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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王晓东：为年轻科学家赋能: yeqinma 2014-3-10 10:18;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自2003年筹建，2005年12月正式启动，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原创性基础研究，同时培养优秀科研人才，探索新的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与国内很多科研单位相比，北生所犹如一块科研的净土。由于经费的稳定支持，科研人员可以潜心于科学创新。更重要的是王晓东将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科研管理体制、人才选拔机制、科研氛围营造成功地在这片试验地里开花结果。历经十年的建设，北生所获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2013年4月，求是基金会（以下简称求是）在杭州举办聚谈会之际，对王晓东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访谈也邀请了中国葛兰素史克研发部副总裁鲁白博士全程参与。此次访谈，求是希望了解北生所在管理体制、培养人才、建设科研环境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时也想探寻是怎样的源动力与理念，推动着王晓东在北生所的一系列举措。求是：你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这段经历对你形成自己的科学认知有哪些影响？王晓东：做科学的人应该不怕困难和风险，去解决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我在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学习时，Michael S.Brown和Joseph L.Goldstein是我的博士后导师。这两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当时都很年轻，一位44岁，一位45岁。两位导师胆子很大，在选择科研课题时，他们想的是：人类现在有什么困难，我们就去解决什么。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勇气，既然需要，那就去做。比如当时美国人患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很多，这两位导师就选择了这个课题，后来发现了胆固醇代谢调节机理，据此研发的降压降脂类的药物，让全世界的人为此而受益。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前途是未知的，充满了风险，有时遇到困难，觉得几乎跨不过去了，他们不惧，遇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步一步地去解决。所以受导师的影响，经过了这一番学习经历，我对科学的认知不同了。一个科学人是否在真正做科研应该做的事情，我有了比较清晰的辨别。相比来说，许多人现在做科研一般是想：我能做什么？不敢想我应该做什么？我们现在的创新，比较多的还是模仿式的创新，我想这与评价体系有很大关系。而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做科学的价值取向，做科学的人应该不怕困难和风险，去解决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科学是一种文化我那时年轻气盛，胆子也大，经常为学术问题和我的博士后导师争论。一次因为我提出的一个想法，和导师激烈争论起来，最后把导师气得扭头走掉了。但当我1995年离开实验室时，导师写了一首很长的诗送给我。在我离开实验室好多年后，我的导师在一次很正式的学术讨论中说：“是王晓东，在十年前告诉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我听到了这件事，感慨万千，更让我钦佩他们的心胸和人格。【我们的科学其实是一种文化，文化也是原始创新最重要的载体。我认为在文化的这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追求卓越的文化。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我想得到；别人做不成的事，我做得成；别人觉得很难的事情，不愿意干的事情，我可以干。这就是卓越，这就是不一样。第二是要有批判思维。现代科学发展的精髓就是不断地新理论、新技术的提出，不断的批判，不断的进步。我们这个批判的思维，应该成为常态。批判不在于个人攻击，这一点是我们在文化建设中需要强调的东西，因为我们中国人好面子，经常把学术批判和人身攻击分不太清楚。其实，学术批判是对我们科学家最大的尊重，我们对你的想法、提法、论文表示了异议，就是我们对你的论文、你的想法不光是给予了一般的关注，而是深入思考的关注，这是对每一位科学家最大的尊重，这种想法应该深入人心。再就是交流合作的文化。我们东亚文化，在教育的过程中不强调合作，而是强调自我。但是我们科研不一样，我们科研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像我们做实验科学的，一个人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的科学一定是交流合作的科学。交流合作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难点就在于，我们可以共患难，不好共享乐，出了成果以后，我们大家很难分清楚。所以怎么样能够在文化上把它成为常态，让大家不要关注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不要关注于一个实验室一个研究所的得失，甚至不要关注于我们是不是为中国做了事情，而是因为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2013年6月王晓东在科协年会的发言）年轻人要能吃苦我从1984年开始学习，做科研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并非一帆风顺，许多时候都在痛苦的摸索中。读研究生和博士的时候，每天做实验到半夜两点，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做一做，错一错，再做。但是这个阶段过来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认为年轻人要能吃苦，能熬过那个艰难的阶段，经历过痛苦的涅槃，经历过做不出来成果、死而后生的阶段，再遇到困难，就不怕了。如果真正以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作为衡量标准，不经历痛苦磨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心里真正的热许多人说我“王晓东，你真正想要的还是想把研究做成药，然后造福社会。”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内心想法，我只是觉得对北生所的发展来说，做好应用研究这是我应该做的。但真正能让我内心发热的不是应用。我们所有位学化学的年轻人雷晓光，他最近发现了一个化学反应，他发明了在细胞内标志蛋白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在世界范围内是全新的，和以前的技术比是可以加成的，我听了他的演讲，整整一个周末都非常兴奋。尽管这不是我的实验室做的，但这个发现，是让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让我的内心发热。我意识到，我个人真正的兴趣是科学的发现，我喜欢探索，喜欢从无到有，并寻找规律。这是我心里真正的热。如果不做所长了，我想我的愿望还是专心做科学研究。【我的两位导师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曾经讨论“什么时候感觉最幸福”。最后他俩得出一致结论：不是被美国白宫和名人、富人们请去吃饭，也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演讲，而是做科学实验。历经了无数次失败后，当你能从很粗的实验结果中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愉悦是难以言传的。】（201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专访王晓东《科研不只是谋生手段》）求是：当年筹建中的北生所面向全球招聘所长，你在应聘时对这个所的建设是如何设想的？王晓东：我在参加面试前仔细地想了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PPT，在国外研究所呆了很多年，我心里知道一个研究所应该怎么做。但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所有的设想都始终不离一个核心理念：We Empower Young People！我们要让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时期的青年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做科学有一个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是青年人，但他们的资源总是不够，而科学资源总是向有成就的人倾斜。我自己从青年时期走过来，经历过困难，有过许多的困惑，等终于走出来了，又过了最好的时期。所以，我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让青年人在真正能干事的时候，给他自由，为他创造条件，鼓励他去做科学探索。求是：How to empower young people? 北生所做了哪些? 王晓东：自由的保障我们实行权利制度化，一切权利规范化。比如引进人才是全球公开招聘，有招聘委员会，公开答辩和投票。我也是招聘委员会的成员，但即使是所长也只有一个普通的投票权，在这个体制下，科研机构的领导只是服务而没有权利。制度公开透明，少了人为的操作空间。条件公开，选的过程公开，对所有人机会公开、均等。大家心里踏实，专心做好科研就好，无须领会哪个领导的意图。我们始终贯穿这个理念：如何做最好的科研？要给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人，自由创造的条件与空间。因为权力制度化，才能不惧怕，这是自由的根本。从体制上保障年轻人的心灵自由，才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去做科学探索。压力与动力并存北生所引进人才实行五年合同制，没有终身制，每五年做一次评估，通不过就得离开。压力与动力是共存的，竞争就是很好的动力，迫使人不断想办法，想着怎样做才能更好。【这种淘汰制是科研规律的必然要求，淘汰机制一方面迫使科研人员专心做好研究，一方面为有能力的年轻人提供了公平竞争、施展才华的机会，促使科研机构保持创新的活力。淘汰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但如果不实行淘汰制，对有能力的年轻人和全社会来说，更加残酷。】（201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专访王晓东《科研不只是谋生手段》）资源平等、共享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做科学有个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是青年人，但他们的资源却总是不够。我们在资源分配方面做的事情，始终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年轻人有创意和想法，但技术广度不够，这时他就可以借助共享的技术平台。做科研需要用到很多技术，但一个实验室无法做到根据不同的技术需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如果这样一个实验室就会变得非常庞大。为此，我们成立了十几个技术平台，比如生物信息中心、蛋白质组中心、抗体制备中心，动植物中心、转基因动物中心、影像中心等。平台的资源大家是共享的，有了技术平台，年轻人出创意，具体技术可在平台上做。在北生所，一个年轻人虽然刚刚独立，但他能动用的资源，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比如李文辉发现乙肝病毒受体，这项研究，可动用的资源，是一般实验室做不到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帮助年青科学家实现想法。这些技术平台也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之间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们的技术平台建起来，它只是辅助地帮你做事情，并不分享成果，不做创意人，但它也可以发文章，做事情。在北生所，无论刚来的年轻人，还是资深的研究员，每个人的实验室大小是一样的。科研经费在五年评估期内稳定支持，不用申请。每个试验室最初五年的经费是每年200万，通过满五年的评估后，经费可达到每年300万。文化建设我们每周都有一次非正式的学术交流，所有的PI、实验室主任在一起谈可能还不成熟的学术想法。在交流中，我们可以坦诚直接地评论或提出质疑，但批评绝不是人身攻击，而是帮助开拓启发思路，让提出新想法的人得到反馈。无论交流中，争论多么尖锐、激烈，一旦结束，大家走出房间，这个事情就忘掉了。这就是科学的批判思维。刚开始，大家觉得这种交流没有什么意义，但时间久了就认识到，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其实很重要。这要求Leader必须身体力行，首先自己做到，并想办法把这种交流组织好，让大家愿意来，并有收获。培养研究生我们没有招生的资格，但在中国做科研，研究生是主力。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北大、清华、协和、中国农大，北师大等一流的学校，建立了研究生共同培养项目。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在研究所的科学实验训练是非常宝贵的学习经历。求是：北生所作为一块改革试验田，一直被认为拥有特别的资源。但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加大、科研机构的增多，北生所的资源优势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你们如何面对竞争压力？这些压力是否影响到你们的科研方向？王晓东：鼓励人才流动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人才流失问题。现在许多科研机构挖人的力度很大，给出的条件很优厚。我们一些人才通过第一个五年评估后，因为有更好的待遇，就到别的工作单位去了。我们就要不断地引进新的人才，这种情况，如果要维持高产出，就比较难了。但是，事情总有好的一面，我们一直希望科学家有市场，社会有活力和创新。人才流动，能让一个科学家在别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一件好事情。我们鼓励人才流动。钱太多不是好事情从北生所成立以来，国家对我们的经费支持一直都很稳定，当然也并没有大幅的增长。但我不认为钱很多对做科研是好事，我们觉得勉强够就可以了。钱多有钱多的问题，在资源的吸引下，精力都放在寻找更多的课题，并且现在大家都在用钱抢人才。钱是国家的，谁拿到这个资源，谁就用它抢人，能很快很容易地抢到人，就不再去细致的、长期的做科学创造和改善科研环境的事了。北生所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知道建设好科研环境更重要。做科学总是得有点“不舒服” 竞争、压力并不是坏事情，什么事情都弄的好好的，就做不出来事了。做科研总是得有点“不舒服”，让大家都舒服，就做不成科学了。压力与动力共存，我们的动力是什么？我们面对竞争，要不断想办法，怎样才能做的更好？北生所是国家的一块试验田，如果我们和别人种的庄稼一样，就失去试验田的意义了。我们愿意为国家分忧对于北生所今后存在下去的意义，我想首先是做出国际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突破性发现。真正的科研精品，是对人类的福祉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发现。比如我们的乙肝病毒受体研究，从研发到最后的应用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个发现如果能让成千上万的人真正受益，我觉得就值得。再一个目标就是：北生所能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自己养自己。我们愿意为国家分忧。【如何把原始的发现能够最大限度地、最有效地产生社会效益，这一部分必须需要有人来做。为实现从科学发现到社会效益的探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2013年6月王晓东在科协年会上的发言）在访谈尾声，鲁白和王晓东有一段对话。鲁白：人们对北生所一直以来有个误解，认为你们做得好，是因为你们在体制外，有特殊的资源。一旦深入发掘，其实你们做了许多体制内可以做好的事情，比如文化建设、共享平台、鼓励青年人。一个研究所的成功与否，不是仅仅依靠某一个大科学家，而是有一群充满创造力的青年人在一起。如果能把你们的思路和理念梳理出来，我想会有很多人希望了解它，毕竟在中国有很多人愿意把事情做好。王晓东：我们深深地理解一个青年人获得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时时自问：我们所做的是否贯穿了这个核心理念：让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时期的青年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就这么一个目标就好了，努力十年。如果什么都想要，则一事无成。北生所从来不想别人怎样，只是想把自己做好。许多事说起来容易，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有私心。一个Leader要非常有纪律性、不做明星，不唱主角，无私心。我们从来不想是否能被复制、推广，因为首先思想做到，事情才能做到。在访谈中，我们还问了王晓东一些比较个人的问题。求是：你在国外多年，回国时是否担心水土不服？担心自身被改变？王晓东：没有担心，再担心也没有80年代出国时的担心。也没有感觉太大的冲击，只是回国后见的人多了。求是：你在北生所做管理将近十年，是否影响了自己的科研事业？王晓东：自己觉得没有影响。我不追求论文数量，我到现在发表的文章不到70篇，不算高产。我认为灵感不是人力、物力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我虽然在实验室的时间少了一些，但在很多非工作时间也有许多获得灵感的时候，比如早上醒来还不想起床的时候，比如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求是：社会对回归人才都有个期望，希望他们为改变社会及科研风气而多些发声与呼吁，为什么你说的比较少？感觉好像你对公共事情没有那么的热情，而只是想把北生所搞好？王晓东：这是国内外人才产生分歧的一个根源。我认为回来的人应该首先把工作做起来。批评容易，建设难。我们都说美国的科研风气好，但那也是经过长时间的建设而发生的改变。中国的现状是：公众对批评者有共鸣，因为大家都普遍有不满。而我个人更愿意向好的方向看，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比如中国现在的科研状况比起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每个人性格不同，做事方式不同，各起各的作用。该说的我也会说，但我不喜欢批评别人，也不喜欢别人批评我，因为我是个很较真的人，别人的批评，我反应会很大，会拼命地想去解决。我总是希望去理解别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一生，能把一个事情做好，就很不容易了。我更愿意做一个推手，我也特别希望我是一个做具体事情的人。鲁白：我对晓东说的是这样理解的——公众对你的期待是，希望你做个榜样，常能出来表达对公共事情的看法，但你没有这么做。我想，做一个科学家，最宝贵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现在真正的独立精神，是非常少见的。感谢王晓东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鲁白的参与协助。 http://www.qiushi.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9id=191; 5450 次阅读|0 个评论

好的选题，成就人生（二）: jzhou65 2013-11-22 16:56; 把第一次的做个总结吧！科研选题关键在人，我认为就算一个学生的能力有限，只要艰苦奋斗就能取得好的成绩，懒惰将一事无成。要有思想认识，科研工作不是玩玩而已，要实干才能做出大成绩才有大作为。选题的开始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认为比较合理的顺序是这样子的。以刚进学校的研一新生为例，虽然现在很多高校注重学生的科研训练，但是和真正做科研还有很大的差距。毕竟不是全身心的投入科研工作，再加上初来乍到，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知识的认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研一新生的选题还是不要开始太早，了解一下实验室，看看那些药品和实验仪器，观摩一下师兄师姐做实验，听听实验室每周的例会等等，应该是新生首要的任务。这一点，据我了解，北生所还是有些措施的。听说新生要先在几个实验室学习一下，叫“轮转学习”吧。这样的好处，我认为有利于学生了解各实验室的情况，让新生的潜在兴趣觉醒，当然更有利于学生交流，同时也促进了各个实验室的交流，能坦诚相待，必能团结一致，在科研上互帮互助。当新生熟悉环境，渐渐融入于科研的氛围中，他们也就能够脚踏实地的做实验搞科研。技术学会了，人际关系也有了，做实验就能够左右逢源，愉快工作。有交流就有思想，这为随后的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一般实验室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北生所的做法得到普及，我想学生凭兴趣进的实验室一定能满足学生的需求。才能把实验室的发展和自己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才能够激发最大的潜能。这其中解除了一个矛盾，科研经费充足的老师往往科研任务重，有的科研项目不容研究生做选择，要不然实验室完不成科研项目，无法结项，对实验室发展是致命的；而且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越大，对学生的要求越大，发大文章是精品，精品的工作的用心程度是惊人的，必须一丝不苟。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我们国家的发展在倡导和谐社会，我想这其中的意味就很明显了；师生能愉快的交流，是实验室得以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关于选题的问题，我还隐约记得一些人物事迹。大意说到美国做科研选题的事，导师不给选题而只是协助和点评，这样这名留学生就自己选，导师也给了指点。最后的结果是根据一本教课书上的一节内容确定了课题，纠正了教材的知识错误，发了CNS文章。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受到很大的启发，学生潜心科研取得了成绩。进入一个实验室，能够好好的认识实验室并多交流多学习，我想选题的工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时候一个人的知识的增长的速度是最快的，虽然有点累，但是潜入其中收获颇丰，也是快事。好的选题获得，是很艰难的。一个新生要有统筹概念，统筹各个因素的关系和条件是否成熟，最好具有相关知识和技术，多交流，自己最好做一个有统筹的计划。凡事用心离成功便不远了。当时的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或许可以形容现在的研究生吧，做科研吃点苦，当做锻炼一下了。祝您成功晋级！！！; 1996 次阅读|0 个评论

北生所曾经鉴定的植物GPCR真的不是GPCR: 热度 17 XuWen 2013-5-1 13:15; 北生所研究员马力耕曾在2007年于science上发表一篇文章，声称发现一种GPCR（GCR2）是植物脱落酸的受体，非常轰动。但是刚一发表，立即引来植物研究领域的一片质疑。大部分人都认为GCR2不是GPCR，植物中根本不存在GPCR，因为植物中G蛋白是自激活的，不需要GPCR。有一个叫Jingui Chen的教授对马的结果质疑声最大，他通过序列比对发现GCR2与lanthionine synthetase component C的同源性非常高，随后的实验又表明GCR2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某些情况下可以附着到膜表面，但绝非7次跨膜的GPCR。这个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最近plant physiology上有一篇文章：“Round Up the Usual Suspects”: A Comment on Nonexistent Plant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又提出了植物中根本不存在GPCR。在上篇博文中（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00233do=blogid=603471 ），我曾提到GCR2的结构已被解析，但是当时其PDB还没有释放。最近恰好释放了（题目： Crystal Structure of Arabidopsis GCR2 Identifies a Novel Clade of Lantibiotic Cyclase-Like Proteins；作者：Chen, J.-H.; Guo, J.; Chen, J.-G.; Nair, S.K.），于是将这个2.25埃分辨率的晶体结构展示给大家，相信大家自有判断！再展示一个经典的7次跨膜的GPCR的结构; 个人分类: 科研|27668 次阅读|33 个评论

[转载]北生所王晓东：科技追梦人十载耕耘路: redtree 2013-4-28 22:10; 北生所王晓东：科技追梦人十载耕耘路来源：人民日报发布时间：2013-4-28 “这里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绝好的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发展，是对研究所初建阶段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这，是2008年12月，由1名诺贝尔奖得主、6名美国科学院院士、2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1名法国科学院院士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3年前挂牌成立的北京生命研究所（英文简称NIBS，以下简称北生所）的评估结论。　　坐落在北京昌平生命科学园内的北生所，是由科技部会同中编办等七部门和北京市政府联手组建的一块科技改革试验田，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更要探索出先进的现代化研究所的管理机制。　　北生所的掌门人，是现年49岁的王晓东博士。他1985年赴美留学，2001年任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化系讲席教授，次年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4月，41岁的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20多万留美人员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作为一名华人科学家，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有多大成就，祖国还是祖国。”2003年4月，他与耶鲁大学教授邓兴旺博士受聘担任北生所共同所长；2010年10月，他辞去在美国的职位，全职回国担任北生所所长，全心经营这块肩负众望的试验田。　　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锋，所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对此，王晓东哈哈一笑：“与北生所取得的成绩相比，这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 　　的确，北生所成立至今的成绩单，足以令他欣慰：目前该所已拥有27个实验室和11个科研辅助中心；邵峰、张宏、朱冰、王晓晨、高绍荣……这些回国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博士、博士后，如今已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平均年龄不到40岁；截至今年8月，他们仅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就发表论文近30篇，在国内同类研究机构中遥遥领先；在今年2月荣获“首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青年科学家奖”的全球28名获奖者中，有4名来自北生所…… 　　更让王晓东骄傲的，是北生所“无为而治”的运行机制和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在这里，没有一个有行政级别的“官儿”，实验室经费固定、学术完全自由；在这里，每5年进行1次国际同行评估，通不过的自动走人；在这里，大家看重的是原创性成果，谁在权威杂志发了一篇高水平文章，大家就是口头祝贺一下，第二天就没人提了；在这里，大家梦想的是为人类文明宝库和国家百姓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没有人想着评院士和各种奖项……到过北生所的人都会感慨：这里真安静、干净！　　“所以我这个所长很轻松，除了到海外招聘人才、每周召集学术讨论，就没有其他杂事操心了。”王晓东笑着说。　　实际上，他并没这么逍遥：与其他研究人员一样，努力在科研的一线……“实验科学对脑力体力要求很高，三天不做，自己知道；三月不做，老师知道；三年不做，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为此，他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年出国开会尽量不超过两次，每周工作不少于6天。回国这几年，他的实验室已在细胞坏死机理等研究上取得诸多进展。　　当然，外表乐观的王晓东心里也有压力。“北生所凝结着许多领导和部门的希望，这些年一直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丝毫不敢懈怠。”他告诉记者，北生所正在两条线上前进：一是优化、凝练科研目标，力争在原始研究上有更大发现；二是向成果转化延伸，力争在新药研制和重大疾病防治上有所突破。“当然，后者的难度更大，所需的时间更长。” 　　“先向你预告一个好消息。”王晓东兴奋地说，“我们的李文辉研究员在乙肝病毒感染细胞机理上取得重大进展，其成果很快就会发表。这一原创性发现，将为肝炎和肝癌防治带来新突破，会是一项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 　　“你要知道，李老师过去5年只发了一篇小文章，但从没有人怀疑过他的工作。”他说：“这就叫追求卓越、十年磨一剑。”; 个人分类: 科技新闻|1357 次阅读|0 个评论

王晓东专访：成功源自“联产承包”: 热度 2 meixianghao 2012-9-15 14:20; 成功源自“联产承包” ——对话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本刊记者吴昊唐凤王晓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所长。 1985 年北师大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2004 年 41 岁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新中国赴美留学生中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人。 2003 年，王晓东应邀筹建北生所。 2010 年全职回国掌舵。数年实践，这位科学家为我们带来哪些思考和感悟？为此，《科学新闻》日前对王晓东进行了专访。《科学新闻》：北生所被认为是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试验田”和“特区”，在您看来，北生所目前的“试验”成功吗？王晓东：作为一块试验田，北生所的发展超过了我个人的预期。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科研管理体制创新上都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与这么多年轻人、科学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密不可分。作为一个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单位，论文数量和质量是研究成果最直观的表现。仅仅统计今年的 8 个月，北生所就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超过 20 篇研究论文，这样的科研产出，甚至不输于一些国际顶尖的同类研究机构。不仅如此，北生所还给中国带来了一些人才引进上的转变，尤其是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北生所开创了从国外成规模公开招募优秀人才的先河，其国际化的薪酬，曾经引发争议。随着中国经济和消费水准的大幅攀升，人们的思想慢慢转变，这方面的议论也逐步没有了。从目前来看，甚至很多的研究机构为科学家提供的待遇已经不输北生所，甚至更高。现在，已经有不少北生所科学家前往国内其他研究机构工作。我相信，他们会把北生所开放的文化传播出去。另外，自北生所率先尝试之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成立了联合中心。两校很多的理念与制度创新也和北生所相一致。我可以自豪地说，北生所向全世界证明，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的科学家可以作出能与任何国家相媲美的高水平研究。《科学新闻》：有人说，北生所的制度体系就是克隆了美国模式。在您看来，作为“试验田”，北生所的体制有哪些新的突破？王晓东：我不同意北生所是一种“克隆”。在引入国外优秀研究所的先进机制后，北生所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探索出了许多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把北生所的机制体系比喻成“社会主义下的联产承包制”：整个研究所的经费是固定的。这就好比是一块饼由每个实验室进行分配。我们的拨款只有两个档次， 200 万和 300 万，即使是最资深的研究员，和新聘的普通研究员彼此之间差距也很小。看上去有点平均分配的意味。事实上，这种分配避免了内部不必要的竞争，并促使内部合作成为可能，使大家可以相互激励，精力能更专注于科研。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每个课题组都必须保证经费用之有道，让效率最大化，就很像“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经费分配制度，在美国也很少见。此外，美国很多研究机构通常是按照系别、学科来划分部门，这样容易导致学科交流的不通畅。与我之前在美国工作过的研究机构不同，北生所是一所综合性研究所，汇集了面向不同研究方向的大批人才。在北生所，来自各学科的研究人员“比邻而居”，大家互相借鉴，互相磨合，促进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更容易作出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北生所与国外一流研究机构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有一批有激情、有追求的年轻科学家。这就像处于追赶地位的运动员，动力十足。他们充满理想，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当中。北生所的文化造就了科学家相互之间也是你追我赶的竞争。这就好比大多数短跑世界纪录都是在决赛中打破的一样，顶级运动员同台竞技，有比照，才能全力追赶，跑得更快。《科学新闻》：在您看来，北生所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哪些尝试可以被国内的研究机构所借鉴？王晓东：如果说个别方面可以较容易为别人提供某种借鉴的话，我认为权力制度化是非常好的管理形式。在北生所，所有的权力被制度化，大家按照制度办事。如果有重要的事宜，像招聘等由临时组建的委员会决定，而平常的具体事务则全部可以按部就班地开展。我这个所长，即使出差 3 个月，所里一切事宜仍旧可以运行良好。这样，运转效率高，我也能从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多作些科学研究工作。此外，北生所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的一些高效集约的管理模式，也可为其他单位提供一些思路。目前，我们一直推行的大型仪器平台和专项技术公用化等管理模式，运转良好，大大地提高了科研效率。下一步，我们也在考虑将试剂和试验耗材等进行统一采购，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再有一点我比较自豪的就是评价体系。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起步比较晚，发表论文的数量一直是成果评价的一个普适标准。但我始终认为，衡量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应该看他是不是带动了一个领域的发展。北生所的评价体系并不唯“论文”是瞻。发表论文只是科学家所作出成果的报告形式。在北生所，我们选定合适的科学家，给予他们稳定资助。在 5 年的合同期内，我们不会过问科学家的研究，不会有各种评估。科学家可以作自己喜欢的研究。科学家之间相互的肯定，也不一定是看谁发的文章多，谁的影响因子高。例如，一位研究员近 5 年只发了一篇文章，但是大家都很尊敬他，因为他在钻研最难、最尖端的课题。目前，他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工作进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可以有丝毫放松。 5 年时间一到，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工作拿出来，即使资深研究人员也不例外。除了文章以外，还包括培养学生、专利、影响力、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考评，评审通过了可以继续留下，不通过则必须离开。而且，这种评估只参考你近 5 年的工作。如果未通过评估，之前的工作再出色也无济于事。《科学新闻》：您回国以后，北生所将应用研究作为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作为一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你是如何协调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王晓东：首先我还要强调基础科研的重要性。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两者之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关系，科研有内在的规律，不能拔苗助长。我们要看到，只有基础研究真正做得好了，应用才能跟上去。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就像号称 20 世纪最重大的发明之一的“激光”，一开始，完全是基础研究，并没有考虑应用方面的事情。但是，目前激光广泛用于各个领域。相反，美国政府在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向癌症宣战，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受制于基础研究，这项工作进展并不理想，直到现在，癌症死亡率并没有下降多少。当然，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应该为应用，尤其为人类健康服务，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目前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从真正的原始创新走向应用的成功案例凤毛麟角，这种转化的道路也并不通畅。北生所虽然在基础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既然北生所肩负着中国生命科学研究“试验田”的使命，那我们必须在应用研究和转化方面作出探索和尝试。《科学新闻》：作为研究所的掌舵人，在应用方面，您主要作出了哪些尝试？王晓东：基础研究要最终应用，最终落脚点还应该是企业。这也是我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百济神州公司的原因。毕竟，新药创制，上报审批、临床试验等诸多环节需要专门的人才，但这些人才并不适合以基础科研为主的科研单位。因此，像百济神州这样一个从实验室到临床试验的强大整合研发平台必不可少。百济神州致力于探索和开发对中国和亚太地区常见癌症有效的新型抗肿瘤药物。我们现在的理念是，百济神州只做研发，不做生产和销售，最后将通过技术转让来获得资金，维持下一轮的研究，真正致力于从实验室到工厂的探索。但即使像百济神州这样有强大研发能力的企业，要真正立足于世界，拼的也是源头创新的能力。而这并不是企业的特长。他们必须和有此能力的研究所与大学建立有机的联系与互动。研究所能够做原创性的工作，在于工作性质的探索性，因此成果的不确定性不成为问题。企业想充分赢利，成果的可靠性要大，否则资金接不上就要破产。所以研究所和企业有互补。但研究所的阶段性成果，企业不见得接得过去。接不过去对研究院所的科学评价并无影响。如何抚育这些成果，谁来抚育，就成了一个难题。无论再怎么困难，我相信北生所能够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从原始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发展之路，并协助建立多个真正能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医药研发企业。在过去几年，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尝试的工作，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成果呈现给大家。■; 个人分类: 科学新闻杂志|6165 次阅读|2 个评论

北生所这八年: 热度 21 meixianghao 2012-9-15 14:08;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北生所这八年本刊记者唐凤北京西北郊区的一片园地，建筑群错落有致，绿化带形式精巧，匆匆行人穿梭其中。这里是中国生命科学的伊甸园 ——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而在十多年前，这片土地还十分寂静荒芜。 2004 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在这里生根，它的到来，给这片园区带来了一份生机。同时，也给中国的生命科学领域带来一股活力、一缕新鲜。种下种子北生所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 1999 年。当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访问新加坡，那里的生命科学研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命科学在新加坡从无到有，短短数年时间，成绩傲视四邻。而先于新加坡起步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能否借助新加坡的经验而腾飞呢？朱镕基带回的信息引起了其他领导人的关注。吸引优秀人才，创建先进机制，提升中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整体水平的理念，开始在中国领导人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2000 年，一封新加坡来信为中国建立新的生命研究所带来了契机。新加坡留学人员致信中央有关领导，请求集体回国工作。于是，科技部会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七部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提出 “ 团队式引进优秀留学人才，创办国际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所 ” 的方案。经过紧张严密的论证和调查， 2001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组建 “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 ，并将研究所的任务明确为进行原创性基础研究，培养优秀科研人才，探索新的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形势的科研运作机制。北生所开始在北京生根发芽。这所研究所参照国际先进经验，采取全新的机制，甚至连砖红色的五层办公楼都是按照国际一流研究所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的。在这里，实验室主任的办公室就设在实验室里，谁都能随时敲门进入主任的办公室，氛围融洽。北生所采用全新的运作模式，参考国际标准确定海外招聘人员的生活福利和工资待遇；科研经费实行 5 年合同制，由国家支持。这在当时研究人员待遇普遍不算高的中国，曾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 “ 当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里，压力很大。 ” 作科研出身的北生所常务副所长智刚回忆道。八年花开 2005 年 12 月 9 日，北生所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正式挂牌成立。北生所自正式成立以来就展现出强大的科研实力， 2006 年就开始在生命科学领域顶尖杂志 Nature 上发表文章，此后更高密度发表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 “ 没有其他任何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 ” 2008 年 12 月，由 1 名诺贝尔奖得主、 6 名美国科学院院士、 2 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 1 名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北生所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2012 年，中国 7 名青年科学家荣获霍华德 · 休斯医学研究所（ HHMI ）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其中 4 人来自北生所。邵峰就是其中之一。被视为北生所科学明星的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 从国外刚回来作科研的人，大都会担心自己难以融入国内的人际关系网，我也不例外。我之所以选择北生所，就是因为这里的科研文化氛围和谐。 ” 邵峰说。作为当时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点的北生所，其运行管理模式、科研氛围几乎完全参照国外模式，研究人员不会面临过大的经费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 中国目前的部分待遇已经超越美国，但是，刚回来的人们还是担心体制和文化上的不适应。实际上，对于人才的吸引，钱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一些软的价值，文化上的特色，才能吸引真正的人才。 ” 邵峰告诉《科学新闻》。崇尚自由和学术交流与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第一代领军人十分注重对北生所科研文化氛围的培养。智刚坦言，一个研究所，承载其人才、政策基础的是文化氛围，建立怎样的氛围直接关系到研究所是否能顺利跟国际接轨，是否能从世界各地吸引到一流的人才。而对于如何建设国际一流的文化背景，北生所一直在探索，在摸着石头过河。不负众望，北生所终于建立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氛围。这里强调民主、专注，研究人员享有学术上的充分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特点选择科研项目。同时北生所大力推动学术交流与批评。每周北生所的学术报告厅都有多个国内外嘉宾的学术报告。每周二晚间还有研究室和技术中心主任以非正式形式作学术进展报告并交流心得。其间学术批评可以非常尖锐，大家习以为常。北生所采取合同制，这在中国同类研究所里也属首创。研究所与科研人员签订 5 年的合同，根据合同给予他们经费。这 5 年里，北生所给他们充分的学术自由，合同到期时，他们要将自己在 5 年内的研究、学生、专利、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打包送到自己本领域的数位国际科学家手中，让他们对自己进行评估。如果评估不通过，便要结束合同，离开北生所，初始的房补也要退还。所长王晓东则将北生所的机制体系形象地比喻成 “ 社会主义下的联产承包制 ” 。北生所还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理事会是研究所的决策机构。第一任科学指导委员会由理事会聘任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组成，对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作出评估并提出建议，这些科学家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评价说： “ 北生所已经证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目前中国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在相应的学科，推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尤其是当一些地方加强支持已有机构或新建科研机构时，要同时匹配改革的体制。 ” 王晓东提到，在北生所，所有的权力都已经制度化，一切按照规章来。领导个人对整个所的工作运行没有太大的影响。学术自由，标准严格，一直是北生所坚持的原则，也是这里国际化的一个表现。智刚提到，许多海外学者访问北生所时感叹：一进研究所，感觉和国外学术机构一样，完全没有文化和环境落差。如此自由舒畅的氛围，依赖于北生所各职能部门的服务支持。北生所人事、财务、研究生部、设备、后勤等 8 个行政部门，总共加起来不到 20 人。科研人员能享受到高效的行政服务，却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行政人员靠他们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尊重。一切 “ 唯学术是瞻 ” 。服务一流建立之初，北生所就强调 “ 以人为本 ” 。 “ 虽然，各部门的工作性质不同，但是人人地位平等。北生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好，干好自己的活。 ” 智刚告诉《科学新闻》。 “ 在这里，我们没有管理，行政部门是服务部门，任务只是营造舒适的环境，为科研人员节约时间和提供便利。 ” 智刚说。离开北生所的科研人员们，临走前都会带上水果到各个部门进行感谢，感谢后勤服务人员对他们的帮助。 “ 在研究所的服务支持上，北生所已经走到世界前面，技术服务同样也是如此。 ” 智刚说。北生所的大型仪器是通用的，根据使用需求，所有仪器管理采用分级管理模式，即专用仪器专门负责，部分人使用的仪器由部门代管，常用仪器各实验室自己负责。另外，他们还在积极探索和尝试与企业合作等方式。 2012 年 8 月，他们与美国珀金埃尔默（ PerkinElmer ）公司成立了联合实验室，把最先进的技术第一时间带给科学家。花开何处？北生所身上肩负的重任之一，是探索新的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形势的科研运作机制。成立之初，研究所给主要研究人员的待遇是美国同等职位薪酬的 75% 。政府每年拨给研究所 1 亿元人民币，作为日常运行费用和科研经费。 “ 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虽然从去年开始，经费增加到 1.4 亿元人民币。但其他同类研究所的经费却已经增加了很多，甚至好几倍。 ” 当时的 “ 富翁 ” 已经变成了 “ 平民 ” 。 “ 所里不少人已经走了：有的因为评审没有过，而有的则是其他地方开出了更优越的条件。 ” 邵峰说， “ 钱紧，物价上涨，很多仪器平台建设排队，人员待遇也很难提上去，捉襟见肘。 ” 前不久，实验室一位项目主管来跟邵峰请辞，称别处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请他。此前，邵峰觉得自己每年给他涨工资的额度并不低。比一比才知道，其他研究所给的待遇高得多。北生所曾是中国以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的先行者。然而时至今日，这个先行者已经慢慢落后。北生所由国家拨付经费，在其他国家科研项目的申请中往往被忽略，几乎没有大宗额外项目经费来源。放下高贵身段的北生所，对科研人员要求依旧严格，科研成果依旧高产高质。目前，他们更是在科研氛围和体制环境上吸引人才，探索着国外科研环境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点点滴滴管理经验。未来，北生所将根据国家需要发展生命科学，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进行研究成果的转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但从理论到成果的转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充足的经费以及合理的体制。 “ 我们必须坚持变革，必须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改变自己。 ” 智刚说。从基础研究逐渐走向与产业应用相结合，是王晓东下一步的目标之一。面向应用现在，科研与经济挂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经济转型对科研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北生所也逐渐意识到，基础研究做好了，最后必须走向社会，回报到人。 “ 但是必须小心，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基础研究无论何时也不能放弃，科学家对人类知识发展是有责任的。 ” 王晓东强调。基础研究好比是内功，应用研究是把式。要有好把式必须要有好的内功基础。因此，基础研究应该与应用研究携手并进。但是，两者都做好并不容易。一般而言，研究成果转化非常困难，一方面不确定性很高，尤其在健康领域，一项研究是否适合产业转化，在临床实验上能走多远，能否占据市场地位等很难预测。另一方面，转化时间链很长。基础研究中取得一个阶段性成果，就能发表论文，但是一旦上升到应用层面，必须取得一个最终的成果。王晓东提到，从阶段性成果到最终成果，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路还很长。困难并没有阻挡住王晓东的脚步。最近一段时间，北生所一直在着力搭建从技术到应用所需要的人才桥梁，引进了一批化学、计算机、生物医药等方面的人才，希望能从原始发现出发，走向社会。 “ 北生所将在生物技术应用领域一直探索下去。 ” 王晓东说。 ■; 个人分类: 科学新闻杂志|19450 次阅读|33 个评论

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 热度 182 饶毅 2011-11-22 11:38; 钱学森之问及其反响，透射出中国痛感缺乏杰出人才。其实，与之相关的是，优秀的机构在中国的命运也不是很好。枪打出头鸟和武大郎“相辅相成” 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武大郎”习俗，只能比我差，不能比我好。两种习俗组成的一种文化，在中国没有绝迹，有时可能还很猖獗，仍然遏制中国出现突出的人才、突出的机构。这独特的文化习俗，与国家希望培养杰出人才、发挥杰出人才，背道而驰。枪打出头鸟不仅针对个人，而且针对机构。一个规模达七百八十人的研究所敢于出头，照样被瞄准。如果不被打掉，也有现代方式被冷藏。而且很巧妙，无法说是谁干的，被集体封杀，躲在集体背后做不对的事情就可以不负责任。 “枪打出头鸟”指导下的文化性冷藏，无视国家需求、国家利益、国家投入、国家支持，也阉割全国科技工作者可以获得较好支持的一个新体制。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例子。被冷藏的研究所国内公正学者、国外专家，任何了解实情后，绝大多数认为：北生所是国内最佳的生命科学研究所。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于2004年成立的北生所，目的是探索中国科学体制改革的道路。北生所探索是成功了，它坚持高标准、高要求，适当支持。可是不仅其体制和经验没有推广，本身也经常面临各种困难，包括被回避、被冷藏、经费渠道迄今没有完全理顺。 “枪打出头鸟”的文化习俗瞄准了一整个研究所。北生所以每年1到1.2亿的经费，做出的成就远超出国内同类生命科学研究院所，而已经有多个研究所实际使用国家年度经费是2、3、4亿。 2011年的国际竞争，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成功。美国HHMI（休斯医学研究所）让全世界一些国家青年人才竞争“国际青年学者”经费。这种经费，毫无条件，受支持的自由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知识产权归原单位和国家。多个国家共七百多人参加此次竞争，最终获选27位，中国7位。中国的七人中四位来自北生所，另外清华、南开、科学院武汉数理所各一。而国内其他生命科学类研究所无一通过这一国际竞争入选。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曾在北生所蹲点总结经验，希望推广其体制，使全国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优秀的年轻科技人员，能和NIBS的研究员一样，在适当的支持下、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迄今，不仅全国不能得益于国家已经试验成功的体制，而且因为北生所成就突出，整个研究所被边缘化。其研究员常被排除在各种评审之外，被国内屏蔽在杰青、院士选举之外。北生所研究员的成果不被国内肯定和认可。比如，完全相同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在其他所出现的被称为全国近5年来最重要的两项基础研究成果之一，而北生所的一模一样的工作就没有被当成重要成果。实际上，这样的成果在北生所就不是最好的。北生所的实践证明好的体制在中国可以大大提高国家经费使用的效率。2004年，北生所年度经费一亿（包括新建研究所的仪器购置），当时是生命科学支持最强的研究所。2011年，人数已达七百八十人的北生所还是仅1.2亿。而几年来，国内其他研究所经费大增，有些超过和远远超过北生所的经费。而且现在不止一个研究所的工资达到北生所、有的研究所房帖福利超过北生所。而它们的体制尚未普遍改革，没有在支持提高的情况下相应提高标准、提高要求，继续让博士后回国直接从正教授起步，其后评审远不如北生所严格。只要不是各方面极差，在其他研究所不会被开除。有人抨击北生所获政府拨款较多，而其他单位是竞争经费。且不说其他单位拨款近年增加，而事实上，北生所的要求高很多、评审严很多，而做不好就要开路，包括在Science杂志发过文章的，都可能被开除。竞争经费是否就公平合理？如果竞争很讲学术，那么是。但是，目前中国国情下，竞争水分很多，实际通过关系而不是靠学术获得经费的大有人在。国家实质投入其他研究所的经费多于北生所，却无法要求它们尽快改革。所以，几年下来相对比，北生所使用经费的效益高很多。北生所成功后，国家希望推广其经验而阻力重重，其体制未能扩大到全国，未能让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能受益，而且研究所基本被边缘化，如果不是冷藏的话。我们中国有一种什么习惯势力，导致国家花了代价、而且成功的实验，变得无足轻重、没有推广价值？北生所面临困惑一个成功的研究所，本该意气风发。可是，北生所的研究人员却遭遇困惑。面临中国的国情，成功地运行了7年的北生所，近年也开始出现变化。对于专心科学研究、专心学术的年轻人，北生所是极佳去处。对于要学术以外“个人发展”的年轻人，北生所就没有吸引力。北生所招聘近年开始难起来。年轻研究人员，如果从个人利益看，而不从学术看，去北生所就很“划不来”，因为经费不多于其他单位、而职称低、要求严，学术不好还可能被开除。有些人要离开北生所去其他研究所。原因是：在北生所，他们做出很多工作，还只能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而同等成就在国内其他单位可以做生物的院士。前几年，因为北生所经费多于其他所，工资高于其他单位，他们还不愿离开。这几年，不少人愿意离开北生所去其他所。因为，近年其他研究所经费实际已经高于北生所，现在有其他所可以给出同等或更高的工资，而且可以马上成为正教授。这些所的实际标准、对他们的要求都低于北生所，更无需担心高标准的国际评审。所以，离开北生所对他们个人“有益无害”。这样的现状，将如何导向在国内工作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对于北生所研究员个人来说，他们今后是站着、还是趴着进入院士行列，其意义大于他们个人。中国生物学界的两种选择今后，对于在中国生物学界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明显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入改革后的新体制，目前已经全面实行的是北生所和实行新体制后的北大、清华生命科学学院、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据信还有其他研究院所开始和准备同类改革：对于生命科学研究人员，给予必要的支持，但高标准和严要求。与国外优秀大学职位同等，从助理教授起步，经过副教授到正教授。在西方、在香港台湾只能做助理教授的，在这些改革后的单位也只能做助理教授，达到国际较好大学副教授水平才能做改革后体制的副教授，而正教授需要在国际上可以比拟的工作。另外一种是以目前认为“成熟”和“聪明”的中国人为号召和代表：需要懂得如何在中国“为人”，不是要堂堂正正而是要懂得低头，那么学术上只要达到国际优秀大学副教授水平，就可以做院士。选择一种模式在国际上堂堂正正、但是冒着在目前国内可能边缘化的危险，选择另外一种模式在国际上拿不出手、而在国内、特别是非科学界能得到顶礼膜拜和附加利益。我相信，中国科学界，包括生命科学与医学界，改革将继续是主流，无论速度如何，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科学界终将坚持追求卓越，而不是平分利益。中国科学界，逐渐能够赶上中国本身近代史上学术的高峰，其后大规模迈向世界前列。附：北生所的情况，《人民日报》曾介绍，我也有几次博客：中国应该而且可以推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215770 职称和水平：国内助理教授可达什么程度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248167 中国科教界亟需支持年轻科学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235585; 68757 次阅读|19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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