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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陈奉林: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
fqng1008 2020-2-29 20:53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历史 2019-07-31 物质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东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甚大。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他在 19 世纪70 年代来到中国,考察了中国内地和西北许多地方,回国后写成《中国》一书,1877 年出版,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丝绸之路”概念。丝绸之路是个老话题,从概念提出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是一个极富生命力和广泛内涵的概念,常写常新,常讲常新,它就像古希腊斯芬克斯谜语一样不断引起探索者的浓厚兴趣。 清康熙年间外销的青花帆船纹盘 丝绸之路有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学界对前者的关注较多,对后者的研究相对较少。 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中国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了。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和范畴,是指存在于东方历史上的从中国汉代至近代以丝绸和瓷器为主要贸易内容的商路和交通线,东起东南沿海各港口,向东到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往南到达南洋各国,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向西通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东、西海岸,甚至到波斯湾、红海、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所到达的地区范围。这样一条海上航线,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连接了东方与西方,也连接了古今与未来。可以说,它既是一条海上交通线,也是一条贸易商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载体。只有开辟了交通线,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才能产生。 为何说海上丝绸之路是特殊的历史范畴?因为它是有时间上限和下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与陆上丝绸之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不晚于公元前 2 世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讲到开辟自中国到南洋、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路线: 自日南(今越南中部)障塞(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今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船纹铜提筒上所绘的汉代海上船只 船纹铜提筒拓片 上面材料说明从汉代起,中国就开辟了从广东、广西到东南亚、南亚的贸易交通线,这个贸易交通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汉代开辟的到东南亚、南亚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联系。有西方学者认为,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很少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慢慢走向近代。这是典型的 “冲击 - 反应 ”的观点。事实上并非如此,近年的中国史、东亚史研究有很多新成果已经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直与国外市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代的对外贸易占到国内财政收入的1/5 左右。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远远大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载体是骆驼商队。如果以一个商队有 30 只、最多50 只骆驼来计算,一只骆驼载重200 斤,50 只骆驼也就10000 斤,即5 吨。唐宋以来,中国的造船技术不断取得进步,加上指南针、天文导航、水文导航技术的利用,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这时船舶的载重量已经达到600 吨。也就是说,骆驼商队的载重量仅仅是一艘大船的1/120。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人们运送的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统的东方商品 。以瓷器为例,瓷器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种类繁多,如碗、盆、盘、壶、杯、坛、缸、盂、酒器、花瓶、唐三彩等,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此外,香料、象牙、犀角、楠木、白银、铜器、铁器、硫黄、青盐、檀香、棉布、玳瑁、蔗糖、谷米、皮革等,也都是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 唐三彩骆驼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近代以前的船舶没有机器动力,主要靠风力,有风时张帆,没风时靠人力。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意思是说,宋朝建国之初,两浙向朝廷献上一艘大龙舟,长二十多丈,船上有多层楼的宫室,设置有皇上的御榻,以备皇上出游。这个材料足以说明宋代已经建造出载重量较大的大型船只了。 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十分清晰地记载了当时中国商船与国外交流的情况: 故临国(今印度西南海岸奎隆一带)与大食国(今阿拉伯)相迩,广舶(来自广州的商船)四十日到蓝里(今苏门答腊西北角的亚齐)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 ……中国商舶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船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 “住冬”就是住在这里等待冬天的到来,冬天的时候,风从大陆吹向海洋,所以等着顺风时“再发舶,约一月始达”目的地,古人已经掌握了季风活动的规律。“易小船而往”就是说要换乘小型船只前往,因为大型船舶适合于海水比较深、暗礁比较少的地方。“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虽然吹南风的时候一个月就能到,但是往返还是需要两年时间,这说明了过去东西方交流的困难。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天道与人文》一书中总结季风之成因时,曾这样说过: 冬季则大陆空气密度大、气压高,而海洋上之空气密度小、气压低;夏季则反是,而风于是生焉。冬季由大陆吹向海洋,夏季则自海洋吹入大陆,即所谓季风是也。复因地球自转之影响,风自高气压吹向低气压时,其在北半球则常略偏向右方。 ……全球大陆之辽阔莫过于亚洲,故亚洲之季风亦特著。印度位于亚洲之南,故其季风冬东北而夏西南;我国地处亚洲东部,故季风冬西北而夏东南。 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 在古代,中国有一个词语叫 “梯航重译”,是当时东西方商船运输、语言交流困难的真实写照。“梯航”,其意是说船只航行像爬梯子一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航行;“重译”,是说语言交流要经过多重翻译才使对方听懂。可见,过去人们的交流异常困难,当时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交汇是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才得以进行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 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地区),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 ……诸藩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藩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 这段材料是说,大食国的商船人员往来必须先往南走,到了故临国换成大船东行到三佛齐国,到了三佛齐国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那就是进入中国。 “诸藩国”就是诸外国,明代以前把外国称为“藩”或“蕃”,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叫“蕃房”,明代以后从美洲、西域、南亚引进的很多农作物一般都要加一个“番”字,如番薯、番茄等,这些都是当时东西方交流、交汇的真实写照。在近代蒸汽船出现之前,东西方海上贸易基本都是依靠大型帆船进行的,船体小则不能抗风浪、抗颠簸,解决不了许多现实的问题。 清代外销画《 帆船》 据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记载,海上航线有东线、西线之分,从广州出发向南,经过马六甲海峡,再经过印度东、西海岸到达波斯湾的航线,是为东线;从波斯湾沿着阿拉伯半岛往西来到红海地区和非洲东部,这是西线。这个航线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都联系起来了,人们当时依靠这个航线进行海上交通与贸易活动,利用自然、技术与社会提供的有限条件从事文明的交流与构建活动。 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总是与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涉及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网络,它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力量,优良的制度、良好的政策、正确的思想观念、先进的技术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东西方的交流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我们今天怎么强调经济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都不过分。 中国对外贸易经过汉代以来的发展,到隋唐时期不断扩大,商船已经能到达西亚、南亚、非洲、红海地区,贸易交往有了世界性特征,对外贸易已经伸向世界。东亚不仅是一个文化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世界,二者兼而有之。经济作用的力量远远大于文化作用的力量,更为持久有力。所以说,物质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东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甚大。 中国是农业文明大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除少数几种农作物是中国自己培育外,如粟(小米)、水稻、黍(黄米)、高粱、大豆等,其他大部分农作物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玉米、烟草、番薯来自美洲,西瓜、黄瓜、核桃来自西域 ,这些外来农作物都是通过海陆交流而来,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汉代的波斯银盒 笔者在《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一文中写道: “对于东方历史仅仅从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经济与国家对外交往的行为当中去把握。西太平洋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交流与交汇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传统,创造着新的东方历史。”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经过经济高增长的带动之后文化又焕发青春,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历史,包括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继承了古代,又创造了未来。在《中国国家历史·贰》上笔者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东方的亮丽景色: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的文章,其中说道:“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东西方社会的变迁,与海上交流的不断扩大与加深有直接的关系。 在交流过程中,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知识得到传播,生产力得到发展,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资源共享,推动人类整体进步。在这条丝路上,各国既是先进文明的传播者,也是先进文明的受惠者。 ” 我们不能只讲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要看到我们也是文明交流交汇的受惠者 ,如果没有这些受惠,今天我们怎么能吃得到西瓜、麦当劳,喝可口可乐,听爵士音乐?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受惠的是各个国家。 根据宋代《诸蕃志》《岭外代答》《萍洲可谈》的记载,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船只到达东起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西至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 宋代以来中国真正地走向了世界,元朝也是一个对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明清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所说的停滞不前。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明清社会 500 年多是停滞的,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如果停滞的话,人口怎么会不断增长?只不过是自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相对较慢,而欧洲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迅速,中西发展差距逐渐增大,两者相较,判然有别。美国学者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所著的《欧洲霸权之前》也记载:“14 世纪末中国明朝远洋航行的船只有约3500 艘,其中1700 艘以上为军舰,400 艘以上为谷物运输船,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与其匹敌的海军力量。” 美洲番薯、玉米等农作物引进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包括人口的增长;美洲白银的引进也大大地推动了商品货币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汉代时中国人口有六千万,宋代人口达到一亿,清末人口达到四亿。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食物充足了,人口才能增加。正如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写道: “这种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可使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增长。”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海军在1100 年至1450 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李约瑟 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联翩而至,在此后的二三百年间,欧洲人不断变大变强,支持商人在东方从事贸易活动,对东方贸易进行垄断,造成了东方贸易从属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格局,改变了传统的东西方贸易的性质。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普遍丧失了贸易主导权。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经历过一两千年的漫长过程,至 19 世纪彻底衰落。19 世纪西方从海洋进攻,东方从海洋撤退,明清后期不再建造大型船只,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逐渐落伍。 复杂的历史因缘屡屡昭示于前,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亚洲在海上成就的记录并不差。因此,亚洲国家那么轻易地就把海上霸权让给了欧洲人,就尤其值得瞩目了。虽然亚洲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域发展了规模很大的海上贸易,却不能与新来的人争夺海上霸权;这是因为在他们企业的背后没有政治上强而有力的商业主义的推动力,没有对于海外扩张的不懈的国家支持,没有积极的海上雄心来促进造船和战术方面的革新。”这段话放在今天也适用, 商业的发展与伸张要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国家应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有政策选择的原因,又有西方国家凭借武力对丝绸之路进行破坏的原因,当然还涉及具体的国际环境和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是多种力量作用下的结果。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单一因素使然。 当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与法国等国家进行商战,从国外攫取发展资源或利益时,东方国家普遍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没有力量与欧洲国家相抗衡,特别是 华商在与外国贸易竞争时得不到国家力量的任何支持,很多商人成为 “没有帝国的商人”,甚至成为帝国的弃民 ,这是很令人悲痛与心酸的事情。落后的贸易制度、繁重的赋税,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矛盾。外国人也知道,只要给中国官员送礼,商业开发、开展就容易得多,包括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也明白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支持,传教工作很难开展。 海上丝绸之路在时间和空间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在东方各国共同的经营下,形成了东方历史上一道独特而壮丽的风景,至今仍然承载着东方文明的传统。新的 “一带一路”倡议既继承了传统,又承载着未来。今天的丝绸之路不是单纯的贸易交流,更不是单一的经济学、政治学、外交学观点所能解释的,它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外交、能源、安全、交通、环保、移民与法律问题,也涉及民族与宗教政策。今天的“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 个国家,44 亿人口。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推动沿线国家社会各个层面整体演进,提高各国人民福祉,是各国的共同目标。 纵观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凡是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从国外获得发展资源的国家就兴旺发达,财富就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发展与文明程度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若对外闭关自守,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国家发展就萎缩,社会各项指标就在低水平上徘徊。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中国不仅要自己谋发展,还要让沿线国家受益,这样“一带一路”才能走得更长远,不断向未来发展延伸。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 ·拾壹》(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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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与砂器
benlion 2014-9-18 10:11
在新科学、新领域的跟进与在相同项目、同一课题的跟风,不是同一个概念,跟进可以继续拓展领域和产生新的发现,跟风往往只是重复和验证。 神话和思辨模式与史学和实践模式的对换,欧洲奠基教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恰是中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转换到东方的人文主义精神。欧洲与中国走了不同的路径,对东西方文化的钻研和吸纳与对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排斥,形成明显不同方向。欧洲,经历了大学建立-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宗教改革、股市设立-科学奠基和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历程,从而,发展了全球文明。 (东西方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 中国人、华人的自我认同欠缺,往往是导致难以创新的思想因素。在一次留学人员会议上,与一位副部长有过谈话,存在一个预设的偏见,就是中国人、华人都不可能成为国际学术或技术的领头人(高于带头人)的主观断言,不仅如此,而且,海外也存在一部分人持这个先入为主的观点。 近代科学,仪器发明和实验方法建立是关键因素,而手工业作坊到机械化工业,带来技术上的突进和仪器的精密化,对科学的发展是决定因素。同时,哲学的思维突破和学术思想的争鸣,构成科学进步的方法和理论前提,恰恰,中国社会在哲学思想的创造和技术发明的欠缺,导致了科学的发现和经济创新不足,也就是因为思想和观念上的因素欠缺突破,导致在管理体制和人格教育、法律规范的双方面欠缺健全和常规化。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建立了“政教商”分离体制,形成了“自然-社会-精神”哲学体系,恰是“儒释道”3教分立模式的文化体制延续和发展。 -(中国社会: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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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两造“三星一梭”简要比较
黄安年 2013-12-16 17:36
东西方两造“三星一梭”简要比较 受权发布易鑫鼎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3 年 12 月 16 日 发布 这里发布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易鑫鼎教授的短文 , 感谢易鑫鼎教授授权。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易鑫鼎 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06 年 5 月出版;梁启超选集 ( 上下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年 12 月第一版;《 论语集义新编索解》,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1 日 第 1 版。 并在新浪开 易鑫鼎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yixindin ******************** 这个题目的名称,是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一段论述启发我而形成的,他在该书上册第 37 页底部这样论述道:“孔子颇似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本亦是“智者”。其不同在他不向学生收学费,不卖知识。他对于宇宙问题,无有兴趣;对于神之问题,接受传统的见解。孔子亦如此,如上文所说。苏格拉底自以为负有神圣的使命,以觉醒希腊人为己任。孔子亦然,所以有“天生德于予”( 《论语 ·述而》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 ·子罕》 )之言。苏格拉底以归纳法求定义,为吾人行为之标准。孔子亦讲正名,以名之定义,为吾人行为之标准。苏格拉底注重人的道德的性质。孔子亦视人之“仁”较之“从政”之能力,为尤重。故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虽许其能在“千乘之国”“治赋”、“为宰”、“与宾客言”,而独不许其为“仁”( 《论语 ·公冶长》 )。苏格拉底自己未著书,而后来著书多假其名( 如柏拉图之对话 )。孔子亦不著书,而后来各书中“子曰”极多。苏格拉底死后,其宗派经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之发挥光大,遂为西洋哲学之正统。孔子之宗派,亦经孟子、荀子之发挥光大,遂为中国哲学之正统。此但略说,下文另详。即孔子为中国苏格拉底之一端,即已占甚高之地位,况孔子又为使学术普遍化之第一人,为士之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系其发扬光大者;其建树之大,盖又超过苏格拉底矣。“仅就上述所论,就已显示出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和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是东西方文化史上极其相似的两造“三星一梭”的“星座”。这是历史偶然性的反映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巧合呢? 我对于冯友兰先生开阔的思路,是很佩服的,对他的上述行文却有些不同的看法。一是孔子生卒于前 551 年 ~ 前 479 年,苏格拉底生卒于前 469~ 前 399 年。比苏格拉底大了近百岁,以“齿”为序,冯先生的行文应该改成“苏格拉底颇似孔子”,这样才比较恰当。其次,他强调了苏格拉底“不向学生收学费,不卖知识”,言外之意贬了一下孔子。其实冯先生是受了朱熹《四书集注》的影响,把“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论语 ·述而》 )中的“束脩”两字解成“贽见礼”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 孔墨的批判》一文中,更把“贽见礼”的“十小条乾肉”随意改成“十小条乾牛肉”了,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拙著《论语集义新编索解》对此有详解,可参看 )许多《论语》旧注家都受“朱注”影响犯了同样的错误。黄式三《黄氏后案》称:“自行束脩以上,谓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脩饰之礼,郑君注如此,汉时相传之师说也。”( 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 )。按“朱注”说这“贽见礼”虽然“微薄”,像颜渊、原宪等穷孩子,也是很难办到的。依郑康成( 即“郑君” )的解说,就很合情合理。这样看来,孔子“教育学生不收费”是天下第一宗师,比苏格拉底早了百来年。此外,就是如何看待“神”的问题。梁启超在《孔子 · 鬼神 · 祭礼》中说, “孔子教人,说的都是世间法,不是出世法,所以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 · 先进》 )这是对于现实以外的事,纯然持消极的态度。然则,孔子到底主张有鬼呀,还是主张无鬼?我说,孔子所持是相对的无鬼论。他以为鬼并不是没有,但不过由我们的业识造出来。孔子说鬼神,全是哲学上的意义,没有宗教上的意义。《易经 · 系辞传》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几句话最精到,精气为物,说的是鬼之情状;游魂为变,说的是神之情状。鬼者归也。精气是有形的,即佛法中之色蕴。据近世科学的理论,知道物质不灭,所以说精气为物,游魂是无形的,即佛法中之受想行识四蕴,常为业力所持,流转诸趣,所以说游魂为变( 参见章炳麟著《菿汉微言》 )。孔子说的鬼神情状是如此,直可以谓之绝对的无鬼论。然则,他为甚么又极重祭礼呢?自来圣哲施教,每因当时习俗而利导之,《易 · 彖传》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以孔子利用祭礼为修养人格、改良社会一种手段。但孔子虽祭,并不认定是有神,所以只是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论语 · 八佾》 )这分明是主观的鬼神,不是客观的鬼神了。”为什么祭礼可以为修养人格的手段呢?作用就在斋戒。“( 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六 )孔子这种“世间法”,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清爽的风气,是很可贵的,万万不可忽略的。相比之下,苏格拉底对于“神”,可不只是“接受传统思想“,在某些地方,他是过分夸张和拓展了。比如他说,“人的身体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和它的目的极相吻合的结构,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人是神的预想的对象“(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 26 页 )。即便他是如此夸张神的效应,最后却以不尊重“雅典神” 而被处死了。故有论者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一个神秘主义的迷团,显然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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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官司在东西方都不一定是靠“打”的
chni 2009-8-6 08:16
调解:官司在东西方都不一定是靠打的 也许是 由于崇洋媚外的精英们自有他们可爱的浅薄吧,他们从外国发现了 ADR 机制,于是如获至宝,便想要介绍到中国来,这才使得我国古老的调解机制让人重新正眼相看。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可以说,我国的调解制度,是在与外国的相关制度的比较中才逐渐显现出其特有的东方魅力。 一、 中外法院调解制度辩析 西方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即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 ,常被译为:非诉讼解决机制、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代替性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等等。 ADR 具有代替性、选择性和解决纠纷功能等特点。 根据划分标准不同, ADR 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根据主体划分,可以分为民间 ADR 和行政 ADR ;根据 ADR 程序的启动,可分为合意 ADR 和半强制 ADR ;按效力划分,可分为终局性 ADR 和无终局性 ADR ;按 ADR 解决纠纷的类型,可分为一般 ADR 和特殊 ADR ;从 ADR 的起源来划分,可分为传统型 ADR 和现代型 ADR ,等等。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历史上都存在过 ADR 方式,但我们现在所说的 ADR ,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ADR 的出现是西方社会理念发生变化的真实反映。以美国为例,其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更改理性认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劳动的大量出现,社会干预也做便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对家事纠纷的处理,治疗理念盛行,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家庭纠纷用传统的是非对错标准来判断是不合适的,而应该采用心理治疗的办法解决纠纷;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60 年代,自治理念盛行,强调用自治的方式解决纠纷,司法应将部分权利归还人民;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法院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进行,提出了促进和解的口号;第四阶段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合作性理念和评价性理念出现, ADR 被社会逐渐地认同并逐渐地法制化。 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 ADR 在西方国家的出现并逐渐法制化,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的弊端所带来的后果在诉讼方式上的直接反映。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使得司法权被过分强化,造成司法权的强大和集中。这导致诉讼面临压力和固有弊端,主要表现为:诉讼案件数量激增和积案长期不能解决;诉讼费用的高昂,且有攀升的趋势;诉讼迟延;传统审判方式在处理新型诉讼上出现困惑;程序的复杂性,使得诉讼难以及时解决;依照传统的道德观念而作出的判决本身不合常情,同时也不适合解决复杂纠纷等等。随着社会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特别是经济活动的增多,这使得传统的诉讼模式已不利于人们长期的交往与合作,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采取了一些 ADR措施以弥补诉讼缺撼 ,但相对而言,美国是 ADR 制度发展得较为完备。正因为这样,在过去数年里,中国不少准洋学者和法律实务界有识之士一度高呼着要废除调解制度,强调司法审判的程序正义性,继而又一度高喊要从美国引进洋ADR制度,建立非诉讼机制。他们殊不知这项制度的根源不仅就在中国,而且就是他们喊着要废除调解制度,直到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才豁然开朗。 二、中国的法院调解的由来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8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在审判实践中的常见做法,当前我国的法院调解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庭前调解,即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在开放审理前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民事、经济案件,经当事人同意,由审判人员主持所进行的调解活动。在开庭审理前进行的调解活动中,凡当事人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法院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从而解决结束诉讼程序。如果经过这种调解方式。凡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将案件转入审判程序,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二是指审理中的调解,即法院在开庭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的调解活动。审理中的调解,在法院开庭审理民事、经济案件的各个诉讼阶段均可进行。 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民事审判工作中,。就已经提出和推广了调解为主的方针,并在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有善于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规定,确定了调解的种类、基本原则、调解的效力等,使得调解方式逐渐法律化、制度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司法实践中证明调解制度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处理民事纠纷的方法,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沿用了调解制度,并在制定民事诉讼法时将该制度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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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落归根与牛顿的苹果
tarimriver 2008-12-30 22:19
最近还是处于忙碌当中,学生快放假了,每天奔波于各考场间。监考是个乏味的事情,2个多小时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能做,有些痛苦的感觉。只好把教室里的墙壁研究一番,上面有明言警句,有各类图画,帮忙打法了不少无聊。其中有一幅图是牛顿坐在树下,一个鲜红的苹果正在以重力加速度下落。看了后,颇有点感慨。如果要说牛顿换成了我,还有我们当中的其他人,肯定都比牛顿兴奋,因为竟然天上掉苹果!早就注意到满树的苹果,只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遗训,使我们压抑了自己的欲望,现在,它自己送上门啦,正是我的口福! 而牛顿想到的却是为什么苹果要向下掉,而不是相反。所以,他没有兴奋,而是深思,最后结果不用赘述。 有人说,牛顿可是大科学家,所以他才这样思考。我想,这不仅是科学家与一般人的故事,而是有着文化背景的因素。 虽然,我们的先民们,不曾有过牛顿的巧遇,但对秋风落叶却是反复遭遇。诗人见此情景会感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仅长江滚滚来;哲人们则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沦落天涯的人却读出了叶落归根的深意。 由此可见,我们文化注意到的是其规律的必然性,客观性,不容置疑性,无须懂的现象背后的动力与原因。 西方从封建神学走出来以后,却想探究一切现象背后的推手,正如他们的格特式建筑一样。 稍远一点,联系到两个女学生告老师反革命的事情。这说明了在大的背景下,人们的观念不容许个人自由发挥想象力,说共产党好,就不能批评某些地方的不端。甚至有人说,老师就是教授知识,不能有自己的观点,至少课题上不许,我想,由此推开来,是不是要否定1919年的五四运动啊? 当年蔡元培主政北大,兼容并蓄的思想创造了北大的辉煌,现在不许有自己的思想,怎么培养创新型人才,怎么建设创新型国家? 学术自由,必然要有思想自由,禁锢的思想怎么能搞出学术来?还有那么多的国民盼望诺奖呢 关于教师在讲台上说政府的坏话,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其中,有人说,你要明白,谁给你的工资。意思是,政府给你了工资,你还说政府的坏话,真是忘恩负义。 此言差矣! 是人民发的工资,替人民指出某些官员的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 即使,从表面上看,是政府给的钱,教师仍然有权利指出政府中的不好行为和做法,这有利于政府认识错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之所以当着学生讲,那也是让学生明白,哪些事是人民欢迎的,哪些事是违背民意的,对将来从事领导工作的学生们何尝不是好事。如果贪污腐化横行,我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一味在讲台上唱赞歌,到底能起到多大功效,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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