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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医划分看传统医学的“现代化”陷阱（四）: 热度 1 fqng1008 2014-12-1 07:40; 四、“印度医学现代化”是否会重蹈覆辙？印度作为文明古国，它的医学起源是很早的，阿育吠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体系。在《阿输吠陀》中就有关于健康与疾病的三体液学说。这三体液是气、胆及痰。古印度人认为三者必须均衡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一旦紊乱，人就会患各种疾病。后来，人们又加入了7 种成分，即血、肉、骨、精、脂、骨髓和乳糜（消化的食物），认为这7 种成分均来源于食物。还有人并入了排泄物：尿、粪、汗、粘液、发爪和皮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一切疾病皆来源于体液、身体成分和排泄物的紊乱。阿育吠陀医学基于一种理论：宇宙的一切，包括人体，都是由最基本的五种要素组成的，那就是：土、风、火、水和空间。这几种元素在人体中以不同的比例呈现，构成人体内三大生命能量（称为“doshas”），分别为瓦塔（Vata）、皮塔（Pitta）和卡法（Kapha）。通过饮食、练习、草药、按摩以及冥想来保持三大生命能量的平衡是阿育吠陀医学的基础。当你去看一个阿育吠陀医生时，他或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你的三大生命能量，这通过问你关于你的饮食、习惯和最近疾病的问题，还会检查你的牙齿、舌头、皮肤、眼睛和身体结构。根据阿育吠陀的理论，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是由独一无二的三大生命能量构成的，瓦塔、皮塔和卡法这三种能量决定了我们的身体以及精神结构，肥胖还是消瘦，容易相处还是容易暴躁。最近，Priyanka Pulla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解析“印度医学的现代化”的文章（全文链接：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6/6208/410 . full ）从中不难看出时下印度传统本草医学实现“科学化”之艰难。曾几何时，“中医现代化”也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印度医学今天的努力，会不会也像“中医现代化”一样事倍而功半，甚至“为伊消得人憔悴”，而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为了验证这种传统医学的临床诊疗方式，一个叫做“阿育基因组学”的研究在印度多家顶级研究机构中陆续开展，包括印度科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和海德拉巴细胞与分子生物学中心（Centre for Cellular Molecular Biology）等，也有了“关于印度传统医学质这类表型的遗传基础”的相关文章发表。来自新德里基因组学和整合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Genomics Integrative Biology）的细胞生物学家Mitali Mukerji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正在让印度传统医学跟上时代的步伐”。基于这一设想，印度中央政府却对此满腔热情，2007年为阿育基因组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2012年批准了五年支持计划（至2017年），拨款$1.6千万支持该类研究。“资助经费不会短缺”，前科学与工业研究局（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局长，阿育基因组学的拥护者Samir Brahmachari说。而且，当前执政党表示阿育基因组学处在优先资助的选项中。尽管如此，批评意见仍然如潮而来。密歇根底特律Wayne州立大学的肿瘤生物学家David Gorski认为，“印度传统医学所持的论据本身就不是科学的，这侵蚀了所有试图基于这套理论而进行的研究（具有科学性的可能）。”“你可以拿伪科学研究采集的样本做基因组学，但别指望得到科学的结果”。事实上，在印度传统医学调制的草本混合物中获取药物所做的努力常以失败告终，新德里印度国家免疫学研究所的免疫学家Satyajit Rath也说：“其它事件还包括生物医药工业在拆分复杂的印度草本配方中遇到巨大困难”。批评者还针对 Mukerji等研究论文的结论进行反驳，因为后者认为印度传统医学三种纯粹的“质”（即由单一体液主导的身体类型）与基因表达相关：不同“质”者的代谢、心血管、免疫和精神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显著差异。Kapha“质”者其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其它心血管疾病相关标志物的水平更高，这与印度传统医学典籍所言Kapha“质”者更易患心脏病的论点完全吻合。反击者指出：所谓的Kapha“质”者多数体型肥胖，仅此即可解释易患心脏病的倾向性。尖锐的批评并未吓阻Mukerji，他们的团队2010年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报道指出：Kapha“质”个体的一个基因变异与一型急性高空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其它变异形式多在非Kapha“质”个体中出现，因此非Kapha“质”个体能承受更高的海拔高度。质疑者认为 “质”的定义过于宽广难于据此进行基因相关研究。位于西孟加拉州生物医学基因组学国家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Genomics）的人群遗传学家Analabha Basu认为： Mukerji团队虽然做了坚实的研究工作，但是如果他们将精力用于研究基因变异与人体表型相关性上回得到更具洞察性的结果，如果你能确定、揭示kapha“质”下某一表型的某一特征基因，你将更具有预测力。来自阿育基因组学的最新报道还引来另外一种关注：是否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匿名评阅。不久前，Manipal大学的心外科医师M. S. Valiathan发表了他的第一项试图将“质”分类与西方医学参数，诸如体重指数，关联起来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印度传统医学与整合医学杂志（Journal of Ayurveda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上，文章的一些作者也是该杂志的编辑。“难道他们就不能在其它杂志上发表吗？”印度科学院肿瘤生物学家K. Somasundaram质疑说。也许，阿育基因组学支持者已习惯于面对质疑。Mukerji坚持认为找到基于古老印度传统医学典籍的预测性和“质”的遗传学倾向性间的交汇点十分重要。在现代医学中，她说，“你不能通过观察一个健康人来预测他将倾向于患何种疾病，因为没有办法将健康人分类”。知名的基因组生物学家Brahmachari认为：越来越多的发现让他对阿育基因组学在这场辩论中最终胜出持乐观态度，“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让它成为一项运动 ” 。其实，以我这个经历过“中医现代化”兴起、鼎盛、衰落的全过程而事后仍然长期反思的过来人看，“阿育基因组学”难以摆脱“轰轰烈烈”开始、“了无声息”收场的尴尬。因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们的“求真”态度。现代科学研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问题 -猜测- 反驳”，通过不断的证伪猜测来逼近真理；一种是“经验 -假说 -理论”，通过不断的证实假说来发展真理。总之，无论“证伪”或“证实”，科学检验都是重要的环节。而且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对提出假说也有要求，即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可检验性。这是严格的标准，否则就不可能通过实验来检验，也就不能上升为理论。传统医学就没有这些限制，无论是印度医学还是中国医学，其中充满了大量的未经检验的“假说”或“理论”，甚至连概念都是虚构的（缺乏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特质）。一些似实而虚的约定性概念，一些由这种概念推演出来的理论原则，一些可此可彼的经验载体（或工具），何以验证？何须验证？由于传统没有基础研究，所有的学说一经提出就无法撼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可操作性很强的假说，科学检验自然就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基础研究也就毫无立足之地。然而，没经科学检验的假说，即使源源不绝，并演绎出严密的体系，由于其每一个网结都缺乏客观实在的支撑，如同一个折断了右翅的大雕，花费十倍气力也只能在原地拍打，它们没有向真理迈出最后而又最关键的一步。回到“阿育基因组学”本身。气、胆及痰这三类体质是客观存在吗？他们具有各自的物质基础吗？可以通过判决性实检验证吗？正如中医的“证”，肾气不足证中的“肾气”究竟是一种物质还是功能？如何设计实验把它找出来？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这么“求真”，就把“肾气不足证”看成是一组症状、特征的排列组合，或者按照印度医生的办法评估100多项特征指标将病人归于某种“质”。接着我们要问：这每个病人（或健康者）他们就是纯粹的某一种“质”吗？你100多项特征指标的分布就那么均匀？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也不可能纯粹的某一种“质”，绝大多数是各种“质”夹杂其中。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如果实验分组就不那么严格，能够出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吗，尤其是在“基因研究”的层面上？是的，古老民族都有其辉煌的过去并产生过早期文明，人类的民族情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我们期望早期的文明之花结出现代的文明之果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是，科学是超越情感的东西。它不以人类情感为转移，唯一遵从的是人类的另一种品质——理性。因为理性，科学能够与情感不欢而散，也能够与自己的过去“挥泪告别”。民族的、爱国的情感尽管美好，但是如果用它武装科学工作者的头脑就可能会让我们离科学理性越来越远。想想看，基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唯一性”或“独一无二”，我们还能够通过现代科学理念和现代科学方法再造一种“现代印度医学”、“现代中医学”吗？如果不能再造这样的医学，提出“中医现代化”（包括“中西医结合”）和“印度医学现代化”的口号和推动一场运动还有意义吗？因此，在最先慷慨激昂地宣称“没有现代化就没有未来”的时候，我们严密地论证了这场运动的可能性吗？只有当我们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举步维艰的时候，才最后体会到“两边不讨好”，甚至而不得不退回到“传统医学”的老路。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隐藏在现实的表象之后，失败的教训可能来源于当年的“一时冲动” 。（待续，接下来要探讨的是“如何看待传统医学的替补地位？”）;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175 次阅读|2 个评论

围观“第六次科技革命”: 热度 10 xcfcn 2011-6-13 17:44; 博主按：何传启老师很有意思，据李宁老师讲，放着中科院的处长不当，跑去搞什么“现代化”研究。不过他的现代化研究，外界批评的声音不少，我自己也觉得他的现代化研究太“科学”了，感觉有点不靠谱。现在他又提出什么“第六次科技革命”（不知道是不是他首次提出），我是感觉不着调。这个玩意还是不要预言 / 算命为好！怎么不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科技革命”这么兴奋啊。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 专访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 2011 年 06 月 13 日 09:01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陶春记者： 21 世纪会有重大的科技革命吗？何传启：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问题，带有科学猜想的性质。我们首先看看过去 5 个世纪发生了什么。 16 世纪以来，从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每一个世纪都至少有一个标志性事件。 16 世纪是哥白尼学说，否定了“地心说”，提出地球围绕太阳转。 17 世纪是牛顿力学的诞生，完美解释了常见的物理现象。 18 世纪是蒸汽机发明，带来了机械化生产。 19 世纪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带来了电气化生活。 20 世纪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带来了网络空间。许多科技史学家认为， 16 世纪以来，世界上先后大约发生了 5 次科技革命，包括 2 次科学革命和 3 次技术革命。第一次革命是近代物理学的诞生，第二次是蒸汽机和机械化，第三次是内燃机和电气化，第四次是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第五次是电子和信息革命。通俗地说，科技革命是显著改变人类观念、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科技变革。在 21 世纪，一定会有重大的科技革命。记者：这个重大科技革命会是什么？何传启：可能是新生物学革命为人类的健康长寿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实现人类的“再生和永生”，基本满足太空生活对人体的生理要求；也可能是新物理学革命改变人类的宇宙观，为宇宙航行提供新理论、新能源和新工具。从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的前沿角度看， 21 世纪可能有三次科技革命。它们分别是：第五次科技革命（约 1970 — 2020 年）的下半部（信息革命后期）、第六次科技革命（约 2020 — 2050 年）和第七次科技革命（约 2050 — 2100 年）。其中，第六次科技革命可能将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提供解决和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最新科技；第七次科技革命可能将以新物理学为基础，为解决能源问题和宇宙旅行提供科技方案。 21 世纪的标志性事件，很有可能来自第六次科技革命或第七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成就，例如，人体再生、合成生命、新型能源和宇宙航行等。记者：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何传启：根据过去五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谁获得了新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成果和核心专利，谁就能获得主动权。 2009 年中国科学院集中 300 多位科技专家进行研究，完成和出版了《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一书。该书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事实上，关于新科技革命的说法，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关于新科技革命的方向和内容，没有统一认识。未来学家的猜想，科技预见研究等，看法很多。记者：您怎么看第六次科技革命？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是需要满足科技革命三个标准（显著改变人类的生活观念、显著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社会影响人口覆盖率一般超过 50% ）的重大科技成就。目前，我们提出了十个候选者：信息转换器、人格信息包、两性智能人、人体再生、合成生命、体外子宫、神经再生、耦合论、整合论、永生论等。例如，信息转换器：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息转换，引发学习和教育革命；人格信息包：包含“自主意识、独立人格和人生信息”的“虚拟信息人”，实现人体的社会信息的复制和传递，为“人体永生”的实现提供“人生信息”；两性智能人：解决和满足人类对性生活的需要，引发家庭和性模式的革命；体外子宫：实现体外生殖，解放妇女，引发生殖模式和妇女地位的革命；人体再生：通过虚拟、仿生和再生，实现某种意义的“人体永生”，引发人生观革命等。记者：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方向是什么？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融合，主要涉及五个方向。其一，整合和创生生物学。今天，我们正在揭开人体的全部遗传信息，我们已经认识了成千上万的生物体内的分子和细胞，以及各种组织和器官。如果把这些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组装起来，能否“制造一个生命”？生物体与机器（技术）的多种组合，能否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和新的物种？其二，思维和神经生物学。人脑是思维的载体，神经系统是思维的工厂，它们都是如何工作的？人脑认知和创造性思维的机理，人脑信息加工、储存、提取和再现的机理等，非常有挑战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将改善人类的智慧，推进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其三，生命和再生工程。对生命的操纵有违人类的现行伦理道德，但是，人类将逐渐具备操纵生命的能力。一是操纵遗传物质，改变生物特性，制造新物种。二是操纵神经系统，改变生物行为特征。三是操纵生物节律，实施人工休眠和人工唤醒，改变生物的生命周期。四是操纵生物细胞，实现体细胞无性繁殖（克隆）。五是操纵组织器官，进行组织器官的体外培养，随时随意替换生物体的任何组织或器官。六是操纵生物生殖，进行体外受孕、体外怀胎（人造子宫），实现体外生殖。七是操纵生物性状，建立“生物工厂”，生产人类需要的产品，如干扰素等新药。八是操纵生命形式，实现生物和机器的组合。人造组织和器官如人造心脏、肺、胃、皮肤、骨头、血和肢体等实现产业化生产。其四，信息和仿生工程。与第五次科技革命有交叉。“信息转换器”的发明，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息转换，人脑可以直接“知识充电”。“人格信息包”的发明，它包含人的全部人生信息、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使人的“网络化生存”和网络虚拟人（网络人）成为可能，实现人的“网络化永生”。其五，纳米和仿生工程。纳米仿生材料、纳米仿生器官、纳米仿生设计和制造等。纳米工程、信息工程和仿生工程的结合，不仅为我们开辟一个新领域，而且为人类开创一个新的工作平台。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仿生工程和机器人学的结合，信息转换器、人格信息包、两性智能人、人体再生和互联网的结合，人类将获得三种新的“生存形式”，即网络人、仿生人和再生人，实现某种意义的“人体永生”。记者：第六次科技革命与前五次比较，有什么质的飞跃？何传启：我想引用两位院士的观点。徐光宪院士认为：“这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一次质的飞跃，由国家之间依靠战争来争夺天然资源，向依靠科技来获得地球人的可持续发展”。谢联辉院士（不是院士，是新华社记者，博主注）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是以人为本，以生命科学为先导，兼融合其它科学文明，推动人类未来的思想和行为范式的质的突变”。如果说，前五次科技革命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满足人类需要，那么，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改造人类自己和适应宇宙环境，提高人类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等。记者：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影响是什么？何传启：首先，对人类文明的预期影响。第六次科技革命是一次改变人类自身的科技革命，它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模式，从学习、工作、家庭、性关系到寿命。如果它的预期目标能够实现，人类文明将进入“再生时代”。其次，对世界现代化的预期影响。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第五次浪潮。从科学角度看，第六次科技革命是一次新生物学革命；从技术角度看，它是一次“创生和再生革命”；从产业角度看，它是一次“仿生和再生革命”；从文明角度看，它是一次“再生和永生革命”。抓住科技机遇的国家，将获取巨大经济和社会利益。记者：第六次科技革命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何传启：在过去 500 年里，世界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中国与前四次科技革命无缘，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表现平平且收获不多。中国失去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路下滑。第六次科技革命即将来临，中国将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大致可以设想两种情景。情景一：精心谋划和超前布局，抢占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有利位置和制高点，就可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速民族复兴。情景二：对第六次科技革命持观望态度，无所作为或行动不力，就可能失去机遇，重蹈覆辙，延缓民族复兴。世界潮流不可阻挡。错失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水平一落千丈；错失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复兴可能落空。从知识产权角度看，科学技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核心利益。 20 世纪 40 年代起步的电子革命，中国的响应大致落后了 10 年； 20 世纪 70 年代起步的信息革命，中国的响应也大致落后了 10 年；在电子和信息革命中，中国采取跟踪模仿战略，成效不尽如人意。第六次科技革命，涉及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变革，而且还没有发生，这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现在，距离第六次科技革命大致还有 10 年时间。如果我们提前 10 年布局，就有可能抢占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先机，获得它的标志性成就和核心专利。记者：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中国应该怎么做？何传启：积极面对挑战。在过去 12 年里，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在肯定成绩的时候，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例如，科技体制和管理模式没有明显改变，低水平重复和短平快现象依然存在，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依然不高，科研骨干的有效科研时间依然不足，科技浮躁情绪和不端行为屡见报端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加强战略选择。未来 10 年重点是创新网络结构优化和创新制度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将进入攻坚阶段，将涉及和需要一系列的深层次的科技改革。加快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包括新网络、新机制、新模式和新政策等，是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选择。四项具体建议。建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响应机制，如领导小组和咨询委员会等；借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组建中国高等科学研究院，重点开展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方向的先锋性、开拓性和前沿性的科学研究；借鉴德国夫朗禾费学会的经验，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类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中国战略技术研究院，开发和提供行业性关键共性技术，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企业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做好技术准备；借鉴美国圣塔菲研究所和 UNDP 人类发展报告研究的经验，以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中国现代化研究院，开展科技革命与现代化、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等交叉科学研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提供决策支持和咨询服务。中国现代化已经步入快车道。如果在科研软环境（科技体制和创新政策）上取得更大改进，如果采取更有力和更合理的应对措施，第六次科技革命就将与中国科技同步发展，中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就有可能提前实现。更详细的介绍见科学时报文章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与对策（上）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与对策（下）; 个人分类: 杂论|1697 次阅读|1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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