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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兴一直搞集成电路，也不会有被制裁的资格: 热度 4 jiangming800403 2018-5-1 14:02; \0 最近中兴事件上，左翼和右翼的激进派又得到了一个吐槽的机会，很多人持续不断的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但是如果中兴一直搞集成电路，也不会有被制裁的机会。中兴本来是西安微电子公司军转民支援特区建设的产物，而西安微电子公司的母公司是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航天时代电子。但是中兴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母体。西安微电子公司只有千人的规模，而中兴工程师的数量，可能比它的母公司——中国航天时代电子还多，中兴的崛起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下的国际分工是正确的。其实，中兴的研发中投入力度也一直很大，掌握并交叉授权专利的数量是行业内的前几名，这也是它度过严冬的储备脂肪。中兴的IC设计部门——中兴微电子，大概是国内芯片设计行业中的第三把交椅，产值也达到了百亿规模，约占中兴总营收当中的1/10。同时，不论中兴还是华为，在深圳都有很多的高价地产，这些也都是灾难时期的应急储备。不仅仅是中兴，任何一家电子信息行业的巨头，都无法控制全部的产业链，无法忍受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的彻底断供。如同生态系统里食物链越高的物种越珍稀，集成电路也是高度垄断的行业，水平与垂直分工替代了种内竞争。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做得到全产业芯片链自主自给自足。强悍如三星者，也大量从国际市场采购电子原件。特朗普即使可以强迫苹果公司把生产线搬回美国，但是生产iPhone的电子原件中也不过30%是美国造。欧洲的爱立信、西门子-诺基亚、阿尔卡特，也都用美国的核心芯片。如果中国在稀土和其他战略金属出口稍稍动动手脚，全世界的电子产业链同样也会断掉，当然中国现在是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搞全球化，不会主动动用贸易武器;而特朗普总统大概喜欢政府管制的指令化计划经济。当然华尔街巨头、硅谷新贵、好莱坞明星大概都不支持川普当总统。通讯设备和电子计算机的核心芯片，中国不是生产不出来，但国产民用集成电路和国际先进水平差2到3个摩尔周期，性能可以差10倍；但对集成程度要求不太高的军品级和宇航级的芯片，不论CPU、GPU、MPU、MCU,还是DSP、FPGA、射频芯片，国内产品就很好，已经批量出口到俄罗斯与欧盟，但是生产规模很小，成本高，民品市场根本卖不动。目前，如果等集成电路全部国产化再发展移动互联网，现在手机仍然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索爱的天下。等到集成电路技术成熟以后，再去发展手机生产，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同志曾经批判过的“左派幼稚病”的思想，实际上目前全球每年20亿部手机的出货量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完成生产的，同时全球六七成的PC机和平板也是在中国生产的，用同样的原件和材料生产出世界上最便宜的产品，为中国和第三世界的穷人生产汽车和电子产品，充分反映了中国制造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美国虽然在某些方面一直有技术领先的优势，但在技术应用和成本控制方面已经不如中国，销售和售后更糟糕，所以即使打到中兴，美国货在消费电子市场也不会有优势。同时，生产全世界几乎全部的通信设备原件，这完全超出了中国工业的能力，也是对国际贸易的反动，中国出口芯片、美国组装，这种画卷更无法想象。大概20几年前，现在看了已经很落后的模拟制式手机中国还完全无法生产，完全依赖进口，是少数大款、公款才能消费的奢侈品，违规配置、使用手机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腐败，至少是不正之风。大概十五年前，国内开始大规模生产功能机，手机产量约占的世界总产量的1/4~1/3，手机才开始进入普通人的手里，但是，那时候的国产手机主要是合资品牌，主要是普天系的一些合资厂生产的，很多人第一部手机都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索尼-爱立信、西门子、飞利浦，这些都是70/80后的青春回忆。2010-2012年前后，智能机开始大规模取代功能机，这时候中国手机约占世界产量的六成。此后，年轻的国产品牌实现了对老牌通信巨头的逆袭，摩托罗拉、诺基亚、索-爱、西门子、飞利浦都已经是昨日黄花。中国品牌已经占到了世界智能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并且把组装厂办到了印度、越南。世界十大手机品牌中，除了苹果、三星和LG之外的七家都是中国货，华为、中兴、小米、酷派、魅族、OPPO、Vivo，已经成为了九零后和零零后的青春记忆。智能手机诞生之初，国际主流芯片技术已经达到了35nm的水平，而当时的中国更加落后，尚停留在亚微米尺度，最好可以做到100nm左右。完全采用国产集成电路的手机，即使能生产出来，在市场上也不会任何竞争力。面临弯道超车的难得机遇，华为、中兴们该何去何从？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人多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亚非拉的穷人更多），因此，基于市场需求的应用产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只有占领了市场，才会有足够的利润向上游延伸产业链，我们发展集成电路，也是因为这个产业最终可以产生可观的利润。先有手机，再有手机芯片，最后才可以有集成电路材料和装备企业，这是正确的发展逻辑，否则即使上游产品搞了出来，下游也不会有厂商给你配套。就像航空发动机一样，如果中国不搞C919，国产的大型涡扇发动机即使性能再好，波音和空客照样也不会采购。上游芯片产业不过关，中国就不该发展手机的思想，同样也是列宁同志所批判的“左派幼稚病”。中国集成电路28/35nm制程已经成熟，14nm属于入门阶段，7nm还没有眉目，这大概相当于国际巨头2012年的技术水准。实际上，我们现在上网用的芯片基本上也是2015年以前的技术，我认为只要不运行大型3D游戏，28/35nm的芯片已经够用了。只要全国狠下决心，在28/35nm的技术水平上，大多数关键电子原件的国产化是可以实现的，但 28/35nm芯片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是便宜货，甚至接近停产。而国产货的初期成本肯定很高，会连续亏损几百亿元甚至更多。但是只要能坚持5年以上，一定会变得比进口芯片更便宜。中兴事件和我国正在大规模发展28/35纳米制程的生产线，已经成为改变世界微电子产业生态链的一根稻草，我们可能不需要等到完全掌握14纳米技术，就开始大规模进入核心芯片产业。大概不用等到2025年，中国IC大概就会完全掌握7nm技术，国际集成电路产业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生态进化链条，一条是最先进的7/5/3nm制程，另一条就是以中国为主的7/14/28（甚至35nm）制程。十年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些科技巨头垮掉是因为技术太先进，投巨资去研发5nm乃至3nm的集成电路，但生产出来了却大量积压、卖不动。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1110515.html;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1141 次阅读|13 个评论

稀缺的信任，艰难的合作！: 热度 1 xcfcn 2015-3-18 23:32; 中国不要说信仰，就连信任都是稀缺的。我这人缺根筋，对人的信任是缺省值，除非被人骗了一次，我会提防点。很多年前我偶然翻阅王阳明的《传习录》，对其中一段话非常叹服。大意是说，君子怎么防小人？阳明子说：君子心如明镜，小人只要现身，就会被照妖镜显露出来，所以君子根本就不需要防小人的。我的境界显然没有这么高，但人不上第二次当还是基本可以做到的。（貌似这个策略比“以牙还牙”/“礼尚往来”差一点。）以前达尔文强调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但这个似乎很难解释人类的行为。最近似乎对“合作”研究很热，“社会何以可能”就是因为人类知道合作。是“合作”导致原本弱小的人类独霸地球。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下面三本书： 1、哈依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他的主要观点是，是合作/分工造就了人类的产生和演化。 2、马丁.诺瓦克：超级合作者。Martin A. Nowak现在是超级学术明星，被认为是新时代的达尔文，创立了第三进化原则，那就是合作。（前两个是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 3、罗伯特.赖特：非零和年代。赖特是克林顿的顾问，也是《道德动物》的作者。另外科学网应行仁老师（这个名字好啊，跟胡适之那个名字有的一拼）有一个很精彩的科普：从自私走向合作。我们中国人陷于“囚徒困境”，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也经常陷于“囚徒困境”，这样的人民，即是勤劳朴素，但也内耗太大，怎么能共同富裕呢，这样的国家，就算复兴强盛了，又怎么能在国际上真正拥有朋友呢？郑也夫：中国人的信任，从未超出过家庭范畴（郑同学是《信任论》、《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中国社会中的信任》的作者）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信任早已成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进入习俗，而习俗不仅在成长期塑造着人格，并且在其后，靠着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社会压力，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中国社会依然是“低度信任社会”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公民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将于人类共始终。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日裔美国学者弗郎西斯•福山的说法，美国有着双重的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社会，美国人非常喜欢社交，是对他人信任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了极其发达的民间组织。福山敏锐地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轻松松地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团主义互相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文明。正如经济学家阿罗所说，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在中国社会中，社会中间组织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中国社会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不仅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信任一旦打碎，恢复起来难上加难简化复杂，是人类从生存中进化出的战略。而人类社会中的信任，则具体承担着简化复杂的功能。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角色、某个分数、某个大学毕业的。某人我知根知底，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信赖的。这种类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就不再能够找到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因为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这时候人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信任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不会有问题。货币信任的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第三种信任机制是专家系统。当“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时，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这样的大夫。那怎么办呢?你会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是专家信任。人格、货币、专家，这样三个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而目前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就是在这三个系统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正如上文提到的，同发达社会中的系统信任相比，我们社会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从“杀熟”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开始，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福山认为，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所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个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但是当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甚至要以“代”为单位才能得以转变。【１７１】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人于逆、亿。夫逆诈，印诈也，亿不信，印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闲，背觉合诈者多矣。不逆、不意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忆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岓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忆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先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斫及，恐未实际也。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自欺也，虽不忆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桤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荀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传习录》); 个人分类: 杂论|93 次阅读|2 个评论

第一章私有制的形成第1.3、 1.4 节: 热度 2 王中宇 2014-6-3 08:28; 1.3 分工，一把双刃剑在中华大地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距今约200—250万年。距今9000—12000年间，发现了以河北徐水南庄头、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为代表的早期新时期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延续至距今3000年前。不到2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爆炸性地增长，新技术、新材料、新资源不断出现（见表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长达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表一：考古遗址发现的新出现事物时间新出现的事物地点距今2000000 打制石器安徽繁昌人字洞距今690000 用火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距今21000-14000年陶片、人工栽培稻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0500-9700年原始家畜饲养业石磨盘、石磨棒、块状石制品、片状石制品骨锥、骨锄、骨镞、鹿角锥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村距今10300-8700年发现窖藏粮食（黍）堆积定居聚落；半地穴式的房子河北邯郸市武安县磁山镇距今7800-6800年玉璜、玉玦等精美玉器湖南西部洪江市安江镇高庙文化距今9000 -8300年夯土城址，外有一圈壕沟环绕湖南澧县彭头山距今9000-7700年石铲、石斧、石镰“锄耕农业” 陶纺轮和骨针等制作苎麻一类的衣服磨制石器氏族村落河南新郑的裴李岗距今8500 -7500年芦席、麻绳、木签、木钻干栏式和台基式房屋聚落环壕与围墙湖南澧县梦溪镇五福村八十垱遗址距今8200 -7400年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出土大量玉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距今7000年初具城堡雏形的土围环壕、宫殿式建筑群遗址湘鄂边界的虎渡河畔汤家岗文化距今6870年穿孔石器（斧）半地穴式草木混合建筑房屋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距今7300 -6300年发明了水井山东滕县北辛文化距今7000 -6000年发现木器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距今6500 -6300年完整的古城灌溉设施已初步配套湖南常德市澧县城头山距今7000-5300年发掘出稻壳150吨之多木器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干栏式建筑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 -5000年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文化距今6000 -4870年发现牛、羊、猪、狗、鸡的遗骸，饲养业已相当普遍内蒙古包头阿善遗址距今5350 -4780年首次发现了土坯房建筑都、邑、聚的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差别、城乡对立的格局山东省龙山文化距今5000 -4600年出现了大型分间房屋湖北京山屈家岭距今5300 -4200年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高度发达的玉器工业发现大量木器和竹编器物浙江省良渚遗址。距今4500 -3500年已经驯化了牛、马、驴青铜器物开始大量使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齐家文化距今3900 -3400年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标本。小麦起源于西亚甘肃山丹四坝滩我们看到，距今6000年前起，生产力发展明显加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粮食储备的出现，它使人们逐步摆脱了不稳定的食物来源，河姆渡文化发掘出稻壳150吨之多，这表明出现了大规模的粮食储备。当时的生产力不仅能维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还出现了巨量的剩余产品。这使一些人侵占另一些人的劳动成果成为可能。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相互促进。事实上，在中国分工很早就出现并发展了。何兹全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 “ 商代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分工也相当细致。从遗存器物和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手工业部门已有冶铜、制陶、制骨和玉石器等，其中青铜器冶铸技术已具很高的水平。由制作精细技艺高超看，从事制作的手工业者一定是专业化的，冶炼制作场所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 ” 他还进一步指出： “ 周灭商后，曾把商族一氏族一氏族的分给贵族，如分康叔殷民七族，分给伯禽殷民六族。这些氏族中，有以器物名称命名的。如分给伯禽的六族中有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给康叔的七族中有陶氏。索、勺、陶，都是器物。这使我们想：商的手工业者，很可能是些专业氏族。 ” 《周礼•天官冢宰》记“大宰之职”之一是： “ 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 可见那时就有了相当系统的分工，工业、商业都已开始萌发。以后管仲的四民分处、分治的政策，恐怕是专业氏族的遗迹。《周礼·考工记》（注：多数学者认为系齐国稷下学宫学者编纂），则记录了工业内部的分工，包括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换，商业必然发展起来。对工、商业的分工，周人已有清楚的认识：“ 工攻其材，商通其财 ”，并意识到专业化的意义“ 业而分专，然后可以成治 ”，农、工、商三业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 ”（《逸周书·程典》）。玉器业、冶铜业相继出现，为保障农业生产，社会必须掌握历法、建设排灌系统。凡此等等，势必导致一个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的群体出现。前已描述了“大道既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工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中华文明史上，春秋时期的管仲与仲尼（孔丘）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宋人唐庚在其《唐子西文录》中记载：“ 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 ”—没有仲尼，历史就是一片黑夜。而仲尼这样评价管仲：“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 《论语•宪问》 )—没有管仲我们至今还是野蛮人。与其后人对仲尼的评价何其神似。可见两位都被后人视为中华文明中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作为开创性的人物，他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分工的意义，然而两位有着相当不同的观察视角。管仲一方面从社会角度观察分工：“ 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 ”( 《管子•五辅》 )，他指出：这五个方面各有职能，需要各自专注，才能有效履责，“ 凡此五者：务之力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 ”( 同上 ) 另一方面，他从经济角度观察分工，农民的专业能力在于“ 审其四时”、“备其械器”、“深耕均种疾耨 ”和“ 别苗莠 ”等；工匠的专业能力在于“ 辨其功苦”、“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陈以巧 ”等；商人的专业能力在于“ 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 ”，还要会“ 料多少，计贵贱 ”等( 《管子•小匡》 )。对分工的强调导致了他“四民分业”的政策，令士、农、工、商分职业居住，“ 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国语•齐语》）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稳定专业分工，不致见异思迁，保证职业技能的传承与提升，使各业子弟“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 《管子·小匡》 )，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继承专业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管仲将齐国分为21个乡：“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 ”，其中“ 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 ”（《国语·齐语》）可见工商业约占近三成的劳力。显然，管仲是从专业化与效率的视角观察分工的。被我们的主流学者视为教主的亚当•斯密，不过是管仲两千多年后的学生（注2）。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表一展示的，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可以解释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相互促进，呈指数提高的现实，却难于解释“大道既隐”导致的，无休止的社会乱象。（注2：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在重农学派的思想影响下写成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斯密与魁奈、杜尔阁等人交往甚厚，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1907 年，法国学者维吉尔•皮诺发表《 18 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一文，承认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的极大影响。 1923 年德国学者赖希魏在《 18 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断言魁奈等人的重农学说的思想渊源，不是如人们所宣称的为古代希腊人，而是古代中国人。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受到了中国古代诸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已在中外学界形成了共识。很多人都注意到，《国富论》对分工的分析思路与管仲如出一辙。基于对分工的分析，两人都得出了在经济上自由放任和发展国际贸易的政策。但斯密坚持完全的自由放任，而管仲则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 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 ”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的引导下，大批人口必然“ 舍本事而事末作 ”。这势必导致“ 野与市争民 ”。为此必须“ 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管子 • 治国》）即使各行业经营效益接近。通过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控制人们追求工商之利的行为，以保护农业的稳定发展。所以管子主持的政府采取“ 务本饬末 ”、“ 禁末作文巧 ”的政策。在研究深度、全面性和可行性方面，两人的差异自不待言。）随着村社结构的瓦解，商人渐渐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社会力量。孔子的门生子贡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 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史记·货殖列传》）。商人不但聚集了巨额财富，还深深地卷入了官场事务，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吕不韦,以经商起家，直至操控秦国。于是，社会的高层出现了官、商两股势力。官依仗暴力统治社会，而商倚仗财富同样可能统治社会。如此明显的社会现象，启发仲尼从另一个视角观察分工。仲尼对分工的观察，有强烈的两分法色彩。“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显然，他注意到当时的社会中存在两大类人，一类是君子，一类是小人。一段众所周知的对话，显示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工：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论语•子路》）仲尼注意到，社会上最大的分工是“上”、“下”之分。为农、为圃仅是“下”者内部的分工，而“上”者需要关注的是“礼”、“义”、“信”。所以，君子靠禄生存，关注道、德、刑；小人土里刨食，馁在其中，只能关注眼前利益。君子的要务不是把自己变成具有某种专门技能的人员，而是使小人时常处于“ 莫不敢 ”的状态，是以“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何谓之“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上》）。显然，“上”、“下”分工的基础在于治理与供养关系，而不是管仲强调的专业与效率。孟子将这一关系精炼地总结为：“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供养）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注意“ 天下之通义 ”！可见孟子已将这种关系视为几何公理、“ 普世价值 ”。到西汉文帝时，晁错观察到，当时已经是： “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晁错《论积贮疏》）在现实中，财富的生产者早已受制于财富的转移者。对帝国而言，其后果是严重的：“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而农人流亡意味着天下大乱。官方习用的手段是法律，然而与商业手段相比，法律显然是乏力的：“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 显然，早在先秦、西汉时代，中国的精英集团就意识到了哈耶克提出的问题：财富控制权利，还是权力控制财富？作为官方，选择重农抑商就不可避免了。但事实上，官家又离不开商人。一方面，官僚体系根本不是一个适于经商的体系，客观上需要有一个高效率的系统来完成社会的交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僚，结交商贾，借此敛财，方能有效地完成其“自我实现”。于是，官商之间既争斗，又勾结的局面贯穿着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作为人口多数的财富生产者，其生存的全部意义，仅在于为这两个集团贡献财富。比较管仲与仲尼，无疑仲尼的视角更能揭示社会的“主要矛盾”。前述制定历法与规划指挥治水，正是“劳心者”的专长。谁掌握了这样的能力，谁就会被众人仰赖，视为神人，从而拥有公权力。由此可见，公权力基于社会必须的公共事务，历法和治水告诉我们，除了剩余产品外，阶级分化的另一个条件是：精英集团垄断社会公共事务，掌握公权力的人群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相对于社会全体成员，他们的人口极少，否则有限的剩余产品无法养活他们；其二，他们拥有社会多数人难于掌握，但对社会公共事务却非常重要的技能，是社会的精英群体。由于生产的剩余产品少，不足以让多数社会成员脱离艰苦的劳动，而有暇学习，以掌握相关技能；统治阶级则有可能把握知识资源。在春秋以前，一直是“学在官府”，能否上学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阶级分化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或许能对培根的命题“知识就是力量”，产生别样的理解。直到今天，教育系统依然扮演着阶级分化器的功能：原来看不出明显差异的孩子们，经教育系统的筛选，由不同出口进入社会。从一流大学出来的，有很大的概率成为政、经、学界人士，此下则等而下之，没能进入大学的，最可能成为简单、体力岗位的求职者，而中学没毕业的，连求职都困难。所以，在中国人的价值准则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它是“普世价值”一点也不夸张。时空距离遥远的古埃及，居然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观念。古埃及的教谕文《对各种职业的讽刺》描述了石匠、金匠、铜匠、木匠、农民、珠宝匠、理发师、芦苇工人、陶土、砖匠、卖酒人、在纺织屋工作的人、制箭工人、商旅、烧炉工人、皮革匠、洗衣工人、捕鸟者、渔夫等二十个职业的悲惨处境。有如此众多的职业，表明当时的分工已经相当发达，这既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又是其结果。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些在一线创造财富的人们了无意义，他们的生存状态简直是生不如死。由此，文章的结论是： “ 你看，没有职业不被人监督，除了书吏，他就是自己的老板。只要你学会了写字，你就会过得比我上面提到的人都要好。书吏代表了官方和独立，农民不可能对他们说：别看我。为了把你送到南边的官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你的爱。学校对你十分有用，早一天学会写字，你就早一天离开上面的行业。 ” （《对各种职业的讽刺》载于《世界古代史资料选编》，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用我们熟悉的语汇，这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学而优则仕”。所以公务员考试竞争越演越烈，以至于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11月发布了《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严厉打击作弊行为（《我国重拳惩治公务员考试违纪》2009-11-25长江商报）。深圳新闻网2012年10月17日发布的一则调查显示：有81%的网友认为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处在最高级别，这反映了官僚群体的现实社会地位。在选择报考公务员的人群中，有65%的网友坦诚升官发财，实现自身的人生追求与政治抱负是自己报考的最大原因，另外27%的网友则认为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好，风险低，工作舒适稳定。这反映了选择入仕者，主要动机是追逐私利。72%的网友认为公务员考试竞争太过激烈，从而放弃报考。（《调查显示公务员考试竞争过烈吓退七成网友》2012-10-17 深圳新闻网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2-10/17/content_7295752.htm ）两个时空差距如此遥远的文明，竟有如此的共鸣，难免让人想起一个时髦的词汇“普世价值”。当时的精英们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先进的“文化”，而那些芸芸众生只代表了落后的“文化”，甚至与“文化”无缘—根本就不识字。然而，在史学家看来，这种明显分裂，两相对立的状态才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存在方式。精英们的“先进”建立在芸芸众生的麻木、愚昧、被奴役之上，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至此，等级社会确立，精英集团与社会大众的分化确立，治理与被治理、供养与被供养关系确立，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中，分工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相对于此前的“大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涌现。然而另一方面则促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广大社会成员所得的是艰辛的劳役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社会的物质财富主要汇集到精英集团手中。如在距今4300年—3900年间的陶寺遗址，占墓葬总数约1%的几座大墓每座均出土一、二百件随葬品，其中包括有鼍鼓、石磬、土鼓、龙盘等礼乐重器以及成组木器、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型墓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上千座小墓随葬品则十分贫乏，有的甚至一无所有。几类墓葬显然已经体现了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又如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玉器象征财富，玉琮象征神权，玉钺象征军权。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为了维持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秩序，良渚的精英集团“城郭沟池以为固”，建立起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的良渚古城。其城墙底部宽度达40～60米。与之对比，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当时掌管社会公共事务的精英集团，已经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远远离开了社会大众。由此我们看到了精英集团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必要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变成了社会上的寄生群体。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异化的过程。史实无数次地告诉我们，这一过程的结局是灾难性的。 1.4 惨痛的教训：从盛世到覆灭陶寺遗址属典型的龙山文化，其早期有一座约1×0.56km 2 的城池，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其中有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到了中期，早期城址被扩建到1.8×1.5km 2 ，原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继续使用，在城垣外东南部，又建了一10万平方米的小城，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大、小城共计2.8km 2 ，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早期的5倍。陶寺出土的龙盘、鼍鼓、特磬、土鼓、彩绘木案、俎、匣、盘、豆、玉石钺、瑗等已有后来的帝王陵出土物的神韵，被学者称为“有王者之气”的文物。可见陶寺文化的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之鼎盛。前述“观象台”证实陶寺文化拥有在当时很高超的天文学知识。在6座大墓中发现了四五件“仓形器”，学者们分析，这是缫丝工具“榬”的代替物，而缫丝在当时则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高度的经济水平。更为惊人的是，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铜器，是在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铜器，表明了冶金技术的进步。其中一个是红铜铃形器。图9：陶寺：红铜铃形器铸造这种腹腔中空的容器，不同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它需要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表明，陶寺文化拥有着当时整个东亚最先进的生产力。然而，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后，迅速衰亡。令人震惊的是，发现了明显的暴力迹象。 “ 晚期灰沟ＨＧ8里出土6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头骨；另有散乱的人骨个体约40－50人，其中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在灰沟的第3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 ”（曹兵武《从陶寺遗存看中国早期国家之形成—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五》2007-10-27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4130 ）（见下图）图10：陶寺遗址：被残害致死的女性骨架 2005 年陶寺遗址发掘的4座中期大墓均在晚期遭到彻底的捣毁，“ 墓主人的尸骨、棺椁、随葬品被随处抛弃。从遗址第3层还出土有不少随葬品的情况看，当时毁墓抛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盗掘古墓、追求昂贵的随葬物品，而是对墓葬主人所代表阶层的一种切肤之痛的报复行为。 ”（王晓毅、严志斌:《山西抢救性发掘陶寺墓地被盗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9日1版）。这告诉我们，盛世的背后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怨毒的社会仇恨，和同归于尽的社会冲突。这让人们想起《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桀“ 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 ”而民众陷于困厄，指着太阳咒骂夏桀：“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从时间上看，陶寺文化晚期正对应夏代晚期。时空距离遥远的古埃及，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程。古埃及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787年（比我们的黄帝还早两百多年）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历，这个历法全年365天，只有1/4天的误差。由于尼罗河水每年泛滥之后须重新丈量和划定土地，古埃及人在几何与数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使用10进制记数法，他们已认识到圆周率的存在，其使用的数值，误差不到0.6%。他们能计算矩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形的面积，以及正圆柱体、平截头正方锥体的体积。能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一些较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人就造出了长达47米的船。公元前1600年发明了制造玻璃的技术，陶器、亚麻织物、皮革、纸草(用于书写)技术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曾经出土了一块第一王朝的亚麻布残片，其经纬线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63×74根。从一些年代久远的图画中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使用一种比较简陋的卧式织机，后来又出现了一种由两人同时操作的立式织机，由此可见其技术持续进步的历程。这些当年的高技术无疑使古埃及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中，大量的技术资源被投入建筑业，古埃及人建立起了至今仍震撼人心的金字塔、神庙和狮身人面像。然而，精英们的天堂并不稳固，据信是新王国第19王朝时写成的《伊浦味陈词》描述了这样令人惊心动魄场面： “ 看啊：那疆土无边的国家所隐藏的奥秘，已经为人所知。国都，它已在顷刻之间遭毁。”“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为众所共知。国都已被贫穷之人所扰乱。一切人都在力图煽起内战。抵抗已无可能。国家，它已被一伙强盗所束缚。”“国家在其无能为力之中，就像收割以后的亚麻田一般 ” “（官吏）已被打死。他们的公文书被拿走了。”“所有的公务员，他们都好像失去自己的牧人的受惊的畜群一般，已经不在其位了。”“档案库也被打开了。档案库中的租税公告表也被偷窃，奴隶已变成奴隶的所有者了。”“计算收成的书吏，他们的登记簿也被毁了。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共有的财产。 ” “ 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街头，人们就在哪纸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穷人碎裂那纸卷上的印章。真的，贫穷之人已达九神（注：古埃及的九大神集团，包括太阳神和他的四子）的地位，（因为）那三十官家的公务管理已经失去它的隐秘性了。真的：那宏大的审判厅已经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真的：贵人的儿女被赶到街上去了。” “士兵就象强盗一般，向着商人的袋子奔跑。那……的全部财产都被盗窃了。” “ 贵族陷于悲哀，而庶人则感到喜悦。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打杀我们中间的有力者（富有之人）吧’”。“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们却受到服侍。” “黄金、琉璃、白银、孔雀石、肉红玉髓、伊布赫特的石，都挂到女奴隶的颈上去了。贵妇人在国中流浪。家庭的女主人都说：‘啊！但愿我们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啊’ ” “ 贵族的孩童被摔在墙壁而死。可爱的儿童被抛到高地上去。”“真的，那些本来躺在涂膏防腐场地的人们，他们现在已被抛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的秘密已被揭穿” “富裕的人去做手推磨的工作。那些本来穿着精美麻布的人们，他们现在却遭到木棍痛殴。那些本来见不到白昼（光辉）的人们，他们现在却自由自在地出现。” “谷物被毁灭在一切的道路上了。人们没有衣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说：什么都没有了。粮食被毁了。守仓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 ” …… （《伊浦味陈词》载于《世界古代史资料选编》，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事实上，古埃及共经历了31个王朝，王朝的最长寿命为247年（第十八王朝），最短寿命为6年（第二十八王朝），平均99年。回到中国，前引《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大道既隐”后，人们对“小康”的向往。而现实是：春秋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到公元前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共367年，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52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共182年，是所谓战国七雄争夺杀伐的年代，据刘向记载，此时的政权共有22个--“ 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哞争权，盖为战国。 ”（刘向《战国策》）这战乱的五百多年间，有何“小康”可言？秦以后到民国之前，共出现了104个全国及地方性政权。其中十六国时期的后匈奴王国寿命无考，21个政权寿命不足1年，其余82个政权的寿命分布见图11：图11：秦以后政权寿命分布（注意：纵轴为指数坐标）寿命最长的是唐（289年），比古埃及最长寿的第十八王朝（247年）略长。寿命超过200年的仅5个：唐、明、清、西汉、辽。寿命在100到200年之间的有7个：东汉、西夏、北宋、南宋、北魏（北朝）、金、东晋。寿命在50到100年之间的有14个：元、吴越（十国）、前仇池王国（十六国）、南汉（十国）、前燕（十六国）、宋（南朝）、后仇池王国（十六国）、前凉（十六国）、荆南（十国）、梁（南朝）、楚（十国）、闽（十国）、吴（三国）、西晋。综上所述，只有约1/4的政权，其寿命超过了50年。考虑到一个政权前期的磨合，后期的衰朽，即使我们将“小康”的定义放宽为政权平稳运行、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它也只能在这1/4的政权生存期内寻找。以寿命最长的唐为例，在其存续期间，既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可称小康的时期，也有“韦后当权”、“安史之乱”、“牛李党争”、“黄巢起义”等乱世。再考虑到103个政权中，有3/4寿命不足50年，更有40个（38.8%）寿命不足10年，36个（35%）寿命不足5年。可见朱熹说“ 千五百年之间，俱是架漏补迁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 ”，实在是对历史的贴切描述。历史不厌其烦地展示：精英集团迈向“盛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数量和欲望膨胀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其履行公共事务能力衰败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早晚将社会大众逼到“不反待如何？”的地步，接着就是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人口锐减。精英集团的下场往往是“ 天街尽踏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 ”，这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整个社会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社会动乱中，“ 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之类，成为推动造反集团的精神动力。每次王朝更替都大量杀伤原有精英集团的成员，同时将原来芸芸众生中的一小部分勇敢分子送到新精英集团的位置上，而社会结构依然故我。短者数代，长者十余代人后，“ 打江山、坐江山 ”的新精英集团就退化得腐朽无能、贪得无厌，再被“新新精英集团”打翻在地,国家再一次血流成河，社会再一次倒退回原点。; 个人分类: 读史琐记|2544 次阅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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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在行李箱里: xin 2013-10-17 12:37; 帝都地贵，人口密集，空间狭窄，资源短缺，竞争充分，国际化趋向明显。科研比较紧缺，也比较希罕，比较世俗与功利，也比较理想化和书生气，不同人对科研理解不同。信息社会，高度社会分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否则，就可能在大浪淘沙的社会竞争中，失去自己的角色、位置和饭碗。科研工作也是如此，是否具有门槛性的专业技能，成为能否立足社会的关键。这些本事大多是参加工作之前形成的，工作之后多是缝补与完善，当然也存在大器晚成的现象。这些技能包括吃喝玩乐的交际能力，对各种潜规则的透彻理解和灵活掌握与应用以及前恭后踞、奴颜婢膝、强欢颜笑、阿谀奉承等基本素养，这些都是能否成为一流科学家必备技能。当然，专业技能也很重要，但能否成才情商至少占90%以上。如果能有坚实的专业技能，会成才更快。这些情商方面的技能，有的人是天生具备的，并且玩的炉火纯青，看不到任何表演的痕迹，常让我仰慕甚至心有嫉恨。有的人是后天学习，聪明的学的还差强人意，笨的人弄巧成拙，憨态可掬，都会让人会心一笑。有的人是主动的，也有很多人是生活所迫，对社会的适应，这些都可以理解。有点跑题了。现在的社会，有个特点，自己的专业能力就如优盘一样，与其他人或机构组合起来，去做成一件事情。事情做完了，又需要与其他人或者机构组合搭配起来做其他事情。这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做事情，从中锻炼提高。科研未尝不是，将仅有的小仪器、耗材和样品，放在整理箱里，与相关的仪器设备搭配，在合适的空间，固定的时间段内，做完相应的实验，接下来就是游走到下一站，做相似或者相近的事情。这样，科研居无定所，来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知识时代，信息社会，科研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一切都需要适应，需要学习，需要改变，需要妥协。后记：本文主要目的是告诫学生和自己，需要培养一定的专业技能，当然包括一定的适应社会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否则前途渺茫。思路形成于前几日，有感于同事谈到社会竞争，需要自己吃饭的基本技能，更早的信息储备在优酷中看到优盘社会分工与组织。一些思想来源于科学网上的一些博文，但都淹没在时间之中，可惜现在都无从查证。有一些感触来自好友间相互倒消遣，也有些是自己对生活消极的理解与感悟。行文于今日上午，撰写在去财务处、房产处、电脑维修店、药店的路上。方式采用一指禅手机录入。先上传与QQ空间，后复印到Word修改编辑，终成此文。; 361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美国研究称左右脑分工之说是误传: redtree 2013-9-8 09:00; 美国研究称左右脑分工之说是误传来源：新华网发布时间：2013-9-6 15:45:24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9月3日报道，科学家近日研究了1000多个大脑后认为，无法证明人们在使用左右脑时有分工的证据。近日，犹他大学的科学家在分析1000多个大脑后揭穿了一个误传，他们没有找到人们在使用左右脑上有倾向性的证据，因为所有研究对象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平等使用整个大脑。按传统印象，你会认为，逻辑性强、有条理和善于分析的人左脑占优势，而富创造力和艺术型的人右脑占优势。但这被证明是误解。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犹他大学负责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神经外科映射服务研究的杰夫·安德森博士说，有一种误解是，与分析能力相关的一切都限于一侧大脑，而与创造力相关的一切都限于另一侧。实际上，使人类能够既进行创造性又进行分析性思维的是所有脑区域之间的联系。安德森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年龄在7至29岁之间的研究对象在休息时的大脑扫描结果。他们研究了7000个脑区域的活动和这些区域内部和之间的神经联系。他们发现，平均来说，大脑两侧的神经网络和连接基本是一样的。安德森博士还说，偏好使用某一大脑区域而非其他区域来完成某些功能的现象的确存在。科学家称之为偏侧优势。例如，对大多数惯用右手的人来说，言语出自左脑。但这并不意味着，伟大的作家或者演说家使用左脑比右脑多，或者一侧大脑的神经元更多。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研究生贾里德·尼尔森说：“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某些人整个左脑网络联系更紧密或者整个右脑网络联系更紧密的模式。”; 个人分类: 科技新闻|125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工商文明与战争: sunapple 2010-6-30 09:10; 工商文明与战争 □本报首席评论员王中宇工商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内在不稳定的社会，只有靠外来的利益输入，才能维持社会内部的稳定。所以，任何国家，只要走上了工商文明的道路，早晚会因内部压力向外扩张，而扩张必然导致战争。于是，一部工商文明的发展史同时就是一部战争史。 19世纪至20世纪，最抢眼的历史剧莫过于主权国家间的争斗，两次世界大战前无古人，而无数的生灵则成为主权国家间争斗的成本。在这场争斗中，中国的命运极为悲惨。中国人口常年维持在1亿之下，从16世纪后期开始，人口加速增长，1834年突破了4亿。道光年间，清王朝已走过它的盛世，内部矛盾急速积累。然而，中国非但没有走上向外扩张的道路，反而成了列强扩张的猎场。结果内部压力加上外来侵略，使中国长期陷于战乱。 20世纪一开头，在中国领土上就爆发了日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和俄国人彼此以骑士精神相待，而战区内中国人的生命则被视如草芥。就在这期间，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员岩谷孙藏痛诋讲台下诸同学：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战争的惨祸迫使当时的知识界从战争的视角来观察一切。1903年一位署名云窝的作者在《江苏》第三期发表《教育通论》，指出：地球列国，权利之得失，事势之盛衰，变幻纷纭，莫可究诘。自表面观之，鲜不谓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足以兴人国亡人国也；自内部审之，则此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所以胜所以败者，无一不以学战为总枢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必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不但兵、商、农、工均被视为战争，连教育都被视为学战，而且是一切战争的总枢纽，关系到国家、种族的存亡。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学界沉醉在盛世繁华之中，已没有了先辈云窝们那种锥心泣血的感受，有意无意地淡忘了战争。而此时，工商文明的全球化正走向顶峰，日渐沸腾的世界告诉我们，战争并未远去。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视角和思路，来观察和思考战争问题。既然工商文明中的战争源自扩张和征服，既然工商文明以理性著称，让我们先从征服者的视角来观察，看看理性的征服者们是如何思考战争的。克劳塞维茨：战争与政治克劳塞维茨被西方视为现代战争理论的鼻祖，但他的思考集中在战争行为内部。《战争论》一书中讨论了8个主题，7个涉及战争的内部问题，顺次为：战争理论、战略、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仅在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的第一章什么是战争中附带而有限度地涉及到了战争的根源。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至于政治为什么会选择战争作为自己的工具，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这个工具，克劳塞维茨没有涉及，从《战争论》里我们找不到观察战争根源的视角。马汉：扩张与海洋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出生于1840年（道光年间），他著名的《海权论》远超越了纯粹的军事分析，而是直接从工商文明社会生存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作为殖民者的后裔和军人，马汉直率地将海权、贸易与国家生存联系起来，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径，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马汉注意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而这就是荷兰面向大海的原动力。面向大海，造就了一代海上霸主，而海权的丧失则导致荷兰帝国的衰落。同样的故事在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身上轮番演出。马汉进一步指出：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工商文明诞生于西欧沿海地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开辟环球航线，打开了它们向外扩张的空间，寻找黄金是第一批扩张者的原始动机，随后就是占领、瓜分殖民地，掠夺资源。理性的征服者们关注的是商业航运承载的核心利益，而非耀武扬威。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便会枯萎。事实上，海上的扩张与工商文明的发展壮大同步，它使原本局促在西欧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了数十倍，并从海上建立起对全球的统治。1800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仅1500万，到现在，他们的后裔有2.1亿，增加了14倍（见易富贤《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与之对比，同期中国人口只增加3.2倍，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被当做问题，受到国内外关注；反观急速膨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却悠然自得地扮演着现代化主宰的角色，没人想到追问他们的人口膨胀问题。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哥伦布、麦哲伦受到西方的极大尊崇。在我上小学时，世界地图上还标有麦哲伦航线。从马汉的视角看，工商文明赖以生存的海上商业性航运，就是战争的根源。凡有可能获得资源、市场的地方，一旦受到阻碍，就面临战争阴影；凡是商业性航运的航线，都是战略要地，而海权则服务于商业性航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海外贸易决定国运，必须以海权保护之。海权考虑的不是边界安全，而是安全边界哪里涉及国家利益，海权就要覆盖到哪里。这就是马汉立论的基础，所有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中国人的切身体验证实，马汉的立论，绝非虚妄。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入，直至抗日战争，外寇接踵从海上登陆，海防荡然无存。国土沦为外人的租界乃至战场。直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英国军舰仍肆无忌惮地在长江上向我开炮。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孙中山先生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浩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海防（coast defence），是抵御外寇从海上入侵，我们还没有资格考虑海权（sea power）问题。直到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触及海权问题，而马汉的子孙们早已设置了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试图围堵我们。事实上，美军一直将台湾当做不沉的航空母舰，用它来遏制中华民族的复兴。尽管在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的第六条中，美方明确承诺：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美中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20多年过去了，美国对台军售从未中断。最近媒体报道，美国借口天安舰事件，计划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派往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黄海部署，这是前所未有的威胁性举动，一旦美国航母进驻黄海，中国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都将处于其攻击范围之内。马汉的重要性在于坦白地指出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工商文明不可避免的扩张趋势。马汉的著作是写给他的自己人看的，不是为中国人写的，因而无需披上后来才编织的政治正确性外衣。阅读马汉，能帮我们理解美丽的外交、学术辞令后面冷酷的现实。马汉的逻辑告诉我们，分析战争的危险需要关注海洋。但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仅关注海洋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展开于欧亚大陆，且都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国家之间先打起来。这又给我们什么启示？麦金德：封闭空间与霸权比马汉小21岁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注意到，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西方人忙于在刚发现的遥远地方实施并记录下他们的实际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到了1904年，他写作《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年代，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除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于是工商文明面对着一个再无扩张空间的封闭环境：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从开放性空间到封闭性空间，以扩张为生存前提的工商文明面对生存环境的根本变化。麦金德思考一个工商文明社会该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他很自然地从现代工商文明的前身基督教文明中寻找灵感，因为基督教文明也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的野蛮世界的威胁。麦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据此，他将欧亚非大陆视为世界岛，并提出了著名的判断：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换而言之，工商文明诸国间从扩张的竞赛转向了霸权的竞赛。仿佛是要印证他的判断，《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13年后，出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这个起步于穷困落后的国家，在短短20余年间就崛起为主要的世界强国，成为战胜希特勒德国的首要力量，并于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自己的盛世。在苏联瓦解之前，东西方之争披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外衣。苏联瓦解后，天真的人们以为意识形态问题解决了，叶利钦的俄罗斯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华约瓦解了，北约也无需存在了。而事实上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不断强化，竭力东扩，硬生生地在俄罗斯逼出了一个强硬的普金政权。而麦金德早就指出，战争另有根源：人类的历次战争简而言之是陆地国家对于海洋国家的战争。海洋国家为扩大贸易，移植人口，于是拼命向大陆国家扩张，而大陆国家为安全所故也不断地向海洋扩张，以寻求出海口。俄罗斯学者杜金回顾道：早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当时还没有冷战这个词的时候，地缘政治学家就预测到海洋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大西洋文明与欧亚大陆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峙地缘政治因素迟早会影响世界的两极，地缘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引发这种冲突的不是个别人或是以军国主义为方针的政治家，而是地理现象的客观逻辑。于是美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仍然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是自己的潜在对手，并在其军事理论中确定了这一点。北约东扩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反映出世界上的一个集团企图依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北约集团吞并掉欧亚大陆。（杜金《冷战为何总是不能结束》，《红星报》1997年4月25日）麦金德的思路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占据了整个地球之后，一个集团的扩张只能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来实现。只要工商文明的内在机制不改变，争霸和吞并就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恰如在经济领域中收购和兼并是永恒的主题。对此，美国精英集团的谋士们是高度清醒的。布热津斯基于1986年发表《竞赛方案：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指出美国世界战略的最高理想是谋求控制心脏地带和统治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首都、北美洲为中心大陆的美利坚世界帝国，从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主宰地位。回顾历史，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制服了试图挑战现行利益格局的德国、日本，取代了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英国，成了西方世界的盟主；又在冷战中战胜了苏联，此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将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纳入了一个生产体系。全球化的领导机构WTO组织提供的数据，展示了全球各大区的经济地位（如图，为各大区间的净出口，箭头宽度与净出口量成正比）。数据显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是北美、欧洲、亚洲、中东。美国无疑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其余六大地区的财富都向它净流出。欧洲是一个次级中心，大量获得来自亚洲和独联体的财富，同时向北美进贡。而中东的能源流向亚洲后，驱动这个世界工厂主要为美国和欧洲生产财富。这样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距布热津斯基期待的美利坚世界帝国只有一步之遥。按照哈耶克财富控制权力的准则，全球的政治体系需与之相适应，即需要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体系。无论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还是奥巴马的smart power(巧实力),都服务于此。而那些与之相悖的势力都是它必须征服的对象。中国的地位值得玩味，在经济上，中国已经被牢牢地绑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上。以至于美国人兴高采烈地称之为Chimerica，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Chimerica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尼尔弗格森《金钱的崛起》）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中美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现代快报》2008年11月21日）为保证中国安于这样的地位，需要使中国的政治系统服从于美国的控制。事实上，不难看出，一批主流的政客与学者正竭力鼓吹这样的前景。如果中国不安于这样的地位，势必与美国的核心利益正面冲突。其后果是严重的。经济上，我们现行的经济机器以挣美元利润为核心动力。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导致了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导致资本家们扮演包工头的角色，靠廉价劳力为欧美代工，以挣取美钞为利润，尽管眼看着美元节节贬值。如果放弃美钞利润，资本家们的动力何在？改变这一动力无异于一场革命。如果中国真的出现这样的革命，上图显示的世界经济格局势必瓦解，美国能坐视这样的态势出现吗？它会作何反应？杜黑：机动性与空间维度麦金德看到了无限扩张与封闭空间的差异，看到了航海能力造就的大西洋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与欧亚大陆集团的差异。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其实是机动能力的差异。在哥伦布时代之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具有最强大的机动能力骑兵；而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只能被动地承受骑兵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到哥伦布时代，西欧集团靠海军可以在全球投放兵力，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其结果是，基督教世界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水域中间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从机动性的视角，麦金德注意到了铁路：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麦金德生长在沙俄帝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代。早在19世纪中期，有关部门就已进行了大量论证工作。1890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正式颁发命令，决定从最东端的海参崴动工。在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的1904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干线通车，收尾工程则延续到了1916年。或许，正是这一巨大的工程，触发了他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念。然而，工商文明带来了机动性的高速发展，就在麦金德写下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的前一年，美国莱特兄弟的飞机试飞成功，一场机动能力的革命出现了。比麦金德小8岁的意大利军官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注意到了飞机的战略意义。 1921年，杜黑发表了《制空权》，这是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后的17年。杜黑意识到机动能力的增强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由于出现飞机这种新武器，战争的影响范围将不再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而将在交战国数百英里的陆地、海洋范围内直接感受到。安全和平静的生活区域不再存在，作战也不再局限于非战斗人员。相反，战场已扩大到交战国整个国境，全体公民都将成为战斗人员，因为他们都将暴露在敌方空中进攻之中。士兵和平民不再有任何区分。据此，杜黑主张建立独立的空军，并认为独立空军的重要性将迅速增大，而陆军和海军的重要性将相应减小。其实早在1909年杜黑就提出：仅靠空军的力量就能够在空中完全地结束战争。然而，杜黑的预言直到冷战结束后才被部分地证实。刘亚洲分析了这期间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四十二天海湾战争，有三十八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争只有一百小时。美军以损失一百余人的代价，歼灭伊拉克四十二个师，击毙击伤十万人，俘虏十七万人，摧毁坦克三千八百辆，装甲车一千五百辆。科索沃战争，北约不分昼夜地轰炸了78天，直至南斯拉夫屈服。南联盟士兵走下空荡荡的战场时一言不发，一如他们没有射出一粒子弹的枪膛。阿富汗战争，美国人仅用20天就漂亮地结束了战争，一步踏进西方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中亚。它仅仅使用了空军。不错它曾派出小股地面部队，但那是为空军精确打击服务的。现代空军的远程、精确、猛烈突击威力，在阿富汗之战中表演得酣畅淋漓。（刘亚洲《百年空军》）就此，作为空军军官的刘亚洲自豪地总结道：在20世纪100年时间里，空中力量走过了一段作战工具重要作战手段主要作战手段的历程；经历了小角色配角主角的过程；完成了次要作用主要作用决定作用的跃升。至阿富汗战争结束，空中力量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空中战争时代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后形态，但肯定是截至目前为止的最高形态。海洋决战已成为历史。地面决战将成为历史。只有天空决战这史诗性的一页正在被揭开。（同上）其实飞机带来的变革不只是机动性的飞跃，更是空间的扩张。陆战、海战都是二维空间上的战争，而空军则将战争扩张到三维空间。在二维空间中形成的前线、后方、纵深、防线等概念，在三维空间中失去了意义。一支只有二维空间作战能力的军队，在拥有三维空间能力的对手面前，就像在X射线机前的病号一样。飞机的出现，导致了领空的概念，一个国家至少在法律上可以宣称自己的领空不可侵犯。但随着飞机发展为航天飞机，航天飞机发展为空天飞机，大气层与外太空的界限日渐模糊，领空日渐失去其意义。当任何人都可以从GoogleEarth上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部大楼，甚至可以数一数它的窗子时，连007们都开始黯然失色。于是美国人詹姆斯奥伯格发表了《天权论》，提出了天权和制天权问题。我们、他们与战争从克劳塞维茨到杜黑，我们看到了工商文明中强势者对战争的理性思索。工商文明显然在印证《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强势者与弱势者间，战争能力的差距迅速扩大。当年中国人体验过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这只是冷兵器与热兵器间的对抗，双方还同属于二维空间；而今人们看到的是二维空间战力与三维空间战力间的对抗。逻辑上，战争问题似已无悬念在美国人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任何对抗都是非理性的，世界只能生存于美国霸权下的和平之中。人民战争一直是我国军事思想的基础，面对新的态势，刘亚洲表示了质疑：今天的战争属于进攻，而且是快速进攻。战争形式已不仅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当人民准备战争的时候，战争可能已经结束了。在高科技高歌猛进的现代，军队业已小型化，打击业已精确化。战则速决。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全民皆兵，均不足以威慑敌人。他这样说是有依据的。正如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所说：我们尊重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上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刘亚洲的结论是：天空成为主战场，人民爱莫能助。（见刘亚洲《百年空军》）刘亚洲的思考无疑是理性的。然而观察被他引为范例的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及随后的伊拉克战争，美军早已大获全胜，而这两地依然动荡不已，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方案，能使这里恢复平静。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却蔓延到全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布什政府都宣称要树立民主的样板。然而西方民主需要一个基本的经济条件：利润极大化导致的社会内部矛盾能靠外部的利益输入缓解，否则激化的内部矛盾只能导致极端的社会行为。试想，没有了中东的石油，在人们动辄拔枪的美国，如何维持其民主秩序？在全球格局中，阿富汗、伊拉克都处于利益的净输出地区。在马太效应盛行的工商文明中，全球大多数人口只能生存在这样的位置上。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经济学家和布什一样，当然不属于他们，没有兴致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于是超强军事霸权控制下的世纪秩序必然像硬币一样，由正反两面构成，正面是G8国家的富足、文明、秩序、民主，而其反面则是其他国家的贫困、野蛮、战乱、专制。没有了反面，正面将立即解体。所以对于正面，反面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英雄所见略同。今年5月中旬，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采访中奥巴马承认：中国的生活水准和工业产值目前只达到美国1910年的水平。仅达到美国百年前的这点水准，就让奥巴马们对中国侧目而视，嚷嚷着要让中国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控制了海洋，意味着可以随时掐断中国的石油供应，控制了天空意味着可以随时对中国实施精确打击。对美国而言，且不说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就是成为区域性大国都是不可忍受的：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亨廷顿《中国恢复亚洲霸权》）注意，用战争阻止中国发展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美国人早已极为理性地思考与中国的战争。事实上，美国每隔几年就对中国进行一次军事战略测试。1993年，美军在公海拦截银河号；1996年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监控解放军演习；1999年以误炸为名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派侦察机到中国南海进行侦察，并将一架解放军战机撞毁；2009年，在黄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美国军舰两个月至少与中方对峙5次；而今又欲派航母陈兵黄海。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中美两国。上个世纪上半叶，面对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日的挑战，美国在战争中征服、占领了这两个国家，再让它们以小伙计的身份加入富人俱乐部，为其充当冷战的马前卒。1950年西德不到5000万人，日本刚超过8000万人，两国共占全球人口的5.18%。而2008年中国人口13.28亿，占全球人口的19.57%。同年由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组成的富人俱乐部共7.363亿人，中国人口是它的1.8倍，已经面临深刻危机的富人俱乐部还可能扩容1.8倍吗？况且，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俄罗斯、巴西都在高速发展，都力争加入富人俱乐部。这四国共28.1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41.7%，为现有富人俱乐部的3.82倍！绝大多数人辛苦，少数人享乐，这是经济学家们认同的基本秩序，金砖四国的发展态势意味着，现存富人俱乐部将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挑战。站在以美国为首的富人俱乐部的立场上，理性的对策何在？显然，决不能容忍这一态势发展。枪打出头鸟，首先必须遏制的就是中国。必须迫使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呆在Chimerica里当长工，别的休要妄想。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彻底的方法是肢解中国，分而治之。早在晚清时代，列强们就打着这个算盘，1887年，日军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七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当年是义和团运动使列强们意识到，此路不通，这让一批梦想今夜我是美国人的精英们痛心不已，所以至今仍在渲染义和团的愚昧。然而，这一念头从未消失。1949年美、苏都希望国共划江而治，以维护它们私定的雅尔塔体制。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人中山岛岭雄提出，将中国分为12块，即12个小国家，互不隶属，各自为政。宫崎正弘主张将中国分裂成16个小国。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主张将中国分为六个国家。台独分子、陈水扁政权驻瑞士代表王世榕（笔名王文山）则主张，将中国大陆分成东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西藏、蜀黔滇桂，再加上华中以长江为界分割的南北两国，共七个小国家。他笔下的中国患在贫、病、愚、痴、贪五病和钱、色、食三孔，中国人口众多，素质低下，义和团式的、褊狭的民族主义十分危险邪恶，中国可怕而神秘，手上还握有核武器，所以必须肢解。李登辉的七块论即源于此。这就是中国所处的大环境，令人想起百多年前先辈云窝的疾呼：兵战、商战、农战、工战、学战！是亡国亡种还是强国强种？而此时，刘亚洲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敌人已不是当年的敌人。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战争当然也不是当年的战争。（刘亚洲《百年空军》）是啊，当年的我们是毛泽东率领的农民、工人，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而今天的我们是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是代工工厂里的工人？是豪华办公楼里的裸官还是胡润榜上的富豪？是主张两极分化是好事的学者还是宣称中华民族只是梁启超所虚构的文人？让我们回到麦金德的视角：全球化使工商文明走进一个高度拥挤的封闭空间，一个个资本集团在这空间里相互兼并，带动着一个个政权实体相互对峙。冷战时期，核武器无差别的大规模毁灭能力阻止了大国间的战争，而今高科技的美国人转向smart power，速度与精确性取代了大规模杀伤力，核门槛越来越难于遏制战争。五角大楼2月初公布的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显示，美军准备发展一种新式常规拦截导弹，名为即时全球打击，从美国发射，能在1小时内击中位于全球任何其他地区的目标。这一计划引导美国沿杜黑指引的路线狂奔，以巩固其在战争力量上的霸主地位。面对这样的态势，必须思考并回答刘亚洲提出的问题：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敌人是怎样的敌人？战争是怎样的战争？问题是，该由谁来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2104 次阅读|0 个评论

盗墓贼的分工与学术期刊的分工竟有惊人的相似: JYH64J98Y99H 2010-6-21 12:46; 日前，信手翻阅报纸，竟发现盗墓贼的分工与学术期刊编辑的分工有惊人地相似。想想也是，盗墓的历史绝不亚于学术期刊编辑的历史。在盗墓活动中，盗墓人员的分工细致明确：踩点、放风、掏洞、安炮眼、下墓穴等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在盗墓的行业里，也存在着很多外人无法理解的专业术语，如“掌眼”、“探宝人”、“支锅”、“腿子”、“下苦”等等。盗墓活动的全班人马有统一的称呼，叫做“一锅儿”。“一锅儿”里级别最高的是“掌眼”，“掌眼”是这“锅”人马中的领导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不仅具有找寻古墓的本领，也有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线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提出买断该“坑”出土文物的初级收购商。在现行的学术期刊出版制度下，学术期刊的“掌眼”就相当于“主编”。这样的人选，既要有学术领袖的权威及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又要有相应的行政权力来支撑。在高等学校，这样的人物一般是由大学的书记、校长或副校长担任。每一个学术编辑都很像是学术的“探宝人”。“探宝人”游走在村庄野外，探寻古墓地，并进行文物鉴定，有的时候还充当“掌眼”的代言人，有点军师的味道。“支锅”则是盗掘活动的老板，类似于承包工程的包工头，盗墓前期投入的资金、设备，以及后期工人的工资都由他们来筹措。“支锅”相当于学术期刊的常务副主编，具体负责期刊的工作分工、终审把关、奖惩措施实施以及经费的支配。 “腿子”是其中的技术工人，在盗墓行当中扮演着项目经理的角色，他们负责探寻墓地的具体位置，以及里面是否还有东西等等。团体中，处于最底层的是“下苦”。“下苦”就是民工，他们从事最具体的体力活动。“下苦”挖一个墓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的报酬。学术期刊的其他副主编、编辑，大多同时具备“腿子”与“下苦”的职业角色，普通编辑基本上就是“下苦”的角色。有的期刊，“支锅”与“腿子”都由常务副主编一人担当，其他编辑完全从事“下苦”的劳动。无论盗墓贼盗的是值钱的墓还是不值钱的墓，“下苦”的收入都大差不差。“下苦”风险不大，收入也非常有限。“支锅”固然有风险，但收益却也非常可观。真所谓盗墓有风险，“支锅”须谨慎。由于学术期刊大多是连续出版物，相当于发现了古墓群，一期一期地出版，相当于一个墓连一个墓地挖盗。“下苦”手中有活干，时间长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无论一个人有无才华，在“一锅儿”的“下苦”犹如煮在温水中的青蛙，或痛苦死了，或舒服死了。盗墓贼为了提高效率，调动下苦的工作积极性，估计也会提出“下苦掌眼化”的口号。就像期刊编辑群体里有人喜欢提出“编辑学者化”口号一样，虽然有时感到望梅止渴，但那毕竟比哀声叹气要好呀。一个盗墓贼也许可以从“下苦”幸运地成为“掌眼”，但是，作为等级森严的学术期刊运行机制，“下苦”轻易别去做“支锅”梦，“支锅”也别轻易做“掌眼”梦，更不要五十步笑百步，还是该干啥干啥。看来，不光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而且行业常常也有惊人的相似。; 个人分类: 边看边说|4611 次阅读|4 个评论

科研项目组织和申报的困难及化解措施: pkustm 2010-1-13 18:45; 科研项目组织和申报的困难及化解措施国家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在这方面的投入增长很快，渠道也非常多。然而，具体到每个科研人员在争取项目时却面临很大的困惑。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很难要求一个科研人员在精通本专业领域的同时，又熟悉各种科研投入渠道，复杂的项目定位和各有不同的申报要求。所有这些限制实际上都在呼唤更为精细的分工和专业化的服务。这也正是科研管理人员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要发挥好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各自的优势，做到真正的优势互补却非常困难。原因很复杂，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科研管理在整个知识生产和创造中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识。都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仅仅有科研人员，而没有良好的管理服务，生产力如何发挥？就象只有砖瓦，没有水泥。只有结构件，没有整体设计。很难想象会有真正象样的建筑出现。这实际上就要求整个科研价值链中所有环节的人能够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指责。对于一些精心钻研业务，又不太擅长与外界打交道的科研人员。往往对于项目申报过程中稍微繁琐一点的细节就感到不耐烦。从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很科学的态度，因为毕竟还是应当适当地考虑到总体和系统的情况。太繁琐固然可厌，但任何程序都没有，政府或纳税人的钱又凭什么支出到具体的项目或研究中来呢？实际上，基层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于常打交道的科研人员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服务来体现价值。所以我们需要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愿意进行沟通的积极态度，而不是一味抱怨。特别是做为具体的个人，我们可以对整个科研体制，包括资助方式和渠道，有自己的看法，也可以通过努力尝试去改变一些东西。但具体做事的过程中，却需要有一种务实的态度，按照科学的方式来思维，充分认识每个环节的价值所在，真正做好分工协作，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个人分类: 科研管理|5487 次阅读|0 个评论

《国富论》读后感: xsplendor 2009-1-11 15:23; 《国富论》读后感徐光华 2008/12/4 前段时间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摘录了其中一些觉得经典的语句，同时写了一些感想和疑问。文中部分为摘录，但可能有所缩略，// 部分为感想和疑问。小标题都是自己随便加的。目录 1，分工 2，商品价格组成、生产资料所有制 3，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 4，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 5，城乡间的不平等交易 6，货币 7，三个阶级的形成 8，资财 9，社会生产和投资 10，农业和制造业 11，国家和军队 12，人口、党争 1，分工 //分工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那么分工是怎么产生的呢？应该是一种自组织过程。动物似乎也有分工，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类社会，分工是一个持续不断发生的过程。应该说技术积累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类之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契约，交换，这和分工的形成是互相促进的反馈关系吧？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大得多的市场。不同属性（如轻重，贵重程度）的物品的市场范围也不同。运输的便利程度(主要是水运）是各古文明产生的重要原因。 //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国内贸易就已足够，或是有碍统治者的统治？ 2，商品价格组成、生产资料所有制 //资本是物化的劳动。只有在有了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具之后，才有资本。在原始社会，人人都直接参加劳动，只用一点简单的工具，也就无所谓资本了。但后来，资本包含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现在货币可以购买一切的东西，包括劳动，来为资本所有者生产。资本处于支配地位，劳动则是附属。因为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组织很多人和生产资料，很多分散的人要自行组织起来是困难的，而由于资本，则变得容易了。这种情况以后是否会改变呢？想象一下：当人的智慧成为最主要的，而其他生产资料变得相对不重要，产品也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多样化，而网络也使人的组合变得容易了，这种情况下，应该会发生资本成为人的附属的情况，当人有想法时，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生产资料来为之服务，最多就付点租金什么的了。这是一种不错的社会状态，在不很遥远的将来应该是有可能的，其前提是物质产品已经十分富足，而且每个人都有很高的创造力。这看去有点像所谓的知识经济，但其实应该不是的吧？ //土地私有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我想那只是因为土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动物界也有领地一说，而土地对于人比动物要重要得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开发新的资源，一旦某种资源对人们变得重要（一是有用，二是稀缺），人们就会争夺，于是就产生了私有化，土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要不是水和空气流动不断，人们估计也早已把私有化了。动物的领地是需要自己保护的，而人类则把似有制度化，靠国家的强制机器来保护，某种意义上说省下了自己保护的开销。那么公有制呢？它应该在以下这些情形中可以存在： a，原始社会，大家都没有剩余财产，打不打得到猎常要看运气，而打到一次自己又吃不完，大家互相帮助； b，独一无二，并且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东西，而且它能服务于所有人； c，共享并不减少财产的价值的时候，比如知识产品； d，空气和水等，多得很，没必要占有，或占有的成本太高，不足弥补其好处，土地原来也属于这种类型。 //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私有，其结果是慢慢扩大贫富差距。因为即使初始时刻人人都分有相同的土地，但由于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和一些不确定因素，就产生了差距，而这种差距会通过正反馈放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一般二三百年之后），贫富悬殊就很大了，而人口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革命就爆发了。然后人口大量减少，新的王朝建立，再次平分土地，进入新一轮循环。不过对于贫富差距到底怎样产生和扩大，应该有更好和更深入的研究和表述才是。 //土地私有化后地租也就很正常了。资本家雇佣工人，购买生产资料，租用土地来生产，成为了生产过程中最活跃的一群人，也是最为见多识广的一群人，而工人受其欺压也就很正常了，除非能够组织起来，或者到有一天劳动力成为稀缺的。 3，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这是开篇的第一句话，可见斯密完全主张劳动价值论的。 //生产资料是劳动的物化的结果，所以当土地是公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因为土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我们无需计算它对价值的贡献，它还不够稀缺。毕竟价值只能是一个相对的量，而不是绝对的，它衡量的不仅是一种东西对我们的重要程度，也在于起稀缺程度（也许边际理论能够比较清楚地阐述什么是价值但我现在还不知道），它的作用在于比较各种商品，以便我们交换。当土地成为私有时，这种计算方法就有问题了，一个商品的价值应该不能简单看做它所物化的劳动量了吧？而且这个问题也影响到了生产资料的价值计算，从而变得不适用。而要素价值论则是适合私有制的价值理论。 //生产资料在公有制下，按劳分配也就很自然了。然而这并不是容易的，农村公社的按工分计酬并不是按劳分配，因为劳动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且很大。而且这里还有社会一般劳动与个人劳动的差别。所以还是应该按照劳动的产出来进行分配，但这又很难计量，除非是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但交换的前提似乎是私有。 //公有制的好处是防止贫富分化，私有制则促进积极性，应该是两者皆有优点和不足吧。那么看来，孙中山当初提出的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是否就是好的办法呢？可惜没有得以实施。 4，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一国所获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末，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完全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或其资本所可雇用的限度，那末，在这种状态下，职业上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使劳动工资低落到仅足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而且由于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也不可能再有增加。一国的资本，如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已达到饱和程度，那末各种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一切种类的原生产物，都随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技术改进而趋贵。 //劳动和资本都不缺乏，而是受到了自然资源的限制，那个时候估计地租占了绝大部分，剥夺了工资和利润。这是对未来悲哀前途的一种推想，生产不足。然而到现在为止似乎都没怎么发生，很大部分原因在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科学和技术未必能够拯救我们避免那种悲哀前途。另一种可能的前途是需求不足，因为能满足的都已经满足了，剩下的则是不可能被满足的，经济增长停止了，当然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下场。然而现实是我们遇到的是相对的生产不足和相对需求不足，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人买不起，另一方面有东西卖不掉。技术的贡献在于：对于生产方面的限制，改变提高资源的可用性，找寻替换品，从而减缓其限制；对于需求方面，则创造出新产品，满足人的新需求，从而引起新一轮的增长。所以说把科学技术与资本，劳动力，土地并列称为影响经济的要素是有道理的，其中资本更确切说是生产资料，而土地则是表示总体的自然资源。 5，城乡间的不平等交易治城市的统治权，当时完全掌握在商人和技工手中。对他们中各个阶级来说，防止他们常说的各自产品在市场上存货过多，实际上就是使他们各自产品在市场上经常保持存货不足状态，这样做分明都是符合于他们各自利益的。各阶级都急于制定规则，使其货物在市场上不足，以便于能卖更高价。当他们自己交易的时候，卖买相衡，半斤八两。但在他们与农村交易时，他们却受到很大的利益。维持各都市并使各都市富裕的，正是这种交易。 //这是一种集体垄断，其原因完全在于农村居住分散，难以结合，而城市工业相对集中，便于结成各种产业协会。而现在中国农民处于劣势地位，固然一方面由于其人数太多了，超出了需要，但也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没有联合起来。 6，货币贵金属在充当货币之前就有需求，就昂贵，但充当货币后增加或保持了这种昂贵性。 //当社会有了剩余物时，交换开始了，这又促进了分工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交换。而一开始实行的物物交换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一般等价物的找寻变得很急迫。金和银可以用来制作器皿，刀具，也可以用来做饰品，所以其本身是有价值的。贵金属用作货币有其天然优势：a，本身价值大；b，不生锈，不易磨损，能否长期保存；c，易于分割成小块；d，其供给量受到矿的发现影响，总体上是缓慢增加的。 //一件物品是否耐久，看来是很重要的属性，同样重要的属性应该还包括其是否能同时为多人享有，以及与其他物品的相互取代性等。 //不同古文明之间都不约而同使用贵金属来充当货币是有原因的。在现代社会，战争期间，纸币可以被随便贬值，一个国家也可以不承认别国的货币，但是贵金属则仍然不怕别人不承认，因为人类对其的需求是本质的，虽说其重要性已经降低了。 //有了货币之后，其它商品的价格用货币表示，而货币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那样就产生了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比如：a，货币本身是否有价值？其价值又由谁来衡量？ b，纸币与金属货币有本质区别吗？这些问题在高中上政治经济学时就困扰我，但后来一直都没有去深究，现在可以说是有点明白过来了，但也不敢说理解得完全正确。当贵金属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货币之后，它事实上增加了一样用处，即可以用来交换其它商品。而整个社会呢，流通因而变得便利了，避免了得不到及时交换而发生的浪费，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这种好处，应该有一部分体现在了货币上，也就是用作货币的贵金属变得比以前更有价值了。所以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不仅仅是贵金属原有的价值，而是流通的价值。其价值当然是由其它商品来衡量的，因为别忘了一切都是相对的。而要理解纸币则需要多费一些笔墨了。货币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对人直接产生效用，而是需要社会认同它时才有用。在一开始没有这种认同，所以只好实行物物交换，但这终是不方便的，所以人们经过一系列选择定在了贵金属。贵金属充当货币的时候，其流通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依附于贵金属本身的价值的，也就是其用作器皿、刀具、装饰的价值。这整个社会的规模也不大，交换可能发生在部落之间，人们只肯接受大家都普遍觉得有价值的交换媒介，也就是确信能够在下次用来交换别人的东西，而不怕别人不接受。而另一方面货币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毕竟人们把贵金属当作超出它们本身的价值来使用了，虽然是依附于其本身的价值的，拿了货币的人总还是有点那么不放心的，这种不放心需要整个社会对货币的认同来弥补。随着货币的广泛使用，就把整个社会越来越联系到一起，促进了彼此的信任。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认同对社会造成了好处，是有价值的，前面我说了货币的使用方便了流通从而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好处，这种好处一方面是得益于贵金属本身的使用价值的牺牲（由于人们拿它用作交换媒介，社会作为总体上就减少了享用其作为器皿、刀具、装饰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社会的这种互信。这种信任，或者说一种共识，逐渐发展，相信也是造成后来国家产生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觉得有必要大家更紧密地联系，而且是得到保证，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而只有国家产生之后，纸币才成为可能。因为金属货币之于流通还是有其不方便的地方的，大家都希望能有更好的媒介，但是谁又能相信除了贵金属以外的东西呢？而有了国家的保证，大家也就愿意相信了。就这样，国家的信用取代了贵金属的本身价值，成为了货币的流通价值的依附，而这时的货币，也就变成了毫无实际使用价值的纸币。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然而实际上这还是分为两步，首先是所谓的贵金属本位制度，比如金本位，银本位什么的，纸币的发行必须与之挂钩，纸币只是贵金属的一个代表而已。然后则是纸币与金银的脱钩，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货币的流通价值完全依附于国家的信用，这时人们还得到了额外好处，就是可以把金银都用作其本来用途了。回想一下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天然优点，现在都靠国家发挥，自然不能那么顺利的，比如通货膨胀什么的，就会时有发生了。总之，社会得到了好处，但是却也使得整个经济运行变复杂了，因为其复杂，稳定性变差了。 //现在应该就容易理解这个悖论了：比如说一个人手里有10元钱，另一个人手里有价值10元的商品，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有10元，可明明总共只有10元阿。这是因为我们考察的只是两个人而已，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两个人的话，那么买家手里的10是买不到东西的。而当事实上社会包含很多人，买者和卖者，总的货币数只是总商品价值数的极小一部分而已。 7，三个阶级的形成 1，地主或靠地租过活的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但却坐吃，懒散而愚昧；2，劳动者，与社会利益一致但承受最大的苦难，往往无时间学习，从而无知，也无足轻重；3，雇主，或靠利润为生的人，通常是商人和制造业者，最为敏锐，但他们的利益却往往与社会整体利益冲突，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压迫公众，只以自己的利润为目的。 8，资财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论资财的划分： a，用于消费；b，资本，包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固定资本：是指无须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包括：1，机器与工具；2，有利润可取的建筑物；3，土地改良费；4，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流动资本：不断以一个形态用出，以另一个形态收进。包括：1，货币；2，食品，当为各种食品生产商所有时；3，原材料，半成品；4，已制成，但仍在制造者或商人手中。后三者会在短期内变成固定资本或消费品。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变成的，而且要不断地由流动资本来补充。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具有同一目的，也是唯一目的，就是使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不致匮乏，而且能增加。为了补充固定资本和供目前消费的资财，需不断从流动资本中抽取大部分，所以流动资本亦需不断补充。补充来自：土地产物，矿山产物，渔业产物。货币不需提供给固定资本和消费，所以也不需要补充。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当然还不会考虑到自然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现在则不得不考虑了。上述流动资本的补充物都会应环境恶化，人类过度开发而减少，其中矿山产物还是不可更新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自然界能够持续提供的产物的使用限制在不影响起更新能力范围内，而对于不可更新资源，则必须自己来回收再利用。 //传统经济理论之于生态经济是否就像牛顿力学与相对论的关系？在一般情形，前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当到达某一极限时（速度接近光速或者接近环境容量），就需要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包含，前者是对后者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的近似。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其余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纯收入。国民真是财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而是取决于纯收入的大小。货币不是社会总收入的一部分，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因为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手段。如果力求认真地证明，财富不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而由货币所购各物构成，并且只在购买货物时货币才有价值，那就未免过于滑稽。无疑，货币总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我们已经说过，它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并总是最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我想货币可以看作财富的一部分，但更确切地说，是把国家信用看作社会财富的一部分。 9，社会生产和投资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生产资料（也即资本）进入下一步生产，这点容易理解。而资本可货币化，也就是用货币表示积累了多少资本，也该是好理解的。然而货币与资本毕竟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各种资本是有比例的，而用货币表示则没有表示出这种比例，那么应该是有机制自动保持这种比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机制，应该是一系列负反馈。在这个前提下，用货币来表示资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怕这个前提会因某种原因而失效，导致失衡，进而崩溃，让那些只看到货币的人措手不及。 //银行的建立是怎么起到集中社会闲散资本的作用的？应该只是促进了这个过程。想象在某一个时刻，生产资料闲散在社会上，需把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如果有人有很多货币，他就可以购买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了；但若货币也闲散在社会上，固然也可以通过借贷集中，但不如用银行来得方便。 //另一方面，也许会有人持有一些货币，可能暂时没有找到投资或放贷机会，这部分货币沉溺了。这样该会使流通中的其他货币相对更有价值，而当突然把这部分资本重新投入利用的时候，可能没有为之而准备的实物（不论资本还是消费品）。但是社会上也可能存有潜力使得能在短期内生产出来这些实物。比如说本来开工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投入货币应该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但却也有通货膨胀的危险。那么反向的过程呢？突然把一部分货币沉溺，撤出流通，就有造成了生产过剩了，这或许就是98亚洲经济危机所以爆发的原因。关键在于，要快，而且货币量要大，否则是起不到作用的。 10，农业和制造业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 //家仆的劳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服务业。资本的投向，可促进生产性劳动。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按照事物发展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能把剩余产品维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迫害的话，这些实具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为人的原始目标，所以，在有人类存在的一切阶段，这个原始的职业（指农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 //完全同意！但是英国是种小麦的，而且估计一年只产一季；而中国主要是种水稻的，劳动量更大，而且一年往往种两季，所以中国农民比英国的苦多累多了！就像游牧生活不需付出什么劳动，从而游牧民族花很多时间练武以便侵略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种小麦的民族比种水稻的有优势，种单季的又比双季的有优势，他们可花更多时间学习别的东西。而中国农民则被捆绑在土地上了，虽然可以养活更多人，但这些人却只是更大的包袱而已。没有工匠的帮助，农耕必大感不便，且会时作时辍。农民常常需要锻工、木匠、轮匠、犁匠、泥水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这类工匠，一方面因为要互相帮助，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必要象农民那样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或小村落。后来，又有屠户、酒家、面包师，只及许多就供给临时需要那一点说对他们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于是市镇日益扩大起来。乡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务的。在利润相等或几乎相等的条件下，人们选择投资途径时，在制造业与国外贸易业两者中，自宁愿选择制造业，其原因正如在农业与制造业中，宁愿选择农业一样。与制造商的资本比较，地主或农业家的资本更为稳当。同样地，与国外贸易的资本比较，制造商的资本更为稳当，因为随时都在自己监察之下。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一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 //就像吃大锅饭的时候。社会的全部产业决不会超过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社会的劳动只能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各种独占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带来紊乱，而后来的救济，也难免引起另一种紊乱。对资本所属的国家，最有利的资本用途，乃是能够维持最大生产性劳动量和最能增加土地劳动年产物的用途。必须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全然依赖于分工，而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的程度，又必然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由于农业的劳动密集型，和制造业比较，更能在市场有限这个不利情况下来维持自己。在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即原生产物的最重要市场，因而妨害农业；提高制造品价格，就会减低土地原产物价格，从而妨害农业。 //为什么不是提高制造业品价格后刺激制造业，从而带动农业？当然不是，但有时却不是很明显，如果是再复杂一点的话，就得依靠模型来分辨了。 11，国家和军队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游牧民多余暇，幼稚农业状态下的农民，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至于手艺工人或制造业者，则全无闲暇。为他自身的利益计，他自然而然地会完全漠视这教练。并且，技术进步，制造业进步，必然会引起农耕上的种种改良，使得农民和城市的工人一样，没有闲暇。于是，农民自然而然地也和市民一样忽视军事训练，大多数人都养成了不好战的习性。然而在另一方面，由农业改良而产生的财富，却又不免诱起邻国的觊觎和侵略。事实上，勤勉而因此富裕的国家，往往是最会引起四邻攻击的国家。决定近代军队战斗命运的，与其说是兵上使用武器的技巧和熟练，倒不如说是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 12，人口、党争在商业未开展、制造业未改进的未开化社会，对于仅能由商业及制造业带来的高价奢侈品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有大收入的人，除了尽收入能维持多少人，使用以维持多少人外，再也不能有其他消费或享受收入的方法。 //人口变动的规律之一。用它来解释现代发达国家出生率之低，因为可供享受的太多了，而生孩子则是个麻烦。那么人的本性看来是倾向于自己享乐多于繁殖后代。人口出生率还受到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以及自然条件的制约。简言之，如果人民对于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这种国家的商业制造业，就很少能够长久发达。 //腐败降低了这种信心，腐败的成本是极高的！国家与个人同，开始借款时全凭信用，在这种信用失效后，继续借款就以特别资源做抵押。在美洲各殖民地，从无专横贵族存在。但就是它们，如与英国合并，在幸福与安定方面，亦会增益不浅。至少，它们可由此免去在小民主政体下必然会发生的互仇和凶恶的党争，那党争往往分裂人民间的感情，并扰乱政府的安定。如果美洲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这脱离，非由这种合并加以防止，是很容易发生的那党争一定会比以前凶暴十倍。 //斯密竟然能够预见党争的危害。但他假设的前提是各殖民地自行其事，没有料到他们会共同组成美国。而且虽然有党争，但美国人的共同价值却足够强大，或者说美国人足够清醒，没有使之达到危害安定。反之，说是明朝亡于党争，老毛搞一党专政是否是吸取了其中的教训呢？党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个人分类: 读书|1529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专业分工后的现代人生活的异化: ymdushandong 2008-12-30 21:45; 前两天在电视上又看见齐秦了。接近五十岁的人在舞台上麻木的唱着情歌。我突然替他感到很凄凉。我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都很可怜，现代社会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我们都被统统异化：有医生，有警察，有音乐人，有演员。最可怜的是那些暴露在公众视线下的公共人物。就像生物体细胞一样，最初的细胞，经过发育后异化为了血液细胞，骨骼细胞，肌肉细胞，毛发细胞。这个过程中我总觉得伴随着某种无奈和悲伤。我们设想，有一个年轻的有才华的青年，他因为生活中的感动而写出了一些感人的歌曲，比如失恋情歌。他被签约了，歌曲里面的情绪夹带在歌曲里面卖给了消费者。商业机构因此获得利润，这个机构会用利润中的一部分提供给这个青年人，购买他更多的类似的歌曲。以后的青年人的创作就由最初的有感而发的创作动机变为了有利可图的创作动机。他挖掘生活中的点滴类似的感受和经验，将这些加工成新的歌曲，买给唱片公司。逐渐的，他由一个流浪歌手转变为了专业歌手。下一步是什么？如果他不主动反抗这种趋势，他会渐渐失去生活的感悟，在商业的流水线上炮制低俗歌曲。科研也是如此。有才华的年轻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得到启发（我相信是科学以外的原因，就像人不能拎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科学进步需要外在的其他方面的启示），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某个科学问题。他因此获得一笔资金来进一步研究问题。当他迷信科学本身，开始进入专业科学家的队伍，那种领悟问题本质的能力也会慢慢迟钝，最后变成一个平庸的专家。所以，我觉得，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人在科学，艺术各个方面都能有高深的造诣，都能得到深刻的领悟，都能获得充分的欣赏和满足。虽然个人生命有限，不必去做各个行业的事情，但是在欣赏的角度上，每个人是多面手，是普家（相对于专家，专家不再是一个褒义词）。田园牧歌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因为生活其中的人们可以靠自己双手劳动生产，也可以自己歌唱出心中的欢乐和悲伤。; 个人分类: 人文思想|439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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