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科学共同体 › 相关日志

标签: 科学共同体

相关日志

[转载]心安天下：“李约瑟之问”的答案: fqng1008 2019-11-9 08:21; 李约瑟李约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拥趸。在他看来，自公元三世纪至十三世纪，这段时间里，中国始终 “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后来却迅速落后了。所以，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这就是著名的 “李约瑟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爱因斯坦回答过这个问题。 1953年4月23日，在给J.S.斯威策的回信中，爱因斯坦如此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括号中文字系信件原文）大意是：近代科学的诞生，依赖于两大基础，即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比如《几何原本》中的演绎逻辑），和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系统实验体系（以实验寻求因果）。这两大基础是 “令人惊奇”的伟大成就；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这两大基础，是正常现象，“用不着惊奇”。李约瑟后来获悉了爱因斯坦这封信的具体内容。 1961年的牛津科学史讨论会上，这封信获得了与会多数科学史学者的认同。这引起了李约瑟的不满，他在会上激烈批评了爱因斯坦，尽管爱因斯坦已于6年前去世。李约瑟说： “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书信及其一切轻率笔触，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承认他对于中国的、梵语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学发展（除了对于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崇高名声不应该被提出来作为证人。” （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批评。李约瑟的恼怒在于，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个基本论断，即 “中国古代科技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里遥遥领先西方”，但这个论断不被与会的多数科学史学者所认同。而且，爱因斯坦信中那句话——“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还被与会者拿来反驳李约瑟的上述论断。所以，他才会将指责的重点，放在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 “几乎毫无所知”这一点上，强调爱因斯坦的话不具备说服力。这种反驳自然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和“近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其实是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廓清了后者，也就大体等同于回答了前者。爱因斯坦对欧洲的科学发展史的了解，足以支撑他对“李约瑟之问”的回答。遗憾的是，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曲解了爱因斯坦的回答。 1974年，也就是爱因斯坦去世近20年后，中国学术界首次通过李约瑟著作中的引用，了解到爱因斯坦曾回答过“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个问题。但译文却出现了严重错误 ——“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这句话，在1976年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中，被翻译成了“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 ” （《爱因斯坦文集第 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74页）。爱因斯坦的原意，是 “西方发现了形式逻辑和实验体系”这件事“令人惊奇”，中国古代没有这些发现，是一种“用不着惊奇”的常态（许多古代文明同样没有发育出这些东西）。译者受某种思维惯性的影响，想当然地在译文中增入了 “ ”字样后，意思就完全颠倒了，变成了爱因斯坦盛赞中国古人“没有走上这两步”却仍然做出了伟大的科技成就。 1976年版《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误译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三次印刷时，这个翻译错误得到了修正。“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 ”一句，被改成了“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2005年，又遵从原文句式，修改为“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对它的中文翻译者许良英，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如此说道： “我1978年结束20年农民生活回到科学院开始从事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即以此（指爱因斯坦的论断）为指针。从大量的史实中我们认识到，近代科学虽然是古代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古代科学，包括古代希腊、中国、印度和中世纪的阿拉伯的科学，基本上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辨阶段，主要是以直觉和零散的形式出现的；而近代科学则把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科学理论。这就是使爱因斯坦终生感到惊奇的两个伟大发现相结合的产物。 ” （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爱因斯坦的回答，道出了近代科学诞生的学术基础。除此之外，近代科学能否诞生，还取决于有无合适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土壤。这个土壤，就是社会必须要有充分的自由度。首先，没有社会自由度，就没法给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提供必要的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西方近代科学萌芽的时间，大略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遗憾的是，朱元璋以 “知丁法”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洪武时代，是一个严重缺乏自由度、扼杀科学发展的典型社会。在《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里，朱元璋规定，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不在这四业范围之内谋生者则属于 “逸夫”、“游民”，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毒瘤，必须消灭。朱元璋要求，市井村镇中的民众，对自己的邻居，必须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了解他们家里几口人、几人务农几人读书，几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读书者在哪里上学以谁为师，做老师者有几个学生姓甚名谁……如果邻居中存在“逸夫”、“游民”而不向官府报告，除了“逸夫”、“游民”会被处死，里甲与四邻全家，都将被流放化外。为了配合 “知丁法”，朱元璋还制定了严苛的“路引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须让邻居知晓。工匠出远门做工，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都要说与邻居知道。经商者，本钱多少、货物轻重、所行远近、水路旱路，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才不必承担连带责任。在朱元璋的高压下， “知丁法”与“路引制度”在洪武时代得到了严厉执行。比如，据《大诰.续编》，朱元璋曾一次性惩治苏州、松江两府“游民”2871人，使之亡身破家；据《大诰.三遍》，镇江坊甲邻里因未主动捉拿“奸民”，被“尽行责罚”，全部发配去砌成墙，空家身死者不计其数。显然，在这种社会里，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是没有政治空间（被定性为不务正业）和经济空间（养不活自己）的 ——洪武时代的社会状态，虽是极端案例，但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护政权稳定，却是自秦汉至明清所有帝制政权的共同手段（欧洲古代的很多政权，其实也是如此）。其次，没有社会自由度，就没法造就科学共同体，没有科学共同体，就不会有近代科学的诞生。近代科学的诞生，与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是高度同步的。比如，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于 1560年在那不勒斯创立了“自然秘密研究会”，学者们定期在他家中聚会交流。“自然秘密研究会”被当局定性为巫术团体而遭取缔后，波尔塔又寻求到了凯亚公爵的支持，在罗马成立了新的学术组织“林琴学院”，伽利略也在该组织之中。再往后，伽利略的学生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于1657年在佛罗伦萨成立了“齐曼托学院”。英国也于1640年代出现了由科学家约翰.威尔金斯倡导成立的“哲学学会”。哲学学会后来发生了分裂。1660年，该学会的部分成员在格雷厄姆学院召集会议，倡议建立一个新机构，以促进学术信息的更新和交流，两年后，该组织获得查理二世批准，即是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出现，与欧洲的社会自由度得到扩张，有直接关系。遗憾的是，同期的中国，并无产生 “科学共同体”的土壤。万历三年（ 1575），张居正重申了朱元璋的“祖制”，勒令天下“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不许民间开设书院讲学，违者抓起来流放。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毁天下书院。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上述政策，顺治九年（1652）的政策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编成，皇帝钦定明朝亡于门户，而“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管中窥豹，一叶知秋。书院命运尚且如此，依赖 “科学共同体”才能存在的近代科学，自无可能诞生在明清时期的中国。;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5697 次阅读|0 个评论

该撒手时要撒手——《警惕科学（完整版）》自序: tian2009 2018-4-17 17:42; 【《警惕科学（完整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此书与《警惕科学》2014年版相比，只增加了一篇文章《警惕科学家》。这篇完整版的序言也只是略有增补——其实是把原序中删去的部分恢复了。】 \0 该撒手时要撒手 ——《警惕科学（完整版）》自序田松 2014 年年初，波士顿大雪频频，天寒地冻。图书馆里阳光明艳，温暖亮丽。忽然收到本书初版清样，意外之惊喜。阅读校样，如同穿越过去，与当年的自己相遇，重温思想行进的过程。这是一本文集，同时也是一部专著。这部小书集中编选了我反思科学、批判科学的重要文章，尽管写作跨度长达十年，但全书是一个整体。各篇文章在思想上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在方法上屡屡出新，见招拆招；在对象上步步为营，攻城略地。各个基本概念没有因为时间跨度过长而前后不一，有细化和深化，但没有自相矛盾。最后，达成对科学和科学共同体总体评价的颠覆。虽然，这个结局并不是我在开局时所能预料的。第一篇文章写于 2003 年，此后差不多每一年，我都会打通一个关节，钻破一个牛角尖，留下一两篇文章。我充分地感受到了王小波所强调的思想的乐趣，也同样充分地享受了表达的乐趣。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思想氛围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中国社会充满着高涨的发展之声，人们不相信环境问题已经恶化到不可逆的程度，还相信发展本身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而现在，江河污染、农田毒化，雾霾爆表，连呼吸都成了问题。十年前，大众媒体虽然已经接受了“双刃剑”的说法，科学依然是金光闪闪的神一般的形象；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公然地提出“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了。遗憾的是，这样的批判常常不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及时的影响。即使雾霾如此严重，人们仍然在奢谈发展，妄言进步，指望更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拯救人类。就如华杰所说，“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尤其是作为物理系的学生，更是天然的强科学主义者。所以我对科学的批判，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首先不是批判别人，而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批判头脑深处未经思考就接受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回想起来，我对科学的价值产生怀疑，还是在 1986 年前后，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1998 年，进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个领域之后，这类问题更是挥之不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专业活动的重要部分，也是回答其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每个学者都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文本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在哲学界，可能大多数学者更关注文本世界，甚至很多人的学术与现实无关。我的学术进路恰恰相反。所谓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我的学术，来自我对于现实世界的切肤之痛。我一面到文本中寻找理论资源，一面根据文本，以及我对世界的直接体验，建构理论。六经注我时多，我注六经时少。在这部小书中，有新问题、新观点，也有新方法。为了解释、解决新的问题，我提出了新的想法，新的想法很快转化为新的方法，新的方法又迅速应用到下一个新问题之中，进而，再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方法。反思一旦启动，纸里包着的火就烧起来了。关于科学、技术、社会、文明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解读方式和阐释方式。对于科学的批判逐步深入，逐渐增强。十年前，在完成了我的科学史博士论文之后，我对于工业文明产生了怀疑，并逐渐走向了整体上的否定。几年前，对于科学及其技术的价值也逐渐产生了整体上的怀疑。在我看来，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已经成为一种危害社会的力量。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总体评价，需要逆转了。这本小书的思考过程及主要方法大致是这样的。《好的归科学，坏得归魔鬼》以逻辑分析加上小部分词语分析揭示了一个小秘密：隐藏我们的意识深处的话语方式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科学及科学家只接受荣誉，不接受责罚。好事儿来了说是自己的功劳，坏事儿来了说是别人的责任。比如宣称农药和化肥使地球多少人口免于饿死，被歌颂的是科学本身，而当农药与化肥导致全面的土地污染、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之后，被批评的却是“科学技术的滥用”。这种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的行径，只因顶着科学的金字招牌，人们就视而不见，不予追究。以逻辑对称为刀锋，科学主义的堡垒就被撬开一个裂缝。随后，本书进入第二章。这一章包括三篇文章，逐步推进。《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首先用逻辑分析和词语分析，对“中医”、“西医”和“科学”等关键词进行梳理，然后引入话语权分析，重新解读中西医之争。这一部分工作我在另外一篇未收入本书的文章《科学话语权的争夺与策略》中有完整系统的阐释。此文在理论上的突破在于，为了与“科学依据”相对抗，我提出了两个新的依据：“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并把它们排在“科学依据”前面。此后，“历史依据”上升为我的基本方法之一——任何问题，都不妨把它放到历史之中，在长时段下加以考察。这个方法直接受到了董光璧先生的启发，并从人类学中获得了确证。这个方法在本书后面的文章中一直贯穿下来。《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是我在 2007 年春节前完成的，当时我在伯克利访学，我曾把此文作为礼物，群发给国内的朋友们。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最初只想写个三四千字的轻松文章，没想到越写越长，牵涉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当我把大型奶业公司这个利益因素挖出来的时候，顿时感到天清气爽，一个大牛角尖被钻破了。此后，“资本（立场）分析”也成为我的常规方法之一。这是本书我最得意的部分。这篇文章综合了多种方法、多种手段。学科上，动用了科学哲学、人类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方法上，采用了逻辑分析、词语分析、历史分析、立场分析；在文体上，有学术讨论、科学普及，甚至还有文学——文中煞有介事的万灵丹，完全是我虚构的。到后来，写作快感滚滚而来，不能自抑。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超越学科界限，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作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描述。此文部分满足了这个愿望。在很大意义上，牛奶可以作为所有工业化产品的代表。通过牛奶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一个工业化产品如何进入一个社会，如何从无到有、从意识形态产品到实体产品，也可以看到其中科学、技术、资本、社会政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同样，通过考察牛奶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从草场、奶牛、奶农、奶业公司到最终消费者，也可以对一切工业化产品从原料、生产、运输、消费，最终变成垃圾的全部过程，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就是工业文明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我们就是不需要蛋白质》紧接牛奶一文，延续、扩展前面的方法，将营养学作为分析和批判对象，通过对工业化食品的考察，讨论了科学、技术、资本、产业、社会政策等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讨论了工业文明对我们深层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这篇文章完成之后，我对于机械自然观的认识迅速清晰。这是我当下比较常用的一个概念，是我当下的主要批判对象。机械自然观是比科学主义藏得更深的缺省配置。这个概念对于工业文明中的诸多现象具有很好的解释力。第三章包括两篇文章，《天行有常，逆之不祥》和《太阳之光还是炼狱之火》。两篇文章结构相似，相当于把前面各篇文章对于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批判，统合起来应用到转基因和核电站这两个具体问题上来。前述各种方法，逻辑分析、历史分析、话语权分析、资本（立场）分析、自然观分析，都再次得到具体应用。相对新的内容是，提出了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在工业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的问题，进入了科学社会学。在分析了食品工业、转基因、核电等案例之后，对科学和科学家做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评价，就顺理成章了。本书的第四章，收官和结尾由两篇文章构成：《警惕科学》和《警惕科学家》，前者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为立足点，后者则直接介入到科学社会学。《警惕科学》是我第一篇对科学及其技术加以全面否定的文章。由于立论过于强悍，写了很长时间。文章讨论了数理科学、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环境问题之间的深层关联，分析了当下社会中几个关于科学的流俗之见。指出，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从来没有被新的技术消除过，而基于数理科学的新技术，必然会导致更严重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可以避免、可以解决的，而是内在于工业文明的。 “双刃剑”的说法现在已经是常识了，很多人可会认为从来如此。实际上，中国媒体在 2000 年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采用了这个说法。在漫长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国人长期把科学视为真理，视为绝对正确的神明，“双刃剑”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是一场思想解放。当然，这个说法非常符合辩证法，能够解释当时已经被承认的“负面效应”，即使科学的捍卫者也不得不接受，只能辩护说“科学不是完美的，但它是最好的”。“非完美但最好”，这个说法源自卡尔·萨根，我称之为“萨根命题”，并找到 N 种破解方式。不过，这本小书并未涉及，暂且放下不谈。可能让十年前的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一旦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我们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科学及其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所以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是负面的。如果我们愿意在逻辑上承认这种可能性，那么，很自然地，就可以讨论它的现实性了。在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整体判断翻盘之后，对于科学共同体的一般态度自然要随之而变。《警惕科学家》从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入手，逐步深入。在工业革命之前，科学只有一种形而上的社会功能：提供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案——这个方案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科学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案，为各工业化国家所接受，乃至成为排他性的解释方案，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外，科学获得了一个形而下的社会功能：作为技术的母体。科学与科学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不但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甚至是世界的创造者——从来没有任何宗教和神职人员获得过如此地位。科学成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成为一项职业，科学家从自由思想者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职员。于是，得出结论：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一方面，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会对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中，科学首先服务的是资本的增殖——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时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时需要刺激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这可以为“异化”现象提供一种解释。因而，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反之，则会被边缘化，如博物学，已经不在高校学科名录之中。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与资本结盟、与权力结盟，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科学共同体也一定会与社会进行博弈，谋求更高的社会结构地位。科学活动的动机，如果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求真或者求善，此后则是求利。比较而言，那些基于机械自然观的科学和技术能够更加有效地为资本增殖服务，而按照《警惕科学》中的结论，这样的技术必然导致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技术越强大，问题越严重。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完成了对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的全面否定。这同时也构成了全面否定工业文明的部分论证。解决方案同样水到渠成，停下工业文明的步伐，走向生态文明。相比于学术文本，随笔更适合表达鲜活的思想。这些文章并没有发表在面孔严肃的学术期刊上，但是其中的思想性和学术性丝毫不弱。在我的思想历程中，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读书》杂志影响巨大，包括它的文体。这个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我在写作的时候，都是把《读书》作为预设媒体的。文章写得很兴奋，讲故事，举例子，打比方，不亦乐乎。不过很遗憾，只有《天行有常》、《警惕科学》与《警惕科学家》三篇成功地发表在《读书》上。需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是，本书中的前三篇文章都曾收入《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科学出版社， 2007 年），为了保证思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依然收入本书。另外，某些内容在各篇文章之中可能会有重复，考虑到文章自身的完整性以及历史原貌，没有加以整合与删减。如果读者感到是一种时间的浪费，也预先表示歉意。我们这个世界在工业文明的道路上又奔跑了十年。我从初入行的博士毕业生，变成了一位准资深教师。我总是很不幸地看到，我的悲观预言在逐一应验。 2009 年，垃圾问题在中国全面爆发，从此长驻报纸版面； 2013 年，雾霾降临北京，覆盖中国，挥之不去。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存在局域性的生态事件。所有的局域事件，都将变成全球性的事件。所有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的前兆。这是工业文明内在的问题，也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应用的必然结果。大限将至，人类需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样发展，而是怎么样停下来；不是继续攫取，而是学会放弃。该撒手时，要撒手。 2014 年 1 月 23 日 Lamont Library, Harvard 2014 年 2 月 18 日 Upland, California 2014 年 2 月 21 日 DOE, U.C. Berkeley, 2014 年 2 月 28 日， Lamont Library ， Harvard 201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向阳小院; 个人分类: 书评|2760 次阅读|0 个评论

他们为什么轻信？: 热度 8 fdc1947 2018-4-4 08:15; 他们为什么轻信？看到一位朋友的4月2日的博文，题为《真能阴阳相克吗？伟大的中医太神奇了！》文章说： “ 国际著名的医学杂志Lancet，昨天以个案报道形式抢先在线发表了呼吸医学领域一项令人振奋的临床观察发现：‘从一例女性恶性胸腔积液中分离肺癌细胞，然后将纯化的癌细胞注入一例男性恶性胸腔积液病人的患侧胸腔，后者的病情很快出现逆转，表现为胸痛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缓解、胸水消失、CT所见的肺部块影完全消散’。这篇只有一页篇幅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医学界广泛的讨论，同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Lancet网站twitter的交流人数短时间内超过3万人次。该名男性患者1942年出生于中国上海，退休前为英国伦敦一个社区医院的医生，于2008年9月初被诊断为临床VI期右肺腺癌，并出现右侧胸腔积液，专科医生告知他预期寿命不超过6个月。该名男患者在自己的博客中表示他精通中文，对中医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中医理论中有一种“阴阳相克”的说法。当初他想到反正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不如“赌一把”。他说服同时住院的一位女性患者同意提供胸水标本，希望通过将“女性癌细胞”注入自己的体内将“男性癌细胞”杀死。……” 不少网友对该文发表评论，欢呼中医的伟大，希望进一步研究等等。其实，这显然是作者故意编造的“愚人节笑话”，人们不但可以从时间上估计，而且也可以从自己的常识来判断。如这种愚人节新闻，编造者实际上一般都会善意地“露马脚”，让人看出破绽。例如在该文中，作者说那位患者“被诊断为临床VI期右肺腺癌”，癌症临床分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VI期的，这就是故意告诉读者，没有这回事情。又如前几天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愚人节新闻《突发：美国国会通过“陆羽法案”认定茶圣陆羽为美国国父》也是极容易看出来的。该文说：“ 华盛顿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3月31日周六晚21:04:01（北京时间4月1日周日上午9:04:01），美国众议院以469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投票通过了《陆羽美利坚合众国历史地位认定法案》（简称陆羽法案），将中国茶圣陆羽认定为美国国父。” 首先，从时间看，4月1日。更重要的，美国众议院总共才435名议员，“新闻”却说“469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投票”。这也是作者故意的“马脚”。那么，既然这些愚人节新闻并不难判断出是玩笑，为什么还有一些朋友信以为真呢？除了一部分朋友平时学习不够，因而缺乏判断事物真伪所需要的必要知识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常希望或极端害怕那些信息是真的。当非常希望（或极端害怕）这种欲望非常强烈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抑制自己的正常判断力。这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像对待上面的那一则“阴阳相克”，用女性的癌细胞“克”掉男性的癌细胞的愚人节新闻，很多人就是因为目前人们还不能很好地对付晚期癌症，对于癌症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同时，又迫切希望人们能够找到一种对付癌症的好办法。在现代医学还没有找到“灵药”的情况下，他们把希望寄予古老的中国传统医学。所以，一看，这个有了一种可能的办法，就急急忙忙山呼万岁，相信、“点赞”、传播这样的“新闻”。这时候，恐怕他们都来不及仔细阅读这样的“新闻”，这就是大脑中的一个兴奋点抑制了其余的思考。像那则“美国认陆羽为国父”那样的“新闻”更是在正常条件下人们一看就不会相信的事情，却被不少人相信了。就是因为当前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媒体上“中美贸易战”被宣传得惊心动魄，仿佛明天就会打起仗来似的，搞得很多人心里紧张，像快要绷断的弦一样。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被描绘得干事情、说话极没有规律，所以，一听说把陆羽尊为国父，就觉得可能是好事，不动脑筋就认可了这样的“新闻”。成语“利令智昏”说的是因为“利益”抑制了“理智” 。庄子说：“用一个小瓦罐做赌注，赌起来思路清晰；用裤带钩做赌注，就会‘胆突突’的；用黄金做赌注，就会‘昏头’了”（“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庄子·达生》）。这个人赌博的技巧并没有变化，但是，由于赌注的不同，头脑中想的事情是输赢得失，抑制了正常的思考。与上面所说由于“希望是真的”这种念头抑制了理性的怀疑思考有相似的地方。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人吃“电讯诈骗”的亏，也是因为“希望是真的”或“害怕是真的”，这种刺激抑制了他们的正常思维。他们想发财，盼望得到额外的发财好机会，而且相信自己能够幸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平时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当骗子们说他们已经得到一个发财的机会时，他们大脑里的相应的部分立刻异常“兴奋”，“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就失去了理性，终于中计受骗。当然，另一类是担心自己会遇上“灾难”，这也是一种平时的心理暗示。当正好遇到骗子们的恐吓，便真的以为自己倒霉了，而相信是“公安找上来了”，把骗子当作公安，老老实实地照着骗子的话去做。有很多人很容易轻信网络谣言，因为相信，所以很喜欢在“微信”上转送这些网络谣言。他们相信的网络谣言，有些真是他们的希望，例如，涨工资或涨退休金的谣言很多，一些离奇的方案，他们都相信，都很积极地转发。我国的工资制度和退休金制度，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确实需要改革。但是，这是一项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是各类人员的利益，更主要的还有经济发展水平，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于是，一看见符合自己这方面利益的方案，就立刻“兴奋”信以为真，你传我、我传他。又如，关于药品问题，食品问题等等，这些谣言之所以被人轻信和传播，都与人们平时的心理暗示相关。境由心造，是一句佛教的用语，似乎有些“唯心主义”的色彩。但是，实际上也有说心理暗示对人的行为的作用。减少消极的心理暗示，对于我们的身体、思想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要想少一些这种消极的心理暗示，需要自己平时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不要想着自己能够迅速发财，也不要老想着自己会倒霉。实际上迅速发财和倒霉的都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对于极小概率的事件，并不需要老是挂在心上，以为立刻就会摊到自己头上。保持平时心态平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人类的现有的知识，要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医学专家。相信科学就是要相信科学共同体。要相信，现代科学知识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不可能有哪一个“天才的发现”会推翻现有的知识总和。即使一百来年前发现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没有“推翻”经典力学、经典电磁学，而只是扩充了科学的领域。我们现在所用的绝大多数技术仍然是建立在经典力学、经典电磁学的基础知识之上。所谓现在的科学都错了、现在的科学家都是骗子、只有新出现的某一个人的理论才正确，这种说法一定是谎话，“这个人”一定是骗子。再有新的发现，也一定先得到专家们的认可、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而绝不是互联网上的“宣布”。相信科学共同体，也能够得到一种心态的平和。总而言之，我们要想少轻信、少上当，除了平时注意学习，扩充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有了这种平和的心态，就能够减少消极的心理暗示，减少消极的心理暗示对自己判断力的不利影响。; 个人分类: 科教与社会|11699 次阅读|17 个评论

院外杂谈之三：信崔永元，还是信科学家: 热度 12 tian2009 2017-1-17 22:26; 【发表于《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12 期，题为《关于转基因：信崔永元，还是信科学家》。由于媒介关系，发表时有字词上的修正，把俗语和网络用语改成了相对正式的书面语。感谢编辑的工作。这里基本保留了原稿的用词方式。本文为“院外杂谈”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信崔永元，还是信科学家？田松信崔永元，还是信科学家？如果这是一个选择题，那实在是崔永元莫大的荣幸。科学家是个集体名词，是一个庞大的集团，而崔永元只是一个人。前面说过，在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发布之后，转基因问题从一个极其小众的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大众话题。连我只上过中学的老母亲都开始主动鉴别转基因油了。我从 2010 年起正式成为反转分子，理论日趋完善，立场日益坚定。我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说服家人。我娘在家附近遛弯，顺便参乎了一个给老年人讲保健，捎带推销保健品的 “ 公益活动 ” ，诱人之处是，只要听讲座，就给白送一大桶油。我娘高高兴兴地提着油回来，我一看，不错，有标识，原料是转基因大豆。马上跟我娘说，这是转基因油，这油不能吃。我娘一脸困惑：啥是转基因呐？自从 2005 年以来，我提出超越科学依据，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中医问题、牛奶问题，以及所有问题；在我的反转文章中，我也努力从哲学的、历史的角度论证：转基因作物，作为工业化农业的延续，注定存在问题；作为机械自然观的产物，违逆自然，注定存在问题。但是所有这些，在我面对我娘的时候，我都张不开口！我必须得找到一种让我娘能够听懂，并且信服的方式，说明什么是转基因，并且让她相信这东西不好！我娘天性善良，她问：你念了这么多年书，乍还不相信科学了呢？她问：这不是高科技吗？科学家还能害你吗？她问：这不都是在商场里公开卖的油吗？要是有害，政府能让它卖吗？所以在家数日，我无法说服我娘不吃领来的油，但是我娘心疼我，她会专门为我买贵的非转油，等我一离开老家，他们肯定还会把领来的油吃掉。但是到了 2014 年，小崔的纪录片发布之后，形势大变。不用我说，我娘就主动地拒绝转基因油了。原因很简单，她相信崔永元。信崔永元，还是信科学家？这不是一个疑问句，是一个反问句。在崔永元的纪录片发布之后，尤其是崔永元在复旦对战生物科学家卢大儒之后，这个质疑出现的频率日见其高。潜台词是，在转基因这个问题上，不能相信文科生崔永元，而应该相信科学家，具体而言，应该相信生物学家，而不是佟屏亚这样的育种专家；再具体而言，应该相信分子生物学家，而不是蒋高明这样的生态学家。但是，在新浪微博好事者发起的投票上，崔永元高比例胜出！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崔永元，这，这，这实在是国人的愚昧呀！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纪录片发布之后，马上激起巨大的反弹。一个在英雄主义和理性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身体里流淌着不服输不信邪的血液。几年前的政协会上，有人找崔永元签名支持反转，被他“理性”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懂。到了 2013 年，竟然自跳火坑，自费调查，全是他那血液在作怪。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 2014 年 10 月宣布，将在中国十所高校轮回演讲 “ 班门弄斧转基因 ” 。这轮演讲在复旦由于与卢大儒的直接交锋而达到了高潮，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传播案例。我有幸参加了他在清华的第一场演讲，在刘兵教授的科学传播课上。崔永元的演讲并不是对纪录片的复述，如果用心找，我相信在网上可以找到演讲的 PPT 。崔永元做了充分的功课，对于转基因的基本科学细节，转基因作物与草甘膦等农药的关系，转基因与大公司的利益关系，都作了深入调查和讨论。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表述非常谨慎，他清楚地、明确地区分，哪些是他自己看到的，见到的，哪些是别人转述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观点，哪些是别人的！这个能力和素养，很多学者都做不到，甚至意识不到。几天后，看到网上的各种议论，回想起当时同学的提问，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崔永元高校巡讲所面对的听众，现在的九零后大学生，并不知道崔永元是谁。不久之后，在我自己的课堂上，我向同学提出了这个问题。话音未落，同学一团哄笑，但是在我的追问之下，验证了我的猜想。他们普遍知道崔永元是一个主持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崔永元为什么有名。他们有人看过崔永元与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春晚小品，也有人看过 “ 小崔说事儿 ” ，但是几乎人没有“看过”崔永元得以获得信誉的“实话实说”。在 1990 年代后半段，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曾经是万人空巷的电视节目。因为是周播，很多观众是盼望着一个星期，算着时间，等着看“实话实说”的。那时候中国不仅没有网络，也没有各省的卫星电视，即使中央电视台，也只有寥寥几个频道。娱乐方式与资讯来源都非常有限。“实话实说”的内容与形式对于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是前所未见的。在满屏报幕员的情况下，崔永元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了，以平视的、平和的、轻松的、幽默的视角和语气，与嘉宾和观众互动，话题既有诸如伪科学、中西医等社会热点文化现象，也有关于亲情、代沟等家长里短的话题。在这些节目里，崔永元正直、朴实、亲切；不做作，敢说话。这是观众看到的崔永元的形象。在我不多的与崔永元面对面的接触中，也相信这就是崔永元本人。崔永元在主持“实话实说”的几年里（ 1996-2002 ），积累了巨大的个人信誉，按照现在的网络用语，叫人品爆棚。所以，他的观众，当初追看“实话实话”的那一代人，愿意相信他。这才是崔永元能够逆转转基因舆论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是现在的学生们所不知道的。那时，最大的九零后还没有上学，最小的九零后还没有出生，八零后在忙着中考高考各种考。崔永元的忠实观众其实是八零后、九零后的长辈。是我这一代人，是我娘那一代人。信崔永元还是信科学家？如果让我娘来选，一个是信赖多年的、具体的崔永元，一个是抽象的、面目不清的科学家群体，她当然选择崔永元！更何况，崔永元说的话，她能听懂得更多一些。我娘这辈子，恐怕没有见过一个具体的科学家，就算是把科学家这个集合名词，换成她知道名字的著名科学家，比如说：信崔永元还是信华罗庚？信崔永元还是信茅以升？信崔永元还是信钱学森？恐怕我娘也会选择崔永元！那么，信崔永元还是信卢大儒，这个问题对于我娘来说，就更不是问题了。卢大儒在她心中，完全没有任何信誉度。当然信崔永元！信崔永元，还是信科学家，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既缺少主语，又缺少宾语。对于复旦生科院的学生来说，我相信他们更相信他们的老师卢大儒。据说，戈尔与小布什在总统竞选辩论时，有机构做了调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双方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一方胜了。戈尔的支持者认为，戈尔说的句句在理，小布什漏洞百出；小布什的支持者则认为，小布什有理有据，戈尔胡搅蛮缠。人们更愿意倾听自己愿意倾听的，更愿意接受自己愿意接受的。这是人的思维惯性。在崔永元与卢大儒的辩论中，听众也有类似的看法。一方认为崔永元全胜，把卢大儒批得张口结舌；另一方则认为卢大儒表现了科学家的严谨，无可挑剔，崔永元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立场不同，就看到了不同的内容。人有立场，这是正常的。我感到可笑的是，总有人看不到自己的立场，相信自己最客观、最公正的、最全面，不偏不倚，只因为他们拥有科学。这时我就要呵呵了。全知全能全善的，那是上帝，作为凡人，每个人都只能看到有限的事件，掌握有限的证据。把崔永元与科学家这个集合名词相提并论，并提出一个反问句，其中隐含这样的我们思维中的某些惯性：第一，科学家是统一的，一致的，无论是哪个科学家，哪门科学的家，只要是科学家，他们的观点、看法就是相同的；第二，科学家是值得信赖的，无论是谁，只要是科学家，就是天然值得信赖的，其信誉度就是天然高于崔永元的。然而，某位科学家，以及科学共同体，是否就能无条件地被人信赖？下次再说。 2016 年 8 月 30 日 2016 年 10 月 9 日北京向阳小院; 个人分类: 工业文明批判|4027 次阅读|23 个评论

维也纳公约：21世纪学术交流的愿景: zhangjiuqing 2016-10-10 21:19; 维也纳公约： 21 世纪学术交流的愿景作者 / 奥地利开放获取网络组织，译者 / 魏晋，校者 / 恭俭一、说明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6 月， OANA 工作组成员 “开放获取与学术交流 ”在维也纳集会讨论学术交流系统的根本性改革。我们所谓的学术交流是指学术知识的形成、评估、组织、传播以及保留 ( 基于维基百科的定义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olarly_communication(2016 年 6 月 5 日 ) 。学术交流不单单限于科研者，更应多地考虑到整个社会人士，尤其是诸如学生、教师、政策制定者、公共管理者、基金资助者、图书管理者、记者、从业者、出版商、公共以及私人组织、和对此感兴趣的广大群众 . 和多数同行一样，我们一直认为在学术知识的产生和传播的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不足。作为科研者，我们认为解决这些缺陷的时机到了。在组内，我们对这一问题采取审慎的立场，主要针对开放科学（包括开放获取的基本要素）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相信开放科学有潜能将学术交流系统的机制改变的更好 —— 当然，我们最终只是把开放作为一种手段。当我们要求学术交流开放时，我们通常需要遵循一种潜在的原则，比如：可访问性和可重复使用性。但是，在开放科学社区内，尚没有共同认可的原则用以描述我们形成的学术交流系统。对此已经有了一些讨论，比如什么构成了开放性，如何达到开放性，以及下一步该做什么。在这些讨论中，多数一致的意见对未来学术交流系统的结构带有隐含的假设。我们认为，如果能做出非常明确的假设来引领讨论，对于开放科学而言最好不过了。我们还认为，回答 “ 这是为了什么 ” 这类问题可以很好地传递出对学者和社会开放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当然，开放科学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但把它和开放共享原则一对比，就容易理解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起草一个协调一致的学术交流愿景，用以引导全面的讨论过程，过去一年时间内 20 多个来自不同机构和学科的人参与其中。这一篇文献是我们得出的主要结果：首先，我们描述了学术交流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现阶段所处的时代，然后我们提出 12 项原则以期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激起广泛的讨论以期达成学术交流的共同愿景。我们期待反馈、批评并提示遗漏之处。我们不希望这篇文章是问题的结束，这第一版期待我们进行更多修改，以便共同打造未来的学术交流体系。二、目前学术交流的不足限制访问和合作 * 即使科研基金来自公共财政，研究结果往往不能公开获取 * 在公共财政资助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里的、与研究高度相关的材料，要么没有电子版，要么无法公开获取。 * 限制获取和延迟发表导致知识不能及时的传递给科研人员和社会相关人员 * 学术知识产生之后通常都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传播，社会上其他有经验的学者不能看到，这一点是不利于科学研究和创新的 * 由于封闭的交流模式，导致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机会不能得到利用 * 研究结果通常采用抽象的专业领域的语言进行交流，阻碍了该结果向其他研究领域和社会其他人员的传播。低效的流程 * 虽然电子出版可以减少印刷和邮递费用，但是学术交流系统仍非常低效、费用昂贵 * 数字技术目前还没有在学术交流上全面应用，尽管有一些基础工具和设施，但是传统的学术交流方法依然在许多学科中流行。 * 过去几个世纪科研成果呈现指数上涨，导致知识过多，科研人员将很多时间浪费在了相同的工作上。 * 同行评审负担过重，许多科研结果由于高的拒绝率，导致要被重复审查很多次。缺乏再现性和透明度 * 许多科研结果不能重现，由于缺乏必要数据、过程说明和上下文信息 * 充足的背景信息通常没有提供，使我们很难判定哪些结果是可以值得相信和推断的 * 同行评审制度有很强的过滤性，但通常不透明且包含潜在的偏见 * 本身科研实验的缺陷和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行为导致撤稿攀升技术和法律障碍 * 由于技术和法律限制（版权），研究结果（数据、材料、资源代码等）通常不能被重复使用 * 过于严格的版权制度阻碍了知识的循环使用，这是由于出版商和信息服务机构的垄断导致的。需要改善的诱导因素 * 科研结果数量往往被认为比科研质量更重要，因此科研者将一个科研结果分成好几个小部分发表，促使科研发表经费的攀升，也妨碍了新的、原创科研 * 学术交流受制于目前的奖励机制，这个机制很大程度服务于著名的出版机构 * 虽然同行评审制度可以促进和确保科研结果的质量，但是不能全部反应科研活动的情况三、维也纳公约 —— 学术交流的愿景 1 、可获取 5 、透明性 9 、评估机制 2 、可发现 6 、可理解 10 、证实的进步 3 、可重用 7 、合作 11 、创新 4 、可再现 8 、质量保证 12 、公益事业学术交流的 12 条原则，学术交流应该做到： 1 、可获取：可以被任何人公开获取和立即获得。知识是用来服务于人类和创造财富的。科研社区内外的免费和公开的知识传播，有利于科研结果的交换、合作和应用。不应该存在技术上、经济上或法律上的障碍来延迟和阻止科研结果的可获取性。所有科研结果应该被各种不同的人（不受身体的、经济的和其他条件限制）获取，并且这个获取权长期有效。 2 、可发现：促进研究、探索以及发现。如今的科研者众多，如今新的交流模式使得科技降低成本，并且广泛地被使用。科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自己个人的项目进行交流，同时与其同时保持信息更新。所以学术交流系统应该组织起这些学科知识，可以使科研者以及利益者保持对科研进展的高效联系。此外，科研者可以很容易地将科研活动与自己的科研项目联系起来，并且得到他们工作的反馈。 3 、可重用：可以有效地使每个人在彼此工作成果基础上发展。引用牛顿的名言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现代学术关系应该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想法不是凭空出现的。重复使用科研流程、方法和结果以及抽象和延伸都应该体现出学术交流的基本价值属性。重复使用数据、材料和结果可以帮助科研者相互学习，促使新知识的产生。当然，应该给予参考文献作者予以肯定，最大程度的重复使用是应该被允许的。 4 、可再现：提供可重现的研究结果。可重现性是科研的一个特点，并且是许多学科的黄金标准。作为最低要求，科研过程应该可追溯，即提供数据和记录以及科研过程中段的结果（讨论、研究日志、初稿等等）。这样可以促使评审对我们科研方法的理解，并且简化评审过程。开放的方法和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无意识错误和弄虚作假的情况。通过重现性可以辨别研究过程不同阶段以及理解演化过程。 5 、透明性：为科研结果可行度评价提供开放和透明的机制。实际上所有新的知识都是建立在旧的发现上，但我们不能为了验证每个结果的正确性就把所有的实验重复做一遍。学术交流系统应该做到基于背景信息来判断实验结果的可信度。这些信息可以来自于作者本身，也可以来自于同行评审以及其他形式的反馈。背景信息应该回答五个经典 W ：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为什么做，以及谁资助的以及如何得到资助的。基金的详细目录以及参研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反映出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如何解决伦理问题。一旦一部分研究结果被纠正或者发表后撤回，这些信息都应该立即反馈。 6 、可理解：为适应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清晰、简洁、易理解的方式。研究者之间以及研究者与利益者之间富有成果的对话对于科研和社会都有好处。因此保持知识的清晰和简洁以使知识可促使在科研内外的转移和交换。什么样的语句才是清晰简洁的，要视接收者和不同情况而定。对于科研者而言，交流需要特定的语言和高度的抽象，然而对于感兴趣的公众来说，更多需要的是广泛易懂的表示方式。学术交流应该为学术圈内外的不同利益者而采取不同的适应模式，应该把具体的需求考虑进来，以使学术交流更具意义，吸纳更广泛的参与。 7 、合作：促进科研者与利益者之间的参与和合作。科研往往由大量相关利益者组成，比如病人和医生，学生和老师。科研者和利益者可以通过公众科研项目之间真正的相互合作、相互交流达到互利。合作可以让利益者可以更好地理解科研项目，并且提出科研项目中重要的一些问题所在。同样，科研者从中得到反馈，甚至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帮助。因此，学术交流应该帮助和促进这样的合作形式。 8 、质量保证：提供透明和令人满意的评审。评审制度确保研究结果，保证结果的真实性。学术交流系统应该对评审给予与做科研同等的激励、回报和认可，以确保在生产知识和保证知识可靠性之间保持平衡。评审制度主要功能是确保科研的技术合理性以及结果的可重现性（或者说科研过程可追溯）。透明的交流渠道、开放的同行评审可以帮助提高评审的质量，避免偏见和草率的判断。 9 、评估机制：支持公平评估。评估机制影响科研结果、科研者、期刊以及相关机构，进而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因此，评估过程应该公平和充分。评估应该全面，多方位分析，尤其是在交叉学科的内容上。科研者有机会对评估结果进行评论以及他们能够修正采集的数据和分析过程。为了将未来的科研落到实处，应该建立奖励机制，科研质量要先于数量。适当的激励机制必须基于更好的而不是更多的论文，来奖励辛劳的科研者。 1 0 、证实的进步：促进产生新的知识以及保证已有知识的验证。为了促使学术进步，我们需要原创的研究，将新结果贡献给知识体系。学术交流系统应该辨识科研的鸿沟，强调领域之间的合作和帮助。为了促使对不寻常的方法和理论的实践，应该接受其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让之后的研究落到实处，应该对已有结果进行验证。因此，学术交流系统应该确保后续对已有结果的重现和验证。这两个功能应该适度平衡以取得可证实的进步。 11 、创新：接受新技术的可能性。过去 400 年，学术交流不断演变。这一演变打开了科研工作与合作的新机遇。因此，学术交流应该接受新技术的可能性。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创新、传播、探索以及消费信息的方式，但是它的潜能并没有被学术交流完全开发。这些潜能包括：实时交互、资源实时共享、零边际成本、新数据流和重现性、大容量数据加工能力、数据呈现和可视化的新形式等等。 12 、公益事业：扩大知识共享。科研知识对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科学知识具有无形的特征，一个人使用不排除别的人使用。恰恰相仿，知识将在分享中得到增长。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科研结果的使用和重复使用。学术交流应该是公众的，大众共享，确保每一个公众都能从知识中获利。四、关于本文的基本情况工作组：奥地利开放获取网络组织（ Open Access Network Austria, OANA ）——开放获取与学术交流核心作者： Peter Kraker （知识中心，工作组组长）， Daniel Dörler （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维也纳）， Andreas Ferus （维也纳美术学院）， Robert Gutounig （奥地利约阿内应用科学大学）， Florian Heigl （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维也纳） Christian Kaier （格拉茨大学）， Katharina Rieck （奥地利科学基金组织）， Elena Šimukovič, Michela Vignoli （奥地利工学院）参与者： Edeltraud Aspöck （奥地利科学院）， Sebastian Dennerlein （格拉茨工业大学）， Asura Enkhbayar （知识中心）， Gerda McNeill （维也纳大学）， Nora Schmidt （瑞典隆德大学）， Gregor Steinrisser-Allex （格拉茨医科大学）， Eveline Wandl-Vogt （奥地利科学院）联系人： Peter Kraker （知识中心，工作组组长）， pkraker@know-center.at 出版日期： 15 June 2016 ( 第一版 ) 资金来源：所有的作者均自费或者由所在机构提供版权：此公开文章是基于知识共享 4.0 国际许可证条约的，在原作者及资源方同意的情况下，允许任何媒体无限制的使用、传播和复制。五、致谢感谢 Katja Mayer 、 Falk Reckling 、 Erich Prem 、 Margit Hofer 、 Stefan Kasberger ，感谢出席第三届 OANA 会议以及第 15 届 STS 年会的全体成员，感谢大家对初稿的有益建议和意见。感谢 Maxi Schramm 为 “ 维也纳公约 ” 提供的图案， Michael McNeill 的校正， Brigitte Wandl 的排版。 “ 维也纳公约 ” 图案包含 Kim Holmberg （ https://pixabay.com/offene-wissenschaft-wissenschaft-735787/ ）的艺术作品，受 CC0 许可保护，采用 Matthew Desmond 的 “Abel” 字体，受 SIL 开放字体许可保护。知识中心受奥地利彗星项目（卓越技术的能力中心）资助，奥地利彗星项目受奥地利联邦交通、创新、技术部门保护，受奥地利联邦科学、研究、经济部门保护，以及受施蒂利亚州的保护，彗星项目由奥地利研究促进会 FFG 管理。（来源： http://viennaprinciples.org/ ）备注：本译文的第三部分刊载于 2016 年第 9 期《科技中国》。全文已发于微信公众号“研发邦：yanfaband”和研发邦网站www.yanfaband.com。; 个人分类: 科技政策|2830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部60年回溯——中国科学院学部历史的几个片段与初步思考: 热度 9 keyuanwangshi 2015-5-23 00:02; 王扬宗摘要：文章简要介绍了中科院学部60年的历史,将其划分为４个时期，继而阐述了学部作为中科院最高决策机构和学部转变为最高咨询机构的前因后果。最后就学部的发展改革提出了两点浅见,即一方面学部要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提升学术职能,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部在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原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年第3期414-420页， http://www.bulletin.cas.cn/publish_article/2015/3/20150317.htm 中科院学部自1955年6月1日正式成立，至今已走过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来，学部的变动之大，不仅中科院历史上少有，在世界各国科学院历史上也不多见。从1955年成立时作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到1981年确定为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再到1984年重新定位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的性质和职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3年以来，中科院党组提出了构建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实现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的战略使命，学部原有的职能有所恢复。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中科院于2014年启动了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学部承载着新的使命，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花甲轮回，60年是一个新的起点。这里撷取学部历史中的一些片段，提供给关心中科院和学部的读者。回顾学部的过去，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学部的性质和使命，对于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完善中科院的组织体制，或许不无意义。 1学部的前世今生 1.1学部的由来学部成立于1955年，但类似学部的组织则由来已久。中科院的前身之一中央研究院于1935年设评议会，起到了全院乃至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的作用。中科院成立之初，曾有保留评议会之议，后来改设各学科专门委员。1950—1953年，先后聘任了252名院内外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作为学术顾问。由于种种原因，专门委员作为一个组织形式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就工作性质和作用而言，专门委员是学部建立之前进行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一种尝试，甚至可以说是学部委员的前身。专门委员的分组基本上一一对应于建院初期的近20个研究所（包括筹建研究所），随着院属研究机构的快速发展，即显得学科面较窄，不足以支撑有关工作。因此，到了1953年6月，在调研世界各国主要国立科研机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借中科院访苏代表团回国之际，中科院党组提出了建立学部以加强全院学术领导的构想。经过近两年的筹备，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在北京召开学部成立大会，宣告中科院学部正式成立，6月3日，公布了233位首批学部委员名单。应当指出，中科院建立学部，虽然借鉴了苏联科学院的经验，但学部体制并不是所谓“苏联模式”，而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在学术领导和组织上所采纳的通行的组织架构。实际上，苏联科学院的体制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一个例外。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制度为其体制基础，全体院士大会选举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长和副院长，由院士组成的各学部分工领导研究所，充分发挥优秀专家的学术主导作用。“文革”前的中科院学部，实质上是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混合体，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学部委员制度是向院士制过渡的一种制度。由于“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的干扰，学部委员的职权和性质未能明确。但各学部的办公机构逐步加强，成为院部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是中科院的科研业务管理部门，“文革”后期发展为业务局。 1.2学部历史的分期学部6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4个时期。 1.2.1学部发展早期阶段（1955—1966年）该阶段学部定位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分学部领导各学部所属研究所的科研业务工作。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学部下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领导。学部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由于学部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因此，学部实际上是全国最高的学术领导和评议机构。随着学部的建立，中科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学中心。这一时期，学部和全体学部委员在制定中科院“十五年规划”和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奠定了基础，也使中科院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学部在中科院的学科布局、学术评议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2.2学部发展的新时期（1979—1983年） “文革”刚开始，学部就被当作“专家治院”的所谓资产阶级科技路线的产物而被撤销了，被迫中止活动10余年。1979年1月，在“科学的春天”的大好形势下，国务院批准学部恢复活动，次年通过民主选举增选了283位学部委员。1981年5月，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明确了学部为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大会为全院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学部委员投票选举产生的中科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实现了从行政化领导为主向以学术领导为中心的转变，确立了由科学技术专家担任全院领导的新体制。在此期间，学部以学术评议为工作重心，包括评议研究所、参与制定全院和全国科技规划、复审全国自然科学奖请奖项目、评定科学基金项目、审定全院研究生学位授予、评审中科院重点课题、组织重大攻关项目、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等，对中科院乃至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2.3学部职能转变，向院士制度过渡时期（1984—1993年）为适应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底对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在体制方面，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学部定位和职能，将中科院主席团改为学部主席团，实行院长负责制。在1984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学部委员大会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这是学部发展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学部的学术领导权和决策权被剥离，学部的工作重心从学术评议转为以学术咨询为主。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科技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广大学部委员为国家科技发展和宏观决策提出了大量重要的咨询建议，包括启动“863”计划和建立中国工程院等，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1年10月，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在停顿10年后，增选210人。1992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条例（试行）》，从此，学部工作走上了新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199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这一决议，从而完成了学部委员制向院士制的过渡，我国的院士制度由此确立。 1.2.4院士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完善时期（1994年至今） 1984年以来，学部的定位没有变化，学部的职责和使命进一步明确，即负责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对学科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院士制度建立20多年来，不断发展和改革完善。1994年第七次院士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选举产生了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1998年7月，实行资深院士制度，对年满80周岁的院士授予中科院资深院士称号。最近10余年来，院士增选工作也在不断改进。尤其是从2007年起，当选院士的得票率提高到“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与国际惯例接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院士学术标准。近年来，学部全面推进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成效卓著。如组织广大院士围绕全球性重大挑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问题等，积极开展咨询研究工作，许多意见建议被党和政府决策采纳，为推进国家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三位一体”架构的发展推进，学部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学部的职能也在日渐提升。例如，学部加强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2013年成立了全院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加强了学部的学术引领和智库职能；在科教融合方面成立了以院士为主的教学督导评议委员会和学科群学位评定委员会等。 2 学部曾是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科院成立后，体制建设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在领导体制上，建院初期以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为主，专家作用受到抑制。学部成立后，党政和学术组织逐步健全，全院体制基本确立。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冲击，各所党政领导组织和人员变动频繁，“文革”中甚至一度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 1979年1月恢复学部建制时，正值“科学的春天”，党中央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扭转院领导体制上“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消除“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现象，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79年3月29日，中科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提出：（1）民主选举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和健全学部的机构；（2）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的作用。明确学部的任务和性质，使学部工作有章可循，发挥其学术领导的作用；（3）建议由有名望的科学家担任院长，由学部委员推选中科院院长和副院长，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4）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经中央领导批准后，在院党组副书记李昌的主持下，中科院就学部和中科院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1980年5月31日，中科院在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学部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学部是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每4年可改选一次，连选可以连任。1980年6月23—30日，中科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在增补学部委员之后，将“文革”后期陆续成立的各专业局与学部合并，以充分发挥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 1980年8月25日，方毅致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请求辞去院长职务。他指出：“院长应当由成就卓著、能孚众望的科学家来担任。……建议将来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后，应实行院士大会选举产生院长的办法，改变过去那种任命的办法。可以几年选一次，不要搞终身制”。9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当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批示道：“我同意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改为学术团体，政府可给定量补贴或专项拨款，负责人可由主席团轮流担任，或由主席团定期选举，但秘书长任期可较长。院长不由政府或人大任命。副院长减少。院部缩小，各研究所应逐步走向独立，行政机构应逐步改为独立的服务机构。党的领导体系另议”。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请方毅同志征求科学院党组和社会科学院党委的意见，参考乔木同志意见，共同提出改革方案，经书记处讨论后，力争明年实行领导体制改革”。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方毅、李昌等的领导下，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院党组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于1981年1月29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一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科院的性质、定位、任务和办院方针，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变行政机关化的机构为学术领导机关”。2月1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一报告。随即中科院制订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经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后于1981年5月18日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这是中科院建院以来颁行的第一部《章程》，《章程》明确了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和办院方针，确定了全院领导体制，学部的定位、性质和职能，以及研究所的组织架构等。根据《试行章程》，学部委员大会是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科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中科院主席团由29人组成，主席团成员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团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应是学部委员，其他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科学院党组织协商提出人选。学部的主要职责是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体学部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中科院主席团，选举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为主席团执行主席；主席团推选卢嘉锡为新任院长。至此，中科院确立了科学家治院的领导体制，而学部则是全院领导体制的核心。这是中科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一新的体制是在认真总结中科院前30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订的，力求协调和平衡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各方面因素。 3 从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最高咨询机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上述新体制确立不久，中科院的办院方针就遭到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质疑，不得不做出调整。在调整办院方针的过程中，学部的性质与职能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科院自成立以来，随着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形势而不断调整发展路线，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办院方针。1980—1981年，在起草《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过程中，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办院方针”，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党中央认为这一办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不久，党中央提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新方针，即“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新的办院方针由于与这一方针不十分吻合，迅即遭到国务院领导的质疑，中科院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与此同时，在1983年启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中科院新体制中的一些不够完善之处也逐步显露出来。如主席团的职责十分重要，但由于李昌同志调任中纪委领导等原因，主席团很少活动。又如负责各学部经常性工作的学部常委，职责重大，工作繁重，而不少学部常委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履职困难。 198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以及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派调查组进驻中科院调查，两份调研报告都对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都提出要调整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1983年11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中科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报告，提出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职能： “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随着学部委员大会从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随之从工作称号改为荣誉称号。这一调整虽然也着眼解决了新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中科院更好地服从国家的意志，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这一转变对中科院体制建设及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一转变为学部委员制度向院士制度的转变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此学部与全院的学术工作失去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联系，导致院级学术评议组织的结构性缺失。如何充分发挥优秀科学家在中科院体制中的作用，避免学术行政化与体制上的官本位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露。而学部委员从工作称号转变为“最高荣誉称号”后，事实上造成了院士规模较大，学术标准离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也需要经过多年才能逐步消化。 4 初步思考学部是中科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科学界的高端专家系统，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学部的发展和学部的未来，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 4.1 完善组织架构，进一步提升学部职能从学部历史上的两次重大转变看，1981年将学部定位为学术领导机构是没有异议的，但以学部委员大会和主席团为最高决策机构，则增加了中科院领导层次的复杂性和决策难度，难以快速因应国家改革发展的形势，确有改进的必要。但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学部和学部委员的重新定位，主要着眼于要求中科院服从国家意志，并未从体制架构上全面权衡，当时也没有预料到院级学术领导组织从此缺失30多年。 2013年，中科院提出“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通过组建中科院发展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以及加强所级学术委员会职能等措施，为学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以与学部密切相关的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来说，学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和世界科技先进国家的一些经验都值得重视和借鉴。学部虽有数百名院士，但相应于现当代世界科技学科日益分化和交叉的形势而言，仍显得力量有所不足。其实，无论是学部建立早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各学部都成立了一系列学科专家组，聘请包括一些不是学部委员的一线优秀专家担任专家组成员，为本学科的相关学术事务提供学术评议和咨询意见。各学部在学术领导的具体事务中，主要依靠专家组提供学术支撑。目前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德国马普学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等国际著名科研机构的科学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都分有不同的学科层级，人数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之多，定期更新。为充分发挥院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等组织在全院和国家重大学术决策中的作用，似有必要逐步恢复学科专家组或将类似的组织机构制度化、规范化，使中科院在体制上达成党政领导体系和学术领导体系的平衡，这是率先落实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重要内容。 4.2 充分发挥学部在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中科院学部和院士是我国科技界最高层次的专家系统，院士选举是中国科技界最严格的同行评议。长期以来，对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院士是中国最优秀科学家的符号，一旦膺选院士，就可能被赋予种种权力和义务。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院士选举事实上还是一种简化了的选拔我国顶级科技人才的机制。由于这个专家系统居于科技界的顶层位置，因此其一举一动无不引人瞩目，其任何问题都可能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近年来院士选举引起了全社会关注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我国科技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不够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影响到科技界在社会进步事业中发挥正常作用。正如曹效业先生指出：“中国科学家在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上往往扮演着科技官员的帮忙或帮闲的角色，用他们的知识和学术声望去证明官员意志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吹捧之风盛行，批评之声罕闻。这可能是科技界的许多决策失误原因所在。这进而又影响到科技界在社会中发挥正常的作用，造成社会对科学家和科技界的信任降低” 。院士个人作为许多科教机构和科技团体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学部作为自主性最强的高端科学家组织，毫无疑问能够在科学共同体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些年，学部发布《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和科学伦理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随着我国科学共同体日益健全，科学规范和学术规则才会在科技界深入人心，从而自觉抵制包括近些年院士增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权力与荣誉的纠缠、微妙的关系学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重建全社会对科技界的信任，更好地追求真理、服务社会，以推进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历史连接着现实，当代中国科技的一些现实问题其实往往就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英国名相邱吉尔曾说：“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回顾学部60年的历史，乃至回溯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百年史，不禁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但愿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学部的定位和使命会进一步明确和合理，中科院的体制会进一步改革完善。这是中科院持续健康发展的“百年大计”之一。参考文献张剑. 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中心. 史林,2005,(6):88-100. Cited By in Cnki (19) 左玉河.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史学月刊,2008,(5):67-76. Cited By in Cnki (6) 宋振能. 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0-15. 樊洪业. 解读院士制度. 民主与科学,2004,(1):7-9. Click to Cited By in Cnki 王丽娜. 1981—1983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职能与工作. 院史资料与研究,2012,(6):1-32. 王扬宗. 中国科学院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调整和大转折. 民主与科学,2013,(1):12-20. Cited By in Cnki 曹效业,熊卫民,王扬宗. 关于我国现代科技发展历史的反思. 科学文化评论,2014,(1):21-22. Cited By in Cnki (1); 5071 次阅读|11 个评论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anley 2015-2-1 08:01;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可拓学从零开始，没有老学科的队伍，没有研究机构，没有学会，没有杂志，没有专业。因此，研究队伍的建设，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不能不解决的难题。 20 多年来，可拓学研究队伍从无到有，从一个人发展到一支科研队伍，利用可拓学的方法发展可拓学，经历了相当艰难的历程。目前参与可拓学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已形成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Ø 成立全国性二级学会 ——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大批可拓学研究者（专业委员会的前身是广东物元分析研究中心和中国现代设计法研究会物元分析学会）。 Ø 建设了可拓学研究基地 —— 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 Ø 成立 “ 可拓学学术委员会 ” 和 “ 青年部 ” ，组织 “ 可拓学丛书 ” 编委会。 Ø 人才培养：通过可拓学研究学者的方式，从1993年开始，招收国内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来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学习与研究可拓学，培养国内可拓学研究骨干。2012年起，招收美国、罗马尼亚、印度等国的教授来研究所学习研究可拓学。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举办多期可拓工程研习班；多所大学培养研究可拓学的研究生，开设可拓学研究生课程和选修课，一大批年轻学者加入了建设可拓学的队伍。 Ø 参与可拓学研究的学者所在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台湾大同大学、台湾大叶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罗马尼亚科学院、印度中央大学等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 个人分类: 可拓学---学科介绍|754 次阅读|0 个评论

费曼与Y先生的通信：充满张力的互动以及作为重点的“其他”: 热度 11 lev 2015-1-30 21:51; 费曼与Y先生的通信：充满张力的互动以及作为重点的“其他” 按：连续几天降温，应该“猫”在“屋里悟物理”，所谓“猫冬”是也...... 一、作为重点的“其他” 过去的几个世纪，“科学”（也可以拓展为“学术”，下同）从书斋里经院哲学式的私人活动逐渐转变为社会化的职业行为。固然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从业者（尤其在从业之初）对“科学”报有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憧憬或寄托，但宏观的现实迫使“牛顿”朝着“爱迪生”转变。爱因斯坦、玻尔这一流人物只能属于“异数”或“涨落”，他们的形象终结于怀有“今不如昔”情结（“九斤老太”？）的物理史家构造出来的 Golden Age：这个词儿应该可以同构于雅斯贝尔斯的 Axial Age，萨顿为古希腊构造过一次，至今一发不可收拾......爱与玻的形象就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次，用李醒民教授的表述是“激动人心的年代”（看到这个词总让我联想到“红歌”）。即使是作为“涨落”出现的爱因斯坦这个形象，就其现实性而言，仍然可以说是两次世界大战产物（尤其是 WWI）—— 这句话是不是很 Mar x??? 二、作为重点的“其他” 今天的“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内涵逐渐缩小而外延逐渐扩大的概念，除了职业科学家，还可以有工程师、教师、编辑、记者、作家（ science writer ）、经理人等等，甚至在一些领域（比如具有博物学色彩的学科门类）也可以包括之前被认为处于共同体外围的业余爱好者或者说“业余科学家”：他们与职业科学家使用的是同一套“语言”，而“科学”对于他们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必是一个职业工种，他们的工作既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为职业科学的补充，就像广大天文爱好者在小天体搜寻上起到的作用那样。不是每一位“牛顿”都能等来他的“哈雷”，也不是每一位“爱因斯坦”都能等到他的“普朗克”。今天的现实迫使科学从业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转换自己的社会角色，一位职业科学家最好得是一位工程师、教师以及面向公众、政府和企业投资人良好的传播者（也就是科普工作者），那种“我只关心上帝怎么想”的文艺腔调只能挂在嘴上。三、又是作为重点的“其他” 在这样一个日益扩大的“科学共同体”集合里，至今容不下一个元素——我使用的词儿是 Crank. 自这种现象引起注意以来，这个概念就一直在被“定义”，它的每一种命名背后都有一种定义方式或者说操作中归类的判别标准，比如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那个词”在名称上就暗示了“特色化”的体制标准。在考察各种命名以及定义之后发现：所有看起来合理的定义在操作上都有“隐变量”（特别是操作的对象是人，即使是理念意义上的人！）——我们选择一种定义给出的判别标准，要么发现给定集合里有异数，要么在集合外发现漏网之鱼，这正是“隐变量”在起作用，而且往往不能忽略。我目前对Crank的“理解”（不是“定义”！）是：“激进”的经典批判者和原创理论者，其中“激进”对我们理解这个概念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批判”或“原创”。而“语言”（即使是模仿得很好的“语言”）又是他们与科学爱好者这件的重要区别（尤其是与体制内Crank）......(以下具体内容略)......总之，这是一个关于心理学或行为学(个体的“激进”)、社会学或历史学（群体的“激进”）的问题，唯独无关科学本身。当然无论怎么“理解”都免不了在边界上的大量游离者。在面向“人”的问题上，寻求逻辑上的定义无疑是自寻烦恼——反正世界从来不按照我们定义的那样运转。四、总是作为重点的“其他” 在传统科普的框架下（还有几十年来意识形态与历史发展的背景），Crank与“科学共同体”的互动有着一个不稳定的“蜜月期”。当科普大潮无可奈何的退去后，二者之间互动的张力逐渐显现。这种张力可以体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中“数学所每天收到一麻袋宣布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信件，而物理所收到的则是同样多的永动机方案”——作为“科学边缘人”的兄弟我接触过一次“永动机方案”的互动事件，虽然只参加了第一轮的匿名回复，但保留了方案提出者寄来的整套资料（除了方案本身，还有“致科技届的一封信”）得以对这一现象在典型的行为方式（尤其是表述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有所思考。对于积极介入社会文化与公共生活的职业科学家（尤其最负盛名者）来说，这种充满张力的互动有时就不可避免且富于戏剧性了...... 五、千呼万唤始出来的Mr.Y与“费二条” 以下内容节选自《费曼手札》（ The Letters of Richard P. Feynman，由费曼的养女Michelle辑录。中文版译者为叶伟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红色字体为Michelle批注：费曼致Y先生（1962年2月8日） 1962年2月5日，NBC电视网正式播出《关于时间》的影片。一位我（指Michelle）称为Y先生的观众先写信给洛杉矶KRCA电台，抱怨他们的节目是正统派科学的传声筒,只看得见正统科学家对相对论的观点。他后来把信件复制了好几份，分别寄给费曼和其他四位科学家，还寄给三个相关组织。在信里，Y先生攻击了影片中的“双生子佯谬”是错误的，影片举这个双胞胎太空旅行故事的例子，是为了替不正确的正统科学观点作“宣传”。他表示，自己受到打压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我不能叫这个陌生人为X先生。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费曼有个雅号，就是X先生。）亲爱的Y先生：你寄了一份给KRCA电视台信件的复本给我，抱怨电视节目《关于时间》里的情节。我是该节目的科学顾问，在节目里放进双胞胎太空旅行的故事是我的责任。我之所以用它，是因为我相信它是正确的。请你相信我对“宣传”说说服大众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们都同意，应该只对科学的正确部分有兴趣。但就算我们只对正确的事有兴趣，难道我们不能说，“双生子佯谬”所描述的现象时正确的吗?我衷心的这么认为。而且我相信科学家对运动中的μ介子寿命的观察，已经证实这个论点。你似乎对此不以为然。我倒想听听你的看法。如果我不对，又错在哪里？多年以来，我都是利用同样的观念在研究物理工作，好像没有碰到什么现象是违反这些观念的。事实上，在预测新现象上，这些观念似乎也用得很成功。如果有不同的观点，也能成功地达成下面两件事，将会令我吃惊，同时令我高兴： 1.成功地预测出所有现在的实验已经观测到的物理现象。 2.预测出不同的双胞胎太空旅行的结果。诚挚的祝福费曼根据Michelle的辑录，到4月10日为止，费曼总共回复了Y先生四封信（详见《费》P156~161）。遗憾的是 Michelle没有在书中给出Y先生的信件（根据兄弟我的主观臆断，那一定相当冗长）。从费曼的回信看，驱使费曼如此耐心的应当是他的好奇心，即隐藏在啰嗦辞藻下面，亢奋的Y先生与自己在具体某个实验（μ介子）上的具体分歧究竟是什么？考虑二者“语言”的“不可通约性”，Y先生的亢奋是可以理解的，费曼的耐心似乎是徒劳的。然而，也许费曼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再场互动中提炼出了一个“工作哲学”，即使他对所谓“鸡尾酒会哲学家”嗤之以鼻，兄弟我姑且称之为“费二条”。出于普适性需要，兄弟我将“费二条”修改如下： 1.成功地预测出所有现在的实验已经观测到的物理现象，并达到足够精度。 2.预测出可观测的新现象，同样达到足够精度。什么叫“达到足够精度”呢？举个反例吧，“物质无限可分”就毫无精度可言，你懂的！ PS:强烈推荐《费曼手札》！同类型的书，爱因斯坦、玻尔两位的通信集（在国内前者的要好找一些）属于柏拉图《对话录》式的老道谈玄风格，还带着《论语》式的古典腔和《傅雷家书》式的文艺腔，只有费曼的是Hippie，too hippie......这是一个“活的费曼”。六、还是作为重点的“其他” 对抗的消失与机械装置在溶解(或在硝酸中溶化)时弹簧张力的消失十分相似。这种溶解消除了一切紧张状态。 ——维特根斯坦 1931; 个人分类: 莫名其妙|6408 次阅读|21 个评论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 anley 2015-1-5 08:36;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需求推动下，我国的科学研究正在从跟踪式研究发展到跟踪式研究与原创研究相结合，这就需要创立新理论，建设新学科。可拓学的第一篇文章 “ 可拓集合与不相容问题 ” 于 1983 年发表， 30 多年来，在很多学者的参与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 可拓论，建立了特有的可拓创新方法体系，开展了在信息科学、智能科学、管理、经济、金融、控制、检测、机械设计、建筑设计等领域的应用研究 — 可拓工程。可拓论、可拓创新方法和可拓工程形成了可拓学。它研究事物拓展的可能性和开拓创新的规律与方法，并用以解决矛盾问题。目前，可拓学研究已从中国大陆逐步发展到香港、台湾、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南美洲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关可拓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共 59 项；国内有 375 家期刊发表了关于可拓论的论文，作者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等 200 多家； 2008 年— 2010 年，有关可拓学的国内期刊论文共 1064 篇，有关可拓学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 383 篇。这些研究涉及信息、数学、机械、电工、建筑、经济、管理、环境、控制、检测、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可拓学研究者还申请了专利，研制出一批可拓软件，申请了著作权。在多年的研究中，可拓学研究者逐步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科学共同体。关于可拓学和可拓学科学共同体的情况，特公告如下： 1. 可拓学是中国人创立的新兴学科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和中国工程院李幼平院士为首的鉴定委员会对 “ 可拓论及其应用研究 ” 的鉴定指出： “ 经历 20 多年连续研究，蔡文教授等人已经建立一门横跨哲学、数学与工程的新学科——可拓学，它是一门由我国科学家自己建立的、具有深远价值的原创性学科。 ” 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防科工委和解放军总装备部联合组办的香山科学会议于 2005 年 12 月 6 － 7 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以 “ 可拓学的科学意义与未来发展 ” 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会认为： “ 可拓学是以矛盾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矛盾问题的智能化处理为主要研究内容、以可拓方法论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一门新兴学科。矛盾问题智能化处理的研究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认同可拓学是哲学、数学和工程学的交叉学科；由于可拓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于各个领域中，因此，讨论中比较赞同把可拓学定位于如同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那样的横断学科。 ” 2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在建设新学科可拓学的30多年中，逐步由从事可拓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并遵循共同规则的学者形成了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可拓学科学共同体致力于建设中国人原创的可拓理论和可拓创新方法体系，并努力使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转化为社会性成果。可拓学科学共同体相信，科学的历史是科学研究者创造的。可拓学科学共同体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希望改善学术环境，与各领域的学者一起，努力把可拓学发展为成熟的新兴学科，使它在世界科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3. 组织机构和研究队伍可拓学科学共同体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和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组成。组织机构情况如下：（ 1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全国性二级学会，隶属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是从事可拓学研究的学者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业务范围包括：学术交流、书刊编辑、科普教育、咨询服务等。（ 2 ）可拓学学术委员会隶属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它由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武汉大学、南昌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从事可拓学研究 6 年以上的 30 多名资深教授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可拓学的创始人蔡文研究员。由于可拓学是原创的新学科，很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暂时还不了解，因此，出现“外行评价”的现象是正常的。可拓学学术委员会欢迎不同领域的学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期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在自我批判中前进。可拓学学术委员会愿意与各项目、成果评价机构及杂志编辑部合作，参与评价，使对原创性成果的评价按照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国科发基字 142 号）进行。（ 3 ）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是从事可拓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它由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武汉大学、南昌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 38 名专职和兼职从事可拓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教授、学者组成。欢迎有兴趣参与可拓学研究的学者与之联系，研究所愿同各领域的学者及各界人士一起建设这一新学科。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可拓学学术委员会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个人分类: 可拓学---学科介绍|671 次阅读|0 个评论

独具特色的可拓学研究所 ——可拓学创立卅周年资料之十四（2）: anley 2013-10-18 07:00; 独具特色的可拓学研究所 ——可拓学创立卅周年资料之十四（2）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简介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是从事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的专业研究所。研究所的前身是广东工学院物元分析研究室，成立于 1986 年 9 月， 1996 年 9 月发展为广东工业大学物元分析研究所， 1999 年 9 月更名为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 2012 年 5 月更名为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研究所采取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和招聘人员相结合的建制，共有专兼职研究人员34人，其中教授 24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博士） 5 人。目前，可拓学创立者蔡文研究员任荣誉所长，广东工业大学杨春燕研究员任所长，武汉大学胡宝清教授、南昌大学邓群钊教授和国防科技大学黄金才教授任兼职副所长。在可拓学 30 年的建设中，研究所起着核心和基地的作用。目前，研究所的专兼职研究员已承接有关可拓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 30 项，涉及管理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生命科学部等。研究成果得到国内著名科学家和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央政府网站、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的网站上都报道过可拓学研究成果，并曾于 2005 年 12 月组织召开以 “ 可拓学的科学意义与未来发展 ” 的香山科学会议。详情参见可拓学网页： http://web.gdut.edu.cn/~extenics/ 研究所又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的所在地，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可拓学学术会议，并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和青年部，引领和组织全国的可拓学研究者开展可拓学研究。研究所平时向全国开放，资料库收集了 1983 年以来发表的有关可拓学的全部论文、资料和专著，积累了许多可拓学的有关书籍。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邮件、来函、来访从研究所了解到可拓学的概况，学习可拓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索取所需要的资料。研究所通过可拓学网页，沟通了国内外学者和学会的联系。研究所每年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兼职研究人员定期向研究所通讯汇报研究工作进展。研究所组织可拓学研究者在各类期刊和相关国际会议上发表可拓学的文章，与科学出版社一起组织 “ 可拓学丛书 ” 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向社会宣传可拓学。研究所的学风是 “ 拓、严、谦、信 ” ，以此组织全所专兼职研究员一起完成可拓学研究项目和建设可拓学的任务。; 个人分类: 可拓学的学术机构与学术活动|9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可拓学创立卅周年资料之十四: anley 2013-10-17 05:28; 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可拓学创立卅周年资料之十四可拓学从零开始，没有老学科的队伍，没有研究机构，没有学会，没有杂志，没有专业。因此，研究队伍的建设，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不能不解决的难题。 20 多年来，可拓学研究队伍从无到有，从一个人发展到一支科研队伍，利用可拓学的方法发展可拓学，经历了相当艰难的历程。目前参与可拓学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已形成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Ø 成立全国性二级学会 ——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大批可拓学研究者（专业委员会的前身是广东物元分析研究中心和中国现代设计法研究会物元分析学会）。 Ø 建设了可拓学研究基地 —— 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 Ø 成立 “ 可拓学学术委员会 ” 和 “ 青年部 ” ，组织 “ 可拓学丛书 ” 编委会。 Ø 人才培养：通过可拓学研究学者的方式，从1993年开始，招收国内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来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学与创新方法研究所学习与研究可拓学，培养国内可拓学研究骨干。2012年起，招收美国、罗马尼亚、印度等国的教授来研究所学习研究可拓学。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举办多期可拓工程研习班；多所大学培养研究可拓学的研究生，开设可拓学研究生课程和选修课，一大批年轻学者加入了建设可拓学的队伍。 Ø Ø 参与可拓学研究的学者所在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台湾大同大学、台湾大叶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罗马尼亚科学院、印度中央大学等多个单位。; 个人分类: 可拓学的学术机构与学术活动|938 次阅读|0 个评论

太阳之光还是地狱之火——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tian2009 2013-7-26 11:30; 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 年 7 月 21 日。原题《太阳之光还是地狱之火》，发表时的题目《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是编辑改动的。这个说法来自正文文字，也是我的意思。不过，用于此文，稍嫌宽泛。另外，此题与我 2012 年在《读书》发表的《警惕科技迷信》（原题《警惕科学》相近。此文原是应出版方之约，为平井宪夫著作《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的大陆版所写的序言，因某种故而未能采用。等候至今，终于正式发表。发表时略有删改，这里提供发表时的PDF版。 20130721B09_pdf.pdf 20130721B10_pdf.pdf 我自认为，这是对核电负面效应的可能性总结得相对全面的一篇文章。归纳起来有两点：首先，核电必然（不是可能）存在危害；其次，核电问题不是能源问题，是文明问题——工业文明自身的问题。未删节版，过几天我贴到新浪博客上去。 20130721B09_pdf.pdf 20130721B10_pdf.pdf; 个人分类: 工业文明批判|6121 次阅读|0 个评论

跨界科学共同体组织“大科学大中国”简介: 热度 1 fwrq 2013-5-1 12:12; 一、历史渊源 1、“ 大科学大中国”QQ群（173653933）始创于2011年9月5日，原名为“新四挂友团的根据地”，是江苏省第四批科技镇长团的准官方QQ群。2012年8月底第四批同志挂职结束，2012年12月群决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遂更名为“大科学大中国”。群目前可容纳1000人。 2、2012年，在我国科学哲学家林定夷教授的发起和支持下，决定成立民间科学组织“奥林匹亚科学院”，旨在促进具体科学研究中的哲学追思以及对中国科教现实的反察批判，从人类理性源头上提高国人的科技创新素质。目前处于草创时期，依托QQ群吸纳成员并开展学术交流。 3、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跨界”的重要意义和普适价值，确立“跨界科学共同体”的理想。二、立群宗旨和理念 1、定位：海内外科研学者交流共进平台。 2、群的宗旨和精髓：打破时空局限，突破学科界限，消灭身份隔阂，通过自由交流与理性批判，破灭浮华虚妄，回归科学本真。崇尚：热爱科学、包容合作、理性批判、自由进步旗帜口号：科学，自由，批判，包容 3、目标（1）传播学术信息，促进跨界融合；汇聚知识精英，攀登科技高峰。（2）建立跨界科学共同体组织（奥林匹亚科学院-科学中国）。三、群特色 1 、群实行最严格的实名制。群内成员均以真实身份交流，公开真实的学术身份信息（保密除外），不明身份或虚假身份者一律删除。 2 、跨界思想。不唯地域、年龄、出身、专业、身份、地位，只崇尚科学自由、理性批判精神和学术科研水平。 3、借助于网络即时交流平台QQ群，最终要建立起一个实际的民间科学组织。 4、群最支持的六大主题：（1）科学方法、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反思批判。（2）国际科技前沿动态趋势，重要学术信息和科技新闻。（3）关于科技、教育的理性批判反思。（4）不同身份人员、不同学科交叉融合协作创新。（5）具体科学问题探讨，科学技术转化。（6）科学教育与社会，科学教育与文化艺术，科研教育体制。四、与其他学术组织的关系 1 、是民间科学组织“奥林匹亚科学院”的网上策源地。 2、致力于成为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的即时、快速交流阵地。 3、是全球海内外高等院校、高级科研机构、大型研发中心的人员聚集地和信息交流枢纽。五、欢迎加入群欢迎有志于科学事业、注重学术交流、富有先进思想和广阔视野的科研人员加入。该群特别适合：大学教师、高级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海外科研人员、博士生、高级科研教育管理人员。申请加入时请您写上姓名，现所在单位，身份。详细的《群规则章程》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2795do=blogid=687851 2013 年6月26日; 个人分类: 科研一线|3371 次阅读|1 个评论

激活科学共同体内生科学道德形成治理我国科学道德的双轨制: gxfycyyhang 2013-4-3 22:09; 激活科学共同体内生科学道德形成治理我国科学道德的双轨制（提纲）作为科学道德的源头和实践者的科学共同体，是治理科学道德的内生力量，而只有内生的科学道德，才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这是任何外部社会力量所无法代替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我国科学道德治理的软肋。为此，激活科学共同体，内生科学道德，形成治理我国科学道德的双轨制，成为治理我国科学道德的重要途径。建议： 1 、从观念上提高科学社团在创新社会管理中作用的认识 2 、从制度上变革科学社团的法律地位、对科学社团的登记管理模式 3 、在资源配置上，加大科学社团的权重，增强资源分配的科学性与公平性高峡 2013年4月3日; 3698 次阅读|0 个评论

【旧文重刊】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SARS和中国科学共同体: 热度 4 曹聪 2013-3-31 22:12; 【本文曾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第6期（2006）。后来，该刊出版五周年纪念专辑，有意收入此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果。值此SARS十周年之际，俺在博客重刊此文，因为文章所讨论的内容并没有过时。】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 SARS和中国科学共同体曹聪摘要本文以中国围绕SARS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案例，来考察科学共同体长期关注的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中国之所以失去最先发现冠状病毒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的机会，是因为科学家不想挑战科学权威提出的“衣原体理论”，而资源在握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竭力为此假说辩护。缺乏合作则使中国科学家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国际竞争败北。关键词 SARS 权威合作科学发现 2002年11月，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中国广东发生，并在2003年2到7月间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先后有8千多人受到这种前所未见的传染病的感染，774人因此死亡。② SARS早已得到控制；事实上，人们已不大谈论这种疾病。然而，讨论中国科学家如何面对21世纪的第一次全球性人类健康的威胁为时未晚。中国科学家面对SARS危机的表现，可以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该所在SARS爆发时还是一个民营研究所，但不久便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所长杨焕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4月20日前来视察时说的话来概括：“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 杨焕明指的是中国科学家其实可以最先找到SARS的病原体并测定其基因组序列。当然，中国科学家可以将“失败”归咎于SARS的泛政治化——中国一开始企图掩盖SARS流行的真相，或归咎于中国公共卫生设施落后。但是，这个案例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科学共同体关注的问题，如权威、合作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不断融入全球科学体系的中国科学共同体同样为这一问题所困扰。除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制约外，组织结构、科学研究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精英科学家的权威和影响等，都左右着中国科学家的行为。权威、合作与科学发现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充满竞争的，科学家总想在研究中争第一，因为谁最先正式提出创新或发现，谁就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而科学又是一个合作的领域，合作各方希望通过分工或从不同的角度来迅速解决问题。国际间的竞争有时会促使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合作。随着大科学时代研究经费的增加，基金会会要求受资助的项目之间合作，这会影响到科学家的行为。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更是无所不在，甚至在竞争对手之间也如此。比如，为了寻找艾滋病的病毒，竞争对手也携手合作。而一旦出现危机，竞争也会让位于合作（下面将要讨论在SARS研究中的国际合作就是一个例子）。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60多年前提出，科学家的行为受到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四项规范的约束。但在实践中，不但上述规范都有反例，而且科学家对这些规范也不完全认同。比如，由于“马太效应”，那些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家会得到不恰当的、往往是较多的荣誉，而他们提出的理论也会变得举足轻重。① 这意味着一旦科学权威出了差错，由于其地位受到挑战的可能性较小，从而有可能阻碍科学进步。科学家思想开放，对新的概念和发现产生怀疑是他们的本能。当某一理论出现时，他们往往会将这一理论以及现有理论与事实相比较、或比较两者的优劣，从而判断是拒绝还是接受新理论。虽然科学共同体认为非科学因素不应该影响到接受或者拒绝新理论，但是，其成员会因为经济、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受非科学团体的左右而延迟接受新理论。一方面，由于科学家所处时代的文化原因，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概念会与有价值的科学理论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会用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理论来解释艾滋病的起因。同样，1950年代和1960年代李森科生物学之所以在中国科学界占上风，也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原因所致。另一方面，从心理上来说，人类——科学家也不例外——倾向于抵制新概念，担心它们可能会有预想不到的后果；从文化上来讲，有价值的科学理论的本身、方法论方面的概念和科学家的取向、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交往等都会影响到对科学发现的接受；而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相对地位（是否权威）、学科专业化的程度都很重要。最后，一个新的发现或理论与主流理论的冲突，也会导致对新理论的接受和使用的推迟。 SARS病原体：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 2002年11月，一种神秘的疾病在广东引起了严重恐慌。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在省会广州就此事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该省出现了305个病人，5人因病死亡。卫生厅官员指出，省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排除了炭疽、黑死病和禽流感的可能性。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医学院附属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他后来因与SARS战斗而闻名于世），将此疾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并指出它很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同一天，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例SARS病人尸体解剖在广州的解放军南方医院进行，组织标本分配给中国CDC、广东CDC、广州CDC和提供尸体的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南方医院认为病人死于“病毒型肺炎” 。② 虽然其后媒体不允许再提“非典”，但是，中国医学科学界并没有停止对此病病因的探索。在首都北京，负有对突发的生物和化学攻击作出快速反应重任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着手行动。经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批准，该院于2月12日、也就是广州新闻发布会、广州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的第二天派出了流行病毒学家曹务春和病毒学家祝庆余前往广东疫区采集标本。尽管有第一军医大学、广州警备区总医院和南方医院的帮助，他们在广州仅获得了拇指大小的肺部组织、少量血清标本和几滴唾液。③ 2月中旬，中国CDC收到了第一次南方医院尸体解剖预留的两块肺部组织。样品随即被分成三份，一份给CDC首席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作电子显微镜观察，另一份给也是病毒学家的李德新作病毒基因的PCR（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分析，第三份作细菌培养。洪涛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会引起肺炎但并不致命的细菌——衣原体，由此得出结论：衣原体导致SARS。中国CDC马上于2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心主任李立明宣布了洪涛的发现。因为洪涛是院士、病毒学权威，资源在握，“衣原体理论”成了中国解释SARS病因的官方理论。但一些科学家（包括中国CDC的科学家）和曾治疗SARS病人的临床医生，对这一发现表示怀疑。广州的医生坚决不同意洪涛的理论，也没有按照中国CDC据此制定的方案治疗病人。钟南山认为，仅仅依靠电子显微镜下的形态观察便得出衣原体致病的结论科学根据不足。要确定病原体，必须分析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特性以及整个遗传序列；血清试验也很重要。当然，病原体的最终确定，应该满足“科赫假设”的所有条件。① 此外，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用在SARS病人身上无效，说明洪涛的解释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学家祝庆余及其同事在研究从广州采集到的标本。他们在细胞培养基和乳鼠中培养这种病毒，再用电子显微镜拍照。其中2月20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尽管因放大倍数较低而不够清晰，仍显示出病毒有一个清晰的带钉刺的光环，表明它属于从未袭击过的人类冠状病毒家族。② 到3月第一周，这个研究小组获得了这种病毒可能与正流行的SARS有关的初步证据。但是，“衣原体理论”是由德高望重的专家洪涛提出的，挑战这一理论意味着“不尊重”学术权威。不久，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小组从北京的新病例取得更多的组织标本，不但从形态上建立了SARS可能的病原体与冠状病毒的联系，而且通过血清流行病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找到了冠状病毒存在的进一步证据，于是，决定将这一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这一天是3月21日，如果祝庆余在当天公布这一发现，仍然是世界第一。从3月22日起，世界各国科学家将SARS可能的病原体缩小到冠状病毒，但“衣原体理论”仍然在中国占上风。3月31日，洪涛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尽管不能排除冠状病毒等的“协同作用”，但衣原体绝对是主要病原体。在4月4日中国CDC的新闻发布会上，李立明主任不仅强调洪涛通过形态学、免疫学、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找到了衣原体样颗粒，而且特别提到：“我在世界卫生组织每天的电话会议报告衣原体发现时提到了血清反应，证据充分没有人提出疑问。”即使到了4月12日，洪涛仍然坚持他的“衣原体—冠状病毒共存理论”，并指出，尽管中国在发现冠状病毒方面落后了，但是中国最先在SARS病人身上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可能与冠状病毒共同起作用。他还于4月13日向《柳叶刀》（Lancet）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认为衣原体样颗粒和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在SARS这种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中具有“协同作用” 。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每个国家都会要求其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尽可能迅速地作出确切的诊断并提出预防措施。但是，由于疾病从本质上来说相当复杂，其病原体和病程难以准确判断，有可能造成预防和诊断上的失败（或者说至少是延误），因为在任何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人员都会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当SARS刚刚爆发时，各国科学家提出了种种理论来解释可能的病原体。例如，一开始，广东发现41个病人中有10个的血清有对腺病毒——一种常见的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毒——的抗体；但是广东的卫生官员明确指出，这个发现并不是结论性，他们还要比较病人在发病期和痊愈后的血清。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下面将讨论）也提出过各种病毒可能性，如副粘病毒、间质肺炎病毒等，似是而非。问题是，在中国，要挑战“衣原体理论”是不可能的。从体制上说，任何有关病原体的发现都需要经过中国CDC和卫生部的批准，而这两个机构直到4月中旬仍然掩盖了中国SARS流行的真相。事实上，其他解释都受到了压制。上面提到的钟南山及其同事的不同意见仅见于广州的报纸，没有成为主流意见。洪涛在中国 CDC的同事毕胜利，发现自己因为不同意洪涛的“衣原体理论”而受到排挤。他和另一个同事李德新打破沉默于4月11日公布了他们关于冠状病毒的发现，竟受到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的批评，说他们不尊重官方的结论，并不许他们再发表意见。卫生部甚至在当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中宣布，任何没有得到卫生部SARS防治领导小组批准的关于SARS病原体的发现都不代表官方结论。中国CDC是模仿美国CDC于2002年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它的设施并不先进，有些甚至是陈旧不堪，技术上也没有做好应对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来袭的准备。但它权力很大。例如，国家规定，全国的医院都必须向其呈送所有的SARS尸体解剖的病理标本。中国CDC还垄断了有关疾病的信息传播——任何个人和机构未经批准不能对外宣布研究结果、发表论文。它甚至玩起了“政治”。显然，它在宣布“衣原体理论”时没有遵循著名的“科赫假设”，后来事实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履行CDC的职责，亦即试图重复实验结果，或通过其他研究来寻求一致意见（至少应让大家各抒己见），而不是极力为由其科学家提出的理论辩护。由于它误用了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和由此而来的资源，中国CDC不仅坚持错误理论从而误导了研究人员和医学工作者，而且由于该中心占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甚至干扰和阻碍了对真正病原体的进一步探索。为了保全个别科学家面子和权威，中国CDC几乎名誉扫地。后来，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下实验室、看望科研人员，惟独没有前往中国CDC，表明了政府对这个机构的不信任。 ① 病毒基因组测序：竞争而不是合作如上所述，在2003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至少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小组在从事SARS病原体的研究，他们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祝庆余小组、中国CDC的洪涛小组和李德新、毕胜利小组。同时，另外一些中国生物学家也试图获得去世病人的组织标本，其主要兴趣在于破译病毒密码即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实力在这方面拔得头筹。这不仅因为SARS最早发生在中国、中国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优势；更因为中国有世界基因组研究的重镇之一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北京基因组所是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杨焕明和汪建等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回国作贡献的热诚以及中国科学院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努力的共同产物。中国科学院首先支持在所属遗传学研究所建立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99年7月演变成民营的北京基因组所。两个月后，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人类基因组计划战略研讨会上，杨焕明报告了北京基因组所为参与该计划作的准备工作，该所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正式接纳，并领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百分之一的测序任务。后来，中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也参与其中，并将此项目指定为国家重点。北京基因组所和在北京和上海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一道于2000年4月完成了任务。这一“百分之一”项目为中国在世界基因组研究方面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北京基因组所也被列为世界六大基因组研究中心之一。后来，北京基因组所又独立完成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全基因组框架图及精细图的绘制，并参与了国际家猪基因组研究和鸡基因组计划。因此，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测序和基因组研究中心，北京基因组所有能力承担第一流的工作，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先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癌症机构基因组科学中心，不但规模比北京基因组所小得多；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北京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曾负责该中心的技术工作。正是由于中国在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上“败北”，令杨焕明当着胡锦涛面，发出“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的感慨。在杨焕明和汪建看来，他们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在2003年4月中旬以前拿不到病毒标本来测序。有人说这是托词。汪建曾说：“SARS病毒测序分析只不过是以前工作的百万分之一，就像咬过石子的牙齿再咬豆腐，小菜一碟。”相对于有4亿个核苷酸的水稻基因组，冠状病毒基因组才29736个核苷酸。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解读，北京基因组所可能对SARS病毒不屑一顾，因为那时该所有几个几百万美元级的项目，两三年内科研任务相当饱满。也有人说，直到中国的政治领袖开始直面SARS危机、SARS这一单纯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被“政治化”后，他们才参与其中，以捞取政治资本。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该所于4月16日在基因库公布部分病毒序列时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杨焕明则一反他张扬的个性，在胡锦涛主席前来视察之前相当低调。据报道，汪建在得知广东爆发致命的神秘疾病后便意识到病毒基因组测序的急迫感和重要性。他曾三次前往广东疫区，他还联系北京的医院，希望获得病毒标本，但每次都空手而归。一次有人对他直率地说：“我们从‘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才取得的病原样本，为什么要给你？即使我们研究不出来，扔掉也不会给你。”① 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要在晚上10时到早上7时之间去取，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挡严实的口罩，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北京基因组所总算拿到了一些组织标本，但因为其科学家不擅长病毒分离和培养，还是没能马上进行病毒基因组的测序。② 事后分析，SARS病毒标本太珍贵了，许多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对此梦寐以求。按规定，只有中国CDC才是病毒标本的拥有者。但是，即使是在该中心工作的科学家也抱怨没有足够的标本来做研究。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在广东有关系，但其科学家也拿不到想要的东西。祝庆余在离开白云机场返京前给院领导汇报时，情绪激动地哭了。同时，拥有标本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并不见得有能力研究病毒。那时，中国仅军事医学研究院拥有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俗称P3实验室），有条件从事SARS病毒研究。但是其研究人员也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尽管该院在2月20日便获得了第一张可能的冠状病毒的照片，为世界第一，甚至在该院于3月21日将确定的结果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时，都没有进行病毒的基因组测序。除了它并不具备基因组测序的专长外，只能用想单干来解释。同样，北京基因组所也没有在拿到标本时便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接触，寻求在病毒分离和培养方面的合作。后来，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与北京基因组所接洽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领袖已关注SARS危机，一旦研究出现拖延，大家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双方最终于4月15日下午6时达成协议，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当天午夜前将处理过的病毒标本送到北京基因组所。尽管北京基因组所花了36个小时做了4个病毒株的基因组测序，但为时已晚，因为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已经在两天前将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回首往事，中国科学家有着合作研究的传统，并且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两弹一星”和最近的神舟载人航天工程。这些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所谓的“竞争无界限”，亦即打破垂直的官僚结构界限的合作（competitive horizontalism）。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改革科学技术管理体制，以期加强科学与经济之间以及不同管理条块之间的联系，其协调机制是于1983年在国务院层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领导小组，1998年该小组重新命名为国家科学技术教育领导小组。然而，众多机构彼此争权夺利，将稀有的资源分散到所谓的重点而事实上常常是重复的研究项目，再加上为控制各自势力范围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科学研究效率低下。当SARS来袭时，中国科学家明白投入其中的重要性和各自希望得到什么。尽管军事医学科学院一开始就排除了人为的可能性，检测病原体无疑是未来对付可能的生物和化学攻击的一次演习；而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则能为北京基因组所赢得进一步的声誉。当然，研究还可能带来潜在的经济效益。问题在于谁也不愿与他人合作。③ 例如，为了弄清楚冠状病毒是否是病原体，广东CDC对标本作了“科赫假设”的三个验证，但囿于试验条件没有办法作动物试验。4月2日，该中心的病毒学家将培养标本拿到中国CDC寻求帮助。但是北京的专家更想自己掌握病毒标本、从头开始做实验，而不想与广东方面合作。因此，简单地说，中国未能最先确认冠状病毒就是SARS的病原体并对它的基因组测序，是因为管理机制阻碍了合作，而科学界的领导人又无法对不同机构进行协调。 SARS危机过后，这个问题依然如故。2004年初，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了SARS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文章，63个作者来自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和美国的15个机构，按理说这是一个合作的产物。但有一个作者指出，“搞协调的时间和精力是做研究的几倍。”有个单位拥有不少病毒资源，就提出要在排序上面占个什么位置，逼着主要作者签了协议才同意合作的。据估计，一度中国有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小组研究抗SARS疫苗，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协调。寻找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病毒学家寻找疾病病原体的竞争历来相当激烈，而共享数据或标本更是闻所未闻。但是，面对SARS，科学家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全球性的实验室网络既竞争又合作。当SARS从中国经过香港传播到世界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科学家迅速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SARS研究网络，以往被视为正常的竞争反而受到了某种抑制。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2日发出了全球SARS警报，到3月17日，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监视网络的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斯托尔（Klaus St?hr）便邀请亚特兰大、温尼伯、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鹿特丹、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11个实验室一起来攻克这一传染病。① 这个虚拟实验室首先着力尽快找到SARS的病原体。它每天召开电话会议，共享发现，并建立了一个网站专供张贴基因组序列、电子显微镜照片和其它数据。如果网络成员提出需要某种试剂，谁有这种试剂，谁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寄出。一个网络成员说，这次“史无前例”的合作，使得寻找病原体的速度快了“两到三倍” 。 3月21日，也就是网络建立后的第五天，可能的SARS病原体的第一个证据出现了。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向网络成员发出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从病人组织标本中分离到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在SARS痊愈后的病人的血清中生长相当缓慢，说明病人对病毒产生了抗体。而健康人的血清对病毒则没有反应。最初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这是一种冠状病毒。香港大学随即于3月22日宣布了这一发现。这一发现在其他实验室得到了重复。3月24日，美国CDC主任朱丽叶?戈贝丁（Julie Gerberding）在亚特兰大宣布，美国科学家也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2日，加拿大科学家完成了SARS可疑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测序。② 美国CDC、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香港大学也相继获得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序列。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新的变种是SARS的病原体，从而结束了发现SARS病毒的优先权的竞争。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SARS网络成员的荷兰科学家通过非洲绿猴的实验确认，完成了“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步骤，确证SARS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由美国CDC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科学》主编唐?肯尼迪（Don Kennedy）指出：“两个研究小组以合作的模式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这些基因组的测序。”③ 结论中国大陆是SARS最早出现的国家，有最多的病例，中国科学家也的确能将SARS危机转化成一次显示中国日益上升的科学能力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在战胜疾病的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中取得第一。香港科学家最先分离和确认SARS病原体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加拿大科学家则最早对这种病毒的基因组完成测序。 SARS爆发凸现了中国科学共同体的严重弊端。从组织结构上说，中国科技体制不仅呈现刚性，不鼓励科学家合作研究，而且科学领导人又缺乏主动性来协调跨越不同机构甚至部委的活动。在中国，挑战权威是一种文化上的禁忌，对具有声望的科学家的见解、特别是那些拥有体制赋予的资源的科学家持怀疑态度，无异于在自毁前程。总之，中国科学家遇到了权威和体制两大障碍。如前所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提出的“衣原体理论”，不但洪涛本人固执己见，而且得到他所在的机构——中国CDC的支持，而该中心即使没有滥用也至少是误用了由政府赋予的制度性的权利。事实上，洪涛不接受衣原体以外的任何理论，认错对于一个权威来说无异于丢面子。同时，中国CDC不是让洪涛的观点接受种种试验和评价，检验哪些满足“科赫假设”，而是不许其他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发表不同意见，从而妨碍了提出其他理论的可能性。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在提出不同理论时更加谨慎，避免与洪涛、他的理论和中国CDC发生冲突。这些，加上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一个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不能擅自行动，需要得到上级批准才能派研究人员前往疫区收集病毒标本、宣布他们的发现、与民用研究机构合作。结果，中国科学家失去了第一个发现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并破译其基因组密码的良机。在寻找引起SARS的病毒和对其基因组测序时，中国科学共同体没有进行协调的努力，而资源和人员调动这一中国科学的优势，遭遇到了其最大的梦魇。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科学家在SARS研究的国际竞争中败北；但从根本上说，这更是中国科学体制的失败。附录　寻找SARS病原体的时间表日期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之外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出现了第一例神秘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2003年2月11日疾病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第一例病人尸体解剖在广东进行 2003年2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每周流行病记录报告，一种未知的疾病于2002年11月16日到2003年2月9日期间在中国广东爆发，导致305人患病，5人死亡 2003年2月18日中国CDC宣布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2003年2月20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了第一张冠状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2003年2－3月疾病传到香港、越南、新加坡、台湾和多伦多。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卡洛尔?乌巴尼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疾病 2003年3月11日新的疾病被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简称SARS 2003年3月12－15日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发布和提升SARS全球卫生警报 2003年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邀请9个国家――包括香港但不包括中国大陆――的11个实验室组成全球SARS研究网络 2003年3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SARS最新进展，指出迄今所有已知的细菌和病毒都与SARS无关，说明病原体的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 2003年3月21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将冠状病毒的发现上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卫生部 2003年3月22－24日美国CDC和香港大学的科学家确认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8－10日三个研究小组发表研究结果，指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SARS的病原体 2003年4月12日加拿大研究人员宣布最先获得导致SARS全球传染的元凶――冠状病毒的序列，美国CDC确证这些报告 2003年4月16日北京基因组所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种新的、以前没有在人类见过的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个成员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大学的科学家完成了支持“科赫假设”的最后一个证据，证实冠状病毒确实是导致SARS的病原体２003年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基因组所。中国政府，披露SARS病例数目是原来报告的几倍，解除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并发起消灭这一疾病的运动 200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得到控制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教授和俄勒冈大学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曾对论文初稿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参考文献 Barber, B. 1961. Resistance by scientists to scientific discovery. Science. 134 (September 1): 596—602. Cohen, J. 2002. AIDS research: Long time rivalry ends in cooperation. Science. 295 (February 22): 1141—2. Cole, S. 1970. Professional standing and the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2): 286—306. Crewdson, J. 2002. Science Fictions: The War between the Doctors Who Discovered AIDS. Boston, MA: Little, Brown. Cyranoski, D. 2003. China: From SARS to the stars. Nature. 426 (18/25 December): 752—3. Enserink, M. 2003. China's missed chance. Science. 301 (July 18): 294—6. Enserink, M. and D. Normile 2003. Search for SARS origins stalls. Science. 302 (October 31): 766—7. Enserink, M. and G. Vogel 2003. Deferring competition, global net closes in on SARS. Science. 300 (April 11): 224—5. Epstein, S. 1996.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igenbaum, E. A. 2003.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wsmith, J. 2003.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SARS.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50—5. Foreman, Jr., C. H. 1994. Plague, Products, and Politics: Emergent Public Health Hazards and National Policymaking.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Frank, P.G. 1954. The variety of reasons for the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The Scientific Monthly September: 139—45. Greenfeld, K. T. 2006. China Syndrome: The Tru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s First Great Epidemic.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Hagstrom, W. O. 196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Hutzler, C. 2003. Chinese researchers' false start: Mistaken identity of germ culprit cost government time, presti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B1 and B3.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ition. Merton, R. K. 1973(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pp.267—78 in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ited by Norman W. Stor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rmile, D. 2003a. Hungry for details, scientists zoom in on SARS genomes. Science. 300 (May 2): 715—16. Normile, D. 2003b. Up close and personal with SARS. Science. 300 (May 9): 886—7. Qin, E. et al. 2003. A complete sequenc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SARS-associated virus (Isolate BJ01).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48 (10): 941—8. Saich, T. 1989. China's Science Policy in the 80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Suttmeier, R.. P. and C. Cao 1999. China face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sess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Perspective. 24 (3): 153—200. Schneider, L. (ed.) 1986. Lysenko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1956 Qingdao Genetics Symposium (A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Schneider, L. (ed.) 1989. Learning from Russia: Lysenkoism and the fate of genetics in China, 1950—1960. pp. 45—65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D. F. Simon and M. Goldm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Swazey, J. P. and K. Reeds. 1978. Today's Medicine, Tomorrow's Science: Essays on Paths of Discovery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hite, III, L. T. 2003. SARS, anti-populism, and elite lies: Temporary disorder in China. pp.31—67.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ulticentre Collaborative Network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Diagnosis. 2003. A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Lancet. 361 (May 17): 1730—3. Yuen, K.-Y. and M. Peiris 2003. Facing the unknowns of SARS in Hong Kong. pp.173—92. in The New Global Th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Its Impact. edited by T. Koh, A. Plant, and E. H. Le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何姗和朱向华 2003. 中国科学家: 我们没打败仗.《新快报》7月21日. 李苑立 2003. 中国SARS科研为何败北.《中国经营报》6月9日. 廖怀凌2003. 诚实的胜利: SARS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始末.《南风窗》5月16日. 刘义强、吴志军和刘兴安 2003. 与SARS短兵相接66昼夜--军事医学科学院攻关纪实. 《解放军报》4月23日. 谢湘和周欣宇 2003. 杨焕明的心痛: 面对SARS 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中国青年报》5月26日. 阎新华和张克2003. 我国科学家强攻SARS元凶的日日夜夜.《科技日报》4月18日. 易颖和王小飞 2003. SARS科研者的困惑和苦恼.《南方周末》12月11日. 张静2003. SARS病毒袭击中国科研体制.《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6月12日. 作者简介：曹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闻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资助（R348-000-005-112）。 ② 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3_09_23/en/ (2003年12月22日)。 ① 当然，在研究工作的质量相等情况下，“马太效应”也有其正面作用，那就是“有助于科学家的完整工作、而不是某一篇论文的传播” 。 ② 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建议将这一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他在越南确认了在中国之外的第一例病人，后受传染以身殉职。 ③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① “科赫假设”是用19世纪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名字命名的确定病原微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准则，它包括四个步骤：首先，病原微生物应存在每一位患者身上；其次，从患者分离出的这种微生物，可以在培养基里纯化出来；第三，将纯化的微生物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会使动物患上这种疾病；第四，必须能从患病的动物内重新分离出同一病原微生物。参见http://www.medterms.com/script/main/art.asp?articlekey=7105 （2003年10月20日）。 ② 但据《解放军报》报道，第一个病毒照片是2月26日获得的。 ① 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本人是医生，知道衣原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胆敢掩盖SARS爆发的真相，并由此成为“替罪羊”（访谈：北京，2003年12月3日）。怀特持有相同的观点：“对SARS所采取的政策部分原因在于对SARS病毒的遗传学理解错了。” ① http://chanye.sina.net/yy/2003-06-12/169793.shtml （2003年7月12日）。 ② 访谈（北京：2003年11月10日）。 ③ 国内科学家指责临床医生不合作、不向他们提供标本做病理研究和基因组测序。对此，钟南山回答说：他们没有来找我们。钟南山从2月底开始便与香港科学家分享标本［廖怀凌2003］。首先确认SARS冠状病毒的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马立克?裴力士（Marlik Peiris），最早就是研究由来自大陆的同事管轶从钟南山那里拿到并偷带出大陆的标本。虽然最终裴力士并不是从这些标本获得发现，但无疑由钟南山提供的标本给了裴力士以先机。但裴力士在宣布结果时并没有提到管轶和钟南山。 ① 北京和广东的实验室直到3月28日才加入该实验室网络。作者曾向斯托尔医生发去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邀请中国，但没有得到答复。这猜测可能是中国当时仍然对世界隐瞒疫情，也可能是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缺乏信心。斯托尔医生后来因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足够支持而从网络职位辞职。 ② 世界卫生组织SARS研究网络并不知道不属于该网络的加拿大实验室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努力。 ③ http://www.aaas.org/news/releases/2003/0501sars.shtml （2003年5月2日）。 ① 2003年6月22日，中国科技部长徐冠华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访问。当被问到如何评价中国科学家在与SARS作战室的表现时，徐冠华给中国科学家打了100分。http://www.cctv.com.financial/20030623/100401.shtml （2003年12月12日）。; 个人分类: 研究与论文|2956 次阅读|4 个评论

有人就有江湖，怎么退出？: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1-8-26 10:27; “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出？”这是香港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的经典对白。确切的说，只要存在科研共同体就会门户之别、门派之争，也就会有江湖，这是无法回避的科学事实。对科学家和科研成果的评价也就无法摆脱江湖纷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中立。连伟大的爱因斯坦也顽固的坚守确定性的物理信条，赌气说“上帝不会掷骰子” 科学史上江湖纷争对经典的例子可能属现代地质学形成之初，水成学派与火成学派之间长达几十年地论战。由于长期的野外工作，地质学家们往往都性格直爽，身手敏捷，话不投机就锤子、标本满天飞，几次国际地质学大会也因此不欢而散。不要太执着。但是你的师傅，你师傅的师傅，你的师伯、师叔、师姑，师兄、师弟、师姐、师妹， …… ，你属于何门何派并不是你能决定的，即使你不承认，人家还是那样认为，你怎么退出？当然，如果没有江湖，这世界上也就没有了几多新闻，几多好玩的东西。幸好，物理学的规律不会改变，判断事物的标准可能并不是实践、也不是同行评议，而是时间，只有老一辈人退出历史舞台，科学范式才能转化。不要急，身体要紧。如果不是活得足够久，芭芭拉·麦克林托克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成为第一位独享医学与生理学奖的女性科学家。不离红尘而证菩提。; 个人分类: 科研八卦|3125 次阅读|2 个评论

饶毅PK蒲慕明: 热度 26 xcfcn 2011-8-18 23:45; 饶毅 PK 蒲慕明院士增选第二轮结果出来后，饶毅强烈反弹，根据他给记者以及王铮老师的信息，感觉饶毅先生把落选结果归结为派系斗争。如果仅仅是对外的一个托词，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如果饶先生内心也真的那么认为的话，那显然是饶毅先生自己的格局太小，把事情简单化了，也把事情看“小”了。毕竟派系斗争的背后是存在理念之争的。我在为饶毅说句话！中说：我倒是觉得这次结果也算是中国科研精英层对饶毅先生的一个总体评价了，里面包含太多信息了，值得饶先生细细品读。解读的好的话，饶先生幸甚，中国科研界也幸甚。现在我毛遂自荐，帮饶毅解读一下。记得施饶在 science 发表所谓社论后，蒲慕明先生特意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我总体上比较倾向于老蒲的看法，感觉他是接上了中国地气的人，而施饶更多的是以“美国科学家”的身份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我尤其欣赏老蒲的这一段话，从中似乎可以看出两者理念的巨大差异：现代科学在中国历史很短，而科学文化或者科研传统（包括经费分配体制）的建立需要好几代科学家扎实（ down-to-earth ）的努力：新海归的一个长期任务就是要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严谨的、求实的、以及对于造假行为的严肃处理，任何经费分配制度都将无法正常运行。那些刚回来的、已经在国外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在自己实验室积极努力地工作，为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平做出贡献；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建立一种重视科研质量、严谨的、有创新性的科学文化。在他们参与的学术评审中树立客观公正的、严谨的、有批评态度的好榜样。当他们自己的科研蓬勃发展、并通过有效交流而影响了自己周围的同事时，这些回国者中的一部分人将最终成为中国科学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老蒲特别强调了跟周围同事的“ 有效交流 ”，我想这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也就是说老蒲不太赞成饶毅这种直接跟大众对话直接诉诸舆论 / 媒体的做法。细究起来，一个强调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有效交流从而达成共识重叠，然后再逐渐推行之。一个是直接面对大众，造成某种舆论，然后倒逼政府进行改革；一个强调科学共同体科研文化的建立。一个寻求政府和大众的对立，结果大众还是散沙一盘，而政府的权力反而更大了；总之，一个强调科学共同体自身内部的建设，强调长久持续的努力，强调渐进可持续的改革。一个还是完全依赖当前政府的主导，强调立竿见影的效果，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激进改变现状。很明显，我倾向于老蒲的看法 / 做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留给老蒲们的时间不多了，大众的耐心是有限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饶毅们正在掌握公众的话语权，正在成为“青年导师”，正在成为改革的代名词 / 发言人。从这次科学网的反馈就可以看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科学网更多的资深博主是沉默的，而且一些刺头也发出了比较清醒的声音。不过，可以断定，两种理念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饶毅作为体制外的代言人或许也不是坏事，能代表大众发出一些声音，同时也能给决策者一些必要的压力。不过，饶毅还是辞去自己北大的院长为好！否则，像朱清时那样，一边做校长一边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终将把自己搞臭。有眼光 / 脑子的人对饶毅的不满也将逐渐浮现。比如饶毅自己刚刚提倡海龟博士需要从助理教授做起，建议显然是合理的，可是明眼人也会立马质疑，你饶毅自己就是院长，你为什么不从自己学院做起啊，然后推广到北大，这样的典范效应将会有多大啊。可以说，饶毅这种“光说不练”的事情多了，他的号召力 / 光环必将黯淡，并被大众 / 时代抛弃。应该说，两种理念保持必要的张力对于当事双方和中国科研界都是好事，但是，如果由此导致不必要的内耗甚至决裂将两败俱伤，并殃及无辜的科研界。希望两方慎之并报以必要的宽容/约束。小人物多言了，其实我也就是练练手而已。权谋的事情，肉食者谋之。; 个人分类: 杂论|3214 次阅读|36 个评论

我民间，但是我科学: 热度 3 tian2009 2011-6-29 16:51; 【田案：此文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2003年第4辑，总第五辑。其实这篇文章就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与成因分析》的通俗版。当然有新的材料（如温邦彦先生）补充进来。当时还有一家杂志《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要讨论这个问题，向我约稿，征得同意，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些改动，在哪儿也发表了。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中，同期还刊有宋正海、李志超等先生等人支持民科的文章。但是，毫无例外，他们都没有对“民间科学爱好者”和“业余科学爱好者”进行区分，而是把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所有科学爱好者统称为民科，乃至于科学共同体形成之前的前科学时代的科学家，乃至于伽利略、爱因斯坦都被他们成为民科。如此一来，盘子画得无比的大，研究也就无法深入了。2011年6月29日】我民间，但是我科学田松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一有机会，就会露出头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他们的活动遍及具有公众知名度的一切科学领域，有人致力于推翻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有人热衷于研制永动机，有人试图建造新的宇宙论或者进化论体系，也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宏大无比，包罗万有，不可以以某一学科规范之。民科（为了节约篇幅，我提前使用了这个简称）之中，声势最壮，媒体见光率最高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者，其成员之众，没有一万，也有几千！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称之为哥迷，颇为贴切。几个月前的虹桥科教论坛上，有人提出割菜家（哥猜家）一词，深得著名哥迷胡思之的喜爱，不知何故，尚未流传。哥迷之中，最吸引眼球者当为原航天部工程师蒋春暄，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宣称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以及费尔马大定理等多个世界级难题。哥迷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亮相在2002年，因为这一年有两个重大时刻，一是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京开幕，据说有上百位民科自费参会；二是3月20日，两个国外出版社百万美元悬赏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在此日截止。由于百万美金和民族荣誉的双重考虑，在由此上溯一年多的时间里，民间数论高手频现传媒，有广东梅州的拖拉机手，有湖北黄陂的残疾老汉，有辽宁辽阳的工厂干部，有年过古稀的教育家，纷纷宣布割菜成功。甚至有人为抢时间，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发布消息。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至今余波未息。2003年7月3日，影响颇大的《南方周末》又发表张浩、宋正海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再次为蒋鸣冤。网上网下，激起口水无数。同在7月，《自然辩证法研究》则发表了《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作者便是区区在下，文一上网，又是一番热闹！最早接触民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在我们普通物理实验室里，我发现了一篇油印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证，如下：爱因斯坦认为光是电磁波，这是错的。大家知道，收音机是接收电磁波的。可是，用手电筒照射收音机，收音机却没有丝毫反应，这表明收音机没有接收到电磁波信号，所以光不是电磁波。这个论证实在是匪夷所思，用王小波的比喻，那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同学们的笑料。印象尤深的是，那人称爱因斯坦为斯坦大师，大概他认为爱因斯坦姓爱因，名斯坦。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一家名为青年科技的杂志社客串时，读到了一份更加奇妙的“论文”：《从物质波子到引力子和引力波的研究与预测》。作者姓吴，来自江西。标题很高深，但他的设备却十分朴素。比如，他用一个长玻璃棒指向天空，在上面发现了很多流动的光点，他认真地记录和描绘了光点的形状和运动，并给它们安上了“超光子”、“物质波子”之类吓人的名字。论文以铁笔垫钢板划蜡纸的技术油印的，厚达50余页。吴先生带着论文在北京跑了很多地方，终于在我们杂志社受到了热情接待。吴先生感激万分，终于有人肯倾听他的倾诉了！遗憾的是，当时我并不在场，但是我一直保存着这篇“论文”——这是我搜集的第一篇民科文献。“这是一个刻苦的人，一个爱思考的人，一个勇于为事业献身的人，一个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然而，想象江西小城的吴先生，忍受着家人和同事异样的目光，在漆黑的夜里虔诚地划着钢板，刻出一个个波子引力子，绝不是为了搞笑的。很多同情民科的人常常这样指责科学家：“就算是错了，你告诉人家错在哪儿不行吗？”也有哥迷自己宣称：“我们就是想知道错在哪儿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连错都算不上。比如摘菜，不管这菜老到什么程度，总得是菜才可能摘得出来。有一位数学家甚至说：“如果我驾着奔驰车驶过长安街，我会因为一张垃圾纸停下来吗？”不知这位先生是在怎样不堪其扰的情况下，才如此激愤的，不过话虽刻薄，却正中要害。比如吴先生的论文，根本就不存在错在哪里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连初中物理都没有学好。很多基本概念都用错了，他自创的概念和他要为之添砖加瓦的物理学更是接不上茬。当然，不是所有民科的研究都像斯坦先生那样浅显易断。有些民科也确实具有相当深的专业水平，其正误对错非普通人乃至普通专家所能判断。比如我看胡思之先生的割菜帖子，就完全摸不着头脑。这使得有人担心，科学共同体漠视民科的存在，是否有可能错过来自民间的重大发现。也有人把担心当成了事实，指责科学共同体存在严重的体制问题。然而，那些支持民科的人，往往并不具备在科学上评价民科之工作的能力。——这可以作为民科社会学的一个通论。2001年10月和11月，《科技日报》曾发表两篇为蒋春暄鸣不平的记者文章，我相信该记者对蒋的数学工作毫无评判能力，所以只能采取外在标准——因为蒋在美国一家名叫《代数群几何》的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记者认定，蒋的工作在国外得到了承认，进而认为，中国数学家不予理睬，是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然而，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张利华研究员就已经指出，《代数群几何》杂志并没有被列入SCI，不是一个数学界认同的专业杂志，那位高赞蒋春暄为未来学科领袖的杂志主编桑蒂利也不是专业数学家，同样不具备评判的资格。相反，《科技日报》文章却露出一个有趣的信息，早在1978年，由于当时的中科院院长方毅的过问，中科院数学所（具有判断能力的科学共同体）就已经为蒋春暄开过论证会了，事后，“科学院通知蒋春暄所在单位正确引导蒋春暄不要作无谓的探索，多作一些现实的对社会有益的事。” 然而，有很多同样不具备判断能力的人，比如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的张浩、宋正海先生，依然为蒋春暄擂鼓助威，呼吁中国数学界接受蒋春暄的成果——这也是值得民科社会学分析的普遍现象。我相信很多民科不仅有理想，有抱负，也是有智慧的！比如那位吴先生，一边认真地观察现象，一边自造名词对现象予以解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只不过路子完全偏了。那么，在他多年求师访学的过程中，就从来没有听到过真实的评价吗？那怕是一位中学物理老师都能够指出他的错误，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给他当头棒喝吗？我不能相信！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无视这些棒喝，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沙滩上盖楼？所以，民科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即使我们响应了某些人的号召，对一个又一个民科进行评判，也无济于解决民科问题。反过来，既然我无力判断民科的对错，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判断？他们在科学上是对是错，故且可以放在一边，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理解的科学是什么？他们是怎样从事“科学”的？他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从事“科学”？问题转化之后，民科的共性就凸现出来。无论是反相对论的，还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他们在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知识背景以及“论文”的写作方式上，都有共同的特征。如果民科只是个别存在，我们还可以把它归结为其个人原因。而民科的大规模存在，必然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民科就像一个绳结，纠集着科学与大众传媒、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语境、公众心理及个人心理多方面的关系。一个特殊的病例会使医生对人体有特殊的理解，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案例分析，也可以使我们对于上述问题有深入的理解。最初，我用“民间科学爱好者”这个词指称这个被称为“民间科学家”或者“业余科学家”的人群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觉得他们与“科学家”这个称呼太不相配。经过了几年的使用，这个称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传媒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命名，一是太长，二是“民间”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好在“民科”这个简称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回避第二个问题。很多民科喜欢用爱因斯坦和华罗庚为自己打气。比如他们常说，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也不是职业科学家。还有人说，提出费马大定理的费马一生都是律师，也属民间。甚至连伽利略都是民间，因为那时还没有职业科学家。这样延伸下去，有人说退休的科学家也是民间，进而提出发挥民间科学余热的问题。我最初也被这种论证所迷惑。说来也是，华罗庚能从民间走向职业，哥迷为什么就不能？如果我说华罗庚更聪明，更幸运，或者说真正掌握了科学方法，无异于以成败论英雄，事后诸葛亮。不要说民科不服，我也不服。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考虑问题的时候，又一次把民科问题当成了科学问题。因而，如果要在青年华罗庚与民科之间进行比较，需要分析的不是他们在科学上的不同，而是行为方式上的不同！这时我发现，必须跳出“民间”一词的字面意义，把“民间科学爱好者”七个字当作一个整体去理解。正如我们必须把“自行车”这三个字做整体理解，而不能把它解释为“自动行驶的车”。要使讨论得以深入，必须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明确的定义，毫无疑问，这个定义与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定义如下：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其中“不能交流”可以作为鉴别民科核心判据。与此同时，我还为另外一个群体进行了命名。这个群体也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着科学活动，但是他们能够与科学共同体达成很好的交流。比如有一些业余天文爱好者，他们热爱星空，经常观测天象，但他们不想推翻现存的科学体系，也不指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庞大理论。2002年2月，当哥迷们憋着劲要拿国外大奖的时候，国际天文学会就根据两位业余天文学爱好者的发现，把一颗彗星命名为池谷—张。其中的张是河南的一位普通工人张大庆。业余生物学爱好者与此类似，他们不想推翻现有的生物学体系，只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野外工作，并且确实发现了新的物种。对于这些人，我命名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或者“业余科学家”。从中文的字面意义上看，“民间科学爱好者”和“业余科学爱好者”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如前所述，这是对于已经存在的两个不同群体进行命名，而不能根据命名的字面意义去寻找相符合的对象，就如你不能因为永动机不存在，而说世上没有自行车一样。可以用围棋作比喻。专业棋手相当于职业科学家，业余棋手相当于业余科学爱好者。两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因为他们遵守的是同一套围棋规则。而那些民间围棋爱好者则不遵守现行规则，各自发明了一些特殊的棋和规则，所以和谁都下不到一起去。他们不但与科学共同体不能交流，相互之间也不能交流。同是哥迷，每个人都发明了一套割菜体系，每个人都想让别人跟他学割菜，不想学别人割菜，所以，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不是一个集体，只是一个集合。这样划分之后，立即可以看到，提出相对论时的爱因斯坦，在金坛中学时的华罗庚，都是按照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进行科学活动的。费尔马虽是律师，并不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他们都不是“民间科学爱好者”，顶多是“业余科学爱好者”。不能交流是民科的外在特征，相信与民科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有切实的感受。我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如果民科给你打电话，你放下听筒离开十分钟，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你的离开。你也不会少听什么，因为他们的谈话常常重复。很多民科只想倾诉，不愿倾听。在我看来，这反映了其偏执的心理特征。由于偏执，民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甚至与世俗社会也难有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会忽视对其不利的言论，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所以民科几乎是不能被说服的；有时民科也会产生迫害妄想，比如他们常常自比布鲁诺或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他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科学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普遍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仿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由于难以交流，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民间科学爱好者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存在，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规模却不多见。这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当然，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所以，民科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是特殊时代的结果。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现在，大规模产生民科的总体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大众语境对科学的误读依然存在。民科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在民间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爱好者和职业科学家之间，不存在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是一个连续谱。业余科学爱好者可以进入科学共同体，成为职业科学家，反过来，很多职业科学家也有着强烈的民间心态，偏执自信，难以沟通。 2003年8月，在雁荡山召开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我介绍了我的民科研究。有趣的是，这次会议有好几位体制外人士参加，为我提供了现实的案例。其中一位温邦彦先生据说是因为提供了赞助，还得到了两次大会发言的资格。在我的归纳中，民科大多没有解决好自己的生存问题，而温先生则拥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企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成功人士。这也是一类民科的代表。会间，我与温先生做了短暂的谈话，我的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回答。当我打算收住话题的时候，随口问道：“您从事这个研究，是不是觉得有特别的乐趣？”出我意料的是，温邦彦先生立刻收敛了笑容，非常严肃地说：“我觉得首先是一种责任！” 我想，在那一刻，温邦彦先生的内心深处一定涌起了某种神圣的责任感。这种神圣感，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特征之一。我民间，但是我科学。（本文作者关注民间科学爱好者已有数年，除《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外，另有一本小书《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即将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内容部分取自这两种文献，并加入了新的材料。） 2003年11月11日北京稻香园（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2003年第4辑，总第五辑。发表时有所增减。这里是作者最后修订的版本）阎新华，蒋春暄：想蹬自行车上月球吗？科技日报，2001年10月26日。; 个人分类: 民科研究|4103 次阅读|4 个评论

自律他律协同工作，社会机制才能运转！: xcfcn 2011-6-15 12:39; 博主按：前段时间我与李侠老师就自律和他律的关系有不同观点。博文发表后，李侠老师又专文给予回复。后来科学时报编辑张其瑶老师觉得最早李侠老师的文章是发表在他们的报纸上，所以想把我们在网上的讨论放在他们报纸上。下面就是我略作修改后正式发表的文章。我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剧，第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竟然是商榷性的文章。说实话，或许年轻时还有兴趣跟人争论问题，但是现在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因为，我早就知道“真理越辩越明”是最大的谎言，真理从来不是争论出来的。当然我跟李侠老师的讨论也谈不上什么“真理”，更多的是一些个人“意见”（ opinion ）而已，所以就更不值得浪费口舌了。所以我关闭了评论，读者如果实在感兴趣，可以到我最早那篇博文留言。最后谢谢张其瑶老师，还有李侠老师的宽厚和风度，让我能无拘无束的进行商榷。编者按本报 5 月 16 日 “观察•评论”版刊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撰写的《科技界的自律与苏格拉底悖论》一文，文章对著名科学家蒲慕明教授接受《科学新闻》杂志访谈表述的观点进行了评论，“蒲先生认为中国科学的核心病症是：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解决办法是：科学家应当自律”。李侠认为：“自律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约束力量，它通过漫长的教化与训练，最终达到对个体行为的规训作用；而他律则是在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下，划定个体的明确行为边界，具有强制性，一旦违规将受到相应的惩罚。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自律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他律的实现则是无条件的，他律的存在是自律发挥作用的基础，否则自律就是一种善意的乌托邦。”文章发表后，肖重发在其博客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报特邀肖李两位先生就科学家的自律与他律展开讨论，以飨读者。自律他律协同工作社会机制才能运转 ——兼与李侠老师商榷《科学时报》 5 月 16 日 “观察•评论”版刊发李侠先生撰写的《科技界的自律与苏格拉底悖论》（简称李文）对自律和他律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剖析，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同意。因为这是道德与法律关系这个老话题的老调重弹，没有任何特别的新意。但是文章中对蒲慕明院士的批判显然是误读了《中国科学“病”在何处？》（简称蒲文）的缘故。要知道，蒲文是在施一公、饶毅的《中国的科研文化》（简称施文）基础上的“接着说”（冯友兰语），施文强调了“经费申请体制”的问题，蒲文进而强调了“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的问题，也就是说施文侧重于“他律”的问题，而蒲文侧重于“自律”的问题。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对蒲文的观点作过很好的概括： “我个人对蒲先生的说法的理解是，他认为中国的科研方面的有关制度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执行中并不如意，这是因为大家普遍不拿规矩当回事儿的结果。也就是说，现有的规章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不是因为制度上的缺失，而是因为科学家本身缺乏自律的结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那么规则就是摆设而已。蒲先生没有表达出仅靠自律不用规则就能解决问题的意思，而是更加强调了现阶段自律的重要性而已。” 而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陈晓亚院士早就对施文蒲文两者的关系作了精彩点评： “在我看来，施饶文章和蒲先生文章都值得喝彩，不管是科研体制问题，还是科学家自律问题，都有观点切中时弊，无所谓孰轻孰重，为什么一定要二选一呢？” 我觉得李侠先生的误解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文本解读上没有认识到蒲文是对施文的“接着说”。所以才会断定蒲文说“责怪体制而不检讨自己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就意味着仅靠自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也把蒲先生浅薄化了。我们知道，蒲先生为了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里“国际评审制度”宁愿得罪院士，这样的人难道会是一个否定他律重要性的人吗？二是跟李侠先生一贯的理念有关。根据文本理论，误读一般都跟读者本人的理念有关，而不是仅仅因为粗心导致误读。从李文中可以看出，李侠先生是一个制度论者，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制度上去，只要制度设计没有问题，一切就 OK 了。正因如此，他才会对蒲文强调自律产生条件反射性的“反对”。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否认我们的科研制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其改革的必要性甚至紧迫性。但是广大科学研究者对此很有意见却无能为力。他们天然地会把一切强调自律的人当做是制度不足辩护的帮凶，尤其是像蒲先生这样在体制内有一点地位的科学家，就更难免嫌疑了。李侠先生作为科研政策专家能与广大科学工作者感同身受难能可贵。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作为学者更要追问制度背后的东西，因为任何制度的演绎都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制度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而且在强调他律的同时，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自律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李侠老师太过于强调自律和他律排斥性的一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律和自律更多的是和谐的一面，只有两者协同工作，社会机制才能运转下去。正如《法律与宗教》的作者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所言，我想这句话用在科学界应该也是适合的：他律必须被自律所卫护，否则再完美的制度都会因起初微小的漏洞而被击穿得千疮百孔。另外，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中国科学界很多问题的最终根源其实是“科学共同体”的不足甚至不存在，而没有形成自足的“科学共同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蒲先生所言“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这就让科技部重大基金的选题和评审变成内部少数人的“分赃”机制：大家水平都不够好，给你不给你都可以，这样导致公关变得相当重要，甚至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正如蒲先生所强调的：“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有产出的科学家（根据国际标准而定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资助。”中国真正有学术底气的科学家其实是不必也不屑于搞关系的，他们照样活得很好，“不差钱”。至少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而“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尤其是“文革”科研中断和停办大学的缘故，这跟自律和他律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明显增多了，这必然有助于科学界建立自足的“科学共同体”。但正如蒲先生所强调的“科学文化或者科研传统（包括经费分配体制）的建立需要好几代科学家扎实（ down-to-earth ）的努力”。而这正是我们科学界建立“科学共同体”的使命所在。只有有了自足的“科学共同体”，自律与他律才能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科研机制从而得到和谐运转。《科学时报》 (2011-06-13 A3 观察评论 ); 个人分类: 杂论|1554 次阅读|0 个评论

《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之后记: 热度 4 tian2009 2011-6-12 11:08; 【田案：实际上，我的民科研究是从这个小册子开始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系列”文章发表之后，很多朋友知道我关心民科，也积累了很多与民科有关的资料。刘华杰甚至更新了他摆脱民科的热情的招数。他以前是这样的：每当遇到民科与他讨论问题——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此时如果你当真，与民科就科学问题进行讨论，那就陷进去了，永无完结，说“是”你自己不肯；说“非”，那就意味着要展开一场无厘头马拉松辩论会，关于民科之气质，我前面文章中都已经说到——他就说：“你这个问题太高深了，我看不懂，你找×××吧。”民科通常都会很满意，北大原刘副都看不懂，觉得自己的确挺高深的。华杰的升级版则是这样的：“你这个问题太高深了，我看不懂，你找田松吧，他专门研究‘这个’。”然后，还会把我家里的电话告诉人家。我书中好几个民科案例，都是这样来的。 2001年前后，上海科技出版社要出一套看世界丛书，编辑吕芳有慧眼，力邀我就民科问题写一个小册子，于是赤膊上阵，写了拖了将近一年，出版了《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在此书出版前后，同时发表了三篇学术文本。本来还有更多问题可以讨论，把这个研究的连续谱扩展到技术、哲学、艺术等，只是我兴趣转移，就放下了。此项民科研究之中，我虽然一开始言语刻薄，并且指导现在也不改对民科的基本态度，但是我并无恶意。晓原兄称我“悲天悯人”“菩萨心肠”，知我者也。此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承蒙我的陈年老友何必赵阳介绍，请唐丁华先生配置了漫画插图，另蓬荜生辉。这是本书豆瓣地址：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43195/ 可惜现在无论当当还是卓越，似乎都已无货了。此书分十章，题目如下：第一章江湖科学在行动；第二章永动机如何动；第三章哥迷：哥德巴赫使劲猜；第四章成功？等到苹果也烂了；第五章行为分析：八仙过海，苦追不休；第六章心理分析：撞遍南墙不回头；第七章社会背景：灵机一动，铁杵成针；第八章传媒：不知所措，四顾茫然；第九章问答；第十章条条大路通哪里？后记我会陆续贴出最后两章。 2011年6月12日记】《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之后记田松这本小书终于写完了。当年我在写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系列文章时，信笔由缰，放纵笔墨，很有一种激扬文字的感觉。但是现在，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看到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写给一位学者的信，信写的很谦卑，他说：“一再打扰，纯属迫不得已。像我这种没有资格的人，能不骂我‘死皮赖脸’，不令您厌烦，便是幸事了。”简直是求乞的语气。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乃至厌恶，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信呢？当然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价值，他是为了理想而放弃自尊的。我对民间科学爱好者并无恶意，对于他们的行为，我常常生出一种悲悯之心。但是，这种悲悯却是民间科学爱好者不喜欢的。他们希望得到的不是可怜，甚至也不是理解，而是认同。这又是我做不到的。无论是他们的学术理论，还是他们的生活态度，我都不能认同。他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也要承受选择的代价。生命有限，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就如你所能爱的人，也是有限的。当你投身一件事的时候，就放弃了做另一件事的机会；就如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无法再去关注另一个人。然而，无论如何，安身立命总是一切之本。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常常面临两难的局面，我的读者究竟是谁？如果我的预期读者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我一定会换一种行文方式。因为我不得不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会有民间科学爱好者看到本书，也许会有被伤害的感觉。是的，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尊重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人选择，尊重他们的人格，但是在评价他们的时候，我的内心仍有一种文化优势，我难以克服居高临下的笔意。如果我的言辞伤害了哪些人，我愿意道歉。我需要再次强调，我的口吻可能是讥讽的，但是我的观点是严肃的，而且我的内心并无恶意。我愿意帮助他们，但是我的帮助不在于帮助他们发表文章，而在于帮助他们看清现实——当然，是在我看来的现实。如果一个理论不建立在基本的经验事实之上，这个理论是没有根基的。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是建立在对周围事物的错误理解上，这种生活是我不能认同的。当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从错误的起点出发，得到了另外一种正确的结果。就如你可以爱一个你不了解的人，把所有美好的想象都添加在她的身上，然后去追求她，等你得到的时候，发现她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好，然而却有另一种好法。这种几率虽然很低，但是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把生命投注到低几率事件更能凸显出理想的纯粹。然而，我们可以这样恋爱，却不能这样生活。我仍然希望民间科学爱好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认真地考虑本书最后一章提出的建议。刘华杰博士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出了“江湖科学”这一说法，十分贴切，故借来作为本书的书名。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吕芳为本书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是她视角独特的选题和勤勉敬业的催稿促成了本书。也感谢本书的另一位责编何慧琳小姐付出的辛勤劳动。此外，本书的写作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资助，特此致谢。 2002 年 12 月 2 日 2003 年 3 月 17 日再校 2003 年 9 月 6 日三校毕; 个人分类: 民科研究|6352 次阅读|5 个评论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 热度 4 tian2009 2011-6-9 01:51; 【田案：这是我民科研究的第一篇学术文本，也是一篇基础性的文章，此文建构了民科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被我提升为一种方法，此方法在后来的科学传播研究又重新发挥了作用。我的其它民科研究文章都以此文为基础。其中，“民间科学爱好者”和“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划分，是一个枢纽。我的民科研究遭到了很多辱骂和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看到或者看懂这篇文章。至今为止，我的民科理论的总体框架没有发生变化。另外，此文既有脚注又有尾注，看PDF文本可能更清楚一些：民间科学爱好者及其成因分析p.pdf 2011年6月9日记】（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 年第 7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03 年第六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科学哲学》 2004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田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与“业余科学爱好者”相比，其最大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大规模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存在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它与 1980 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即有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又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关键词：民间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爱好者科学共同体大众语境科学传播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群体，有人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专业科研的补充，予以鼓励和支持；有人认为他们行为无益，但精神可嘉；有人认为他们精神不正常，表示同情；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伪科学，予以批判。专业科研人员普遍认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工作毫无价值，他们的来信来访对于专业机构的正常工作是一种干扰。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民间科学爱好者？为什么会有大规模民间科学爱好者在中国出现？涉及到公众、科学与社会的诸多关系。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科学社会学问题，有必要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 1 ，什么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几乎所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话语地位的科学领域都有他们的存在。在数学领域，他们热衷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等尖端问题——这也是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群体，《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称之为“哥迷” ；直到今天，中科院数学所每年还能收到几麻袋声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信件和文章。在物理学领域，他们致力于推翻相对论、量子论，或者提出新的宇宙论体系，还有一些人研究永动机。在生物学领域，有人试图提出新的进化论体系。此外，在地学、心理学等科学领域都不乏其人。有些人的理论庞大无比，从宇宙起源到阴阳五行，从饮食起居到政治经济，无所不包，已无法归入具体学科。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心理特征、行为方式、文本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共性。归纳起来，他们最核心的心理特征是偏执。他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科学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不能与科学共同体甚至与世俗社会达成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生活在幻想的情境中，比如他们不能平实地理解他人的言论，会忽视对其不利的部分，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有时也会出现某种妄想的特征，比如把自己比作布鲁诺和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他们普遍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仿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他们有很多人相信自己在未来会成为一代大师，这种信念使其困苦的生活镀上了一层光辉。民间科学爱好者推广其“学术成果”的方式大体如下： 1 ，写信、上访（对象可能是学术机构、学术杂志、大众传媒、各级官员）； 2 ，直接演讲（通常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场地）； 3 ，自费出书； 4 ，自建研究所； 5 ，上网。他们的“学术论文”也有一些共性： 1 ，新名词极多，且与科学共同体现有的术语体系没有多少关系； 2 ，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3 ，常常夸大结论的意义； 4 ，喜欢发表一些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议论，尤其喜欢表达爱国情怀； 5 ，常常把结论建立在未来的可能性上，建立在现有科学不成立的可能性上——建立在可能被某人尤其是可能被自己引发的未来的科学革命上。此外，从教育背景上看，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自己所献身领域的专业训练，也没有通过自学对那个领域达到深入的了解。由于民间科学爱好者所具有的共性，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目前学者及大众媒体对这个群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有人称之为“民间科学家”或“业余科学家”，他们也愿意如此自称。本文作者称之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这个命名自 1999 年开始见诸媒体，已被部分学者和媒体接受。最近，刘华杰博士发明了一种新的称呼，“江湖科学爱好者”，有更多讥讽的意味，但也凸显了他们的某些特征。一般而言，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工作不属于伪科学，顶多属于“科学向度的伪科学” ，或者郝柏林院士所说的赝科学。因为伪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拥有自己的“科学共同体”，也有学科范式，甚至有“学术刊物”。而民间科学爱好者都各自为战。另外，通常所说的伪科学都是产生了严重社会影响的以经济或者政治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这也与之不同。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成员包括社会各个阶层，有干部、教师、公务员、公司职员、普通农民、工人，甚至有社会高层人士；年龄范围也比较宽泛，年龄最长的哥迷有七十多岁，但是大体上有一个下限，一般不小于三十岁。 2 ，民间科学爱好者（ science fans ）与业余科学爱好者（ amateur scientists ）的差异命名也是出于区分的需要。表面上看，民间科学爱好者（ science fans ）与另外一个人群有很多相似。这些人也不是专业科学工作者，也喜欢在业余时间从事科学活动，甚至有些人也很固执，但是他们接受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能够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并能够做出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工作。这些人可命名为“业余科学爱好者”（ science amateur ），他们才是真正的业余科学家（ amateur scientists ）。从字面上看，“业余科学爱好者”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词义有很多交叉，甚至难以区分。这里不准备把它作为一个语文问题详细辨析，而是直接命名。业余科学爱好者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所从事的学科范围也很广。比如有很多天文爱好者，他们用业余时间观测天象，也能够发现新的天体，但他们并不想推翻现有的天文理论，也不期望创建一个全新的宇宙论体系。业余科学爱好者并没有成为特殊人群，而是社会的普通成员。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业余科学爱好者与科学共同体有着正常的交流，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有时也十分频繁，这和业余棋手与专业棋手的关系非常相似。而民间科学爱好者不但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相互之间也不能交流。同样是“哥迷”，每个人都构建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读懂他的体系，而不愿也不能读懂别人的体系。所以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不是一个集体，只是一个集合。 3 ， 1980 年代的社会氛围：苦行、牺牲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其它国家也有存在，拉德纳所说的科学狂想者就属此类。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规模则属罕见。如果我们把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别产生归结为其个人原因，则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大规模出现必有其社会原因，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令人困惑。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几乎没有物质追求，常被视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他们这种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苦行和牺牲精神从何而来？需要从他们受教育的年代寻找答案。 1980 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化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比如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等等），为此，个人的物质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并且应该牺牲的，是谓献身。不单邱少云、黄继光这些战时英雄，和平年代的英雄如向秀丽、欧阳海、罗盛教等也大多与牺牲有关。当不足以牺牲生命时，就强调对物质生活的牺牲——“苦行”。所以有对大庆人的先生产，后生活的赞颂。在这种语境中，苦行与牺牲都具有很高的意识形态价值。反过来，苦行与牺牲的决心与程度，又成为其衡量精神和理想是否纯粹的标志。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理想主义姿态与这种语境正相一致。同时，这种“争光理想”与某些传统思想，如孟子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民间之“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表现形式上并无二致。因而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理想主义表观下，也可能潜藏着某种功利之心。苦行本来是达成理想的手段，但是，当理想遥遥无期，苦行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为其依然拥有理想、拥有崇高精神的证明。这使他们能够在生存艰难的状态下，保持着强烈的精神优越感。然而，为什么是科学，具体而言，为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之类的科学领域成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献身的对象？从五四运动开始，科学的地位日渐提高。 1949 年之后，唯科学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科学常用作形容词，代表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投身科学事业一度是广大青年的美好选择。然而在文革期间，虽然“科学”这个词仍然具有意识形态价值，但具体的科学工作和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一再下降，甚至有了负的意识形态价值。这时，科学已经不能作为实现“争光理想”的手段。 1976 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变。 1977 年高考恢复，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大地突然降临，科学家重新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科普类杂志、期刊有了将近十年的繁荣，其中一种现已停刊的杂志的刊名很能体现当时的时尚——《我们爱科学》。甚至在 1980 年前后高中文理分科时，曾存在普遍的文科歧视——只有理科学不好的人才会去学文科。大规模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哥迷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数学本是一个抽象的世界，数论和哥德巴赫猜想有史以来都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然而， 1978 年 1 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个没有意识形态背景的纯粹的科学家成为传主，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陈景润立即成为公众人物，直到逝世，都是传媒关注的对象。然而，“ 使徐迟、陈景润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发表后，难以数计的中国人加入了证明这一猜想的行列。他们都想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 如，今年 53 岁的刘平危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就辍学了，但因喜欢数学，便到处找书看， 1970 年，因风湿病加重不能上班，便投入到数学研究中。 1978 年，他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后，萌发了要摘取这颗 “ 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 的想法。又如：庄严是辽阳市 1968 年初中毕业的下乡青年， 1976 年返城后当过多年的装卸工。 1978 年，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冲击，完成了 “ 1 ＋ 2 ” ，震撼了世界。庄严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感染，时年 27 岁从小也特别喜欢数学的他顿时热血沸腾，剩下这一步之遥，他也要试试，为国争光，把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摘下来！长期以来，对哥迷及其它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正面报道在大众传媒上时有出现，上面所引只是其中之二。对这些文本可以做多重分析，从中不仅可以获得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人信息，还可以看到作者和受访者是以何种方式理解科学活动的。因其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杜撰、夸张、改写，这又为我们分析其中深层心理留下了线索。陈景润的一夜成名，哥德巴赫猜想的简单表述，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崇尚，都使很多具有争光理想的人开始了摘珠之梦。当然，最后成为铁杆哥迷的大多是那些有偏执倾向的人。那么，为什么只有初中文化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会认为自己有可能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唯科学语境是在公众科学素养很低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地形成的，因而公众对于科学活动并没有基本的了解。文革期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的口号充斥大众传媒，贬损科技专家的故事层出不穷。甚至卫星上天这样的科技成就也被宣扬成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传媒上的功臣更多的是劳动模范，科技专家很少以正面形象出现。长此以往，科学研究便不被认为是一项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才能从事的事情。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言谈和文本中，可以看到他们思想中的时代烙印。一位哥迷在 2002 年 3 月给本文作者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坚信，民间是科技的源泉，大从（众）是科技的主体，小人物是可有所作为的，可以弥补大人物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要发挥小人物的优势作用而不能抑制他们的创造性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科教兴国和振兴中华所必需。”从这些话语可以联想到很多当年的口号，比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群策群力，大干快上。”等等。下节还要说道，很多人的确认为，科学发现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一种大会战、大比武的方式来完成。如上所引，很多对哥迷的报道都有这样的叙事模式：某某人看到了徐迟的报告文学，被陈景润的精神所感染，决心为国增光，不顾自己只有初中毕业，也要去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种模式使我们看到，哥迷等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目的是首先是为国争光，摘取明珠不过是实现其争光理想的手段。实际上，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问题在数学上具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关心。能够被民间科学爱好者作为献身对象的科学领域总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价值的那些，只有这些领域能够满足他们的争光理想，当然，也只有这些领域能够为其所知。综上所述，民间科学爱好应该满足两个条件： 1 ，受过理想主义教育，有牺牲与苦行的精神动力； 2 ，经历过 1980 年代中国科学的春天，能够把科学作为献身的对象。由于最后一批受过理想主义教育的一代出生在 1970 年以前， 1968 年出生的朱海军基本上是民间科学爱好者年龄的下限。 1980 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基本完成，导致 1 ）大众语境乃至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日益淡化； 2 ）经济、法律、管理等人文学科以及某些实用类工科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理科则大幅度下降。这时，民间科学爱好者大批产生的社会氛围已不复存在。即使仍有兼具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献身的对象也不再是科学了。出于类似的原因， 1980 年代曾产生规模更大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又在 1990 年代迅速减少，现在只留下一个已经带有讽刺性的称谓：文学青年。 4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知识背景及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民间科学爱好者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他们是如何了解所研究的领域的？他们的科学知识来自何处？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又来自何处？根据大众传媒的报道及其自述，他们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中小学教育；自学；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由于文化革命，很多四十岁以上的民间科学爱好者连中学教育都不完整，这样的知识基础使他们的自学也有很大的局限。因而，民间科学爱好者理解科学、了解科学的最重要途径其实是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科普是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很少涉及到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活动。偶有涉及，也常和大众传媒一样，给出某些模式化的描述。比如，科学家的经典形象是身穿白大褂、秃顶、戴眼镜、和和气气、全知全能的老爷爷，他们德高望重，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科学献身，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这种模式已经具有了某种原型的特征，成为传媒及受众潜意识中的思维方式，成为大众语境的一部分。徐迟所描述的陈景润也是这类形象的变形。当然，它与 1980 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同样表现了对苦行与牺牲的尊崇。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民间科学爱好者正是按照大众传媒和科普书刊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自我塑造的！在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描述中，也存在类似的原型。“灵机一动”和“铁杵成针”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在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上，流传着有很多科学天才灵机一动或者灵光一现做出重大发现的故事。比较著名的有牛顿的苹果、阿基米德的浴缸、瓦特的水壶，还有凯库勒的梦。与此相对的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一类的故事，最常说的是“六六六”，说发明人经过了 665 次失败才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故以此名之。居里夫人从沥青中百炼成镭的故事也被归入此类，这类故事符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民间格言，也与苦行和牺牲的精神相吻合。前一类故事把科学发现的丰富过程简化为最后一步的灵感与机遇，简化为拍脑门出点子。后一类故事强调了培根式的归纳法发现模式，因其忽视了深层的在先的理念，使科学发现蜕变为简单的技术劳动。这两类故事都含有对科学活动的某些误读，甚至其个案也为科学史学者所质疑。但这种叙事模式或因其富有戏剧性，或因其符合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这类故事不断产生，不断流传，已经成为大众语境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大众语境之中，民间科学爱好者激起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传媒工作人员在一篇支持哥迷的文章中写道：数学家陆柱家说得好，陈景润去世后，哥氏猜想在采用新方法之前，是不可能被证明的。那么，有些复杂问题换一个方式思考，也许就变得简单。所谓“新方法”，不就是改变思路吗？我们至少应该关心有没有人试图利用“新方法”证明这个问题。这正是铁杵成针、灵光一现的模式。作者相信哥迷的“思路”具有科学价值，所以大批哥迷就有可能碰上正确答案。仿佛哥德巴赫猜想是埋在山上的一个宝藏，只要有海底捞针、铁杵成针的精神，就可以找到。又仿佛是一项寻宝竞赛，所以要赶在外国人的前面先挖出来——为国争光。而在媒体的描述中，科学活动有时的确很像是体育比赛——一场在很短时间内决出胜负的具有可观赏性的活动。这样，大众语境对科学活动的误读，与某种意识形态背景结合起来，就造就了轰轰烈烈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群体。苦行与牺牲为其行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正的价值，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之类的叙事原型为其行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合理性。民间科学爱好者一面年复一年地打磨铁杵，一面期待灵光降临。需要指出的是 , 传统科普同样接受了，甚至强化了这种误读。时至今日，这种语境依然存在 ,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长期肯定 , 具有强大的惯性。这使得民间科学爱好者常被看作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英雄。很多人即使在表示批评时也要强调，他们的精神是好的；科研机构也不愿直接否定他们，更倾向于委婉地推托；相反，民间科学爱好者及其同情者则常常理直气壮地指责科学共同体在打击人民群众爱科学搞科学的积极性。 5 ，结语大规模的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存在意味着科学与公众的沟通出现了某些障碍，意味着传统的科学传播出现了某些问题。尽管大规模产生新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总体社会氛围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大众传媒以及大众语境对科学活动的误读仍在继续。因而，对这一人群进行研究，既有利于解决与之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也能够为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某些借鉴。参考文献田松（ 1965 －），男，吉林四平人，哲学博士、科学史博士，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工作，主要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传播领域的理论工作。民间科学爱好者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建立在以下资料之上： 1 ，大众传媒的公开报道； 2 ，笔者收集的民间科学爱好者自己印制的材料。 3 ，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直接或间接交往。对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相对于科学共同体及其它社会群体的差异，作者另有专文论述，在此只给出结论，不作具体讨论。由于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具体人数难以估计。根据中科院数学所的估计，单是哥迷就有几千人之多。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正海研究员组织的“天地生人”系列讲座上，曾做过“相对论争鸣”系列讨论，并于 2000 年 7 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研讨会”，还出版了论文集《相对论再思考》（宋正海等主编，地震出版社， 2002 年 7 月）。其中最知名的是提出人类体质进化新说的朱海军，他认为人之所以直立行走，是由于人类的祖先采取了面对面的性交体位。如提出地球抛月学说的冯宜全，就在唐山自建了一个地学哲学研究所。参见：《南方周末》 2000 年 4 月 7 日一版刘学斤文章，《冯宜权，一个人的“学说”》。级别最高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大概是政协委员黄维，他一直热衷于设计永动机。参见：金源，《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 1998 年。两种“科学爱好者”的英译曾在“虹桥科教论坛”上有过讨论，致远、离乡客、微结构、楚汉、 PHPig 、二蒙、烁泥、 xyps 、老王等网友提供了可贵的建议和信息，在此表示感谢。 2002 年 2 月 3 日，国际天文学会小行星彗星中心就把一颗由中日两国的业余天文爱好者张大庆和池谷熏分别独立发现的新彗星命名为“池谷－张”。张大庆是河南开封的一位普通工人，这颗彗星他是用一台自制的 20 公分口径光学望远镜发现的。原型，荣格心理学的概念，指某种类型化的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六六六的名字取自其化学分子式，与实验次数无关。李大庆 . 哥迷论证遭专家冷遇哥德巴赫猜想不轻松 . 北京 : 科技日报 , 2002-3-29. 田松 . 我看民间科学爱好者 . 北京 : 科学时报 , 2000-3-27(B3). 田松 . 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 . 北京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2000(9). 19. 郝柏林 . 伪科学与赝科学 . 上海 : 科学 . 2002(2). 拉德纳 . 科学与谬误 . 北京 : 三联书店， 1987. 31-46. 田松 . 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 . 北京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2000(9). 15. 李大庆 . 哥德巴赫猜想谁来摘珠 . 北京 : 中华读书报 , 1998-4-8. 金娜 , 胡沛 . 黄陂老汉刘平危声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 武汉 : 武汉晨报 , 2001-3-25. 吕志贵 . 辽宁人挑战哥德巴赫猜想，老红军力荐引来省长批示 . 沈阳 : 辽宁广播电视报 , 2002-3-20. 斯文·奥尔托利 , 尼·维特科夫斯基 . 阿基米德的浴缸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0.7. 王乾荣 . “哥德巴赫猜想”成热点专家建议不要“乱猜” . 北京 : 北京青年报 , 2 002-2-4. Science Fans: A Basic Description and an Analysis of Their Emergence TIAN Song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Abstract : “ Science fans ” is a special group devoted to the so-called scientific activities outside of the science community.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amateur scientists (or science amateur) in the way that they do not have proper channel f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cience community. Science fans developed out of sudden in the early 1980’s in China thanks for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 at that tim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activities by mass media, and the paranoid tendency of science fans themselves. The research upon science fans can address the problem they have cau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some adv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 Science fans ； amateur scientist(or science amateur) ； science community ； social context ； science communication; 个人分类: 民科研究|3415 次阅读|4 个评论

自律和他律应该是和谐的——兼与李侠老师商榷: 热度 11 xcfcn 2011-5-19 11:40; 博主按：写完后，自律和他律的话题让我想起了 Emory 大学的 H.L.Berman 教授(1918-2007) 1974 年的大作《法律与宗教》（梁卫平译于 2003 年），该书出来后，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变成流行语。我想这句话用在科研界应该也是适用的：他律必须被自律所卫护，否则再完美的制度都会被漏洞击穿的千疮百孔。自律和他律应该是和谐的——兼与李侠老师商榷看了李侠老师的博文科技界的自律与苏格拉底悖论，对于文章中关于自律和他律关系的分析，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同意，这是法律与道德关系这个老话题的老调重弹，没有任何特别的新意/深意。但是我以及李宁老师不能同意的是，李侠把“他律”的标签归到饶施的名下，把“自律”的标签归到蒲慕明的名下，并且认为蒲先生强调了自律，所以就完全排斥他律。李宁其实在该文留言中对蒲先生的观点作了很好地概括：我个人对蒲先生的说法的理解是，他认为中国的科研方面的有关制度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执行中并不如意，这是因为大家普遍不拿规矩当回事儿的结果。也就是说，现有的规章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不是因为制度上的缺失，而是因为科学家本身缺乏自律的结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那么规则就是摆设而已。蒲先生没有表达出仅靠自律不用规则就能解决问题的意思，而是更加强调了现阶段自律的重要性而已。而且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的陈晓亚院士早就就两文的关系作了精彩点评：在我看来，施饶文章和蒲先生文章都值得喝彩，不管是科研体制问题，还是科学家自律问题，都有观点切中时弊，无所谓孰轻孰重，为什么一定要二选一呢？用冯友兰的话来说，蒲先生对于饶施一文更多的是“接着说”，而不是“反着说/重新说”。而李侠老师却显然误解成是“反着说/重新说”了。所以才会断定蒲先生说“责怪体制而不检讨自己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就是否定他律 / 体制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也把蒲先生浅薄化了。正如我在评论中所言，蒲先生为了（神经）所里“国际评审制度”宁愿得罪院士，这样的人难道会是一个否定体制 / 他律重要性的人吗？在我看来，李侠老师太过于强调自律和他律排斥性的一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律和自律更多的是和谐的一面，只有两者协同工作，游戏 / 机制才能玩下去 / 运转下去。另外，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中国科研界很多问题的最终根源其实是“科学共同体”的不足甚至不存在，而没有形成自足的“科学共同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真正有科研水平的人太少了。这就让科技部重大基金的选题和评审变成内部少数人的分赃机制：大家水平都太次了，给你不给你都可以，所以这样公关变得相当重要，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正如蒲先生所强调的：“ 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有产出的科学家（根据国际标准而定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资助。 ”中国真正有学术底气的牛人其实是不必也不屑于搞关系的，他们照样活得很好，“不差钱”。至少我这样的后生看到的（化学界）情况是这样的。 PS ：本来是准备夏眠，但想想还是跟李侠老师商榷一下。李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博主，我这个外行后生多言了，这或许也算是科技政策专家与普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小小的对话。再 PS ：看了李侠老师的专文回复，在我看来，他显然没有回答我的质疑：他前文误读了蒲慕明，也就是李宁老师所指出的：蒲先生没有表达出仅靠自律不用规则就能解决问题的意思，而是更加强调了现阶段自律的重要性而已。在我这个理科生看来，这根本无关什么“不可通约性”（ Incommensurability ），而是一个是非判断题，那就是李侠老师误解了蒲先生。如果李侠老师没有误解蒲先生，我就不理解李侠老师不同意蒲先生什么？另外，我要再次强调一点的是，我从来没有反对李侠老师的观点：他律很重要，自律也要在他律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我以及蒲先生仅仅是同时也强调了现阶段自律的重要性而已，但这不妨碍李侠老师强调他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的讨论到此为止，以后不再就此话题发言。; 个人分类: 杂论|3718 次阅读|15 个评论

[转载]中国日报；中国原创“可拓学”研究者已逐步形成科学共同体: anley 2011-4-18 23:00; 可拓学共同体致力于建设中国人原创的可拓理论和可拓创新方法体系，并努力使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转化为社会性成果。蔡文透露，他将上书国家领导人，建议从国家层面推广中国人原创的可拓理论与创新方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中新社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孙自法)中国本土原创学科―― 可拓学创立者、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蔡文研究员10日在北京表示，经过近30年的研究与发展，新学科可拓学已逐步由从事可拓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并遵循共同规则的学者，形成了可拓学科学共同体。　　旨在解决矛盾问题的可拓学是一门横跨哲学、数学与工程的新学科，其用形式化模型研究事物拓展的可能性和开拓创新的规律与方法，研究如何产生创意的理论和方法，成为生产创意的理论依据与方法来源，产生创意的依据乃可拓理论，产生创意的方法为可拓方法，把产生创意的方法应用到各行各业就是可拓工程，可拓理论、可拓方法和可拓工程即构成可拓学。　　蔡文通俗解释说，生活中遇到矛盾或困难时，经常会出现“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的解决方法，可拓学研究就是通过研究寻找“灵机一动”的规律，将其编成程序和建成模型，提出解决问题(矛盾)的创意与方法。他表示，可拓学是处理矛盾问题的学科，“可拓创新方法”不但支持技术创新，而且对于处理社会矛盾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可拓学共同体致力于建设中国人原创的可拓理论和可拓创新方法体系，并努力使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转化为社会性成果。蔡文透露，他将上书国家领导人，建议从国家层面推广中国人原创的可拓理论与创新方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1983年《科学探索学报》发表蔡文的开创性论文“可拓集合和不相容问题”，标志着可拓学正式创立。目前，可拓学研究已从中国大陆逐步发展到香港、台湾及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南美洲等地。(完) window.HLBath=1; 来源：中新社; 个人分类: 可拓学---学科介绍|1786 次阅读|0 个评论

周六（2011年3月16日）讲座：从日本核反应堆爆炸看科学迷信: 热度 1 tian2009 2011-3-24 00:49; 主题：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从日本核爆炸看科学迷信时间：3月26日（周六）14:00 地点：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学求知楼306 这是大学网安排的活动。海报中的“核爆炸”应为“核反应堆爆炸”。两者概念差别很大。原消息地址在此： http://www.haodaxue.net/html/86/n-2986.html; 个人分类: 广而告之|2834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田松: zhanglin9099 2010-12-7 14:47; 今年《读书》第7期的杂志我没有来得及买，几经周折，托一位邯郸校区门口小书摊老板的帮忙，前几天帮我调来，发现了一篇好文章。就是田松老师的《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我在网上没有找到正式出版的文章，就从田松老师的博客上转载来以飨诸位感兴趣的博友。 ~~~~~~~~~~~~~~~~~~~~~~~~~~~~~~~~~~~~~~~~~~~~~~~~~~~~~~~~~~~~~~ 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田松二〇〇九年底，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很快引发了一场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今年三月十日，一些学者发布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我是第一批签名人之一。呼吁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支持的很多，反对的也不少。最常见的指责是：这些人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学者，没有一个转基因专家，因此，他们的建议没有价值。的确，在发起者中，只有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不过他的专业是生态学。和上次燃油税问题一样，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作为人文学者，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对转基因问题作出判断！转基因的支持者宣称，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言下之意，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把专业范围无限缩小从事生态学的不懂转基因，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动物的不懂转基因粮食，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西红柿的不懂转基因水稻，没有发言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有他们自己拥有发言权。于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然而，转基因问题到底有多大成分是科学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征求专家的意见，都有谁是专家？我们的呼吁书提出了四点理由：一、中国并不拥有转基因主粮的核心专利，根据他国教训，我们将会受制于人；二、转基因作物并不能提高产量；三、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对生态环境有潜在危害；四、主粮问题涉及国计民生，子孙后代，公众有知情权。四点理由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第一点关乎专利之有无及其后果，这可以是个经济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或者国际战略问题，但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三点涉及两个方面。一个关乎人，转基因食物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后果，这是个医学问题。另一个关乎生态，转基因作物进入大田，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个生态学问题。都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四点是公民权利问题，完全不是科学问题。回过头来说第二点，转基因作物能否提高产量？初看起来，是个转基因技术问题。然而，转基因种子专家或许知道转基因作物的产量，但是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则未必能给出专业而诚恳的判断。蒋高明指出，提高产量的因素很复杂，种子仅是其中之一。另外，所谓提高，是个相对量。比如关于生态农业的产量和效益，蒋高明更有发言权。而关于哈尼族的梯田水稻，哈尼人更有发言权。所以，就产量的提高而言，转基因种子家也不是唯一的专家。主粮作物的转基因研究及种植涉及政治、经济、国家战略，涉及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如果我们强调专家的观点和判断，那么，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唯一的专家，也不是最重要的专家。目前，转基因作物支持者的主要理由如下：一、能够使粮食增产；二、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三、与杂交作物只有量的差异；四、与传统作物实质等同，所以对人不应该有害；五、对生态的影响目前尚不能证明；六、转基因是科学，科学无禁区转基因好不好，转了才知道。对于这类问题，人们本能的反应是寻找科学依据，在科学具有强势话语地位的今天，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思维惯性。而作为不懂科学的普通人，作为山那边的外行人，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正反双方的科学家用数据和论文过招，给我们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只有接受的义务，不被认为有质疑的能力和权利。然而，人们所期待的，专业内部的正反双方公平辩论追求真理的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因为赞同转基因，是转基因研究者的前提如果转基因不好，怎么会去研究它！即使偶有反对者，只要对投票的专家进行选择，总会达成高度一致的科学共识。这在科学活动的具体操作中，尤其是大项目大工程的运作中，屡见不鲜。刘华杰教授的学妖理论对此有精彩的分析。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能够超越具体的专业的科学论证，让更多的人，对于对转基因问题以及类似的科学问题，获得判断的能力。我的判断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历史的，一是哲学的。我必须强调，在这两方面，我是专业人士。历史可以提供一种方法，让不懂科学的普通人做出自主的判断。比如说中西医问题，从历史依据的角度看，两千多年的中医就有了巨大的合理性；而立基于解剖学、生理学等准数理科学的西医，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依据。再比如垃圾问题，一旦采用历史依据，就会有简明直接而与庸常之见相反的结论：当下的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而垃圾问题比二十年前严重得多；同样，二十年后的技术水平也会比今天高出很多，我怎么能够相信，二十年后的垃圾问题会比今天弱呢？所以，垃圾问题不可能单纯地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度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研究机构引进了美国农学家培育出来的高产小麦和水稻，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机械化灌溉等新的农业形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迅速实现了粮食自足，甚至成为粮食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同时也在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发生。初看起来，增产的粮食完全是凭空而来的，是技术进步的赐予。科学家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在墨西哥培育了高产小麦的美国植物学家诺曼布劳格（ Norman Borlaug, 1914-2008 ）还获得了一九七〇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工业化农业被赋予了先进、现代化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世界迅速蔓延。然而，三十年后，严重的后果出现了。土地板结，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作物物种日趋单一，农田周边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传统农作物与本地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昆虫、鸟、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坏。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在增长，产量却在下降。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指出，所谓的增产是从别处偷来的。一旦考虑到耕种作物的总产量，产量的增加就不复存在。??小麦或玉米的收成增加其实就是借助窃夺农畜和土壤生物的食物得来的。由于农畜和蚯蚓是粮食生产的搭档，窃夺了它们的粮食，就不可能长期维持粮食的产量，也就意味着暂时的收成增加并非是可持续的。（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十二页）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规模引进工业化农业。虽然晚了十几年，也已经表现出同样的后果。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农田与周边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工业化农业则割裂了农作物与周边环境的关联，使之成为本地生态的异类。农作物所依靠的化肥、农药，以及灌溉抽取的地下水，都来自本地生态之外。粮食，作为工业化农业的产品，也注定和其它工业产品一样，会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转基因作物是工业化农业的延续和发展，是工业化农业的更精致的形态。按照历史的逻辑，更高的技术要求更精致的人工系统，则必然会造成与本地生态更严重的对立。这样，基于工业文明的历史，基于工业化农业的历史，我已经能够对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生态问题加以判断。绿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布劳格先生不愿承认绿色革命是一场失败，然而，他又认为，人类需要更多的粮食，所以要发动第二次绿色革命全面推广转基因种子！事情的诡异之处就在这里。科学家常常许诺，他们将会发明某种技术来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某个问题，然而，我们当下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的技术所导致的。基于历史，我怎么能够信任，这个新技术不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新技术的支持者常常说，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出了问题，还会有更高的技术来解决。于是，人工的技术系统就像叠罗汉一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危险。这正是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技术绑架了社会！工业化农业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我的专业科学哲学的视角，也可以做出解释。这里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还原论，一个是大自然的实验室化。我们现在对于自然的基本理解来自于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牛顿范式的经典物理学。在这种观念下，自然如同一架精致的钟表，是一堆物质的集合，而不是生命（机械论）；这个钟表可以拆卸，可以重新组装，可以替换其中的某个零件而对整体不产生影响（还原论）；进而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每一个齿轮的大小，掌握了齿轮之间的链接关系，就可以彻底把握钟表的运行（决定论）。所以人们相信，科学能够对物质世界进行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和预言。然而，自然并非是可以任人拆分的机器，事物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联。数理科学必然对自然要进行高度的简化：要忽略空气阻力、忽略摩擦力、忽略滑轮的质量??才能得到简明可解的方程。经典物理相信，小量只能产生小的结果，所以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混沌理论指出，小的原因在经过长期累积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这就是蝴蝶效应，其形象表述是：一个蝴蝶在天安门广场煽动翅膀，会导致纽约下个月发生一场大风暴。对于自然系统的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科学自身对还原论的经典科学范式进行了否定。关于混沌理论，科幻现实主义大师迈克尔克莱顿在其小说《侏罗纪公园》中有精彩的阐释，在斯皮尔伯格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转基因技术也是这种还原论科学的产物。按照基因理论，生物的一切遗传特征都被染色体上的基因忠实地记录着。基因专家把染色体上分成一个个片断，把这些片断命名为基因，并相信，他们能够知道每一个基因所执行的功能，并且，只具有这个功能。如同汽车，每个零件有其特定的功能，且只有这个功能。所谓转基因就是把生物乙的染色体片断（基因）切下来，插入到生物甲的染色体之中，使得生物甲具有生物乙的那种基因的功能。比如这次被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华恢 1 号和 BT 汕优 63 ，就是把苏云金芽孢杆菌（ Bt 为其英文 Bacillust huringiensis 的缩写）中的一段基因（ Bt 融合型杀虫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之中。因为 Bt 菌中含有一种 Bt 蛋白，鳞翅目昆虫（水稻的天敌螟虫属于此类）一旦吃到，就会死掉。转了 Bt 基因的水稻也能够产生 Bt 蛋白，就能够防治螟虫。相当于水稻自己能够分泌农药，从而减少了农药用量。接受了还原论自然观的人们会相信，这无非是让水稻增加了一种功能，不会引起其它变化。就像汽车里装上了空调，只是使汽车多了一项致冷的功能，不会影响其它功能。但是生命并不是机器。中国人相信相生相克，不同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即使汽车，在引入空调之后，也会发生整体上的改变，比如汽车的自重、用电功率会有变化；原来驱动车轮的力量有一部分用在空调上，会使车速控制有所变化；还要重新设计车体，留出空调的位置??而越是精密设计的装置，越不容易引入新的部件。生物体是大自然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演化而成的，比人类设计的任何机器要精巧得多。人类试图对生物进行改造，注定的短视的。转基因生物跨越了物种之间的生殖间隔，是大自然自身无法产生的。这种陌生的生物会对人体、对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完全是其设计者所不能掌控，无法想象的。人类与其食物是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人类与水稻、麦子、玉米，都经过了漫长的适应过程，相互选择，相互改造。人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传统社会，一个人到达异乡，会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食物都会不适，更何况是前所未有的人造生物！人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慌，这不是由于无知，而是动物的自我保护本能连动物不会轻易接受一种新的食物。而农民早就意识到，化肥、农药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传统粮食好吃。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他说，作为一个受过化学教育的人，他不认为转基因粮食与普通粮食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转基因支持者所主张的实质等同原则。这种原则只有在还原论的营养学下才能成立。现代营养学把食物还原为营养素，不同的食物无非是各种营养素含量不同，从而抹去了食物之间的质的差异。传统食物和加工食品之间、转基因作物和普通粮食之间，自然也没有质的差异。然而，所谓等同，必然要忽略一些小量才能达到。但就是这些小量，导致了彼此间的重大差异。同是水稻，不同品种的味道有天壤之别，虽然它们实质等同。当时我反驳说：从化学的意义上，人和猴子也是实质等同的，但是有些植物猴子能吃，人不能吃。今年四月，以色列学者阿伽西（ Joseph Agassi ， 1927- ）来访，我转述了这段对话，他的回答更加有力：在化学家看来，死人和活人也是实质等同的！只有把人视为机器，把食物视为营养素的集合，才会接受实质等同原则。因而，质疑转基因食品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也是人的权利。转基因的生态风险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说明。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 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 Vintage Books, 1993. 中译本有何道宽翻译之《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中论述到，一个新技术出现后，不是原来的世界加上新技术，而是整个世界围绕新技术重新建构。汽车并不是跑在原来的马车的世界里。汽车最大的附属设施，是公路。随着公路在大地上延伸，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汽车的发明人完全想象不到的。转基因稻，不可能只是多了一项功能的普通水稻。关于转基因的生态风险，最常提到的是基因漂移，被转的基因漂移到周边的野生植物中，从而引起大自然整个生态链条的嬗变。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种植多年，很多当初设计者信誓旦旦不可能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比如，在美国田纳西州，已经有杂草俘获了转基因作物中的抗农药基因，变成了抗农药的超级杂草。转基因作物所许诺的诸多好处，也是不能持久的。比如，中国自一九九七年起大面积种植抗棉铃虫的 Bt 转基因棉，起初效果很好，但是几年后，原来的次要害虫盲蝽迅速繁殖。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网络版上发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研究员的一项工作，十多年的观察表明，盲蝽数目已经增长了十二倍，杀虫剂用量达到一九九七年前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中国 Bt 棉的引进是失败的。大自然的实验室化也是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概念。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普适的，但是约瑟夫劳斯（ Joseph Rouse ）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知识，科学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最有效的地方是实验室 ( 参见劳斯，《知识与权利：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 。实验室是充分人工化的自然。在自然条件下，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铁球和一片羽毛同步下落。但是在实验室抽真空的玻璃罩里可以看到。不但在伦敦能看到，在北京也能。我们通常认为，这说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而在劳斯看来，这是因为，北京的实验室就是仿造伦敦的实验室造的。科学的普遍性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会被实验室所加强。而在大自然中，更多的则是橘逾淮则枳的地方性。为了消灭地方性，实现还原论科学及技术的普遍性，工业文明的实际操作是，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刘翔只有标准的塑胶跑道上才是世界冠军。到了我老家的山里，他未必跑得过村里的普通小伙子。刘翔的全部训练，乃至于他肌肉的生长，都是基于塑胶跑道上的奔跑。为了让刘翔在我老家跑得过我的乡亲，必须在我家乡修一个塑胶跑道。为此，先要平整出一块地一动手就会破坏生态；事后，还要付出人力物力加以维护尽可能地把跑道与当地的生态隔离起来，比如不许鸟儿在上面拉屎。与此同时，还要对我的乡亲洗脑，让他们相信，塑胶跑道是文明的、先进的，在山林里跑是野蛮的、落后的，不能与国际接轨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走上塑胶跑道，心甘情愿地输给刘翔！工业化农业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所谓高产种子之所以能够高产，并不是因为它们比本地种子更适合本地的环境，而是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和灌溉，专门制造了适合它们的人工环境相当于为刘翔专修的塑胶跑道！本地的种子，只适应本地的雨雪风霜、四季轮回，根本无福消受化肥和农药就像我的乡亲们，在塑胶跑道上毫无用武之地。转基因作物的所谓高产、防虫、抗旱等功能的实现，也是如此。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必然要干预自然的生态过程；所以工业文明之导致生态危机，是必然的。历史地看，基于还原论科学的现代技术大多具有这两个特点：一，局部有效，整体出问题；二，短期有效，长期出问题。前者如曾经作为高效制冷剂的氟利昂之导致臭氧层空洞，后者如化肥、农药之导致环境污染、土地板结。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在其内部是难以解决的，人类必须走向生态文明。作为工业化农业的高级形态，转基因作物与生态文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和反省，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滋养。中国传统农学一直独步世界，早在工业文明起步之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南京农业大学严火其教授对哈尼族梯田稻作的农史研究表明，传统农业是比工业化农业综合效益更高的生产方式。严火其教授发现，哈尼族拥有一整套与环境相互协调、高度系统化、可持续的稻作方式。哈尼族在稻田里养鱼、养鸭，鱼和鸭具有经济效益，还带来上好的肥料，不用农药、不用化肥，节约了大量成本和劳力，也不会污染环境。传统稻品种繁多，农民自己育种、留种，并有换种习俗保证其种子的多样性和品质。传统稻好吃，工业稻不好吃。传统稻是高杆，稻杆是哈尼族苫房子的原料。虽然产量不如高产稻，但综合效益高出很多。哈尼族的水稻是其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蒋高明基于生态学的农业实践也有类似的结论。蒋高明在其山东平邑的家乡有一个大型生态农业基地。他说：由于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田里生态完整，鸟类、昆虫、蚯蚓，应有尽有。有害虫，但是数量不大，被鸟和青蛙吃掉一部分，剩下的用诱虫灯，抓来虫子喂鸡，这样一来，害虫无害，多多益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有机、生态的传统农业体系被工业化农业所取代，一向被描述为一种进步。传统的耕作方式、传统的农学学理被贴上愚昧落后的标签，而农药、化肥则象征科学与文明修建塑胶跑道的文化障碍就解除了。然而，从资本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呈现出另一种景象。传统农民自给自足，靠天吃饭所靠者唯天而已，对人无所求。这使得资本无处下口。工业化农业则打散了农民的知识体系，割裂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化肥、农药、乃至种子，农民都要从外面购买，资本便可长驱直入。农民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工业化农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费力最多，所得最少。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就如席瓦所说：当一个个小型农场和小农民被推向灭亡，当单一耕种模式替代了多样性的耕种系统，当农耕产业的目标由提供多种富有滋养力的粮食转变成替转基因工程粮种、除草剂和杀虫剂创造市场机会，抢夺收成的现象正随处可见。随着农民由农业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大企业专利农产品的消费者，随着地方市场不断被破坏而全球市场持续扩展 , 自由贸易的神话和全球经济已经变成了富人窃夺穷人的取食权乃至生存权的一种手段。（《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第 5 页）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及其技术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我们的缺省配置里，科学拥有完美的形象。科学是求真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云云。然而，工业革命以后，古希腊仰望星空的哲人科学家逐渐被边缘化，能够呼风唤雨、提高生产力的魔法师科学家成为主角。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那些能够使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详见拙文：《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博览群书》，二〇〇八年第七期）张华夏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让我颇感安慰与安全。席瓦的著作也证明了，农业科学家缔造的工业化农业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由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家也有着崇高的形象，近些年又有了院士崇拜，媒体希望院士对一切社会问题进行判断。然而，我的同行费耶阿本德（ Paul Karl Feyerabend ， 19241994 ）早就说过：一来，专家的知识面非常狭隘；二来，专家常常有利益牵涉于其中。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 Steven Shapin ）在其新作《科学的生活，一个现代后职业的道德史》（ 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中论证，科学已经由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科学家的道德并不高于常人，科学家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其知识欺骗公众。但是，由于科学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同样的道德缺陷，后果更加严重。刘华杰教授问：到底是伪科学的危害大，还是真科学的危害大？臭氧层的空洞、南极的 DDT ，没有真科学是作不到的。所以，今天，我要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耸人听闻。然而，前鉴不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医生的白衣天使形象、老师的烛光形象，都被消解殆尽。科学家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吗？实际上，近十年来，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十年前，人们开始承认科学技术有负面效应，双刃剑的说法逐渐被接受，科学技术完美无缺注定为人类造福的幻影破灭了。此后，科学家造假、抄袭之类的事件不绝如缕，光环日渐暗淡。教课书上伽利略、布鲁诺等不畏强权、不求私利、坚持真理、探索自然奥秘的神圣形象，与现实生活完全对不上号；钱学森、竺可桢等不计个人金钱名誉，一心科学报国的爱国科学家形象，在现实中也寥寥无几。相反，科学家为了申请课题、申报院士而行贿作伪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乃至于媒体上竟有这样的标题：《 58 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单公布，剽窃论文者无一当选》（《北京娱乐信报》， 2004 年 1 月 6 日）。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底线，已经低得令人齿冷心寒！在二〇〇八年的牛奶三聚氰胺事件中，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都自动隐形，仿佛与己无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海归科学家明知瘦肉精已在欧美遭禁，却依然以此来获取国家课题；他们在实验中同样发现了瘦肉精导致的家畜病变，在课题报告中也矢口不提，反而把瘦肉精作为先进技术在中国推广。（苏岭、温海玲，《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南方周末》， 2009 年 4 月 8 日）科学家曾因科学的正面效应获得过巨大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土地板结、河流污染、食物中毒之类科学的负面效应出现之后，有哪位科学家、有哪个科研机构站出来承担责任，向公众道歉！他们反而会说，这不是科学的错，是科学的不正当应用造成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不正当应用，只享受荣誉，不承担责任！这样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值得信赖？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可以相信相关科学家的道德吗？我们必须清楚，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环保部的薛达元研究员提出质疑：在目前农业部 58 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其中很多人或者正在申请专利或者是申请通过者，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只有几个人，这样的评估能否公正公平？据报道，国家在转基因育种上将投入三百个亿！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面前，有哪位相关的专业人士，愿意自砸饭碗，砸别人的饭碗，主张转基因弊大于利？转基因好不好，不需要转了才知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历史的、哲学的以及伦理的方式，有所预见。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一旦被成为现实，就意味着，严重的后果已经发生了，并且不可逆。转自田松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da37d0100kjjq.html; 个人分类: 未分类|2353 次阅读|2 个评论

超越科学看转基因问题——从无罪推定到有罪推定: tian2009 2010-8-23 08:48;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7 月 27 日，第 6 版。原题《从无罪推定到有罪推定必须超越科学去看转基因问题》，发表时题为《超越科学看转基因问题》。这里依据原稿，对发表稿做了补充和调整。如引用，请以发表稿为准。发表稿《中国社会科学报》相关版面链接（ 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paper.aspx?id=1000113 ），人民网全文链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354248.html）超越科学看转基因问题从无罪推定到有罪推定田松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说法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科学依然拥有很高的话语地位。人们遇事总喜欢求助于科学依据。转基因的支持者乃至普通大众都会要求反对者拿出证明转基因有害的科学依据。同样，反对者也要求支持者拿出足以证明转基因无害的科学依据。支持者的辩护理由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证明转基因有害的科学依据。尚未发现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永不发现。但现实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如果暂时没有发现有害，就假设是无害的，就可以应用，等发现有害再说。这与科学主义的一个基本预设相一致：科学的负面效应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即便不可避免，也能并且只能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得到解决。常用的说法是，不能因可能的负面效应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向被等同于社会的进步。这种态度，仿照法律术语，可称之为无罪推定。然而，如果以这种态度对待科学技术，人类就只能甘于做事后诸葛，不能在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尚未发生的时候加以制止。的确，在新技术诞生之初，人们很难发现论证其有害的科学依据。最简单的原因是负面效应的呈现需要时间。一项技术，发明人是为了它的好处，才把它发明出来的。必然是好处考虑得多，也总会尽可能地避免一下子就能想到的坏处。所以，一项新技术，好处是容易看到的，坏处则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比如四环素长期服用会导致四环素牙，很多人都是在经过了十多年，深受其害之后才认识到的。化肥之导致土地板结、地下水污染也是这样。更复杂的原因则是其中牵涉的利益问题。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已不是纯粹的认知体系，还牵涉巨大的利益。对科学家来说，除了荣誉、地位等相对抽象的利益，还有具体的经济利益，比如课题、专利，以及直接的高技术产品的利润等。科学共同体不仅是知识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利益共同体。在转基因育种方面，中国政府拟投入 300 个亿，这笔巨大的经费，每一个相关的、擦边的科研机构都会努力分一杯羹。这些科研机构及其科学家强调转基因的好处，淡化或者否对转基因的潜在危险，简直是太自然不过了。谁愿意站出来宣称转基因不好，砸自己饭碗，砸别人饭碗呢？即使有个别科学家依然有小科学时代的纯真情怀，有一说一，表达否定性的意见，也会迅速被边缘化。美国作家恩道尔在其《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下面引文出自该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普兹泰是英国苏格兰罗威特研究所的资深转基因专家。 1995 年，在孟山都公司向美国和阿根廷农民推广其商业性的转基因大豆种子之前，苏格兰农业、环境和渔业办公室与罗威特研究所签订一项协议，要求该所提供一套科学检验方法的准则，以便政府管理部门今后在进行转基因农作物的风险评估时使用。此项目由普兹泰担纲负责。普兹泰在实验中发现，食用转基因马铃薯超过 110 天的小白鼠，体型和体重、肝脏和心脏比食用正常马铃薯的老鼠明显小很多，免疫系统更脆弱，甚至脑部也小得多。 1998 年 8 月，普兹泰在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中报告了他的结论，指出：作为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家，我认为把人类当作小白鼠一样来做实验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并宣称，他自己不会食用转基因食品。然而，不到 48 小时，这位 68 岁的研究员接到通知说他的合同不会续签了。他和他的夫人一位也是为罗威特研究所工作了 13 年的很有威望的研究员一起卷铺盖走人了。而且，普兹泰被告知不得向媒体透露任何关于他的研究的信息，否则会连养老金也保不住。他的研究论文都被没收并束之高阁，研究所不许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成员交流，否则将诉诸法律。这支研究团队也随之解散了，他的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都被更换了。恩道尔在书中指出，普兹泰的被解雇，与美国孟山都公司重重施压有莫大的关系。由于转基因作物后面存在巨大的利益，那些论证转基因无害的科学依据更容易被生产出来，也更容易得到传播。相反，论证转基因有害的科学依据，在其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各个方面，都会受到与这一利益相关的实体的顽强抵抗。此外，由于大多数转基因研究者都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转基因的利益共同体，反对者的主体主要来自其它学术领域，这使论证转基因有害的科学知识在其生产上就先天不足。所以，在一项新技术付诸应用之前，要求其反对者提供反对的科学依据是强人所难。如果一定要以科学依据为最高标准，则对于转基因问题，最终必然只有转基因的科研共同体才有发言权。而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就只能听之任之。因此，要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有预先的防范，则必须超越科学依据，采用其他依据如哲学的、历史的依据进行判断。经过了不到一百年的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进入风险社会。这种风险是现代技术的内在属性。强有力的现代技术来自基于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数理科学，在具体应用中，总是与自然相抗衡，通过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实现其对自然的强有力的控制，这本身已经对总体生态构成了破坏。大自然并不会甘于被控制，于是总体看来，现代技术短期可控，局部可控，但不能保证长期可控，总体可控。前者如化肥、四环素，后者如氟利昂。刚刚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也是一例。氟利昂自 1930 年前后被发明出来并用作制冷剂以来，一直受到普遍的赞美和欢呼，人们也安于享受冰箱、空调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直到 1974 年，人类才发现它会破坏臭氧层。这个负面效果是氟利昂的发明人小托马斯米基利绝对想不到的！当时欢呼的人们，谁会把家里的空调与臭氧层的空洞联系起来呢！因此，为了避免转基因一类新技术的危害，我们应超越科学，用哲学的、历史的眼光加以分析，将对科学技术的无罪推定原则，转换为有罪推定原则。或者说，举证倒置！由科学家来提供证明其无害的科学依据，而不是由质疑者提供证明其有害的科学依据。 2010 年 6 月 19 日 2010 年 6 月 20 日北京向阳小院; 个人分类: 工业文明批判|2695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科学很疯狂，“科学共同体”的集团利益需要关注。: pkustm 2010-8-1 11:10; 由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家也有着崇高的形象，近些年又有了院士崇拜，媒体希望院士对一切社会问题进行判断。然而，我的同行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早就说过：一来，专家的知识面非常狭隘；二来，专家常常有利益牵涉于其中。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在其新作《科学的生活，一个现代后职业的道德史》（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中论证，科学已经由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科学家的道德并不高于常人，科学家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其知识欺骗公众。原文： http://www.csc.pku.edu.cn/art.php?type=1sid=4046 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田松发表于《读书》2010年第7期，pp.57-66，发表时题为《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原稿。如引用，请采用《读书》的发表稿。天行有常，逆之不祥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田松二〇〇九年底，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很快引发了一场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今年三月十日，一些学者发布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我是第一批签名人之一。呼吁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支持的很多，反对的也不少。最常见的指责是：这些人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学者，没有一个转基因专家，因此，他们的建议没有价值。的确，在发起者中，只有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不过他的专业是生态学。那么，作为人文学者，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对转基因问题作出判断！转基因的支持者宣称，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言下之意，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把专业范围无限缩小从事生态学的不懂转基因，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动物的不懂转基因粮食，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西红柿的不懂转基因水稻，没有发言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有他们自己拥有发言权。于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然而，转基因问题到底有多大成分是科学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征求专家的意见，都有谁是专家？我们的呼吁书提出了四点理由：一、中国并不拥有转基因主粮的核心专利，根据他国教训，我们将会受制于人；二、转基因作物并不能提高产量；三、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对生态环境有潜在危害；四、主粮问题涉及国计民生，子孙后代，公众有知情权。四点理由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第一点关乎专利之有无及其后果，这可以是个经济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或者国际战略问题，但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三点涉及两个方面。一个关乎人，转基因食物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后果，这是个医学问题。另一个关乎生态，转基因作物进入大田，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个生态学问题。都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四点是公民权利问题，完全不是科学问题。回过头来说第二点，转基因作物能否提高产量？初看起来，是个转基因技术问题。然而，转基因种子专家或许知道转基因作物的产量，但是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则未必能给出专业而诚恳的判断。蒋高明指出，提高产量的因素很复杂，种子仅是其中之一。另外，所谓提高，是个相对量。比如关于生态农业的产量和效益，蒋高明更有发言权。而关于哈尼族的梯田水稻，哈尼人更有发言权。所以，就产量的提高而言，转基因种子家也不是唯一的专家。主粮作物的转基因研究及种植涉及政治、经济、国家战略，涉及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如果我们强调专家的观点和判断，那么，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唯一的专家，也不是最重要的专家。目前，转基因作物支持者的主要理由如下：一、能够使粮食增产；二、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三、与杂交作物只有量的差异；四、与传统作物实质等同，所以对人不应该有害；五、对生态的影响目前尚不能证明；六、转基因是科学，科学无禁区转基因好不好，转了才知道。对于这类问题，人们本能的反应是寻找科学依据，在科学具有强势话语地位的今天，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思维惯性。而作为不懂科学的普通人，作为山那边的外行人，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正反双方的科学家用数据和论文过招，给我们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只有接受的义务，不被认为有质疑的能力和权利。然而，人们所期待的，专业内部的正反双方公平辩论追求真理的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因为赞同转基因，是转基因研究者的前提如果转基因不好，怎么会去研究它！即使偶有反对者，只要对投票的专家进行选择，总会达成高度一致的科学共识。这在科学活动的具体操作中，尤其是大项目大工程的运作中，屡见不鲜。刘华杰教授的学妖理论对此有精彩的分析。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能够超越具体的专业的科学论证，让更多的人，对于对转基因问题以及类似的科学问题，获得判断的能力。我的判断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历史的，一是哲学的。我必须强调，在这两方面，我是专业人士。历史可以提供一种方法，让不懂科学的普通人做出自主的判断。比如说中西医问题，从历史依据的角度看，两千多年的中医就有了巨大的合理性；而立基于解剖学、生理学等准数理科学的西医，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依据。再比如垃圾问题，一旦采用历史依据，就会有简明直接而与庸常之见相反的结论：当下的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而垃圾问题比二十年前严重得多；同样，二十年后的技术水平也会比今天高出很多，我怎么能够相信，二十年后的垃圾问题会比今天弱呢？所以，垃圾问题不可能单纯地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对于转基因问题，我们也可以审视它的历史渊源，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判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度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研究机构引进了美国农学家培育出来的高产小麦和水稻，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机械化灌溉等新的农业形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迅速实现了粮食自足，甚至成为粮食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同时也在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发生。初看起来，增产的粮食完全是凭空而来的，是技术进步的赐予。科学家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在墨西哥培育了高产小麦的美国植物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1914-2008）还获得了一九七〇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工业化农业被赋予了先进、现代化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世界迅速蔓延。然而，三十年后，严重的后果出现了。土地板结，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作物物种日趋单一，农田周边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传统农作物与本地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昆虫、鸟、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坏。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在增长，产量却在下降。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指出，所谓的增产是从别处偷来的。一旦考虑到耕种作物的总产量，产量的增加就不复存在。??小麦或玉米的收成增加其实就是借助窃夺农畜和土壤生物的食物得来的。由于农畜和蚯蚓是粮食生产的搭档，窃夺了它们的粮食，就不可能长期维持粮食的产量，也就意味着暂时的收成增加并非是可持续的。（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十二页）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规模引进工业化农业。虽然晚了十几年，也已经表现出同样的后果。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农田与周边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工业化农业则割裂了农作物与周边环境的关联，使之成为本地生态的异类。农作物所依靠的化肥、农药，以及灌溉抽取的地下水，都来自本地生态之外。粮食，作为工业化农业的产品，也注定和其它工业产品一样，会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转基因作物是工业化农业的延续和发展，是工业化农业的更精致的形态。按照历史的逻辑，更高的技术要求更精致的人工系统，则必然会造成与本地生态更严重的对立。这样，基于工业文明的历史，基于工业化农业的历史，我已经能够对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生态问题加以判断。绿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布劳格先生不愿承认绿色革命是一场失败，然而，他又认为，人类需要更多的粮食，所以要发动第二次绿色革命全面推广转基因种子！事情的诡异之处就在这里。科学家常常许诺，他们将会发明某种技术来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某个问题，然而，我们当下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的技术所导致的。基于历史，我怎么能够信任，这个新技术不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新技术的支持者常常说，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出了问题，还会有更高的技术来解决。于是，人工的技术系统就像叠罗汉一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危险。这正是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技术绑架了社会！工业化农业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我的专业科学哲学的视角，也可以做出解释。这里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还原论，一个是大自然的实验室化。我们现在对于自然的基本理解来自于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牛顿范式的经典物理学。在这种观念下，自然如同一架精致的钟表，是一堆物质的集合，而不是生命（机械论）；这个钟表可以拆卸，可以重新组装，可以替换其中的某个零件而对整体不产生影响（还原论）；进而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每一个齿轮的大小，掌握了齿轮之间的链接关系，就可以彻底把握钟表的运行（决定论）。所以人们相信，科学能够对物质世界进行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和预言。然而，自然并非是可以任人拆分的机器，事物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联。数理科学必然对自然要进行高度的简化：要忽略空气阻力、忽略摩擦力、忽略滑轮的质量??才能得到简明可解的方程。经典物理相信，小量只能产生小的结果，所以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混沌理论指出，小的原因在经过长期累积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这就是蝴蝶效应，其形象表述是：一个蝴蝶在天安门广场煽动翅膀，会导致纽约下个月发生一场大风暴。对于自然系统的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科学自身对还原论的经典科学范式进行了否定。关于混沌理论，科幻现实主义大师迈克尔克莱顿在其小说《侏罗纪公园》中有精彩的阐释，在斯皮尔伯格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转基因技术也是这种还原论科学的产物。按照基因理论，生物的一切遗传特征都被染色体上的基因忠实地记录着。基因专家把染色体上分成一个个片断，把这些片断命名为基因，并相信，他们能够知道每一个基因所执行的功能，并且，只具有这个功能。如同汽车，每个零件有其特定的功能，且只有这个功能。所谓转基因就是把生物乙的染色体片断（基因）切下来，插入到生物甲的染色体之中，使得生物甲具有生物乙的那种基因的功能。比如这次被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就是把苏云金芽孢杆菌（Bt为其英文Bacillust huringiensis的缩写）中的一段基因（Bt融合型杀虫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之中。因为Bt菌中含有一种Bt蛋白，鳞翅目昆虫（水稻的天敌螟虫属于此类）一旦吃到，就会死掉。转了Bt基因的水稻也能够产生Bt蛋白，就能够防治螟虫。相当于水稻自己能够分泌农药，从而减少了农药用量。接受了还原论自然观的人们会相信，这无非是让水稻增加了一种功能，不会引起其它变化。就像汽车里装上了空调，只是使汽车多了一项致冷的功能，不会影响其它功能。但是生命并不是机器。中国人相信相生相克，不同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即使汽车，在引入空调之后，也会发生整体上的改变，比如汽车的自重、用电功率会有变化；原来驱动车轮的力量有一部分用在空调上，会使车速控制有所变化；还要重新设计车体，留出空调的位置??而越是精密设计的装置，越不容易引入新的部件。生物体是大自然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演化而成的，比人类设计的任何机器要精巧得多。人类试图对生物进行改造，注定的短视的。转基因生物跨越了物种之间的生殖间隔，是大自然自身无法产生的。这种陌生的生物会对人体、对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完全是其设计者所不能掌控，无法想象的。人类与其食物是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人类与水稻、麦子、玉米，都经过了漫长的适应过程，相互选择，相互改造。人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传统社会，一个人到达异乡，会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食物都会不适，更何况是前所未有的人造生物！人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慌，这不是由于无知，而是动物的自我保护本能连动物不会轻易接受一种新的食物。而农民早就意识到，化肥、农药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传统粮食好吃。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他说，作为一个受过化学教育的人，他不认为转基因粮食与普通粮食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转基因支持者所主张的实质等同原则。这种原则只有在还原论的营养学下才能成立。现代营养学把食物还原为营养素，不同的食物无非是各种营养素含量不同，从而抹去了食物之间的质的差异。传统食物和加工食品之间、转基因作物和普通粮食之间，自然也没有质的差异。然而，所谓等同，必然要忽略一些小量才能达到。但就是这些小量，导致了彼此间的重大差异。同是水稻，不同品种的味道有天壤之别，虽然它们实质等同。当时我反驳说：从化学的意义上，人和猴子也是实质等同的，但是有些植物猴子能吃，人不能吃。今年四月，以色列学者阿伽西（Joseph Agassi，1927-）来访，我转述了这段对话，他的回答更加有力：在化学家看来，死人和活人也是实质等同的！只有把人视为机器，把食物视为营养素的集合，才会接受实质等同原则。因而，质疑转基因食品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也是人的权利。转基因的生态风险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说明。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Vintage Books, 1993. 中译本有何道宽翻译之《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中论述到，一个新技术出现后，不是原来的世界加上新技术，而是整个世界围绕新技术重新建构。汽车并不是跑在原来的马车的世界里。汽车最大的附属设施，是公路。随着公路在大地上延伸，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汽车的发明人完全想象不到的。转基因稻，不可能只是多了一项功能的普通水稻。关于转基因的生态风险，最常提到的是基因漂移，被转的基因漂移到周边的野生植物中，从而引起大自然整个生态链条的嬗变。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种植多年，很多当初设计者信誓旦旦不可能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比如，在美国田纳西州，已经有杂草俘获了转基因作物中的抗农药基因，变成了抗农药的超级杂草。转基因作物所许诺的诸多好处，也是不能持久的。比如，中国自一九九七年起大面积种植抗棉铃虫的Bt转基因棉，起初效果很好，但是几年后，原来的次要害虫盲蝽迅速繁殖。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网络版上发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研究员的一项工作，十多年的观察表明，盲蝽数目已经增长了十二倍，杀虫剂用量达到一九九七年前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中国Bt棉的引进是失败的。大自然的实验室化也是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概念。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普适的，但是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知识，科学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最有效的地方是实验室(参见劳斯，《知识与权利：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实验室是充分人工化的自然。在自然条件下，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铁球和一片羽毛同步下落。但是在实验室抽真空的玻璃罩里可以看到。不但在伦敦能看到，在北京也能。我们通常认为，这说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而在劳斯看来，这是因为，北京的实验室就是仿造伦敦的实验室造的。科学的普遍性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会被实验室所加强。而在大自然中，更多的则是橘逾淮则枳的地方性。为了消灭地方性，实现还原论科学及技术的普遍性，工业文明的实际操作是，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刘翔只有标准的塑胶跑道上才是世界冠军。到了我老家的山里，他未必跑得过村里的普通小伙子。刘翔的全部训练，乃至于他肌肉的生长，都是基于塑胶跑道上的奔跑。为了让刘翔在我老家跑得过我的乡亲，必须在我家乡修一个塑胶跑道。为此，先要平整出一块地一动手就会破坏生态；事后，还要付出人力物力加以维护尽可能地把跑道与当地的生态隔离起来，比如不许鸟儿在上面拉屎。与此同时，还要对我的乡亲洗脑，让他们相信，塑胶跑道是文明的、先进的，在山林里跑是野蛮的、落后的，不能与国际接轨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走上塑胶跑道，心甘情愿地输给刘翔！工业化农业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所谓高产种子之所以能够高产，并不是因为它们比本地种子更适合本地的环境，而是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和灌溉，专门制造了适合它们的人工环境相当于为刘翔专修的塑胶跑道！本地的种子，只适应本地的雨雪风霜、四季轮回，根本无福消受化肥和农药就像我的乡亲们，在塑胶跑道上毫无用武之地。转基因作物的所谓高产、防虫、抗旱等功能的实现，也是如此。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必然要干预自然的生态过程；所以工业文明之导致生态危机，是必然的。历史地看，基于还原论科学的现代技术大多具有这两个特点：一，局部有效，整体出问题；二，短期有效，长期出问题。前者如曾经作为高效制冷剂的氟利昂之导致臭氧层空洞，后者如化肥、农药之导致环境污染、土地板结。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在其内部是难以解决的，人类必须走向生态文明。作为工业化农业的高级形态，转基因作物与生态文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和反省，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滋养。中国传统农学一直独步世界，早在工业文明起步之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南京农业大学严火其教授对哈尼族梯田稻作的农史研究表明，传统农业是比工业化农业综合效益更高的生产方式。严火其教授发现，哈尼族拥有一整套与环境相互协调、高度系统化、可持续的稻作方式。哈尼族在稻田里养鱼、养鸭，鱼和鸭具有经济效益，还带来上好的肥料，不用农药、不用化肥，节约了大量成本和劳力，也不会污染环境。传统稻品种繁多，农民自己育种、留种，并有换种习俗保证其种子的多样性和品质。传统稻好吃，工业稻不好吃。传统稻是高杆，稻杆是哈尼族苫房子的原料。虽然产量不如高产稻，但综合效益高出很多。哈尼族的水稻是其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蒋高明基于生态学的农业实践也有类似的结论。蒋高明在其山东平邑的家乡有一个大型生态农业基地。他说：由于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田里生态完整，鸟类、昆虫、蚯蚓，应有尽有。有害虫，但是数量不大，被鸟和青蛙吃掉一部分，剩下的用诱虫灯，抓来虫子喂鸡，这样一来，害虫无害，多多益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有机、生态的传统农业体系被工业化农业所取代，一向被描述为一种进步。传统的耕作方式、传统的农学学理被贴上愚昧落后的标签，而农药、化肥则象征科学与文明修建塑胶跑道的文化障碍就解除了。然而，从资本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呈现出另一种景象。传统农民自给自足，靠天吃饭所靠者唯天而已，对人无所求。这使得资本无处下口。工业化农业则打散了农民的知识体系，割裂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化肥、农药、乃至种子，农民都要从外面购买，资本便可长驱直入。农民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工业化农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费力最多，所得最少。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就如席瓦所说：当一个个小型农场和小农民被推向灭亡，当单一耕种模式替代了多样性的耕种系统，当农耕产业的目标由提供多种富有滋养力的粮食转变成替转基因工程粮种、除草剂和杀虫剂创造市场机会，抢夺收成的现象正随处可见。随着农民由农业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大企业专利农产品的消费者，随着地方市场不断被破坏而全球市场持续扩展,自由贸易的神话和全球经济已经变成了富人窃夺穷人的取食权乃至生存权的一种手段。（《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第5页）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及其技术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我们的缺省配置里，科学拥有完美的形象。科学是求真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云云。然而，工业革命以后，古希腊仰望星空的哲人科学家逐渐被边缘化，能够呼风唤雨、提高生产力的魔法师科学家成为主角。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那些能够使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详见拙文：《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博览群书》，二〇〇八年第七期）张华夏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让我颇感安慰与安全。席瓦的著作也证明了，农业科学家缔造的工业化农业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由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家也有着崇高的形象，近些年又有了院士崇拜，媒体希望院士对一切社会问题进行判断。然而，我的同行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早就说过：一来，专家的知识面非常狭隘；二来，专家常常有利益牵涉于其中。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在其新作《科学的生活，一个现代后职业的道德史》（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中论证，科学已经由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科学家的道德并不高于常人，科学家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其知识欺骗公众。但是，由于科学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同样的道德缺陷，后果更加严重。刘华杰教授问：到底是伪科学的危害大，还是真科学的危害大？臭氧层的空洞、南极的DDT，没有真科学是作不到的。所以，今天，我要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耸人听闻。然而，前鉴不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医生的白衣天使形象、老师的烛光形象，都被消解殆尽。科学家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吗？实际上，近十年来，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十年前，人们开始承认科学技术有负面效应，双刃剑的说法逐渐被接受，科学技术完美无缺注定为人类造福的幻影破灭了。此后，科学家造假、抄袭之类的事件不绝如缕，光环日渐暗淡。教课书上伽利略、布鲁诺等不畏强权、不求私利、坚持真理、探索自然奥秘的神圣形象，与现实生活完全对不上号；钱学森、竺可桢等不计个人金钱名誉，一心科学报国的爱国科学家形象，在现实中也寥寥无几。相反，科学家为了申请课题、申报院士而行贿作伪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乃至于媒体上竟有这样的标题：《58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单公布，剽窃论文者无一当选》（《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月6日）。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底线，已经低得令人齿冷心寒！在二〇〇八年的牛奶三聚氰胺事件中，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都自动隐形，仿佛与己无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海归科学家明知瘦肉精已在欧美遭禁，却依然以此来获取国家课题；他们在实验中同样发现了瘦肉精导致的家畜病变，在课题报告中也矢口不提，反而把瘦肉精作为先进技术在中国推广。（苏岭、温海玲，《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科学家曾因科学的正面效应获得过巨大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土地板结、河流污染、食物中毒之类科学的负面效应出现之后，有哪位科学家、有哪个科研机构站出来承担责任，向公众道歉！他们反而会说，这不是科学的错，是科学的不正当应用造成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不正当应用，只享受荣誉，不承担责任！这样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值得信赖？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可以相信相关科学家的道德吗？我们必须清楚，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环保部的薛达元研究员提出质疑：在目前农业部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其中很多人或者正在申请专利或者是申请通过者，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只有几个人，这样的评估能否公正公平？据报道，国家在转基因育种上将投入三百个亿！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面前，有哪位相关的专业人士，愿意自砸饭碗，砸别人的饭碗，主张转基因弊大于利？转基因好不好，不需要转了才知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历史的、哲学的以及伦理的方式，有所预见。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一旦被成为现实，就意味着，严重的后果已经发生了，并且不可逆。 2010年3月16日 2010年4月6日 2010年4月24日 2010年5月23日北京向阳小院; 个人分类: 科学与社会|314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科学共同体与学术评价: annehuang 2010-1-30 08:51;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 科学的社会研究 - 科学社会学 : 试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共同体与学术评价作者简介: 曾国屏李正风:曾国屏，1953年生，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李正风，1963年生，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加入时间: 2003-08-04 阅读次数： 3024 次试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共同体与学术评价曾国屏李正风（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本文从国家创新系统角度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及其学术评价问题，讨论了传统学术评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而指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学术评价不仅是学理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政策性的。　　关键词：国家创新系统科学共同体学术评价　　中图分类号：G301,N031 文献标识码：A 　　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角度来广义地理解科学共同体，其中不仅包括了作为其基础和核心的公共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还包括政府的科学部和研究理事会、某些企业和其他私营实体及其支撑的基础设施。相应地，科学子系统的运行绩效一方面取决于各个要素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协同。而这两方面，都联系着学术评价问题。一　　在科学社会学中，在讨论学术评价时与科学共同体范畴密切联系。　　科学共同体概念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物理化学家波朗依在与贝尔纳的论战中，抨击了计划科学的观点，力主学术自由、科学自由，进而提出了科学共同体概念。他写道：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使命。他必须在各种体制的结构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每一个人都属于专门化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家的这些不同的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意见，对于每一个科学家个人的研究过程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大体说来，课题的选择和研究工作的实际进行完全是个别科学家的责任；但是对于科学发现权利的承认，是在科学家整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意见的支配之下。这种科学意见主要是非正式地发挥它的力量，但也部分地使用有组织的渠道。　　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希尔斯进一步指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途径开始浮现出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权威，这些权威通过自己的成就按照普遍承认与接受的标准而发生作用，并不需要强迫。　　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使科学共同体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70年代，库恩对科学共同体作了进一步的概括：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不同的共同体总是注意不同的问题，所以超出集团范围进行业务交流就很困难，常常引起误会，勉强进行还会造成严重分歧。　　概观以往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共同体的探讨，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影响到对科学共同体中学术评价问题的认识： 1．科学共同体尽管源于社会学中的共同体范畴，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社会学中，共同体通常指与某一个地域范围相联系的人群，因而往往被作为社区的同义语。然而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却倾向于舍弃其地域的规定性。科学共同体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原则上它是没有国家界限的。在学术科学中，每一个无形学院的成员都是超越国家的。尽管研究课题的资源来自各国政府或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但科学家本身却是世界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国际文职人员或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科学共同体之所以被认为应当舍弃其地域的规定性，其实质上是坚持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在于生产公共知识这样的科学观念，公共知识具有超越国家等地域界限的品性，因而科学共同体可以成为世界性的自治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默顿将之概括为四条：普遍主义、公有主义、不谋私利和有条件的怀疑精神。　　对于这样的公共知识，尽管无法确立绝对的评价标准，但可以找到相对一致的选择准则。比如，库恩概括了五点：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库恩认为，当科学家必须在已有的理论和后起竞争者之间进行选择时，这五种特征具有关键作用。它们连同其它类似的特征，提供了理论选择的全部共同基础。 2．科学共同体具有以专业为基础的分层结构。共同体显然可以分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可成为一个共同体。低一级是各个主要科学专业集团，如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这样重要的共同体，除边缘上的外，都很容易确定。只要根据它的最高课题、专业团体的成员情况和所读期刊，一般就够了。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集团：有机化学家甚至蛋白质化学家、固态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射电天文学家等等。科学共同体上述分层最根本的基础是专业一致，库恩把这种基础称为专业母体。在专业内部，由于接受相似的教育，研究相同的问题，阅读共同的文献，因而易于交流，而在不同专业的共同体之间的沟通却存在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交流的。　　由于科学共同体的分层以专业母体为基础，因此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学术评价主要是在专业内部完成的，即学术评价主要用于解决专业内部的问题，如专业内特定理论的评判以及对于不同理论的选择等。 3．科学共同体中学术标准的运用主要指向共同体成员特定研究活动之后的成果评判，而不指向研究活动发生之前或发生过程中的预评判。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的价值体系强调科学知识的公用性质，但仍然有推动科学家生产这种公用的科学知识的科学奖励制度，在该奖励制度中，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中，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要求得到承认确实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承认是作为研究者个人知识的研究成果被纳入公共知识系统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也是科学社会学中所强调的运用学术标准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发生于科学家个人的研究行为已经完成之后。　　从国家创新系统角度重新审视科学共同体及其学术评价，传统的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二　　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角度看，科学社会学舍弃科学共同体地域规定性的做法，不具备充分的根据。　　第一，科学共同体的使命：不仅服务于人类利益，而且服务于国家利益。生产公共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的任务之一，但不是科学共同体的任务的全部。科学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科学体制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决不单纯由增进公共知识存量这种动机所推动，科学体制化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知识的生产而服务于创造和积累财富并改善人们生活。这种目标设计使政府或企业成为推进科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但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可能使这种目标设计无阻碍地惠及全人类。如果说在公共知识转向现实财富的过程缓慢/ 路径模糊，国家间或企业间的竞争主要在应用研究领域展开时，政府或企业尚缺乏阻止公共知识自由溢出的足够热情的话，那么，在这种转化周期明显缩短、竞争明显前移到基础知识生产阶段时，政府或企业便开始充分强调科学研究与国家或企业利益之间的关联了。二战之后，美国始终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措施。图1 从经费比例的角度，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研究在RD中的份额的变化。图中较细曲线是根据实际数据作出的，较粗曲线是对真实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处理后的趋势曲线。由图可见，美国基础研究的比重有两次较大的上升，整个60年代的不断上升的实质是应对原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所代表的挑战，而90年代以来的再一次持续上升则是对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新时代挑战的应答。这就是美国对国家面临重大挑战时，如何更好地发挥科学系统、基础研究的作用的方式。来源∶NSF. National Patterns of RD1995(注∶1995年为估计值) 　　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科学与国家利益》的报告，更充分表明了科学共同体与国家这一地域性范畴之间的相关性。该报告不但强调把增进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而且要求美国科学界在继续充满活力地探索科学知识新领域的同时，保证在实现国家目标时付出更大的努力。　　美国最近的动向又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美国人应答国家面临重大挑战的方式。199 8年9月，美国国会科学委员会向国会提供了一份长达百页的题为《开发我们的未来》的重要报告，报告中所提建议的第一条就是∶为了保持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国会应将稳定而持续地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1998年10月初，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联邦研究投资法案，规定到2010年美国民用研究预算要翻一番。　　显然，与强调超越地域范畴的传统的科学共同体概念相比较，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学术评价将更加突出科学活动与国家目标、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第二，科学共同体的生长：不仅遵循科学系统演变的客观规律，而且受到国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境况的制约。科学共同体的生长既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关系，同时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说前者作为一种认识结构而更多地展示出非地域性的普遍性，后者则更多地展示出地域性的特殊性。　　这种地域性的特殊性有多方面的表现：①历史的文化传统和区域的资源禀赋不但会影响科学的观念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生长速度，而且会影响科学活动侧重点的选择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生长方向；②特定时期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但会使国家范围内科学共同体在总体价值取向上具有特异性，而且会强烈地影响科学共同体中的力量分布状况；③ 现实经济发展水平更会成为制约科学共同体发展的一种客观约束力量。上述各种特殊性，使得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子系统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家的印记。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地域性的印记往往提供着一国科学子系统在整个科学共同体中的特殊价值，使科学共同体具备了多元互补性。充分注意这种互补性已成为各国制订科技政策的依据之一。如美国不仅在本国科技统计、科技评价和科学活动的计量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而且非常关注对其它国家科技活动的统计分析，其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考察这些国家会在哪些领域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或提供帮助。　　科学共同体的地域性特点，对科学共同体中的学术评价将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学共同体在进行学术评价时的不公正现象，如马太效应和权威效应等，也会表现在地域侧面，如表现在国家层次上。这些不公正现象往往导致国际标准被优势国家的地域性标准所取代，也会使劣势国家的某些新路径的高水平研究难以获得承认。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情况，国际承认往往并不等于国际水平。三　　传统科学社会学中所讨论的学术评价主要局限于专业或学科内部。这种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范式或专业母体为基础，范式或专业母体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语言以及传统上的差异，因而造成交流和沟通上的障碍和困难，甚至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相对来讲，专业内部或学科内部的评价可以回避这一困难，而使学术评价更趋可靠。　　然而尽管这种评价有这种合理性，但仅仅立足于这种专业成员内部或学科内部的评价，却是无法满足建设国家创新系统的现实需要的。事实上，如果把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子系统视为地域性的科学共同体，那么这种共同体的存在在本质上已经超越了专业或学科的界限。国家范围内科学资源的集成和分配必然地不仅涉及到同一学科中的不同专业，或同一专业中的不同方向，而且将涉及到不同的学科。　　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目的旨在以最优的方式配置国家范围内的科技资源,，以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专业或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间的选择，而是专业之间或学科之间在优先发展上的选择。即它试图解决的不仅是专业内或学科内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了专业间或学科间问题。这种解决不再回避专业或学科之间在交流和比较上的困难，而是要克服这个困难，这使得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学术评价不仅是学理性的问题，而且是社会性的，政策性的问题。　　这种学科间评价，应当确定国家重点发展哪些学科，在学科中的哪些领域力求突破。应明确扶持哪些薄弱学科，在哪些方向进行紧密的追踪研究，以图适时地实现超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应当以全面而准确的学术评价为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学术评价便无法像以往的科学社会学评价所设想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相反，它是同社会评价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敏锐的科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结合的必要，如美国科学家温伯格便以研究科学各分支学派和领域的优先权为目的，建立了一套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评估准则。他认为，人们需要对以下问题做出判断：（1）这项科研在潜在应用方面具有巨大社会价值吗？（2）此项科研对现存的或提议的技术能带来相当显明的改进吗？（3）这一领域的发展对科学的其它领域有重要后果吗？（4）此项科研已经成熟到足以开发的程度吗？（5）在那个领域有有益的事情要做吗？（6）这个课题并不陈腐且未超负荷吗？（7）存在此项科学研究可以利用的优秀人才吗？　　在阿尔文温伯格(A﹒W﹒Weinberg)看来，上述问题（1）－（3）涉及到选择的外部标准，问题（4）－（7）涉及到选择的内部标准。内部标准旨在从学科（领域）发展的自身出发，评定各学科（领域）在新问题方面具有的前景、潜力和成熟程度，以及该学科（领域）在人力方面具有的基础。外部标准则试图评价各学科（领域）发展对其他学科的支持作用以及对解决技术和人类问题的影响。而是否注意到这种结合，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绩效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正面的例证可见于美国NSF的发展。美国科学基金会是美国基础研究的重要资助者，但对基础研究的推动并未游离于经济和社会目标之外。如20世纪60年代NSF受到企业界的抨击，认为NSF不重视应用研究和工程发展，并且国会也要求NSF反映企业界的利益和需要，于是从1969-1977年实施了RANN计划（应用于国家需要的研究计划），最后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工程科学局；二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卫生部医学研究的加强，相应地，美国NSF撤消医学研究局，加强对其他科学研究的资助；三是到了70年代、80年代，由于高技术产业，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信息科学发展的需要和工程发展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NSF相继设立计信息科学局、工程科学局。由此可见，美国NSF试图实现学科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结合与互动的努力。　　相反，英国在基础性研究领域长期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这一政策使其科学共同体的生长较多地受制于内部固有的系统惯性，突出研究的国际目标，而忽视了研究的国家目标，因而妨碍了有限资源流向那些从国家利益出发希望发展的科学领域，或流向科研效率较高但还尚未在国家科学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有效发言权的科研组织和个体。许多政策分析家认为，这种科学政策所固有的学术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分离，是造成英国工业衰退、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学术评价的对象看，以往科学社会学所强调的学术评价主要针对科学研究完成后的成果评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人们关注的多是小科学的科学研究活动。这种科学活动在课题方向的选择上受个人兴趣的驱动，在研究资源的获得上对社会的依赖性小，这种研究被称之为自由研究，在科学研究活动完成之前，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行为，无须社会通过专门的评价活动予以约束或规范。相应地，评价主要作为个人认识获得的社会承认的必经程序而发生在成果完成之后。应当说，在国家创新系统中，这种评价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赋予科学共同体社会成员以社会承认并对之进行激励的重要手段，是科学子系统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之一。然而，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学术评价，却不能仅仅局限于这种成果评价的范围。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起源看，可以认定是大科学时代的产物，是科学体制化进入到国家建制和跨国家建制层面并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大科学的概念源于普赖斯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小科学与大科学》，对这种大科学内涵，温伯格曾做过这样的概括：科学变成为庞大的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是指，现代科学的许多活动核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或空间研究要求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和专业人员的巨大队伍。另一方面，科学事业，小科学和大科学两者，都在爆炸式的增长，并且变得非常复杂。显然，大科学要求有高度精密的仪器、庞大的人员队伍，即大科学必然伴随着不断的技术升级和成本升级，而这意味着组织管理、能源和物质供应、技术等各种问题和同时出现。这将使科研活动与社会资源之间的矛盾空前地尖锐起来，也将使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大科学对社会资源的高强度需求和依赖，以及对科学研究投入高回报率的不懈追求，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科学中学术评价方式。可以说，在大科学唐运作方式中，有限的科研经费、人员以及设施等科学资源与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合理分配和适时调整，是提高科学研究整体效率和科学质量的关键所在。要解决这个分配和适时调整问题，学术评价不但要指向学科与学科、专业与专业之间，而且应该贯穿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始终。如果说在自由研究的小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评价主要聚焦于作为输出的成果，那么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大科学运行方式中，学术评价是基于全过程的，不凡最终体现为对输出的研究成果的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对输入的研究前的预测评价，以及对输入最大效率地转化为输出的研究中的过程评价。有理由认为，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只有这种基于全过程的学术评价，才能全面的描述人们的创新行为，才能对创新活动的绩效与趋向，以及创新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充分有效的动态刻划。文献： ----------------------------------------------------------------------------- --- 曾国屏，李正风主编．世界各国创新系统．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杨宏进、薛澜译.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 .19 转自刘王君王君．．科学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68；171 同上，171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2 齐曼.元科学导论.刘君君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50-251 同⑤,316 同⑤，292 J. R. Cole J. S. Col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 .Chicago: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45 克林顿，戈尔．科学与国家利益．曾国屏，王蒲生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Unlocking Our Future----Toward a New Nationa l Science Policy. Sept. 24, 1998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Bulletin of Science Policy News. No. 1 43: Oct. 21, 1998 同⑥，230－231 同③， Trial on Science Community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Zeng Guoping, Li Zhengfeng (Center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 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cience community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points out further that it is not only academic but also social and policy relevancy. 　　Keyword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cience Community, Academic Evaluat ion 引用地址： http://hps.phil.pku.edu.cn/viewarticle.php?sid=689st=0; 个人分类: 科学计量学与科技评估|1936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的陷阱: 热度 1 wuyuefeng 2010-1-28 15:24; 我们生活在一个歌舞升平的繁荣时代，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科学时代，在享受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丰富物质时，也触及到环境资源等问题；但目前所见或许仅是危机的冰山一角，科学的光芒掩盖了它的黑点，而科学的陷阱本身又是如此隐蔽。只有思考科学的本质，了解科学和科学家的成长历史，我们才能揭示科学内在的固有缺陷；而以文明与人文的视角看待科学对人类与个体的影响，则更有利于我们认清人与科学的关系。本文以科学的陷阱为题，意在唤起大众对科学的警觉。科学的本质，科学真理要认识科学的本质，我们又要先回到一个老话题上科学是什么？《大英百科全书》说，科学是任何涉及自然界及其现象和无偏向的观察与系统实验的知识系统。一般说来 , 一门科学是牵涉到对所概括的普遍真理知识或对基本规律运作的探求。（ Science, any system of knowledge that is concern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and its phenomena and that entails unbiased observations and systematic experimentation. In general, a science involves a pursuit of knowledge covering general truths or the operations of fundamental laws. ）《辞海》的表述是：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社会经验的总结，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现代汉语词典》对科学的解释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上面对科学的三种定义试图通过概括来归纳出科学这样一个名词性质的概念，而且该概念往往给人一种科学是完备无缺的感觉，以及科学等同于真理的错觉。但是这个概念并不能给出科学的本质，因为它是静态的，强调的是一种现实生活中观察不到的抽象的知识体系。与此相对，科学本身还含有作为动词的内涵，即人们接触最多的科学活动（科研活动），在这一点上，《大英百科全书》在定义科学时概括了科学探求在内，相对而言更全面。而有别于以上两种方式，我们其实还可以有第三种定义：从科学活动过程的角度来看，可以简单地称科学为追求真理的过程。这是一种描述性的定义，或许读者会质疑引入过程这个词的不严谨，但是该定义将科学和真理直接相连有两大优点：首先，它指出科学求真的本质，科学本质中最易被人接受的一面；其次，定义指出科学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这意味着科学是一系列的包括成功和失败的探索活动，其中便隐含了科学中容错的本质。总之，科学真理，科学是逼近真理的过程。而科学的容错性本质，意味着探索求真之路上风险必然存在，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科学本身的固有缺陷。在放大科学本质中的求真性，或者无视科学本身的容错性时，缺陷就可能成为人类认知过程中的陷阱，而这正是大众所常犯的观念错误。科学的历史与端倪科学（包括技术在内的广义科学）所以能给人类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来源于近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辉煌历史，以及科技为人类创造的空前巨大的物质财富。这些成就一方面奠定了科学在大众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乐观。简要概括如下，起源于 16 世纪的近代科学，经过 17 、 18 世纪的生根发展， 19 世纪的大爆发，至 20 世纪初已基本定型，结合三次工业革命，科技将其巨大的力量转换成了生产力。在这 400 多年的科学时代里，处于自由探索时期的人们不断尝到科学进步带来的甜头，满怀信心而又充满期待地推动科学进步。然后进入 20 世纪，问题出现了：大规模使用的 DDT 对生物圈的破坏；氟利昂对大气圈的破坏；石油危机和其他环境污染等等。一直以来对科学深信不疑的人们震惊了，原来解决问题的科学也在制造着问题，而科学的陷阱是人类自己挖的，只是当时未能察觉到罢了。当人们在陶醉于梦想科学的美好未来时，忽视了一点科学本身并不具有力量，而只有当其运用于改造物质时才具有力量，三次工业革命都是有其物质条件的。第一次蒸汽技术革命需要的是煤和铁等矿产，第二次电力技术革命消耗大量的金属矿藏，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革命也仍然需要大量的不可再生矿藏。不幸的是，如果以现在的资源消耗速度发展下去，绝大多数的不可再生矿藏资源将在 21 世纪耗竭。这就警示人类：科学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物质条件，科学甚至是无能的。于是，科学发展动力中源自人类梦想的力量成分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身处困境中人类的危机感在推动着科学之轮向前。这也意味着科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处且称其为新科学时代。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虽然科学与技术相辅相成，但是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而在新科学时代，通过技术的融合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将成为科学进步的主要特征（因为在现代，科学大厦已基本定型）。如果说近代科学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那么新科学时代解决的将是人类文明的生存问题或者称为填补近代科学探索途中所留下的陷阱，诸如环境能源等问题，而近年来出现的绿色化学便具有这样的时代背景。科学家的立场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初，科学在生产中的力量还未显现之时，处于自由探索时代的科学家，往往很少刻意追求科学带给人类的物质利益，他们更看重的是科学对人类思想的启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例如牛顿探索自然哲学）以及人生境界的提升（非常类似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论）。爱因斯坦于 1918 年 4 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麦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中将科学家追求科学的动机分为三类：追求智力上的快感、追求纯粹功利目的以及追求真理，致力于科学中普遍问题的科学家，其中第三类人便往往是自由探索时期那些伟大科学家的集合。爱因斯坦的话留给大众对科学家崇高的印象，但是他的话也是有背景限制的。具体而言，爱因斯坦眼中的科学更近乎理论科学原理，很少包括技术在内的科学，因此它本身并不具有巨大的生产力；而他所认为追求纯粹功利目的的科学家也并非指应用领域内那些将科学技术转换成生产力为人类创造利益的科技工作者。可以说，自由探索时期的科学家就像是科学疆域里的游侠骑士，虽互有联系，但更多的还是在科学领域里各自东突西闯；他们是人类中理性成熟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但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的立场还不突出。但到了大科学时代，情况发生改变。随着各门学科走向成熟，同一领域内的科学家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共同体不断强化，而在社会中任何形式的团体的形成也意味着内部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追求，科学共同体也不例外；于是科学共同体开始具有了自身的立场，在共同体和社会大众（共同体外之人）之间有着天然的间隔，而这一点往往会是大众所忽视的。关于立场分歧问题，从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问题上就可以看出。 2008 年 9 月 10 日，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要开展对撞试验。对此，一些欧洲科学界人士声称， LHC 能产生危险的粒子或者微型黑洞，从而毁灭整个地球。他们甚至到法院起诉资助该项目的 20 个欧洲国家，要求停止或推迟这个项目。而专家表示，这些反对者的意见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此处且不论及到底黑洞是否会产生，又或者地球是否可能因对撞实验而毁灭。我们都知道科学发现的过程往往是要冒风险的，甚至于科学家为了真理而献出生命。但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尴尬的境地：如果科学共同体的追求需要让世人背负世界毁灭的风险时（即便那风险微乎其微），科学共同体会怎么办，世人又该如何表态。更可怕的是立场的分歧还可能会导致信任危机，共同体又该如何面对。例如，最近的气候门事件便暴露了这个问题，尽管科学家可以通过强调责任与道德来约束自己，但是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改变共同体的立场和利益，社会对共同体的约束必须重视。科学与文明此处所提及的文明特指在经济基础上的宗教、政治、艺术、伦理道德等社会中的上层建筑（科学除外）。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在改造自然时获得了巨大生产力，然而手握着科学之刃的人类，在心中并没有可以合适驾驭这股力量的文明之智。这并不难理解，科学走太快了，文明没跟上。 20 世纪初，经过二次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空前膨胀，终于在 1914 年和 1939 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二战末美国在日本所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则更将失衡下科技所带给人类的巨大破坏力展现无遗。那么文明到底在哪里落后了呢 ? 一般而言，科技所推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的形态，当然也包括了上层建筑中的文明，而生产力又是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倘若按此逻辑，文明和科技本应同步才对。问题便在于，此处所涉及的社会，对应的只是一个国家。诚然国家内部可能有针对科技而采取诸如法律、道德规范的约束，但在当时国际上，国家之间的相互评价以及意识形态还未有共识（这时候的国家就像是地球村里一个个充满力量的年轻人，很自信，也不怎么懂得尊重别人，更是以能欺负他人为傲，总之当时村子里根本没有文明可言。）因此，失衡的力量最有可能在国家之间爆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的文明伴随着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而发展和完善，渐渐负起制约力量的责任。在最近几十年里，温室效应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科学又一次将人类推到危机边缘。不久前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国家间的讨论也像极了地球村村民间的讨价还价，岛国村民面对无家可归的困境，富国村民又是否会收留他呢？地球村村民间是否能相互信任合作呢？在这竞争激烈的地球村里，村民的过去充满了恩恩怨怨，未来又会如何？这或许将是一场对人性的考验，但愿这场危机会成为国际文明发展的重要机遇。科学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力量的同时也制造着危机，而人类社会的文明在制约着科学之力的使用，同时在危机中又不断拓展完善，进入新的阶段。人的科学化和人的物化在社会学中，立场一词往往成为政治概念，代表着一定的阶级立场；此外，从表面词义理解的话，则为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或称立足点。在认识客观世界时，我们既可以站在人的角度来进行静态观察，也能拟身成外界客观世界来理解其运动发展。如果把前者运用的意识称为本体意识则后者运用了客体意识。（对于动物而言，在观察时往往以自身本体为出发点，它们只能够进行静态的观察；而人类在使用客体意识的过程中就不自觉地运用了抽象模型的能力，因此可以预测事物的运动，这也是理性思维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物理学中，常用的假象实验便源于此。）尽管从生物进化历史来看，客体意识可能更高级，但是本体意识在生物体自我感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人的科学化便是人对客体意识的不断强化过程。而人的物化则是在强化客体意识的同时，不断削弱人的本体意识。人被物化的表现在于，强调精神智力而轻视人类身体的重要性，比如凭个人好恶对身体器官的割舍或者是改造（整容），以及怀有将身体作为实验材料的观念。人的物化对人体会有副作用，原因如下：人脑在客体意识强化、本体意识削弱的过程中，对于身体所受的刺激变得不敏感，将无法快速应对环境刺激，置身体于危险境地。长此以往，则会造成精神与身体的分离，外观上往往表现为出神，这与祖国医学（例如《黄帝内经》）中强调守神养生的主张是相反的，对生命会造成伤害。原始基督宗教将灵魂分作灵 ( 希腊文 pneuma) 和魂 ( 希腊文 psyche) 两部份：魂（即生命力）是血肉的，所有生物都有的；灵 ( 智慧或理性等人类的独特表现 ) 则是来自上天的，只有人类才拥有。此处所提及的魂其实便是生命体及其所具有的本体意识，动物也是有魂的；而灵则是人类才拥有的客体意识，这是一种智慧和理性的表现。从而我们便可以理解了，人的物化其实也便是人的灵魂分裂。在理性日益成熟的今日，癌症的发病率相当高，这或许跟人类当今的思维形式也有关吧，如果能对此研究的话，相信会有惊人发现。总之，生命体不宜长时间采用客体意识思考，需要变换成本体意识来自我感知和调整。人类认识自己的两条途径任何文明（此处文明指广义上文明）所存在的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都能在人身上找到原因，并在人身上寻找答案。无论是宗教、艺术、伦理、道德还是法律等等，都是人在探索自我，完善人性的途中所孕育的，科学也不例外。因此，要认清科学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人类认识自我的过程着手。那么人是如何认识自我的呢？这又回到一个古老的话题上去了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铭文中的一句话人啊，认识你自己。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话出自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句对人的定义其实可以推广成人是一切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的总和。如此便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囊括在内了。人自呱呱坠地起，便开始了人与环境之间建立关系的成长史；既然人是关系的总和，那么人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也便是人在创造自我的过程！于是，我们得出人认识自我的第一条途径人通过创造自我来认识自我。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走向理性成熟的历史，同时也是人不断创造关系，丰富自我的历史。科学在帮助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物质世界，建立起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如果不能合适驾驭这股力量，也会使人面临着被物化的危险。与之相对的便是人认识自我的第二条途径人通过反思和参悟获得对自己本性的认识。与第一种方式不同，第二种方式强调人对自我的认识，先认清人的内部世界，完善自身再改造外部世界的逻辑方式。东方文化里便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此外宗教也注重对人本身的关怀与人性的教化。例如中国古代士族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礼记大学》）便有由内而外的思路；还有佛教里的参禅，都是重视对人内心的塑造。此处列举一个有趣的中国成语故事抱瓮灌畦（原自《庄子天地篇》）：孔子的学生子贡到南边的楚国旅游。看见一老翁抱着水罐从井里汲水浇菜，子贡好意向老人推荐了一种汲水机械橰，却不料老人听后愤然变色，还讥笑说世上如果有取巧的机械，就一定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投机取巧的事情，就一定会有投机取巧的思想。一个人一旦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就会丧失纯洁的做人的美德；丧失了纯洁的美德，人就会性情反常；而一个人要是性情反常的话，他就会和社会、自然不合拍，成为一个与天地自然社会不相容的人。你所说的那一种机械我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我觉得使用它，就是在于投机取巧的事，而做投机取巧的事是很可耻的。面对老翁，一方面我们会嘲笑他的迂腐和不知变通，但同时又感到他的话中有着难以言语的道理。那么他的道理究竟何在？答案便在于他的回答反映的是人在改造世界时保持自我不变的人生态度而已，这本身并无所谓对错可言，完全由人根据生活环境的情况而取舍。当然这在西方文明看来可能就费力多了，但这种态度却是东方文化里的一条重要思路；这或许是东西方生存逻辑的差异，当然也是科学未能在东方产生的人文因素之一。人认识自我的这两种途径本应是相辅相成的，维持人在改造自我与完善人性之间的平衡，但是近百年来科学的强盛，而人文思想却未能与之抗衡，人创造自我却不能很好地理解本性，逐渐陷入迷失。可以预见，在未来岁月里，东方文化与宗教在引导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道路上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人文的光辉将逐渐抗衡科学的力量。尾声人类摸索前进的历史，就仿佛一个人从无知的婴孩到有成熟理智的成人的成长史。真理掌握在历史的手中，而人类手握的只能是科学之刃。刀刃在征途中披荆斩棘，但也会伤害人类。而人类并未因此停步，通过认识科学之刃的特征和结构，人类学会了如何掌控它；借助文明与人文之力，在治愈科学之伤的同时，也更好地保护了人类自身。而在通往科学与人的自由王国之途上，人也在不断地创造自我、完善自我。; 个人分类: 我看世界|6885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侯福龙基因为谁而转: tian2009 2010-1-25 00:07; 基因为谁而转(2010-01-2416:52:50) 作者：侯福龙来源：《世界博览》2010年第1期基因为谁而转一场并不新鲜的科技伦理争论，被一纸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悄然唤醒。这里，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与商业利益、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知情参与、国家的粮食问题及生态环境，又一次交织在了一起。正文北京的冬天寒气逼人，天气状况和蒋高明教授的心情有几分相似。坐在香山脚下的办公室里，满脸愁容的他向记者娓娓道来这个冬天发生的大事件--农业部为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预示着转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为时不远，此事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担忧。转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对于食用者和整个生态环境而言，弊大于利！蒋高明教授言辞坚定。蒋高明教授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生态学家。这次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科学界内部，只有他和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薛达元教授，对该证书的获批、其商业化种植前景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此外，绿色和平组织也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媒体一片沸腾。面对大众和媒体的呼声，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为代表的国内科学界，通过撰文对此事进行了辩驳和澄清。另外，人民网还于近期邀请了三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就转基因水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在毒理学评价方面，转基因水稻的大鼠试验结果表明，对试验动物未见不良影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以确凿的动物实验数据，推测出转基因水稻对人体没有负面影响，长期食用也没有任何危害！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也指出，转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尽管迄今还没有以人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食物实验，但是方舟子以严谨的科学逻辑推测出了确凿的科学结论。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谁动了上帝的种子在欧洲传统中，任何生物作为上帝的作品，都是神圣的；而转基因技术则是企图干预上帝精心的设计，按科学家的意愿再创造和改造生物。由于基因决定蛋白质合成，水稻的基因组中'转'入一个外源基因片段，这个水稻就会生长出特定的蛋白质。吃了这种水稻的叶子，害虫就可被毒害致死。这便是转基因技术的基本原理。蒋高明以科普式的语言给记者解释道。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时代的标志之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3年，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转基因烟草，标志着转基因植物的诞生。1994年，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转基因大豆及转基因番茄，并获得美国国家准许的推广资格，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此开始。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生物产品商业化应用的前景下应运而生。时至21世纪，转基因农作物产品作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为世界贸易竞争的主角。生物公司商业化研发并生产转基因作物，引领了植物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潮流，又为公司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从而形成了一套动力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功民研究员告诉记者。然而，就在商业化生产的同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引发了一系列科技伦理方面的争议。抛开人类能否干预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说，单是发生在1998年的转基因马铃薯事件就让全球民众恐慌了一把--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某种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养大鼠，会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该事件是第一个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们对转基因的抵制从英国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查尔斯王储曾这样说，人类企图插足某个神圣的领域，然而我不打算让朋友和家人食用转基因食品。查尔斯的言论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欧洲民众的响应，此后，关于反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实验的呼声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因此，欧洲得转基因技术一般仅限于实验室，在商业化种植方面则较为保守。而在生物技术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种植都较为积极。但是，争论不曾停止。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1998年，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的实验结果并没有获得业界科学家的认同，相反，有很多生物学家指出其实验的漏洞，并指责其结论不够严谨；当然，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该事例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反驳蒋高明教授的例证。博文《蒋高明对转基因的质疑可以休矣》有这样的句子，由于普斯陶伊的实验工作差错百出，其结论是不可信的。随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劝退普斯陶伊，并声明不再对其言论负责。这个10年前已有定论的事件，现在还被蒋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来炒作，显然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有'忽悠'公众之嫌。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著名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在最近发表的著作《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中写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一方是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利润，另一方是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争论会持续下去。珍古道尔在无意间揭示了科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962年，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共同体进行了全面的定义--有共同的探索目标、掌握着大致相同的文献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学理论的一群科学家，就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话，科学共同体相当于党派，科学革命则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替代另一个的过程，库恩将其称为科学的革命。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就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因为他们对物理学的基本假设持不同观点；如果他俩能见上面，一定会吵得面红耳赤。现代社会，以生物技术公司为背景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也形成了奇妙的科学共同体。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研究某领域的科学家，绝对不说该领域的坏处，只有说他好，才会拿到基金，拿到课题。而个别有道德感的科学家，即使站出来，指责自己领域的问题，也会迅速地被边缘化，被这个领域所抛弃；所以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反思本领域的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悖论。这就解释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实验引起的恐慌使转基因公司损失惨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术公司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丧失大量资助。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在倡导转基因方面呼声颇高。从2001年开始，方舟子就公开发文，极力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销售。有关人士指出，以学术打架斗士闻名的方舟子，是打着科学家的名义为美国生物转基因公司唱赞歌的典型；他的周围形成了大批的拥趸者，也在暗中结成了强大的利益链条。方舟子对转基因植物的观点，在一个名叫亦明剥壳的博客中阐述得十分详尽。亦明将方舟子的观点总结如下：其一，转基因食品安全、绿色、营养全面，而且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对此，在国内销售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不加标注；其二，反对转基因的人都是无知的、反科学的、制造恐慌和玩弄阴谋的分子；其三，对于支持转基因的人，都归为无私的、正值的和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而对于基因污染问题，方舟子的观点是，不能排除转基因生物对环境造成的基因污染，即使污染了，也无所谓。亦明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我们谁也不知道此人的真正身份。不过从他的文章看，他有深厚的生物学背景，在专业领域内应该做得很出色。而且，此人对方舟子的研究，表现了精深的文献考证功力，心理分析功力，逻辑推理功力，这份功力，做史学家，做记者，都是一流的。他对方舟子的剥壳，是对当今中国的一大贡献。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从普斯陶伊与方舟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科学共同体维护其团体利益的过程，就是剔除异己的过程。'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很多人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在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非常少。蒋高明阐述道。无处安放的公众我们曾多次检测过超市出售的食品，其中含有大量的转基因成份，但是包装上并没有注明；或者虽有注明，但是并不显眼，对消费者有一定的误导性。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农业项目负责人方立锋告诉记者。绿色和平组织从2001年我国进口国外转基因玉米、大豆开始，就一直关注转基因的食品的安全问题。对于本土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木瓜等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基因污染等，该组织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和调研。方立锋提出的是一个公众对科学事件知情权的问题。科学家和大众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现代社会，学科发展愈来愈精微细致，以至于同一学科不同分支的科学家之间，都难以进行交流，更别说大众和科学家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朱效民副教授告诉记者。因此，才出现了以方舟子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认为只要是科学，就是对的、好的、毋庸置疑的，而把公众当成纯粹的科学盲，认为公众没法理解科学、科学家就可以为公众做出决定--对转基因食品不予标注的建议就是例子。现代的科学家和以前的科学家有根本的差别，工业文明前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仅仅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而现代科学家和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科学已然成为了资本的'帮凶',科学家也仅仅变成了一种职业。田松副教授这样说。而现代的人类，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创造的生存环境，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摆置着人，并强求自然。一般的科学家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只会赞颂科学的好处，但是却少有人言及科学的另一面。朱效民副教授说，爱因斯坦二战时建议美国发展原子弹；但是战后又公开宣传核武器、核反应的危害。他的作风代表了科学家的良知。他接着说，科学本身是双刃剑，但是科学家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告诉公众科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以转基因作物为例，转基因的鼻祖英国向来都遵守潜在风险原则。比如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在当下表现不出来，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现出来，这就叫潜在风险。也就是说，在转基因种植不能排除潜在风险的情况下，科学家和政府一般持谨慎的态度。对于相关科技政策的决定，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一种共识会议的形式，对科学进行大众科普，科学家将科学知识、正面和反面的科学后果讲述给参与的公众。共识会议对科学议题的讨论，完全是公开、透明的。选择权最终交给公众，科学家、科学知识仅仅作为背景呈现。朱效民副教授这样说。而在我们国家，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只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来决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教授比喻道，水稻转基因安全证的颁发就像结婚证一样，没必要把这个'结婚证'发布到网上，让大家都知道。言下之意，转基因是否安全，也是科学家和农业部的事情，和公众没有关系。但是公众是科学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公众有权利知道转基因作物的危害；公众也有权利参与转基因水稻的审批过程中。蒋高明教授告诉记者。国际性转基因安全管理条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明确指出，转基因生物的决策过程，公众有绝对的参与和决策权。2000年，中国在该议定书上郑重签名；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议定书。然而，中国公众在重大的科学事件中，尤其类似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这样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是不明朗的。有罪的证据田松副教授还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往科学在中国的姿态往往是无罪推定式的，也就是说，只要不能证明某具体科学有害之前，则视其为无罪的；而如今，科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迫使人类不得不对科学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即在证明其无辜之前，则视其是有罪的，要谨慎对待其结果的应用和推广。《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也提出了类似的谨慎原则。和三位应邀到人民网的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委员的声音不同，以蒋高明、薛达元、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呼声令人担忧。他们不是方舟子所谓的没有严谨的科学根据，他们也不是方舟子眼中不懂科学的愚昧公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外早就争议不断，不止转基因马铃薯事件一个案例。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等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的永久废除。蒋高明教授介绍道，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一方面，而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即基因污染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999年的帝王蝶事件、2001年备受关注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等等，都成为转基因作物实验或商业化种植过程中，基因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典型案例。赵功民研究员说，基因污染无异于核扩散，原因在于它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不断增殖、扩散且又无法清除的污染。更进一步，赵功民研究员将转基因技术诞生以来所关涉的伦理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基因污染和基因武器。前两者就现状而言，争论较为激烈、需谨慎对待；而基因武器则是对未来的预测而言，防患于未然。薛达元教授在2000~2002年，针对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抗虫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严谨的科学论文。绿色和平组织的方立锋将该论文的核心内容总结为：转基因棉在短期内克服了棉铃虫，但是其它害虫成为主要害虫、并更为猖獗，因此使用农药不会减少；另外，随着种植时间增加，棉铃虫就会适应这种棉花，转基因失去了其效用。由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转基因并不能解决减少农药使用的问题，相反，转基因种子公司成了棉农的主宰者。转基因科学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专家们，闭口不为大众科普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而是以科学家十足的底气，预测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对人体无任何损害。这种科学的态度，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绿色再革命的困境以人口大国印度为代表的绿色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利用杂交的方法改良种子、改善灌溉技术、使用化肥和农药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粮食产量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我国的杂交水稻，也在全球绿色革命的范围之内。 1990年，在全球粮食理事会部长会议中，代表们首次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概念。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全球粮食安全高级会议上重申了农业生产再次革命的迫切性。潘基文指出，时下全球粮食危机初步显现，凭借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相关技术及农业生产改进为增长中的人口提供粮食，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田松副教授指出，工业文明的典型特点就是向自然的无限掠夺，矿产、石油、森林、土地都成了人类榨取价值的对象，当代人实际上是在从子孙后代手里抢夺资源。第一次绿色革命就是个典型的例证，最初看起来皆大欢喜，是新的技术凭空导致了粮食增产，但是在十几年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初的增产，可以看作是从十几年后掠夺来的。第一次绿色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也在于此。因此，转基因技术被列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技术系统之列。生物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最大的优势在于：提高粮食产量，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粮食问题。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事实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蒋高明教授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转基因巨头游说下，阿根廷政府放弃传统粮食生产，改为转基因大豆(抗农达)商业化种植，该国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最大实验室。遗憾的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转基因大豆单位面积除草剂和农药用量，不但没有像他们鼓吹的那样降低下来，反而上升了。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粮食主权拱手交给了转基因巨头。农药污染依旧、生态环境破坏、粮食主权堪忧，这就是发展转基因作物种植的直接后果。由此可见，解决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转基因水稻并不是唯一之计、更不是长远之计。附：1.亦明剥壳http://blog.sina.com.cn/yimingcunfu 2.蒋高明科学网博客：http://www.sciencenet.cn/u/%E8%92%8B%E9%AB%98%E6%98%8E/ 3.田松博客：http://blog.sina.com.cn/tiansong 此文转自侯福龙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906820100gmnm.html; 个人分类: 逝者如斯|2451 次阅读|8 个评论

科学共同体的交往规则与科学理论的思维结构——试答刘全慧先生（上）: 可真 2009-3-17 01:55; 理论物理博士、湖南大学教授刘全慧先生读拙文《鸿飞的科研方法论的缺失》并留言曰：给博主一些命题作文的题目： 1 ，科学理论和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和科学理论的证实问题。 2 ，在王 - 张讨论中看出最本质的何在 ? （本土著只关心物理问题，但是后来的争论似乎转到土壤问题，甚至学术迫害问题了，何以至此 ? ） 3 ，整个科学归纳过程有四个阶段说非常好，是否能讨论一下整个科学演绎的过程的步骤或阶段 ? 这里，我就刘老师所出的题目，试予回答，敬请刘老师及其他各位博主和网友批评指正。科学理论和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属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范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它们的基本关系就是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在中国知识界是属于哲学常识范畴，因为中国大学所开的马克思主义课程都要讲到这个内容，这也是历年考研复习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哲学教科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原则性的，其内容过于抽象。要把这个内容具体地展开来讲，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在科学理论和客观存在的关系中，客观存在是科学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对象，也就是科学实践中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就是构成现实的科学实践运动的物质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自然关系。科学理论就是对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反映。科学实践中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是科学实践的社会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实践的自然内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故科学实践中的自然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其社会关系的性质，其社会关系的性质必须与其自然关系的性质相适应或相一致，科学实践才能顺利发展；反之，与自然关系的性质相背离的社会关系，则会消极地反作用于自然关系，从而阻碍科学实践的发展。更具体地讲，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关系，就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人对人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具有历史性，即科学实践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科学共同体内部有不同的交往形式。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往形式，是人对人越来越平等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本质上是由于科学实践中人对自然越来越平等的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所谓人对自然的交往关系越来越平等，就是人对自然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强。人对自然的交往形式决定着人对人的交往形式，因而人对自然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越强，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平等性就越强；反之亦然。反过来说，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平等性越强，其于人对自然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积极影响就越大；反之，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平等性越弱或等级性越强，其于人对自然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消极影响就越大。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取决于经济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又集中地表现为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往形式，本质上是由政治共同体内部的交往形式决定的。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平等交往形式，本质上是由其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交往形式决定的。民主交往形式所直接表现的是交往主体（人）在政治共同体中各自享有相对独立而互相平等的权利（人权），而归根到底的说，民主交往关系中的人权不过是人在自然界中的自主权即人对自然的支配权的社会表现形式。作为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关系，科学共同体内部人对人的交往关系在科学思维领域的表现形式，就是科学理性。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平等交往关系在科学思维领域的表现形式，就是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拙文《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把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的主要表现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肯定个人有凭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的自由权以及由此权利观念所衍生出来的蔑视一切权威的怀疑精神；其二，把科学知识作为征服世界的一种力量来看待；其三，把科学知识本质地理解为可能得到经验证实的知识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对经验事实无比尊重的态度。拙文还指出，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之极端的表现形式是：绝对信赖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之最合乎理性的活动，可能得到经验证实的科学知识是征服世界、统治世界唯一可靠的力量，它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愈来愈快的发展，无疑是同这种科学理性密切相关的，它是受这种科学理性支配的人们对科学技术所倾注的近乎疯狂的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所必然引致的结果。不过，上述这些都还不是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在科学理论内部的表现形式。它在科学理论内部的表现形式，是在于科学理论的思维结构（或曰思维形式）。所谓思维结构，就是由人通过其感官所获得的其实践领域内的实物信息转换而来的由某些不同含义的语词作为其标志的概念的搭配和排列，也就是通过定义、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建构起来的概念体系（理论）的逻辑结构。其逻辑结构的具体情况不好说，但根据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原理，其逻辑结构似乎可以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类型是基于观察先于理论的实证主义思想所建立起来的以某些确切事实作为前提的观察 - 归纳型，另一种是基于理论先于观察的历史主义思想所建立起来的以某些被公认的理论作为前提的假说 - 演绎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逻辑结构牵涉到对观察（经验）与理论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归纳与演绎之间相互关系的自觉的意识形式，其意识形式不同，在其意识指导下所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就会有相应的区别。要之，科学理论的思维结构是由科学方法决定的，而科学方法又是由反映科学共同体内部交往关系的科学观念决定的。科学理论中观察 - 归纳型和假说 - 演绎型两种不同的逻辑结构，归根到底是反映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往关系的。观察 - 归纳型所反映的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交往关系中人们要求平等交往，然其平等交往规则又尚未实际形成这样一种情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所谓观察先于理论的科学观念。这里所谓的观察，其实应该被本质地理解为人人自行其是的科学活动；理论则应该被本质地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内部公认的交往规则。在公认的交往规则尚未实际形成的情况下，人们当然只能自行其是，只不过这种自行其是，并非主观的自行其是，而是客观的自行其是，即按每个人通过其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事实和数据来进行科学思考。这种情况所表明的是科学共同体尚未真正确立，或者说科学共同体还处在形成过程中，故其组织尚且松散而缺乏统一的内部交往规则。假说 - 演绎型所反映的则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公认的交往规则已然确立，并且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必须按这种交往规则行事，否则其科学成果就不为科学共同体所承认这样一种情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所谓理论先于观察的科学观念，这种科学观念本质上就是要求人们必须按照科学共同体内部统一的交往规则来开展科学活动。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科学界会普遍轻视理论的作用了，原来这是反映了中国科学共同体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从而科学家之间缺乏统一的交往规则这样一种现实的情况的。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科学界普遍信奉科学理论的发现和形成是来自于对经验的观察与实验并进行归纳，从而也决定了其科学理论的思维结构具有观察 - 归纳型的特点。; 个人分类: 科学之思|1236 次阅读|6 个评论

科学网，科学共同体: bianyb 2009-1-2 10:28; 今天决定在科学网安家了。记得去年所里春季学术交流会时，我请北大科学哲学系好友熊姣过来听，赵忠贤老师的报告博得大家阵阵喝彩，我问她感觉怎样，她说了句科学共同体。赵老师讲的很幽默，不过这种幽默大概也只有学物理的人能理解，对她学哲学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好笑了，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网，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第一次知道科学网，那还是两年前的事情。有一次，去教学楼听力学所范良藻先生讲中国人的诺贝尔情节，范老师晚到了一会儿，科学时报就利用此机会向同学们介绍了科学网。后来一个好友心理所的陈永香告诉我，范老师当时是在接受她的采访，所以迟到了。随后就偶尔上科学网看看，再后来科学网举办博客大赛，实验室两个师兄还得奖了，每人1000元的购书券，给大伙买了好多书。去年还想参加博客大赛的，不过因为一直在xiaonei写博客，懒得换地方，也不想为了换取点击率而去写文章。最近，因为种种原因注销xiaonei了，一个多月没有写东西，有点憋的慌。不过倒是经常来科学网看看别人的博客，发现在科学网能够看到引起共鸣的文章，发现有很多和我类似的人，于是决定来科学网安家。科学网，一个科学共同体，相信在这里能遇到知音。; 个人分类: 未分类|4465 次阅读|4 个评论

12 下一页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科学共同体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