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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会毁掉中国（学术）的未来: 热度 70 hongfei 2011-9-18 03:04; 年轻人会毁掉中国（学术）的未来 2011.09.18 纵观历史，对年轻人寄予厚望和让年轻人高歌猛进的社会，总是行将走向社会体制和文化崩溃的社会。尽管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极少数人曾经都是青年人，但是过去、今天和未来所有的老混蛋和老混混们，事实上都是当年曾经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人们常常自欺欺人地以为今天用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取代社会中的老混蛋和老混混，未来就会无不美好。其实那只是拔苗助长，用未来的老混蛋和老混混取代今天事实上未见得那么糟糕的老混蛋和老混混而已。事实上，任何一个稳定发展社会的中坚，都是那些有远见、有能力和有贡献的老年人和中年人，以及少数可能成为有远见、有能力和有贡献的老年人和中年人的年轻人。所以，中国学术界并不会毁于现在的那些老混蛋和老混混之手，只会毁于不加严格选择而提拔和催生出来的年轻人之手，因为他们会成为未来更糟糕的老混蛋和老混混。不信就走着瞧。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应该给年轻人尝试的机会。不过，如果没有搞清楚如何逐步淘汰尝试之后也不成功的年轻人，就最好不要乱支持他们瞎折腾。近代世界各国和不同社会各行各业的兴衰历史，都可以从这个视角来观察。; 个人分类: 一家之言|19727 次阅读|81 个评论

[转载]年轻人如何做科研: xwspsy 2011-9-16 21:13; 年轻人如何做科研 ——专访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何毓琦　　学术界流行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你的最高水平就是最近一篇论文”，“像爬抹了油的竹竿一样，为了待在原位你必须不停地往上爬，许多人都想拉你下来，因为他们都想要超过你”。 ——一个美国教授的生活（二）编者的话　　“从一开始，我一生就只有一份工作，一位妻子，一个家，所有孩子都在同一个学校完成了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 　　在2010年6月25日发表于科学网博客上的一篇文章中，时年76岁的何毓琦这样总结道。　　何毓琦，祖籍浙江诸暨，1934年3月1日生于上海。动态系统现代控制理论的创导者之一，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长期从事系统控制科学及工程应用研究，在最优控制、微分对策、团队论、离散事件动态系统和智能系统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5岁的何毓琦前往香港并在那里完成高中教育。1950年，被美国麻省理工录取，并在1953年获得电子工程学位，1955年获得电子工程硕士学位。1961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65年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何毓琦长期致力于中国内地的科研发展，培养了多名中国学生，2001年受聘为清华大学讲座教授。2007年4月25日他在科学网的博客开通，受到网友热烈欢迎。　　9月9日，何毓琦教授做客科学网，与广大网友就“科研与生存之间应该如何把握和取舍”、“年轻人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面对现实社会的诸多诱惑、生活的压力，年轻人如何专心科研”等问题交流了经验和体会。　　《科学时报》选编部分访谈内容，以飨读者。主持人：何老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本人有几十年的科研教学经历，对科学网很多年轻的网友会有很多借鉴意义。今天到场的还有贾庆山老师，他来自清华大学，2006年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现在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智网中心副教授。我们今天还请到三位资深科学网博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会仟，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三年级博士生金小伟，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生雷宇。他们正在准备踏上科研（之路），以科研作为终身职业。自己做自己的导师　　罗会仟：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在国内一般（是）约定俗成地找一棵大树，靠在他下面，这虽然会带来很多经费上和项目上的方便，但另外一方面也约束了一些人的成长，（可能）对激发自己的斗志有影响，面对这样的矛盾我们该怎么办？　　何毓琦：我当时自己做博士的时候，没有导师，全靠自己。我的博客上还有一篇（文章），（说的是）有一个湖南大学的博士生，也是没有人指导，他自己研究做了一套东西，就跟我通信，我发现他在他那行业做得非常清楚，就请他写了一篇自己怎么做导师的文章，他写得很好，所以我主张这篇（文章）值得看一看。　　假如有了博士学位，假如是导师真的很花时间训练你，你获得博士以后不一定要靠大树。你绝对可以自己学习，当然有的时候会走一点弯路，碰两个钉子，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假如没有好的导师帮你忙的话——有当然很好，没有可以自己闯出来。如何选择科研方向　　《科学时报》：有人说，现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很多人在研究，年轻人一般都是跟着前辈做，虽然有自己的兴趣点和专业功底，但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还是很难。何老师有没有具体的建议？　　何毓琦：我推荐大家去读湖南大学的那个学生写的那篇《我如何自己做自己的导师》的博文，我发现他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清楚。问题有的是，你永远可以找到值得做的东西。我是不担心年轻人的，他们可能信心不够，我现在告诉他，绝对要放心去做，没问题。当然有人帮你忙更好，你少走一点弯路，省点事，这当然是绝对有好处的。　　网友：科研的新手在刚开始面对一个研究方向时，究竟应该以问题为导向，然后在实战中学习相应的基本知识，还是应该先学习好相应方向的基础知识，然后再寻找问题的突破口？尤其对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向，一个人的专业背景和所学的基础知识往往不适用新的交叉方向。对于这些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何毓琦：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必须要学会（基本知识）才能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根本没时间学完，很多事情要下决心，只要离你本行不太远，你花六个月工夫，马上可以作贡献。我的主张是不要太担心。问题是你要跳进去，人家说学游泳最好是跳下水再学，喝几口水没关系，你在外面一天到晚讲游泳理论，不下水，永远学不会。　　《科学时报》：贾老师，作为何先生的博士生，您感觉何先生在教学过程中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贾庆山：我觉得最深的是指导我如何做研究，而且指导我如何做人。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选题方向，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我印象很深刻。在刚刚开始接触研究的时候，何老师就指导我们说，选题目有三个问题你要先问一问自己，因为我们是工程学科，是做应用基础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工程人员真正关心你要研究的这个问题；第二，你是不是不完全了解这个问题，你如果已经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知道怎么做，甚至预计做的结果是什么，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事情；第三，不管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如果这三个问题当中有两个回答是肯定的，这个问题就值得你去做，这是何老师在我还刚开始接触研究时就跟我讲过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研究，到后来毕业之后自己做老师，我觉得这让我受益非常大，因为他虽然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做哪一个特定的问题，但他告诉我如何去寻找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做一个比喻，就像做菜有不同的口味一样，做研究也有不同的品位，我们清华有一句话，叫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何老师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是把题目定好让我们往下做，而是不断地用苏格拉底的方式，首先让我们提一个我们想做的问题，他会用引导的方式帮助我们判断这个研究问题是不是真正重要，是不是真正值得我们往下去做。通过这样不断反馈式的交流，不断提炼我们自己做研究的品位。回到您的第二个问题上，最特殊的地方我觉得是锻炼我们做研究的品位，这个难以量化，只能通过朝夕相处、不断互动的方式才能学习到。兴趣与现实的冲突如何解决　　《科学时报》：您怎么看待科研的目的，有的人认为，作为科学家应该研究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情，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家拿着纳税人的钱就要给国家和社会解决实际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论？　　何毓琦：（这要）看你的职位是什么，假如在公司里做事情，当然公司需要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要替它解决。（如果）要解决的事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这与个人兴趣）没有冲突。假如你要做的事情，一大半都是你不喜欢的，为了生存，当然很痛苦，所以你（可能）要另外找职位。　　我常常跟学生讲，假如找到一个职业，50%的（工作内容）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但）每个机会都有不开心的，但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避免不了的。世界上很少（有）每一秒钟都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情况），像我这样退休了以后什么都不用管了，比较可以这样。一般你真的要有职位的话，50%是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就很好了，有的时候你必须做一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主持人：可能您还是属于比较传统、比较老派的科学家，您赞同不赞同科学界的一种趋势：把科学家作为职业，他不一定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在里面，或者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他可能是把它作为一种养家糊口或者是专业性的，怎么看待科学家越来越职业化的这样一种趋势？　　何毓琦：我刚才讲了，有许多人念博士，绝对不是要做科研，（而是觉得）博士给我更好的机会。我觉得（这）没什么错，你说博士给我很好的训练，我可以赚大钱，不过一个人总是要找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要做的全是你不喜欢的事情的话，那的确很痛苦。在美国可以另外找一个职业，这里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换职位都不可能，那是我很同情的事情。　　金小伟：现在有很多考核制度，我不知道美国是怎么样的，在中国有开题报告、中期汇报和年底考核等，（这）给大家造成一种速成的心理，比如有一点数据就要写文章。但是要发高质量的文章对学术才有意义，我不知道如何权衡文章的质量和数量的问题？　　何毓琦：我希望这是个过渡时期，在科学上用量（衡量）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了解现在的中国为什么注重量，像（用）SCI（衡量）在国外是很少的，唯一能行得通的办法就是同行评议。但是我也了解，中国为什么现在需要用这个量，用量（衡量）有许多用不着争论，像奥运会一样，你跳高一点拿金牌，低一点拿银牌，没话讲。我觉得你们年轻人不要太注重量，当然现在可能注重一下，但迟早中国会同国外一样，慢慢重（视）质（量）。转向新问题学会问问题　　主持人：雷宇好像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年轻学者碰到的问题，关于专业转换的问题，在本科读一个专业，硕士的时候转到另一个专业，博士的时候又转了一个方向。从年轻学者事业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还是应该尽量避免？　　何毓琦：我的个人经验，觉得老待在一行里面，不管做什么，可能科学就把你超过去了，根本没有你能做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应当适当转转行。当然学生物的明天说要研究历史，这是大转变，比较少。不过在生物方面，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绝对是好事。而且我主张，因为你跳到新的问题上，比钻在牛角尖里做第三代的什么问题容易得多。你转向新问题，常常先到那里，（把）树上的果子都采下来了，后来的人要爬得很高才能采下来。我主张你要常常换（研究方向），每六七年换换做的东西比较好。　　网友：选择一个好问题是成为好科学家的必需，但什么是好问题？您怎么选择问题？　　何毓琦：很多人对中国出去念书的学生（印象是），本科训练是非常好的，回答问题非常好，但是对问问题的训练不够，不是不会问问题。我觉得做博士导师，最要紧的就是教学生怎么去问问题。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做博士导师，要做到这点肯定要花三四年时间，（需要）真的跟学生每一个周末、每一周有交流，才能慢慢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使学生了解怎样问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出来的，做科学家最要紧的是学会怎么去问问题。　　贾庆山：我补充一点，我当学生的时候，何老师半开玩笑地跟我们讲过，你们当学生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呢？就是一定要教会我一样东西，不是说什么都是老师教给你。作为学生，你得教给老师一些东西，这个过程很重要。　　何毓琦：我不是开玩笑，这是我要求的。科研经历　　我决定学机械工程。这是因为有一次，大概是我13岁的时候吧，我修好了一只相当精密复杂的欧式装饰钟，这只钟有只小鸟会来回跑，还会唱歌，坏了以后就扔在我家的阁楼上。我一无参考手册，二无任何经验可言，完全靠自己摸索，弄清楚了这只钟的机械结构，而且居然把它修好了，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于是机械工程就成了我命中注定的专业啦。我申请大学的时候，把机械工程列为了我的志愿专业，可是麻省理工的招生部不知道怎么弄错了，把我当成电子工程的学生招进去了。其实那时候，麻省理工所有新生第一年的课程都是完全一样的，到了第二年才分专业，也就是说学生们到了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决定他们的专业。不过既然我是被当做电子工程的学生招进去的，电子工程系就经常邀请我参加各种各样的新生座谈和其他活动。我那时候年仅16岁，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美国，根本没人管我，或者帮我出谋划策。因为懒惰和无知，电子工程看上去和别的什么专业一样，都挺不错的，于是我就糊里糊涂地进入了电子工程领域。 ——教育与研究随笔（十一）改变研究方向与领域　　我是在1959年至1960年开始在哈佛学习的，目标是做一篇有关控制和系统理论的博士论文。　　我很快发现哈佛在控制领域做得并不出色，这个领域的一位年轻教授因为没有拿到终身职位，正准备离开哈佛，而另外一位是讲师，刚刚毕业不久，跟哈佛的合同是一年一签，教授一门反馈控制课程。所以基本上没人能指导我。绝望中，我开始拼命读当时发表的控制领域文献，碰巧看到一篇R. E. Kalman和J. Bertram合写的文章，是关于无差拍控制的问题。　　我就把我的想法及其应用一起写下来，作为对Kalman论文的发展投稿了。与此同时，我写信给Kalman，请他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当时Kalman还不是很有名，（他那著名的Kalman滤波的论文一年以后才发表）。他很高兴有人，而且是个研究生，仔细研究了他的工作，对他的工作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寄给我一些正在撰写的论文的预印本，而且还把我对他工作的推进推荐给1960年召开的第一届美国自动控制大会（AAC），让我去作报告，发表论文。　　Kalman还邀请我和他合写了一篇文章，将动态系统中的线性无关性的想法大大拓展，提升为“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现在这已经是控制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了。这篇文章很快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此外，我的一个同学Stuart Dreyfus当时正在帮R. Bellman编程，我从他那里得到了Bellman撰写的Adaptive Control: A Guided Tour一书的预印本，因此能够在其他人之前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两件事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帮助我完成博士论文，而且可以说我的事业由此起步。 ——我是如何获得我的终身职业的写博客的初衷　　从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我差不多每年回中国一次，亲眼看见中国这些年的大进步。我想我对于中国的认识同一些西方中国专家不同，可能更深刻一些。同时我又亲身活过了这所谓的“美国的半世纪”（1950～2000），可以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人对美的看法。另外，我容易讲一些你们不便讲的话，外来和尚的经容易听一点。最后，我四十多年的科研经验写下来可能对年轻学者有些帮助，让他们可以少走弯路。这是我写博客的几个志愿。 ——中文的自我介绍及一个月来做博客的感触给年轻人的科研建议　　绝对不要低估了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写作和演讲的重要性，除非你真的认为你是十亿个人里最聪明的那一个！ ——关于想法、写作和演讲　　要记住，学术界的唯一硬通货是声誉，如果你渴望成功，请你一定要学会在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建立你的声誉，并且奋力维护你的声誉。 ——怎样才能到国外做博士后　　三年前（指2005年——编者注）在我给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作报告时的问答环节，一个学生问我，“如果您只有一次机会，您会给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最重要的指点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娶一个好女孩”，这也许并不是那个学生所期望的答案。三年来，我反复咀嚼这句话，愈加笃定这个信念。　　一、没有一个人能像你妻子那样更透彻地了解你的为人、长处和短处。　　二、当你在事业上越爬越高，你会听到越来越多的“是”，越来越少的“否”，而你的妻子是唯一拥有这样的智慧和动机，能够给你诚恳、坦率有时是逆耳忠言的人。 …… 　　九、（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到现在还可以引用的笑话。有一次克林顿夫妇在其当选总统后访问他们从前住的阿肯色州，他们驱车经过希拉里前男友在工作的加油站。比尔·克林顿对希拉里说，“我想知道如果你嫁给你的前男友会怎样？”希拉里回答，“那么他将成为总统，而你会去给汽车加油”，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终身伴侣的重要性。　　在49年前（此文写于2008年——编者注）的1959年的情人节我的妻子接受了我的求婚。当我们期待明年金婚纪念日时，我以Robert Browning的诗结束此文，“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与你慢慢变老”（原文Grow old along with me, the best is yet to be ，同我一起变老，与我同享更好的未来时光——译者注）。我想这就是比“白首偕老”还有意思吧。 ——情人节给我的老伴之赞扬（博客原文为英文，翻译何姣、梅进、任霄鹏、刘超等）【摘自《科学时报》，2011-09-13。】; 2522 次阅读|0 个评论

在山东野外的日子: 热度 1 smallgrass 2011-9-16 00:12; 我们的一位年轻人在 QQ 资料中的职业栏中曾填“暴走”，只有我们自己明白，作为一名化探工作者，我们用脚步丈量大地，不管是在青藏高原，还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都曾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从 7 月中旬到 9 月上旬在山东进行化探精查野外工作的日子里，对我这个曾上过青藏高原（松藩阿坝）地质人来说，在平原区的 “暴走”根本不在话下。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大家同甘共苦，还是有一种豪迈。一、早睡早起这个早睡早起可不是学习老人们的生活习惯，由于夏天天气炎热，为了预防中暑，项目组才决定在野外工作中实行早睡早起，提早完成当天的任务，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间。每天四点半野外地质人员统一起床， 5 点 10 分吃完早饭， 5 点半基本已经被车送到指定测线钻孔取样。一天早晨 5 点半钟，我带领三个农民工兄弟在田里钻孔取样，遇到当地一位起早的老乡，由于工作时间太早，他好奇地看着我们钻孔，他问我们：“你们钻孔钻了一夜吗？”我们不禁呵呵地笑起来，这个老乡没想到我们会这么早下田干活，以为我们夜里也在干活呢。实践证明，我们这个“早睡早起”行之有效，既避开了高温时间，还顺利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任务。二、湿身早起下田采集化探样品尽管可以避开高温时间，但是却避不开庄稼和草丛上的露水，路上有野草，田里有庄稼。采样点位位于田内，就要钻进玉米地内钻孔取样，不光是鞋子，身上全被露水打湿了，这个时候又会期望出太阳，可是出太阳的话，气温升高，又会汗流浃背，矛盾呀。三、顺带观景野外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顺带看看一些城里看不到的动物、植物。一天在采样的路线上发现了一只小刺猬在睡觉，虽然我们走到它跟前，但它丝毫不理会。农民工兄弟想捉它带走，我制止了，让动物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吧。有时会在树上发现蝉退下的壳，很完整，这时我会想起一个成语叫做“金蝉脱壳”，也是三十六计之一。我还看到了小时候常见到的植物，已经有 20 多年未见了，但是土名还能叫得出，但学名却要请教植物学家了。取样的过程中还可以跟当地农民聊聊天，了解他们的风土人情。四、首席天气预报员现在“首席”这个词比较流行，“首席执行官”、“首席专家”、“首席科学家”“首席评论员”等等。在野外施工要时刻掌握天气情况，以便决定是否出工。项目成员老刘对天气情况特别关心，他除了看天气预报外，还要自己预测一下次日天气情况，为第二天的出工提供建议。大家笑称他是“首席天气预报员”。我们野外所在的工区位于济南和德州交界，每天的天气预报既要看济南的，还要看德州临邑的，然而这儿的天气常常跟上述两个地区预报的都不同，辟如天气预报说济南大雨，德州阵雨，结果这儿根本不下雨。有一天查了天气预报，说济南和临邑均有雨，我于是决定大家今天休息。尽管有的地质人员坚持只要不下雨就出工，但我还是最终决定休息。早晨起来，天并没有下雨的迹象，于是有的地质人员就说，这天干活多好呀，凉快！言下之意应该出工的，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就是想早把野外工作做完，早点休息，早点回家。我一笑了之。到了上午十点钟，天变暗了，一会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暗暗庆幸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在工作上一般善于倾听别人的建议，然后甄别采纳建议，但自己要有主见。这件事让我想起上次也有同样的事情，我也做了相同的决定，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五、野外现场分析测试本次野外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是，我们所今年启用的化探仪器车（这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辆油气化探仪器车）开到野外，对游离烃、顶空间轻烃和物理吸附烃样品实行现场分析测试。现场跟进分析样品缩短了评价及项目研究周期，突出体现油气化探快速、经济、便捷的特点。化探仪器车也为两位搞测试的女同志创造了条件体验了一下野外生活，之前化探野外采样的特殊性，野外作业根本不适合女同志，而这次终于让女同志也参加到野外中来，尽管她们做的是测试工作。 55 天的野外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再回首，背影已远走…… 雨后泥泞的道路金蝉脱壳之一金蝉脱壳之二我们小时候叫这种植物“老苍”，学名叫什么呢？请植物学家指点。我们小时候叫这种植物“麻波”，学名叫什么呢？请植物学家指点。全国唯一一辆油气化探仪器车; 个人分类: 野外经历|4377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美贫困人口4620万创纪录每6.6人中就有1名穷人: zhao1198 2011-9-15 19:23; 综合美国媒体9月14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13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2010年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与2009年相比新增贫困人口 260万人，达到52年来的最高值；贫困人口比例攀升至15.1%，相当于6.6个人中就有一名穷人，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谓贫困人口，系指四口之家税前年现金收入低于22314美元或两口之家低于14218美元。　　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9445美元，比前一年下跌了2.3%，与2000年的数据相比减少了7%，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最低记录。从人口分布来看，去年收入下滑最多的是年轻人和少数族裔。去年美国黑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下滑了3.2%，而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收入中位数则只下滑了 1.3%。　　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学者表示，引起贫困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失业，并称“如果那些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不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话，这一数字可能会更高”。　　此外，报告还指出，2010年美国18岁以下青少年的贫困人口比例由2009年的20.7%上升至22%；对于6岁以下的儿童，这一数据更为可怕，2010年有高达25.3%的6岁以下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媒体认为，此份报告将为美国国会未来探讨促进就业和削减赤字法案提供参考，同时也会令就业和经济问题成为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辩题。　　资料：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和美国贫困人口标准　　现在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1/5，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1 /50。贫困人口难以完成在当前社会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农村贫困人口从2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而是到城镇打工。　　1985年，我国开始制定的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是206元人民币，每人每天不足1元。当时世界银行提出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天1美元，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天两美元。20年后的200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提高到652元，增长了两倍。但农民消费的主要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了远不止两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实际不升反降了。　　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力价值内涵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一是劳动力本人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劳动力子女的生活资料价值；三是劳动力及其子女的教育和培训费用。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劳动力价值包含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品种应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例如，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以及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在西方发达国家，半个世纪前已纳入劳动力价值之中，因为它们不再被视为奢侈品，而被视为生活必需品。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是以满足社会一般水平为依据，而不是仅以维持生命为依据。　　我国的城市与农村由于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实行一系列不同的具体制度，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的状态，就现实而言，只能制定不同的贫困标准。　　但我国不仅没有制定城乡统一的全国贫困人口标准，至今也没有制定城市贫困人口标准；改革开放后不久制定了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至今已有20年历史，但不是以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学说作为理论基础，而是以国家职能部门和一些学者提出或赞同的"绝对贫困"作为基础。所谓"绝对贫困"，就是生存贫困，即以维持生命为原则，体现在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现行标准上：1985年206元，1990年300元，1999年625元，2003年637元，2005年 652元至今。　　按目前每人每天1.8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标准，只是我们通常所能购买的最普通的1斤大米或1斤面粉的价钱，但只靠1斤粮食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是不能再生产出健康又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仅只能维持生存而已。　　绝对贫困不应该定义为生存贫困（也可以称之为生命贫困），而应当以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的内涵为基础。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绝对贫困问题，而发达国家主要是相对贫困问题，因为他们制定的贫困标准明显超过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的内涵，而只相对于富裕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是收入较少的。　　2003年9月2日报道美国的贫困人口为3480万，2004年美国贫困人口又增加140万，占其总人口的12.4%。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外公布的官方数据。我国2003年公布的贫困人口数据是2900万，占总人口不到3%. 　　美国贫困人口标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6895美元，人均4000美元（约合人民币3万多元）。我国很多媒体宣传美国贫困人口如何多，但较少提到美国贫困人口的标准；宣传我国贫困人口近年来大幅减少，也较少提到我国贫困人口的标准问题。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字，2005年划分贫困线的标准是：单身年收入低于9570美元，两口之家低于12830美元（约相当于每年10万元人民币），三口之家低于16090美元（约相当于每年13万元人民币），四口之家少于19350美元（约相当于每年近16万元人民币），五口之家少于 22610美元（约相当于每年18万多元人民币）。　　美国的贫困人口最近几年基本保持在3500万人左右。美国贫困人口中有46%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的这部分人拥有的典型房屋一般有三间卧室，一个半卫生间（家庭中带浴池和抽水马桶的卫生间称为全卫生间，只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为半个卫生间），一个车库，一个门廊，以及一个晒台。76%的贫困人口家庭里有空调，75%的贫困家庭拥有一辆汽车，30%的美国贫困家庭拥有两辆汽车，97%的贫困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一半以上的贫困家庭拥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彩色电视机，78%的贫困家庭拥有录像机或者DVD ，62%的贫困家庭装了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73%的贫困家庭有微波炉，一半以上的贫困家庭有立体声音响装置，1/3的贫困家庭有洗碗机。　　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在摄取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贫困家庭孩子摄入的营养甚至超出身体的需要。贫困家庭的孩子事实上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消费更多的肉类食品，贫困家庭的孩子平均蛋白质摄入量超过政府卫生部门建议摄入量100%。　　今天美国大部分贫困家庭的孩子一般都营养过剩，他们的平均身高比美国在二战期间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军人高1英寸，体重重10磅。家庭里有孩子的美国典型的贫困家庭，每年父母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平均只有800个小时。如果以每天工作8小时来计算，贫困家庭的父母每星期只上16小时的班。如果这些贫困家庭的父母每周工作40小时，那么75%的穷人家庭将立即脱离贫困。　　而且，我国652元的贫困标准意味着贫困人口实际上达不到这个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不是贫困人口了，而是计算到脱贫人口中去了。至于说每人每年非食品消费的261元，这包括了除食品以外的一切支出，主要是医疗和教育以及住房、穿衣等等。　　据一项调查说，现在中国部分城市的居民一次感冒的医疗支出平均为220元，这也就是说中国贫困人口每人每年的全部非食品支出仅够城市人感冒一次多一点。况且几乎所有工业品农村比城市贵、小城市比大城市贵。　　笼统地说农村物价比城市便宜，实在是糊涂话，因为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低，竞争不充分，再加上运输成本高等原因，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均利润率规律不同程度的发生作用。　　世界银行从1990年以来就一直统计全球贫困人口的数据。最近一次调查是1999年10月进行的：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有12亿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　　其中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为2.12亿。也即最低贫困人口，称低贫困线。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近7亿，占总人口的50%以上，这也称高贫困线。世界银行列出的中低收入国家大多采用高贫困线。中国也是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低收入的国家之一。　　资料来源：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纯彬《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原载2006年第6期《人口研究》; 个人分类: 世界_经济|156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权威: dongzg101 2011-9-15 06:52; 公务员体系，领导是权威。出了办公室，就不是。教育体系，教育专家是权威。科技体系，院士是权威。学校，有资历教师是权威，年轻教师要向老教授学习。权威都有年轻的时候。诺贝尔奖的做出成果的年龄一般在四十岁以下。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官说什么都是对的，关键是县官不如现管。上面说的，到了下面就打折扣。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推后，一直到过期。现在大家都是共产党。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小集团的。做公务员不需要太高的文凭，那是专家，不是杂家。领导必须是杂家，没有必要到大学都搞个博士帽。硕士足够。网络教育，在职研究生足够了，关键是经常要有结合工作的短期培训和经验交流，写写心得、体会互相评比、互相了解。而且公务员必须有在基层工作三年的经历才行。管理人员的职称评定，以资历为主，文凭为辅，应该有单独的路线。工作经验和经历才是重点。技术人员的待遇必须提高，否则销售拿提纯，技术人员拿死工资，谁还有做事的积极性。住房的来源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单一化的来源容易培养一个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的集团。这是中国最大的危机。最终会导致房地产崩盘。根据钱学森的系统论，各个系统要各管各的事，你领导管工业的不能插手教育。各有各的经费分配比例。税收上赚的钱不能都去扩大再生产，再投资。中国的GDP,关键看质量，不要看数量。一把手必须会算和分析GDP的构成，否则被下属骗了都不知道。下一篇论公务员的培养; 118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年轻人，你急什么？: 热度 1 hongri1130 2011-9-14 18:46;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好，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 ~~~~~ ——【钱钟书】博士第二年，其实博士生涯开始也没多久，我突然想放弃了，为此挣扎了很久，虽然挣扎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个想法就想伊甸园的苹果，不断诱惑我，刺激我，左右着我的情绪。但是到了现在，逐渐淡了，我想我会继续坚持下去，拿到博士学位。我把我的这段心路历程记录下来，也许以后迷茫的时候，可以再翻翻。得益于发达的网络媒体，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满诱惑：你上人人，看到以前的同学往返于国内外，周末出去游山玩水，喝酒唱歌；看到以前的同学开始谈婚论嫁，忙着结婚、领证、各种写真，恩爱幸福；再看看自己，苦逼的坐在实验室，一个月 1 千多补助，读个博士要 5-6 年，怎么想怎么不划算。于是着急了，也想每月拿个七八千上万的工资，也想周末可以出去花天酒地，也想找个妹子把证领了，然后闭门造人。说实话，我曾经就是这么想的 …… 尤其是发现坐在实验室看论文，一遍两遍三遍看不懂，经常被老板批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时候，更加郁闷。数次想说，我不读了，直接卷铺盖出去赚钱去了。可是仔细想一想，读博真的没用么，把你扔到公司里去，你就能保证比待在实验室更好，你一定会活的更开心？其实并不是，我只是单纯的执着于比。跟师兄们比成就？比不过，人家发了多少 paper ，我看懂了多少 paper ，这没法比；跟工作的同学比拿的钱多？人家每月还要交税，我这都不够交税资格，那这么比有啥意义呢，我并不清楚，从小的教育只告诉我要跟人家比，人的愤怒往往是出于对自己无能的不满，这话说的真不错。或者常常的还会有借口，比如我不喜欢这个领域，对这个不感兴趣啥的。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自己的兴趣？能不能写的下来？为了你的兴趣，你又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呢？这样一想，似乎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没那么可爱了。对自己现在做的事没啥兴趣，这其实是一个常态，大部分人都这样，不同的是态度。你愿意为手边的事花多少心思，决定了你的收获能有多大，随便搞搞是一天，认真钻研也是一天。时间都是一样的流逝，不同的是，你成长了多少呢？大部分的年轻人其实都会焦虑，大学毕业想找个年薪十万的工作，哪个公司钱多就跳槽去那里，然后赶紧买套房子，讨个老婆，准备生娃，一切赶在 30 前，等四五十岁后，然后准备换个轻松的工作，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可是真的要这么急么，直接从现在跳到 60 岁，儿孙满堂，光荣退休好不好？人生没有好坏对错，每个人都只能经历一次，最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是赚钱的多少么？那么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假如你赚够了 500W ，你准备干啥呢？做你喜欢的事？还是买套房子接着上班？人生是一条单行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走法，关键是你看到了沿途的风景么，你活的快乐么？大部分的人都不开心，工作的在想，要是当初我读研了，那肯定收入比现在高了吧；读研的在想，要是我早点工作，说不定现在已经是 XXX 经理了。又是一个围城，看到了吧，这就是现在的社会，大家共用一套价值标准，谁赚的钱多，谁就是成功人士！王朔看的真透， “ 什么成功，不就是赚了点钱，被一帮 sb 知道了么！ ” 但就算钱真的变多了，然后呢？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于是无数的钱财又变为奢侈品，易耗品，房屋租主权，或者变成小三的月钱，满足了物质的欲望后，却满足不了自己内心的需求，于是继续空虚不满，周而复始 …… 真正的富有，是让心灵得到满足，不张望，不攀比，专注于自己，用心钻研，用心生活。好比读博士，花上几年时间，静下心钻研，思考一些可能你以后再没有机会想问题，能够顺利拿到学位毕业的，绝对都不是混日子的，个个都是有强大的执行力，时间观念很强，思维活跃之辈。博士学位都能拿到，你干啥不行？其实不论读不读博士，或者从事别的行业，人生虽然有着多种选择，但你既然选择了，就不用后悔。选择这条路，行！选择那条路，也行！最怕的是，你走着现在的路，还想着另一条路，时刻想着该不该跳过去，多少时间就在这蹉跎中错过了 …… 用心、专一，才是真正的生活态度。 stay hungry ， stay foolish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 来源：http://emuch.net/bbs/viewthread.php?tid=3590701fpage=1;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2002 次阅读|2 个评论

关于英语口语的学习体会: 热度 3 Greg66 2011-9-12 09:32; 每每看到很学生早晨在大声朗读英语，我就想和他们说这些话，写在这里，也就算是说了。对于年轻人： 25岁左右以下的人学习英语口语，主要是反复听录音（10-20遍以上，直到不自觉就可以脱口说出），照着录音背诵句子、文章，以便背诵的这些东西在今后日常说话中能够用上。不要以为背的东西无用，有些内容可能在50年以后的某天突然想起来、说出来。当发音、连读、语调已经基本上正确、形成习惯时，可以不用再听录音，直接背诵些对于口语有帮助的短文，这样将来的口语就会有快速提高。在发音、连读、语调还不太正确、没有形成习惯时（可以请个老外、英语老师帮你判断下，老外也说客气话，有时也无根据地表扬你，要注意），要多听录音，否则你的英语讲出来不太地道，形成习惯再改较为困难。语法也是要学习的，语法对于日后的科研、写作很重要。毕竟对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不能说话、写文章全靠从脑子里的“英语资料库”往出调语言材料，因为英语非你母语，你的库里面的内容是有限的。对于25岁左右以上的成人：学习口语，必须要学习语法，以便自己能造句子；必须要学习读音规则，以便见到生词、生句能自己能拼读出来。因为成人记忆力、口齿相对年轻人来说较差、较笨，背诵可能是比较困难或者效率不太高的一种方法，当然背诵、听录音、听新闻依然十分重要。一旦会了语法，模仿背会的一句话，能造出十句来，效率比较高。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近年移民比较热门的国家，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经费提高新移民的英语水平（特别是口语水平），收效甚微，原因是对语法教学严重忽视，很多新移民英语教育计划的教师也不会语法。中国人听外国人讲英语有困难，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连读”问题，比如 tell about， tell末尾的字母一定要和about开头的字母合起来读。日常学习、练习、朗读和背诵就要这样，否则靠短时间内提高听力是很困难的。此外，处处留心皆学问，见、听到了英语的句子、单词，要充满好奇地关注，去想、查，分析它的错误、正确、地道的地方，慢慢积累，水平就高了。仅供参考。; 6885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中国年轻人在想什么？《看客》第95期: dongzg101 2011-9-6 05:59; http://news.163.com/photoview/3R710001/17303.html 如今的中国，16岁至30岁的人口已达3.22亿。而在主流媒体中，这些普通年轻人的想法和声音却往往被淹没。英国摄影师Adrian Fisk在中国行走1.25万公里，让一群年轻人在纸上写下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的未来。摄影师授权使用谢绝转载 | 该组照片原名《iSpeak China》查看更多iSpeak系列（最新作品《iSpeak India》印度年轻人在想什么？）请点击摄影师官方网站www.adrianfisk.com; 1201 次阅读|0 个评论

《陈丹青：年轻时就应该活得像一个年轻人》一个不能错过的访谈！: 热度 3 WeiQin 2011-9-5 19:59; 《陈丹青：年轻时就应该活得像一个年轻人》一个不能错过的访谈！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wMzIyMDg0.html; 5133 次阅读|6 个评论

干渴的黄土地，农田水利建设急缺呀！: yren 2011-9-5 09:54; 一个70年代的破抽水站，维系着千人之生计，感慨！也许就是一个渴望的承诺，我能做什么呢？只能默默祝福那些为之奋斗的人们。不敢说尽微薄之力，只能作为奋斗之目标~ 我们的显示度或许为真正需要的那些渴望的眼睛带来希望就是最大的欣慰。所有一切虚幻但愿随着我们长大，回到现实中来，科学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社会赋予的科研工作者重托。看看干旱的黄土地，我们默然呀！努力吧，年轻人狂妄的有点理想，不可笑、也不可认为是一种虚幻。记在黄土高原南缘的土地上有感~; 1710 次阅读|0 个评论

玩科研的境界和重要误区（外一则）: 热度 41 ljry8044 2011-9-2 07:56; (一)、境界这些天一直忙得焦头烂额，所以没打算在十月份之间认真写博文。可今晚无意中瞥了置顶博文玩科研是种境界，年轻人一时学不来很吃了一惊，这与我自己所学、所思差别太大了。首先，就标题“玩科研是种境界，年轻人一时学不来”本身就是错误，正好与事实相反。研究表明，相较于老年人，年轻人最大优势在于更强的专注能力，更容易持续地全身心地做好一件事情不受干扰，而老年人就相去甚远，中年人其次。但年轻人在一心多用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而科研需要的就是全身心的持续专注能力，这正是年轻人的最大优势。也就是说，年轻人更易玩好科研，更容易达到科研的最高境界。事实上，至少我所了解的物理、数学等多个领域都是如此：物理领域最伟大的当数牛顿和爱因斯坦，而牛顿最伟大的三项发现全都在 22 岁至 24 岁时取得，爱因斯坦最伟大的三项成就全都在 26 岁一年取得，其他类似的案例非常多。数学领域荣获沃尔夫奖的还有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丘成桐、被美国 2008 年探索杂志评为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陶哲轩，他们最伟大的成就同样在年轻时取得，所以丘成桐特别关注和支持中国年轻学者。电气接地领域最强者属武汉大学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我所知道的几个牛人成就也都是在年轻时取得的。就我自己而言，电气接地之所以能达到今天如此可观的水准（至少能自己编程解析复杂的双层甚至多层土壤电阻率，国内教授大多不具备相应水准），不是源于这么多年持续的努力，基本得益于刚开始工作的两年的不断的超越和突破，之后便懈怠了，于是就一直维持着相应水平。那么，年轻人如何玩出科研的最高境界呢？道理谁都懂。就是秉着“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之精神，以自己最喜欢（或者说最擅长）的方式学习、研究（如此可避免爱因斯坦搞文学、比尔盖茨搞艺术的错误）。因为喜欢，所以能幸福地沉迷于其中，自然会不断地去超越和突破以期获取更大的幸福感，自然会在更大的振奋快感的驱动下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此良性循环，自然会源源不断地取得进步。因此，大师、大牛得玩科研，年轻人更得玩科研。玩科研的关键不在于现在水准有多牛，而在于能否以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方式去学习和研究，在于是否有一颗源源不绝的进取心。没了进取心，便再也不会有新的成就，大牛、院士、大师甚至诺贝奖获得者都与普通技工、教师无异了，拥有进取心，谁都科研玩科研，就这么简单。（二）、误区如上所说，要想玩好科研，就得保持在高度清醒、振奋的最佳状态，这最易攻占难题，是一种最健康的状态，也是最年轻的状态。为此，就得运动好、休息好（运动休息促进智力的作用意义已被大量科研数据所证实），从而将自己调节并保持在相应最佳年轻、健康状态。所以，文中列举的爱因斯坦酷爱走路，陶哲轩很注重休息和瞌睡。所以，“玩科研是种境界，年轻人一时学不来” 中“要像打工一样学习的理念”（要像富士康的打工仔那样，每天站在机器前， ‘ 罚站 ’8 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一直工作，天天如此，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直到彻底干出结果。科研就像烧开水，你必须一鼓作气烧到 100 度让它开，否则，你烧到 80 度又停一下，它马上又退回到原来的温度了。 ” ）是有问题的。长期的艰辛努力固然必要，但是，像打工一样持久底下的疲劳战更有可能塑造一辈子平平庸庸的打工仔。如果像打工一样学习合理，那么，以勤劳、刻苦著称的中国人科研水准早就是世界一流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接受正规训练的象棋、乐器演奏学员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超过数十年功底的业余选手，因为前者始终处在不断的超越和突破中，后者尽管练习时间长，但更多地处在松懈中打疲劳战，只知勤奋和刻苦，却忽视了更为关键的超越和突破。所以，成才的关键在于精益求精，在于不断的超越和突破，得不断提高修为和境界。千万不能打疲劳战，一旦觉得效果不明显、难有收获时，就得放松休息，待状态恢复后再来。事实上，上面提及的世界级天才陶哲轩就是这么做的，他只在状态极好时，才会静心写篇苦思已久的论文。如果状态不佳，他只会发发邮件、散散步甚至打个盹，对于那些迟迟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他甚至会放弃多年后再来做，总之只做可以不断超越和突破且又力所能及的事情。连陶哲轩这样的世界级天才也只能在状态最佳时做好最有挑战意义的事情，我们常人就更不必说了。否则，不仅难有所成，还会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断不可取。外一则作为一物理学大师，卢瑟福不仅自己获得诺贝尔奖，而且还为科学家培养出大批优秀科学家，其中13位先后获得诺贝尔奖，不管是在人类科学史上还是人才史上，都极为罕见。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把他的知识，智慧和诚挚的心献给了他的学生，他只要接受了学生就会负责到底。他协助学生选课题，并亲自辅导，以至于他的一个学生说：“即使最平凡的人在他这里都可以取得非常的成就”。所以，他能培养出13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大批优秀科学家绝非运气，而是伟大的付出，这其中当然蕴含了至高的智慧，引导学生自由独立思考的至高智慧，该智慧为灵活学习和创造性探索的源泉所在。下面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足以说明问题：一天深夜，卢瑟福走进实验室发现医学生仍然伏在工作台上，询问后知道他在工作。卢瑟福又问： “那你白天做什么呢？” “在工作。” “那你早晨再也工作吗？” “是的，教授，我早晨也工作。” 卢瑟福略为迟疑了一下，随即问道：“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进行思考呢？” 一个负责的导师应能像卢瑟福一样将其杰出的智慧和诚挚献给学生！所以，建议一些老师，如果您自己不懂得如何玩科研，年轻时没有多大成就，那最好还是跟学生讲讲那些有成就者的学习方式吧，否则，很有可能反过来影响学生。至少“ 要像富士康的打工仔那样，每天站在机器前， ‘ 罚站 ’8 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建议是非常糟糕的，即使是天才，也只能被这种平缓得死寂且不健康的方式塑造成庸人，除了落得每天“刻苦学习”的心理安慰。; 个人分类: 科研教育|11786 次阅读|84 个评论

知识改变命运: 热度 3 kkmm02 2011-8-26 21:30; 一人算命，算命先生摸骨、相面、排八字后，说：“你二十岁恋爱，二十五岁结婚，三十岁生子，一生富贵平安﹑家庭幸福﹑晚年无忧。”此人先惊后怒，道：“我今年三十五岁，博士，光棍，没有恋爱。”先生闻言，略微沉思，道：“年轻人，知识改变命运啊！”; 3013 次阅读|3 个评论

《左右爱情》------支持新的婚姻法--让年轻人结婚更容易了: 热度 5 freefloating 2011-8-23 11:01; 随便写的，大家尽管批评，肯定逻辑思路不清，只是希望大家讨论一下。网上热议，说新的婚姻法是男人的法律，或者说是一个强者视角的“法律”，主要表现在对房权的问题上。不过，虽然我一向是个女权主义者，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基本站在女人一边，因为的确相对而言女人就是弱势一些。但这个新的婚姻法我是支持的。也许有人会以为是因为俺是生了个儿子，总担心将来如果谁家的女儿是冲着分房子装模作势来的，所以支持。我觉得不是，我的同事朋友很多还是女孩呢，现在这么多独生子女，谁不都想给孩子留着。我估计他们都支持。也许有人会认为那是因为我不算弱势群体，我的圈子自然也不算。所以即使不是男人法律，也是强势的法律。我还没想好怎么反驳。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法律是匡正世风日下的局面，解决了很多问题。因为婚姻只应该基于爱情，不应该基于房子了。穷小子和富小姐相爱，父母反对就没理由了，灰姑娘也不用担心人家说你是别有用心了。那些富人们择偶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人家是冲着你的钱去了。只要不明着要的，就是不要的。两个人的婚姻，不是扶贫，是相爱，所以抛开了这些，可以更纯洁一些。让大家轻轻松松的结婚，不是更好吗？中国很需要这个法律，因为中国的年轻人需要老人帮忙买房子，而老人给孩子买房子最怕的就是对方是冲着房子去的。这样皆大欢喜，打击的是骗婚的。至于离婚是不是更容易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结婚容易了。只要结过婚，就不会精神太不正常。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女人离婚的时候可能没房子住，男人也有可能没有啊。社会本来就应该通过其它方式帮助女人抚养孩子，可以采用提高孩子的抚养费，或者给赡养费。但是在产权问题上，这是个最好的方法。一码归一码。女人在生养孩子上的付出，更应该由社会来给予补偿。; 4031 次阅读|18 个评论

什么是寒门——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ann236 2011-8-22 11:06; 近来科学网大力转载和热议“寒门难出贵子”的感慨，作为研究人员的我们便开始思量：什么才是所谓的“寒门”？要给“寒门”下一个准确的操作性定义，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一个确凿的定义恐怕都会引来批评。如果说“寒门”主要意味着贫困和社会关系的缺乏，那我觉得应该考虑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问题。总体来说，农村经济应该还是有所增长的，“绝对贫困”的、连饭都吃不起的家庭应该是在减少甚至逐步消失。然而，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相对贫困”，比如你可以将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某地区/某国家下15%的人定义为贫困人群。而贫困的“代际传递”，我想也应该也是指相对贫困吧！ “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 ——《南方周末》报道中引用的这句来自复旦大学某招生办老师的话，以诗意的语言，描述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二代”继“富二代”之后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觉着是一件好事。作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我觉得应有更详尽的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去考察其中的机理，如贫困的代际传递的机制、打破这种传递的机制和可能性等。作为心理学研究人员，则可能更多的关注这其中的个体因素。比如，对于当前为数不多的“寒门贵子”，他们是否具有比同龄人更高的“心理弹性”？; 61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年轻人: sunzl1989 2011-8-18 23:04; 偶然的机会，看了校内好友分享的视频——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的演讲。感触颇深，推荐大家看一看。正如白岩松所说，每一代人的青春年少都是不易的。且不说，我们的父辈们曾经经历了多少苦难，如今依然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中辗转坚持；就连我们的下一代（零零后们）也不是那么幸福快乐，在婴儿时期就经历了“三鹿”毒奶粉，毒玩具的梦魇，不久又赶上了校园“毒牛奶”，再大了点的孩子们竟如大人们一般竞争着所谓的“五道杠”。似乎，不同年代的青春年少总有些苦难是雷同的。有时候不免感慨：国家在飞速的发展，时时刻刻都在转型，而个体命运的转型却陷入了停顿。白岩松在演讲中提到，“人性的进化要远远比物质的发展慢得多，所以即使多么的富裕，人们往往还是依靠几百年前的音乐（艺术）来安慰自己苦涩的心灵”。这个社会要求年轻人应该怎么样？抑或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年轻人能够怎么样？有一次，和北大的同学一起吃饭，席间聊到北大的氛围与之前相比如何如何。至于有何变化，大家自有感触。这么多年社会对我们年轻人的培养，可谓“费尽了心思”。于是，造就了很多“思想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祖国伟大复兴的事业奉献终身（生）”的学生。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据调查，在校大学生中有80%的同学愿意入党。起初感到一阵心寒，后来稍有些安慰：在国内，一些统计数据水分还是很大的。如果真的如新闻中所说，那该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我也终究明白，这个社会对年轻人都有了哪些要求。时代不同，年轻人的命运差别悬殊。不可以不说社会对其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中，总会存在一些主流价值观，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蔬菜”。说句实在话：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就享受着时代的浸侵。与其说时代在灌输我们这般那般，倒不如说，我们吸收着这般那般的营养，并且依靠其成长。这就是我想说的命题：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年轻人能够怎么样？为世俗所囿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在大学期间，在党支部，团支部的领导下，养成了“80%的同学愿意入党”，“愿意为祖国伟大复兴奋斗终身（生）”的思维模式。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也正是社会大氛围下，我们年轻人确实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毕业之后呢？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为“钱途”着想，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奔波；当然，少有些同学读了研究生，继续经受着那些“确实可以做的事情”的召唤。命运，总是在我们不愿意看见它的时候悄悄出现，于是我们这代年轻人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少说多做”，选择了不愿多言地抗争着时代附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某种命运。白岩松说，“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的年轻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能拥有自己的房子（稳定的住所）”。那我们中国的年轻孩子们在着急什么呢？时代给予我们的，除了命运外，就剩下我们每日每夜，无时无刻不吮吸着的社会营养。我们吮吸的能力，多少以及自己消化的不同决定了抗争时代命运的力气大小。总之，社会（时代）给予了年轻人两件器物：命运和抗争命运的力量。社会（时代）要求年轻人应该这样：在理论充足，思想坚定的基础上，为国家机器效力。年轻人在这样的社会（时代）氛围中能够如何？少数人隐藏着违背社会的一些良知，多数人携带着成长过程中吮吸的勇气和命运抗争，为世俗所囿。仅次而已。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欢迎大家讨论：社会，命运，年轻人的责任。;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468 次阅读|0 个评论

谢晓亮：美国学术系统最大的优点是有能力的年轻人能获得很大支持: dhwang 2011-8-17 02:44; “NIH先锋奖给了我珍贵的机会做我最大胆的探索研究，对我的学生们而言，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做意义大、风险高的研究很不容易，但只要成功一次，就容易再获成功，成功得越多越有瘾。” 专访：谢晓亮的科学人生谢晓亮简介： 1962年出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90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化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1998年在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NNL）环境分子科学实验室工作。1999年受聘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正教授，2009年受聘哈佛Mallinckrodt讲席教授。2011年5月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还获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美国生物物理学会会士和中国化学会荣誉会士。作为室温下单分子荧光显微技术的开拓者之一，谢晓亮教授推动和带领了单分子研究在生物学中的应用。他是单分子酶学的奠基人，开创了活细胞中的单分子研究。他主导研制的以快速拉曼散射为主的高灵敏、无标记光学成像技术，为生物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 2009年，谢晓亮获得美国能源部颁发的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奖。颁奖词写道：“该奖是表彰谢晓亮教授在非线性拉曼显微学和高灵敏度分子振动成像领域的创新研究，在创立单分子生物物理化学领域中的科学领导地位，以及他在酶反应动力学和活细胞基因表达领域中的杰出工作。” 2010年11月，谢晓亮接受美国能源部颁发的2009年劳伦斯奖时，与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在颁奖典礼上合影。 2010年12月21日BIOPIC 成立仪式庆祝会上谢晓亮与BIOPIC的年轻研究人员在一起：（从左至右）张韵、黄岩谊、谢晓亮、汤富酬、许鹏亮、孙育杰 2011年6月，BIOPIC召开首届国际学术评审会，BIOPIC的各位研究员与评审委员会合影留念。前排左起：饶毅、Stephen Quake、David Bensimon、Tom Maniatis、庄小威、施一公；后排左起：孙育杰、赵新生、苏晓东、谢晓亮、黄岩谊、汤富酬 2011年5月3日，华裔物理化学家、哈佛大学讲席教授谢晓亮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日前，他接受了《科学新闻》的专访，讲述了自己的科学人生。回顾过去，谢晓亮说他的实验室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第一是基础研究：在单分子水平上理解酶的动力学反应及定量描述细胞内基因表达和控制；第二是技术发明：DNA测序新方法和快速灵敏的无标记光学成像技术，在医学检测上有重要应用；第三是培养了人才：我的研究组已经培养了20多位博士生和50多位博士后，他们或者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或者投身高科技产业，其中有些人可能成为未来科学技术上的领军人物。” 从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到留学美国的博士生；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到哈佛大学的讲席教授；从回到北大兼职到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百折不挠，一步步向科学高峰攀登，在不断追求中缔造出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学成长的岁月 1962年，谢晓亮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谢有畅和母亲杨骏英均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他一路在北大的校园里长大。谢晓亮说：“父母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们为人正直，生活简朴，工作上精益求精。他们热爱科研和教学，我常常看到科研教学成果为他们带来的喜悦。他们从未给我请过家庭教师，而是鼓励我独立钻研问题。” “我从小就喜欢科学，小学时最爱玩无线电收音机、遥控飞机、遥控轮船，还帮朋友修车。我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后来做实验科学，仪器在我手里像玩具一样。上中学时，我已经有了当科学家的理想。” 1980年，谢晓亮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四年，他成绩优秀，但不追求最高分。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在读化学系同时，还花很多时间旁听了物理系和数学系的课程，如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电磁学、统计学、概率统计、计算机编程等，虽然这些课程不记学分，但是可以拓展知识面，对谢晓亮后来的科研很有帮助。他还利用暑假到实验室做实验，学有机合成，又写计算机程序做化学计算。在拓展知识面的同时，谢晓亮深入钻研科学问题。在修基础课的过程中，他经常探讨一些超出课堂知识的深奥问题，给自己出一些研究课题，一旦解决了，就非常高兴。他由此养成了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后来从事科研后体会到，科研中最重要的是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大四的时候，谢晓亮跟随蔡生民教授做毕业论文。“他是一位电化学家，实验能力很强，我跟他学了很多如何研制仪器的本领，特别是电化学的高灵敏度测量。做毕业论文研究时，我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控制一个电化学反应，这是我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第一个小成果。” 1984年大学毕业时，他和大学同学、女朋友宋琳一起参加了CGP留美考试，这个项目当时每年在中国挑选50位杰出的化学专业学生到北美攻读研究生。“宋琳考上了，我没考上，因为当时对实验室的研究很感兴趣，没有花时间准备。”他开始联系自费留学，被美国几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美国留学的日子 1985年夏，谢晓亮抵达美国，开始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习，他选择了从事超快激光研究化学动力学的约翰·西蒙（John Simon）教授做自己的导师。谢晓亮说，“在研究中西蒙给了我许多指导，也给了我很多自由。西蒙的实验能力非常强，当时激光还很难调，他手把手地教我搭激光器，我研究生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调激光，调不出来时，我就去找西蒙，他往那一站几个小时，最后总能调出来。我向他学到了许多实验技巧。” 一天晚上，谢晓亮开夜车做一个西蒙建议的光分解的实验。第二天早晨8点，他将数据留在西蒙的办公室，回家睡了一会，中午12点回办公室时，西蒙高兴地说：“晓亮，这是你的第一篇论文。” 做出第一个成果后，他开始想自己找题目做。研究生第二年时，他给西蒙写了一个项目建议书，用快速圆二色性光谱检测生物大分子构象。西蒙非常支持，让他按自己的主意独立研究。经过努力快速圆二色性光谱成功了，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谢晓亮将它应用到生物物理的几个不同体系，也因此对生物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1989年博士毕业后，谢晓亮去芝加哥大学著名物理化学教授格雷厄姆·弗莱明（Graham Fleming）的实验室做博士后。临走前，西蒙告诫他不要继续做圆二色性，要学新东西。谢晓亮当时不理解，因为他非常喜爱自己发明的新技术。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很感谢西蒙的好建议。到了芝加哥，弗莱明问他“你想做什么？”谢晓亮记住了西蒙的忠告，对弗莱明说：“我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想法，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弗莱明建议他学荧光测量技术。他很快为弗莱明搭建了一个飞秒分辨率的荧光光谱测量装置，将它用于光合作用机理、电子转移和能量转移快速过程的研究。他说：“这对我后来做单分子研究很有帮助。” 在美国国家实验室起步在弗莱明的实验室，谢晓亮的博士后工作还没有到期，一个机会就找到了他——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NNL）邀请他参加工作面试。 PNNL始建于1965年，主要服务于汉福德基地的应用研究，而汉德福基地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工程”中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的地方，但是核材料的生产也污染了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投入20亿美元用于环境治理，并于1986年耗资2.5亿美元在PNNL创建了环境分子科学实验室，希望从基础研究入手解决环境治理问题。1989年PNNL请来了耶鲁大学教授史蒂夫·科森（Steve Colson），负责实验化学物理项目，组建研究团队。科森找到了约翰·西蒙，西蒙推荐了谢晓亮。当时激光领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钛宝石激光技术面世了，谢晓亮马上建议弗莱明试用这个技术，结果在租来的新激光装置上，谢晓亮很快做完了所有想做的实验，包括以后想要在PNNL做的实验。他开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在PNNL面试前的两个星期，谢晓亮在《科学》上读到了贝尔实验室埃里克·白兹格（Eric Betzig）一篇近场光学显微镜的论文。“我当时在研究做光合作用，很希望有一个空间分辨率比较高的成像办法能够看到生物膜中光合作用蛋白的分布。看到这篇论文后特别兴奋。”谢晓亮还知道，美国和法国化学家分别在1989年和1990年做出了低温单分子实验；1990年美国化学家在溶液里用激光检测到了单个分子的荧光，但没有成像。在这种背景下，谢晓亮开始想怎么才能在室温下做单分子成像，因为只有在室温下的单分子实验才可以用于生物学研究。这成为他在PNNL面试时提出的新方向。但是单分子研究原来并不是PNNL的方向，而且面试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大都怀疑这个技术能否突破。 PNNL副主任道格拉斯·雷是当年面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说：“晓亮提出要做室温下单分子光谱成像技术，这在当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大胆想法。但他如此优秀，又受过很好的训练，他让我们相信，如果有人能做出这个技术，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他。因此科森决定聘请他。科森选拔人才的观点是，寻找最好的人才，帮助他们建立团队，给他们最好的支持，放手让他们干。” PNNL最终向谢晓亮发出了加盟邀请。谢晓亮成为自PNNL1965年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 1992年初，谢晓亮和妻子宋琳来到了PNNL所在地、华盛顿州东南部的沙漠小镇里奇兰德。科森用充足的研究经费支持他，告诉他在研究超快光谱的同时，可以在业余时间做单分子研究。终于可以做单分子研究了，谢晓亮非常兴奋，开始寻找博士后。他想到了自己在西蒙研究组时的师弟鲍勃·邓恩（Bob Dunn）。“研究生时我曾教过邓恩搭激光，他的实验能力很强。”然而，邓恩当时已经获得名校的博士后职位。谢晓亮努力说服邓恩加盟，邓恩终于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后，于1992年夏来到了里奇兰德。他们开始用的是贝尔实验室发展的近场光学成像技术在室温下观察单个分子。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邓恩没日没夜地做实验，没想到还是被贝尔实验室抢了先。“1993年10月，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次会议上，埃里克·白兹格宣布单分子成像获得成功。当时我在听众席上，觉得很遗憾。我走出会议厅，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安慰邓恩，第二个向科森报告。” 科森在电话那头说：“没关系！这只不过是一个技术，很快会有更好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你用这个新技术解决什么科学问题。” “这不单是安慰，也是我科研生涯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建议之一。从这以后，我们一直将发明新技术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结合起来。”在贝尔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几个月后，他和邓恩的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项工作首次用荧光观察到单分子在室温下的动态过程，此论文后来为邓恩赢得了一个教授职位。正如科森所料，近场光学成像很快就被更先进的远场光学成像所取代。1998年，谢晓亮和博士后路洪通过远场荧光实时观测到单个酶分子的随机生物化学反应。这项工作为单分子酶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并成为单分子DNA测序技术的基础。路洪也因此成了一位大学教授。在做单分子实验的同时，谢晓亮也努力做PNNL原定的研究方向，搭建超快激光研究分子的振动光谱学，但没有获得成功。在PNNL同事的帮助下，他改用这台超快激光器做非线性光学实验，1999年获得新突破，开发出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显微成像技术（CARS），相关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上。这又是一项重大的创新性成就：基于分子本身的振动频率，在无标记的情况下高清晰度的成像分子图像。一个崭新的领域被打开了。因为在PNNL的杰出成就，美国多所大学向谢晓亮发出加盟邀请，他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我喜欢PNNL，没有想过用它做垫脚石。但我觉得到哈佛可以更好地开展生物医学研究。我很幸运能在PNNL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如果我是在大学里开始，开始时经费不足，我可能不会去做那么难的工作，也许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在哈佛大学的新挑战 1999年，谢晓亮夫妇带着3岁的儿子来到哈佛大学。36岁的他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正教授职位的大陆学者。谢晓亮很快喜欢上哈佛的新环境：“这里的条件很好，哈佛给了我大量经费和很大的实验室。哈佛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生和博士后。我喜欢与学生交流。我觉得教学对科研很有帮助。做出突破性研究需要回到基础问题上。” 初到哈佛，“最大的担心是没有足够的经费做研究。”第一年谢晓亮一口气写了6个申请书，全部获得资助。他说：“美国学术系统最大的优点是，有能力的年轻人能够获得很大支持。我只需在申请报告里说我是初次申请经费，审评人都很同情。” 谢晓亮在哈佛的新挑战是如何用单分子技术去解决生物学中的重要问题。他相信单分子实验是研究生物学基本过程基因表达的关键。他一方面开始招具有生物学背景的博士后，一方面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旁听分子生物学的课程。到哈佛的第一年，谢晓亮的同卵双胞胎女儿出生了。女儿们的成长更让他痴迷于生命之谜：“她们有着相同的遗传基因，却有完全不同的性格！这是基因表达的随机性吗？”他想，能否用单分子方法实时看到活细胞中基因的表达，进而拍出功能大分子如DNA、转录酶等在细胞中活动的电影？博士后肖杰的到来助了他一臂之力。肖杰当时刚从美国赖斯大学获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申请了谢晓亮的博士后职位。在她之前，好几位有分子生物学背景的博士后候选人都被谢晓亮的激光和显微镜吓跑了。肖杰则不怕，2002年她来到哈佛后，先后教会了小组其他成员分子生物学技术，并与博士后俞季合作攻关。另一位刚入学的博士生蔡龙（Long Cai）初生牛犊不怕虎，成为基因表达项目组的第一位研究生，事实上，用单分子方法实时观测活细胞中基因的表达最终成为他的毕业论文。 2004年，作为9位入选者之一，谢晓亮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先锋奖，在之后五年中每年获得50万美元的自由支配经费。基因表达项目有了足够的资金。谢晓亮说：“先锋奖给了我珍贵的机会做我最大胆的探索研究，对我的学生们而言，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做意义大、风险高的研究很不容易，但只要成功一次，就容易再获成功，成功得越多越有瘾。” “基因表达的实验开始时遇到了很多困难，做了三年都没有结果，但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意义重大，要坚持做。”2006年，他们同时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报告在单分子水平上看到了单细胞中蛋白质的诞生，这项成果使得量化描述基因表达成为可能。这之后，谢晓亮实验室又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成果，高风险再一次获得了高回报。如今，肖杰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和生物物理化学系助理教授，蔡龙是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助理教授，俞季则是康涅狄格大学健康中心的助理教授。虽然荧光标记成像在生物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许多小分子、特别是用作药物的小分子比荧光分子还小，不适合用荧光标记，而且荧光标记可能会改变分子的性质。谢晓亮想在无荧光标记的情况下增加拉曼光谱的灵敏度，甚至来检测单分子。但是这个项目实在太难了，谢晓亮几乎无法说服学生们来尝试。最终来自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生闵玮接受了挑战。这个项目启动时，正好是谢晓亮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个学术休假年，他没有去别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实验室和大家一起攻关。闵玮与一位德国的研究生Chris Freudiger终于取得了突破。他们通过探测受激拉曼散射信号获得了无需荧光标记的生物医学显微图像；通过受激发射光谱，闵玮和同事们又看到了拥有不可探测荧光发色团的生物分子图成像；他们还检测到了室温下单分子灵敏度的光谱吸收。这些工作成果分别发表在2008年的《科学》、2009年的《自然》和2010年的《物理化学通讯》上。受激拉曼散射显微成像技术成为超越传统拉曼散射及PNNL的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显微成像的新兴技术，很快被世界上多个小组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据介绍，受激拉曼散射显微镜将很快进入市场，可望在医院里用于临床检测。高风险获得高回报。2009年，谢晓亮受聘哈佛大学Mallinckrodt讲席教授，闵玮则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谢晓亮说：“与优秀的学生和博士后在一起工作是极大的享受，与他们携手攻克科学难题是一种莫大的乐趣。他们开始时可能需要我的一点帮助，但他们经过努力都能做出出色的成果。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得到和我差不多的职位，有希望成为所在领域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BIOPIC：年轻人的好机会” 出国二十多年来，谢晓亮一直心系祖国，不仅亲自培养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博士和博士后，还经常回国为国内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献计献策。他多年来一直与北京大学合作，希望促进国内单分子领域的发展。 2001年，谢晓亮受聘北大化学学院客座教授；2009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特聘谢晓亮为长江讲座教授。2009年 12 月，谢晓亮在北京呆了一个月，访问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王晓东教授和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施一公教授，发现有些归国的年轻科学家在几年内就能做出国际领先的工作。谢晓亮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初到美国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世界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伽伯·索莫杰（Gabor A. Somorja）曾经对他说过的一番话：“年轻人，欢迎来美国！这里有许多机会，如果你努力工作、做得好，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如果你做得更好，你会有更好的机会。”谢晓亮觉得这番话现在在中国也有了现实基础，非常受鼓舞。在那一个月里，谢晓亮与北大生科院饶毅院长和苏晓东教授开始着手组建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得到了北大校方的大力支持。在短短一年内，各项准备工作就绪，2010年12月，BIOPIC 正式宣布成立，由谢晓亮主持中心工作。 “生物学新的发展趋势是从定性的科学转变为定量科学，从数据不足的科学转变为数据丰富的科学。生物学的进展会越来越依靠新的物理手段。BIOPIC要发展和利用最新的生物光学成像和DNA测序技术，通过跨学科研究来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具体来讲我们要发展的技术是活体内单分子检测、超高分辨率成像、无标记光学成像和新一代DNA测序技术。”谢晓亮在名家云集的成立仪式上这样宣布。据了解，BIOPIC 目前已经拥有五个研究组，其中两个由年轻的研究员领导，他们是黄岩谊博士和汤富酬博士。黄岩谊本科毕业于北大，四年前从斯坦福大学回到北大，是微流控和光学成像技术领域的专家；汤富酬本科也毕业于北大，去年从剑桥大学回到北大，是干细胞和基因组学领域的专家。“这样的年轻骨干是我们中心未来的希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盟。”谢晓亮说。仅2011年上半年，谢晓亮已经７次回国。7月底他将再次回到北京，主持第八届相干拉曼散射显微学研讨会。这是他在哈佛创建的学术会议，每年一次，已经在哈佛大学成功举办过七届，在该领域享有盛誉。今年是该研讨会首次在哈佛之外举行。谢晓亮希望北大能够成功移植该研讨会。不断创新服务社会 2011年7月，《自然―方法学》在线发表了谢晓亮哈佛实验室的最新成就——快速、灵敏的高通量DNA荧光测序技术。今年是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完成十周年，在过去十年里，测序价格的降低和测序速度的提高均快于半导体工业中的摩尔定律，但是完成一个人的全基因库测序仍然需要耗费数千美元，相当昂贵。“我们的技术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速度。满足个性化医疗的需要。”谢晓亮说。这个项目的主要完成人Peter Sims 是谢晓亮另一位知难而上的博士生，最近他也来到BIOPIC，帮助BIOPIC复制了一台在哈佛实验室的测序仪。“美国已经有很多测序技术和测序仪公司，而中国缺少拥有自己技术的公司。我们正在考虑在中国把这一技术产业化。作为一位科学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 最近谢晓亮哈佛研究组的另外两位成员宗诚航和路思嘉在单细胞基因组放大上又有所突破，大大提高了单个细胞的基因组测量的可行性。这一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医学研究比如癌症研究，因为个体癌组织内的各个细胞会有不同的基因组。路思嘉最近也来到BIOPIC开展合作。在哈佛和北大之间来回奔波，动力何在？“一方面是我愿意为国家和北大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我也发现面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机会。比如我昨天还与岩谊和富酬讨论问题，产生了新的想法。”谢晓亮说。因为工作繁忙，谢晓亮常不在家。他非常感谢妻子宋琳对自己的支持，“我和孩子们的感情很好，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我出差时常带他们去旅游和滑雪。我希望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他们有积极的影响。我的长子Kevin在上中学，他也对科学感兴趣。” 谢晓亮说：“我热爱哈佛的工作，也喜欢为北大服务，生活虽然忙碌但很充实，因为科学研究是我的嗜好，不断创新是我的追求，造福人类是我的愿望。” 原文发表于《科学新闻》 2011年8月出版科学网转载：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8/250485-1.shtm 相关阅读：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6/247905.shtm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寻找支持优秀人才专访美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副主任道格拉斯·雷; 个人分类: 人物专访|621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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