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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呼吁美国人继续“未完成的伟大任务”
lxj6309 2014-2-25 11:21
The Great American Class War 《赫芬顿邮报》网站2013年12月12日 富豪统治vs大众民主   1987年我见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当时,为了纪念宪法奠定200周年,我正在做一档宪法研究的十二集电视节目。那时候,他在法院的时间比任何同事都长,并且写了将近500份多数意见,其中许多都涉及关于平等、投票权、种族隔离、新闻自由——特别是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等根本问题。   这些判决引来了全国范围的抗议。他说他从不把这些针对他的仇视和愤恨放在心上。不过,他后来透露,他的母亲说,一直都喜欢他在新泽西法院的那些判决,但很疑惑为什么他现在去了最高法院就“不能一样行事了呢?”他回答道:“我们必须履行义务。不管大众如何反应,我们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尽管是一个自由派,布伦南大法官也担心政府规模过大。当他说现代科学可能在造一个“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时候,我问:“怎么会这样?”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回答道,“我们现在讲的就可能被人偷听了。就我所知,科学已经能做成这种事情了,透过这些窗帘、窗户把什么东西放置进来,记下我们的谈话。”   那是个还没有网络的年代,也没有大规模的监听搅乱每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我多么希望他还在——还在最高法院!   我对布伦南的采访是那个十二集节目中的一集。另一集涉及他听说的1967年的一个案子。一个名叫哈里•凯伊西安(Harry Keyishian)的教师因不愿签署纽约州的效忠誓言被开除。布伦南当时裁定,效忠誓言和其它反颠覆罪的州成文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对学术自由的保护。   我找到凯恩西安并采访了他。布伦南大法官看了那期节目,很着迷地看着他裁决的名字背后的真人。记者纳特•亨托福(Nat Hentoff)一直负责跟踪报道布伦南的工作,写道:“在此之前,他可能没有见过任何诉讼当事人。但当一个案子上来,他会设法去将心比心。”看着凯恩西安的采访,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如果做出另一种裁定,他和其他教师会失去一切。”   直到任期的最后,当他在伦奎斯特法院写异议书时,布伦南被问及是否气馁。他笑着说,“我们都知道——国父们也知道——自由是个脆弱的东西。你不能放弃。”他也没有放弃。   威廉·布伦南    金主阶级和黑钱   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很久以前就警告过我们,如果对会破坏选举的巨大财富的力量不加限制,会发生什么。“买卖选票泛滥”,他写的是罗马,“金钱开始决定选举。之后,腐败在法院和军队蔓延;最后连利剑都被金钱奴役时,共和国就臣服于皇帝的统治了。”   我们还没有皇帝,不过我们却有罗伯茨法院,不断地给金主阶级特权。   我们还没有皇帝,不过我们有这样一个参议院,就像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比起对中产阶级选民的意见,参议员们很明显对富裕阶层选民反应更积极,而收入分配最底层三分之一选民的意见则对唱票表决结果没有显著的数据影响。”   我们还没有皇帝,不过我们有一个极右派统治的众议院,他们由源源不断流入的黑钱滋养着,这都要感谢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送给富人的大礼。   我们还没有皇帝,不过两党中的一个现在被激进分子掌控着,他们参与了一场压制老人、年轻人、少数族裔和穷人投票的运动;而另一个曾是普通劳工的支持者,如今却被自己与金主阶级的联合弄得虚弱不堪,只能象征性地抵抗那些让美国日益败坏下去的力量。   社会批评家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最近在《卫报》上评道:   我不会责备人们抛弃了政治……当政府-公司的联盟绕过了民主还愚弄了投票程序,当一个未改革的政治体系确保了党可以买卖,当(主要党派的)政治家干看着公共服务被肮脏的阴谋私掠,这个体制还剩什么值得我们参与?   为什么领取食品券的人数创了记录?因为美国的穷人数量创了记录。为什么美国人民跌入深渊?因为深渊就在那里!在这个富裕的国家里,仍有2100万美国人在找寻全职工作,其中许多人正在失去失业保险。而金融行业人士赚到了前所未有的利润,大笔大笔地花在竞选上,以保证一个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政治规则,并要求政府进一步缩紧开销。同时,大约46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除了罗马尼亚,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孩童的贫困比例比我们更高。而西北大学和范德堡大学的研究发现,最富有的美国人几乎没有支持政治改革来减少收入不公的。    阶级特权   听着!你听到的是社会契约被撕碎的声音。   十年前《经济学人》杂志——他们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警告:“美国正在固化为欧洲一样的阶级社会。”《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最近的头条写道:“民主和黑暗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分界比你想象的小。”   我们真的快要把自己的民主输给唯利是图的阶级了。就像我们靠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边缘等着人抡起一脚。   20年前,当我采访布伦南大法官前在他屋子里私下聊天时,我问他怎么会持自由派观点的。“是因为我邻居,”他说。1906年,他出身于爱尔兰移民家庭,镀金年代的严苛带给他亲人和邻居的艰难困苦,他目睹了“各种苦难,人们不得不挣扎地活着”。他从未忘记那些人和他们的挣扎,他相信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来创造一个国家,能让他们都获得平等的机会去过上体面生活。“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他说,“就读读宪法的序言。”   他接着问我如何形成自己对政府的理解(他知道我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里待过)。我不太记得确切的回答了,但我提醒他我出生在大萧条时期,我父母一个四年级辍学,一个八年级辍学,因为他们都要去摘棉花养家。   我记得,在我生命头11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总统。我父亲爱听广播“炉边闲谈”,好像听福音一样;我哥哥因《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上了大学;我是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园、公路和两所公立大学的受益者。我当然认为对我好的,也会对别人都好。   那是我告诉布伦南大法官的大致内容。如今,我希望自己能够再和他进行一次对话,因为那时我忘了提,也许是我所知的关于民主的最重要的教训。   1950年我16岁生日那天,我去得州东部小镇的日报工作,我在那里长大。这是一个根据种族划分的小镇——2万人口,一半白人,一半黑人——你可以得到关爱,收到良好教育,接受宗教熏陶,却完全不知道仅仅一街之隔的其他人的生活。不过,对初出茅庐的记者来说,这是个好地方:小到你可以驾驭,大到让你每天够忙还能学到新东西。很快我就时来运转。一些编辑室的老员工有的去度假有的请了病假,我于是被派去报道现在被称为“家庭主妇的抗议”(Housewives’ Rebellion)。15个小镇的妇女(都是白人)决定不支付她们的家佣(都是黑人)社会保障预扣税。   她们争论说社会保障是违背宪法的,强行征收是无代表税收,并且——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要求我们收这税与要求我们收垃圾无异。”她们雇了一个律师——正是前国会议员戴斯(Martin Dies, Jr.),因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迫害期间任非美调查委员会主席时的所为而闻名,或者说臭名昭著。他们上了法庭,然后败诉。毕竟,社会保障不违宪。他们不情愿地缴了税。   我的报道被美联社转了,并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一天,执行总编斯宾塞•琼斯(Spencer Jones)把我叫了过去,指着美联社滚动新闻。屏幕上正是我们报纸报道的“抗议”活动。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就这样定住了。不管怎样,从学校到政坛和政府,我一直都在报道阶级战争。   那些得州马歇尔市的女人是先锋。她们不是坏人,她们常去教堂,她们的孩子是我的同学,她们中许多人热衷于社区事务,她们的丈夫是镇上的经济支柱和职业阶层。她们都很值得尊敬,是积极向上的公民,所以我花了很久思考,是什么让她们做出这种反抗。很久以后,有一天我明白了,她们只是不能超越她们自己的(阶级)特权来看问题。   她们对其家庭、俱乐部、慈善组织和教会格外忠诚,换句话说,她们忠于自己的同类——她们将民主仅限于和她们一样的人。那些黑人妇女洗衣服,给家里做饭,打扫卫生间,给孩子擦屁股,整理丈夫的床。可她们也会逐渐老去,失去丈夫,独自面对岁月的摧残。那么多年的劳动只留下额头上的皱纹和关节上的疤痕。若没有协同保障体系来保证她们辛勤劳作换来的微薄报酬,她们无以为生。    美国未完成的事业   无论如何,这是美国最古老的故事:这是一场斗争,意在决定“我们人民”(所代表的)这种精神,究竟是一份政治契约里所深植之物,或仅仅是伪装成神圣的一出荒唐表演,被有权有势者利用来以他人的牺牲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权生活。   我要声明,我没有关于政治和民主的理想化概念。记住,我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工作过。我也没有浪漫化“人民”。你应该读一读我在右翼网站上的信件和帖子。我理解得州的那些政治家,他们谈到立法机关时会说:“如果你认为这些家伙是坏人,那你应该看看他们的选民。”   一个为所有公民服务(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的社会,和一个将其制度变成了巨大骗局的社会,两者之间的区别与理想或是浪漫毫无关系。这是民主和金主统治的区别。   布伦南大法官在最高院任期的最后时刻,做了一次切中要害的演讲,他说:   “对于穷人,少数族裔,被刑事指控的人,那些在技术革命中被边缘化的人们,误入歧途的青少年,还有城市里的多数人……我们还没有正义,平等的、切实的正义。丑陋的不公继续在抹黑我们的国家。我们显然在斗争的开始阶段而不是在其结束阶段。”   就是这样。150年前,亚伯拉罕•林肯站在葛底斯堡鲜血浸染的战场上,呼吁美国人继续“未完成的伟大任务”。林肯所说的“未完成的事业”,和美国建国一代时的一样。迄今仍然如此:为《独立宣言》的允诺注入新的生命,并且保证这个共同体仍然是那个值得那么多人为之牺牲的共同体。   (本文原载于《赫芬顿邮报》网站2013年12月12日,原标题:The Great American Class War;观察者网林凌、张苗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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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唐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只有3人农民出身
fqng1008 2014-1-23 09:13
韦蓉美术作品 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中,算作 农民 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要么是重要助手,要么是继承者。这也印证了一点,缺乏教育以及少见世面的传统农民,很难成为起义这种逆天大事的领袖 。    历史上的 农民起义 领袖很少是农民。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其最热门的职业又是什么?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为样本,揭开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教案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 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探究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史记》里说:“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 家 刘福通 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    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也被穿凿附会到其他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    在商人这个行当里,不得不提方腊。这位在《水浒传》里干掉大半梁山好汉的“革命家”,实际上是比水泊梁山声势大许多的真正的起义领袖。而这位仁兄利用当地“漆楮、杉材之饶”做起了漆园主。他具体怎么发家致富,正史上语焉不详,他可能是一位“农场主”,但既然有厂子,必然贩卖商品,权且把他归入商人类别 。    方腊还有个副业,私下传播“明教”,算是业余宗教界人士 。    商人造反最有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有钱,造反总要有兵器盔甲粮草,黄巢如果没有家私巨万,也不可能一动手就聚集起几千人马 。    军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条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过去由贵族主导的朝代更替成为历史 。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冒险有着客观条件,他们俩是大秦戍边的下级军官——屯长。两人和手下因为不能按照规定时间赶到渔阳,都有砍头的罪过,横竖是个死,不如反了 。    陈胜、吴广过去都是 农民 ,《史记》说陈胜在乡下种地,还不安心本职工作,憧憬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未来,但按照秦朝对民间兵器严格控制的政策,如果两人都起于田亩间,恐怕没那么容易聚拢人马,一呼百应 。    因此军人身份无疑给陈胜、吴广创造了坚实的造反基础 。    在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还有明末 农民起义 的两位强人,一个是起义早期的领导者王嘉胤,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王张献忠。这二位都是明朝军镇的戍边士兵,两人的职业背景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从而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 。    掌握武器、身具军事能力及团体基础的军人,很容易成为造反的重灾区。但纵观历史,这个职业与农民起义结合的领袖并不多。究其原因,是军人本身受到朝廷严格的监控与纪律制约,让下级军官或士兵很难起事成功 。    真正的农民出身只有三人    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人中,算作农民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 。    南宋时,接过钟相的枪继续造反的杨么,职业无从稽考,但当地有传说他是洞庭湖的渔民,《皇宋十朝纲要》中又称其为湖寇。以其对洞庭湖河汊港湾的熟悉程度,杨么的职业可以推测为渔民,后为洞庭湖上的盗寇。那么以农林牧副渔的分类列入农民也勉强说得过去 。    也就是说到了宋朝,才出了第一位勉强够着“农民”的起义领袖。然后又长时间不再有真正的农民领导起义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 。    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位时常假托天父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这位动不动就闭着眼念咒,连天王万岁洪秀全都被忽悠得跪倒在地的人物,干革命前从事“种山烧炭”。据史学家罗玺纲所述:“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由此可见,杨秀清也可算作农民出身。和杨秀清职业相同的还有太平军前期重要领导西王八千岁萧朝贵。作为杨的妹夫,萧朝贵以扮演“天兄”下凡为己任。可惜“天兄”不长命,早早就在长沙城外壮烈升天 。    如果总结这三位以农民为职业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特点——都不是起义中的No.1,要么是重要助手,要么是继承者 。    虽然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起义前已经通过角色扮演,可以指挥天王,成为了太平军实际的领袖。但假如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神来之笔的拜上帝会,在山中烧炭的杨、萧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扮演“天父”“天兄”的妙计 。    这也印证了一点,缺乏教育以及少见世面的传统农民,很难成为起义这种逆天大事的领袖 。    经常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窃取革命果实的贵族子弟和地主    在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这样的理论: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但农民起义经常被地主贵族等旧势力利用,并篡夺胜利果实。“英勇的农民在战争中打击了封建统治,推翻了王莽政权,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是却无可避免地让刘秀篡夺了胜利果实。”(《中国史大纲》,翦伯赞等编著)    这里讲的刘秀,便是两汉易代之际,加入义军并且最终平定天下的西汉没落皇族子弟,翦伯赞称其为大地主 。    篡夺农民起义领导权的贵族子弟还有很多,项羽,这位楚国落魄贵族便是另一位佼佼者;还有家中四世三公,火拼翟让的瓦岗军领袖李密 。    也有一些在阶级上站在农民对立面的地主参加革命并处于领导层。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领袖韦昌辉、石达开。过去的史书把韦昌辉视为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地主阶级;但另一位平定天京之乱并诛杀韦昌辉的石达开,同样是家庭富裕的地主阶级出身 。    从贵族与地主领导起义的人数看,这两种职业显然不是大头,毕竟作为既得利益者,推翻朝廷砸自己的饭碗,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    隐形的高危副业:宗教人士    在扯旗革命的领袖中,还有许多杂项职业。如洪秀全、冯云山闹革命前是私塾教师;朱元璋是和尚;白莲教起义的王聪儿曾是江湖艺人;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还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 元末农民起义 的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 。    仔细分析所有造反领袖,会发现,除了韩山童是职业教主之外,其他人还经常从事一项隐形副业——宗教会道门。张角不仅是江湖郎中,还是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加上他的兄弟努力地传道,为黄巾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这位仁兄也是江湖郎中出身,《三朝北盟汇编》里说他:“无他技能,善为诞谩。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转成现代文就是,这位仁兄不学无术,就爱扯淡,自称老爷子,还封了个天大圣的称号。不过钟相吹嘘自己神通广大能治病,估计还有些骗术,于是忽悠得乡里乡亲奉若神明。就这样的手段坑蒙拐骗还聚集了一大帮信徒 。    在农民起义历史中,明教与白莲教的出现频率绝对很高。方腊据传是明教信徒,和尚朱元璋也是明教中人。挑起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是白莲教的教主,徐寿辉、 刘福通 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根据史学家吴晗的研究,在那一时期,白莲教、弥勒教以及明教有合流的趋势。后来明教在明朝时期屡遭打击,渐渐式微;只有白莲教坚持下来,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还能搞起横跨几省的大起义 。    洪秀全和冯云山也有宗教的副业,他们改编基督教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总结这些“教主”、“大师”的共通点,会发现,宗教很多都同医术挂钩,上面提到的张角、钟相皆是如此,甚至洪秀全也曾显露过医术,据说韦昌辉就是因为洪教主治好了他的老婆才皈依其门下 。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起伏千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生存土壤,逐渐走向消亡 。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577 次阅读|0 个评论
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热度 1 fqng1008 2013-11-4 10:30
那天在华农岳母家得空,翻开那沉默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39卷42册)(岳父的遗物里,还有《列宁全集》45卷、《斯大林全集》13卷、《鲁迅全集》20卷等,他曾经藏有全部的《新青年》,去世后由岳母捐给华农马列室),在第二卷里看到恩格斯的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年轻时的恩格斯血气方刚,在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里信心十足地描述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而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详细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情况,并号召他们起来反抗与斗争。遗憾的是,如今过去了近170年,这两个国家的“阶级斗争”仍未取得成功。不仅如此,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蓬勃发展以来,在实践检验的严酷事实面前遭遇了巨大的挑战,社会主义阵营几乎全面崩溃,问题出在哪里?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不合乎人类进步的趋势,还是公有制违背了人性或者被人扭曲、利用(变成了专制的借口)? 我并非马列专业或者政治学者,也无权过问这样的理论问题。但从恩格斯的这篇著作里,我感受到一股杀气,或者说一种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豪气。但是,难道不同阶级只能斗争不能合作吗(会不会两败俱伤)?“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有不有共同的利益)吗?也许,对于打烂一个旧世界而言,那股杀气必不可少。但是,打烂不是目的,目的还在于建设;带着一种杀气的建设,或者说继续灌输“仇恨”种子的建设,能够锻造一个“爱”的世界吗? 我想,马克思主义最终不能成为主流思想成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特请教于专业学者和有兴趣的博友。 附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相当于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前言 ) 工人们 ! 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 抽象的 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 。 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也许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才是例外;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而来自欧洲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们国家的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 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虽然他们 经常 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除了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经费,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委员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 。他们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渐腐烂 的 “蓝皮书”中哪 怕编写出一本易读的书,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绝大部 分“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 ”的 状况呢?没有,他们当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来把你们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    但是我希望,我对 他们 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 你们 来说却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很道地 , 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 平易近人的 。 顺便说一句,无论在英国或是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当做外国人看待。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 大规模的利己主义 ( wholescale selfishness ) 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产生的。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 英国人 , 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 人 , 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们当做这个 “ 统一而不可分的 ” 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当做真正符合 “ 人 ” 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 。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 ! 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 年 3 月 15 日于 巴门(莱茵普鲁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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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时代》舒曼:《看阶级斗争正怎样刺激这个世界》
bjhq2112 2013-4-7 13:15
推荐美国《时代》周刊2013年3月25日刊登的舒曼的文章 在这里我把美国《时代》周刊2013年3月25日刊登的舒曼的文章 《马克思也许在复仇:看阶级斗争正怎样刺激这个世界》 《Marx's Revenge: How Class Struggle Is Shaping the World》 推荐给读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后面附录的英文原文[8],也可以在《参考消息网》上阅读中文(摘要)[7]。 同样,我不想发表我自己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但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涉及到我前面所写的两篇小文章的核心内容。这篇文章为我们或者明显或者隐含地提出了很好的值得认真结合社会实际进行实事求是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顺便,也借这个机会将《参考消息网》上这一年多来介绍的另外6篇发自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现实的文章要点罗列于后[1-6],供有兴趣的读者查阅。 ******************************************* 附录: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2/0208/12472.shtml 约翰·费弗:世界期待现代马克思 2012-02-08 12:07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名家专论 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日前发表题为《下一个马克思》的文章,作者为美国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文章称,金融危机和“占领”运动从不同的层面上改变了政治光谱,在资本主义面临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期望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2/0709/58748.shtml 卫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 2012-07-09 19:12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名家专论 核心提示: 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危机之时,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一代。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2/0724/64493.shtml 日本时报:伟人马克思强势回归 2012-07-24 18:36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名家专论 核心提示: 马克思理论再次成为时下备受关注的话题,关于马克思的研讨会和大学课程重新流行起来。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2/0305/15275.shtml 西报:阶级斗争思想在西方回归 2012-03-05 19:34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资本主义危机纵横谈 核心提示: 不仅是劳动者阶层,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也感到自己成了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失败者。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2/0314/17933.shtml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近日刊发署名文章,作者神奈川大学教授的场昭弘认为,马克思准确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弊端。 2012-03-14 10:49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资本主义危机纵横谈 核心提示: 如果继续以政府出面并将国内的过剩生产依赖于通过出口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终将难以为继。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3/0314/177783.shtml 俄报: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 2013-03-14 11:37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名家专论 核心提示: 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金融投机、金融信贷泡沫膨胀、“虚拟资本”都很危险。 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3/0329/185994.shtml 《时代》周刊:阶级斗争或卷土重来 2013-03-29 17:06 来源:参考消息网 核心提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即这套制度天生不公,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无法被轻易摒弃。 Marx’s Revenge: How Class Struggle Is Shaping the World By Michael Schuman March 25, 2013, Times http://business.time.com/2013/03/25/marxs-revenge-how-class-struggle-is-shaping-the-world/ Karl Marx was supposed to be dead and buri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into capitalism, communism faded into the quaint backdrop of James Bond movies or the deviant mantra of Kim Jong Un. The class conflict that Marx believed determin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seemed to melt away in a prosperous era of free trade and free enterprise. The far-reaching power of globalization, linking the most remote corners of the planet in lucrative bonds of finance, outsourcing and “borderless” manufacturing, offered everybody from Silicon Valley tech gurus to Chinese farm girls ample opportunities to get rich. Asia in the latter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perhaps the most remarkable recor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human history — all thanks to the very capitalist tools of trade, entrepreneurship and foreign investment. Capitalism appeared to be fulfilling its promise — to uplift everyone to new heights of wealth and welfare. Or so we though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in a protracted crisis, and workers around the world burdened by joblessness, debt and stagnant incomes, Marx’s biting critique of capitalism — that the system is inherently unjust and self-destructive — cannot be so easily dismissed. Marx theorized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would inevitably impoverish the masses as the world’s wealth became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greedy few, causing economic crises and heightened conflict between the rich and working classes.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t one pole is at the same time accumulation of misery, agony of toil, slavery, ignorance, brutality, mental degradation, at the opposite pole,” Marx wrote. A growing dossier of evidence suggests that he may have been right. It is sadly all too easy to find statistics that show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while the middle class and poor are not. A September study from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 in Washington noted that the median annual earnings of a full-time, male worker in the U.S. in 2011, at $48,202, were smaller than in 1973. Between 1983 and 2010, 74% of the gains in wealth in the U.S. went to the richest 5%, while the bottom 60% suffered a decline, the EPI calculated. No wonder some have given the 19th century German philosopher a second look. In China, the Marxist country that turned its back on Marx, Yu Rongjun was inspired by world events to pen a musical based on Marx’s classic Das Kapital. “You can find reality matches what is described in the book,” says the playwright. That’s not to say Marx was entirely correct. His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didn’t quite work out as planned. But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widening inequality is just what Marx had predicted: class struggle is back. Workers of the world are growing angrier and demanding their fair sha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the floor of the U.S. Congress to the streets of Athens to the assembly lines of southern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vents are being shaped by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to a degree unseen sinc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s of the 20th century. How this struggle plays out will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global economic policy, the future of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ina, and who governs from Washington to Rome. What would Marx say today? “Some variation of: ‘I told you so,’” says Richard Wolff, a Marxist economist at 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 “The income gap is producing a level of tension that I have not seen in my lifetime.” Tensions between economic classes in the U.S. are clearly on the rise. Society has been perceived as split between the “99%” (the regular folk, struggling to get by) and the “1%” (the connected and privileged superrich getting richer every day). In a Pew Research Center poll released last year, two-thirds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e U.S. suffered from “strong” or “very strong” conflict between rich and poor, a significant 19-percentage-point increase from 2009, ranking it as the No. 1 division in society. The heightened conflict has dominated American politics. The partisan battle over how to fix the nation’s budget deficit has been, to a great degree, a class struggle. Whenev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alks of raising taxes on the wealthiest Americans to close the budget gap, conservatives scream he is launching a “class war” against the affluent. Yet the Republicans are engaged in some class struggle of their own. The GOP’s plan for fiscal health effectively hoists the burden of adjustment onto the middle and poorer economic classes through cuts to social services. Obama based a big part of his re-election campaign on characterizing the Republicans as insensitive to the working classes. GOP nominee Mitt Romney, the President charged, had only a “one-point plan” for the U.S. economy — “to make sure that folks at the top play by a different set of rules.” Amid the rhetoric, though, there are signs that this new American classism has shifted the debate over the nation’s economic policy. Trickle-down economics, which insists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1% will benefit the 99%, has come under heavy scrutiny. David Madland, a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 Washington-based think tank, believes that the 2012 presidential campaign has brought about a renewed focus on rebuilding the middle class, and a search for a different economic agenda to achieve that goal. “The whole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economy is being turned on its head,” he says. “I sense a fundamental shift taking place.” The ferocity of the new class struggle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France. Last May, as the pain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budget cuts made the rich-poor divide starker to many ordinary citizens, they voted in the Socialist Party’s François Hollande, who had once proclaimed: “I don’t like the rich.” He has proved true to his word. Key to his victory was a campaign pledge to extract more from the wealthy to maintain France’s welfare state. To avoid the drastic spending cuts other policymakers in Europe have instituted to close yawning budget deficits, Hollande planned to hike the income tax rate to as high as 75%. Though that idea got shot down by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al Council, Hollande is scheming ways to introduce a similar measure. At the same time, Hollande has tilted government back toward the common man. He reversed an unpopular decision by his predecessor to increase France’s retirement age by lowering it back down to the original 60 for some workers. Many in France want Hollande to go even further. “Hollande’s tax proposal has to be the first step in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ing capitalism in its current form has become so unfair and dysfunctional it risks imploding without deep reform,” says Charlotte Boulanger, a development official for NGOs. His tactics, however, are sparking a backlash from the capitalist class. Mao Zedong might have insisted that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but in a world where das kapital is more and more mobile, the weapons of class struggle have changed. Rather than paying out to Hollande, some of France’s wealthy are moving out — taking badly needed jobs and investment with them. Jean-émile Rosenblum, founder of online retailer Pixmania.com, is setting up both his life and new venture in the U.S., where he feels the climate is far more hospitable for businessmen. “Increased class conflict is a normal consequence of any economic crisis, but the political exploitation of that has been demagogic and discriminatory,” Rosenblum say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entrepreneurs) to create the companies and jobs we need, France is hounding them away.” The rich-poor divide is perhaps most volatile in China. Ironically, Obama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President of Communist China, Xi Jinping, face the same challenge. Intensifying class struggle is not just a phenomenon of the slow-growth, debt-ridden industrialized world. Even in rapidly expanding emerging markets, tens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becoming a primary concern for policymakers. Contrary to what many disgruntled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believe, China has not been a workers’ paradise. The “iron rice bowl” — the Mao-era practice of guaranteeing workers jobs for life — faded with Maoism, and during the reform era, workers have had few rights. Even though wage income in China’s cities is growing substantially, the rich-poor gap is extremely wide. Another Pew study revealed that nearly half of the Chinese surveyed consider the rich-poor divide a very big problem, while 8 out of 10 agreed with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rich just get richer while the poor get poorer” in China. Resentment is reaching a boiling point in China’s factory towns. “People from the outside see our lives as very bountiful, but the real life in the factory is very different,” says factory worker Peng Ming in the southern industrial enclave of Shenzhen. Facing long hours, rising costs, indifferent managers and often late pay, workers are beginning to sound like true proletariat. “The way the rich get money is through exploiting the workers,” says Guan Guohau, another Shenzhen factory employee. “Communism is wha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Unless the government takes greater action to improve their welfare, they say, the laborer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willing to take action themselves. “Workers will organize more,” Peng predicts. “All the workers should be united.” That may already be happening. Tracking the level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is difficult, but experts believe it has been on the rise. A new generation of factory workers — better informed than their parents, thanks to the Internet — has become more outspoken in its demands for better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So far,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has been mixed. Policymakers have raised minimum wages to boost incomes, toughened up labor laws to give workers more protection, and in some cases, allowed them to strike. But the government still discourages independent worker activism, often with force. Such tactics have left China’s proletariat distrustful of their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The government thinks more about the companies than us,” says Guan. If Xi doesn’t reform the economy so the ordinary Chinese benefit more from the nation’s growth, he runs the risk of fueling social unrest. Marx would have predicted just such an outcome. As the proletariat woke to their common class interests, they’d overthrow the unjust capitalist system and replace it with a new, socialist wonderland. Communists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Marx wrote.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 world’s laborers are increasingly impatient with their feeble prospects. Tens of thousands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of cities like Madrid and Athens, protesting stratospheric unemployment and the austerity measures that are making matters even worse. So far, though, Marx’s revolution has yet to materialize. Workers may have common problems, but they aren’t banding together to resolve them. Union membership in the U.S., for example,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through the economic crisis, while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fizzled. Protesters, says Jacques Rancière, an expert in Marx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ren’t aiming to replace capitalism, as Marx had forecast, but merely to reform it. “We’re not seeing protesting classes call for an overthrow or destruction of socioeconomic systems in place,” he explains. “What class conflict is producing today are calls to fix systems so they become more viable and sustainable for the long run by redistributing the wealth created.” Despite such calls, however, current economic policy continues to fuel class tensions. In China, senior officials have paid lip service to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ut in practice have dodged the reforms (fighting corruption, liberalizing the finance sector) that could make that happen. Debt-burdened governments in Europe have slashed welfare programs even as joblessness has risen and growth sagged. In most cases, the solution chosen to repair capitalism has been more capitalism. Policymakers in Rome, Madrid and Athens are being pressured by bondholders to dismantle protection for workers and further deregulate domestic markets. Owen Jones, the British author of Chavs: The Demo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calls this “a class war from above.” There are few to stand in the way.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labor market has defanged unions throughout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political left, dragged rightward since the free-market onslaught of Margaret Thatcher and Ronald Reagan, has not devised a credible alternative course. “Virtually all progressive or leftist parties contributed at some point to the rise and reach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rolling back of welfare systems in order to prove they were capable of reform,” Rancière notes. “I’d say the prospects of Labor or Socialists parties or governments anywhere significantly reconfiguring — much less turning over — current economic systems to be pretty faint.” That leaves open a scary possibility: that Marx not only diagnosed capitalism’s flaws but also the outcome of those flaws. If policymakers don’t discover new methods of ensuring fair economic opportunity, the workers of the world may just unite. Marx may yet have his revenge. — With reporting by Bruce Crumley / Paris; Chengcheng Jiang / Beijing; Shan-shan Wang / Shenzhen by Tabo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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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新动向”
热度 1 mqr 2013-1-13 17:09
“阶级斗争新动向” 1971 年,辽宁省地质局第五普查队在锦西白马石找铜,钻机施工地点与水源地相距较远,因此由机场到水泵房之间拉了电话线,可是电话经常不通,电话线断了接,接了断,无尽无休。 对此,党支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有阶级敌人在破坏生产,没有人敢说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因此,一定要抓这个阶级敌人。 地质组住在村外单独一家,便于保密,为考验“臭老九”,这一“政治任务”就落在了技术人员的头上。 女同胞除外,地质组六员大将,每到夜晚就暗暗分段潛伏在电话线旁边,几天来不仅未抓住阶级敌人,而电话线仍然照断不误,这使这六个人非常着急,这“阶级敌人”简直是太嚣张了。 怀疑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想法在每个人心中躁动,但无人敢说。只是在白天暗暗下了功夫,沿着电话线查看,发现凡断线的地方,都是有嫩柳树较密的地方,柳树皮都被兔子啃过。六个人统一了认识,结论是电话线是兔子在吃柳树皮的时候顺便咬断的,大概电话线的味道兔子很喜欢。 就这样改变了埋伏地点,不再平均分段,而是在几个嫩柳树的地方重点潛伏,当晚就抓了个“现行”,把啃柳树皮啃电线的兔子当场用木棒击毙。以后采取了具体措施,凡这种地方,均把电话线埋起来,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电话线也就再没有断过。 就这样,“阶级斗争新动向”, 变成了“与兔子斗争新动向”,成了大家口中的笑谈。 顺便说句题外话,本人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经受住考验,几天夜里埋伏,由于受凉,得了阑尾炎,住院二十天,留了个纪念 。
个人分类: 辽沈大地|4086 次阅读|2 个评论
父亲
热度 6 fdc1947 2012-12-20 08:08
上星期,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的生日到了,二哥和妹妹帮她做了几样菜,烧了一些锡箔,在家里斋祭了一番,算是一个纪念。 父亲生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如果还活着,现在已经过了 110 周岁,去世已经四十一年了,母亲还总是挂着他,他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 父亲年轻时以画画为生,现在别人对他的介绍说是“民国人像画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画“古法传神”的,其实,主要是给死人画像的。过去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活着就画像的,大多数都是死后子孙为了祭祀的需要,画上祖宗的像。平时秘而不宣,到了过年的时候,把这些画像都挂出了,点上香烛,磕头祭祀。所以,这些画像被称为喜神。《红楼梦》里就有元旦(过新年)拜祖宗神像的描述。穷人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有一位暴发户,做了官,祭祀死去的太太时没有喜神,拍马屁的破落户子弟把自己母亲的神像借给他,结果这位子弟的父亲是暴发户官员的下属,参加祭祀时发现自己的太太竟然成了别人的“太太”。 画喜神是一桩苦差事,过去的人并没有照片,人死了,赶紧去看一眼,就得画,要看到死人,凭着记忆,画出来活人。更有许多时候,死人也看不见,找来几个活人,说要画的人,眼睛像甲,鼻子像乙,嘴巴像丙等等,回去画吧。画像是真正的工笔画,眉毛、头发一根一根地画,画中国画又无法更改,一笔也不能画错。画得差不多了,拿给顾客看,看画得像不像,说不像就只能重画。把脸面画得像了,然后画上衣着,男的官服,女的凤冠霞帔,都是工笔。一般人平时想不起,到了冬天快过年才想起祭祀,才想起要画喜神。所以,一年生意不好,到冬天就忙得要死,没日没夜的赶,还一笔不能画错。 到了民国时代,画喜神是绝对的“夕阳产业”,父亲在外人看来还是一位“先生”,实际上,家里的生活很是清苦。有一个阶段,父亲与邻居的“盐老板”结成了这样的关系:父亲每天从盐老板那里借支,等盐老板要去进货时,父亲就一趸当给盐老板一笔款。这是因为盐老板每天都有连续的小额收入,而父亲则要过好长时间才有一笔收入。当然,当盐老板要进货时,父亲正好没有收入,那就麻烦了。只有去借,或者去典当了。 不过,这些事都是后来听母亲说的,父亲从不说这些,他只说如何去给章太炎先生的太夫人画像,太炎先生如何对待他等等,说起来眉飞色舞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画画,因为早在我出世的时候,父亲就不再画画了。家里这么多小孩,还是要有个收入稳定的差使,于是他在一个钱庄里谋了会计的职务。 1949 年,天地翻覆,钱庄没有了,父亲失业。在到处是失业者的 50 年代初旧日的“消费城市”苏州, 50 岁的父亲到哪里去找事情做? 1951 年,我上了小学,同年,我的 13 岁的大哥独身一人去上海的一个工厂学徒。 50 年代前、中期,我的姐姐和二哥分别远去大西北工作和学习。到了 1953 年,父亲终于在制革业联营处(苏州制革业的同业公会)找到了一个会计的工作。家里才结束了四年靠变卖、借贷过日子的生活。 父亲从来不问我的学习,只在小学开学之际,与许许多多家长一样,去学校申请减免学费,可是红着脸、低着头谈判的结果是一次都没有获准减免,只是被允许分期付款。每次,分期付款期限临近,老师在班上催付,我也只能很不好意思地回家转达。 制革业联营处的地址就在市中心人民商场的二楼,离我家所在的察院场很近,我有时放学以后就去那里玩。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他去隔两家的房间有事,如果有电话来,就让我去找他。过一会儿,真有人来电话找他,我放下电话就去找父亲,回来一看,我是把电话扣死了再去找他的。父亲告诉我,电话扣死就断了。接着,那边房间的先生也过来了,他们二人哈哈大笑,原来打电话来的正是我父亲。他们联营处的电话号码是 231 ,过了快 60 年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苏州市的电话号码只有三位数。 到了 1963 年底,一向不问我学习情况的父亲突然出手大方的主动给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一份人民日报每个月要一元五角钱,半年的报费就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我问父亲为什么订,父亲只是说了一句:你不是要考大学了吗!我真没有想到,原来父亲是这样关心着我的考试。虽然《人民日报》对我的高考没有多大的作用,高考政治只得了可怜的 53 分,但是,我毕竟幸运地考上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要到北京去读书了,六十多岁的父亲到观前街转了半天,给我买回来一只帆布箱,又买来一捆草绳。他教我装好箱子后用草绳把箱子缠好(这是当年托运行李的通例),又跟我一起把行李送火车站托运。正是这只帆布箱,以后跟随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又到更北,又较南,又更北,最后定于济南,南北东西的搬家,历数万里。到上世纪末,箱子终于零碎了。 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凡事不要怕吃亏,吃亏没有关系。他说自己吃了一辈子亏,总是让人,到老却发现并没有吃大亏。他平等地礼貌地对待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导、是同事还是街上拉车的、扫地的,从来没有跟人为了一点小事而吵架。街坊邻居之间或者他们的家庭之中夫妻间弟兄间有了矛盾,也时常找他或我母亲去解决,他们几乎是众家的“寄爷”或“寄娘”(干父或干母)。其实他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权,只是说话讲道理,处事公正,与别人又没有利害关系罢了。 解放前,父亲是我家附近“北三救火会”的理事,那是尽义务的事情。刚解放,虽然他失业在家,居民学习、宣传新社会、搞好社会治安等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退休以后,街道请他参加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他也天天去工作,不拿工资的比拿工资的还认真。 父亲知道,他不属于被“依靠”的阶级,所以做事情处处小心谨慎。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他是画画的出身,还有点文化,居民委员会写标语、念文件之类的事情便都归了他。有一次,他写的标语让人贴出去之后,一位居民气喘吁吁的来告诉,说标语写错了。他赶去一看,原来是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的最高指示,漏写了“忘记”两个字。这样的标语贴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岂不麻烦?赶紧扯下来撕掉。幸亏那时大家都已经斗得疲倦,父亲又没有什么仇人,瞒上不瞒下。近七十岁的人,一场惊吓罢了。 1972 年春节过后,我家弟兄都将返回各地工作。那天,我已经离开苏州,去上海买火车票准备回东北(需要在火车上过两夜一天,在上海上车可以有座位)。二哥也准备回西北。父亲在居民委员会受命向居民传达关于林彪出逃的中共中央文件,七十一岁的父亲念了整整的一个下午。回到家,想起了我二哥即将要回西北,可以给被调到宝鸡工作的我姐姐顺便带一些食糖(当时北方的供应很差),正把糖装入瓶中时,他突发脑溢血。马上送入医院,已经重度昏迷。当晚我从上海折回,看到的只是昏迷不醒的父亲。次日中午,我看突然他呼吸急促,医生过来一阵抢救后宣告身亡。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对于家庭,他是个好家长,对于社会,他是个好公民。去世四十一年了,我这个不孝儿郎,也不大想起他,只有我母亲还常常念叨着他,说他走得太早,没有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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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上的阶级斗争
热度 9 wliming 2012-2-5 12:40
毛老人家好像讲过,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话很精辟啊,你看,科学网上就存在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每当我发表反对中医的博文,总有一些人来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所以,我不得不关闭非注册人士的评价功能。当我对方舟子表示赞赏的时候,也总有一批人来骂阵,说我是方粉。就是那些支持方舟子的院士比如邹承鲁何祚庥,都被这些人贬损得一钱不值。这些人其实是把自己设为方的敌人,只要谁支持方舟子,谁就是方粉。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没什么事实,什么真相,只有阶级,只有斗争。就像科网大美女菲菲,都有严重的阶级倾向。她曾表示,喜欢性情中男。可是,一当这性情中男反中医,那就要另当别论。所以,科网大美男陈安,也不入她的法眼。阶级斗争就这么残酷。 阶级斗争的观念毁灭了中国人的是非观。 我建议,科学网博客彻底屏蔽匿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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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权和权利平等
热度 5 qyu111 2012-2-5 07:13
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少数,天生擅长跑步,也懂得指挥,于是就做了领导。 另一种是多数,生来跑的慢,也不懂指挥,但是却知道怎么干活。 这两种人聚在了一起,跑的快的人动嘴,跑的慢的人动手,共同制造了一桌“世纪大餐”。 但“世纪大餐”由于原料有限,做的不多,不是敞开肚皮,人人都能随便吃的自助餐。 跑的快的人是领导,有话语权,发话说我们来公平竞赛,谁先跑到谁先吃。 跑的慢的人跟着跑了一阵觉醒了。知道这么跑下去,他们会没得吃,或者只能吃跑的快的人的残羹剩汤。 于是跑不快的人提出了新的主义说不管先到后到,大家应该平均分配。 于是双方就争了起来,吵了起来,最后动刀叉打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类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这竞争的世界里,跑的快的是富人,跑的慢的就是穷人。 富人和穷人组成了两个群体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富人打败了穷人,富人说了算,政府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穷人打败了富人,是穷人的世界,政府代表的是穷人的利益。 富人的国家知道如何致富,自然是年年有余,但贫富差距增加。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过越不开心。 穷人的国家不懂发财,当然过的就是年复一年的清贫,但也平等开心的日子。 每个国家都有穷人和富人,每个国家也就避免不了有贫富之差。 现在是 21 世纪的文明世界,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尊重“人权”,标榜每个人的“权利”要平等。 然而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权利平等虽然都叫平等却是不一样的平等 。 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强调的平等是“权利”当中的 “权”的平等 。是指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民主权、人身权、经济权、受教育权等。强调机会的均等,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和机会去争取你的利益。 这种平等有利于强者,因为强者的能力让他们在这种“平等”制度下合法的获得更多的利益。能力越强,获利越多。这个制度是保障富人利益的制度,也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制度。是看似平等,实际不平等的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的是穷人的利益,它强调的平等是“权利”当中的 “利”的平等 。是指利益的平等,财产分配的平等。穷人群体是生存能力弱的群体。你给了他们同样的机会,他们也没有办法和强者竞争。因此他们在竞争的社会里的获得的利益是很少的。能力越弱,获利越少。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利”的平等有利于弱者,让弱者也能分享和强者一样的生活。 世界的财富是穷人和富人共同创造。强者有强者的作用,弱者有弱者的功劳, 离开了谁人类都生存不了 。今天的世界如果没有战争,富人不再贪婪,全世界创造的财富已经足够让全人类都能吃饱穿好。 21 世纪的人类,可以不要再争争吵吵、打打闹闹。大家有一样的权,也有一样的利。各人发挥各人的作用,共同努力把 21 世纪的“自助大餐”做好。愿跑步的跑步,不愿跑步的散步,一起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去享受这“世纪自助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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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七千人大会后的四清运动(下)
热度 5 王铮 2012-1-29 09:32
博友刘立介绍了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七千人大会。我想这个故事有必要继续讲下去,才有利于我们不再走错误的道路。这里介绍的是马永梅、张国新登载于《世纪桥》的文章。为了节省篇幅,作者原来的少量议论性文字被我删了,史实部分,未做丝毫改动。原作者认为,在人民共和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开展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决定。 原文 三、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四清运动 的第三阶段, 刘少奇 与 毛泽东 在怎样认识运动的主要矛盾、怎样概括运动的性质,以及怎样更好地开展运动等方面,分歧公开化了。 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总结前一阶段 四清运动 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过程中, 刘少奇 与 毛泽东 公开了两人之间对四清运动一些问题认识的分歧。归纳起来看, 刘少奇 与 毛泽东 的分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运动中,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对干部和群众的两个 95 %的估计,认为毛泽东的估计偏右; “ 四不清 ” 的干部,实际上比估计的多, “ 比例大得多 ” 。第二,怎样认识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概括四清运动的性质。刘少奇坚持认为, “ 四清 ” 与 “ 四不清 ” ,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不同意毛泽东等从整体上论述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问题。十分明确,刘少奇与毛泽东等的上述意见分歧,只是对四清运动这个具体事物在认识上的分歧。应该说,这是正常的。如果说,刘少奇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所有问题在认识上都是一致的,那反而是不正常了。 归纳来认识,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就刘少奇的思想而论,有三点值得特别重视:第一,前已述及,刘少奇始终坚持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是严峻的,反修防修形势严重。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间、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更狡猾了,搞 “ 和平演变 ” 、搞两面政权,我们必须打垮资本主义、新的资产阶级的进攻。四清运动 “ 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 ,开展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正主义根子,打掉反革命两面政权,夺回无产阶级失去的政权。他主张把 “ 小四清 ” 扩展为 “ 大四清 ” ,不同意提 “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第二,在 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1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右倾思想和做法。他在与东北地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谈话时指出:有什么反什么,有右就反右, “ 左 ” 还没有出来就慢一点反,出来 “ 左 ” 就准备反 “ 左 ” , “ 反右要在具体的问题上反,否则是抽象的 ”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讲 “ 大兵团 ” 作战、工作队集中时间学习文件问题时,还明确说: “ 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 ” 。由此可知,在四清运动中要反右倾,是刘少奇始终坚持的思想。 第三, 1965 年 7 月,中央召开全国工交系统 “ 四清 ” 座谈会,对工交系统四清运动进行规划和部署。刘少奇对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作了批示,他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要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就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就是大是大非 ” 。 1965 年 8 月, 杨尚昆 日记记载: “ 最近,他(指刘少奇)又提出这个问题,在听取工交汇报时讲了这么四点:第一,要有一个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第二,要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在农村里就是贫协,在工厂里就是工会;第三,为班组服务,在工厂里头为工人服务,为生产的班组服务,不要官僚主义;第四,干部要参加劳动。这四条里,最重要的是一个领导核心,一个群众。 ” 杨尚昆 对此解释说: “ 这跟 ‘23 条 ’ 提出的六条标准基本上差不多。 ” 由此可知,刘少奇对运动的性质和要达到的目的的认识,就是在他说 “ 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 ” 、 “ 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 的时候,他仍然强调的是 “ 搞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 ,即阶级斗争。 从上述能够知道,四清运动的第三阶段,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基本在于:第一,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目的是明确的,应该就四清运动的本身来看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的性质是什么;毛泽东则认为,四清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群众运动,只是国内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性质的体现的一部分,因此,应该以国内主要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性质来概括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第二,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 “ 搞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 的目的决定了,清的重点是党内、国家干部中间,以及劳动人民中间的 “ 四不清 ” 问题、新的资产阶级的问题,不能只搞党内干部中间的问题;毛泽东则认为,运动的重点就是 “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不难看出,刘少奇讲的运动重点,内容要散些,范围要宽些。对此,也应该正视,也应该认真研究。 总的来说,研究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对于深化四清运动研究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对于深化刘少奇研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研究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不能忽视刘少奇的一个基本问题、两个关键思想。一个基本问题,即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复杂的问题,则不能作简单的评说,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用一事一时的说话来判断是非,不能把刘少奇在四清运动全过程中的思想和实践研究清楚。两个关键思想,即第一,刘少奇始终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间,以及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仅这一代不变质,而且后代也不变质,党必须反修防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退资本主义进攻。第二,刘少奇坚持认为,四清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想和做法,必须反右倾,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把运动搞好,达到预想的目的。研究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不切实抓住这 “ 一个基本问题,两个关键思想 ” ,是不能真正理解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思想和实践究竟是怎样的。 参考文献: 王双梅等主编:《 刘少奇 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6 - 397 、 398 、 398 、 413 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刘少奇 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71 、 599 、 607 、 607 页。 参见王双梅等主编:《 刘少奇 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郭德宏等著:《 四清运动 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 年第 1 期,张素华著《 60 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逄先知等主编:《 毛泽东 传 (1949 - 1976) 》 ( 下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刘少奇在河南省委、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4 年 7 月 24 日 ) 。 金冲及等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58 页。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 —— 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83 - 496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 修正草案 ) 》( 1964 年 9 月 18 日)。 董边等著:《 毛泽东 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 增订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9 - 92 页。 --------------------------------------------------------------------------------------------- 疑问1:一些资料表明,关于四清“整”的对象,毛泽东坚持整党内那些周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官僚;刘少奇坚持整更大比例的“四不清”干部,整党内、国家干部中间,以及劳动人民中间的有 “ 四不清 ” 问题的人,即新的资产阶级。二人 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周恩来劝刘少奇向毛泽东道歉了,冲突才平息。什么原因让刘下怎么大决心挑战毛泽东,而且挑战全国基层。而周恩来又是什么态度?刘有说了什么话完成“道歉”。 疑问2:李新的回忆录讲,1965年8月热天,刘少奇其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元帅、大将、思想战线的中央学者介绍桃园经验。会上刘少奇发了火。“四清”运动中刘少奇频繁发火,是不是因为他害上什么疾病。李新又说离开大会堂,有个大将就骂人了,这个大将是谁?如果是当时最活跃的罗瑞卿,那么罗后来倒台有没有抵制“四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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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七千人大会后的四清运动(上)
热度 6 王铮 2012-1-29 09:24
博友刘立介绍了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七千人大会。我想这个故事有必要继续讲下去,才有利于我们不再走错误的道路。这里介绍的是马永梅、张国新登载于《世纪桥》的文章。为了节省篇幅,作者原来的少量议论性文字被我删了,史实部分,未做丝毫改动。原作者认为,在人民共和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开展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决定。 原文 一、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1960 年 12 月 24 日到 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听取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并重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问题。 1961 年 1 月 14 日到 18 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 1961 年应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此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纷纷投入了对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社情等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一年多上报的调查研究材料、特别是一些省的典型调查报告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国际局势与国内情况都向党提出了抓阶级斗争的问题。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抓阶级斗争是适时的、正确的。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运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质上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搞“五反”,不搞社会主义教育,就会出修正主义。 1963 年 2 月 6 日至 9 日,刘少奇主持一次中央会议,会议结束时,他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 。 2 月 11 日到 2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会上,刘少奇多次讲话。彭真作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后,刘少奇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 2 月 25 日,刘少奇在会上专门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论述现代修正主义的形成过程,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性质、状况、方针政策以及前途等问题,强调指出:要把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中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内容来抓。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 。很明显,刘少奇是坚决主张搞四清运动的。 1963 年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五月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比较谨慎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并于 20 日下发。《前十条》实践一段时间后,同年 9 月,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简称《后十条》)。 10 月 31 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专门讨论研究对《后十条》的修改。 11 月 14 日,刘少奇主持会议,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后十条》,并转发。上述两个中共中央文件,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四清运动全过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这两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又都是刘少奇参与制定和主持制定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指导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的思想观点,就是刘少奇的思想观点。 从上述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开展四清运动的,他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蜕化变质分子、贪污腐化分子、意志不坚定分子,中国社会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抓阶级斗争,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但是,这个决定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有的省市贯彻很不得力。而开展四清运动就是抓阶级斗争的一个重大决策,必须进行。二是,他认为,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波折,这些都应该引起中国共产党的警惕。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不出修正主义,不仅这一代不出修正主义,而且后代也不出修正主义,必须开展防修反修运动。四清运动就是防修反修的一个重大措施,必须开展。对刘少奇当时坚决主张开展四清运动的这两方面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应当正视,应当深入研究。 二、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运动开始以后,四清运动进入了铺开和深入第二阶段阶段,运动的思想和实践,集中体现在四件事情方面。 第一,起草和批发了一系列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四清运动的铺开和深入阶段,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总结运动上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对四清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了研究及调整。 1964 年 5 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 8 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位居四清运动领导工作第一位的刘少奇,主持了对《后十条》的全面修改,为中央起草和批转了一系列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如:桃园经验、小站地区夺权的报告、白银厂夺权报告、北大社教试点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等,使四清运动由“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演变为“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四清运动各重点县区集中上万人的工作团,撇开当地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搞“大兵团作战”,在众多地区开展夺权斗争,……,使“夺权”成为这一阶段运动的突出特征 。 第二,认定四清运动中很多干部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领导不力,必须开展反右倾思想的斗争。 1964 年 6 月开始,刘少奇到全国许多地区视察四清运动开展情况,除了在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外,还针对四清运动开展情况作了多次讲话。他认定,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比预想的更为严重,强调说:四清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右倾,要反右倾。 6 月 21 日,刘亚楼、吴法宪致信王光美,反映抚宁县公安局的问题,刘少奇看信后于 7 月 3 日批示:抚宁县委和县公安局的错误,实质上是严重的右倾思想的表现。 7 月 24 日,他在河南省委、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领导干部不亲自去蹲点,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下去蹲点,就是右倾思想表现 。 7 月 30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我这次在各地的讲话,实际上是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没有戴帽子 。 8 月 11 日,他在广东听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四清运动情况时,又指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思想相当普遍 。 10 月 12 日,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刘少奇批发《李雪峰致刘少奇的信》,再次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 。 10 月 18 日,刘少奇复信李富春还指出: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方面 。此前, 9 月 30 日,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信,就严厉批评过江渭清等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中的右倾思想,指出要反右倾。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刘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出四清运动中要反右倾 。从以上引证可知,刘少奇视察四清运动开展情况后,认为四清运动过程中领导干部存在严重右倾思想,应该开展反右倾。这是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个基本思想,四清运动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反右倾斗争是一个根本原因。 第三,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以反运动中的右倾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挖根子”主张。前已论及,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前的农村革命斗争,是一场新的革命,一场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革命。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我们搞四清运动,就是要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挖修正主义根子 ,要在运动中摧垮“反革命两面政权” 。他强调说:苏联搞了 40 年,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也要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凡是不注意的一定会搞。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刘少奇多次指出:在农村里,干部出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犯一般的“四不清”,一种是犯严重的“四不清” 。敢犯严重的“四不清”,有根子。 1964 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提出:敢犯严重的“四不清”,根子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边的根子。犯严重“四不清”,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四不清”,不敢犯大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处长不拉部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就不敢胡搞。因此,可以挖严重“四不清”在上面的根子。 自 1964 年 6 月起,刘少奇视察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开展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多次强调:要挖严重“四不清”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直至中央。 6 月 2 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指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和集团,都要积极向上级领导机关找靠山,找保护人,找代理人,就是找上层建筑来保护 。根子不仅上面有,而且上下左右都有根子,就是上下左右都有联系。不仅追下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还把“追根子”思想写入了《后十条》修改案中。 由以上引证可知,“追根子”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铺开后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个思想与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间,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有着直接联系。 第四,把四清运动试点阶段和铺开阶段初期的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后来逐渐推进到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基本内容的运动。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致主张开展的以防修反修、挖修正主义根子为根本目的的一个重要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试点阶段和铺开阶段初期,在农村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很显然,这时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基础问题,试图通过搞经济问题筑起反修防修大墙。后来,随着四清运动深入开展,在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后,逐步将运动主要内容扩展到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各个方面,直至 1964 年底,将运动基本内容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前已论及, 1963 年 2 月 11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25 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报告,他指出:要把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队伍中以及劳动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新的资产阶级,在人民中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反修防修的主要内容来抓。“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 。可以说,这是刘少奇之所以后来把“小四清”扩展为“大四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4 年,刘少奇视察全国四清运动开展情况过程中,基于反右倾思想、开展夺权斗争和摧毁“反革命两面政权”主张,追根子主张,刘少奇强调:要扩大“四清”的范围。“四清”不只是清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统统要搞清。可以说,刘少奇视察全国四清运动开展情况是他把“小四清”扩展为“大四清”的催化剂。 1963 年 11 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的要求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源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 1964 年 9 月 1 日,刘少奇经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由他自己修改的王光美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个“经验总结”即“桃源经验”,它对四清运动的开展具有指导作用。正是在这个经过刘少奇亲自修改过的“经验总结”中,提出了与中央杭州会议上提出的“四清”内容不同的“四清”内容。这个“经验总结”说:现在我们的“四清”内容,已经不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物,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 。这个“经验总结”虽然不是刘少奇写的,但是却是刘少奇细心指导、精心修改的,这也说明,将“小四清”扩展为“大四清”无疑是刘少奇的重要主张。 1964 年 11 月 15 日,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上,王任重说:这一次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四清”,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都要彻底搞清 。很显然,这符合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因此,刘少奇在经过毛泽东等的同意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示:王任重同志的讲话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好意见,例如,对“四清”的提法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叫做“四清”,不再叫“五反”等 。可以说,中央这一指示的下发,为全党全国统一认识“四清”的内容,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并写进后来中共中央制定的《二十三条》,铺平了最后的道路。 …… —————————————————————————————— 王的疑问2 :《江渭清回忆录》说他当时是听搞了“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书记曾通报的。刘来后江苏后 批评他不抓阶级斗争。他说没有那么多经济斗争。刘夫人插嘴:(盐城)高沟事件就是阶级斗争。我一直不知道盐城高沟事件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学者请告知。文革前夕毛泽东说运动主要要整党内周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说哪里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靠边站的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张部长后来被迫害致死。我也不知道张先生是怎么回事。 疑问2: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后十条》,田家英是起草者,不知道后来田的不幸与此有没有关系。 疑问3:原来刘少奇最早提倡造反。他的造反是“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即地方造中央的反、而毛泽东的造反是群众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无论那个反,都是破坏共产党建立的完整的国家体系,不知道当时周恩来等政治局作为怎么看待“造反”这个思想对自己理想的挑战。难道党内就没有争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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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与阶级斗争
热度 3 smallland 2012-1-20 19:50
官员贪得无厌,警察刑讯逼供,是他们原本就是这样?可以这么说。但他们本来可能是好人,因为在特定的岗位上,缺乏约束。如果有充分的约束和监管,如果犯罪的风险和成本特别高,他们就很可能不是这样。 现 代的人类,和几千年前相比,和几万年前相比,原始的本能没多少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后天的培养和教育。在雄性的本能中,攻击、暴力、虐待、杀戮等成分是很 强烈的。只是因为这些成分要发挥出来,其成本很高,固有的道德感起了作用,让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克制了攻击性倾向,人类社会才变得越来越文明。 要充分释放雄性的攻击性,很简单,只要给予豁免权。譬如战争,杀敌越多越光荣,士兵就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杀人,或虐杀。日本鬼子在南京,官方默许,其攻击性就暴露无遗。如果中国军队侵入了别的国家,如果上层也默许随便杀人,是否也会有大屠杀,很可能,不好说。 在原始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经常会杀掉所有的雄性,只有一部分具有生殖价值的雌性得以幸免,成为战利品。这样的事,成吉思汗的军队就做过不知多少次--屠城。希特勒的灭绝计划,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都是并不久远的事。在21世纪,种族大屠杀依然发生过。 其 实,不只敌对国家的战争能调动人的攻击性。远的不说,文革中人的攻击性就与战争无关。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伟大领袖还教导我们 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伟大领袖还教导我们说......自己找本为伟大领袖挣了不少稿费的著作看看吧(想起了白云大妈的月子)。在 这场旷日持久的“内乱”中,有多少人被殴打、致残,多少人被害、被虐杀,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只知道,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充分利用了人的攻击性,把 原始的本能充分挖掘出来了。当然,和日本鬼子、德国鬼子相比,发挥的远不够充分。 阶级仇恨为什么那么容易调动起来,还是原始的攻击性,我在 上一篇 中也略述了一点。至于雄性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就更复杂了。这是有关性选择的问题,譬如,雌性选择雄性容貌--是否性感--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攻击性的体现,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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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斗争到冷漠
热度 2 smallland 2011-10-24 21:09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的领袖曾经这么说,这是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服务的(大概是他的核心理论)。当时的阶级斗争,无产者之间都是同胞,在生物学上相当于拥有共同的基因,共同的利益,就需要相互之间的有爱。而对于阶级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雷锋说的吧),需要被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我们当年,也确实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作证,我们做的很彻底。当阶级斗争消失,有爱和憎恨的“缘故”似乎都没有了,冷漠就是必然的了。 当年许多人吃不饱饭,这并不耽误我们爱非洲弟兄,因为非洲弟兄能给我们回报(今天依然爱着,原因可能差不多,指望他们回报什么,大家都清楚)。对于不能带来回报的家伙,是坚决不能爱的。爱美帝国主义,爱阶级敌人,都不可能有回报,因为他们都是蛇蝎心肠,亡我之心不死。 上面讲的指导思想,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共通之处在于感恩与报复,至于是否对陌生人施恩,是否帮助陌生人,不在这个逻辑的范围之内,这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缘故。雷锋能出名,陈阿婆能出名,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说毫无关系。 对待熟人,对待朋友,对待亲戚,我们可能毫不吝啬,西方人可能要向我们学习,而怎样对待陌生人,我们需要向西方人学习。怎样感恩,西方人要向我们学习(我们的感恩教育可谓夸张到极限了),而怎样行善,我们要向西方人学习。 我们常常把互利互惠(reciprocal altruism)和平共处(live-and-let-live)挂在嘴上。这个逻辑的推论自然是,如果没有共同的好处,和平共处就自然不存在。这样的思维,就必然导致“一锤子买卖”(one-off)心理。 别的动物虽然不会思想,但reciprocal altruism是一种很原始的动物逻辑。基于亲缘选择的利他行为,基于“群体利益”的利他行为,都是期望利益回报的,博弈论(game theory)的数学模型也能很容易演示这个过程。如果双方的合作是一次性的,双方都不会行善,因为行善没有回报,特别是,如果一方行善一方行恶,那么行善者的损失会更惨重。如果双方的关系是长期的,“好人”才能有回报,互惠互利的善举才能进化出来。在“陌生人”之间,善举都是为了减轻敌对状态而仪式化的,真正的善举只能以可回报为前提。 我们比西方人聪明,或许这也算表现之一吧。我们的文化,是太进化,还是太原始,自己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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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革再现,科学网上会如何?
热度 12 lin602 2011-4-24 22:42
如果文化大革命再发生(当然可能不一定以这个名称出现,或者推导科学网在1966年文革时出现),科学网上会出现什么场景? 第一现象是热闹,不知道要分成几派,‘阶级斗争’肯定非常波澜壮阔,甚至惨烈。天天可以看‘网上大字报’。记得那时候(1966年)我们年龄小,看了不少大字报,也捡不少废纸(废大字报)卖钱。那时候先是‘三家村’,再是‘刘邓陶’,再是林彪,还有四人帮。 第二是不知所云。网上的互相攻击,不知道真假,肯定让人一头雾水。甚至挖相互的祖坟,翻出前三百年的事情。 第三是不在斗争中生,就在斗争中亡,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唉,真是不明白,人就是好斗?网上也斗了不少了,放在古代,可能成为世仇了。 用得着吗?我的感觉,网上就是有些人喜欢这些。 网上有官帽吗,有职称吗,有分房子吗,有重大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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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阶级斗争学习笔记
yue 2011-4-22 17:31
1919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毛泽东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78-379)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487)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说:“至于说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 1879年马、恩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374 待查:在列宁看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把它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列宁在1918年的《国家与革命》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列宁在1914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里把“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的学说”的一节,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逄先知指出,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上所刊登的是柯柏年翻译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毛泽东早在1926年5-9月间就已经在中央农**动讲习所的讲话里提到了《国家与革命》一书。逄在文章还谈到,“毛泽东说过,他首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在列宁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这些书,甚至在长征途中都在读。(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载龚育之等编《明知得多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23页) 李德顺: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似乎并不是思想理论最精华的核心,而是一个外围概念。但是从列宁开始,就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一个核心的、主线的思想,并沿着这个主线形成了配套的观念和方法。 http://www.bjd.com.cn/10llzk/201104/t20110418_671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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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之否定与肯定 I
热度 16 王铮 2011-4-10 10:33
关于文革之否定与肯定 I
关于文革的否定 I 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不能解决分配问题,许多人对文革产生的幻觉,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乘机为自己翻案,歇斯底里地攻击改革开放的成功,欺骗孩子。 文革有没有好处,有。文革通过革命的形式把几乎一切权威都打倒了,让这个老百姓再一次体验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如此,原来你那个“汉高”,就是隔壁偷瓜的刘二。给人们看到人类平等。这种思想的高峰是杨小凯等一批年轻人提出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要搞民选政府。然而这不是文革的主流,而且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下很快被击败了,这些革新者据说活下来的就只有杨小凯,当时的说法是杨小凯是杨开慧的侄子,所以刀下留人。这个说法是不是周恩来派为保他编的就不得而知了。杨开慧侄子这些说法包含了许多信息,暂不讨论。众所周知,杨小凯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由于在当时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民主竞争,很快成为了武斗。在陆伟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大学的造反的保郭派和“三红”的批郭派你死我活地打了,被打败的一派,被反革命,要毛泽东出来保才保住了。 这些派别为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我们要否定的文革思想的根。邓小平同志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么什么是文革的“底”呢? 文革的第一个底是阶级斗争为纲。文革的特点就是大搞阶级斗争。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文革的主线,一些研究者认为文革应该从“四清”运动算起,我完全赞成。啥叫“四清”?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质极端贫乏,一些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利用手中物质分配权欺压百姓,民怨涌起。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宣布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时负责中央具体工作的刘少奇把这个“教育运动”落实为“四清”,叫“清经济、清组织、清政治、清思想”。按照延安整风的模式,在农村中农中再划分出富裕中农,在城市清理小资产阶级,按阶级斗争的模式推进,四清的样板故事《夺印》、《千万不要忘记》网上还可以找到吧。我曾经写过,刘少奇是个爱国者,也是个海龟,他试图用在国外学得的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消灭模式来推进国家工业化。前江苏省委书记许的回忆录说,当时刘与第二夫人到南京,批评他们的“四清”不搞阶级斗争,只搞教育运动。这个省委书记说,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第二夫人说:盐城的高沟事件就是阶级斗争。我不知道高沟事件是什么,但是知道当时盐城是什么?盐城,新四军的根据地,地主富农早被打倒了,但是仍然是一个江苏省经济落后区,在这个地区怎样推进工业化,显然存在发展道路的问题。消灭富裕农民,把他们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搞资本积聚推进工业化,这是俄罗斯成功的经验。文革后小平同志反思,提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是另外一种模式。不管怎么说,中国的被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个思想推行到思想文化界,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大革命。面对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觉醒者是彭真同志,他制定了把这种“文化大革命”限制为学术讨论的“二月提纲”,换言之,不要阶级斗争为纲。彭真被毛泽东、刘少奇联合打倒了。刘打倒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这样是自己面临灭顶之灾。彭被打倒后,第一夫人江青也登台了。所以有人打趣说,两个夫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尼克松回忆录说他在中国访问,所有女性都很严肃。杜勒斯说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女性都比男性狂热。大家看看希拉里 克林顿和比尔 克林顿就容易发现杜勒斯的结论是何等正确。在文革后期,邓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就是文革思想的关键。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并不是斗争得越激烈越好。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且趋向消灭阶级。熊彼得说,老乡,你只说对了一半,历史前进是要动力的,都是这个动力是人类的创新行为,阶级是创新消灭的。实际上熊彼得也只说对了一半。应该是阶级斗争与创新的相互作用,斗争刺激创新,创新解决阶级矛盾,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当然创新方向错了也会激发阶级斗争。毛泽东、刘少奇都不懂熊彼特,刘少奇按阶级斗争的模式向学校、工厂派工作组,大搞阶级斗争,刘少奇还做了一个创新行为,废除高考,学生中抓右派,大搞红五类,推荐上大学,把贵族制度要世袭下去,这样新的阶级就在法律上产生了,而且在阶级斗争框架下人人自危,他激化了阶级斗争,也许像延安整风他可能会来一次甄别运动,但是这次分化已经是社会性的了。现在那些留念文革的人,很多是这个时候的红卫兵,他们被阶级斗争理论认定为社会的贵族。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家庭出身不同,毛泽东家充其量是个富农,而江青出身在一个木匠家庭,有点像斯大林,后者是一个皮匠的儿子。江青,当时叫李云鹤也曾经与贵族后代同居试图进入贵族,她失败了,她的婚姻得不到承认。毛的家庭更接近下层民众,江还应该仇视贵族。毛泽东从小就有民粹主义思想。毛没有否定他与刘共同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不过毛的民粹主义思想使他反对贵族制度,毛本能地而不是想某些人诬陷的那样是阴谋地选择了民众,毛站在民众而不是新贵族一边。我曾经写过,毛几乎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更像是孙逸仙主义者,也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民粹主义加君权至上。于是毛泽东否定了刘的工作组。毛的否定,应该有周恩来的支持。从任何历史角度看,周恩来都是一个圣人,他带有人道主义或者说儒学思想的共产主义追求,使得他不会赞同刘的阶级斗争模式。于是他代表毛宣布:“造反有理”。周代表了党内精英,即法国-黄埔派,因此他的宣布更很有力,被压迫或者被迫害的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造反了,工人造反了,农民造反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因为当年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是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地富反坏右,五个等级。第二、三、四等级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联合了起来,造干部阶级即当权派的反,国家变了。阶级斗争起来了,干部阶级被打倒了。 干部阶级被打倒后,这时中国从哪里去?中国需要体制创新。创新才能解决阶级矛盾。于是打倒刘少奇后的 1967 年,有了本文开始的杨小凯思想。还有一个人,陈毅,他试图否定“延安整风”,否定延安整风就意味着开放党内民主,结果他成为了“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否定延安整风,实际上就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也否定了孙逸仙主义的君权思想,陈毅当然让打倒了。 1967 年的中国,张春桥等按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提出继续革命的思想,就是不断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思想让造反的红五类、黑七类都指着对方说阶级敌人,武斗也就开始了。 1968 年,文革第二阶段结束时,毛靠清理阶级队伍这种泛阶级斗争模式稳定了社会。社会重新平静了,他一定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好。诸不知,他用一种错误的创新——扩大被压迫阶级——制造“知识青年”、制造“五七干校”、下放城市居民,把原来第二、第三阶级的降低为第四阶级让他们争夺农民有效的资源,毛的革命失去了支持这,在这个时候彻底失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少奇重新赢得了人民的同情,这种同情可以从林彪为刘少奇鸣不平而看出。毛没有看到,斯大林所以战胜托洛茨基就是斯大林没有把阶级斗争继续推进,而是适可而止,他让江青、张春桥搞糊涂了。林彪吹捧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就是一个马屁,因为不知道里程在哪里,张春桥为他找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69 年的“九大”按这个方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在会上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的队伍是不可能团结了。他的早期理论助手陈伯达说,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他按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把陈伯达先生打成“唯生产力论”,中国的国家经济就要崩溃了。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斯大林主义的海龟刘少奇,刘少奇始终没有忘记发展生产,生产力至上是斯大林主义的精髓,从马克思继承下来的。毛的孙逸仙主义没有生产力至上的概念。孙逸仙自己就说过,他第一爱革命,第二爱女人。只知道革命,二次革命,……。毛泽东可能是第一爱革命,第二爱为人师表,第三可能是权力而不是女人。不爱女人这一点可能使得他比孙更冷酷和认可暴力。 1967 年后,中国还逐渐走向武斗。武斗不仅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而且是暴力革命思想的产物。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个思想基本上是马克思没有,列宁有一些,斯大林发扬光大,毛泽东完善的。按照暴力理论,自认为代表不同阶级的两派自然采用暴力手段,革命就演变为武斗了。文化大革命斗人,四清相对文明,接着是工作组,侮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受辱自杀,再接着批判当权派,解放后的新贵族被斗争,已经有火药味了,因为这时暴力革命思想已经被正式确认。斗争会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雷锋这个人道主义的光辉形象被改编了。雷锋有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被接上一个尾巴:“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新雷锋被塑造为一个不仅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示充满了暴力色彩的人物。暴力被赋予神圣的地位,于是 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暴力泛滥。 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的思想都是文革的底,是需要彻底否定的内容。还有什么底,我们需要讨论。顺便说一句,周可真先生说文革的思想是儒学思想,不知道他从何说起。儒学思想是没有阶级的,中国从隋文帝开始就从法律上废除社会等级,虽然后来偶有反复,儒学是不讲阶级的,有教无类,就更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了。暴力革命,更不是儒学思想,儒家的和为贵思想没有了。周可真先生问我,什么是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基本上来自斯大林主义。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另外一个思想,孙逸仙主义,让我日后再说。在孙逸仙主义里,有一些平等思想,这是文革被怀念的原因,是毛泽东被怀念的原因。 文革早期宣传,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是四清派的宣传口号,毛派的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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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专家谈天安门附近竖孔子像:社会开放体现宽容
jiangjinsong 2011-1-28 17:41
专家谈天安门附近竖孔子像:社会开放体现宽容 2011年01月24日 17:00 来源:齐鲁晚报 石念军 -天安门广场附近为什么要竖立孔子像?该不该竖立孔子像? -一尊孔子像,为什么引发了这么多围观和争议? 西邻天安门广场,北望天安门城楼,与故宫只隔一条长安街。 这里是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 如织的人流,从这里急匆匆走过,赶地铁或者去广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自三年多前开始闭馆扩建,它就有些沉寂。 2011年1月11日,一生颠沛流离、执意周游列国却饱受困厄之苦的孔子走到了这里。一个原本并不令人注意的区域,开始引发围观。 这会是一个大事件吗? 天安门广场以东 尽管这里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天安门广场区域,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基于这一“暧昧位置”的想象,一些生活在天安门广场周边的老北京说,将孔子像所在的位置视为天安门广场范围之内其实是他们的一种习惯表达。 7天了,他就那么站在那里,不苟言笑。 1月18日11时许,行驶在长安街上的车辆快速而安静,出现在车窗外的青铜雕塑静谧而平和。 他就是孔子,一尊身高7.9米、基座1.6米,以17吨青铜铸造而成的巨型雕像。 单以制造这座青铜塑像所用的铜来计算,近期铜价维持在7万元一吨左右,“孔子”一出场就身价百万。对于在春秋乱世中生活了73年的孔子而言,从来都不曾遭逢这样的盛世。 铜像周围有隔离线,市民不能跨入其中,更不能与孔子近距离接触。听说头几天还能到基座下面摸一摸,途经此处的一对情侣模样的年轻人,还曾好奇地问:“竖这么个铜像,有什么意思?” 在人民网开展的专题调查中,“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孔子像您怎么看”,有七成网友表示反对。更多的人将此举视为一个信号、一种象征。以讲述《论语》而红遍中国的于丹说,这体现了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这些议论和解读都是基于天安门广场的特殊位置而激发的。 尽管这里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天安门广场区域,“国家博物馆区域并不属于我们管辖”,北京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基于这一“暧昧位置”的想象,一些生活在天安门广场周边的老北京说,将孔子像所在的位置视为天安门广场范围之内其实是他们的一种习惯表达。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在孔子像落成仪式上,阐明了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地理位置的独特价值—“——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面向世界著名的长安大街,并与故宫面对,其地理位置足以说明它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 不曾料到的“围观” 看上去,孔子像在此时安放,是在为国博重新开门纳客预热。但很快,这一事件就被社会各阶层人士赋予了各种解读,而这显然超出了国博方面的预料。 对于这一发生在具有“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的地理位置上的事,公众的反应,似乎超出了国家博物馆方面的预想。 孔子像落成两天之时,即1月13日,国家博物馆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已搜集30多篇报道与博文……希望能听到人民微博网友的声音。”国家博物馆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一个活动之后,收集媒体报道供领导参考是他们的工作惯例。 5天后,这条微博再也看不到了。 与此同时,国家博物馆收到大量媒体的采访函,国博宣教部门负责人黄琛在请示领导后,表示“暂且一概不接受”。 2010年3月,吕章申找到雕塑家吴为山,请他创作一尊孔子像,安放在国博北门广场。时值全国两会期间,同为政协委员的他们在北京相遇。 以创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雕塑群而闻名的吴为山,现为全国城市雕塑委员会副主任。近十多年来,他先后塑造过多尊不同造型的孔子塑像,立于英国菲兹威廉博物馆及世界许多文化教育场所。 “国博作为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家最高殿堂,理应为这一重要区域增添光彩,增加与这一宏伟而庄严的建筑相应的文化含量。”吕章申说,孔子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有一尊孔子像,与国家博物馆的地位、文化象征是相配的。 2010年底,山西宇达集团100多名工人根据吴为山先生的设计稿,历时4个月完成雕像。2011年1月11日,高9.5米的巨型孔子铜像走上了长安街,站在了具有“特殊政治与文化地位”的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 “我们面对塑像会发出许多对文化的感慨,会产生与孔子思想相关的许多联想,所谓的思接千古,正是通过这一特殊的媒介而获得雕塑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在孔子像落成仪式上,吕章申这样阐述竖立孔子像的价值。 孔子像落成仪式上传出消息,闭馆改造达3年半之久的国博,2011年三四月份即将开馆。 看上去,孔子像在此时安放,是在为国博重新开门纳客预热。但很快,这一事件就被社会各阶层人士赋予了各种解读,而这,显然超出了国博方面的预料。 驻京高校的第一尊孔子像 若是在前些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说,以前在一些地方立孔子像,当地政府一般都会态度审慎地提请专家论证。 孔子像落成一周后,《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正式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与此同时,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赴美开始国事访问。 1月21日,胡锦涛主席将前往当地的孔子学院视察。 以推广汉语、弘扬国学为己任的孔子学院,眼下在全球已有500多所。 “从今天来看,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国学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效应,如现在的孔子学院、汉学交流,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演出,都体现了这一点。”在袁济喜看来,孔子像能够立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与眼下开放、宽容的社会密不可分。 若是在前些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说,以前在一些地方立孔子像,当地政府一般都会态度审慎地提请专家论证。 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接受香港一家基金会的捐赠,在驻京高校中立起了第一尊孔子像。具体参与了这一捐赠活动的袁济喜说,国学院的很多活动现在都会选择在孔子像前举行。但在当时,究竟要不要接受这一捐赠,学校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之前,该校校园竖起的是成仿吾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雕像。 但这尊孔子像毕竟是竖立在人大图书馆门前。现在,在被视为中国政治文化心脏的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孔子像,这多少让袁济喜感到“有些突然”。 尽管在2008年北京两会上,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他,也曾提过类似提案,建议在天安门、奥运中心场馆等区域建设“先贤纪念馆”。这些年来,他与圈内的朋友随时关注、沟通着国学领域的一举一动,包括在北京建设大型国学馆的动议,但在这些信息中,唯独对天安门广场附近立孔子像一事,他闻所未闻。 文化符号 吴为山说 :“虽然雕塑的主题是孔子, 但这不仅仅是孔子一个人,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丰碑。” 孔子“悄悄”走上长安街,在距离天安门广场200米的东侧驻足。 如吕章申所言,其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出现在这里的“孔子”,应该是什么模样? 与一些游客现场交流时,就听他们谈到,“这个和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 为了与周围的国家博物馆建筑融合,塑像采用现代建筑的几何状构成。作者吴为山在整体上以山体的形象作为造型参考,意在表现孔子的正大气象;其次,在人物姿态上又借鉴了孔子的写实性造型,通过人物造型的谦恭、和善、仁义、智慧等气质,来表现孔子的内在文化精神,同时力求雕塑和周围环境的适应与协调。 塑像的整体高度选择9.5米,就是为了取国家博物馆建筑高度的1/3许。这样看上去更协调一些。 更重要的则是塑像的气度和精神。 吴为山说:“虽 然雕塑的主题是孔子,但这不仅仅是孔子一个人,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丰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雕塑的气象就要很大。另外,国家博物馆作为一个特殊的背景,它是中国5000年文化的一个积聚体,收藏着100多万件文物,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孔子像需要与之对应起来,但是这种对应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对应。” 显然,雕塑者并不是要给孔子个人塑像,而是塑造“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丰碑”。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认为,看上去是竖立了一个孔子像,其实孔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王大千说, 孔子像立在长安街,这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事件,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自信、自强和自觉的一种体现。历史上不乏抬升甚至无限拔高孔子的时代,但是也有贬低、丑化甚至妖魔化孔子的时代。这些起起伏伏丝毫没有影响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地位,这也充分说明了孔子的生命力。 一直被颠覆 “20世纪中国在思想文明的传承上遭遇的坎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在21世纪,我们要完成的实际上是一次修复。”袁济喜说。 孔子在历朝历代都有着不同的评价。袁济喜说,单单自“五四”以来,我们就经历了两次根本性的颠覆,一次是“打倒孔家店”,一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 释迦牟尼、耶稣、苏格拉底、孔子,这几乎是同时代诞生的四位伟人,但是在其他的文明体系中,另外三位都没有遭受过如此彻底的、全面的颠覆。 “20世纪中国在思想文明的传承上遭遇的坎坷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在21世纪,我们要完成的实际上是一次修复。”在袁济喜看来,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竖立,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等到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它的历史性价值可能就会凸显。” 在他看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国学,由此站在一个新起点上。 这实际也是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从内部环境讲,“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切实目标。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继承并弘扬传统文化,一直被广为重视。十六大提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精神。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讲要弘扬中华文化。 从那时开始,国内学界和知识界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事情,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刘申宁认为,它最大的意义在于要用中国文化来凝聚中华民族。 其次是对外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孔子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王大千认为,以孔子为文化名片,实现与世界的沟通,显然更便于取得世界认同。 1月20日凌晨,正在北京出差的王大千,意外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称,孔子塑像要移位。他赶忙离开宾馆,打上出租车就向天安门赶…… 孔子塑像自然还在那里。王大千说,这一事件目前还有争议,历史自会有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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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发展才是硬道理”根本缺陷就是刻意模糊阶级观点
huaweiguo 2010-12-30 12:21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但反过来讲富裕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目前美国很富裕,但它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原因很简单,少数人依靠垄断资本盘剥绝大多数劳动者(包括体力与脑力的所有劳动者,包括科技工作者)而形成富裕只能是资本主义。如果中国人民近百年的浴血奋战为的只是这样的少数人的富裕与盛世,那何必当初?中国古代唐、宋、清三代的盛世,少数人的富裕都位居世界第一,甚至整个社会的GDP都世界第一;依此逻辑,我们搞复古,搞封建官僚制复辟就可以了,何必到处寻找什么黑猫白猫,搞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在一片迷雾中瞎摸?清官好皇帝的丰功伟绩,封建官僚制不就是现成的好猫,现成的过河之船吗?然而中国过去的每次盛世之后的都是民族的灾难与屈辱,甚至陷入乱世。人们不会无知到连这一点不不懂。让那帝王将相之类的人类精英真想再活五百年,享尽人间的富贵与荣华,那么代价就是劳动大众的牺牲与少活五百年。圣人厉以宁早就无耻地宣称过了: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牺牲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换来少数人的享乐的秘密现在连掩饰都不必了。羽翼日益丰满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他们不怕老百姓怎么样内有实力,外有美国的航空母舰与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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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liwei999 2010-4-22 01:41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了,网上有很多纪念文章,也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记得大概是70年左右,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一个“阶级斗争展览馆”,对学生进行活生生的教育。展览馆里面有讲解、图示和实物,让我们感觉到阶级斗争就在身边,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首先看到的是地主份子的变天账。这是从一家地主家地窖里面搜查出来的老地契。保留地契,当然是想变天,将来好对贫下中农反攻倒算。讲解词说,这个老地主,平时见人点头哈腰,其实是老奸巨猾,罪该万死。 还有另外一份“漏网右派”的日记,解说词说,这个道貌岸然的教师,心理阴暗,查抄出来的几大本日记,充满了卿卿我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情调(日记记录了当事人的恋爱感受),更可恶的是还有向往国民党反动派的诗词。展出的部分就是这样一首题目叫做“海恋”的诗歌。我看到的是字迹娟秀的一首抒情散文诗,隐约记得的部分有,大海啊,我的故乡,我的归宿,我的向往,我的盼望!通篇就是大海这个主题。解说词说,漏网右派为什么如此肉麻地讴歌大海呢?很显然,他是向往大海那边的台湾国民党蒋匪,盼望他们反攻大陆。 展品中最具有爆炸力的是一份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地下反革命组织“民主正义党”的党纲草案。两名主犯就是前不久公审宣判死刑被游街示众、当众枪毙的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党纲宗旨是推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治。这当然是十恶不赦的异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一年一度的公审那天烈日炎炎,我们这个皖南山区的小县城,象过节一样热闹。公审在本城最大的操场(号称“中山公园”)举行。几千人把操场挤得水泄不通。罪犯们剃光头,挂着大牌子被押上来,死刑犯的牌子上在宣判后游街时被划上红叉。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死刑这种可以给公众带来兴奋的事件。有七八个罪犯被当场宣判死刑,其中包括那两个年轻的现行反革命,还有其他杀人犯和一个严重破坏上山下乡的生产队长(破坏上山下乡罪是指利用职权强奸或诱奸下乡女青年,罪大恶极者判处死刑)。每当宣判一个死刑,台上那个死刑犯就被身后两个彪形大汉摁住头颅,并往口中塞进物件,防止他们临死挣扎,呼喊反动口号。死刑犯表现各异,是一大看点。有的软瘫在地上,需要连踢带拉,才能勉强跪在台上示众。也有的竭力挣扎,头摁下去,又抬起来,这种人如果不封口,最可能呼喊反动口号。 公审大会结束后,是游街示众,每辆卡车前端押四五个罪犯,缓缓从县城大街上通过。全城能出来的人几乎都出来了,没有机会来操场看公审实况的,早早在家附近大街边上找好位置等待游街的车队。对于精力充沛、兴奋莫名的年轻人,干脆随着车队前行,有聪明的带上自行车,好赶上最精彩的执行枪毙的现场。虽然是公开处决,允许围观,但枪毙现场保密,大概是怕人满为患,影响公务。一般在游街以后一小时内执行枪决。根据以往经验,城外十里地左右,有两三个最可能的行刑现场,各处都有人守株待兔。我比较笨,随着人流东赶西赶,最后好不容易来到现场,除了人头还是人头,而且过程已经结束。人们围成一圈一圈,听亲眼目睹枪决现场的人描述每一个细节。行刑之后,有穿白大褂的法医现场验尸,签署死亡报告。后来有传言,说专政机构要求向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收取子弹费。我们当时觉得理所当然,子弹虽然不值钱,但这是对反革命家属的正当惩罚。 很多年过去,我一直怀疑,嗜血是否源于人的本性,否则如何解释行刑场上看客的兴奋和疯狂呢。当年就有这么个说法,革命群众的狂欢之日,就是阶级敌人的受难之时。 记于2006年5月18日 [补记1] 反正我们是毫不怀疑《海恋》作者的大海象征着不能明说的国民党。他是臭老九,又有资产阶级情调,肯定对现实不满,自然向往国民党。这难道不是「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么? 那个年头,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右派,被下放到校办工厂(制造粉笔)监督劳动,灰溜溜的。我们不但和他划清界限,不得不在工作时接触时,吆喝他就象吆喝狗一样。这还不算,总想恶作剧刺激他,知道监督右派最忌讳这个右字,所以刺激他的办法是,故意用学军练习方步时候的腔调高声齐喊:左,左,左右左!这个右派心内怎么想我们这些学生,从来不知道。也许在想,“救救孩子”。也许被社会压垮了,什么也不会想,可听说他以前可是才子,反右时候特别猖狂。 [补记2] 提到嗜血,想起世界语创始人Zamenhof的《希望之歌》。这首诗歌成为全世界世界语者的《国际歌》,我曾经“机器翻译”过这首歌: (099) LA ESPERO : ESPERANTISTA HIMNO ( POEMO FAR ZAMENHOF ) . (100) EN LA MONDON VENIS NOVA SENTO , TRA LA MONDO IRAS FORTA VOKO ; (101) PER FLUGILOJ DE FACILA VENTO , NUN DE LOKO FLUGU GHI AL LOKO . (102) NE AL GLAVO SANGONSOIFANTA , GHI LA HOMAN TIRAS FAMILION ; (103) AL LA MOND' ETERNE MILITANTA , GHI PROMESAS SANKTAN HARMONION . (099) THE HOPE : ESPERANTIST'S HYMN ( POEM BY ZAMENHOF ) . (100) INTO THE WORLD CAME NEW FEELING , OVER THE WORLD GOES STRONG VOICE ; (101) BY WINGS OF EASY WIND , NOW FROM PLACE LET IT FLY TO PLACE . (102) NOT TO SWORD BLOODTHIRSTY , IT PULLS THE MAN FAMILY ; (103) TO THE WORLD EVER FIGHTING , IT PROMISES SACRED HARMONY . (099) 希望: 世界语者的颂歌 (柴门霍夫所作的诗歌)。 (100) 新感觉来到了世界, 有力的声音走遍世界; (101) 用顺风的翅膀, 现在让它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吧。 (102) 它不把人的家庭 引到渴血的刀剑; (103) 向永远战争着的世界, 它允诺神圣的和谐。 《朝华午拾》总目录(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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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阶级均自然形成,只能和谐,不可斗争。
baijiab 2010-4-17 23:09
惠林之谏 一切阶级均自然形成, 只能和谐,不可斗争。 文 / 张永和 阶级源于人类的不同才能,即源于自然。不同的人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构成了和谐社会。每个阶级均有其各自和谐社会的功能。因此它们只能和谐,不可斗争。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社会的自然机制,人为地把社会分为两大敌对阵营。阶级分析制造了人类的仇恨,阶级斗争引发了战争。它们是集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恐怖主义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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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学说过时吗?
hanzs 2010-4-12 23:48
最近看到有关领导人谈防止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谈话报道。他谈到,群体事件背后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并强调,要建立有效的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第一时间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第一现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心在基层,要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 由此报道就联想到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奉行的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将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者好像弄不好还会发生转换。当然,敌我转人民到还不打紧(例如末代皇帝的转变),要说人民转敌我就麻烦大了。所以领导才要求矛盾不上交,不让它向敌我转变。可细想想,在阶级斗争不为纲的年代,正确区分这两类矛盾还真不大容易了,或许就不再存在这么鲜明的两类矛盾了吧?我们该不该摒弃这种思维方式了? 拿破仑对于军队与司法之间分工的说法发人深省。他说: 与外国维持和平,是军队的责任;与国内的公民维持和平,是司法的责任。 此话甚是。当今我们应该大讲特讲依法治国,可能比讲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具有操作性,也更科学合理。另外,在中国我们老讲执法主体,这好像也很成问题的。通过司法诉讼过程,就应该是唯一的主持公道的形式。不该再有那么多的主体都能执法,如城管、工商、警察......。稍微严重的问题,都该上交法院经过司法程序解决。城管、工商、警察只是诉讼的一方而已(当然可以视为代表公共利益的一方)。 由于不是学法律的,不知上述想法对不对?只是凭直觉悟的。带着上述疑惑上网搜查,正好发现一篇陈林森先生的博客文章(该文也发表在《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说理透彻,有理论水平。但愿我们国家的领导和官员思想再解放一点。现将 陈林森先生文章转载如下 : 论敌我矛盾 陈 林 森 摘 要 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基础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两极矛盾观,当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严重缺陷。继续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重要讲话中关于社会矛盾的内容没有采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今后,除非发生外敌入侵或大规模武装叛乱,应停止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 关键词 政治 法律 两类矛盾 社会矛盾 敌我矛盾 毛泽东阶级斗争 和谐社会 前 言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⑴一文发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一般认为,《正处》提出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其初衷是吸取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左倾错误的教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总体上看,《正处》是一部有较高历史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作者本人有关阶级斗争观念的失误,该文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进行了反思,但人们主要是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如谢维营教授认为 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理论上存在缺陷,逻辑上也不完善。⑵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提出的政治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⑶童之伟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等基础性法律话语已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法治时代的要求,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逐步更新。他建议用常见社会纠纷的提法来代替人民内部矛盾。⑷ 本文重点讨论敌我矛盾提法存在的缺陷,论证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应当摒弃敌我矛盾的提法,使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处理各种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时,彻底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和视角,回到法治轨道上来。 一、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基础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两极矛盾观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学说过分强调一分为二、两点论、二分法,忽略了在对立两极之间还存在有重要意义的中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为了证明矛盾无往不在,整个世界都是一分为二的,引用了列宁的论述: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⑸而实际上,在数学中,除了正数与负数,还有介于正数和负数之间的零。在物理学中,介于带正电的质子和带负电的电子之间,还有不带电的中子。在化学中,介于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之间,还有中和反应。在社会科学中,除了阶级斗争,还存在阶级之间的合作、联合和共处。⑹显然,对于社会矛盾简单地一分为二的观点,理论上来源于这种两极矛盾观。对于社会成员,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人民和敌人;对于社会矛盾,也不能简单地区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正处》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然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绝不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又有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此外,还存在既不拥护社会主义、也不反对社会主义、奉公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和其它社会阶层,他们算哪一边?是人民,还是敌人?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两极划分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比如香港、澳门早已回归祖国,港澳同胞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宗教徒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对这部分社会群体,你能用对待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为标准去衡量,能用意识形态来划线吗?1992年,邓小平在珠海考察工作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⑺显然,以政治态度划线,用对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为标准来区分两类社会矛盾,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除了革命的、反革命的分野之外,还有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社会势力。毛泽东写于1939年的《五四运动》一文中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政治态度的左、中、右划线,判定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那么中间派如何划分?毛泽东多次说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社会上总有左、中、右。⑻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区分敌、我、友,就是说,在敌与我之间,还存在友(友党、友军、友区)。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国内社会矛盾除了敌与我之间的敌我矛盾,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之外,还有我与友之间的矛盾(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敌与友之间的矛盾,以及敌内部的矛盾(如日伪之间的矛盾,汪伪集团内部的矛盾等),友内部的矛盾(如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等,因此不是只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过来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提法不能囊括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 二、敌我矛盾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严重缺陷 根据毛泽东的解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发生对抗。拿是否具有对抗性这个标准去衡量,很多情况下,难以区分两类矛盾。例如2008年6月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那样的群体事件,矛盾的对抗程度虽然非常激烈,但在它们背后往往有深层次原因,处理这类复杂事件只能严格依法办事,而绝不能在对矛盾性质是否具有对抗性进行简单推断之后就采取专政和镇压的方式来应对。即使是参与了打、砸、抢、烧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和受蒙蔽群众,也必须按照他们罪行的轻重和态度的好坏区别对待,依法处理。在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更多的情况是既未发生外部冲突,也未发生刑事犯罪,却仍要对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上被划为敌人的人(如所谓黑五类)实行专政。这些人即使历史上有过剥削行为或者有过其它劣迹,但他们在失去了一切可以凭借的资本之后,又处在强大的管制和威慑之下,根本不可能组织和实施任何像样的反抗,其中绝大多数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甚至比一般社会成员还要奉公守法。杨学海在《深入研究社会矛盾、科学构建和谐社会》⑼一文中称这种社会矛盾为单对抗矛盾。例如1957年许多所谓右派,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响应党的号召,提了一些意见,却被定为敌我矛盾,进行批斗、劳教及各种强制性处理。即使如此,他们中很多人仍不与我们(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对抗。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无法囊括事实上长期存在的这些单对抗矛盾,而建国后长期以来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基本上都是这样人为制造出来的单对抗矛盾。如果按照是否具有单对抗矛盾为标准来区分敌我,那么执政党或司法机关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或社会群体都可以宣布其为敌人。有时,我们为了替阶级斗争寻找现实依据,往往根据政治的需要,在一个本来没有坏人的集体或人群中,根据上级下达的指标,按一定比例划出一部分阶级敌人(例如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从而证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并且越来越尖锐。我国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恶果,不能说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没有丝毫关联。 再说,敌我矛盾中的我是谁?从逻辑上看,这个我似乎是人民。但人民是一个被无限滥用的词,人民的意见不是一致的,人民也不可能发出共同的声音。根据我国的国情,人民是由执政党来代表的,敌人也是由执政党来宣布的。这样一来,人民民主专政有可能蜕变成执政党的专政。不但改革开放以前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后某些时候也是这样。当党内民主空气较好,党的高层领导人作风比较正派,对敌我矛盾的判断和处理就比较谨慎。但是当党内个人专断盛行,个人崇拜蔓延,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我的外延就由人民缩小为执政党之后,进一步缩小为党的领导人,甚至最高领袖一个人。任何人,包括最高领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助手,开国元勋和出生入死的老部下,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宣布为敌人;并且一旦被宣布为敌人之后,则不择手段地予以打击迫害,直至残忍地剥夺他们的生命。由于敌我矛盾的概念是以我划线,以我的亲疏、好恶为依据,因此它极有可能被个别野心家、独裁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打击和排斥一切异己力量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作为一个内涵极为狭隘的概念,它成为一个只能在国内甚至在党内才能使用的名词,是一个在时空上都不能推延的概念。当我们叙述执政党成立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或者叙述世界历史包括国际共运史时,使用敌我矛盾的概念都会感到很不方便,从而使这个概念成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甚至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利。 至于敌我矛盾的外延,决定于人民和敌人的划分。在《正处》中,毛泽东把人民规定为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人民的解释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把敌人规定为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这三个反概念模糊,但根据当时及此后实际执行的政策,反动阶级大体是指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官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反动派大致是指被推翻的旧政权的大小官吏以及国民党残余分子(反右之后主要指右派分子),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大致是指现行犯罪分子、破坏分子。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以及正在被肃清的国民党敌特残余势力,其它被称作敌人的社会成员,包括因解放前的剥削行为或历史问题被划为四类分子的人,因思想意识或生活作风而被划为右派或坏分子的人,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往往并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例如三年困难时期,这些人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一般来说他们的处境更惨),把他们划为敌人范畴,完全是某种政治的需要。这种所谓对抗性矛盾大多是人为制造的。更重要的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是政治范畴,不是法律范畴。一个人如果没有违法犯罪行为而按照一个时期的政策被划作敌人,从而剥夺他们应当享有的一般公民待遇,甚至强加给非人的待遇,使他们实际上沦为贱民,在今天看来不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而且是野蛮的、非人道的,本身就是实施犯罪。卓泽渊在《法治国家论》中说,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政策会比法律具有更高的效用,而政策是否至上在中国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⑽不通过司法程序,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经济权利。那么,将一小撮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划作敌人总是正确的吧?不,这仍然是没有法律意义的,是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的。按照现代宪政的要求,任何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宪法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我们既不能仅凭部分社会成员属于敌我矛盾就加重对他们的法律制裁,也不能凭他们的敌人身份而剥夺他们依法应当享受的人身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命权(除非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罪犯)。 三、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敌我矛盾,又称对抗性矛盾。这个提法产生在阶级斗争被认为长期存在并且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它的提出是以对整个社会做敌我划分为前提,本身带有阶级斗争的鲜明色彩。由于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在国内长期实践中所实际起的负面作用,从而使这一学说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林彪在党的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毛的《正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法理上看,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实际上是默认了将对整个中国社会做敌我两极划分看作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前提的合理性,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情况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明显不符。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政治态度、政治倾向是可以也有必要做左、中、右划分的,但这只是政治观点的分歧,不能延伸到对社会成员的政治待遇、政治身份的区分,尤其不能将部分社会成员作为终身的永久的敌人打入另册,甚至将这种羞辱的红字遗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杨继绳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不可逾越的性质。有的还有继承性,如地富子女就是继承的身份。⑾在今日中国,做敌我划分显然不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对社会各种阶层、群体进行分类的基础,何况我们过去在实际操作时甚至并非根据当事人的政治态度、政治倾向,而仅仅是根据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曾经从事的职业职务以及在历史上归属的党派阵营等。因此,划分两类矛盾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各个不同时期区分敌我的政策性规定(如《正处》所提出的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文革时期公布的公安六条等)都是泛政治化的,是法外之法,也是在具体操作层面随意性很大、实际上很难准确执行的。 在我国这个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敌我矛盾的提法是不必要和没有意义的。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对任何人实施法律之外的歧视。童之伟指出:在立法上,我国从来没有划分人民和敌人的界线并且规定差别待遇。在适用法律层面,我国解决矛盾的主要形式是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而事实上,在我国民事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完全没有区分人民与敌人、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空间。在民事法领域,不可能制定和实施诸如属于人民范围的公民欠了属于敌人范围的公民的钱可以不还或少还,或属于人民范围的公民侵犯了属于敌人范围的公民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或少承担民事责任之类的法律;在行政法领域可照此推论。而在刑事法领域,即使一个人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也只能把他作为犯罪嫌疑人,依法由公安部门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审判,追究其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或其它严重罪行,而这些定罪量刑的条款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的行为,而不是针对已被划到敌人范围、有了敌人身份的特定公民;而且,对犯有这类罪的公民在定罪之前并没有可能做人民与敌人的区分,而在定罪之后,依法执行法院判处的刑罚就可以了,在法律上也没有再对其做人民和敌人区分的必要。严格地说,在刑法领域也没有从法律上划分人民与敌人的空间。⑿ 在今天,继续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不符合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按敌我矛盾这个提法本身蕴含的逻辑精神,不同利益主体一旦发生冲突,一事当前,人们首先是区分敌我,然后差别对待。如果一方在政治上属于敌人的范围,那就没有什么平等可言,也无所谓合法、非法。回顾过去,在20世纪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由于当权者主观地运用人民和敌人这类政治范畴,制造了严重的历史悲剧。在苏联,一段很长的时间,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代表人民,对他所称之为敌人(包括所谓外国间谍、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的人,进行无情打击,直到不按正常程序在肉体上将他们消灭。这样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悲剧。例如,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个基层党支部就能够把某些人定为右派,而且还可以根据他的态度决定是否对其以敌我矛盾处理。在改革开放以前,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某些时期,我们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心态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如临大敌。如果不从根本上对此加以转变,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是将化解纠纷、解决矛盾、消除动乱作为法治的目标。当前,在我国,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已基本消失,人民群众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所有的中国人都可能成为共和国的劳动者、建设者,起码也是爱国者。对海峡彼岸过去的政治对手,对达赖集团,我们都可以握手言欢,或者通过谈判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走出在国内稳定问题上的重大误区,即误以为社会矛盾被掩盖了或被压制了,就等于解决了,因而企图用暴力手段解决一切社会纷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和战略任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胡锦涛于2005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谈到建设和谐社会的六个必须,其中第五个必须指出: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⒀胡锦涛在这里就没有采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作为与人民内部矛盾相对立的概念,使用了其它社会矛盾的提法。这决不是一种语文层面的修饰和加工,而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调整,是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其它社会矛盾具有极其广泛的外延,它包括原来被认为属于敌我矛盾的那部分社会矛盾。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多样性特征更加突出,各种差异明显扩大,有工农、城乡和地区的差别,有党派、民族、宗教的差别,又有新出现的建设者与劳动者、爱国者的差别,一国两制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有效途径来实现我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达到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取消敌我矛盾的提法,关注社会差别,重视利益调整,突出社会公平,反对群体歧视,用其它社会矛盾代替敌我矛盾,将法律由传统认识的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手段和建设手段。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成为考验执政党特别是基层党政领导的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对待群体性事件,既不能回避矛盾、掩盖矛盾,更不能采取高压手段压制矛盾、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改变对敌斗争的传统思维。当前,取消敌我矛盾的提法,有利于各级党和政府更好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调整利益冲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取消敌我矛盾的提法以后,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让它在处理国内矛盾尤其是群体性事件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除非发生外敌入侵或大规模武装叛乱,应停止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 敌人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法律的概念。作为社会政治层面的敌人,应当主要指的是敌对的方面而非个体概念。更准确地说,指的是国家的敌人,民族的敌人,而不是个人的敌人,也不是某个政党的敌人。对于个人来说,所谓敌人可能包括政敌、论敌、情敌、仇敌等,这种敌对关系带有个别性、偶然性、局部性,无论此种矛盾冲突程度何等激烈,终归是带有局部性质而非对整个社会或国家利益带来重大危害的矛盾。严格意义上的敌人只能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敌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暴力革命和非法斗争成为革命党人无可奈何的选择,在革命党没有取得政权时,革命是不会顾及法律的。但是当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法律已经成为执政者自己的法律,执政党对法律就必须尊崇、坚守和严格施行,而不应根据执政党巩固政权或其他政治需要建立一套专门对付执政党的敌人的法外之法。毛泽东曾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对于执政党来说,反对党、党内外异见分子,他们并不是人民的敌人,甚至也不是执政党的敌人,而是竞争的对手;在民主国家,他们是监督和制衡不可或缺的力量。建国以后半个多世纪,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但曾经有过两次援外性质的战争、几次大的边境冲突以及自卫反击战。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敌我界限是分明的,敌人的阵营是清楚的。在战争期间,除了公开的敌人,武装的敌人,入侵的外敌以外,刑法所规定的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例如投敌叛变、参加间谍组织、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等,他们公然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与国家和人民为敌,当然是货真价实的敌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保证国家政权是代表人民利益,政府是合法的民选政府的前提下,那些发动武装叛乱,分裂国家,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才属于敌人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在发生外敌入侵或国内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时候,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迫在眉睫的侵犯,形势逼人,没有从容地运用法律武器、通过法律程序、实行法律诉讼的时机和条件,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特别是担负保卫国家安全神圣职责的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应当挺身而出,为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英勇地同敌人作斗争。简言之,只有在发生外敌入侵或国内爆发大规模武装叛乱之时,公民尤其是国家的军队才需要和可能不通过法律手段与敌人作斗争。敌人和敌我矛盾的概念,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普遍的和真实的意义。而在既没有发生外敌入侵,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的社会环境下,不应当轻易使用敌我矛盾的概念,更不应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两大营垒。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种二元道德观和价值观,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格格不入,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正义这些全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更相背离。我们只有依照法律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才可能被真正消解,社会才能实现安定与和谐。如果说,在1956年中国社会转型以后,国内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提出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很快地在实践中背离了初衷,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两类社会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提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没有继续沿用的必要。既然在30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喊了几十年的口号,那么,30多年来,在我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或者国内大规模武装叛乱,并没有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凶恶的阶级敌人,并没有发生过去曾经估计过的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今天就应当果断地停止使用敌我矛盾的概念,从而彻底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和惯性,转变治国理念和执政心态,恰当协调和处理今天的各种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尽可能地化解矛盾和冲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63-402页。 ⑵谢维营《哲学的魅力:思想探索的快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⑶谢维营《理论与历史的背反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反思》,《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⑷⑿童之伟《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法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⑸《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第281页。 ⑹参看聂暾《两极论与中介论》第一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78页。 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8页、476页。 ⑼杨学海《深入研究社会矛盾、科学构建和谐社会》,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2007-6-27http://www.china-lawyering.com/luntan7/post/443.asp。 ⑽卓泽渊《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⑾杨继绳《改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3辑。 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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