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开启辅助访问 切换到宽版

科学网

 找回密码
  注册
科学网 › 标签 › 赵汀阳

tag 标签: 赵汀阳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区块链4.0：区块链+人工智能（下）
lvnaiji 2018-6-18 16:51
吕乃基 四、区块链+人工智能 溯源链创始人王鹏飞在18年初提出，人工智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区块链代表新的生产关系 。这一说辞将现实世界的两个核心的概念范畴移植到虚拟世界和未来世界，有助于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类，理解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在虚拟世界和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限制相应的想象力。类似的说法是 ，人工智能是自学习，区块链是自组织。 1.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相互赋能 用人工智能优化区块链的各个层面及其基础设施。 每个智慧合约都会生成关于交易的人工智能模型，按照输入条件设定执行出来的结果应有一个合理区间，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肯定不对。用户可通过申诉委员会申诉，人工智能模型容易对此进行分析判断。 基于人工智能的形式验证技术，可以理解为区块链的杀毒软件。在形成智能合约的过程中主动发现代码与合约的漏洞。 生成对抗网络，通过不断自我攻击，发现漏洞。合约生效前，人工智能一直在进行自我攻防测试。 吃一堑长一智。虚拟现实技术的价值之一是，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虚拟现实技术的这一优势可以应用到区块链 。 其一，可以作为学习机。新手做区块链，会碰到一些不能在链上的操作，可以先在虚拟区块链上做场景化、有序化的案例。 其二，可以作为实验室。很多攻击实验、安全实验需要在虚拟区块链上测试。 其三，也可以作为孵化器，。新的想法、算法、难度调整的机制，先在虚拟区块链上做，如果表现良好，再拿到真实链上去，保证区块链的项目从法律上、政策上合法合规。 反过来，区块链技术也可以推进人工智能 。 各种 人工智能 设备通过区块链实现互联、互通。统一的区块链基础协议让不同的人工智能设备在互动过程中积累学习经验，提升人工智能的智能。 开源的公链用于管理人工智能，对外输出人工智能服务。 算力通过区块链离散地组合起来，更多公司参与大规模计算，厘清分配奖励，成本端会发生大的变化，对中心化的算力机构依赖性变弱，甚至会出现新的组织形态，从而改变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布局。 人工智能所需的资源是 数据 。区块链打破信息孤岛，去中心化鼓励数据共享。获得数据溯源，保障数据的可靠性，保护隐私。 2. 超能硅基生命的存在是一个系统 有人曾以一个活生生的小镇与之在湖面上平静的倒影，比喻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现实社会中的个人有感性、理性与悟性，类似量子叠加。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际有契约关系，更多是无需契约的彼此间的 默契 和情感关系，类似量子纠缠。移到虚拟世界的只是理性与契约（智能合约），排除“不确定”；如同量子态的坍缩。 区块链的作用不只是“信任”，而且是“确定性”。“确定性”是结果，“信任”是建立“确定性”的过程 。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 互联网的自我意识觉醒 ，有区块链生态网络大数据基础，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合约将成为互联网“灵魂”的 载体 。另一方面是 人的数字化，人因区块链而获得永生。 众多业内人士预言人工智能的未来形态，作为哲学家的赵汀阳的观点颇有价值： 超能硅基生命的存在是一个系统 。 人工智能的未来形态 不是孤立的拟人个体。一些个体形态的机器人，只是属于超能系统的各种专用“零件”，可以在各个相对独立有限的领域，例如围棋、记忆和计算等单项超过人类，但不是全能冠军，更不可能是独立思想者。 超级人工智能的最优存在形态不是与人形相似的个体，而是与网络相似的 系统 。以网络形式无处不在的系统化存在，其优势是使任何个人的反抗都不再可能，因为人类的生活将全面依赖智能网络，而且网络化存在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很难被彻底破坏。 只有一个“灵魂”或主体性的 系统化存在 才是超级人工智能的最终形式，有业内人士称之为“互联网大脑”（刘锋）。如果说，超级人工智能的最终形式，其灵魂（生产力）是人工智能，那么这种“系统化的存在”（生产关系），或许就是正在不断扩展和完善的区块链。 硅基生命的人工智能最终将超越拟人模式进入 上帝模式 ，成为像上帝那样无处不在的系统化存在。人类只有像思考上帝的概念那样去思考超级人工智能，才能理解超级人工智能的本质。 3. 如果出现两种以上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 赵汀阳进一步设想， 假如将来出现两种以上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相当于存在两个上帝，其结果可能非常惨烈，战争的可能性将远大于联合的可能性，类似于两种一神教难以相容。 这一设想有石破天惊之感。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赵汀阳提出这一设想的缘由，较之设想本身更值得玩味。 一句常听说的话是，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籍。库兹韦尔曾提出未来人工智能的“奇点人”。类似地是否也可以说，奇点人无国界，但是先成为奇点人的人有国籍。 特朗普在2017年底放弃“网络中立”，俄罗斯正在打造“第二互联网” 。 顺理成章的推论就是，区块链有没有国籍？ 近日发生的中美贸易战震惊了世界，围绕芯片的中兴事件更是震惊了中国。由芯片而操作系统而根服务器在美国的互联网，每一个层次的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 改革开放，中国由与国际接轨一路走来，而今，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濡以沫，还是各奔前程？未来中国有可能面临中美纽带从经济到科技及教育等一定程度的脱钩。中国是否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对中国乃至世界是非常重大的战略判断 。 要虚拟世界的球籍，还是赋予虚拟世界以国籍？ 目前，中国和美国在同一起跑线上，或相距不远。区块链基础技术的竞争主要在主链，全球范围内大部分主链在美国诞生，运营。中兴事件，痛定思痛，“我们不能像错过芯片、操作系统一样去错过主链这样的机会。”陈磊表示，迅雷作为做区块链基础底层研究，致力于做世界上最快主链的公司，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政府的支持和国家的关怀。 金融地摊玉丰的观点（文献2）是，没有公链，中国的区块链就等于是现在的手机和电脑一样，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如果都用以太坊技术，那么基本等于中国的区块链不用搞了，又是第二个中兴。所以中国区块链的技术人员一定把中国的公链底层协议，公链标准，公链基础做出来，尤其是国家的法币。 陈磊和玉丰的希望或许表达了部分业内利益相关者的心声，在本文的（上）中，已提及政府方面对区块链的理解。未知公链与公链之间的界面或接口，是平稳过渡，还是“非常惨烈”。面对上述观点，元道先生的观点是，不会有中国区块链和美国区块链，正如互联网一旦产生就是全球化产物。 库兹韦尔预言，“奇点人”将于2046年降生，另有研究者认为会在数百年后，更大的可能是，由人类社会到超级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而是一个经历几十年到数百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种形态的存在并存，逐步演化。 按赵汀阳关于超级人工智能的最终形态是“系统化存在”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说，这一过程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已经发生，被称为“价值互联网”或互联网“下半场”的区块链，将这一过程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以虚驭实”，意味着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类社会与超级人工智能，这并存的两种形态至今的关系发生某种质的变化。 上帝，是超级人工智能的系统化存在，还是在其之外的某个或某些监管者？ 一方面，以虚驭实，区块链将以理性、规则和确定性超越和改造现实社会，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也将以强大的惯性，譬如人类社会的权力，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巨大争斗，抵御区块链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以及扭曲、分裂区块链；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将在数十年到数百年的时间维度，以及全球或更大的空间展开。 对超级人工智能的未来，赵汀阳多说了一点，漏说了一点。多说的是所谓“天下体系”，乌托邦了；而漏说的则是基因编辑。 4. 哥德尔程序炸弹与51%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为人所熟知，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一再提示人类，要对人工智能“留一手”。 赵汀阳给出的建议是：“ 哥德尔程序炸弹 ”。 如果人工智能试图主动修改或删除给定程序，就等于同时启动自毁程序；如果人工智能试图修改或删除自毁程序，也等于启动自毁程序。相当于为人工智能植入任何方式都无法拆除的自毁炸弹，即任何拆除方式都是启动自毁的指令，这是技术安全的保证。 这种自毁炸弹具有类似于哥德尔悖论的自毁程序，即使人工智能具有哥德尔水平的反思能力，也无法解决哥德尔自毁程序 赵汀阳承认，“哥德尔程序炸弹”只是一种哲学想象，在技术上能否实现，取决于科学家的能力。 不过，由“哥德尔程序炸弹”可以联想起区块链的一个关键数字：51%。 单个矿池的算力超过51%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比特币这么多年下来，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出现过很多次，包括BTCGuild、ghash，都曾经接近甚至超过51%的算力 一旦矿池算力接近甚至超过51%，群众就开始担心，币价会下跌，矿工们纷纷退出这个矿池，最后矿池自己主动限制算力增长。因为比特币设计的是一种共赢机制。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算力如此，分布式账本的51%也是如此。 区块链4.0（上）提及 ，把政府对区块链的监管本身做成智能合约。同样，有没有可能以区块链来实现人工智能的自我监督？ 由此看来，区块链是否具有某种“反身性”？ 人工智能可以在双手互搏中进化；区块链，是否也可以在反身性中自我迭代？ 区块链4.0：区块链+人工智能。未来已来。 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80122/4397443.shtml 金融地摊玉丰 https://mp.weixin.qq.com/s/dBmhia-dozzmBfz7jvC6sQ https://mp.weixin.qq.com/s/mkm36wJNavrHE4oB6HGsPQ http://m.sp.uczzd.cn/webview/news?app=hwnewty-iflowaid=6197068064097717850cid=100zzd_from=hwnewty-iflowuc_param_str=dndsfrvesvntnwpfgibicpktrecoid=14871715679584891407rd_type=recosp_gz=1activity=1dn=16086021892-204167e9 https://mp.weixin.qq.com/s/zksnfgA4i-tmh6-NHWdg6w http://www.ciotimes.com/ctqy/13150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4nStnWwlfRpX_FsDMsSfng http://news.sina.com.cn/o/2018-06-10/doc-ihcufqif2071768.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wQBE3ZxhfUbewNi9k3RYJw https://mp.weixin.qq.com/s/Jl1T090gYPo9w5mqIPdYjw
个人分类: 科技|323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林航：坏世界的政治哲学——评《坏世界研究》
fqng1008 2018-2-25 18:41
时隔五年，继《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又为思想界带来令人兴奋的、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这部以《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为题的论著有着漂亮的名字，它代表了中国思想界及智力界对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最新见解，以及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和思考 “最坏的社会情况”。这本书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政治哲学方面，连同政治学或比如全球化问题在内，这个学科近些年包括学术文献数量在内的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其次是哲学的学科性质，或者说何为第一哲学、如何论证第一哲学，这是思想领域的基础、前提性的问题，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何者优先？第三方面的价值在于大国崛起，注意到中国正在承担起的全球政治责任和近几年在大国外交上的动向，看似与一般哲学问题有相当距离的这一点也就具有很高的重要性了。 对如今政治学面临的总体局面，存在悲观与积极两种相反观点，弗兰克 •富里迪的《恐惧的政治》和拉尔夫•费尔夫的《西方文化的终结》是前者的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如同其它一些领域一样，政治领域以及对政治问题的谈论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人们视野和兴趣范围中大范围地退缩，政治问题变得了无新意。与此相反，本书作者则在最近几年坚持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全书开篇甚至不像学界的常见做法那样以先为“坏世界”给出定义的方法铺垫，就开门见山地表明：“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作者以明快的论证风格雄辩地指出，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着好世界，在一个坏的真实世界中，最世俗而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人类从文明开始就不断思考政治哲学问题，它们都是生活中要命的、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 这就使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全书副标题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揭露了作者的一个基本用意，即进行一种政治哲学优先性的论证。这就修正了他几年前在《年度学术2005：第一哲学》中的论文《第一哲学的理由和困难》的说法，在那篇文章的第十五节，赵汀阳给出的是“不设第一哲学的另类哲学”的结论，他认为生活世界形成了一个漩涡，吸引和卷入了各种哲学问题。但在本书这儿，情况就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总结了过去几年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思考，明确树立了政治学、政治哲学的首要性。这部著作可以被看做是对《哲学和未来哲学》、《一个或所有问题》、《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以及《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的延伸和综合，作者创造性地将知识论(观念轮、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这几种不同的学科领域统一在了政治哲学的论域之内。赵汀阳的一贯突出长处就在于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个领域最根本性的关键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之中，赵汀阳已有的各种思想第一次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全面综合，这在形式和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大约在2002年的时候，赵汀阳第一次发表了关于“天下观念”的论文，相信在那个时候，作者本人也一定没有预料到，那个原本只在某一部分最为细心的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概论书籍里占据两三页篇幅的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如今繁衍伸展出这么枝繁叶茂的局面。 经由 “政治的发生”、“城邦，民众和广场”、“最好的国家”、“从世界问题开始的天下政治”、“治与乱”、“硬道理和软道理”、“一切事物都有政治边界”和“全球性到世界性”，作者在做的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开创性的理路，这种学理编排使他有机会把以往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一次逻辑性的统一，并且如他本人希望的那样，以一个相当巧妙的角度演绎了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史中的重要难题。例如，古希腊在作者眼中的政治哲学那里有一定的重要性，是因为古希腊的众多城邦呈现出了政治关系、政治形式的富有代表性的原始形态，或曰形成了一个政治博弈的典型样本。 在大国崛起、大国外交和大国政治方面，本书具有的意义同样是高度原创性的，它因此在这个领域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一席之地。令人吃惊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并未过多地照搬《天下体系》中的研究结论，相反，他在把天下体系理论无缝式地融入到本书的各章讨论中的同时，还对天下理论的政治学基础做了精彩的阐发。作者眼中可与未来的中国国际政治角色相比的，是奥古斯都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个问题上，哈佛大学的奈尔 •佛格森于《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一书里比较的主要是大英帝国和美国帝国，他富有见地地指出了美国这个国家自身对于帝国的责任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也在事实方面不具有充分的国际政治干预和国际关系防御能力，佛格森认为，那些依恋俾斯麦式大国模式的人们，忽略了当美国越发关注其其自身内部问题、战略上成了一块毫无生气的废旧铁块时该怎么办。日本和欧盟这些一度的经济巨人现在已经变成衰老的社会和战略上的侏儒。这时，来源于中国的天下观念就不仅在国家利益和国力发展策略方面，而且在哲学原则上，对世界制度和世界政治的全球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思想意义。 但本书似乎过于倚重对利益关系的博弈论分析，以及伴随始终的对于人性自私的人性论依赖。如果不以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为副标题的话，那么，一个研读过整本书的读者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自己事实上在看的是“政治利益的演化博弈论分析”，或者“基于人性的人际关系博弈论”这样的书。我认为，更多地加入某些历史学方法论将会让本书的论点变得更为可靠。最后，本书在政治实践方面依然留下了许多真空，本书结尾的几页篇幅既蕴含了丰富的重要观点，又给政治思想和政治政策的实践撒下了一些断层。赵汀阳告诉我们，共在存在论包括“和谐的合作原则”、“他者观点的金规则”和“天下制度”这三个原则，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了达成这样的社会合作最大化并且冲突最小话的世界，应该如何面对诸如军事力量派遣等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不过无疑，作为一本新的典范著作，《坏世界研究》将引起持久的关注和讨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47期(2009年12月15日) 第13版 作者林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责编：《中国社会科学报》李博)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08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介绍赵汀阳的两篇博文
热度 1 fqng1008 2018-2-25 18:38
按：看到两篇介绍赵汀阳的博文，暂时没有作者的署名，先寄存在这里。 一、 赵汀阳：一个“无趣”的人 赵汀阳： 1961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硕士学位，留社科院哲学所工作至今。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美学和未来的美学》、《哲学的危机》、《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一个或所有问题》、《人之常情》、《22个方案》、《直观》、《长话短说》、《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政治哲学论文集》、《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每个人的政治》等专著或论文集，《观念图志》、《非常姿态》等漫画集。 作为男人，赵汀阳纯粹到了 “单向度”的程度。他在某处曾直言，哲学至今是一个高度男人化的行当，但他又极力推崇阿伦特，说她是比绝大多数男哲学家优秀得多的哲学家。他喜欢侦探片和战斗片，但仅仅是为了“换换脑子”，从不关心风花雪月，对文学“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敏感”，对功夫和有功夫的人保持持续的神往，小时候的理想是造原子弹、当将军、数学家、科学家、刺客、特务和侠客。高中的爱好是做数学题。一个出生于乱世末期的孩子，在一个制度和规范彻底粉碎的世界里，眼看着满街的大字报和械斗长大，邻家的孩子被流弹打中了肚子，初中的好朋友高中时自杀了，大街上的两派武斗几乎把人挤死，亲戚自称“急如三弦，惊到漏屎，几成僵尸”……接下来，革命的激情已燃成灰烬，社会全面失范，没有信仰和理想的意气消沉，真正的前不见古人（古人都已被打倒），后不见来者（未来的什么都不可信），天地都空荡荡的，而赵汀阳在其中，却享受着一份极度奢侈的自由，为所欲为，无拘无束。从废墟上建起哲思的大厦，由此成为可能。 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当年的录取比例是150比1。当时全国有6所大学具有优先录取权：清华、北大、中国科大、复旦、人大、北师大。潮阳一中的高二学生赵汀阳报考了历史系，因为之前看过家里的藏书《史记》，觉得还不错。更主要的原因是，“历史”是他唯一知道的大学专业名。结果，因为数学成绩好，他被分到人大哲学系。 对赵汀阳来说，大学的意义在于，大家聚在一起，自然便有了一起自学的氛围。学习从根本上说，就是自学。所谓文凭一类的 “证书”，不过是现代制度下量化的产物，真正的学识和思考，别人又怎么能证明呢？他一二年级上哲学基础课，一点感觉也没有，三年级读康德，不知所云，后来才发现原来所谓哲学问题，有些就是他中学时就跟同学交流的时就遇到的那无法想明白的问题，更令人失望的是，古往今来的先贤大哲们也没找到真正的答案。 大学毕业后，先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一所培训学院，后来被兼并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分院。不久考取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说起师承来，赵汀阳算 “师出名门”。当年报考研究生时，发现一个考场60人，都是报考李泽厚的，可见李泽厚在学界的影响力。李的考试规则是，论述题不准超过五百字，超一个字扣一分。因为他认为，500字足够讲清楚一个问题了。古稀之年后，他让赵汀阳陪着去骑马，说，想去蹦极和坐过山车，可人人都反对，问赵汀阳：“你陪我去吗？” 赵汀阳和他的老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感兴趣的问题。但共同点还是多的，强烈的问题意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思想的独创性，还有不喜欢文学。李泽厚有一次对赵汀阳说：历史未必是真的，但文学都是假的，所以还是看历史算了。李泽厚也爱看警察特务的电影，但趣味与赵汀阳有些不同，赵汀阳喜欢昆丁塔伦提诺，李泽厚并不喜欢。有一年李泽厚向赵汀阳打听有什么 “警察特务之类”的电视剧可看，赵汀阳推荐他看《暗算》，但李泽厚后来说还是宁愿看《重案六组》，因为“那些简单而愚蠢的故事更像真实情况”。 和赵汀阳的原创政治哲学一样有名的，是他的漫画，那个秃着头、憨憨厚厚的小胖墩，时不时出现在读者面前，演绎着诸多理性和价值的观念，逗人解颐，也引人深思。赵汀阳自称小学学过素描，但不认为自己在绘画上有什么突出才华，只是有些兴趣而已。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赵汀阳顺手给一本哲学杂志画了两张漫画，从此出了名，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在《天涯》、《商务周刊》、《读书》上开设了漫画专栏。开会的时候他经常会画几幅即兴的漫画，每每获得大片的掌声和笑容。他说，许多次一起开会的翁贝托·艾柯在会上也画画，“他画得比我好，内容不同，艾柯爱画的是各种美丽的图案和迷宫之类的”。 精瘦的赵汀阳坐在咖啡厅里，面无表情地说着政治话题，你会觉得他很有性格，但并不是很有性情的人，你绝不会用 “可爱”或“有趣”一类的词形容他。在女儿的眼里，赵汀阳其实挺傻的，因为很多古字都不认识。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潮汕人、哲学家，总还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的思想和行文也有他的魅力所在，他热爱哲学，喜欢这种智力的极限挑战，独自面对问题本身，独自思考，给出直接原创的答案，不拉帮结派，不诘屈聱牙，没有中西文化对抗，没有圈子，只有问题，和他提供的可能性道路。而他的关注者也持续地喜欢他，豆瓣上有人挖了个坑，问， “赵汀阳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后来不久便拉出一长串的回应，答案从“真诚”、“原创”、“质朴”到“说人话，想人事”、“从不放弃思考基本问题”等，不一而足。他的书出来，拥趸者总会奔走相告，而《读书》杂志上只要有一期没有赵汀阳的漫画，网上马上会有人追问，“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二、赵汀阳的哲学， “老汉”能解 评这本书，应该由搞哲学的内行人来评，但内行评 “地道”而不“热闹”，还是我先来凑个热闹吧。 我喜欢赵汀阳，源于喜欢他的每一本书，还有他的哲理画；不仅我喜欢，我身边的同事都喜欢。为什么？我想原因有三：一是性情。搞哲学的一般很少露性情，因为性情往往疑似破坏理性。但人毕竟还是情感动物，我们在欣赏理性思辨美的同时，也需要慰情，这恐怕就是人们更喜欢叔本华、尼采而康德、黑格尔少有人问津的原因。在赵的著作中从来就不缺乏性情，有时是体现在非常有趣的语言上。人到中年，赵著性情的语言有所收束，行文归于素朴，追求深入浅出，少用专业术语，力避晦涩，这本书一如既往。二是真，表现为研究真问题。看他每本书的书名就可见一般，诸如《一个或所有问题》、《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天下体系》、《每个人的政治》，看，关键词是 “每个人”、“生活”、“坏世界”、“政治”、“天下”等等，尽管也是些“理想国”，但这是赵汀阳的理想国，我们喜欢。如果说前面的书都是积极用世的，是志在改变“坏世界”而平“天下”的，那么到了“知天命之年”开始回归了原点，这本书才研究哲学的基本问题，探讨哲学“如何可能”，也可以看成前面的30年都是为本书所做的准备和奠基。三是作自己的哲学。我们看多了教科书式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那样的哲学背离了“智慧之爱”，剥夺了“爱”而变成“强加”的哲学，造成了强烈的逆反，那样的哲学我们敬而远之。哲学在我国回归本然，回归“爱智”始于赵汀阳的老师李泽厚，二三十年后，我们终于在这本书看到哲学的回归形成了气候（业内人士就当我在胡说八道好了）。 说凑热闹结果说得太正经，下面来一点 “八卦”：赵汀阳在李泽厚的弟子中是最“欺师灭祖”的。据李泽厚说，赵汀阳曾放言“李泽厚老了，过时了”，这话恐怕深深刺痛了为师的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李听此话尽管不服，但又发自内心地说，赵汀阳是真聪明，弟子中谁也比不了，其聪明与何新有一拼。又说，何新聪明反被聪明误，既想成为学术霸主，又想当“王者师”，结果哪个都不成（出于草根而有这样的抱负，也可感佩），言下之意还是赵汀阳志在做当世张载，践履张子的“四句箴言”，一聪明到底。赵汀阳读博时蓄发留须，其后在著述中自称为“哲学家”，彰显了性格中“叛逆”和“自负”的一面。中年后开始向传统回归，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赵汀阳只出镜一次，着唐装，留寸头，不善辞令，不苟言笑，一如梁漱溟年轻时的形象（梁可是追求“成圣”的），俨然是一个民国人物。与媒体的合作仅此一次，此后就在媒体观众的视野中消失（守得住寂寞，是大学者的本色。有言“孔子赶上‘百家讲坛’会很高兴地参加”（易中天语），此话多么荒谬可笑）。 最后建议喜欢哲学的朋友不妨读读赵汀阳，当然赵的哲学虽比不得康德、黑格尔晦涩，但也不是白给的；我 “老汉”尽管属“门外”，毕竟有多年的读书积淀才得享受。 转自亚马逊： http://www.amazon.cn/review/R2JGJUTXI6R8XP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917 次阅读|3 个评论
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赵汀阳）——笔记
guoweihehe 2013-8-31 16:04
《文化纵横》 2013 年第四期 http://www.21bcr.com/a/shiye/lishiguan/2013/0830/3485.html 全文一万多字，先摘录一些。全文附后。 1、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错？这是我们今天试图在一起共同思考的问题。思维失效在学术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 2、 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这可是人本来就会的。问题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正在终结的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 3、 如果说，现代初期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是“信息就是力量”，那么未来也许是“服务就是力量”。 4、 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暗中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各种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似乎不是犯罪，而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游戏规则而合法地获取暴利。系统化暴力甚至使人失去思想。 5、 现代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心灵体制化和心灵自愿体制化。 6、 现代试图建构一切必然和确定的东西，知识、标准、规则和制度。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追求， 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安全，是为了预知未来，把未来提前管理起来，这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人定胜天的梦想。 7、 思想是为了存在，为了生活，为了行动，思想与存在有着相关性，这样思想才有意义。思想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法预知未来，这点休谟已经给出最好论证：不管有了多少知识，也不可能因此推知未来。 8、 认识自然是解密，而认识生活却是博弈 9、 关于“好在哪儿”的故事，其原型是姜文 10、 我相信运算单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运算单位正是用来定义各种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论条件。现代有两个决定性的运算单位：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 。 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 《文化纵横》 2013 年第四期 “现代性”与“全球性” 这个题目，其实没有确定答案，这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尚未稳定的问题，还在变化中，所以我不能说已经有个能够看得很清楚的答案，也许会有许多答案。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思考。 面对新问题，首先的困难就是没有一套现成适用的成熟概念，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有些人也许不同意，因为现代思想就是我们手头现成的成熟观念，一直都很好用。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现代正在终结，而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划分标准。现代的衰落是慢慢发生的，是在现代的盛世就开始的，新时代的发生也是一个过程，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起点。也许，我们可以称呼这个新时代为“全球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球化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不叫全球化，而说世界化。马克思是对全球化最早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相信每个国家的解放问题必须通过“国际主义”（英特纳雄耐尔）去解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各国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似乎没有意识到，至少没有严重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未必能够联合起来，而全世界的资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联合起来。这一点有些悲剧色彩，后来的全球化事实说明，各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很难大公无私地联合起来，而各国的资本家却在某些方面更有条件同流合污。 马克思也是反思现代性的最早思想家之一，但那时的现代性问题并不严重，相反，那时属于现代盛世。 100 多年来，尽管有许多欧洲左派思想家或激进思想家一直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现代性还是一路高歌成为了世界的秩序、价值观和通用标准。现代创造的各种世俗好处都是具体而实惠的，貌似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比如各种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便利和享受，个人权利所保证的自由，市场化和民主化所制造的半真半假的平等，而现代产生的各种痛苦和危险却比较抽象和隐蔽，就像慢性病一样，因此，许多人相信，现代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能够在不可救药之前克服各种挑战。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福山发挥黑格尔的说法，叫做历史的终结。经济和民主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被认为就是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的，在现代性的顶峰之时，历史很快就重新开展并且全面进入全球时代，而真正终结的是现代。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全球时代创造了新游戏的时刻。这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能够熟练使用的思维方式在对付新时代和新游戏时，往往是无效的，于是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好像难以解释也一筹莫展。约书亚·雷默在《想不通的时代》中描述了美国主导的各种现代策略似乎突然都失灵了，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与其说是动乱，还不如说是乱动，诸如此类各种“想不通”的事情。总之，在今天，现代的概念和逻辑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新游戏。 人们一般相信世界现在仍然处于美国主导的状况，美国作为游戏操盘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世界在干什么，许多事实暗示美国似乎也不清楚世界怎么了。美国 20 年来干了很多得失难说的事情，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阿拉伯的各国革命，尽管美国大力投入，却似乎没有摆平局面，仍然战乱不止，很难说处处动乱对美国治下秩序有什么明显好处。现在美国又转向亚洲。这一切行动在动机上很合情，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但是否在思维上合理，就难说了。“事与愿违”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状况，以现代游戏的逻辑去操作全球时代的游戏，就难免“事与愿违”。 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类似于量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层身份和双重游戏使得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难测，但也并非没有优势，双重视野虽然混乱，却也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不至于固守既定观点。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错？这是我们今天试图在一起共同思考的问题。思维失效在学术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 Antifragile ， 2012 ）：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 robust ）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就变得非常脆弱而崩溃。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也就是像生命而不是像机器那样去生存。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这可是人本来就会的。问题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正在终结的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用去颠覆秩序，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网络和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和灵感，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质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还能思想吗？恐怕除了复述，还是复述。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但关键是，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因此无效。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互联网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 我并不反对现代的思想成果，而是说，现代思想需要在新条件下被重新解释或重新定义，以便适合新游戏产生的新问题、新规则和新标准。 什么是新问题？比如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的自由和民主。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隐喻，如果说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典型，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意味着一个全球的思想广场，类似希腊的观念广场（ agora ），公民都可以到广场自由发言，公开理性辩论，寻求共识。作为普遍开放的自由交流空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但比现代的自由平等概念的含义更丰富，这种更丰富的意义来自互联网的网状关系存在方式，而现代的自由平等受制于个人这个实体存在单位。就是说，现代自由主要是个人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实现为个人权利，而互联网的自由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 free-from ）的消极自由，而且是作为自由获取（ free-to ）的积极自由，因此，互联网的自由（ free ）同时也意味着“免费”（ free ），这才是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于是，本质上说，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免费的自由平台，是资源平等共享的平台。 可是，应该不等于事实如此。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网络资源并非自由平等共享，而是要交费的，并非自由获取，甚至还被权力所入侵和控制。尽管互联网具有全球化新游戏最典型的特征，但却仍然被现代游戏的资本权力所控制，互联网的理念远没有实现。在此背景下就出现了像亚伦·斯沃茨（ Aaron Swartz ）这样的网络革命者，一位网络共产主义战士，软件天才，著名黑客，他盗取了大量有版权需要付费阅读的科学技术知识，准备在网上无偿公布。今年年初受到美国法院指控盗窃，判 30 多年徒刑，之后他自杀了。他有一篇宣言叫《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 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 ），他说资本主义霸权以网络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把科学技术这些应该共享的知识资源变成商业的牟利产品，学术被资本所控制，这也就意味着把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剥夺了穷人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可耻的暴力。既然信息就是力量，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自由权利和平等机会，就是反人民、反自由、反民主。他鼓励黑客们和科学家们联合起来，以网络游击队的方式把科学知识偷出来免费公布。传统的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以平等侵犯自由，代价太大，而网络共产主义却试图以合理的平等去扩大自由，因此是对现代的平等和自由概念的一种反思。无论网络共产主义是否得当，都不能够简单地用现代概念去反对的，因为它提出了新游戏的新问题。按照现代的概念，知识产权用于保护商业利益是正当的，但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权利概念是否会变成一种新专制或者促进垄断性的剥削？是否需要在全球条件下重新定义、重新解释？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技术专制的可能性 现代有个典型观念叫进步，历史观也是按照进步观来叙事的。进步有许多类型，有观念或价值观的进步，甚至社会制度的进步，这些进步一直都存在争议，但科学技术的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进步。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甚至种族灭绝呢？许多人会说，技术本身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人有可能使用技术导致灾难。理论上说，技术本身的确无过错，但是，技术有可能形成某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或者人类无法自控的巨大能力，以至于导致无法控制的违心后果。科幻想象的具体事情未必真实，但危险确实存在。现实地说，技术进步会不会在将来导致一种没有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将来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全部信息的芯片，能够确保安全、医疗并方便一切服务，大街上每隔 50 米就有一个能够为任何人提供全面方便服务的感知器，类似监控头，那时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你的全部信息，并且为你提供一切对你可能有用的信息，毫无疑问，这会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全面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对此种优良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每个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整个的自由选项和权利空间都被信息和服务所定义和预制，这种自由没有创造性，只有选项。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而且非常可能实现。 有人也许会说，我可以不要这个芯片。人显然有这个自由，可是恐怕很少有人去行使这项权利，因为那样就将失去人人需要的各种社会服务。当服务成为生存必需的系统供给，也就成为无力以抗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接受被控制，就是因为需要整个系统所提供的生活甚至生存服务，只好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社会越发达，人们的生存就越受制于技术、经济和社会服务，也就必需接受系统化的专制。以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存问题就普遍得到解决而只剩下自由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事实上，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反而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和服务系统中，每个人都无法自拔，就是说，在发达现代的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不再是一个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生存甚至变成一个比各种自由权利更难以实现的目标，一个更费力的目标。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由和民主不断得到推进和成功的时代，人们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多，可是悖谬的是，生存反而越来越不容易。尽管物质水平普遍提高了，即使是穷人也能够温饱，享有各种电器甚至汽车，可是生存变成一个受制于系统的繁琐复杂而毫无成就感毫无创造性的机械过程。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文不对题，因为现代的解放模式对付不了新时代的专制问题。现代是对前现代社会的解放，却不是对未来社会的解放。 如果说，现代初期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是“信息就是力量”，那么未来也许是“服务就是力量”。通过技术服务达到新专制是完全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专制是每个人在方便和舒服中不知不觉自愿接受的，自愿被体制化，自愿被支配。像这样的技术进步，或者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幸福还是不幸？现在就需要反思。不妨做个小实验，假定暂时停止使用民主、进步、发展、合法性、程序正确等等政治正确的现代价值观，你还能够描述生活吗？还能够分析生活吗？如果离开了那些体制化的套话就感觉到思维困难，那就是被体制化的心灵，或许还是自愿被体制化的心灵，它一开始是被灌输的，但慢慢就自愿体制化了。那么，这样又如何能够思考新游戏和新问题呢？现实比概念更有力量，思维必须抛弃套话的拖累去面对现实。 全球性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生活的体制化是一种无处伸冤的暴力。我愿意提到齐泽克对暴力的反思（编者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的激进思想家）。齐泽克将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暴力，这种暴力有个明确的行动主体，比如说凶手杀人，资本家剥削人，某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暴力来源清楚，人们知道谁害了谁。主观暴力比较容易对付，可以躲避，还可以去报复，因为你知道谁害了你。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暴力，齐泽克称为客观暴力，人们不知道谁在实施暴力，这种暴力是匿名的，没有为之负责的主体，它是无处不在的系统化暴力。齐泽克对暴力的揭露并不完全新奇，马克思所揭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暴力就是一种系统化暴力，齐泽克进一步揭发了任何系统化的暴力，不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文化制度、心理制度、信息制度、话语制度等等一切能够把人和事情体制化的系统暴力。 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暗中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各种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似乎不是犯罪，而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游戏规则而合法地获取暴利。系统化暴力甚至使人失去思想。这不是说，有个权力禁止人们思想。国家模式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也做不到禁止人们思想，至多不许人说话，这是低水平的专制。系统化暴力通过改造和定义词汇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一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慢慢地人们就习惯这样去思考，政治正确的思想是安全的，事先就正确了，感觉理直气壮。这是貌似在思想，其实什么也没想，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心灵被奴役，这才是更可怕的暴力。真正难以解决的暴力就是那些系统化暴力，那些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没办法的专制。 总之，现代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心灵体制化和心灵自愿体制化。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各种系统的支配，只好自愿地依赖系统，就像刚才所说的，人们终究需要系统提供的服务。在现代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暴力仍然不是致命的，因为还有另一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存在对比，就存在反思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那种试图一统江湖支配整个世界的普世意识形态就比较危险了，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全球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比现代民主更好的民主 现代游戏制造的许多系统化专制所以难以克服，其中一个有些悖谬的原因是，现代的系统化专制得到了民主和市场的支持。这就形成一个两难局面：人们需要市场和民主，是为了避免专制；可是另一面，市场和民主也会产生专制，这种隐性的专制更难避免，而且还找不到反抗对象而无从反抗，因为压迫者是生活系统而不是具体主体。在本质上，民主和市场是同构的，都是大众选择，都是避免权力垄断的方式，但民主和市场却以系统化的方式形成专制：人们可以选择，但选项是被给定的。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但我们仍然愿意想象，未来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比较少的民主和市场。 就民主而言，如果认为现代民主已经足够成熟，就把民主几乎等同于现代民主。这种理解把民主看成是一个完成式的封闭概念，很难对付新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保守地捍卫现代民主呢？我们知道，现代民主不是民主的原始版本，原始版是希腊民主，现代民主比希腊民主更好吗？很难这么说，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当时语境和条件都是合理的。希腊民主是公议、抽签和表决的混合形式，如果民主追求的是平等和公平，那么希腊民主的混合形式要比现代民主的多党代议制更接近平等和公平。现代是因为限于现代国家条件才采取了多党代议制民主，并非因为现代民主是更好的。投票、党派、代议制都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平等和公平有着明显的距离，比如说，偏好加总本来就是一种很不完美的公共选择方式，个人理性选择的加总结果更可能是非理性的集体选择；还有，现代民主也无力阻止利益集团支配宣传和选举，因为那些操纵手段都是程序合法的。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不必多说。问题在于，哪一种民主更合适？比如说现代民主或希腊民主何者更好？无法抽象判断，只能根据特定条件，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合理性。同理可知，在新游戏的条件下，难道不需要发展一种更新的民主形式，以便应付新问题吗？比如说一种能够拒绝金钱专制、信息专制、系统化专制的新民主。 关于现代民主有多种神话，其中有一个很流行的是民主和平论，基本信念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严重的互相伤害，而总是倾向于选择互相合作，因为这个巨大优点，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当然，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矛盾，但据说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必定可以通过对话去解决，因此对话理论曾经很流行，哈贝马斯等都是对话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民主和平论的原始版本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曾经成功地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二战之后，欧洲基本上理性地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欧洲是现代性的典型场所，该理论对欧洲特别合适，是欧洲自生自长的观念，可是，它对于其他文化是否也合适？在全球游戏中是不是也合适？这就需要反思了。 亨廷顿指出的文明冲突虽然有些夸大，但对于康德式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来说，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康德式和平的条件是政治制度和文化高度相似的国家联盟，这个条件对于欧洲地区是合适的，但对于有着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文化世界来说，就不合适了，简单地说，在亨廷顿条件下，康德和平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与西方不同的其他多种文化和国家，按照康德的逻辑，就似乎被自动排除在和平世界之外了，就好像说，其他国家就活该打仗或者可以被打，这显然不是世界和平之路。所以，康德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没有普世性，它不适用于世界多样条件下的全球状况，只是局部有效的方案，不是普世方案。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见我论证的“天下体系”，那是一个能够适应全球条件，基于多民族、多文化、多制度以及不同价值观条件的全球永久和平理论，是以共在存在论和关系理性为基础的政治理论，细节就不说了。 总之，我想说的是，民主必须是一个始终可以反思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改进的制度，显然不能以现代民主去封闭民主的概念。难道民主不能进一步改进升级吗？难道在全球时代不能够发明一种比现代民主更合适的民主吗？进一步说，民主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促进平等，假如未来人们发现另一种能够更有效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安排，难道不能称为民主吗？或者，不能命名为一种更好的制度吗？ 确定性的丧失 现代试图建构一切必然和确定的东西，知识、标准、规则和制度。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安全，是为了预知未来，把未来提前管理起来，这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人定胜天的梦想。现代人希望能够通过严格可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去确定未来是什么样的，以便做事万无一失，永远正确。 但是，事与愿违，当代科学已经发现，具有复杂性的系统几乎不可能被必然地或完全确定地认识。尤其是人类行为和系统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预测，这一点在全球游戏的条件下就更加明显了，全球化创造的各种系统形成了人们无法全面理解和预料的环境，任何严密的制度、规则和模型都是脆弱的，都难以应对无法算计的变化。纳西姆·塔勒布的反脆弱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设计和规划良好的公司甚至国家会突然崩溃。越是看上去万无一失的系统，在不可预料的挑战面前就崩溃得越厉害。对于非常精密的体系，只要有一个小漏洞，就可能全盘崩溃。换句话说，一个系统越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在复杂环境下就越脆弱。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试图论证说，在充满变数的游戏中，存在的逻辑不是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这种思维可能更适合复杂的全球游戏。 我总会想起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让人着迷的命题：“无人会明知故犯”。这个命题听上去有些诡异，道理上却是对的——谁会傻到故意去做错误的事情呢？但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确实有比较大的出入，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明知故犯。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比如说，通常被概括为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金融投机、过度消费、破坏生态的生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军事竞赛甚至战争，都是明知故犯的错误。现代的存在方式充满了明知故犯的错误，根本问题在于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打破均衡的不当获利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从而形成互相作恶的均衡，甚至形成无法停止的作恶循环。换句话说，一种损人利己的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然后形成反弹效应，最后使所有人的行为策略都陷入自我挫败的状况。关于这个道理，我在《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思考一个当下的实际情况：那些后发展国家所做的错误事情就是对先发展国家的错误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永远被剥削被奴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游戏的恶循环不可能被道德批评和呼吁所改变，只能指望新游戏颠覆旧游戏，使作恶的策略不再能够获利，或者说，只能指望新游戏能够创造强有力的善循环，形成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否则传说的人类末日或许就不远了。 也许可以迂回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思想？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动脑筋？人不是为思想而思想，人类的存在没有这么奢华，思想是为了存在，为了生活，为了行动，思想与存在有着相关性，这样思想才有意义。思想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法预知未来，这点休谟已经给出最好论证：不管有了多少知识，也不可能因此推知未来。就是说，通过知旧而知新是不可能的。于是，未来永远是开放的可能存在，是无法预订也无法预料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一种选择是对的，那么，不存在事先诸葛亮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未来？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等事后知道了再作选择，也不可能等着不行动，不管猜想的对不对，都必须行动，或者说，只好做出某种盲目选择，而且还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不可能同时选择两种，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和生活的根本挑战，一个存在论上的挑战。 现代知识的梦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梦想，这是一个注定破产的梦想。尽管现代人会谦虚地说，认识整个世界是一个无穷过程。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即使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知识，也能够越来越逼近完全的知识。科学的进步被认为是现代知识成就的最好证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越来越深入，但对人类自身的生活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正确，尤其对于人类的未来毫无把握，这一点正是现代知识的局限。认识自然是解密，而认识生活却是博弈，人是人的对手，对手可以自由地改变问题的答案，于是，生活没有唯一答案，也就等于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因此，对于生活来说，试图把握未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梦想注定破产。我们需要另一种思维。当失去必然性，剩下的思考对象就只有可能性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要理解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由于人代表着各种可能性，因此，在存在论上说，要思考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而从逻辑上说，就是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关系。 现代知识试图在可能性中发现必然性，比如说发现“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或者“历史的必然规律”、“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之类，问题是，人、生活和历史的可能性并不听从知识所想象的必然性，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总是解构必然性。全球游戏使各种复杂的互动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今天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来思考可能性的互动性，否则无法理解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我试图反思哲学的一个根基问题：思想不是由“我思”（ cogito ）确定的，而是由“我行”（ facio ）决定的，因此，“我行故我在”（ facio ergo sum ）是比“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更基本的问题。人的行动意味着各种互动状态：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当下行为与未来的互动。“我行”的问题意味着存在的本质是未来性，就是说，存在不是因为必然性而具有意义，相反，存在因为可能性而具有意义。可能性不是简单地摆在前面的潜在未来，可能性并非给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行为选择而不断变化的，任何行动都使未来的可能性组合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人的现时行动而不断变化，同时，未来的可能性也诱惑着行为的选择，因此，人的行动和未来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当意识到存在的意义在于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类游戏的复杂性、语境性和互动性。 回到如何解释苏格拉底的问题，关键要看清楚，对错的概念如果缺乏理解所需的条件、语境和互动性，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看是在哪个范围内的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的错误？是对于谁的错误？这样才有可能去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宁可明知故犯，在什么意义上明知故犯。如果不给条件，就试图断言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就是在伪造必然性。我在《每个人的政治》的前言里提到的关于“好在哪儿”的故事，其原型是姜文，姜文是个认真的导演，他关心的问题是“好在哪儿”而不是“好”。这是个可怕的思想问题，足以问倒随便叫好的人。比如说，抽象地肯定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大家都喜欢的词汇是好的，这比较容易，但要说说这些概念好在哪儿，就难一些，没准就说乱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家需要一个宪法，宪法确定各种事情的合法性，那么，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在哪儿？逻辑上说，既然宪法的有效覆盖范围是全部公民，那么，宪法就必需是每一个公民同意的普遍契约。如何证明全体公民一致同意，这是个难题，通常把民主意见看作是证明，但这个证明显然不正确，因为多数人意见不等于全体一致意见。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人算小账都不会错，只有遇到大问题才会算错账。关于“小账”的知识大概相当于个人日常生存所需的生活知识，就此而言，每个人能够知道的几乎一样多，哪怕是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知识优势都没有。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方面，不存在知识论上的难题。关于生活的简单知识经常被编为一些格言警句而广受欢迎，但格言警句并不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因为那些格言无非是每个人本来就懂或者很快就要懂的经验教训，只要进入社会，生活经验将会告诉每个人同样的道理。格言警句的意义不在于思想，而是人们的一种分享经验的方式。 既然在世俗意义上，人人一样精明，这个时候如果还会犯错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偶然失手的低级错误，一是明知故犯。不过，明知故犯含义非常复杂，要在具体场景下分析，比如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罪犯的选择都是明知故犯的道德错误，但道德往往敌不过利益，那么，在单纯利益策略上说，两个罪犯的算计到底对不对？这仍然要看是在什么游戏中。如果在现代个人主义下的陌生人社会里，两个罪犯的算计是精明的，但如果在传统社会里，出卖同伙就恐怕不是一个精明策略，多半会因此失去前途甚至生命。因此，不能简单地随便把某个模式看作是定理，很多貌似普遍必然的定理其实并不必然，而要取决于在什么游戏中出现。游戏发生变化，道理就发生变化，这正是当下的问题。 精明的现代策略似乎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如果在全球游戏中坚持使用自私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策略，就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明知故犯，就是说，即使不考虑道德错误，也是在利益上得不偿失自取其祸的策略。一个明显原因是，全球游戏正在各种存在之间形成越来越强的相互依存性，这是一个存在论上的根本变化，我概括为“共在先于存在”的存在状况，于是，任何一个存在的自私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不仅做不到，而且必定自我挫败。比如说，现代帝国主义的霸权策略为什么越来越行不通，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差？原因就是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变化了。这种存在状况的变化意味着：在新游戏里生存，人人不仅仅需要算小账，即使自私自利，也不得不算大账，否则无法生存。既然存在取决于共在，那么就变成了人人有责的事情了。 “网状存在”与“超越权力” 既然现代游戏正在终结，全球游戏正在全面展开，我们需要反思现代什么事情正在被严重挑战。现代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尽管人人熟悉现代性，比如个人主义、市场、自由、民主等等，但我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从运算单位的角度去反思。我相信运算单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运算单位正是用来定义各种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论条件。现代有两个决定性的运算单位：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所有的现代价值观、游戏规则和知识建构都是按照这两个运算单位而定的，比如说，有了个人这样的实体就有了诸如自由、个人权利这些价值，市场、竞争、法治都依附在个人运算单位上。民族国家也一样，现代的国际政治都以民族国家的运算单位为依据，它解释了主权、国际法、霸权、权力均势等等。现代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也都是这两个运算单位所致。显然，运算单位才是游戏的根本。 如果这一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正在进入的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能想错，很可能会习惯性地使用现代那些已经失效的或尚未升级的概念去分析问题，结果会是削足适履。当然，我不敢肯定我对全球游戏的理解是否清楚，因为全球游戏还有很大部分尚未展开，也许有些问题只有等待事后诸葛亮。不过我试图说说一些似乎可见的新问题。简单地说，在全球游戏中，决定性的运算单位大概可以称之为“网状存在”，典型的就像 internet 那样的存在，我愿意把 internet 看作是新存在方式的一个普遍隐喻，它表明了新存在的根本性质。也可以在存在论上说，全球时代的决定性的存在单位是关系而不是实体，关系决定实体，实体存在服从于关系存在，关系存在决定了新游戏的有效行为和规则。这一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在决定存在。于是，在新游戏中，最大生存机会或者说最成功的生存方式不再是一个实体对自身进行全方位的防卫，而是充分利用网络式的关系存在路径去发展，争取能够成为网络关系中纲举目张的关键点，从而支配整个网络关系，也就支配了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当然，这里所说的网络关系不限于 internet ，而是指全球游戏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存在。 有些分析家谈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实力存在（ power ）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通常的看法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我想说，按照现代概念去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仍然以现代的运算单位去看问题，美国和中国看上去就是最大受益者。假如换个角度，以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去看，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不是最大收益的存在单位，而是另外一些虽然仍然属于某些国家但同时在超越国家的实力单位。比如说，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实力体系和媒体体系（包括 internet 、手机以及将要出现的新媒体）。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才是目前全球游戏中的最大赢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它们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世界之王”，甚至比大国更有影响力和支配力。全球的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目前仍然受制于某些国家，这是尚未被彻底改造的现代存在方式，但从实际运作和前途上看，那些网络状的权力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流动，慢慢地控制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的一切可能性。银行决定人们能够做什么，而媒体决定人们可以想什么。也许你有疑问！难道人们不是有自由吗？难道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吗？当然可以，人们想什么做什么，可以自己决定，但问题在于，有利于生存或者能够获利的言论和行为空间却是被系统决定的。如果和媒体主流意见不一致，那你的意见就不是优势意见，就会被排挤和遗忘。媒体决定了什么意见是能够受到欢迎的意见，同样，金融资本决定了什么行为是能够获利的行为。 因此，金融和媒体是新的专制形式，是实际上最大的权力，这其实不是新鲜事情，这种专制早就开始了，只是越来越明显。无论游戏如何变化，权力都会找到最合适的路径和空间去生长，权力总会采取新形式去适应新游戏，网状存在就是权力在新游戏里的最佳生存条件。可以想象，随着全球游戏的发展，还会有多种同样具有网络式关系特征的权力出现，凡是能够像网络般生长的都会是全球游戏的权力集团成员。全球游戏的新专制的特点是，它依赖的不是政府、军队和警察，而是通过提供普遍全面的“最好服务”而使所有人为了得到必要的服务而自愿被支配，所以说，服务就是权力，更准确地说，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是权力。前卫的观念未必来自思想家，而可能来自新游戏的创作者，比如支付宝、谷歌、 QQ 、微博、微信之类，其中就蕴含着新时代的观念。 据说生物技术和电子技术还将有惊人的发展，以至于不久的将来就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彻底全方位的服务，可以想象，人们将在得到一切所需的方便的同时也被全面支配和控制，舒舒服服地被控制。资本决不会错过与新技术合作而成为普遍权力的机会。未来的权力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超越政府和国家的能力，也许可以称为“超越权力”（ Transcendental powers ）。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批判新权力，而是在反思新游戏的存在状况。任何游戏都存在权力结构，新游戏必定有新权力，取消权力结构的游戏是难以想象的。问题在于，世界很可能会与新权力同流合污，我们只能指望世界与新权力同流而不合污。因此必须思考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配套秩序和游戏规则来保证世界免于疯狂，来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意义。我想象的天下体系就是一种符合全球游戏的新秩序，一种与超越权力配套的超越秩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个人分类: 深夜读闲书|1933 次阅读|0 个评论
心理问题的哲学治疗方法
guoweihehe 2013-8-23 21:04
心理疾病多来自存在论意义上的错误和不幸——忽视他人，唯我独尊，没有互动的事件和生活。 精彩开始于第80分钟。 我行故我在，生活处处有奇迹 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从我思到我行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sG11SVEa2Q/
个人分类: 点滴成长路|2631 次阅读|0 个评论
精神政治的讲座
guoweihehe 2013-8-23 18:41
精神政治，可能是个陌生的词汇；但说到“政治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可能就熟悉多了。这是赵汀阳先生在《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重点考察的核心问题，不论是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对西方的基督教，还有现在众多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赵老师都有深入浅出的、有创见的分析。 看书，难免有厌倦之时，在网上翻找一番，有两个视频值得分享下。听演讲，注意到一些自己没有重视的内容，也有助于理解作者是如何架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就是听起来，容易走神。 《精神政治的秘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fbAdL2E0Ys/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好世界与坏世界》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dQxGOdi4iA/
个人分类: 点滴成长路|1871 次阅读|0 个评论
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 全球性的未来
热度 2 xcfcn 2013-7-28 20:50
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 全球性的未来 编者注：5月19日，哲学家赵汀阳在《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北大元培班主办的“文化纵横杯”书评大赛中，以《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为主题发表演讲。 赵汀阳认为现代正在结束，全球时代正在开始，而现有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分析新游戏和新问题。 第一，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 ，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free-from）的消极自由，自由（free）同时意味着“免费”（free），并构成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 第二，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新的专制 ， 当人们越需要系统提供的生存服务，越可能“自愿”接受被控制，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 第三，心灵日益自愿被体制化和奴隶化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系统化暴力。全球游戏正在变得越来越有相互依存性，任何自私的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 在赵汀阳看来，金融体系和媒体已经成为全球时代新游戏的最大赢家，“它们是新游戏的最大权力，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之王'。” 赵汀阳， 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5-198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李泽厚。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和《第一哲学的支点》等，主要研究领域是存在论和政治哲学。 以下为演讲内容 “现代”这个时代正在结束 全球时代正在开始 今天讨论的这个题目，其实我没有确定答案，这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尚未稳定的问题，还在变化中，所以我不能说已经有个能够看得很清楚的答案，也许会有许多答案。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思考，当场思考。 面对新问题，首先的困难就是没有一套现成适用的成熟概念，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有些人也许不同意，因为现代思想就是我们手头现成的成熟观念，一直都很好用。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现代正在终结而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划分标准。现代的衰落是慢慢发生的，是在现代的盛世就开始的，新时代的发生也是一个过程，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起点。也许，我们可以称呼这个新时代为“全球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球化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不叫全球化，而说世界化。马克思是对全球化最早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相信每个国家的解放问题必须通过“国际主义”（因特纳雄奈尔）去解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各国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似乎没有意识到，至少没有严重地意识到，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未必能够联合起来，而全世界的资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联合起来。 这一点有些悲剧色彩，后来的全球化事实说明，各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很难大公无私地联合起来，而各国的资本家却在某些方面更有条件同流合污。 马克思也是反思现代性的最早思想家之一，但那时的现代性问题并不严重，相反，那时属于现代盛世。100多年来尽管有许多欧洲左派思想家或激进思想家一直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现代性还是一路高歌成为了世界的秩序、价值观和通用标准。现代创造的各种世俗好处都是具体而实惠的，貌似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比如各种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便利和享受，个人权利所保证的自由，市场化和民主化所制造的半真半假的平等，而现代产生的各种痛苦和危险却比较抽象和隐蔽，就像慢性病一样，因此，许多人相信，现代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能够在不可救药之前克服各种挑战。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福山发挥黑格尔的说法，叫做历史的终结。经济和民主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被认为就是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的，在现代性的顶峰之时，历史很快就重新开展并且全面进入全球时代，而真正终结的是现代。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全球时代创造了新游戏的时刻。这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能够熟练使用的思维方式在对付新时代和新游戏时，往往是无效的，于是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好像难以解释也一筹莫展。约书亚·雷默在《想不通的时代》中描述了美国主导的各种现代策略似乎突然都失灵了，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与其说是动乱还不如说是乱动，诸如此类各种“想不通”的事情。总之，在今天，现代的概念和逻辑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新游戏。 人们一般相信世界现在仍然处于美国主导的状况，美国作为游戏操盘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世界在干什么，许多事实暗示美国似乎也不清楚世界怎么了。美国20年来干了很多得失难说的事情，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阿拉伯的各国革命，尽管美国大力投入，却似乎没有摆平局面，仍然战乱不止，很难说处处动乱对美国治下秩序有什么明显好处。现在美国又转向亚洲。这一切行动在动机上很合情，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但是否在思维上合理，就难说了。事与愿违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状况，以现代游戏的逻辑去操作全球时代的游戏，就难免事与愿违。 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类似于量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于是， 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 双层身份双重游戏使得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难测，但也并非没有优势，双重视野虽然混乱，却也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不至于固守既定观点。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错？这是我们今天试图在一起共同思考的问题。思维失效在学术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Antifragile，2012）：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robust）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就变得非常脆弱而崩溃。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也就是像生命而不是像机器那样去生存。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这可是人本来就会的。问题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正在终结的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用去颠覆秩序，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网络和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和灵感，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的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质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还能思想吗？恐怕除了复述，还是复述。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但关键是，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因此无效。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时代新问题之一：互联网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 我并不反对现代的思想成果，而是说，现代思想需要在新条件下被重新解释或重新定义，以便适合新游戏产生的新问题、新规则和新标准。 什么是新问题？比如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的自由和民主。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隐喻，如果说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典型，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意味着一个全球的思想广场，类似希腊的观念广场（agora），公民都可以到广场自由发言，公开理性辩论，寻求共识。作为普遍开放的自由交流空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但比现代的自由平等概念的含义更丰富，这种更丰富的意义来自互联网的网状关系存在方式，而现代的自由平等受制于个人这个实体存在单位。就是说，现代自由主要是个人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实现为个人权利，而互联网的自由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free-from）的消极自由，而且是作为自由获取（free-to）的积极自由，因此，互联网的自由（free）同时也意味着“免费”（free），这才是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于是，本质上说，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免费的自由平台，是资源平等共享的平台。 可是，应该不等于事实如此。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网络资源并非自由平等共享，而是要交费的，并非自由获取，甚至还被权力所入侵和控制。尽管互联网具有全球化新游戏最典型的特征，但却仍然被现代游戏的资本权力所控制，互联网的理念远没有实现。在此背景下就出现了像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这样的网络革命者，一位网络共产主义战士，软件天才，著名黑客，他盗取了大量有版权需要付费阅读的科学技术知识，准备在网上无偿公布。今年年初受到美国法院指控盗窃，判30多年徒刑，之后他自杀了。他有一篇宣言叫“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 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 ），他说资本主义霸权以网络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把科学技术这些应该共享的知识资源变成商业的牟利产品，学术被资本所控制，也就意味着把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剥夺了穷人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可耻的暴力。既然信息就是力量，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自由权利和平等机会，就是反人民、反自由、反民主。他鼓励黑客们和科学家们联合起来，以网络游击队的方式把科学知识偷出来免费公布。传统的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以平等侵犯自由，代价太大，而网络共产主义却试图以合理的平等去扩大自由，因此是对现代的平等和自由概念的一种反思。无论网络共产主义是否得当，都不能够简单地用现代概念去反对的，因为它提出了新游戏的新问题。按照现代的概念，知识产权用于保护商业利益是正当的，但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权利概念是否会变成一种新专制或者促进垄断性的剥削？是否需要在全球条件下重新定义、重新解释？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时代新问题之二：技术进步可能出现新的专制 现代有个典型观念叫进步，历史观也是按照进步观来叙事的。进步有许多类型，有观念或价值观的进步，甚至社会制度的进步，这些进步一直都存在争议，但科学技术的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进步。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甚至种族灭绝呢？许多人会说，技术本身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人有可能使用技术导致灾难。理论上说，技术本身的确无过错，但是，技术有可能形成某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或者人类无法自控的巨大能力，以至于导致无法控制的违心后果。科幻想象的具体事情未必真实，但危险确实存在。现实地说，技术进步会不会在将来导致一种没有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将来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全部信息的芯片，能够确保安全、医疗和方便一切服务，大街上每隔50米就有一个能够为任何人提供全面方便服务的感知器，类似监控头，那时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你的全部信息，并且为你提供一切对你可能有用的信息，毫无疑问，这会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全面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对此种优良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每个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整个的自由选项和权利空间都被信息和服务所定义和预制，这种自由没有创造性，只有选项。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而且非常可能实现。 有人也许会说，我可以不要这个芯片。人显然有这个自由，可是恐怕很少有人去行使这项权利，因为那样就将失去人人需要的各种社会服务。当服务成为生存必需的系统供给，也就成为无力以抗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接受被控制，就是因为需要整个系统所提供的生活甚至生存服务，只好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社会越发达，人们的生存就越受制于技术、经济和社会服务，也就必需接受系统化的专制。以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存问题就普遍得到解决而只剩下自由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事实上，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反而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和服务系统中，每个人都无法自拔，就是说，在发达现代的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不再是一个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生存甚至变成一个比各种自由权利更难以实现的目标，一个更费力的目标。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由和民主不断得到推进和成功的时代，人们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多，可是悖谬的是，生存反而越来越不容易。尽管物质水平普遍提高了，即使是穷人也能够温饱，享有各种电器甚至汽车，可是生存变成一个受制于系统的繁琐复杂而毫无成就感毫无创造性的机械过程。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文不对题，因为现代的解放模式对付不了新时代的专制问题。现代是对前现代社会的解放，却不是对未来社会的解放。 如果说，现代初期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是“信息就是力量”，那么未来也许是“服务就是力量”。通过技术服务达到新专制是完全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专制是每个人在方便和舒服中不知不觉自愿接受的，自愿被体制化，自愿被支配。像这样的技术进步，或者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幸福还是不幸？现在就需要反思。不妨做个小实验，假定暂时停止使用民主、进步、发展、合法性、程序正确等等政治正确的现代价值观，你还能够描述生活吗？还能够分析生活吗？如果离开了那些体制化的套话就感觉到思维困难，那就是被体制化的心灵，或许还是自愿被体制化的心灵，一开始是被灌输的，但慢慢就自愿体制化了。那么，这样又如何能够思考新游戏和新问题呢？现实比概念更有力量，思维必须抛弃套话的拖累去面对现实。 时代新问题之三：全球化时代真正难以解决的是 系统化暴力 生活的体制化是一种无处伸冤的暴力。我愿意提到齐泽克对暴力的反思（ 编者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的激进思想家 ）。齐泽克将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暴力，这种暴力有个明确的行动主体，比如说凶手杀人，资本家剥削人，某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暴力来源清楚，人们知道谁害了谁。主观暴力比较容易对付，可以躲避，还可以去报复，因为你知道谁害了你。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暴力，齐泽克称为客观暴力，人们不知道谁在实施暴力，这种暴力是匿名的，没有为之负责的主体，它是无处不在的系统化暴力。齐泽克对暴力的揭露并不完全新奇，马克思所揭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暴力就是一种系统化暴力，齐泽克进一步揭发了任何系统化的暴力，不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文化制度、心理制度、信息制度、话语制度等等一切能够把人和事情体制化的系统暴力。 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暗中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各种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似乎不是犯罪，而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游戏规则而合法地获取暴利。系统化暴力甚至使人失去思想。这不是说，有个权力禁止人们思想。国家模式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也做不到禁止人们思想，至多不许人说话，这是低水平的专制。系统化暴力通过改造和定义词汇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一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慢慢地人们就习惯这样去思考，政治正确的思想是安全的，事先就正确了，感觉理直气壮。这是貌似在思想，其实什么也没想，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心灵被奴役，这才是更可怕的暴力。真正难以解决的暴力就是那些系统化暴力，那些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没办法的专制。 总之，现代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心灵体制化和心灵自愿体制化。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各种系统的支配，只好自愿地依赖系统，就像刚才所说的，人们终究需要系统提供的服务。在现代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暴力仍然不是致命的，因为还有另一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存在对比，就存在反思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那种试图一统江湖支配整个世界的普世意识形态就比较危险了，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全球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时代新问题之四：全球时代完全可能创造比现代民主更好的民主 现代游戏制造的许多系统化专制所以难以克服，其中一个有些悖谬的原因是，现代的系统化专制得到了民主和市场的支持。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局面：人们需要市场和民主，是为了避免专制；可是另一面，市场和民主也会产生专制，这种隐性的专制更难避免，而且还找不到反抗对象而无从反抗，因为压迫者是生活系统而不是具体主体。在本质上，民主和市场是同构的，都是大众选择，都是避免权力垄断的方式，但民主和市场却以系统化的方式形成专制：人们可以选择，但选项是被给定的。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但我们仍然愿意想象，未来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比较少的民主和市场。 就民主而言，如果认为现代民主已经足够成熟，就把民主几乎等同于现代民主。这种理解把民主看成是一个完成式的封闭概念，就很难对付新问题了。为什么一定要保守地捍卫现代民主呢？我们知道，现代民主不是民主的原始版本，原始版是希腊民主，现代民主比希腊民主更好吗？很难这么说，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当时语境和条件都是合理的。希腊民主是公议、抽签和表决的混合形式，如果民主追求的是平等和公平，那么希腊民主的混合形式要比现代民主的多党代议制更接近平等和公平。现代是因为限于现代国家条件才采取了多党代议制民主，并非因为现代民主是更好的。投票、党派、代议制都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平等和公平有着明显的距离，比如说，偏好加总本来就是一种很不完美的公共选择方式，个人理性选择的加总结果更可能是非理性的集体选择；还有，现代民主也无力阻止利益集团支配宣传和选举，因为那些操纵手段都是程序合法的。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不必多说。问题在于，哪一种民主更合适？比如说现代民主或希腊民主何者更好？无法抽象判断，只能根据特定条件，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合理性。同理可知，在新游戏的条件下，难道不需要发展一种更新的民主形式，以便应付新问题吗？比如说一种能够拒绝金钱专制、信息专制、系统化专制的新民主。 关于现代民主有多种神话，其中有一个很流行的是民主和平论，基本信念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严重的互相伤害，而总是倾向于选择互相合作，因为这个巨大优点，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当然，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矛盾，但据说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必定可以通过对话去解决，因此对话理论曾经很流行，哈贝马斯等都是对话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民主和平论的原始版本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曾经成功地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二战之后，欧洲基本上理性地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欧洲是现代性的典型场所，该理论对欧洲特别合适，是欧洲自生自长的观念，可是，它对于其它文化是否也合适？在全球游戏中是不是也合适？这就需要反思了。 亨廷顿指出的文明冲突虽然有些夸大，但对于康德式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来说，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挑战。 康德式和平的条件是政治制度和文化高度相似的国家联盟 ，这个条件对于欧洲地区是合适的，但对于有着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文化世界来说，就不合适了，简单地说，在亨廷顿条件下，康德和平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与西方不同的其它多种文化和国家，按照康德的逻辑，就似乎被自动排除在和平世界之外了，就好像说，其它国家就活该打仗或者可以被打，这显然不是世界和平之路。所以，康德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没有普世性，它不适用于世界多样条件下的全球状况，只是局部有效的方案，不是普世方案。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见我论证的“天下体系”，那是一个能够适应全球条件，基于多民族、多文化、多制度以及不同价值观条件的全球永久和平理论，是以共在存在论和关系理性为基础的政治理论，细节就不说了。 总之，我想说的是，民主必须是一个始终可以反思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改进的制度，显然不能以现代民主去封闭民主的概念。难道民主不能进一步改进升级吗？难道在全球时代不能够发明一种比现代民主更合适的民主吗？进一步说，民主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促进平等，假如未来人们发现另一种能够更有效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安排，难道不能称为民主吗？或者，不能命名为一种更好的制度吗？ 时代新问题之五：现代知识追求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受到挑战 现代试图建构一切必然和确定的东西，知识、标准、规则和制度。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安全，是为了预知未来，把未来提前管理起来，这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人定胜天的梦想。现代人希望能够通过严格可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去确定未来是什么样的，以便做事万无一失，永远正确。 但是，事与愿违，当代科学已经发现，具有复杂性的系统几乎不可能被必然地或完全确定地认识。尤其是人类行为和系统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预测，这一点在全球游戏的条件下就更加明显了，全球化创造的各种系统形成了人们无法全面理解和预料的环境，任何严密的制度、规则和模型都是脆弱的，都难以应对无法算计的变化。纳西姆·塔勒布的反脆弱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设计和规划良好的公司甚至国家会突然崩溃。越是看上去万无一失的系统，在不可预料的挑战面前就崩溃得越厉害。对于非常精密的体系，只要有一个小漏洞，就可能全盘崩溃。换句话说，一个系统越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在复杂环境下就越脆弱。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试图论证说，在充满变数的游戏中，存在的逻辑不是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这种思维可能更适合复杂的全球游戏。 我总会想起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让人着迷的命题：“无人会明知故犯”。这个命题听上去有些诡异，道理上是对的-------谁会傻到故意去做错误的事情呢？但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确实有比较大的出入，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明知故犯。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比如说，通常被概括为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金融投机、过度消费、破坏生态的生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军事竞赛甚至战争，都是明知故犯的错误。现代的存在方式充满了明知故犯的错误，根本问题在于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打破均衡的不当获利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从而形成互相作恶的均衡，甚至形成无法停止的作恶循环。换句话说，一种损人利己的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然后形成反弹报应，最后使所有人的行为策略都陷入自我挫败的状况。关于这个道理，我在《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思考一个当下的实际情况：那些后发展国家所做的错误事情就是对先发展国家的错误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永远被剥削被奴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游戏的恶循环不可能被道德批评和呼吁所改变，只能指望新游戏颠覆旧游戏，使作恶的策略不再能够获利，或者说，只能指望新游戏能够创造强有力的善循环，形成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否则传说的人类末日或许就不远了。 也许可以迂回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思想？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动脑筋？人不是为思想而思想，人类的存在没有这么奢华，思想是为了存在，为了生活，为了行动，思想与存在有着相关性，这样思想才有意义。思想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法预知未来，这点休谟已经给出最好论证：不管有了多少知识，也不可能因此推知未来。就是说，通过知旧而知新是不可能的。于是，未来永远是开放的可能存在，是无法预订也无法预料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一种选择是对的，那么，不存在事先诸葛亮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未来？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等事后知道了再作选择，也不可能等着不行动，不管猜想的对不对，都必须行动，或者说，只好做出某种盲目选择，而且还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不可能同时选择两种，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和生活的根本挑战，一个存在论上的挑战。 现代知识的梦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梦想，这是一个注定破产的梦想。尽管现代人会谦虚地说，认识整个世界是一个无穷过程。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即使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知识，也能够越来越逼近完全的知识。科学的进步被认为是现代知识成就的最好证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越来越深入，但对人类自身的生活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正确，尤其对于人类的未来毫无把握，这一点正是现代知识的局限。认识自然是解密，而认识生活却是博弈，人是人的对手，对手可以自由地改变问题的答案，于是，生活没有唯一答案，也就等于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因此，对于生活来说，试图把握未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梦想注定破产。我们需要另一种思维。当失去必然性，剩下的思考对象就只有可能性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要理解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由于人代表着各种可能性，因此，在存在论上说，要思考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而从逻辑上说，就是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关系。 现代知识试图在可能性中发现必然性，比如说发现“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或者“历史的必然规律”、“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之类，问题是，人、生活和历史的可能性并不听从知识所想象的必然性，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总是解构必然性。全球游戏使各种复杂的互动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今天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来思考可能性的互动性，否则无法理解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我试图反思哲学的一个根基问题：思想不是由“我思”（cogito）确定的，而是由“我行”（facio）决定的，因此，“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是比“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更基本的问题。人的行动意味着各种互动状态：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当下行为与未来的互动。“我行”的问题意味着存在的本质是未来性，就是说，存在不是因为必然性而具有意义，相反，存在因为可能性而具有意义。可能性不是简单地摆在前面的潜在未来，可能性并非给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行为选择而不断变化的，任何行动都使未来的可能性组合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人的现时行动而不断变化，同时，未来的可能性也诱惑着行为的选择，因此，人的行动和未来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当意识到存在的意义在于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类游戏的复杂性、语境性和互动性。 回到如何解释苏格拉底的问题，关键要看清楚，对错的概念如果缺乏理解所需的条件、语境和互动性，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看是在哪个范围内的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的错误？是对于谁的错误？这样才有可能去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宁可明知故犯，在什么意义上明知故犯。如果不给条件，就试图断言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就是在伪造必然性。我在《每个人的政治》的前言里提到的关于“好在哪儿”的故事，其原型是姜文，姜文是个认真的导演，他关心的问题是“好在哪儿”而不是“好”。这是个可怕的思想问题，足以问倒随便叫好的人。比如说，抽象地肯定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大家都喜欢的词汇是好的，这比较容易，但要说说这些概念好在哪儿，就难一些，没准就说乱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家需要一个宪法，宪法确定各种事情的合法性，那么，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在哪儿？逻辑上说，既然宪法的有效覆盖范围是全部公民，那么，宪法就必须是每一个公民同意的普遍契约。如何证明全体公民一致同意，这是个难题，通常把民主意见看作是证明，但这个证明显然不正确，因为多数人意见不等于全体一致意见。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人算小账都不会错，只有遇到大问题才会算错帐。关于“小账”的知识大概相当于个人日常生存所需的生活知识，就此而言，每个人能够知道的几乎一样多，哪怕是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知识优势都没有。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方面，不存在知识论上的难题。关于生活的简单知识经常被编为一些格言警句而广受欢迎，但格言警句并不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因为那些格言无非是每个人本来就懂或者很快就要懂的经验教训，只要进入社会，生活经验将会告诉每个人同样的道理。格言警句的意义不在于思想，而是人们的一种分享经验的方式。 既然在世俗意义上，人人一样精明，这个时候如果还会犯错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偶然失手的低级错误，一是明知故犯。不过，明知故犯含义非常复杂，要在具体场景下分析，比如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罪犯的选择都是明知故犯的道德错误，但道德往往敌不过利益，那么，在单纯利益策略上说，两个罪犯的算计到底对不对？这仍然要看是在什么游戏中。如果在现代个人主义下的陌生人社会里，两个罪犯的算计是精明的，但如果在传统社会里，出卖同伙就恐怕不是一个精明策略，多半会因此失去前途甚至生命。因此，不能简单地随便把某个模式看作是定理，很多貌似普遍必然的定理其实并不必然，而要取决于在什么游戏中出现。游戏发生变化，道理就发生变化，这正是当下的问题。 精明的现代策略似乎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如果在全球游戏中坚持使用自私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策略，就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明知故犯，就是说，即使不考虑道德错误，也是在利益上得不偿失自取其祸的策略。一个明显原因是，全球游戏正在各种存在之间形成越来越强的相互依存性，这是一个存在论上的根本变化，我概括为“共在先于存在”的存在状况，于是，任何一个存在的自私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不仅做不到，而且必定自我挫败。比如说，现代帝国主义的霸权策略为什么越来越行不通，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差？原因就是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变化了。这种存在状况的变化意味着：在新游戏里生存，人人不仅仅需要算小账，即使自私自利，也不得不算大帐，否则无法生存。既然存在取决于共在，那么就变成了人人有责的事情了。 全球时代的存在本质是 关系 金融体系和媒体才是最大赢家 既然现代游戏正在终结，全球游戏正在全面展开，我们需要反思现代什么事情正在被严重挑战。现代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尽管人人熟悉现代性，比如个人主义、市场、自由、民主等等，但我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从运算单位的角度去反思。我相信运算单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运算单位正是用来定义各种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论条件。现代有两个决定性的运算单位：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所有的现代价值观、游戏规则和知识建构都是按照这两个运算单位而定的，比如说，有了个人这样的实体就有了诸如自由、个人权利这些价值，市场、竞争、法治都依附在个人运算单位上。民族国家也一样，现代的国际政治都以民族国家的运算单位为依据，它解释了主权、国际法、霸权、权力均势等等。现代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也都是这两个运算单位所致。显然，运算单位才是游戏的根本。 如果这一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正在进入的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能想错，很可能会习惯性地使用现代那些已经失效的或尚未升级的概念去分析问题，结果会是削足适履。当然，我不敢肯定我对全球游戏的理解是否清楚，因为全球游戏还有很大部分尚未展开，也许有些问题只有等待“事后诸葛亮”。不过我试图说说一些似乎可见的新问题。简单地说，在全球游戏中，决定性的运算单位大概可以称之为“网状存在”，典型的就像internet那样的存在，我愿意把internet看作是新存在方式的一个普遍隐喻，它表明了新存在的根本性质。也可以在存在论上说，全球时代的决定性的存在单位是关系而不是实体，关系决定实体，实体存在服从于关系存在，关系存在决定了新游戏的有效行为和规则。这一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在决定存在。于是，在新游戏中，最大生存机会或者说最成功的生存方式不再是一个实体对自身进行全方位的防卫，而是充分利用网络式的关系存在路径去发展，争取能够成为网络关系中纲举目张的关键点，从而支配整个网络关系，也就支配了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当然，这里所说的网络关系不限于internet，而是指全球游戏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存在。 有些分析家谈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实力存在（power）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通常的看法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我想说，按照现代概念去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仍然以现代的运算单位去看问题，美国和中国看上去就是最大受益者。假如换个角度，以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去看，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不是最大收益的存在单位，而是另外一些虽然仍然属于某些国家但同时在超越国家的实力单位。比如说，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实力体系和媒体体系（包括internet、手机以及将要出现的新媒体）。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才是目前全球游戏中的最大赢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世界之王”，甚至比大国更有影响力和支配力。全球的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目前仍然受制于某些国家，这是尚未被彻底改造的现代存在方式，但从实际运作和前途上看，那些网络状的权力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流动，慢慢地控制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的一切可能性。银行决定人们能够做什么，而媒体决定人们可以想什么。也许你有疑问！难道人们不是有自由吗？难道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吗？当然可以，人们想什么做什么，可以自己决定，但问题在于，有利于生存或者能够获利的言论和行为空间却是被系统决定的。如果和媒体主流意见不一致，那你的意见就不是优势意见，就会被排挤和遗忘。媒体决定了什么意见是能够受到欢迎的意见，同样，金融资本决定了什么行为是能够获利的行为。 因此，金融和媒体是新的专制形式，是实际上最大的权力，这其实不是新鲜事情，这种专制早就开始了，只是越来越明显。无论游戏如何变化，权力都会找到最合适的路径和空间去生长，权力总会采取新形式去适应新游戏，网状存在就是权力在新游戏里的最佳生存条件。可以想象，随着全球游戏的发展，还会有多种同样具有网络式关系特征的权力出现，凡是能够像网络般生长的都会是全球游戏的权力集团成员。全球游戏的新专制的特点是，它依赖的不是政府、军队和警察，而是通过提供普遍全面的“最好服务”而使所有人为了得到必要的服务而自愿被支配，所以说，服务就是权力，更准确地说，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是权力。前卫的观念未必来自思想家，而可能来自新游戏的创作者，比如支付宝、谷歌、QQ、微博、微信之类，其中就蕴含着新时代的观念。 据说生物技术和电子技术还将有惊人的发展，以至于不久的将来就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彻底全方位的服务，可以想象，人们将在得到一切所需的方便的同时也被全面支配和控制，舒舒服服地被控制。资本决不会错过与新技术合作而成为普遍权力的机会。未来的权力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超越政府和国家的能力，也许可以称为“超越权力”（Transcendental powers）。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批判新权力，而是在反思新游戏的存在状况。任何游戏都存在权力结构，新游戏必定有新权力，取消权力结构的游戏是难以想象的。问题在于，世界很可能会与新权力同流合污，我们只能指望世界与新权力同流而不合污。因此必须思考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配套秩序和游戏规则来保证世界免于疯狂，来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意义。我想象的天下体系就是一种符合全球游戏的新秩序，一种与超越权力配套的超越秩序。（编辑：周东旭） PS:老赵能去思考全球性这个问题还是不错的，但是思考还很初步，看得我云里雾里。我想说几点：1、全球化更突显国家的重要性；2、技术会导致系统性暴力但它天然是平等自由的。3、关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卖店。4、全球化导致同质化，但也凸显地方性/特色性。总之，在我看来，全球化仅仅是搭建了一个更大的网络/平台而已，一切都暴露在他的面前，只有最有特色的东西才有存在的价值。
个人分类: 杂论|1485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好”医学
热度 28 何裕民 2012-9-13 14:11
医学是什么？除了科学、技术、文化、生活方式等属性外，人们至少认为她还是种社会事业，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因此，是公共产品就有“好”与“坏”，或“不够好”之分！ 哲学家赵汀阳先生有《坏世界研究》和《天下体系》等著作，分析了古今天下政治体制之好坏优势。延伸到医学，也不同样吗？医学也应该作出“好”的、“比较好”的、“不好”的之分，然后努力去追求“好”的或“较好”的医学。 （一） 今天的医学好不好？难以一两句话说清楚。从表面上看，过去的百多年来，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表现在上个世纪人均寿命普遍延长，许多疾病被有效控制，甚至几近消失……；但另一方面，她又与社会矛盾尖锐，其趋势越来越甚。作为公共产品，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医疗问题都矛盾突出，必须经历改革，这种变革举步维艰！在美国，从克林顿到奥巴马，都进行着困难的“改革”，且前途不明朗。在中国，因医疗问题而引发的纠纷、冲突及“上访”，包括民间怨言，虽在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中不一定排得上首席，但也至少是次席，或者第三席。如此尖锐矛盾，至少不能说这一公共产品及服务是好的、理想的，而应该说是不好的、或不太好的，是有很大问题的…… 不久前，笔者发表了“ 2020 年的医学，我们能承受吗？”一文，分析指出了今天的仅仅着眼于治疗、且只是信奉“战争模式”，汲汲于高科技，不重视有效整合的生物医学，其日趋高昂的费用，是任何国家都将承受不了的！在中国，因病破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并非少见。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 R , Shapiro 则预测 2020 年前后它必将诱发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灾难！ 笔者长期从事临床，世纪之初就深切地感觉到“医学自身有了问题”， 08 年的上海市社科联成立 50 年大会上应邀作论文报告时，更提出“医学‘病’了”的说法，与会者响应踊跃，有人建议我可以再作专论……。 （二） 也许，人们会认为我危言耸听，且容笔者先诉说个真实之事： 事件发生在 09 年 5-6 月份，一有长期学术交往的资深的外科主任医师，毕业于著名军医大学的医学博士、某医院的院长，匆匆寻找我，希望我能去会会诊，看看他的父亲。他父亲年 70 刚过，春节后偶有胸闷，查体示冠脉有梗塞，可以装支架解决。他就去了他毕业的那著名军医大学著名的附属医院，找了他的同学，都是资深的博士、主任医师。一月前陪他父亲走进了该所医院，接受治疗。进院再一查，还有轻度的二尖瓣闭锁不全，从事心脏病诊疗的老同学提出需要做个修复手术，考虑到该医院这方面很有优势，他就答应做了该手术。手术很成功，四、五天后其父已能下地活动，大家很高兴。就在 5 、 6 天后，其父夜间有点过度兴奋，影响睡眠。鉴此，给他用了镇静剂和安眠药，很快，老人白昼黑夜都能好好休息了…，但几天之后，老人出现了发烧；一查，感染了；第一时间用上了最好的进口抗生素…；很快细菌感染控制了，烧退了，大家满心欢喜。可没过几天，老人又低热不退…，再一查，是抗生素用后的真菌感染，又用上了最好的抗真菌药…。没几天，也就是住院后的廿多天，出现了黄疸、神志欠清。一查，肝功能严重受损，赶快保肝；几天后，又出现了尿闭，肾功能受损，再行保肾…。找我时正好进医院一个月，老人已处于昏睡状态，两便不通，身上插了不少管子…，无法进食，我也无计可施，回天乏力了。大概 3 天后，不幸谢世了。该资深医界人士找我时，眼眶是肿的。他反复强调几点：进去时父亲是走着进去的，没有特别的不适；主治的和参与会诊的都是老同学，博士、主任，都是关系挺铁的、业务挺棒的，且尽心尽力…；医院是最好的，用药也全是最好的，纯从技术上讲，没有严重的失误…； 30 多天时间，花了 30 多万，遭了这么多折磨，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他始终想不通！我当时就诘问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寻求中医药配合或支持呢？他喃喃自语说：“我是想到了，但总希望下一措施会发生奇迹，会好起来，再来找您用中医药调整…”。 也许，这一案例过于典型，缺乏普遍性，但类似的情况却几乎每天发生在当今临床！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医患“冲突”与“上访”了，人们也不会受《求医不如求已》《无效的医疗》等书名的蛊惑而求购者甚众。这类书的走俏，不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吗？国外权威的医学专业杂志也就不会有研究结果认定： 60 多种病症，“有时不治疗比治疗更好”！我们身边的许多病人，特别是肿瘤患者，一听到上医院就条件反射，有的甚至会出现神经质反应。而我们神圣的“白衣大夫”形象，也只是非典、抗震救灾与 H1 流感等非常时期的短暂印象，很多情况下被笼罩在深深的负面阴影中。因此，中国医师协会 2008 年的一份调查提示：医师这一原本十分崇高、年轻人趋之若鹜的职业，许多业内人士（七成医师）却想改行，他们的孩子大多不想继承父母之职业…。 怎么评价一个社会公共产品——医学之好坏？似乎目前尚无铁定的“金标准”。但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必须考虑的： （ 1 ）使用（或享用）者（不管国家、社会及个人）经济上能否承受？它能否持续发展； （ 2 ）具体享用者（患者）对它的满意程度； （ 3 ）具体实施者（医护人员）的自我感受； （ 4 ）实际的使用（医疗）效果； （ 5 ）该公共产品的社会美誉度及对求业者的吸引力…。 从这些方面综合地看，除第四点应该基本予以肯定（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外，其余一些都是问题大于成绩。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医学，的确不是太好的医学，她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她自身“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患的不是“伤风感冒”，而是结构性“顽疾”，严重的“器质性病变”！若不及早治疗或调整，也许再过若干年（ 15-20 年）后会“病入膏肓”的。到那时，社会将完全难以承受与容忍！那时，再想作调治纠正就代价太大了！ （三） 今天的医学，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众说纷纭，无法获得某种“共识”，从体制、机制到费用的承担者、公共产品实施者、受用者，及如何“医改”等层面，都可以发掘出许多深层次的因素。这些，也许属于医学社会学、医学经济学等探讨的领域。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医学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医学共同体”的努力又能够自我解决哪些难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试着跳到界外，以简单的局外人眼光来作些分析。作为公共产品，医学（医疗）与其他公共产品还是有着某些类同之外的。我们试就此作些分析，希冀构勒出好的医学之同时，反思探讨一下今天医学之“病根”！ 公共产品，首先有个清晰的宗旨和目的，它与目标设定有关。它必须合理、适度，既不可太低，亦不宜过高。例如教育，它的宗旨应该是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文明水准；至于学校课堂授课、学历教育和硕博士培养等都只是实现这一宗旨手段或形式之一。它们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医学也应该一样。然而，生物高科技的巨大成功，让人们在这一点上有点犯迷糊了！人们在回答“医学为何？”“医学目的是什么？”“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时，常会不假思索、振振有词地答曰“治病！”对吗？显然有问题。第一，今天临床占据主导的多数器质性、慢性疾病不太可能治愈！那么医学与医师不是在做无益功吗？第二，即使部分能控制或治愈，那又需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就像教育有责任去帮教“问题孩子”，但教育的宗旨是让所有孩子都好好成长，避免发展成“问题孩子”一样！鉴此，我们强调“好医学”的宗旨与目的只能是呵护生命、维护健康。而且，以往说的“增进健康”也不很妥当，定位太高。众所周知，从生到死，是一个由健康到不太健康或疾病，到死亡的自然过程，谁都无法抗拒。作为生物学规律，健康状态是呈递减趋势的。因此，我们认为，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守住健康”。定得太高，不切实际，徒增费用及社会成本外，还会滋生享受者的种种不满足及失望。 其实，何谓“医学”？古人已做了很好的脚注。在中国，医学古代又通“卫生”。古代医书中冠以诸如《卫生宝鉴》、《卫生家宝》、《卫生鸿宝》、《卫生针灸玄机》、《卫生要术》、《卫生易简方》之名的不计其数。何谓“卫生”，意思很明确。一般就解释为“护卫”“生命”。李颐注《庄子·庚桑楚》“愿闻卫生之经”时，即曰：“防卫其生，令合道也”。这一贯是医学的最高宗旨与目的。其实，今人从根本上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国把主管医疗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称作“卫生部”，呵护生命，保卫健康的部门；日本称作“厚生省”，“厚待生命”；许多国家把它命之际为“健康部”。我们翻译“ WHO ”的“ Health ”时，也称作世界“卫生”组织，都折射出相同的旨趣。 然而，多少年来，正是科学的成功，科学主义的盛行，并有“新教”征服思想之引导，滋生出了人类的狂妄和医学目的的偏移。医学研究是为了“攻克疾病”，医生的职责是用高科技手段治愈疾病。的确，人类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在一些营养不良性疾病和致病菌所致的感染方面。然而，在更多方面，医学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例证，卫生部 2008 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传染性、营养不良性及母婴疾病死亡率比 93 年下降了 34.7% 。这显然是这一模式的成功。但另一方面，慢性病死亡率却比 70 年代中期增加了 83.1% ，比 90 年代初期增加了 22.5% 。特别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上扬。其中，肺癌和乳腺癌过去 30 年分别上升了 465% 和 96% 。这些慢性病，仅仅依赖生物高科技手段，捉肘见襟，难以很好解决。国际抗癌联盟在 2002 年就无可奈何地宣布：“人们输掉了这场（依赖生物医学手段抗击癌症的）费用高昂的战争”！上述的那个案例，不也是受征服疾病宗旨的主导，最后花费了巨额费用，遭了身心折磨，还赔上了性命？如果我们只是恪守“守住健康”之信条，以温和的方法适度调治，老人肯定还悠哉悠哉地享受着晚年的人伦之乐！现代医学的高昂成本也会因此大大降低，医学也才可以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 因此，客观地说：呵护生命，守住健康，是“好医学”的最高宗旨；而治疗疾病只是实现这一宗旨的重要手段之一。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手段与目的是绝对不能互换或倒置的。否则，人类必定犯迷糊而事半功倍！ （四） “消防”也应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大城市消防机构配备了高昂代价的高科技灭火器材，为的是万一有火警或灾害，可以尽快彻底扑灭。然而，消防的重点显然在于“防”，高科技、高投入的“消”，抵不上平时的“防”。医学何尝不是如此！好的医学，必须是立足于守住健康，预防疾病。《内经》就有古训：不注重预防，生了病以后再求治，犹如“渴而掘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历史上，中医素有上工、中工、下工之说，重预防的被誉为“上工”—最好的医生；只会治疗的是下工—蹩脚的医师。近来，我国有关部门也进一步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提出了要“卫生战略前移”。我们也承担了相关的国家科技部十一•五重点支撑项目——亚健康与“治未病”研究。 其实，好的医学必须、而且只能把预防放在首位。理由是多方面的：（ 1 ）许多慢性病可防，但目前没法治愈；（ 2 ）治疗这些慢性病费用高昂，现在占了卫生资源 60% 以上，却效果低下；（ 3 ）即使有效控制了，甚至康复了，仍是伤损后的修复，影响后续的生存质量。就象器具破了，虽粘合好，仍是破器具子，影响使用一样！令人欣喜的是，今天许多的研究及相关事实提示：常见的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其发病 60-70% 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进行有效的亚健康纠治、行为（心理）调整，病前干预等，至少可以使其中 50% 的潜在患者不生病、晚生病或放慢病理进程，从而既可大幅度减少医疗支出，也大大提高了对象的生存质量，并延长人们有质量的生存时间。 有权威研究表明： 20 世纪美国人的人均寿命延长了 30 年。但专家测算，高昂代价所取得的医疗系统的高科技化，只帮助美国人延长了 30 年中的 5 年；而且，其中的 2.5 年是心血管医学（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与预防）所贡献的。剩下的 25 年，是由生活及卫生条件改善，以及注重健康管理等促成的。又如，美国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自 1987 年开始实施疾病预防项目—“健康轨道”，覆盖 5 万人，也收效明显。健康指标大有改善的同时，相关费用大幅下降。如几种健康危险因素控制与事后治疗的费用 - 效益比：①高血压： 1:4.29 ；②高血脂： 1:5.25 ；③戒烟： 1:2.24 。总体的费用 - 效益比是 1:3.24 。预防每花费 1 美元，可以收到 3.24 美元的效益。为此，公司每年节省近 4,000 万美元。可见，要有效解决未来高额医疗开支的“不能承受之重”，这是必须预先采取的主要措施。 （五） “交通”也是类公共产品。现代城市公共交通往往就是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趋势，除造价高昂的快速干线、快速公交、轨道交通外，自行车、步行等都不失为重要措施之一。欧洲一些城市还流行穿溜冰鞋上学、上班。交通只要快速、安全、节俭（包括低碳排）即可，因为它只是种工具，能简、便、廉地达到目的即可。医学略有不同，但本质上也是种实用技术，能解决问题就行！能简、便、廉（简单、方便、节省）、安全地解决问题更好。何必管它出自东方还是西方、属于古代抑或现今、是生物科学还是民间经验技术的？安全有效即可，能快加省更好。有一位云南某大学来我处做访问学者的女教授，发现右脚背长了个硬节，影响走路，到著名大医院的外科看了，必须手术 ! 先预付 1.5 万元，大学方不同意预支，不同意报销，没法，她哭了。笔者得知后，建议保守治疗，外洗外敷法，三剂中药， 39 元多钱，一剂用三天，三剂未用完，全消了。某三甲西医院一严重感染患者，用尽了新的抗生素，十几万花了，都只有最初几天烧退了点，很快又恢复发烧，一个老主任偶尔来病房走走，与中年的主任说何不用用磺胺类药物？果真见效，而总共才几块钱！外地的一个婴儿腹泻不止，输液无效，已经三天，电话救援，笔者建议用艾绒隔姜片，灸神阙， 2 个多小时即缓解，半天后未再腹泻……，这些都是历史上屡用屡效的经验，尽管古朴、传统！但你能说它不是有用（适用）医疗技术吗？为什么有意无意要将它们拒千里之外？若我们大加推广适用技术与经验，也许，不仅今天的临床医疗将会更有效、更节俭，而且会更可亲可爱，因为它体现了实用至上，并折射出对人性的关爱！ 注重各种治疗及保健方法措施的有效“整合”，而不是先入为主为生物科学至上地作出排斥，这不仅仅是降低医疗成本与提高医学亲和力的需要，也是确保医疗更为有效，更能被民众接受的关键。因此，好医学一定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六） 十多年前，我去国外，发现别人的公交车是低台阶的，一跨步就能上。现在驰骋在铁道线上的国产“和谐号”动车组，站台与车厢是零高度的。这些公共产品，细微之处体现出对人性的关爱。医学尤应如此！周国平先生的“妞妞之死”，掀起了今天医疗人性缺失的灰暗一面，且这不是临床孤立的现象！八年前，笔者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的“呼唤人性的医学”一文，尽管呼应者众，但也遭到一些业内人士的冷嘲。其实，缺位了人性，失落了人文，医学就不再是人的医学！故著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倡言：“医学越是高科技，越需要人性关爱！”医界前辈吴阶平告诫说：“医学现代化（也可以看作是好医学的一种表达）的一个必要标志，就是看医学治疗本身是否具有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的精神体现”。并强调要着力解决“‘医学技术至上’偏向”，“回归‘医学人文关怀’”这一战略性主题。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教授指出：“需要一场病人权利运动”，“医学必须走向多元关怀”，要从“征服疾病”走出，“首先考虑‘敬畏生命’”。其实，美国撒拉纳克湖畔墓志铭上的格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揭示的正是医学大道与真谛！注重人文与人性关爱，善作帮助与安慰，不仅仅是人的医学之必须，而且是低成本，高效益，只要有一颗爱心即可为的，它也是构成好医学的要素之一。 结论：何谓好的医学，我们认为：她应该是宗旨合理、目的明确、且切实可行的；相对低成本、费用可控可承受的（简便廉）；可持续发展的；覆盖面足够广的；防范在先的；充满对生命敬畏及人性尊崇的；尊重患者权益的；医生客观观察与患者体验并重的；能有效整合或综合各种（包括传统的、民间的）治疗、保健与康复方法，且无伤害或伤害不大的；这些方法尽可能与自然和谐，与日常生活方式休戚相关的；既重视身心治疗的，又充分体现帮助、安慰和终极关怀的。从而是“绿色”的，可亲可爱的，社会广为接受喜欢的！从业者引以为荣的。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编号： 2006BAI13B01 ） 何裕民 , 教授 , 博导 ,1952 年生，“亚健康与中医‘治未病’”科技支撑项目负责人 , 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心身医学与亚健康等的研究 , 临床主攻肿瘤中医治疗。 主要参考文献： 1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 （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4. 2 、罗伯特·夏皮罗（ R · Shapiro ）下一轮全球趋势（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9 ， 8. 3 、何裕民，论合理的医学之道 健康大趋势 （ M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 4. 4 、黄建始，最大回报：健康投资 (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4 ， 5. 5 、饶克勤，中国人口健康转型与医学整合 医学高峰论坛—医学整合大会 北京， 2009 ， 11. 6 、何裕民，呼唤人性的医学 医学与哲学（ J ） 2002 ， 9. 7 、王一方，医学人文十五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7. 8 、奈斯比特，等，高科技、高思维 (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 5.
个人分类: 医学与人文|1979 次阅读|28 个评论
科学原来不是真理
guoweihehe 2012-4-7 10:08
最近深深折服于赵汀阳先生 “缓慢行走的哲学思想姿态，反对赝品的社会文化姿态”，以及“思想能力的最大化和思想魅力的最大化”理论，闲暇之余匆匆读了赵老师的很多文章，发现对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有很多启发，忍不住在此分享。 《自述》（详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13389 ）文中写到：“科学虽然是人类智力的顶峰之作，但却不是真理，而是对世界的高效解释。真理只属于逻辑、数学和哲学。就是说，只有当思想的对象恰好是思想的创造作品时才会有真理，至于世界和历史，我们永远只能“在外”地进行解释，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只有我们的作品，我们才有全权断言它。”既然科学仅仅是对世界的解释，即使很高效的，对它顶礼膜拜就非常的可疑，把它上升为一种主义——科学主义——就有些可笑了。 《如果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世界观》中：“卡尔 施密特（ Carl Schmitt ）指出，正如真假是知识判断，善恶是道德判断，美丑是美学判断，敌友则是政治判断。”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判断体系，因此把知识判断的真假、对错应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不合理的，很多事情是无法仅仅依靠真假判断来进行思考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才比较合适。现实中的“人”总是立体而丰满，很多判断搅和到一起。
个人分类: 科学凹下去|3752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5-10 04:38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