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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贴：胡适谈治学方法第三讲: chenhuansheng 2011-12-17 10:27; http://daniex.info/hushi-how-to-pursue-studies-3.html 第三讲：方法与材料（四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在台湾大学讲）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做培根（FrancisBacon）。他可以说是鼓吹方法论革命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譬喻；他将做学问的人运用材料比做三种动物。第一种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从外面找来，而是从肚里面吐出来的。他用他自己无穷无尽的丝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网。这种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学问的人。第二种人好比蚂蚁。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到了材料不会用，而堆积起来；好比蚂蚁遇到什么东西就背回洞里藏起来过冬，但是他不能够自己用这种材料做一番制造的工夫。这种做学问的人叫做蚂蚁式的学问家。第三种人可宝贵了，他们好比蜜蜂。蜜蜂飞出去到有花的地方，采取百花的精华；采了回来，自己加上一番制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说，这是做学问人的最好的模范－－蜜蜂式的学问家。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可以作为我今天讲“方法与材料”的说明。在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长傅斯年先生同我两个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他那时并没有看见我的文章，我也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事后大家看见了，都很感兴趣，因为都是同样的注重在方法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傅先生那篇文章题目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都是特别提倡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的。民国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欧洲，是为了去参加英国对庚子赔款问题的一个会议。不过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副作用（我自己认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伦敦、巴黎两处所藏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两位先生在中国甘肃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诸位想都听见过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来新材料发现的一个大的来源。在敦煌有一个地方叫千佛洞，是许多山洞。在这些山洞里面造成了许多庙，可以说是中古时期的庙。其中有一个庙里面有一个藏书楼－－书库，原来是藏佛经的书库，就是后来报上常提起的“敦煌石室”。在这个书库里面藏有许多卷子－－从前没有现在这样的书册，所有的书都是卷子。每一轴卷子都是把许多张纸用一种很妙的粘法连起来的。很妙的粘法！经过一千多年都不脱节，不腐蚀。这里面大概有一万多中国中古时代所写的卷子。有许多卷子曾由当时抄写的人写下了年月。照所记的年代来看，早晚相去约为六百年的长时期。我们可以说石室里面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纪初到十一世纪时的宝贝。这里面除了中国文字的经以外，还有一些少数的外国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带，从前叫沙洲，地方干燥，所以纸写的材料在书库里面经过了一千多年没有损坏。但是怎样能保存这么久没有被人偷去抢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变乱，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逃走之前，把石室书库外面的门封起来，并且在上面画了一层壁画，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道壁画里面是门，门里面有书库，书库里面有一万多卷的宝贝。变乱经过很长的时期。平静了以后，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书库这件事也忘了。这样便经过一个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年的长时期。到了清光绪庚子年，那时候中国的佛经已经衰败，敦煌千佛洞里面和尚没有了，住上了一个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庙宇，到处打扫打扫；扫到石室前面，看到壁画后面好像有一个门；他就把门敲开，发现里面是一大堆佛经后，就告诉人说那是可以治病的。头痛的病人向他求医，他就把佛经撕下来一些烧了灰，给病人吞下，说是可以治头痛。王老道因此到发了一笔小财。到了西历1907年，英国探险家史坦因在印度组织了一个中亚细亚探险队，路过甘肃，听到了古经治病的传说，他就跑到千佛洞与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只花了七十两银子，向王老道装了一大车的宝贝材料回到英国去。这一部分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内存着。史坦因不懂得中国文字，所以他没有挑选，只装了一大车走了。到了第二年－－西历1908年－－，法国汉学家，一个了不得的东方学家，伯希和，他听说这回事，就到了中国，跑到王老道那里，也和王老道嘀咕嘀咕，没有记载说他花了多少钱，不过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够看得懂佛经上的中外文字，于是就让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盘很精，他要挑选；王老道就让他挑。所以他搬去的东西虽然少一点，但是还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和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许多不认识的梵文的经典，后来就从这些东西里面发现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亚细亚的文字。这一部分东西，现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从甘肃路过北京时，把在敦煌所得的材料，向中国学者请教。中国的学者知道这件事，就报告政府。那时候的学部－－教育部的前身－－，并没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运往法国了。只是打电报给甘肃，叫他们把所有石室里剩余的经卷都运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长达几丈，有的又很短。到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经是宝贝了。于是在路上，以及起装当中，大家偷的偷，夹带的夹带。有的时候点过了多少件，就有人将长的剪开凑数。于是这些宝贝又短了不少。运到北京后，先藏在京师图书馆。后来改藏在北平图书馆。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间的。有的藏在中国学者手里，有的在中国的各处图书馆中，有的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这是第四部分。在一万多卷古经卷里面，只有一本是刻本的书，是一本《金刚经》，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运到英国去了。那上面注有年代，是唐懿宗年间（西历868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确定的刻本书。此外都是卷子，大概在伦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国与日本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那时候（民国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唐朝禅宗的时候，想写一部禅宗史。动手写不到一些时候，就感觉到这部书写不下去，就是因为材料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所能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纪以后的，都是经过宋人篡改过的。在十一世纪以前，十世纪末叶的宋高僧传里面，偶然有几句话提到那个时代唐朝禅宗开始的几个大师的历史，与后来的历史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材料所记载的禅宗历史传，有一个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会。据我那时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特别重要。禅宗的历史是怎么起来的呢？唐朝初年，在广东的韶州（现在的韶关），有一个不认字的和尚名叫慧能。这个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种新的佛教教义，但是因为这个和尚不大认识字，他也没有到外边去传教，就死在韶州，所以还是一个地方性的新的佛教运动。但是慧能有一个徒弟，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神会和尚。神会在他死后，就从广东出发北伐－－新佛教运动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云寺的大庭广众中，指责当时在长安京城里面受帝王崇拜的几个大师都是假的。他说：“他们代表一种假的宗派。只有我那个老师，在广东韶州的不认字的老师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秘传的。”慧能是一个獠－－南方的一个民族。他说：“从前印度的达摩到中国来，他开了一个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为法信。这件袈裟自第一祖达摩传给第二祖，第二祖传给第三祖，第三祖传给第四祖，第四祖传给第五祖，都以袈裟为证。到了第五祖，宗派展开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师，那个不认识字的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厨房里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觉得他懂得教义了，所以在半夜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传给他，同时把传法的袈裟给他作为记号。后来他偷偷出去到南方传布教义。所以我的老师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领袖第六祖。他已经死了，我知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现在的所谓‘两京法祖三帝国师’，（两京就是东京洛阳，西京长安；三帝就是武则天和中宗睿宗。）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们没有得到袈裟，没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神会这种讲演，很富有神秘性；听的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后来有他有势力的朋友把他弄到东京洛阳。他还是指当时皇帝所崇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为他说话时，年纪也大了，口才又好，去听的人比今天还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气了，又因为神会说的故事的确动人，也感觉到可怕，于是就说这个和尚妖言惑众，谋为不轨，奏准皇帝，把神会流放充军。从东京洛阳一直流放到湖北。三年当中，换了三处地方，过着被贬放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时候，安禄山造反，把两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这时候由皇帝的一个太子在陕西甘肃的边境灵武，组织一个临时政府，指挥军队，准备平定乱事。那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款解决财政问题。有那么多的军队，而两京又都失陷，到哪里去筹款呢？于是那时候的财政部长就想出一个方法，发钞票－－这个钞票，不是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钞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须取得的度牒。－－水浒传中，鲁智深杀了人，逃到赵员外家里；赵员外就为他买了度牒，让他做和尚。也就是这种度牒。－－但是这个度牒，一定要有人宣传，才可以倾销。必须举行一个会，由很能感动人的和尚去说法，感动了许多有钱的人，这种新公债才有销路。就在那时候，被放逐三年的神会和尚跑了回来；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们都已经跑走，投降了，靠拢了。神会和尚以八十岁的高龄回来，说：“我来为国报效，替政府推销新的度牒”。据我那时候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讲道的时候，有钱的人纷纷出钱，许多女人们甚至把耳环戒指都拿下来丢给他；没有钱的就原意做和尚、做尼姑。于是这个推销政府新证券的办法大为成功。对于郭子仪、李光弼收复两京的军事，神会和尚筹款的力量是一个大帮助。当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现在变成了拥护政府帮忙立功的大和尚。祸乱平定以后，皇帝把他请到宫里去，叫工部赶快给神会和尚建造禅寺。神会死时，已九十多岁；替政府宣传时，已将近九十岁了。神会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总司令，而且做了政府里面的公债推销委员会的主席。他成功身死以后，当时的皇帝就承认他为禅宗第七祖。当然他的老师那个南方不识字的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时候我得到的材料是如此。神会虽然有这一段奋斗的历史，但在过了一二百年以后，他这一派并没有多少人。别的冒牌的人又都起来，个个都说是慧能的嫡派。神会的真真嫡派，在历史上没有材料了。所以当我在民国到欧洲去的时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没有经过北宋人涂改过的真正的佛教史料。因为我过去搜集这些材料时，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许还在敦煌石室里面保存。为什么呢？方才讲过，敦煌的卷子，是从五世纪起到十一世纪的东西。这六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时期，且在北宋人涂改史料以前；而石室里的材料，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点九都是佛教材料。所以我要到伦敦、巴黎去，要找新的关于佛教的史料，要找神会和尚有没有留了什么东西在敦煌石室书库里面。这就是我方才说的副作用。到了英国，先看看大英博物院，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正在展览的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料。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我到法国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听说我在巴黎，也从德国柏林赶来。我们两个人同住一个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国馆子吃饭，夜间每每谈到一两点钟。现在回忆起当时一段生活，实在是很值得纪念的。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不到三天，就看见了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会的语录，他说的话和所作的事。卷子里面常提到“会”；虽然那还是没有人知道过，我一看就知道是神会，我走了一万多里路，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要找禅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过了几天，又发现较短的卷子，毫无疑义的又是与神会有关的。后来我回到英国，住了较长的时期，又发现一个与神会有关的卷子。此外还有与那时候的禅宗有关系的许多材料。我都照了像带回国来。四年之后，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题为“神会和尚遗集”。我又为神会和尚写了一万多字的传记。这就是中国禅宗北伐的领袖神会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我在巴黎发现这些材料的时候，傅先生很高兴。我所以举上面这个例子，目的是在说明材料的重要。以后我还要讲一点同类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我们用敦煌石室的史料来重新撰写了禅宗的历史，可以说是考据禅宗最重要的一段。这也是世界所公认的。现在有法国的哲学家把我发现后印出来的书全部译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与我编的校看一次。美国也有人专研究这一题目，并且也预备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因为这些材料至少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使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得一个新的认识。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从德国回到中国；回国不久，就往广东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又应蔡孑民先生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不久，在历史语言研究季刊第一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别注重材料的重要。这里面有几点是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们所常常引用的。他讲到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语言学的考据与古韵古音的考据，从顾亭林阎百诗这两个开山大师起，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在这三百多年当中，既然已经有人替我们开了一个新纪元，为什么现在还这样倒霉呢？傅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最精辟的解答：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间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者研究前人所创造的材料系统的就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或扩张他的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张他的材料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他作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便进步；凡不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退步。（在这里，工具也视为材料的一种。）所以傅先生在他这篇文章中的结论，认为中国历史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当年有光荣的历史，正是因为当时的顾亭林、阎百诗等大师能够开拓的用材料。后来所以哀歇倒霉，也正是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霉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章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条工作旨趣：一、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的遗训。要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的问题。因为解决问题而更发生新问题；因为新问题的解决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来解决问题，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地问题，要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等在三百多年前地开拓精神。二、始终就是扩张研究的材料，充分的扩张研究的材料。三、扩充研究用的工具。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国十七年－－北伐还没有完成，北伐军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还发表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他说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所以他计划要大规模的发掘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从安阳到易州这一带去发掘。第二步，从洛阳一带去发掘；最后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到中亚西亚去。在傅先生那一篇并不很长的‘工作旨趣’里面，在北伐革命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做这样一个扩大材料的梦想。而在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央研究院在全国学术机关内，可以说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我虽然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份子，却并不是在这里做广告。我们的确可以说，他那时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国，亦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所应当惊异的。我在民国十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方法与材料”，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内，后来又收在胡适文选里面。我不必详细的讲它了。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在那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比较表，拿西历1600年到1675年，七十五年间的这一段历史，与东方的那段七十多年间的历史相比较，指出中国和西方学者做学问的工作，因为所用材料的不同，成绩也有绝大的不同。那时正是傅先生所谓顾亭林、阎百诗时代；在中国那时候做学问也走上了一条新的路，走上了科学方法的路。方法也严密了；站在证据上求证明。象昨天所说的顾亭林要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作“逼”，找了一百六十个证据。阎百诗为书经这部中国重要的经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证明书经中所谓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差不多伪古文里面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来历。这种科学的求证据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西洋的科学方法，是同样的了不得的。但是在同一时期，－－在1600－1675年这一段时期，－－西洋做学问的人是怎么样呢？在十七世纪初年，荷兰有三个磨玻璃的工匠，他们玩弄磨好的镜子，把两片镜片叠起来，无意中发明了望远镜。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便利用这一原理，自出心裁的制造成一个当时欧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远镜。从这个望远镜中发现了天空中许多新的东西。同时在北方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刻伯勒）（Kepler）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运行轨道。他对于五大行星当中火星的轨道，老是计算不出来，但是搜集了很大材料。后来刻伯勒就假设说，火星轨道不是平常的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不但有一个中心而且有两个中心。这真是大胆的假设；后来证实这个假设是对的，成为著名的火星定律。当时刻伯勒在北方，伽利略在南方，开了一个新的天文学的纪元。伽利略死了二三十年后，荷兰有一位磨镜工匠叫做李文厚（Leeuwenhoek）。他用简单的显微镜来看毛细管中血液的运行和筋腱的纤维。他看见了血球、精虫、以及细菌（1675年），并且绘了下来。我们可以说，微菌学是萌芽于西历1675年的。伽利略并且在物理学上开了新的纪元，规定了力学的几个基本原理。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西历1642），一位绝大的天才科学家－－牛顿（Newton）－－在英国出世。他把刻伯勒与伽利略等人的发现，总结起来，做一个更大胆的假设，可以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二、三个假设中的一个，就是所谓万有引力的定律。整个宇宙所有这些大的星，小的星，以及围绕着太阳的各行星（包括地球），所以能够在空中，各循着一定的轨道运行，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万有引力的缘故。在这七十五年中，英国还有两位科学家我们必须提到的。一位是发明血液循环的哈维（Harvey），他的划时代的小书是1628年出版的。一位是了不起的化学家波耳（Boyle），他的在思想史上有名的著作“怀疑的化学家”是1661年出版的。西方学者的工作，由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新的宇宙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在这个时代，在学者顾亭林、阎百诗的领导下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材料是书本。顾亭林研究古韵，他的确是用新的方法，不过他所用的材料也还是书本。阎百诗研究古文尚书，也讲一点道理，有时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书本。这三百多年来研究语言学、文字学所用的材料都是书本。可是西方同他们同时代的人，象开普勒（刻伯勒）、伽利略、牛顿、哈维、波耳，他们研究学问所用的材料就不仅是书本；他们用作研究材料的是自然界的东西。从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们能够看清楚了；所看不见的卫星，他们能看见了；所看不出来的纤维组织，他们能看出来了。结果，他们奠定了三百年来新的科学的基础，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来在学问上，虽然有了了不起的学者顾亭林、阎百诗做引导，虽然可以说也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但是因为材料的不同，弄来弄去离不开书本，结果，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做我们三百年来治学的成绩。这个成绩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真不可以道理计。而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说明傅先生的话：凡是能够扩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扩充新的材料，只能研究旧的，间接的材料的就退步。我在那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张表，可以使我们从这七十五年很短的时间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制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规定了研究的成绩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后面也有一个和傅先生类似的意见，就是说：做纸上的考证学，也得要跳过纸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成绩。我那篇文章虽然没有他那一种远大的大规模的计划，但是也可以作为他那篇历史上很重要的宣言的小小注脚。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终没有他那样大规模的梦想：做学问的团体研究，集团研究（CorporateResearch）。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过这种梦想－－找许多人来分工合作，大规模的发现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则，新的原理；在西洋各国已经逐渐实现了。中国方面，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创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可以说是在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团体研究、以搜集新材料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土。在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国的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各方面，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远大的见识，搜罗了全国第一流的研究人才、专家学者，实地去调查、去发掘。例如，安阳的十五次发掘，以及其他八省五十五处的发掘，和全国各地语言语音的调查：这些工作，都是为扩充新的材料。除了地质调查所以外，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说是我们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学术研究团体。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文史的学问，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后才走上了完全现代化完全科学化的大路，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梦想的团体研究的一个大成绩。不论团体研究也好，个人研究也好，做研究要得到好的成绩，不外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随地地扩张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这是从事研究学问而具有成绩的人所通有的经验。我开始讲“治学方法”第一讲的时候，因为在一广场中，到的人数很多，没有黑板，没有粉笔，所以只能讲一些浅显的小说考证材料。有些人认为我举的例太不重要了。不过我今天还要和诸位说一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我可以引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只拿找材料做标准来批评，我二十几年来以科学的方法考证旧小说，也替中国文学史上扩充了无数的新证据。我的第一个考证是《水浒传》。大家都知道《水浒传》是七十一回，从张天师开始到卢俊义做梦为止。但是我研究中国小说，觉得可以分为两大类。象《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是第一类，是创造的小说。另一类是演变的小说；从小的故事慢慢经过很长时期演变扩大为整部小说：象《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等这一类故事都是。我研究《水浒传》，发现是从《宣和遗事》这一本很小的小说经过很长的时期演变而来的。在演变当中，《水浒传》不但有七十一回的，还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想是：到了金圣叹的时候，他以文学的眼光，认为这是太长勒；他是一个刽子手，又有文学的天才，就拿起刀来把后面的割掉了，还造出了一个说法，说他得到了一个古本，是七十一回的。他并且说《水浒传》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天下的文章没有比《水浒》更好的。这是文学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学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浒》批得很好，又做了一篇很好的序，因此，金圣叹的《水浒》，打到一切的《水浒》。我这个说法，那时候大家都不肯相信。后来我将我的见解，写成文章发表。发表以后，有日本方面做学问的朋友告诉我说：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后来我在无意间又找到了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台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为我的研究《水浒传》，总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会上注意到了，于是材料都出来了。这就是一种新材料的发现，也是二十多年来因我的提倡考证而发现新的材料。关于《红楼梦》，也有同样的情形。因为我提倡用新的观点考证《红楼梦》，结果我发现了两种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为这个一百二十回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说《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后面四十回是一个叫做高鹗的人加上去的。他也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从卖糖的担子中发现了古本。我因为对于这个解释不能满意，总想找新的材料证明是非，结果我发现了两部没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现在印行出来的八十回本。因为考证《红楼梦》的关系，许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现了。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曹雪芹一家的传记材料。最后又发现脂砚斋的详本《红楼梦》；虽然不完全，但的确是最早的本子－－就是现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后来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张抽屉里发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张秘密奏折。这个奏折说明当时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亲、叔父三代四个人继续不断在南京做江宁织造五十年，并且兼两淮盐运使。这是当时最肥的缺。为什么皇帝把这个全国最肥的缺给他呢？因为他是皇帝的间谍，是政治特务；他替皇帝侦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监视他们回家以后做些什么事，并且把告老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随时报告皇帝。一个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晋京朝圣，起程的头一天，江苏下雪或下雨：他把这个天气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传达给皇帝。等到那个总督或者巡抚到京朝见时，皇帝就问他“你起程的头一天江苏是下雪吗？”这个总督或者巡抚听到皇帝这个问话，当然知道皇帝对于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谨慎做事了。我所以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是说明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材料，我们的考证就没有成绩。我研究这部书，因为所用的方法比较谨严，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找到一个最早的脂砚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个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无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几代的传记材料。因为有这些新材料，所以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点成绩。但是亦因为研究，我们得以扩张材料：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此外如《儒林外史》，是中国的第一部小说。这本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吴敬梓做的。当我在研究时，还不知道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我为了考证他的人，要搜求关于他的材料。不到几个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吴敬梓诗文集全集，后面还附有他儿子的诗。这厚厚的一本书，在书店中别人都不要的，我花一块半钱就买到了。这当时是一个海内孤本（我恐怕他失传，所以重印了几千册）。就拿这种考证来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材料，就没有法子研究；而因为考证时能够搜求材料，又可以增加了许多新材料。我再用佛教史的研究说明扩张材料。我那年在英国大英博物院看敦煌卷子的时候，该院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刚刚照了许多卷子的影片带回去。后来矢吹庆辉做了一本书叫“三阶教”。这是隋唐之间佛教的一个新的研究；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敦煌的卷子，一部分是日本从唐朝得来的材料。我搜求神会和尚的材料，在巴黎发现敦煌所藏的两个卷子。我把它印出来以后，不到三年，日本有位石井实先生，买到了一个不很长的敦煌的卷子，也是与神会和尚有关的材料。这个卷子和我所发现的材料比较起来，他的前面一段比我发现的少，后面一段比我发现的多。这个卷子，他也印出来了。另外一位日本学者铃木，也有一卷关于神会的卷子；这和我所发见的是一个东西，但是抄写的不同，有多有少，可以互相补充。因为考证佛教史中禅宗这个小小的问题，增添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材料。日本的矢吹先生在伦敦博物院把敦煌所藏的卷子照了许多影片带回日本以后，日本学者在这些照片里面发现的一件宝贝，就是上面讲到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认识字的和尚，禅宗第六祖慧能的语录－－《坛经》。这是从来没有的孤本，世界上最宝贵的本子。这本《坛经》只有一万一千言；在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本子有两万两千言。这本《坛经》的出现，证明现在流行的《坛经》有百分之五十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和尚们你增一条，我添一章的加进去的，是假的。这也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总之，因为我考证中国佛教新的宗派在八世纪时变成中国正统的禅宗的历史，我就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最后我感谢台湾大学给我这个机会－－讲学。我很惭愧，因为没有充分准备。我最后一句话，还是我开头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求证当中，自己应当自觉的批评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满意，再找新证据。这样，才能有新的材料发现；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绩、有结果、有进步。所以我还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长傅先生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载1952年12月2、6、7日台湾《新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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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贴：胡适谈治学方法第二讲: chenhuansheng 2011-12-17 10:25; http://daniex.info/hushi-how-to-pursue-studies-2.html 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四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在台湾大学讲）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意证据。”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今天我们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就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这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的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了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Sir OliverLodge）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多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作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T.H.Huxley）。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室的态度，严格的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1860年，赫胥黎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莱（CharlesKinsley）。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你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应该想想人死了还有灵魂，灵魂是不朽的吧！你总希望你的儿子，不是这么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时候，应该考虑考虑考虑灵魂不朽的问题呵！”因为金司莱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的写了一封长信答复他。这信里有几句话，值得我引来作讲方法自觉的材料。他说：“灵魂不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学室里的时候，我要相信别的学说，总得要有证据。假设你金司莱先生能够给我充分的证据，同样力量的证据，那么，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说法。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认为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着这个神圣的举动而来的。”赫胥黎是解剖学大家。他又说：“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对于解剖学或者生理学上小小的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我对人生的归宿问题，灵魂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到这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把嘴里说出来，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在文史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样严格。我们以美国今年的大选同四年前的大选来做说明。1948年美国大选有许多民意测验研究所，单是波士顿一个地方就有七个民意测验研究所。他们用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的方法来测验民意。他们说：杜鲁门一定失败，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选举的时候，杜鲁门拿到总投票百分之五十点四，获得了胜利。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最精密的测验方法，竟告不灵；弄得民意测验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红耳赤，简直不敢见人，几乎把方法的基础都毁掉了。许多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统计学的朋友说，不要因为失败，就否认方法；这并不是方法错了，是用方法的人不小心，缺乏自觉的批评和自觉的检讨。今天美国大选，所有民意测验机构都不敢预言谁能得胜了；除了我们平时不挂“民意测验”“科学方法”招牌的人随便谈的时候还敢说“我相信艾森豪威尔（艾森豪）会得胜”外，连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论专家都不敢预言，都说今年大选很不容易推测。结果艾森豪威尔（艾森豪）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数。为什么他们的测验含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是向每一个区域，每一类有投票权的人征询意见把所得到的结果发表出来，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赞成共和党艾森豪威尔（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赞成民主党史蒂文生，还有百分之四没有意见，1948年的选举，百分之五十点四便可以胜利——其实百分之五十点一就够了，百分之五十点零零一也可以胜利。所以这百分之四没有表示意见的人，关系很大。在投票之前，他们不表示意见，当投票的时候，就得表示意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不说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响全局。没有计算到这里面得变化，就容易错误了。以社会科学最精密的统计方法，尚且有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学上面，除了考古学用实物做证据以及很严格的历史研究之外，普通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没有严格的自己批评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严格，用得太松懈了。有一个平常我最不喜欢举的例子，今天我要举出来简单的说一说。社会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得《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功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震（东原）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做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诉讼。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1777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到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做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别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做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刊物上。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可以宣告报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来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无罪了，但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中文的判决书，就感觉困难。我还得提出证据来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做贼。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英美法系的证据法的标准，同我们东方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是我不但要作考据，还得研究证据法。我请教了好几位法官：中国证据法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中国证据法的原则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由心证”。这样一来，我证明原告的证据不能成立还不够，还得要做侦探，到处搜集证据；搜了五年，才证明我的老乡的确没有看见全祖望赵一清的《水经注》。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当然不会偷了这些书，也就没有做贼了。我花了五年的功夫得着这个结论；我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就写出来了。这虽然不能当作专门学问看，至少也可以作为文史考证的方法。我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并不是替老乡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师，作侦探。我上次说过，我借着小说的考证，来解说治学的方法。同样的，我也是借《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指出考证的方法。如果没有自觉的批评、检讨、修正，那就很危险。根据五年研究《水经注》这个案子的经验，我认为做文史考据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五年的审判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考证学者会有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学者呢？我的答案是：这些做文史考据的人，没有自觉的方法。刚才说过，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不但要小心的求证，还得要批评证据。自然科学家就不会有这种毛病；因为他们在实验室的方法就是一种自觉的方法。所谓实验，就是用人工照出证据来证明一个学说、理论、思想、假设。比方天然界的水，不能自然的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化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把水分成氢气和氧气各为若干成分。天然界不存在的东西，看不见的形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人工使他们生产出来。以证明某种假设：这就是所谓实验，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没有法子创造证据。我们的证据全靠前人留下来的；留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找。不能说找不到便由自己创造出一个证据来。如果那样，就是伪证，是不合法的。我们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用实验的方法来创造证据，那么，怎么办呢？除了考古学家还可以从地下发觉证据以外，一般文史考证，只好在这本书里头去发现一条，在那本书里面去发现一条，来作为考证的证据。但是自己发现的证据，往往缺乏自己检讨自己的方法。怎么样才可以养成方法的自觉呢？今天我要提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我多年以来常常同朋友们谈过，有时候也见诸文字的。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已经应用了很久，并且已经演进到很严格的地步了，然后才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方面；所以他们所用的方法比较好些。我们的考证学已经发达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历史了。从宋朝朱子（殁于西历一千二百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有了所谓穷理、格物、致知的学问，却没有自然科学的方法。人家西方是从自然科学开始；我们却是从人文科学开始。我们从朱子考证尚书、诗经等以来，就已经开了考证学的风气；但是他们怎么样得到考据的方法呢？他们所用的考证、考据，这些名词，都是法律上的名词。中国的考据学的方法，都是过去读书人做了小官，在判决官司的时候得来得。在唐宋时代，一个中了进士的人，必须先放出去做县尉等小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知县审判案子，以训练判案的能力。于是，一般聪明的人，在做了亲民的小官之后，就随时诚诚恳恳地去审判人民的诉讼案件；久而久之，就从判案当中获得了一种考证、考据的经验。考证学就是这样出来的。我们讲到考证学，讲到方法的自觉，我提议我们应该参考现代国家法庭的证据法（LawofEvidence）。在西方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尤其是英美，他们的法庭中，都采用陪审制度，审案的时候，由十二个老百姓组成陪审团，听取两造律师的辩论。在陪审制度下，两造律师都要提出证人证物；彼此有权驳斥对方的证人证物。驳来驳去，许多证人证物都因此不能成立，或者减少了作证的力量。同时因为要顾到驳斥的关系，许多假的，不正确的和不相干的证据，都不能提出来了。陪审员听取两造的辩驳之后，开会判断谁有罪，谁无罪。然后法官根据陪审员的判断来定罪。譬如你说某人偷了表，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假如你说因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这个证明就不能成立。因为打老婆与偷表并没有关系。你要把这个证据提出来打官司，法官就不会让你提出来。就是提出来也没有力量。就算你修辞很好，讲的天花乱坠，也是没用的。因为不相干的证据不算是证据。陪审制度允许两造律师各驳斥对方的证据，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发达的证据法。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做考据，判决这个人做贼，那个人是汉奸，是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伪、有无；在我们的对面又没有律师来驳斥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象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养成我开始所讲的那个态度，就是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提议。最后，我要简单说一句话：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台大的钱校长和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可以替我证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法、演绎法，教你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并不是养成实验室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是天天在那里严格的自己检讨自己，创造证据来检讨自己，在某种环境之下，逼得你不能不养成某种好习惯。刚才我说的英国大科学家洛奇先生，在实验室是严格的，出了实验室就不严格了。大科学家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要注意，时时刻刻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科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一个人有好的天资、好的家庭、好的学校、好的先生，在极好的环境中，就可以养成了某种好的治学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养成了好的做人的习惯。比如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陈第先生，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音，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逼”。他从古书里面，举出二十个证据来证明。过了几十年，江苏昆山的一个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据家，顾亭林先生，也作同样的考证；他举出一六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逼”。那个时候，并没有归纳法、演绎法，但是他们从小就养成了某种做学问的好习惯。所以，我们要养成方法的自觉，最好是如临师保，如临父母，假设对方有律师在打击我，否认我提出的一切证据。这样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宋人笔记中记有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那个老前辈是个参政（副宰相），约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回答道：“做官要勤、谨、和、缓。”后人称为“做官四字诀”。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一点了，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现在我把这四个字分别说明，作为今天演讲的结论。第一，勤。勤就是不躲懒，不偷懒。我上次在台大讲演，提到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两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就是勤。顾亭林先生的证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个证据，也是勤。我花了几年的功夫来考证“醒世姻缘”的作者；又为“审判”水经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这都是不敢躲懒的意思。第二，谨。谨就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谨也可以说是恭敬的“敬”。孔子说“执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点一滴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就是“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两个字。刚才我引了赫胥黎的两句话：“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事真的’。”判断某人做贼，某人卖国，要以神圣的态度作出来；嘴里说这句话，心里觉得“相信是真的”。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谓“如见大宾，如承大祭”的态度的。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谨，神圣；就是谨慎。第三，和。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象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第四，缓。宋人笔记：“当那位参政提出‘缓’字的时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议说缓要不得；不能缓。”缓，是很要紧的。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搜集证据，反复实验，花了二十年的功夫，还以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发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累起来的，但是总是不肯正式发表。后来到了1858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华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要达尔文代为提出。达尔文不愿自己抢先发表而减低华立氏发现的功绩，遂把全盘事情交两位朋友处理。后来这两位朋友决定，把华立氏文章以及达尔文在1857年写给朋友的信和在1844年所作理论的撮要同时于1858年7月1日发表。达尔文这样谦让，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缓”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因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从开始想到以后，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我以为缓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我今天讲的都是平淡无奇的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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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贴：胡适谈治学方法第一讲: chenhuansheng 2011-12-17 10:24; 胡适谈治学方法转帖位置： http://daniex.info/hushi-how-to-pursue-studies-1.html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转自 http://www.ptext.cn/home4.php?id=3052 治学方法胡适第一讲：引言（四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台湾大学演讲）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感觉到很困难，因为当初我接受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到台大和师院作学生讲演，我想总是在小屋子里面，只有二三十人，顶多一百人，可以有问有答；在小规模的讲堂里面，还可以有黑板写写字，这样子才可以作一种学术讲演。今天来到这么一个广场里面作学术讲演，的确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许多话给先生们听了觉得太浅，同学们又觉得没有黑板写下来，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调的官话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当时我收到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我想了几天，我以为他们两位另外有一封详细的信告诉我：是两个学校分开还是合起来讲？是小讲堂还是大讲堂？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在广场讲演。等了两个星期，他们没有信来，我自动打电报给他们两位；我提出两个题目：在台大讲“治学办法”，在师院讲“杜威哲学”。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活了九十多岁，今年才过去。我们一般学生觉得，在自由中国应该有一个机会纪念他，所以杜威哲学这个题目，是当作一个纪念性。今天讲治学的方法，其实也是带纪念性的。我感觉到台大的故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能领导一个学校，最能够办事的人。他办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前先代理过北大校长一年；不是经过那一年，我简直没有办法。后来做台大校长，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础。他这个人，不但是国家的一个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记忆力之强更是少有的。普通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记忆力强，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锐，这种兼有记忆力和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能够做学问的人不见得能够办事，像我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学问上做一点工作，但是碰到办事就很不行。钱校长说我当北大校长，还可以作研究工作，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不会办事。我做校长，完全是无为而治；一切事都请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去办，我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自己关起门来做学问。傅先生能够做学问而又富有伟大的办事能力；像这种治学方法同办事能力合在一块，更是世界上少见的。因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时在做学问这一条路上，我们又是多年的同志。所以我今天在台大来讲治学方法，也可以说是纪念这个伟大而可惜过去得太早的朋友。我到台大来讲治学方法，的确是很胆怯；因为我在国内教育界服务几十年，我可以告诉台大的同学们：现在台大文史的部门，就是从前在大陆没有沦陷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集中的人才；在历史、语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带到这里来，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几年来陆续从大陆来的人才连在一块，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办大学空前的文史学风。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学院历史学系、语言学系、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陆沦陷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学都能够明瞭，都能够宝贵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学医、学农、学工、学法律、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听这许多文史方面领袖的人才是怎样讲学，怎样研究，怎样在学问方面做工作。我不是借这个机会替台大做义务广告，我实在觉得这样的机会是很可宝贵的，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同我一样了解台大现在在文史方面的领导地位。我看到讲台前有很多文史方面的老朋友们，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从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凡是有做学问做研究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个说法。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是现在如此；我们研究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看看中国二千五百年来凡是合于科学方法的种种思想家的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学问做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呢？就是因为做学问做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从一个动机到一个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方法。从发现困难那一天起，到解决困难为止，当中这一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有的时候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方法。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甚么呢？我曾经有很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总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了解。今天讲治学方法论，可以说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假设；什么叫做大胆的假设；怎么样证明或者否证假设。刚才我说过，治学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个困难。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当困难出来的时候，本于个人的知识、学问，就不知不觉地提出假设，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方诸位在台湾这几年看见杂志上有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就是所谓红学，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红楼梦》里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普通人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都是不发生问题的，但是有某些读者却感觉到《红楼梦》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写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的故事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书来讲贾家的故事，讲一个纨绔子弟贾宝玉同许多漂亮的丫头，漂亮的姊妹亲戚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你有一个假设，他也有一个假设。在二三十年前，我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有许多关于《红楼梦》引起的问题的假设的解决方案。有一种是说《红楼梦》含有种族思想，书中的人物都是影射当时满洲的官员，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时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男人；薛宝钗、王凤姐和那些丫头们都是暗指历史上的人物。还有一种假设说贾宝玉是指一个满洲宰相明珠的儿子叫做纳兰性德－－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学家－－那些丫头、姐妹亲戚们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里的一班文人清客；把书中漂亮的小姐们如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史湘云等人都改装过来化女为男。我认为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装变姓的说法。后来我也提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很平常的。《红楼梦》这本书，从头一回起，作者就说这是我的自传，是我亲自所看见的事体。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fu，三声），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书中说到，“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里接架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后来倾家荡产做了文乞，成了叫化子的时候，还是读书喝酒，跟书中的贾宝玉一样。这是一个假设；我举出来作一个例子。要解决“《红楼梦》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好的事情；但要先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凡是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明。我们看这些假设，有的说这本书是骂满洲人的；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人含有民族隐痛，写出来骂满洲人的。有的说是写当时的一个大户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儿子纳兰性德的事。有的说是写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设呢？我认为这部书不是谈民族的仇恨，也不是讲康熙时候的事。都不是的！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方才说的“大胆的假设”就是这种假设。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设只够得上小胆的假设罢了！凡是做学问，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应当这样。譬如在化学实验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给你一盒东西，对于这盒东西你先要做几个假设，假设某种颜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到火上烧烧看，试验管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问题。这与《红楼梦》的解释一样的有问题；做学问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一切知识，一切学问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你们在学校的这几年中有许多必修与选修的学科？都是给你们用；就是使你在某种问题发生的时候，脑背后就这边涌上一个假设，那边涌上一个假设。做学问，上课，一切求知识的事情，一切经验－－从小到现在的经验，所有学校功课与课外的学问，为的都是供给你种种假设的来源，使你在问题发生时有假设的材料。如果遇上一个问题，手足无措，那就是学问、知识、经验、不能应用，所以看到一个问题发生，就没有法子解决。这就是学问知识里面不能够供给你一些活的材料，以为你做解决问题的假设之用。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譬如《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就引起了这么多假设。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谓“小心的求证”。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选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定的解决方法，看那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譬如《红楼梦》是讲的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有这么多的假定的解释来了，在挑选的时候先要看那一个假定的解释比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假设是比较那个满意解决的。譬如我的关于《红楼梦》的假设，曹雪芹写的是曹家的传记，是曹雪芹所看见的事实。贾母就是曹母，贾母以下的丫头们也都是他所看见的真实人物。当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这一个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最要紧的是要求证。我能够证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要知道《红楼梦》讲什么，就要做《红楼梦》的考证。现在我可以跟诸位做一个坦白的自白。我做《红楼梦考证》那三十年中，曾经写了十几篇关于小说的考证，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三侠五义》等书的考证。而我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醒世姻缘》，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化了五年的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也许有人要问，胡适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疯呢？天下可做学问很多，而且是学农的，为什么不做一点物理化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学问呢？为什么花多少年的工夫来考证《红楼梦》、《醒世姻缘》呢？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一种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水经注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我拿《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书做学问的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骸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设是愈大胆愈好。但是提出一个假设，要想法子证实它。因此我们有了大胆的假设以后，还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比如我考证《红楼梦》的时候，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找到许多材料。我已经印出的本子，是已经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红楼梦》以外有没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著作？他的父亲、叔父们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记载？关于他一家四代五个人，尤其是关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地位？家里有多少钱，多么阔？是不是真正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这些有关的证据都想法找了来，加以详密的分析，结果才得到一个比较认为满意的假设，认定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传－－曹家的历史。我得到这一家四代五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帮助说明。当然，我的假设并不是说就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在这里证明“小心”求证这个工夫是很重要的。现在我再举一个例来说明，方才我说的是先是发生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要真正证明一个东西，才做研究。要假设一个比较最能满意的假设，来解决当初引起的问题。譬如方才说的《红楼梦》，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认为经过这一番的研究，经过这一番材料的搜集，经过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统的方法来表现出来，叙述出来，我认为我这个假设在许多假设中，比较最能满意的解答“《红楼梦》说的是什么？有什么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说，恐怕是诸位没有看过的，叫做《醒世姻缘》，差不多有一百万字，比《红楼梦》还长，可以说是中国旧小说中最长的。这部书讲一个怕老婆的故事。他讨了一个最可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各种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对于丈夫，甚至于一看见就生气，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里的红炭从她丈夫的官服圆领口倒了进去，几乎把他烧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几乎把他打死。把这样一个怕老婆的故事述叙了一百万字以上，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呢？说这是前世的姻缘。书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写前世的事。后半部是讲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这世的虐待者。婚姻问题是前世的姻缘，没有法子解脱的。想解脱也解脱不了。结果只能念经做好事。在现代摩登时代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很迷信的故事。但是这部书是了不得的。用一种山东淄川的土话描写当时的人物有一种诙谐的风趣的；描写荒年的情形更是历历如绘。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一部伟大的小说。我就提倡把这部书用新的标点符号标点出来，同书局商量翻印。写这本书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可以说是大胆的。（方才说的，我对于《红楼梦》的假设，可以说是小胆的假设。）我认为这部书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的。我这个假设有什么根据呢？为什么引起我作这种假设呢？这个假设从哪里来的呢？平常的经验、知识、学问，都是给我们假设用的。我的证据是在《聊斋志异》上一篇题名为“江城”的小说。这个故事的内容结构与《醒世姻缘》一样。不过《江城》是一个文言的短篇小说；《醒世姻缘》是白话的长篇的小说。《醒世姻缘》所描写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为他前世曾经杀过一个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转变为一个女人做他的太太，变得很凶狠可怕。《聊斋志异》里的短篇《江城》所描写，也是因为男主角杀过一个长生鼠，长生鼠也就转世变为女人来做他的太太，以报复前世的冤仇。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太一样了，又都同时出在淄川，所以我就假设西周生就是蒲松龄。我又用语言学的方法，把书里面许多方言找出来。运气很好，正巧那几年国内发现了蒲松龄的几部白话戏曲，尤其是长篇的戏曲，当中有一篇是将《江城》的故事编写成白话戏曲的。我将这部戏曲里的方言找出来，和《醒世姻缘》里面的方言详细比较，有许多特别的字集成为一个字典，最后就证明《醒世姻缘》和《江城》的白话戏曲的作者是同一个小区域里的人。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年；后来从历史的记载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考证完了以后，就有书店来商量印行，并排好了版。我因为想更确实一点，要书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五年才印出来。当时傅先生很高兴－－因为他是作者的同乡，都是山东人。我举一个例，就是说要大胆的假设，而单只假设还是不够的。后来我有一个在广西桂县的学生来了封信，告诉我说，这个话不但你说，从前已经有人说过了。乾隆时代的鲍廷博，他说留仙（蒲松龄）除了《聊斋志异》以外，还有一部《醒世姻缘》。因鲍廷博是刻书的，曾刻行《聊斋志异》。他说的话值得注意。我经过几年的间接证明，现在至少有个直接的方法帮助我证明了。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样人人都知道的材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长已经去逝，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的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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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谈治学方法-全文: 热度 1 ephedra 2011-12-16 15:27; 胡适谈治学方法转帖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稍作沉思，说 :“ 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 殷问 :“ 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 答曰 :“ 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 …… 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 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转载地址： http://www.book118.com/home4.php?id=3052 这是一篇对我震动非常大的文章，特意转载这里。治学方法胡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讲：引言（四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台湾大学演讲）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感觉到很困难，因为当初我接受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到台大和师院作学生讲演，我想总是在小屋子里面，只有二三十人，顶多一百人，可以有问有答；在小规模的讲堂里面，还可以有黑板写写字，这样子才可以作一种学术讲演。今天来到这么一个广场里面作学术讲演，的确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许多话给先生们听了觉得太浅，同学们又觉得没有黑板写下来，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调的官话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当时我收到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我想了几天，我以为他们两位另外有一封详细的信告诉我：是两个学校分开还是合起来讲？是小讲堂还是大讲堂？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在广场讲演。等了两个星期，他们没有信来，我自动打电报给他们两位；我提出两个题目：在台大讲 “ 治学办法 ” ，在师院讲 “ 杜威哲学 ”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活了九十多岁，今年才过去。我们一般学生觉得，在自由中国应该有一个机会纪念他，所以杜威哲学这个题目，是当作一个纪念性。今天讲治学的方法，其实也是带纪念性的。我感觉到台大的故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能领导一个学校，最能够办事的人。他办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前先代理过北大校长一年；不是经过那一年，我简直没有办法。后来做台大校长，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础。他这个人，不但是国家的一个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记忆力之强更是少有的。普通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记忆力强，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锐，这种兼有记忆力和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能够做学问的人不见得能够办事，像我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学问上做一点工作，但是碰到办事就很不行。钱校长说我当北大校长，还可以作研究工作，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不会办事。我做校长，完全是无为而治；一切事都请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去办，我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自己关起门来做学问。傅先生能够做学问而又富有伟大的办事能力；像这种治学方法同办事能力合在一块，更是世界上少见的。因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时在做学问这一条路上，我们又是多年的同志。所以我今天在台大来讲治学方法，也可以说是纪念这个伟大而可惜过去得太早的朋友。我到台大来讲治学方法，的确是很胆怯；因为我在国内教育界服务几十年，我可以告诉台大的同学们：现在台大文史的部门，就是从前在大陆没有沦陷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集中的人才；在历史、语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带到这里来，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几年来陆续从大陆来的人才连在一块，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办大学空前的文史学风。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学院历史学系、语言学系、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陆沦陷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学都能够明瞭，都能够宝贵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学医、学农、学工、学法律、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听这许多文史方面领袖的人才是怎样讲学，怎样研究，怎样在学问方面做工作。我不是借这个机会替台大做义务广告，我实在觉得这样的机会是很可宝贵的，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同我一样了解台大现在在文史方面的领导地位。我看到讲台前有很多文史方面的老朋友们，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从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凡是有做学问做研究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个说法。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是现在如此；我们研究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看看中国二千五百年来凡是合于科学方法的种种思想家的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学问做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呢？就是因为做学问做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从一个动机到一个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方法。从发现困难那一天起，到解决困难为止，当中这一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有的时候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方法。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甚么呢？我曾经有很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那两句话就是：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总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了解。今天讲治学方法论，可以说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假设；什么叫做大胆的假设；怎么样证明或者否证假设。刚才我说过，治学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个困难。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当困难出来的时候，本于个人的知识、学问，就不知不觉地提出假设，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方诸位在台湾这几年看见杂志上有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就是所谓红学，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红楼梦》里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普通人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都是不发生问题的，但是有某些读者却感觉到《红楼梦》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写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的故事有没有背景？有没有 “ 微言大义 ” 在里面？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书来讲贾家的故事，讲一个纨绔子弟贾宝玉同许多漂亮的丫头，漂亮的姊妹亲戚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你有一个假设，他也有一个假设。在二三十年前，我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有许多关于《红楼梦》引起的问题的假设的解决方案。有一种是说《红楼梦》含有种族思想，书中的人物都是影射当时满洲的官员，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时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男人；薛宝钗、王凤姐和那些丫头们都是暗指历史上的人物。还有一种假设说贾宝玉是指一个满洲宰相明珠的儿子叫做纳兰性德－－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学家－－那些丫头、姐妹亲戚们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里的一班文人清客；把书中漂亮的小姐们如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史湘云等人都改装过来化女为男。我认为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装变姓的说法。后来我也提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很平常的。《红楼梦》这本书，从头一回起，作者就说这是我的自传，是我亲自所看见的事体。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 fu ，三声），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书中说到， “ 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里接架四次。 ” 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后来倾家荡产做了文乞，成了叫化子的时候，还是读书喝酒，跟书中的贾宝玉一样。这是一个假设；我举出来作一个例子。要解决 “ 《红楼梦》有什么用意 ” 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好的事情；但要先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凡是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明。我们看这些假设，有的说这本书是骂满洲人的；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人含有民族隐痛，写出来骂满洲人的。有的说是写当时的一个大户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儿子纳兰性德的事。有的说是写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设呢？我认为这部书不是谈民族的仇恨，也不是讲康熙时候的事。都不是的！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方才说的 “ 大胆的假设 ” 就是这种假设。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设只够得上小胆的假设罢了！凡是做学问，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应当这样。譬如在化学实验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给你一盒东西，对于这盒东西你先要做几个假设，假设某种颜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到火上烧烧看，试验管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问题。这与《红楼梦》的解释一样的有问题；做学问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 “ 大胆的假设 ” 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一切知识，一切学问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你们在学校的这几年中有许多必修与选修的学科？都是给你们用；就是使你在某种问题发生的时候，脑背后就这边涌上一个假设，那边涌上一个假设。做学问，上课，一切求知识的事情，一切经验－－从小到现在的经验，所有学校功课与课外的学问，为的都是供给你种种假设的来源，使你在问题发生时有假设的材料。如果遇上一个问题，手足无措，那就是学问、知识、经验、不能应用，所以看到一个问题发生，就没有法子解决。这就是学问知识里面不能够供给你一些活的材料，以为你做解决问题的假设之用。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譬如《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就引起了这么多假设。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谓 “ 小心的求证 ” 。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选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定的解决方法，看那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譬如《红楼梦》是讲的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有这么多的假定的解释来了，在挑选的时候先要看那一个假定的解释比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假设是比较那个满意解决的。譬如我的关于《红楼梦》的假设，曹雪芹写的是曹家的传记，是曹雪芹所看见的事实。贾母就是曹母，贾母以下的丫头们也都是他所看见的真实人物。当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这一个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最要紧的是要求证。我能够证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要知道《红楼梦》讲什么，就要做《红楼梦》的考证。现在我可以跟诸位做一个坦白的自白。我做《红楼梦考证》那三十年中，曾经写了十几篇关于小说的考证，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三侠五义》等书的考证。而我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醒世姻缘》，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化了五年的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也许有人要问，胡适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疯呢？天下可做学问很多，而且是学农的，为什么不做一点物理化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学问呢？为什么花多少年的工夫来考证《红楼梦》、《醒世姻缘》呢？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一种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水经注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我拿《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书做学问的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的方法。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骸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设是愈大胆愈好。但是提出一个假设，要想法子证实它。因此我们有了大胆的假设以后，还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比如我考证《红楼梦》的时候，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找到许多材料。我已经印出的本子，是已经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红楼梦》以外有没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著作？他的父亲、叔父们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记载？关于他一家四代五个人，尤其是关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地位？家里有多少钱，多么阔？是不是真正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这些有关的证据都想法找了来，加以详密的分析，结果才得到一个比较认为满意的假设，认定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传－－曹家的历史。我得到这一家四代五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帮助说明。当然，我的假设并不是说就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在这里证明 “ 小心 ” 求证这个工夫是很重要的。现在我再举一个例来说明，方才我说的是先是发生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要真正证明一个东西，才做研究。要假设一个比较最能满意的假设，来解决当初引起的问题。譬如方才说的《红楼梦》，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认为经过这一番的研究，经过这一番材料的搜集，经过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统的方法来表现出来，叙述出来，我认为我这个假设在许多假设中，比较最能满意的解答 “ 《红楼梦》说的是什么？有什么意思？ ”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说，恐怕是诸位没有看过的，叫做《醒世姻缘》，差不多有一百万字，比《红楼梦》还长，可以说是中国旧小说中最长的。这部书讲一个怕老婆的故事。他讨了一个最可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各种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对于丈夫，甚至于一看见就生气，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里的红炭从她丈夫的官服圆领口倒了进去，几乎把他烧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几乎把他打死。把这样一个怕老婆的故事述叙了一百万字以上，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呢？说这是前世的姻缘。书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写前世的事。后半部是讲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这世的虐待者。婚姻问题是前世的姻缘，没有法子解脱的。想解脱也解脱不了。结果只能念经做好事。在现代摩登时代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很迷信的故事。但是这部书是了不得的。用一种山东淄川的土话描写当时的人物有一种诙谐的风趣的；描写荒年的情形更是历历如绘。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一部伟大的小说。我就提倡把这部书用新的标点符号标点出来，同书局商量翻印。写这本书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可以说是大胆的。（方才说的，我对于《红楼梦》的假设，可以说是小胆的假设。）我认为这部书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的。我这个假设有什么根据呢？为什么引起我作这种假设呢？这个假设从哪里来的呢？平常的经验、知识、学问，都是给我们假设用的。我的证据是在《聊斋志异》上一篇题名为 “ 江城 ” 的小说。这个故事的内容结构与《醒世姻缘》一样。不过《江城》是一个文言的短篇小说；《醒世姻缘》是白话的长篇的小说。《醒世姻缘》所描写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为他前世曾经杀过一个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转变为一个女人做他的太太，变得很凶狠可怕。《聊斋志异》里的短篇《江城》所描写，也是因为男主角杀过一个长生鼠，长生鼠也就转世变为女人来做他的太太，以报复前世的冤仇。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太一样了，又都同时出在淄川，所以我就假设西周生就是蒲松龄。我又用语言学的方法，把书里面许多方言找出来。运气很好，正巧那几年国内发现了蒲松龄的几部白话戏曲，尤其是长篇的戏曲，当中有一篇是将《江城》的故事编写成白话戏曲的。我将这部戏曲里的方言找出来，和《醒世姻缘》里面的方言详细比较，有许多特别的字集成为一个字典，最后就证明《醒世姻缘》和《江城》的白话戏曲的作者是同一个小区域里的人。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年；后来从历史的记载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考证完了以后，就有书店来商量印行，并排好了版。我因为想更确实一点，要书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五年才印出来。当时傅先生很高兴－－因为他是作者的同乡，都是山东人。我举一个例，就是说要大胆的假设，而单只假设还是不够的。后来我有一个在广西桂县的学生来了封信，告诉我说，这个话不但你说，从前已经有人说过了。乾隆时代的鲍廷博，他说留仙（蒲松龄）除了《聊斋志异》以外，还有一部《醒世姻缘》。因鲍廷博是刻书的，曾刻行《聊斋志异》。他说的话值得注意。我经过几年的间接证明，现在至少有个直接的方法帮助我证明了。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样人人都知道的材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 “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长已经去逝，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的确是我们治学的人应该注意的。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的求证；为了要小心的求证，就必须： “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今天讲的很浅近，尤其是在座有许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还请他们多多指教。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四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在台湾大学讲）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 “ 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意证据。 ” 所以我上次提出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 “ 大胆的假设 ” ，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 “ 小心的求证 ” ，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今天我们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就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这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的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了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的态度。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 Sir OliverLodge ）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多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作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 T.H.Huxley ）。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室的态度，严格的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 1860 年，赫胥黎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莱（ CharlesKinsley ）。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 “ 你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应该想想人死了还有灵魂，灵魂是不朽的吧！你总希望你的儿子，不是这么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时候，应该考虑考虑考虑灵魂不朽的问题呵！ ” 因为金司莱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的写了一封长信答复他。这信里有几句话，值得我引来作讲方法自觉的材料。他说： “ 灵魂不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学室里的时候，我要相信别的学说，总得要有证据。假设你金司莱先生能够给我充分的证据，同样力量的证据，那么，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说法。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 ‘ 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 ’ ；我认为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着这个神圣的举动而来的。 ” 赫胥黎是解剖学大家。他又说： “ 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对于解剖学或者生理学上小小的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我对人生的归宿问题，灵魂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 ” 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到这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把嘴里说出来，心里觉得 “ 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 ” 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在文史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样严格。我们以美国今年的大选同四年前的大选来做说明。 1948 年美国大选有许多民意测验研究所，单是波士顿一个地方就有七个民意测验研究所。他们用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的方法来测验民意。他们说：杜鲁门一定失败，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选举的时候，杜鲁门拿到总投票百分之五十点四，获得了胜利。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最精密的测验方法，竟告不灵；弄得民意测验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红耳赤，简直不敢见人，几乎把方法的基础都毁掉了。许多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统计学的朋友说，不要因为失败，就否认方法；这并不是方法错了，是用方法的人不小心，缺乏自觉的批评和自觉的检讨。今天美国大选，所有民意测验机构都不敢预言谁能得胜了；除了我们平时不挂 “ 民意测验 ”“ 科学方法 ” 招牌的人随便谈的时候还敢说 “ 我相信艾森豪威尔（艾森豪）会得胜 ” 外，连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论专家都不敢预言，都说今年大选很不容易推测。结果艾森豪威尔（艾森豪）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数。为什么他们的测验含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是向每一个区域，每一类有投票权的人征询意见把所得到的结果发表出来，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赞成共和党艾森豪威尔（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赞成民主党史蒂文生，还有百分之四没有意见， 1948 年的选举，百分之五十点四便可以胜利 —— 其实百分之五十点一就够了，百分之五十点零零一也可以胜利。所以这百分之四没有表示意见的人，关系很大。在投票之前，他们不表示意见，当投票的时候，就得表示意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不说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响全局。没有计算到这里面得变化，就容易错误了。以社会科学最精密的统计方法，尚且有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学上面，除了考古学用实物做证据以及很严格的历史研究之外，普通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没有严格的自己批评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严格，用得太松懈了。有一个平常我最不喜欢举的例子，今天我要举出来简单的说一说。社会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得《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功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震（东原）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做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诉讼。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 1777 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 —— 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 —— 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到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做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 “ 考据 ” ，也就认为戴震偷别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做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刊物上。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可以宣告报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来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无罪了，但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中文的判决书，就感觉困难。我还得提出证据来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做贼。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英美法系的证据法的标准，同我们东方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是我不但要作考据，还得研究证据法。我请教了好几位法官：中国证据法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中国证据法的原则只有四个字，就是 “ 自由心证 ” 。这样一来，我证明原告的证据不能成立还不够，还得要做侦探，到处搜集证据；搜了五年，才证明我的老乡的确没有看见全祖望赵一清的《水经注》。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当然不会偷了这些书，也就没有做贼了。我花了五年的功夫得着这个结论；我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就写出来了。这虽然不能当作专门学问看，至少也可以作为文史考证的方法。我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并不是替老乡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师，作侦探。我上次说过，我借着小说的考证，来解说治学的方法。同样的，我也是借《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指出考证的方法。如果没有自觉的批评、检讨、修正，那就很危险。根据五年研究《水经注》这个案子的经验，我认为做文史考据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五年的审判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考证学者会有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学者呢？我的答案是：这些做文史考据的人，没有自觉的方法。刚才说过，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不但要小心的求证，还得要批评证据。自然科学家就不会有这种毛病；因为他们在实验室的方法就是一种自觉的方法。所谓实验，就是用人工照出证据来证明一个学说、理论、思想、假设。比方天然界的水，不能自然的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化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把水分成氢气和氧气各为若干成分。天然界不存在的东西，看不见的形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人工使他们生产出来。以证明某种假设：这就是所谓实验，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没有法子创造证据。我们的证据全靠前人留下来的；留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找。不能说找不到便由自己创造出一个证据来。如果那样，就是伪证，是不合法的。我们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用实验的方法来创造证据，那么，怎么办呢？除了考古学家还可以从地下发觉证据以外，一般文史考证，只好在这本书里头去发现一条，在那本书里面去发现一条，来作为考证的证据。但是自己发现的证据，往往缺乏自己检讨自己的方法。怎么样才可以养成方法的自觉呢？今天我要提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我多年以来常常同朋友们谈过，有时候也见诸文字的。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已经应用了很久，并且已经演进到很严格的地步了，然后才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方面；所以他们所用的方法比较好些。我们的考证学已经发达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历史了。从宋朝朱子（殁于西历一千二百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有了所谓穷理、格物、致知的学问，却没有自然科学的方法。人家西方是从自然科学开始；我们却是从人文科学开始。我们从朱子考证尚书、诗经等以来，就已经开了考证学的风气；但是他们怎么样得到考据的方法呢？他们所用的考证、考据，这些名词，都是法律上的名词。中国的考据学的方法，都是过去读书人做了小官，在判决官司的时候得来得。在唐宋时代，一个中了进士的人，必须先放出去做县尉等小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知县审判案子，以训练判案的能力。于是，一般聪明的人，在做了亲民的小官之后，就随时诚诚恳恳地去审判人民的诉讼案件；久而久之，就从判案当中获得了一种考证、考据的经验。考证学就是这样出来的。我们讲到考证学，讲到方法的自觉，我提议我们应该参考现代国家法庭的证据法（ LawofEvidence ）。在西方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尤其是英美，他们的法庭中，都采用陪审制度，审案的时候，由十二个老百姓组成陪审团，听取两造律师的辩论。在陪审制度下，两造律师都要提出证人证物；彼此有权驳斥对方的证人证物。驳来驳去，许多证人证物都因此不能成立，或者减少了作证的力量。同时因为要顾到驳斥的关系，许多假的，不正确的和不相干的证据，都不能提出来了。陪审员听取两造的辩驳之后，开会判断谁有罪，谁无罪。然后法官根据陪审员的判断来定罪。譬如你说某人偷了表，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假如你说因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这个证明就不能成立。因为打老婆与偷表并没有关系。你要把这个证据提出来打官司，法官就不会让你提出来。就是提出来也没有力量。就算你修辞很好，讲的天花乱坠，也是没用的。因为不相干的证据不算是证据。陪审制度允许两造律师各驳斥对方的证据，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发达的证据法。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做考据，判决这个人做贼，那个人是汉奸，是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伪、有无；在我们的对面又没有律师来驳斥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象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养成我开始所讲的那个态度，就是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提议。最后，我要简单说一句话：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台大的钱校长和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可以替我证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法、演绎法，教你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并不是养成实验室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是天天在那里严格的自己检讨自己，创造证据来检讨自己，在某种环境之下，逼得你不能不养成某种好习惯。刚才我说的英国大科学家洛奇先生，在实验室是严格的，出了实验室就不严格了。大科学家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要注意，时时刻刻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科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一个人有好的天资、好的家庭、好的学校、好的先生，在极好的环境中，就可以养成了某种好的治学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养成了好的做人的习惯。比如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陈第先生，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音，证明衣服的 “ 服 ” 字古音读 “ 逼 ” 。他从古书里面，举出二十个证据来证明。过了几十年，江苏昆山的一个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据家，顾亭林先生，也作同样的考证；他举出一六二个证据来证明 “ 服 ” 字古音 “ 逼 ” 。那个时候，并没有归纳法、演绎法，但是他们从小就养成了某种做学问的好习惯。所以，我们要养成方法的自觉，最好是如临师保，如临父母，假设对方有律师在打击我，否认我提出的一切证据。这样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宋人笔记中记有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 “ 做官有什么秘诀？ ” 那个老前辈是个参政（副宰相），约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回答道： “ 做官要勤、谨、和、缓。 ” 后人称为 “ 做官四字诀 ” 。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一点了，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于读了 “ 逻辑学 ” 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 “ 勤、谨、和、缓 ” 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现在我把这四个字分别说明，作为今天演讲的结论。第一，勤。勤就是不躲懒，不偷懒。我上次在台大讲演，提到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两句口号： “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那就是勤。顾亭林先生的证明 “ 服 ” 字古音是 “ 逼 ” ，找出一六二个证据，也是勤。我花了几年的功夫来考证 “ 醒世姻缘 ” 的作者；又为 “ 审判 ” 水经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这都是不敢躲懒的意思。第二，谨。谨就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谨也可以说是恭敬的 “ 敬 ” 。孔子说 “ 执事敬 ” ，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说 “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 都是敬事的意思。一点一滴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就是 “ 小心的求证 ” 中的 “ 小心 ” 两个字。刚才我引了赫胥黎的两句话： “ 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嘴里说出，心里觉得 ‘ 我相信某件事物事真的 ’ 。 ” 判断某人做贼，某人卖国，要以神圣的态度作出来；嘴里说这句话，心里觉得 “ 相信是真的 ” 。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谓 “ 如见大宾，如承大祭 ” 的态度的。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谨，神圣；就是谨慎。第三，和。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说： “ 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象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 ” 这就是和。第四，缓。宋人笔记： “ 当那位参政提出 ‘ 缓 ’ 字的时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议说缓要不得；不能缓。 ” 缓，是很要紧的。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 “ 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 ” 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搜集证据，反复实验，花了二十年的功夫，还以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发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累起来的，但是总是不肯正式发表。后来到了 1858 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华立氏（ Wallace ）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要达尔文代为提出。达尔文不愿自己抢先发表而减低华立氏发现的功绩，遂把全盘事情交两位朋友处理。后来这两位朋友决定，把华立氏文章以及达尔文在 1857 年写给朋友的信和在 1844 年所作理论的撮要同时于 1858 年 7 月 1 日发表。达尔文这样谦让，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 “ 缓 ” 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因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从开始想到以后，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我以为缓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我今天讲的都是平淡无奇的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 “ 勤、谨、和、缓 ” 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第三讲：方法与材料（四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在台湾大学讲）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做培根（ FrancisBacon ）。他可以说是鼓吹方法论革命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譬喻；他将做学问的人运用材料比做三种动物。第一种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从外面找来，而是从肚里面吐出来的。他用他自己无穷无尽的丝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网。这种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学问的人。第二种人好比蚂蚁。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到了材料不会用，而堆积起来；好比蚂蚁遇到什么东西就背回洞里藏起来过冬，但是他不能够自己用这种材料做一番制造的工夫。这种做学问的人叫做蚂蚁式的学问家。第三种人可宝贵了，他们好比蜜蜂。蜜蜂飞出去到有花的地方，采取百花的精华；采了回来，自己加上一番制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说，这是做学问人的最好的模范－－蜜蜂式的学问家。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可以作为我今天讲 “ 方法与材料 ” 的说明。在民国十七年（西历 1928 年），台大前任校长傅斯年先生同我两个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他那时并没有看见我的文章，我也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事后大家看见了，都很感兴趣，因为都是同样的注重在方法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傅先生那篇文章题目是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 。我那篇文章的题目是 “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 。都是特别提倡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的。民国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欧洲，是为了去参加英国对庚子赔款问题的一个会议。不过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副作用（我自己认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伦敦、巴黎两处所藏的史坦因（ Stein ）、伯希和（ Pelliot ）两位先生在中国甘肃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诸位想都听见过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来新材料发现的一个大的来源。在敦煌有一个地方叫千佛洞，是许多山洞。在这些山洞里面造成了许多庙，可以说是中古时期的庙。其中有一个庙里面有一个藏书楼－－书库，原来是藏佛经的书库，就是后来报上常提起的 “ 敦煌石室 ” 。在这个书库里面藏有许多卷子－－从前没有现在这样的书册，所有的书都是卷子。每一轴卷子都是把许多张纸用一种很妙的粘法连起来的。很妙的粘法！经过一千多年都不脱节，不腐蚀。这里面大概有一万多中国中古时代所写的卷子。有许多卷子曾由当时抄写的人写下了年月。照所记的年代来看，早晚相去约为六百年的长时期。我们可以说石室里面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纪初到十一世纪时的宝贝。这里面除了中国文字的经以外，还有一些少数的外国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带，从前叫沙洲，地方干燥，所以纸写的材料在书库里面经过了一千多年没有损坏。但是怎样能保存这么久没有被人偷去抢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变乱，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逃走之前，把石室书库外面的门封起来，并且在上面画了一层壁画，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道壁画里面是门，门里面有书库，书库里面有一万多卷的宝贝。变乱经过很长的时期。平静了以后，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书库这件事也忘了。这样便经过一个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年的长时期。到了清光绪庚子年，那时候中国的佛经已经衰败，敦煌千佛洞里面和尚没有了，住上了一个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庙宇，到处打扫打扫；扫到石室前面，看到壁画后面好像有一个门；他就把门敲开，发现里面是一大堆佛经后，就告诉人说那是可以治病的。头痛的病人向他求医，他就把佛经撕下来一些烧了灰，给病人吞下，说是可以治头痛。王老道因此到发了一笔小财。到了西历 1907 年，英国探险家史坦因在印度组织了一个中亚细亚探险队，路过甘肃，听到了古经治病的传说，他就跑到千佛洞与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只花了七十两银子，向王老道装了一大车的宝贝材料回到英国去。这一部分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内存着。史坦因不懂得中国文字，所以他没有挑选，只装了一大车走了。到了第二年－－西历 1908 年－－，法国汉学家，一个了不得的东方学家，伯希和，他听说这回事，就到了中国，跑到王老道那里，也和王老道嘀咕嘀咕，没有记载说他花了多少钱，不过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够看得懂佛经上的中外文字，于是就让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盘很精，他要挑选；王老道就让他挑。所以他搬去的东西虽然少一点，但是还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和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许多不认识的梵文的经典，后来就从这些东西里面发现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亚细亚的文字。这一部分东西，现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从甘肃路过北京时，把在敦煌所得的材料，向中国学者请教。中国的学者知道这件事，就报告政府。那时候的学部－－教育部的前身－－，并没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运往法国了。只是打电报给甘肃，叫他们把所有石室里剩余的经卷都运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长达几丈，有的又很短。到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经是宝贝了。于是在路上，以及起装当中，大家偷的偷，夹带的夹带。有的时候点过了多少件，就有人将长的剪开凑数。于是这些宝贝又短了不少。运到北京后，先藏在京师图书馆。后来改藏在北平图书馆。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间的。有的藏在中国学者手里，有的在中国的各处图书馆中，有的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这是第四部分。在一万多卷古经卷里面，只有一本是刻本的书，是一本《金刚经》，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运到英国去了。那上面注有年代，是唐懿宗年间（西历 868 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确定的刻本书。此外都是卷子，大概在伦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国与日本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那时候（民国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唐朝禅宗的时候，想写一部禅宗史。动手写不到一些时候，就感觉到这部书写不下去，就是因为材料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所能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纪以后的，都是经过宋人篡改过的。在十一世纪以前，十世纪末叶的宋高僧传里面，偶然有几句话提到那个时代唐朝禅宗开始的几个大师的历史，与后来的历史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材料所记载的禅宗历史传，有一个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会。据我那时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特别重要。禅宗的历史是怎么起来的呢？唐朝初年，在广东的韶州（现在的韶关），有一个不认字的和尚名叫慧能。这个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种新的佛教教义，但是因为这个和尚不大认识字，他也没有到外边去传教，就死在韶州，所以还是一个地方性的新的佛教运动。但是慧能有一个徒弟，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神会和尚。神会在他死后，就从广东出发北伐－－新佛教运动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云寺的大庭广众中，指责当时在长安京城里面受帝王崇拜的几个大师都是假的。他说： “ 他们代表一种假的宗派。只有我那个老师，在广东韶州的不认字的老师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秘传的。 ” 慧能是一个獠－－南方的一个民族。他说： “ 从前印度的达摩到中国来，他开了一个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为法信。这件袈裟自第一祖达摩传给第二祖，第二祖传给第三祖，第三祖传给第四祖，第四祖传给第五祖，都以袈裟为证。到了第五祖，宗派展开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师，那个不认识字的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厨房里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觉得他懂得教义了，所以在半夜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传给他，同时把传法的袈裟给他作为记号。后来他偷偷出去到南方传布教义。所以我的老师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领袖第六祖。他已经死了，我知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现在的所谓 ‘ 两京法祖三帝国师 ’ ，（两京就是东京洛阳，西京长安；三帝就是武则天和中宗睿宗。）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们没有得到袈裟，没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 ” 神会这种讲演，很富有神秘性；听的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后来有他有势力的朋友把他弄到东京洛阳。他还是指当时皇帝所崇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为他说话时，年纪也大了，口才又好，去听的人比今天还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气了，又因为神会说的故事的确动人，也感觉到可怕，于是就说这个和尚妖言惑众，谋为不轨，奏准皇帝，把神会流放充军。从东京洛阳一直流放到湖北。三年当中，换了三处地方，过着被贬放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时候，安禄山造反，把两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这时候由皇帝的一个太子在陕西甘肃的边境灵武，组织一个临时政府，指挥军队，准备平定乱事。那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款解决财政问题。有那么多的军队，而两京又都失陷，到哪里去筹款呢？于是那时候的财政部长就想出一个方法，发钞票－－这个钞票，不是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钞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须取得的度牒。－－水浒传中，鲁智深杀了人，逃到赵员外家里；赵员外就为他买了度牒，让他做和尚。也就是这种度牒。－－但是这个度牒，一定要有人宣传，才可以倾销。必须举行一个会，由很能感动人的和尚去说法，感动了许多有钱的人，这种新公债才有销路。就在那时候，被放逐三年的神会和尚跑了回来；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们都已经跑走，投降了，靠拢了。神会和尚以八十岁的高龄回来，说： “ 我来为国报效，替政府推销新的度牒 ” 。据我那时候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讲道的时候，有钱的人纷纷出钱，许多女人们甚至把耳环戒指都拿下来丢给他；没有钱的就原意做和尚、做尼姑。于是这个推销政府新证券的办法大为成功。对于郭子仪、李光弼收复两京的军事，神会和尚筹款的力量是一个大帮助。当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现在变成了拥护政府帮忙立功的大和尚。祸乱平定以后，皇帝把他请到宫里去，叫工部赶快给神会和尚建造禅寺。神会死时，已九十多岁；替政府宣传时，已将近九十岁了。神会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总司令，而且做了政府里面的公债推销委员会的主席。他成功身死以后，当时的皇帝就承认他为禅宗第七祖。当然他的老师那个南方不识字的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时候我得到的材料是如此。神会虽然有这一段奋斗的历史，但在过了一二百年以后，他这一派并没有多少人。别的冒牌的人又都起来，个个都说是慧能的嫡派。神会的真真嫡派，在历史上没有材料了。所以当我在民国到欧洲去的时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没有经过北宋人涂改过的真正的佛教史料。因为我过去搜集这些材料时，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许还在敦煌石室里面保存。为什么呢？方才讲过，敦煌的卷子，是从五世纪起到十一世纪的东西。这六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时期，且在北宋人涂改史料以前；而石室里的材料，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点九都是佛教材料。所以我要到伦敦、巴黎去，要找新的关于佛教的史料，要找神会和尚有没有留了什么东西在敦煌石室书库里面。这就是我方才说的副作用。到了英国，先看看大英博物院，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正在展览的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料。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我到法国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听说我在巴黎，也从德国柏林赶来。我们两个人同住一个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国馆子吃饭，夜间每每谈到一两点钟。现在回忆起当时一段生活，实在是很值得纪念的。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不到三天，就看见了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会的语录，他说的话和所作的事。卷子里面常提到 “ 会 ” ；虽然那还是没有人知道过，我一看就知道是神会，我走了一万多里路，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要找禅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过了几天，又发现较短的卷子，毫无疑义的又是与神会有关的。后来我回到英国，住了较长的时期，又发现一个与神会有关的卷子。此外还有与那时候的禅宗有关系的许多材料。我都照了像带回国来。四年之后，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题为 “ 神会和尚遗集 ” 。我又为神会和尚写了一万多字的传记。这就是中国禅宗北伐的领袖神会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我在巴黎发现这些材料的时候，傅先生很高兴。我所以举上面这个例子，目的是在说明材料的重要。以后我还要讲一点同类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我们用敦煌石室的史料来重新撰写了禅宗的历史，可以说是考据禅宗最重要的一段。这也是世界所公认的。现在有法国的哲学家把我发现后印出来的书全部译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与我编的校看一次。美国也有人专研究这一题目，并且也预备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因为这些材料至少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使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得一个新的认识。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从德国回到中国；回国不久，就往广东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又应蔡孑民先生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不久，在历史语言研究季刊第一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 “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别注重材料的重要。这里面有几点是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们所常常引用的。他讲到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语言学的考据与古韵古音的考据，从顾亭林阎百诗这两个开山大师起，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在这三百多年当中，既然已经有人替我们开了一个新纪元，为什么现在还这样倒霉呢？傅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最精辟的解答：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间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者研究前人所创造的材料系统的就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或扩张他的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张他的材料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他作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便进步；凡不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退步。（在这里，工具也视为材料的一种。）所以傅先生在他这篇文章中的结论，认为中国历史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当年有光荣的历史，正是因为当时的顾亭林、阎百诗等大师能够开拓的用材料。后来所以哀歇倒霉，也正是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霉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章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条工作旨趣：一、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的遗训。要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的问题。因为解决问题而更发生新问题；因为新问题的解决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来解决问题，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地问题，要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等在三百多年前地开拓精神。二、始终就是扩张研究的材料，充分的扩张研究的材料。三、扩充研究用的工具。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国十七年－－北伐还没有完成，北伐军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还发表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他说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所以他计划要大规模的发掘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从安阳到易州这一带去发掘。第二步，从洛阳一带去发掘；最后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到中亚西亚去。在傅先生那一篇并不很长的 ‘ 工作旨趣 ’ 里面，在北伐革命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做这样一个扩大材料的梦想。而在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央研究院在全国学术机关内，可以说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我虽然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份子，却并不是在这里做广告。我们的确可以说，他那时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国，亦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所应当惊异的。我在民国十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 方法与材料 ” ，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内，后来又收在胡适文选里面。我不必详细的讲它了。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在那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比较表，拿西历 1600 年到 1675 年，七十五年间的这一段历史，与东方的那段七十多年间的历史相比较，指出中国和西方学者做学问的工作，因为所用材料的不同，成绩也有绝大的不同。那时正是傅先生所谓顾亭林、阎百诗时代；在中国那时候做学问也走上了一条新的路，走上了科学方法的路。方法也严密了；站在证据上求证明。象昨天所说的顾亭林要证明衣服的 “ 服 ” 字古音读作 “ 逼 ” ，找了一百六十个证据。阎百诗为书经这部中国重要的经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证明书经中所谓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差不多伪古文里面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来历。这种科学的求证据的方法。就是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西洋的科学方法，是同样的了不得的。但是在同一时期，－－在 1600 － 1675 年这一段时期，－－西洋做学问的人是怎么样呢？在十七世纪初年，荷兰有三个磨玻璃的工匠，他们玩弄磨好的镜子，把两片镜片叠起来，无意中发明了望远镜。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家伽利略（ Galileo ），便利用这一原理，自出心裁的制造成一个当时欧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远镜。从这个望远镜中发现了天空中许多新的东西。同时在北方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刻伯勒）（ Kepler ）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运行轨道。他对于五大行星当中火星的轨道，老是计算不出来，但是搜集了很大材料。后来刻伯勒就假设说，火星轨道不是平常的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不但有一个中心而且有两个中心。这真是大胆的假设；后来证实这个假设是对的，成为著名的火星定律。当时刻伯勒在北方，伽利略在南方，开了一个新的天文学的纪元。伽利略死了二三十年后，荷兰有一位磨镜工匠叫做李文厚（ Leeuwenhoek ）。他用简单的显微镜来看毛细管中血液的运行和筋腱的纤维。他看见了血球、精虫、以及细菌（ 1675 年），并且绘了下来。我们可以说，微菌学是萌芽于西历 1675 年的。伽利略并且在物理学上开了新的纪元，规定了力学的几个基本原理。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西历 1642 ），一位绝大的天才科学家－－牛顿（ Newton ）－－在英国出世。他把刻伯勒与伽利略等人的发现，总结起来，做一个更大胆的假设，可以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二、三个假设中的一个，就是所谓万有引力的定律。整个宇宙所有这些大的星，小的星，以及围绕着太阳的各行星（包括地球），所以能够在空中，各循着一定的轨道运行，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万有引力的缘故。在这七十五年中，英国还有两位科学家我们必须提到的。一位是发明血液循环的哈维（ Harvey ），他的划时代的小书是 1628 年出版的。一位是了不起的化学家波耳（ Boyle ），他的在思想史上有名的著作 “ 怀疑的化学家 ” 是 1661 年出版的。西方学者的工作，由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新的宇宙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在这个时代，在学者顾亭林、阎百诗的领导下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材料是书本。顾亭林研究古韵，他的确是用新的方法，不过他所用的材料也还是书本。阎百诗研究古文尚书，也讲一点道理，有时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书本。这三百多年来研究语言学、文字学所用的材料都是书本。可是西方同他们同时代的人，象开普勒（刻伯勒）、伽利略、牛顿、哈维、波耳，他们研究学问所用的材料就不仅是书本；他们用作研究材料的是自然界的东西。从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们能够看清楚了；所看不见的卫星，他们能看见了；所看不出来的纤维组织，他们能看出来了。结果，他们奠定了三百年来新的科学的基础，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来在学问上，虽然有了了不起的学者顾亭林、阎百诗做引导，虽然可以说也有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的方法，但是因为材料的不同，弄来弄去离不开书本，结果，只有两部 “ 皇清经解 ” 做我们三百年来治学的成绩。这个成绩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真不可以道理计。而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说明傅先生的话：凡是能够扩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扩充新的材料，只能研究旧的，间接的材料的就退步。我在那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张表，可以使我们从这七十五年很短的时间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制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规定了研究的成绩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后面也有一个和傅先生类似的意见，就是说：做纸上的考证学，也得要跳过纸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成绩。我那篇文章虽然没有他那一种远大的大规模的计划，但是也可以作为他那篇历史上很重要的宣言的小小注脚。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终没有他那样大规模的梦想：做学问的团体研究，集团研究（ CorporateResearch ）。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过这种梦想－－找许多人来分工合作，大规模的发现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则，新的原理；在西洋各国已经逐渐实现了。中国方面，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创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可以说是在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团体研究、以搜集新材料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土。在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国的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各方面，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远大的见识，搜罗了全国第一流的研究人才、专家学者，实地去调查、去发掘。例如，安阳的十五次发掘，以及其他八省五十五处的发掘，和全国各地语言语音的调查：这些工作，都是为扩充新的材料。除了地质调查所以外，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说是我们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学术研究团体。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文史的学问，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后才走上了完全现代化完全科学化的大路，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梦想的团体研究的一个大成绩。不论团体研究也好，个人研究也好，做研究要得到好的成绩，不外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随地地扩张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这是从事研究学问而具有成绩的人所通有的经验。我开始讲 “ 治学方法 ” 第一讲的时候，因为在一广场中，到的人数很多，没有黑板，没有粉笔，所以只能讲一些浅显的小说考证材料。有些人认为我举的例太不重要了。不过我今天还要和诸位说一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的方法。我可以引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只拿找材料做标准来批评，我二十几年来以科学的方法考证旧小说，也替中国文学史上扩充了无数的新证据。我的第一个考证是《水浒传》。大家都知道《水浒传》是七十一回，从张天师开始到卢俊义做梦为止。但是我研究中国小说，觉得可以分为两大类。象《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是第一类，是创造的小说。另一类是演变的小说；从小的故事慢慢经过很长时期演变扩大为整部小说：象《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等这一类故事都是。我研究《水浒传》，发现是从《宣和遗事》这一本很小的小说经过很长的时期演变而来的。在演变当中，《水浒传》不但有七十一回的，还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想是：到了金圣叹的时候，他以文学的眼光，认为这是太长勒；他是一个刽子手，又有文学的天才，就拿起刀来把后面的割掉了，还造出了一个说法，说他得到了一个古本，是七十一回的。他并且说《水浒传》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天下的文章没有比《水浒》更好的。这是文学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学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浒》批得很好，又做了一篇很好的序，因此，金圣叹的《水浒》，打到一切的《水浒》。我这个说法，那时候大家都不肯相信。后来我将我的见解，写成文章发表。发表以后，有日本方面做学问的朋友告诉我说：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后来我在无意间又找到了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台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为我的研究《水浒传》，总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会上注意到了，于是材料都出来了。这就是一种新材料的发现，也是二十多年来因我的提倡考证而发现新的材料。关于《红楼梦》，也有同样的情形。因为我提倡用新的观点考证《红楼梦》，结果我发现了两种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为这个一百二十回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说《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后面四十回是一个叫做高鹗的人加上去的。他也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从卖糖的担子中发现了古本。我因为对于这个解释不能满意，总想找新的材料证明是非，结果我发现了两部没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现在印行出来的八十回本。因为考证《红楼梦》的关系，许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现了。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曹雪芹一家的传记材料。最后又发现脂砚斋的详本《红楼梦》；虽然不完全，但的确是最早的本子－－就是现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后来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张抽屉里发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张秘密奏折。这个奏折说明当时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亲、叔父三代四个人继续不断在南京做江宁织造五十年，并且兼两淮盐运使。这是当时最肥的缺。为什么皇帝把这个全国最肥的缺给他呢？因为他是皇帝的间谍，是政治特务；他替皇帝侦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监视他们回家以后做些什么事，并且把告老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随时报告皇帝。一个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晋京朝圣，起程的头一天，江苏下雪或下雨：他把这个天气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传达给皇帝。等到那个总督或者巡抚到京朝见时，皇帝就问他 “ 你起程的头一天江苏是下雪吗？ ” 这个总督或者巡抚听到皇帝这个问话，当然知道皇帝对于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谨慎做事了。我所以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是说明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材料，我们的考证就没有成绩。我研究这部书，因为所用的方法比较谨严，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找到一个最早的脂砚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个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无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几代的传记材料。因为有这些新材料，所以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点成绩。但是亦因为研究，我们得以扩张材料：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此外如《儒林外史》，是中国的第一部小说。这本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吴敬梓做的。当我在研究时，还不知道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我为了考证他的人，要搜求关于他的材料。不到几个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吴敬梓诗文集全集，后面还附有他儿子的诗。这厚厚的一本书，在书店中别人都不要的，我花一块半钱就买到了。这当时是一个海内孤本（我恐怕他失传，所以重印了几千册）。就拿这种考证来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材料，就没有法子研究；而因为考证时能够搜求材料，又可以增加了许多新材料。我再用佛教史的研究说明扩张材料。我那年在英国大英博物院看敦煌卷子的时候，该院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刚刚照了许多卷子的影片带回去。后来矢吹庆辉做了一本书叫 “ 三阶教 ” 。这是隋唐之间佛教的一个新的研究；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敦煌的卷子，一部分是日本从唐朝得来的材料。我搜求神会和尚的材料，在巴黎发现敦煌所藏的两个卷子。我把它印出来以后，不到三年，日本有位石井实先生，买到了一个不很长的敦煌的卷子，也是与神会和尚有关的材料。这个卷子和我所发现的材料比较起来，他的前面一段比我发现的少，后面一段比我发现的多。这个卷子，他也印出来了。另外一位日本学者铃木，也有一卷关于神会的卷子；这和我所发见的是一个东西，但是抄写的不同，有多有少，可以互相补充。因为考证佛教史中禅宗这个小小的问题，增添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材料。日本的矢吹先生在伦敦博物院把敦煌所藏的卷子照了许多影片带回日本以后，日本学者在这些照片里面发现的一件宝贝，就是上面讲到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认识字的和尚，禅宗第六祖慧能的语录－－《坛经》。这是从来没有的孤本，世界上最宝贵的本子。这本《坛经》只有一万一千言；在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本子有两万两千言。这本《坛经》的出现，证明现在流行的《坛经》有百分之五十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和尚们你增一条，我添一章的加进去的，是假的。这也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总之，因为我考证中国佛教新的宗派在八世纪时变成中国正统的禅宗的历史，我就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最后我感谢台湾大学给我这个机会－－讲学。我很惭愧，因为没有充分准备。我最后一句话，还是我开头所说的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在求证当中，自己应当自觉的批评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满意，再找新证据。这样，才能有新的材料发现；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绩、有结果、有进步。所以我还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长傅先生的口号： “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载 1952 年 12 月 2 、 6 、 7 日台湾《新生报》博主按：胡适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这段文字与平常自己的研究习惯引证，很有道理。如果在读硕士的时候读一读，也许有很大的好处。; 1918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胡适谈治学方法: ephedra 2011-12-16 11:45; 胡适谈治学方法 ——精彩片断节选我最后一句话，还是我开头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求证当中，自己应当自觉的批评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满意，再找新证据。这样，才能有新的材料发现；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绩、有结果、有进步。所以我还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长傅先生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第一讲：引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四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台湾大学演讲）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从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凡是有做学问做研究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个说法。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是现在如此；我们研究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看看中国二千五百年来凡是合于科学方法的种种思想家的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学问做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呢？就是因为做学问做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从一个动机到一个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方法。从发现困难那一天起，到解决困难为止，当中这一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有的时候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方法。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甚么呢？我曾经有很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总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了解。今天讲治学方法论，可以说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假设；什么叫做大胆的假设；怎么样证明或者否证假设。刚才我说过，治学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个困难。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当困难出来的时候，本于个人的知识、学问，就不知不觉地提出假设，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方诸位在台湾这几年看见杂志上有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就是所谓红学，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红楼梦》里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普通人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都是不发生问题的，但是有某些读者却感觉到《红楼梦》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写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的故事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书来讲贾家的故事，讲一个纨绔子弟贾宝玉同许多漂亮的丫头，漂亮的姊妹亲戚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你有一个假设，他也有一个假设。要解决“《红楼梦》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好的事情；但要先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凡是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明。我们看这些假设，有的说这本书是骂满洲人的；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人含有民族隐痛，写出来骂满洲人的。有的说是写当时的一个大户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儿子纳兰性德的事。有的说是写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设呢？我认为这部书不是谈民族的仇恨，也不是讲康熙时候的事。都不是的！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方才说的“大胆的假设”就是这种假设。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设只够得上小胆的假设罢了！凡是做学问，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应当这样。譬如在化学实验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给你一盒东西，对于这盒东西你先要做几个假设，假设某种颜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到火上烧烧看，试验管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问题。这与《红楼梦》的解释一样的有问题；做学问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一切知识，一切学问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你们在学校的这几年中有许多必修与选修的学科？都是给你们用；就是使你在某种问题发生的时候，脑背后就这边涌上一个假设，那边涌上一个假设。做学问，上课，一切求知识的事情，一切经验－－从小到现在的经验，所有学校功课与课外的学问，为的都是供给你种种假设的来源，使你在问题发生时有假设的材料。如果遇上一个问题，手足无措，那就是学问、知识、经验、不能应用，所以看到一个问题发生，就没有法子解决。这就是学问知识里面不能够供给你一些活的材料，以为你做解决问题的假设之用。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譬如《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就引起了这么多假设。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谓“小心的求证”。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选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定的解决方法，看那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譬如《红楼梦》是讲的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有这么多的假定的解释来了，在挑选的时候先要看那一个假定的解释比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假设是比较那个满意解决的。譬如我的关于《红楼梦》的假设，曹雪芹写的是曹家的传记，是曹雪芹所看见的事实。贾母就是曹母，贾母以下的丫头们也都是他所看见的真实人物。当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这一个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最要紧的是要求证。我能够证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要知道《红楼梦》讲什么，就要做《红楼梦》的考证。现在我可以跟诸位做一个坦白的自白。我做《红楼梦考证》那三十年中，曾经写了十几篇关于小说的考证，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三侠五义》等书的考证。而我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醒世姻缘》，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化了五年的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也许有人要问，胡适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疯呢？天下可做学问很多，而且是学农的，为什么不做一点物理化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学问呢？为什么花多少年的工夫来考证《红楼梦》、《醒世姻缘》呢？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一种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水经注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我拿《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书做学问的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骸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设是愈大胆愈好。但是提出一个假设，要想法子证实它。因此我们有了大胆的假设以后，还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比如我考证《红楼梦》的时候，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找到许多材料。我已经印出的本子，是已经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红楼梦》以外有没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著作？他的父亲、叔父们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记载？关于他一家四代五个人，尤其是关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地位？家里有多少钱，多么阔？是不是真正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这些有关的证据都想法找了来，加以详密的分析，结果才得到一个比较认为满意的假设，认定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传－－曹家的历史。我得到这一家四代五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帮助说明。当然，我的假设并不是说就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在这里证明“小心”求证这个工夫是很重要的。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样人人都知道的材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长已经去逝，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的确是我们治学的人应该注意的。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的求证；为了要小心的求证，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今天讲的很浅近，尤其是在座有许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还请他们多多指教。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勤、谨、和、缓。” （四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在台湾大学讲）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意证据。”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今天我们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就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这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的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了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SirOliverLodge）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多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作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T.H.Huxley）。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室的态度，严格的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1860年，赫胥黎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莱（CharlesKinsley）。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你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应该想想人死了还有灵魂，灵魂是不朽的吧！你总希望你的儿子，不是这么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时候，应该考虑考虑考虑灵魂不朽的问题呵！”因为金司莱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的写了一封长信答复他。这信里有几句话，值得我引来作讲方法自觉的材料。他说：“灵魂不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学室里的时候，我要相信别的学说，总得要有证据。假设你金司莱先生能够给我充分的证据，同样力量的证据，那么，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说法。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认为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着这个神圣的举动而来的。”赫胥黎是解剖学大家。他又说：“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对于解剖学或者生理学上小小的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我对人生的归宿问题，灵魂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到这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把嘴里说出来，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做考据，判决这个人做贼，那个人是汉奸，是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伪、有无；在我们的对面又没有律师来驳斥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象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养成我开始所讲的那个态度，就是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提议。最后，我要简单说一句话：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台大的钱校长和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可以替我证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法、演绎法，教你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并不是养成实验室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是天天在那里严格的自己检讨自己，创造证据来检讨自己，在某种环境之下，逼得你不能不养成某种好习惯。宋人笔记中记有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那个老前辈是个参政（副宰相），约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回答道：“做官要勤、谨、和、缓。”后人称为“做官四字诀”。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一点了，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现在我把这四个字分别说明，作为今天演讲的结论。第一，勤。勤就是不躲懒，不偷懒。我上次在台大讲演，提到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两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就是勤。顾亭林先生的证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个证据，也是勤。我花了几年的功夫来考证“醒世姻缘”的作者；又为“审判”水经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这都是不敢躲懒的意思。第二，谨。谨就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谨也可以说是恭敬的“敬”。孔子说“执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点一滴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就是“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两个字。刚才我引了赫胥黎的两句话：“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事真的’。”判断某人做贼，某人卖国，要以神圣的态度作出来；嘴里说这句话，心里觉得“相信是真的”。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谓“如见大宾，如承大祭”的态度的。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谨，神圣；就是谨慎。第三，和。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象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第四，缓。宋人笔记：“当那位参政提出‘缓’字的时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议说缓要不得；不能缓。”缓，是很要紧的。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搜集证据，反复实验，花了二十年的功夫，还以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发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累起来的，但是总是不肯正式发表。后来到了1858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华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要达尔文代为提出。达尔文不愿自己抢先发表而减低华立氏发现的功绩，遂把全盘事情交两位朋友处理。后来这两位朋友决定，把华立氏文章以及达尔文在1857年写给朋友的信和在1844年所作理论的撮要同时于1858年7月1日发表。达尔文这样谦让，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缓”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因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从开始想到以后，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我以为缓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我今天讲的都是平淡无奇的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所以傅先生在他这篇文章中的结论，认为中国历史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当年有光荣的历史，正是因为当时的顾亭林、阎百诗等大师能够开拓的用材料。后来所以哀歇倒霉，也正是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霉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章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条工作旨趣：但是在同一时期，－－在1600－1675年这一段时期，－－西洋做学问的人是怎么样呢？西方学者的工作，由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新的宇宙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在这个时代，在学者顾亭林、阎百诗的领导下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材料是书本。顾亭林研究古韵，他的确是用新的方法，不过他所用的材料也还是书本。阎百诗研究古文尚书，也讲一点道理，有时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书本。这三百多年来研究语言学、文字学所用的材料都是书本。可是西方同他们同时代的人，象开普勒（刻伯勒）、伽利略、牛顿、哈维、波耳，他们研究学问所用的材料就不仅是书本；他们用作研究材料的是自然界的东西。从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们能够看清楚了；所看不见的卫星，他们能看见了；所看不出来的纤维组织，他们能看出来了。结果，他们奠定了三百年来新的科学的基础，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来在学问上，虽然有了了不起的学者顾亭林、阎百诗做引导，虽然可以说也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但是因为材料的不同，弄来弄去离不开书本，结果，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做我们三百年来治学的成绩。这个成绩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真不可以道理计。而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说明傅先生的话：凡是能够扩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扩充新的材料，只能研究旧的，间接的材料的就退步。我在那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张表，可以使我们从这七十五年很短的时间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制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规定了研究的成绩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后面也有一个和傅先生类似的意见，就是说：做纸上的考证学，也得要跳过纸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成绩。我那篇文章虽然没有他那一种远大的大规模的计划，但是也可以作为他那篇历史上很重要的宣言的小小注脚。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终没有他那样大规模的梦想：做学问的团体研究，集团研究（CorporateResearch）。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过这种梦想－－找许多人来分工合作，大规模的发现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则，新的原理；在西洋各国已经逐渐实现了。中国方面，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创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可以说是在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团体研究、以搜集新材料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土。在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国的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各方面，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远大的见识，搜罗了全国第一流的研究人才、专家学者，实地去调查、去发掘。例如，安阳的十五次发掘，以及其他八省五十五处的发掘，和全国各地语言语音的调查：这些工作，都是为扩充新的材料。除了地质调查所以外，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说是我们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学术研究团体。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文史的学问，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后才走上了完全现代化完全科学化的大路，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梦想的团体研究的一个大成绩。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间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者研究前人所创造的材料系统的就退步。民国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欧洲，是为了去参加英国对庚子赔款问题的一个会议。不过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副作用（我自己认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伦敦、巴黎两处所藏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两位先生在中国甘肃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我到法国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听说我在巴黎，也从德国柏林赶来。我们两个人同住一个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国馆子吃饭，夜间每每谈到一两点钟。现在回忆起当时一段生活，实在是很值得纪念的。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从德国回到中国；回国不久，就往广东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又应蔡孑民先生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不久，在历史语言研究季刊第一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别注重材料的重要。这里面有几点是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们所常常引用的。他讲到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语言学的考据与古韵古音的考据，从顾亭林阎百诗这两个开山大师起，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在这三百多年当中，既然已经有人替我们开了一个新纪元，为什么现在还这样倒霉呢？傅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最精辟的解答：三、扩充研究用的工具。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做培根（FrancisBacon）。他可以说是鼓吹方法论革命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譬喻；他将做学问的人运用材料比做三种动物。第一种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从外面找来，而是从肚里面吐出来的。他用他自己无穷无尽的丝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网。这种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学问的人。第二种人好比蚂蚁。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到了材料不会用，而堆积起来；好比蚂蚁遇到什么东西就背回洞里藏起来过冬，但是他不能够自己用这种材料做一番制造的工夫。这种做学问的人叫做蚂蚁式的学问家。第三种人可宝贵了，他们好比蜜蜂。蜜蜂飞出去到有花的地方，采取百花的精华；采了回来，自己加上一番制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说，这是做学问人的最好的模范－－蜜蜂式的学问家。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可以作为我今天讲“方法与材料”的说明。一、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的遗训。要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的问题。因为解决问题而更发生新问题；因为新问题的解决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来解决问题，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地问题，要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等在三百多年前地开拓精神。载1952年12月2、6、7日台湾《新生报》三、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他作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便进步；凡不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退步。（在这里，工具也视为材料的一种。）第三讲：方法与材料——凡是能够扩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扩充新的材料，只能研究旧的，间接的材料的就退步。（四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在台湾大学讲）最后我感谢台湾大学给我这个机会－－讲学。我很惭愧，因为没有充分准备。我最后一句话，还是我开头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求证当中，自己应当自觉的批评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满意，再找新证据。这样，才能有新的材料发现；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绩、有结果、有进步。所以我还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长傅先生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长傅斯年先生同我两个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他那时并没有看见我的文章，我也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事后大家看见了，都很感兴趣，因为都是同样的注重在方法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傅先生那篇文章题目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都是特别提倡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的。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国十七年－－北伐还没有完成，北伐军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还发表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他说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二、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或扩张他的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张他的材料的便退步。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二、始终就是扩张研究的材料，充分的扩张研究的材料。转自网文（ http://www.miucheng.com/hushi198/21781.html ）; 1936 次阅读|0 个评论

11月11日在台湾出席“德国再生能源政策对台湾的启发学术研讨会“: 热度 1 Helmholtz 2011-11-18 14:55; 11月11日出席“德国再生能源政策对台湾的启发学术研讨会” 何宏应DAAD台湾代表处徐言（Eschenlohr）博士邀请以及中德学术交流协会暨DAAD台湾之友的朋友协调，我有缘在11月11日出席了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办的 “庆祝民国建国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德国再生能源政策对台湾的启发”。国外游客密集的圆山大饭店受邀参加会议的主要海外嘉宾有德国前亥姆霍兹柏林能源与材料研究中心的主任埃伯哈特（Eberhardt）教授，德国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太阳能研究所所长、弗劳恩霍兹协会能源科研联盟主席韦伯（Weber）教授以及日本风能专家、前洪堡奖学金得主松宫辉教授。另外两位当日的台方报告人分别是台湾大学能源研究中心陈发林教授以及成功大学能源学院的吴文腾教授。 Eberhardt教授与Weber教授由于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德国政府受民意影响出于安全考虑决定于2020年全部停止当下的20来个核电站的运行，并且提出将于2050年实现全部的可再生能源供应的设想。而台湾由于地域狭小，同时也象日本一样处于地震高发带，而能源高度依赖海外进口：数据表明全台的能源依赖度达到99.4%之高。因此，如何在未来保证能源安全，上核或者废核，以及核设施的安全也是当下台湾政府以及正在冲刺明年大选的党派之间一个重要执政焦点问题。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负责教育与科技的不管部长张福进博士与行政院环保署署长沈世宏博士当日到会听众120人左右，而且全天在场，讨论热烈。 11日晚宴后在送别Weber教授时一些嘉宾在圆山宾馆的红地毯台阶前留影正因为如此，这次受DAAD资助并由DAAD台湾之友全面组织实施的学术活动为避嫌而采取了全部私下筹款、不接受党派支助的方式。但因为所讨论的内容对于台湾在能源领域的下一步发展极为重要，出席活动的仍有台湾政界重要官员有行政院的一位周主委、负责教育与科技的“不管”部长以及环境署的署长。在开幕式上，组会者也宣读了台湾总统马英九先生的贺信。据悉，台湾在国际合作领域高度依赖美国与日本，而跟德国的合作活跃度甚至落在法国的后面。这种格局是跟中国大陆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组织这次活动的中德学术交流协会暨DAAD台湾之友的主要组织者都是学法律的律师背景，这与大陆方面跟德国的人员交流以及活跃分子主要来自理学与工学领域有非常大的差别。会后，本人有幸借机在台北逗留数日，对市容市貌、民俗人情增添了一些了解。我的德国朋友的评论是，两岸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举止习惯都是一样，连做事情的方式也都一样。而台湾朋友方面则更多地认为自己在真、善、文明和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领先大陆一筹。此话或者正确，但若是看看台湾的市容市政建设，就知道在政府的力量方面，台湾和台北输于大陆多亦，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显得老旧。现在的台湾两英选战正酣，临时又再次跳出搅动大局的宋楚渝，使得选情迷离，甚至民进党的胜算变得更高一些。作为一个有着科学背景、讲理性的大陆客，从两边的血缘亲情上看、政治力量上看、能源的对外依赖性上看，我充分相信台湾断无离开大陆而独立的可能性。即使是绿营侥幸胜出，也得面对大家都想过好日子、希望吃饱饭的社会现实。台湾的两党之争，不会跟美国的两党之争和华府的对华政策有本质的区别。只要两岸民众的交往更加频繁、更加深入，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难以扯断的，当然最后的两岸统一，一定是取决于民心民意的归附，而不是武力的打压。中国自己内部政治的清明、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才是真正的王道。圆山大饭店的侧影; 个人分类: 海外风情|4331 次阅读|1 个评论

风雨阳明山: lixia1962 2011-10-20 16:41; 2011年20日在参加台湾大学空间综合人文社会学会议后离开台湾的前一天，与刘小平登上了台北的阳明山。阳明山以多生茅草，故原名为草山。蒋中正为纪念明代学者王阳明，将其改名为“阳明山”。阳明山包括了大屯山、七星火山为中心的火山群，山顶有地下硫气喷发孔和沸腾滚滚的磺泉，景色奇特怪异而壮观。我们登山时候云雾重重，雾随风来，风中带雨，雨雾不见人。风雨中在磺泉边偶尔听得传来的人语，但四周除了风声，却无一人。山顶上有大片箭竹林。据传王阳明曾与朋友一起到家里种植的竹子旁边，做“格物”体验。他们两人天天面对竹子思考，期盼茅塞顿开那一刻的到来。朋友坚持了三天就病倒了，王阳明坚持七天之后，也病倒在床。但最后王阳明还是在龙场上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经过昼夜苦思，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故有感到：磺泉路边梦幻湖，茅草顶上空对竹。云雾缭绕红杜鹃，龙场悟道性自足。风中人语心中贼，一心光明阳明山。念念不动自归途，心心相照云天上。黎夏 2011年10月20日台北台北阳明山顶箭竹林; 316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外媒世界大学排行榜出炉台湾高校排名大幅滑落: xuxiaxx 2011-10-10 08:47;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6日公布2011到2012年世界大学排行榜调查，2010年台湾地区有四所大学挤进前两百大，2011年只有台湾大学进两百大，但排名则从2010年的115名滑落到154名。有入榜的台湾学校都一致认为，排名仅供参考。此外，2010年台湾“清华”、台湾交通大学及台湾中山大学也挤近前两百名，今年都大幅滑落。　　报道说，部分大学认为是2011年排名衡量指标改变，才会导致排名大幅滑落，长期研究大学排名的台湾大学图书资讯系教授黄慕萱表示，“论文被引用率”的衡量指标只比2010年稍微调降2.5%，2011年学校排名下滑的原因，不全然是论文被引用率，但确切排名大幅下滑原因仍无法得知。　　台大主秘张培仁表示，2011年排名评鉴标准改变才会让各大学排名滑落，排名结果也只供参考。台湾“清华大学”副校长叶铭泉也强调，排名计算方式和2010年不同，学校2011年成果不会比2010年差。2010年排名181的台湾交通大学，2011年跌到226到250名之间，交通大学主秘裘性天质疑，排名数据每年都变来变去，参考意义有多少？他强调学校持续在进步，量化数据仅供参考来源：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0-08/3371369.shtml; 127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政治人的人文素养——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weiyanbing 2011-9-6 21:24; 《南方周末》编者按“政治人的人文素养”，是龙应台在应台湾大学法学院邀请后，自己选择的演讲题目。在演讲中，龙形象地阐释了“政治人”要有哪些“人文素养”。龙认为是文学、哲学、历史三个方面，这也许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她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作了别开生面的发挥。　　记得美国“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布坎南(曾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人”。推演一下，每个人何尝不也是“政治人”?我们的读者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虽然龙的演讲有一般演讲都有的“语境针对性”，但我们相信对我们的读者会有所启发。　　演讲的时间是1999年5月15日。对经龙审定的记录稿，编辑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将一些台湾语体习惯改过来；二是删节了部分“语境针对性”的句子。这些改动未经龙的审定，特此说明。　　　　　　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你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25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注)；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105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25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25年后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跟大陆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25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的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的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我说的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讯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着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祥林嫂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粗鄙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地背出一阙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总共不到五十个字吧，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现实，两者必须相互映照、同时存在，没有一个孤立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我们如果只知道有岸上的白杨，而不知道有水里的白杨树，那么做出来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一个片面的、单层次的、简单化了的价值判断。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斯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的本能，不知怎么地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呢?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呢?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些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发展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个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疯狂地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 　　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一个政治人，你又有什么资格来领导我们?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另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里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账。”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好，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利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座，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独立存在的。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那么“知”与“行”是不是两回事呢?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知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秘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的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后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注：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曾因房屋产权问题而强迫钱穆先生迁离；钱先生迁屋不久即去世。1998年陈水扁曾为此事公开表示忏悔。 (《南方周末》1999年6月18日); 1917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家不信鬼的故事：“大陆最严格的科学家”PK台大校长李嗣涔: 热度 6 Helmholtz 2011-8-20 20:46; （因有人在前文留言中追问我对台大校长李教授研究的看法，特附上过去就“空中抓药”一案的一次PK结果。本文原发《科学无神论》，另附台湾中研院瞿海源研究员“ 李嗣涔還是杜正勝隔空抓藥？”这才知道原来到了2005年之后还有后面的这些大热闹。）　　　　　　　　　　　　　　　　　　张颖和“空中抓药”之真相　　　　　　　　　　　　　　何　宏 http://xys5.dxio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zhangyin.txt 【原文首发　《科学与无神论》2001年2期】　　最近一段时间，自称具有“特异功能”张颖成了台湾的热点人物，每天台湾的电视、报纸都有关于她的追踪报道。　来自内地的张颖擅长表演“空中抓药”，而且声称自己的“特异功能”已得到中国官方研究机构的认证，她还有某些领导人的题词及合影。但是这次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轰动，却是因为了许多戏剧性的精彩场面。　据“中国时报”报导，张颖先是在美国与一位姓江的台湾人结婚，尔后以探望婆婆的名义去台湾。在台期间，她被身边朋友介绍到台湾大学电机资讯实验室表演“隔空抓药”，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由于有兴趣的人很多，而批评的声音也很强烈，张颖遂决定在1月4日召开记者会做公开解释并表演。不料在表演过程中被一位魔术师指控是在欺骗作假，魔术师粘立人当场抓住她扶着桌子的左手，说桌子底下涂了腊，而变出来的中药原来是粘在上面。经检查，桌子下面确有类似腊的一块东西，而闻起来还真有药味。张颖一方的人说，在记者会之前，张颖根本没来过此处；而魔术师则说只要有“托”便可搞定。经过这番折腾，张颖的情绪受到影响，曾经一度离开现场，表示不表演了。后来在众人的要求下，她又重新露面，并且对一位病人吹气，令现场多数人闻到药味。但是在被要求继续表演“隔空抓药”时，试了三次也未成功。魔术师说这已经证明张颖没有特异功能；而张颖则辨称是因为受到冒犯影响情绪才施展不了功能。　 “抓药”的真假问题尚未澄清，事情又起了波澜。由于指控张颖作假，魔术师粘立人在5日的深夜接到恐吓电话，整晚不敢回家，思前想后，他在第二天下午到警方报案。　　这么一来，张颖是否涉嫌欺诈，而她在台期间以所谓“人体透视”、“隔空抓药”、并用抓的药与人治病是否属于非法行医，便成了社会的争论焦点。台北警方开始对此立案调查，清查张颖在台的住处及相关证件，限制其出境；而台北市卫生局亦在配合调查张颖是否行医、是否索取费用、是否涉嫌触犯医师法。台湾医师法二十八条规定：未取得医师资格，擅自执行医疗业务者，处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三万元以上至十五万元以下；张颖在媒体面前公开表演有广告之嫌，可能触犯医疗法第五十九条“非医疗机构不得为医疗广告”的规定；张颖提供不明药物还可能涉及药事法相关规定；另外若隔空抓药被证明属于魔术手法，且有向人收费行为，这将涉嫌欺诈罪。　正当台北警方开展调查之际，有多年从事特异功能研究经验的台湾大学教务长李嗣涔却出面为张颖开脱。他说张颖的特异功能经大陆国防科工委507所二位科学家认证，而这两位科学家与他熟识，就他所知，这两位科学家是大陆最严格的科学家，因此他宁愿相信大陆的认证，相信张颖的能力是真的。李嗣涔还拿出大陆人体科学研究中心一九九四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大陆科学界已证实隔空抓药现象确实存在。他说特异功能的科学验证过程，必须经过数十次甚至百次才能验证真假，并非靠一次记者会或者一两次认证就能论定，他批评检察官调查的做法不恰当、不合理。　对于张颖是否将会被定罪、甚至于判刑，我们且试目以待；但台大李嗣涔教授的一番话却有明显的不实之处。李嗣涔来大陆并参与对特异功能的一些测试，应当是1997 年以后的事情。他所说“与他熟识的”两位科学家，想必我算其中之一，而另一位理应姓宋。首先，虽说与他认识但肯定是没有达到“熟识”的程度；其次，除了李嗣涔本人，我还不知道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曾评价我二人是“大陆最严格的科学家”，本人对于如此评价感到汗颜；另外我也决未认证过张颖有特异功能。所以对这位台湾大学的教务长“宁愿相信大陆的认证，相信张颖的能力是真的”，表现出的轻率，我感到极其吃惊。另外他还拿出一九九四年的国内研究报告来说明“大陆科学界已证实隔空抓药现象确实存在”，这种说法更是极其荒谬的。　　张颖应当在1993年到过507所做测试，起因是她籍所谓的“空中抓药”行医，有人相信是特异功能，也有人说这是迷信和骗术，所以地方上把她介绍到北京进行检验。据参加检验的侯书礼、蒋秀英介绍，当时曾要求洗澡沐浴，更换全身衣服；测试前检验双手清洁无夹带，然后在众目之下凭空“抓”出药丸。可是正式测试还没开始，就在检查中发现了她的手指根部夹有药丸，所以侯等人一直认为她是存心欺骗；另做测试也无有成功之举。　　我本人1995年8月首次听说张颖的名字，那时她在白城子等一些地方面对上千人表演“空中抓药”，给人“治病”；当年底有人把她带到我所在的单位，她身穿毛衣，袖口拉到胳膊肘上，表演了一次，并“成功地”抓出了几粒一两克重的中药丸。我留意到她在表演期间背对众人时手臂曾有可疑的动作。再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的上半年，这次她表演了让打开塞子的开水瓶出现明显的药味，另外还“变”出两支号称来自俄罗斯的钢笔，但当我们提出根据所见的情况，施加一些控制条件再做测试时，她借故时间紧推托了。由此可见，她前后来507三次，都只是表演，而且是不成功的表演，所以且不说什么实验报告甚至连正规一点的测试记录都没有，如何说得上我们“认证”了其特异功能是真的？试问哪里有一点起码的依据？　　李嗣涔所举的1994年中国大陆方面的报告，经查实，是发表在《中国人体科学》杂志1994年4卷4期第163页上的“特异取药──一种神奇的人体特异功能”，作者是内蒙古医学院的杨殿相、刘志跃等十人，受试者叫冯银铨。该文自称“通过一系列较为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了空手特异取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人体特异功能。”其实，大家理应立即意识到“较为严格”四个字已经透露出还“不严格”；而作为一个基层研究小组的 “结论”，并不见得就代表署名所用的中国人体科学中心的意见，当然更绝不能夸张成“大陆科学界已经证实隔空抓药现象确实存在。”如果再仔细审阅一下该报告里的文字，就更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完全没有一个确定和公认的检验程序，即没有明显持怀疑态度的人员的参与，也没有魔术师的参与，基本上是即兴表演的模式。唯一一次所谓典型的“实验”发生在1991年12月的下午，测试由杨殿相主持，监测人员有各方面人员共20余人。报告称测试时“首先在有关实验人员的监督下，由受试者脱去自身内外衣物，仅留短裤，反套由所有实验参与人员检查过的白大衣，从后背系好。用肥皂洗手，擦干后将白大衣袖挽至上臂，将双手及前臂伸入玻璃操作箱内，在成功取药丸之前，保持双手不离开该操作箱，整个实验过程除实验人员在不同角度观察外，自始至终由录像系统监视记录。”然而，极可惜的是，就在这唯一的一次相对较严格控制的测试中，据有关人士说，尔后也经过对证，冯银铨的手放在玻璃箱内长时间未能抓出药来，最后提出自己得抽支烟放松一下，于是走出了门外。数分钟之后，再度进屋，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把手插入箱体中，随即不断搓动双手掌，又过一会儿就把药给“抓”了出来。可是在这篇报告中，主试者却没有告诉读者录像记录有中断，当事人曾经出门，测试过程已然失控，而给人一个假象：冯的手一直在玻璃操作箱体内，一直在监控录像镜头之下，那块6克重的药确实是无中生有搓出来的。　　我不想再去判断杨殿相的报告和李嗣涔的话语是否属于有意偏离真相，但我实在是对他们展现出来的科学文化素质感到痛苦和悲愤，这显然是以个人的信仰或主观认识误导民众和舆论。最后，既然有幸被誉作“大陆最严格的科学家”，那就请听我的一声高呼：所谓“空中抓药”不是真的，有些俨然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非常不实事求是、非常不科学，人啊，请不要太轻信了。 ———————————————— 李嗣涔還是杜正勝隔空抓藥？瞿海源 2005年6月14日 00:18 http://www.nownews.com/2005/06/14/142-1802883.htm （●作者瞿海源，台大社會學系教授，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澄社社員。本文取自東森集團所屬的民眾日報。照片取自瞿海源- 學術資訊網。）張穎隔空抓藥被拆穿，甚至被法院判刑確定。當時向社會公開介紹乃至推薦的是李嗣涔。如今李嗣涔經教育部長圈選，就要出任台大校長。一位研究特異功能有極大學術爭議的「科學」研究者，在張穎案件中違反科學研究倫理，甚至鼓吹假科學的學者，甚至公開發言不誠實的教授，教育部卻要任命為台大校長，行政院長也支持教育部長的「圈選」，顯然教育部決定國立大學校長人選的過程有重大缺失。教育部長憑什麼圈選？教育部的校長遴選委員會又憑什麼做出建議。這一次，遴選委員和教育部長顯然沒有深入了解李嗣涔違反科學研究倫理的明顯而具體的事實。根據2001年1月2日中國時報報導，「張穎昨日應邀在台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實驗室現身說法，當場示範「隔空抓藥」治病的特異功能」。「……讓台大教務長李嗣涔等20幾名現場人士看得嘖嘖稱奇，也使物質不滅定律受到考驗」。「面對這番景象，研究特異功能多年的李嗣涔也不得不說：「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解釋，只能說是佛送來的藥。」根據報導李嗣涔在實驗室請張穎「表演」，同時邀請媒體記者採訪。這個公開表演的過程及李嗣涔發表諸如只能說是佛送來的藥等種種支持張穎的言論，是明顯違反科學研究倫理的。因為自己都還沒有去做實驗檢驗，卻急著公開，並發表支持性言論。更嚴重的是，一個科學研究者竟然比不上魔術師，乃至攝影記者，這麼容易就被騙，那麼，他的實驗研究可信度就大有問題。不僅如此，李嗣涔當時還公開表示，「張穎的特異功能經大陸國防部科工會五零七研究所二位科學家認證，而這兩位科學家與他熟識，就他所知，這兩位科學家是大陸最嚴格的科學家，他寧願相信大陸的認證，相信張穎的能力是真的」。李嗣涔強調大陸的「認證不能隨便否認」。李嗣涔又指稱，「大陸人體科學研究中心在一九九四年發表的報告證實的確有「隔空取藥」的特異功能存在」。這種說法看起來是很科學的，是有根據的，卻是很不誠實的說法，甚至就是說謊。因為他所指稱的研究證據並不存在，他指的那兩位科學家之一就撰文反駁。李嗣涔顯然是在「隨便指證」。筆者在2001年11月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演講，友人送了一本「科學與無神論」第十期給我。其中何宏寫了一篇「張穎和『空中抓藥』之真相」一文，作者指稱「台大李嗣涔教授的一番話卻有明顯不實之處」。「他所說“與他熟識的”兩位科學家，想必我算其中之一」。何宏「對這位台灣大學的教務長“寧願相信大陸的認證，相信張穎的能力是真的”，表現出的輕率，我感到極其吃驚」。（現在何宏會更吃驚的是李嗣涔馬上就要接任台大校長）。何宏指出張穎從1993年到1997年確實到507所前後「表演」過三次，但「都只是表演，而且是不成功的表演，所以且不說什麼實驗報告甚至連正規一點的測試記錄都沒有，如何說得上我們「認證」予其特異功能是真的？試問哪裡有一點起碼的依據？」至於李嗣涔指稱1994年報告證實隔空抓藥的確存在，何宏也明確指出經查實，是發表在中國人體科學雜誌四卷四期楊殿相的文章。何宏詳細解析這篇文章，這位李嗣涔推崇為大陸最嚴格的科學家，確認李嗣涔引以為據的報告「完全沒有一個確定和公認的檢驗程序，即沒有明顯持懷疑態度的人員參與，也沒有魔術師的參與，基本上是即興表演的模式」。這篇報告唯一的實驗也被指稱那位仁兄沒能抓出藥來，而走出門外吸煙再進來繼續實驗，實驗者在受試再進來時，並未經檢查。總之，何宏聲稱「「大陸科學界已證實隔空抓藥現象確實存在」，這種說法更極其荒謬的」。李嗣涔如何去讀大陸的研究報告，如何扭曲研究結果，被他自己指稱是大陸最嚴格的科學家輕易就拆穿了。李嗣涔做研究似乎倒是和隔空抓藥很類似。有這樣學術「特異功能」的「科學家」擔任台大校長，鐵定是荒謬的，是讓大陸科學家吃驚和看不起的。最後，我們要質問教育部台大校長遴選委員和杜部長，在審查中，在做成建議、圈選前有沒有讀過李嗣涔和他夫人出版的「難以置信─科學家探尋神祕信息場」「難以置信II尋訪諸神的網站」以及李嗣涔本人寫的「人身極機密─人體X檔案」三本書。如果沒看過，委員和部長憑什麼選李嗣涔？如果看過，還選李嗣涔擔任台大校長，又有什麼充分的理由？難道委員和杜正勝也都是在隔空抓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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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肿瘤发生和转移的全基因组学研究获得重要进展: zlhtcm 2011-7-29 11:13; 2011年7月《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刊登了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吴仲义先生及其团队与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陈培哲先生合作研究结果“Rapid growth of 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the driving mutations revealed by cell-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of whole-genome data”（July 5, 2011；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1/07/01/1108715108.abstract）。该研究运用崭新的细胞群体微进化分析理念，通过比较不同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基因组，获得癌细胞中发生突变的基因。同时，也可以了解这些突变发生的先后顺序，并结合演化的观点更为直接地推断肿瘤的演化过程。具体的讲，该研究通过追踪一例肝癌病人肿瘤细胞的DNA改变过程，对改例病例的原位以及肝内转移肿瘤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并鉴定该例病例中基因突变及其发生的先后顺序。虽然肿瘤细胞通常积累了成千上万的突变，通过演化的观点分析研究，界定出3个与肿瘤细胞群体迅速膨胀相关的关键基因突变。此外，以往认为复发肿瘤一般是由原位肿瘤细胞的后代发展而来，在这一例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的2个复发肿瘤的基因组发现，复发肿瘤1的确是原位癌的直接后代，而“复发肿瘤2”实际上是原位癌的兄弟克隆，而非子代克隆。而这意味着在原位癌获得快速生长能力之前，肿瘤细胞就发生了转移，而这也丰富了我们对“复发肿瘤”的认识。　　癌症的危害和重要性为世人关注。肿瘤发生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基因突变不断累积的结果，并具有高度个体特异性。癌症发生和转移机制、个体化的医疗手段，已成为当代医学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2009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基因组学研究启动了“肝癌癌症基因组合作研究计划”，经过2年的合作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些重要研究进展，此次发表的学术论文则报告了该计划的第一例肝癌全基因组最新研究成果。（转载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 2011-7-28）; 1882 次阅读|0 个评论

北大清華港大臺大入選中國六星大學: 冯用军 2011-6-2 14:46; 2011年6月1日，中國校友會網發布《2011中國大學星級評價報告》，在最新發布的“2011中國大學星級排名”中，來自中國兩岸四地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和臺灣大學等4所大學榮膺2011年中國六星級大學；複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臺灣成功大學和臺灣清華大學等兩岸四地29所大學入選2011年中國五星級大學；其中，來自中國臺灣的兩所私立大學臺灣輔仁大學和臺灣長庚大學入圍“中國五星級大學”名單。在今年的大學排行榜中最引人關注的是，中國校友會網還同時發布了“2011中國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榜”，榜單顯示，臺灣大學雄居中國兩岸四地大學首位，造就了9名全球億萬富豪，勇奪中國“全球億萬富豪搖籃”桂冠，複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緊隨其後，並列第二，各有5位校友上榜。今年還發布了2011中國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捐贈排行榜，結果顯示港臺大學富豪校友捐贈相比大陸高校出手闊綽，大陸高校校友捐贈潛力尚待挖掘。2005年，香港大學校友、世界聞名的一代“賭王” 何鴻燊捐贈 5億港幣，創中國兩岸四地大學全球富豪校友單筆捐贈的最高紀錄。中國校友會網“2011中國大學星級排名”今年是第2次發布，是對中國大學辦學成就與辦學水平的分級評價，即用星（★）的數量表示大學的等級，今年首次將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高校納入排名，這是我國首個面向中國兩岸四地的大學排行榜。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資深專家、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介紹說，“中國大學星級排名”評價標准側重強調大學的人才培養質量、辦學特色和科技貢獻水平。星級評價指標分為“國際性指標”和“中國特色指標”，其中，國際性指標選取的是得到世界公認的通用指標，“中國特色指標”則選取的是體現中國高校辦學水平的通用與特色指標，以充分發揮大學星級排名評價的分類、激勵和引導作用。北大、清華、港大和臺大入選“中國六星級大學” 在中國校友會網“2011年中國大學星級排名”中，中國兩岸四地尚無高校入圍代表世界一流大學水平的七星級和八星級大學，2011年中國大學入選的最高星級為“六星級(★★★★★★)”，今年僅評出三星級以上的大學。 “六星級大學(★★★★★★)”是世界高水平大學、亞洲一流大學、中國頂尖大學。2011年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和臺灣大學4所大學成功入圍“中國六星級大學”。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指出，這是四所大學是目前中國兩岸四地高等教育的最高學府，是我國兩岸四地人才貢獻、科學貢獻最大、整體研究水平最高的大學，是兩岸四地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排頭兵。 “五星級大學(★★★★★)”是世界知名大學、亞洲高水平、中國一流大學。2011年有複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南開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武漢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臺灣成功大學、臺灣清華大學、臺灣交通大學、臺灣政治大學和臺灣中央大學等兩岸四地29所大學入選“中國五星級大學”。 “四星級大學(★★★★)”是亞洲知名大學、中國高水平大學。2011年有西北工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南大學、湖南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上海財經大學、雲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臺灣中山大學、臺灣陽明大學、澳門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等兩岸四地41所大學入選“中國四星級大學”。 “三星級大學(★★★)”是中國知名、中國區域一流大學。2011年有暨南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合肥工業大學、首都醫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西南政法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臺灣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和臺北科技大學等兩岸四地56所大學入選“中國三星級大學”。 “世界一流大學”作為全球大學群體中的主力軍和引領者，是一個國家與區域的科學文化水平和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越來越多的國家確立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目標。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資深專家、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表示，為給我國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高水平大學提供參考，今年我們將與國內教育專家組成“世界大學評價研究團隊”，開展“2012世界大學排行榜”研制工作，預計2012年7月前完成。首次發布“中國一流大學”名單，兩岸四地35所大學入圍在中國校友會網《2011中國大學星級評價報告》中，首次提出並發布“2011中國一流大學”名單。來自中國兩岸四地（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35所大學成功入圍；其中，中國大陸高校有24所，港澳臺地區高校有11所，其中2所為臺灣私立大學。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資深專家、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分析指出，入選“2011中國一流大學”的高校均是我國兩岸四地綜合實力最強、辦學水平最高、辦學成就最大、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綜合研究型大學群體，擁有我國兩岸四地最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和部分世界一流的學術大師，是目前我國兩岸四地人才貢獻與科學貢獻能力一流、研究水平一流和社會聲譽一流的高校集團。中國校友會網 2011 年中國一流大學名單經濟區域所在地區學校名稱大學星級東部地區北京北京大學六星級 ★★★★★★ 清華大學六星級 ★★★★★★ 中國人民大學五星級 ★★★★★ 北京師範大學五星級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五星級 ★★★★★ 中國農業大學五星級 ★★★★★ 天津南開大學五星級 ★★★★★ 天津大學五星級 ★★★★★ 上海複旦大學五星級 ★★★★★ 上海交通大學五星級 ★★★★★ 同濟大學五星級 ★★★★★ 浙江浙江大學五星級 ★★★★★ 江蘇南京大學五星級 ★★★★★ 山東山東大學五星級 ★★★★★ 福建廈門大學五星級 ★★★★★ 廣東中山大學五星級 ★★★★★ 中部地區吉林吉林大學五星級 ★★★★★ 黑龍江哈爾濱工業大學五星級 ★★★★★ 安徽中國科技大學五星級 ★★★★★ 湖北武漢大學五星級 ★★★★★ 華中科技大學五星級 ★★★★★ 湖南中南大學五星級 ★★★★★ 西部地區四川四川大學五星級 ★★★★★ 陝西西安交通大學五星級 ★★★★★ 港澳臺地區香港香港大學六星級 ★★★★★★ 香港中文大學五星級 ★★★★★ 香港科技大學五星級 ★★★★★ 臺灣臺灣大學六星級 ★★★★★★ 臺灣成功大學五星級 ★★★★★ 臺灣清華大學五星級 ★★★★★ 臺灣交通大學五星級 ★★★★★ 臺灣政治大學五星級 ★★★★★ 臺灣中央大學五星級 ★★★★★ 臺灣輔仁大學 * 五星級 ★★★★★ 臺灣長庚大學 * 五星級 ★★★★★ 中國校友會網說明：標 * 的高校為私立大學臺兩私立高校成功入圍中國五星級大學，辦學經驗值得大陸民辦高校借鑒報告顯示，私立高校也能辦出中國一流大學，在中國校友會網最新公布的《2011中國大學星級評價報告》中，首次將我國兩岸四地的私立大學與民辦高校納入“2011中國大學星級排名”。其中，在港澳臺私立大學中，臺灣輔仁大學和臺灣長庚大學等特色鮮明、辦學績效一流的私立大學入選2011年中國五星級大學；臺灣元智大學、臺灣東吳大學、臺灣淡江大學、臺灣中原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和臺灣東海大學等港臺私立大學入選2011年中國四星級大學。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資深專家、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指出，港澳臺私立高校以特色求生存、以績效求發展的成功辦學經驗，值得大陸民辦高校學習借鑒。在中國校友會網“2011中國民辦大學星級排名”中，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浙江大學城市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北京城市學院、仰恩大學、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和南昌理工學院等入選2011年中國五星級民辦大學。海南大學三亞學院、四川大學錦江學院、吉林大學珠海學院、雲南師範大學商學院、燕山大學裏仁學院、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武漢科技大學城市學院、江西藍天學院、安徽新華學院、西安歐亞學院、上海建橋學院、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黃河科技學院和浙江樹人學院等24所民辦高校入選2011年中國四星級民辦大學。在中國校友會網最新發布的“2011中國大學星級排名”中，還公布我國兩岸四地“藝術體育類”院校的星級排名；其中，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和北京體育大學等5所大學入選2011年中國六星級大學。中國音樂學院、上海體育學院、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戲曲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中國美術學院和魯迅美術學院等7所大學躋身2011年中國五星級大學。上海音樂學院、南京體育學院、武漢體育學院、北京舞蹈學院、廣州美術學院、四川美術學院、臺灣體育學院和香港演藝學院等12所大學入選2011年中國四星級大學。臺大造就9名全球億萬富豪校友，勇奪中國“全球億萬富豪搖籃”桂冠報告指出，“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是目前全球經濟領域內最有代表性、最具公信力的世界富豪榜，上榜的全球億萬富豪均是世界各個國家最傑出的自主創業企業家。報告負責人、中國校友會網總編趙德國指出，為反映我國兩岸四地大學全球商界精英的培養狀況，特別發布“中國校友會網2011中國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榜”，旨在為中國兩岸四地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提供參考。調查顯示，在1996-2011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榜的中國兩岸四地全球億萬富豪中，臺灣大學造就的全球億萬富豪校友人數最多，有9人，雄居中國校友會網“2011中國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榜”榜首，遙遙領先於中國兩岸四地其它高校，勇奪中國“全球億萬富豪搖籃”桂冠。其中，臺灣大學2011年有6名校友上榜，財富合計高達212億美元。複旦大學和浙江大學各有5人，並列第二。位居第四的是擁有中國大陸“造富搖籃”美譽的百年學府北京大學，有4位富豪校友上榜。天津大學也有4位校友上榜，與北大並列第四。清華大學、中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香港大學、臺北科技大學、深圳大學、四川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高校並列第六，各有3位校友上榜。臺大電機專業造富最給力，中南大學材料冶金專業造就2位大陸首富調查顯示，從1996-2011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榜的中國兩岸四地全球富豪校友就讀專業來看，中國全球億萬富豪校友大多畢業其就讀大學的王牌專業和優勢專業。其中，在我國兩岸四地的大學中，臺灣大學電機專業造就的全球億萬富豪校友人數最多，共培養出陳文琦、林百裏、蔡明介和張虔生等4位中國臺灣全球億萬富豪，堪稱中國兩岸四地大學造富能力最強的專業。在大陸地區上榜的高校中，中南大學的材料冶金專業造富能力最為搶眼，共培養了3位全球億萬富豪；其中，有2位富豪校友是中國大陸地區首富，一位是“2011新財富中國富豪榜”新首富、湖南三一集團的梁穩根，另外一位是“2009胡潤中國富豪榜”首富、廣東比亞迪集團的王傳福。北京大學上榜的全球億萬富豪分別就讀於經濟學、計算機和外語等專業。其中，“2011年中國大陸全球億萬首富” 百度公司創始人的李彥宏，199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信息管理專業。在大陸地區其他上榜高校中，清華大學的環境工程、複旦大學經濟學與生物工程、浙江大學數學與曆史等專業培養的全球億萬富豪校友人數較多。在上榜的港澳臺地區其他高校中，臺北科技大學的化工專業造富能力較為突出，造就了2位全球億萬富豪。香港大學的3位上榜全球億萬富豪分別就讀於電機工程、法律等專業。中國校友會網 2011 中國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榜 10 強名次學校名稱所在地區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數 1 臺灣大學臺灣 9 2 複旦大學上海 5 浙江大學浙江 5 4 北京大學北京 4 天津大學天津 4 6 清華大學北京 3 中南大學湖南 3 中國人民大學北京 3 香港大學香港 3 臺北科技大學臺灣 3 深圳大學廣東 3 四川大學四川 3 哈爾濱工業大學黑龍江 3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 3 中國校友會網說明：以上數據及資料均來自 1996-2011 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何鴻??5億港幣豪捐港大，創兩岸四地大學校友捐贈最高紀錄結果顯示，在1996-2011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榜的中國兩岸四地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中，香港大學校友、世界聞名的一代“賭王” 何鴻燊雄踞校友會網“2011中國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捐贈排行榜”榜首，並創下了中國兩岸四地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單筆捐贈的最高紀錄，單筆捐贈金額高達5億港幣。位居第二的是西北工業大學校友、重慶龍湖地產董事長吳亞軍。2011年向母校捐資人民幣1億元，這是迄今為止西北工業大學接受的最大一筆捐贈，也創下了中國大陸地區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單筆捐贈的新紀錄。居第三的是臺灣大學校友、臺灣富邦金控總裁蔡萬才。2009年向母校捐贈新臺幣2.6億元，創下了中國臺灣地區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單筆捐贈的最高紀錄。列第四的是天津大學校友、香港中信泰富集團董事局主席榮智健榮智健，在母校百年校慶之際，向母校捐贈5000萬港幣。位居第五的是中南大學校友、湖南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2007年向母校捐資3400萬元。臺灣交通大學校友、臺灣IT教父、宏基集團創始人施振榮分別以1億和5000萬新臺幣兩項捐贈位居第六和第十。並列第六的還有臺灣大學校友、臺灣水泥股份前董事長辜振甫和臺灣聯發科技集團董事長蔡明介，分別於2008年和2001年向母校各捐資1億新臺幣。名列第九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校友、香港新鴻基地產董事長郭炳湘，2005年向母校捐資1800萬港幣。港臺大學富豪校友捐贈出手闊綽，大陸高校校友捐贈潛力尚待挖掘在中國校友會網“2011中國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捐贈排行榜”榜上，來自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的捐贈金額相對較大，而大陸高校校友的捐贈金額相對較少。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資深專家、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分析指出，位居富豪校友捐贈榜前十強的捐贈校友中，除西北工業大學校友、重慶龍湖地產的吳亞軍和中南大學校友、湖南三一集團的梁穩根2人外全部來自中國香港和臺灣等地區。港臺大學與大陸地區高校的全球億萬富豪校友相比捐贈母校出手更為慷慨，大陸高校富豪校友捐贈潛力尚待挖掘。 “捐贈冠名”互惠雙贏，需要社會寬容與鼓勵對於目前“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商業捐贈冠名”引發的爭議，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資深專家、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認為，有學者說：“不是說社會給大學的捐贈不能冠名，而是在捐贈冠名的過程中不能過於商業化。但這個‘度’很難拿捏，感恩形式考量著捐贈者的良知、社會的理解和大學的包容。”其實，在捐贈冠名的過程中過於商業化的擔心是多餘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所有行動都會打上市場經濟的烙印，捐贈冠名也不例外；捐贈冠名在國外已成常態，我們不用大驚小怪。中南大學蔡言厚教授還分析指出，捐贈冠名是一種雙贏模式，應該鼓勵。蔡言厚教授指出，對“清華大學冠名捐贈”事件，社會應給予寬容的態度，給與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從而鼓勵更多大學校友和成功企業勇於捐資幫教、樂於捐資助學。中國校友會網 2011 中國大學全球億萬富豪校友捐贈排行榜 10 強 ( 單筆 ) 名次捐贈富豪公司公司總部受捐大學捐贈金額捐贈用途 1 何鴻燊澳門旅遊娛樂香港香港大學 5 億港幣香港大學何鴻燊校友挑戰基金 2 吳亞軍龍湖地產重慶西北工業大學 1 億人民幣西北工業大學吳亞軍獎勵基金 3 蔡萬才富邦集團臺灣臺灣大學 2.6 億新臺幣建造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萬才館） 4 榮智健中信泰富香港天津大學 5000 萬港幣天津大學獎教基金 5 梁穩根三一集團湖南中南大學 3400 萬人民幣中南大學三一研究院 6 施振榮宏基集團臺灣臺灣交通大學 1 億新臺幣臺灣交通大學數字創意產業發展中心辜振甫和信集團臺灣臺灣大學 1 億新臺幣建造臺灣大學社科院圖書館蔡明介聯發科技臺灣臺灣大學 1 億新臺幣臺灣大學 - 聯發科技無線研究實驗室 9 郭炳湘新鴻基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1800 萬港幣香港中文大學內地生優才獎學金 10 施振榮宏基集團臺灣臺灣交通大學 5000 萬新臺幣臺灣交通大學施振榮社會服務基金; 个人分类: 国家教育科学院|235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亚洲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科大列第一北大列第13清华列第16: wliming 2011-5-23 19:21; 中新网5月23日电据“中央社”报道，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2011亚洲大学名最佳大学排行榜，台湾共有11所晋身前百大，台湾大学名列第21，排名与2010年相同；香港科技大学勇夺第1名。　　这是QS公司连续第3年进行亚洲大学排行榜，参与调查的专家殷斯(Martin Ince)曾5度前往台湾访问，他告诉台媒记者，台湾有高品质的大学，2011年整体表现比2010年好，其中以台大最为突出，从各个指标来看，具有世界级大学水准，是亚洲地区的重要大学。　　殷斯表示，香港的大学因为多以英语教学，较易与英、美、欧等学校接轨，国际化程度高，加上教学品质高，外国教职员及学生也多，毕业生广获雇主欢迎，前10名大学中就有3所来自香港，并分占前两名。　　根据调查，11所进前百大的台湾大学与名次分别为：台湾大学(第21)、新竹清华大学(第31)、成功大学(第32)、阳明大学(第40)、交通大学(第52)、中央大学(第59)、台湾科技大学(第62)、中山大学(第70)、长庚大学与台北医学大学并列第89名，中兴大学(第99)。　　殷斯进一步表示，虽然受访的雇主普遍肯定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但在国际化部分，台湾的大学表现偏低，特别是与香港及新加坡相比，同时台湾的大学虽然发表不少论文，但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次数较低，这个现象值得注意与改善。　　根据调查，2011年亚洲前20名最佳大学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立首尔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与东京工业大学并列第9。　　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韩国浦项科技大学(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北京大学、名古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清华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九州大学(Kyushu University)与韩国延世大学并列第18、第20名是北海道大学。　　殷斯指出，研究人员是根据研究论出版情况、被引用数量、国际化程度、外籍教职员与学生人数、交换学生人数、毕业生就职情况、雇主评等等指标，再进行综合评比。 // //; 个人分类: 社会|1351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实验论证“佛、菩萨”的存在:台湾大学李嗣涔教授的科学研究: 热度 7 king500 2011-5-20 11:40; 科学实验论证“佛、菩萨”的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台湾大学李嗣涔教授的科学研究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的科学研究：约 20 年前 , 原本只是研究气功和手指辨识的功能研究，后来却无意中因为手指辨识字而发现特殊现象，进而确认佛菩萨和灵异世界的真实性。希望透过以下的内容，以科学的角度，让不信佛的人，或初学佛的人，或实修的佛弟子能够对生命和宇宙，以及生活和佛法，有更宽阔和深入的思维及体会。虽然这些研究在科学或宗教上可能是一项突破，不过，这些只是提供大家以科学的方式来认识佛法，这些研究对深奥的佛法来说还是相当粗略浅薄，仍不能圆满的解说佛法。所以 , 佛弟子应该以佛经为依据 , 将此实验当作参考即可，而不是反客为主，弄错了方向。因此，固然李教授的研究精神可敬，但也不排除其实验过程被邪力所摄的情形，不过影片中他也语带慎重和保留，并且强调正念，或许应该是有注意到这类情况，不论如何，此研究却也佐证了佛菩萨世界的存在。研究中简单节录：在研究测试中发现：在纸张上写这样的字，都能和佛菩萨起信念的连结，在功能者的大脑屏幕中都会呈现出非常光亮的光芒，不过在我们一般人的肉眼下 , 只是和这样的字。 ============================== 讲座视频内容即其著作《难以置信 - 寻访诸神的网站》一书精华所在，藉由功能人与灵界 ( 信息场 ) 对话，及透过手指识字与神佛的接触，探索现今日天文物理界难解的困惑 ( 挠场、隐密物质、隐密能量 ) ，以及宇宙演化与人类起源和文明的兴衰，内容非常震撼而精彩 …… 视频人体潜能科学（人体身心灵科学） - 李嗣涔讲演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DAoPOH-4qg/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BZmVMJrmuc/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GMHj7MMTP8/ http://static.youku.com/v1.0.0145/v/swf/qplayer.swf?VideoIDS=XMjE0MDI5ODI4embedid=-showAd=0 备注：若上述网址看不了，请在土豆网或优酷网键入“人体潜能科学”或“人体身心灵”等关键字查找视频播放即可。 ============================== 严密的科学实验证明 “ 佛神 ” 的存在！【台大校长的实验】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李嗣涔教授在台湾进行了十多年的特异功能研究，并在台大电机系开设 “ 人体潜能专题 ” 课程。通过多年实验研究，李嗣涔科研团队证实了在人类所处的时空之外，还有所谓 “ 信息场 ” 的存在，也就是俗称的 “ 灵界 ”-- 包括 “ 佛和神 ” 。甚么是真正的科学？科学到底是甚么？是不变的真理，还是不断发现真理的过程？昨天认知的真理是否会因为今天的新发现而改变？而固守昨天的真理较为科学，还是接受新发现的事实较符合科学态度？科学知识的极限在哪里？ ...... 以上种种问题，或许可以从十几年前发生在台湾的 “ 特异功能 ” 实验中，窥见一些反思。究竟 “ 特异功能 ” 存不存在？这个 “ 科学问题 ” 冲击着每一个参与实验的研究者，也叩问着社会上相信与不相信这些实验结果的芸芸众生 ...... 一个想 “ 踢馆 ” 的研究生的经历时间回溯到 1999 年。当时在台大电机系任教、现任台大校长的李嗣涔教授，进行气功研究与手指识字等特异功能实验已有十年历史；而当年的台大心理系研究生，目前任教文化大学大众传播系副教授的唐大仑，正是这个实验团队中的一员。回想起这段经历，唐大仑承认，当初加入实验团队的原因，并非想证实特异功能的存在，恰恰相反是想去 “ 踢馆 ” 。由于熟悉心理学知识，唐大仑自认为能识破一切行为操弄的手法，把李嗣涔从 “ 怪力乱神的迷信 ” 中拯救出来。却没想到，参与研究后，竟然大开眼界，颠覆了自己固有的知识体系。唐大仑笑着说： “ 那时我想，应该去揭一下李教授的疮疤，看能不能让他悔悟，是不是被骗了？没想到实验做了五年后，发现原来是我错了。 ” 以科学方法探索特异功能、超自然现象的奥祕，这样的尝试在国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 1882 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几位教授就成立了 “ 灵力者协会 ” （ Association for Psychical Research ），专注于研究超自然现象。国外把此学问称为 “ 超心理学 ” （ Parapsychology ），有十几种学术期刊发表各式论文。而在台湾，开启这一科学研究领域大门的始祖，最为人知的，就是李嗣涔。现任台大校长李嗣涔，为美国史丹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专长为半导体光电元件。李嗣涔专业成绩十分优秀，有列不完的学术头衔与奖项：曾任台大电机工程系系主任、国防部参事、台大教务长，五度获得国科会杰出研究奖，并先后荣获中山学术著作奖（ 1987 ）、中国工程师学会优秀工程师奖（ 1987 ）、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 1997 ）、国际电机电子学会千禧年奖章（ 2000 ）等。为甚么一个优秀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会致力研究 “ 特异功能 ” ？ “ 气功热 ” 开启 “ 特异功能 ” 实验研究时间再往前回溯。 1988 年，由于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掀起 “ 气功热 ” ，当时的国科会主委陈履安召集了几位顶尖的科学家，开展对气功的科学研究计划。当时在台大电机系任教，对气功、中医、宗教与人体科学是门外汉的李嗣涔，因为研究计划的关系，亲身练习气功，体验到所谓 “ 气集丹田 ” 、 “ 打通任督二脉 ” 等奇异的气功现象。 1993 年，李嗣涔开始在台大电机系开设 “ 人体潜能专题 ” 课程，开展手指识字、心电感应、念力等研究，从此接触了许多特异功能人士，令他眼界大开。李嗣涔除了对已有特异功能者进行实验外，也着手训练 7 至 14 岁的小孩。结果大约有 10% 到 40% 的青少年可以成功开发出手指识字的特异功能。因此，李嗣涔有了稳定的实验对象来源。 1999 年 8 月的一次手指识字实验，是李嗣涔多年来研究特异功能的转捩点。在实验中，用 “ 佛 ” 字测试时，具特异功能的小孩看到的是千变万化的意象，包括发光的人、宏亮的笑声、寺庙、和尚等等。透过这类 “ 特殊字 ” 的测试，李嗣涔证实了我们所处的时空之外，还有所谓 “ 信息场 ” 的存在，也就是俗称的 “ 灵界 ” 。这些实验过程历历记载于李嗣涔发表的三本书里，分别是 1998 年出版的《人身极机密：人体 X 档案》、 2000 出版的《难以置信：科学家探寻神祕信息场》以及 2004 年的《难以置信 II ：寻访诸神的网站》。唐大仑当年参与实验时，在研究方法上以心理系的角度提供了很多建议，心理系的专家设计实验时可以考虑到电机工程专家没想到的问题，让实验程序更加严谨。唐大仑说： “ 心理学家最瞭解魔术的操弄技巧与心理陷阱。譬如驴子会算术的表演，驴子可以看数字运算，选出正确答案。其实这些可以通过表演者与驴子间的暗示或默契来达成。所以心理系最瞭解这些把戏。 ” 当时李嗣涔教授正与一名日本的特异功能小女孩高桥舞进行实验，试图瞭解手指识字等特异功能。唐大仑说： “1999 年时，李嗣涔认为这些现象应该可以用科学方法、物理理论来解释。 ” 唐大仑举例，在实验手指识字时，把字写在纸上，然后把纸揉成纸团，用封条黏起来，并在封条上写字。如果封条被拆开，黏回去的字一定无法对齐完整，用这方式排除纸团被拆开的可能。唐大仑觉得这样不够， “ 我想到的不只是这些。我提出纸团不能只有一个，要一大堆纸团，要做实验时再从中抽出一个纸团给受测者辨识，这样连自己都不知纸团里的答案。 ” 他继续严格要求： “ 而且纸团摸出来，让特异功能者用手指辨识后，也不要立即比对答案，要连续测试五次后，再一同比对。因为如果每测一次就比对一次，做实验者对于测试结果的反应，或许会使测试者与受测者间产生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或许会导致受测者猜中答案，或增加猜中答案的机率，所以我们也要用机率、统计的方式来排除这可能。 ” 然而，种种精密防范巧合的设计对高桥舞全然失效，纸团里的字一一被识出。唐大仑不甘心，向李嗣涔提出，笔画与颜色在视觉接受上，于大脑中运作的区块不同。所以设计出一个实验，实验 20 次手指辨识颜色后，先不公布答案，请受测者先在色盘上指出看到的颜色，指认完后，再打开纸条，用肉眼再辨识一次，核对与手指识别的颜色。结果竟然还是全部正确无误！唐大仑说： “ 哇哩勒！辨识结果都一样耶！几乎没甚么差别。用天目（第三眼）看到的颜色能与肉眼辨识的颜色相符合，这样实验程序符合严谨的心理学实验。我就想，这样我就已经相信高桥舞的能力是实际存在的。 ” 意外和 “ 神佛 ” 展开沟通严谨的实验程序，不得不让唐大仑相信手指识字的真实性。但，更令人好奇的是，高桥舞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深入访谈后发现，原来小女孩自身也不知为何能看到，而是在另外空间有一个教她修炼的师父，师父会送个讯息给她，在前额所谓的天目里闪出图案来，于是她就知道纸团里的字是甚么了。问到此，实验团队知道，再追问下去没有意义了， “ 只能到这边终止，我们没办法与师父对谈，只有她才可以和师父对谈。 ” 唐大仑表示，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就会落入民间求神问卜的层次 ── 人们问乩童问题，神灵透过乩童传达讯息。这样的模式完全不符合科学实验的原则，因为无从得知乩童讲出的，究竟是自己的想法还是神灵传达的讯息。正所谓： “ 人算不如天算。 ” 享誉国际的实验物理学家，行政院同步辐射中心主任、中研院院士陈建德教授因不相信这个实验，拿着一堆纸团来测试，却意外成为这个实验的重要转折点。因为陈建德信仰佛教，测验的纸团里有一张写个 “ 佛 ” 字，从此研究团队找到了与信息场中的神灵对话的钥匙。据李嗣涔在书中描述，当天实验时，一般的字汇与图形，如花卉、动物等等字词，高桥舞都辨识无误。但无意中放进纸堆里的 “ 佛 ” 字，高桥舞拿起来时，在脑中出现的影像不是字，而是亮光与人像。唐大仑描述： “ 那时候李教授想看看透过各种神圣的字是否会引出不同的神灵，果然真的会耶！ ” 因为高桥舞是日裔美籍人士，会讲中、英、日文，当用日文写了 “ 佛 ” 字，高桥舞在前额里闪过的图像竟是一位高高瘦瘦的人，这位 “ 佛 ” 还用日文问她： “ 甚么？ ” 另外，以 “ 老子 ” 与 “ 孔子 ” 来让高桥舞手指识字，脑中出现的都是灰暗的人影，背景正常，然后人影消失。摸到 “ 药师佛 ” 时，高桥舞脑中闪过了亮光，并且还闻到了中药的味道。不只是如此，读取 “ 药师佛 ” 字样时，小女孩的脑中还看到数个发亮的圈圈。原来那些是一个个植物园，里面有着金光闪闪的药草。而读取 “ 耶稣 ” 这神圣名词时，看到的是巨大的十字架散发出亮光。唐大仑说： “ 透过这个程序跟这些特殊字，我们可以确定，这应该不是高桥舞乱掰的，那是真的灵界那边的讯息 feed back （回馈）回来。 ” 2000 年 12 月，李嗣涔的研究团队开始试着直接与神灵对话。唐大仑说： “ 我们尝试把问题弄成纸团包起来，至于回应能不能跟纸团对得起来，我们打开纸团对就知道了。 ” 没想到，高桥舞的师父真的回答了！过程中高桥舞的脑中无法读出纸条上的问题，只能转述师父的回答。有了回应之后，研究团队才打开纸团看提问，然后核对答案与题目有无相关。这些问题像是： “ 基督教所讲的 ‘ 上帝 ’ 与佛教所讲的哪一层次相当？两个宗教所讲最高层次的世界是一样的吗？请开示。 ” 高桥舞的头脑中的萤幕反应出的答案是英文： “I don't like to compare 。 ” 研究团队接着再问： “ 基督教的耶稣相当佛教哪一层次的神灵？请开示。 ” 回答为： “I don't like to say.” 他们还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如： “ 请开示：地球人类何时可以和外星文明接触？ ” 信息场中的师父回答： “ 不是已经有了？ ” 问信息场中高桥舞师父的问题不下上千个，研究团队对此也写了几篇论文。但唐大仑说，论文上只是白纸黑字，实验过程的奇妙绝非论文能传达。这些经历成了唐大仑在台大求学生涯中最珍贵的收获。远远超过现代科学的未知领域从气功研究、特异功能研究，后来发现信息场的存在，还与信息场里的生命联系上 ...... 可想而知，这些被传统科学界认为是 “ 怪力乱神 ” 的题材，李嗣涔以台湾第一学府教授的身分开展这样的研究，必然引发许多争议。有一个轰动的例子是，中华民国物理学会、台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台大心理系和中研院的十多位教授，在 1999 年 8 月组成了小组，备妥各种道具前来踢馆。结果，放在盒子中的纸，只要不用铅包住，具有超强特异功能的小孩，都能准确地说出或描画出纸上的字和颜色或各种奇怪的图形。实验进行没有多久，这些教授们大开眼界，直呼不可思议。 2005 年李嗣涔参与台大校长遴选时，其专业领域的杰出成就无可非议，但特异功能研究却使他遭到许多学界人士与社会的质疑。当选台大校长的李嗣涔因此停止这方面的研究，也暂时拒绝接受任何外界关于信息场的采访。但手指识字的成绩、发现信息场的现象等等，都是在严谨的实验程序下完成的，事实与实验结果摆在眼前。不过，唐大仑也承认，没有亲身参与实验的人， “ 打死也无法相信 ” 其真实性： “ 李嗣涔提出解释这些现象的理尽管许多人不认同，但事实在那里，把事实挖出来清楚地呈现，其实就是一个科学过程。很不幸的，这个科学过程讲出来的事实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 唐大仑介绍，现在科学所走的道路是建构在逻辑实证论的方法上，也就是以事实来建立理论。但这方法有其局限性，因为经验不到的事物就无法推论出理论： “ 你想想有多少人具备特异功能？太少了，百万分之一的机率，因此不会有科学理论来建构这个东西，难怪不会有关于灵异的科学。 ” 而具备了这些信息场对话的实验数据与结果，就能纳入现代科学的范畴了吗？唐大仑认为，他们所探索的领域已经远远超过现有科学所能归纳的范围了。他亲身经历的事实不能用现有科学来理解，但这不减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回忆起那段探索特异功能以及和另外空间信息对话的经历，唐大仑感叹道，实验走到 “ 与信息场对话 ” 这个阶段，在他看来已经不能称作 “ 实验 ” 了，顶多能叫做 “ 对灵界的访谈 ” 。因为面对的是人类一无所知的、比人类高等的灵界神灵，若不用诚敬的心来祈求，实验将无法进行： “ 你看我们写问题都很小心，用 ‘ 请开示 ’ 等词。我们很怕得罪信息场中的师父，因为过程中会发现，有时那个师父不高兴，就不参与实验。高桥舞就是一个肉身，跟我们一样，没甚么能力，那功能全来自于那个师父。 ” 只有 “ 信念 ” ，没有 “ 名利 ” 唐大仑特别强调，在带领实验团队时，李嗣涔有严格的要求，不准学生问关于自身名利的问题，像是乐透号码几号、股票涨跌这种问题。唐大仑认为，这已经把测试者的 “ 信念 ” 带进实验中了。就知识的定义而言，属于科学范畴的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若要通过信念才能获得实验结果，以目前的标准而言，就不能算是科学。可是，这只能表示科学的局限性，并不能否定实验的真实性。一般科学家认为，一个被证实的研究必须能够被覆制，在任何时空环境下都能实验成功。而特异功能的实验因为牵涉到太多未知的领域，甚至信念的影响，所以实验结果无法普遍地复制。 “ 其实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关于人的研究，是无法被覆制的，但那程序我们还得把它称为科学的程序。 ” 唐大仑表示，李嗣涔最可靠的研究对象就是高桥舞，这种实验对象并非在大街上随便寻找就可找到，也无法随意重复，许多完备的传统科学理论无法解释这现象。对于一般科学界对于特异功能研究的排斥，唐大仑也提出看法。他认为李嗣涔若要用这研究求名利很容易，只要稍加渲染包装，就可大肆宣扬行销。但李嗣涔没这样做。很多人批评李嗣涔的研究是伪科学，唐大仑表示，科学理论并非真理，只能说是 “ 近似真理 ” ，因为真正的科学理论一定存在被否定的可能，科学的发现是不断革新的过程，科学家不是真理的占有者，而是真理的探求者。以更开阔的心胸看待事物在传播学院教书的唐大仑，鉴于现今媒体为提高收视率，时常把特异功能议题加以渲染，把严肃的科学探索穿凿附会，成为刺激的灵异故事，造成外界的误解；所以在课堂上常对学生阐述正确的科学观念。唐大仑分析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观点，他较认同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的说法。黄光国认为，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心、物对立的二元论上，只钻研客观物质世界中可用工具理性解释的知识，才被现代主流社会称之为科学。但这种科学就无法瞭解如中国传统的 “ 心物合一 ” 的概念，像气功中的现象就很难被 “ 心、物对立 ” 的二元论科学所理解。所以，唐大仑在课堂上常告诉学生要以更开阔的心胸看待事物： “ 人称之为 ‘ 我 ’ ，就是会这样，以人的角度看，这世界就是我的，这样的思考就比较封闭。但在这个世界以外，也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 ”; 2305 次阅读|9 个评论

原来台湾也有类似大陆的【985】高校: 热度 16 pukin 2011-4-14 14:13; 2011年台湾大学获31亿经费补助目标迈进“世界50大” 前一段写了篇博文“ 俄罗斯也有类似中国的【985】高校 ”，耶鲁大学的王晓明博士在后面留言： Synthon 2011-4-5 23:55 类似还有台湾“五年五百亿”计划，现在也到了二期了，呵呵。博主回复(2011-4-8 18:14)：也是重点支持几所大学？今天下课后网上放狗搜了一下，果然如此！和大陆985计划类似，台湾教育部在2006年也搞了一个“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计划分两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2006-2011年，通称为第一期五年五百亿计划。共有17所学校入选，分别是：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阳明大学、中兴大学、政治大学、长庚大学、元智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湾海洋大学、中原大学、医学大学、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第二阶段：2011-2015年，通称为第一期五年五百亿计划，并将计划名称改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在第二期计划中，资助的大学有17所减少到12所，分别是：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阳明大学、中兴大学、政治大学、长庚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 “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由政府补助新台币五百亿元，分五年拨发，每年拨发一百亿元新台币。在入选的12所大学里，台湾大学和成功大学分别获得了31亿和17亿新台币，两所大学就拿走近５０％的补助，地位相当于大陆的北大清华。台湾有一点做的比大陆好，就是把各校的投入经费和实施计划后的评估结果公之于众，考评结果优良的进入下一轮计划，否则淘汰出局。下图是2006-2008年一流大学项目各校考评结果： 2008年 2007年 2006年大学名称优优优国立台湾大学优优良国立成功大学优优优国立清华大学优优优国立交通大学优优优国立中央大学优良优国立阳明大学优良优长庚大学良良良国立中山大学良良良国立中兴大学良良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可可良国立政治大学大陆“985”工程已经实施了两期，第三期也已经启动了。但各大学实施的情况到底如何，每个学校国家投入了多少钱，纳税人基本是两眼一抹黑。如果闲着无聊去这30几所“985”高校的网站上看看，基本上都是众口一词，985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达到或正在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或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 个人分类: 博客新闻|18349 次阅读|33 个评论

将被公派台湾大学台大骨科学习膝关节软骨损伤修复技术: 热度 2 GaoXurenKnee 2011-1-14 23:03; 接苏卫国合〔 2011 〕 2 号通知，受2011 年度江苏省卫生国际交流支撑计划支助，将赴台湾台大骨科学习膝关节软骨损伤修复技术。争取好好把握这次去台湾学习与交流的机会，提高膝关节软骨损伤的诊断、治疗和研究能力，便于今后更好地解决膝关节损伤患者朋友的困惑与痛苦，为膝关节软骨损伤的患者朋友提供一流的服务。高绪仁：每天以解决膝关节问题为乐：）江苏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膝关节医师高绪仁; 个人分类: 膝关节外出学习与交流|4336 次阅读|0 个评论

2009世界顶级百名高校，中国6所入围，港3台1大陆2: zhpd55 2010-3-8 10:17; 2009年度QS世界大学排行榜揭晓，中国有6所高校入选世界顶级百名高校之列，其中香港大学排名第24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35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6位，清华大学排名第49位，北京大学排名第52位，台湾大学排名第95位。 2009 rank School Name Country Source: QSQuacquarelli Symonds ( www.topuniversities.com ) Copyright 2004-2009 QS Intelligence Unit. Click here for copyright and limitations on use. 1 HARVARD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2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3 YALE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4 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ted Kingdom 5=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nited Kingdom 5= University of OXFORD United Kingdom 7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ted States 8 PRINCETON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9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 United States 10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 United States 11 COLUMBIA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1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ted States 13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14 DUKE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15 CORNELL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16 STANFORD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17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18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19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ted States 20= ETH Zuri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 Switzerland 20=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nited Kingdom 22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23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ted Kingdom 24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25 KYOTO University Japan 26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27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28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PARIS France 29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30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Singapore 31 BROWN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3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3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 United States 34 University of BRISTOL United Kingdom 35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CHINA Hong Kong 36= cole Polytechnique France 36=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36=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ted States 40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41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42 Federal Polytechnic School of LAUSANNE Switzerland 43= OSAKA University Japan 43= TRIN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45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46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47=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South 47=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49=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49=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Netherlands 51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52=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United States 52=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54 BOSTON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55=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Germany 55=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 57 HEIDELBERG University Germany 58 University of WARWICK United Kingdom 59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60 LEIDEN University Netherlands 61=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6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nited States 63=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6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 of I) United States 65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Belgium 66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nited Kingdom 67=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United Kingdom 67= LUND University Sweden 69 Kaist -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 Korea, South 70= University of YORK United Kingdom 70= UTRECHT University Netherlands 72 University of GENEVA Switzerland 73=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Singapore 73=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United States 75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7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nited States 76=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nited States 78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 United States 79 University of GLASGOW United Kingdom 8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81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82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nited Kingdom 83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etherlands 84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85 DARTMOUTH College United States 86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nited States 87= PURDUE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87=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United Kingdom 89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90 EMORY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91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nited Kingdom 92=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92= University of ZURICH Switzerland 94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95=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CHINA Taiwan 95=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nited Kingdom 97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98 Ludwig Maximilian - University of MUNICH... Germany 99 University of LEEDS United Kingdom 100 RICE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个人分类: 其它杂项|40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台北访问之台湾大学篇: rjxie 2008-12-9 12:03; 台湾的芯片行业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经傲视全球，是台湾经济最为重要的增长引擎和支柱产业之一。正由于在芯片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近年台湾半导体照明业的快速发展就顺理成章，是目前全球中端LED产品主要的生产商和供应商。尽管在芯片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台湾境内缺乏相应的荧光粉，特别是自主品牌的荧光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端白光LED产品（如低色温、高显色指数的白光LED以及液晶背光源用的白光LED）的开发和生产。虽然大陆境内使用的YAG系列黄色荧光粉来自于台湾的弘大企业，但实际上弘大只是日本企业根本化学的代理商而已。根本化学的YAG是不能在日本市场销售的，这里主要牵涉到日本日亚化学的专利问题。也正是这个荧光粉的问题，我的朋友，台湾大学化学系刘如熹教授，帮我申请到台湾化学学会的一个资助，邀请我到台湾访问并介绍我们所开发的荧光粉产品。访问的第一站是台湾大学。台湾大学位于台北市区的罗斯福路上，一个比较繁华的路段。它的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台湾帝国大学，是日本原先九大帝国大学之一（其他的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韩国的汉城大学），至今仍然保留着日据时期的建筑，没有国内大学那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台湾大学是台湾境内最为著名的大学之一，其科研力量和研究经费在亚洲的大学中也名列前茅，是盛产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学府，其地位犹如北京的清华大学。台大电梯里的提示音有两种语音：普通话和闽南话，轮流讲一遍，有很吵的感觉。既然上了台大，不管是台北还是台南的人普通话应该都懂的，但闽南话不一定都能听明白。由于台湾与大陆分开比较久的缘故，有一些词汇两岸的说法不一样。比如说，大陆人读Silicon为硅（gui），而台湾人念之为矽（xi）。所以我在做报告之前特意请教了刘教授，免得听众不明白。台大的教授们在台大停车超过一定时间是要收费的，因为台大的校园不是很大，没有那么多的停车场。刘教授拥有台湾清华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两个博士学位，工作非常刻苦，经常忙到凌晨3-4点钟，所以被罚款是经常的事。他说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迷迷糊糊开着车回新竹的家里，有一次竟然在高速公路上睡着了。他的勤奋我是领教过的，经常在早上4点钟左右收到他的电子邮件，去年在我这里访问的时候也是工作到凌晨，早上7点钟左右就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我让他要多注意身体，他说这么多年了也没啥毛病，一休息反而没精神。真是个不要命的拼命三郎！在报告结束后，刘教授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和他的办公室。他跟我介绍了他的管理学生的方法和理念。他说，他教育学生的目的不是只让他们学习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做人，能很快在社会上立足。台大的学生都很聪明，但个性很强，不好管理。他的管理方法是在线管理，即所有工作任务包括文献阅读、一周工作总结、论文等都在网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他报告，过时就扣除相关学生的月补助收入。实验室的卫生管理、组内的活动安排和采购、组内的学术会议等都有专人负责，并给予一定的额外补贴。这样一来，实验室的运转很畅通。同时，这种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很快让学生们一毕业就能适应各公司里的工作和生活，使得他的学生在社会上好评如潮，很容易就找到工作单位。我确实为他的这种良苦用心而感动，现在的大学老师还有几个有抱着这样为学生和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台大的校园不新也不大，完全没有大陆好多高校的气派、奢华和占地面积广阔。在台大，每个系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博士，这一点大陆的高校没法去比。台大的正门和图书馆是在大陆好多高校领导和学生眼里是破烂不堪的，而正是这种务实的、在乎灵魂的精神让台大跨入名校之门。泰晤士报上2008年的亚洲大学排名中台大是12名，比北京的清华大学高6个名次。连接正门和图书馆的主干道两旁栽着钢劲挺拔的针叶林，针叶林的顶部长着一根细长的类似避雷针状的针状物，激励着台大的学生要出类拔萃，争做No.1。图1 台湾大学的正门图 2 台湾大学的图书馆图 3 台大主干道两旁的针叶林图 4 针叶林顶部的针状物图 5 浪漫的台大图 6 与刘教授组员合影图 7 台大的校徽; 17717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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