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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石元春院士:我国的能源忧思
whyhoo 2012-2-21 08:55
■石元春 2011年是石油战事多发的一年。 3月,爆发了由“北约”直接军事干预的利比亚战争,法、英、意等几个欧洲国家不惜投入巨额军费而积极参与,重要原因是保护英国BP、法国道达尔、意大利埃尼等石油巨头在利比亚的利益和保障本国的石油供应。7月,南苏丹独立,美欧等在苏丹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主要原因也在于石油。11月,东盟外长会议和东亚峰会上凸显的中国南海问题以及美、日、印等国的介入也是因为石油。年底,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陈兵军演和美伊剑拔弩张的背后更是中东石油问题;美欧针对伊朗石油产品的经济制裁使得中国总理紧急出访沙特等四国,也是为了“找油”。一年里发生这么多事,都直接涉及我国油气进口,因为油气越来越依赖国外并已成为“国之软肋”与受制于人的“七寸”了。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正在组织对中国的弧形包围圈,一旦需要施压,最简单和轻而易举的办法就是切断中国油气运输线,先把你的经济和社会搞乱再说。 以上种种,难道不该在战略层面上对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尤其是油气安全问题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忧患意识吗? 近10年美国能源战略与政策方面的资料中出现频率最多的用词是“自主”、“安全”、“替代”、“生物燃料”以及“降低石油进口依存度”。 中国何时才提“自主与安全”的能源战略 全球70%的石油资源集中于中东,而资本、先进技术和消费市场集中于美欧工业化国家,这就注定了双方在资源、经济、政治以至军事上的争斗与博弈。据《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11》,2010年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仅可分别满足世界46.2年和58.6年的开采。油气资源在渐趋枯竭,开采难度与成本越来越高,价格上扬是必然趋势,在这盘油气残棋的博弈中,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尖锐,消费国之间利益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能源需求激增,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成为一名晚了近百年的世界石油消费国俱乐部里的“新生”。俱乐部里那些雄踞百年和虎视眈眈的“老生”与一位腰缠万贯、咄咄逼人的“新生”之间能和谐相安和世界大同吗?中国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外汇储备的作用,也不能只盯在全球剩下的这“半桶”石油上,想想是不是还有其他途径。 看看石油消费国俱乐部里的那些“老生”们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对我们会有好处。 石油消费国俱乐部里的那些“老生”除了给“新生”处处“使绊”和明争暗斗外,十多年前就已另辟蹊径地准备“立足本土”了。 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的美国,其为石油“立足国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经过多年准备,1999年克林顿发布了以石油替代为目标的《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总统令;2005年布什在其签署的《国家能源政策法》中专设了“乙醇训令”,要求燃料制造商到2012年在汽油中必须加入2250万吨生物乙醇,以每年减少20亿桶原油进口。布什在2006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曾有段名言:“美国在使用石油上像吸毒一样‘上瘾’,而这些石油是从世界上不稳定地区进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美国人的才智和技术进步,打破对石油的过分依赖,改善我们的环境、摆脱石油经济。”“我们的一个伟大目标是到2025年,替代75%的中东石油进口。” 经过5年准备,在2007年通过的《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向世界宣告了美国的自主与安全的能源战略,并规定到2022年全美必须生产和使用1.08亿吨生物燃料(其中包括1.05亿吨燃料乙醇)。当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中美国生产玉米乙醇受到猛烈攻击时,布什对媒体说:“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农民种植能源,并不再从不稳定地区购买石油,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所在。”多么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国家利益所在”! 奥巴马上任仅两三个月,就给农业部长下达总统令,要求农业部加大加快在生物燃料产业的投资和生产,在美国建立永久的生物燃料产业;2011年3月奥巴马发布《确保未来能源安全的蓝图》。训令中将通过发展生物燃料以减少进口石油放在第一位,并宣称“美国不能把长久繁荣与安全建立在将会枯竭的能源基础上”,发誓要生产更多的本土生物燃油和提高燃油效率,在10年内使美国的石油进口规模(指每天1100万桶)减少三分之一。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的《能源展望2010》描绘了2035年前美国能源发展的轮廓,提出2035年,即再过25年美国的石油消费量仍可维持在2008年水平,因为石油需求的增长部分可全部由生物燃料替代,届时燃料乙醇消费量将占石油消费量的17%,美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将下降到45%以下。该报告还指出,未来的汽车中,以生物燃料和汽油为动力的灵活燃料汽车(FFVs)将占到40.9%,电动汽车占5.35%。 如果我们查阅近10年美国能源战略与政策方面的资料和文章,出现频率最多的用词是“自主”、“安全”、“替代”、“生物燃料”以及“降低石油进口依存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石油进口依存度终于由75%下降到47%,主要靠的是年产4000万吨燃料乙醇,初步完成了由石油“立足国外”到“基于本土”的能源战略转变。美国能源部最近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6年里能源自给率逐渐提高,2011年前10个月达到81%。这是美国积百年之经验和对当今形势的高瞻远瞩,是一个成熟国家的表现。 2007年欧盟通过立法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要占到20%,其中交通部门燃料消费中生物质能源要占到10%的目标;瑞典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份额由1970年的77%下降到2008年的32%,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公交车已全部使用生物乙醇和生物天然气。2004年印度开始石油/农业领域的“无声革命”,制订了从2011年开始全国运输燃料中必须添加10%乙醇的法令,违者将被起诉。日本经内阁会议审议通过的《日本生物质综合战略》提出由“石化日本”向“生物质日本”的战略转变,并制定了摆脱石油依赖的时间表。 无论从资源枯竭、争夺激烈、代价高昂、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可以持续等任何方面考虑,从“立足国外”到“基于本土”的能源自主与安全战略的转变都是大势所趋。中国的能源问题比他们严重得多,对国家能源自主与安全的要求也迫切得多,我们何时才提“自主与安全”的国家能源战略呢? “自主与安全”和“基于本土”是一种态度和指导思想,不是“不进口”,“不走出去”。也不要因为我们四处弄油买气而不好意思提“自主与安全”,正是因为我们资源匮乏和“四面出击”,才更要提“自主与安全”与“基于本土”。美国十多年前提出能源自主与安全战略时的石油进口依存度是75%,2010年不是还进口了5.85亿吨石油,占世界总量的21.8%吗? 与中国有诸多共同之处的巴西却创造了一个生物燃料与农村经济互促双赢的局面,成为国家第一支柱产业的经济奇迹。 不仅是“替代”还在于发展农村经济 对石油与天然气替代的唯一选择是生物燃料,因而它总是与发展农村经济相辅相成的。克林顿的《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总统令指出:“目前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技术有潜力将可再生农林业资源转换成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电能、燃料、化学物质、药物及其他物质的主要来源。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能在美国乡村给农民、林业者、牧场主和商人带来大量新的、鼓舞人心的商业和雇佣机会;为农林业废弃物建立新的市场;给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带来经济机会。”克林顿在签署此令时向媒体宣称:“到2020年美国农民可因此而每年新增收入200亿美元。” 奥巴马就职两三个月就给农业部长下达了关于在美国建立永久的生物燃料产业的总统令,强调“利用这个产业为美国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提供唯一的机会”。2011年8月,奥巴马在爱荷华州召开的“农村经济论坛”上动员私营企业积极参与到国家能源安全行动中来,并宣布拨款5.1亿美元,加上私企匹配共10亿美元,在今后3年中,由能源部、农业部、海军部及联邦航空署合作,推进用于航空/航海的第二代生物煤/柴油的研发和生产,产品由海军部全部包销。连美国海军的力量也动用了起来,奥巴马正在举全国之力发展石油替代与农村经济,并在白宫设立了农村事务委员会,以协调农村发展生物能源与能源、环保等有关部门的关系。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通过发展生物质能源在为美国“三农”做实事。 作为农业大国的巴西,奇迹般地将甘蔗乙醇产业发展成国家第一支柱产业,替代了全国41.8%的汽油。巴西已建成10大甘蔗乙醇生产基地和由甘蔗种植—乙醇加工—专用汽车FFVs—国内市场—国际贸易的一套完善体系。2003年启动的灵活燃料汽车市场,到2010年2月已超过1000万辆,占汽车销售的90%,且有1.2万架小型及农用飞机使用乙醇燃料。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中有人攻击生物燃料时,总统卢拉说:“巴西的经验表明,生物燃料不仅没有威胁到粮食安全,而且可以在农村地区增加就业,为农民带来了更多收入。” 美欧等工业化国家也十分重视通过发展生物燃料以促进农村经济,而与中国有诸多共同之处的巴西却创造了一个生物燃料与农村经济互促双赢的局面,成为国家第一支柱产业的经济奇迹。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主要是农民大群体的收入增长太慢,“三农”沉疴难除。党中央一再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下发了城乡统筹、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科技兴农等一个又一个“一号文件”,为什么不能想想改变一下传统农业的思维模式和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想想“巴西奇迹”,想想中国“三农”问题的病根在哪里。 中国和印度过分依赖中东石油的“海湾石油瘾”将带来本国经济与政治风险,如果这个地区有冲突与战争,中印将首当其冲地受到油价和供应中断的影响。 悬在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 《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11》称,到2010年底,按世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探明储量及生产量,三者可分别供开采46.2年、58.6年和118年。中国差之远矣!石油探明储量20亿吨,年生产量2.04亿吨和消费量4.53亿吨,即可供开采10年或消费4.4年;天然气探明储量28000亿立方米,年生产量968亿平方米和消费量1090亿立方米,即可供开采29年或消费25.7年;煤炭探明储量1145亿吨油当量,年生产量18亿吨油当量和消费量17.14亿吨油当量,即可供开采63.6年或消费66.8年。中国是个化石能源资源匮乏,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极贫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激增,2010年的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0.3%,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其中煤炭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48.3%(《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11》)。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09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攀升到53.6%,2011年接近60%;2010年天然气进口量2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20%。在雄厚外汇储备支撑下,十多年前开始的“走出去”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东到中亚,从俄罗斯到南美都有中国油气资本注入,运输船只的往来与管道铺设,解决了用能的燃眉之急。但吸毒般的“石油瘾”越来越大,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国家能源越来越不安全,隐患越来越令人担忧。 美国国防部的《2007年中国军力报告》里有一幅“中国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的附图,文字说明是:“中国严重依赖关键性的海上通道来保证其能源进口,约80%的中国原油进口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难怪美国军方曾扬言中国的石油咽喉掌握在他们手上。国际能源组织IEA发表的2007年年度报告提醒说,中国和印度过分依赖中东石油的“海湾石油瘾”将带来本国经济与政治风险,短期风险是增加国内通胀率,长期风险是这个地区如有冲突与战争,中印将首当其冲地受到油价和供应中断的影响。仅2011年在非洲和中东出现的上述种种迹象以及正在急剧恶化的形势,不正使中国“立足国外”的这个“国之软肋”暴露无遗,到了IEA预言的边缘了吗?对手可以随时以此敲打、要挟和恐吓我们。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难道我们打算长期忍受而不从战略上考虑能源的自主与安全吗? 不要忘记,“油气立足国外”是悬在中国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 中国缺电是事实,难道就不缺油吗?缺油少气靠什么?唯一的依靠就是生物燃料。 能源替代的战略重点应该是油气 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讲究的是深谋远虑、未雨绸缪,预则立、不预则废等等,不想竟是在能源这个国之命脉上受制于人,并且在这条险径上走得如此之远。令人困惑的是,2011年12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中,风电(1亿千瓦)和太阳能发电(1500万千瓦)十分突出,数倍或十数倍地增长,而对唯一可以规模替代石油的燃料乙醇却在2010年168万吨基础上仅新增300万吨。即2015年的燃料乙醇发展指标只相当于2010年全国石油消费量的0.7%,这对减少石油进口(2011年进口石油2.94亿吨)有任何意义吗?也许规划制订者根本就没考虑减少石油进口问题。 中国缺电是事实,石油消费的60%靠进口,难道就不缺油吗?缺电可以用煤电、水电、核电、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缓解。缺油少气靠什么?唯一的依靠就是生物燃料。油气立足国外已经给国家造成了如此大的困难,难道在可再生能源规划中不该以油气替代作为战略重点吗?边缘化生物质能源的可再生能源规划符合中国国情和能情吗? 道理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中国为何如此漠视国家能源安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中为何如此地重风电而轻油气替代?有人说这与什么“利益集团”和“分蛋糕”有关,笔者说不清楚,还是说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为好。 我国有约4亿亩待垦荒地可用于种植非粮乙醇原料,如果加上部分不能种粮食的低质农田,可具年替代石油1亿吨以上的潜力。 1.5代任主攻 2代为第二梯队 替代石油可以有多种选择,经美欧等多项长期试验与实践证明,能规模地替代石油的主要对象是生物燃料,特别是燃料乙醇。2010年全球燃料乙醇产量8300万吨,替代了5500万吨石油。中国169万吨,占全球产量的2%,为何中国如此地不待见燃料乙醇? 在中国,以粮食为原料的1代燃料乙醇决不可行,2006年提出的非粮乙醇发展方向是众心所向的。问题是“十一五”期间为何毫无进展和“十二五”新增300万吨的“不死不活”局面是怎么回事?技术层面上的原因是2代纤维素乙醇技术不成熟,对1.5代非粮乙醇“看不准”,所以才踏步不前。其实根子是规划制订者没把减少石油进口当回事,也许担心发展生物燃料会多切“蛋糕”,以此为说辞而已。 2代纤维素乙醇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美国等投巨资研发多年,但技术挑战比预想的要大,至今尚未实现商业化生产。据《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2007》制定的目标,2010年美国应生产9.5亿升纤维素乙醇,实际只生产了0.25亿升。中国的中石油、中粮、天冠、丰原集团等公司经多年努力也有了试验示范的小规模装置,但要进入商业化生产和对石油形成实质性替代还需一个较长的时间。 1.5代燃料乙醇是指以甜高粱秆和木薯等非粮作物为原料生产的燃料乙醇。甜高粱耐旱、耐涝、耐瘠薄、耐盐碱,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塔里木盆地都可以生长,特别适合于在北方的盐碱地和沙地等低质土地上种植。生长期4~6个月,茎秆高3~5米,每公顷产鲜茎45~70吨,汁液丰富,含糖量17%~21%,可与甘蔗媲美。甜高粱用种少,产量高,农田管理简单,生产成本低,在南方可一年两茬,海南岛一年三茬。除甜高粱外、木薯等薯类和菊芋等也是生产1.5代燃料乙醇的备选原料。据农业部2010年的专项调查,我国有约4亿亩待垦荒地可用于种植非粮乙醇原料,如果加上部分不能种粮食的低质农田,可具年替代石油1亿吨以上的潜力。 土地有了着落,非粮乙醇的原料问题就好解决了,问题是转化技术怎么样?经多年小试和中试,清华大学的甜高粱乙醇ASSF固体发酵技术于2011年在直径3.6米,长55米的固体发酵罐连续发酵试验取得了成功。发酵时间30个小时,可发酵糖转化率超过92 %,实际乙醇收率达到理论值的94.48 %,过程简捷能耗低,经济性和环保性好。此外,“中粮”在广西北海年产20万吨的木薯乙醇已经成功运行了4年,技术也趋成熟。笔者认为,对1.5代燃料乙醇还有什么看不准的可以赶紧去检验、去促进,观望、等待和压缩发展指标不是应对中国油气危机的办法。 再说,即使纤维素乙醇可以大规模生产了,仅靠每年的两三亿吨秸秆是远远不够的,必将与正在发展的生物质发电争夺原料。从长远看,必须利用垦殖边际性土地以扩大生物燃料的原料来源。秸秆和能源草用的是纤维素,而甜高粱用的是茎秆中的糖和薯类用的是块根中的淀粉。1.5代和2代乙醇是多元化问题而不是先进与落后问题,更不是排他性的。 1.5代非粮乙醇产业化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当然实施中还会遇到一些问题,但都不会是实质性的,与风电相比就不是问题。当前国家能源形势那么紧张,绝不能因枝节问题而犹豫裹足,当断不断必有后患。正确的布局是1.5代非粮乙醇任主攻,2代纤维素乙醇作为第二梯队,立即备战出征。 生物天然气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等多用于热电联产,瑞典、瑞士等国多为车用,商业化都已十多年。 主动培育即将异军突起的生物天然气 继煤炭和石油,天然气时代正悄悄到来,它的自身优势和人们的开发使它日渐走到能源前台,从常规天然气到非常规天然气。当美国准备大力开发页岩气的时候,欧洲的生物天然气已成规模。德国2010年有近5000多家沼气厂,发电产能1650兆瓦,超过了水电,预计2020年将占全德总发电产能的10%。2007年瑞典提纯后形成的生物天然气驱动的汽车1.5万辆,加气站布网遍布全国;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公交车大部分使用提纯沼气与天然气混合的生物天然气。 所谓生物天然气就是我们熟知的沼气,它与天然气的主要有效成分都是甲烷。沼气甲烷含量在60%左右,提纯到90%以上即同于一般的管道天然气,可用作燃料或发电;如净化到97%以上即等同于车用天然气,热值与性能无异,统称之为“生物天然气”。生物天然气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等多用于热电联产,瑞典、瑞士等国多为车用,商业化都已十多年了。 生物天然气不仅具有化石天然气的各种优点,还有化石天然气所不具备的许多长处。它可以再生,且原料来自能吸收空气中CO2的植物,以及对畜禽粪便、植物茎秆、工业和城市高COD值有机废弃物(污染源)的循环利用,故按全生命周期(LCA)分析法计算,化石天然气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每1千瓦时做功能量的CO2排放克数)是398克,而生物天然气是负414克,它是最环保和最清洁的能源。如果与其他清洁能源相比,它不需要任何专门设施而可共用天然气的管道和配送系统进入千家万户和交通工具。此外,它是生物质经厌氧发酵转化生成,而在各种生物能源转化方式中厌氧发酵效率几乎是最高的。 我国农村户用沼气4000多万户,单体(发酵罐)装置容积在50~300立方米和300立方米以上的中大型沼气工程有近3万处。在大型养殖场沼气发电中,山东民和牧业公司日处理300吨鸡粪及500吨废水,日产沼气2.8万立方米,发电厂装机容量3兆瓦,日发电7万千瓦时;北京德青源鸡场日处理鸡粪212吨,日产沼气1.9万立方米,发电厂装机容量2兆瓦,德清源技术已正式签约转让美国养殖业。日产超过1万立方米的车用生物天然气已于2011年3月开始在广西南宁市成功商业化运行,预计近一两年内,北京、河南、山东、海南、河北等地将陆续出现生产经纯化压缩的车用生物天然气的示范试点。 据程序教授估算,我国仅畜禽养殖场废水、工业有机废水和城市污水三项的COD年排放量超过1亿吨,到2020年可达2亿吨,可年产生物天然气830亿立方米,加上农作物秸秆和垃圾填埋气可年产1500亿立方米沼气,可替代近9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比2008年全国天然气实际消费量还多出100亿立方米。 我国天然气需求激增,缺口迅速扩大,近年以巨资向澳大利亚、土库曼斯坦、卡塔尔、伊朗、俄罗斯等大规模引进天然气,并在沿海大规模设立LNG接收站。我们完全有条件开发国内丰富的沼气原料资源,减少天然气进口。发展生物天然气还可与环保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融为一体,与发展农村经济和新农村建设密切结合。 要像上世纪50年代抓“橡胶”,六七十年代抓“两弹一星”,七八十年代抓“粮食”一样地打一场绝地翻身战。 赶紧建设本土的绿色油田和绿色气田 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目前突出风电、边缘化生物质能源和不考虑减少油气进口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方案;一种是为了国家能源自主与安全,以非常举措,将减少油气进口作为战略突破口。后一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是需要极大勇气与决心的,要像上世纪50年代抓“橡胶”,六七十年代抓“两弹一星”,七八十年代抓“粮食”一样地打一场绝地翻身战。 如以2010年我国进口石油2亿吨为基数,设置2015年减少石油进口4%和2020年15%的指标,折算燃料乙醇(1吨乙醇约相当于0.63吨石油)后的指标分别为1300万吨和4500万吨。那么,2015年燃料乙醇指标由现规划的500万吨上升到1300万吨,2020年由1000万吨提高到4500万吨,是不是太不靠谱,太冒进了? 恐怕并非如此。与风电规划指标的大跃进相比,上述构想实属“小巫见大巫”。2006年风电发电能力是260万千瓦,2007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2010年和2020年的发展指标分别是500万千瓦和3000万千瓦。可是不到一年,就将2010年指标由500万千瓦猛调到2000万千瓦,2015年指标飙升到1亿千瓦。再与美国比,美国2010年液体生物燃料产量是4000万吨,2022年的规划指标是1.08亿吨。也就是说,即使2020年中国拿下了这场翻身战,还是比美国晚了10年。看看印度,制订了一个2020年以用5000万吨乙醇代替86%进口石油的实施计划,比上述“冒进”设想还多了500万吨。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举,像现在这样零敲碎打地搞油气替代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赶快建设本土的绿色油田和绿色气田。所谓绿色油田就是根据乙醇发展指标,建设相应面积的甜高粱、薯类、能源草(芒草、柳枝)等非粮原料种植基地。按每吨乙醇需3亩土地计,1300万吨约需4000万亩土地,4500万吨约需1.35亿亩土地。 占农田绝对不行,那么土地在哪里?根据农业部2008年的专项调查报告,全国有可用于发展液体生物燃料的宜能荒地4亿亩,按0.6的垦殖系数计算,可建2.4亿亩绿色能源农田,具有生产8000万吨乙醇的潜力。在国家油气安全受到如此严重威胁的时候,启动这些长期沉睡的后备耕地,让它们为国分忧,有什么不好? 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生产而于上世纪50年代开荒了2.4亿亩;“三年困难时期”后开荒6000万亩;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开荒5400万亩,今日为了国家石油安全,开荒亿亩是十分必要的。以我国当前技术、资金、管理和政策水平,完全可以在垦殖后备荒地中做到生态、生产和经济三丰收,一些受损生态还能得以修复与重建。 科学垦殖可以使受损生态得以修复与重建,可以提升低质生态系统的品质。这片绿色油田还是国家粮田的后备,一旦急需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绿色油田中条件较好者立即改种也就是了,当年见效,比临时开荒顺手得多。可藏粮于屯,也可藏粮于地,美国也有大面积退耕休闲地作为农田储备,政府给以奖励。发展生物燃料不仅不会影响粮食安全,更能深化国家粮食安全。 绿色气田是指生物天然气的原料生产基地。一是以大中型养殖场的畜禽粪便为基础,辅以作物秸秆和能源植物的“养殖场绿色气田”;二是动植物产品加工工业(制糖、造纸、淀粉、食品等)产生的废水废渣为原料的“加工业绿色气田”;三是以城市有机垃圾及污水等为原料的“城市区绿色气田”。据天然气业界预测,2020年我国天然气产量预计可达1700亿立方米,但因赶不上消费量的增长,年缺口在1000亿立方米左右。如果弥补20%的缺口即200亿立方米,原料资源和技术都不成问题。 当前我国发展经济中的第一要务是扩大内需,如果从每年约1.2万亿元(2011年进口石油款为1966.7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45.3%)的购油款,还有在“不稳定地区”的万亿计投资中拿出一小部分用于建设本土绿色油气田以及转化加工业,即可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从土地和农民,农林废弃物和非粮能源植物,原料生产和加工转化,到机械制造和储藏运输、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等,是多么长的一个产业链条,可以提供多少工作岗位,对国民经济有多大的带动啊! “三农”更在翘首以待。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原文见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2/26005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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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八十多岁的院士老头还在掐呀
热度 14 陈安博士 2011-10-28 13:13
  中国农业大学前校长石元春和农大的资深86岁院士李季伦教授最近几天又掐上了。当然,李季伦院士是掐架文章的第一署名者,但是估计应该不是实际上的第一作者,不过大家同意他来做第一作者就是了。这样的事情不算学术不端,如果有人写完一篇文章,问我同意观点并署名不?我如果愿意也可以署名,如果有人提议并且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也可以署名第一作者呢。   这次,我很高兴地看到科学网架了秧子,架得好!应该说,如果是一个教授PK一个院士,科学网就不敢架秧子了。当然,后面这个说法是推断而已,真要教授掐院士,也许科学网也乐于继续架秧子,真如此,我会更加鼓励科学网。   其实,中国的学者们之间到今天为止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好好先生太多,缺乏掐架的基本革命传统。当然,也主要是环境不让大家掐,都要团结在一起好好为社会主义服务嘛,掐架多少地不节能减排啊,所以,一直是不太鼓励大家掐起来的,更不鼓励那种玩命掐的情况。   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其实,现在在电子空间上掐,已经做到最大限度的节能减排了,丰富了科学家们的娱乐生活,省得大家老去看非诚勿扰。因此,不掐反而是不对。   看他们掐的时候,也说到文献综述的问题,总是说石院士自称提出了理论,但是那理论似乎是别人早就论述过的,俺们看了这个东西觉得很有趣。   唉,其实在整个院士群体里,非数理化学部的中科院院士,很多弄出一个或一套理论来,总是一堆人都有贡献,所以,就得包装到一个人的头上,如果包装后,大家利益均沾,也就罢了,糟糕的是,包装完之后,这边院士当上了,再也不提包装前其他人的贡献了,弄点好处也不大家一起分了,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   自己都无法自信的包装成果得了院士这类的终身荣誉,其实背后都有这样的一大串地雷拴着呢,处理不好,再加有格外气不顺的,那就等着炸吧,也许是80岁的时候炸,也许是89岁的时候炸,且等呢。   你看人家杨振宁、陈省身先生,就没有炸嘛!李政道也同时得了诺贝尔奖,所以,也就争个谁贡献最原始罢了,不至于说杨振宁完全是侵吞,这就很好嘛。   所以,以后的院士我觉得可以设一个群体院士,一个院士的位置,其实是10个人来占据(每次开会如果有争执,就10个人投票来决定谁去光荣),每人只算十分之一个院士,可以顺利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更是如此,其中高官密集的工程管理学部更应该设立“多位一体”的院士占坑机制,省得以后麻烦。   建议中国工程院所有学部、中科院生命科学学部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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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学术不端的智慧
热度 4 jiahepeng 2011-10-9 07:22
国内先是王志国千人后是农大前校长石元春院士都遭遇学术不端的指控,可以说有关学术纪律的媒体报道高潮迭起。这方面,国外也没有消停。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意大利裔的 StefanoAllesina 就研发了一套系统,甄别出了意大利老家的裙带关系,即公立机构中老子雇佣儿子之类事情的严重程度。 Allesina 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的话我们国内学人听着可能都很熟悉:“我经常在国外遇到其他意大利移民,谈话的前 20 分钟往往都花在抱怨意大利学术机构的种种乱象上了,包括裙带关系在内。” 这与我们海外学人的谈话很相像吧。大家往往见面寒暄过后,就开始埋怨如今国内学术界如何不规矩,或带着揶揄的口吻说,“某某大腕又搞到了某某大课题!” Allesina 使用的数据库来自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研究部,该数据库收录了 6 万多名意大利获得终身教职( tenure )的教授的第一个名( firstname )和姓,以及他们的机构、系和专业。作为一位理论生态学家, Allesina 显示了他的绝活儿。他先是估算和论证出在一个特定学科如果随机选择,应该有多少个不同的姓,然后将其与实际数字相比较。然后这位学者发现,意大利很多特定学科中,姓氏重合的人太多了,在法律、医学、地理和机械等学科,姓氏重合达到了极为触目惊心的地步,显示出裙带关系可能很严重。 对于 Allesina 这项发表在相当有名的 PloSOne( 《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 ) 的研究,当然大家可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如何能确定某个特定学科应该有多少个姓才是真正合理的,这本身需要实证而不仅仅是估算。这个方法拿到中国肯定也不灵。且不说咱们拿不到那个全部大学教授的数据库,即便拿到,中国的姓氏重合比例之高,估计也会让这种估算失灵。 但无论如何,这体现了一种把我们习以为然的现象去实证化的努力。这在中国也很迫切,大家都说学术腐败很严重,但到底如何?严重程度又是怎么样? 一方面是对学术界清明与否的综合情况的实证,另一种则是对个案的识别,后者也很需要实证的、可计量的方法。这方面,学术界也做过不少工作。 2009 年 2 月的一期《科学》杂志上,就发表了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HaroldGarner 的论文,介绍他们开发的 Déjàvu 的数据库,这是一个可以通过验证论文相似度来确定其是否涉嫌抄袭或一稿多投的数据库网站,该网站当时收录了 74785 篇嫌疑作假文章,其中有 2964 篇来自中国(包括港澳台)。《科学新闻》杂志当时的调查发现,已经被 Garner 等核实全文的涉嫌抄袭的中国论文为 41 篇。 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地检索到这些论文。当时《科学新闻》杂志就采访了部分涉嫌作者。其实,清华同方也开发了基于中文的“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在部分学术期刊上得到了运用。 然而正像 Allesina 教授的论文没有让意大利政府开始“清洗”其学术界一样,发现不端论文的工具软件也没有让我们的学术纪律主管部门大开杀戒。迄今为止,尽管部分大学和研究院所在公众压力(大部分是媒体广泛曝光)之下解聘了一些涉嫌的教授和研究员,但作为学术主管部门的科技部和教育部的纪律办公室或伦理委员会,还没有祭出他们那传说中很锋利的屠龙宝刀来;这些被具体学术机构查处过的学术纪律事件,也没有一件是因为被工具软件先发现的;而且,查处的不端事件,比起工具软件所揭示出来的上千起涉嫌不端的论文来,那自然是少了很多。 可见,我们尽管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去实证学术不端行为是否严重,我们也可以开发很多应对学术不端的工具,但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保证其应用,那工具再多,智慧再大,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作者为科学媒介中心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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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元春事件”剖析科研教学体系的等级制度
热度 22 tongpingya 2011-9-29 15:42
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院校,科研人员、教师和管理人都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体制,即便是教授、研究员、农艺师职称系列,也都要参比“行政级别”,相对应地比对为部级、局级、处级、科级等等。 新中国成立前,农业试验场、农业大学都没有“级”。追根溯源,今天的农业科研和院校一整套体制,完全是从 “ 苏联老大哥 ” 那里照搬过来的。 “ 苏联 ” 已经沉没 20 多年了,俄罗斯可能也不搞这一套了,只有中国基本上保持不变。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科研和院校的行政级别巍然不动。别看每年都有校长、院长等花大批公款出国考察,要“取经进宝”与 “ 国际接轨 ” ,但这方面的轨半公里都没有接上。由此可见,所谓的“接轨”是有选择性的,对有损于官员利益的事,没有谁愿意带回来学习。 农业科研和农业院校这一套“级层体制”,其实十分可笑。本人曾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在农业科学院工作,亲历演变愈来愈深刻的等级制度,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扫描。 其一,按官位排座次。学界名人排座次,可按技术职称排,可按科研成就排,可按社会名望排,可按姓氏笔画排。如若加入政治因素,排座次就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例如某农业科学院召开重要会议(或举行庆典),在会议主席台就座诸公:第一排正中是上级部门莅临的官员或代表,两边是党组成员、院校级领导,依次是院校长、副院校长、书记、副书记。第二排是研究所或院系书记、所长和管理部门负责人。最后一排才是知名研究员、教授代表。有人质疑专家教授为什么落座后排?原来,前两排的官员也都冠有研究员、教授乃至院士称号。因为是“管”研究员、教授的人,自然就位居其前了。 其二,按权力分项目。科研院校有官衔又有学衔的人, 控制着体制内的决策权和研究资源,比如科研项目、课题经费、评职定级、出国考察等 。院校长(或书记)高居科学研究金字塔顶端,其下则是所长、系主任和各级管理官员,具有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研究人员往往位居金字塔底部。通常院校 一把手挂冠国家项目,二把手领衔省(部)级项目,一般研究人员(研究员、教授)只能主持研究课题或参加研究工作。项目获奖或发表论文,无官位的排序靠后,真正在科研一线干工作的普通研究人员甚至不一定能挂上名。 其三,按行政体制设机构。 农业科研院所和院校本无行政职能,但却是按政府级别设立官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部门设置的厅、局、处以及 党委、监察、审计、财务、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科研院校都要与之对应地设置此类机构。往下还可以再分设处、室、科甚至股,还可以再往下增设“中心”或“分部”,自然就可以称为“主任”或“部长”了,最不济的也给个“秘书”称号,咋听起来你真弄不清楚谁是“几品”了。机构多官员多,每层部门设一正两(多)副官位,有的甚至有“官”无“兵”。上面多层机构多层事,下面就要多出几层机构许多事。为官的都想出政绩,多办几件事,就努力增加人手,于是会议多,报表多。官员整天忙着批文念稿,出会入宴,隔三岔五还要基层巡视,出国考察。 其四,按官场通行“潜规则”。 中国传统规则做官能上不能下,科研院校同样是搭建官道上行的阶梯。 科研院所和院校官员更迭或补充通常有三条途径:一是上级行政部门委派或“精简”下来的官员,一般都身居院长、校长或书记要职。但他们大多是临时“过客”或短时“避风”,随时都有可能升迁飞翔;二是本单位 擢 升的“官学两栖”官员,掌握着重要的人权和财权,成果累累,著作等身,在科研领域评奖晋级有绝对话语权;三是曾经“不称职”或“轮替”或曾被“免职”的官员,就 发明了所谓 巡视员、调研员或助理员的称谓。此类人等在自已的精制名片上,还要在“员”后面加括号注明是局级、处级或科级。因为 “ 官 ” 的社会价值是固定的、是 “ 随身走 ” 的,一直能带到火葬场去,君不见其在撒手人寰之际,也要在悼词中挂上一句“享受副×级待遇”。 在这种等级制度下薰陶的人,还能集中精力潜心研究、教书育人吗? 去“行政化”是科研教学体制改革难以迈过的又必须迈过的“坎” 。 佟屏亚新浪博客 (或 http://blog.sina.com.cn/cornexpe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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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国际评审机构重审,中国的院士还有多少?
热度 2 daodezhenjing 2011-9-28 08:41
  中国的院士的争取,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为了争当院士,科学家们吃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不仅拼成果,而且拼关系,更重要的是拼金钱的多少。   看看吧,为了拼成果,他们不择手段,把自己的下属成绩都拿出来拼凑,一点都不脸红。也难怪,他们的时间都用来争名夺利了,哪有时间搞科研啊!于是,利用国家的钱,圈养一批自以为有能力的人为自己打工,成果归自己,便成了科学界心照不宣的事,石元春事件不过是它的一个缩影,见怪不怪。   现在院士的竞争,不仅靠搜集下属的成果,而且靠搜集各种社会关系。钱学森之问中提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为什么多年来国内就出不了什么大师?说到底,就是现实中无法回避的、也必须搞的关系所“闹腾”的。科研人员如果不会“搞关系”,不仅会受到同事和上级的排挤,就连一些科研课题也争取不过来,更遑论“闯”过那个“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评定职称的关系网,中国,没有关系,难以上青天。你看那些评出来的院士,绝大多数都是杂家,关系学基本上都是一流。所以,北大院长才说,要当院士,搞研究不如拉关系。   说到底,院士的竞争最关键的要有钱,为什么企业老总也来挣院士啊,就是他们有钱啊,没有钱就不要想当院士,君不见,不少“准”院士拿国家的钱不是用来搞科研,而是用来拉关系,送礼,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上光宗耀祖的院士。相比于他们,还是企业家有钱啊,看看中国工程院25日公布了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就知道了,名单中出现了多位在职或卸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科学家们与他们比金钱差远了,输给他们理所当然。于是就出现院士中特殊的一个群体--老总俱乐部。这真是中国的一大奇事!   什么样的科学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科学家,说句实话,科学家们也不想这样,但环境就是这样,不这样做就会被时代的潮流淘汰,为了生存,这也是不得已所为。谁让这是中国呢?人不能只靠科研,那样的人都会饿死,只有顺应时事才是真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当上院士才是真本事,于是,不择手段便成了首选。   我现在怀疑,如果让老外来做中国的院士评审,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估计有一半的人都当不成院士吧!建议,在中国评院士的时候,也来些外国评审作为参考,花这点钱不怨,能给中国的院士评审带来一点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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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载几篇有关评论石元春院士的帖子
热度 22 pukin 2011-9-23 18:13
最近有关农大几位老教授举报石元春院士事件仍然在网上继续发酵,有朋友转来几篇评论的帖子,说科学网主要还是科教界的人士关注得更多,知道我在科学网有个博客,希望我在博客上给转载一下,为了增加点点击量就转载一下吧 其中一位IP地址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匿名留言者道出了目前的一个普遍现象: 匿名 2011-9-24 12:14 IP: 202.112.174.* 举报人说的是谎话还是事实没人关心,石元春过去当过校长,凭这就该骂他。楼主倾 向石元春,那也该骂。这就是现在的网络。 石元春院士和四位教授,五个平均80多岁的耄耋老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无论最后谁是谁非,谁赢谁输,也许都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当事双方本该是安度晚年含饴弄孙,却没成想因为这件事都把自己彻底暴露在整个媒体的聚光灯下,任人围观、评论功过长短、是非曲直。 还是让有关调查机构下结论吧,相信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下面是转发的几个帖子。 一 我是记者,那是在工作岗位上,我记录现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公证客观透明,向公众披露事实真相这是我肩膀上的使命不能受侮辱;   从08年给石元春做第一篇专访开始,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石元春一位年近耄耋的老人,为中国生物质能源发展这么卖力气费心思究竟是为什么?图名,他已经是三院院士了,图利,他别墅住着,国家养着;但是,跑完毛乌素沙漠的生物质发电厂,跑完长春的生物质固体颗粒加工厂,跑完贵州罗甸硕果仅存的小桐子种植基地。。。我一个基本的概念清晰了:作为人类第四大能源——生物质能源,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农业向工业的跨越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有这样几个问题我想问:当石元春为中国生物质奔走呐喊的时候,李季伦你在干嘛?你们这些号称懂得生物质能源的人都在干嘛?你们为中国生物质能发展做过什么?如果你们敢站出来说中国生物质能源不该发展那就试试。 当第一时间得到这样的消息时我也曾经犹疑过石院士是否青白,但是从那天的曲周县农民见面后乃至后来北京《法制晚报》记者的种种作为来看,尤其是后来对农大一些了解石元春、同时也了解田向荣乃至李纪伦的老师们之后我气愤极了:这样随意借助网络平台然后迅速由媒体跟进的炒作模式真的很可怕。可以杀一个无辜的人于无形。如果不爱惜自己名节的人倒不怕,但是像石元春这样海内外知名的人,无论回应与否都是伤痕累累。出于道义,也要将真相揭露出来。 二 刚在田向荣在科学网的博客上仔细阅读了几篇博文,说实话,跨度真不是一般的大,真的很强大,时间上,跨度大,十几二十来年;空间上,上到部委,公检法,北大农大公司,年夜饭要教育部解决等等,说实话,该看看心理医生了。这么大的“冤屈”,憋了这么多年。不容易啊。   从田向荣在科学网上的博客来看,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现在劝你该看看心理医生了;证据:语言逻辑散乱分裂带有严重的精神质特质,让我这个经常看经济报道的人非常之累,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又不得不看:因为石元春这个我曾经的采访对象,我对他最初的好印象一直保留着,现在我想看看你能否有实力颠覆,欢迎颠覆,但是至今田向荣的博客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我昨天说杨智泉、田向荣两位老师,看来这十几年没少受委屈,一直在为自己心中的公平和正义战斗,屡败屡战,令人嘘唏。今日举起大旗,团结志同道合的几位老先生,挥舞刀枪,向权威挑战,令人感慨!感慨什么呢?网友婴儿蓝蓝说的好,田老师真的该看看心理医生了。这十几年自己受的委屈,大部分都是可以避免而去自找的。最近报道说,写实名举报信时,农大校领导找过田老师谈话,希望他不要这样干。但田老师义无反顾,坚持要按自己的想法伸张正义。如果掌握真凭实据,实名举报倒是光明磊落的事。但利用网络,捏造事实、诬陷诽谤他人会是什么结果呢?你可以打着维护公平正义的旗号,但是未必就真的做的是追求公平正义之事。你也要让他人说话吧?!要知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你们难免自取其辱。   而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对领导的好意劝告,油盐不进。把农大搞垮,心里才高兴呢。从这点而言,农大的师生也没法和你们站在一起。这些生命中的艰难困苦不是你们自找的吗?   我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坚持公平正义,为了公平正义受尽艰苦磨难的人们,不仅应该同情,还应该钦佩!但你们认为的公平正义,可能恰恰是卑鄙龌龊呢! 三 说实话,经过这件事我对农大的印象糟透了,这样一群人集中出现真的挺罕见的。被除名的当然无所谓对农大越臭越好,但那几位还挂着农大教授头衔的难道真的不吝惜自己所在的农大声誉吗?不明白。   这件事我的角度原有的就是中立,但是法制晚报的报道一出来我按图索骥这后面操纵的痕迹一清二楚,让我极为愤慨。 这回看明白了,举报石元春的“学术腐败”,主要讲的是曲周的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成果有问题。举报的急先锋是杨智泉、田向荣和李季伦,还有祖康琪。实名举报,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亮开了刀枪挑战。这倒也是光明磊落的态度,不过证据要实!而且亮出要维护学术清誉、维护公平正义的旗号,更是非同小可!   可是杨智泉、田向荣和李季伦根本与1973-1993年河北曲周盐碱地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由他们举报,这算哪门子事呢?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李院士还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长达近9000字的实名举报信第一段由他本人完成,但对于其他内容,他也都可以负责。”看来李院士还真挺仗义的,大有6人做事,老夫一人承当的架势。只不过李院士仗义得不是地方,要说对阿维菌的事你对举报的内容负责还说得过去,您关于河北曲周盐碱地治理的研究和实践20年的工作,控诉石元春的学术腐败的内容负责,怎么回事?您对根本不了解、也根本没有参与的工作怎么负责呢?      石元春9月20日也出了近万言的回应信,两相对照,很多事都很清楚了。举报信确实多有不实之词。摆了不少事实,却没有讲什么道理!李院士,您真的被人当枪使了。不过看样子您还挺愿意当这杆枪,如果能够枪出镗,扎他石元春一个遍体鳞伤心理也是痛快的。可是这叫什么心理!李院士是微生物方面的大家、大师,自身专业内的学问没得说,可就实名举报这件事而言,一世的名声可惜被一些小混混给毁了! 当我看到祖康祺那个桥段的时候说实话,对这几个人的印象包括农大都大打折扣。我不知道一个人都下流到这种程度了,做学问、实名举报的水准还能有底线不。还有,一个大学能有这样的人做教授,真的太震惊了。 我觉得你这段分析尽管详细内容我目前还无从考证,但是:一、举报内容属实那什么都不用说,他咎由自取,但如果被诬告国家会赔偿吗?走刑事还是民事?当下的司法环境你我都清楚; 二、在第一点的基础上,我认为更好的方式是对举报双方都进行审查和核实,除内容之外,在利用新闻媒体的失实报道上更应严肃处理。这样才不失公正,否则和文革刷大字报有什么区别?! 当年采访的时候能源局的人告诉我:某大型煤炭企业恨石元春入骨,就因为当年他一个人在中央相关会议上力压二甲醚,呼吁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两厢对比,号称通晓生物质能源的李纪伦大院士在干嘛?!当中国生物质刚刚得到决策层重视的当口这些人就蹦出来了,我都觉得奇怪:在能源口这几个人谁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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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大=可怜+狡猾
热度 20 yz2011 2011-9-21 23:30
看到中国农大发布的官方声明,感觉如下: 中国农大真可怜:两个院士谁都得罪不起,发个声明各“打”五十大板: 中国农大真狡猾,最后把球踢给了上级:教育部,也包括科学院。看看这两个冤家能否合作把此事平息了。我估计,没有国家领导人的介入,难啊! http://news.cau.edu.cn/show.php?id=0000043762 中国农业大学新闻发言人声明 (2011年9月20日) ( 2011年09月20日 报道) 一、近日,网上出现李季伦教授等6人对石元春教授“学术造假”的实名举报;石元春教授对举报内容在《科学时报》上作了回应,并委托律师发表了声明。举报人与被举报人均系我校教工。此事造成了极大社会影响,学校对此极为重视。 二、我校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一贯采取坚决反对、严肃查处的态度;同时,也坚决反对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发布误导公众的指控和进行人身攻击。 三、鉴于本事件的复杂性,学校将提请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根据事实,依法依规,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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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院士门”学术腐败最新进展
热度 2 冯用军 2011-9-21 20:00
作者:仲玉维 郭少峰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1-9-21 昨日(9月20日),这一事件又有了新进展,石元春在中科院主管的《科学时报》上发表题为《 事实与真相 》的文章,约八千字从12个方面,一一回应实名举报信,为自己正名。 石元春表示,他要为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维护“院士”的光荣称号和国内学术界的一方净土,给社会公众一个交待,用事实与真相以正视听。 石元春称,“举报信”中大量使用了极具侮辱性的语言,诽谤他的名誉,进行人身攻击,这不能不激起他的极大愤慨。 称全是歪曲和捏造 在回应文章中,石元春称,所谓12条指控没一条能站住脚,全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歪曲与捏造。 石元春称,自己担任校长的八年间,学校正处于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时期,在进行改革和推动工作过程中,难免会有某些工作失当和不周之处,进而在感情上伤害到一些同志。 “对此,我表示歉意。”他说,但举报信中对其学术道德方面的所有指控,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他说,在其任职校长期间,各高校都在抓科研成果转化与开发,农大当时也有增产菌、阿维菌素等。在开发阿维菌素项目上,李季伦教授对学校做法不满,1995年曾就此向科学院等投诉过他,科学院也曾派人调查。 “如今李先生又拿出20年前的事,还无中生有地弄出个什么绿鹏公司开发阿维菌素和10亿美元订单等本不存在的事来。”石元春说,李先生(李季伦)是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但对黄淮海项目和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研究根本不了解。 石元春称,自己从校长岗位下来后,有机会思考农业及农业科技发展问题,写过不少这方面文章。近年来十分关注生物质能源和能源农业,积极写文著书,为国家建言献策,这不应是学术腐败。 “发展生物质产业是利国利民,李先生认为是祸国殃民,这是学术观点不同。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不应是个人指责。”石元春称。 6举报者中两人不认识 石元春称,“举报信”的主要内容均涉及黄淮海项目,除错误百出外,就是一项实证材料也没有,只有些“某某人说”(且不说其真实性)。 关于举报人杨智泉和田向荣,石元春称,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他们与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黄淮海项目毫无关系。举报信中称,杨智泉曾任京农公司副总经理;田向荣是中国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 石元春称,另外两位是自己的同学,都比他年长4岁,为保护他们的健康,他不想谈其签名缘由。 “想不到40多年后,个别人为泄私愤,捏造出这篇网文,借用网络技术,极短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将我丑化到了极致,想把我搞臭,让我身败名裂。”石元春说。 他还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圈里出现了一些学风和学术道德问题,激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 他对少数科技人员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深恶痛绝,应当及时揭露和严厉处置。但也要注意少数人利用网络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注意在打击学术不端行为中减少和避免伤及无辜。 石元春说,自己作为一个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在农业科教战线上拼搏了半个多世纪,长期风餐露宿和在农村蹲点,至今一刻也未敢懈怠。现已耄耋之年,竟遭此不白之冤。请求上级科教部门对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还其清白。 ■ 相关新闻 农大将提请上级部门调查 首次对“院士门”做出回应,称反对进行人身攻击 针对“四名农大教授实名举报石元春‘学术腐败’”一事,昨日, 中国农业大学首次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给予回应 ,该校新闻发言人表示,学校坚决反对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发布误导公众的指控和进行人身攻击。 这份声明共213个字,称举报人李季伦和被举报人石元春均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工,学校对此事极为重视。学校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一贯采取坚决反对、严肃查处的态度;同时,也坚决反对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发布误导公众的指控和进行人身攻击。鉴于本事件的复杂性,学校将提请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根据事实,依法依规,做出结论。 中国农业大学是985高校之一,属教育部与农业部共建高校之一,但声明中并未提及“上级有关部门”具体是指哪个部门。 ■ 交锋 举报人PK石元春 1 举报信 :石元春的院士推荐书中,提到“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并非石元春的发明创造。 石元春 :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1961~1964年间每月独自一人前往采取土样、水样和画盐斑图,进行土壤水盐运动观测。可惜所取得的大量数据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丢失了。 “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我不仅没找到前人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且在我们研究期间,这些前辈多已作古,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参加过和指导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研究成果怎么会成为“前人成果”呢? 2 举报信 :“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主要是田园教授的成果并非石元春所为。” 石元春 :田园是华北水利电力学院的一位老师,当时在石家庄蹲点,听说农大在曲周张庄搞了个试验区,想过来看看。在张庄试验区住过一两夜,以后再也没有来过,张庄试验区的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怎么会变成是田园教授的成果了呢? 该“举报信”没有出示任何这方面的举证,如田园老师关于张庄试验区治理实践方面的设计、文章和参加了什么实践等。故此纯属捏造。 3 举报信 :“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不是石元春做的。 石元春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1983年编印的《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后记”中有一段说明:“本报告主编和执笔人是石元春、贾大林和刘巽浩”。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于1983年颁发的奖励中我是获奖人之一。怎么会不是我做的? ■ 对话 李季伦:“不能否认有个人恩怨” 昨日,针对石元春回应举报信的内容一事,带头写实名举报信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李季伦做出回应称,“我说的我全部负责”、“我等着法院传票”。 新京报:石元春对举报信一一做了回应,特别是对黄淮海平原的水盐运动、旱涝盐碱综合治理,说没有证据,您怎么看? 李季伦:附件里都有证据。我不随便造谣,我不是搞土壤的,我不懂,我是搞微生物的,是根据材料整理的。 新京报:什么材料?有原始证据吗? 李季伦:是根据别人的材料内容整理的,都是原始材料。有的是其他院士发的信,我来做整理。如果整理的不对,错怪了他,我负责,我道歉。 新京报:涉及您自身利益的主要是第10条,“既未开发过李季伦的阿维菌素,更不知什么6个股份公司和10亿美元订单”,您怎么看? 李季伦:深圳日报有他的讲话,他要做一个企业家,报纸是我学生从深圳邮寄过来的。他说没搞过公司,怎么没搞过,500万一个钱没回来。我对天宣誓,我不会说假话。是有这么回事。 新京报:石元春说,自己担任校长的八年间,学校正处于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时期,在进行改革和推动工作过程中,难免会有某些工作失当和不周之处,进而在感情上伤害到一些同志。对此,他表示歉意。 李季伦:感情上表示歉意?不是歉意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不要再忽悠人了,你(石元春)身份不同的啊,已经做了院士了,又是个科学家,又是个大学校长,不能这样忽悠人。 新京报:石元春说,“发展生物质产业是利国利民,李先生认为是祸国殃民,这是学术观点不同。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不应该是个人指责”,您怎么看? 李季伦:我没说过“祸国殃民”,我是搞生物质的。明人不做暗事,我敢于实名讲,实名举报。 新京报:他说,您竟以86岁高龄和资深院士身份为他人冲锋陷阵。是被人利用了吗? 李季伦:我不是孩子了。我说的我全部负责。如果诬陷,我甘愿受国法处罚,我认账。假如你(石元春)诬告,你要负责。 新京报:网上有言论说,你们都已80岁的人,20年前的事情拿出来,有私人恩怨在里面?您怎么看? 李季伦:我不能否认,有个人恩怨,他把我搞得太惨了,实在忍无可忍,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 我有责任揭露他,要警醒后人注意。86岁了,我图什么?国家给的待遇很好,如果他不再忽悠,我绝对不再讲,他还在忽悠。 新京报:中国农业大学也发出了官方言论,您怎么看? 李季伦:很明显是偏向石元春的,他在农大有很多人。连农民都替他说话了。 新京报:他要您停止举报信造成的影响,否则将告上法庭,您有什么应对措施? 李季伦:我现在等着法院传票,我要自己去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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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元春院士说几句公道话
热度 54 pukin 2011-9-19 19:56
饶毅教授落选院士这个热点新闻逐渐淡出公众视线以后,另一条有关院士的热点新闻又进入了公众的视野。那就是最近连续在科学网和新语丝上刊登的中国农业大学李季伦、陶益寿等四名教授“ 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 ” 的重磅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成了最近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重大”新闻。连我父亲前天打电话也问此事,说山东的报纸也刊登了这条新闻。 农大有几位了解情况的老师仔细阅读这封举报信后,感觉其中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夸大其词或证据不足。 他们认为有必要为石元春院士说几句公道话,以正视听。但 因为这几位老师和当事双方的这几位老先生都比较熟悉,所以也不方便用实名发表,委托我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并希望编辑能把这篇文章置顶。 ********************************************************************* 为石元春院士说几句公道话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石元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曾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达8年之久。从校长位置退下来以后,曾先后担任国家“十五”“863计划”、国家基础科学“973计划”专家组农业科技首席科学家、国家中长期(2006-2020)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农业科技组组长等重要职务。石先生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农业科学家之一。 但最近这一段时间,石院士的知名度从农业领域扩展到了公共领域。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网站、博客、微博等现代媒体都在报道石元春院士。起因是有四位中国农大的教授实名举报他,说石元春院士是中国学术腐败第一人。 我们是在农大工作的几位教师,和这四位举报的老教授以及石元春院士本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接触,其中有的还比较熟悉。虽然对举报信的内容我们没有资格完全判断真伪,但对举报信部分内容我们感觉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夸大其词或证据不足,所以有必要为石元春先生说几句公道话。 1、【祖康祺等人在状告信中说:“张庄盐碱土治理方案最早于1973年是田园教授提出的,地下水治理方面的工作也是以田园教授为主干的”。】 田园教授是谁?我们在曲周实验站工作20余年,可我们真的不知道田园是谁。农大人中又有几个认识或听说过田园教授的?曲周试区的广大农民和干部中有几个认识和听说过田园的?不知道为什么祖康祺等人竟然说地下水治理方面的工作是以田园教授为主干的呢? 相反,如果到曲周试区的乡村去问问那些曾经参加过治碱的干部和农民群众,有哪个不知道石元春和辛德惠的,他们是在曲周这块旱涝贫瘠的土地上,冬天一身寒夏天一身汗和广大农民、干部一起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农大人。为此曲周县政府和广大农民曾经在80年代在曲周试验站为以石元春和辛德惠为代表的参加曲周盐渍化旱涝治理的农大功臣们立过一块石碑。 2、【祖康祺等人还把河北省原省长推出来,省长于1982年当面对石元春教授说:“我既不能全面肯定,也没有理由否定,但应该承认是在1963年大水后,连年干旱,地下水持续下降条件下进行的,至今说它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时过早。”】 事实上,1973年,石元春等农大老师进驻曲周张庄时正值大雨,是踏着泥泞的土路进村的,直到10月份播种时地都是湿的;1976年一次降雨量300多毫米,周边的农田严重渍涝,而经过治理的一代试区张庄,不仅没有发生渍涝,而且获得了粮棉丰收!而状告信罔顾事实,居然说什么连一场大洪水、大沥涝都未经过。 3、【祖等说,《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是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董绵昆完成的”;“黄淮海平原图集是我(指董绵昆)一手完成的”。】 我们手头就有一册《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在《图集》的前言中有这样的文字:“《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是1979年原国家农委副主任何康同志提出,由参加黄淮海平原科技攻关的有关单位和科技人员承担和完成的”、“黄淮海平原地势图、地貌图、水系变迁图是据国家地图集编撰委员会1965年编绘的黄、淮、海河、长江中下游地势图、地貌图、水系变迁图改编。土壤图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魏友庆、刘思义根据历史资料编绘,董绵昆校对。农业图幅由董绵昆、黄仁安、尹幼奇编绘。气象图幅由……” 写的很明白了,图集并非由董绵昆“一手完成的”。 此《图集》的参加单位有北京农大等13个单位,参加工作人员24位,该图集中的图幅是“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项目科研成果的反映,作为该项目的主持人石元春、贾大林理所当然应该是该图集的主编。此外,据我们所知,图集中“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图”是由石元春先生亲自组织我们和其他试验区科技人员负责编制的,并非石元春“是一个没有图幅的图集主编”,举报信明显地歪曲了事实。 4、【祖康祺等老师在状告信中写道:“石元春拿着李季伦的科研成果阿维菌素等(知识产权属农大)在深圳开办了深圳绿鹏公司并亲任董事长,在国内建起了6个生产该产品的控股公司,并接到国外10亿美元的订单,石元春成了暴发户。”】 这也不符合事实。石元春先生从校长位子退下来后,参与组建了深圳绿鹏生物公司,但研发的主要项目是生物学院陈永福教授的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技术和产品,和李季伦院士的成果阿维菌素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农大很多老师都知道的事实。 我们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来写上面这些文字的。石元春先生的贡献众所周知,举报的4位学者也都曾经为中国的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过贡献。李季伦老先生也是学校令人尊敬的老院士。除祖康祺老师外,其余三位老师都是八旬以上的老人了,有两位行动都已经不方便了。 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每个人都有说话举报的权利。但是在揭露事实的时候,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定要出于公心。尤其在发达的网络时代,传播快、影响大,但同时责任也大。如果是为了泄私愤,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对一位老科学家进行恶意中伤和人身攻击,也是要受到法律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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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院士何不“自请升堂”?
热度 5 张显峰 2011-9-19 12:46
最近学术界又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形象摇摇欲坠,包括 4 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 6 人,实名举报原校长、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并在网上张贴了长达 9000 余字的亲笔签名举报信,以“论文”形式逐条举证。 (9 月 15 日《新京报》 ) 这引起了舆论轩然大波,但局外人仍然一头雾水:举报者称他们有铁证;石院士本人则指责“这纯粹是诽谤和捏造”,“是社会上的毒瘤”;中国农大则事不关己——“所涉及的举报信内容属于他们个人的事情”。 又一桩“罗圈案”。搞不好,过一阵舆论风声散去,这件事对当事人而言也就翻篇了。但故事翻篇易,污名洗去难。如果几位举报属实,却得不到相关机构的跟进和查证,他们只能领受石院士颁发的这顶“毒瘤”帽子了,这对正义的坚守者来说是何其的不公;如果几位举报不实,却得不到相关机构的证伪,石院士本人又无法自证清白,自然免不了污名加身,这对一个为学一生且年逾八旬的老人来说又是何其的不公。 石院士的“娘家”中国农大,这回在装超然世外的“象牙塔”,在纷争面前划清界限的本事确实不凡,但岂不知这是置大学的声誉和老校长的名誉于不顾,是为不义。石院士可能会选择沉默,也可能会诉诸法律。但法律判案只能依据事实,几位举报人所指是不是事实,对这些专业的学术问题法官显然难以认定,还有赖于被举报者本人自证和学术共同体给出判断。 中国农大撇清自己的态度,让很多人怀疑是因石院士乃老校长故。那么石院士若要既证明清白又粉碎“借重权威压制监督”的猜忌,我倒有个不才的建议:不妨学学上海的朱学勤。“朱学勤抄袭事件”当初也是舆论沸沸扬扬,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匿名举报不受理,导致事件陷于泥淖。最后朱学勤本人自请“升堂”,请求调查,才有“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的结论,他本人的名誉也才得偿清白。 石院士若真觉被冤,不妨请求中国农大学术委员会或中科院、工程院的学术道德机构立案调查。当然,农大为了洗脱“自己人”的嫌疑,可以聘请独立的专家和机构参与调查,或者配合院士机构调查。不管怎样,此事一定得有个水落石出,还八旬老人一个真名声。如同我在“朱学勤自请升堂”一文中所言:就像发生了偷盗事件,法院不受理,却让猜忌的双方以对骂、打架的方式私下解决,这乌烟瘴气的架势放诸民间尚且让人不齿,放任于学术界岂不更为荒唐?至于“公开审判”之后,是腐败还是清白,自可明了。 不知石院士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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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和院士制度的异化(十三)--三院院士石元春能Hold住吗?
热度 2 husherong 2011-9-15 15:30
包括中科院资深院士在内的六位先生能够掀起查处石元春院士学术腐败一塘深水的微波吗? 答案可能是令人失望的! 中国大陆的某些记者怎么了?写的文章都是“引用”。“引用”也无妨,何苦非要避近取远,不遵守“首创”原则呢! 一、石元春院士举报信披露的来龙去脉 根据笔者所知, 由六举报人之一的田向荣,以网络实名举报方式,在科学网上发表 《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 -- 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的学术腐败 》的博文 。 举报材料署名为: 李季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陶益寿(中国农业大学土壤改良专业教授) 林培(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学教授) 祖康祺(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学教授) 杨智泉(曾任京农公司副总经理) 田向荣(中国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 2011 年 8 月 15 日 ( 2011-8-23 17:5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16016do=blogid=478725 ) 《 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 -- 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 三院院士 ” 石元春的学术腐败 》一文,由网友 tian6985 发表在《 天涯杂谈 》( 发表日期: 2011-8-24 7:55:00 ),该文的署名是: 农大人 2011 年 8 月 15 日(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254116.shtml ) “ 新语丝 ” 网站于 9 月 11 日刊出与 “ 天涯杂谈 ” 相同的揭露文章,只不过由《 天涯杂谈 》的 “ 农大人 ” 变为与科学网田向荣博客文相同的 6 人。日期也是: 2011年 8 月 15 日。 ( http://xys5.dxio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2/shiyuanchun.txt ) 在中国大陆媒体中,现代快报可能是最早引用《新语丝》网站关于举报石元春举报信内容的平面媒体。《 中国农业大学 4 名教授举报原校长石元春学术腐败 》( 现代快报, 2011 年 09 月 14 日) 同一天发表的还有《农大原校长被指学术腐败续 :16 年前开查至今无果》( 2011 年 09 月 14 日 18:55 ,来源:中国广播网) 该文章中有一段描述与对话摘录于下: 李季伦院士和石元春院士共事的时间已经长达 61 年。但这份因为学术腐败引起的纠纷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转淡,愈演愈烈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份长达近 9000 字的实名举报信,李季伦院士说第一段是由他本人完成的,对于其他内容,他都可以负责。 李季伦提到,在 1995 年他们院士接到这样一份举报信的时候,是由他来负责整理资料,而由另一个院士张树正负责调查的。但是从 1995 年就开始着手调查的事情,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果。 李季伦:你看这里面头一段是我写的,我亲自写的,我眼睛不行了,整理了以后我看了,我负责。 记者: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您希望这个事情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呢? 李季伦:我没抱任何希望,我就是抱什么呢?我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也是院士,不能说把院士说得一塌糊涂。都是那样的人吗?不是啊,有一些人可能有这个问题,他就是其中之一,我想肃清这个科学腐败的问题。另外提醒大家不要受他忽悠,给国家造成损失,我目的就是这个,我没起来目的。 记者:他的这个学术腐败有一个调查结果,或者有一个惩罚。 李季伦:我没有说,不了了之不就是这样。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李季伦:那都是他的势力,他是权威院士谁敢动他。 作为石元春院士事件的单位 — 中国农业大学是什么态度呢? “昨日,中国农业大学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此事涉及的人均已退休,所涉及的举报信内容属于他们个人的事情,中国农业大学目前还不掌握任何信息。” 被举报人石元春院士的态度呢! 新京报:网上有一封举报信说你 “ 学术腐败 ” ,并且列出了五点陈述。你自己知道吗? 石元春:我知道,所有的信息也都看到了。 新京报:信中称,你的院士推荐书与事实不符;剽窃别人的成果;你作为校长以权谋私;能做一个解释吗? 石元春: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这纯粹是诽谤和捏造,恶意诽谤和捏造事实。第二句,有人会做出正式回应。就说这么多已经足够了,我不会再多说一句话的。 新京报:谁来回应这件事情? 石元春:今后具体的事情,会有代表(替我说)。 新京报:你看了这举报信,就没有压力吗? 石元春:毫无压力,我自己感到信心十足,恶意的诽谤啊,是社会上的毒瘤。 新京报:除了找代表,你没有想要采取什么措施? 石元春:我一定采取对应措施。这是违反法律的,攻击我是犯法的事情,我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尊严。 新京报:你是得罪了以前学校的人?以前有人也举报过你? 石元春:这是利用网络、传媒的诽谤,要负法律责任。我不怕,真金不怕火烧。 《 “三院院士”石元春回应举报:我不怕,真金不怕火烧 》 ( 2011 年 09 月 15 日 04:11, 来源: 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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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士告大院士,何时是个头?
热度 8 yz2011 2011-9-14 22:54
小院士李季伦,伙同他人,多年来告大院士石元春学术不端,上访不成,只能上网了。科学网功不可没,首发上了实名举报栏目: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16016do=blogid=478725 只可惜,现在炒起来了,其他媒体正跟进之时,科学网赵总编不给力,科学网重要页面一个也看不到。欢迎诸位博友支持下,把此文顶出来啊!!! 详见: 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1/09-14/3327441.shtml 农大原校长被指学术腐败续:16年前开查至今无果 来源 中国广播网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昨天(13日)中午,方舟子的微博里说:“中国农业大学李季伦院士等6人实名举报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学术腐败,窃取他人科研成果,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三院院士。”李季伦教授今年已经86岁了,为什么李院士在这个时候要实名举报三院院士石元春,而这个头上充满光环的石元春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据此,记者采访了举报者之一,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李季伦。 86岁的李季伦院士说话语速很慢,但思路很清晰。而被举报人石元春,今年也已经80岁,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前校长,三院院士,要想在网络上了解他并不难。石元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土壤学家。1987—1995年8年里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李季伦:石元春霸占他人成果成为三院院士   为何86岁的资深院士要实名举报80岁的三院院士?李季伦告诉记者,对于石元春的举报,不是从现在开始的,1995年还没有网络的时候,从中科院上海、南京等研究所的举报信就已经到了中科院的院士生物医学部,举报石元春的也不只实名的6人,从95年开始就陆续有人加入到举报的行列。那么李季伦眼里的石元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记者:为什么您在自己86岁的时候还要实名举报石元春?   李季伦:我原来是不想,他现在还在电视台上忽悠人。   记者:能不能简单说一下石元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季伦:他利用职权,霸占人家成果出名,三院院士就是这么得来的,都是这样得来的。他很聪明的,他很有才,但是心很毒,他做的那个东西都是他不出头,利用别人整理。   记者:李院士整个举报信最早起草的那一份是哪一年?   李季伦:我们那个没有实名举报,那个时候网还没有。中科院进去以后,南京的,上海的专家,他们入院士以后来告院里面去了。   记者:那个是什么时候。   李季伦:1995吧。   记者:就是您本人和石元春共事过吗?   李季伦:共事过,很早就共事过,这个人很有才,上了清华,考上清华以后清华合并成为农业大学,那个时候他就过来,那个时候我也在农业大学。   记者:这是那一年的事情,   李季伦:那是1949年了,1950年来农大,他是1949年合并的。   李季伦:石元春是权威院士 没人敢动他   由此可见,李季伦院士和石元春院士共事的时间已经长达61年。但这份因为学术腐败引起的纠纷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转淡,愈演愈烈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份长达近9000字的实名举报信,李季伦院士说第一段是由他本人完成的,对于其他内容,他都可以负责。   现在被登在 新语丝网和科学网 上。其中列举的石元春五宗罪,包括:“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并非石元春的发明创造;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主要是田园教授的成果并非石元春所为;石元春“打破咸水禁区”的成果也是剽窃来的;PWS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主要是雷浣群教授的成果而并非石元春所做;石元春对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农业开发没有做任何具体实际研究工作。   采访中给,李季伦提到,在1995年他们院士接到这样一份举报信的时候,是由他来负责整理资料,而由另一个院士张树正负责调查的。但是从1995年就开始着手调查的事情,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果。   李季伦:你看这里面头一段是我写的,我亲自写的,我眼睛不行了,整理了以后我看了,我负责。   记者: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您希望这个事情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呢?   李季伦:我没抱任何希望,我就是抱什么呢?我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也是院士,不能说把院士说得一塌糊涂。都是那样的人吗?不是啊,有一些人可能有这个问题,他就是其中之一,我想肃清这个科学腐败的问题。另外提醒大家不要受他忽悠,给国家造成损失,我目的就是这个,我没起来目的。   记者:他的这个学术腐败有一个调查结果,或者有一个惩罚。   李季伦:我没有说,不了了之不就是这样。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李季伦:那都是他的势力,他是权威院士谁敢动他。 (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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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实名举报越多越好,真假可在辩论中明晰
热度 3 wya 2011-9-14 11:07
中国农大4名教授实名举报原校长石元春 http://news.163.com/11/0914/07/7DT7RURK00011229.html 昨天中午,方舟子微博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季伦、陶益寿、林培、祖康祺等6人实名举报: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在任期内利用职权窃取他人治理黄淮海盐碱土的成果,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骗取国家和省部级多项奖励以及陈嘉庚农业科学奖和何梁何利农业科学奖。” 记者看到,9月11日,新语丝网站已挂出实名公开举报信《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的学术腐败》。而据资料显示,被举报人石元春,以及举报人李季伦、陶益寿、林培等都年过八旬,其中,李季伦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陶益寿、林培、祖康祺是中国农业大学土壤专家。另外两名举报人分别为曾任京农公司副总经理的杨智泉、中国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田向荣。 举报信指出,石元春“离任校长后要做农业企业家,窃取他人科研成果,骗取深圳市委信任,投资数千万元,分别在深圳和北京成立绿鹏公司,自任董事长。结局是肥了自己,亏了国家,最后不得不廉价拍卖。 时至今日他又以生物质能源权威自居,到处忽悠领导和群众,我们这些知情人和受害者实在难以容忍这样一个巨贪在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兴风作浪,有义务剥去他的伪装,显露其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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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
热度 2 husherong 2011-9-13 06:55
院士和院士制度的异化(十二) 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 -- 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 三院院士 ” 石元春的学术腐败 (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256972.shtml ) 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在任期内 (1987 年 5 月 ——1995 年 9 月 ) 利用职权窃取他人治理黄淮海盐碱土的成果,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1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 年)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5 年),并获得众多高级奖项,在此期间就遭到众多的质疑,通过各种途径向有关单位反映他的问题,但大多不了了之。他离任校长后又以生物技术专家自居,要做农业企业家,窃取他人科研成果,骗取深圳市委信任,投资数千万元,分别在深圳和北京成立绿鹏公司,自任董事长。结局是肥了自己,亏了国家,最后不得不廉价拍卖。时至今日他又以生物质能源权威自居,到处忽悠领导和群众,我们这些知情人和受害者是在难以容忍这样一个巨贪在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兴风作浪,有义务剥去他的伪装,显露其真实面目。 一、石元春在部委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推荐书》(以下简称《推荐书》)上所填的 “ 学术成就与贡献 ” 弄虚作假,与事实不符 现将《推荐书》中所写的石元春 “ 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与贡献 ” ,分项列出,逐条与事实对照,辨别真伪。 1 、 关于石元春提出了 “ 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 ” 《推荐书》说,石元春教授提出了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的理论,认为旱涝盐咸共存和交相为害是在半湿润季风气候和泛滥平原地学条件下区域水盐运动所表现出的一组自然现象,是一种独立的地理景观和生态系统。对此种景观的水盐运动特征、区域水盐平衡以及在中国和全球的分布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事实果真如此吗 ? 非也 ! “ 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 ” 是前人的成果并非石元春的发明创造。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王遵亲、俞仁培、祝寿泉三位研究员、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田园教授、江苏农业科学院赵守仁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祖康祺教授、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方生和陈秀玲等同行专家,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 ,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到 60 年代初,著名土壤学家熊毅、席承藩和粟宗嵩等人在我国华北平原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华北平原盐渍土的成因和防治、对其水盐运动的规律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已付诸实践和取得了很大成绩。石元春的所谓 “ 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 ” ,在熊毅、席承藩二先生 1961 年出版的《华北平原土壤》专著中,在侯光炯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土壤概论》中,在前苏联柯夫达院士主编 1960 年出版的《中国的土壤与自然条件概论》中,以及在报刊上发表的诸多文章中,都已经论述过了。例如,石元春在《黄淮海平原的水盐移动和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一书中所表述的 “ 新理论 ” ,就与 1962 年粟宗嵩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 “ 综合防治盐碱化的一些问题 ” 一文是非常相似的。    同行专家通过大量事实进行对比,对石元春的 “ 理论创新 ” 予以驳斥:石元春的 “ 新理论 ” ,早在 10 多年前,前人们都已经论述过了,石元春怎么能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发明创造呢? 石元春把前人理论说成是自己的 “ 新理论 ” ,还自吹自擂: “ 近十年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些理论观点的正确、可行和有重要指导意义,在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实践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 1994 年,石元春还大讲黄淮海平原治理的历史,他说 :“ 自夏禹治水,西门豹引彰至今,对这个平原的治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为抗旱修渠引水,旱情缓解而渍涝和土壤盐渍化滋生。 …1957 年进而大搞水利化和修建平原水库,因治水方针失误而导致 58-61 年冀鲁豫平原盐渍土面积由 2800 万亩猛增到 4800 万亩,农民废渠断水,谈水色变。 63 年海河流域又遭特大洪灾,更是雪上加霜。在干旱、渍涝和土壤盐渍化的困扰下,科技界也是众说纷纭。一时间,农改、水改、水网化、台田化、管井工程,莫衷一是。当人们挖沟排水,防洪除涝时,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黄淮海连续 3 年大旱,治理上又发生深浅井之争,学大寨挖挖填填,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 … 累得疲惫不堪的黄淮海平原急切的呼唤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支持。 ” 石元春的通篇讲话,从否定夏禹治水开始一直否定到在他治理之前,是他,也只有他,才能提出 “ 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支持。 ” 他才是正确治理黄淮海平原的鼻祖。他还通过媒体,给自己戴上了 “ 中国改土治碱的开拓者 ” 的桂冠。(《农民日报》 1991 , 9 , 20 ,第四版) 石元春狂妄自大, “ 数典忘祖 ” ,为了突出自己,居然骂起祖宗三代来了。他的 “ 新理论 ” 真的像他自己说的是 “ 正确、可行和有重要指导意义 ” 吗?请看同行专家的揭露。 ( 1 )石元春的这套 “ 理论 ” ,主要来自内陆咸水区(曲周)。整个黄淮海平原有 31 万平方公里,而咸水区的面积仅 13 万平方公里左右,在咸水区推导出的结论,怎能指导整个黄淮海平原的治理呢? ( 2 )石元春一直吹嘘他的 “ 理论 ” ,在指导黄淮海平原治理实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符合实际。黄淮海攻关项目中,设置有 12 个综合治理类型区,除曲周试验区外,还有 11 个,没有那个实验区是根据他的理论来进行综合治理的。 ( 3 )在 12 个试区中,石元春的曲周张庄实验区是建立最晚的一个, 1974 年春季才施工,又怎能说黄淮海平原各个实验区是根据石元春的 “ 理论 ” 和 “ 实践 ” 来综合治理的呢? ( 4 )石元春是从 1973 年底才开始去河北曲周基点,而且一直没有做多少具体实际科研工作,对黄淮海平原整个面上的工作,石从未实地调查研究过。 综上所述,石元春的所谓 “ 新理论 ” 为同行专家所否定。 2 、关于石元春在 “ 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上取得重要突破 ” 《推荐书》说,由石元春教授主持和建立的曲周旱涝盐碱综合治理试验区(面积 4390 亩)的研究工作,据上述理论观点,大胆提出了 “ 打破咸水禁区,以浅井和深沟为主体,农林水并举 ” 的新的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综合治理试验仅二三年即取得明显效果,五年使旱涝盐碱基本得到治理,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产量和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以后又在 3 万亩和 8 万亩上取得成功。此成果引起了联合国农业开发基金会( IFAD )的高度重视,贷款近二千万美元治理开发整个曲周北部 20 多万亩低产土壤。此项目现已完成,土地面貌和生产完全改观。 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主要是田园教授的成果并非石元春所为。 直接参与此项工作的田园、雷浣群和祖康祺教授提供的材料证实: “ 张庄盐碱土治理方案最早于 1973 年是田园教授提出的,地下水治理方面的工作也是以田园教授为主干的 ” 。可是, “1975 年石元春对曲周张庄的实验研究写出了阶段研究报告,把试区的经验概括为 ‘ 深沟浅井体系 ’ ,对参与该试区建设的其他单位只字不提,而对试区粮食的增产幅度有所夸张,遭到与会者的揭露。 ” 其实,石元春所标榜的 “ 深沟浅井 ” 综合治理体系没有科学根据,完全是用来忽悠人的。河北水利所的方生和陈秀玲对石元春的 “ 忽悠 ” 揭露得淋漓尽致。他们说: “1976 年,石元春提出的曲周试区阶段研究报告,把试区的经验概括为 ‘ 深沟浅井体系 ’…… , 1981 年北京农大提交鉴定的曲周试区的研究报告却是 ‘ 浅沟浅井体系 ’ 。而在他将试区成果扩大到引用外资治理的农业发展项目区 23 万亩中,实际上又是大量打深井开发深层地下水,搞 ‘ 深井浅沟体系 ’ 。 ” 我们不禁要请教石元春,你的 “ 综合治理体系 ” 一会是 “ 深沟浅井 ” ,一会是 “ 浅沟浅井 ” ,一会又是 “ 浅沟深井 ” ,您还有多少个 “ 深 ” 、 “ 浅 ” 的排列组合拿出来忽悠? 石元春 “ 打破咸水禁区 ” 的成果也是剽窃来的。 江苏农业科学院赵守仁研究员说: “ 不谈国外,专谈黄淮海,河北省沧州市郊孙庄子小学, 1971 年即开始使用 4-5 克 / 升咸水灌小麦,亩产 706 斤;中捷农场 1974 年用大于 5 克 / 升咸水灌溉小麦 720 亩,比 73 年增产 4 成。不少单位的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如陈秀玲等。 ” 方生、陈秀玲二位也说: “ 至于 ‘ 打破咸水禁区 ’ 也不是始自石元春。从全国讲,宁夏、陕西早已有苦咸水灌溉的实践。从河北省讲,沧州地区在 60 年代已有用咸水浇地的。 ” 多方材料证实,石元春没有参与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的具体工作。田园教授说: “ 在此,我可以公开对石元春先生主持曲周县张庄盐碱试区的工作做一评价。他主持工作不过挂名而已,实际上他对试区内各项工程的作用并不理解。 ” 雷浣群教授说: “ 石元春当时是作为教研组党员副主任的召集人一起参加工作,而农田水利、水文地质及地球化学等学科领域是石元春所不熟悉的,直至今日他在这些领域中也拿不出过硬的资料、数据和提出有真知灼见的观点。 ” 祖康祺教授说: “ 曲周张庄旱涝盐碱综合防治成果被石元春侵占了。 ” 河北省科委原农业处长许铁城说得非常中肯, “ 石在张庄试区,主要搞行政性组管工作,而大量的科研任务,主要由辛(德惠)来做。当石被选为两院院士后,我很诧异,认为他是个搞行政的人,他那些事迹是张庄试区,乃至是持续几个五年计划的、整个黄淮海旱涝盐碱综合治理中,一大批同行专家和全体科技人员共同做出的,石只是其中的一员,且又不是主要科研课题的执行专家,怎么现在选院士,把所有功绩都放在石一个人身上?这样做会有后遗症。 ” 3 、关于 “PWS 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达国际先进水平 ” 《推荐书》说, “ 六五 ” 和 “ 七五 ” 国家科技攻关中石元春教授主持研究了区域水盐运动的监测预报技术,提出的 “PWS 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 ” ,总体设计科学新颖,技术先进,实用性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PWS 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主要是雷浣群教授的成果而并非石元春所做。 雷浣群教授设计了 PWS 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以后,石元春要窃为己有,就借口另有工作需要,把雷浣群调离曲周工作,此项成果就被石元春和石的妻子李韵珠霸占了。雷浣群在《关于 “ 区域水盐运动 ” 的研究情况》中说: “ 我敢说直到今日石元春成为三个院士后,他也搞不清什么是抽水试验。 ” 石元春有抢夺别人成果的本事,但无这方面的实际工作能力;只要把别人的成果记在自己的名下,目的也就达到了;不知有多少科研成果被他抢走了以后,也就 “ 寿终正寝 ” 了。石元春抢了雷浣群教授设计的 PWS 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结局。祖康祺教授揭露说: “ 石元春说: ‘ 曲周试区连续自动测试分析,可以一分钟出 14 个数据,可以为黄淮海平原 50 个县服务也吃不饱。 ’ 其实 1982 年耗资 105 万从匈牙利引进的设备,至今 15 年连一个县、一个乡也未能服务。石只要个人能出名,不管国家损失。 ” 4 、关于 “ 对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农业开发做出重要贡献 ” 《推荐书》说,石元春教授自七十年代后期,主持编制和提出了 “ 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 ” 、 “ 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 ” 、 “ 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 ” 等重要研究成果。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和农业综合开发的伟大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石元春对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农业开发没有做任何具体实际研究工作。 “ 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 ” 不是由石元春编制和提出的。南京土壤所王遵亲研究员说 :“ 石元春是 1973 年才开始去河北曲周基点,而且一直没有做具体实际科研工作, …… 甚至在 ‘ 六五 ’ 、 ‘ 七五 ’ 期间作为农业系统的黄淮海项目主持人,也未到过一个试验基点查看过。 ” 《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是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董绵昆完成的。董老师说: “ 该图集实际第一主持人应是朱鑫泉(农业部科技司处长,现已退休)。 …… 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是我一手完成的。 …… 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中没有石元春单独绘的图幅,他是一个没有图幅的图集主编。 …… 在图集交到出版社之后,石把我叫到他家,给我一张便条,上面写主编石元春、贾大林、董绵昆。 ” “ 七五 ” 黄淮海攻关项目办公室主任祖康祺教授说: “‘ 七五 ’ 黄淮海课题主持人辛德惠因病临时住院,石元春靠主持单位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权力,夺取了课题主持人的身份,但石元春从未承担实施工作,从未到过攻关研究现场。 ” 由此可见,石元春的 “ 贡献 ” 是作为挂名的主持人把他人的成果尽收自己腰包。 二、黄淮海平原盐碱消退,既有前人业绩,也是地下水位下降的结果 绝不否认前人在黄淮海平原盐碱治理上的理论成果和实际贡献,但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事实是,不管经过治理还是没有经过治理的地方,今天所有黄淮海平原上的盐碱危害都消退了。专家或业内人士都知道这是地下水自然下降的结果。 石元春的治理 “ 理论 ” 和 “ 结果 ” 正是在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河北省原省长李尔重于 1982 年当面对石元春教授说: “ 我既不能全面肯定,也没有理由否定,但应该承认是在 1963 年大水后,连年干旱,地下水持续下降条件下进行的,至今说它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时过早。 ” 河北省原省委地下水办公室主任许铁城说: “ 试玉要烧三日满。你那些成果和理论,连一场大洪水、大沥涝都未经过,怎能拍板说成。 ” 事实果真如此,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林培和曾宪竞教授带领学生在试区改良过的土地上进行土壤调查实习,挖了一个标准土壤剖面观察,看到其土壤盐分基本上分为不同的薄层( 2—3cm 厚)留于土体的 70—90cm 以下,特别是石膏结晶都很明显,也有少量氯化钠的结晶。 30 多年以后的事实,验证了李尔重省长和许铁城主任的判断。 田园教授说: “ 进入 80 年代,由于气候持续干旱,地下水开发仍未受到控制,开发浅层水的地区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 0.5 米的速度连年下降, …… 。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平原地区普遍呈现脱盐趋势,到 80 年代初,河北省盐碱地面积,已由高峰期的 2300 万亩,减少到不足 800 万亩,而且盐渍化的程度也普遍降低了。 ” 石元春利欲熏心,竟然不顾客观事实,贪天功为己有。 三、石元春以权谋私巧取豪夺 李季伦教授研制的阿维菌素和依维菌素是开发前景看好的成果,将其用于兽药或农药,用途广,效果好,成本低,无公害,一时被誉为农大的 “ 金饭碗 ” ,成了多家企业的 “ 抢手货 ” 。手握校长权力的石元春对此垂涎三尺,必占为己有而后快。一是将李季伦的技术成果的署名权改成王玉万 ( 王是李季伦招来的临时工 ) ;二是利用校长的权力把该技术成果强行划归北京农业大学新技术开发公司(简称京农公司)开发经营;三是任命王玉万为京农公司总经理,石元春亲任法人代表;四是京农公司把李季伦的技术成果转让给广西桂林集琦公司,成功帮助该公司上市,但巨额转让费京农公司和农大没有分文进帐;五是王玉万在京农公司开发经营的 5 年多时间里,涉嫌制造假药上亿元,偷税 600 多万元,私设小金库并挥霍 400 多万元,欠农大预算金 200 万元未还,公司竟亏损 120 多万元,致使京农公司关停。在京农公司关停前累计约 2000 万元的国有资产被王玉万侵吞、转移,王玉万个人还受贿 30 万元、住宅 1 套和轿车 1 辆;六是违反国家计委关于《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无端免去李季伦教授项目主持人职务,由王玉万接管,从此 , 李季伦再也不能进入试验车间,研究队伍被解散,基地数百万元的投入和价值 40 多万美元的发酵设备遭遗弃,李季伦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和迫害,气得手发抖,眼流泪。他说: “‘ 文革 ’ 中,造反派也没有这样整过我! ” ;七是石元春拿着李季伦的科研成果阿维菌素等(知识产权属农大)在深圳开办了深圳绿鹏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 姑且不谈在职校长拿学校的科研成果去办公司是否合法 ) 与深圳博大天然产物有限公司合作,在国内建起了 6 个生产该产品的控股公司,并接到国外 10 亿美元的订单,(详见 1995 年 9 月 12 日《深圳特区报》)石元春成了暴发户。当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当农大的校长了,还美其名曰 :“ 我打算卸下校长这副担子,到深圳来创办一批农业企业。我打算换个活法,去实现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目标,对此,我充满信心。 ” 赵时来教授研究的亚铵造纸废液,经适当处理后既可作肥料,又可作饲料,并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该项成果经国家验收,并由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公布为 “ 八五 ” 国家重点新技术推广项目。石元春对这一科研成果眼馋了,在未和赵时来教授商量的情况下,他组建了亚铵法造纸及制浆废液综合利用开发中心,派他的亲信去当中心主任兼造纸厂厂长。这种霸道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赵时来的抵制。从此,赵时来就倒霉了,石元春滥用校长的权力对赵时来教授频频出招:先是命令停止纸厂废液提取车间的运转,继而将田间废液肥料试验地承包出租,拆除网室、实验室、渗漏池和已长达 15 年的长期肥料定位试验田。更有甚者,不顾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 10 名教授联名上书农业部的反对,于 1995 年 4 月 27 日凌晨 3 时许,乘夜深人静,强行拆毁国家投资建设的唯一的 “ 亚铵制浆废液综合利用研究室 ” ,理由是要在这个地上盖楼房,致使多年来呕心沥血做出来的科研成果毁于一旦。一般人谁能相信会有这样的 “ 顺我则昌,逆我则亡 ” 的校长,但在我们这所有百年历史的全国重点大学里,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石元春利用手中的权力抢夺他人的成果真是心毒手辣,能抢必抢,抢不到手,就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不少人都还记得,十几年前,石元春曾以生物技术专家而自居;近期,又以生物质能专家的架势显摆于世人的面前。对石元春知根知底的人无不嗤之以鼻。 四、 石元春教授获奖轶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刘更另在给张树政院士的信中,揭露了石元春是如何拿了 “ 特等奖 ” 的。刘更另在信中述说: 关于石元春在黄淮海的研究工作,我听到过不少反映,我亲自遇到的有这两件事。 1991 年 8 月,农业部科技委在北戴河开会评成果,我是常委同石元春同在 “ 土肥学组 ” 。石元春报了一个成果要参加评奖。按理,他本人应当回避,他不但不回避,反而硬要大家评他的 “ 特等奖 ” 。大家很为难,找来农业部成果处平继明处长,平处长说: “ 部里没有设 ‘ 特等奖 ’ ,最多只能评一等奖。 ” 石元春当时大发脾气,与平处长吵了起来。石元春责问平处长: “ 为什么科学院能评特等奖,我们部就不能评特等奖? ” 平说: “ 这是章程规定的! ” 石又质问: “ 部里的章程为什么就不能修改? ” 平说: “ 修改章程不容易,现在修改也来不及了,委员们都等着要评了,况且你的申报书也没有单位初审和推荐特等奖! ” 石元春说: “ 打个电话要我学校马上送一个推荐书来就是! ” 平处长坚持章程上没有,不能评,于是石元春气冲冲离开会场开车回北京了。委员们对石元春这种行为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后来,我看了石元春的申报书和材料,连总体报告都没有,就是用他的学生的一篇博士论文来报 “ 特等奖 ” 。第二年科技委换届,我当满了 3 届换下来了,不知怎的,石元春评上了(黄淮海的) “ 特等奖 ” 。平处长也倒霉了,不管成果的事了。由此可以看到石元春的行为和作风。 另一件事 “ 七五 ” 国家攻关课题区域治理总结鉴定会,我是鉴定会的主任。石元春是 “ 黄淮海课题 ” 的负责人,还有黄土高原、三江平原、旱农等课题。总结报告是农业部科技司司长王伟琪作的,其中说黄淮海在科学上国际领先,我提了一个问题,是那些方面在国际上领先,石元春作为负责人没有答就离开会场了,由另一位作答,牵强附会,不是郑重的态度。石元春为什么离开我们不知道,不过他对这些事很不重视是肯定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我谈的这些它完全是事实,我本人负责。 五、相关人士对石元春道德学风的评价 以下是从一些相关证明材料中,择录了对石元春道德学风的评论: 1 . “ 石元春同志的为人和德性,他为了谋取(确切说是骗取)虚名实利,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历史事实,强取豪夺,将众人的科研成果据为己有,极尽美化自己的能事,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假冒伪劣院士,可悲! ” 【 6 】 2.“ 石元春是靠 ‘ 黄淮海项目 ’ 发迹的,他是一位 ‘ 了不起 ’ 的人物,他的了不起之处,具体表现在他不仅是一般剽窃他人的科研成果,而是公开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将整个黄淮海攻关项目的成果,掠归己有。这比一般的剽窃还恶劣、可恨,因为他是和权势结合在一起,通过权势地位来掠夺剥削他人的劳动。 ” 【 12 】 3.“ 最重要的一点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能弄虚作假,更不能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剽窃他人成果。这样的 ‘ 水分太多 ’ 的虚假的 ‘ 院士 ’ 影响太坏! ” 【 13 】 4.“ 石元春也能当选院士,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幕悲剧,丑剧。 ” 【 11 】 5.“ 石元春为人心计刻薄且善于利用别人追求自己的名利,组内许多人对他存有戒心。 ”“ 石元春使用不正派的手段,夸大自己的作用,将别人的工作据为己有,用欺骗手段成名成家。 ” 【 19 】 6.“ 十几年和石夫妇相处,早知道石为人能言善道,以心计算人,巧取豪夺,以势欺人。 ” 又说: “ 石元春的真实面目:不是科学家、教授,而是科学技术战线上一个会弄权术、会钻我们社会空子,弄虚作假的、永远喂不饱的、私欲太大的 ‘ 包工头 ’ 。 ” 【 21 】 7.“ 石元春的行为在我国科技教育界 …… 已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不仅是让人在石的身上看到劳动投入与利益获取之间的反差之大,十分离奇,更重要的是石所谓黄淮海科技攻关的成就与贡献的许多重大内容是虚假不实; … 石元春在夺取别人成果的手段也是十分残忍地,他利用手中行政权力,对上欺骗,对下先骗取成果,窃为己有,再打击受害人,用种种手段, … 以达到夺取他人成果,换取个人的奖励和荣誉。 ” 【 15 】 事实胜于雄辩,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石元春的所谓 “ 学术成就 ” 已是昭然若揭了。所谓理论创新,是从前人那里剽取来的;号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PWS 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是从雷浣群教授手中剽取的;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别人的成果剽窃为己有,真可谓 “ 三剽 ” 教授;石元春贪前人之功为己有,贪他人之功为己有,贪天功(干旱,地下水位下降)为己有,又堪称 “ 三贪 ” 院士。他用骗得的 “ 资本 ” ,戴上 “ 三院院士 ” 的帽子,骗取国家和省部级多项奖励以及陈嘉庚农业科学奖和何梁何利农业科学奖。可贺乎?可悲乎?只待世人给予公正评说。 农大人 2011 年 8 月 15 日 附录 反映石元春学术问题的材料目录 【 1 】 王天铎(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研究员):关于院士石元春当选院士所依据的科学成果不实和他利用职权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的问题。 1995.6.10. 【 2 】 石元春:区域资源开发和持续利用 —— 以黄淮海平原为例。 1994 年 6 月在学部会上报告。 【 3 】 石元春:说明。 1993.2.10. 【 4 】 北京农业大学 “ 水盐运动 ” 课题组:一项来自实践,指导实践的应用基础研究。 1989 年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交流材料之三十八。 【 5 】 《深圳特区报》:深圳是改造传统农业的理想之地。 1995 , 9 , 12 【 6 】 王遵亲、俞仁培、祝寿泉(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从中科院在黄淮海四十年的研究工作,看石元春同志的所谓 “ 发明创造 ” 。 1996.10.28. 【 7 】 祝寿泉致祖康祺的信。 1997.3.20. 【 8 】 田园(华北水单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关于石元春教授在河北省曲周县盐改试区所起作用及学术观点的证明和评价材料。 1996.5.30. 【 9 】 田园:揭穿石元春先生自诩为 “ 旱涝盐碱综合治理 ” 理论创始人谎言的一部分证据。 1997.3.11. 【 10 】 方生、陈秀玲(曾分别担任过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和农田水利室主任,教授级高工):历史事实不容颠倒、歪曲和伪造。 1996.10.23. 【 11 】 赵守仁(江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关于石元春教授的一点情况。 1996.10.27. 【 12 】 赵守仁:补充情况(两点)。 1996.10.28. 【 13 】 赵守仁:假的就是假的,画皮应当剥去 —— 我所认识的石元春。 1997.3.22. 【 14 】 许铁城(河北省科委原农业处长、原地下水办公室主任):讲点情况。 1996.10.15. 【 15 】 祖康祺(北京农大教授、 “ 七五 ” 黄淮海治理攻关项目办公室主任):石元春弄虚作假当上了院士。 1996.6. 【 16 】 祖康祺:石元春的谎言(之一到之八)。 1996.6. 【 17 】 祖康祺:关于主持人石元春黄淮海 “ 七五 ” 攻关总体工作的真实情况 【 18 】 雷浣群(北京农大副教授):我所知道的有关石元春在黄淮海项目中的作用及他的其他工作作为。 1995.10. 【 19 】 雷浣群:曲周试点的工作是集体的劳动成果。 1996.5.30. 【 20 】 雷浣群:关于 “ 区域水盐运动 ” 的研究情况。 1996.5.30. 【 21 】 董绵昆(北京农大教师):谈谈石元春。 1996.5.31. 【 22 】 刘更另(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致张树政院士的信。 1986.5.24. 【 23 】 杨志福等 10 教授的《呼吁》。 1995 , 2 , 11 。 【 24 】 赵时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校长等强行拆除亚铵室长期( 15 年)肥料定位试验田和实验室等试验设施的原因。 1977 , 7 , 18 。 【 25 】 林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不是一个真正的院士。 2011 , 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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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元春院士被指控学术腐败事件看,科学界离不开SCI等定量指标
热度 6 DNAgene 2011-9-12 16:38
几天前,科学网上出现了一则指控石元春院士学术腐败的博文,“ 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 ”,更令人震惊的是,揭发人中竟然有我们生物学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前辈。说实话,对这两位前辈,二十年前我上本科时就听说二位如何如何了不起,但直到现在与两位仍素不相识。其中谁对谁错也就无法判断了。 看那篇指控博文,XXX理论不是石元春自己的,是前人的;YYY成果也不是他的,都是他剽窃、霸占来的。这些问题,如果用SCI等衡量科学贡献的定量指标,点几下鼠标,在数据库中查几分钟就清楚了。如果成果是石元春的,他的论文应该是被引用次数最多或者出现最早。如果引用率在相近论文中排名很低,论文发表时间又晚,再说是他的,就是大忽悠了。 虽然被引用次数作为评价指标有一些问题(见本人前面的短文: 改进SCI:平均分配按劳分配 ),但被引用次数是最难造假的。如果论文水平贡献不够,谁都不可能有本事让全世界同一领域的所有作者引用自己的论文。忽悠、造假永远出不了高引用率。可以这么说, 引用率高的没有差论文 。也就是如果 基于引用率等客观指标评价出来的高手,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倒是 引用率低的论文也可能有好论文 。也就是说, 基于引用率等客观指标评价出来的低手不一定水平真差 。 再回到石院士的争议,所涉及的材料,没有被SCI等检索数据库收录,无法根据被引用情况这些客观指标做出判断。 很多人骂SCI,现在摆着一个例子。如果SCI早20年进中国、如果当时的科研人员都把论文发表在可以检索的期刊上,今天就没有这些争议了。或者即使有争论,谁是谁非也很清楚。 也不能说科学界绝对离不开SCI等定量指标。如果有朝一日,大家都把名誉看得很淡了,都不在意成果归到谁的名下了,SCI等定量指标就真的不需要了。但这一天,恐怕要等到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应用学科,成就无法反映在被引用次数上。但应用学科的贡献其实不用评价,很一目了然。袁隆平和比尔盖茨,想想我们吃的饭和用的电脑就知道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了。基础科学由于离日常生活较远,必须有专门的评价体系。 ------------------------------- 有网友 zhengbojin 问:“为什么不直接深入细节?这样就没有矛盾了。” 我的回复是 :他们的争论我确实看不太懂,真的是无法直接深入细节。能深入细节的,一边是石院士的学生好友,一边是指控者的学生好友。都是利益相关者,你听谁的。 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语言文字无限发达,善于利用语言文字的人会占先机。更重要的是,争不清楚时,地位高的嘴大。 如果语言能力超强+地位高嘴大,就会出现“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这时候,如果有被引用次数、发表时间之类的客观指标,我们谁也不用听,也不用外行自己判断,直接查数据库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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