单靠科研单位慢条斯理的工作满足不了国家的急需。国家科委海洋组做出重大决策：组织全国力量搞一次全国范围的综合性海洋调查（以下简称海洋普查），打一次海洋学界的人民战争。由海军、中国科学院、水产部、交通部、中央气象局、高教部组成领导小组，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调配各单位的人员、仪器设备和船只。一切是无条件的和无偿的。全国共划分为7个测区。渤、黄、东海4个测区先做，从1958年9月开始至1959年12月；南海3个测区，从1960年1月开始至1961年3月稍后开展。每个月七、八条船同时出海，在几百个网格式的测点上同时进行气象、水文物理、化学、地质和生物的全面观测和取样，同时结合渔业试捕评估渔业资源。一线人员上千人。如此大规模的海洋调查是空前的，壮观的，和鼓舞人心的。有关全国海洋普查有过不少报导。不久前徐鸿儒先生还在《科学时报》上撰文纪念五十年前中国海洋学界的这一壮举。作为一个参加者，我只谈我所经历的工作和生活侧面。我们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参与了所有学科的工作。生物是我们所的强项，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由我所全面负责，包括筹备、海上调查、资料分析和报告编写。浮游生物每月调查，底栖生物每季度调查一次，我参加浮游生物方面的工作。从来没组织过这么大规模的调查，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好在我1955年参加工作后先后参加了烟、威鲐渔场调查和金星号在渤海和北黄海的综合调查，积累了一点经验。蜀中无大将，王平为先锋，从制定计划、编写调查规范、培训调查队员、到组织实施，都得干。最困难的是调查规范的制定，特别是取样工具和取样方法的确定。思想压力很大，因为工具和方法一旦确定要长期沿用下去，否则资料没法对比。造成失误，损失无法弥补。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一切向前苏联学习。我当时还半脱产地学了近一年俄语口语，准备派往苏联的勇士号考察船实习。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折不扣照搬前苏联的一套；另一种意见是根据我们的任务和条件自己设计。毫无疑问，前一种意见省事、省时、不担风险。但前苏联采用的网具尺寸都太大，不适用于浅海和小型调查船。后一种意见困难多，而且担风险。我是坚持后一种意见的。意见被采纳了，任务也落到了我头上。浮游生物取样需要有网具和采水器。采水器就用当时普遍采用的Nansen采水器,国内已可以生产。关键是确定网具。首先考虑的是，这次调查主要是定点观测。为了能够与水文物理、化学等项目同步观测，浮游生物取样也应采取定点垂直（从海底到海表）拖网。水平拖网和斜拖网不现实。当时国际上浮游生物采集网具五花八班，什么Богоров网、Pacc网、Hansen网、Nansen网、Judy网等，没有统一标准。参考了国外的网具，我们根据任务要求、海区和调查船条件，设计了三种分别采集大型、中型和小型浮游生物的网具。试验定型后，也就是现在国家颁布的海洋调查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1991,GB12763.691,1-22页），中的三种浮游生物网具。任务急没有时间和条件做水槽试验，只好直接在海上试验。1958年春夏我在金星号上呆了4个月。除执行渤、黄海综合调查任务外，只要有空就做网具试验。航次间隙，选一个水深的地方，在风平浪静和平潮的时候，用电动绞车在不同的拖速下做垂直拖网。记录拖曳距离、时间、滤水量和捕获量等数据。上上下下数百次，总算在海洋普查开始前把网具确定下来了。半个世纪了，实践证明这三种网具完全满足我国近海浮游生物取样的要求，而且便于操作。结合闭锁器的使用，它们还可以进行垂直分层拖网。不仅我国确定为浮游生物取样的规范网具，后来还被四国（中国、前苏联、朝鲜、越南）渔业会议接受为浅海调查统一网具。人手又是一大难题，到那里找这么多调查队员呢？高教部同意抽调了一批高校（上海水产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生物系毕业班的学生参加调查。我所也临时招收了一批中学生做业务辅助工作。他们对海洋调查一无所知，先搞培训。我们自然就是老师，除了浮游生物调查需要的基本常识外，连如何规范地写阿拉伯数字、什么是有效数字都得讲。普查结束后这批学生回校继续上课，毕业后大都分配到教学和科研单位，成为海洋学界的骨干力量。如此大规模的调查没有规范是不可思议的，编写调查规范也是一项重要工程。一切都是逼出来的。普查开始后，我被分配到东海海区负责浮游生物调查。驻地在舟山的沈家门。去时空荡荡的一座二层楼，当地人称作海军码头。一切白手起家。先到旧货摊上买了些八仙桌、太师椅将就着办公和实验用。接着采购器材加工设备。最缺的是显微镜和解剖镜。进口来不及，也没那么多外汇，只能到处借。借到的大部分是老古董，模糊不清，双筒镜两个视野不重合，看一会就头晕。没有专业调查船（金星号，放在渤、黄海区），东海用的大部分是拖网渔船、运输舰或登陆艇艇。浮游生物取样只能用起渔网用的卷扬机,吊杆也是自己加工临时安上去的。没有起吊设备的船（军舰）就只能用手摇绞车，网具重需要4个人摇，好在有水兵们帮忙。外业的困难还好解决；内业，主要是样品分析，就更困难了。我是搞浮游动物的，东海浮游动物种类组成复杂，即有温带种也有热带种，即有近海种也有大洋种，从原生动物到脊索动物何止千种。种类鉴定是最大的难题。由于缺少文献，种类鉴定也只能尽力而为。不能鉴定到种的就先用sp标注，连属也定不了的，就定到科甚至目，等将来回青岛后再进一步鉴定。在显微镜和解剖镜下鉴定、计数是苦差事。一天下来头昏脑胀。我的视力读大学时是1.5，普查结束成了400度近视。样品是福尔马林（也就是甲醛）固定的，没有任何防护，熏得直流眼泪。当时也不知道甲醛致癌。每月一次海上调查，是异常艰苦的。渔船上哪有实验室？只能在鱼舱里搭几张木板就算实验室了。鱼腥味加柴油味不晕船的也晕了。东海区每月4条船同时出海，船小，每条船只能安排十个左右的队员。浮游生物调查只给1-2个名额。一般生手上两人，我是老手每次都是一个人顶下来。记得有一次随沪渔404出海，那是条两百吨左右的混合式渔船，我的铺位在船尖仓里，风浪大，晕得特别厉害。胃里的东西吐完了吐胆汁,胆汁吐完了开始吐血。我知道必须吃东西，不然身体会垮。跌跌撞撞爬到厨房找些锅巴泡一泡吃。吃了吐、吐了吃，就这样撑着。一个站位工作下来浑身湿透，回到铺位穿着雨衣水鞋就躺下了，手电筒垫在腰下面也顾不得拿走。不能轮班，每个测站都要起来，只能利用两个测站之间航渡的间隙休息。测站的间距近海为15分（经纬度）。航渡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往往是处理完样品做好记录刚躺下，下一个测站就到了。一个航次下来体重要掉十几斤。有的队员晕船特别厉害，甚至产生恐惧感。实在坚持不了，也只好让他离队。 50年代海上并不平静，还有敌情。最经常碰到的是美军侦察机，飞的很低，盘旋拍照。我们不理它，继续干我们的。个别胆小怕事的也有。我们曾调用上海某单位的一条船，出海前船长叫水手把船上所有标语刷掉，其中包括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之类。到了公海叫船员把船尾的国旗收起来。这件事作为没有骨气的例子在全队通报批评。尽管50年代所用的仪器设备现在看是原始和落后的，但队员们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称道。记得有一次某船漏测了一个样品，返航后才发现，队长愣是叫船长开回去把样品补上。虽然我在沈家门只呆了8个月，那段日子却终生难忘。清一色的年轻人，积极、热情、活泼。我们浮游生物组十来个人，我这个老大哥（学生们称我王先生）也不过24岁。队长、政委都是现役军人。作息军事化，早上要出操。住的很差，几十个人住一个大房间，上下铺。但伙食很好，为了保证营养我们吃舰艇灶（自己得缴4毛钱的基本伙食费和粮票）。工作紧张，但很愉快。除白天8小时，晚上只要没有特殊安排大家都在加班加点地干。唯一的文娱生活是，如果附近部队放电影，大家排着队扛着板凳去看露天电影。为了集中精力搞工作，普查队约法三章，不准谈恋爱（现在看不近人情）。少男少女在一起难免产生感情，我们所的一位研究实习员同一位华师大的女学生谈起了恋爱，劝说不听，甚至做出了越轨的事。结果通报批评，被遣送回原单位。沈家门是个渔港，50年代后期渔民的生活仍然很苦。由于保鲜和运输困难，渔产品价格很低。渔民希望有一天能斤米斤鱼。也就是说一斤鱼能换到一斤米就满足了。鱼多了运不出去，还动员当地居民买爱国鱼。今非昔比，现在恐怕一百斤米才能买到一斤海捕的大黄鱼。50年代机帆船很少，木帆船抗风能力差，船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我在沈家门时就亲历了1959年4月的海难。时逢小黄鱼渔汛，吕泗外海旺发，偏巧遇到大风天气。开始预报6、7级，渔民没当回事，因为鱼情太好了舍不得走。没想到风愈来愈大，最大到11级，而且是偏东风。大部分没有动力的木帆船被风往苏北浅滩吹，水浅产生破浪，一旦触底，下面蹾上面砸，船就散架了。少数机帆船挣扎逃了出来，木帆船大部遇难。事后我们得知仅沈家门就有800名渔民兄弟没有回来。沈家门一片撕心裂肺哭声，整个镇子沉浸在悲痛之中。事过很久仍有家人在海边挑着遇难渔民的衣服招魂，喊着回来呀！回来呀！。灾难发生后，舟山基地通知所有在港机动船一律出海救人，但为时已晚。以前只知道中国农民生活不易，其实渔民生活更不易。当时正值大跃进期间，舟山也刮起了共产风。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蚂蚁岛人民公社就是在舟山地区诞生的。蚂蚁岛是一个只有2.6平方公里小岛，离沈家门不到1小时航程，几百户人家。他们自认为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实现了十包。指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连孩子将来上大学都由公社包办，自己不花一分钱。我去参观过，以我当时的眼光，那样的共产主义实在不令人向往。实际的生产、生活水平同别的渔村没太大区别，只不过是迎合当时的浮夸风，胆子大一些而已。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当地人迎来送往都程式化了。1958年11月刘少奇也到蚂蚁岛视察，还在我们普查队落过脚。不知他视察后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尽管我们这个单位不算什么正规部队，但半数是现役军人，归海军舟山基地管。部队吗，就得按部队传统与驻地老百姓搞军民团结。周末经常参加干农活，搞联欢。当地农（渔）也邀我们去看他们自排自演的戏。大概是越剧，古典的，成大本的，一齣戏从头到尾要演四、五个小时。当地人看的津津有味，可这些大城市出来的学子们欣赏不了，于是想溜号。为了维护军民团结，队长在后面堵着，上厕所要请假，并提醒不要打瞌睡。当地农（渔）村有些生活习惯我们适应不了，现在讲人们可能不相信：男女同厕。家里还好说，公共场合，比如公路两侧的公厕都是男女共用的。我们每天早上出操，沿着沈家门到定海的公路跑步。公路两边有不少简陋的公厕，是坐式的，而且都面向公路。男女可以同时入厕，熟人还可以聊天。估计现在不会有了。 1959年4月中科院调我到电子所参加在南海开展的中苏联合水声考察。该所七室是搞水声的，后独立为声学所。调我去是因为声散射与浮游生物有关。东海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实在不愿走，东海普查队也不同意我走。我向所里反映，结果受到党委书记高墨华的严厉批评，你是不是团员？是就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没办法，匆匆离开沈家门去了海南岛，我的女朋友由青岛调沈家门顶替我，她也是搞浮游生物的。1959年12月东海普查结束，她回青岛了，我在榆林一直呆到1960年8月苏联专家回国。汪德昭先生要留下我，并答应除配合水声工作外，可以搞我自己的研究。但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回海洋所。刚回到青岛，新任务又来了。这次叫我去越南河内参加中越北部湾联合考察。原来越南看到中国搞海洋普查他们也想搞，要求中国同志帮忙。同志加兄弟吗，这个忙要帮。任务是两年，中间不能回来。这时我同女朋友（也是我的终生伴侣）已经分开整整两年了，还要两年!太不近人情了！这回说什么也不去啦！我态度坚决，领导也没办法。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普查野外工作结束，取得浮游生物样品3万多号。每个样品都蕴藏这大量的生态学和生物海洋学信息。在普查队时只能粗略地分析。后续的工作花费了很长时间。一是工作量大人手少，二是正好赶上1960－1962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在饿肚子。经济情况稍微好转，紧接着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普查报告《中国近海浮游生物的研究》（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报告，第8册，）完成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渤、黄、东海渔捞海图》、《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图集》和《全国海洋综合调资料汇编》等。这些成果至今仍然是我国最宝贵的海洋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尽管当时调查手段相对落后，但从样品的质量、完整性和系统性，以及样品分析鉴定的精确性看，当今的调查都很难与之相比。近几年也有不少调查，但大多是分散的，最多是季度的调查。1958年的全国海洋普查是唯一的一次大面积的逐月调查。其可贵处还在于，五十年代海洋环境基本没有受到污染，渔业捕捞强度也不大，应该说还是代表了我国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说，要了解在全球变化中中国海发生了什么变化，普查资料可以作为参比。不仅有数据，而且这3万号的浮游生物样品至今完好无损的保存在海洋研究所的标本馆里。这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坦率讲，尽管研究报告和图集等已经发表，样品中包含的科学信息远没有都挖掘出来。但愿这批样品能完善地保存下去。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者。全国海洋普查的业绩虽不能与两弹一星相比，但其精神是一致的。它在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史上书写了重重的一笔。推荐浏览世事静方见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78138922; 个人分类: 未分类|8351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经历的林彪“一号命令”: rqyang 2008-10-18 20:33; 我经历的林彪一号命令图 /Google 文 / 青水洋今天是 10 月 18 日，这使我想起了 1969 年 10 月 18 日我经历过的震惊全国的林彪一号命令。那时是我在济南军区 9636 部队农场锻炼的第二年，我们学生连被拆分到战士连，我与大司分在 2 连 1 排，分别分在 2 、 3 班。 10月18日晚饭不久，一阵异常紧急的号声把全连战士都集合到了操场。连长红着脖子传达命令：苏修（苏联修正主义）马上要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全连马上到团部集合，准备战斗！指导员激动地补充说：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同志们怕不怕？不怕！战士们激昂地齐声回答，和电影里看到的一样。锻炼的大学生留下看守营房，照顾家属。几分钟后战士们打了背包，扛着枪重新结合。点名时，连长发现迫击炮班人数不齐，大喝道：人呢？班长报告：还有 3 个人在装炮弹，实在来不及。原来迫击炮平时是炮弹与引信分开的，只有在作战行动前才安装。这时副班长正带着 2 个战士忙得满头大汗。连长与指导员商量决定，部队马上出发，留下 2 战士装完后赶上，大学生协助。一声出发！，部队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一阵不很整齐的跑步声。我和大司站在弹库门口， 5-6 分钟后门打开，一位战士把一箱迫击炮弹箱端起放在我背上，对着大司说，你俩负责这一箱。我背上一沉，还好，好像只有五、六十斤。我抬起腿就跑，大司紧跟在后。没想跑了不到二十米，我背越压越弯，腿越走越软。大司一看不好，马上接过，继续跑，就这样我俩轮流背着弹箱跑到团部。我是累得嗓子冒火，两眼发花，差点儿跌倒。这边团政委动员还没有结束，那边炮团已经出发，卡车拉着大炮发出的轰隆隆声，使人好像闻到了火药味。我俩赶紧返回连队，营房一片狼藉，家属们连哭带喊。二排长的新媳妇正呜呜叫着，连长的 2 岁儿子正吓得大哭，一排长媳妇正扫着地，突然扔下扫把也大哭起来。我和大司从来没见过这场面，流着汗，喘着气，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突然副连长老婆冲出来大叫：你们哭个啥！俺们男人当兵不就是为了打仗？你们这些丧门星！她这一喊，马上一片肃静。有娃的带好娃，没娃的打扫院子。她一下变成了指挥员。在微弱的灯光下，秋风吹着她的短发，显得那么高大，一下子她变成了我心目中真正的红嫂。一静下来，我发现背上奇疼。大司给我一看，上衣背后已有一洞，背上起了一个大血包，大概是给炮弹箱磨的。来不及多洗漱我俩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战士们已回到了营房，一个个满脸轻松。二班长告诉我：昨天晚上野战部队和所有轻重武器全部都撤进了连云港的一个隐蔽山洞里。两个多小时解除了警报，大家就都回营房了。后来听说，这就是所谓的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林彪当时是九大党章上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中国第二号人物。珍宝岛中-苏开火以来，当时两国关系的确很紧张。深挖同，广积粮都是为了防止苏联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 1969年10月，根据中央精神，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批党政军要人都先后疏散到外地。当时在苏州的林彪为了试探自己的权利和毛主席的反应，10月18日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紧急命令。当晚，这个命令由留守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顷刻，全军立刻全面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总理知道后十分惊讶，这也更加引起毛主席的高度警觉，使之彻底动摇了林彪所审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种提法。林彪的一号命令也就成了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罪状之一。三十八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玩火自焚烟消，思考永远不断。借十七大东风，祝世界永久和平，人民百年安康！（2007年10月18日写于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原载新浪《青水洋》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 4c 3adf 1c 01000ivh.html; 个人分类: 岁月掠影|7765 次阅读|15 个评论

大学时期“精辟”语录（二）: 刘玉平 2008-10-15 00:39; 大学时期精辟语录（二）（一）娄帮隔壁寝室的志远 SG 很有个性，心直口快、思想单纯，但脾气忒倔，还不时做些傻事，捅出些娄子来，大一时便先后得了驴子和娄子的诨号。大二上的一个周六下午，是年纪开会的时间。志远 SG 帅哥逃会在宿舍睡觉，还让同室的弟兄敷衍感冒了上医院。不想他居然忘记锁门，被辅导员高老师逮个正着。此事自然成了大家饭后的笑料，我们寝室的老大占武 SG 发话道：干这种穿帮的事情，以后别叫他娄子了，叫娄帮。（二）保长新生入学时，同乡自然要热情欢迎，一般是由二年纪的来操办聚会。 90 级入学了，小刺猬被诸位同乡委以张罗之重任。数十位老乡在校外一家酒店宴罢返校，途中一位 90 级老乡问小刺猬：会长，，话音未尽，一向诙谐的仪器系 88 级青松 SG 脱口而出：不要叫会长，黑社会的啊？！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叫保长！此后，长地院贵州同乡会的负责人就被尊称为保长。（三）西瓜大三暑期生产实习，我分到京北密怀队。初抵密云，正值炎热难耐之时节。当日下午，正巧一辆过路的运瓜车，到我们寄居的四合堂道班加水，我们当即买下近千斤西瓜作为战备物质。从中挑出几个，师生十余人就开吃起来。第一轮下去，还觉得不过瘾。又选出几个，并以吃得最少的就到道班外几百米外那座一百多米的大桥跑上两个来回作为奖励，队上男同胞全部参与。第二轮下来，我和海龙 SG 坚持不住荣获冠军，便活动活动了腿脚。却有好几个兄弟非常生猛，干到了第四轮，弄得当天晚饭他们也没有胃口。接连好几天，那几个弟兄看见西瓜就感觉不爽。于是，西瓜便成为队上原来形容思维不灵活的口头语。（四）熊猫楼地质院校的女学生颇少，有些班级甚至是清一色的和尚，女学生在学院里自然就成了宝贝。原本是各系的男、女生混住一楼里，虽然恋爱中的同学方便，但还是不时闹出些新闻和笑话来。大三上，女生宿舍楼落成，虽然易于管理了，但也有一些不便之处，比如找女同学就还得先在一楼值班室通过电话呼叫，那待遇简直跟国宝一般，故此楼被男同胞美其名曰熊猫楼。;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570 次阅读|7 个评论

大学时期“精辟”语录（一）: 刘玉平 2008-10-10 11:23; 大学时期精辟语录（一）前几日，翻出大学毕业留言册，看着同窗们写下的永久记忆，不由想起那时的一些精辟话语，陆续辑录之，与各位共享，乐一乐也。（一） N 种大一上学期末，备考复习正酣。志远 SG 拿着一道高数题目来与小刺猬探讨，问有几种解题方法。小刺猬便用一微积分方式答曰：几种？ N 种！不久， N 之说便风行校园（二）分馏大一下学期，《结晶矿物学》是地质系与岩化系一起上的必修大课。课堂上，两系的同学各据教室一方，无论本方座位如何的拥挤或冷清。一次课间，雪飞 MM 问小刺猬如何看此事，乃用《物理化学》课上刚刚学到的一个词，答曰：分馏（三）山羊大二暑期到河北平泉山区教学实习。小刺猬荣幸成为一小组长，手下乃班上三位 MM （全班 27 人，就这三位 MM ！），让其他组长好一顿羡慕。小刺猬好人做到底，苦活累活一肩挑，三位 MM 乐得在山沟里乘凉。一日，全班一起完成一个区域的填图，汇合地点为区内的制高点。小刺猬一马当先，而且野外地质现象观察最为全面细致，带队老师褒奖一番。野外归来，大家热议为什么小刺猬身单力薄、爬山居然如此之快。一向寡言的桂荣 MM 惊人一语：你们知道什么，山羊的腿多细，爬山快着呢！;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822 次阅读|5 个评论

月的回忆: pingguo 2008-9-16 16:04; 真诚过就会有回忆美丽过就会有回忆圆月是弯月的回忆弯月是圆月的回忆经历了圆与缺望月过去现在地望故乡远方地望短暂永久地望失去梦想天空就失去了月悬着月的天成了空荡荡的天失去回忆女人就不再是女人精美面孔上的眼空空地徒有其表 2008-9-16; 个人分类: 诗歌|3601 次阅读|1 个评论

回忆是因为孤独的映山红: lifei 2008-8-31 09:50; 感谢不具名游客的批评。回忆是因为孤独，是我加的题目。读这首不成诗的诗，我却想到了映山红。生活中的映山红不可能是金黄的，梦中却也有了可能，所以那是梦。我们不能没有梦。映山红于我有特殊的回忆，小时候在山里长大，满山遍野地去找映山红。很少有人猜到孩提时代的我们找到以后会去大把大把地吃映山红。回忆是孤独的。回忆也因为孤独，因为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里偶见一株孤独的映山红，也因为疲倦的心灵偶然失去了对现在的激情和对未来的憧憬。记忆中有映山红的影子回忆里有映山红的味道如今却只在梦里城市的繁华喧闹偶见孤独的映山红点缀其中没有了开遍岭上的美丽某个深秋的窗外垂柳被秋风裁剪或期待那第一场雪定是别样的美丽风景也许在高楼间呆得太久白色的雪景金黄的深秋那滿山遍野的映山红记忆已如此模糊期待着，也知道她一定还在那里开遍岭上的映山红我在那里自由的奔跑（图：百度）;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932 次阅读|10 个评论

回忆是因为孤独: lifei 2008-8-30 14:42; 朋友让我欣赏一首诗，说是用软件写的。挺有意思，我修改了一下，共享。小时候不喜欢金黄却经常出现梦里当我问起却总是得到回答那只是梦于是，金黄留在回忆中留在了梦里还有那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深印在脑海又是秋天窗外的垂柳已被秋风裁剪倘若有雪该是多美的风景不，且留住那金黄让人如此怀念只有在梦里那金黄的映山红开遍岭上我在那里，自由的奔跑;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859 次阅读|5 个评论

记16年前对唐敖庆先生的一次采访: suqing1961 2008-7-26 16:58; 7月15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吉林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化学家唐敖庆院士逝世，享年93岁。这使我想起了16年前我和我的领导陆叔云对唐先生的一次采访。采访大约是在1992年9月，采访稿由我执笔，刊登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刊物《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2年第5期上。现将原稿转载如下，以表我对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的怀念和追思。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自己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唐敖庆教授本刊记者陆叔云苏青采访唐敖庆教授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心愿。这位卓越的教育家、科学家，无论作为博士生导师，还是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在我们刊物上与读者谈谈他对当前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这一热门话题的看法，自然都是众望所归。 7 月 2 日上午，唐先生满足了我们的心愿，于百忙中抽时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唐先生和蔼、热情的话语，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访谈很快切入正题。年逾七旬的唐教授思维敏捷、条理清晰，我们的话题从如何评价我国培养的研究生质量说开了。我国的硕士生质量肯定比美国高，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夸耀的理由当记者请唐先生把我国培养的研究生与发达国家培养的研究生相比较时，唐先生用肯定的语气说：研究生的水平可以通过课程和论文来衡量。毫无疑问，我国培养的硕士生质量肯定比美国的高。因为我们国家对硕士生既有课程的要求，同时还有论文的要求，硕士生学习期间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训练。而美国则不然，他们的硕士生通常只有课程的要求，没有论文的要求；即使做论文，论文的比重一般也很低。我们国家对硕士生论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是在建立学位制度时就确定了的。因为我们的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将以培养硕士生为主。建立论文与课程并重的硕士生培养方针，这是确保我们研究生培养质量，确立我国学位声誉的重要保障。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培养的硕士生质量是高的。但是，唐先生话锋一转：我国硕士生的质量比美国的高，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夸耀的理由。要知道，硕士学位在美国只是一种过渡学位，带有一点安慰性质，常常授予那些攻读博士学位的失败者。美国的学位制度已经有了一两百年的历史，它的重点是放在博士生教育上，我们衡量它的学位水平也应该看它培养的博士的水平，而不应该过多地拿我们的硕士学位与美国的硕士学位进行比较。我曾经设想过，我国的高等教育合理的结构应该是，每 10 个毕业大学生中应该有一个考上硕士研究生，每 10 个硕士毕业生中就应该有一个考上博士生。当然，这两个十分之一的目标得逐步实现。在学位制度建立初期，我们首先抓的是硕士生培养，到一定时期再狠抓博士生的培养。现在，博士生越来越多了，是到了认真抓博士生培养的时候了。唐敖庆教授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到博士生教育上来了，他认为：我们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中等水平，与他们的最大差距在课程上唐敖庆教授 1940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 1946 年他和王瑞銑、李政道、朱光亚等年轻学者，作为助手随同我国当时的知名学者曾昭伦教授、华罗庚教授、吴大猷教授赴美考察原子能，尔后经推荐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博期间，他以化学为主攻方向，选修了大量的数学课程，这为他今后攀登理论化学高峰打下了坚实而宽厚的基础。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深刻了解，加上指导研究生的切身经历，唐先生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最大缺陷是，课程设置缺乏像硕士生培养方案那样的硬性规定，博士生学的课程太少，知识面不宽，基础打得不牢。他说：我在哥仑比亚大学学习时，读硕士学位修了 80 多个学分，读博士学位还要修 30 多个学分，课程总门数近 20 门。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既有主课要求，还有副课要求。我是学化学的，除规定的 40 多个学分的化学课程外，至少还要选修 20 个学分的或物理或数学或生物课程，我当时选的是数学，修了 30 多个学分。扎实的理论基础为唐教授在科学领域翱翔安上了丰厚的羽翼， 1950 年回国后，年富力强的他从此如鱼得水，开始了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辉历程。他先后在量子化学、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就，留学期间选修的大量数学课程此时也成了他解决难题的有利工具。为此，目前担任着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两个学科博士生导师的唐先生感慨道：美国在博士生课程的设置上目前又有了加强。我的一个孩子 1986 年留美学习计算机，很快就要拿到博士学位了。据他介绍，他攻博期间学了 17 门课，这 17 门课中相当一部分国内是开不出来的，即使勉强开出，内容也比美国的老化多了。在这方面，应用学科的差距更为明显。记者告之唐先生，在博士生课程设置问题上，国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导师不主张给博士生开设过多的课程，他们认为很多知识博士生完全可以自学，而且博士生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学习能力。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唐先生坚持自己的看法。博士生课程设置的意见分歧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对待课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做法是不相同的，欧洲国家也不太重视博士生的课程设置，但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美国的这种做法是对的。今天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美国取得的经济和科技成就，都说明了它的这种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模式优于欧洲国家。三四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留学人员分别赴美国和欧洲学习，不同的学习经历也就决定了今天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我自己的体会是，课程，教师讲和自己自学效果还是不一样的，何况我们的博士生除了外语和政治课外，就没有几门课程了，这是很不利于博士生打基础的。知识面宽一点当然好，对研究生毕业后发展有利。现在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借鉴美国的做法，慢慢重视起课程来了。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要发展，但要有一个发育的过程，不能拔苗助长在谈到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时，唐敖庆教授认为：新兴学科，如微电子学、激光、生物工程等需要大力发展，这些学科代表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发展新兴学科，抓好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工作，这对我国高科技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新兴学科的高级专门人才，有的可以出国培养，有的可以通过引进国外的智力在国内培养，但更主要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培养。说到这，唐先生显出了一丝忧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持慎重的态度。现在有不少人主张，既然要大力发展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那就应该在这些学科多设博士点，多批博士生导师。这种意见我是不赞同的。相对而言，我们的新兴学科还是落后的，很多新兴学科的课程还开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积蓄力量，不要忙于大量设置博士点，增加博士生导师，放松了对博士生的质量要求，做拔苗助长的事情。其实，吉林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史，已经为唐教授的这番话作了最好的注释。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唐教授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到长春市支援东北的高等教育事业，与化学家蔡镏生教授、关实之教授、陶慰荪教授通力合作，创建吉林大学化学系。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 30 多年的艰苦努力，吉大化学系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最终跻身于国内先进行列，并在国际上确立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唐先生认为：新兴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先从硕士点搞起，努力培育它、促进它，用建立博士点的标准要求它。等到质量上去、学科发展成熟后，建立博士点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学位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做到立足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1978 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 198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从此走上正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作为学位制度建立的参与者，作为新旧社会两种教育制度的见证人，唐先生自豪地说：学位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育历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我们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应该立足国内，自力更生，走自已的路。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上的独立自主问题，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只能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辅助方式。事实上，自创立学位制度至今，我国已经培养了 20 余万硕士生、 8000 余名博士生，毕业研究生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高级专门人才。已逾古稀的唐教授记忆力惊人，他不加思索地说出了一串数字：目前，我国已有 2000 多个博士点、 5400 多位博士生导师、 16000 多位教授，这是很可观的一股培养力量。我们的基础学科实力雄厚，能大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高级专门人才，新兴学科高级专门人才也要逐步做到立足国内培养。唐先生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3 年，从那时到 1966 年，他先后指导过物质结构、高分子物理化学专业方面的 20 多个研究生。他还受教育部委托，和其他知名学者一道通过办进修班、学术讨论班等形式，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作为一代宗师，唐先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现在有的已经成为学部委员，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高水平的学术领导人。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唐教授焕发了青春，为培养研究生竭智尽力，共招收了 30 多名硕士生、 20 多位博士生，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就有 14 人之多。邓小平南巡讲话给唐先生以极大鼓舞，他激动地说：小平同志讲话后，形势一片大好，各省市为求自身的发展已经表示出大量需要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愿望，这给我们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作为研究生导师，深感任重而道远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唐教授 1986 年离开了担任多年的吉林大学校长职位，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目前由于年事已高退居二线担任基金会的名誉主任。当记者问及基金会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时，唐主任用数据和事实作了回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1986 年 2 月成立， 6 年多来，基金会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基金会每年资助约 10000 个项目，资助的人数有 80000 人，其中研究生就有 20000 人，占去了四分之一。基金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起作用。一是研究生导师通过申请基金获得经费，以弥补研究生培养费用的不足，改善研究生的培养条件，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目前，我们博士生、硕士生每年的培养经费分别为 1500 元和 1200 元，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做实验、加工材料、出差调研、参加学术会议、复印论文等，都要花费很多钱，现有的培养经费远远不够。基金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唐先生顿了一会，接着说：另一方面，基金会还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专门用于资助 35 岁以下获博士学位或已经具有中级职称的青年学术骨干。这项基金是 1987 年设立的，在所有项目的基金里，它的增长速度最快。唐老很快给我们拿出了这方面的数据：青年科学基金起步的当年，资助了 97 个项目，资助额 342.52 万元； 1988 年资助 170 项， 533.91 万元； 1989 年 290 项， 861.50 万元； 1990 年 410 项， 1200 万元； 1991 年 1472 项， 1548.76 万元； 1992 年的工作还未全面展开，预计资助总额将达 2200 万元，占全部基金总额的十分之一。唐教授强调：基金会就是要把培养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放在重要的位置，青年科学基金这几年大幅度的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人。应该切实改善研究生的待遇，给学位获得者以荣誉感采访快结束时，唐教授希望通过我们刊物呼吁改善研究生的待遇。老先生激动地说：目前许多年轻人不愿报考研究生，其中很大原因是研究生待遇太低。提高研究生的待遇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就学研究生的待遇，改善他们学习期间的生活条件；二是提高毕业研究生的待遇，让读研究生、获学位者与没有读研究生的待遇有明显的区别。应该给学位获得者以荣誉感，鼓励年轻人上进。可以试行学位津贴制，比如，获得博士学位者发给 50 元津贴，获硕士学位者发 30 元津贴。总之，耍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望着老先生满头的白发，聆听着老先生发自肺腑的话语，我们感动不已。唐教授功成名就，享誉中外，但仍念念不忘提携后人，竭力为改善青年学子的工作、生活条件鼓与呼。这不正是老一辈科学家的高尚品德、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嘛！告别唐敖庆教授，骑车行走在大街上，一轮骄阳正午当空。我们忽然觉得，祖国的研究生教育不也如同这高照的艳阳，正不断放射出蓬勃的异彩吗 ?;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6072 次阅读|2 个评论

往事如烟: 国强民锐 2008-7-20 18:07; 往事如烟微风吹过油然记起那美丽而甜蜜的回忆新世纪的嫩芽刚刚沐浴到第一缕阳光有一个男孩因为你的降临这一天成了一个美丽的日子从此世界便多了一抹诱人的色彩扎起的马尾白色的连衣裙大而黑的眼睛带着好奇的神情青春、阳光、欢笑... 为这属于你的日子舞出欢乐的节拍愿你今天的回忆温馨愿你今天的梦想甜美愿你的每一天都如画一样的美丽愿每天的太阳带给你光明的同时，也带给你快乐彧許你已不在乎我的存在,但我永遠記得這個日子哦，难得的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好的心情别忘了在你身上还系有多少人祝福和关爱。; 个人分类: 未分类|3621 次阅读|1 个评论

记忆中的端午节: wangdh 2008-6-8 16:15; 记忆中的端午节王德华平生头一回在端午节享受国家法定放假的待遇。我老家在山东，潍坊地区（以前是有专区这个级别的，现在青海还有，称州）。在老家，端午节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个吃粽子的节日。端午那一天，每家每户的大门上方、房门上边都插着散发着芳香味道的艾蒿。插艾蒿是为了驱散一些昆虫，也暗含着能驱邪避灾。记得端午节这一天，母亲会拿着新鲜的艾蒿，在房子里每个角落里拍打着，嘴里还唠叨着些什么。小时候，我喜欢跟在母亲后面，但听不懂她嘟囔些啥。小时候，我们那里好像不知道屈原，也不知道《天问》，至今我也没有读过《天问》。记得有人说过，《天问》中的每一问，都是很大的研究课题。我们常说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不是仪器设备，不是技术方法，而是主意和想法 (idea) 。爱因斯坦也说过，提出一个问题要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得多。从这个角度看，屈原还真的了不起，一口气，问了多少问？不知有多少问已经被科学家们解决了？实际上，小时候我们老家也吃不上什么好粽子，但都是母亲亲手包的，肯定不会有质量问题。我们家乡（村）没有棕叶，没有糯米。快到端午节的时候，父亲会到集上去买些棕叶和糯米回来，还有大枣和糖。那时候吃粽子的时候，特别希望一口能咬到中间的大枣和糖，甜呢。对于粽子边上的糯米块，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老家是以面食为主，那个时代也找不到大米，因此至今我也不怎么喜欢吃大米饭。除了插艾蒿、吃粽子外，记得老家还有一个习俗，在端午节的时候，母亲都会在小孩子的手腕和脚腕上套上花花绿绿的五彩线环，多是女孩子戴的多，虽然男孩也有，但也是很小的男孩子。据说这些五彩线可以驱邪防灾。这些花花绿绿的线环，一般是在端午后下第一场大雨的时候，小朋友们会聚集在村里的小河沟里戏水玩耍，这个时候就会将五彩线剪断，让它随着水流流走了，想必是象征着灾难和不吉利也随水流走了。还有的小男孩戴着花兜兜，记得好像兜兜里妈妈会放上点什么，可能也是驱邪的吧。我当时还很羡慕那些花花绿绿的彩线，心里纳闷母亲怎么不给我戴这些东西呢？有个说法是当时端午节是女儿节，因此女孩就受到特别关照了。后来长大了，在外地工作，到了端午节，要不是家里人或老人提醒，一般就记不起来了。记忆中的端午节也就是吃粽子了，当然后来粽子的种类也多起来了，馅的品种也多了。有段时间，我们的好邻居蒋太太每到端午节，都会给我们儿子几个她自己做的粽子。她记住了儿子说过“方阿姨做的粽子真好吃的”话。后来搬家了，不住在一起了，儿子还有好几年继续享受方阿姨包的可口的粽子。我也尝过，味道确实好。现在，只要你想吃，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到商业化粽子，还是各种各样馅的粽子。有次出差去南方，记得上海宾馆里的早餐也有小巧玲珑的粽子。但总是感觉没有亲手做得好，就像买的冻水饺没有自己包得饺子好吃一样。也许是心理因素吧。粽子，说到底还是一种食品。因此不同地方的粽子，就有了不同的地方文化色彩。今年国家将端午节作为法定的大众节日，除了传承祖国的传统，纪念爱国人士屈原外，也是希望发扬广大祖国的民族文化。多一些文化色彩，会让年轻人有兴趣，有印象，毕竟只是吃几个粽子就能牢记在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年首次享受法定的端午节假期，但恰逢儿子高考。吃的四川粽子，2元一个。 ( 王德华 2008.6.8); 个人分类: 人生漫笔|6777 次阅读|8 个评论

1976年的黑白照片: jlpemail 2008-2-28 23:52; 1976 年的黑白照片 1 石头 32 年时光的冲洗，那个年代的记忆越来越简洁、越来越清晰。记忆的坐标原点，是一粒石头。这枚石头见证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流失， 30 、 40 年代的战争、变革， 50 年代的疯狂与饥饿 60 年代年的那场华北水灾、地震以及 70 年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它都是亲历过的。不知道石头的大小，只知道：我出生的时候，它就在那里；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它依然在那里。我怀念或者忘记故乡的时候，它在那里；我匆忙地赶路、生活、创造的时候，它仍然在那里。我看望他的时候，他站在那里；我不看望它的时候，它依然站在那里。它的根基深深植入那片土地了。不像那些（包括我一般）怀着朦胧愿望就轻易告别一个地方的人一样，它不会轻易选择离开。因为，它不会走路。还因为，它不够突出，这正好成全了它，它幸免于恶人的惦记了。它裸露着，真实着，也幸运着。风霜雨雪风化了它的表面，剥蚀它的肌肤，可是无法改变它站立的位置和姿势。而那些叫做青石的伙伴，远远没有那样幸运。它们离开深山之后，注定还要经历多次颠簸，它们身不由己。本来它们是劳动者的收获，可是它们被贼人惦记上了，像搁置在地面上的圆木一样，它们被强盗惦记了。于是，在那个妖魔舞蹈的村庄，它们不可避免地成了牺牲品，从洁净的地方出发，停留在肮脏的地方了。同时，它们也成了见证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地方的铁证。就好似那些阿拉伯强盗收藏的洞穴宝藏一样，那些闪闪发光的珠宝、金银，不是强盗炫耀财富的资本，而是它们犯罪的证据。于是，一个石头和若干个石头在不同的地方，见证了一个时代、一个地方。 2 生产队长养的狗队长的狗是什么时候冲出来的，不知道。只知道它已经把几个小学生咬了。大狼狗，是被主人故意释放的。理由很充足，有人在狗的家门口故意跺脚。于是，狗就冲出来咬人了。那条狗的下落不明确。明确的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后来看见某些气势汹汹的动物，我经常联想的就是那条狼狗。狼狗的营养过剩，皮毛油亮，一定多占了其他动物的口粮。那个年代，叫花子是有的。青黄不接的家庭是有的。而这个有权力的人所豢养的狼狗，铁定是不必去挣工分，而且还要消耗工分的。此后的某个时段，村庄的狗几乎绝迹。是任务。也许其他狗是冤枉的，这条狼狗死得绝对不冤。 3 站在屋顶上骂街这个骂街的语言天才，可以和伊拉克战争中的萨哈夫媲美。可惜，他们无缘见面。不然他们用各自擅长的语言对骂，一定好听、好看、好玩得很。在村庄里，她是唯一敢破口大骂生产队长、大队长以及支部书记的人。她从来不用参加劳动，她衣食无忧。据说，她原先是吃商品粮的出身，工作丢了（？，或者是离异了？），只好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一个南方煤矿的职工。她是乡间易燃品，点火就着。有些乡间汉子或者婆娘故意用言语刺激她，就为了听一场好骂。最动听的一次好骂，就是某一天，当时的大队长的亲娘惹了她。她是占理的，因为早就看不惯那些欺负人的官属。她又冲上了屋顶，开始叫骂。她那穿透力超强的声音，极度嘹亮，分贝绝对超过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那时候的村庄，报纸、电视、广播普及率不高，是特权阶层的专利。在村头，经济实惠的娱乐方式之一就是，听一个人站在屋顶上骂街。而那个挨骂的人，正好是听众想骂却不敢公开骂的。她是非常注意演出效果的，比较注意自己的行头的清洁和更新频率。那个半职业叫骂者的身影，成了这个千人村庄的绝妙风景。 4 惹是生非的母鸡这只母鸡，不是省米的鸡；它吃米，不吃油，自然省油了。那个年代，一枚鸡蛋的价格多年为 6 分钱。购买力等同于一本白素本，就是那种内页任何条格都不印刷的学生用本。在那个年代，那个村庄，养鸡和猪还算是合法的副业。被当今市民青睐的所谓土鸡，应该是那个村庄最廉价、最具备创造力的两腿动物了吧。它们下的蛋，成了村民的活期小面额存折。但是，也有些母鸡惹是生非。工具就是它们下的蛋。它们的习惯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下蛋，可问题是那个固定的地方，不在主人家里，在邻居家里。邻居关系密切的，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热乎乎的鸡蛋，被隔着墙头递过来，捎带着一两句闲话。有时侯，那枚鸡蛋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他们会因为聊天过久而忘记了聊天的最初理由，忘记了那枚鸡蛋。甚至，其中一位失手弄碎了鸡蛋，他们的谈兴依然没有减退的迹象。而那些关系不怎么样的邻居，就不会因为鸡蛋聊天了。他们会因为那个本来属于自己的鸡蛋恼火或者本来不该属于自己的鸡蛋而得意。一个想，我家的鸡蛋怎么会便宜了那个不讲理的 WBD ；另一个则恶狠狠地想，就是不还给你这个不会说好话的 DMD 。他们的对话以不愉快开始、结束。于是，那只功勋卓著的母鸡的下场无非是，成为邻里政治的牺牲品，被出售或者屠杀。在乡间，这种母鸡可能还没有绝种。 5 白墙、漫画及其它那个时候，临街的墙，经常是粉刷为白色的。白色的墙是用来进行某种政治宣传的。而那些粉刷类的义务劳动，是勒令具有某种不吃香称号的人完成的。有一个阶段，我曾经对那些白墙上的简笔漫画特别感兴趣。要不是功课紧张、事务缠身的话，也许我会正式请教那位中年画家的。画家是一位下放劳动的技术员，后来重操旧业，关注小麦种植技术去了。画家的颜料色彩浓烈，并且非常牢固。多年以后，那些幸存的老房子上的漫画依然清晰可辩。画家的水平是业余的，这是数十年后我才意识到的。若干年前，我咨询过这个作者，问他是否科班出身，他表示否定。我起初以为他的仿宋、宋、等线体字相当标准。若干年后，我坐在书桌前往号码缩小了数十倍的空心等线体中填充墨水时发现，那种活计不好玩，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也许由于，最初看人填充时觉得太简单了，我的填充并不优秀。但经常出色颜色超出了空格。于是，我断定，这样的字体不适宜训练书法，兴趣逐渐淡了。 6 胡同味道胡同里居住着一位老练的乡间猎手，他的猎物多是黄鼠狼。他猎获黄鼠狼采用的工具是带机关的笼子。笼子搁置在黄鼠狼经常出没的墙脚。被破获、暂时未被处决的黄鼠狼以为自己的绝招管用，就不停地释放毒气。不足百米的胡同里，经常充斥的就是这种毒气的味道。猎手，是个另类剥削者，剥削的是黄鼠狼的皮毛。有次放学后，我去观看剥削者的剥削过程。他以庖丁解牛的熟练技术飞快地结束了剥削过程，扔掉了黄鼠狼的躯体，在完整的皮囊里填充了干茅草。猎手的经济状况比邻居不差，虽然有七八个孩子。 7 那年那月的父亲无法推断， 1976 年的父亲是否在苦撑艰难的局面。那种近乎乌烟瘴气的人文环境，那种人权像小路上的蚂蚁一样任凭行人践踏的地方。多个孩子的父亲，没有工资收入，可怜的工分总数换来的不一定是分红，经常是欠款，经济压力巨大。我从来没有听见父亲开怀大笑过，笑容也很少看到。父亲选择了什么样的生存对策？以当时的年龄，我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一个小学尚未毕业，只知道放学后在树林、河边、田间疯玩的学生，不会体谅到父亲的艰难。虽然不会提出学习以外的任何合理要求，虽然学习成绩一直令父亲满意，虽然从来不惹事，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对父亲的处境是不了解的，是不懂得体贴和帮助父亲的。父亲言语不多，可是从他的眼神里，从他的脸色上，从他言语的腔调中，我有时也觉出了父亲的些许幽怨。可是，即使当时我懂得，我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至多是，以调皮的言语和行动为父亲暂时宽心。可是，即使是那种幼稚的举动，我也没有做过。有时，我的举动已经惹父亲生气了，自己还浑然不觉。父亲声称要惩罚我，直到我在母亲的催促下离开现场。那年那月的父亲，与现在的我类似，也是 40 多岁。不过，他所经受的磨砺，比我多若干倍。比如，多次的战场生死考验，比如多年无家乡音训的挂牵，比如，在寒冷的季节进行某种施工；比如，在空腹的时候，步行数十里拉煤回家；比如，连续劳作不休息；比如。父亲的坚韧，强过儿子若干倍。那种坚韧，是否和开头笔者提及的石头类似？是否，也是因为扎根于同一片土地的缘故？我，不像父辈那样留恋土地了，或者太想发现新的天地了，于是不断地漂移？父亲的坚毅传统，随着岁月的流转几乎失传了；父亲的身影，随着时光的流失已经模糊了，父亲的声音，随着空间的隔离也逐渐消弱了。可是，父亲留给儿子的启迪仍然在、激励仍然在，期盼也仍然在。 32 年后，在某个偶然因素的刺激下，我情不自禁地回望昔日的村庄；回望那些记忆中亲切的声音、形象、场景以及味道，无非是想从那个远去的年代中，从那些曾经轻看、藐视的人以及事情中反思，反思他们 / 她们的为人处事。我不得不承认，我为早年间的天真、幼稚或可笑的想法羞愧了，被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误导了。而那些想法，都成了张贴于那个年代的黑白照片上的注记。 1976 年，岁月冲洗的黑白照片，是非优劣美仇与善恶，越来越分明; 个人分类: 散文广场|4058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所结识的四位研究生导师(1）: suqing1961 2007-7-5 11:16; 旧作:发表于 1992年12期《大学生》杂志在高明的画家眼里，山水草木、万种风情皆可入画。在我看来，那些受人敬仰的人们，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举动，同样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印在我们的心底，愉悦我们的身心，陶冶我们的情操。我由于工作性质的缘由，结识了不少研究生导师，他们绝大多数不仅是学术界的精英，同时又是做人的楷模。他们的学者风采、智者风范，无不洋溢着他们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真可谓：万种风情皆入画，各位导师一般情。诗评家吕进教授：我们做学问的人，应该追求这样一种境界，那就是：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我喜欢诗歌，偶尔也爱写写，结识吕进教授也是诗的缘份。 1990年上半年，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寄了几份稿件给我所在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我们选中了吕进教授的《论研究生学位课程的教学重心》一文，且这份稿件正好由我负责审阅。在《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上，我早就拜读过吕教授独树一帜的诗论，可以说，对吕教授我是久闻其大名，仰慕已久。于是，借与作者联系的便利条件，我给吕教授写了一封信，并附了几首自己写的短诗，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吕进教授是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世界诗人协会中国理事、世界华文诗人协会创会理事这位新时期出现的诗评家，在 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诗创作转向诗歌理论研究，并在80年代中期成为继传统派、崛起派以后形成的另一个诗歌理论流派上园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6月，他领导创建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并将其发展成为中国新诗研究的重要中心、培养新诗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与世界各国诗歌界联系的纽带。吕教授在这个岗位上，先后有9部著作问世，其中《新诗创作与鉴赏》等著作屡获全国、省市、部门的各级奖励。就是这么一位功成名就的诗歌评论界著名学者，他会给我这个普通的诗歌爱好者回信吗？吕教授没有让我失望。十几天后，他不但给我回了信，还用简练的语言评点了我的每首诗。这以后，我不断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寄给他，他也不厌其烦地给我回信，点拨我，鼓励我。 1992年5月，他从我那稚嫩的诗作中挑出三首，发表在了新诗所主办的《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上。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吕教授谆谆告诫我，要做发表作品少而精的大诗人，不要去做那只追求作品数量大的小诗人。尽管我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在写诗上也许永远成不了气候，但先生这句充满辩证思想的教诲，我会永远记在心中的。上半年，新诗所办公室的符主任来京出差，代表吕教授专门来看我。从符主任那里我知道，像我这样有幸得到吕教授精心指点的诗歌爱好者何止我一人。符主任说，每年吕教授都要收到一千多封诗歌爱好者的来信，有讨教的，有索要资料的，甚至还有在人生道路上受挫准备自杀的每封来信吕教授都仔细阅读，并尽量答复，实在忙不过来就请研究生代为作答。吕先生把这些信任他的诗歌爱好者戏称为编外弟子，他认为尽管自己增加了额外工作量，但从这些充满幻想的年轻人身上也吸收了新思想，启发了思路。符主任还给我介绍了吕教授忘我工作，以及指导研究生等方面的一桩桩事迹。 1982年春节，亿万人民都在热热闹闹过新年，吕教授却把自己关在书房，修改专著《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午，妻子进书房送饭，吕先生大惑不解：不是刚吃过吗？怎么又端来了？妻子又气又怜：呆子，那是早饭，现在该吃中饭了。 1988年5月，吕教授招收的一名研究生参加复试。只见吕先生端坐讲台却一言不发，整个答问过程吕教授都是写条递画给助手，让助手代为提问。研究生心中一凉：完了，导师连话都不屑和我说，看来考取无望。事后，这位研究生才了解到，原来那段时间先生正患增生性喉炎，嗓子无法发音，只好出此妙策带病主持考试。在厌学风盛行时，个别研究生不安心学习，吕教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时说道：尽管社会上普遍认为读书吃亏、不划算，但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人才，就应该有一种高的超凡脱俗的追求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也就是说，我们在从事业的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上付出的种种艰辛，必将取得一般人所没有同时也不可能理解的欢喜事，即成果。这是一种极高的精神享受。而要得到这种精神享受，必定会失去一些世俗的快活。吕教授辩证的得失观是那样的通达，研究生马上就理解并接受了。在新诗研究所成立六周年的日子里，吕教授的一位研究生在满怀深情的贺信中写道：我们在人生与艺术的道路上苦苦求索，时刻都能感受到导师那关注与渴望的目光在背后叮嘱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我和吕教授结识两年多了，前前后后收到过他七八封信，但我们至今还没见过面。我知道自己做他的学生是不合格的，但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我崇敬的导师。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一声：敬爱的老师，我想您！。轧钢机械专家连家创教授：我好比中国喂养大的一只母鸡，怎么能把蛋下到国外去呢？连家创教授是东北重型机械学院院长兼燕山大学校长。这位著名的轧钢机械专家， 30多年来一直从事轧钢机械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主编了《热带钢连轧机》、《轧机基本理论进展》等专著，主持和参加了十几项重大科研项目并屡次获奖，其中1000三机架冷连轧机液压弯棍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90年8月，我在秦皇岛市燕山大学参加机电部高校研究生教育学会招生工作会议，结识了连教授的几个博士生弟子。这些同龄人告诉我，连教授是他们非常敬重的导师，他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同时又像慈父一般关心学生、扶助学生。一次，一位博士生在计算冷轧轴向力时，把摩擦系数选定为 0.12，结果计算数据与实验结果非常吻合。学生很高兴，拿着论文向导师报喜。连教授仔细阅读了他的论文后，严肃地指出：冷轧时，摩擦系数一般在0.090.11之间，不可能有你取的那么大。尽管你的计算结果很理想，但这个数学模型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冷轧状况。搞科学一定要实事求是，可来不得半点想当然啊！这位学生感慨地对我说：有这样的导师督促，我们做学生的哪还敢有半点的懈怠啊！博士生杨景明还给我讲了这么一件感人的事。一天，他在图书馆查到了一篇俄文资料，可他不懂俄文，而这份资料对他的学位论文又很有帮助。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连教授，希望导师帮忙看看，给他讲讲文章的大意。没想到，几天后，连教授把整篇资料全部翻译过来送还了他。小杨说，当时他手捧着厚厚的翻译稿，望着导师那亲切的目光，泪珠儿直在眼眶里打转。连教授是台湾苗栗人，父母为新加坡有名的药商。两位老人年事已高，非常希望当长子的连教授定居新加坡，继承家产。连教授几次赴新加坡省亲，都推脱掉了父母为他精心安排的工作。 1990年2月，父亲病逝，母亲含泪恳求奔丧的儿子留下来重整家业，连教授耐心地说服了母亲，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又返回了祖国。我从研究生处领导那儿得知了连教授的这段故事。于是，我和连教授之间便有了如下这段采访谈话：连教授，现在不少科研人员都纷纷往国外跑，您有条件定居新加坡，享受富足、舒适的物质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从事科研工作，为什么还要回来呢？连教授悠悠答道：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受过党的多年教育，早已把物质享受抛到脑后了。在我们心中，祖国的事业高于一切。再说，我生长在中国，是祖国和人民培育了我，我就好比祖国喂养大的一只母鸡，正是到了下蛋的时候，我怎能把蛋下到国外呢？在这位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爱和情的长者面前，我还能问些什么呢？ (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4352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生朝露艺术千秋——忆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 suqing1961 2007-6-20 16:32; 拜访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大约是在2001年春节前的某一天。那天下午，是画家陈于化老师带着我去的，同行的还有中国图片社一位叫牛有库的朋友。钟敬文先生19O3年3月出生于广东海丰，早年留学日本，曾先后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钟老长期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创建了中国民俗学会，开拓了民间文艺学科学史的研究，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是享誉中国的著名学者。钟老住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2号小红楼，学校这样陈旧的小洋楼好像有好几栋，据说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专门为苏联专家兴建的别墅。由于另外几栋还住着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国宝级大师，因此，这些小楼被学校老师戏称为熊猫馆。走进钟老的熊猫馆，满眼所见全部是书：书架上，沙发上，过道里，桌子上到处都是书。待客的椅子，我们也是在把上面的书搬到地上后才坐上去的。钟教授尽管已是98高龄，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十分健谈。谈及钟老年高身健的话题时，钟先生给我们说了一件趣事：去年春节，教育部领导要来看我，部里让学校上报我的材料。当看到材料上我的年龄为97岁时，他们以为学校搞错了，误把79写成97，部长秘书连夜打来电话核实。真是好笑得很。钟老说完，自己也乐了：我真要是79岁就好了，还能干多少事啊！陈于化老师拜访钟老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受摄影家牛奔东先生委托，请钟敬文先生为他新出版的大型风景摄影画册《澄净的世界》题词。钟先生翻阅画册，感慨道：人老了，腿脚不行了，没法外出旅游。真遗憾。不过，能坐在家里欣赏画册中的美丽风景，也很好。他一页一页地翻看，誉美之词不绝：山河壮丽，大地秀美，牛先生让我足不出户也仿佛身临其境。当看到一些照片经后期处理艺术效果更佳，他又赞道：現在的摄影真是艺术和技术的巧妙結合啊！为给画册题词，钟先生把满桌的图书清理出一小空角，从桌上顺手取来一旧信封，认认真真先在信封上试笔，然后再在画册的扉页上题词：我向钟先生索要写有题词草稿的信封，钟先生欣然答应。题词完毕，钟老似乎意犹未尽：人生苦短！我尽管活到快100岁了，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又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啊！人们闲来无事俯瞰地上蚂蚁，常常笑叹蚂蚁终日无聊忙碌，为一些米粒之事争来斗去。其实，倘若真有上帝，我相信他也会像我们俯瞰蚂蚁一样，在天上笑叹我们人类干的那么多蠢事：各种战争不断，文革十年内耗，环境污染破坏，各种假货盛行，真是让人可悲可叹！对人生来说，什么名啊利啊，那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清晨露水，而艺术却是不朽的！大师言毕，我顿时肃然。;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4881 次阅读|0 个评论

画家陈于化：似仙亦是花: suqing1961 2007-6-18 17:24; 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陈于化老师的画。那时，他是我们学校制图教研室的老师，学校中门的宣传橱窗经常展示他和其他一些老师的书画作品。陈老师绘画的题材大都是水仙，他画的那些冰清玉洁的水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没有见过陈老师的面，但他的名字、他的画我却牢牢地记住了。陈老师画的水仙和陈老师第一次谋面是在1995年的上半年。那时，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已工作10年，并在校长办公室任主任职务，正负责协调学校筹办55周年校庆具体事务。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画家老师，我自然十分兴奋，两人很快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　　陈老师找我，是希望学校55周年校庆期间，能为他个人举办一个画展，以表达他对母校的一份情谊。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马上表示将积极促成。学校领导非常支持，专门指示校团委具体负责筹办。我们的交往由此开始。陈老师的那次画展非常成功，校庆当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许多校友纷纷与陈老师合影，并找他签名留念。校庆结束后，陈老师从展品中挑选出了一些他认为比较好且画幅比较大的作品交我处理。我记得，当时我选了四幅画，分别布置在主楼三层会议室、校史陈列馆，以及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办公室。不知现在这些画是否安在？这期间，陈老师基本上已不再画水仙了，他的作品大都是月季花和玫瑰（我至今也弄不清楚月季和玫瑰的区别），且花朵饱满、色彩艳丽、成簇怒放；他的画风也更为抽象、写意，抽象得在我看来颇有点赵无极的味道。陈老师非常谦虚，他前后送给我过两幅画，赠画上均称我为学友，并以愚化题款，号称我愿百无成，终身为花伴。我们有二十多岁的年龄差距，但交往彼此都非常愉快，成为忘年之交。陈老师是位性情之人，他的心中永远充满了激情，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和美的不懈追求。他和夫人杨百荔老师非常喜爱月季，还在学校工作时，他们心中就有一个梦想：把学校遍栽月季，让学校成为月季之园。1979年，陈老师担任了我国第一个民间花卉协会北京月季花协会的副理事长；1982年，他在学校组建了北方月季花公司，学校专门辟出了约50亩地供他种植月季花。我在筹建学校校史陈列馆时，从一大堆照片中翻出了许多陈老师和校领导陪同邓颖超、张爱萍、陈慕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北方月季花公司赏花的照片。我和陈老师相识时，他已定居深圳创办文化公司。每年他都要回北京好几趟，几乎每次都会打电话约我见面。陈老师北京的家在中央民族大学家属区内，当时和他住一起的还有费孝通、谢冰心两位大家。两位老人尤其是冰心老人非常喜欢月季，陈老师因而成为他们的常客，他家院子里种植的月季花也就成为最受两位老人喜爱的礼物。我那时住魏公村附近，离陈老师家很近，每次去他家，都要听陈老师摆龙门阵，讲他和这两位老人交往的奇闻趣事。陈老师尽管书卷气十足，但为人十分仗义。他到深圳办公司后，在北方月季花公司遗留了一大堆画框。听说学校用得着，他就把这些画框全部送给了学校。当得知学校对外交往时经常要互赠礼物，他就把自己公司一批精美的小框国画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校长办公室。我和他交往，他对我工作的支持很大。　　陈老师是四川人，性格豪爽，毫无城府，文革期间由此也曾被打成右派，颇受磨难。对于我曾问过他为什么现在很少画水仙时，一天晚上，陈老师打电话给我，口述了一首咏水仙的小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现在还记得这首题为《水仙花颂》的短诗：同栖一池水，各开各的花；无华亦无艳，芬芳千万家；全身做贡献，根茎叶和花；春去色芳尽，入土化泥巴；群芳皆不如，似仙亦是花。　　那天晚上，我忽然顿悟：陈老师大学进的是军工院校，年轻时满怀赤诚报国之情，然不幸蒙冤受屈，一片丹心谁人知晓？画冰清玉洁的水仙，不正是借水仙的高洁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嘛！如今喜逢改革开放盛世，改画含苞欲放或迎风怒放的月季，不同样在表达他对祖国从此欣欣向荣的祝福嘛！作为朋友，陈老师非常够意思。他知道我喜爱文学和艺术，只要有机会，就带我去拜见他所认识的那些文化名流，让我和他同享接受那些文化艺术大师耳提面命教诲的喜悦。1996年底，他带我和我的女儿到炎黄艺术馆拜见了著名国画大师黄胄先生。那时，黄老身体已经很不好，是腿上盖着被子坐在轮椅上和我们见面的。黄老当时似乎已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向我们表达了他走后炎黄艺术馆能否继续维持经营的深深忧虑。次年四月，黄老仙逝。2001年春节前，陈老师又带我拜见了钟敬文和启功两位大师，让我亲眼目睹了两位文化巨人的风采。（关于这次见面，我会在以后的博文中记述。）陈老师还曾约我去探望病床上的赵朴初先生，遗憾的是因我临时公务未能如愿。事后，陈老师赠送了几张他和赵老在病房的合影给我。相反，我却在后来表现得不太够意思。大约是2002年上半年的某一天，陈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画展，并给我寄来了许多请柬。他在电话中专门嘱咐我，让我帮他给学校的一些同事好友分发请柬，请他们参加画展捧场。那时我正任学校出版社社长，经常出差,一天到晚忙得脚朝天，我答应了陈老师，但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开展的那一天，我也因故未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他的画展，成为永远的遗憾。我想，自尊心极强的陈老师一定对我很失望。从此，陈老师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我因心中有愧，也不敢再主动和他打电话联系。　　我和陈于化老师忘年相交７年，但我们至今没有往来也快５年了。陈老师想必现在已近７０高龄，但愿他能原谅我这位当年处事不当的晚辈朋友。陈老师画的月季; 个人分类: 亲友情谊|81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学时代：谭峰: suqing1961 2007-6-16 21:24; （一）守环大哥的文章刚贴上去，谭峰在日本看到后，马上就跳出来威胁我，要我别真名实姓写同学的丑闻，免得惹上官司。我说，那是这小子心虚，怕我下一个开始揭他的短。我当然要揭他的短，按杨子荣打虎上山的说法，谭峰这小子正好撞上了我的枪口，岂有不先揭之理。大学期间，我和谭峰都睡上铺，而且都靠东边的墙壁，两床相向紧挨着摆在一起。起初两人头顶头睡，但都觉得私密空间太小，似乎对方脑子里在想什么都能互相侦听得到，于是改脚对脚。换了位置后，我的头正好冲着大门，没几天，因忍受不了弟兄们毫无顾忌的乒乒乓乓的开门、关门声，只好再次调过头来睡。这下可好，调过来后，我的头就只能贴着谭峰的两只大脚丫子了。所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我是被谭峰踩在脚下，闻着他的脚丫子味度过来的。好在谭峰的脚丫子味并不太重，这一方面在我们寝室谭峰还算得上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另一方面还得益于谭峰独特的先脚后脸洗浴法。谭峰先脚后脸洗浴法的故事，是我们寝室的传统保留段子，经寝室同学反复传播演绎后，发展成为我们班的经典段子。就为这个，谭峰没少和我们急过，而且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我们 5 人在不同场合叙述时的各种不实之词。这个故事发生在守环大哥三步干洗法的前后脚。一天晚上，谭峰也是打来了两大瓶开水，把一瓶开水倒进脸盘后，稍微加了点凉水，谭峰就开始把两只大脚丫子伸进了滚烫的水里。看来，不怕开水烫还真是北方人共同拥有的本事。谭峰的洗脚按当下时髦的说法就是足道，需要执行浸泡搓揉按捏再浸泡循环往复若干的过程，只不过他得自己代劳，没有漂亮的 mm 伺候。既然洗脚都能上升到道的境界，那自然很费时间。谭峰隔几分钟就往脸盘里加一些开水，隔几分钟就往脸盘里加一些开水，直到两只大脚丫子泡得像猪肝一样紫红，脸盆里的水也满得没法再添加了，才仔细擦干双脚，穿上鞋子。程序虽简单，耗时却近半个时辰。此时，脸盘里的水仍然冒着很重的热气，只不过水的黏度和悬浮物明显增加，透明度显著下降，热水的组成元素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下来，谭峰的举措开始让我们目瞪口呆，令我们大开眼界。谭峰接下来是洗脸，可他并没有把那盆洗脚水倒掉，重新换上一盆干净的热水洗脸，而是把整个头直接埋进了我刚才说过的那盆黏度和悬浮物明显增加、透明度显著下降、水的组成元素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洗脚水里。天哪！谭峰这小子竟然用洗脚水洗脸！我们 5 个人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老天爷也没有制止住谭峰进一步洗脸洗头的行动，我们的惊叫似乎也在谭峰的预料之中。他把埋在洗脚水里的脑袋和脸浸泡了若干分钟以后，猛地抬头，做芙蓉出水状，顺带还打了几个嘹亮的响鼻，然后擦干头和脸，一脸幸福的样子舒舒服服地爬到床上躺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们 5 个人可就不舒服了，有谁见过这种要脚不要脸的洗法？批斗会正式开始上演， 5 挺机枪群起而攻之。谭峰镇定自若,舌战群儒，理论依据信手拈来：你们懂啥！为什么非得先洗脸再洗脚？你们知道吗，脚比脸不知道干净多少倍。脚又穿袜子，又套鞋子，全副武装，包裹得严严实实，能不干净吗？脸呢，脸整天露在外面，风吹雨淋，沙打泥溅，还不脏吗？真是少见多怪！谭峰总结性地又扔了一句。底射， 5 挺机枪顿时哑火。（二）毕业25年来，谭峰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他的先脚后脸洗浴法进行辩护，说明他是一个很有个性、能坚持自己主张的人。他的这种个性和执着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比如我就属于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每次返校从家里带来一大堆好吃的东西，都会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全部抖落出来请大家的客，以博得那帮饥狼饿虎在一番争斗抢食之后几声廉价的梁山好汉，慷慨大方的赞誉，到了入睡前饥肠辘轳时，又后悔不该出手太大方没给自己留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鼠粮。谭峰则不然，这小子床头的书架上总是摆有经常变换花样的各种食物，除了普通饼干我还算认得以外，像方糖、速溶咖啡、朱古力、方便面之类的食品，长到这么大我还都是从谭峰那才第一次叫得出它们的名子来。谭峰并不小气，但也算不上大方。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为了面子把食物全部散给大家吃而让自己半夜挨饿受罪，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因为害怕别人讥笑自己小气而把食物偷偷地藏起来背着我们吃。我至今仍认为，谭峰并不是那种天赋很高的人，但绝对属于学习非常刻苦的好学生。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谭峰最后一个人从教室自习回到寝室，此时，我们 5人的卧谈会一般也都结束，大家闭上眼睛开始准备进入梦乡。谭峰这时像米老鼠谭峰知识面很广，米老鼠、唐老鸭、好莱坞、迪斯尼这些洋玩意儿，我也都是从他那才听说的一样溜了进来。他蹑手蹑脚洗漱完毕，狗熊一样爬上床躺下，轻轻地从书架上取出饼干，开始像偷油的老鼠一样十分小心地啃了起来。我知道身子笨重的谭峰之所以这么小心翼翼，完全是怕动静太大影响我们睡觉，所以，他啃饼干的声音很轻很细而且是断断续续的，就像间断函数每隔一段就有一个拐点或间断点。我们 5人并没有睡着，可怜巴巴地听谭峰咔哧一声，一块香脆的饼干入口，经口水润湿后慢慢无声地咽下去，又听咔哧啃第二口。这小子越是怕影响我们睡觉，我们就越睡不着觉，那诱人的饼干经谭峰的牙齿反复摩擦咀嚼后，破碎的饼干分子愈加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勾引出我们肠胃里无数饥饿的馋虫一一爬出。我们就像苏文茂单口相声中的房主听楼上的房客扔第二只靴子，等着谭峰咔哧后面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的下一声咔哧的啃饼干声。每天晚上，谭峰的饼干不啃完，我们就休想睡着觉。为了这个，我们也没少和谭峰急过。谭峰是个没有什么城府的人，我们即使和他急，也不会真的和他生气。大学毕业后，谭峰被分配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碾子山一家偏远的兵工厂。关于碾子山，上一届我一位老乡曾给过我这样的描述：那一年他们班到这个厂实习，我这位老乡的眼神不济，在招待所搭毛巾时，感觉晾毛巾的铁丝黑乎乎的粗得吓人；毛巾刚一搭上去，铁丝立马变细趴在上面的一圈苍蝇被惊得一轰而散。这位在哈尔滨大城市长大、我们寝室家庭条件最好、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独子满崽注定了要去艰苦的地方吃苦。谭峰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尽管环境艰苦，但他仍始终和我们保持联系，让我们时刻能感受到他那爽朗的笑声。谭峰又是一个乐观的人，他通过努力最终硬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96年11月，我随所在学校代表团访问日本，最后一站驻扎大阪。谭峰其时正好在神户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每天晚上，我结束了全部参观考察活动后，谭峰都会在饭后准时来到宾馆我住的房间里，陪着我一起神聊海侃大学时代的快乐时光，高谈阔论他在碾子山的种种传奇，神情凝重地讲述他在日本学习的艰辛，每次都是临近午夜12点才恋恋不舍地乘最后一班城际列车赶回神户。那时候谭峰很穷，没有钱招待我，但他用那颗善良、诚挚的心温暖了身处异国他乡的我，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同学之间那种刻骨铭心的浓浓情谊。有朋友如谭峰，幸矣！足矣！; 个人分类: 亲友情谊|5735 次阅读|4 个评论

无悔人生: suqing1961 2007-6-9 10:43; 丁敬教授，是我国爆炸理论及应用学科的倡导者和主要奠基人，对发展我国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促进我国在该领域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科研上主张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教学上倡导身教与言传并重；在爆炸理论基础研究中，首先提出了二维定常爆轰广义 C-J 条件，发展了二维爆轰理论及二维拉氏量测和分析技术；纠正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火药的发明归功于英国人罗吉培根（ Roger Bacon ）的错误观点，考证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和最早描述冲击波现象的国家。热爱祖国，组建并领导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丁敬，男， 1924 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父亲丁祖庚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曾在国民政府海军任要职。受家庭影响，丁敬自幼懂得了爱国、救国道理， 1941 年考取浙江大学，并加入了进步学生组织华社，以讨论会、出墙报等形式，宣传通过工业建设和科学教育来创造新的中国的改良主张，以此团结进步学生。 1944 年底，浙江大学内迁至贵州。此时，日军进犯湖南、广西，浙大师生对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的行径十分义愤，随推选竺可桢校长任名誉团长、学生自治会主席丁敬任副团长，组建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开展鼓舞国民党军队士气的劳军、慰军等抗日宣传活动。 1945 年大学毕业后，丁敬来到荒漠的甘肃玉门油矿炼油厂工作，立志走实业救国道路。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忙于当接受大员，无暇顾及国家建设。理想破灭后，丁敬随返回浙大任教，担任进步组织人民世纪创造建设社理事，负责宣传工作，并主编《时建通讯》刊物。在特务横行的国统区，他勇敢地组织进步师生学习《文汇报》、《华商报》等进步报刊，以及解放区颁布的《土地法》等材料，组织学生参加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1948 年，出于对挑起内战的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失望，丁敬随动出国学习技术等待时机报效祖国的念头。在美期间，他先在阿力斯查尔默斯公司植物油脂提取实验厂实习，随后到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和布诺克林工业学院选读研究生课程。此时，他对旧中国的落后和腐败有了更切身的体会，爱国热情更加高涨，频繁地与进步留学生接触，开展各类进步活动。 1949 年 1 月，美中科协在美国成立，鉴于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丁敬以及在国内已加入中国科协组织的老会员，随召集其他进步留学生聚会，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留学生应该为新生的国家做些什么工作等问题。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49 年 6 月 12 日，由葛庭燧、侯祥麟、华罗庚、丁敬等人发起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美国匹兹堡城诞生。大会通过了由丁敬起草的会议宣言，丁敬被推选为协会理事。　　留美科协诞生后，美国各地区的分会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协会会员迅速发展。 1949 年 8 月，全美已有地区分会 19 个，会员 410 人；到 1950 年 3 月，区会增至 32 个，会员达 718 人。丁敬负责创办了《美中科协通讯》，并参与《留美科协通讯》编辑工作，重点报导国内情况，转载解放区和香港进步报刊的文章，刊登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留美科协会员的情况和来信，以此团结、鼓舞在美的留学人员。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美留学人员欢欣鼓舞。此时丁敬已任协会常务理事，全面负责协会的工作，在 1950 年 6 月召开的留美科协年会上，由他主持会议，确立了以认识新中国，为回国参加建设作准备，一切为了回国去的协会工作重点，动员留学人员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会麦卡锡分子活动猖獗，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并对进步的中国留学人员进行迫害，丁敬也遭美特务跟踪、殴打。在这种情况下，鉴于留美科协会员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陆续回国，余下的会员中还有许多人也准备近期回国，经协会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 1950 年 9 月 19 日宣告解散。创建并领导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是丁敬一生中光辉的一页，是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最具体体现。留美科协的历史虽然不足两年，但却有近 800 名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该组织，并有 400 多名协会会员在解放初期陆续回国，为新生的红色政权输送了一大批科技精英。献身国防，促进我国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1950 年 7 月，年轻的学者丁敬冲破重重阻力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并被华北大学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聘为副教授，讲授《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课程。 1955 年，他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爆炸装药加工专业，担任该专业教研室主任。这期间，他编写了《爆炸作用原理》、《弹药装药工艺学》等教材，与人合译了《火工品》专著，和其他专家一道创建了弹药装药实验室、火工品实验室、烟火实验室，并在此基础上将原来单纯的装药专业发展成为包含常规弹丸全部设计内容的完整建制系。　　 1956 年，年仅 32 岁的丁敬参加了国务院规划委员会主持制定的第一个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工作，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两年后，他负责在学校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可进行破片杀伤、聚能破甲等课题研究的爆炸实验室。五十年代后期，他与人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代大爆破用毫差雷管和尖端武器用毫秒雷管。 1962 年，丁敬出任力学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领导了对多种导弹战斗部的反设计研究，促进了我国导弹战斗部技术的进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丁敬教授受到冲击并蒙受屈辱。恢复工作后，他不计较个人恩怨，把精力又全部投入到国防科研和教学事业上去。中苏边界发生冲突时，他率领一批技术骨干昼夜开展反坦克导弹武器和坦克防护技术研究，为取得珍宝岛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他调任国防工办规划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参与主持 1978 年全国力学规划的制订工作，负责起草了《国防工业系统力学规划纲要 ( 草案 ) 》。　　 1981 年，丁教授调回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任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工作。他认为，重点高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要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在学校工作的具体安排上，要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任职期间，他很抓教学质量，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领导研究生部、院的创建工作，并亲自指导培养研究生，为学校的各项工作走向正轨和不断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4 年退离行政领导岗位后，丁敬教授全力投身于国防科研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十多年来，他着重于爆轰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并在二维爆轰理论与实验技术、二维拉氏实验技术、固体火箭推进剂的冲击引爆及安全性研究，以及冲击波化学和材料动态响应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80 年代后期，作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负责建设力学工程系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出任爆炸灾害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任主任，为提高我国兵器科学技术水平，促进爆炸理论及应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潜心考证　批驳西方国家对火药发明归属问题的谬论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这一定论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在国外情况却不是这样。 1980 年，丁敬教授赴美国参加第七届国际烟火技术学术会议，注意到国外许多烟火专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专家，对火药是中国发明的这一事实感到非常惊讶，在他们看来火药应该是十三世纪英国人罗吉培根 (Roger Bacon) 发明的。会后，他查阅了美国大中小学教科书和一些西方国家的百科全书，发现没有一处肯定火药是中国最早发明的。　　这件事对丁敬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从事燃烧与爆炸物理理论研究的学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在国际会议的讲坛上纠正外国人的这一错误认识，批驳他们将火药发明归属于人罗吉培根的谬论。回国后，他立刻开始多方收集资料，考证中国古代火药的起源、火药在中国的早期军事应用、中国火药技术的发展，并对中国古代在火药理论研究方面做作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丁教授以大量确凿的文献资料和事实，进一步证明了火药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这一铁的事实。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火药的原始配方及其燃烧性能初见于公元八世纪左右中国炼丹家的著作；到了公元十世纪，火药在中国开始应用于军事；北宋初官修所著的《武经总要》，记载有火炮、蒺藜火球和毒药烟球的火药配方，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冠以火药名称并直接应用于三种实战武器的火药；火药是由中国经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的，毫无疑问，英国学者罗吉培根的火药知识来源于中国。　　他还指出，公元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由于战争的原因，火药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此时，研制的火药不单具有燃烧、发烟、散毒作用，而且还具有能产生强烈的爆炸威力和良好的发射能力的性能；在宋、元两代不断创造新火器的实践中，火药的性能也不断提高，炸弹用火药和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用的发射药等均已制造出来，并在明朝达到了成熟的程度。　　在研究中国古代火药理论时，丁敬还第一个考证出中国是最早对爆炸冲击波及其杀伤作用进行科学描述的国家。《宋史》在记载 1277 年元兵破静江时，有这样一段描写：娄乃令所部人拥一火炮燃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尽无遗矣。宋代周密揆在《癸辛杂记》里记录了一起火药生产爆炸事故后的惨景：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丁敬认为，文中炮风两字就是指爆炸时形成的空气冲击波；所谓惊死实际上是冲击波致人于死。他还考证出，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论气》这部著作中，已经对火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杀伤作用作了接近实际的分析；当时宋应星已认识到，火药爆炸后在空气中形成冲击波，可使人耳聋、内脏损伤或致人于死。　　丁敬教授有关火药研究的学术论文火药和冲击波在中国的发现， 1990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烟火技术学术会议上宣读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与会学者不仅接受了他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事实，而且对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军事家在火药理论研究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的贡献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这些研究成果已被丁敬写成中国古代火药辞条，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 军事卷 ) 。言传身教　精心培育国防科技高级专门人才　　在近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丁敬教授培养了一大批国防科技高级专门人才。早在文革前，他就培养指导了十几名研究生；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一大些青年学者又投到他的门下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他的精心培育和指导下，他的许多学生目前已经成为教学、科研或生产部门的骨干，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专家学者。　　在教书育人工作中，丁先生强调教师应身教与言传并重。他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生：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工作者是有国家的，首先应该报效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改革开放后，针对一些研究生不安心学习，一心想联系出国等思想动态，他耐心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帮助学生分析本学科的优势和具体情况，使学生懂得，如果放弃自己的专业到国外二三流的学校去做些不着边际的研究，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用很短的时间，在本学科某些领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完全可能的。他的许多研究生遵循导师的教悔，立足于国内走自己的路，最终都做出了高水平的学位论文，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在治学态度上，丁教授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特别强调论文的质量。他认为，质量是论文的生命，而论文的质量又体现在学术的先进性和理论的创造性上。他要求研究生瞄准本学科世界前沿选择课题，鼓励研究生大胆创新，做出高水平的论文来。他还注意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学生的论文完稿后，他都认真审阅，仔细修改。他常告诫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要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一个观点如果不是自己的，就一定要注明出处。 1988 年至 1991 年，他在美国讲学期间，时刻惦记着国内博士生的论文进展，坚持两周给博士生写一封信，函授指导博士生的工作，介绍国外本学科的发展动态，以及博士生所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他还自己花钱复印资料寄回国，供博士生写作论文参考。他的一个博士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先后接到了他在美国发来的四十多封指导信函。改革开放以来，丁敬教授不遗余力地推动所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应邀访问了美、法、俄、德、日、英、波兰等国家的著名学府和相应国家实验室；并被美国新墨西哥州炸药技术研究中心邀请做访问教授。他还多次邀请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的著名爆轰理论学者来华讲学，本人也多次担任国际爆轰会议及其他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并被聘为美国主办的国际烟火讨论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德联合主编的杂志《推进剂、炸药、烟火》的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他看来，活跃的国际学术交流，不仅是提高我国在本领域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培养高质量专门人才的重要措施。丁先生对待学生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尽管功成名就、学贯中西，但他在学生面前却没有丝毫的架子。无论是讨论问题，还是聊家常，他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学生生活有了困难，他会鼎力相助；学生遇有思想问题，他会耐心开导。逢年过节，他都要把研究生请到家里，做上一顿丰盛的饭菜，让学生改善一下生活，享受一份家庭的温暖，加深一番师生的感情。丁敬的思想品德、学术造诣、治学方法和为人之道，对他的学生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502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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