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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惟愿君安
wangfangnk 2013-4-27 14:34
惟愿君安 吴夏汤  忘记了是哪一天,我做了一个迷糊的梦,梦到南开桃李园桃之夭夭一片烂漫;梦到那几株西府海棠盛开如梦,花瓣落了满地;梦到我站在天桥上,背后车水马龙,面前俯瞰篮球场,小伙子们挥汗如雨;仿佛还有很多模糊的记忆,有翔宇楼有食堂有总理铜像前圣洁如雪的梨花。然后惊醒。看见晦暗的屋子雪白的天花板。忽然惊觉。忽然心里那么疼。 回不去了。 这四个字在我来到香港的这五十多天里无数次戳中我的泪点。 每天都刷人人的状态,看着上了大学的大家开始思念高中生活,思念高中的朋友,思念自己的高中。其实,又有几个人真正对自己的中学有那样强烈的归属感呢?只不过是十六岁到十八岁这人生中最美丽、最拼搏的三年青春绽放在那里了而已,换个地方,也许如今的你一样想念它——很多很多人,爱母校,不如说是爱那个少年的自己。 可是南开不同。 我无意炫耀南开出过几个总理几个副总理几个院士几个烈士。 我想炫耀的是这些—— 在南开,我听过十场以上的公能讲坛,来做讲座的有诺奖获得者有央视主持人有赵启正王大中有国防部上将还有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 在南开,我能管白岩松叫大哥; 在南开,我参加两届话剧节两届篮球赛去过一大半社团的面试; 在南开,我给《崛起报》写了一年的稿子面对面采访过梁思礼罗铭祺还有一堆名字没记下来的院士; 在南开,我中午有三十来家饭馆可以选择(街边摊除外); 在南开,我从来没熬过五三 三二什么的,老师从来不管你做没做那些资料,但是南开门口的书店每天放学都挤着一帮人; 在南开,我从来没上课上到下午六点以后过; 在南开,高三无比的欢乐我们还拍了英语小短剧; 在南开,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自习室,可以挑一个阳光很好但是晒不到的地方,一杯咖啡一本物理题度过一个中午; 在南开,每天晚上都有各科老师在自习室里答疑; 在南开,有桃花有梨花有李花有石榴花,有松柏有老槐有玉兰还有好多好多的生机勃勃; 在南开,有一群茄子,在海棠花盛开的季节,着一身青莲紫,踏花而行。 我曾经是那样一只茄子。 曾经。 香港的花没有断季的时候,街边山上,总有花默默地开着。 香港从来都不缺花开。可是这满园的灌木花丛,怎比得记忆中那片紫色的海棠,绽放得如此热烈蓬勃,短短几天的花期,有一种肆意青春的味道。 香港也没有那样的风,那样凛冽干燥,割人肌肤的风,所以我几乎已经回忆不起,当年的冬天,从自习室出来踏月而归的我们,面对着怎样的寒风呼啸,面对着南开园怎样的天地肃杀。 香港没有那样的礼堂那样的纪念碑那样的楼那样的铜像,中大校园里的楼都是以人名命名的,大部分都是银行家。我的周总理呢?我的伯苓先生和严修先生呢? 我想念南开的校歌。汲汲骎骎月异日新的声音,是不是还在瑞庭礼堂的大圆顶子上打转呢? 我的南开。 千言万语,惟愿君安。 作者系南开中学2012届毕业生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 后记:昨天去开家长会,南开中学的校园里又是海棠花开,风中有花瓣飘落,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青春的气息。散会后去看了一眼女儿,在校门口看见她在花香中奔向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留下来,等女儿回来念给她听。
个人分类: 杂感游记|168 次阅读|0 个评论
“根叔”如是说--教育缺乏求是的动力
热度 4 JQWangIoP 2012-4-26 16:13
今天读了搜狐网转载的重庆晚报报道的网络名人“根叔”(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院士的昵称)访重庆南开中学的报告记录,有些许感触,不吐不快,与大家分享。 http://news.sohu.com/20120426/n341669680.shtml 根叔叔说当今知识分子里最 时髦 的就是抨击 教育 ,这个俨然成了社会问题。 俺想,既然是时髦,根叔肯定是不能落伍的。果不其然,根叔在这个给中学生的报告中从哈尔滨“弑医”事件聊到了“叫兽”,从教育行政化聊到了 学生私自换演讲稿 ,从高校的厅级升副部级聊到了教授、院士、校长和根叔。覆盖面之广绝对是追逐“时髦”的典范! 俺从小就不是一个追逐时髦的人,不是俺不想,是家里条件所限情况不允许。 可是,可是,根叔在中学(著名的南开中学)大谈特谈时髦的问题,俺那已不再那么年轻的心灵窃以为他是有深邃的用意的。 这要从昨晚和爱人的卧聊说起。爱人在北京某中学做数学老师,由于俺也是师范大学毕业,对中学生教育稍有认识,因此她会时不时地不耻下问,和俺探讨一些教学中碰到的问题。俺也是不厌其烦得给她解释 和探讨。 最近期中考试完,她教的两个班的成绩差的有点多,一个是年级第一而且遥遥领先(姑且定为A班),另一个排年级倒数第三(姑且定为B班)。 我听到这个很吃惊,于是提醒她教学中不能有偏向,这样会害了很多学生。 她马上大呼冤枉,说平时教学中对学习差的B班更加的用心,经常占用更多的精力帮助他们巩固知识多加练习;而A班平时管得很少,却每次考试都挺好的。 我很纳闷,继续问她平时课堂表现两个班有什么差异。 她告诉我说,为了相应新课改的要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素质,她把学生分成了几个学习小组,实行小组长负责制。在课外及自习时间或课上讨论部分,遇到问题小组内先讨论,并由小组长监督成员的学习动态,随时向老师汇报。 这个时候差别就出来了,A班的学生非常的活跃,学生不但经常向她汇报学习情况,比如作业完成状况等,还经常有学生向她打小报告说某某上课总玩手机,等等诸如此类。 注:我爱人不做班主任。 这种学生之间的积极帮助和相互监督给班级营造了非常好的学习气氛,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教师在课堂管理上的负担。 然而,在她布置完作业之后B班各小组组长经常告诉他说找不到人讨论,或者组成员不在乎组里的讨论,而当我爱人检查的时候发现大家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掌握,可是学生间的讨论非常的消极。这就导致她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去进行个别式讲解,可是效果一般。 这两个班不同的学习态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学习成绩的优略,长远来看,对人生发展也会影响深远。 根叔的报告中提到---- 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是 “缺乏教育的内在理想、缺乏求是的动力、全靠指标驱动,缺少批判质疑的文化和文化的批判。” 我想这其实就是人们缺乏主动学习、主动思考的习惯。 这个不只是高等教育的问题,而是从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造就了这个问题和困境, 从根上出了问题,不能只抱怨树干长得不好。 学习主动性的欠缺可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存在的问题。 而根叔在一个中学针对目前时髦话题发表的观点,在我看来,就是为了激起年轻的学生进行逻辑思辨,促使他们主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很好的举措。这不也正是做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可贵品质吗?! 科学上的时髦是真的可以追的 ~ 另附:根叔把教育和对学生的期望,做出了“金字塔”式的注解 最底层: 爱国家、拥护社会主义,这是起码的要求; 第二层, 有文化; 进一步: 德智体美; 再进一步: 创造力。 最高要求: 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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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南开中学的演讲
liuliangyun 2012-2-8 17:02
转载: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南开中学的演讲,2011年10月25日,天津南开 ///////////////////////////////////////////////////////////////////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 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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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天津日报:温家宝: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心
wangfangnk 2011-10-31 17:04
天津日报:温家宝: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心 来源: 天津日报  发稿时间: 2011-10-31 08:28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   (原载2011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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