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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茶——茶的起源（下）: 热度 5 周浙昆 2018-4-24 19:53; 漫话茶——茶的起源（下）在富丽堂皇的云南省博物馆有一块品相一般的植物化石被放在显著的位置，对于这块化石，解说词是这么说的：“ 1978 年普洱市景谷县境内发现了‘第三纪景谷植物分布曲线宽叶木兰化石’，是 3540 万年前木兰科植物留下的历史痕迹是迄今唯一发现的未受第四纪冰期波及的山茶目，山茶种属及茶树植物演化的始祖，宽叶木兰化石的发现，为引证茶树最原始产地提供了古植物学依据 ” （图 1. ）。一时间在景谷许多茶叶店也都会放上几块化石装逼格，以表明本店所售所茶叶源自远古，绝对正宗（图 2. ）。这段逻辑混乱，谬误百出的解说词是想说明，“云南景谷是茶树最原始的产地”，这也就是本文要问的问题：“茶”何时起源于何地。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厘清一个概念，茶属植物的起源和饮用茶习惯也就是“茶饮”的起源，前者属古植物学和植物系统演化的问题，后者属于考古学、历史学和植物学的问题。我们先来说茶属植物的起源。一个类群或物种的起源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化石，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人类起源于非洲就是因为在非州发现了一系列最早最原始的人类化石。茶属植物有没有化石证据呢？答案是肯定的。山茶属（ Camellia ）的化石从始新世到上新世在北半球许多地方都有报道（ Huang et al., 2017 ），最早山茶属化石可以追溯到日本山口县晚始新世地层（ 37Ma ） (Huzioka and Takahasi 1972 ) 。我国最早的山茶属化石是发现于广西南宁的渐新世晚期，这是一件木乃伊化（ mummified ）的木材化石，化石被定名为南宁山茶（ Camellia nanningensis ）。有了这些发现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最早的山茶属起源于日本呢？我认为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首先日本山茶属的化石是一枚叶化石，保存较差，作者仅仅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没有展开详细的研究，其鉴定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考证。南宁山茶有详细的解剖学证据，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Alexei Oskolski是俄罗斯的著名木材解剖学的专家，我比较信任他的工作，可以肯定这个木材化石属于山茶属。除了化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推论一个类群的起源呢？答案也是肯定的。通过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钟的研究，也可以推算类群的起源时间。最近有两篇文章都认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起源的时间大致为渐新世（ Yu et al., 2017; Xiang et al., 2016 ），而山茶属就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成分。结合化石和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可以认为： 3300 万年以来，以壳斗科，樟科为主要建群种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就是东亚主要植被类型，在云南被发现和报道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就有 27 个之多，其中也有山茶科的种类被发现和报道。广袤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山茶属植物起源演化提供了最好的环境背景，可以推论山茶属起源于东亚亚热带地区，但是目前的化石证据尚不能确定山茶属起源的具体地点。 � � 图3. 山茶属茶组植物的多样化中心（根据闵天禄1992绘制）虽然我们化石证据尚不足以推论山茶属植物具体起源于何处，但是仍然可以利用植物地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原始类群最集中的地区和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一般就是认为是这个类群的起源中心。山茶属茶组（ Camellia sect. Thea ）植物有 12 种， 6 变种，这些植物在滇黔贵的交界地区最为集中，这一地区是山茶属茶组植物的现代多样化中心（图 3 ）。研究山茶科植物的专家闵天禄教授认为：茶组植物自滇、桂、黔毗邻的亚热带石灰山区起源地向周围辐射状扩展其分布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水平的分化形成了现今丰富的种类并“ 占领” 了广阔的地域（闵天禄， 1992 ）。这个区域内也有山茶属较早的化石记录。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山茶属植物在 3300万年已经出现在东亚的亚热带地区，滇黔贵交界的亚热带石灰岩地区最有可能是山茶属植物的起源地区。说完山茶属植物的起源我们在回过头来看云南博物馆的“藏品”和景谷茶叶店的“镇店之宝”和山茶属植物的起源有和关系。先说说云南省博物馆的那个“藏品”，坦率地说那个化石保存非常差，完全达不到鉴定的条件。退一步讲，就算那块化石是宽叶木兰也不能证明山茶属植物起源于景谷。木兰和山茶在形态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就算没有受过植物学的训练也能够毫无困难地分辨出他们之间的差别，他们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就像猫和狗之间的亲缘关系。那些个镇店之宝的化石，和山茶属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是有化石证据表明从渐新世末到现在景谷就一直存在着常绿阔叶林，为山茶属植物生息繁衍提供了广袤的生态空间，肯定是山茶属植物早期演化的地域。 “茶”不管你认识还是不认识，它就在那，就在东亚广袤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而且至少已经存在了 3300 万年。和“茶” 悠久的历史相比，茶饮的起源的时间则要短得很多。人们是何时何地开始饮用茶，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这要涉及到考古，历史，民族学和植物学等方方面面的资料。《尔雅》记载“是知茗饮起于汉世”，并且认为关于茶栽培的记述也是茶饮最早起源于我国四川的。方健先生通过考证文献提出：“战国以前无茶 , 茶当起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方健， 1998 ）。最新的考古学资料证实，汉代已经有了茶叶。西安汉阳陵陪葬坑发现了疑似茶叶食物残体，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吕厚远先生对保存在这些残体中的植硅体、植钙体和生物标志物进行了鉴定，认为这些残体就是茶叶（ Lu et al., 2016 ）。汉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公元前 153- 年）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而且碳 14 年龄测定，汉阳陵出土植物年龄约为 2100 年左右，与历史文献吻合。因此，从考古学证据可以肯定在 2100 年茶饮是起源的最小年龄了，方健 “茶当起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应该是可靠的。那么“茶饮”起源于何地呢？《尔雅》说是四川，从人们首先是利用周边的植物这个逻辑推断，凡是有茶属茶组植物分布的地点都有可能是茶饮的起源地。我个人认为，“茶饮”应该起源于文明程度发育较高的地区，因为和吃饱相比，饮茶的需求是在其次。云南是茶组植物的多样化中心，又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云南及其邻近地区的原住民利用茶叶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云南西南部古濮人等原住民和汉族的接触可能始于秦汉时代（陈进、裴盛基， 2003 ），是谁教会谁利用茶，真有待于考证。对于饮茶的起源，植物遗传学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李德铢和高连明等人的团队利用 23 对核基因组微卫星（ SSR ）标记对采自中国和印度的 392 份茶树种质资源（包括古茶树、茶树老品种和现代栽培品种等）开展了栽培驯化起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茶树可以分为 3 个遗传分组（茶树类型），即小叶茶（主要分布于中国除云南以外的各省区）、中国大叶茶（主要栽培于云南省及周边国家）和印度大叶茶（主要分布于印度阿萨姆地区），这三个品种很可能是在中国云南，东南部和印度阿萨姆三个不同地区独立驯化起源的，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很有可以是小叶茶的栽培驯化中心，而云南西部或南部与印度阿萨姆地区分别是中国大叶茶和印度大叶茶可能的栽培驯化中心（ Meegahakumbura et al., 2016 ）。也就说在人们知道茶饮以后，上述三个地方独立培育了自己的茶叶品系。啰里吧嗦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有下面这 4 点干货： 1 ）山茶属植物在 3300万年已经出现在东亚的亚热带地区，滇黔贵交界的亚热带石灰岩地区最有可能是山茶属植物的起源地区； 2 ） 2100 年以前已经有了茶叶，茶饮起源不早于秦代，不晚于西汉； 3 ）中国小叶茶，云南大叶茶和阿萨姆大叶茶是独立驯化起源； 4 ）目前尚不能肯定茶饮起源于何处参考文献：方健， 1998 。战国以前无茶考，中国农史， 17 ： 6-14 闵天禄， 1992 。山茶属茶组植物的订正，云南植物研究， 14 ： 115-132 陈进、裴盛基， 2003 。茶树栽培起源的探讨，云南植物研究， Supple. XIV:33-40 Huang et al., 2016. Camellia nanningensis sp. nov.: the earliest fossil wood record of the genus Camellia (Theaceae) from East Asia, Journal of Plant Research ， DOI 10.1007/s10265-016-0846-8 Huzioka K, Takahasi E (1972) The Eocene flora of the Ube coalfield, southwest Honshu, Japan. In: Tanai T (ed) Tertiary floras of Japan, vol 2. Association of Paleobotanical Research in Japan, Tokyo, pp 1–88 Lu et al., 2016.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Meegahakumbura et al., 2016. ndications for Three Independent Domestication Events for the Tea Plant (Camellia sinensis (L.) O. Kuntze) and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Tea Germplasm in China and India Revealed by Nuclear Microsatellite, PLoS ONE, DOI:10.1371/journal.pone.0155369 Tibetan Plateau, Scientific report, 6:18955 | DOI: 10.1038/srep18955 Xiang et al., 2016. Biogeographical diversification of mainland Asain Dendrobium (Orchidacea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43:1310-1323 Yu, et al., 2017.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ical assembly of East Asian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 revealed by the temporal history of the tea family. New Phytologist, 215(3): 1235-1248. 后记：在去年的一篇博文漫话茶叶中写了（上），这相当于给自己挖了坑，虽然说没有人问我（下）在哪里，但是我自己却一直惦记着。当我准备这个（下）的时候，我却发现这难度不亚于写一篇研究论文，找了不少文献，也看了不少文献，今天终于填上自己挖的坑。补充一个信息：博文发表后有朋友告知，安徽农业大学在今年3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一篇茶基因组测序的文章，其中一个结论是：小叶茶和大叶茶分化的时间是38-154万年。; 12570 次阅读|14 个评论

画说科技史之一：汉画万象: 热度 8 Einstein 2018-3-20 09:03; 按：该文算是“画说（中国古代）科技史”系列文章（之一），前承2月20日的“开篇语”。刊发在3月A刊《百科知识》。用近4000字的小文阐释整个汉代，绝无可能，只能选几个代表性例子，权算管窥吧。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画说科技史”该从何时讲起呢？思考再三，决定从汉代讲起。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从历史上看，秦朝执政时间太短，不谈或可理解，但是漫长的的先秦时期，难道没有与科技有关的图画值得一讲吗？我们从一则故事谈起吧。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最近，有一位经常逛国内博物馆的历史爱好者问一位文博专家：“为什么先秦的东西（文物）总体上大气、厚重，而到了汉代一下子变得小家子气了呢？”专家回答说，先秦的文物以青铜器居多，而汉代多是陶制明器（明器，指的是古代人们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即冥器。），主体文物的材质影响了观感。这种解释很有道理，青铜器多为礼器，与墓葬主人的等级、权力、身份密切相关。比如现藏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高（连耳） 133 厘米，重 832 千克，还有最近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国家宝藏》节目露面的曾侯乙编钟，大小共 65 件，总重达 2500 多千克。尽管汉代出土文物中有高 2 米多的陶仓楼（陶制的储存粮食的楼），但总体而言明器多为形体较小的陶灶、陶井、陶仓、陶厕、陶狗、陶鸡等，加上陶器在色泽上本身就“土”，故汉代文物总体没先秦文物显得“高大上”，这便是一般公众的感受。汉代陪葬品的“土”，或者说“世俗化”是有原因的。首先汉代丧葬文化中的“事死如生”观，也即死后的“享用”要和生前一样，这是陪葬品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厚葬成风。其次，汉代选拨官吏中的“举孝廉”制，对厚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东汉中晚期，这种制度已经变了味，有人为了博取功名，厚葬父母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也难怪东汉末年童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此外，汉代在秦帝国的基础上统一了中华帝国400年，汉文化气魄之大，超乎想象，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慷慨豪迈，有封狼居胥、燕然勒功那样的虽远必诛，有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交流和包容。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造成了汉代文物中与科技相关者远超先秦，其中汉画尤为精彩。汉画与科技那么什么是汉画呢？记得在《开篇语》界定过，这里的汉画主要谈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但并不是说汉画仅有这些内容，比如帛画、器物画等都应算汉画。所谓帛画，即绘在缣帛上的画，最著名的恐怕是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那件 T 形帛画了。所谓器物画，就是刻绘在各种器物上的装饰性图案，比如在铜镜、漆器、带钩、铺首等器物上刻画的。但是帛画出土有限，器物画要么图案形式程式化，要么受器形局限，总之这些画中反映科技的内容远逊画像砖石和壁画，故本篇汉画专指画像石、画像砖和（墓葬）壁画。汉画中的科技内容异常丰富，主要集中在各地出土的天文图、农耕图、收获图、舂碓图、庖厨图、汲引图、狩猎图、捕鱼图、纺织图、冶铁图、井盐图等。拙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取一些重要、少见、有趣的介绍一下。二十八宿笔者时常回忆起小时候在故乡看到的满天星斗，如今居住在都市中的孩子很难想象那种盛景了。不过，他们从课本中总能学到大熊座、小熊座和猎户座这样的星座知识，这都属于现代国际上通行的 88 个星座体系，它们起源于古希腊，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但是古代中国有自己对星空的认识和理解，创作了独具特色的“三垣二十八宿”星空体系。“垣”就是城墙，“三垣”就是天上三块用“城墙”围起来的天区，分别是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二十八宿呢，是把黄道附近的星空分了 28 份（不是平均分配），正好对应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 27.3 天），就好像月亮每天停在一处星宿住宿一样，故二十八星宿也叫“月站”。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 7 宿，这便是古代中国的“四象”：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古代“三垣”形成年代较晚，这里不谈，只谈二十八宿。那么，二十八宿体系是形成于汉代吗？非也。专家考证，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在公元前 5670 年，之后一直不断演化，到了战国早期基本定型。 1978 年，在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漆箱盖上，研究者发现了迄今最早的全部二十八宿名称。但是，到了汉代才出现了较为细致的二十八宿天文星图。 2017 年，考古学界公布了一个新发现，在陕西靖边县发掘了一处东汉中晚期的墓葬，在墓葬壁画中首次发现了大量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齐全的汉代天文图，其中就有二十八宿。中国古代对星空的认知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我们可以通过介绍二十八星宿其中两个以窥全貌。通俗地说，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把地上能想到的，统统“搬到”天上，在天上建了一套“天上人间”。皇帝、太子、诸侯、三公、九卿、造车的、杀猪的、卖布的、鸡、狗、鳖、鱼全都有，甚至还有天厕，一应俱全。比如，东方七宿中的“箕”宿（图 1 ），《诗经》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这里是说天上的箕宿，空有其名，并不能实际用于簸扬。但是在陕西省靖边县出土的汉画中，箕宿真的是在作簸扬用，画面上箕宿四星连成簸箕状，旁边跽坐一女性，似在持箕劳作。由于箕宿就像农用的簸箕，故有风神之说。“月离于箕风沙扬”是说月亮运行到箕宿，地上就会起风扬尘。当然这只是迷信附会之说。图 1 箕宿再说下南方七宿中的井宿，在井宿中有两个星官（类似“星座”）“天狼”和“弧矢”（图 2 ），这正是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所写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视星等为 -1.46 （视星等指观测者用肉眼所看到的星体亮度）。在冬季夜空中，天狼星非常容易找到，大家对猎户座一定不陌生，就在猎户座腰带三星的东南方向，会看到一颗很亮的星，它便是天狼星。在我国古代，天狼星主侵略之兆，故在其旁专门设置了弧矢 9 星（壁画上为 6 颗）来防备它。靖边壁画的弧矢内部绘有一男子，正在挽弓射向西边的天狼星。从这两个小例子，大致可以理解我国古代这种人世色彩很重的星官体系。图 2 弧矢和天狼弋射对一般读者而言，“弋射”这个词可能听说过，但具体的含义估计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开头写道：“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灿。将翱将翔，弋凫与雁。”这里写的是一对夫妇早晨刚睡起时的对话，丈夫有点困想多睡一会儿，妻子催促丈夫应该早起去猎弋凫雁，以维持全家生计。可见弋射由来已久，那么什么是弋射呢？弋射是在一种在箭头末端系有绳的射箭方式。这种方式有两个好处，一是方便把猎物捡回；二是利用射到空中箭绳的缠绕作用，可以捕获到活禽。是不是到了汉代才有了弋射的图画？也不是。迄今已经发现了几幅战国时期的图画，有成都百花潭战国墓一件铜壶上的弋射图，还有河南辉县琉璃阁一件狩猎纹铜壶上的弋射图等。不过，现藏四川博物院的一块汉代“弋射收获”画像砖（图3），不仅清晰地呈现了弋射场景，还提供了更多有趣的技术知识。图3 弋射收获画像砖（拓片）这块画像砖的上方为弋射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射手身旁的绕缴轴。这里的“缴”读音为zhuó，是指箭附的绳。《淮南子》有句话说：好弋者先具缴与矰（zēng）。缴为绳，矰为箭。从图上可看到半圆形提架（下有支架，插在地面上）上有3或4个绕缴轴，这应该是比较高级的弋射方式了，有批量作业的意思。此外，战国时期写就的《墨子》有记载“弋射，以鹿卢卷收”，“鹿卢”就是辘轳，但和现在说的辘轳还不是一回事，而是一种轮轴装置。过去的研究者不是很清楚弋射用的“鹿卢”是怎么回事，从这块画像砖大致能看明白。绕缴轴是竖立的，缴（绳子）松松地缠在轴上（也可能绕缴轴本身就是中空的筒状，套在竖木上）。既然说到这块画像砖，就把其下半部分也介绍下，也算向接下来谈的农耕内容过渡下。从谷物形态以及劳作者双脚没在水中判断，这是收获水稻的场景。右边两人正在使用一种叫“䥽镰”（长柄大弯镰）的工具收割，中间三人似乎仅是在割取稻穗，手中工具看不清楚，有人推测手中所持应是“铚”。图4是嘉兴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春秋时期的双孔石铚，使用时用绳子穿在两孔中套在拇指上，手持铚割下稻穗。《诗经·周颂·臣工》中提到过“奄观铚刈”，其中的铚就是这种农具。左边一人应该是送饭到田间，农忙时节这一习俗延续至今。图4 双孔石铚耕作我国古代科技门类体系中，“农医天算”的资料最繁盛。耕作尽管是农业生产很小的一部分，但内容极为丰富。耕作的方式，在汉代不但有经常提及的二牛抬杠式，还有一牛驾辕（尽管学界就单辕还是双辕还有争议）式，甚至还有牛马合犋式。牛马合犋式比较少见，这里就单独介绍一下这种特殊的耕作方式。所谓牛马合犋是指牛和马一起耕田，这种形式目前在某些农村还能见到，但又有所不同。现在的形式是牛驾辕为主，马拉边在外，称为“服牛骖马”。但汉代的形式不是这样，正好相反，姑且称之“服马骖牛”。汉画中保存最好的一幅牛马合犋图是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收藏的一件“牛马耕作”图（图5），可以清楚看到是以马为主。这幅图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注意马身后的横短木，其与两边绳索构成了我国最早的“耕盘”形象，这是使用畜力中系驾方式的一大发明。有了耕盘，耕作中回转就便利，而且牲畜两侧用力就比较均匀。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犁铧上方的犁壁，据考古发掘战国已经有了犁壁，但在图像中表现犁壁，是从汉画开始，而且汉画中明确绘出犁壁者并不多。那么犁壁到底是干什么用呢？犁铧自然是开沟用，犁壁有时呈板瓦形、有时呈马鞍形，总之会有弯曲，顺着犁铧被翻起的土块会被犁壁破碎并翻倒，起到破土、压草（增加肥力）的作用，所以犁壁也叫翻土板。由于犁壁长期被土壤滑摩，被蹭得明光发亮，故也称犁镜。图5 牛马耕作图（拓片）由于篇幅所限，很多精彩汉画未能完全呈现。本文只能算基本完成了任务，为大家介绍了三种主要的汉画题材，但就汉画所能承载、表达的科技内容而言，真是挂一漏万。此外，笔者特别要提醒的是，不能误认为汉画呈现的科技内容代表了汉代最高的科技成就，绝非如此。以纺织中的织机为例，目前汉画反映的织机水平，均未达到几年前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4部提花织机的技术成就。但汉画已经给予了我们太多，还能苛求什么呢？按：图1-图2，取自段毅、武家璧《靖边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天文图考释》，《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2期。重磅！推荐下面正在举办的展览，北京的朋友不容错过！; 个人分类: 图像证史|9516 次阅读|17 个评论

对青州市博物馆惊现汉代马镫证据的评论: 热度 4 Einstein 2017-2-12 21:12; 有关马镫的发明对战争史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已经有不少论著提及了。马镫是我国的发明，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但是考古证据确定在公元4世纪。几则史料如下：（1）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1995年版，该书的材料其实取材于李约瑟的《科学技术史》。该书P177，现存对马镫的最早描绘是在长沙一座古墓发现的一尊陶骑俑上，其年代被确定为公元302年。该陶俑出土于长沙金盆岭，墓葬纪年为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但此马镫是单镫，学者认为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马镫，因为它仅是辅助上马，上马后便不用了。（2）《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2016年版，该书第62条“马镫”由陈巍博士写： P136：中国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挂在马左侧，辅助上马的单镫。————南京象山王廙墓（卒于322年）中一件陶马俑所佩双镫，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双镫实物资料。这里的第一句话，陈说引自孙机的《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P97。但核实并非如此，该书引用的材料仍说中国最早的马镫是稍早于长沙金盆岭的武威南滩魏晋墓的单马镫，而不是东汉。据《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文物》1987年第9期），一号墓出土一件马镫实物，但“残甚 ”。墓葬年代大致在魏晋早期。上述“马镫实物”严格说不能算，因为是在明器上的形象，还不能算是“实物”。我国出土较完整的单马镫实物最早的是安阳孝民屯154号墓的鎏金单马镫，年代为4世纪初至中叶；较早较完整的双马镫实物为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鎏金包木芯马镫，年代为5世纪初（《发明创造》引用了该马镫图）。后者现藏辽宁博物馆，图片见： http://www.lnmuseum.com.cn/huxing/show.asp?ID=6527 南京象山王廙墓陶马俑所佩马镫但是最近的一则新闻似乎要改写历史，说今年1月山东青州博物馆志愿者（小学教师）王同海在该市博物馆石刻艺术展厅做讲解时，偶然发现一块东汉画像石上有一组图案可以佐证当时已经有了马镫。新闻见： http://www.jrqzw.net/show-10-9119-1.html http://weifang.iqilu.com/wfyaowen/2017/0110/3329845.shtml 报道中特别指出：这块画像石最值得一提的是马镫的刻画：骑者腿微曲，脚踩在马镫中，这个脚步平整，系马镫的绳子刻画清晰，将骑者下衣勒出了“线痕”。骑者端坐在马鞍上，显得重心平稳，可以推断出：另一边应该也有一只马镫。很可惜，新闻报道中图片质量很差或者干脆没有相关图片。不过，笔者搜索，在百度文库中有一篇上传于2014年12月9日的文章“汉代马镫的实证”已经提到了青州市博物馆的这块画像石（作者jlpsldj），并且配有较清晰的图片，见下。可见，这块汉代有马镫的画像石并非王老师的新发现（当然，王老师有可能再次独立发现）。画面仍不够清晰（不过，结合前述新闻报道中的描述，肯定性很大），希望考古学者和科技史学者到现场进一步考察、判断。尽管从画像石上还无从判断该马镫是单马镫或双马镫（若从前面长沙出土的陶俑判断，在骑行过程中若仍使用，则应该是双马镫），若能确定是马镫，则必将改写我国物质文化史和科技史。希望能尽快得到学界的重视及判定消息！; 个人分类: 学界动态|9191 次阅读|16 个评论

汉人、唐人以及他们与狗的关系: 热度 5 fdc1947 2014-10-31 07:55; 汉人、唐人以及他们与狗的关系人们常常把大汉与大唐相提并论，其实，唐人比汉人“西化”或者称“胡化”得多。中国人的西化，在古代是通过西北方的游牧部族进行的。现在人们喜欢说丝绸之路，其实，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还是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这毕竟经历了三百年之久。唐人与汉人的语言、服饰、生活习性及很多风俗已经大不相同。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他们对于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先秦人是吃狗肉的。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晏子春秋》里说：“（齐）景公走狗（猎狗）死，公令外共（供给）之棺，内给之祭。晏子闻之，谏 ”，最后齐景公听从了晏子的劝告，“ 趣庖治狗，以会朝属”（赶紧让厨子烧了狗肉请大臣们吃）。严仲子为了笼络、巴结正在齐国的刺客聂政，送给他礼物，聂政说，虽然家有老母要赡养，但是他自己做“狗屠”，收入可以养家。另一位名刺客荆轲到了燕国，“爱燕之狗屠善击筑者高渐离”，“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二例均见《史记·刺客列传》）。狗屠可以成为一个职业，收入可以养家糊口，而且在齐国和燕国都有以此为生者，可见吃狗肉的人并非个别。汉代人也是吃狗肉的。《史记·樊哙传》 “ 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 樊哙是刘邦的连襟，造反前便是屠狗的专业户。可是，到了唐初，当颜师古（ 581 年～645年）为《汉书·樊哙传》作注时（《汉书》上的这一段是照抄《史记》的），为樊哙做狗屠事注说：“ 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 ”。可见，大多数唐人已经不吃狗了，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以屠狗为生了，所以需要对于这一职业加以说明。在一百来年之后，情况还是没有变化。张守节给《史记》作注时（736年），也原封不动地照抄颜师古给《汉书》的注：“ 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之。 ” 人口密度大的农耕地区的人们与人口密度很小的游牧民族对于狗的态度是绝然不同的（参见本人博文《狄拉克距离与东西方对狗的憎爱传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12874-804586.html ）。从是否有普遍吃肉肉的习惯方面看，唐人也要比汉人更“西化”一些。在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只强调北方游牧部落对于中原文化的破坏。其实，哪一个民族都有其特点，历史就是在民族的融合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的。; 个人分类: 谈天说地|4428 次阅读|8 个评论

汉代的石雕与现代投射理论: tongqb 2010-11-14 18:06; 这次去西安，到咸阳门外，走进辽阔的秦川，又一次参观了茂陵和乾陵。游客对这些公元前就有的景观热情并不高，参观的人不算多。我是一个爱怀旧的人，许多新景区都不想去，又一次来到了80年代中期参观过乾陵。在80年代，参观的人很多，兴致很高。我的记忆是，乾陵很高大，很有气派。但那时没有开辟为旅游景点，所以不要门票，没有停车场，没有导游，没有商店，没有一切现在人为的东西。汉代的陵寝与周围的农村融为一体。我还记得就在乾陵脚下，农民收麦子所用的木制的简陋的工具，似乎用了两千年，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十分地原始和朴素。但它的素朴就紧靠着高大的辉煌的乾陵。啊，拿起笔就跑题，人老了就这样，还是把要说的话拉回到汉代的石雕上面来吧！这就要说到我参观的茂陵。茂陵是伟大的汉武帝的陵寝。我很少用伟大一词称呼一个皇帝，但我觉得汉武帝是配得上伟大这个词的。我们需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历史，即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去考察，而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如果在汉武帝那时所做的某些事情如果称得上是伟大的话，那么在康熙那里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可能就是渺小的了。啊，还是跑题的话，人老了就是这样，多么可悲啊！还是把要说的话拉回到汉代石雕上面来吧！现在开放的茂陵不是汉武帝的陵寝，是他手下的大将霍去病的陵寝。汉代的石雕也就摆放在霍去病陵墓的四围。最著名的石雕是《马踏匈奴》。一匹骏马的四蹄下是一位仰面的匈奴人。马与人的关系形成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马虽然没有人骑，但骑马的人是汉武帝的将士是可以肯定的，由此人们会想到汉武帝当年打败匈奴统一中国的一段历史。在卫青墓地的两侧，许多汉代的石雕一一成列出来。绝大多数题材都是动物的形状，这可能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处于狩猎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接之间，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些野外的和家养的动物。但是，石雕的风格是粗犷的或粗放的，并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最精彩的可能是《石牛》，神态安详温顺，但其肚子其大无比，让人想到秦川水草的肥美，想到了在农耕社会里牛吃苦耐劳，给人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作品则很费猜测，猛一看不知为何物，一定要看了说明，才知道它是什么。例如那只石蛙，就是如此。石人也是，凝神看了半天，才令人悟出是人。汉代的石雕与乾陵的唐代的精雕细刻的是完全不同的。汉代创作的这些石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现代的投射理论。作者先顺着石头的形状，把自己在生活中熟悉的事物的形状投射上去，看它像什么，确定之后，只要经过少量的艺术加工，就可以把死的石头变成活的艺术品。这里并需要精雕细刻和深度加工。投射理论是上个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艺术心理学家冈布里奇提出来的。冈布里奇在他的《艺术与幻觉》一书中，饶有趣味地讲到了他发现投射理论的过程。他说：十分凑巧，在战争期间我曾有机会在严格的实际背景关系中研究过这方面的知觉。当时，我受雇于英国广播公司（BBＣ），在他们的监听台呆了六年，在那里我们要不停地监听友邦和敌国的无线电广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了解了指导性投射在我们对符号性材料理解中的重要性。最使我感兴趣的一些广播常常是一些勉强能听得见的，它真正成了一门艺术、甚至是一种运动，要解释那些我们听起来十分微弱的播音，确实要有录下这些广播的录音机。那时我才知道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知识与期待影响着我们的听觉。为了听到所说的，你得知道它可能要说什么，更精确些说，你得从你可能有的知识中选择某些词的组合来尝试将其投射到所听到的嘈杂声音中去。（P191）这种从生活实际中提炼出来的投射理论，不但在听觉中是这样，在视觉中也是这样，我们往往需要有某种东西的知识，然后我们才能看到某种东西，就像冈布里奇所说的所见出于所知。我们在旅游途中，被告知某景点是姐妹峰或望夫石，那是我们把自己的关于姐妹或关于期待丈夫归来的女子的观念投射到山峰或石头上去。汉代的雕塑家虽然还没有概括出投射的理论，但他们在实际的艺术创造中，已经在无意识中运用了这种理论。（2010-11-14）霍去病陵寝国宝马踏匈奴人与熊石人石蛙伏虎石蟾石鱼卧马石牛。最精彩的作品。; 个人分类: 未分类|5283 次阅读|1 个评论

走进西方视界的中国汉代“鲜活”贵妇: chni 2009-7-14 16:11; 走进西方视界的中国汉代鲜活贵妇我一直对考古有着浓烈的喜爱，可命运却让我在人生的转折点上错过了专业选择，到而今落得个只有学习的权力，没有实践的机会。有事没事总喜欢行使一下这学习的权力，于是，我知道出土时外形完好，内脏俱全，肌体丰满，富有弹性，四肢关节活动；解剖时，肌肉组织层次清晰，血管神经完整无损；镜检下组织结构保存也较良好，在某些组织中还能找到细胞结构的尸体，就是湿尸。于是我体会到： 1972 年 1 月 16 日考古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由文物上的文字表明它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夫人辛追墓。 4 月 28 日，考古人员打开内棺材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具沉睡了两千多年却显得十分新鲜的女尸，好像刚死的鲜尸，她就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历史悠久的湿尸。这位 2000 多岁高龄的中国贵妇，在 1975 年走进了西方视界，震惊了西方世界。 1975 年 , 柏克在《世界考古学刊》第 7 期 The Han Dynasty Tomb at Ma-wang-dui 和保尔 2000 年所写的 The Wife of The Marquis of Dai 中，中国汉代的鲜活贵妇辛追是这样的我把它翻译成汉语 , 翻译回国 , 以飨同胞：按照有关中国朝代史书的记载，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猜测长沙市东部的两座小山丘里存在着古代墓葬，直到 1971 年，考古学家才在湖南省解开了这个谜团。建筑工人在为一所新医院开挖地基时，碰巧触及到了中国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軑侯爵家庭的三处坟墓。 1972 年 4 月开始进行一号墓葬的科学发掘工作，发掘者发现此前已有盗墓者光顾，他们在墓地里打了两个洞，但没能进入木质的墓室。墓穴里有一具妇女的躯体保存得极为完好，她享年 50 岁，拥有 1000 多件陪葬品。 1973 年先后发现了二号墓葬和三号墓葬，进一步增加了通过铭文、印记、竹简判别这些安葬对象的身份和年代的可能性。二号墓葬的主人是利苍，生前官居长沙王的丞相，领地被封在一个名叫軑的地方，死于公元前 186 年。三号墓葬里安葬着他的儿子，在他故世 20 年左右也随他而去（公元前 168 年），当时大约 30 岁。一号墓葬主人的死亡时间明显晚于他们，因而被安葬在他们的上方，并由此引起了二号墓葬和三号墓葬一定程度的损坏。保存完好，未受任何外界影响的一号墓葬，属于辛追軑侯夫人，她既是利苍之妻，又是三号墓葬的主人之母。辛追的躯体头朝北方，舒展地放置在棺椁的最里层。她身高 5 英尺 1 英寸（ 1.54 米），体重 76 磅（ 34.5 公斤），躯体外面包裹着 20 层衣物和被褥，最后从头到脚还平整地系上了 9 条带子，一袭黄色蚕丝长袍覆盖在她身上，长袍上用深红色的丝线刺绣着长寿图案。除了明亮平展、薄纱绘图的服装，丝质摺边的衬袍之外，还有一些丝织服饰也配着刺绣，这些丝织物和服饰质量如此之高、款式如此之多，在汉代的同类墓葬之中实属非常罕见。直到被发现的时候，所有的服饰状况良好，都可以解开。辛追双手握着两个香囊，手与腿用麻线束在一起，戴着丝质手套，穿着丝质鞋子，两个脚尖向上弯曲着，用天然头发制成的黑色假发上戴着 3 支发钗和其它 29 件头饰，面部和双眼盖着两片优质丝绸，尽管眼球已经脱落，但是她浅黄色的面容，有些睫毛仍然栩栩如生。她的耳膜完好无损，嘴巴张得很开，舌头稍稍伸出，口腔里还剩下 16 颗牙齿，还放进了一小袋生米，这样做非常符合古老葬礼习俗。在其下颌骨后面垫起了一个枕头，以便托起她的下巴。对辛追的尸体解剖始于 1972 年。当初，遗体曾被加进防腐剂，待肌肉渐渐吸收后，遗体便呈现出黄褐色泽，可以保存得很好，还具有一定的湿度，软组织甚至包括肌肉和皮肤都还有些弹性。另外，关节保持着较好的灵活性，内脏也有弹性，微观结构保存得相当好。身体的后部可以看出有些模糊，这是胃里的细菌当初引起腐烂所致。由于墓穴处于封闭状态，缺少氧气，所以这种腐烂很快就不能继续下去了。骨骼完整无缺，骨头也处于正常位置，只是有些骨质疏松的迹象。通过 X- 线检查，就连鼻部的小骨头都可以看到。所有的内脏器官，不论是构造情况还是显微结构都丝毫无损。动脉中的血液已经凝固化验为 A 型血。尸检报告认为辛追曾经至少患有 10 种疾病，但她并没有衰弱憔悴或者长期卧病在床。虽然她患有冠状动脉硬化、胆结石第四腰椎间隙明显狭窄，以及肺结核等，但没有一种疾病能够直接造成她的死亡。相反，她的胃里存留着 138 粒香瓜籽，显然是她囫囵吞枣咽了下去，引起了身体机能的彻底崩溃（胆结石恶化），导致心脏病的突然发作。防腐根据中国古籍《礼记》（有关礼仪的书）所载，那时贵族的葬礼非常典雅，又繁文缛节。贵族的亲属故世后，遗体必须先用香精（ CHANG ）清洗，再穿上衣服，裹上长袍。举行葬礼之前，遗体要躺在木质平板上，木板下面还要放些冰或者冷水，然后安放在几层套棺的最里层的棺椁之内，还要注入一些酸性液体，既可起到防止酶变作用，又可发挥防腐杀菌的功能。当中国考古学家打开最里层棺椁时，他们发现辛追的遗体躺在一种深约 8 至 12 英寸（ 20 至 30 厘米）的红色液体之中，尚不能准确地判断出这种液体的准确时间，但从后来朝代轶事的文字记载看，它是一种与朱砂有关的保存方法。马王堆古墓发掘 3 年之后，在湖北省又发现了一处规模很大的墓址凤凰山区，从而为解答这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带来了一线光明（见凤凰山 168 号墓葬，第 59 页）。陵寝在辛追的陵寝之中，四具棺材紧密地套在一起，内部残留的空气变得相当有限，在陵寝封闭的瞬间，有机物的氧化作用很快就把其中的氧气消耗殆尽。在安葬逝者的过程中，还用当时颇具影响的 T 形幡幌代表天堂，覆盖在最里层的棺椁上。套棺停放在陵寝的大墓室之内，位于整座陵寝的中央，周围的小间里放进了一些陪葬物品。令人称奇的是，整座陵寝的结构都没有使用铁钉，所有的木材部件均用雄榫与榫眼咬合在一起，或者用木楔子固定。建造这个 22 英尺（ 6.73 米）长、 16 英尺（ 4.81 米）宽、 9 英尺 2 英寸（ 2.8 米）高的木结构墓室，木工们用了 72 根柏木厚板（原木）总计 57 立方码（ 43.6 立方米）的木材，还铺盖了 26 块竹席。为了防止地下水的侵害，墓室建在覆盖着白色粘土层的厚厚的沙地上，外围还用 10000 多块木炭做了一个防水包裹层，厚度在 12 至 20 英寸（ 30 至 50 厘米）之间。最后再用 3 英尺 3 英寸至 4 英尺（ 1 至 1.3 米）厚的白色粘土，堵塞了地下的坑道。长沙属于红壤地质条件，那里通常既不利于木材，也不利于骨头的保存，因此，要用这种白色粘土和具有隔绝作用的木炭来发挥良好的保护功能，这样做墓室内就会保持恒定的温度和湿度。食品与药品纺织品、铜镜，以及 69 个桃木雕塑直接放进棺椁中，还有其它陪葬物品也摆放在四周的墓室里。还有一个多达 312 片竹简的物品清单，上面列出了一些本来想要埋葬但实际上并未确证已经埋葬的东西（其中的三分之二与食物和饮料有关）。北边的小墓室作为里间，挂有帘幕，摆设着一张竹席，一些饮食器皿，几具木头仆人。西边的墓室放置着化妆用品，几乎都是用油漆涂过的木件，还有家具。东边的那间摆放着扮作演员、乐师和观众的木俑，以及完好无损的 48 件贮物竹篮，这些配有盖子的编织器皿用麻绳系在一起，有的还用粘土印记或者木质标签记载着物品的内容或者敬奉之人。其中 6 件装有衣物和纺织品， 30 件盛有食品， 3 件放有草药， 4 件收纳有硬币和象牙。所有的食品和药品都已得到验明，它们是一些农产品，主要有大米、小麦、燕麦、小米、扁豆、红豆、麻籽、李子、鸭梨、草莓、甜枣、芥菜、生姜和莲藕，装在竹箱或者麻袋里，大多数都有印泥标记，而且保存状态良好，木质标牌上的记载也反映出了这些内容。科学分析表明，安葬的时间可能是在入夏之际，尤其是在李子结出果实的季节。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许多动物骨头，譬如牛和羊、猪和狗、鹿和免、鸡、鸭、鹤、野鸡与野鸭、麻雀及鲤鱼应有尽有，充分反映出汉代的人们已经享用着各式各样的肉食佳肴。小包、麻袋、香水包、铜盆和枕头里，大量放置了早期的中草药标本。三号墓葬发现了一些药典，记载着 240 种药品：兰花、木兰、芳香芦苇、桂皮灰、野生姜等等，其中的一些品种可以用来净化空气。在发现的竹简上，除哲学题材外，还有关于 52 种疾病与 283 种各类中医分支领域的记载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以及五官医学也记载着一些当地的疾病。这些记载，为研究早期的中医治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范本。国家法官学院王立教授在科学小筑说事;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502 次阅读|4 个评论

徐州汉兵马俑: lxwang 2008-12-4 16:44; 很多人都知道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却很少有人知道徐州的汉兵马俑。西安的秦兵马俑以高大壮观示人，的确，写实主义的秦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但任何艺术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变为写意，它不注重人物线条的比例是否准确，而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1984年12月,一个偶然的契机，在徐州市东郊狮子山的西麓发现了一组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随后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揭开了这支沉睡于地下两千多年楚汉军队的神秘面纱。狮子山兵马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繁多，显示出丰富的内容：有博袖长袍的官员俑、冠帻握兵器的卫士俑、执长器械的发辫俑、足登战靴和抱弩负弓的甲士俑等十余种。汉兵马俑原是距今2150多年前的西汉楚国的第三代楚王刘戊的陪葬品，就像秦兵马俑是为秦始皇陵骊山陪葬的一样。汉代社会是一个视死如生的社会，人们认为人死以后，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因此生前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死后都要想方设法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徐州的各座楚王墓中，粉仓、厨房、钱库、乐舞厅、会客厅应有尽有，就连厕所也制作得一丝不苟、设施齐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些手握重兵的诸侯王和高级将领，死后自然希望能继续指挥千军万马，兵马俑就应运而生了。但是根据汉代的葬制，除非有立下特等功勋的人才享受用兵马俑陪葬，而且还要得到皇帝的恩准，目前国内发现的大规模兵马俑仅有三处，秦始皇兵马俑和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除此之外，就只有徐州发现的这一处。在徐州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兵马俑群，充分说明了汉代徐州在政治、军事上的特殊地位。徐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汉代文化尤为发达，因为这里是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刘邦在政权刚刚稳定后，就委派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来管理这一地区。汉代初的刘交在同姓王中地位最高，加上高祖手下的文臣、武将多数是徐州人，这样的特殊背景，造成了徐州在汉代成为仅次于都城长安的政治文化中心，汉兵马俑是徐州发达的汉文化的一个有力佐证，它以无可替代的历史内涵告诉八方宾朋，两汉文化看徐州。星罗棋布的汉墓，巧夺天工的汉画像石，还有独具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的汉兵马俑，就像一颗颗璀灿夺目的明珠，闪烁在古彭城大地上，反映了汉代彭城人创造的辉煌的物质文明。狮子山兵马俑既是汉代的艺术珍品，又是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见证，不仅对研究汉代雕塑艺术有极高的价值，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丧葬制度、军制战阵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徐州汉兵马俑不仅得到无数国内人士的赏识，在几次赴澳大利亚、欧洲的展览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各国人民的高度赞誉。在奥地利参加雷欧本市文化艺术节的展览时，倾倒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使他们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更加心驰神往。这些体态小巧的汉兵马俑，极大促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汉代的雕塑师以生活为蓝本制作出的这些陶俑，不仅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而且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以拙朴中富有含蓄、更加耐人寻味的艺术手法，为人们留下永恒而美丽的篇章。; 个人分类: 风景名胜，旅游经历|605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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