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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在国内仿制格列卫?
热度 2 slsql2013 2018-7-10 12:34
为什么我们不在国内仿制格列卫? 最近某部影片在国内大热,影片我还没看,但看了介绍后,知道这是以一个真实的故事为题材拍摄的。而那个真实的故事我大致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因此这部影片是什么内容,要揭示什么,也就基本清楚了。 言归正传,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在国内仿制格列卫? 这牵扯到2个问题:一是是否允许我们仿制;二是如果允许,我们能否仿制出来? 是否允许我们仿制格列卫? 一种观点: 允许 。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认为,“ 举个例子,别的国家都有强仿,世卫组织(WHO)允许强仿——你不用做研发,把人家的药拿来仿制就可以。比如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的产品,在中国一盒卖 23000-25000 元,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而印度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一盒 200 元,连它 1/100 都不到。很多中国患者吃不起格列卫,就买印度的“格列卫”仿制药,药效达到 99.7%。中国有最大的白血病人群,因为人口基数大,可是国家没有任何政策鼓励生产仿制药来保护老百姓。 ”( http://www.maoflag.cc/portal.php?mod=viewaid=5656 ) 中国早在1984年通过《专利法》时就设置了“强制许可制度”,现行的《专利法》也有关于药品的“强制许可”条款,第50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但 迄今中国尚没有针对高价抗癌药实施过专利强制许可 。 另一种观点: 不允许 。 世界上基本上除了印度之外,其他国家都不生产仿制药。不是不想生产,而是不能生产。尤其是像中国这种加入了 WTO 的国家,更是必须严格遵守贸易条款、关税政策以及尊重知识产权。一旦涉嫌绕开关税、或剽窃知识产权的话,就会被告上法庭,然后遭到加倍的严厉处罚。 但是印度却不一样,印度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其国内 1970 年版的专利法规定可以生产“仿制药”。对此,西方媒体一片哗然,对印度长期持有批评态度,并经常会打跨国官司。 当然,出于“拉拢印度对抗中国”的西方霸权主义者政治考量,所以他们并没有在这件事上把印度往死里打,而是采取了半骂半默许的态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印度仿制药这一特色产品。即便 1995 年印度也加入了 WTO ,但是印度专利局还是可以继续批准“强制生产仿制药”。 (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ODA5NzE1MA==mid=2653076125idx=1sn=c7d4bde11a9e1c89ffb0338ad8b5c250chksm=f2e89d0cc59f141af41b37cb2b3f58943261fc53d973e00e4f2499d166f124079227f45ba954mpshare=1scene=1srcid=07098v72bKmvVTBci8uwT2trpass_ticket=WDgQjFl1v8hfz6gZM%2FNOllpqsvWmueLAXQoR40c5sJNYaLztv3pUy2Xa%2Fa7eQHD%2F#rd ) 如果允许,我们能否仿制出来? 我认为以我们国家目前的医药研发和生产水平,应能够仿制出来,在技术上应能攻克,目前主要在于第一点“是否允许”。如果仿制出来,会不会惹上官司?
个人分类: 格列卫|9098 次阅读|5 个评论
陆勇的艰难抗癌之路
Hongbolu 2015-1-19 17:18
2015.01.31:陆勇终于获释!祝福自己祝福他! 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获释:没赚过任何差价 http://news.sohu.com/20150131/n408257232.shtml ================================================ 保释后,陆勇 2014 年 01 月 10 日再次被捕 男子帮病友购印度仿制抗癌药被诉--后续:不能停药 http://news.cntv.cn/2015/01/18/VIDE1421591638626114.shtml ====================== 为病友代购印度格列卫:陆勇入狱 来源 : 京华时报 |2014-12-2206:48:30 印度仿制瑞士“格列卫”抗癌药,不仅可使国内慢粒白血病患者每月省去2万多元药费,还意味着他们生存希望的大增。但这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   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使用网购的信用卡,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这种“假药”,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   日前,300多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因“好心”涉罪   用印度仿制抗癌药月省两万   46岁的陆勇是江苏无锡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   2002年,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当时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服用这种药品,可以稳定病情、正常生活,但需不间断服用。这种药品的售价是23500元一盒,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   “国内治疗白血病的花费医保不报销”,陆勇说,他刚得病的头两年,吃这种药再加上治疗费用,花费了六七十万,家底几乎掏空。   2004年,转机出现。   那年6月,陆勇偶然间看到一篇英文报道,称很多韩国的慢粒白血病患者都在服用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药效几乎相同,但一盒仅售4000元。此后,陆勇又得知,韩国白血病协会曾拿着印度和瑞士两种“格列卫”做对比检测,结果显示药性相似度99.9%。   陆勇很兴奋。廉价仿制药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经济负担的减少,还代表着生的希望大增。   如获至宝的陆勇,根据药盒上的联系方式,给印度的制药公司打了电话,并发现从印度直接购买此药仅需3000元。更可喜的是,陆勇试吃印度“格列卫”一个月后,经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均正常。   早在2004年4月,陆勇就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慢粒白血病QQ互助群,当时他是为了与病友交流骨髓移植信息。而当试吃印度“格列卫”成功后,他立即于2004年8月,将这种生的希望分享给了其他病友。   帮上千名病友购药触犯刑法   很多病友开始服用印度药,陆勇建的QQ群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已有5个群,4000左右成员,有上千人通过他购药。陆勇说,这几年药品价格一直下降,去年9月份“团购价”已降到每盒200元左右。   但 从印度公司购药非常麻烦。陆勇说,购药需填写购汇申请单、国际电汇单;打款后还要把打款凭证发给印度公司;等钱到账后,印度公司才会把药品发过来。这种程序对于熟练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表格是需要用英文填写的,很多白血病患者是农民,不懂英文。因此,陆勇常帮群里病友们翻译、填写单据等等。   陆 勇称,2011年,为方便中国白血病人汇款,印度公司曾派人到中国来开立银行账户,陆勇等人便可通过这些账户把钱转到印度。后因银行账户经常需要升级,印度公司需要经常派人到中国开户行来处理,很麻烦。因此,印度公司便借用云南两个病友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后因云南两个病友担心风险,印度公司又联系上陆 勇,希望他帮忙提供账户。   陆勇说,他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卡交给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另外两张卡因为无法激活,被 他丢掉。此外,他还曾帮印度公司做过4次病友交流会,费用由印度公司出。作为答谢,印度公司为陆勇免费提供药物,从2010年至今,已经为他免费提供一万多元药物。   2013年8月下旬,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在查办一网络银行卡贩卖团伙时,将曾购买信用卡的陆勇抓获。2014年3月19日,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目前,此案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伦理与法律   ☆血癌病友   “他是白血病患者的救命恩人”   陆勇被抓后,300多名病友联名为他求情,期望司法机关可以认定陆勇无罪。   江苏省某大学副教授、兼职律师钟某也是签名者之一。钟某告诉记者,广大病友向印度购买廉价的仿制药是集体自救行为,而陆勇只是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患者杨某在联名信里写道:“进口格列卫费用昂贵,吃不起如同等死,印度仿制药的出现,才增加了活下去的勇气,请给慢粒白血病患者一些活路吧,以人为本才是正路。”   患者郭某写道:“陆勇是我们白血病患者的救命恩人,他的行为是善举,在他的努力下挽救了多少个家庭和病人,他未从中收取任何费用,而且印度药效果很好,怎么会是假药呢?国家不把治白血病的药纳入医保那我们只能采取自救,不能等死啊!”   ☆检察机关   未经审核真药也按假药处理   承办此案的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罗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要没有通过药监部门的审核,就算是真药,也会当假药处理,因为药品未获得国家许可。”   罗剑称,陆勇把未经国家许可的药品向国内推广,为方便印度公司销售,还从网上购买信用卡提供给该公司,因此被检方认定犯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根据法律规定,为销售假药者提供账号,以销售假药罪的共犯论处。”   对于陆勇是否从印度仿制药公司谋取利益的询问,罗剑说:“我们定的是销售假药罪,存不存在牟利不重要。至于牟利,陆勇得白血病10多年,他没有出一分钱买药,这算不算获利呢?”   □困境与出路   ☆法学专家   司法对假药的理解过于宽泛   中 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称,为了零容忍打击销售假药犯罪,降低行政成本,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只要具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同时,最高法司法解释称,是否是假药应按照有关药品管理法规认定,药品管理法规规定走私未经国内审批、许可的药即认定为假药。   “法 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关于药品管理的法规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药品管理法是行政法规,而不是涉及行政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效果问题,所以它的要求很低,违反了则属于行政违法,但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把它等同于刑事违法,这属于法律效应的扩大化。第二,在一些国家得到许可的药品,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我国药监 部门的批准文号,就被认定为假药,这其实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   阮齐林说:“当然,相关法律出台时,受到了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但现实的情况是,外国先进的药、物美价廉的药,不许可就不许进来,谁把它弄进来就涉嫌销售假药,实质上给我国患者求医问药人为增添了障碍。秉着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应当考虑对相关法律予以完善。”   此外,阮齐林建议,如果有人涉嫌参与销售未经许可的进口药,但没有患者因药品质量问题对其进行起诉,亦没有造成社会危害,法院应当从轻处理。   ☆医药专家   进口药品虚高定价亟待解决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指出,中国内地药价比国外贵是普遍现象,这反映出中国进口药品的虚高定价。中国进口药品都有一个进口关税,加上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所以价格就高。印度仿制药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仿制药不需要研发费用或支付专利使用费用。陆勇购买的印度仿制药在药监部门眼中就是假药,是因为药品研发 者在中国已注册专利,目前还在专利保护期,中国不会批准印度版的仿制药销售。   记者了解到,仿制“格列卫”之所以在印度合法,是因为印度已通过该药品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指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或为了公共利益,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   庄一强表示,国际上也有强制许可制度,譬如针对SARS、埃博拉等突发严重疾病,各国可自行生产仿制药。我国也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至今仍未有药 物强制许可的先例,这是因为强制许可的范围:“公共利益目的”和“国家紧急状态”的外延很虚,实践中难以量化。   庄一强认为,目前有三个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第一,我们国家进口药品的虚高定价怎么去解决?第二,印度推行药品强行仿制,中国是否也应这样做?第三,我国已经有了大病统筹、大病医保,能否将白血病、尿毒症等患者囊括入内。 http://health.msn.com.cn/Info/20141222/06481753458.shtml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 次阅读|0 个评论
由 “格列卫 — 一个转化医学的世纪典范”的前世今生说开去
热度 2 qfliu 2013-3-1 23:43
由 “格列卫 — 一个转化医学的世纪典范”的前世今生说开去
由 “格列卫 — 一个转化医学的世纪典范”的前世今生说开去 刘乔飞 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 前言 格列卫,是诺华制药公司( Novartis )研发的一种针对酪氨酸激酶 BCR-ABL 的分子靶向药物,现作为费城染色体 (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 阳性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 CML) 的一线用药,有效率高达 95% ,且用于治疗胃肠道间质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 tumor, GIST )也取得了确切疗效。格列卫是“甲磺酸伊马替尼( Imatinib Mesilate )”在中国大陆的商品音译名,其在欧、澳及南美洲被称为“ Glivec ”,在美国则被称为“ Gleevec ”。格列卫在治疗 CML 与 GIST 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极大关注,2011年汤母森的诺贝尔奖得主预测更是将格列卫排在生理学奖及医学奖榜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从 1960 年格列卫的作用靶点“费城染色体”的发现算起,直到 2001 年 5 月及 2002 年 2 月美国 FDA 分别批准格列卫应用于 CML 及 GIST 的治疗,时间跨越了约半个世纪,且是为数不多的仅通过了 I 期临床,就以“绿色通道”形式直接获批的临床一线新药。更少有人知道在格列卫的孕育过程中,直接或间接造就了两项“世界第一”(首次发现肿瘤细胞中的染色体变异;首次发现染色体易位现象), 5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5 位 Lasker 临床医学研究奖得主(美国的诺贝尔奖)以及 1 位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得主(类似我国的最高科学技术奖)。而格列卫本身凝聚着多个国家几代肿瘤学家、药学家、临床医学家的共同智慧,更是基础研究所、药物研发公司、临床医疗中心密切合作造就的转化医学的世纪经典。 1. 费城染色体的庐山真面目 上世纪 50 、 60 年代,当时“病毒是引起肿瘤的主要原因”的观点炙手可热,更是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而这时宾西法利亚大学肿瘤研究所的 Nowell 和 Hungerford 正在做一项被认为 “ 离经叛道 ” 的事情,他们正试图寻找肿瘤细胞中遗传物质的改变。 1956 年, Nowell 在 研究 CML 细胞过程中发现肿瘤细胞染色体数目多于正常组织,但由于他本人非遗传学科班出生,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研究染色体的同事 Hungerford 来共同研究这一现象。 1960 年,他们证实在 CML 肿瘤细胞内存在一条小染色体,而为了纪念他们工作所在的城市,把这条小染色体命名为费城染色体,发表在《 Science 》 。(注:当时他们认为费城染色体为一条额外的小染色体 ,后来证实其并非额外的染色体。实际上直到他们发表论文 3 年后,人类的染色体准确数目才被确定为 46 条,所以他们的实验结果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错误。该篇论文也是世界上首次报道肿瘤与染色体变异存在关系的文章。该篇论文在 1985 年就被引用了超过 510 次,被 ISI 评为周经典论文( This week’s citation classic )。 2001 年该论文还被 Nature 评为 1889-2001 年的里程碑式论文之一,目前为止被引用 1807 次。)他们的发现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 ,但其他科学家还是认为费城染色体只是肿瘤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引起肿瘤的原因。由于费城染色体的本质不清,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费城染色体的研究裹足不前。直到 13 年后,芝加哥大学的 Rowley 等利用 喹吖因荧光以及 GIEMSA 染色技术发现 22 号染色体的缺失的长度刚好等于 9 号染色体多出来的长度,于是她认为费城染色体是 22 号染色体长臂一部分与 9 号染色体长臂一分部易位的结果,该篇论文已通讯的形式发表在《 Nature 》 。(注:被引用 1973 次,为首次报道染色体易位现象)人们虽然明白了费城染色体为染色体易位所致,但尚不清楚其具体功能,仍然怀疑其是不是直接导致 CML 的原因。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癌基因研究的兴起,新西兰科学家 Annelies 等发现人与小鼠白血病病毒的一段同源基因序列( C-ABL )从 9 号染色体易位到了 22 号染色体长臂上,这一结论表明 C-ABL 的易位导致了 CML 。 1982 年这篇论文同样以通讯的形式发表在《 Nature 》 。 ( 注 : 被引用 936 次 ) 。 而后的研究表明费城染色体为 9 号染色体长臂( 9q34 )上的原癌基因 ABL 和 22 号染色体 (22q11) 上的 BCR( 染色体易断裂区 ) 基因重新组合成融合基因后 , 使酪氨酸激酶活性持续升高,从而导致了 CML ,论文于 1984 年发表在《 cell 》 。(注:被引用 1147 次)从 1960 年, Nowell 发现费城染色体,到 1973 年 Rowley 明确费城染色体为染色体易位所致,最后到 1982 年 Annelies 发现癌基因 C-ABL 易 位后与 BCR 融合使 酪氨酸激酶持续激活,最终导致了 CML 的发生,共经历了 22 年。这一曲折的过程中, Nowell 首次发现肿瘤与染色体变异直接相关, Rowley 首次发现染色体易位现象。这样的成果,让 Nowell 与 Rowley 蜚声国际学术界。 1976 年、 1984 年 Nowell 和 Rowley 分别 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98 年,他们与“二次打击“学说的提出者 Knudson 一同获得了享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 Lasker 临床医学研究奖,且 Rowley 在同一年被美国总统授予 国家科学奖(类似我国的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9 年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Presidential Metal of Freedom )(美国民众的最高荣誉)。 至此,费城染色体导致 CML 的作用机制已经阐明,而有两位两位极富远见的年轻人,有着更大的梦想,那就是针对费城染色体融合基因 BCR-ABL 设计靶向药物,从而特异性的杀灭肿瘤细胞。 2. 从 STI-571 到 Sunitinib 1984 年,也就是发现 BCR-ABL 融合基因的同一年,年仅 29 岁的 Druker 在完成肿瘤科住院医师培训后感受到了传统化疗的局限性,随着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兴起,他预感到新的肿瘤治疗模式即将诞生,于是怀揣着致力于开发靶向杀灭肿瘤细胞治疗药物的梦想来到了哈佛医学院的 Dana-Farber 肿瘤研究所。(注: 1988 年后, Druker 到了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肿瘤研究所, 参见 2009 年纽约时报对 Druker 的采访)然而,直到 1988 年, Druker 的研究工作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而就在此时,峰回路转, Ciba-Geigy 制药公司的英国籍研究员 Lydon 在与 Druker 的一次交谈中谈到想致力于研发针对肿瘤细胞特异性酶杀灭肿瘤细胞的药物,而 Druker 向 Lydon 建议 CML 的 BCR-ABL 是最佳选择。于是一个研究型临床肿瘤医生与一个药物学家的合作就此展开了。后来的几年中, Lydon 通过高通量的药物设计筛选方法选出了一系列的化合物,然后寄给 Druker 进行测试。在这一系列的化合物中, Druker 发现一个名为 STI-571 的 2- 苯胺基嘧啶 衍生物在体内和体外均可以明显表达抑制表达 BCR-ABL 的细胞。 STI-571 (最开始被称为 CGP 57148B ) 可抑制 92-98% 的来源于 CML 患者的肿瘤细胞在体外形成集落,然而对正常细胞影响极小。完成了细胞学试验后,他们进一步完成了动物的体内试验,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均得到了证实 。于是 1995 年, STI-571 作为最佳备选药物准备进入 I 期临床试验。然而, 1996 年,风云突变, 汽巴 - 嘉基公司( Ciba-Geigy ) 和山德士公司( Sandoz )宣布合并,成立诺华公司 ( Novartis ) ,再加上绝大多数人认为 STI-571 在抑制 BCR-ABL 的同时会抑制其他生理性 酪氨酸激酶,从而产生严重毒副作用, STI-571 面临被停止试验的命运。最终在 Druker 的游说下,诺华的高层同意进行 I 期临床试验。 1998 年, 纪念斯隆 - 凯特林癌症中心的 Sawyers 和 安德森癌症中心 MosTalpaz 与 Druker 一起指导了 STI-571 的 I 期临床试验。该试验共纳入 83 例干扰素治疗失败的 CML 患者,结果表明 其具有强大的抗 CML 作用,且 绝大数患者对 STI-571 耐受良好,发表在 2001 年的《 NEJM 》 。(注:被引用 3163 次)同年,当时洛克菲勒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 Kuriyan 也阐明了 STI571 抑制 BCR-ABL 的生物物理机制,发表在当年的《 Science 》和次年的《 Cancer Research 》上 。(注:分别被引用了 1193 次和 569 次) 鉴于 STI-571 的确切疗效,美国 FDA 罕见的在 STI-571 还没有进行 III 期临床的情况下就于 2001 年 5 月批准了 STI-571 用于 CML 的一线治疗 (注册商品名为“ Gleevec ”,中译名“格列卫”,专利权为诺华公司所有)。而直到 2002 年,由 Sawyers 和 Druker 引导的 STI-57 对急变期 CML 的 II 期临床试验才完成,论文发表在《 BLOOD 》 。(注:引用 901 次)随后, Druker 又领导了对 GLEEVEC 用于 CML 治疗的 5 年随访,结果表明其疗效远好于干扰素 + 阿糖胞苷的传统方案,发表在 2006 年的 《 NEJM 》 。(注:被引用 902 次, Sawyers 与 Talpaz 未署名 )。至此,经过高通量筛选得到的 STI-571 再经历了细胞学实验、动物实验和 I 期临床后,以“绿色通道”的形式,获得了 FDA 的批准,快速直接用于 CML 的一线治疗,同时其生物物理作用机制也得到了阐明。在这一过程中,诺华公司的研究员 Lydon 从 Dana-Farber 肿瘤研究所的 Druker 那里得到灵感,并最终合作成功合成了 STI-571 ,而 Druker 负责 STI-571 的实验室研究、制定及协作临床研究方案,而 纪念斯隆 - 凯特林癌症中心的 Sawyers 和 安德森癌症中心 Talpaz 则是 STI-571 I 期临床试验的实际策划者和最主要执行者,在 STI571 已经取得临床成功的同时, 洛克菲勒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 Kuriyan 完成了其生物物理学作用机制的阐释。 然而,就在格列卫用于一线治疗 CML 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肿瘤细胞耐药性的产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而 Sawyers 的最主要贡献则正是阐明了 CML 肿瘤细胞耐药的机制并成功的设计并验证了针对耐药 CML 病人的 STI-571 同类的二线用药 - “ Dasatinib ”( Sprycel) 。 Sawyers 发现格列卫治疗 CML 的过程中, BCR-ABL 自身发生了基因位点的突变,突变后的 BCR-ABL 空间构象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格列卫无法与之结合,相关论文发表在 2001 年的《 Science 》和 2002 年的《 Cancer Cell 》 。(注:分别被引用 1948 次和 968 次)。随后, Sawyers 开始与 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 Bristol-Myers Squibb Company ) 合作 致力于研发新的格列卫类似物,使得其可以同时作用于突变和未突变的 BCR-ABL 。(注:笔者认为 Sawyers 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医学家,更是一个极富经济头脑的商人。诺华公司当时已经拿到了格列卫的专利权,所以他选择与另一家制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合作,一旦研发成功,凭借百时美施贵宝的强大实力,在有可能的专利权争端问题上获得更多利益)终于在 2004 年,他们得到了一个最佳备选小分子药物,最开始被称为 BMS-354825 ,该药物的细胞学及动物学实验结果发表在当年的《 science 》 。(注:被引用 1092 次) 2 年后, BMS-354825 的 I 期临床试验取得巨大成功, 其对格列卫耐药或不能耐受的费城染色体阳性的 CML 患者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充分的证实,结果发表在同年的《 NEJM 》 。(注:引用 867 次)与格列卫一样, I 期临床试验的同一年, FDA 就批准了 BMS-354825 作为格列卫治疗失败的费城染色体阳性的 CML 的二线用药。(注: BMS-354825 注册商品名为“ Dasatinib ” ( Sprycel ),中译名为“达沙替尼”(扑瑞赛),该名字是为了纪念参与研制的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的化学家 Jagabandhu Das ,笔者认为这也是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的聪明之处,如果以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自己研发人员的名字命名新药,专利权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在 Dasatinib 的 I 期临床的那篇论文中,与诺华制药公司关系紧密的 Druker 并未署名,这也提示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Kuriyan 、 Druker 与 Sawyers 分别于 2001 年, 2007 年和 2010 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Druker 、 Lydon 与 Sawyer 获得了 2009 年美国 lasker 临床医学研究奖, 2011 年的 汤母路透的引文诺贝尔奖得主预测更将 他们列为生理学奖及医学奖的最热门人选。格列卫和 扑瑞赛在为 CML 患者带来奇迹的同时,造就了一批学术巨擘,也分别为诺华制药公司和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带来了每年上亿美元的收入。 2.2 STI-571 与 GIST 在 STI-571 进行 I 期临床试验的同时, Druker 和 Lydon 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 STI-571 不仅可以抑制 BCR-ABL 的活性,而且对 c-KIT 和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 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 PDGFR )的 酪氨酸激酶活性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分别发表在 2000 年的《 Blood 》和《 JPET 》 。(注:分别被引用 771 次和 969 次)。胃肠道间质瘤( GIST )是 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性肿瘤,最多见于胃, 目前认为来源于胃肠道 Cajal 间质细胞, 80 ~ 100% 的 GIST 弥漫性表达 CD117 ( c-KIT ), 60 ~ 80% 的 GIST 弥漫阳性表达 CD34 。由于 c-KIT 在 GIST 中强表达,人们很快意识到 STI-571 很有可能对 GIST 有良好的疗效。 2001 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的 Joensuu 报道了世界上首例 GIST 转移瘤患者在接受了 STI-571 治疗后获得快速缓解的案例,论文发表在《 NEJM 》 ,(注:被引用 1462 次)随后 2002 年 8 月, Joensuu 又在《 NEJM 》 发表了一项纳入 147 例不可切除或转移 GIST 患者的随机、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接受 STI-571 治疗的患者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缓解,而在该项研究正式发表前 6 个月,美国 FDA 就 已经授权 STI-571 作为不可切除或转移 GIST 的一线用药。(注:被引用 2356 次)随后,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肿瘤研究所 Heinrich 对 GIST 的 C-KIT 以及 PDGFR-A 的基因突变与 imatinib 的疗效进行了深入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 2003 年的《 Science 》和《 JCO 》,产生深远影响,均为该领域的经典论文 。(注:分别被引用 1179 次和 1158 次)。同样, 格列卫 面临着 GIST 耐药的问题,而多次参与 格列卫 治疗 GIST 临床研究的哈佛医学院 Dana-Farber 肿瘤研究所的 Demetri 模仿了前辈 Sawyers 的作为,与另一家制药公司 - 辉瑞制药合作,完成了多种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 Sunitinib (最开始被称为 SU11248 ) 针对不可切除或转移对 格列卫 耐药的 GIST 的 III 期临床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也直接推动 FDA 于 2006 年批准 Sunitinib 作为不可切除或转移对 格列卫 耐药的 GIST 的二线用药,同时也被批准可作为转移肾癌的一线用药。(注:“ Sunitinib ” ,注册商品名为 “ Sutent ” ,专利权归辉瑞制药公司所用,中译名“ 舒尼替尼 / 索坦”)。(注:被引用 805 次) 2008 年 12 ,美国 FDA 批准 格列卫 用于 GIST 手术切除后的辅助治疗,而 格列卫 作为 GIST 手术切除后的辅助治疗的 III 临床试验在 2009 年才正式发表 。(注:被引用 168 次) 总结 从 1960 年“费城染色体”发现,到 2008 年 FDA 批准“格列卫”用于 GIST 手术切除后的辅助治疗,经历约半个世纪。格列卫的这半个世纪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 发现 BCR-ABL : 1960 年 Nowell 发现费城染色体; 1973 年 Rowley 确定费城染色体为 9 号染色体与 22 号染色体的易位; 1982 年 Annelies 证实 易位 产生的 BCR-ABL 融合基因为导致 CML 的原因。第二阶段: STI-571 的成功,包括 4 个标志性事件: 1.1994 年, LYDON 与 Druker 合成 STI-571 ; 2.1994-1998 年,临床前期实验取得巨大成功; 3.2001 年, I 期临床取得巨大成功,获得 FDA 批准作为治疗 CML 和不可切除或转移 GIST 的一线药物; 4.2001 年 -2002 年, Kuriyan 阐明 STI-571 与 BCR-ABL 作用的生物物理机制。第三阶段:拓展阶段: 1. Sawyers 阐明 CML 肿瘤细胞耐药的分子机制,并联合 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 成功合成 Dasatinib ; 2. Dasatinib 的 I 期临床试验取得巨大成功,同年获得 FDA 批准作为格列卫耐药的 CML 的二线用药; 3. Demetri 领导完成辉瑞制药公司 Sunitinib 治疗格列卫耐药的不可切除或转移 GIST 临床试验,取得巨大成功, 2006 年获得 FDA 批准作为二线用药; 4. 2008 年, FDA 批准格列卫用于 GIST 手术切除后的辅助治疗。(图一) 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半个世纪中一个实验室发现如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步一步走出实验室,在科研院所、药物研发公司与大型临床医疗中心的协作下,最后创造了无数的生命奇迹,造就了一大批学术巨擘,创造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随着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物理学等基础学科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对基础研究持续多年的巨大投入,已产生了一批极富潜力的重大疾病的预防、治疗靶点,而这些潜在的新“费城染色体”如何再次走出实验室,成功走向临床,再次创造生命的奇迹,造就我国新一代学术巨匠、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创造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我国医学科学事业厄待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Nowell P C, Hungerford DA. A minute chromosome in human chronic granulocytic leukemia. Science, 1960, 132:1488–1501. 2. Rowley JD. A new consistent chromosomal abnormality in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aemia identified by quinacrine fluorescence and Giemsa staining. Nature, 1973, 243:290–293 3. de Klein A, van Kessel AG, Grosveld G et al. A cellular oncogene is translocated to th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in chronic myelocytic leukaemia. Nature, 1982, 300: 765–767. 4. Groffen J, Stephenson JR, Heisterkamp N, et al. Philadelphia chromosomal breakpoints are clustered within a limited region, bcr, on chromosome 22 . Cell, 1984, 36(1):93-99. 5. Druker BJ, Tamura S, Buchdunger E, et al. Effects of a selective inhibitor of the Abl tyrosine kinase on the growth of BCR-ABL positive cells. Nature Med, 1996, 2: 561-566. 6. Zimmermann J, Buchdunger E, Mett H, et al. Potent and selective inhibitors of the Abl-kinase: phenylamino-pyrimidine (PAP) derivatives. Bioog. Med Chem Lett, 1997, 7:187-192. 7. Gambacorti-Passerini C, le Coutre P, Mologni L, et al. Inhibition of the ABL kinase activity blocks the proliferation of BCR/ABL+ leukemic cells and induces apoptosis. Blood Cells Mol Dis, 1997, 23:380-394. 8. Buchdunger E, Zimmermann J, Mett H, et al.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the platelet-derivedgrowth factor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by a protein-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of the 2-phenylaminopyrimidine clas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5, 92:2558–2562. 9. Buchdunger E, Zimmermann J, Mett H. Inhibition of the Abl protein-tyrosine kinase in vitro and in vivo by a 2-phenylaminopyrimidine derivative. Cancer Res, 1996, 56:100–104. 10. Deininger MW, Goldman JM, Lydon N, et al. The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CGP57148B selectively inhibits the growth of BCR-ABL-positive cells. Blood, 1997, 90:3691–3698. 11. Druker BJ, Talpaz M, Resta DJ,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 Specific Inhibitor of the BCR-ABL Tyrosine Kinase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N Engl J Med, 2001, 344(14):1031-1037. 12. Schindler T, Bornmann W, Pellicena P, et al. Structural mechanism for STI-571 inhibition of abelson tyrosine kinase. Science, 2000, 289(5486):1938-1942. 13. Shah NP, Nicoll JM, Nagar B, et al. Multiple BCR-ABL kinase domain mutations confer polyclonal resistance to the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imatinib (STI571) in chronic phase and blast crisis chronic. Cancer Cell, 2002, 2(2):117-125. 14. Talpaz M, Silver RT, Druker BJ, et al. Imatinib induces durable hematologic and cytogenetic responses in patients with accelerated phase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results of a phase 2 study. Blood, 2002, 99(6):1928-1937. 15. Druker BJ, Guilhot F, O'Brien SG, et al. Five-year follow-up of patients receiving imatinib for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N Engl J Med, 2006, 355(23):2408-2417. 16. Gorre ME, Mohammed M, Ellwood K, et al. Clinical resistance to STI-571 cancer therapy caused by BCR-ABL gene mutation or amplification. Science, 2001, 293:876-880. 17. Shah NP, Nicoll JM, Nagar B, et al. Multiple BCR-ABL kinase domain mutations confer polyclonal resistance to the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imatinib (STI571) in chronic phase and blast crisis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ancer Cell, 2002, 2:117-125. 18. Shah NP, Tran C, Lee FY, et al. Overriding imatinib resistance with a novel ABL kinase inhibitor. Science, 2004, 305: 399-401. 19. Talpaz M, Shah NP, Kantarjian H, et al. Dasatinib in imatinib-resistant Philadelphia chromosome-positive leukemias. N Engl J Med, 2006, 354: 2531-2541. 20. Heinrich MC, Griffith DJ, Druker BJ, et al.Inhibition of c-kit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activity by STI 571, a selective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Blood, 2000, 96(3):925-932. 21. Buchdunger E, Cioffi CL, Law N, et al. Abl protein-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STI571 inhibits in vitro signal transduction mediated by c-kit and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s. J Pharmacol Exp Ther, 2000, 295(1):139-145. 22. Joensuu H, Roberts PJ, Sarlomo-Rikala M, et al. Effect of the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STI571 in a patient with a metastatic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N Engl J Med, 2001, 344(14):1052-1056. 23. Demetri GD, von Mehren M, Blanke CD,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matinib mesylate in advanced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N Engl J Med, 2002, 347(7):472-480. 24. Heinrich MC, Corless CL, Duensing A, et al. PDGFRA activating mutations in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Science, 2003, 299(5607):708-710. 25. Heinrich MC, Corless CL, Demetri GD, et al. Kinase mutations and imatinib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J Clin Oncol , 2003, 21(23):4342-4349. 26. Demetri GD, van Oosterom AT, Garrett CR,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unitini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ur after failure of imatinib: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06, 368(9544):1329-38. 27. Dematteo RP, Ballman KV, Antonescu CR, et al. Adjuvant imatinib mesylate after resection of localised, primary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ur: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09, 373(9669):1097-1104. 图一 格列卫孕育过程的大记事图 成文 于 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夜晚值班(2011年11月) 注:资料主要来源于互联网,错误及不当之处请谅解 引用次数为GOOLE索引提供(包括非SCI引用) 本次纯属读书感想,无任何商业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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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留言想到的
热度 3 twsliu 2012-3-29 13:08
从一个留言想到的
在《西西河 · 淘客熙熙》网站上看到如下留言: 弗莱明因此没有独享诺奖 于 :2011-09-20 02:40:43 由于 “ 弗莱明既没有提纯,也没有做人体实验 ” ,而是由 Chain 和 Florey 完成的,因此总共三人得奖。 屠的 “ 青蒿素 ” 在临床试验差点因为心脏毒性被毙 , 是山东和云南救了这个药。 ( 这个问题造成了后来山东和云南对屠 “ 首先发现青蒿素 ” 持异议 ) 。看看中药常山,是中医最常用的抗疟药,因为毒性一直无法使用。 Lasker 奖颁给屠是对她贡献的肯定,不过更多在她光环背后的人的故事一样精彩。 事实上, 2009 年的 Lasker 临床奖就做得很好,有关 GLEEVEC 的科学研究,药厂研发和临床试验的代表,一个不拉。 最后于 2011-09-20 05:18:35 改 , 共 1 次 ; http://www.talkcc.com/thread/3560881/3#C3567681 这个提示非常好,因为格列卫和复方蒿甲醚都是瑞士诺华公司开发的药品, 2009 年两个药品的专利发明人 Jürg Zimmermann 和周义清等同时获得欧洲发明人奖,对此比较了解。进而由此留言思考:为什么 2009 年的抗癌药格列卫可以三个人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而 2011 年的抗疟药青蒿素就只能是一个获奖人? 首先考虑的是先对比 2009 年和 2011 年获奖项目的介绍,为了让读者了解原文和方便按时间历程进行对比,故只摘录原文,先不翻译,原文比较更加准确。 从写法上看有什么不同?读者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对此的看法又是什么?欢迎探讨。 其实, Lasker 奖的推荐人和委员会更应该给予解释。 格列卫 Gleevec 青蒿素 Artemisinin (Coartem) Lasker~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Brian Druker, Nicholas Lydon, and Charles Sawy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ly-targeted treatments for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onverting a fatal cancer into a manageable chronic condition. Lasker~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Tu Youyou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a drug therapy for malaria that has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across the glob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ward Description Award Description 1. In 1960, Peter Nowell and the late David Hungerford, working in Philadelphia, noticed an abnormally small chromosome in cells from patients with CML. 2. Several world-class molecular biology groups then figured out that th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generates an enzyme that promotes aberrant cell division. Although the idea held enormous appeal, many scientists thought it would not work. 3. As these results emerged in the mid 1980s, Druker, who was training to be an oncologist at the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and Lydon, a biochemist at Ciba-Geigy (now Novartis) realized that blocking BCR-ABL might obliterate a CML cell's ability to stir trouble. 4. By the early 1980s, the field of oncogenes had implicated unruly kinases in cancer, and Ciba-Geigy had begun to explore these proteins as potential drug targets. Lydon set up the company's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program in 1986,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lex Matter. Their team , which included cell biologist Elizabeth Buchdunger and chemist Jürg Zimmermann, was screening large chemical collections for compounds that hamper tyrosine kinases in test tubes and inside cells. 5. They then chemically tweaked promising compounds, hoping to improve potency and selectivity. Along the way, Lydon began using a molecular tool that Druker made while studying kinases in the laboratory of Thomas Roberts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6. In 1993, Druker set up his own laboratory with a single goal in mind: Find a company that had a BCR-ABL kinase inhibitor and develop it for clinical use in CML patients. He contacted Lydon, who sent several compounds for Druker to test. 7. In 1996, Druker and Lydon reported that one of these substances, imatinib (now widely known as Gleevec), killed cultured cells that required BCR-ABL activity to survive, but did not affect a cell line that depended on a different tyrosine kinase, v-SRC. 8. Ciba-Geigy and Druker assembled a team to design the clinical trials. A key member was Charles Sawyers, who was studying BCR-ABL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o perform the first clinical trials, they enlisted the collaboration of Moshe Talpaz, an oncologist at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9. But before they could conduct the study, the enterprise hit some bumps. Ciba-Geigy merged with Sandoz to form Novartis, and Lydon left the company soon afterward. Toxicity concerns arose, although Druker thought they could easily be handled in the clinic. Passionate in his belief that Gleevec showed tremendous promise and eager to offer patients a potentially life-saving therapy, he lobbied Novartis to move the project forward. 10. Druker, Sawyers, and Talpaz finally got the go ahead to begin a clinical trial, which started in June 1998. The first study aimed primarily to assess Gleevec's safety in chronic-phase CML patients who had not responded to interferon-based therapy or could not tolerate its side effects. These results were astonishing for a cancer drug. Typically, researchers hoped that about 10-20 percent of patients would respond in a clinical trial; in this study, 98 percent of the patients showed dramatic improvements. 11. In May of 2001, less than three year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clinical stud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approved the drug. 12. During the 2006 study, the scientists realized that Gleevec, as remarkable as it was, did not "cure" patients in the strictest sense. 13. But another challenge was simmering. Some patients were developing resistance to the drug and Sawyers wanted to figure out why.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BCR-ABL gene revealed a sequence alteration that caused one amino acid to replace another at a particular spot in the protein. John Kuriy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ad recently deduced the structure of the BCR-ABL enzyme bound to Gleevec using X-ray crystallography, and the picture he produced explained what Sawyers observed. 14. Sawyers proposed to find agents that block the resistant enzyme's activity by fastening to BCR-ABL's active form, yet barring it from performing its reaction. Sprycel progressed rapidly through clinical trials and is FDA approved for patients with resistance to Gleevec. Scientists are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treating people with combinations of Gleevec and second-generation medications such as Sprycel, with the hope of delaying or 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 drug resistance. 15. Approximately 120,000 CML patients and 28,000 GIST patients are currently being treated with Gleevec worldwide. 16. Druker, Lydon, and Sawyers seized upon the known molecular defect that underlies CML, formulated the idea of tackling this root cause of the disease, crafted a specific kinase inhibitor, and designed a second-generation inhibitor when drug resistance developed. Druker, Lydon, and Sawyers have provided a stunningly successful treatment for CML and a new paradigm for cancer therapy. 1. The first known medical description of Qinghao lies in a 2000-year-old document called "52 Prescriptions" (168 BCE) that had been unearthed from a Mawangdui Han Dynasty tomb. 2. The covert operation, named Project 523 for the day it was announced—May 23, 1967—set out to battle chloroquine-resistant malaria. 3. In early 1969, Tu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Project 523 research group at her institute, where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worked side by side with modern chemists, pharmacologists, and other scientists. 4. By 1971, her team had made 380 extracts from 200 herbs. 5. At a March 1972 meeting of the Project 523 group's key participants, she reported that the neutral plant extract —number 191—obliterated Plasmodia in the blood of mice and monkeys. Later that year, Tu and her team tested the substance on 21 people with malaria in the Hainan Province, an island off the southern coast of China. 6. On November 8, 1972, she and her colleagues obtained the pure substance. They named it Qinghaosu. Tu and her colleagues subsequently determined that it had an unusual structure. 7. Subsequent clinical trials on 529 malaria cases confirmed that the crystal they had isolated delivers the antimalarial blow. Many scientists from other institutes then joined efforts to improve the extraction procedures and conduct clinical trials. 8. In October 1981, the 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the chemotherapy of malaria, sponsored by the WHO, the World Bank,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Business, invited Tu to present her findings at its fourth meeting. 9. In 1973, as part of her structural studies, Tu had modified artemisinin to generate a compound called dihydroartemisinin. 10. Starting in the mid 1970s, Guoqiao Li (Guangzhou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rformed clinical trials with artemisinin and these substances. 11. In 1980, Keith Arnold (Roche Far East Research Foundation, Hong Kong) joined Li's enterprise and two years later, they published the first high-profile clinical trial of artemisinin in a peer-reviewed, western journal. 12. In 2001, the WHO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Novartis, the manufacturer of one of these drug combinations, Coartem; it consists of artemether and lumefantrine, another antimalarial agent, which was originally synthesized by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in Beijing. The company is supplying the drug at no profit to public health systems of countries where the disease is endemic. To date, Novartis has provided more than 400 million Coartem treatments. by Evelyn Strauss, Ph.D. by Evelyn Strauss, Ph.D. http://www.laskerfoundation.org/awards/2009_c_description.htm http://www.laskerfoundation.org/awards/2011_c_description.htm 请读者再参考 博文《拉斯克奖没有按WHO治疗疟疾规范办事》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6469do=blogid=492494 中信出版社图书《神奇的抗癌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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