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的遗传学研究充满艰辛。为了延长生长期，要尽可能把玉米种植在暖和的地方——通常是朝南的山谷。炎炎夏日里酷暑难当，早上趁天还没热起来就早早开始工作，一干就是一整天。玉米幼苗需要不断地浇灌，万不可受旱。不管是实验室还是地里，每一株玉米都作了标记，被严密监控。繁殖期来临时，要尽可能防止意外传粉”（ Keller, p57 ） 这就是芭芭拉 · 麦克琳托克（ Barbara McClintock ）的玉米实验地，不管是实验室里精巧的细胞观察还是玉米地里繁重的田间劳作，她都习惯了亲力亲为。和玉米打交道几十年，玉米成了她一生最亲密的伴侣，她太了解它们，也热爱它们，而它们成就了这位遗传学家的科学传奇。钟情一生，对她的玉米，也对她的科研事业。 孤独的勇者 麦克琳托克有着超凡的独立能力，但长久的“独行侠”生活也意味着可怕的孤独。她终身未婚，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一人，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情感，还是科研，她有太多独处的时间。 麦克琳托克的母亲优雅而有魅力，她的钢琴造诣颇深，还是业余的诗人和画家，但她也有着受教育女性的叛逆精神，也只有这点让麦克琳托克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在一个开明的家庭里长大，麦克琳托克从小就培养了很强的自主性，小小年纪一个人独坐在角落里专注地看书和思考问题，而不是像一般的小孩子对父母和兄弟姐妹那么依赖。她很幸运，父母不强求她做什么，想学什么不想学什么，甚至去不去学校都可以自己选择，父亲还告诉老师不准给他的孩子们布置家庭作业；她就一个假小子，和男孩子玩各种运动，喜欢体育的时候把学习扔一边，但爱上学习后就很努力。虽然母亲并不希望她上大学，当教授，但这对特立独行的她来说基本不受母亲的影响，而且当时大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除了女子大学，芝加哥和康奈尔大学也欢迎女生学理科，所以麦克琳托克上大学实在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 刚上大学的麦克琳托克喜欢上了社交活动，成了学校的活跃分子，然而她无法和任何异性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来。那种亲密关系让她难以适应，即便是她和家人也很难那么亲近，她也觉得没必要有那样的亲密关系，她也从没渴望婚姻。说到这个问题，个人有点疑惑，尤其是在冷泉港的时候，漫长的寒冬夜里，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流，她真的没有过这样的渴望吗？或许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和婚姻渴求才让她寄情于工作，献身科学吧。 大三的时候她就决定成为职业科学家， 25 岁拿到植物学博士学位，然后走上艰辛的科研之路。在科研路上，她面临各种求职的困难，被排斥、特立独行、自负，她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研究结果与主流的遗传学思想大相径庭，无法被同行理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是科研上真正的“孤家寡人”。冷泉港与世隔绝的实验室生活给她带来了科研的丰硕成果，但也伴随着可怕的孤独，孤独到这个有着超强独立能力的女人也感到了“幽闭恐慌症”的威胁。若不是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加上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乐观，如何才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更可怕的孤独来自不被同行认可和理解。她在科研上表现出来的不凡让她习惯了掌声，“转座”的发现却让她陷入被孤立的困境。没有人理解她的思想，她需要倾听而不是同行们耸耸肩不屑一顾的拒斥，“感觉好像独自穿越沙漠，身后没有一个同伴。”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她都忍受着这样的孤独，直到 60 年代法国科学家 Jacques Monod 和 Fran ç ois Jacob 找到操纵子，与她的研究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她才如负重释，觉得有了知音。但这十年的沉寂对她来说打击不是一般地大，以至于 60 年代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时，也无法弥补内心的创伤。在 81 岁高龄时她独自拿到了诺贝尔奖，不知道那时的她内心深处是否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慨？ 性别困境 麦克琳托克从小就不像个文静的小女孩，还好有开明的父母亲，她才可以像男孩子一样玩，一样热爱体育。为了方便运动和玉米地劳动，她不穿裙子，剪短发，在打扮上毫无兴趣。她身上流露出来的不是温柔贤德优雅等各种女性气质，而是科学家的自主独立和全神贯注，娇小的她和一群男科学家们站在一起，眼里透着坚毅而快乐。 然而，身为女科学家，似乎注定了她会遇到更多的艰辛。在上学时她就面临如何让自己研究生身份合法化的问题，那时候康奈尔植物育种系还不招收女生。博士毕业后她又面临求职的问题，大部分的理科女生毕业后都把科研当成爱好而不是事业，嫁给科学家然后在丈夫的实验室里当助手，或者在女子大学当老师，没有人会成为科学家，学校也不愿意聘一个一心只想搞研究的女人，他们更欢迎愿意从事各种例行工作的人。博士毕业在康奈尔作为讲师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学却无法提供一个合适的职位给她，她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只要求能够有一个地方做研究就可以了。各种求职碰壁让她深感自己的性别带来的困扰，科学共同体似乎就是一个男人的共同体，不论她有多优秀，依然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直到 1936 年，距离她博士毕业快 10 年的时候，她才在密苏里大学得到一个助理教授的岗位，虽然配不上她的研究成就，但好歹让她有了一个实验室，可以安心继续她的科研。她在科研上越来越成功，声望也越来越高， 1939 年就担任了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但她依然是个助理教授，没有任何提升的机会，而且被排除在各种教师交流活动之外（根据 Keller 的采访，这可能与她自负、不太合群等性格有些关系，但性别依然是最重要的原因）。 深情的博物学家 进入 20 世纪，博物学传统已经走向衰落，精细的实验科学受到推崇。但在麦克琳托克身上，她是一位细胞学家和遗传学家，也是一位博物学家，她的研究渗透着浓厚的博物学研究理念。一是方法上，她注重观察，依靠显微镜对千千万万的种子、细胞观察。“细心的观察者知道更多”，靠着一台显微镜和精湛的染色技术，麦克琳托克发现了转座子，这对于分子生物学研究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二是情感上，她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热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对生物的复杂多变充满无比的耐心和细致，而不是只想着科学方法，解决科学问题。她列举了拉夫运河（ Love Canal ）的污染、阿迪朗达克湖泊（ Adirondacks Lakes ）的酸化和城市烟雾等环境问题，一分为二地看待科学，而不仅仅是看到科学的进步。她认为植物有着非凡的智慧，也有和人一样的情感，但人们却常常忽视这些。她可以感觉到它们的感受，赋予它们灵魂，她带着诗人和艺术家的想象，在研究玉米的时候忘记自身躯体的束缚，让研究的主客体融合在一起，她了解每一株玉米，也热爱它们。 麦克琳托克是一个科学家，她不否认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但她并不认为科学方法是认识的唯一途径，实验和推理远远不足以认识自然。她还举了藏传佛教“奔跑的喇嘛”和藏族人调节体温以及催眠术的例子，都不是靠理性去认识自然。在她自己身上，也充分利用了情感、直觉和想象这些与科学理性背道而驰的方式，这让她看上去有些神秘，也使得她难以被同行们理解。 结语 Keller 为麦克琳托克写的这本传记是科学史的经典之作，尤其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家们更是推崇。 Keller 在书里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女科学家的故事，书里贯穿着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历史，科学与社会、性别等密不可分的关系。女性主义研究者们特别喜欢 Keller 在麦克琳托克对研究对象倾注的情感、直觉和想象等非理性因素的强调，麦克琳托克自己也反复说自己多么热爱和了解每一株玉米。不可置否，麦克琳托克的这种非理性方式对她科研的重要意义，但个人觉得有点过了。她首先还是一个科学家，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相当扎实的科学功底和精湛的实验技术，所以直觉、想象和自信更多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而不是作为一个女人特有的能力。她超强的独立能力，坚定的科学信念，对家庭和婚姻的不渴求，自信甚至自负，干练利落、全神贯注的科学家形象……在很多意义上，她都不是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科学家，所以过分强调她不一样的非理性研究方法似乎不能为女性主义提供太强的佐证，反倒不如她实实在在遇到的那些职业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女人的性别给她们的科学之路带来了太多的障碍。 Ps: 因为对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是门外汉，所以我不愿过多去强调她的科学成就，作为一个女科学家案例，我更关心的是她一路艰辛和与众不同之处。做分子生物学的朋友们倒是可以好好读读涉及学科发展史的章节，相信会很有收获。 Evelyn Fox Keller,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 .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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