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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14学术: stillme2010 2011-3-14 10:34; 开发了一种颗粒模型用于流化床中市政固体废弃物焚烧，包括固体废弃物颗粒燃烧以及重金属挥发。基于一个先前的简化的，非等温版本，该模型包含了一个 asymptotic combustion （渐近）模型用于含碳固体燃烧以及一个 shrinking-core 模型用来描述重金属挥发现象，颗粒在该模型当中被认为是非等温过程。本文的参数研究显示了温度对金属挥发过程的影响。简化的非等温模型的模拟结果和来自于一个实验室规模的流化床燃烧器获得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颗粒传导会强烈的影响挥发速率和时间的变化关系，目前版本的模型可以很好的拟合床温条件下 the shape of the plots 以及最大重金属挥发速率。; 个人分类: 学术啊学术|182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九成被污染土壤与重金属有关威胁已超农药: 热度 1 xushui 2011-3-5 18:56; 工厂也是土壤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之一。CFP 说不清数据，缺乏法律规范，资金投入有限……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困难重重最近，“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可能引发骨痛病”的消息见诸报端后，让湖南省株洲市马家河镇新马村村民再次回想起五年前的那次经历：2006年农历正月，新马村66岁的村民罗少坤在长期浑身无力以及疼痛之后，终因不明原因的疾病去世。接着，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恐慌很快就笼罩着整个村庄。株洲市后来的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镉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这起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村民们也是在媒体曝光后，才知道这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早已潜伏在自己生活中。如今，他们依然笼罩在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之下。重金属污染阴影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2006年污染事件后，湖南省政府将新马村这片区域划为污染区，污染区的村民不许再种水稻和蔬菜，政府每年给予他们每亩500元的补偿。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马家河镇的中路村，尽管这里也被划为禁种区域，但是，村民胡自能仍种了四五亩水稻。还没到春耕时节，胡自能的稻田一片荒凉，只有收割完的“稻叉”露出水面，下面还有看不见的“重金属幽灵”。当年湖南省政府对该区域的调查结果显示：水稻100％镉超标，叶类菜98％超标，胡自能的稻田也在这个区域。胡自能并非不担心自己的大米会被污染：“村里的人都不敢喝当地的水，有人为此干起了卖水的生意，专门从市里其他地方运水到附近几个村子去卖，100斤的水可以卖几块钱。”不过，他出于省钱考虑还是种了水稻，他说这些稻米主要是供家里五口人食用。部分村民擅自种植稻米的行为让天元区原副区长现镉污染处置工作组常务副组长周光裕感到无能为力。他介绍，早在两年多以前，国土、财政、发改委等部门已同意将这片污染区内的农业用地改为建设用地。2008年国土资源部在下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株洲市重金属污染土地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允许株洲市对土地实行“征转分离”，对被镉污染的核心区域，实施土地功能转换，即分期分批逐步调整为建设用地。不过由于所需资金数额巨大，目前暂时只进行了6平方公里土地的转换。土壤污染源繁多实际上，新马村可以看作是我国近年土壤污染的一个缩影，它们存在着，一旦受到关注，就让舆论觉得无法轻松——毕竟这些土地上生长的粮食有可能会流进普通人的餐桌。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等特点，以前我国的重点治理目标集中在水、大气、固废污染问题上，政府、学界、公众对它的关注很不够，近年来伴随一些环境事件的爆发和研究的深入，大家才开始关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我国的土壤污染仍以重金属污染为主。业内估计中国90％左右被污染土壤都与重金属有关。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和矿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加上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滥挖滥采使得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在经济发达地区，重金属则来自于工厂，国内三十几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称，IT企业重金属污染居首。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曾走遍我国粮食主产区，花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他说，除了化工和开采领域，农业、养殖业近年也成了重金属污染源。他介绍，由于过度使用化肥，一些磷肥钾肥和复合肥中镉含量超标，能够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镉，即便是有机肥料也难逃重金属污染。而在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人们常常在猪、鸡等农畜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甚至可能“让猪肉的颜色变得更红润”。这些牲畜的粪便又是农民乐于购买的有机肥料。当含砷的肥料被堆积入田时，肥料内的重金属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地下，并随着耕种传递到农作物中。 “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曾希柏担忧地说。扑朔迷离的污染面积那么，中国受重金属污染土地面积究竟有多少？一个关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数字反复被媒体引用，即中国有五分之一耕地被污染，总面积2000万公顷。不过，这个说法遭到很多专家的质疑。陈同斌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认为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他公开表示。而在曾希柏看来，污染和超标是两回事，污染是指超标到一定程度。曾希柏认为国内的一些数据是混淆了污染和超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估计，重金属污染在3％左右比较确切。记者在采访和查找历史数据时发现，无论是3％还是10％，无论是专家还是媒体，在发布这些数据时经常会用到“估计”一词。而数据之间的冲突，也凸显了学界对土壤污染不摸底的现实。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是中国首次针对土壤污染的全国性普查，不过结果至今都未公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专家介绍说，环保部之所以不会对外公布数据是因为这是一个抽查的结果，而并非普查，“环保部也担心媒体用比例换算出污染的面积，即使是百分之几的污染面积，换算起来这个重金属污染也够大。而换算出来的结果可能并不准确。” 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从官方的种种说法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土壤污染的担忧。2006年的一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视频会议上，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指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此前几年，环境保护部曾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指为了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依照法律程序确定的特定保护区域）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去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研究”提交专题报告特别提醒：“土壤污染已经达到了一个被国家严重关注的关键点，需要立即采取紧急和长期的行动。” 防与治都是难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李发生介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土壤污染总体上呈加剧趋势。由于土壤污染延时性的特点，如果不对土壤进行修复，土壤重金属会不断累积，现在没有出现的问题将来也会慢慢出现。近年来，中国也在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的科技攻关，并初步取得一些进展。例如，陈同斌用蜈蚣草来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农地，这种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但这种修复耗时较长，难以和污染的速度相抗衡。曾希柏采用了另一种微生物的修复方法，但他说这类的修复办法成本太高。此外，修复资金也是一大问题。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资金缺乏有效保障。”李发生介绍，当前中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资金来源有限且没有保障，修复治理工作难以开展，资金问题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显得很迫切。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但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李发生说，中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存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立法层级较低等缺陷，在立法内容上存在原则立法过多、可操作性差、基本法律制度没有建立等缺陷。实际上，中国在2006年已经开始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是立法组的首席专家，2月份他透露，酝酿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将出台。他说该法最终确定了以“治”为重点，“防治兼顾”的立法方向。 “立法这是必须的，但法立出来后监管和执行依然是一大考量。”曾希柏认为，目前解决土壤问题最紧迫的依然是从源头控制污染源，而执法和监管是个普遍问题。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作为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人们期待着这个规划能提供土壤污染僵局的破解之策。责任编辑：NN050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个人分类: 环境学|1342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中国九成被污染土壤与重金属有关威胁已超农药: maokebiao 2011-3-4 08:56; 说不清数据，缺乏法律规范，资金投入有限……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困难重重最近，“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可能引发骨痛病”的消息见诸报端后，让湖南省株洲市马家河镇新马村村民再次回想起五年前的那次经历：2006年农历正月，新马村66岁的村民罗少坤在长期浑身无力以及疼痛之后，终因不明原因的疾病去世。接着，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恐慌很快就笼罩着整个村庄。株洲市后来的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镉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这起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村民们也是在媒体曝光后，才知道这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早已潜伏在自己生活中。如今，他们依然笼罩在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之下。重金属污染阴影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2006年污染事件后，湖南省政府将新马村这片区域划为污染区，污染区的村民不许再种水稻和蔬菜，政府每年给予他们每亩500元的补偿。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马家河镇的中路村，尽管这里也被划为禁种区域，但是，村民胡自能仍种了四五亩水稻。还没到春耕时节，胡自能的稻田一片荒凉，只有收割完的“稻叉”露出水面，下面还有看不见的“重金属幽灵”。当年湖南省政府对该区域的调查结果显示：水稻100％镉超标，叶类菜98％超标，胡自能的稻田也在这个区域。胡自能并非不担心自己的大米会被污染：“村里的人都不敢喝当地的水，有人为此干起了卖水的生意，专门从市里其他地方运水到附近几个村子去卖，100斤的水可以卖几块钱。”不过，他出于省钱考虑还是种了水稻，他说这些稻米主要是供家里五口人食用。部分村民擅自种植稻米的行为让天元区原副区长现镉污染处置工作组常务副组长周光裕感到无能为力。他介绍，早在两年多以前，国土、财政、发改委等部门已同意将这片污染区内的农业用地改为建设用地。2008年国土资源部在下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株洲市重金属污染土地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允许株洲市对土地实行“征转分离”，对被镉污染的核心区域，实施土地功能转换，即分期分批逐步调整为建设用地。不过由于所需资金数额巨大，目前暂时只进行了6平方公里土地的转换。土壤污染源繁多实际上，新马村可以看作是我国近年土壤污染的一个缩影，它们存在着，一旦受到关注，就让舆论觉得无法轻松——毕竟这些土地上生长的粮食有可能会流进普通人的餐桌。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等特点，以前我国的重点治理目标集中在水、大气、固废污染问题上，政府、学界、公众对它的关注很不够，近年来伴随一些环境事件的爆发和研究的深入，大家才开始关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我国的土壤污染仍以重金属污染为主。业内估计中国90％左右被污染土壤都与重金属有关。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和矿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加上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滥挖滥采使得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在经济发达地区，重金属则来自于工厂，国内三十几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称，IT企业重金属污染居首。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曾走遍我国粮食主产区，花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他说，除了化工和开采领域，农业、养殖业近年也成了重金属污染源。他介绍，由于过度使用化肥，一些磷肥钾肥和复合肥中镉含量超标，能够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镉，即便是有机肥料也难逃重金属污染。而在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人们常常在猪、鸡等农畜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甚至可能“让猪肉的颜色变得更红润”。这些牲畜的粪便又是农民乐于购买的有机肥料。当含砷的肥料被堆积入田时，肥料内的重金属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地下，并随着耕种传递到农作物中。 “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曾希柏担忧地说。扑朔迷离的污染面积那么，中国受重金属污染土地面积究竟有多少？一个关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数字反复被媒体引用，即中国有五分之一耕地被污染，总面积2000万公顷。不过，这个说法遭到很多专家的质疑。陈同斌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认为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他公开表示。而在曾希柏看来，污染和超标是两回事，污染是指超标到一定程度。曾希柏认为国内的一些数据是混淆了污染和超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估计，重金属污染在3％左右比较确切。记者在采访和查找历史数据时发现，无论是3％还是10％，无论是专家还是媒体，在发布这些数据时经常会用到“估计”一词。而数据之间的冲突，也凸显了学界对土壤污染不摸底的现实。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是中国首次针对土壤污染的全国性普查，不过结果至今都未公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专家介绍说，环保部之所以不会对外公布数据是因为这是一个抽查的结果，而并非普查，“环保部也担心媒体用比例换算出污染的面积，即使是百分之几的污染面积，换算起来这个重金属污染也够大。而换算出来的结果可能并不准确。” 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从官方的种种说法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土壤污染的担忧。2006年的一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视频会议上，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指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此前几年，环境保护部曾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指为了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依照法律程序确定的特定保护区域）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去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研究”提交专题报告特别提醒：“土壤污染已经达到了一个被国家严重关注的关键点，需要立即采取紧急和长期的行动。” 防与治都是难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李发生介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土壤污染总体上呈加剧趋势。由于土壤污染延时性的特点，如果不对土壤进行修复，土壤重金属会不断累积，现在没有出现的问题将来也会慢慢出现。近年来，中国也在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的科技攻关，并初步取得一些进展。例如，陈同斌用蜈蚣草来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农地，这种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但这种修复耗时较长，难以和污染的速度相抗衡。曾希柏采用了另一种微生物的修复方法，但他说这类的修复办法成本太高。此外，修复资金也是一大问题。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资金缺乏有效保障。”李发生介绍，当前中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资金来源有限且没有保障，修复治理工作难以开展，资金问题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显得很迫切。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但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李发生说，中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存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立法层级较低等缺陷，在立法内容上存在原则立法过多、可操作性差、基本法律制度没有建立等缺陷。实际上，中国在2006年已经开始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是立法组的首席专家，2月份他透露，酝酿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将出台。他说该法最终确定了以“治”为重点，“防治兼顾”的立法方向。 “立法这是必须的，但法立出来后监管和执行依然是一大考量。”曾希柏认为，目前解决土壤问题最紧迫的依然是从源头控制污染源，而执法和监管是个普遍问题。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作为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人们期待着这个规划能提供土壤污染僵局的破解之策。责任编辑：NN050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448 次阅读|0 个评论

油条与重金属: 热度 5 jiaguangjia 2011-3-2 08:39; 今天早上，在食堂就餐。一位朋友说，十分遗憾，没买到油条。另外一位朋友说，油条在美国应该不能上市，因为铝超标。我画蛇添足地说，铝属于重金属。当场被学化学的朋友批评了，铝不是重金属。属于重金属的常见的是铅、铬、镉、汞等。砷也不能算是重金属，铜好像也不能算。还得好好复习一下化学。谢谢朋友的指点。; 4180 次阅读|12 个评论

不容忽视的“镉大米”与镉中毒: songshuhui 2011-2-23 12:35; 云无心发表于 2011-02-22 07:03 人们总是在食品安全中学习化学知识，“10%大米镉超标”的新闻让人们空前关注起镉来——对于多数人来说，本来应该只在中学化学里与它见过一两面。10%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暂且不论，镉中毒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冶金、塑料、电子等行业非常重要。它通常通过废水排入环境中，再通过灌溉进入食物，水稻是典型的“受害作物”。根据不同的摄取方式来量，镉对健康有不同的影响。通过大米等食物摄取的，属于“长期小剂量”。这种情况带来的危害主要是肾脏和骨骼。目前，WHO对镉的安全标准就是基于对肾脏的毒性建立的，上限是每周每公斤体重7微克。这相当于一个60公斤的人，每天不超过60微克。这个安全标准包括所有的镉来源。除了米饭，还有其他食物和饮水。对于大米，我国的安全标准是每公斤0.2毫克。相比与日本的0.4毫克，还要更严格一些。应该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控制标准”，并不意味着高于这个值的大米才有害，而低于它的大米就“安全”。比如说，如果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吃500克镉含量为每公斤0.15毫克的大米——这样的大米是合格的，也超过了WHO的“安全线”。如果只吃200克含量为每公斤0.25毫克的——虽然它超标了，但是总摄入量也还没有超过“安全线”。此外，我们还要吃其他食物，还要喝水，其中也还可能含有镉。对于“镉大米”产区的人们来说，其他来源的镉就更不能忽视。这一次报道的“镉大米”中，镉的含量最高可达每公斤1.005毫克。这个数值与日本“高镉”地区产的大米差不多。在日本神通川和梯川流域，大米的镉含量最高达到过每公斤1.06毫克。这种慢性镉中毒的症状被命名为“痛痛病”，日本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了它的存在。目前，中国还没有详细的病例统计。在日本的上述地区，统计的成人接近两万（占了当地人口的绝大部分），出现了近二百病例和一百多“疑似”病例，以老年女性为主。根据目前的研究，痛痛病的症状主要来源于镉对肾脏和骨骼的破坏。镉会在肾脏中累积，最后导致肾衰竭；对骨骼的影响则是骨软化和骨质疏松。长期接触更大剂量（WHO安全线的3倍以上）的镉还可能会导致消化道的障碍。在动物实验中，这种剂量的镉还显示了对生殖和发育系统的影响。不过，对于人类是否有同样影响，还没有可靠数据。镉中毒更大的麻烦在于它的长期性。即使停止了食用高镉大米，肾衰症状依然会持续。中国人很难不吃米饭。对于非“高镉”地区的人们来说，问题可能不是那么严重。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工业污染的治理，迫切的需要则是广泛严格地检测食物以及饮水中的镉含量，并且及时处理与公布。对于消费者来说，保护自己的可行途径是增加食谱的多样化，减少对大米（尤其是单一来源的大米）的依赖。此外，根据日本的统计，钙和维生素D缺乏的人群，对镉过量也更加敏感。所以，保证自己的食谱中有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可能有助于增加对镉的抵抗力。更需要关注的是，除了镉，大米之中还可能存在铅、砷、汞等其他的污染。考虑到大米在中国食谱中的分量，全面系统地评估与监控各种污染，就显得更加重要。; 个人分类: 健康|98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科院称云南广西等地农作物砷超标极严重: jefei 2011-2-22 10:11; 前言：新闻要哗众取宠比较容易，但要客观地报道却比较难。近一段时间，关于农业重金属污染的报道已经不少了，每看一篇就对未来失去一分希望，而在这篇报道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严重情形，也可一窥形成原因，还有一些治理手段。既引起你的注意，又在黑暗中给你一线光明，真是很好的报道。未来会如何，就看现在政府以及民众的行动了。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形成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国土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2011年02月22日01:59 中国经济周刊李妍 2009年4月13日，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时隔十个月后的现场，厂区外黑色防渗漏的塑料布下被“封存”的土地。IC 土壤毒祸因矿产资源滥挖滥采造成的农田重金属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阿月是一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姑娘，来自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某村，刚上大一的她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说：“我能来北京上学，是很幸运的。” 谈及家乡，阿月情绪复杂。云南个旧被称作“锡都”，占地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3万，锡的保有储量为90多万吨，占全国锡储量的三分之一，全球锡储量的六分之一。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与锡紧密相关。阿月的爷爷曾在锡矿工作30多年，阿月的爸爸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锡艺工匠，阿月的哥哥在做锡工艺品进出口生意，阿月抚摸着陪伴她18年的小锡镯，它已经紧紧卡在阿月瘦削的手腕上。锡，让这片土地变得热闹异常，随处可挖的锡矿让附近村民迅速富裕起来，出嫁的女儿身上，都会缀满沉甸甸的锡饰。当地人认为，锡是神灵赐予他们的珍宝。但与锡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在我国，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 于是，这片因锡而富裕的土地也在因砷而痛苦。阿月的爷爷死于砷中毒引发的肺癌。阿月的三个伯伯也是老矿工，因同样的病症已先后去世，阿月的爸爸后来离开了锡矿，可是已经染上了严重的砷中毒，连劈柴的力气都没有，好在后来学了点手艺活，以维持生计。从此，阿月的家乡被称为“癌症村”。这里的癌症病发率一度高达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平均寿命不足50岁。上世纪9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面开展了整顿和治理工作，所有锡矿工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下井。但是，已经被污染的土地和地下水难以修复，沉重的历史并没有过去，受害的也不只是父辈。阿月的哥哥视力很差，太阳下山了就看不清东西；阿月的姐姐身上有淡淡的毒斑，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瘦弱无力，经常生病…… 阿月的家里原来有十二亩地，种烟叶和柿子树，每年能有上万元的收入。“烟叶早就没了，谁敢抽‘砒霜烟’啊？柿子树上结的柿子都黄澄澄的，拨开了核儿都是黑的。妈妈原来最爱吃柿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吃柿子了。” 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无法耕作，农民们没了生路，水和菜都要到几百里外的镇上买，入不敷出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记者问阿月，毕业了会回家乡工作吗？阿月沉默了很久，小声说：“我也不知道。” 痛苦类似的案例不只是出现在云南个旧。 2001年，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突如其来的天灾摧毁了家园，可是，更大的痛苦却在洪水之后。洪水冲垮了上游废弃的尾砂坝，导致下游万余亩农田有害元素最高超标246倍，农作物基本绝收，临近的刁江100多公里河段鱼虾绝迹，沿河地区全部污染。直到2004年，仍有60%的农田寸草不生，成为荒漠，刁江下游的河池市长老乡多年来报名应征入伍的青年，竟没有一个能通过体检关。曾有调研专家估算，“毒水”将经刁江进入珠江水系，整个珠三角都将因此遇难，污染会很快蔓延至百万亩土地，影响过亿人口，修复年限超过百年。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掩盖曾有一位从事土地污染研究多年的科学家告诉了记者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就在前几年，这位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令人咂舌！科学家亲自将监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在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 记者通过多方搜集，找到了权威机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披露。根据论文资料显示，广东连南、广西南丹、湖南常宁、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着大量砷渣废弃，导致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湘江，全长856公里，流域面积9.46万平方公里。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如今却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课题研究组还做了农作物重金属含量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从衡阳到长沙段的湘江中下游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含量与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比较，超标率分别为95.8%、68.8%、10.4%和95.8%。而这些“超标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论文中还提及，水田土壤中的砷、锌的含量还要高于菜地。据科研专家介绍，由于水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更强，水稻等水田农作物的重金属含量会更高。 2008年，湘江中下游农田土壤和蔬菜重金属污染调查实验结果全部出炉，但是仅作为科研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并未能在社会上公开以得到足够的重视。据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消息，2010年，国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要工程立项，并于6月投资4.6亿元建设基础设施，9月获得国家环保部专项治理资金的支持，“湘江再见清水指日可待”。但据科研学者介绍，按照调查论文中所提及的污染区域计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至少需要百亿投资和十年以上的恢复周期。那么，这些“污染重灾区”的粮食是否流入市场，严重影响粮食安全呢？ 2010年11月，记者致电湖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接线人员称，粮食重金属含量检测对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要求都极高，目前国内能做出权威检测的机构很少，他们目前还没有相关检测项目，因此不能表态。今年2月16日，记者再次致电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站，该站负责人员称，从仪器设备和技术水平上而言该站可以做粮食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检测，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做过湖南任何地区的粮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所以没有数据。” 凶手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究竟是如何逐渐形成的？曾对矿业市场做过多年深度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实行的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 “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拥有中小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权，‘一哄而上’全民办矿的局面就此形成。” 罗仲伟认为，正是因为采矿权的混乱导致了我国矿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集中度不足，开采工艺落后、统筹规划欠缺的“三大短板”。据了解，在我国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中，共生伴生矿床的比重占80%以上，可是，只有2%的矿山综合利用率在70%以上，75%的矿产综合利用率不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矿山都只是为了开发极少数矿石，将更多的矿产资源破坏和废弃了。有媒体曾报道，在广西环江，绝大多数矿山都没有石排场和尾矿库，大量废石和尾矿就堆放在山上，这不仅占用了本可以利用的耕地，还容易在暴雨来临时形成泥石流，最可怕的是，尾矿中的有害成分在伴随雨水逐渐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危害在时刻发生着。另一个“定时炸弹”是裸露堆放的矿渣。在云南个旧，冶炼厂、电镀厂非常密集，矿石在这里经过加工就可以身价倍增，同时，大量的矿渣被生产出来，废弃在矿山和矿厂附近。据了解，在云南个旧老厂矿田竹叶山矿段，十几万吨砷渣已经裸露堆放在旷野里几十年，为了阻挡砷渣对农田的污染，农民们在砷渣周围堆砌了“土坝”，但是，砷还是通过雨水进入了地下水系统，据检测，该矿段附近的农作物含砷量超标100多倍。而砷渣还只是重金属污染“五毒”之一，其他的还有汞、镉、铅、铬等重金属废渣。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产生铬渣600多万吨，其中仅有200多万吨得到处置，“五渣”总数更是难以计算。另一个污染的来源则是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水。除此之外，农户们过度使用化肥也能使土壤重金属含量急速攀高。救赎在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邓家塘乡，绿油油的草长满了整个农田，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青色的水稻。在这块已经被重金属严重污染、无法农耕的土地上，被称作“土壤清洁工”的蜈蚣草却生长得郁郁葱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介绍说，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在郴州已经有修复完工的土地恢复了耕作。现在，蜈蚣草已经在湖南郴州、云南个旧、广西环江扎下了根，尤其是在广西环江，蜈蚣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亩~2000亩，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砷污染农田修复项目。蜈蚣草的“同盟战友”还有东南景天，这是在广东种植的专门修复镉中毒农田的植物，现在东南景天在全国也有上百亩的试验基地。在西北，300多亩盐碱土地上种植了被称作“吸毒解毒高手”的竹柳，它不仅耐寒、耐旱、耐涝、抗盐碱，还可以吸收城市污水，消除氮磷钾，分解土壤中的重金属成分。陈同斌介绍说，植物修复法更接近自然生态，从经济投入、修复周期和避免二次污染等多方面考虑都是目前的最佳选择。但是，植物修复法的进行却并不顺利，以云南个旧为例，目前治理修复面积还不到100亩，而污染面积却在20万亩以上。杯水车薪。虽然植物修复法已经非常“实惠”，修复一吨污染土的成本已经低于200元，但是修复面积的庞大使总投入数额惊人。陈同斌举例说，广西环江受污染土地达万亩，如果要全部修复，总投资至少需要几千万到1亿元，这对当地财政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在广西河池市，蜈蚣草就与桑叶或甘蔗、苎麻等经济作物间作，使污染土地修复的同时，农民也有较好的经济收入。但陈同斌仍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修复地区都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兼顾，土壤修复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补贴，否则，修复规模就很难扩大。另外，种苗繁育也并不容易。目前发现的超富集植物一般都是野生植物，其种苗繁育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实现大规模种苗就更加困难，所以现今使用的是先大棚育种再移植到修复区的办法，这无疑会增加成本和操作难度。而且，类似蜈蚣草的砷超富集植物多集中在我国淮河以南，而在淮河以北则很少发现，这使植物修复法的影响范围大大受限。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最为痛苦的则是三至五年的修复周期过于漫长，他们守在不能耕作的试验田旁，除了等待，他们毫无办法。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很多污染地区都等不及采用植物修复法，而选择了“客土法”。 “客土法”也称作物理修复法，简而言之就是将被污染土壤深埋到水稻根系不能达到的25厘米以下，用这种方法修复一亩污染土地就要花费上百万元，而且污染土壤仍然存在，甚至会继续扩大。但是，因为修复方法简单，花费时间少，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被广泛应用。求解 “只有掐紧了准入、统一了管理、明确了监督，才能够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将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遏制住。”罗仲伟的观点也得到了陈同斌的认可，“矿产不合理开采是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重要的原因，管住了开矿，就管住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大问题。” 罗仲伟认为，我国矿业管理立法相对薄弱，多方插手、政出多门是导致权利、责任归属不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矿业管理体制。在管理方面，我国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权益分配。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的关注点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都会有偏差和扭曲。罗仲伟认为，应该取消地方政府的矿业审批权，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参股矿业企业，建立矿业开采的利益协调机制。另外，在矿业监督上，罗仲伟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主管部门对矿业实行监督迫在眉睫。 “虽然矿业管理涉及到诸多部门和多方利益，调整和改革面临困境，但是，生命的代价也迫使所有相关方都不得不变，国家政策和专项治理也在不断加强，破解僵局并非难事。”罗仲伟表示乐观。在前不久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成果中，截至9月30日，共排查重金属排放企业11510家，取缔关闭584家，在14个省(区、市)确定了148个重金属重点监管区域，19个省(区、市)确定了1149家重点监管企业，其整治力度和监管效应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由环保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公布时间指日可待。由国家设立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也已经筹集完毕，增加财政投入将为“无力的救赎”直接输血。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圈住了土地、圈住了生命、圈住了全人类的土壤僵局能够寻求到真正的破解之策。; 个人分类: 新闻评论转载|198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农田重金属污染触目惊心每年污染1200万吨粮食: 热度 2 maokebiao 2011-2-22 09:05; 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2009年4月13日，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时隔十个月后的现场，厂区外黑色防渗漏的塑料布下被“封存”的土地。IC 　　土壤毒祸　　因矿产资源滥挖滥采造成的农田重金属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李妍|北京报道　　阿月是一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姑娘，来自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某村，刚上大一的她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说：“我能来北京上学，是很幸运的。” 　　谈及家乡，阿月情绪复杂。　　云南个旧被称作“锡都”，占地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3万，锡的保有储量为90多万吨，占全国锡储量的三分之一，全球锡储量的六分之一。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与锡紧密相关。　　阿月的爷爷曾在锡矿工作30多年，阿月的爸爸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锡艺工匠，阿月的哥哥在做锡工艺品进出口生意，阿月抚摸着陪伴她18年的小锡镯，它已经紧紧卡在阿月瘦削的手腕上。　　锡，让这片土地变得热闹异常，随处可挖的锡矿让附近村民迅速富裕起来，出嫁的女儿身上，都会缀满沉甸甸的锡饰。当地人认为，锡是神灵赐予他们的珍宝。　　但与锡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　　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在我国，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 　　于是，这片因锡而富裕的土地也在因砷而痛苦。　　阿月的爷爷死于砷中毒引发的肺癌。阿月的三个伯伯也是老矿工，因同样的病症已先后去世，阿月的爸爸后来离开了锡矿，可是已经染上了严重的砷中毒，连劈柴的力气都没有，好在后来学了点手艺活，以维持生计。　　从此，阿月的家乡被称为“癌症村”。这里的癌症病发率一度高达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平均寿命不足50岁。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面开展了整顿和治理工作，所有锡矿工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下井。但是，已经被污染的土地和地下水难以修复，沉重的历史并没有过去，受害的也不只是父辈。　　阿月的哥哥视力很差，太阳下山了就看不清东西；阿月的姐姐身上有淡淡的毒斑，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瘦弱无力，经常生病…… 　　阿月的家里原来有十二亩地，种烟叶和柿子树，每年能有上万元的收入。“烟叶早就没了，谁敢抽‘砒霜烟’啊？柿子树上结的柿子都黄澄澄的，拨开了核儿都是黑的。妈妈原来最爱吃柿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吃柿子了。” 　　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无法耕作，农民们没了生路，水和菜都要到几百里外的镇上买，入不敷出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　　记者问阿月，毕业了会回家乡工作吗？阿月沉默了很久，小声说：“我也不知道。” 　　痛苦　　类似的案例不只是出现在云南个旧。　　2001年，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突如其来的天灾摧毁了家园，可是，更大的痛苦却在洪水之后。　　洪水冲垮了上游废弃的尾砂坝，导致下游万余亩农田有害元素最高超标246倍，农作物基本绝收，临近的刁江100多公里河段鱼虾绝迹，沿河地区全部污染。直到2004年，仍有60%的农田寸草不生，成为荒漠，刁江下游的河池市长老乡多年来报名应征入伍的青年，竟没有一个能通过体检关。　　曾有调研专家估算，“毒水”将经刁江进入珠江水系，整个珠三角都将因此遇难，污染会很快蔓延至百万亩土地，影响过亿人口，修复年限超过百年。　　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　　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掩盖　　曾有一位从事土地污染研究多年的科学家告诉了记者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就在前几年，这位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令人咂舌！科学家亲自将监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在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 　　记者通过多方搜集，找到了权威机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披露。　　根据论文资料显示，广东连南、广西南丹、湖南常宁、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着大量砷渣废弃，导致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　　湘江，全长856公里，流域面积9.46万平方公里。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如今却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课题研究组还做了农作物重金属含量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从衡阳到长沙段的湘江中下游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含量与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比较，超标率分别为95.8%、68.8%、10.4%和95.8%。而这些“超标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论文中还提及，水田土壤中的砷、锌的含量还要高于菜地。据科研专家介绍，由于水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更强，水稻等水田农作物的重金属含量会更高。　　2008年，湘江中下游农田土壤和蔬菜重金属污染调查实验结果全部出炉，但是仅作为科研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并未能在社会上公开以得到足够的重视。　　据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消息，2010年，国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要工程立项，并于6月投资4.6亿元建设基础设施，9月获得国家环保部专项治理资金的支持，“湘江再见清水指日可待”。　　但据科研学者介绍，按照调查论文中所提及的污染区域计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至少需要百亿投资和十年以上的恢复周期。　　那么，这些“污染重灾区”的粮食是否流入市场，严重影响粮食安全呢？　　2010年11月，记者致电湖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接线人员称，粮食重金属含量检测对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要求都极高，目前国内能做出权威检测的机构很少，他们目前还没有相关检测项目，因此不能表态。　　今年2月16日，记者再次致电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站，该站负责人员称，从仪器设备和技术水平上而言该站可以做粮食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检测，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做过湖南任何地区的粮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所以没有数据。” 　　凶手　　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究竟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曾对矿业市场做过多年深度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实行的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　　“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拥有中小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权，‘一哄而上’全民办矿的局面就此形成。” 罗仲伟认为，正是因为采矿权的混乱导致了我国矿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集中度不足，开采工艺落后、统筹规划欠缺的“三大短板”。　　据了解，在我国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中，共生伴生矿床的比重占80%以上，可是，只有2%的矿山综合利用率在70%以上，75%的矿产综合利用率不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矿山都只是为了开发极少数矿石，将更多的矿产资源破坏和废弃了。　　有媒体曾报道，在广西环江，绝大多数矿山都没有石排场和尾矿库，大量废石和尾矿就堆放在山上，这不仅占用了本可以利用的耕地，还容易在暴雨来临时形成泥石流，最可怕的是，尾矿中的有害成分在伴随雨水逐渐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危害在时刻发生着。　　另一个“定时炸弹”是裸露堆放的矿渣。　　在云南个旧，冶炼厂、电镀厂非常密集，矿石在这里经过加工就可以身价倍增，同时，大量的矿渣被生产出来，废弃在矿山和矿厂附近。　　据了解，在云南个旧老厂矿田竹叶山矿段，十几万吨砷渣已经裸露堆放在旷野里几十年，为了阻挡砷渣对农田的污染，农民们在砷渣周围堆砌了“土坝”，但是，砷还是通过雨水进入了地下水系统，据检测，该矿段附近的农作物含砷量超标100多倍。　　而砷渣还只是重金属污染“五毒”之一，其他的还有汞、镉、铅、铬等重金属废渣。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产生铬渣600多万吨，其中仅有200多万吨得到处置，“五渣”总数更是难以计算。　　另一个污染的来源则是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水。　　除此之外，农户们过度使用化肥也能使土壤重金属含量急速攀高。　　救赎　　在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邓家塘乡，绿油油的草长满了整个农田，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青色的水稻。在这块已经被重金属严重污染、无法农耕的土地上，被称作“土壤清洁工”的蜈蚣草却生长得郁郁葱葱。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介绍说，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在郴州已经有修复完工的土地恢复了耕作。　　现在，蜈蚣草已经在湖南郴州、云南个旧、广西环江扎下了根，尤其是在广西环江，蜈蚣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亩～2000亩，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砷污染农田修复项目。　　蜈蚣草的“同盟战友”还有东南景天，这是在广东种植的专门修复镉中毒农田的植物，现在东南景天在全国也有上百亩的试验基地。　　在西北，300多亩盐碱土地上种植了被称作“吸毒解毒高手”的竹柳，它不仅耐寒、耐旱、耐涝、抗盐碱，还可以吸收城市污水，消除氮磷钾，分解土壤中的重金属成分。　　陈同斌介绍说，植物修复法更接近自然生态，从经济投入、修复周期和避免二次污染等多方面考虑都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但是，植物修复法的进行却并不顺利，以云南个旧为例，目前治理修复面积还不到100亩，而污染面积却在20万亩以上。　　杯水车薪。　　虽然植物修复法已经非常“实惠”，修复一吨污染土的成本已经低于200元，但是修复面积的庞大使总投入数额惊人。陈同斌举例说，广西环江受污染土地达万亩，如果要全部修复，总投资至少需要几千万到1亿元，这对当地财政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在广西河池市，蜈蚣草就与桑叶或甘蔗、苎麻等经济作物间作，使污染土地修复的同时，农民也有较好的经济收入。　　但陈同斌仍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修复地区都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兼顾，土壤修复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补贴，否则，修复规模就很难扩大。　　另外，种苗繁育也并不容易。目前发现的超富集植物一般都是野生植物，其种苗繁育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实现大规模种苗就更加困难，所以现今使用的是先大棚育种再移植到修复区的办法，这无疑会增加成本和操作难度。　　而且，类似蜈蚣草的砷超富集植物多集中在我国淮河以南，而在淮河以北则很少发现，这使植物修复法的影响范围大大受限。　　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最为痛苦的则是三至五年的修复周期过于漫长，他们守在不能耕作的试验田旁，除了等待，他们毫无办法。　　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很多污染地区都等不及采用植物修复法，而选择了“客土法”。　　“客土法”也称作物理修复法，简而言之就是将被污染土壤深埋到水稻根系不能达到的25厘米以下，用这种方法修复一亩污染土地就要花费上百万元，而且污染土壤仍然存在，甚至会继续扩大。但是，因为修复方法简单，花费时间少，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被广泛应用。　　求解　　“只有掐紧了准入、统一了管理、明确了监督，才能够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将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遏制住。”罗仲伟的观点也得到了陈同斌的认可，“矿产不合理开采是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重要的原因，管住了开矿，就管住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大问题。” 　　罗仲伟认为，我国矿业管理立法相对薄弱，多方插手、政出多门是导致权利、责任归属不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矿业管理体制。在管理方面，我国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权益分配。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的关注点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都会有偏差和扭曲。　　罗仲伟认为，应该取消地方政府的矿业审批权，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参股矿业企业，建立矿业开采的利益协调机制。　　另外，在矿业监督上，罗仲伟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主管部门对矿业实行监督迫在眉睫。　　“虽然矿业管理涉及到诸多部门和多方利益，调整和改革面临困境，但是，生命的代价也迫使所有相关方都不得不变，国家政策和专项治理也在不断加强，破解僵局并非难事。”罗仲伟表示乐观。　　在前不久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成果中，截至9月30日，共排查重金属排放企业11510家，取缔关闭584家，在14个省(区、市)确定了148个重金属重点监管区域，19个省(区、市)确定了1149家重点监管企业，其整治力度和监管效应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由环保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公布时间指日可待。由国家设立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也已经筹集完毕，增加财政投入将为“无力的救赎”直接输血。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圈住了土地、圈住了生命、圈住了全人类的土壤僵局能够寻求到真正的破解之策。污染现状：湘赣产大米镉多超标严重后果：镉米冲击波仅冰山一角全面重金属危机需警惕;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026 次阅读|3 个评论

纳米与镉米——镉污染大米，可导致骨痛病等怪病: 热度 1 sheep021 2011-2-14 21:14; 调查称中国10%大米存镉污染可导致骨痛病　　中国市场10%的大米重金属镉超标，暗藏健康杀机时间：2011-02-14 00:00:00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作者：宫靖重金属镉正通过污染土壤侵入稻米；学者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多地市场上约10%大米镉超标；多位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重金属镉正通过污染土壤侵入稻米；学者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多地市场上约10%大米镉超标；中国在多种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从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下面，84岁的李文骧老人扯出小半袋大米。颜色纯白，略有透亮感，颗粒饱满，肉眼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　　但是，经过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当地人将这种大米简称为"镉米"。　　镉，一种重金属，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进入人体后危害极大。　　李文骧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　　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　　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该国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　　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人员即发表论文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绝对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　　而且，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这导致污染稻米产区以外的城乡居民也有暴露危险，而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思的村怪病　　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桂林思的村，直称不少村民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且"鸡下软蛋，初生小牛软骨"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　　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　　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本刊记者向部分当事学者求证此事，学者们修正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2010年12月，本刊记者在思的村走访时，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　　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严冬中，村庄外的耕地里满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旁边一些蔬菜则长得翠绿可人。但这片被称做大垌田的近千亩耕地确实"生病"了：1986年的实测数字显示，上述土地有效态镉含量高达7.79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　　广西桂林工学院教授林炳营在该村的研究表明，1986年，该村所产水稻中，早稻含镉量是国家允许值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则是规定值的5倍以上，达1.005毫克/千克。　　阳朔县农业局农业环保站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片土地重金属情况至今未有多大改善。一位资深农业专家说，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经过多年，所产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仅会有细微变化。　　稻田的水源是流经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矿，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本县国营矿被开采，其时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含镉的废水作为灌溉用水流进了村民的耕地。　　据统计，共有5000余亩土地被该矿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严重的1000亩。后有研究表明，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这家铅锌矿效益并不好，几十年间时开时关，目前已转至私人手中。与此同时，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来自大米中的"毒"，是否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进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多数人无法证实身上的痛是一种病，更无法证实其与稻米的相关性。 10%大米镉超标　　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受到镉污染的，绝不仅仅是思的村的大米。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　　潘根兴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　　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追踪镉污染　　湖南株洲新马村、广东大宝山等多个地区，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这个村子。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政府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新马村上游数公里的霞湾工业区即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本刊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 48号魔鬼　　工业革命释放了镉这个魔鬼，而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　　近几十年间，类似思的村和新马村镉米"有毒"的故事，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村庄上演。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故事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国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　　已有研究表明，镉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刘占旗等研究人员，曾在2000年前后调查国内某铅锌矿污染区260名有20年以上镉接触者。其中84名接触者骨质密度低于正常，他们多数诉称身体有莫名疼痛，而最严重的22名接触者中有19名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和软化。　　更有学者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南方某些铅锌矿区域中，人群癌症高发率与死亡率与土壤镉含量及镉超标大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除了镉，其他重金属也在侵蚀着中国的稻田和大米。　　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冯新斌团队以贵州多个汞污染地区为例，在2010年9月美国《环境健康展望》杂志发表论文说，中国内陆居民摄入水俣病元凶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浙江大学张俊会在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分析，浙江台州9个有电子废物拆解历史的自然村中，其中7个的稻田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镉、铜、锌复合污染；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永华团队2008年的研究则表明，湖南湘西铅锌矿区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体制放大镜　　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面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人们往往束手无策。本刊记者在株洲新马村附近的新桥村采访时发现，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对此表示无奈，她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潘根兴认为，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学者表示，西方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一般要求企业向政府缴纳环境维保基金，这笔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应对包括土壤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而中国政府缺少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鼓励了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　　此外，政府对土壤污染信息的习惯性封锁，导致官民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自耕农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食用了重金属超标大米。　　独特的饮食习惯也导致大米重金属污染在中国更为突出。稻米并非多数西方国家绝对主食，但65%的中国人以稻米为绝对主食。有学者计算，即便稻米达到国家限定的镉含量0.2毫克/千克，中国南方人每日摄入镉的总量也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额。镉米不设防　　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受害　　在几乎没有监管或者没有有效监管的现实下，重金属超标大米享受着让人感到恐怖的"自由"。　　除在少数地方因为极端污染事件被叫停，大多数被污染土壤的主人即自耕农，均可以自由选择种植作物种类，包括稻米。广西思的村和湖南新桥村的农民，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种植禁令。　　此外，除了少量重金属超标大米在市场上流通时被检出，政府部门通常没有对村民和市民如何避免吃到被污染大米给出意见。　　实际上，重金属超标大米在现实中是完全可以自由流通的。思的村和新马村的大米并未被政府方面禁止对外销售，因此，虽然多数稻米被村民自食，但仍有相当数量污染米自由流向市场。　　近几年，由于国家在食品安全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重金属超标大米大概很难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中。但在各县市以及乡镇的农贸市场中，污染大米仍然令人防不胜防。　　2008年2月，四川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食品安全抽检中，检出邛崃市瑞泰米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文君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米镉超标，要求两企业整改。按照中国现行的食品质量管理法规，两家企业因生产销售镉超标大米是违法的，接受处罚天经地义。　　但两家企业表达了委屈：第一，企业在购进大米时，本着就近原则收购，由于中间商的收购渠道复杂，无法判断哪个区域含镉，无法从进货原材料上控制；第二，镉超标与企业生产工艺没有关系，应与土壤含镉有关。　　学者更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方面未在源头上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即允许在污染土壤上种植稻米，另一方面又在流通中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这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执行的。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　　一般认为，流通到城市的重金属超标大米毕竟只是少数，由于不断更换所消费大米品种等原因，市民即使吃到重金属超标大米，危害也较小。　　但陈同斌及其同事多年观察发现，随着土壤污染区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他们更趋向于将重金属超标大米卖到城市，再换回干净大米，所以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属毒害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加。　　2006年，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在靠近株洲的湘潭城区采集了500名喝湘江水的市民尿样，与其合作的长沙某医疗机构据此检测出一个吓人的结果：30%的人尿液镉超标，10%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标准需要专业治疗。由于种种限制，王没能开展更多的检测。有研究人员认为，那些镉超标的湘潭市民除了饮湘江水的原因，很难说没有镉超标稻米的影响，因为在湘潭市场上也购到过镉米。　　不管官员与民众愿意与否，多位学者认为，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即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重金属污染将取代农药，成为事故多发地带。相关链接：四肢无力美少女，“爬”到上海寻病因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内科的病房里迎来了一名特殊的患者，一位佤族同胞——娜办。女孩花季般的年龄且四肢健全的她却只能依靠双手来回爬行着实令人吃惊，为此，该院神经内科四代主任昨联合会诊为其找出无法行走的“罪魁祸首”。娜办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茫茫大山里的一户佤族家庭。几年前，娜办、娜满两姐妹先后出现四肢无力的怪病，正在娜办父母踌躇无力的时候，村里又有两个同年龄的孩子也患上了相似的疾病，四个人的生活全靠双手蹲下爬行，几乎失去了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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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腿的营养冠军——蘑菇真能吸收重金属，特别是铅和汞: sheep021 2010-11-18 09:47; 浙江省蘑菇重金属背景值及质量安全评价在浙江省的蘑菇生产基地、超市和农贸市场对蘑菇进行实地抽样检测 , 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提出了浙江省蘑菇重金属背景值 . 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鲜蘑菇重金属背景值为铅 0.144 mg/kg 、镉 0.026 mg/kg 、汞 0.038mg/kg 、砷 0.085 mg/kg, 该背景值为实地抽样检测 , 来源明确 , 样本分布具有代表性 , 分析方法和结果可靠 . 经与相关标准进行比较 , 表明浙江省蘑菇重金属含量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 蘑菇的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一般蔬菜 , 特别是砷和汞 , 应作为质量安全控制的重点 , 在生产种植中要对栽培料中的重金属含量水平进行控制 . 四川凉山州 9 种野生蘑菇的重金属含量野生蘑菇对 Cd 和 Hg 具有很强的积累能力，在土壤中没有 Cd 和 Hg 检出的情况下，蘑菇中均测出了 Cd 和 Hg ， Cd 含量高达 28 ． 3836mg ／ kg 出现在梭孢环柄菇（ Lepita ventriosospora ）， Hg 含量最高为 0 ． 8607mg ／ kg 出现在大白菇（ Russula delica ）．在土壤受 Ph 污染的情况下，大白菇子实体积累 Ph 的能力最强，含量为 115 ． 9290mg ／ kg ．本次蘑菇样品 Zn 的含量不高．蘑菇对 As 的积累与土壤中 As 含量高低有关，最高含量为喇叭陀螺菌（ Gomphus floccosus ），为 4 ． 0035mg ／ kg ．表明蘑菇对重金属的积累具有种特异性，与环境土壤重金属含量有关．基于蘑菇对重金属的强积累能力，可考虑作为净化重金属污染环境的特种生物．重庆市北碚地区食用菌重金属含量情况调查与分析 ! 采集北碚的主要食用菌样品，分析其重金属平均含量表明，铅 E 镉 E 汞 E 砷，低于国标，说明重金属含量总体上是安全的。但是， %#F 样品的铅含量和 F 样品的汞含量超过国标，全部样品的砷含量均低于国标。食用菌重金属的平均总含量大部分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要求。此外，食用菌的重金属含量呈现出冬季最高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能与环境中的重金属本底值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食用菌重金属含量的变异系数极大，说明环境条件，品种和栽培技术影响食用菌的重金属含量。选择环境条件好，采用优良品种，改革栽培技术能降低食用菌的重金属含量。评论：蘑菇曾被称为一条腿的营养冠军。有营养学家形象地表示：吃四条腿的（猪、牛、羊等）不如吃两条腿（鸡、鸭、鹅等），吃两条腿的，不如吃一条腿的（蘑菇）。可见蘑菇的地位。没想到蘑菇竟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杀机重重。还是《黄帝内经》那句话：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以及饮食有节。谨和五味等养生原则才是根本之道。;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432 次阅读|4 个评论

控制养猪业中重金属污染的途径: hongkuan15 2010-11-9 17:35; 三峡库区生态养猪模式中无公害猪肉生产控制重金属污染的途径　　3.1加强工业三废的治理与产地环境的控制　　猪肉中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自工业三废的污染。在重工业城市及其近郊，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尤其要重视产地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建议对包括农户在内的规模化养猪场，建立养殖环境污染监测机构（体系）,督促生产者对生猪产地的合理规划选址，严格检测产地的环境，不合格的坚决不准其进行生猪的生产经营。对于工业三废的治理，应严格控制重金属的排放；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减少排放，提高回收利用率；依靠先进的技术，如嗜重金属的微生物、植物，来治理已被重金属污染的环境土壤、水体等。　　产地环境的控制，这是源头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生猪粪尿以及养殖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可以依靠如下措施来控制：合理建设生猪养殖场，采用先进的清粪工艺，应用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场区内合理绿化，应用新能源技术沼气工艺等。建议将养殖环境污染治理纳入法律法规，建议制定《养殖环境污染防治法》。各地政府应当建立养殖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实行管理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责任。强制推行《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对不符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标准的规模养猪场应进行整改或停止生产。　　3.2饲料中重金属污染的预防　　3.2.1加强饲料原料与饲料生产中重金属的监控　　农作物、天然饲料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不安全因素。如土壤被重金属元素污染，重金属元素就可能向农作物、天然饲草饲料体内迁移和累积。而现在各养殖场自己种植的农作物、饲草饲料，并未纳入国家饲料重金属监测中。重金属元素具有富集性与累积性，其存在的潜在危害性不容忽视。建议有关部门将生猪养殖场农作物、天然饲料的质量监控纳入国家计划中。　　在工业化生产饲料中，预防重金属的污染的关键控制点：一是加强饲料来源的重金属监控，在收购饲料原料时，加强监测，将潜在风险在源头就降低到最小；二是饲料加工工具和加工环境的质量控制，限制使用重金属元素的饲料加工工具、管道等，定期监测饲料加工环境，杜绝在生产过程中引入风险；三是运输过程中的重金属控制，限制使用含重金属元素的运输工具。　　3.2.2对饲料添加剂的生产控制　　严格按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和《关于查处生产经营含有违禁药品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紧急通知》来执行, 严格控制重金属元素砷、铅、汞、铬和镉的添加量,严禁超标。禁止超量添加铬制剂，矿物性添加剂。　　开发使用可代替普通添加剂的绿色添加剂。绿色添加剂包括中草药添加剂、糖萜素等，这些绿色添加剂，不仅能有利于消除重金属对动物机体的危害，还能提高生猪的生产性能。有资料显示，采用由矿物质原料组成的吸附剂来降低镉和铅在猪体内的毒性作用，其效果是明显的。　　3.2.3规范使用配合饲料和添加剂　　由于生产者大多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非合理使用配合饲料以及添加剂的危害性缺乏意识，而且他们求利益心切，往往造成养殖过程中忽视了配合饲料以及添加剂使用的规范性。尤其是一些添加剂的过量使用，不仅造成了添加剂的浪费，有可能造成重金属的污染，也使得添加剂的效用没有最好的发挥出来。所以，应该大力向生产者宣传科学养猪的知识，管理者应该帮助生产者规范合理的使用配合饲料和添加剂。　　3.3建立健全中国猪肉安全控制系统　　国外的猪肉安全控制系统主要由法规标准系统，管理控制系统，动物健康保障系统，猪肉安全检验及保证系统等子系统组成。学习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比国内外的猪肉安全控制系统，我国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建设。　　3.3.1法规标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①细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补充不足和模糊的方面。②制定的法规要向国际标准靠拢，如CAC，欧盟的法规标准。③强制推行HACCP管理、良好农业规范（GAP）、良好兽医规范（GVP）和良好生产规范（GMP）等。④研究制定将法规和标准落实到源头，基层的动力机制。⑤提高时效性，要及时根据我国的科学发展和卫生要求，对各项法规标准进行修改。　　3.3.2实行猪肉产品卫生质量的全程监管制度　　根据OIE的要求和规定，逐步建立一支适度垂直管理、高效精干、责权统一的官方兽医队伍，实行猪肉产品卫生质量的全程监管制度。实现从动物饲养屠宰加工市场检疫和出入境检疫的全面管理。全过程包括饲养、屠宰、加工、运输、储藏、销售、进出口全过程；也包括相关的场所、环境、设施、工艺、操作规程和操作方法；还包括科研、实验、检验机构、兽医诊疗以及动物福利各个方面。　　3.3.3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应发展追溯和透明系统，保证生产者、加工者、分销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透明。为了保证信息的快速传播，还应该建立，储存动物以及运输、进口、贸易信息的信息系统，动物疾病通知系统以及食品安全的预警系统。; 个人分类: 未分类|2 次阅读|0 个评论

国内猪肉重金属污染状况严峻: 热度 3 hongkuan15 2010-11-9 17:34; 随着人们无公害意识和观念的不断增强，对安全，卫生，生态，健康等问题日益关注，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股追求无污染、无残留、安全卫生、健康的无公害食品的浪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猪肉产品安全问题却十分突出。影响猪肉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人畜共患疫病，第二是滥用或非法使用兽药及违禁药品，第三是农药和工业三废造成的有毒有害物质，如重金属残留的污染，由于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重金属的污染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突出。根据资料显示，关于疫病、兽药残留的研究以及控制措施方面文献报道很多，也非常全面。而目前有关重金属污染对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危害研究却很少。为此，本文主要从国内猪肉中重金属污染概况，猪肉中重金属的来源与危害进行详细的阐述。国内猪肉中重金属污染研究概况关于环境如水体、土壤、空气等以及植物中重金属污染已多见报道，但关于动物性食品中的重金属污染研究还不多。有关的文献都只是片面的研究了某一地区的一二种重金属元素，系统全面的无公害猪肉中重金属污染与控制现状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无公害猪肉生产中应控制的重金属元素主要是铅、镉、砷、汞和铬。　　 1、铅与镉 2002年9月，四川省井研、邛崃、蒲江县和资阳市雁江的屠宰现场, 随机抽取10头猪的猪肉和猪肝，对其中的镉和铅进行了测定，结果表面猪肉中铅含量在0.300 mg／kg以下，镉含量均在0.050 mg／kg以下，符合我国《无公害食品猪肉》(NY5029-2001)规定的铅和镉含量的要求。不同屠宰场间猪肉中的铅和镉含量基本一致。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2004年广东省食品污染物监测计划的统一部署，于2004年12月对全市主要农贸市场的产品进行了重金属铅、镉监测，其中包括了猪肉和猪肾。结果猪肉全部合格，猪肾中镉含量偏高。 2003年,在严格的质量控制下,对南通市6县2区共6种动物性食品中进行了有关镉污染状况专项调查，其中包括猪肾。结果表明，镉含量平均值最高的为猪肾脏，南通市动物性食品中存在一定程度镉污染，特别是动物肾脏镉污染严重。 2004年9月，在丹东市对65种食品中重金属铅进行了监测,结果全部合格。　　重庆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2004年对重庆市的生猪，作了比较全面的重金属本底抽样检测,结果表明重庆市猪肾中镉残留严重超标, 超标率为86%, 镉残留平均3.8 mg/kg,所抽查的39个区县都有超标样品出现, 最高的超限80多倍。　　 2、砷和汞据周蓉等报道，采用微波消解样品，应用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对绿色食品猪肉中的砷、汞进行了快速测定，结果表明，采用微波消解猪肉样品比湿法, 具有更好的时效性。据黄裕等人对深圳经济特区屠宰生猪汞含量的调查显示，在1998年8月至1999年11月期间，对深圳市肉联厂屠宰的生猪中，随机抽检30头，分别对其肌肉、肝脏及肾脏的总汞含量进行了测定。其结果表明，深圳市屠宰生猪汞含量绝大多数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但其中有一头汞含量超标，说明深圳市售鲜猪肉中存在汞超标的问题。祝玉双等人在2004年9月，对丹东市的65份食品中砷、汞含量进行监测（包括对鲜猪肉的重金属监测），结果报告表明，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3、铬 2004年，重庆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重庆市的生猪猪肉，作了比较全面的重金属检测。其中包括了对铬的监测.结果全部合格。　　猪肉中重金属的来源与危害重金属污染通过污染土壤、水体、大气等环境, 污染植物, 动物通过对植物的摄取、水的饮用等进一步造成重金属对动物的污染。食品动物被污染后制成的食品，进入人体，将对人体产生危害。猪肉中重金属的来源以及对人体的危害，分别阐述如下。 1、猪肉中镉的来源与危害镉是一种对动物和人类健康危害严重的重金属。环境受到镉污染后镉可在生物体内富集，通过食物链进人人体，引起慢性中毒。动物体内的镉含量,主要受摄入饲料中镉含量的影响。饲料中镉含量在非污染条件下是比较低的, 但在镉污染区或饲喂高镉量的饲料时, 可导致动物体内及畜产品中高镉量的残留。　　镉被人体吸收后，形成镉蛋白。选择性蓄积于肾、肝，其中肾是镉中毒的靶器官。镉在体内，影响肝、肾酶系统的正常功能；使骨骼的代谢受阻，造成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由于动物体内缺乏超量控制的机制及有效保持平衡的机制，动物不能自动排泄镉，不能阻止体内镉过多沉着。镉的生物半减期很长，有20-30年，具有体内蓄积性。猪肉中镉污染最严重,且我国的国家标准比CAC的标准低,控制和预防猪肉镉残留是重中之重。 2、猪肉中汞的来源与危害鱼粉营养丰富，含有大量动物蛋白质和钙、磷等矿物质，是最好的动物饲料原料。被汞污染的鱼类是饲料中汞的主要来源。汞有金属汞和汞的化合物两种存在形态，化合物又可分为无机汞化合物和有机汞化合物。金属汞中毒常以汞蒸气的形式引起，通过呼吸道进人肺泡，经血液循环运至全身, 导致头痛、头晕、运动失调等。甲基汞在人体肠道内极易被吸收，大部分蓄积在肝和肾中，分布于脑组织中约占15% ，但脑组织受损害则先于其他各组织。日本著名的公害病水俣病即为甲基汞慢性中毒症。　　 3、猪肉中铅的来源与危害猪肉中的铅污染主要来源于饲料中铅的污染。日常生活中含铅物品的使用，造成了铅对环境以及饲料原料的污染。进入食物链进而污染了猪肉。铅不仅可以引起饲养动物机体产生贫血、免疫功能障碍等急慢性病变，还可以影响哺乳动物的生殖系统和消化系统等。铅含量达到一定量时可使鱼类致死，还可破坏水体自净作用。铅是对人体有害的元素，人食用了被铅污染的猪肉食品后，可能会引起末梢神经炎，运动和感觉障碍等。四乙基铅对脑组织的毒性作用很大。 4、猪肉中砷的来源与危害环境中的砷化合物不超过人体负荷的量不会造成危害。有些砷化合物在农业上作杀菌剂和杀虫剂，在其使用过程中，可进入植物体内，从而对一些饲料原料造成污染，长期饲喂猪会引起慢性中毒。慢性中毒主要表现末梢神经炎和神经衰弱症候群的症状。由于添加超量砷制剂会使猪表现出皮肤红润、皮毛光亮，于是一些饲料厂家在饲料中超剂量添加砷制剂。但砷制剂是有毒的，不但对环境造成污染，并经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人体长期食入高浓度砷的猪肉，可引起急性砷中毒或慢性中毒。 5、猪肉中铬的来源与危害工业三废中含铬量高的情况下，将会导致铬污染周围环境，可引起在此环境中的家畜中毒。铬对人体有毒的主要是六价铬。据报道，经口腔摄入的六价铬有10%被机体吸收，其中10%可能在人体内停留达5年之久。摄入超大剂量的铬会导致胃肠道，肾脏和肝脏的损伤，甚至死亡。在规模化畜禽养殖业中，现在铬因其在改善繁殖性能、提高胴体品质等方面均有作用，被广泛用作添加剂, 且往往过量添加，但因此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是增加了动物产品中的铬残留，对人有潜在危害；二是铬在周围土壤、水源或环境中不断增多，达到一定量时也会破坏环境，引起人和动物的灾害。因此在应用铬制剂时必须慎重。　; 个人分类: 未分类|9318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食品安全系列：猪肉里的重金属！: hongkuan15 2010-11-9 17:23; 农民都知道的秘密？猪肉里的重金属目前，农业部正在组织专家和相关人员制定我国的微量元素在饲料中的添加标准。在长江边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的一个普通养猪场里，一道围栏隔开了两群肉猪。围栏的一边，猪脚下的泥塘已经被踩得狼藉不堪，漆黑的粪便和烂泥搅在一起。而围栏的另一边，却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猪脚下是一片黄土，看不到一点黑色。西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副教授刘力和她的学生注视着这截然不同的场景，心中充满了疑惑。　围栏两边的猪，不但粪便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体型大小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们是由同一批次的小猪仔成长而来的，为什么生长速度和排出的粪便看起来如此不同？刘力说。　帮刘力和学生养猪的农民是南沱镇本地人，看着他们在猪圈边充满疑惑，便凑过来热心地建议：刘老师，你们这么喂是不成的。　刘力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在这个项目一开始，当地人就对刘力养猪的方式感到很好奇：只是单纯地用纯天然饲料喂猪，而不再额外添加任何东西。刚开始养的时候，刘力把买来的小猪仔分成两组，一组交给农民按照传统方法喂养，另一组是由他和学生饲养。但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农民饲养的猪长得又快又肥，刘力养的猪却显得相对瘦小。　面对这样的情况，农民传授给刘力一个经验：一定要往饲料里加入一种神秘的物质，才能解决生长速度的问题。　南沱镇的猪肉在重庆当地非常有名，是安全、无公害猪肉的象征。当地猪饲养业有什么诀窍？刘力告诉记者，当时，那位农民拿出了一种蓝绿色的粉末给他看，并告诉他，在南沱镇，所有的养猪户都知道这个秘密，只要让猪吃混有这种粉末的饲料，猪就会食欲大增，也不容易生病，体型一天变一个样。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猪的粪便也会从黄色变成黑色，对此，这位农民的解释是，饲料的利用率高了，猪的肠胃把所有的东西都消化掉，粪便才变成了黑色。　这么神奇？这种神秘配方究竟是什么？刘力把农民送给他的蓝绿色粉末拿到实验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这些粉末是硫酸铜让猪快速增肥的诀窍，重金属添加物。　刘力副教授调查发现，除了在饲料中添加铜和锌外，很多猪饲料还含有大量铅、镉、砷、汞、铬等重金属元素。砷是毒性非常强的污染物，它的氧化物即是人们常说的砒霜，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要比铜和锌大得多。刘力说。由于在饲料中超标添加微量元素，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是我们近几年才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的周安国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例如，在饲料中添加的重金属元素包含铁元素，它会刺激猪圈周边环境中微生物的过量生长和繁殖变异。在这种环境中养殖的猪的状况也会每况愈下，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养殖户会往饲料中加入更多的添加剂，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周安国教授说，其实，自然界存在着很多重金属，比如锌、镉、铜、铅等，这些重金属同样存在于动物和人体内，是维持其健康的必需元素。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度的问题，任何东西一旦超过这个度，必然会给环境或生物体造成不良影响。　最为严重的是，超标的重金属会在猪的肝脏等内脏器官中聚集，跟随猪肉进入我们的食物链中。假如我们吃的食物重金属含量超标，而我们又经常吃这些食物，那么食物内的大量重金属就会进入人体消化系统并很难被排出，它们会积蓄起来造成人慢性中毒，危害人体健康。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告诉《北京科技报》，研究发现，正常情况下，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食物、饮用水和大气。　自然环境中的重金属一般在适当的浓度范围内，这不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但是，如果在饲料中大量添加重金属，则会导致畜禽产品和粪便中重金属浓度偏高。把含有大量重金属的粪便施入到土壤中，重金属就会被植物吸收并通过食物进入人体。陈同斌说。　目前，关于环境如水体、土壤、空气等以及植物中重金属污染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关于动物性食品中的重金属污染研究还不多。刘力告诉记者，经过他的研究发现，猪饲料中添加的90%的铜会随猪粪便排出，这些粪便进入土壤后会令其成为无法耕种的死亡之地。南沱镇养猪场附近种不了任何农作物，这已经成为当地尽人皆知的事情。并且那些黑色粪便经过雨水冲刷会直接流到长江里。　既然饲料中添加重金属有这么多危害，为何养殖户却执意要这么做呢？　周安国教授告诉记者，由于刚刚断奶进食饲料的小猪很容易腹泻，养殖户发现，添加一定的锌元素，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小猪腹泻。而且从生理表现上来看，高铜高锌的饲料，会刺激猪体内的微生物的生长和脂肪酶的分泌，使得猪更多地进食，加速了生长，饲料利用率也相对提高。在饲料中添加的砷则能使猪的皮肤红润，皮毛光亮。由于小猪的消化系统还很脆弱，很容易因为进食量少而显得精神不好，卖相不佳。因此，加入砷这类刺激皮下血管的重金属可以使小猪看起来比较活泼健康。　但是，周安国教授却对砷在猪生长过程中的作用表示怀疑。在饲料中加入砷的作用是刺激猪的血管，令其扩张，如果是白色的猪，能使其皮肤看起来比较红润，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人喝醉了酒皮肤会发红一样，但这只是视觉上的变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生理改变。周安国教授说，而随着猪肉进入人体的砷却有可能损害人的健康。　但是，在饲料中添加重金属的并不是养殖户，而是大量生产饲料的厂家。南京农业大学韩正康教授说。因为，一般的养殖户不了解添加微量元素的最大剂量，如果控制不好，添加过量会对猪本身产生危害，严重的会毒死生猪，这势必给养殖户的经济利益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农民擅自添加微量元素的情况比较少见，这和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情况不一样。　饲料中的重金属超标问题比瘦肉精更可怕！一位饲料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现阶段我国的养殖业中，这正在渐渐成为通用的潜规则。如果饲料生产厂家想争夺市场，就必须在饲料中过量添加一些重金属。你要是不加，养殖户们就不会选择你的产品，到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往里面加。这位饲料生产者说。　韩正康教授也告诉《北京科技报》，在饲料中超标添加铜、锌等重金属元素，如今在饲料行业里的确不是什么秘密，包括正规的大饲料生产厂家都这么做。　周安国教授认为，饲料中重金属的添加主要是针对生长初期的小猪，在成猪饲料中表现并不明显。中国的基层养殖户希望厂家能够用更多的添加剂来改善猪的品质，很容易陷入长不够，添加凑的怪圈，这变相给饲料厂家增加了压力。因为对于厂家来说，不仅要冒着违规的风险，并且添加过多的重金属会增加成本，对生产并不利。　但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的常碧影研究员却告诉记者，前些年，很多饲料专家认为，微量元素在动物生长过程中有很强促进作用，但对它的负面影响没有提前预知。饲料专家的严重失误实际上成为超量添加的源头。　不久前，美国曾经发生养猪场附近的居民癌症患者突然增多的事件，才让人们首次认识到微量元素超标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世界一些国家对于微量元素在动物饲料中的添加纷纷做出明确的限定。　周安国教授说，目前，我们所知的相关信息都来自于国外。西方国家在养殖业中，对于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有非常明确的框架规定，并进行严密有效的控制。例如，如何正确地使用添加剂来治愈牲畜的疾病，何时停用来避免在环境中富集等规定非常清晰。同时，他们的养殖户也会遵守规定，严格参照专业指导操作。以铜为例，美国是禁止在饲料中添加的，欧盟将铜限制在160毫克/千克以内，日本也根据生猪不同生长阶段对饲料使用铜的上限分别进行了规定。　目前，农业部正在组织专家和相关人员制定我国的微量元素在饲料中的添加标准。农业部饲料效价与安全监督检测测试中心（北京）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张丽英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　在张丽英教授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了《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一）》（征求意见稿），其中对铜、锌、铁、硒、钴等微量元素在不同动物配合饲料或牛羊全混日粮中的最高限量都列出了明确限定。规范的第一部分，氨基酸、维生素、矿物元素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有望在今年6月份公布。张丽英教授告诉记者。　但是，张丽英教授也提出了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困难。例如，尽管目前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了猪、鸡配合饲料中总砷不超过2 毫克/千克，牛羊精料补充料和猪、家禽浓缩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中总砷不超过10毫克/千克。但是，虽然饲料中不允许过量添加砷元素，但却允许使用有机砷制剂。而目前的方法不能分别检测出这两项的砷含量，检测出来的是总砷的含量，因此，这在饲料安全监督管理上给判断砷元素是否超标造成了很大困难。张丽英教授告诉记者。并且，由于一些重金属元素的标准制定涉及各农业部门之间的利益。尤其一些饲料生产厂家的声音也影响了标准的制定。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罗绪刚研究员表示，对于环境的保护，欧盟国家的相关标准一直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我们应该参照欧盟的标准。目前，已经有了替代硫酸铜和砷制剂的兽药，这些新药对环境造成的危害非常小。国家制定饲料中添加物的标准是科学家的事情，不能被企业的经济利益所绑架。　虽然陈同斌研究员在国际上第一个发现了一种砷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用于解决砷污染问题。但是，他也强调指出，解决重金属元素的危害首先应该从源头上控制在饲料中的添加，而不要等到事后再花更大的代价去修复受污染的土壤。　饲料中微量元素添加标准出台后，能否遏制住微量元素超标的问题呢？有关专家认为，加大执法力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标准出台后，可以解决原来盲目添加的问题，也可以科学地指导饲料生产厂家和养殖户正确使用微量元素。　韩正康教授对此表示乐观，由于现在超标添加的问题出在饲料生产厂家，只要国家加强监管，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罗绪刚研究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此应该从重处罚，就像体育竞技中对待兴奋剂一样严厉，对那些违规超标添加微量元素的饲料生产厂家实行禁赛，在一定时间内不让它再进入这一行业，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人为因素超标添加微量元素的问题。科学家应该有预见性，认识到重金属超标对环境和人体的严重危害性，政府也应在在制定行业标准的时候有预见性，听取科学家的建议。　常碧影研究员说，包括科学家在内，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认识都是从无到有、从多到少的过程。庆幸的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快，国外已经受到了环境的惩罚，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的科学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如果重蹈覆辙，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转载自：食品财富网; 个人分类: 未分类|2088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转：中国人的食品正遭受“重金属”毒害污染: hongkuan15 2010-11-9 17:12; 被镉污染的扁豆。南都记者方谦华摄天津南排污河常年漆黑。南都记者左志英摄坐到餐台前，面对满桌饭菜，首先关心的不是它们的蛋白质、维生素含量，而是忧心其中铅、汞、铬、砷、镉是否超标，这绝非少数人的矫情。它们从人类制造的污水中流进土壤，进入农作物，最后潜伏于人体内，酝酿着重金属危机的一次次爆发。在现代化轨道上狂奔多年，蓦然回首方觉，人们不时跌落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搭建的人类需求金字塔的第二层安全需求。污染一次，遗害万年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一个小组正致力于污灌土壤蔬菜中镉的减量技术研究。简单而言，就是选择镉吸收能力相对较弱的叶类蔬菜，并结合生产中的土壤修复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蔬菜的镉吸收量。之所以选择叶类蔬菜，是因学界公认，在所有农作物中，其最易受重金属污染，而镉，是导致天津土壤污染中最为重要的重金属之一。蔬菜中的重金属，20多年来的监测，显示出一条令人忧心的轨迹。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资环所现任副所长王正祥就曾参与过天津市园田土壤和蔬菜中8种重金属，即汞、铜、锌、铅、铬、镍、砷、锡的含量状况调研。调查结果表明，施用城市垃圾肥的土壤，有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背景值，其中汞达到背景值的30多倍；而污灌区土壤，8种重金属含量全部高于背景值，其中镉超出10倍，汞超出125倍。土壤中本来含有一定的重金属，未受外界污染的土壤的重金属含量称为土壤背景值。王正祥等人的调查还显示，蔬菜中重金属方面，污灌区蔬菜中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远离城市污染源土壤，其中镉和汞超标2倍多。整体上看，蔬菜中重金属含量尚未超过食品卫生标准，但这种积累的趋势值得警惕。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市农业环境保护管理监测站的研究人员再次锁定污灌区蔬菜。他们从天津的东丽区、西青区和武清县这三个重金属污染相对严重的污灌片区采集大白菜、韭菜、芹菜、黄瓜样品进行重金属检测。结果发现大白菜中，43%的汞超标，23%的镉超标。而部分样品的铅属于轻度污染。说明污灌区蔬菜中重金属开始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祖伟，近年持续关注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2006年，他指导研究生李宗梅，从东丽、西青等7个区县的污灌片区采集土壤和小麦样本并检测分析重金属的分布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土壤中镉和锌含量超标；小麦穗实样本中，66 .7%的镉含量超标，最大超标1 .33倍。锌，也有一个样点超过食品卫生限量标准。这些数据，并不会随着时光流转快速过期。因为重金属随污水进入土壤主要是40厘米以上土层后，不易转移，也不易被微生物分解，就如墨汁滴入清水中，浑然一体，难以剔除。现有的治理方法，如利用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将重金属转移出土壤，或利用土壤修复剂稳定重金属，或利用表面活性剂清洗土壤等技术手段，大多处于试验阶段，加之治理费用昂贵等因素，真正用于工程的成熟方法很少。因而重金属对土壤，可谓污染一次，遗害万年。污灌区高歌猛进污灌导致的土壤污染问题，是天津农业的一大顽疾。2003年的数据显示，天津污灌面积为9万公顷，占全市灌溉面积的22%. 天津的污灌区主要有三个，南排污河灌区、北排污河灌区和北京排污河灌区，南排污河从城西流到城南，以生活污水为主，兼有工业污水。北排污河从城东城北流过，主要接纳冶炼、化工等工业污水。而北京排污河主要接纳的是北京的工业污水，途经天津北部的武清县、宝坻县、北辰区等。三大排污河的终点是同一个，渤海湾。大量使用污水灌溉，天津乃情势所迫。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流纵横，但严重缺水，每亩水资源拥有量仅为260立方米，只有全国亩均拥水量的15%.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祖伟说，这主要是因为海河上游水库众多，水到天津段，所剩无几。公开资料显示，天津农业年均耗水约12亿立方米，占全市可供水资源量的半数，因为灌溉方式粗放，水利用效率不高，农业用水实际需要24亿-28亿立方米，而每年能够提供给农业的水量仅为15亿立方米。与农业的水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与日俱增。天津是老工业城市，从洋务运动的军用工业起步，如武器与船舶制造，冶炼、化工、铁路、电信等，后逐步向民用工业倾斜，如棉纺、染织、面粉、制油、造胰、烟草、造纸等，催生了一串中国第一：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等。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滨海新区开足马力后，天津工业迎来又一个春天。作为伴生品，工业废水不断增加，2003年的排放量是2亿多吨，成为企业与社会的沉重负担。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富含氮、磷等营养物，且一定含量的重金属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自然成为补给农业用水的不二选择。天津的困局是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的缩影。中央从1956年便倡导污水灌溉，1957年将其列入国家科研计划，1959年确立变有害为无害、充分利用的原则。之后，全国陆续形成五大污灌区：天津污灌区、北京污灌区、辽宁沈抚污灌区、山西污灌区、新疆石河子污灌区。有现实需求和政策鼓励，全国污灌面积节节攀升：1964年4.2万公顷，1976年18万公顷，1980年133万公顷，1991年306万公顷，1998年362万公顷，占全国灌溉总面积的7.3%，其中85%在缺水的北方，集中于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附近。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这两类地方的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问题都比较严重。从补品到毒品天津南排污河旁于台村58岁菜农冯玉江记得，他还是孩子时，全村人就用南排污河的水浇地，有人还会从河里挖污泥铺到田里当肥料用。那时河水大多来自厨房、厕所、洗衣盆，富含氮、磷等，且有铬、铜等一些植物生长所需元素，是庄稼不错的补品。大量文献资料显示，起初，污水所过之处，庄稼长势喜人，污灌被视作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既给工业和生活污水找到出路，又使农业增收，它对生态环境的杀伤力则被忽视。辽宁沈抚灌区曾作为污灌典型向全国推广，沈抚灌渠被当地人称作大米河。大好形势没能一直延续。冯玉江记得，南排污河逐渐变得黝黑、恶臭，有时又像水墨画，出现大片大片的红、黄、蓝等色，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有种难以言表的怪味。在他印象里，转折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沿河陆续冒出很多工厂，当时于台村即有十数家，有生产自行车的，有做电镀的。而电镀厂，恰恰是排放镉等重金属的大户。于是，于台村一带随之成为研究天津污灌区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的理想地点之一。用污水灌溉的农作物，易将超量重金属带入人体。南都记者霍健斌摄 1974年，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发现，使用工业废水多年的沈阳张士污灌区的大米遭到镉污染，糙米镉含量最高达2.6m g/kg，后来严重到完全不能食用、只能用来制作浆糊，张士污灌区只好改做开发区。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已是全国性问题。1997年，农业部环境保护所对24个省市的320个污染区的农产品进行调查，发现小麦、玉米重金属超标率高，分别为15 .5%和14%，以汞、铬、镉、砷等为主，在污灌区尤显突出，如张士污灌区小麦重金属超标率为27%. 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案称，农产品出口因重金属超标而被退货的事屡有发生，损失达数十亿美元。改善污灌并不容易。2008年，天津市对南排污河进行全线治理，包括淤泥清理、河段固堤、堤岸绿化等，北京奥运会那段时间，水质骤然变好，但很快又大步倒退。当地媒体报道称，那是因为沿线企业入河污水口设置混乱，加之部分工业园区未按要求建成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或处理能力不足、排水管网建设滞后等原因，向河内偷排生产废水的事情屡屡发生。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于台村村民张希福说，附近一家大型化工厂大概一周偷排一次水，有时是蓝水，有时是红水。重金属污染对农作物的改变不只是品质，还有数量。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抑制农作物根系的生长和对营养的吸收。一组经常被学界引用的数据是，全国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粮食每年因此减产1000万吨，受污染1200万吨，两项合计每年至少损失200亿元。于台村西边的小南河村，与一家化工厂为邻多年。村民们说，化工厂把废水直排河道，用这种水浇地，玉米经常成片成片死掉。无独有偶，2009年，因为炼铅企业违法排污，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广发乡金鸡岭村的庄稼几乎绝收。干瘪瘦小如麦穗的玉米，橘子一般大的黑黑的柚子，被摄影师卢广收入镜头，画面令人过目难忘。缺乏约束的污水污灌本不该成祸首。美国、前苏联等的污灌比中国起步更早，以色列后来居上，1/3的农业用水是污水，但这些水都经过严格处理，重金属含量大大降低，达到了安全使用的标准。污灌水质问题很早已引起中国关注。1961年曾出台《污水灌溉农田卫生管理试行办法》，但从中国污水处理率看，这个办法没能真正发挥作用。1974年全国污灌会议上，沈阳的专家郑重提出：污水灌溉必须有条件，农田不是垃圾堆，不能不加限制地污灌。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仍不加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直到1998年，全国污水处理率不足30%，2007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为63%，乡镇企业的污水处理率要低许多。 1985年，农业部首次发布《农田灌溉水质标准》，1992年和2005年两次修订，对农田灌溉水质要求、监测和分析方法做出具体规定。现行版本中，汞、镉、砷、铬、铅的含量都有要求。污灌涉及环保、水利和农业等多个部门，但在哪个部门都属于边缘问题，哪个部门来监管农田灌溉水质，如果使用不合标准的污水浇地会受到何种处罚，并无相应的法规进行约束，更谈不上长远的发展规划。由此，《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实际效用不难推想。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污灌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不同作物、不同土壤适应何种水质的污水，还停留在泛泛而谈的阶段。研究表明，不同植物种类、品种及同一植物植株的不同器官组织对重金属的吸收及蓄积能力差异巨大，比如砷污染土壤中生长的水稻，根部砷含量很高，米粒砷含量则相对较低。土壤的性质也会直接影响到重金属的生物活性和毒性。一般来说，酸性越强的土壤，重金属活性越强，越易被农作物吸收。因而，污灌区的利用，一方面要合理选择灌溉对象，食用根、茎、叶的农作物和中药材、绿色食品不宜污灌，高粱、玉米等高秆植物，棉花、林木等非食用植物可适量污灌；另外要合理选择灌溉时间，优先顺序为播种前、非苗期，苗期，小麦、水稻等灌浆时应杜绝污灌；有条件的地方，应实行清污混灌或轮灌；喀斯特地区和沙地不宜污灌；医药、生物制品、石油炼制等行业所排污水不宜灌溉。但在维普、万方数据库输入污水灌溉技术这个关键词，只跳出40多篇论文，真正结合实际研究污水灌溉技术的只有寥寥数篇。农民们则摸着石头过河，总结出一些简单的办法。冯玉江说，如果水质看着太差，就把水抽上来沉淀一段时间再浇地。近年城镇化高歌猛进，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像摊煎饼一样吞没大片耕地，近在咫尺的传统污灌区首当其冲。冯玉江所在的于台村，原先人均1.5亩地，现在只剩人均二分多地，可能很快也会被征走。天津污灌区如今实际面积几何，天津农委、天津水务局、天津市环保局等相关单位都不愿向南都记者透露，至于污灌区农作物重金属污染的最新数据，更无法从官方获取。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问题关系到食品安全，比较敏感，了解实情并愿意透露的人很少。呼吁20年，仍是老样子重金属一旦进入农作物，深深嵌入细胞之内。王祖伟说，无论是浸泡、冲洗、蒸煮、煎炒，都无法将其减少或剔除。而它们通过食物潜入人体后，如在土壤中一样，不易排出或者分解。国际公认，毒性最大的重金属有5种，铅、汞、铬、砷、镉。铅，直接伤害脑细胞，特别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可造成先天智力低下，另外容易致癌、致突变；汞，食入后直接沉入肝脏，对大脑、神经、视力破坏极大；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能增加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铬中毒一般由六价铬引起，过量摄入六价铬，肾和肝会受损，胃肠受刺激、溃疡、痉挛甚至死亡，长期大量接触六价铬，接触部位易现溃疡等不良反应；砷，急性中毒会导致人在数天甚至数小时内死亡，慢性中毒则易诱发肺癌、皮肤癌、膀胱癌等；镉，在人体内形成镉硫蛋白，有选择地富积于肾和肝中，易引发肾病，且易阻碍骨骼代谢，造成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症状，如日本的痛痛病。透过血清和头发，即可窥探到体内重金属是否超标。而这种隐蔽的污染是长期的，一旦爆发，触目惊心。1980年沈阳市调查发现，沈抚污灌区居民普遍存在白血球增多、肝肿大、慢性胃炎、贫血、高血压等疾病，其中以肝肿大尤为突出，检出率达10.6%，是清灌对照区的26倍。需要说明的是，损害沈抚污灌区居民健康的不只是重金属，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分析认为，污水灌溉带入农田的污染物大于农田自净能力时，其中的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病菌、寄生虫卵等会对该地区环境卫生造成污染，危害人体。作为人类健康一大杀手，重金属危机爆发频繁。远如日本的痛痛病和水俣病，近如陕西省渭南市华县龙岭村长时间食用砷、铅严重超标的核桃等，成为癌症村；因为农作物砷、铅超标，去年以来，陕西凤翔、四川内江、湖南郴州等地数千人血铅超标、镉超标。治疗重金属中毒，常常使用螯合疗法。即注射某种螯合剂，与体内重金属相结合，然后随着尿液和粪便排出体外，需要时长达1-2年。而重金属对各种器官造成的慢性毒害，以及由此在人们精神中留下的阴影，远非几年能够消除。重金属染指的不只是农作物，还有水产品、猪肉等。资料显示，2005年，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对省内四大湖泊水产养殖区及近海水域水产品质量进行调查，约四成样品镉、铅、汞等重金属含量超标，其中27%受到中度乃至重度污染。2009年，辽宁甚至专门试行出口活贝类被国内检测机构检出贝类毒素和重金属超标调查处理工作程序。而猪肉中的重金属，则大多是人为故意，在广东高级畜牧师梁皓仪看来，这个问题比瘦肉精更严重。梁皓仪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高铜、高锌、高铁等被加入猪饲料，比如高铜，超标10多倍是常事。因为有外国公司和研究者大肆宣扬，增添这些重金属，可防止小猪腹泻及促进生长，使猪肤色红润。这些说法很不科学，对于细菌性拉稀，加重金属有点作用，但很多拉稀是病毒性的，这没有任何效果。猪饲料中添加重金属的做法是舶来品。比如高铜，早在40年代即被英国用于猪饲料中，但后来研究表明，其在饲料中的含量超过一定额度后，会影响猪肉品质和安全。许多国家遂禁止或限量使用，中国采用的是后者。虽然过量添加重金属的危害已是老生常谈，但并不影响中国猪饲料企业的热情。梁皓仪用愚昧二字作评，毛细血管充血，全身变得红润，脱毛，粪便发黑，这些都是典型的重金属中毒症状，但却被当做身体健壮的表现。而且，很多用电镀废弃物生产的硫酸铜被加入猪饲料，这种硫酸铜的安全性无人监测，但毫无疑问，里面有很多有害物质。梁皓仪说，重金属问题，我呼吁了20来年，但还是老样子。转载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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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重金属对人体的危害尚无研究: xupeiyang 2010-10-9 16:43; 目前中国既是全球第一大烟草生产国，也是全球吸烟人数最多的国家。每一年都有近100万中国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包括高血压、中风、糖尿病、癌症、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所以，香烟本身就已经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还含有过量的重金属，会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就尤为值得关注。铅、砷和镉等重金属成分通过食品摄入人体肯定是有害健康的。然而对于它们通过呼吸进入人体会产生何种健康后果，目前几乎毫无研究。《烟草控制》中国香烟重金属问题报告(全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10/09/2732726_0.shtml 结果检测的发现表明，与大多数国家的香烟类似，中国香烟的焦油水平符合预测，主要是由烟草重量与过滤嘴的通风性造成的。过滤嘴的通风性对所检测香烟中焦油含量的差异具有大约50%的解释力，对一氧化碳排放量的差异具有60%的解释力。我们发现2005年至2006年间购买的香烟与2007年购买的香烟，在主要的设计特性上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我们在2005年至2006年间在中国购买的13个香烟品牌的二次抽样中观察到，在各种重金属含量上中国香烟显著地高于加拿大同期生产的香烟，每克香烟平均包含0.82微克（1微克等于一百万分之一克）砷（最低0.3微克，最高3.3微克），3.21微克镉（最低2.0微克，最高5.4微克），以及2.65微克的铅（最低1.2微克，最高6.5微克）。本研究的贡献关于中国香烟设计与烟度排放的公开资料非常有限。近年来，中国烟草总公司许多香烟品牌的机器测量焦油量都有所下降，降到了与西方国家1970年至1990年间所谓的低焦油香烟相似的水平，而低焦油香烟的引入正是为了消除消费者对吸烟所引发的健康风险的担忧。来自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如大多数国家的香烟一样，中国香烟经报告的焦油水平符合预测，主要是由烟草重量以及过滤嘴的通风性造成的。我们尤其发现，中国香烟烟草中的镉含量与铅含量非常高，这可能是中国种植烟草的土壤条件造成的。随着中国增加其香烟出口量，中国香烟中出现如此高含量的重金属，可能会引发全世界对香烟健康问题的关注。; 个人分类: 医学科普|3896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转：重金属污染：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litonwei 2010-4-29 12:06;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章轲因重金属造成的水源和土壤污染已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百姓身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据环保部门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湖南武冈儿童血铅超标、陕西凤翔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湖南浏阳镉污染，以及福建上杭、河南济源儿童集体血铅超标2009年，中国重金属污染致病事件频发。　　据国家环境保护部统计，2009年环保部共接报12起重金属、类金属污染事件。　　重金属污染致病事件已进入高发期，并且给当地人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危害。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所助理研究员张立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26日，自然之友、达尔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34家环保组织联合在京向社会发布了刚刚完成的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此举旨在提高消费者的绿色选择意识，倡导公众选择绿色产品，敦促知名品牌企业践行绿色承诺，并以供应链倒逼的方式促使知名品牌企业的零部件生产商改进生产方式，积极防治重金属污染。　　IT业是重灾区　　IT产品制造是重金属排放的源头之一。马军对记者说，调研发现目前大量的印刷线路板（PCB）生产企业不能稳定达标排放，已经给当地河流、土壤和近海造成严重污染。而一些为知名IT品牌大量供货的企业重金属排放违规超标，污染严重。　　调查显示，涉及121名当地少儿血铅超标事件的福建上杭县蛟洋华强电池厂，是刚刚于2010年4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最重要的OEM厂商之一。　　而南都公司宣称，已进入沃达丰、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摩托罗拉、新加坡电信、英国电信BT等著名国际大企业的供应商体系，并获得阿尔卡特等企业评选的全球优秀供应商之殊荣。　　在PCB生产企业中，一家名为惠州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其监管记录显示2009年3月3日该公司被环保部门发现部分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铜、锌、镍、铁均超标排放，其中铜超标竟达5199.0倍，严重污染环境。　　而这家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母公司MerixCorporation在其2008年年报中披露，Cisco和摩托罗拉是其最大的两家客户企业，采购额分别占到该公司2008财年净销售额的11%和10%。　　调查还发现，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建滔集团旗下也有多家企业多次违规超标。其中一家名为东莞万年富电子有限公司的企业，2009年10月31日被当地环保部门发现擅自设置一条直径约10cm的软管连接污泥浓缩池的导排管预留口，将未经处理的污泥及生产废水通过软管绕过标准化排放口直接排入下水道，从污泥浓缩池排走未处理的污泥。　　在公开资料上我们看到，建滔集团线路板销售额在亚洲名列前茅，其客户包括IBM和Intel等诸多知名IT品牌。马军说。　　据介绍，在掌握了大量的调研资料和数据后，上述环保组织于今年4月15日和16日向29家国内外知名IT品牌的CEO发出了信件，向其确认违规企业是否为其供应商、是否还有其他的供应商存在环境违规问题，以及是否建立了供应商环境管理体系。　　马军告诉记者，在收到此信后，部分企业及时回应并积极跟进，如松下、三洋、日立、索尼公司，中国的海尔和联想公司，美国的Intel，以及新加坡的新加坡电信都与环保组织进行了直接沟通。在这些企业中，松下公司、三洋公司、中国的海尔公司和联想公司的回应最为积极。　　松下公司不仅对环保组织提供的超标供应商线索进行了核对，而且已经利用公开的数据检索了其一级供应商，同时其环境推进部部长和环保组织直接沟通，探讨与各个利益方合作，建立并完善供应链环境管理机制的问题。　　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也多次与上述环保组织电话沟通，表示公司总部非常重视，要求开展核查，4月23日，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书面函件确认了核查情况，并表示会跟进确认出现问题的供应商整改情况。　　海尔公司不仅确认了核查情况，并且告知已经对超标供应商进行跟进。海尔公司特别提到，其宗旨与环保组织一致，愿共同推动环境保护。　　联想公司则对查询情况进行了书面通报，虽认为被问及的违规企业不是其供应商，但依然表示愿意与公益组织就其他的供应商是否存在环境违规问题以及供应链环境管理机制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沟通。　　不过，据上述环保组织称，仍有20家企业至今未作任何回应，这其中包括了摩托罗拉、诺基亚、佳能、三星、TCL等中外知名IT品牌。　　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一些公司对其供应链条可能存在的环境违规问题表现漠然，其中一家公司甚至表示，我们有5000家供应商，检索起来太麻烦。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反问说，检索一遍供货商，难道真的比让周边社区世代承受重金属毒害更麻烦吗？控制重金属排放，难道真的比未来清除沉积于河湖底泥、土壤、地下水以及近海中的重金属更麻烦吗？　　马军对记者表示，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唤起IT品牌对其供应链重金属排放问题的重视，由此回应公众的质疑，认真排查，作出反馈。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管理机制，严格控制其供应链条的重金属排放。　　我们也希望以此次调研为基础，推进绿色选择消费者行动。马军称，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不仅要考虑产品的功能是否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要关注IT产品生产过程的污染控制，以绿色消费推动产品的绿色生产。　　水体重金属污染突出　　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吃的食物、水和大气。而水体中重金属污染最为突出。重金属污染也是危害最大的水污染问题之一。　　研究表明，重金属通过矿山开采，金属冶炼，金属加工及化工生产废水，化石燃料的燃烧，施用农药化肥和生活垃圾等人为污染源，以及地质侵蚀，风化等天然源形式进入水体，加之重金属具有毒性大，在环境中不易被代谢，易被生物富集并有生物放大效应等特点，不但污染水环境，也严重威胁人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　　国家环保部的调查显示，我国水体重金属污染问题十分突出，江河湖库底质的污染率高达80.1%。　　2003年，黄河、淮河、松花江、辽河等十大流域的流域片重金属超标断面的污染程度均为超Ⅴ类；2004年太湖底泥中总铜、总铅、总镉含量均处于轻度污染水平。城市河流35.11%的河段出现总汞超过地表水Ⅲ类水体标准，18.46%的河段面总镉超过Ⅲ类水体标准，25%的河段有总铅的超标样本出现。　　调查显示，由长江、珠江、黄河等河流携带入海的重金属污染物总量约为3.4万吨，对海洋水体的污染危害巨大。全国近岸海域海水采样品中铅的超标率达62.9%，最大值超一类海水标准49.0倍。铜的超标率为25.9%，汞和镉的含量也有超标现象。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GIS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滑丽萍等人长期研究湖泊底泥的重金属情况。该实验室的监测数据显示，随着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湖泊底泥的污染已严重妨碍了湖泊功能的正常发挥。　　据介绍，重金属污染问题是我国水环境研究人员最早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底泥在水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多数学者在研究水相中的重金属污染状况时，同时也会对水体底泥的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同步采样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我国不同地理区域的湖泊底泥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研究所涉及的重金属元素包括Fe、Mn、Hg、Cd、Zn、Cu、Cr、As、Ni、Se、Co、Ni等，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调查显示，我国湖泊底泥重金属污染程度非常不均匀，基本上靠近工矿企业和人类活动频繁区的湖泊底泥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远离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区的湖泊底泥尚未受到重金属污染，保持比较洁净的水体环境。　　滇池、太湖、松花湖这3个湖的底泥污染比较严重，尤其是滇池。南京的玄武湖虽属于风景区，应该属于污染较轻的湖泊，但其位于市内繁华区，湖泊底泥中金属的污染也相对较严重。山东荣成湾的月湖、云南的洱海、黑龙江省的镜泊湖都远离城市，底泥中的重金属含量分布符合自然规律，溶解氧含量较高，水体的自净能力比较强，是少受污染的湖泊。　　除了水体里的重金属污染外，目前土壤里的重金属也是一大公害。据环保部门的统计，目前中国重金属污染土壤面积至少有2000万公顷，而且往往是城郊和污灌区的土壤同时遭受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复合污染。　　矿物加工和冶炼、电镀、塑料(11435,-210.00,-1.80%)、电池、化工等行业是排放重金属的主要工业源，这些排放物以三废形式使得某些工厂企业周围的土壤锌、铅含量甚至高达3000毫克/千克。而城市交通运输中汽车尾气排放、轮胎添加剂中的重金属元素亦影响到土壤中重金属含量，成为城市重金属土壤污染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因重金属造成的水源和土壤污染已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百姓身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据环保部门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国土资源部此前表示，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防治技术明显不足　　一旦重金属通过饮水、饮食、呼吸或是直接接触的路径进入人体，将极大损坏身体的正常功能。因为重金属不像其他的毒素可以在肝脏分解代谢，然后排出体外；相对的，它极易积存在大脑、肾脏等器官，一旦超标，容易引起基因突变，影响细胞遗传，严重时会产生畸胎或诱发癌症。　　重金属污染情况严重，但防治技术却明显不足。　　Related相关　　重金属污染：　　密度在5以上的金属统称为重金属，如金、银、铜、铅、锌、镍、钴、镉、铬和汞等45种。　　从环境污染方面所说的重金属，实际上主要是指汞、镉、铅、铬以及类金属砷等生物毒性显著的重金属，也指具有一定毒性的一般重金属如锌、铜、钴、镍、锡等。目前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汞、镉、铬等。　　重金属随废水排出时，即使浓度很小，也可能造成危害。由重金属造成的环境污染称为重金属污染。　　重金属污染的相关事件：　　水俣病事件，发生于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人们食用被汞污染的鱼、贝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枢神经中毒，60多人死亡。　　富山骨痛病事件，发生于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人们食用含镉废水污染的河水和稻米而中毒，死亡100多人。　　爱知米糠油事件，发生于1968年九州爱知县一带，人们食用含多氯联苯的米糠油后造成中毒，患者超过1万人，16人死亡。　　　　重金属污染的特点：　　水体中的某些重金属可在微生物作用下转化为毒性更强的金属化合物，如汞的甲基化作用就是其中典型例子。　　生物从环境中摄取重金属可以经过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在较高级生物体内成千万倍地富集起来，然后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在人体的某些器官中积蓄起来造成慢性中毒，危害人体健康。　　在天然水体中只要有微量重金属即可产生毒性效应，一般重金属产生毒性的范围大约在1～10mg/L之间，毒性较强的金属如汞、镉等产生毒性的质量浓度范围在0．0l～0．001mg／L之间。　　重金属的污染有时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例如，日本发生的水俣病(汞污染)和骨痛病（镉污染)等公害病，都是由重金属污染引起的，所以应严格防止重金属污染。　　26日，当记者问及对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区域如何防治，以及人们如何规避重金属污染问题时，北京交通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柯屾、环保部外经办孙阳昭博士均表示，没有有效的办法。　　迁移是一个办法，但这很被动。柯屾摇着头说，人类总不能迁出地球吧？由于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留时间短则数十年(如镉)，长则数万年(如铅)，因此彻底解决现有问题并非易事。国际上多采用掩埋的办法。孙阳昭说。　　据专家介绍，目前中国在环境噪声、固体废物方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国家排放（控制）标准体系，但在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和防治技术方面明显不足。亟待先进有效的重金属污染源头控制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修复技术，包括汞、镉、铬、铅、砷的污染防治技术。　　目前已开发应用的废水处理方法主要有化学法、物理化学法和生物法，包括化学沉淀、电解、离子交换、膜分离、活性炭和硅胶吸附、生物絮凝、生物吸附、植物整治等方法。采用化学法、物理化学法都将产生污染转移，易造成二次污染，且对于大流域、低浓度的有害重金属污染难以处理。而生物法具有效果好、投资少及运作费用低、易于管理和操作、不产生二次污染等特点。　　化学法主要包括化学沉淀法和电解法，主要适用于含较高浓度重金属离子废水的处理；物理化学法主要是通过离子交换和膜分离技术，去除水中重金属离子，适用于含较低浓度重金属离子废水的处理。　　生物法则包括生物絮凝法和生物吸附法。目前开发出具有絮凝作用的微生物有细菌、霉菌、放线菌、酵母菌和藻类等共17种，其中对重金属有絮凝作用的有12种。用微生物絮凝法处理废水安全方便无毒、不产生二次污染。　　专家表示，虽然化学法、物理化学法、生物法都可以治理和回收废水中的重金属，但生物法处理重金属废水成本低、效益高、易管理、无二次污染、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另外，通过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应用，可使生物具有更强的吸附、絮凝、整治修复能力。因此生物法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不过，由于资金、实用技术以及利益驱动等方面的因素，国内生产企业、污水处理企业治理重金属的动力并不强，多数是将含有重金属的污水、废水、废渣和废气直接排放到环境中。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中明确规定，国家禁止新建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化学制纸浆、印染、染料、制革、电镀、炼油、农药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禁止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存放可溶性剧毒废渣的场所，必须采取防水、防渗漏、防流失的措施。　　与严格的法律法规相比，日常的监测与严格执法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综合整治方案将出台　　来自环保部的消息称，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加强了对重金属污染的整治，在一些重点地区实施了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　　在重金属主要污染地的湖南衡阳，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已于去年拉开序幕。治理范围将涉及衡阳湘江沿岸8市，流域人口4000万，占全省80%以上的有色冶金、化工、矿山采选等行业。　　据当地媒体称，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也已将该项污染治理列入了国家试点。　　衡阳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的投资将超过千亿元，此举对于衡阳市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也将是一次重大的机遇。　　衡阳市发改委也组织专家对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开展相关研究，并委托具有甲级资质的咨询机构编制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规划。　　去年8月，云南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了阳宗海砷污染案，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判处罚金人民币1600万元，相关责任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款；同年，山东临沂市也严肃查处了临沂亿鑫化工有限公司蓄意违法排污重大环境污染案件，该公司经理于浩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或刑事拘留。　　张立对记者说，目前我国对重金属污染防治尚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在近几年的重金属频发事故之前，我国对于重金属的污染防治主要停留在法律法规、废弃物及电子产品的管理办法、条例及行业标准等方面进行规定与防治上。　　不过，目前世界各国对于重金属污染的新法规、新条例、新规定会越来越多，针对的对象会越来越广泛，适用的行业和领域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对于重金属的污染防治也从以往的被动应付逐渐过渡到主动应对的治理防治过程。　　据张立介绍，国家环保部从十一五环境规划开始，特别是即将出台的十二五环境规划，强调环境保护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重金属污染防治。　　本报获悉，目前，环保部正在会同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抓紧制定《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国家将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治执法大检查，编制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筛选重点防控区域、行业和企业，将铅、汞、镉、砷和铬等重金属作为防控重点，统筹规划重金属污染治理，分期分批确定减排任务。　　此外，国家将设立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张立透露，按照以奖促治的思路，国家将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过治理符合标准的企业区别对待，给予不同比例的奖励，鼓励推广应用治污新产品，提高污染治理水平。 2010年，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将拿出10亿元，重点支持铅、汞、镉、铬、砷等重金属污染企业综合整治，清洁生产工艺改造、污染新技术示范和推广项目。　　马军对记者说，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有关部门应该联合起来打群架。环保、水利、海洋、国土部门的监测仪器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我们认为企业应该推动其供应商信息公开，以便将污染排放置于公众监督之下。马军呼吁，一些大的品牌厂商要推动自己的重金属排放供应商，严格按照国务院2010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的要求，建立污染物产生、排放台账和日常监测制度，定期报告监测结果，并向社会公布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等情况。; 个人分类: 科研团队|224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两种农作物种植方式，两类消费群体，谁之过?: 唐世荣 2010-3-12 09:14; 两种农作物种植方法，两类消费群体，谁之过 ? 到外地考察，有时看到一些连自己都感到麻木的东西。所谓麻木，是司空见惯也。夜深人静时，这些让我麻木的景象总是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让人感觉到，不吐不快。经常听人说，环境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农村去转转后才发现，在各种低效的政策管制之下，这种污染转移趋势日益严峻。它不仅给农民带去灾难，也正在给城里人自己带来极大的健康风险。农民伯伯们傻吗？他们好愚弄吗？他们好欺负吗？依个人愚见，并非象城里人想象的那样。以下事实佐证了农民伯伯们的智慧：笔者在一些考察地，观察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种植方法。一种是种在大棚里的蔬菜，大量使用化肥。使用多少呢？多到让人能在大棚地上处处看到白色斑块。这些斑块一遇到有灌溉水的地方，则变成青苔一片。这种方式下种植出来的蔬菜产量高，而且长得翠绿翠绿的，看起来非常诱人，但货架期短，放不了两天就会出现斑块状的腐烂。而种在城郊区大田里的蔬菜，往往用污水灌溉。污水污到何种程度？流动起来都非常缓慢！土壤呈现黑色，土里很少闻到农家肥的臭味。农民伯伯们将这种模式下生产的蔬菜等，放到清水中洗净，然后就卖给城里人了。种在大田里的粮食则是用有毒的矿山污水进行灌溉。污水污到何种程度？棕黑色、极酸性，很少嗅到农家肥的臭味。没办法，谁让他们缺水呢？这样的粮食如水稻大多种在靠灌溉沟渠不远的两侧，长势差，产量不高（水稻大约是 200-300 斤 / 亩），但据说口感较好。有人做过分析后发现，这些靠近污灌渠两侧的农作物如水稻，重金属含量往往超标。超出多少？上帝和农民伯伯们最清楚！反正，口感好的这些毒大米和超级养眼的蔬菜都卖给城里人啦，农民伯伯们自己是绝对不会吃的。另一种是种在大棚内四周的田埂或远离污染沟渠的田块里，面积不大，主要依赖农家肥，使用地下井水灌溉。这里的土壤多呈现棕色或浅棕色，似乎有机质含量较高。地里的蔬菜长势一般，看起来并不特别诱人可口，可吃起来，却是口感不一般。以黄瓜为例，产量虽低，颜色不太翠绿，但货架期长，放几天才会出现自然脱水的情况，很少出现斑块状的腐烂。地里的粮食如水稻长势稍好，色感和口感一般，但产量相对不远处的污灌区水稻高（水稻大约是 500-800 斤 / 亩）。这些小块面积上的蔬菜和粮食，是在以户为本的理念下生产的，也是农民伯伯们留给自家成员享用的。农民伯伯傻吗？好愚弄吗？好欺负吗？我看，他们一点也不傻，一点也不好愚弄，一点也不好欺负！你们污染我的种植环境，我让你们吃有毒的蔬菜和粮食！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感慨：要是我们的农民兄弟父老每天不再花心思琢磨以上两种种植方式，我们的社会不就和谐了吗？那该是多好的社会啊！环境保护是全民的事，不要总认为城里人比农民聪明，总以为可以任意污染这方食以土为本的净土，而不承担任何后果！可能吗？; 个人分类: 未分类|5039 次阅读|1 个评论

改变命运的科学: sciencenews 2009-10-28 11:21; 　　与米兰·帕尼什（MilanPanic）的交流，听到最多的就是“科学改变命运”这样的表述。这位已经80高龄的前南斯拉夫总理应《科学新闻》之邀于10月23日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科学新闻大讲堂”演讲，也不断强调着这一点。　　另一方面，尽管在前南联盟内战关头作为总理力挽狂澜，帕尼什却总是否认自己是一个政治家，他认为自己终生的定位只有科学家和企业家两种，而科学家与政治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不妥协的，总是沿着追求真理的道路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也恰恰是我们这一批“科学新闻”的追求者孜孜以求、不懈努力的目标。而且，随着我们杂志工作的展开，尽管服务职业科学家仍然是我们的核心定位，但是我们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把关注的视角停留在科学界内部。　　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科学的解决方案，科学的确需要从SCI和影响因子的堆砌中，走到更加广阔的现实中，我们这份紧密联系科学界的杂志也一样。　　事实上，让科学和科学家能更好地改变社会，也是我们服务职业科学家这一理念的体现。　　于是，我们的记者深入到河南济源污染的最前线，聆听饱受重金属污染之苦的村民们的哭诉。我们也在夜半时分到多家据称已关闭的工厂去踩点，呼吸那白天完全闻不到的偷排出来的废气。与社会媒体不同，我们出发前和工作中，设计了包括取样在内的周密的方法。　　同样，当村民们知道我们是来自中科院的记者，他们立刻围了上来，不仅仅是控诉污染之苦，更多的是迫切了解孩子们（当地尚未对14岁以上者进行血铅检测）血液中那数倍于正常标准的铅含量到底会给他们的终生健康带来什么影响。　　在那一刻，我们深知科学的重要性，而我们进行的调研所显示的环境与健康关联研究的不足，也让我们痛感科学的缺位。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获知当地领导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称，“如果我们的企业达标，符合国家标准，要完全都关闭的话，将对我市的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该怎么办？媒体和公众该怎么办？科学界该怎么办？　　答案其实很明显。牺牲环境和人民健康的发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被地方领导们接受了吗？我们的科学界做出了足够的工作，解释和披露了此类伴随发展的灾难吗？我们的报道显示，与环境污染与健康的相关性研究不足一样，科学界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很缺乏。　　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让科学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吧。; 个人分类: 主编心语|4928 次阅读|3 个评论

土壤酶与重金属的关系: hewenxiang 2009-9-24 10:51; 酶作为土壤的组成部分，其活性的大小可较灵敏地反映土壤中生化反应的方向和强度。到本世纪 70 年代，国内外学者将土壤酶应用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领域中，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下面就此作一简单综述，以期对环境保护研究有所帮助。 1 土壤酶与重金属的关系重金属对酶的作用机理分为 3 种类型：（ 1 ）酶作为蛋白质，需要一定量的重金属离子作为辅基，此时重金属的加入能促进酶活性中心与底物间的配位结合，使酶分子及其活性中心保持一定的专性结构，改变酶催化反应的平衡性质和酶蛋白的表面电荷，从而可增强酶活性 , 即有激活作用；（ 2 ）重金属占据了酶的活性中心，或与酶分子的巯基、胺基和羧基的结合，导致酶活性降低，即有抑制作用；（ 3 ）重金属与土壤酶没有专一性对应关系，酶活性没有受到影响。 Kumar 等将质量分数为 50 mg/kg 或 25 m mol/g 的不同金属离子添加到土壤中，脲酶活性均受到抑制，作用的顺序为： Ag + ³ Hg 2+ Au 3+ Cu 2+ Cu + Co 2+ Pb 2+ 、 As 3+ 、 Pb + 、 Cr 3+ 、 Ni 2+ 其它离子；史长青的研究表明，稻土土壤脲酶活性与 Cd 、 Cu 、 Zn 呈显著负相关，过氧化氢酶与 Pb 呈显著负相关；认为脲酶、过氧化氢酶可作为土壤污染指标。胡荣桂（ 1990 ）的试验发现，向红壤中投入 Cd 、 Pb ，当 Cd 质量分数为 30 mg/kg ， Pb 为 750 mg/kg 时对脲酶有显著抑制作用，而低浓度 Cd 和 Pb 则有激活作用。许炼峰等在蔬菜盆栽土壤上模拟 Cd （ 0~1.0 mg/kg) 、 Pb （ 0~10 mg/kg ）污水灌溉，发现蔗糖酶比脲酶对重金属更敏感。 Lebedeva 发现质量分数为 20 mg/kg 的 Cd 不会引起脲酶活性明显降低，而 100 ～ 150 mg/kg 的 Zn 和 80 ～ 100 mg/kg 的 Pb 则使脲酶活性显著降低。沈桂琴等的研究显示 Hg 、 Cd 、 Pb 对土壤脲酶、转化酶、碱性磷酸酶和蛋白酶活性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 Cr 具有激活作用，脲酶的反应最敏感；他们提出重金属的临界质量分数， Hg 为 1.5 mg/kg 、 Cd 为 3.0 mg/kg 、 Pb 为 500 mg/kg ；同时发现抗性酶活性现象，认为当重金属在土壤中达到一定质量分数时，大部分微生物死亡，而一小部分微生物在有毒物质污染下能生存下来，自行繁殖，从而产生抗性酶活性，表观上酶活性值降低后又增大，有时还会出现多个抗性峰。吴家燕对水稻根系酶活性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现象。 Todorov 等认为 Pb 对蛋白酶活性没有影响，而明显激活脲酶活性，抑制淀粉酶。 Chandes 等发现铜与脱氢酶活性之间关系不密切，认为脱氢酶不能表征土壤铜污染的程度。 Rogers 等发现 Pb 、 Cu 、 Ni 、 Cd 和 Zn 复合污染均会降低脱氢酶的活性； Deng 等指出金属对土壤纤维素酶的抑制作用不是由于 pH 的改变，而是由于微量元素与酶功能基团结合而导致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规定当土壤酶活性的抑制率大于 25 ％时，脲酶、碱性磷酸酶和蛋白酶镉的临界浓度分别为 3 、 60 和 10 mg/kg ；土壤环境容量课题组对北京草甸褐土（ pH 8.0 ～ 8.1 ）和沈阳草甸棕壤（ pH 6.5 ～ 6.8 ）上添加不同用量的汞（ HgCl 2 ）发现草甸褐土汞的临界浓度为 3 mg/kg ，草甸棕壤的为 0.5 ～ 6.0 mg/kg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显示 Cu 、 As 对脲酶抑制作用显著；在 Cu 投加量为 100 mg/kg 时， Cu 对脲酶的抑制率大于 25% ； As 对脲酶也有一定抑制影响， Cd 、 Pb 则未见规律性变化。杨志新等发现， Cd 、 Zn 、 Pb 对土壤酶活性的抑制效应顺序为 CdZnPb ；在过氧化氢酶、脲酶、碱性磷酸酶、转化酶中，脲酶受重金属的抑制作用最为敏感。由上述可见，目前提出的土壤酶监测指标有土壤脲酶、脱氢酶、转化酶、磷酸酶等，而监测结果差异较大，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酶类型、土壤性质等不同而导致的。声明：此文摘抄自本人投于《土壤与环境》2000, 9(2): 139~142的文章《土壤酶与重金属关系的研究现状》。版权所有，若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个人分类: 科研|7593 次阅读|1 个评论

基金课题发现生活垃圾中重金属浸出规律: dnastar 2009-2-5 10:42; 引自http://www.nsfc.gov.cn/Portal0/InfoModule_375/26654.htm 因为自己从事农产品，生物质深加工，感兴趣，聊以加重，便于和博友交流基金课题发现生活垃圾中重金属浸出规律　　作者:张双虎　　　发表时间:2009-01-19　　　摘自:科学时报　　城市生活垃圾成分复杂，不仅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还含有各类无机物。其中的微量重金属在填埋条件下，会随着有机质降解酸化重新释放。如何预测垃圾填埋场中重金属的溶出和控制重金属对地下水土资源的污染，是环境科学关心的重点课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桑树勋及其博士生刘会虎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现了10多种生活垃圾中常见重金属的浸出规律。　　重金属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常生活用品中的重金属大量增加，同时大量电子产品废弃物未经处理与生活垃圾一起堆放，造成生活垃圾中重金属逐渐增多。这些重金属常常会随着生活垃圾的焚烧或填埋处理，以各种化学状态和形态进入环境或生态系统。然后其依然会存留、积累和迁移，从而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我国对于生活垃圾重金属浸出的研究已有报道，这类研究大都考虑了重金属的溶出与pH值和浸泡液固比的关系，以及不同淋洗方式对重金属淋出的影响。国外研究对生活垃圾焚烧底灰和飞灰中重金属的浸出过程研究较多，部分学者分析过填埋场中重金属的存在形态、好氧与厌氧条件对垃圾中重金属的溶出影响。但总体说来，未见有真正通过实验手段来研究垃圾填埋场重金属溶出工作的报道。刘会虎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因为垃圾在填埋后的环境既是地表水下渗所形成的动态淋滤环境，同时又是下渗水及垃圾自身降解产生的液体浸泡环境，所以我们决定采用不同酸碱度的模拟雨水对生活垃圾进行动态浸泡，研究生活垃圾重金属在不同酸碱介质下随时间溶出的规律，并建立预测数学模型。　　发现重金属浸出规律　　2006年，刘会虎在导师桑树勋的指导下，开始从地球化学角度对生活垃圾填埋场中重金属地球化学迁移的研究工作。　　由于生活垃圾成分复杂，有些成分短期内无法降解，研究人员对从徐州一个垃圾中转站收集来的垃圾进行了人工分选，剔除了玻璃、金属、碎石以及一些有机难降解物质。分选后的生活垃圾在设定为105℃的烘箱里烘烤24个小时，对烘干后的垃圾干基的组分及含量进行检测。然后模拟实验所在地徐州大气降水pH值，用3种不同的酸碱度的溶液对这些垃圾进行浸泡。　　我们通过绘制生活垃圾浸出液重金属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讨论浸出时间和浸泡液pH值对重金属浸出的影响，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拟合建立生活垃圾重金属浸出预测模型，并以重金属浓度为基础，分析计算生活垃圾重金属的累积浸出量、阶段浸出率、累积浸出率和累积浸出强度，通过这些数值反映生活垃圾重金属浸出的一般规律。刘会虎说。　　2007年8月4日实验启动，研究人员每天取3种不同pH值浸泡液进行测定。通过6个浸泡阶段的测定，研究人员发现不同pH值的模拟雨水浸泡生活垃圾所产生的重金属的初始浸出浓度都很高。　　重金属浸出浓度整体上与时间呈负相关关系，即，浸出液重金属浓度随时间总体降低。但因为不同的重金属有不同的化学性质，也有些金属和时间关系不明显。刘会虎说：我们对生活垃圾中12种重金属的浸出浓度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浸出浓度的特点和重金属在生活垃圾中各元素的含量及存在形态也有关系。　　研究表明，绝大部分重金属的浸出与pH值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利用非线性函数拟合生活垃圾中重金属随时间浸出的浓度，具有典型的环境地球化学意义，函数拟合效果好。刘会虎说。　　为科学处理垃圾提供依据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刘会虎测定、记录和绘制了12种生活垃圾中常见重金属在3种不同pH值浸泡液中的浸出曲线。并利用非线性函数拟合生活垃圾中重金属随时间浸出的浓度，建立预测数学模型，对重金属的浸出浓度和浸出总量进行预测。　　****刘会虎说。; 个人分类: 未分类|2335 次阅读|0 个评论

当代人头顶上的定时炸弹——生态环境地质病: liym 2008-11-21 22:08; 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我选修了林景星教授的《生态环境地质学 21 世纪新兴的边缘学科》这门课，在课上林老师让我首次了解到了生态环境地质病这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现代生态环境研究室主任林景星研究员首次在全球提出了生态环境地质病的概念。什么是生态环境地质病？林老师告诉我们说，由于严重的人为地质活动使地球上的元素发生扩散、迁移、富集，通过食物链，有毒物质转移到人体内，积存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爆炸性效应，我们称之为生态环境地质病。这种人为造成的元素迁移或富集具有延缓性、积存性、爆炸性效应，即这些元素进入到环境，刚开始并不会引起群体大规模发病，或只有少数敏感型的人或生物得病，但当这些化学元素在人 ( 或生物 ) 体内积存到所能忍受的极限量时，其毒性就会发生爆炸，从而引发地方性、区域性、高比例的人群 ( 或生物群 ) 爆发疾病，给人群 ( 或生物 ) 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是隐藏在人 ( 或生物 ) 体内的化学定时炸弹。这种化学定时炸弹爆炸的惨剧时有发生，并酿成巨大的环境灾害。我想大家可能都在网上或者报纸等媒体上都曾听说过陕西的癌症村、大脖子村、泰国的黑脚病等事件。这些就是典型的生态环境地质病。陕西省华县瓜坡镇龙岭村位于秦岭北坡一个形似龙背的山峁上，那里山清水秀，近年却一直笼罩在癌症的阴霾下。根据调查，该村 30 户人家、 154 人中，自 1974 年发现第一例食道癌患者，到 2001 年全村共死亡 59 人，其中死于癌症的 36 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61% ，死于心脑血管病和肺病的 22 人，仅 1 人属于自然死亡，全村 30 户人家中只有 4 户未出现过癌症患者。林景星研究员的科研小组对龙岭村进行了为期 3 年的全面调查。调查结论让人震惊：作为主食的面粉中，铅超出国家标准 1.6 倍，属重污染；铬超出国家标准 2.98 倍，属于严重污染。芹菜中镉、铅、汞、砷、铬全都严重超标。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内用地，都受到了重金属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此外，村里所有人的头发中检测出铅、砷等金属。可以肯定地说，铅、砷污染是龙岭村致癌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泰国的黑脚病。泰国西南部某地原本没有大的疾病出现，但近半个世纪以来，那里出现了黑脚病，患者脚部皮肤先发黑，后溃烂，最后坏死。 1992 年，泰国经济部下属的地质调查部和英国的 GEOLOGICAL SURVEY 地质调查所联合攻关，他们发现，泰国西南部在地质上属多金属成矿带，有很多矿产，开始挖掘时还好，但过了半个世纪，废矿渣风化，有毒的元素主要是砷，扩散到了水中。当地水中的砷含量严重超标，使得当地人出现了黑脚病。这些地区性爆发的地质疾病都主要是由人类大规模对地质环境的作用而出现的。那么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现在的人为地质活动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原先地壳有 100 多种化学元素，由于人为活动影响，破坏了地壳元素的平衡状态，使这些元素扩散、迁移、富集，最终通过食物链转移到人身上，影响人类的健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共同出版的《世界资源报告》一书中指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疾病与环境因素有关。也就是说，疾病并不全是由病毒引起的。有病毒或遗传因素，但至少还有四分之一与环境变化有关，由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据他们的统计，全球有 1100 万的儿童活不到 5 岁。另外，因空气污染引发的急性呼吸系统感染每年夺去 400 万儿童的生命。国内外的多种研究表明，目前地球上大约有 80%~90% 的高危病种（心血管病、癌症、糖尿病）是由环境严重污染引起的。我国目前在环境地质病方面尚无准确的统计数据。面对我们身边越来越危险的定时炸弹，在林景星研究员孤独的呐喊声中，和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遭受到环境地质病的侵袭后，国家和每个人也逐渐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地质病了。国家开始在这方面加大了科研投入的力度，而社会上每个人也都知道了环境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环保的行列，争取把这种生态环境地质病消除在爆发前。本文资料来源于林景星研究员课程讲义感谢您的关注请点此投票谢谢; 450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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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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