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QUENTIN HARDY Published: July 30, 2013 QUIP那两个憨厚的哥们 QUENTIN HARDY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内容主要是说人们现在天天背着轻便的笔记本，平板电脑，拿着智能手机跑来跑去，跑到哪里就把哪里当办公场所。（或许包括厕所的马桶上我想），他们的习惯改变了，所以相应的软件也该变一变。如果你想问21世纪什么最重要：作者会很装逼地回答：协作，小屏幕，社交媒体以及最最重要的：移动性。（These days, what is important is collaboration, small screens, fast turnarounds, social media and, most of all, mobility） 作者想说人们现在习惯改变了，软件是不是也会变一变？所以这个作者屁颠屁颠地跑到各个大公司去考察各个公司的移动办公软件设备，他先来到微软，微软的哥们儿不靠谱， 只是透露了下细枝末节。然后他跑到谷歌，谷歌里面的兄弟们太忙，也不怎么搭理他。最后他在苹果找到了一个叫Quip的小团队（就两人）。这个小团队天天在替苹果的做移动软件，但很不受赏识，正在角落里郁郁不得志，看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来了十分高兴，就大事宣扬了一番他们的新货色：他们企图把移动办公软件做得像个社交媒体：人们可以对别人的文档点击“赞”，还可以在别人的图片旁边留言。我觉得这把工作和生活搞混了的东西没前途，试想老板给你发封邮件催你交东西，你就在下面点个赞然后啥也不干，找死么。。。当然Quip团队也有点东西让人觉得还不错，比如人们可以通过@来在办公软件旁边相互联系。 作者后来还讲到谷歌的移动存储系统。然后用一句话结了尾：世界在变，所以期望也在变（下一句怎么不说我心永恒？）。 链接如下： http://www.nytimes.com/2013/08/01/technology/as-work-habits-change-software-makers-rush-to-innovate.html?pagewanted=1_r=0ref=technology
最近看了Scientific Reports上面的论文，感觉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Meloni, S. et al. Modeling human mobility responses to the large-scale spread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ci. Rep. 1, 62; DOI:10.1038/srep00062 (2011). 这个文章研究了人们在面对大范围的流行病传播的时候如何改变自我的出行方式，然后研究出行方式的改变对传播行为的影响。这个方向也是我感兴趣的方向，所以在此简单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模型如下： 把网络中的节点看着一个城市，城市之间构成一个网络（metapopulation networks）。 当疾病不在人群中传播的时候， 个体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出现方式是遵循最短路径原则 。 但是当疾病在某个或者某些城市爆发的时候，个体从目的地到出发地的线路可能就要做些调整， 尽量避免路过疾病爆发的城市。但是绕道又要面临着一定的代价，所以个体要权衡疾病的风险和绕道的代价（定义一个关于路径和感染比例的代价函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出行线路。 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实证的模拟，作者发现： 出行方式的改变不会改变疾病的爆发阈值（这个结果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过，是一个较为普适的结论！），但是对感染范围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有些时候会降低传播范围，但是有的时候反而会推动疾病的更大范围的爆发（与不改变出行方式比较）。这种结果是由于出 行 方式的改变导致人们有可能向小城市移动，所以导致更多范围的传播。 最近关于疾病传播和行为反应方面的研究收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就有传播界的泰斗：Alessandro Vespignani。他们在2011年也有一篇plos one研究行为反应与传播动力学的相互作用的文章。Perra N, Balcan D, Gon\c{c}alves B, Vespignani A (2011) Towards a Characterization of Behavior-Disease Models. PLoS ONE 6(8): e2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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