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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清华顶尖科学家被拘抗霾技术转化藏“致命陷阱”: redtree 2017-11-5 17:15; 清华顶尖科学家被拘抗霾技术转化藏“致命陷阱” 作者：黄秋丽来源：经济观察报发布时间：2017/11/5 10:34:30 经济观察报特约记者黄秋丽一场场严重的雾霾肆掠北京时，清华大学原副校长、热能领域泰斗级科学家倪维斗院士一遍遍念叨：“付林都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多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一年多前的2016年3月18日，全国300名能源专家齐聚济南，论证当地一个百亿环保项目的核心技术方案。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方案的首席专家付林，却在论证会的头两天被刑事拘留。付林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博导。他掌握着一项对节能减排意义重大的技术——简单地说，就是大幅提高发电厂废热的回收量，将其转变为北方供暖的热能，从而减少煤的消耗。如果你知道以下两组数据，你就知道这项技术的意义：煤是中国的主要消耗能源，消耗量巨大，其中15%用于北方冬季供暖，大量煤要燃烧转换成热能；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热能在白白浪费着——在非热电联产的发电厂，一份标准煤燃烧产生的热量，只有40%能转化为电，另外60%经过冷却后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2013年，付林的这项成果（学名叫“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最早使用这项技术的山西大同，已经从严重雾霾城市，变成了空气质量最好的北方城市——据《科技日报》报道，2015年、2016年大同二级以上良好天气数超过300天，而这项技术每年可以为大同节约67.8万吨标准煤。倪维斗院士说，“不仅是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等高能耗产业都有大量的余热直接排放到了空气中，这些废热都可以用这项技术加以利用。” 2015年底，在原环保部总工程师杨朝飞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决定成立热污染专业委员会，付林担任主任委员。但付林却无法履责——他已失去自由。按照相关规定，学会的主任委员不能更换，所以这个使命感满满的学会就这样搁置了下来。“付林救活了一个行业，”中国节能协会热电产业联盟王钦波理事长说，在此之前，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行业已经不断在萎缩，而付林的这项成果把溴化锂制冷循环原理用在了供热设备上，市场一下子打开了。付林出事之后，这项刚刚开始推广的新技术面临着很多挑战，很多城市级的大型能源改造项目都停了下来。“现在是群龙无首，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2017年6月，付林的另一项重要成果要进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答辩，但取保候审的申请没有获得法院批准。“付林对社会没有危害，为什么不能取保候审？”倪维斗院士非常不理解,尤其是在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科技创新之后。那么，付林到底犯了什么事？起因是有人给北京市检察院写了封举报信，举报他巨额贪污。2016年3月17日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对付林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2016年4月1日付林被正式批捕。2017年5月19日，海淀检察院公诉处正式起诉付林，根据起诉书付林有两项罪名，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付林案在高校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科研成果转化所引发的事故。该案的焦点在于，付林的关联公司参与了上述重大课题的研究过程，以及后续的科研成果转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说：“付林案引发最坏的影响是，现在老师们有科研成果也不敢转化了，就写写论文吧。” 所有像付林一样搞科研成果转化的教授们，几乎都面临着一个“身份的嫌疑”——既是国家公职人员，又能通过科研成果转化赚钱，一身兼二任，很容易就有拿着国家的资源给自己用的嫌疑。付林被人举报贪污正是这个逻辑，前两年影响巨大的“浙大褚健案”也是这个逻辑。“我们这里的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比美国大学差太远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接受采访时说，这几年国家出台了大量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但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以及制度安排。他举例说，美国大学里面有一种中介组织叫专利转换办公室，从业者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商人，而是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专利带来的商业利益，1/3归专利转换办公室，他们的工作很高效，整个技术转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类中介组织可以帮助教授们在科研成果转化时避开直接面对市场的很多问题。付林的妻子曲燕说，自从成立公司之后，她和付林就一直有很重的心理负担——不仅怕学校的人说拿着公家的资源给自己做事，也怕外面的人来找麻烦。有公司的那几年，付林不止一次遭到敲诈和威胁。2014年8月，付林卖掉了公司，准备彻底淡出商业江湖。但这个举动并没有让他避开泥沼。陷入麻烦的科技明星 2016年3月16日，付林的日程和往常一样排得很满，吃完早饭他就到了办公室工作。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带上了出差的行李，准备下午去济南。第二天他有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参加中国节能协会组织的技术鉴定会，二是要向济南市委领导班子汇报工作。济南市投资100亿元的重大项目“外热入济”刚刚开始施工，付林是首席专家，他领导的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由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改制而来，以下简称“清华规划院”）能源所是这个项目的规划和技术支持方。头一天下午，付林接到了清华大学纪委的电话，让他3月16日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说明情况——他又被人举报贪污。早上9点多，付林已带着行李赶到了海淀区检察院。从这个举动来看，他似乎还在想着出差，根本没有预料后面会发生什么。 10点，付林的妻子曲燕接到了海淀检察院的电话，让她去送一些资料。 11点，曲燕赶到检察院交材料时，听到隔壁房间付林正在大声解释，很生气。曲燕想起两年前曾有人扬言要“把付林送进去，判10年以上”，有些担心。但她仍然自信，只要付林把问题解释清楚了，很快就能回来。这不是付林第一次被举报——2015年10月，清华大学纪委也收到过类似的举报信，但清华纪委、规划院对付林进行调查后，认为没有问题。所以，曲燕认为以前都说清楚了，这次也能说清楚。但她没想到的是，付林很快被关进了看守所，他的声音再也没有听到过。没有听到付林声音的，还有中国节能协会组织的300多位专家学者。2015年-2016年采暖季，付林团队研发的另一项技术“全热回收的烟气余热回收技术”第一次成功应用于燃煤电厂——济南北郊热电厂，实现了燃煤烟气降污及深度余热回收一体化。2016年3月18日，来自全国的300名专家齐聚济南，对这项技术进行鉴定和研讨，本来这是一场行业盛事，但主角却缺席了。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播放的中国宣传片中用了30秒的时间介绍这项中国独创的技术。2016年这项技术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并且被推荐参选了2017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但付林已经失去自由，取保候审没有被司法机关批准，付林缺席答辩会而与该奖无缘。济南市的领导班子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付林——投资100亿的“外热入济”项目已经投了好几个亿，突然没有了灵魂人物，这个事关民生的重大工程该何去何从？“外热入济”是济南的一把手工程，简单地说就是把济南周边电厂排放的废热引入济南，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技术安排，转化为城市供暖的能源——据估算，每年济南因此能节约335万吨标准煤，并且可以减排0.8万吨烟尘、2万吨NOx、2.2万吨SOx。 2016年6月1日，济南市发改委给清华大学发函，请求让付林教授尽快恢复工作。7天之后，太原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也给清华大学发来了请求付林尽快工作的函件。太原也在进行济南类似的工程，通过把太原40公里外的古交发电厂的废热引入太原，将解决太原8000万平米的供热，相当于太原市供热面积的一半。济南和太原都是城市级的能源系统改造工程，一则投资巨大，二则工程技术极为复杂，很多突发问题出现之后不知道怎么办。清华规划院能源所另一位重要成员张世钢教授介绍，自从付林出事之后，很多城市级能源改造项目都停滞了，“有好几个市的主管部门都和我聊过，但一听说付老师不在就没有下文了”。给社会带来巨大期待、给付林本人带来巨大声誉的，都是他那项重要技术成果——“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但给他带来厄运的，也是这项技术。如果只满足于写论文，那么付林的生活可能很安稳，但他恰恰不是这样的人。“很多论文不成果转化就是一张纸。”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说，尤其在非理论研究的工程应用领域，不把真东西做出来，论文是对是错都可能不知道。他说付林“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单从理论上来说并不难，也不是只有付林想过——华北电力大学的一位老教授也曾想过，他本人很早就和远大空调董事长张跃谈过类似的、把溴化锂制冷设备原理用于供热的技术，但没人相信。没人相信的原因还在于，这类技术创新成本动辄上千万元，没有公司愿意冒险。 2005年在给济南做供热规划时，付林得到了废热回收相关技术的灵感。而这项技术里需要研发一些非常重要的设备，后来的学名叫“吸收式热泵”。付林首先找到了清华同方下属的同方川崎，这是一家能生产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设备的公司，希望它成为这项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未果。后来付林又找了江苏双良、远大空调等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设备公司，都没有人理他。彼时付林只是一个年轻副教授，行业里的无名小辈。 2006年付林说决定自己干时，张世钢不太相信，“既没有钱，也没有人，怎么干？” 为了研发这项技术，付林做的第一件事是说服家人，于2006年下半年成立了北京环能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瑞通”），股东为其岳父、岳母。 “成立这个公司是没办法的办法，”张世钢说，一则外面的公司不愿意投入，二则能源所的经营范围只有规划设计，没有研发设备的资质。此外，研发这个设备需要的人才比较复杂，专业上需要热工、机械、电气等多专业联合，学历层次上既需要教授，也需要学历较低的设计、绘图、调试、安装施工等技术人员，而后者无法安置到能源所，只能成立一家公司作为留人的平台。公司成立后不久，机会就来了。2007年，付林偶然看到北京市科委征集科研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地打电话给张世钢，让他赶紧弄材料申请课题。最终这个课题被北京市科委立项，经费为874万元。付林最终被检察院起诉贪污的220余万元即来自这个课题。伴随着这220余万元流转的，是4家机构签订的4份合同。至少从表面上看，正是这几份合同困住了付林。危险的合同 2007年9月，付林团队拿下北京市科委的课题，课题组成员单位包括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6家单位，环能瑞通作为设备研发方，也是课题组的成员单位之一。其中清华大学属于牵头单位，北京市科委将科研经费统一打到清华大学账户，再由清华大学根据进度划拨到各成员单位。课题进行不久，2008年初付林团队就发现之前设想的技术路线有问题，需要调整。北京市科委的课题经费是按照2台设备申报的，而新的技术路线需研发7台设备，科研经费一下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另外，和课题组合作的太阳宫电厂承担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供电的职责，这个课题眼看没法再进行了。如果不是江亿院士，课题很有可能就此夭折。江亿是供热领域唯一的院士，在业内享有盛誉，他在内蒙古出差时偶遇老朋友、赤峰富龙集团原董事长景树森，谈起了付林的这项技术。景树森也是业界资深人士，一听非常感兴趣，表示愿意资助付林团队完成研发。 2008年5月3日，景树森召开了集团中层会议，江亿也在场。景树森的发言让江亿十分感动，至今记忆犹新：“（供暖）这行也快走到死胡同了。国家要环保，不让烧煤让烧天然气，成本涨了3、4倍，但供热不让你涨价。要你扩大热源，又不让你盖锅炉。所以咱们公司、行业都没有活路。现在江老师那儿有一个技术，咱们必须得试一试。” 最终，赤峰富龙集团决定其下属的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龙热力”）建设试验工程，并赞助科研费用。于是，付林及团队得以在赤峰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富龙热力的意外出现，成为付林课题的转折点。由于环能瑞通没有工厂，只能设计图纸、做局部实验，设备生产只能委托外面的公司。在江亿院士的牵线下，同方川崎成为环能瑞通的设备委托生产方。此时，付林课题组的经费变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北京市科委的纵向课题经费（先期划拨入清华大学账户），另一部分来自富龙热力的赞助。按照正常流程，所有的课题经费都要打入清华大学账户，并且由清华大学划拨给课题成员单位。但因为现实原因，付林课题组并没有严格走这个流程。在研发设备的过程中，清华大学、环能瑞通、富龙热力、同方川崎4家机构签订了4份合同，而这些合同让付林的故事变得极具戏剧性。 2008年8月，富龙热力向环能瑞通支付了380万元，作为研发设备的费用。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这笔款的用途是富龙热力向环能瑞通购买5台设备，共420万元（最终支付金额是380万元）。当时正值研发最紧张的时刻，张世钢偶然看到合同十分吃惊，明明是富龙热力赞助的科研费，怎么合同变成了向环能瑞通买设备的款项？经办人员给张世钢的解释是，对方财务不好走账，所以把赞助费编了个其他明目。张世钢觉得这份合同可谓离题万里，似乎不妥，但时间紧张也就一晃而过。赤峰富龙集团前董事长景树森向记者证实，这380万元确为支持付林课题组的科研费用。但当时富龙热力并不是课题组的成员单位，不能把这笔钱直接打入清华大学账户，所以打入了环能瑞通。2011年，在这个课题验收时，富龙热力才被列入课题成员单位，后来这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富龙热力也是获奖单位之一。在经过审计的该课题验收报告上，富龙热力支付的380万元被明确列为研究经费。 2008年10月，环能瑞通要向同方川崎支付设备委托加工费用，这笔费用产生了两份合同。一份合同是清华大学与同方川崎直接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向同方川崎支付327万元。与此同时，环能瑞通与同方川崎签订了另一份合同，即更加详细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约定除了清华大学直接支付的费用以外，剩余的费用都由环能瑞通支付。而头一份合同存在明显瑕疵——同方川崎并不是课题组成员单位，清华大学应该首先把科研经费拨款到环能瑞通，再由环能瑞通支付给同方川崎。这份合同很容易造成混淆，从字面意思上看是清华大学委托生产设备，事实上清华大学只是代管北京市科委的经费。据张世钢介绍，这327万元其实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设备生产费用，应该从清华账户转入环能瑞通，再由环能瑞通支付给同方川崎；另一部分是试验检测费用，课题组委托清华大学做试验检测，而清华大学租用了同方川崎的试验台，所以这部分费用应该由清华账户直接支付给同方川崎。“我们想分两次打款太麻烦，就把它们合在一个合同里了。” 如果把这份容易混淆的合同与第一份合同连起来看，有心人应能发现隐藏的问题。2010年，环能瑞通的一位员工和付林发生矛盾，曾要挟举报付林，理由就是以上两份合同，只看字面意思是这样的：清华大学出钱请同方川崎做了设备，而环能瑞通把这些设备卖给了富龙热力，所以付林有拿着公家的钱牟利的嫌疑。这个举报最终没有发生，但是危险已经出现了。 2010年8月，环能瑞通向清华大学账户打入105万元。张世钢说：“当时付林在清华大学科研账户上的资金不多了，所以就让环能瑞通支援一些经费。”清华大学财务部门的记账凭证显示：这105万的最终流向是，清华大学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后拨付至了付林的科研账户，用于后续技术研究。老师们和学校来往的每一笔钱都要有合同，但这笔钱在合同里却是这样描述的——环能瑞通和清华大学签了《样机设备回收合同》及《样机中所使用设备回收合同》，约定由环能瑞通支付给清华大学共计105万余元。张世钢介绍，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设备回收行为，环能瑞通研发的设备一直在赤峰富龙热力的模拟试验项目上，2010年之后这些设备再也没有用过，后来设备报废。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起诉书这样指控付林：“将由清华大学使用北京市财政科研资金研发的7台设备中的5台，以个人控制的北京环能瑞通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售给课题成员单位赤峰富龙热力公司，使得环能瑞通获利380万人民币。案发前，环能瑞通以样机以及样机设备回收的名义向清华大学退还105万，造成科研损失费220余万。” 奇就奇在，环能瑞通向清华大学账户打入105万元，合同的内容恰恰是设备回收，刚好证实了第一份合同里把设备卖给富龙热力的细节。那么，为什么偏偏就签了这样一个合同呢？张世钢说，付林在被那位员工威胁之后，他们也觉得前面的合同签的欠考虑，所以签这份合同时就想找补一下，想把设备的事说圆一点，所以就有了所谓的设备回收款。“但这个合同写的极其含糊，根本没有说设备是谁制造的、归谁所有，因而也没有明确回收谁的设备。”张世钢说，但没想到越说越乱，越说越说不明白。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认为，付林的这笔科研经费没什么说不明白的。她介绍，高校老师的课题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机构立项的纵向课题，比如从科技部、北京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等申请的课题；一种是横向课题，比如企业委托的课题。纵向课题的管理非常严格，结题时有专门的审计机构做审计，2011年付林的这个课题通过审计并顺利结题。 “纵向科研经费就是要花在课题上，应该按照预算花光，如果经费有结余，按照国家规定应该收回。”朱颖心教授反问，“按照有些人的逻辑，北京市科委拨了327万经费，环能瑞通退了105万，没有退回的220余万就是损失。但是北京市科委这个项目总经费是874万，其他项目成员单位都没有退回的是不是都算损失？如果874万全都退回北京市科委了，相当于这个课题一开始就不该立项！” 朱颖心介绍，科技开发类纵向课题的负责人们还得承诺自筹经费，否则不能拿到课题，国家机构经费与自筹经费的比例在1:1到1:2。根据付林课题组的审计报告，课题组自筹经费1234.38万元，其中环能瑞通的自筹经费是502万元，赤峰富龙的380万元就属于其中的一部分。朱颖心说，国家的钱都花在项目上了，还自筹来了上千万的费用，而且最终成果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每年那么多纵向课题，有几个能拿到国家级奖项？我就不明白，付林到底让国家损失了什么？” 生意的江湖在被举报前一年，付林还有一次很刺激的经历，2014年7月江阴市公安局曾来找过他说明情况。“当时我接到了江阴市公安局的电话，说是接到群众举报我们合同诈骗，警察已经到了北京，让我去说明情况。”清华规划院能源所所长边兵说。付林也接到了电话，当时他正在和一位业界人士吃饭。“付林还真的准备去，我劝他千万不要去，万一弄到人家地盘上就被动了。”这位人士说。后来付林和边兵一起去见了清华规划院院长袁昕，袁昕建议由院方出面会见。江阴市公安局接到的举报内容，牵涉到能源所和付林的另一家公司华清泰盟与江苏双良集团山西分公司的一个合作项目，举报的依据依然是一份合同。据了解，清华规划院对这个项目进行过详细调查和梳理，认为事实清楚，系企业间正常经济往来，不存在违规行为。清华规划院出面对江阴市公安局做了说明，此事不了了之。江阴市调查的这个项目，反复出现在了后面两次对付林的举报中。北京海淀检方对付林的第二项指控“挪用公款439万”所涉项目，也正是江阴市公安局调查的项目。要把江阴市公安局调查的这个项目说清楚，又要说几份合同——这依然是一个合同的故事；而要把这些合同说清楚，就涉及到付林的另一家公司华清泰盟。 2010年8月，付林让曲燕注册了华清泰盟，法人代表是曲燕。公司成立的背景是付林团队即将拿下大同同煤集团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供暖改造工程。“之前的环能瑞通根本没有管理可言，引来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如果能把大同项目拿下来，大家感觉可能有机会，希望有一个干净的平台来运作。”张世钢说。此后，在科研成果转化的项目中，同是付林团队的能源所和华清泰盟各有分工：能源所主要负责项目规划设计，而华清泰盟主要负责设备的设计、监造、调试等相关业务。大同的项目是付林这项技术第一次在现实中运用，很多人吃惊地看到，在不增加能源消耗的情况下，被改造小区的供热面积增加了50%。但更具诱惑力的是这项技术的市场潜力，山西大同这个项目不过是个小型工程，合同金额已经上亿，而大型的城市能源改造工程动辄几十、上百亿。合作邀约纷至沓来，商业世界笑脸盈盈对付林招手。直到华清泰盟成立时，付林团队才第一次给公司找了“法律顾问”——一个即将从学校毕业的、实战经验不足的法律系学生。付林的技术开始走向市场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付林注定是昙花一现。他就像个小娃娃抱着大金砖走在路上，自己还不知道危险。” 大同项目成功之后，最积极来找付林合作的是一家叫江苏双良的公司。“其集团高层几次到北京找江亿院士和付林谈，希望独家技术合作。”张世钢说，但最终双方没有谈成。紧接着是双良的山西子公司来谈项目合作。付林团队负责商务的边兵对此印象深刻：“2011年1月大同项目刚刚投产，他们就找来了，说是山西有8个电厂要改造，催着我们赶紧开始做调研。我们干到春节那天才放假，大年初三又开始上班。” 付林的“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在应用中涉及两方面，一是对电厂的改造，二是对城市供热系统改造。这类事关民生的项目非常复杂，首先要有专业机构做可研报告，评审通过之后才能立项，立项之后才进入商业环节。因此，山西双良和付林团队签订的第一份有实质内容的合同，就是关于可研部分的。2011年3月，山西双良与能源所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电厂改造的可研合同，另一份是城市热网系统改造的可研、以及初步设计的合同。张世钢介绍，这两份合同均没有填写合作金额，因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研、设计费都是按工程总金额的百分比计算，而当时可研都没有做，所以根本无法知道工程总金额。他展示给记者的合同上，合作金额处确实为空白。 “这两个合同其实都没有执行，因为很快山西双良又提出让我们做技术总承包，也就是把可研、设备监造、施工指导、系统调试等等全包给我们，所以又在谈一个新的技术总服务合同。”边兵说。然而问题在于，边兵所言那两份“并未执行的合同”并没有走作废程序，这成为这个故事中最大的一个悬念。在协商技术总承包时，因为涉及到设备监造，华清泰盟就出现在了这个合作中。2011年4月18日，山西双良、能源所、华清泰盟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主要内容是山西双良支付技术总服务合同中的可研和设计费用的首期预付款600万元。支付这笔款项的原因是，2011年4月25日，山西五个电厂的可研报告要送国家电规总院进行评审，而参与可研报告的还有华北电力设计院等三家机构，它们在评审之前必须拿到服务费。这份三方协议的甲方为山西双良，乙方为能源所与华清泰盟，协议上明确约定“甲方首期预付款600万元根据技术总包协议付至北京华清泰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但2014年江阴市公安局来调查时，举报资料里说，我们逼着双良把应该打到能源所的600万，打到了华清泰盟的账上。”边兵说。而依据，就是2011年3月山西双良与能源所签订、并未执行的可研合同。据代理律师周泽介绍，被收录在举报资料中的这份合同金额处，却有一个手写的600万元，且没有经过双方盖章确认。这与能源所留存的那份金额处空白的合同不一致。记者致电双良集团山西分公司负责与付林团队谈合作的陈喜报询问合同细节，对方称“不了解情况”。北京检方的起诉书上，指控付林利用“担任能源所所长的职务便利，指令双良公司将应付能源所的600万元支付到华清泰盟公司，其中439万元被华清泰盟用于经营”。又因为能源所是规划院下属机构，其性质是“全民所有制”，所以这个举动又被指控为“挪用公款”。这份检方指控的依据，依旧是那份“没有执行的合同”。 “这份合同当时就应该走作废程序，但是大家都没有那个意识，不出事也根本想不到会有问题。”边兵说。那份三方协议签订的几天之后，山西双良的几个项目通过了可研评审。但很快，“山西双良说，按照双良总公司要求，设备必须由它们制造，不能让华清泰盟做。”边兵介绍，设备是这类项目里利润比较高的部分。此时，双良的一些项目已经通过可研评审，而且拿到了华清泰盟做的初步图纸。这个变化让付林很恼火，合作最后不欢而散。这些细节也没有得陈喜报的确认。与山西双良的合作搁置后，华清泰盟与清华规划院就善后事宜进行了协商。根据双方签署的《关于山西双良公司合作项目执行情况的备忘录》，这600万的去向如下：161万元用于支付给华北电力等3家可研报告编写单位；35万余元用于代缴税款；剩余403万余元由华清泰盟分批支付能源所。 2011年9月，华清泰盟与京能集团下属的源深公司合资成立了华源泰盟，源深公司控股。“很多公司来探讨过合作，我们选择了让国企控股，商务和管理实际上是交给了他们。”曲燕说。 2014年6月，源深公司又将所持华源泰盟股份挂牌出售。“商业上的事让付林很烦，他也不想干了，所以我们也准备把股份卖掉。”曲燕说这时双良的人又出现了，多次找她和付林，要求把公司卖给双良。记者向双良这位高管问询当时是否有买下付林公司的意愿，他表示“不便于谈”，但“股权拍卖(现场)肯定不是我们”。有意思的是，付林真的去找过另外一家最有竞买意向的公司——烟台冰轮，让他们不要买了。但因为股份是公开挂牌出售，价高者得，这已经不是付林能左右的局面。在烟台冰轮竞得华源泰盟股份后不到一个月，江阴市公安局的调查就来了。身份的嫌疑在一连串阴差阳错的合同事件之后，付林得到了两项罪名：贪污和挪用公款。在这个案件中，一共出现了付林的3家关联公司：环能瑞通、华清泰盟、华源泰盟。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初由外部公司取代付林的关联公司，成为其搞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平台，那么付林可能不会涉入商业江湖，他也就不会面临如上的指控。但问题恰恰是，当时并没有公司愿意支持他。 “科研成果转化的第一步并不是企业在求你卖专利，常常是你要去求企业支持，把初步产品做出来。”江亿院士说，很多人都以为把专利或者想法卖掉就完成了科研成果转化，但现实从专利到产品还有很长的路，很少有企业冒风险买单。如果得不到企业的支持，只能自己组织资源做开发，组织资源就少不了要开公司，而开公司就有一堆麻烦事——付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入了商业江湖中。江亿院士也有类似的无奈经历，因此特别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安安心心把第一步转化先做出来”。但这科研成果转化最难的第一步，在当下大学体制、社会机制中是一个空白地带。最初，曲燕很反对付林注册环能瑞通，她的顾忌是，老师们开公司总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一开始，曲燕的这种忧虑似乎是多余的。但随着技术研发成功，尤其是技术的商业价值被市场认可时，这种“身份的嫌疑”就会越来越重，直到变成无法承受之重。在固有的观念中，知识分子应该是安守清贫的，而付林在网络上被一些人称为“清华首富”，这本身就很容易招致猜疑。但即使没有注册公司，付林也早已跨入商业的河流。中国的高校体制下，很多老师事实上都是小老板。以付林为例，虽然他领导的能源所是科研机构，但也是不折不扣的公司实体——它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下属机构，企业性质是全民所有制，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是付林，注册时间2004年。但规划院并没有给能源所注册资本，也不给员工发工资，事实上能源所是自负盈亏运转，付林要像老板一样组织人马做研究项目挣钱，否则就没办法给研究人员发工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说，这类研究所在高校很常见，主要是便于老师们承接项目，以及提供平台留住高水平科研人才。但能源所“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为付林后面被指控“挪用公款”打下伏笔。回到环能瑞通。张世钢介绍，这家公司并没有经营活动，主要是安置课题组从事设备研发的工作人员，管理上也很粗放——最初由付林的一个朋友代管，后来由一位员工管理，甚至公司的公章都放在这位员工手里。这样松懈的管理，已经为付林出事打下了伏笔。那么，老师们的关联公司到底能不能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据接近此案的人士透露，清华大学科研院负责人2017年1月在接受检察机关问询时明确表示，科技部、北京市和清华大学对关联单位参加课题没有限制，清华大学牵头的课题，课题负责人可以把确实承担科研任务的关联单位加入到课题里来，而且将课题经费拨到课题参与单位，也不需要对关联关系进行申明。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国家鼓励科研人员创业，高校出现了一大批学科性公司，都是挂着公有制之名的红帽子公司。这些公司在股权上的复杂性，制造了很多故事，比如浙大褚健案。此后国家又多次出台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但老师们开公司始终笼罩在身份嫌疑的阴影中——在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下，做得越成功嫌疑就越大，做得不成功倒是没人关注。在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案件中，知识产权是一个很容易出事的领域，拿着属于学校的专利给自己赚钱等同于贪污。这个指控曾经也出现在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对付林的起诉意见书里，环能瑞通拥有3项专利曾被估价2800万，因此检察院指控付林贪污2800万。而在最终的起诉书上，这项指控消失了。张世钢介绍说，环能瑞通在这个课题中一共有12项专利，其中9项是环能瑞通和清华大学共有的专利，主要是规划方面的；另外3项专利是环能瑞通独有的，是有关设备结构工艺方面的，与清华无关甚至与付林个人也无关，这是环能瑞通高薪从远大空调挖来的技术人员做出来的。国家出台的科研政策明确规定，参与课题的单位谁做出的专利归谁所有，环能瑞通的3项专利经过了清华大学三级审核和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的权属界定。所以这项指控并不成立。曲燕从付林的前任辩护律师处得知，对付林案要不要起诉，检察机关内部曾争议很大，最后还是决定给诉了。最初的起诉意见书指控付林贪污上亿，但最终的起诉书指控付林贪污220万、挪用公款439万。据了解，付林案经历了两次退侦、延期侦查——检察院对付林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包括他带的本科生都被约谈，并没有查出其他什么问题。付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江亿院士讲了两件往事。他和付林一起做过一个德高望重科学家的项目，付林是项目负责人，但进行到一半发现项目不能成立。后来他和付林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召开了研讨会把项目撤了，把剩余的科研经费退了回去，尽管这样做很没有面子。第二件事，广州某项目请付林作为专家团成员参与论证会，付林从技术合理性上认为项目不合适上马，结果主办方当场表示不悦，不仅不付专家论证费，连回程的机票都不给买。在很多人的眼中，付林是个典型的科技工作者，他快要磨破的电脑包和皮带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景树森曾经建议付林学点历史、社会学，还给他开了个书单，但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付林已经失去自由。“他的时间都是以秒来计算的，”曲燕说，付林长期家庭、办公室两点一线，晚上经常工作到很晚，他绷得太紧让家人也很紧张。王钦波说，和付林见面几乎都是夜里十一二点，付林下班之后，“好像这个人不知疲倦”。有一次付林晚上10点多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于是逐个打电话训人，打给张世钢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付林做的最疯狂的事，就是2010年底山西大同的那个项目。“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可能我们团队就散伙了。”张世钢说，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是最为艰苦的一年，能源所已经快发不出工资了。付林在一个会议上偶遇大同市某领导，这位领导有一件麻烦事——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解决同煤集团棚户区改造工程的供暖问题，已经形成了社会矛盾。而付林恰好有解决方案。这位领导也是半信半疑，最终和付林达成了一个非常苛刻的口头协议，这个项目成功运行后才补签的合同。实际上相当于大同市借了上千万给付林个人做工程，如果工程失败，付林个人要还钱。在接下项目之前，江亿院士曾提醒付林要想清楚，“搞不好你要坐牢的！”付林最终还是接了大同项目，张世钢说，付林想的是“如果不做个真项目出来这个技术就死了”。王钦波说，“只有疯子能干得出这种事。” “付林本科学的是电厂有关的，后来跟我读博学的是供热。”江亿说，付林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把供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打通了。在失去自由之前，付林正在研究进一步把电和热打通，也就是“热电协同”，江亿院士认为这是一项更具开创性的技术，“全世界都没有”。举例来说明——有大量的风力发电不能上网，原因在于电网容量有限，如果非用电高峰期刮来一阵大风，发出的电没有地方用就只能白白浪费掉。不仅是风电，核电、光伏发电都有相同的浪费情况。能不能让这些要浪费掉的电做功转化成热，再变成城市供热的热源？这就是付林研究的热电协同，这项技术将为我们节约更多的能源，减少更多的排放。付林出事后，这项重要研究停滞了。评论：科研成果转化要避免掉入“陷阱” 来源：北京青年报发布时间：2017/11/5 9:58:50 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实施转化和经营，貌似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他们难以再开展其他研究，还可能因为缺乏企业经营经验，导致成果转化和经营失败。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推进、实施科研成果转化，是最不专业、最缺乏效率的方式。付林原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博导，他掌握的一项技术可以大幅提高发电厂废热的回收量，将其转变为北方供暖的热能，从而减少煤的消耗。在这项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付林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今年5月被正式提起公诉，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这是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在科研成果转化中被控犯罪的又一起典型案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出台了诸多鼓励科研人员实施成果产业化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科研人员直接推进成果转化面临着现实的风险。付林案之所以引发关注，就是因为暴露了科研成果转化中科研人员的沉重尴尬。据介绍，美国大学有一种中介组织叫“专利转换办公室”，从业者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商人，而是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专利带来的商业利益，1/3归专利转换办公室。这类中介组织可以帮助大学教授在科研成果转化时，避开直接面对市场可能产生的很多问题。相较之下，我国长期缺乏这样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这也是我国科研成果转化难的一个关键所在。实践表明，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去进行产业化，不但会涉及利益纠纷，本身也不利于科研成果产业化。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要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往往要自己“下海”组建公司，具体推进成果转化工作，这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公司经营如何与课题研究“分离”。近年来多起科研人员被起诉的案件，大都与科研人员成立与课题研究、成果转化的“关联公司”有关，科研人员被指利用关联公司侵吞、贪污科研经费。其二，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实施转化和经营，貌似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他们需要把主要精力用到这项成果上，而难以再开展其他研究，同时还因为缺乏企业经营经验，可能导致成果转化和经营失败。可见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推进、实施转化，是最不专业、最缺乏效率的方式。真正双赢或多赢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模式，是教授做教授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中介做中介的事。一方面，科研人员在进行应用型科学研究时，应当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坚持市场导向和需求导向，将研究和产业需求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具有产业化的前景。另一方面，要明确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角色和职责，应当由专业的机构去实施成果的中试、孵化，孵化成功后再由企业进行量产。由专业的中介机构进行成果的中试、转化，可以对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估，科研人员可以从成果转让中获得收益。如果在成果转化中需要科研人员持续支持，高校可以给科研人员选择空间，比如花一段时间在企业中担任顾问、技术指导，然后这段时间后，必须做出要么继续当教授、要么留在企业的选择。实施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发挥科研人员、中介机构和企业各自的优势。对科研人员来说，可以将更多精力专注于科学研究，同时也有很好的机制去推进成果产业化，可以从产业化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利益，既消除了科研人员难以推进成果转化的担忧，也能让科研人员避免掉入科研成果转化的“利益陷阱”。去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完善技术转移机构服务功能，完善技术产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等各类平台功能，促进科技成果与资本的有效对接。这里的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产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应当是专门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充分发挥这类中介机构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服务职能，才能为科研人员提供专业的促进成果转化服务，帮助他们消除掉入“利益陷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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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创业，如何过这几道难关？: 热度 1 flytxl 2016-8-22 16:51; 既然选择了不走寻常路往前走，少回头… 30年前，如潘石屹、王健林等多位商界大佬通过递交“停薪留职”申请书，踏上了创业之路。 2016年逐渐细化的鼓励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系列政策，因为出发点的类似，被称为“停薪留职2.0版”。这一2.0版本的最终实效如何，我们无法预知，但可以断定的是，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河中，必将因此增添许多耀眼的科技浪花，它们璀璨，但肯定来之不易，因为，创业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科研人员创业，难度系数则更上一个等级。在我们看到和接触到的科研创业群体中，有的出师不利而心生退意，有的屡败屡战越挫越勇，各人技术不同、行业不同，经历经验、性格差别也很大，但以下的几道关，几乎是他们大部分人正在或即将经历的难关： 1、如何定义自己的核心产品我们在接触中发现，许多科研人员常年的技术成果积累很多。商业计划中，通常都会列3、5个产品，但每一个产品计划又讲的比较空泛，自己没想清楚第一个要做什么产品，以及大致的操作计划如何，导致踌躇不前。以一项X光应用技术为例，既可以用在医疗上，也可以用在工业检测上，还可以用在环保领域，如何操作？比较有效的经验是，此时一定要走到市场、行业中去，去接触你的潜在用户，广泛地获取一手信息，然后再根据自身目前的实际情况，如技术阶段、资金实力、团队情况等综合分析判断，决定第一个要进入的市场及产品。特别要提醒的是，不要把以前申请课题时应付了事的需求分析当做真实市场需求，想当然的给自己的产品和市场画出一副画像，迎来的可能是市场一记响亮的耳光。２、忽视实现产品的难度王晋创业前在中科院供职多年，其自身及周边同事对科研人员创业的最大经验总结之一是，不要把技术当成产品。当你决定做一个产品的时候，实际上开始进入一个二次技术开发过程，而很多二次技术的难度并不亚于一次技术，开发出目标产品的难度和时间经常是超出预期的。而企业不同与科研机构，要发展的前提是先生存下来，王晋等已经迈过这一关的科研创业者的经验是：细心雕琢、慢慢研究是实验室里的“奢侈品”，不要执拗于一次就生产出十全十美的产品，应先贴合一部分市场需求，尽快推出产品抢占一部分市场,之后再不断完善,逐步升级。３、团队及公司管理高校院所里大部分研究生将老师称作为“老板”，殊不知，创业后的老板要难当多了。我们排除那些“三头六臂、头上长角”的技术创业家，大部分的科研创业者擅长技术和产品，而弱市场弱企业管理。因此在准备创业时，最好能找个有行业背景的强于市场和销售的人加入，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也许不少科研创业者会说，我是愿意找的但是找不到，这里其实是一个股权激励的问题，不是还像在学校里找几个学生干活那么简单，需要更多的开放与利益分享。诚如一位科研创业成功者所说：如果科研人员只是技术方面强,又不愿意合伙,那建议还是搞科研去。本文首发于科创帮（ www.kechuangbang.com ）--- 不埋没任何一项有价值的技术！微信公众号（ kcbang_cn ）; 4355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一个涂料技术人员创业心路：我是如何被骗的: flytxl 2016-6-20 17:10;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涂料行业从业者的糊涂往事。那一年，我在一涂料集团公司工作，工作、待遇都还可以，老婆、孩子也在身边，应该说比较满意吧。但是我的平静生活却很快被打乱了。那一天，我一个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来找我，我在这里叫他老王吧（不是王八蛋的王哦），老王带来了一个样品。他说这个产品市场非常看好，但是苦于生产不出来。他说他已经找了很多研究单位和老专家后，都没有办法研究出来。前几天才想起我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打听了三天才找到我。我收下样品，做了分析后告诉他，可以研究出来。老王喜出望外，催我立刻开始研究。一个月后，我将十几页纸的研究成果给老王，他回去后半个月没有来找我。我就奇怪了，给他打电话，他说这个项目最低估计投资要300万，他现在没有钱。所以正在发愁呢。我说，你手里有多少？他回答说：“50万”。我又开始重新研究，最厉害时连续三个晚上没有睡觉。我发现自己陷进去了，搞技术的可能都有过这个情况。一个星期后，我给老王打电话说我有新工艺了，可能十几万的设备就能拿下。老王让我整10公斤样品出来。我就花了一个星期搞出10公斤样品出来。可是他们对能不能拿出去试样没有把握，因为我的样品同他们的原来的样品在技术指标上有出入。我就花2个小时给他们上化工原理课，他们才有点相信了，其实他们有点不太相信我能搞出来。后来老王拍板，决定去试样。其实他们心情可以理解，因为试验失败要赔偿十多万元的。试验结果是一切OK，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王拼命让我辞工，回去同他一起开公司办厂，来生产这个产品。我考虑了几天，刚好公司法人更换，新老板也没有给我合适的位置。我就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回去同老王开公司。这是被骗的开始。生产这个产品要用到一核心材料，我多方联系，终于在上海找到一个资深的化工同行朋友，我叫他老朱（不是猪头三的猪）。老朱保证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我、老王、老朱在上海签定了供货协议。就这样产品顺利推向市场，反映良好，利润丰厚。就在我有点飘飘然的时候，事情在慢慢往我不愿意的方向发展了，我挡也挡不住。就在我们顺利同老朱进行了多次交易后，老王同我商量要压老朱的价格。我就说这个你和他去谈呀，谈判的第一个回合，老王没有成功。这个事情我不好多嘴，他们都是朋友，但是我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工作准则的，也不允许我多说话。又过了一个月，老王的进货量逐批多了起来，完全超过我们的实际使用量，我不理解。老朱那边也吃不削了，合同约定他必须保证供货的，否则违约呀。在老朱的建议下，我们又到上海谈判。老朱说，你们这样搞我吃不消。老王说我们现在销售量大。最后重新协商，老朱保证月供应不低于20吨，老王同意付5万元定金（20吨货价格近80万），每次带款提货不低于5吨。协议签定后，老王几乎天天给老朱电话，催货。就在老朱首批20吨完成后，老王却再也不催提货了。其实，我们厂里的货够使用2个月的。老王给我下达一个工作命令，2个月在全国必须找到第2家原材料供应厂家，并进入实质性谈判。从公司的角度，我知道老王是对的，也是合理的。所以，我只好开始多方联系。但是我感到有问题要发生。果然，老朱不见我们去提货，他沉不住气了，主动给老王打电话。老王回答说你的货太贵了，我们刘工已经找到新的供应厂家了，比你们便宜3000元/吨。老朱急了，说我们有合同的。老王说：“是呀，我最多5万元不要了。”老朱快要急哭了，他为了这个货借了30万。他给我来电话。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什么也不能说。与我无关的，老朱骂我骗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骗的他。后来他主动给老王让3000元/吨。老王象征性去拉了2吨货，货来回来后，又给老朱打电话说我反映原材料有质量问题，必须立刻换，否则不能保证供货了。老朱没有办法，夜里找车送2吨货过来。货送到后货款自然被扣压，作为质量保证金。老朱此时才发现情况不对了，风已经转向了。他心理恨我恨的要命，就向老王告发我向他索要回扣。他想死心塌地傍着老王，他认为我的存在会严重危险到他。老朱曾经带给我老婆几个样品，让我老婆帮忙分析，同时给我老婆2000元钱。我开玩笑地说：“2000元如果算提成少了点。”老朱说等赚到钱后再表示表示，我当时笑笑没有答复。没有想到老朱猪急了乱咬2口，就对老王说了这个事情。老王立刻借题发挥，以种种理由缓发的我20万安家费，以此逼我主动撤资。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大获全胜！他已经全面控制了老朱！他就怕老朱不给他供货，涨他的价格！现在老王手里有老朱亲手写的200多万的现金收条，老朱是没有上税的，这些条子被国税部门查到，老朱就死了，因为他也是一化工科技公司的法人。不要发票也是老王提出的，但是老朱就没有想到。不要发票的现金交易不能留字据！！老王同时也怕我和老朱关系太近，所以离间我和老朱的关系也是他的目的之一。第三，他借机将我踢开，免了他的最大的经济开支。这是我、老朱2个高级知识分子被人骗的事情！老王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为我会乖乖地再去走打工的老路，就是没有估算到我也立刻自己开办了公司，并在全国进行了技术转让，以原材料成本比他硬低2000的优势同他展开激烈竞争。现在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比较低了。我总结出一句话：恶性竞争导致良性循环！最后再强调一下，老王不是王八蛋的王！老朱不是猪头三的猪！谢谢他们让我学了很多。微信扫一扫关注该公众号; 147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文明往何处去？: benlion 2014-8-24 20:52; 轴心文明时代之后，公元 6 世纪 -16 世纪主要是中国文明做出的贡献，而后， 16 世纪 -20 世纪主要是欧洲文明做出的贡献。美国文明时期，最大的进展是工业科学和影视艺术，从爱迪生发明工厂、贝尔实验室到乔布斯苹果公司和当代合成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无疑，中国文明应该在 20 世纪英美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同时，诠释与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然后，才有可能走向世界文明的前沿发展。然而，就所参观和了解的孵化器，仍然以房地产模式为主体，却不是以高新技术开发的推进为目标，从而，限制了整个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有必要建立工业研究实验室机制，在科技园和孵化器统筹兼顾，将同一个城市的高新科技开发型企业集聚在同一个城市区域，建立集聚的孵化模式，才能形成足够的创新氛围和创业环境。目前，大学欠缺研究型体制，几乎难以形成大学向产业的高新技术转化，最佳方案就是在孵化器直接建立面向工业化的高新技术开发中心。 - （2016年-预见未来） -; 个人分类: APEC|233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 – 工业园模式: benlion 2014-8-3 18:00; 在现代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中，查理曼欧洲周边的匈牙利、波兰和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对科学和艺术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东亚的日本尤其体现在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洋务运动以来，在中西文化的交融层面产生了很多国际水准的画家、科学家和文化（国学）家，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是，仍然欠缺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和发明家。中国的大学建立，西方科学和医学发展于教会学校和医院；但是，仍然不是研究型模式，科学院和社会、医学科学院等，以欧洲大陆模式为体制。科技园与工业园，实际上基本是产业化园区，以及政府和社会管理，也远不是研究型模式；因而，不仅当代社会与传统文化，而且与西方文化都几乎是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的境况，科学院、工程院等学术权威成为政府与大学、企业的管理咨询或中介决策。 17 世纪 -19 世纪，欧洲的物理学 - 化学、社会学（教育、政治和经济） - 语言学和生物学 - 心理学的实证科学范式建立，而后， 20 世纪开始系统科学与人工科学的发展，以及形成欧盟 - 北美 - 澳洲 - 东亚的科学与文化、工业与经济的轴线。宗教（如，准宗教的“儒释道”）与艺术，影响个体与社会行为的组织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形成技术的机器发明和社会的经济财富的增长，而归根结底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未来飞越时空和穿梭于星际；因而，生命机理的揭示和人工机器的开发是文明的恒久目标。个体化与转化医学、人工生物学与工程医学，思维观念上，已经从天然或自然科学模式转换到工程或人工科学模式。科学仪器、医疗设备和工艺装备等技术发明，以及科学管理模式、创意设计艺术等创新，对科学和文化的独立自主与创造精神，将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 （创新型经济区） -; 个人分类: 技术|2286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研发到产品：英特尔的变与不变: 热度 1 meixianghao 2011-6-2 09:50; 开栏的话：目前，在我国，大批科技成果不能形成产业规模，造成技术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及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机构，也制约着科技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政策、制度、人才等多方面因素，也关系到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等多个环节。正因如此，如何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至今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从今天开始，本报《技术·经济》版特辟“创新·转化”栏目，希望能够聚集产学研各方的智慧与心得，共同探讨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诸多问题，分享一些优秀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经验。从研发到产品：英特尔的变与不变变还是不变？对每个以成果产业化为使命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看来，面对快速发展的技术、变化莫测的市场，要想在不断的变动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除了制度层面的建设外，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于科研人员是否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 □本报记者计红梅网景（Netscape）是上世纪90年代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它所推出的网页浏览器Netscape Navigator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0%以上。微软IE浏览器异军突起后，仍旧秉持原有策略的网景被迫放弃浏览器市场，最终落得被美国在线（AOL）收购的命运。 2000年前后，在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的企业股价均飞速攀升，而苹果公司的股价却不涨反跌。即便如此，苹果还是坚持做它想做的事情。十年之后，苹果超过谷歌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变还是不变？对每个以成果产业化为使命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看来，面对快速发展的技术、变化莫测的市场，要想在不断的变动中处于不败之地，除了制度层面的建设外，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于科研人员是否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他认为，只有科研人员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才能推动研究机构朝着新的方向前进，才能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那么，对科研人员来说，变要如何变？不变的又要怎样坚守？ 5月27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方之熙和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嵌入式软件实验室总监吴甘沙谈了他们的看法。灵活的适应能力是科研人员的首要素质记者见到吴甘沙的时候，这位年仅三十多岁的研究人员，刚刚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首位首席工程师。首席工程师这一职位在英特尔的研发体系中地位很高，仅次于院士和资深首席工程师。获得这一职位的科研人员，不仅要在产品应用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还要在技术和战略方向上具备相当强的领导能力。而且，遴选的标准是全球统一的。与其他候选人相比，吴甘沙的履历并不起眼：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求学七年，硕士毕业；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工作十一年。然而，就是这位地地道道的本土化人才，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方之熙看来，灵活的适应能力是科研人员的首要素质，而吴甘沙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吴甘沙自认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一般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安安心心地做下去”。然而，在到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第二年，他就作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从原来的人机界面小组跳到了新成立的编程系统小组，一待就是十年。当时，由方之熙一手组建的编程系统小组网罗了世界上最强的一批编程高手，率先开始做Java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到2004年的时候，吴甘沙所在的小组设计的Java操作系统成为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系统，可以在手机、PDA等多种移动终端上运行。 “我还记得，当时做基准测试，这个系统在手机上的运行速度要比其他最快的系统还快60%~70%。”吴甘沙自豪地说。然而，这个很有潜力发展为现在安卓系统的研究成果却因为英特尔公司的战略调整而搁置了。2005年，英特尔公司面临一个变化，即从单核向多核发展。吴甘沙所在的团队也随之转到并行编程，一做就是四年。直到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定位做嵌入式研究，他又开始主持嵌入式软件的创新。 “起初面对变化的时候，我是很不适应的。”回忆起2005年那次最艰难的转型，吴甘沙坦承。但是，在认识到这一变化已不可逆转之后，他开始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之后的吴甘沙又历经了从编程系统实验室研究经理到嵌入式软件实验室总监的过程。每次面对新的岗位，他都能很快适应工作，并带领自己的团队取得良好的业绩。在英特尔的11年里，他共发表了学术论文10多篇，获得美国及国际专利20多项，还有15项待批中。正是这样的成绩，让他在只有四分之一胜出几率的首席工程师竞争中崭露头角。由追随者变为参与者在英特尔，一到三年内需要的研究由产品部门完成，三到五年内的研究由研究院负责，五到七年后才会产生影响的研究则由公司与学术界合作完成。吴甘沙告诉记者，2005年，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方向，采取了与学校合作的方式。当时，他们和斯坦福大学合作设计一个能够运行在GPU上的并行计算软件——Brook。他们也没有想到，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合作会对产业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参与合作的一名斯坦福学生Ian Buck后来去了NVIDIA公司，领导了并行计算架构CUDA这个项目；另一名学生Mike Houston去了AMD公司，代表AMD参与了OpenCL的制定。英特尔则沿着这一方向推出了可以让单一来源的应用程序运行在多核和众核处理器上的编程技术Array Building Blocks（ArBB），其影响可以拓展到万亿级计算的时代。面对变化，吴甘沙个人的经验是，要在适应的过程中主动出击，深入产业界和学术界，从中寻找新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变成参与者，而不是跟随者。” 他还建议，要从三方面考虑问题：自身的优势和梦想，以及公司和市场的需求。“变化的结果必然是三方面的融合。” 内在的驱动力与吴甘沙一样，方之熙的本科生涯也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的30多年里，他曾在大学工作过，也有过一段创业经历。在协助英特尔公司首席技术官、英特尔研究院总监贾斯汀一步步把美国研究院建立起来后，他被派到中国从事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管理工作。 “不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感到，在具备良好研发实力的基础上，技术人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方之熙说。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以产业化为导向的研究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市场风向来决定或者改变研究内容，研究人员就必须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学习怎样适应新的变化，而他们的价值也只有在具备良好的适应性时，才能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科研人员的适应能力对研究机构的创新成果和技术转化率有决定性的作用。方之熙认为，对于工业研究院来说，只有当研究员们能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推动研究院朝着新的方向前进，进而推动整个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战略、产品、服务更好地满足时代的需求。 “放大到整个公司，如果公司的整体战略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那么后果将是非常危险的。”方之熙再三强调。然而，一方面是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坚守。方之熙告诉记者，在英特尔研究院，变成产品的研究成果大多需要四五年时间的积累。因此，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提倡这样一种精神：作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追求。当看到自己做出来的成果反映在一个产品里，大家都在用，这种满足感是任何其他事物都比不了的，即使是再高的职位、再多的金钱也替代不了这一感觉。 “我们的研究和产品都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方之熙说，要想在工业基础上进一步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很少能看到哪家公司突然做好的。他特别举了苹果公司的例子。这两年苹果公司的产品很火，但大家没有看到十年以前互联网泡沫时每个公司的股票都在拼命地涨，只有它不涨反跌，而苹果却还坚持做它想做的事情。 “今天苹果公司的成功是它积累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在研究院提倡的实在、认真的学术风气。” 吴甘沙告诉记者，能在研究院长期待下来的，肯定是对技术非常有热情、内在驱动力非常强的人才。在这点上，本土人才有自己的优势。“海归人才沟通能力比较强，而本土人才则非常扎实，耐得住寂寞，能够在一个课题上钻研得很深。” “人才多样化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不论海归还是本土人才，各自都有独特的优势。”方之熙也认为，“我们在毕业生里选人的时候，并不太注重学校出身，但所在的研究组和师承是我们比较看重的因素。我们更重视的，是个人的团队能力和学习潜力。” “一个组织里，一定要有不同的人，才能激发出更好的创新。”吴甘沙告诉记者，英特尔招人的时候，所选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符合团队化学反应的，一定要能够弥补团队存在的技术缺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权衡变与不变，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吴甘沙说。《科学时报》 (2011-06-02 A3 技术经济); 个人分类: 技术与经济|3932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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