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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9: kyotosizumoto 2017-4-8 15:25; 19、《古文審》解題劉心源的金文學術研究及其著作是這一時期的又一個亮點。他的《古文審》和《奇觚室吉金文述》二書是該時期不可多得的名著。《古文審》，(清)劉心源撰。劉心源，？～1915，湖北嘉魚人，字幼丹，以“奇觚室”作為齋名。曾任成都知府、廣西按察使。著名彝銘學家和銅器收藏家。曾師從潘祖蔭，與陳介祺為半師半友的關係。有《奇觚室樂石文述》、《奇觚室吉金文述》、《奇觚室古文審》、《奇觚室三代六書存》、《奇觚室古音》、《奇觚室瓿餘集》二卷等古文字學著作多種行世。他本人還是寫篆的名家，與張裕釗、楊守敬齊名。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64。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48715～348718。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雙邊。白口。寬17.5釐米，高29.5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344317-22、線普長434079-82、線普長90621-24。書衣頁上有“張止銘珍藏”收藏印一枚。書名頁題字用篆文：“古文審八卷”，無落款，下有“張止銘珍藏”私印一枚。有書牌頁：“光緒十有七年四月，嘉魚劉氏龍江樓刊”。序文首頁又有“張止銘珍藏”收藏印一枚，還有“恒齋藏書”收藏印一枚。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先羅列某件青銅器銘文摹寫，然後就此銘文進行考證。多引《說文》，考證猶詳。有釋文。林鈞《篋書賸影錄》下卷·四十八如是評價此書：劉君用是，根據經訓，發揮六書之旨，篆形文義，兩者兼完。去無據之條，無附會之病。考證較為精審也。劉氏的《古文審》也是一部金文學術研究的名著。除了對銘文進行考證外，他還在此書中特別介紹了金文學術研究上的辭例問題。劉氏能主動地注意到對辭例的研究，實在難能可貴。這和他使用對比法來考證文字是一樣的。另一方面，劉氏對於銅器命名和銘文的關係，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器名有正例，有變例，正例惟一，如鼎則云“作寶鼎”，尊則云“作寶尊”之類是也。變例有二，古人有諸器一時並作而總記於一器者，或各器皆如此。而後人僅得此一器，未可知也。如《大鼎》云：“作盂鼎”。《尊》云彩：“作尊、彝、卣”。《公史彝》云：“作尊、彝、鬲”之類殺也。此變例一也。又有本銘不言本器而言他器。如《魯公鼎》、《師旦鼎》、《夌鼎》、《貉字卣》、《淲卣》皆云“作尊、彝”。《般尊》、《叉卣》、《大壺》、《獸尊》、《子鬲》、《子� 有標明商或者周朝代名稱。從該書的實際構成上，可以看出他把青銅器分成鼎、尊、卣、爵、彝、敦、簠、簋、豆、鬲、盤、甗、鎛十三類。他主張，在考證銘文時必須要首先做到：讀古器銘，必須篆形、文義兩者兼定，缺一即偽。古無部首，文以意通，用彼之形，即為此字。但是，此書更多的場合還是採用對照法的方式考釋銘文，如，他對《大鼎》銘文的考證中對於“佳”字的解釋：同治甲戌得次拓本於都肆，與《古鑒·已伯鼎》篆形畢肖。頃刻得一拓本，篆法微異。與《筠清館·大鼎》合。“佳”用為“惟”。《讀書雜誌·餘編》：“《老子》：‘夫佳兵不詳’，‘佳’當為‘隹’，古文‘唯’字也。古鐘鼎文作‘隹’。石鼓文亦然”。對於著名的“亞”字形銘文，劉氏以為應當從“亞”字中有無文字分別進行厘定。其中，“有字形之中，偶參一‘亞’字而其中複作字者，如《虎父丁鼎》則必當讀為‘亞’，不得云‘亞形中某某’也”。劉氏這一主張對於“亞”字形銘文的解讀是大有幫助的。;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581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7: kyotosizumoto 2017-4-8 15:22; 17、《攀古樓彝器款識》解題《攀古樓彝器款識》，(清)潘祖蔭撰。潘祖蔭，1830～1890，江蘇吳縣人，字東鏞，號伯寅，以“攀古樓”作為齋名。曾任工部尚書、軍機大臣。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有《攀古樓彝器款識》、《滂喜齋叢書》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潘祖蔭尤其注意收藏，他保有的鐘鼎彝器多達500余器，成為當時京中收藏吉金的第一人。一函三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1/119。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136892～136894。單魚尾。無版心。四周單邊。白口。寬17.9釐米，高30.5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409978-79、線普437121-22、線普長96221、線普長019425、線普長636882-83。書名頁題字用篆文：“攀古樓彝器款識”，無落款。有書牌頁：“同治十一年，京師滂喜齋刻”。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該書對歷代保存青銅器的七大災難，言之頗細。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按清代阮氏積古齋髖識吳氏筠清館金文，號為最富。唯其所錄，真贗雜出，又刻訓釋。往往踳誤。考證之學，椎輪難工。潘公白敘所舉七厄三蔽，誠為吉金定論。據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中的記載：“學問淹博，節奉入購古器，藏六百餘品。《盂鼎》、《克鼎》、《齊侯鎛》為宇內重寶。著有《攀古樓彝器款識》，考釋精審，繪圖精妙，遠軼� 字而後己。相與商榷者，萊陽周孟伯、南皮張孝達、福山王正孺、吳縣吳大澂。在《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中，潘氏將青銅器分為鐘、鼎、彝、卣、敦、簠、盉、鬲、盤、甗、斧、鎛、壺、爵、十四類。朝代前後編排的順序頗不一致。有些銅器前後重複出現。可見此書的體例並非成熟。潘氏對於所收銅器銘文有詳細地考證。如，在考證《郘鐘》時，他就引用了《左傳》、《周禮》等古籍，對此鐘的製作背景進行考證。然後，他就“郘”字的由來進行考證說：初釋以郘為，與《左傳》以郲為萊之例合。然據《春秋》，世自有呂地，《成公七年傳》：“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而《書•呂刑疏》引《鄭語》：“申呂雖衰”云云。則申呂宜即呂侯故封地也。《哀公十七年傳》有“呂姜為衛夫人”，夫人例以國氏，宜即呂國之女矣。而《僖公十年傳》：“晉有呂甥”，蓋以邑為氏，宜即呂王之別文。晉于《春秋》初實別稱翼，見《隱公五年傳》。此郘肇宜為翼之公侯，故曰異公之孫，謂翼侯也。郘伯乃翼侯之別子。以晉大夫多以伯稱，如荀伯、中行伯、知伯、樂伯、士伯屢見於《傳》。郘氏宜亦從其例矣。該書在考證中大量引用張廷濟的觀點，作為論述的切入點。幾乎每篇考證文章全有“張孝達說”一段內容存在。又如，他對《曼子卣》銘文的考證：張孝達說其文左行曰“曼子作永保子孫獲褫訊敵寇以享丕叔賚乃邦”。曼，國名。《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城有鄤聚，古鄤氏”。注引《左傳•昭公十六年》：“楚羊鄤子”。今本《左傳》作蠻子。《杜注》亦引新城、蠻城釋之。知杜所見與劉昭同也。精通收藏史的潘祖蔭在此書的序中提出了青銅器收藏史上的七大災難說，這是古代金文學術研究史和銅器收藏史上的經典論述，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他說：顧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七厄：章懷《後漢書注》引《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此文較今本《史記》多一“器”字，於義為長。兵者，戈、戟之屬。器者，鼎、彝之屬。秦政意在盡天下之銅，必盡括諸器。可知一厄也。《後漢書》：“董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此二厄也。《隋書》：“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之大鐘、越之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此三厄也。《五代會要》：“周顯得二年九月一日敕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並寺內鐘、磬、相輪、火珠、鈴鐸，外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限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紹興六年斂民間銅器”，“二十八年出禦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此六厄也。馮子振序楊鈞《增廣鐘鼎篆韻》：“靖康北徙，器亦並遷。金汴季年鐘鼎為崇官殿之玩，毀棄無餘”。此七厄也。潘氏此說，十分精道。文雖短而意甚深。然而潘氏此書在銘文考證上，大多沿襲張廷濟之論，以至於陳介祺曾評價此書為“《攀古樓款識》文，自以張說為長”，對文字含義分析過多，而短於對文字字形的分析研究。潘氏也曾和孫詒讓交往過密，孫氏曾親自給他考證《克鼎》，並寫出了《克鼎釋文》。根據其子孫延釗所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一書中的記載：詒讓在京師時，為潘伯寅作《克鼎釋文》。尚書藏彝器最盛，大都積古齋、筠清館所未著錄者。……潘氏常出所藏傳示同人，辯證奇字。潘氏此書，幾乎不涉及銅器尺寸和收藏經緯。而且，以摩寫代替了拓本。加之考證文字和篇目過少。這幾點都嚴重降低了此書的學術價值和影響力，和他本人在銅器收藏和研究學界的知名度有很大距離。;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721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6: kyotosizumoto 2017-4-4 20:20; 16、《兩罍軒彝器圖釋》解題《兩罍軒彝器圖釋》，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3/21。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78168～378171。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白口。寬17.5釐米，高29.6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469434-39。書衣頁有“章樹江氏”和“寶墨樓珍藏”收藏印二枚。書名頁題字用篆文：“兩罍軒彝器圖釋”，落款用楷書：“同治十有一年秋九月，德清俞樾署檢”，有“俞樾”私印一枚。無書牌頁。書名頁後有吳儁為吳雲所畫像，及阮成所作畫像贊。卷前有影印有馮桂芬序、俞樾序。卷一至卷八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餘外為秦漢唐器。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少量考證文字。該書對《齊侯罍》銘文考證頗為詳細。吳雲序中曾言“地不愛寶”一語，此言最早見於曾伯虞為《� 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齊侯兩罍為吉金大器，乃公所以名其軒者。故為說均特詳。至於大小輕重，悉權度而並載之。誠阮氏積古齋後又一巨觀也。清代對金文學術研究的大盛在中、晚二期。其推導者是阮元。吳雲在《兩罍軒彝器圖釋》一書中曾說：“乾嘉、道光間阮芸臺相國起為提倡，學者宗之。” “東宮”一詞，首見於《效尊》銘文中，如下：“佳四月初吉甲午，王雚於嘗。公東宮內饗於王”。在這裏，“東宮”很可能是對昭廟的簡稱。因為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中就曾考證說：“古器凡言東西者，紀廟祧之昭穆，左為東，右為西也。”因此，把東宮稱為昭廟也就具有了相應的事實依據。關於東宮的指代，後世多以為乃太子之別稱。見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一書中引敖氏之言：敖氏繼公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古皆有是稱。後或因之為氏。案：彝器中有指姓氏者，如《散氏盤》之言‘西宮襄戎父’，《南宮中鼎》之言‘南宮代’，《曶鼎》之言‘以匡季告東宮’是也。有指廟名者，如《尹卣》之言‘飲西宮’，《召公尊》之言‘王賜中馬自貫侯四先南宮’，《東宮鼎》之言‘東宮’是也。若《淮南子·時則訓》：‘春，天子禦東宮。夏，天子禦南宮。秋，天子禦西宮。冬，天子禦北宮’。此是取明堂內之四宮，以配四時，故太子亦稱東宮也。” 殷商廟號的由來問題，吳雲在《兩罍軒彝器圖釋》一書卷七中也引伸說：案：古器銘“日乙”“日庚”“日辛”，並廟主之稱。在《兩罍軒彝器圖考》一書中，吳氏把商周青銅器按照先商後周的原則，分為鼎、彝、卣、爵、觚、觶、壺，以上商代七類。以及鐘、鼎、尊、彝、罍、卣、敦、壺、簠、盉、鬲、匜、盤、兵器五種、農器，以上周代十五類十九種。共收一百零七器。其中，秦漢唐器四十九器。他的這一分類方法還是把朝代和器名統一起來，進行分類。吳氏特別看到了商周銘文體例的不同。如，在對《商冊冊父乙鼎》銘文的考證中，他說：在禮，有爵祿者始為祭器。而爵祿之賜必受冊命。故周器銘往往有“王呼史冊某某”等語。商人尚質，但書“冊”字而已。子為父作則稱父，以十幹為名字。商人無貴賤皆同。不必定為君也。對於有些青銅器的斷代，吳氏則發古人之複。如，他對所謂的《周虎錞》，前人多以為是周器，而他則通過對該器銘文中“宜”字的寫法“在篆隸之見”而考證為漢器。再如，他對《商虎父戊卣》銘文的考證：通體純翠，如瓜皮瑩潤欲滴。器蓋並著饕餮，間以夔狀嵌黃金為飾，鑄冶之工，形制之古，真商器中罕見之品也。在這裏，他已經注意到了銅器外形、造形在斷代上的重要作用。而在對《周鬲》銘文的考證中，他提出： █，《說文》：“長踞也”。從巳其聲，讀若祀。█，古文其。定為█，薛氏《款識》有《公匜》，釋雲：“█，古國名。█，作器者之名，稱日子以追享其考妣也。” 或以為爵，非。《春秋•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杜注》：“杞入春秋稱侯。絀，稱伯。至此夷禮貶稱子。”《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左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該書在考證中還對銅器的收藏和流傳進行說明。如，在考證《商冊冊父乙鼎》銘文時，他就闡述說：此器舊藏積古齋，今在兩罍軒。類似者又如，在對《齊侯匜》銘文考證中，他闡述說：舊藏懷米山房曹氏。亂後為親家杜筱舫方伯所得。先，餘於舊肆中見一紫檀座子，“齊侯匜懷米山房收藏”數字。曹氏當即，講究裝潢，精選名匠，大約非歷數年不能完工。吳中推為第一。餘默念座子既在，其器或亦可購。姑收買之。越年，餘筱舫從嘉興購獲古銅器數種，屬餘品定。此匜在焉。餘不禁歎為奇遇。筱魴遂割愛相贈，因備記之。上述記載實在是收藏中的佳事和雅趣，似乎有定數昭示著銅器的命運。;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555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4: kyotosizumoto 2017-4-4 20:17; 14、《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解題《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清)錢坫撰。錢坫，1741～1806，江蘇嘉定人，字獻之，號十蘭，又號小蘭。曾任乾州知府和武功縣令。擅長金文書法，尤其擅長以左手寫篆。著名銅器收藏家和金文學家。有《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和《說文解字斠詮》、《十經文字通正書》、《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篆人錄》等古文字學著作多種行世。一函二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19。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94144～94145。無魚尾。無版心。四周單邊。白口。寬22.5釐米，高33.3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閱006704。書衣頁題鑒用紅色隸書：“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書名頁題字亦用紅色隸書：“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落款為：“此題蓋儀徴阮太師筆”，書名右側用隸書題記：許印林師舊藏本，同治七年三月晦日重裝阮許二書，標諸卷首。次日識。書名左側用篆文題記：阮書十言墨筆，許書九言朱筆，見記。有私印二枚。書牌頁用篆文題寫書名：“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並用楷書題寫：“嘉慶元年九月開雕”。前三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部分考證文字，有搨片。此書另有1933年翻刻本。中國人民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內的此書為1933年開明書局重刊本。卷末有商承祚所作之跋。其中有云：今年春，開明書局主人得丁艮善舊藏本，阮伯元書衣，許印林朱筆批校《格伯簋》九言，同好者皆欲爭購之。主人曰：“一人得之無以厭同好之望，不如付梓以廣其傳”。屬余董勘之責，既藏事復屬余識其原委”。錢坫在《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一書的序中曾陳述說：“念諸器物中，有足證文字之源者，有足辨經史之偽舛者，皆有禪於學識。因裒其稍異，見所藏弆者，剞為一編。鼎、彝、簋、爵、尊、匜，隨手記之。不復次第。” 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一書對《周平仲簋》銘文考證頗為詳細，並訂正了古代金文學術研究史上有關“敦”和“簋”的區別，此為意義尤其重大之處。錢坫在對《周平仲簋》銘文考證中定名如下：簋字，《博古》、《考古》諸書及劉原父《先秦古器記》、薛尚功《鐘鼎款識法帖》諸書，皆釋為敦。余以時代、字畫考之，而知其非矣。《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後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周人不名敦。鄭康成注之曰：“皆黍、稷器，制異同，未聞所云。”未聞者，言周之簋與璉、瑚及敦之形制，康成未知之也。康成當漢時，不應不識簋，惟未見敦與璉、瑚故云爾。且《周禮·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是康成之於簠、簋考之詳矣。《說文解字》簋，“從竹從皿從”，此所寫之，即字。，讀如香。古之簋或從竹作，或以瓦作，故竹、皿並用。此則釋敦字之明證也。《解字》又有“朹”字，云“古文簋”。古者祭宗廟用木簋，祭天地外神用土簋，蓋亦文質之分，後更以金作之耳。《三禮圖》曰：“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易》曰“二簋可用享”，單舉黍稷言之。《詩》：“於我乎每食四簋”，兼舉稻粱言之。其次，該書也提供了詳細的銅器尺寸。如，對商代著名的《父乙鼎》，他陳述如下：右《父乙鼎》，高九寸五分，身高四寸三分，足高三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口前後徑六寸六分，左右徑七寸八分。叨獸面紋前後各六十三乳，左右各五十七乳，足有獸面垂花，銘六字，曰：“子孫冊冊父乙”。子孫對座，下作兩冊者，取子子孫孫世世有符命之義。父乙，則其人名也。古書中的“饕餮”二字，錢氏書中卻多處故意寫作“叨”，頗為離奇。有些銘文的釋讀明顯是錯誤的。如，《周疐甗》銘文中出現的“”字，他卻釋為“甗”字，顯然不對。《清史稿•藝術傳》中曾經記載：當乾嘉之間，嘉定錢坫、陽湖錢伯坰皆以書名。坫自負其篆書直接陽冰。嘗游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歎為陽冰之亞。對於錢坫，《國朝先正事略》中記載“獻之工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絕”。在《昭代尺牘小傳》中曾評他的篆書為“本朝第一”。;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199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3: kyotosizumoto 2017-3-29 10:23; 13、《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解題 (清)阮元撰。阮元，1764～1849，江蘇儀徵人，字伯元，又良伯，號芸台，又號雲台，晚號頤性老人，又號揅經老人，以“小嫏環仙館”、“小琅盦仙館”、“文選樓”、“八甎吟館”、“詁經精舍”等作為齋名。曾任兩湖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大學士等。著名彝銘學家和銅器收藏家。他的兒子阮達生也是位精通金文学术研究的高手，并擅长写篆。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76。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78091～378094。單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17.3釐米，高29.8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555853-56、線普344153-58、線普長311544-47、線普長675732-35、線普長485679-82、線普長664547-50、線普長000640、線普長383484-89、線普長478506-11、線普長637569-74、線普378452-57、線普長013984、線普長019803、線普長677244-49、線普548313-17、線普272074-149、線普013188。書名頁題字用篆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無落款。有書牌頁：“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六月，常熟鮑氏後知不足齋校栞”。目錄後特別說明：“虞山鮑廷爵叔奐甫重校刊”。正文署名為“揚州阮氏編錄”。前八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後兩卷為秦漢器。對文字考證頗為詳細，徵引古書亦多。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卷首有《商周銅器說》和《商周兵器說》二篇。阮氏在序文中嘗云：古銅器有銘。……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此言可謂一語到破金文存在的學術價值。此刊本時有文字漫患現象。有清一代的金文研究著作，此書是首屈一指的名作。阮元自述此書是“以續薛尚功之後”。而其所輯錄之由來，則是：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郎、朱右甫、孫觀察、趙銀台、翁比部、秦太史、宋學博、錢博士、趙晉齋、何夢華、江鄭堂、張解元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故此，此書在材料來源上，可說集當時諸名家藏器之大成。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阮公保輯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薛氏同其體例，而精博過之。近時講金石之學者，金少而石多，吾師此書，專以款識名，為薛氏後不可或缺之書”。不僅如此，他還主持翻鑄了《散氏盤》等一批商周古銅器，分贈同好。甚至為了給父親祝壽，還特意鑄仿古鐘四口，並撰寫銘文，一如商周句式。以至於《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中盛讚他“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鬥焉。” 此書版本頗多，根據容媛《金石書錄目》卷二·五中記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清揚州阮元編錄。嘉慶九年自刻本。光緒五年湖北崇文書局翻刻本。光緒八年常熟抱芳閣刻本。光緒九年改稱鮑氏後知不足齋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第二百零九頁中收有此書的另一種抄本：“麟石氏抄本。二冊。NC2078/7111.01”。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一套，一函三冊四卷。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381/36。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05915～05917。無魚尾。無版心。無邊。白口。寬17.5釐米，高28.2釐米。書名頁題字用隸書：“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落款用隸書：“甲戌正月，庸齋題記”。目錄後又有書名頁：“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鉏經堂金石跋”。此頁後有云：此即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也。觀此標目題識及冊內，先嚴諱有，改作。阮太傅名處亦有署名處空出而太夫子自填者，則此書先成而積古齋之名轉為後起矣。故卷帙編次不與彼本從同。當日刻時必另有樣本，此則其祖本也。四冊中皆有太傅親筆。稿本前幾頁為楷書清抄本，亦有塗改。而後則全為行書。阮元在金文學術研究上成就很大。除了有名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之外，還有《山右金石志》、《揅經室集》、《積古齋藏器目》等多部研究專著刊行。而且，還刊行了一套名為“積古齋藏宋拓摹刻”之書。這套書中最有名的是道光二十八年漢陽刊本的《宋王複齋鐘鼎款識》一書，每一件銅器下都有阮元題跋，並收有宋至清代有關此器之流傳經緯、主要考證觀點、以及釋文。卷後又收畢良史藏古銅器十五種，阮元對此也作了考證，著述體例同上。《山右金石志》前二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銘文摹寫。對銘文的考證頗為詳細。阮元序中言此書收錄標準為：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金之為物，遷移無定，截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為斷。故此，研究有清一朝三代青銅器收藏史者，不可不依賴於此書。在《揅經室集》一集卷五收為三代古青銅兵器等約十件。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三集卷三收考證三代青銅器文章《商周銅器說》、《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山左金石志續》和《王複齋鐘鼎款識跋》等十餘篇。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所著揅經室文集，亦多考證金石之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前八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卷一和二共計收商代銘文一百七十三器，卷三至八共計收周代銘文二百七十三器。對文字考證頗為詳細，徵引古書亦多。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卷首有《商周銅器說》和《商周兵器說》二篇。《商器款識》分類為：鐘、鼎、尊、彝、卣、壺、爵、觚、觶、角、敦、� ”，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顯然，這一解釋是不能說明銘文中所有使用“蔑曆”的場合的。或許只是部分場合有這一含義而已。又如，對於著名的“亞”字形圖像銘文，阮氏的有些觀點頗超時代，他主張；古器作“亞”形者甚多。宋以來皆謂亞為廟室。錢獻之以為亞乃古黻字。兩己相背，己何物耶？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己者偽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說文》“”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即《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檠是也。”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於部。解曰：“弗，撟也。從從從韋省。”元謂弗字明是從弓之字。若從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偽。弗字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旨也。凡鐘鼎文作亞者乃以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字，亦即是弗字。有些觀點則十分精准，這反映了他高深的古文字學和經學學養。如，他對《咎父癸卣》銘文中“旅車”二字的解釋：彝者多以旅車為名。《禮》：“犧象不出門”，而古者師行奉宗廟主與社主，載以齋車，每舍必有饋奠之事。見《周禮·小宗伯》及《禮》曾子問祭器。不可踰竟，故別作尊彝，陳之主車，示敬也。此曰用旅車言用以臚列主車之器也。在此書中，他多次引用吳侃叔之論，反映了他對吳氏學說的重視。此刊本時有文字漫患現象。有清一代的金文研究著作，此書是首屈一指的名作。阮元自述此書是“以續薛尚功之後”。而其所輯錄之由來，則是：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郎、朱右甫、孫觀察、趙銀台、翁比部、秦太史、宋學博、錢博士、趙晉齋、何夢華、江鄭堂、張解元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餘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拓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阮氏此書在考證銘文中，盡可能從禮制和歷史兩個方面入手，尋找銘文的真正含義和學術價值。這方面的經典案例，如他在該書卷一中對《鼎蓋》銘文“堇山乍父乙寶尊彝”的考證，如下：案：“堇山”，地不可考。或釋作“衡山”。《說文》古“衡”字作“”形，與此相近。《說文》以為古“賢”字。《漢國三老袁良碑文》：“優賢之寵賢”，正作“”。“”字，通“祝”。《說文》解“”字云呼雞重言之，從叩州聲，讀若“祝”。案，《列仙傳》有“祝雞公”。《說文》又云：“祝，一曰從兌省”。《易》曰：“兌為口、為巫”，此則二口之下作四之形，而不作“州”字。有從兌遺意，較從州得聲為更古矣。《說文》解“巫”字云：“祝也”。王逸《楚辭注》：“男巫曰祝”。《禮·曲禮》：“商官六大有祝”，無巫。知商人尊神，巫、祝合為一職也。作器者，古名或系以國，或系以氏，無稱“山”者。此曰“堇山賢祝”，意古巫每居山，故《水經注》云：“鹽水，逕巫賢山北”。《海外西經》云：“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蓋巫通鬼神，山為積高，神明之區，神巫所游。故山以得名。此銘“堇山”，必神巫也。《書·君奭》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云：“賢，咸子，巫氏”。《說文》云：“巫咸初作巫，君奭、巫賢又王家”。《馬注》云：“殷巫，巫賢蓋嗣職為巫。《孔傳》訓巫為氏者，古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如晉中行氏之類。” 故此，此書在材料來源上，可說集當時諸名家藏器之大成。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阮公保輯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薛氏同其體例，而精博過之。近時講金石之學者，金少而石多，吾師此書，專以款識名，為薛氏後不可或缺之書”。何紹基專門寫有《校定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釋文》一文，訂正此書中的錯誤。當然，該書在銅器分類和斷代上時有錯誤，還經常有將偽器收入的現象。如，《亞形魯公鼎》、《嘉禮尊》並非商周時器。《木鼎》乃商代晚期，並非周代。再如，將《尤盤》歸入盉類、將《父丁鼎》歸入彝類、將《諫豆》歸入彝類等分類錯誤。《積古齋藏宋拓摹刻：宋王複齋鐘鼎款識》書系阮元對王複齋《鐘鼎款識》一書所作的題跋，後於道光二十八年在漢陽刊印。書簽題字用趙松雪以前為此書所題之篆書。書後又收畢良史所藏銅器十五種考證文章。對於吉金拓片，他曾主張：《左傳》、《國語》、《漢書》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僅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為水土之沉埋，或為傖賈之銷毀，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彝器，摹勒為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無憾矣。另外，他也注意到了銘文鑄刻方法的研究。在《孽經室集》三集·卷三《散氏敦銘拓本跋》一文中，阮元就此問題提出了鑄刻銘文的四種方法：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製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為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於土範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於矣。三則刻土范為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罄為篆銘，漢時銅印有鏊刻者用此法，以陰文也。對於銅器器形，他多從禮制的角度給予考慮。如，他在《商周兵器說》一文中就曾闡述：“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長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禮，本之以仁，故甚短小也”。;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534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2: kyotosizumoto 2017-3-29 10:22; 12、《西清古鑒》解題 (清)梁詩正撰。梁詩正，1697～1763，浙江錢塘人，字養仲，號薌林。曾任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四函二十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3/18。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539482～539505。雙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雙邊。白口。寬15.4釐米，高25.5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301306-329、線普301330-353。書名頁題字用篆文：“欽定西清古鑒四十卷，附：錢錄十六卷”，無落款，有私印一枚。有書牌頁：“光緒十四年秋，上海鴻文書局印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奉上旨而作。文中言道：爰命尚書梁詩正、蔣溥、汪由敦，率同內廷翰林仿《博古圖》遺式，精繪形模，備摹款識，為《西清古鑒》一編。此書在《諸臣職名》後有 “鐘寶泉印”和“養止” 兩枚印，或系收藏者之印。所收多為三代青銅器銘文。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簡單考證文字。卷二第十七頁有半頁缺損。卷五第六頁上部有“同典榮”三字硃砂印，系造紙作坊名號。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案器為圖，因圖系說，詳其方圓、圍徑之制，高廣、輕重之等，並鉤勒款識，各為釋文。據《四庫提要》載其體例。雖仿《考古》《博古》二圖，而摹繪精審，毫釐不差則非二圖所及。其考證雖兼取歐陽修、董逌、黃伯思、宋代薛尚功諸家之說，而援據經史正誤析疑，亦非修等所及。此書另有乾隆十六年武英殿內府刻本、光緒十四年邁宋書館銅版本、以及光緒三十四年集成圖書公司石印本、民國十五年雲華居廬石印小本。所謂“西清四鑒”是指清代乾隆時期由官方主持編纂的四部著錄內府藏器的著作，即《西清古鑒》四十卷（收唐以前青銅器1529器）、《甯壽鑒古》十六卷（收唐以前青銅器600器）、《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收唐以前青銅器944器）與《西清續鑒乙編》二十卷（收唐以前青銅器900器），合計四部書，舊稱“西清四鑒”，因為全部編纂於乾隆朝，故此也可以稱為“乾隆四鑒”。 “西清四鑒”的重要參與人中就有彭元瑞，見《清史稿•彭元瑞》中的記載：內廷著錄藏書及書畫、彝鼎，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鑒》、《甯壽鑒古》、《天祿琳琅》諸書，元瑞無役不與。另一個就是金德瑛。根據陸心源《金石學錄補》的記載：敕修《西清古鑒》，其間鼎、彝、尊、卣各銅器，德瑛援據經、史、百家文集，訂正為多。還有一個是陳孝泳。根據陸心源《金石學錄補》的記載：陳孝泳，字賡言。江蘇婁縣人。博雅工篆隸，長於鑒別。……乾隆十年，詔修《西清古鑒》，求能識古文奇字者參與討論。吏部尚書汪由敦以孝泳名薦入齋宮，校閱昕暮，趨直鉤考，審視不爽毫髮。而且，根據該書的記載，到了後來，則是“內廷儲藏法書、名畫、鐘鼎、法物，詔下詞臣審複者，皆得孝泳一言為定論者。謂其考訂之精可與郭恕先、黃長睿相伯仲”。根據《西清古鑒》卷前的提示，可以知道實際參與編篡此書的人有梁詩正、蔣溥、汪由敦、嵇璜、裘月修、金德瑛、觀保、於敏中、董邦達、王際華、錢維城十一人。但是，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評述說：其所著錄的銅器固甚豐富，然刻則頗失真，在考古學上的價值不高。在“西清四鑒”中，涉及到每部書的分類方法是一定的，全以《西清古鑒》為核心。即有如下：鼎、尊、彝、舟、卣、瓶、壺、爵、斝、觚、觶、角、勺、敦、簠、簋、豆、鋪、� 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西清古鑒》一書：案器為圖，因圖系說，詳其方圓、圍徑之制，高廣、輕重之等，並鉤勒款識，各為釋文。據《四庫提要》載其體例。雖仿《考古》《博古》二圖，而摹繪精審，毫釐不差則非二圖所及。其考證雖兼取歐陽修、董逌、黃伯思、薛尚功諸家之說，而援據經史正誤析疑，亦非修等所及。有的銅器，宋人定為商器，而《西清古鑒》卻定為周器。如，《周亥鼎》銘文中有“用之協相”一語，薛尚功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中以為是商器，而《西清古鑒》針對“協相”一語考證說：按《周書》、《洪範》有“協相厥居”語，銘曰“協相”，應與《書》詞同義，此語出武王，亦未見必為商器也。可見，《西清古鑒》的作者有著比較成熟的以對銘文的文字考證來進行青銅器斷代的研究方法。近現代金文學界有些學者對西清四鑒非議頗多。這是有些言重的。吳大澂在《說文古籀補》序中就指出：“我朝乾隆以後，士大夫詁經之學兼及鐘鼎彝器款識，考文辨俗，引義博聞。”因此，它的開創意義和史料價值是不容忽視的。首先，西清四鑒對銅器有詳細很直觀的考古繪圖。並且配備了銘文拓片和釋文。甚至蓋和器分開繪圖，十分形象。這應該說是它的獨到之處。見如下：其次，西清四鑒對於收集的每一件銅器力求說明其詳細尺寸，雖然缺乏對銘文的精湛和詳細的考證，但是它所提供的考古學資料是非常有意義的。如，該書對《周師寏敦》及其銘文的介紹和考證如下：蓋：師寏父乍叔姞寶尊敦。器：師寏父乍叔姞寶尊敦。右通蓋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二尺二寸六分，重一百二十九兩。兩耳有珥，《博古圖》有《師寏父鼎》，《鐘鼎款識》有《師寏父簋》。舊說具以師為官名、姞為姓。而鼎銘所載曰“季姞”、此曰“叔姞”，殆一時器也。這裡，可貴的只是銅器的尺寸：“通蓋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二尺二寸六分，重一百二十九兩。”而且也考慮到了著錄問題：“《博古圖》有《師寏父鼎》，《鐘鼎款識》有《師寏父簋》”。但是，對於這裡出現的“叔姞”和別處的“季姞”，作者並沒有給出合理而清晰的解釋和考證。;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974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1: kyotosizumoto 2017-3-29 10:20; 11、《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解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薛尚功撰。薛尚功，字用敏，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紹興中，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通古文字，善古篆,尤長鐘鼎文字。著錄考證其所見商、周、秦、漢金石文字，成《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收商周至秦漢青銅器銘五百零四件。又著有《廣鐘鼎篆韻》七卷。此書臨摹古器物之銘辭，逐加箋釋，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為主。後世考釋金文之書，多仿其體例。《書史會要》中記載他：“善古篆，尤好鐘鼎。”張雨天曾經評價他為“尚功摹集三代彝器款識，較其器之墨蹟，筆精墨妙過之”。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60。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23689～323692。無魚尾。無版心。無邊。白口。寬17.5釐米，高29.5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019797、線普長5876-79、線普長311540-43、線普長479565-68、線普344143-48、線普434931-34、線普434324-27、線普344149-52、線普長437557-60、線普長001159、線普316805-08、線普長409622。書名頁題字用篆文：“景刊雜鈔宋代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無落款，但是書名頁後另有一頁文字如下：鐘鼎款識臨宋寫本廿卷，嘉慶丁卯平津館開彫，嚴鐵橋孝廉為五松老人臨影是書，並作封面。在嘉慶丁卯。當時未開彫。今年鋟版□手，已在一百一年以後。五松老人，其亦懽慰於九泉耶。仍用原題刻是書，首是存舊觀之意耳。光緒丁未臈八日書於漢口，貴池劉世珩記。有書牌頁：“光緒癸卯嘉平月，貴池劉氏玉海堂校刊於武昌”。卷前有孫星衍序。孫氏序中言及此版本之由來：曩客中州時，見薛氏鐘鼎款識石刻本於歸河丞朝煦處。未及細閱。後至京師，得明刻佳本，旋為友人取去。阮中丞開府浙中，既以宋刻板本校梓行世，視舊本精善。及余再官東省，得見舊寫本，多元明印章。或題為繭紙宋代薛尚功手書者，未知是非。然紙色舊而篆文極工，檢之阮氏刻本及近時本，篆體審正，釋文字句增多，可以訂別本誤改篆文及脫落釋文共若干處。記所見法帖本，式樣正與此相似，雖不敢定為薛氏手跡，其為宋寫本無疑矣。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有部分秦漢器。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搨片或摹寫。該書對銘文中的史事和禮治問題的考證，頗為詳細，開後代治金著作之體例。孫怡讓《薛尚功鐘鼎款識跋》：“惟石本題‘法帖’，而手跡本則無此二字”。則書名當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郡齋讀書志》中收錄此書時書名為“鐘鼎款識”而已。此書另有多種版本存世。見容媛《金石書錄目》卷二·五：《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錢塘薛尚功著。明萬曆十六年萬� 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中，薛尚功將青銅器分為鐘、鼎、尊、彝、卣、壺、罍、爵、觚、舉、觶、敦、� 之。’韋昭以謂嫡入於室，媵禦奉匜盥。”是器銘曰：“仲姞義母作旅匜”者，蓋晉文公重耳娶齊女姜為正嫡，次杜祁，次偪姞，次季隗。然杜祁以姞生襄公，故巽而上之居第二，是為仲姞。以隗在狄所娶，故巽而已次之，是為季隗。而祁自居第四。昔趙孟嘗曰：‘母義子愛，足以威民’。則義母者，杜祁也。《禮》曰：“銘者，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按《通禮義纂》以謂媵禦交盥，蓋媵送女之從者，禦壻之從者，夫婦禮始相接，廉恥有閑，故媵禦交相為洗，以通其志。彼其婚姻與此稱義母，則非初嫁之時，其子職在焉故也。最後，薛氏此書在對商周氏族研究上和同時代學者保持一致。在《敆姬壺》銘文考證中，他主張：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於是後世子孫以之女子，皆得稱之。君曰有氏之君，蓋以國為言也。若曰孟姜者，蓋以姜姓為言也。若曰女者，蓋以公之諡為言也。此曰敆姬，凡此類耳。類似的觀點還可以在《博古錄》和《考古圖》中找到，可以發現這已經是宋代金文學者的集體認可的觀念。;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222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0: kyotosizumoto 2017-3-15 11:03; 10、《� 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是書固真贗雜糅，然所采摭尚足資鑒，不能一二疵累費之。蓋居千百年下而辨別千百年之上遺器，其物或真或不真，其說或亦確或不確。自考古以下，大勢類然亦，不單此書也。此書另有版本多種存世。見容媛《金石書錄目》卷二·五：《� 金石叢書石印明刻本。振新書社翻明刻本。嘉慶十六年夗湖張氏醉經堂校刻本。《� 有考證文字，這就降低了其學術價值和學術影響力，只是銘文集成性質的史料彙編著作而已。它和《鐘鼎款識》的區別，只是多了釋文。該書的分類是：鼎、尊、彝、卣、壺、爵、斝、觚、卮、觶、角、敦、簠、簋、豆、鋪、� 一文中曾考證：全書只有釋文而無考證。續錄銘文釋文間有刪節，缺釋。如《齊侯盤》銘文十七字，只錄七字，釋文只有四字。《齊侯匜》銘文十七字，只錄六字，釋文只有三字。《谷口甬》銘文四十五字，只錄三十二字，又無釋文。此書也對當時銅器的出土地點有準確的交代。如，《毛伯敦銘》中就直接說明瞭“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韓城鼎銘》中記載“原父既得鼎韓城”，等等。關於《� 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是書固真贗雜糅，然所采摭尚足資鑒，不能一二疵累費之。蓋居千百年下而辨別千百年之上遺器，其物或真或不真，其說或亦確或不確。自考古以下，大勢類然亦，不但此書也。著名的《籀史》一書中居然沒有對此書的任何介紹和評價。在編排體例上，本著先鼎的原則，反映了當時對鼎器的價值功能的注重。其次，全部銘文採用摩本而不是拓本，擴大了金文著作的出版和著述模式，至今，拓本或者摩本，成為著錄金文的兩大重要模式。;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924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9: kyotosizumoto 2017-3-15 11:01; 9、《廣川書跋》解題《廣川書跋》，(宋)董逌撰。董逌，約1079～約1140，字彥遠。東平（今山東東平）人。靖康末官至司業，遷徽猷閣待制。家富藏書志，依其藏書而撰有《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早佚。今據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得以考見厓略，乃以其家所藏考其本末而為之論，說及於諸子而止。著有《廣川書跋》十卷，所錄皆古器款識及漢唐以來碑帖，考證皆極精當。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170～1。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536363～536366。單魚尾。版心中部刻書名，下部刻“朱氏槐廬校刊”字樣。上下單邊，左右雙邊。上下粗黑口。寬15.5釐米，高23.5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309604、線普372233-35、線普長323703-894。書名頁題字用隸書：“廣川書跋”，落款用行書：“金爾珎題”，有“金氏吉石”私印一枚。有書牌頁：“光緒丁亥孟秋，行素草堂藏版”。所收為研究三代青銅器銘文題跋。無器形圖，有部分尺寸說明，有簡單釋文，有少量考證文字，但是說明收藏經緯較詳。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三如是評價此書：康熙中，何屺瞻得吳方山、秦季公、譚公度、錢書寶各家鈔本，而以王伯糓本為最佳。經何氏校正，此系張鈞衡據何本付雕。比津逮大為改觀。其中訂正頗多，詳見張跋之內。此書另有津逮秘書本和適園叢書本。董逌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群書,對書中所述材料,除自藏者外,曾多方求訪,石刻則傳拓墨本。至其辨真偽、訂源流、求旁證,都相當嚴謹。前四卷記述周、秦鐘鼎彝器、權量銘文及《詛楚文》、《嶧山銘》等石刻文字，共七十五種，皆詳加考辨。董逌博極群書,酷好金石, 董棻《廣川書跋序》中言其“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溪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撫墨本”。關於《廣川書跋》一書，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三如是評價此書：康熙中，何屺瞻得吳方山、秦季公、譚公度、錢書寶各家鈔本，而以王伯糓本為最佳。經何氏校正，此系張鈞衡據何本付雕。比津逮大為改觀。其中訂正頗多，詳見張跋之內。董逌與黃伯思二人在當時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們在一起時常交流對殷周青銅器的研究和看法，在《廣川書跋》中曾記載這樣一段他們二人關於青銅器器名和斷代問題之間展開爭議的史實：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為《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最校也。其制兩蜼，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肴季敦》、《弁敦》、《牧敦》、《戩敦》、《虢姜敦》，皆有款識。此器特異，疑為商人制也。’” 可見，黃氏從尺寸、重量、容量、款識和形制幾個方面入手，對商周銅器進行斷代。而董氏則認為：余考之蜼，寓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為《蜼鼎》。蜼，一種體形較大的長尾猴，黃黑色，尾長數尺，古語中有所謂“猿蜼晝吟”之說。在青銅器形制上其實也就是屬於猴形青銅器。董氏此說顯然不很贊同黃氏之論，則董氏已經發現了黃氏在器名和斷代問題上存在的缺陷。他對青銅器定名中朝代名的有無看得很重要。因此，在他的書中凡是涉及到對青銅器的定名，他很少冠以或商或周的朝代名稱。但是，他廣泛應用了器形和尺寸作為斷代的基本準則，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在《廣川書跋》一書中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他對《犧尊》的考訂。當時，李誡主張把殷周銅牛形的銅器定名為《犧尊》是“於《禮圖》考之，不合”。於是，董氏考證說：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媻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據。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為牛象。杳蓋未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吻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面出內之，以是為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為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為尊，故溝中斷木，以為犧尊，知其有據。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為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董氏的觀點十分準確而科學，這成為以青銅器形制考證青銅器朝代及其真偽的重要依據。他和黃氏二人都是宋代青銅器斷代學說的傑出先驅！董卣是宋代對於器形、器名問題研究最多、成就最大的學者。如，他對匧、尊、罍、� ，以為烝塵者也。許慎言後改為甑。甑、� 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餘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尾媻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據。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者，魏得齊大夫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作牛象。杳蓋未嘗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吻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面出內之。以是為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李誡之說與董氏之說的異同，皆本禮制。但是，董氏則能考證禮制之源，尤為難能可貴。而且，他還上溯漢魏史料中對《犧尊》出土的相關記載，更使考證真實可信。董氏在考證前多表明銅器尺寸。如，對《商觚》考證中，他首先闡述：秘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然後，他利用銅器尺寸實現對銅器種類的考證：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為商觚。古量比今才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為觚也。對於銘文中出現的“十有四月”的問題，他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解釋：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為夏之二月。《元苞》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呂之君請複”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董氏的《廣川書跋》和歐陽氏的《六一題跋》的出現，以題跋的形式開啟了後代考證銘文的著述體例。這和當時其他著作只熱衷於對銘文進行解釋的現象，已經有了明顯地區別。;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903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8: kyotosizumoto 2017-3-15 10:59; 8、《宣和博古圖》解題 (宋)王黼撰。王黼，約1079～約1126，初名甫，賜改為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為人多智善佞，寡學術。徽宗崇甯二年進士。初因何執中推薦而任校書郎，遷左司諫。因助蔡京複相，驟升至禦史中丞。曆翰林學士、承旨。勾結宦官梁師成，以父事之。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權傾一時。宣和中著名佞臣，官至太傅、楚國公，與蔡京、童貫等並稱六賊。欽宗即位，王黼被誅死，年四十八歲。著名銅器收藏家。三函二十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9/8。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8262～38293。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17.6釐米，高29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善764412-27、線善T269949-64、線普長61202-09、線普344360-74、線普480349-60、線普長061201、線普長061198-200、線普長79307-30、線普長012703、線普378364-78、線普545255-69、線普436726-49、線普434021-30、線普長478808-19、線普長019795。書衣頁上有“曉滄紫綬”收藏印一枚。正文書名：“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無書牌頁。前四冊為手抄本，余外為原刻本。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亦有部分漢唐器。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搨片。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案：晁公武《讀書志》稱《宣和博古圖》為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撰“云云，都為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字為傳寫之偽矣。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部收藏有清乾隆壬申年秋月刊刻的亦政堂藏板的四函二十四冊《宣和博古圖》一套，天都黃曉峰鑒定。前三函十八冊為《宣和博古圖》，後一函六冊為《考古圖》和《古玉圖》。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9/9。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23250～23273。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17.6釐米，高29釐米。正文書名為“東書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首有洪世俊序、蔣暘序。大觀元年，徽宗命黃伯思根據從全國各地搜集所得以及內府所藏銅器，編繪而成《博古圖》一書。宣和五年又命王黼重修，增加新搜集的銅器，成為人們今日所見的集八百三十九件、共三十卷的《宣和博古圖》。《籀史》中特別記載了徽宗皇帝在此書成書中的作用：“帝文武生知，聖神天縱，酷好三代鐘鼎書，集群臣家所畜舊器，萃之天府。選通籀學之士，策名禮局，追跡古文，親禦翰墨，討論訓釋，以成此書”。這一記載比較客觀而且真實可信。《宣和博古圖》著錄了當時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至唐的銅器八百三十九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銅器的精華。全書共三十卷。細分為鼎、尊、罍、舟、卣、瓶、壺、爵、斝、觶、敦、簠、簋、鬲、盤、匜、鐘、盤、錞于、雜器、鏡鑒等，凡二十類。還特別注意到了分類方法上的問題，大致從功用分為酒器、炊器、食器、雜器、水器、樂器等，特別是“其同類相須之器”，即把功能上接近的和關聯的器物歸入同一類，這一分類法科學而明確。每類有總說，每器皆摹繪圖像，勾勒銘文，並記錄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證。所繪圖形較精，圖旁器名下注“依元樣制”或“減小樣制”等以標明圖像比例。這一特點特別值得稱道。該書所繪圖形構圖合理，富有立體感，成為現代中國考古學上器形對比研究的先河。書中每能根據實物形制以訂正《三禮圖》之失，考訂精審。其所定器名，如鼎、尊、罍、爵等，多沿用至今。與以前的金石學著作相比，此書在青銅器的器形學研究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他把銅器分成鼎、尊、�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中轉述《四庫全書總目》之言如是評價此書：案：晁公武《讀書》稱《宣和博古圖》為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撰”云云，都為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字為傳寫之偽矣。又根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評價：雖辯證多疏謬，然古銘字、古器形尚存，考古者有取焉。比如，該書對《周文王鼎》銘文“魯公乍文王尊彝”的考證和研究，他考證說：銘七字，按“鹵”字，許慎《說文》云：“從西省，象形。鹵即魯字也。”古“魯”作“”，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作“許”，“咎”作“皐”，“繆”作“穆”之類是也。尊，《說文》云：“酒器也。從酋丱，以奉之”。今“尊”旁加“”，乃“阜”字。從阜者，蓋取高大之意。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丱，持米器中實也。聲也。今“彝”其首作“”者，乃也。其左作點者，象米也。右作出8者，糸也。下作者，丱也。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遍封功臣同姓親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文畫，尚類于商周，則知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有變省。以是推之，則此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是象蜼形。上為鼻，下為尾。高而且長。其兩耳亦鏤蜼文。蜼之為物，《爾雅》以為禺屬。昂鼻而長尾。尾有兩歧。遇雨則以尾塞其鼻。蓋取其有智。袞冕繡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義也。其身四周隱起獸面蓋，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奸。鼎設此象，蓋示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總名而已。是鼎也，仲忽於元和間進之。這一考證結合了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美術考古和紋飾、歷史文獻的記載等多個方面，甚至包括了銅器的由來，顯示出王黼作為一代金文學者的學術素養和見識。該書力求結合全部收藏的青銅器進行斷代，依據的主要材料就是銘文。因此，對銘文中出現人名的考證與歷史還原成為該書努力的方向。但是，該書有些考證，時有武斷之嫌。如，對《商持干父癸卣》銘文的考證中就以為：其銘曰“父癸”，則明為自以奉其父者。在商之時號“報癸”者惟成湯之父。故今所藏彝器凡商物銘“癸”者皆歸之“報癸”。只因為商代的“報癸”是“成湯”之父，就把銘文中出現的所有的“父癸”一律看作是“成湯”之父的“報癸”，這實在是太絕對化了。其他，如把一個字誤釋為兩個字，見該書《周月星鼎》銘文中的“月星”二字，實為一個字。但是，有些考證對於後人瞭解西周禮制還是大有裨益的。如，該書對《周淮父卣》銘文的考證：夫卣非燕饗之器，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賜臣以秬鬯之裸，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裸於彝，所以求神於陰者。這段論述對於瞭解青銅器的禮器作用和具體的儀式過程大有幫助。再如，該書卷六對《商人辛尊》銘文的考證，也是闡明禮制的意義：曰“亞”者，次也。或主於獻。或主於器。蓋未可以定論也。商君之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稟辛，而此言“人辛”者，按《商代立戈癸尊》，其銘亦稱曰人，則“人辛”者，乃商君之號耳。且此君也而謂之人。蓋二帝而上，體天以治人，故謂之帝。帝也者，天道也。三代而下，修人以豐天，故謂之王。王也者，人道也。故記禮者，稱商曰商人、周曰周人者，蓋如此。觀是器，不銘功，不載誓，宜其後世泯滅而無聞矣。今也千萬世而下，人得而想見之，此所謂其人之亡而其政存者矣。且夫政存猶得而考之，乃托之金石，而禮之所藏正在於是，則考之固不謬矣。類似的考證還可以見《簠、簋、豆、鋪總說》一文：去古既遠，禮文寢失，況遭秦滅學之後，其書焚矣。疑以傳疑而無所考證，則諸儒臨時泛起臆說，無足觀者。故見於《禮圖》則以簠為外方而內圓，以簋為外圓而內方，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蟲鏤之飾，而去古益遠矣。看起來，王黼注意到古銅器對於當時禮制的訂正意義。和考證商周史實相比，他更注重的是對商周禮制的考證和研究。他特別批判了兩漢儒家關於商周禮制的一些謬說，直接指斥為“漢儒臆說之學”。這可以說是貫穿該書的全部宗旨。因此之故，在大觀二年，《九朝編年備要》記載：中丞王黼亦乞頒《宣和博古圖》，命儒臣考古以正今之失。乃詔改造禮器。自是鼎、俎、豆、籩之屬，精巧殆與古同。可見，王氏的古器物學有著強烈的禮學價值功用。他在該書中也多次力主“凡彝器有取材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另外，該書還開啟了對青銅器紋飾研究的先河。如，該書對青銅器上獸面紋即為上古史料中所謂的“饕餮”的論述，就極其準確，把上古神話與青銅器紋飾統一起來。書中所著錄的銅器，靖康之亂時為金人輦載北上，但其中十之一、二，曾流散江南，見於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中。這二十類雖以文物的器形劃分，但實質上是以器物的功用區分的。它把始于商，迄于唐的上述各種器物，按種類著錄，就說明每一種類具有相同的功用，儘管不同時代的具體形制不同，並不影響把它們歸入一類。王黼本人也喜歡收藏，《宋史•列傳》第二百二十九卷中記載他“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當然，此書也是錯誤頗多。為此，《容齋隨筆》卷十四中評價如下：《博古圖》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於此。父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匜之銘曰“仲姞義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為逼姞，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卻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砮王之時，所謂齊侯，則砮王也。週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砮王時從親乎？且砮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珪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于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容庚《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使今日而評此書，其銘文之誤摹，正不可勝數”。但是，即便如此，此書的學術價值和學術貢獻還是不容忽視的。;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926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7: kyotosizumoto 2017-3-10 17:38; 7、《籀史》解題《籀史》，(元)翟耆年撰。翟耆年，生卒年不詳，湖北丹陽人，字伯濤，號黃鶴山人。一函一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51/3。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95328。無魚尾。版心中部刻書名。上下單邊，左右雙邊。上下粗黑口。寬16.5釐米，高10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善798829、線善T11930-45、線普長333409-535、此書系守山閣叢書之一。無書名頁。有書牌頁：“光緒己丑年壽平月，鴻文書局石印”。所收為宋代研究青銅器銘文書目題要。其中，缺此書下卷。無器形圖，無尺寸說明，無釋文，對書目有考證文字。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具採金石遺文，各種之下，皆附論說，括其梗概，其書不能如薛尚功之備載篆文，而考述原委，較薛為詳”。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九如是評價此書：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抄本，然已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于《居易錄》，欲以訪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為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此書另有靜圓叢書本、西泠印社本。此書實際上是元明之間最重要的一部專題學術史性質的著作。林鈞所謂“蓋南宋初所作”之說，不知所本。又見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有關評價：其書不能如宋代薛尚功之備。載篆文而考述原委，較薛為詳。惟于歧陽石鼓，不深信為史籀作。則其識見不如尚功耳。翟氏此書，在保存宋代金文學術研究文獻史料上貢獻頗大，雖然該書的下卷早已經失傳，但是僅就上卷，依然可以看出此書的見識和學術品位。從現存的上下兩卷目錄來看，作者收錄了對以下各書的述評和介紹：上卷十九種：《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卷、《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比干墓銅盤記》、《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周宣王吉日癸巳碑》一卷、《石鼓碑》一卷、《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徐鉉古鉦銘碑》一卷、《皇佑三館古器圖》、《胡俛古器圖》、《李伯時考古圖》五卷、《李伯時周鑒圖》一卷、《呂與叔考古圖》二十卷、《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卷、《周秦古器銘碑》一卷、《朱氏史章訓古》一卷、《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晏氏鼎彝譜》一卷。下卷十五種：《安州古器圖》一卷、《趙九成著呂氏考古圖釋》、《石公弼維揚燕衎堂古器銘》一卷、《黃氏古器款字》一卷、《廣川董氏古文集類》十卷、《趙氏獲古厴記》一卷、《洛陽安氏牧敦圖》一卷、《趙州刻漏銘》一卷、《梓州蜼彝記》、《青州古器古五圖》一卷、《嚴真觀古器圖》一卷、《蔡氏古器款識》三卷、《榮氏考古錄》十五卷、《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翟氏三代鐘鼎款識》三卷。其中上卷中《皇佑三館古器圖》、《胡俛古器圖》、《李伯時考古圖》、《呂與叔考古圖》、《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等書都是宋代金文學術研究的名著。而下卷的《趙九成著呂氏考古圖釋》和《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書也宋代名著，《廣川董氏古文集類》不知道是否就是《廣川書跋》？實際上，翟氏此書上卷就已經是該書學術精華所在了。《四庫全書總目》中評價說：耆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別號黃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巳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于《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為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于岐陽石鼓，不深信為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為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源委則較薛為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雲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據其所說，則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于《金石錄》之外別為一書。而士禎以為即《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錄》歟？《籀史》一書，寫于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因為該書中翟耆年曾感歎趙明誠“無子能保其遺餘，每為之歎息也”。該書準確地記載了宋代金文學術研究的歷史，具有很高的、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根據《籀史》中的所載，宋代著錄金文學術研究著作，已經多達三十幾家，而南宋以後各家之作，尚未計算在內。由此可以知道宋代金文學術研究的大盛。他的書中關於呂大臨的文字最多，可見他對此書的重視。在文章一開始，他先對呂氏金文學術研究的學術價值進行了總結：“其辯證字學，用意深遠”。並引用了呂氏對“宣榭”、對《散季肇敦》、對爵等銘文和功能的考證，他都給予了呂氏的觀點以極高的評價：“其討論深遠，博而合經，非寡聞淺學所能窺識”。他在對《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書的考證中，引用劉敞對曆法問題進行的解說：按《商已酉尊》云“十九月”者，《兄癸酉卣》云“十九月”，《南宮鼎》云“十有三月”，《周牧敦》云“惟王十年十有四月既生霸”，《上雝鼎》云“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繼世，踰年行繼位之禮，然後改元。今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者，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也。此書的錯誤之處也不少。如《考古圖》一書，《籀史》中目錄和標題皆作“呂與叔《考古圖》二十卷”，而該書內容則作“《考古圖》三十卷”，如此不一，殊為可笑。今案《考古圖》當以十卷為准。;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005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6: kyotosizumoto 2017-3-10 17:36; 6、《紹興內府古器評》解題《紹興內府古器評》，(宋)張掄撰。張掄，生年不詳，1162年前後尚在世。字才甫，亦作材甫。自號蓮社居士，河南開封人。淳熙五年為甯武軍承宣使。後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著《紹興內府古器評》，內涉及甯宗時所得古器。一函一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17.8/14～2。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146829。無魚尾。無版心。四周單邊。白口。寬14.4釐米，高24.6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309975-74。無書名頁。有書牌頁：“此據津逮秘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此書為叢書集成之一。所收為三代青銅器一百餘件。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無釋文但說明每器銘文字數，有考證文字。張氏此書沒有拓片和器形圖，也沒有釋文和摹寫，是標準的題跋性的考證文章。每器考證文字從十幾字到幾十字不等，偶爾也有一百多字的跋文，但幾乎沒有長篇大論的考證，因此十分精到短小。張氏考證中特別注意到了商周銅器紋飾在斷代上的價值。如。他在《商乳彝》的考證中就評述說：“是器通體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製作精妙，文質彬彬，真商盛時物也”。他在論述《周彝》時也注意到了紋飾：“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為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這才是以紋飾進行斷代研究的銅器考古學真正的祖師。再如，他在考證《商祖辛尊》銘文中就提出：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乙。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黯漬，而間以赭花爛斑，知其所以為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款而後辨邪？在銘文考證中，張氏以干支名字作為商器和商人祖先的觀點，比較普遍。顯然這樣斷代是很成問題的，但是它集中反映了當時學者們的一種普遍傾向。如，在考證《商父乙� 、龍大淵、張掄、徐本中、王忭、劉弼，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則掄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幸傳》僅有曾覿、龍大淵、王忭，不列掄等，則但以詞章邀寵，未亂政也。是書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據書末毛晉跋稱：“晉得于范景文，景文得于奕正”。至於奕正從何得之，則莫明所自。對於上述評述，容庚非議頗多。他質疑說：案此書之多沿《博古》之舊，無可辯駁諱言。《提要》列舉其周文王鼎以下五十器，割剝點竄，豈皆如《提要》所言。與《博古》略同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等器，姑不必辨。其商人辛尊、商父癸尊、周虎斝、商貫耳弓壺、商兄癸卣、周己酉方彝、周觚棱壺、周圝女鼎、商父己尊、商象形饕餮鼎、商伯申鼎、周中鼎、漢麟瓶、商子孫己爵，皆與《博古》大異。周舉己尊，《博古》且未著錄。張氏有些觀點的提出很有研究價值。如，他在《周亞父彝》中提出：“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的觀點，這一觀點或許是來自薛尚功，理由見薛尚功的金文研究一文中。他還在該書中《商人辛尊》、《商父乙觚》等跋中多次重申此說：“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君王之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乙而已。而獨曰人辛可乎？商釋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于考證前代遺事，其失常在乎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957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5: kyotosizumoto 2017-3-10 17:35; 5、《東觀余論》解題《東觀余論》，(宋)黃伯思撰。黃伯思，1079～1118，福建邵武人，字長睿，號雲林子。曾任秘書郎。他是李綱岳母的娘家侄子。李綱和黃伯思有兩重親戚關係：他們是“連襟”,分別與兩姐妹結婚。又是表兄弟。其祖父乃資政殿大學士、禦史中丞黃履。因黃伯思身體瘦弱，人稱“風韻灑落，飄飄有淩雲之意”。黃伯思元符三年進士。哲宗時以銓試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改通州司戶，河南戶曹參軍，後為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累遷秘書郎。黃伯思性好古文奇字，彝器上的款識，他都悉能辨正。是當時著名的古文字學名家，能辨秦漢前彝器款識，曾奉詔集古器考定真偽。又糾正王著所輯續、正《法帖。，著《法帖刊誤》。自六經到子、史、百家，無不精通。善畫，工詩文。善篆、隸、正、行、章、草、飛白，皆精妙，亦能詩畫。《宋史·黃伯思傳》中稱黃伯思有《文集》五十卷。今《東觀餘論》三卷乃其次子黃邙甄選其文章、題跋編集而成。但是卻罕見流傳。明代萬曆年間曾有李春熙刻本和秀水項氏刻本。而後者則出自南宋莊夏刻本。此書被編入《津逮秘書》、《學津討原》、《邵武徐氏叢書》等叢書中。一函七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51/122～1。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281330～281336。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下部刻“汲古閣”字樣。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白口。寬16.2釐米，高24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309603、線普399706-09、線普長674834-39、線普531418-19。無書名頁。無書牌頁。此書為津逮秘書叢書之一。所收為研究三代青銅器銘文論文十八篇，即：《銅戈辨》、《古器辨》、《商著尊說》、《秦昭和鐘銘說》、《商素敦說》、《商山觚圜觚說》、《周狸首豆說》、《周史伯碩父鼎說》、《周舉鼎說》、《周宋公鼎說》、《周方鼎說》、《周寶和鐘說》、《周雲靁鐘說》、《周罍周洗說》、《週一柱爵說》、《周雲靁斝說》、《周螭足豆說》、《周素盦漢小盦說》。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另有宋嘉定三年溫陵壯夏刻本。單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下部刻“汲古閣”字樣。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白口。寬22.6釐米，高15.4釐米。卷末除翻刻建安漕司舊跋外，有樓倫後序與跋，各以手書上版。避諱至“廓”字。有浙江刻工陳靖、丁明、張彥忠、張世忠、劉甫、周甫、周才、李岩、吳堤、陳鎮等。曾為文徵明、王寵、項元汴、季振宜、徐乾學、惠兆壬、韓泰華、潘祖蔭等收藏，並有豐坊題記、項元汴及惠兆壬題識。在整個宋代，黃伯思是最為著名的殷周青銅器真偽鑒定的專家。《宋史·黃伯思傳》中記載說他：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制，悉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多藏弆。正因為如此，所以大觀元年，徽宗才命令黃伯思根據從全國各地搜集所得以及內府所藏銅器，編繪《博古圖》一書。可惜，此書很快被王黼重編的三十卷本《宣和博古圖》一書取代，但是它的首創之功是不可取代的。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史稱其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藏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能辯證是非，道本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此書之外，又曾著《博古圖說》十一卷。此書之影響，可以李遇孫所言為根據：“後之修《博古圖》者，頗採取焉”。如，該書對著名的“”字的考證，黃氏在《周舉鼎說》中主張：案：，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己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時人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又如，該書在《周寶和鐘說》一文中對“走”之人名的解說：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製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走亦不任則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在此書中，黃伯思還對當時所謂的“奇字”發表看法：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鼎彝遺篆是也；奇字怪巧而差易工，若漢劉棻從揚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也，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為古文焉。由此而來，他對“古文”和“奇字”的認識已經昭然若揭。;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853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4: kyotosizumoto 2017-3-8 16:23; 4、《宋王復齋鐘鼎款識》解題《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又稱《鐘鼎款識》，(宋)王厚之撰。王厚之，1131～1204，字順伯，號複齋。其先乃臨川（今屬江西）人。著名銅器收藏家和金石學家。曾高祖為王安石之弟王安禮，曾祖為金紫光祿大夫王防，祖父王榕知諸暨縣，父王咸，知通州。故此徙諸暨（今屬浙江）當從其祖父始。王安禮，1034～1095，字和甫，安石之弟，曾任著作佐郎，後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又歷任尚書左丞、端明殿學士、資政殿學士等職，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封魏公。為人正直，以詩詞見稱，著有《王魏公集》。王氏遠祖是周靈王長子晉。根據江西東鄉《上池王氏族譜》中的記載，由太子晉至王安禮的傳承如下：周靈王太子晉→王敬→王綱→王鋮→王清→王美→王從→王佑→王� 入太學。為學好古，深通籀篆。對三代彝器及漢唐石刻拓本，搜求頗多。孝宗乾道二年進士。淳熙十二年，監都進奏院。十五年，為秘書郎兼權倉部郎官。十六年，除淮南路轉運判官。移兩浙路轉運判官。光宗紹熙五年，由知臨安府以事放罷。有《鐘鼎款識》和《複齋金石錄》等，《複齋金石錄》已佚。全祖望《答臨川雜問帖》云：“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推順伯”。一函一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87。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396304。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下部刻“積古齋藏宋榻摹刻”。無邊。白口。寬28.8釐米，高40.1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019814、線普長20054、線普394306。書衣頁右側有題字：“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匽盦珍玩”，有私印“樊”一枚。右下角有“一恕堂”印一枚。書名頁左側題字用篆文：“鐘鼎款識”，落款用篆文：“天� 太傅話舊，以原刻初印本，囑為重鋟。清代查慎行題識曰：此冊自南宋至今六易主，乃歸衎齋馬氏。展玩之餘，覺古色古香，流矑觸鼻，不無好古生晚之歎。有宋以來為此書作跋者甚眾。清代《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和《越縵堂讀書記》等皆盡道其詳。然於收藏者秦伯陽和此書初版本之關係上議論頗多。《鐘鼎款識》一書所收集的銅器分為鐘、鼎、爵、鬲、卣（以上商器），以及鼎、鐘、敦、簠、� 一文中曾考證：翁方綱謂此書銘文皆就原器拓得者，余不然。《季鼎》“錫貝錫馬兩”，貝錫二字誤書作鼎，與《� 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宋人著錄金石，如《考古》、《博古》、薛尚功《款識》等書，皆屬摹刻，獨此為原器搨片。數百年來，屢經名人收藏題跋，尤為足矣。此書另有嘉慶二年儀徵阮氏刻本、百一廬金石叢刻本。;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854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2: kyotosizumoto 2017-3-6 10:02; 2、《考古圖釋文》解題《考古圖釋文》，(宋)趙九成撰。一說呂大臨撰。趙九成，生卒年不詳，籍貫不詳。一函一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51/7～1。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283531。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雙邊。上下粗黑口。寬15.7釐米，高24.5釐米。無書名頁。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釋文。釋文按韻部編排，並列出所收字形之青銅器出處。實為字典性質之書。此書為宋代治金名著。陸心源《刻續考古圖序》中云：“《釋文》一卷，據翟耆年《籀史》當是趙九成所撰，裏貫什履皆無考”。翁方綱《考古圖跋》云：“此《釋文》一卷當是大臨原本也”。又云：“元翟耆年伯壽《籀史》下卷有趙九成著《呂氏考古圖釋》，據此則《釋文》一卷是趙九成撰。其卷前題詞蓋九成所為也”。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三如是評價此書：此書宋以後無刊本。著錄家亦復罕見。趙氏取銘識古字，以《廣韻》四聲部分編之，其有所異同者，則各為訓釋考證。疑字、象形字、無所從之字，則附於卷末。體例謹嚴，足資考訂。容庚以為此書當是呂大臨所作。他說“後據《籀史》以為趙九成撰，蓋考之未審也”。在該書序中，趙九成說：以今所圖古器銘識考其文義，不獨與小篆有異，而有同是一器、同是一字，而筆劃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至秦既有有改以就一律，故古文筆劃非小篆所能賅也。然則古文有傳於今者，既可考其三四。其餘或以象形得之，活以義類得之，或筆劃省於小篆，或筆劃多於小篆，或左右、反正、上下不同，有部居可別而音讀無存者，又可考其六七，今皆文奇義密，不可強釋，故存其舊，以待知者。在這裡，他已經提出了考釋彝銘文字的具體操作方法，這是宋人古器物學之所以大興的理論基礎。;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092 次阅读|0 个评论

《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 kyotosizumoto 2017-3-6 10:00; 1、《考古圖》解題《考古圖》，(宋)呂大臨撰。呂大臨，1040～1092，河南汲郡人，字與叔，為程頤門下四大名弟子之一，曾任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兄弟四人：大忠、大防、大均、大臨，皆當時名士。一函五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9/9。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23268～23272。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17.6釐米，高29釐米。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善764406-10、線善19861-66、線善773377-86、線普362685-96、線普378383-88、線普435536-41、線普長624446-54、線普長019796、線普長311526-27、線普長345845-46、線普長096782-91、線普329669-780。書名頁題字用隸書：“考古圖”，無落款。有書牌頁：“乾隆壬申年球月，天都黃曉峰鑒定，亦政堂藏版”。正文目錄為：“亦政堂重修考古圖”。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亦有部分秦漢器。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榻片。呂大臨在序中云：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觀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製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陳子翼序中又明言之“考古非玩物也”也道出瞭呂大臨的用心。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前有焦竑序、陳才子序、與叔序、黃晟重刊序。後有吳萬化跋，呂公輯禦府以外三十六家所藏古物，繪圖摹銘而成茲編。圖後所附辯證系出羅墨齋補集。此書另有明寶古堂刻本、明刻黑字本、明萬曆鄭樸考正巾箱本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善本部收藏一函五冊十卷，為明萬曆三十一年寶古堂刻本。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22。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92585～392589。白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18.5釐米，高30.2釐米。書名頁題字用篆文：“考古圖”。卷前有歐陽修篆文序《刊考古、博古二圖序》。有“漪園珍藏”、“曾經新安汪子清處”、“修竹山房”、“洪履中印”等八枚收藏者印章。目錄頁上書：“寶古堂重刊考古堂”。呂大臨出身于一個世代書香的官宦之家，兄弟四人皆登科及第，唯獨呂大臨氣質剛強，尊橫渠先生教誨，不留意科舉，更無心仕途，一生追求學術研究。張載去逝之後，他便奔洛陽拜程頤為師，涉采眾長，博� 其充任講官，未及用而卒。呂大臨和蘇軾十分友好。呂逝世後，蘇軾曾寫有悼詩一首如下：“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議論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呂大臨通曉六經，尤精於三禮，與兄大防等同居時即切磋古禮，自謂所施冠、昏、喪、祭諸禮一本于古，當時有“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之稱。呂大臨晚年開始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和文字注解。著有《考古圖》十卷，他將青銅器銘文做為一門學問系統地進行研究，並對文字加以考證。《考古圖》共十卷，收錄了當時秘閣、太常、官廷內藏和民間青銅器一百五十八器。大多是價值極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畫器物圖像，定以器名，然後又寫短文敘述出時間、地點、大小尺寸、容積重量，流傳經過及收藏情況。《考古圖》該書不僅收錄銘文，而且摹寫銅玉器圖像及尺寸大小、注明收藏之家及出土地點，堪稱我國現存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和金石學、中國文物考古學的奠基之作。《考古圖》就將考古分成了三種存在方式，即出土、民間與宮藏。《考古圖》是現存最早的較有系統的古器物圖錄，呂大臨對古器物收錄時，除銅器外，把玉器單作一卷，就是從質地不同而分別歸類，再行著錄的。呂大防、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四兄弟，被時人稱為“呂門四賢”。除了呂大防為北宋大臣外，兄弟三人在考古和文物保護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呂大忠移《石台孝經》於“府學之北塘”，為西安碑林的創始者；呂大鈞是北宋關學的重要學者；呂大臨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學家和考古學家。關於《考古圖》一書所收藏家，容庚在《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一文中曾考證：此書前例所藏姓氏：自秘閣、太常、內藏以外，目列凡三十七家。燃按之本書，東平王氏、京兆孫氏默、廬江高氏三家均無一器。漏列者有河南劉氏、京兆蘇氏、河東王氏四家，共三十八家。綜合來看，該書大致有以下五大學術貢獻。首先，該書基本上記載了每件青銅器的出土時間和地點、大小尺寸，為科學的考古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如，在對《鄭方鼎》考證中就先說明：元佑丙寅春，新鄭野人耕而得之。高七寸有半，深三寸一分，縮六寸，衡四寸有半，容二升有半。而對於不知道具體的出土地點的銅器，則大多說明其收藏及其經委。如，卷三對《敦》的說明就是：右二敦得於扶風，惟蓋存。藏于臨江劉氏。後又得一敦。敦蓋具全。藏於京兆孫氏。制度、款識悉同。高五寸有半，深四寸，口徑五寸九分，容六升一合，蓋徑六寸六分，高二寸四分，銘皆有七字。其次，該書對銘文中的紀日銘文提出了初步的見解。如，該書在《公誠鼎》銘文中出現的“惟王十有四月”的問題，他解釋說：按“惟王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云“十有三月”，或云“十有九月”。疑嗣王居憂，逾年位改元，故以月數也。在這裡，他並沒有認為出現“唯王十有四月”是設置閏月的原因所致，而是因為新王繼位之後，並沒有立刻改元，而是繼續使用老王的年號。比如，老王在“唯王六年九月”時死了，新王繼位，他沒有立刻宣佈從現在開始應該進入“唯王元年一月”，而是繼續使用唯王六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超過了十二月後，他不能說已經進入了“唯王七年一月”了，因為老王在“唯王九月”時已經故去了，所以他就使用唯王十三月、十四月……一直到他開始使用自己的“唯王元年一月”為止。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呂大臨認為是“嗣王居憂”。這種解釋有著明顯的倫理和親情色彩。這和當時宋代注重倫理和親情的社會大環境是一致的。類似的記載，如呂大臨在《考古圖》中就利用太初曆解讀《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乙太初曆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書》曰：“唯九年大統未集”。武王繼位之四年，敦文曰：“唯王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唯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合。這是呂大臨利用太初曆，結合《尚書•武成》中的相關記載，對《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進行考證的推導過程。從《尚書•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記載，推導到當年的八月，正好在丁亥日、月相是初吉，因此上《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和《尚書•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記載是一致的。第三，該書注意到了青銅器在禮制研究上的重大作用和學術價值。如，該書在考證《敦》銘文中出現的“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這一祭祀現象時分析如下：祭及四世，則知古之大夫惟止三廟，而祭必及高祖。武伯、龔伯，其高祖考之為大夫者，以諡配字，如文仲穆伯之類。益公、文公，其曾高之為諸侯者，大夫祖諸侯，末世之僭亂也。對於沒有銘文的《牛匜》，他也能注意到其禮制價值：按：《公食大夫》禮具盤、匜，君尊，不就洗也。《士虞禮》、《特牲》、《少牢》、《饋食》，皆設盤、匜，屍尊不就洗也。匜，水錯於盤中南流。流匜，所以注水也。沃屍盥者，一人奉盤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滈沃。此用匜之事也。婦人之事君子，亦用之。晉公子重耳使懷贏奉匜沃盥，今所圖數匜，有季姬、仲姞者是也。有謂之旅匜者。少者、賤者，為所尊貴，執事非一人，共用斯器。故曰：旅足，多象牛順事也。第四，該書對銘文史料的歷史性解讀對後代學者的商周史研究提供了基礎。如，該書在《商兄癸彝》銘文中考證說：按河亶甲居相即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為商器無疑。云“兄”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也。古祀其先王或稱祖，如《祖丁卣》之類也。故稱父，若《父辛旅彝》之類。或稱兄，若此彝之類。商人無諡，皆以甲乙記之。再如以銘文斷代之論：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又如，殷商銘文上出現“父”字又該怎麼理解呢？對於這個問題，呂大臨在《考古圖》一書中對《父己足跡卣》銘文進行考證時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並給出了答案：凡稱甲、乙以“祖”、“父”加之者，疑皆商器也。商人尚質，為其祖、考作祭器者。猶稱“父”也。最後，該書對青銅器的定名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嘗試，雖然有些未必準確，但是基本上反映了宋代學者銅器命名學說的大致概況。如，《孔文父飲鼎》的器型和鼎有明顯區別。可是銘文中出現了“作飲鼎”字，於是，他提出如下見解：按此器名謂之鼎，而制度乃類尊壺之屬，疑古人制器，規模亦有出入不一者。不然則活文同而音異，皆未可考。如，他在考證《丁又鬲》銘文時提出了銅器斷代的外形標準：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間，若股腹然三體合為一，丁父所商器也。《虢叔鬲》及密閣所藏二《周高鬲》，有闊足為款者，有自下空為款識者，皆圜而不分之體，與此少異。再如，呂大臨在《考古圖》中利用太初曆解讀《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乙太初曆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書》曰：“唯九年大統未集”。武王繼位之四年，敦文曰：“唯王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唯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合。這是呂大臨利用太初曆，結合《尚書•武成》中的相關記載，對《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進行考證的推導過程。從《尚書•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記載，推導到當年的八月，正好在丁亥日、月相是初吉，因此上《散季敦》銘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記載和《尚書•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記載是一致的。當然，該書在青銅器定名的問題上也是錯誤頗多。容庚在《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一文中曾指出：其所定器名多舛：如父己鬲、方乳曲文大鬲、方乳曲文次鬲、父癸方彝乃鼎也。單從彝一乃斷足方鼎也。三牛敦乃鼎蓋也。單從彝五乃甗也。七旅鬲、四足鬲、單從彝四乃盉也。圜乳方文尊乃敦也。中朝事後中尊、象尊乃壺也。單伯彝、龍文三耳卣、三耳大壺乃罍也。商兄癸彝、單癸彝、父辛旅彝、祖丁彝、父己人形彝、主父己足跡彝、壺乃卣也。單從彝二、癸舉乃觚也。從單彝、師艅象彝乃尊也。日本學者貝塚茂樹在《中国古代史学の発展》一书中特别肯定了吕大临在考古器形学上的贡献：呂氏的《考古圖》在器形學上的重大貢獻也是必須加以說明的。作為宗廟祭器被製作使用的先秦銅器，在宗廟祭祀活動中具有複雜的儀禮上的用途，相應的對其進行器形上的分類以及如何對多種多樣的銅器進行命名和分類成了器形學上最重要的課題。特別是該書對銅器出土地和收藏經緯的說明更是極其寶貴的考古學資料，為宋代金文學術研究的科學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書奠定了現代考古學、古文字學的基礎。他將青銅器銘文作為一門學問系統研究，此書以青銅器銘文為材料，對銘文用《廣韻》四部進行編排,系字於其下，對金文的形、音、義三這進行考釋。用於糾正當時人們對古字的形、音、義的一些傳統看法，成為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第一部參考書籍，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和推崇。當然，以韻部處理金文文字的編排，更重要的是開啟了後代金文字典的著述體例，他的學術史上的價值遠在其實際應用價值之上。這是不該忽視的。當然，在對古器物定名上，呂氏時常有把共名當成專名來定名的現象，這是需要注意的。;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221 次阅读|0 个评论

《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3: kyotosizumoto 2017-2-3 14:46; 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3 13、吳大澂的彝銘學研究吳大澂，1835～1902，江蘇吳縣人，字清卿，號恒軒，又號愙齋。同治七年進士，累官至任湖南巡撫。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尤精篆書。有《說文古籀補》、《古玉圖考》、《權衡度量實驗考》、《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愙齋集古錄》、《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吳氏曾祖吳承烈，祖父吳經堃，父親吳立綱。吳大澂兄弟三人，兄吳大根，弟吳大衡。外祖父韓崇亦為著名金石學者，撰有《寶鐵齋金石跋尾》一書行世。在《說文古籀補》一書序中，他自述；“篤嗜古文，童而習之。”可見，他治金文歷史開始自少時。當時師從陳奐。及長，又師從俞樾、吳雲等人。中年以後，得益於陳介祺、王懿榮二人處甚多。《清史稿•吳大澂傳》中的記載：“大澂善篆籀，罷官後，貧甚，售書畫、古銅器自給。著有《古籀補》、《古玉圖考》、《權衡度量考》、《恒軒古金錄》、《愙齋詩文集》。” 這裏所謂的“《恒軒古金錄》”，就是《恒軒所見所藏古金錄》一書。此書並沒有文字考證，只是摹寫青銅器之形，是銅器器形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誠如他在此書序中所說：“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形，存於筪，積久乃得百數十器”。在青銅器的分類上，吳氏此書分為以下十七類，即鐘、鼎、敦、彝、尊、壺、卣、爵、觶、觚、盤、匜、簠、盉、鬲、� 到了極至。為此，陳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特別肯定地說：“孫氏將不同時代的銘文加以偏旁分析，籍此種手段，用來追尋文字在演變發展中的沿革大例——書契之初軌、省變之原或流變之跡，他對於古文字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此。” 互證法也是孫氏經常使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如，在《周豐姬敦》中“”字的考證中，他就充分利用了互證法：吳釋為豐，云“豐乃文昭”。下從米形。今案此“”字上作“”，非豐字。下亦不類米形。吳釋非也。此當為慧字。《趠鼎》慧作“”。《慧季鬲》作“”。並與此相近。慧通作惠。《元和姓纂》十二：“齊惠姓云：‘周惠王支孫，以諡為姓。戰國惠施為梁相，是惠出於周為姬姓。故惠氏之女亦稱惠姬，不必釋為《左傳》畢原豐郇之豐也’”。但是，孫氏此書在行文上故意使用古字、怪字等冷僻字，連常見的字，如《說文解字》分析字形時“從某從某”的 “從”字和“亦”字，也要使用古字和怪字，甚至“年”字一概寫成“季”，如此等等。每一頁中，一眼看去，通篇皆冷僻字，大有作文字秀的嫌疑。孫氏此書就是文字學研究的專業學者閱讀起來也非易事。我們不知道是要研究青銅器上的彝銘，還是要研究孫氏本人的書寫習慣了。;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551 次阅读|0 个评论

《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2: kyotosizumoto 2017-2-3 14:45; 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2 6、馮雲鵬、馮雲鵷的彝銘學研究馮雲鵬，1765～1840。字晏海。江蘇南通人，工詩文書法。曾任滋陽知縣、曲阜知縣，其弟馮雲鵷，字集軒。兄弟二人皆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金石索》一書在在清代中期的彝銘學研究上，也是一部體例精美的名著。《孔子故里著述考》：“《金石索》十二卷，馮雲鵬、馮雲鵷同輯”。本書分《金索》、《石索》兩部分。在《金索》中，馮氏兄弟將鼎、尊、彝、卣、敦、簠、豆、� 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建卿為尗堂先生子也。稟承庭訓，學有淵源，而金石文字於楊、薛、呂、王諸家所論定，及吳侃叔、錢獻之、江秋史、阮芸台所搜輯，均能一一悉其流傳。……所錄商周秦漢四代之器，凡三百六十有四，以類相次：盤、鐘、洗、鼎、尊、敦、簋、� 字而後己。相與商榷者，萊陽周孟伯、南皮張孝達、福山王正孺、吳縣吳大澂。” 在《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中，潘氏將青銅器分為鐘、鼎、彝、卣、敦、簠、盉、鬲、盤、甗、斧、鎛、壺、爵、十四類。朝代前後編排的順序頗不一致。有些銅器前後重復出現。可見此書的體例並非成熟。潘氏對於所收銅器銘文有詳細地考證。如，在考證《郘鐘》時，他就引用了《左傳》、《周禮》等古籍，對此鐘的製作背景進行考證。然後，他就“郘”字的由來進行考證說：初釋以郘為，與《左傳》以郲為萊之例合。然據《春秋》，世自有呂地，《成公七年傳》：“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而《書•呂刑疏》引《鄭語》：“申呂雖衰”云云。則申呂宜即呂侯故封地也。《哀公十七年傳》有“呂姜為衛夫人”，夫人例以國氏，宜即呂國之女矣。而《僖公十年傳》：“晉有呂甥”，蓋以邑為氏，宜即呂王之別文。晉於《春秋》初實別稱翼，見《隱公五年傳》。此郘肇宜為翼之公侯，故曰異公之孫，謂翼侯也。郘伯乃翼侯之別子。以晉大夫多以伯稱，如荀伯、中行伯、知伯、樂伯、士伯屢見於《傳》。郘氏宜亦從其例矣。該書在考證中大量引用張廷濟的觀點，作為論述的切入點。幾乎每篇考證文章全有“張孝達說”一段內容存在。又如，他對《曼子卣》銘文的考證：張孝達說其文左行曰“曼子作永保子孫獲褫訊敵寇以享丕叔賚乃邦”。曼，國名。《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城有鄤聚，古鄤氏”。注引《左傳•昭公十六年》：“楚羊鄤子”。今本《左傳》作蠻子。《杜注》亦引新城、蠻城釋之。知杜所見與劉昭同也。精通收藏史的潘祖蔭在此書的序中提出了青銅器收藏史上的七大災難說，這是古代彝銘學史和銅器收藏史上的經典論述，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他說：顧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七厄：章懷《後漢書注》引《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此文較今本《史記》多一“器”字，於義為長。兵者，戈、戟之屬。器者，鼎、彝之屬。秦政意在盡天下之銅，必盡括諸器。可知一厄也。《後漢書》：“董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此二厄也。《隋書》：“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之大鐘、越之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此三厄也。《五代會要》：“周顯得二年九月一日敕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並寺內鐘、磬、相輪、火珠、鈴鐸，外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限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紹興六年斂民間銅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余萬斤”。此六厄也。馮子振序楊鈞《增廣鐘鼎篆韻》：“靖康北徙，器亦並遷。金汴季年鐘鼎為崇官殿之玩，毀棄無餘”。此七厄也。潘氏此說，十分精道。文雖短而意甚深。然而潘氏此書在彝銘考證上，大多沿襲張廷濟之論，以至於陳介祺曾評價此書為“《攀古樓款識》文，自以張說為長”，對文字含義分析過多，而短於對文字字形的分析研究。潘氏也曾和孫詒讓交往過密，孫氏曾親自給他考證《克鼎》，並寫出了《克鼎釋文》。根據其子孫延釗先生所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一書中的記載：“詒讓在京師時，為潘伯寅作《克鼎釋文》。尚書藏彝器最盛，大都積古齋、筠清館所未著錄者。……潘氏常出所藏傳示同人，辯證奇字。”;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391 次阅读|0 个评论

史牆盤銘新釋: 热度 1 warlong 2014-9-2 17:14; 史牆盤銘新釋（郑中）史墙盘于1976年12月15日，发现于陕西省周原遗址内扶风县白家村南100多米的坡地上，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在距地表30厘米处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窑藏，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青铜器是史墙盘。1996年6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组鉴定时被定为国宝。2008年曾调北京参加奥运珍宝展。史墙盘器形宏大，制造精良。盘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圆形，浅腹，双附耳，圈足。器腹饰鸟纹，圈足饰云纹，以雷纹为地。造型稳重、制作精工。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全文18行，中间空一行，形成两组，各九行。铭字标准，整齐排列，均匀疏朗，粗细一致，笔势流畅，有后世小篆之端倪，故可谓西周金文成熟之代表作。史墙盘措词工整，有诗经风格，是迄今所发现的金文中价值最高的铜器铭文之一，也是解放后发现的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字数虽次于毛公鼎、小盂鼎、散氏盘等，但内容则远在其上。在西周史学、青铜器断代、西周文学等方面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史墙，微子后裔；微子，商王帝乙的长子，纣王庶兄，商封之于微子城，后葬于微山。史墙盘铭文记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等王的重要史迹及作器者史墙的商代家世。前半部分追颂文王至穆王的业绩功德，其中文王受天命，武王挞殷，成王肇彻周邦，昭王伐荆楚等事都可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后半部分是史墙自述微氏家族自远祖以来累事周室，世代为周史官的历史。史墙颂扬先祖，作盘纪念。可见，商末部分公族已为西周拉拢，并诵扬其先祖功绩，为灭商纣做好政治准备。但史墙盘年代久远，其中许多文字至今无法辨认。网上已有几家释读版本，但我认为皆仍存在许多问题。故此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其不善者而新解之（有些字的释读是大异于流行释读的）。本次释读有许多重要的新突破，全文语义基本通顺，并首次译成白话文。读者自可对照（红色字表存疑之释字）。特注：盭，音礼，即礼之古体，周文王创立的衣食器皿使用制度。獄（言为口），慎言也，尔雅作确；一释作臣，恐非。，字型似爽，会意释作舞，通無，或释作壽，字型殊异，恐非。夒，又作夔，盖祭祀帝喾之处；一说即夏之古体。夒，猱也，长臂猿一种。十，即什，拜祭也，前人释作才（在），恐误。稽，有人释作黻。魏书：为尔稽缓，惧失民心，则更为寇。酉，天干第十，通酒、偤（期待）；前人尽释作其。鄚，前人尽释作尊，大异于金文原字。史牆盤銘白話譯文（郑中）曰：古文王创立礼制，政通人和。上帝降临美好的道德，赐予伟大的聘礼，还有上下辅佐，终于收拾天下，统一万邦。（文王）有幸辅佐武王，御驾亲征四方。鞭挞殷商，经略民众，一直团结广大狄人胡虏，张弓攻伐尸童（国）。宪法之圣人周成王，左右传授敛理纲纪，用来封建制约周朝邦国。有深邃道德的周康王，分画营建疆域。弘扬鲁昭王，将楚人播撒于广大的荆地，他们惟有向南迁徙。端起酒杯敬见周穆王，（感觉）他形貌帅气，富于谋略。崇敬神情肃穆的天子，天子瞻仰文王、武王的烈烈丰功；天子高兴祝寿，卜卦察验，祈祷上天下民，发誓提倡继承先辈精神，要仰慕其丰功伟绩。上帝司佑着中夏，愿保护授予天子官令，厚福丰年，蛮方无不抓获觐见。商贸遍布青州幽州的高祖（王亥），放置在微人的灵位，呼唤周武王立即攻伐殷商。微史的列祖列宗于是远来拜见武王，武王则要求周公住宿在周髀之处。诵扬乙祖，表示追随其开辟之功，要惩戒怠慢之心，并反躬自责，淡泊明志。亚祖祖辛，保佑众多子孙，繁衍多产双胞胎，酒器之角闪着辉光，以义酒禋祀。富屖文考，乙公僕櫮，获得纯粹寿延，建议农田收割。史墙夙夜不倦，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墙不敢沮丧，对此发扬天子浩大显荣的退休嘉令，用作珍贵的楷模彝器。列祖文考，财宝授予墙，有尔稽、福怀、裕禄、黄耈、弥生。神位祭拜设立，期愿万年一直珍惜使用。史牆盤銘釋文（清华大学李学勤）：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民永，不巩狄虘，■伐尸童。宪圣成王， ? 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穆王，井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文武长刺，天子■无匄。■祁上下，亟■■慕，吴■亡臭。上帝司夒，尣保受天子■令，厚福丰年，方■亡不窋见。青幽高且，才■霝处。■武王既■殷，■史刺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处。■■乙且，■匹氒辟，远猷■心子■。■明亚且且辛，■毓子孙，■■多孷，■角■光，义其■祀。■■文考乙公，■■，■屯无誎，辳啬戉■隹辟。孝■史■，夙夜不窋，其日蔑■。■弗敢抯，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乍宝■彝。刺且文考，弋■受■尔■。福褱■录，黄耇弥生，龛事氒辟，其万年永宝用。史牆盤銘釋文（Bohong）：曰古(嘏)文王，初盭龢（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屏），匍（撫）有上下，□（會）受萬邦。□（執）圉武王，遹征四方，達殷畯民，永不（丕）巩（鞏）狄虘，微（凯）伐尸（夷）童。憲聖成王，左右綬(受)□（敹）剛(綱)鲧(系)，用肇□（徹）周邦。淵哲康王，丏(勔)尹億疆。宖（弘）鲁卲王，廣□（懲）楚荆，隹（唯）寏（焕）南行。祇覠（景）穆王，型帥宇（于）誨（谋）。緟寧（宁）天子,天子□(愙)□(纘)文武長剌（烈），天子□（亹）無匄（害），蹇（謇）□（祁）上下，亟□（熙）□(桓)慕（謨），昊照亡斁。上帝司夒（夏），尣（尢）保授天子绾令（命），厚福、豐年，方蠻亡不□（窋）見。青幽高且（祖），在微靈處，雩武王既?（烖）殷，微史刺（烈）且（祖）廼（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寓)于周卑（俾）處。甬叀（惠）乙且(祖)，逨匹氒（厥）辟，遠猷腹心，子（兹）□（纳）粦明。亞且(祖)且(祖)辛，□（禋）毓（育）子孫，繁□（祓）多孷，齊(觩)角熾光，義（宜）其禋祀。害屖（胡遟）文考乙公，遽爽得屯（纯）無□（誎），辳嗇（穡）戉（越）曆。隹（唯）辟孝友，史牆夙夜不墜，其日蔑曆。牆弗敢抯（沮），對揚天子丕顯休令（命），用乍（作）寶尊彝。剌（烈）且（祖）文考，弋(式)貯授牆爾□（黻）、福褱（懷）、□（祓）彔（禄）、黄耈、彌生。龕（堪）事氒（厥）辟，其萬年永寶用。; 个人分类: 历史人文|13093 次阅读|8 个评论

汉字的趣味: 热度 5 yonglie 2011-9-26 08:28; 说“彝” 最近突然想起看“字”，特别是金文，看那一个个造型奇特而巧妙的字形，真是美妙无比的图画。那些字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演化了多长时间？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拼音文字也许确定几个字母就可以根据读音来组合，造型文字却没那么简单——即使如今有几万个字在那儿，我们也很难总结几个基本法则来组合基本的笔画和偏旁。“六书”大致能说明汉字的分类，却不能完全说明它们的形成。电脑有时乱码，会出现很多有奇异的汉字，例如笚珨苂眅忕扥鼴扂垀扂佽扂珋醱垀岆电脑里的这些字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有什么软件，可以用笔画来随意组合？这令人想起一个笑谈：猴子随便敲打键盘，也能碰巧写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只是实现那种可能的几率很小很小而已。汉字的生成法，应该不是随机组合的结果吧？还说金文。金文字符里有很多造型奇特而优美，我最熟悉也陌生的一个是“彝”。 “彝”字很有意思，有个老师告诉我，“彝族”本来称“夷”，那个字不友好，后来党中央就选了“彝”，有米又有丝，他们看了很高兴。这个字的确是宝贝——商周青铜器的很多铭文最后都有“作 X 尊彝，子孙永宝”或“宝尊彝”的套语。（清代有个大词人（几乎最大的）叫朱彝尊，字锡鬯，一个名字包含好几样青铜器。）可是，我学写金文，从来就没把它写好过——甚至也不知道它的笔画和零件儿该怎么分解。《说文》是这样“解”的：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寶也。彑聲。此與爵相似。《周禮》： “ 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蟲彝、斝彝。以待祼將之禮。 ” 但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几乎都不是这样的——只有下面那双手（廾）很清楚，托的什么东西呢？显然不是米和丝，是什么呢？我看不出来。有人说它像两手捧鸡（我还是看着不像），而《周礼》确有“ 鸡彝 ”之说。《周礼 · 春官 · 司尊彝》： “ 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 ” 孙诒让正义： “ 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 ” （“舟”是底座，有人认为“舟”字应为“盘”字的误读。）更详细的描述是：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舟。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郁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修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里面提到了 “六彝”：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它们都是动物的形状，有不同的用途。可见，“彝”既是统称，也是个例。大概说来，“鸡”是它画刻的装饰花纹或者器形。（如罍画有云雷的花纹，而爵就是鸟雀的形状。）那么，对“彝”字我们该得到什么结论呢？容庚《金文编》收录的部分“彝”字字形; 个人分类: 艺术|7196 次阅读|1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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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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