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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技艺如何走出其哲学化母体（2）？: 热度 1 fqng1008 2019-10-31 14:41; 王维武：最近病人多，加以录一些科普教学视频，所以特别忙。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中医标准化、中医客观化、中医量化……有太多学界一直争论却悬而未决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证据”二字，而证据又与标准化、客观化、量化、科学化等息息相关。我们说病人“上火”了，但上火的证据拿不出，人家就会认为你胡说八道。但如果我们硬性规定，只要有舌质红（红到如何由机器判定）、脉数（什么是数由机器判定），自觉发热（由病人自己填写VAS),三项加起来超过多少分便就是“上火”，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由任何一台按同一标准制定的机器都可以做出同样的判断，人家还有什么话说呢？西医没有误诊误判吗？为什么大家还是趋之若骛呢？因为大家觉得看得见摸得着啊！大家知道民间跳大神的会对他的雇主说， “你鬼附身了！”至于鬼，除了跳大神的巫婆神汉本人，谁也看不到，有知识的人对之产生怀疑是必然的。中医不同的是，她能为患者解决问题，所以人家才不怀疑是巫神之属。但如果我们非要故步自封，认为几千年如此，就一定只能如此，中医的现状便如传统文化的过去，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皮毛不存。我们现在有好的政策、好的国际大环境，应该借此东风，大力推行中医现代化（未必是科学化）、大胆解构重组、大胆创新。我前此提出，谨防打着中医科学化的旗号消灭中医。科学精神与科学是两个概念。试图调和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的“超弦理论”，至今仍然不能获得科学证实，但不妨碍它成为一门科学理论，原因何在？发人深思。吕永赟：“打着‘科学化’的旗号消灭中医”，这样的说法经常有人提到，原因是对“赛先生”理解不准确的“科学主义者”们，乱用科学的概念，违背科学的精神，对中医的不够科学的内容甚至玄学内容的否定时，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否定和打击中医明显是扩大化了嘛！我作为中医出身，最喜欢看批评中医的文章，对中医有理有据的批评，是对中医最大的帮助，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中医胡乱的吹捧反而是 “捧杀”。无论肯定或者否定中医，必须有坚实的证据。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毛主席倡导的对待如中医等复杂事物的基本方法，但证据必须充实。捍卫中医的，捍卫的部分，往往是理论，这些多数是哲理，而不是医理。而且中医理论多歧，足以亡羊。哲理既不能证实，也难以证伪，还不能切实指导临床，临床实践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按照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医是先有药物治病的经验，然后发展为复方，再后来才出现理论。先有经验，后有理论，且理论多而互相冲突，学习者也不能真正学会，原因是理论创立者本身就含糊不清。中医的根本，是方药治病的经验，而不是那些后来掺入的哲理。中医需要能切实指导临床的医理，这种理论必须既能被证实，也能被证伪，有效则说明理论正确，无效则说明理论错误，这样的理论才是真理论。换句话，就是 “中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能切实指导使用方药，提高临床疗效，则这样的理论就比较可靠，否则就没有实际的用处。只有某某人会有，其他人都用不好，这样的理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大道至简，好的理论，应该是多数人都会用，只有少数人会用的，那可能是玄学理论，其实所谓会用的这个人，也经不起检验。能把中医方药经验用出好的疗效来，这才是真的 “中医”。理论再高明，疗效不佳，或者师父会用，徒弟不会用，应该先怀疑师父是不是真的疗效很好，这些年道听途说的捏造名医的光辉事迹，基本上都是宣传，不靠谱的居多。反对中医的，除了批判中医理论，指责很多临床都淘汰不用的药物，或者巫术之类，显然也不客观。砒霜从大毒，到三氧化二砷，这应该是诺贝尔级别的贡献，怕是因为年龄问题等不到了。但 “以毒攻毒”的理论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可能救人，也会害命。一旦变成三氧化二砷，科学化了，就能做到治病有效，对人也比较安全了。巫术，祝由，已经升华成了心理学。金汁，启发升华变成了 “粪菌移植疗法”。幽门螺杆菌的发现，让好多中国医生懊悔。中国民间使用痢特灵治疗胃溃疡的经验，普及到所有的医院，消化科的医生多数都知道，用抗生素治好了溃疡病，有人可能也想到过杀菌的问题，没有继续深入思考，都会抗菌治疗，却没有想到细菌导致溃疡病的问题，才会大大的遗憾。其实，半夏泻心汤等黄连黄芩类方，几千年的治疗胃炎胃溃疡的经验，关键也是抗幽门螺杆菌的问题，黄连素也作为三联四联疗法的替换药物之一。科学化不会消灭中医，可以与西医互相补充，融为一体。寂明：链接谢望时 “小小年纪口气大，宝宝口臭真的是因为肠胃不好吗？” 现代医学对口臭的认识是何等到位啊，清晰、纯净、严谨，这才是真正的医学。那些不关注口腔局部，不进行细致入微的牙齿与舌面检查，仅凭问问症状，三个指头与舌苔就判断为胃热上火，难道不草率吗？如果说这就是医学，那么医学的门槛也太低了。中医的整体水平不高，与行业门槛过低有关。发达国家的医学教育采取淘汰制，因此，从业人员整体素质高。古代中医的从业人员参差不齐。而其中文人治医尤甚，这也是中医玄理化的因素之一。吕永赟：确实，门槛太低是关键。儒生治医，科学性不足，喜好夸大，其实内心也是惶恐不安的，自己到底是如何水平，心里基本是有数的，不敢给亲人用药就是明证。中医治疗口臭，基本的原则是调理脾胃。但是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攻下是针对宿食积滞，里实热证，兼抗菌作用；清湿热除了针对胃热 /湿热，还兼能抗菌；健脾胃主要是助消化；芳香健脾祛湿，除了促进消化，还能抗菌，并能遮掩气味。其它刷牙、漱口或者芳香，或者含化等等，除了饮水、刷牙、漱口，减少残渣从而减少细菌孳生，亦大抵如此。中医科学化就是找准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讲实际上的道理。附谢望时：小小年纪口气大，宝宝口臭真的是因为肠胃不好吗？传统观点认为的 “肠胃问题”会引起口臭是一种误解。因为食管在正常情况下呈收缩、闭合状态；偶尔的嗳气可能带出胃中的臭气，但基本上不可能发生气体持续地逸出。但不少家长都有过一种体验，就是当孩子还是小婴儿的时候，他们的呼吸是一种非常好闻的奶香味；等孩子大一点时，有些就开始出现类似中年油腻大叔的口臭味。娃毕竟是亲生的，当然不能嫌弃，但也不免让人担忧，既然不是 “肠胃问题”，孩子小小年纪就这么大口气，是什么问题呢？（ 1）口腔问题口腔的特点注定了他特别容易酝酿臭味：第一，它的温度和湿度适宜细菌繁殖；第二，它拥有丰富的材料来供细菌分解，生成臭味，这些材料包括了停滞在口腔中的唾液、食物残渣、脱落的上皮细胞以及进入口腔的鼻后滴漏中存在的蛋白质和糖蛋白中的某些氨基酸。分解的产物中，挥发性硫化物（ volatile sulfur compound, VSC），如硫化氢和甲硫醇是引起口臭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些产物，如吲哚、含氮化合物、芳香化合物也能促进口臭。牙齿间及舌背后部的细菌性蓄积物是引起口臭的主要原因。图片来源： www.mayoclinic.org 此外，口臭与牙齿间的卫生和随之发生的牙周问题直接相关，诸如牙龈炎症、牙周炎等口腔病变，不恰当的牙科修复、牙脓肿以及未清洁的假牙，都可能导致口臭。也正因为如此，使用牙线和保持口腔卫生可以降低口臭的发病率。口干能引起口臭。唾液能帮助清洁口腔，移除能引起口腔异味的物质。有些口干患者会出现口臭，就是因为唾液分泌减少。另外，早晨起床容易口臭，是因为睡眠状态下更容易口干，有些人睡觉还是张口呼吸，会加重口干症状。（ 2）非口腔问题在非口腔因素引起的口臭中，最常见的问题来自于鼻腔通道。对危险缺乏认知的孩子，将异物插入鼻腔引起发臭是鼻源性臭气的常见原因。有些异物可能连医生都闻所未闻，家长更是连异物啥时候进去的都不知道。这些异物有气门芯帽、水精灵、水发球、电池、纽扣甚至还有小猪佩奇。鼻恶臭还提示可能有明确的鼻腔感染，如鼻窦炎或影响鼻腔气流或黏液分泌的问题。除鼻腔问题外，还有一小部分口臭与扁桃体有关。形成于扁桃体隐窝中的「扁桃体结石」含有厌氧菌，能产生挥发性硫化物，被认为与口臭有关。（ 3）食物和药物问题能引起口臭的食物：洋葱、大蒜、香料、烟草、酒精、槟榔等；能引起口臭的药物（化合物）：水合氯醛、亚硝酸盐、二甲亚砜、吩噻嗪、安非他明等。长期吸烟、喝酒、嚼槟榔的人，不仅在致癌的边缘试探，想必是很多气味敏感人士的梦魇，孩子更不能养成这些坏习惯，能劝诫一个就劝诫一个。至于其他食物和药物引起的口臭，基本都是暂时性的，随着时间会慢慢消逝。吕永赟：口臭的鉴别诊断。（ 1）头颈部疾病食用产生气味的食物，如洋葱或大蒜；牙病，口腔异味，导致口腔黏膜病变，可由长期经口呼吸引起（如鼻息肉、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药物副作用、唾液腺疾病或脱水；牙周病 /牙龈炎，牙齿或舌上细菌蓄积，义齿异味，牙齿矫正器，口腔脓肿（未经治疗的龋齿、牙齿骨折或卫生不良引起），扁桃体隐窝内食物残留，牙齿食物残渣未清理上呼吸道疾病，口腔粘膜病，鼻窦炎（上颌窦常见），咽炎，扁桃体炎，扁桃体脓肿，过敏性鼻炎，鼻后滴漏，鼻腔异物。（ 2）全身性疾病肺源性疾病：肺脓肿，支气管扩张症，肺炎，肿瘤，结核。胃食管疾病：胃食管反流，岑克尔（咽喉食管）憩室，粪石 . （ 3）其他诊断吸烟或饮酒，糖尿病，尤其伴有酮症酸中毒，尿毒症，三甲基胺尿症（鱼腥味），肝衰竭（肝病性口臭），月经期可加重口臭。吕永赟：足见单纯中医的治疗，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找到原因，疾病的诊断是首要的。杨大华：记不清哪本书看过这个病例。一个咳嗽的病人，中医怎么辨证都无效。后来，耳科医生发现耳道有大量耵聆，取出后咳嗽自愈。这是耳部原因导致的咳嗽。我也有同感。每当掏耳朵时，就会剧烈咳嗽。刺激外耳道后可以通过反射出现咳嗽。这种咳嗽如何辨证？古人说，治病不明经络出手便错。应该是不明诊断，出手便错。吕永赟：这是神经关联的反射，弄清原因，明确诊断，治疗方案才有针对性，未必需要中药方剂，自然谈不上辨证问题。学中医出身的，分析病证，很容易先往中医辨证上考虑；学经方方证，的很容易先往处方上联想。这是中医出身的我们需要极力避免的。西医出身或者受过现代医学严格训练的，一般先考虑明确诊断。中西医结合的，也应该先考虑明确现代医学诊断，然后再考虑中医的辨证。;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304 次阅读|5 个评论

中医技艺如何走出其哲学化母体？: fqng1008 2019-10-31 07:11; 提要：中医科学化则是希望利用现代医学的理念、方法、工具等研究传统中医里技术层面的东西，是抛开或弱化哲学层面的理论，抑或对这些理论进行客观化探讨。另一方面，个体化医疗是现代医学最大的努力目标。精准医学就是讲究个体化，个体化与标准化相得益彰。现在的各种指南为什么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繁琐，就是为了实现个体化诊疗。现代医学正在向中医学靠拢，克服其自身的缺陷，螺旋式进步。聂广(深圳三院)：吕老师，中医科学化的内涵与外延如何？它与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有什么联系与区别？能否用实证中医学表述？外延是否可以表述为：理论客观化，学术规范化，技术标准化？愿闻其详。吕永赟： “中医科学化”，这里的“中医”，沿用“TCM”的概念，简称“中医”，不展开解释，不去讨论中国各民族的传统医学。如果更明确，就是 “汉医”，与“蒙医”、“苗医”、“韩医”等对称。可是“汉医”的名词已经被日本最先使用“汉方医”，日本为了民族问题，还有“东洋医学”“东亚医学”等说法。国家方面主推的是“中医”和“TCM”这两个概念。 “国医”是自称，区别于外来的“洋医”、“西医”，如同“国学”“国画”一样，都是自称，不是标准名词。不宜使用。 “现代化”是从古今时代，从时间方面来说明，没有截止时间，这是不合适的地方。如同“某某现代研究”，“某某新进展”等必须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或者说“现代化”是永无止境的。 “科学化”的提法，始于近代，我国从民国开始的“赛先生”“德先生”一直没有真正完成，对比一下东邻，连续的诺奖（虽然诺奖不能说明一切），就显示出“科学化”的差别了。科学化的目的，是寻找规律。虽然规律有不同的层次。比如青蒿素的发现，可以看出科学性的不同。 “鲜青蒿一握，绞取汁”，就是科学的，一入煎剂，科学性就被抹杀，隐而不彰了。水蛭，主要成分是水蛭素，一入煎剂就没了科学性。水蛭活用，叮咬，反而保留科学性，提取或者合成水蛭素，科学性进一步提升。桂枝汤及时方后注，按照科学的解释，完全符合现代医学，而且现代医学还没有这样完美的整体方案。 1800多年前的方案，具有超过现代医学方案的科学性。可以看出，科学化虽然也有时间的演进和层次的区别，但也能超越时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才有可能称得上科学，至少在被推翻之前都是 “目前最正确的”。如同牛顿定律在地球上这样的宏观尺度上，也能反应规律一样。虽不是绝对真理。 “中医科学化”的提法，是继承自前辈的，至少从民国开始。中间不断受到干扰。而且主要是来自内部的干扰甚至打击。但科学化是符合中医自身发展方向的，是自我的发展提升，自我的扬弃。中医没有像日本汉方那样灭亡过，没有经过涅槃，真正的复兴和重生，必然更加艰难曲折，但科学化的明灯即使是闪烁一下，也足以给人以光明的启示，知道了追寻的方向。同意聂老师关于 “中医科学化”外延的表述。请大家继续讨论！聂广 (深圳三院) ：经方科学化研究，应该从它的薄弱环节着手。寂明：认同聂先生的观点！方证是模糊的，没有细则的界定。只是方向性的表述。如果让 10个方证派中医来细致入微地描述小柴胡汤方证内涵，估计也会出入很大的。古人对疗效的认定也缺乏客观性。您说的心理的疗效也一定存在。不能排除小柴胡汤的安慰剂疗效。但古人没有更好的研究方法去甄别这两种疗效。因此，对待古人所说的疗效，今人不能轻信。做真中医，求真疗效。这就是中医科学化的初心所在。吕永赟：无效的，进行反思，理所当然；有效的，也要进行批评，挤水分。才有可能取得真疗效。这是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寂明：现状恰恰相反。无效的，避而不谈，采取鸵鸟政策；有效的，大张旗鼓宣传。为什么有效？仅仅以 “方证相应”一言以蔽之。先明确 “真疗效”，再深入探讨取效机理。这两个环节都重要。经方科学化的 “真善美” 。真：疗效真，是方子的真实疗效，而不是安慰剂效应。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要采取最好的，采取现代医学的科研手段与技术。美：初心与愿景要美。为了学术的未来，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方。而不是为了利益，或为学术地位，为江湖之争。主流的中医是在高度哲学与思辩的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根本不是纯粹的技术。中医科学化则是希望利用现代医学的理念、方法、工具等研究传统中医里技术层面的东西，是抛开或弱化哲学层面的理论，抑或是对这些理论进行客观化探讨。这本身就是两条少有交叉的道路。传统中医学就像一株嫩绿的甘蔗，中医科学化就像拿着榨汁器来榨甘蔗。有人喜欢一口口嚼着甘蔗，有人喜欢一口口品着甘蔗汁。如何吃甘蔗无关吃相，只缘于兴趣取向。因此，传统中医与中医科学化两派永远也不可能达成共识的。从这一点来看，谈钱伤感情，谈中医比谈钱更伤感情。出于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维护传统中医的完整性与特色的确是务实之举，应该在民族感情上给予支持。从医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医科学化更是迫在眉睫。至少，能让这个时代更多的人充分理解中医。这两条路将长期并存，二者的争论也将持续下去。我个人倾向于中医科学化的路子，但也一样对传统中医保持崇高的敬意。传统中医几乎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传统中医，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嚼甘蔗的人与喝甘蔗汁的人，都是热爱甘蔗的粉丝，万不可伤了感情。聂广 (深圳三院) ：一针见血。吕永赟：科学具有普适性，文化具有地域性。中医的科学性是根本，文化性是附丽其上外衣。脱去外衣，本尊具现。青蒿截疟，变成青蒿素才称为科学；麻黄平喘，有国外禁用；麻黄碱和伪麻黄碱减轻鼻充血，风靡全世界；黄连止痢，变成黄连素抗菌，抗心律失常，降糖等；大黄、芒硝通便等等 ……信不信都会起效，这才是科学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那是心理问题。科学，信不信都有效，与地域、文化、心理都无关。聂广 (深圳三院) ：赞！寂明：吕博士所言极是！中医就是道与术的结合体。传统文化打上的烙印太深了，很难轻易去除。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 “道”层面的东西对于中医的流传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古印度及其他地区也有传统医学，为什么不能如中医这般流传下来？文化的因素不容忽视。中国古代其他的纯粹技艺，如水利、建筑等传到今天为什么都式微？文化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尊重传统中医的学术选择，不争论，只是静静地做科学化研究，这应该是我辈的正途。呆呆的笨笨：但是师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拿中医的混乱作传统。譬如各家学说，很大程度上是中医阐述的不规范导致的，就像面对同一个现象，河南人用河南话表述，山西人用山西人表述。很多所谓各家学说的存在，恰恰是思维的盲点+方言所形成的知识壁垒，是学术素养缺乏的表现。现在还在大力推行所谓的名老中医工作室，推各种流派，就是脑子不清楚的表现。流派越多，乱象越多。更不要说行政推动下的为了流派而流派。呆呆的笨笨：如果一个人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另立新说，却一定要创造一个新概念来表达自己，很大程度上不是真地有了创新，而是表达能力的匮乏和基础知识的不牢固。所谓民科，大抵此类。中医的很多各家学说，都属于民科之流。寂明：曾经和朋友讨论我们这一代人能就中医做点什么？大致有以下选项。 1.规范化方面。比如，心下痞是什么？在胃镜下表现为什么？和心下痞硬又有什么不同。在术语方面能够给予清晰而准确的界定，寻求业内最大的共约。 2.中药基源方面。把正品搞清楚。朋友说，今天用的牡丹皮不是古代的牡丹皮。彼物破血力量很大。在药材方面正本清源。 3.把经典文献阐释清楚。古人说的这个病或这组症状最有可能是今天的什么病，什么阶段。原始的疗效应该最高。在此基础上再顺着扩大用途来研究。 4.建立诊疗资料大数据，为进一步研究打基础。 5.培养真种子，尤其是具有研究素质的人才。 6.对中医理论进行梳理，甄别出哪些是真知识。把可信度弱的暂时打包，束之高阁，避免后学者走弯路。当然，这些理论有待于专门兴趣的有志者去研究。技术的等级分为：工、匠、师、家。应该着眼于工、匠的层面来甄别理论。事实上，师、家的人才也不是培养出来的，是天赋与机缘的结合。其实，有意义的，且能够做成的事并不是很多的。樱桃小丸子： @吕永赟科学具有普适性，文化具有地域性。中医的科学性是根本，文化性是附丽其上外衣。赞！吕永赟：立山头，搞流派，不是发扬学术，不过是自我的标榜与宣传罢了！教科书编写那么多，初衷就是晋职称。现代医学的教材虽然也不完美，但是有基本的共识，是合作。再版和修订是常规！樱桃小丸子：在临床有效的基础上去深入研究，有效成分，有效部位，有效分子。剔除糟粕，把珠子从鱼目里挑出来。宝库才能大放异彩。现在就怕有人会说中医西化。研究无所谓西化，要充分利用一切科学手段。吕永赟：排除现代科技，现代医学还有什么？科学技术不分中西，中医要大胆借用现代科技。难点是中药的复杂度太高，复方就更加复杂了。比之于西药的单一化合物，复杂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目前的现代医学，五个以上单一化合物之间的关系就没法研究了。寂明：@呆呆的笨笨，是的。有的现象已经不是学术范畴了。面对乱象，对策是什么？ ——参与其间？岂不更乱？ ——改变乱象？那是管理层的职责。再说，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那又该做什么呢？看看今天的中东局势，也是很乱。表现最优秀的是以色列，只做不说。樱桃小丸子：中医针对个人的疗效具有不可复制性，那么对群体呢？群体也不能只是中医认可的证型。至少是某种危险人群或疾病或阶段等等。如果针对某群体也没法有统计学意义，难以被科学界（不只是西医界）认同。吕永赟：中医药真正起效的是方药（针灸推拿正骨等等很容易被现代医学同化，复杂度不高，不是中医最核心的部分），而不是理论，特别是哲理。西医治病，诊断清楚就用药，药理与病理对应，药理调整生理，不需要复杂的理论。中医只是哲理，没有真正的能切实指导临床的医学理论。所以不能被哲理，被文化，被文献等等束缚，直接面对医学的根本问题，面对方药治病的事实。针对各种乱象，就是发掘规律，找出真相。真相一出，邪说就立消。如同物理化学等科学。中医的复杂性，决定真相难寻，但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地方。樱桃小丸子：再回头看青蒿素的发明，青蒿的品种采摘部位采摘季节提取方法等等一步都不能错。而且，屠呦呦自己也说大量古籍记载都是错的，她看到了肘后方真的运气。吕永赟：真相为什么会被埋没？这才是需要深思的问题。樱桃小丸子：我们可能都没有话语权。制定政策的人未必不知道原因。一言难尽。寂明：中医科学化的第一步是否可以定位在疗效的认定上？疗效分为临床的疗效与医学的疗效两个层面。病人服药后症状好转，有可能是药物的作用，有可能是名医效应，有可能是其他的安慰效应，还有可能是气候环境因素参与，但与服药在时间点上重叠。但这些，在医生与患者眼中都归为治疗效应。患者认为是药物的作用，医生更认为是中医理论的作用。整个临床疗效中，真正的药物疗效又占多少？中医科学化，首先要从中找出医学的真疗效。仅此一个环节，就是一座高山。吕永赟：我认为，对中医的过度保护，才是中医至今混乱的原因。日本汉方，被灭绝过，才能涅槃。面对现代医学的严酷竞争，真中医才能生存，中医的科学性才能体现。过度保护，实际上保护了伪中医，致使伪中医有滥竽充数的空间。寂明：这些是社会问题，不是学术讨论的范畴了。吕永赟：国家目前大力发展中医，是好的机遇。与西医合作，从疑难病开始，用疗效说服西医，利用西医开中药方剂必须接受培训的机会，到西医院面对西医医生推广中医，是目前最好的路径。寂明：有人把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硬心肠的哲学家，他们高冷孤寂，只说肯定的实话，是可信但不可爱的哲学家。另一种是软心肠的哲学家，他们温馨可近，说着模棱两可的话，是可爱但不可信的。传统中医，应该是软心肠的医学。中医科学化，则是硬心肠的。试想，对于医患来说，如果知道某一个案的疗效只是来自名人效应的安慰，而不是那一口口下咽的苦药。他们能够相信这个真相吗？这简直就是动三观的事！因此，科学化的研究未必能够受到医患的欢迎。对此，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寂明：《治疗的真相》一书，吕博士看过吗？吕永赟：大华兄，我虽然说的是过去，但值得深思。日本医生考执照，都必须有汉方内容，是政策部分。汉方纳入日本药典，与我国中成药入药典相同。但汉方制剂，目前多数是 OTC，与中成药也有很多是OTC一样，但科学性不可同日而语。日本汉方医生，本身都是西医出身，他们如何转变成为汉方研究者，这是最值得思考的。我的推测，他们知道西医医生常规疗效，看到自己久治难愈的病人用汉方治好了，慢慢就转到汉方上来，甚至成为汉方专家。这个转变是培养真中医值得借鉴的。国内经方敬黄老师等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已经准许开发，第一批 100个方剂目录已出，后续还在制定中。比较于日本汉方研究，我们落后太多，我辈应当奋起直追。认真，严谨是我们与日本汉方研究者的最大差距。看到他们两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团队，认真地研讨学术，真的很羡慕。大华兄，没看过那本书。寂明：只能说，医学与医疗真的相去甚远。医学，适合少数人去研究。医疗，是多少人谋生的事。吕永赟：我临床看病就是在宣传科学化的中医，宣传科学未必是冷冰冰的，技术与艺术结合，不是违背科学性，科学性也符合生活经验，治疗可以无效，目前还没有被骂过。算是很幸运的了，在急诊也没有被打过，真是幸运。聂广 (深圳三院) ：看到各位的讨论，获益匪浅，也感到中医有望（实实在在的希望，而不是吹牛）。吕永赟：结合生活经验，容易与病人拉进距离。生活经验中包含了科学内容，合理的阐释，也能取得病人的信任。最信任我的，目前还是西医的医生朋友。聂广 (深圳三院) ：客观而准确的定位，是进步的垫脚石。吕永赟：中西医结合的好处，就是知道两方面的优劣。自信的原因，至少不比西医差，结合中医，疗效能提高一些。对比于传统中医，利用现代医学，更能深入理解中医，在危急重症上不能耽误病情。聂广 (深圳三院) ：就全科医生而言。吕永赟：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对中医不仅能保驾护航，还能起到支撑和发展的作用。吕永赟：国外医生培养是以全科医生为主，至少一半，甚至 80%是全科。专科多数也有全科的背景或者基础。全科基础上的专科，才是正途。聂广 (深圳三院) ：赞！吕永赟：单打独斗，难于做事，只能自娱自乐。凝聚大家的智慧，一起交流。共同进步，共同做事是目的。规范的学术平台，不能只突出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是为着 “中医科学化”的共同目标。有共同的证据，采用逻辑推理和思考，以及结合临床实践，看到好多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者，都能得出相近的结论，如果进一步讨论交流，应该能凝聚共识。这也是看到日本人学术交流的盛况，而产生羡慕与感慨。网上看到好多中医科学化的学者，也在单打独斗，但联系不到，尚不具备整合的条件与平台。天津吴雄志的中西医结合，如果不偏向玄学的话，本来是很好的旗帜，现在支持他的人也非常多，他也能在比较高一些的平台传播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不少的学术大家也支持他。缺乏同行者的讨论交流和真正的批判，他也偏离了科学化的方向。甚为遗憾。最早是听学生讲，说吴雄志讲的和我好多类似的地方，于是开始关注他，后来就看到偏向玄学了。有人说，现在吴雄志的影响力不亚于黄老师了。看来中医科学化，反对的虽多，支持的也不少。吕永赟：虽然没有亲自见过大华兄和思玥的临床，但从对学术的了解，从文章看到对语言的驾驭与把控，对为人处事的感受，看到的笑容，对人亲和的态度，在把握学术科学性和行医艺术性之间的融合上面，无疑也是顶尖高手，应该也多向大家介绍这方面经验。吕永赟：不讨论政策，以免被封号。在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情况下，不可避免。我从单位出来，也是因为在单位的行政主导下，真正的学术没法实现。学校去行政化是国家提倡的政策，只是执行不到位。日本等国外的医生生活优渥，不用考虑生存问题，才能专注于学术与临床。我国的医疗科技人员，最有创造力的青年群体，还在为生活奔波，生存压力过大，无法专心于学术。最近国家出台的政策也提到这些了，公租房人才房也是重要的措施。国外医生的收入是国民评论收入的 3-6倍，这是专注于学术和临床的保障。能够不受行政杂事的干扰，专心于临床与学术，争取早日财务自由，像部分同道那样 “半日临证半日读书，晚上聚会讨论学术”。我刚来深圳半月，生存压力是有的，但能专注于临床与学术，目前交通花费时间较多，一天来回大约 3小时。另外得到聂老师一家的帮助，提供平台，推荐病员并免费住宿，深表感谢！聂广 (深圳三院) ：你们是中医的栋梁，未来的希望，应该得到国家的帮助。目前的现状组织起来，形成团队才更加有力量，更能出成果。我在体制内混了一辈子，深刻感受到碌碌无为的滋味。;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31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刘士永：近代日本西洋医学改革的表与里: fqng1008 2019-3-7 22:11; （澎湃新闻网 2018 年 06 月 08 日 14:06:21 ）编者按：刘士永是台湾 “ 中研院 ” 台湾史所的副研究员，今年年初，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了他的专著《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的增订本。在这本书中，作者希望向读者呈现幕末侍医门风在明治医学现代化中的演变，换个角度说，这本书是从医学变革切入，讨论了这场变革前后的日本医界与社会。今年是明治维新 150 周年，近期澎湃新闻就明治维新前后日本西洋医学发展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刘士永。刘士永澎湃新闻：在近代日本西洋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 “ 明治维新 ” 是一个拐点么？刘士永：我用 “ 西洋医学 ” 这个表述而不是 “ 现代医学 ” ，是因为很多人在谈日本医学的西化时，想要谈的是现代医学。但其实，即便是我们现在认为的西方医学，在十九世纪中叶也曾经历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所以西医不是一开始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在明治维新前后，西医在欧洲大陆上也才刚刚开始它的现代化没有多久。对于近代日本西洋医学来说，明治维新是不是一个变革的拐点，应该说，它既是，也不是。 “ 明治维新 ” 是明治天皇政权稳定了以后才提出来的一个口号，似乎就是要把日本全面的改革、现代化。可是从当时的脉络上来看却不尽然如此。举例来说，明治维新的英文，很有趣，是 “Meiji Restoration ”，这个 restoration 其实投射出的是一个恢复或重建过去的态势。当明治天皇跟长州藩、萨摩藩起兵对抗江户德川幕府的时候，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即是 “ 王政复古，版籍奉还 ” 。换句话讲，明治维新并不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是绝对地往前走的；而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日本这一时期的医学改革。就日本学界的通说而言，西洋医学是德川晚期因为受到外敌入侵而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西方新事物，但是明治政府上台以后要如何面对这个新事物，如何去接纳它？就不是一个全盘移植的故事。虽然从表面上看，日本在 1874 年以后全面地从汉方医转向西医，可是在表面制度下的筋骨里，还是延续了相当多的传统中医和汉方医学的一些特质。澎湃新闻：明治时期有很多出身于幕府医家而去学习西医的医者，他们在个人选择上是否存在妥协或纠结？刘士永：明治前后第一代去西方或在日本本土学习西医的人，其出身背景大抵上都和幕府时代以来的武士家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说德川晚期的日本还是封建社会，其中一个特性是，这是一个身份定着的社会，平民 ( 町人 ) 阶层和武士 ( 侍 ) 阶层实际上是分开来的，而武士家庭则会尽力维持其职业或技能的世袭。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日本武家的 “ 家 ” ，不像我们中国人讲 “ 家 ” 是一个血缘性的东西，日本武家的 “ 家 ” 是一个拟血缘性的组合方式。从日本的战国时期以来，大量武士家庭就常通过婚姻、收养等方式去维持家族的门风和特有的职业身份。比如，原本就善于水利工程的武士家族，明治维新以后，这些家族的孩子很容易得到公费留学的机会，到欧洲去学水利工程。医学也一样。传统汉方医家也因政府制度的转变，更为容易把家里的孩子送去学西医。这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上的妥协，我看不如说是日本从战国以后武士家族文化风格的延续。澎湃新闻：就是说，这是一种主动的转型？刘士永：但也没这么简单。在整个十九世纪，欧陆的医学有法国和德国两大系统，日本大量公费留学生都是送到德国去的，这当然跟 1874 年明治天皇公布的 “ 医制 ” 有很大的关系，但也和德川晚期的 “ 兰学 ” 是有关系的。其中， “ 兰医学 ” 特指从荷兰传到日本的医学，其实就是日耳曼地区的医学系统。作为世袭医家的武士侍医家族，不令人意外地也在兰医学的发展中很活跃。再者，明治时期的公费留学生政策，隐藏的是一个表面上被肢解，但实质上仍旧在运作中的武士封建文化传统，从而造成明治时期医界的门派摩擦。举例来看，绪方正规与北里柴三郎的争斗就是如此，同样出身武士家族，绪方正规很快就得到了去西方留学的机会，而出身较低的北里则比较晚才能得到这个机会。绪方正规北里柴三郎我们常常讲，中国人的现代化或者自强运动，有 “ 中体西用 ” 的概念，而近代日本是 “ 全盘西化 ” 的。但是其实这些明治政府送去学习西方医学技艺的人，在价值观念仍然深受江户儒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当时日本洋医界也非常流行 “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 或 “ 视病犹亲 ” 等等，这些出自于传统中国医家的格言。而这些赴德习医的人后来更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执行西洋医学的第一代。我用 “ 武士刀与柳叶刀 ” 作为书名的用意就在于说，他们手上拿的虽是西医的手术刀，但心里面执着的仍是幕府以来武士社会里的儒学规训。依循武士家族对 “ 家 ” 的概念，幕府时代的统汉方医世家在很早之前，就会收养别的医家的孩子，也会把自己的孩子过继到其他医家，这些世家通过收养、婚姻形成了一个职业与社会地位的奥援网络。当明治政府全力推行西医之际，谁也不知道这个变革会不会成功。此时日本汉方医的力量仍然强大，他们要如何在变革和风波中维持其原本家族的稳固，送其中几个孩子出去学习西洋医学，就是一个分散风险的方法。明治时期的汉方医世家大族，都有孩子出去学西洋医学，可常常不是长子。通常长子仍旧继承原来的汉方医学，让其他的儿子去学西洋医学，既可以有自己的一番天地，而且不会影响到原本家庭的门风。但问题是，这些学习西医的儿子是不是医家的亲生儿子，那就不一定了，也可能是他收养的孩子。随着西洋医学变成日本的医疗主流后，传统医家虽不再执行汉方医业务，但也能慢慢转型成为洋医门阀。在转型洋医的过程中，日本医者的行为与价值仍保有相当之传统特质。尽管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西洋医师，可是他们维持家系门风的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还是类似的方式，仍旧喜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医师或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要不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做养子，而收养另外一家的儿子做养子。日本政界有政阀，商界有财阀，医界也有医阀，前面提到的绪方正规，绪方家一直都是非常强大的医学世家，不止子孙门生垄断一科。能够娶到绪方家女儿的，也是医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德川时期以制度来规定武士家与武士家的联姻，但到明治维新以后，这种门当户对的态度反而内化成为社会自主性的价值观，由此形成的阶层性更是牢不可破。澎湃新闻：脱胎于汉方医家的洋医势力成长起来以后，这种转型的不彻底性有何体现？刘士永：洋医世家没有那么快就成长起来，在明治改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操持医疗市场的基本上仍是汉方医家。从汉方医世家转型过来的洋医世家，其发展跟汉方世家有一点相同，但又不尽然一样，这就与明治时期的西洋医学教育特质有关了。汉方医家因为派别的不同，像后世方派、古方派等等有好几个系统，其知识传授是以私塾的形式进行的。当日本全面学习西洋医学之后，西方的医学教育系统也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部就是这个环境下出现的官立教育机构，能进到这个系统的都非等闲之辈，更遑论出身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了。在此时，是否能进到这些官立学校学习，跟出身有很大关系，并不是学得够好就可以。即使是你出身一般但因学习好而进入到学校学习，以后的发展上也会面临很大的限制；这点就跟西方的情形很不一样。明治维新在法制层面上似乎消除了封建，但在社会层面、心理层面，并没有脱去封建社会的影响。例如，长与专斋是明治政府第一任卫生局局长，你看 1888 年与他一起去柏林的日本留德医学生的合影，照片中人数不多但都是日后洋医界的大腕。这些公费留学生回到日本后，分别占据了日本现代西洋医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位置，比如，某某人负责细菌学讲座，某某人负责病理学讲座，之后所有要走这些专业的人就得进到某个老师的门下。帝国大学里所谓某某医学讲座的内在伦理，就俨然是幕府时代武士家族 “ 家 ” 的特征的再现，只是关系更近似中国所谓 “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 。图左人物即长与专斋 1888 年柏林的日本留学生日本医学西化之后，的确引进了德国大学教育的讲座制度，但比之于德国的大学，日本医界对学校讲座制的经营，更像是在学术界中出现一个一个的侍医 “ 家系 ” 。医学教授和医学生之间的师生关系，援引的伦理规范更像是儒家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的关系，这显然就不是西方教育系统里的东西。在西方，被认可的标准多半是哪个医学校的毕业生；但在二战以前的日本，医界地位则取决于跟的是哪位老师或身处谁的讲座教室。也就是说，传统汉方医家的伦理在西化后的洋医世家，体现在医学教育制度中的师生关系上。还有一点很有趣的，二战以前，尤其是明治时期，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日本西医还有 “ 秘技 ” 或 “ 秘方 ” 的概念。这也是很典型的汉方医学的东西。甚至到了大正年间，日本西洋医失或药商都还会以此术语做广告，这也是不太在同时期西方看得到的现象。澎湃新闻：近代日本洋医怎么对待所谓的 “ 秘方 ” ？刘士永：首先就是不外传。尤其是外科开刀的手术技巧，基本上不会外传，只会传给他习医的子孙与门生。据此，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就是视师如父，除非你拜到他的门下，要不然你学不到这门技术。其次是用药的部分，这个也很值得一谈。由于明治政府推行医学改革的时候，西方医学也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汉方医和西洋医学截然两分的状况，其实在明治初期并没有那么明显。就用药来说，《大日本药局方》并没有区分什么是西药，什么是中药，而是与当时德国一样，提供是医师处方药的原料。具体来说，就是一定要有药师资格、医师资格才能使用剧毒药调剂。其它可为处方原料药者多半还是草本药，像大黄、白术这类原料药，只要你受过合格的医学或药学训练，都可以用它来调剂，至于调出来是洋药还是中药，那并不作区分。就是这样脉络下，调制出来的药就会因人而异出现了 “ 秘方 ” 。 1878年资生堂药局广告海报“神药” 澎湃新闻：西医不是一个科学技术化的东西么，怎么会有 “ 秘方 ” ？不同师门家系的医者之间关系如何？刘士永：当然从科学上来说， “ 秘方 ” 或 “ 秘技 ” 不存在什么严重的医学见解不同，而该视为一种东方式伦常关系的呈现。医者之间的伦常辈分，有时会以 “ 秘方 ” 或 “ 秘技 ” 传授的顺序作为一种象征。前面提到的绪方正规和北里柴三郎斗争可以是个佐证的例子。北里柴三郎在细菌学方面赫赫有名，但因为跟东大细菌学讲座教授的绪方正规不合，以致无法去东京帝国大学任教，于是日本政府帮他成立了私立传染病研究所，避开两派的摩擦与争斗。但东京帝国大学的绪方一派，仍处心积虑地想把私立研究所拿下来。由于北里柴三郎在香港鼠疫辨别上犯了一个错误，东京帝国大学于 1914 年趁机吞了这个研究所。结果，北里柴三郎门下学生全体出走，甚至离开时还留下一幅 “ 诀别写真 ” 。其实不管是北里的学生，还是绪方正规在东大的门生，其实都是东大毕业生，他们只是因为事奉不同老师的关系，而引发剧烈的派系冲突和对立。这种不是因为医学学派差异所造成的门阀对峙，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西方医学发展或科学史的眼光来理解。我们习惯把西医看作是技术中立的，汉医是有人本色彩的；但尽管日本医学体制的西化是成功，可至少在二战结束以前，依然保有这种人本色彩 —— 老师去到哪里，学生就跟到哪里，并不是两派之间在医学或科学上有什么见解上的不同。二战以后，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日本于 1952 年发表了厚生改革白皮书，才奠定了战后日本医学教育的基本的范式，切断战前德国系统的教育方法。现在日本的医学教育已经非常接近西方教育系统了，但是它跟当前西方医学教育就完全一致吗？倒也不尽然。在我读书的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地位很高，但绝不会高到可以影响学生或实习医师的私人生活。可是在日本医界，主治医师或是某一个领域里面的权威名医，他还是可以干预的，而且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看过日剧《白色巨塔》的人就能感受到我说的状况。传染病研究所诀别写真澎湃新闻：出身武士家族的医者在医学改革之外，与明治时期的其他改革有什么互动么？刘士永：明治维新从表面来说，就是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从骨子来说，所有的技术性改革、制度性改革都是要实现日本在亚洲建立一个西方化国家的设想。这些出身武士家族的医生或城市设计师等，都有一个建造帝国的想象。所以，即便到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医师会写一些哲学性的东西，例如谈生命，谈社会，谈民族发展，他们是从医学的观点会去谈这些事情，也认为是以医学报效社会或建造帝国的正途。今日看他们写的这些书或者是文章，我们可能会感到很怪也不认为是医者当有的工作。但从明治到大正这段时间里，这是日本医界常见的现象。正因为好医者不该只是治病，还肩负治人与治国的传统价值。而且，这时期去西方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不是谁想出去就可以出去，也不是出去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的。政府派出去的官费留学生是一种国家资源分配，谁能出去，出去学什么，明治政府都有着对于未来日本帝国发展的想象在里面。澎湃新闻：日本政府全面推行西方医学制度之后，传统汉方医的处境如何？刘士永：在制度层面，日本希望全面地用西洋医学取代汉方医学，可是就像我讲的那样，汉方医学根基很深，它一直都还在。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汉方医学在日本又有一股很大的新力量 — 皇汉医道运动致力于恢复汉方医学。对于皇汉医道运动出现的解释很多，其中有人认为跟日本 “ 脱亚入欧 ” 的政治论述有关。所谓 “ 脱亚入欧 ” 是指日本作为东亚的新兴帝国，比起它的亚洲邻居们就更该像欧洲人。可是很明显地，日本人在外观、文化风格各个方面都不像。而此时优生学在德国人快速发展中，日本人就想用该学问里的社会进化论来解释日本人种优于其他亚洲民族的原因，就不得不涉及 “ 体质 ” 这个概念，却也给传统汉方医学留下卷土重来的空间。因为西洋医学，尤其是十九世纪以后发展的科学医学认为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但是传统中医或汉方医学讲体质差异，皇汉医道的支持者遂趁势强调汉方医学更适合日本人体质。皇汉医道运动之所以重要，也因为它兴起后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对传统医学的重视。比如韩国当时对《东医宝鉴》的提倡，更几乎把韩医的复兴视作朝鲜民族的复兴。澎湃新闻：这一时期，日本医家怎么看中医？刘士永：德川晚期到明治时期，有位思想家叫渡边华山，他是提倡 “ 攘夷论 ” 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说是 “ 夷夏变 ” 。他认为日本一直以来中国为 “ 夏 ” ，日本为 “ 夷 ” ，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为东亚新兴的、足以与西方抗衡的帝国后， “ 夷 ”“ 夏 ” 应该换过来了，要以日本为 “ 夏 ” ，以中国为 “ 夷 ” 。这个说法对明治时期医界影响很深，有几个日本的洋医学家就认为整个东亚的医学现代化应该以日本为师。其实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洋医学也是经过转化的，我称之为 “ 扩散的转化 ” 。此时的日本医家很清楚日本洋医不是完全的模仿德国或西方医学，这是已经被日本化的西方医学。既然西方医学可以被日本化并证明可行，那么东亚诸国的现代化就应该模仿这个模式。这样的论述是很有影响力的，以中国为例，现在我们常用的医学名词，就有许多经历过日本转化的。比如霍乱，这本是个中医名词也不尽然指称因霍乱弧菌所引起的急症，但我们现在都直接拿它翻译英文的 “cholera ”。最早这么做的就是明治时期出身汉医世家的洋医们，他们借用原来在中医里面就熟悉的名词，对译或者音译西方的医学用语，让惯西方医学背后的那套论述和逻辑逐渐地渗透到社会常识当中。再者，尽管日本的医疗是西化了，但在药物使用上却不尽然如此。在日本全面推行西洋医学的大环境下，汉方医学始终能够存在的部分原因是汉方医学跟药的结合。日本发展西洋医学是以培养医师为主，国产洋药并不是发展的重点，因此洋医用药多采进口药。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进口受阻，日本意识到必须能够自己制药；可是当时日本的化学工业还没有充分制造化学合成药的能力，于是传统的汉方医得以介入常备药的本地生产，而这些药物的适应症也多半和常民的汉方医学相近，也能在洋医流行之日本人体质论下取得说服民众的说法。澎湃新闻：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中，我们比较常提到西方传教士、协和、洛克菲勒等英美方面的作用，日本的情形如何，似乎这方面对其影响不深？刘士永：我们现在讲的英美医学，英国当然发展的比较早，但实际上英国医学刚开始只是因为传教士的关系，殖民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它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但比较有系统地推进中国的大概是美国医学教育，像是 1914 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可是美国的医学教育改革非常晚，大概是所有先进国家里面最晚的一个，比日本还要晚。日本在 1870 年代学习德国医学，但美国基本上是 1913 年才开始医学改革，而且其保守势力还很强大。支持美国医学教育进行改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因选择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作为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跟医疗体系改革的首发点。所以当协和医学院建立时，老洛克菲勒在动工典礼时讲过一句话：我们要在东方建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但或许有人会问，美国医学他为什么不进入日本？这是因为日本当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日德混合体的医学体制，还有就是日本教会医学的传统不够强大。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的前身都是教会学校，有这个传统可以借用，日本的教会医学院则在帝大系统中受大很大的压制。 1928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试图向日本输出协和经验，但是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之一在于美方觉得帝国大学的德系色彩太强烈了，他们希望跟庆应义塾等私立大学合作，但遭日本政府拒绝于是此事告终。然而，在近代中国医学西化的过程中，虽然有协和医学院这些美国医学力量进来，可在各个省政府或地方上担任卫生行政官员的绝大部分都是留日学生，大多是从两年制或三年制的日本医专毕业的，他们才是快速地把日本这些汉化的医学名词带到中国的关键。于是在地方社会中，日本西洋医学遂得假医务行政与汉字流通之便，无声无息地在中国社会里发挥影响力。澎湃新闻：西洋医学进来之后，医疗才具有商业性和盈利性，这一改变在日本社会是如何被接受的？刘士永：我们今天的 “ 医患冲突 ” 在日本也曾发生过，而且曾经也很激烈。我想 “ 医患冲突 ” 的发生恐怕在于亚洲社会对于医疗的期待，跟西方不太一样。在东方，比如以前中国的善堂、施药等这些举措，代表的是医疗乃救世济人的义举，当然不该以盈利为目的。就算药铺可以赚钱，可他们也会有义诊等善举。相对来说，西方医学，尤其是二十世纪以后，科学医学的发展，则跟市场机制结合益发紧密。医疗需要大量金钱去做研究，有研究才能有开发，有了开发才能有新的有效的药物。当早期西医进入日本的时候，其重点是在培养医师，于是战前的日本医学教育分成三个层次：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领薪水做科学研究，他们也会看诊但不是主要任务，真正看病的责任是交给医学专门学校或医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是做临床的，不负责理论，他们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开业看病，看诊自然是这些开业医师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尽管日本放弃德国 “ 医药分业 ” 的制度，改采类似传统中医看诊的 “ 医药兼业 ” 制度；但在病人看来医师仍是赚两种钱，一个是 “ 无本的 ” 诊疗费，一个是需本钱的调剂卖药。看病该不该盈利造成的医患冲突，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都发生过，更遑论庸医误诊的个案了。只是在国家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建立起来后，医患直接冲突的机会就变小很多。附带一提，日本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约莫在 1930 年代已经有所雏形，但完备期仍是二战以后的事情了。;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15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下）: fqng1008 2019-3-7 13:47; 5.3 针刺手法之演变其病并依穴针灸，或有不愈者何？答曰：一则不中穴。二则虽中穴，刺之不及其分。三则虽及其分，气不至出针。四则虽气至，不明补泻故。（《针经摘英集》）针灸治疗疾病要取得疗效是不仅要正确的选取穴位，还要采取正确的针刺手法，否则也不会取得好的疗效。按照临床常规，关于针刺手法，有三个问题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第一，用什么手法；第二，具体怎样操作；第三、什么时候结束手法。第一个问题，该用什么手法，实际上是在辨证中要解决的病性问题，确定病性后，再根据针灸的治则选择相应的手法，前一章已有较多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根据病性确定了该行什么手法，那么手法又具体怎样操作呢？不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为了更清晰地考查民国针灸学者是回答怎样行补泻手法的问题，并在传统补泻手法发生了哪些演变，我们先从第三个问题谈起，即什么时候结束手法？ 5.3.1 “气至”、“得气”概念的演变 5.3.1.1 《内经》中的“气至”和“得气” 《内经》中对于什么时候应该结束手法出针，是有明确规定的。 “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灵枢·九针十二原》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灵枢·九针十二原》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言持针而出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灵枢·小针解》 “凡刺之道，气调而止”。《灵枢·终始》可见《灵枢》时代，是以“气至”、“气调”为标准来判断结束手法时机的。从《灵枢·小针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言持针而出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的解释，我们知道“气调”和“气至”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由于《灵枢·九针十二原》对“气至”和疗效的关系做了文学化的描述“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从而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视，成为后世判断针刺有效无效的标准。归纳起来，《内经》“气至”具备两个功能，一个是针刺手法结束的标志，另一个是判断针刺是否有效的标志。诚如《内经》所言，“气至而有效”，那么“气至”是要求什么“气”至呢？ “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灵枢·终始》）比较两段的论述，前一段“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后一段“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内容和句式都非常类似，说明所谓的“气至”就是“谷气”至。在《灵枢·终始》中，还对“谷气至”的表现进行了描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这里邪气与谷气对举，“邪”与“正”对，那么谷气应当就是正气的意思。刘书坤的硕士论文《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中，对《内经》中“谷气”的用法进行了归纳： “谷气”在《内经》中主要有3种意义：①指饮食物，如《灵枢·五味五音》“愿闻谷气有五味”；②指水谷精气，如《灵枢·五味五音》“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③指正气，如《灵枢·终始》所讲，张景岳解释道：“谷气，即正气，亦曰神气。” 在《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中，还提到《内经》中还有个词与“气至”概念相类似——“气和”。 “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二盛，泻足太阳，补足少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三盛，泻足阳明，而补足太阴，二泻一补，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脉口三盛，泻足太阴，而补足阳明，二补一泻，必切而验之，踈而取之上，气和乃止。”（《灵枢·终始》）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从原文来看，是由人迎、脉口比较脉法，诊查人体阴阳失衡，并用这种脉法判断是否恢复了阴阳平衡，而这个过程中，或“日二取之”，或“日一取之”，或“二日一取之”，此处的“气和乃止”，当是用来判断整个疗程的结束时机的标准，并非用于判断单次治疗结束时机。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内经》中，结束手法的时机是有明确依据的，依据就是“气至”，而“气至”的概念也是非常明确的，特指“谷气至”，表现为针下“徐而和”的感觉。分析完《内经》中“气至”的概念，下面讨论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得气”。在《内经》中，涉及“得气”概念的，共有四处，现一一分析之。（1）《灵枢·小针解》云：“空中之机，清净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 该处“得气”的意思，联系前后文，不难理解。原文如下： “……‘粗守关’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上守机’者，知守气也。‘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空中之机清净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 《灵枢·小针解》是对“小针之要”的解释，小针解的作者认为“上守机”是“守气”，又说“机之动不离其空中”，是“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的意思，那么是知什么气之虚实呢，显然只能是知“经气”之虚实，紧接着说“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那么此处的“得气”就只能是得“经气 ”了。此外，《素问·宝命全形论》说“经气已至，慎守勿失”，和此处的“密意守气勿失”非常相近，可为一旁证。（2）《灵枢·终始》说：“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守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刘书坤在《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中，对此有一段论述很有见地：男内女外当为男外女内，男为阳，病属阳者当浅刺；女为阴，病属阴者当深刺。“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和“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纳，是谓得气”意思基本一致，在这段中，气至和得气含义应当一致，指通过缪刺法使“实于经”的邪气去，“虚于内”的正气充实。所以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得气失气在十二禁》说：“则其邪气必去，正气必复，是谓得气”。实际上该处的得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得谷气”。（3）《灵枢·热病》说：“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腧及下诸指间，索气于胃胳，得气也。” 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诸热病死生刺法》中解释道：“脾主肌肉四肢，邪在脾故体重。大肠小肠皆属于胃，邪在胃则肠中热。故当用第四针曰锋针者，取脾胃二经之腧，曰太白、曰陷谷也。及下诸指间者，谓在足诸腧也。下文曰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者，其义即此。索气于胃胳得气者，阳明之络曰丰隆，别走太阴，故取此可以得脾气。胳当作络。” 此处所得之气为“脾气”。（4）《素问·离合真邪论》：“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泻。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 从行文方式看，“以得气为故”与“以气至为故”对举，分别是泻和补结束时机的标志，因此此处的“得气”应该和“气至”意思一样，得的是“谷气”。纵上所述，“得气”实际上，可以是得经气、得谷气、得具体的“脾气”，也就是说，在《内经》中“得气”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只是一个动宾结构短语，得什么“气”，随上下文来决定。只有“得谷气”时，才和“气至”意思一致，作为结束手法的标志。 5.3.1.2 历代对“气至”和“得气”的不同理解（1）《难经》“得气”是施行手法的前提《难经》中没有“气至”的概念，只在《七十难》和《七十八难》出现了“得气”。《七十难》云：“春夏温，必致一阴者，初下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阴也；秋冬寒，必致一阳者，初纳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气，推内之，阳也。” 《七十八难》曰：“当刺之时，必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荥俞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顺针而刺之。得气，因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 结合《七十六难》：“何谓补泻，当补之时，何所取气，当泻之时，何所置气？然。当补之时，从卫取气。当泻之时，从荣置气。” 可见《七十难》和《七十八难》分别得的是“阴阳之气”和“经气”，不得气则男外女内探寻之，依然不得气，说明大气已夺，属不治之证。在《难经》中，“得气”依然没有专指得什么“气”，而是在上下文中，意思有所差别。但是《难经》中“得气”却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下一步行手法的前提。如《七十难》“春夏温，必致一阴者”，需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后，“引持之”方能达到目的；“秋冬寒，必致一阳者”，需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在该部得气后，再“推内之”。同样《七十八难》中的“得气”也是施行手法的前提，这和《内经》中的得气是有区别的。下文中，将对“气至”概念种种不同理解中，同于《难经》“得气”特征——施用手法的前提的，统称为“得气”。（2）传世本《甲乙经》“得气”和“气至”的文本考察与理解《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对《针灸甲乙经》“得气”和“气至”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但是笔者的认识稍有不同。 1 ）得气则泻卷之三·背自第一椎两傍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第八说：“白环俞，第二十一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对于此处的“得气则泻”，黄龙祥研究员在《针灸甲乙经》校注中，有注解“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原作大字。此法与《甲乙经》刺灸法迥异，而与甄权针法相合。此文又见于《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句前有‘《甲乙经》：《甄权针经》云’字样，则此文系宋以前人将甄权之文抄入《甲乙经》中，故改作小字。宋以后针灸书白环俞穴下引《甲乙》之文均系直接或间接转引自《圣惠方》，不足据。又《圣惠方》‘腰俞’穴下所载刺法与本穴同。但所引之文与甄权《针经》之文不相混，亦可证”。 2 ）气至泻之 “腹满痛不得息，正卧屈一膝，伸一股，并刺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针灸甲乙经·脾胃大肠受病发腹胀满肠中鸣短气第七》 “女子月水不利，或暴闭塞，腹胀满癃，淫泺身热，腹中绞痛，穨疝阴肿，及乳难，子抢心，若胞衣不出，众气尽乱，腹满不得反复，正偃卧，屈一膝，伸一膝，并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针灸甲乙经·妇人杂病第十》显然，这里的“气至”决不是“谷气至”，而和《难经》中的“得气”概念类似。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最迟在《黄帝明堂经》成书时期，“气至”的概念就已经转变为《难经》中的“得气”呢？笔者认为不可。上述两处“气至泻之”都是针刺气冲穴，此处的“气至”是否和古人对于气冲这个穴位本身的特点有关，抑或是和白环俞一样，是后人的文献混入？姑且存疑。（3）《千金方》中的“得气”和“气至”混淆 “视眼歪不正，口歪目瞤，面动叶叶然，眼赤痛，目晄晄，冷热泪，目睑赤皆针承泣，在目下七分眶骨中，当瞳子直下陷中入二分半，得气即泻，忌灸。”（《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七·针灸中·肝病第一） “治脚转筋针内昆仑穴，在内踝后陷中，入六分，气至泻之”。（《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七·针灸中·肝病第一）此处“得气即泻”和“气至泻之”，意思完全一致，都和《难经》记述一样，是手法施行的前提。前面分析《针灸甲乙经》白环俞时，我们已经知道“得气则泻”是甄权的针法特色，孙思邈和甄权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最晚在隋唐时期，对于“气至”和“得气”的理解，已经出现混淆。（4）窦太师“气至”理解为“得气”、“气至病所” 《标幽赋》说：“先详多少之宜，次察应至之气。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既至也，量寒热而留疾。未至也，据虚实而候气。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针经指南》“真言补泻手法”一节说：“补法：左手掐穴，右手置针于穴上，令病人咳嗽一声，针入透于腠理，复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针至分寸，待针沉紧时，转针头向病，以手循扪，觉气至，却回针头向下，觉针沉紧，令病人吸气一口，随吸出针，急闭其穴。虚羸气弱痒麻者补之。” “泻法：左手掐穴，右手置针于穴上，令病人咳嗽一声，针入透于腠理，复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针至分寸，待针沉紧时，转针头向病所，觉气至病，若觉病退，便转针头向下，以手循扪，觉针沉闷，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气一口，徐出其针不闭其穴，命之曰泻。丰肥坚硬疼痛者泻之。” 窦太师在针灸发展史中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的观点影响后世至深。《标幽赋》中，窦太师认为“沉涩紧”为“气至”，并在“气至”的基础上，进行“寒留热疾”。显然这里的“气至”并非“谷气至”，绝非《内经》的“气至”。而与《难经》“得气”的概念类似，都是手法施用的前提。此外《标幽赋》还提到“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探讨了“气至”速迟与疗效的关系。如果此处的“气速效速，气迟效迟”的气是指“谷气”，那么是对《内经》“气至而有效”的发展，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此处候的依然《难经》中的“得气”。在“真言补泻手法”中的“觉气至”、“觉气至病”，为后世广为引用，并作为结束手法的依据，但是这和《内经》所言的“气至”没有什么关系。至此，关于“气至”和“得气”的种种理解已经赅备，后世的认识都不出这些框架。 5.3.1.3 民国时期发展了“得气”，丢失了“气至” 通过对“气至”和“得气”概念演变过程分析，我们发现历代对“气至”都有发挥，已经和本意相去甚远，孰是孰非，应该遵从哪家之言，是极难判断的，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又是如何进行取舍的呢？《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施针手法：“右手持针直刺之，随刺随捻向里进，约进几分深之数，待患者觉酸重之后，且觉针下气紧之时，是气之已至，庶可施以补泻”。作者并自注：“必须认定经之来去而微捻之，每捻只针柄半转，非若轮之捻转不已也。补泻既毕，气之松紧自殊，其效乃显。然后出针，不可拘定留几呼、泻几吸也”。承淡安先生对出针时机是这样认识的，补泻既毕，“气之松紧自殊，其效乃显。然后出针，不可拘定留几呼、泻几吸也”，是以《内经》“气至”为结束手法的依据的，因为，“谷气至则徐而和”，针下松紧自然不一样。但是，他虽然明白结束手法的时机，却没有用《内经》的专用术语“气至”，只是通过“气之松紧自殊”来判断，并且文中所谓的“气之已至”并非指“谷气至”，而是《难经》的“得气”。也就是说，承淡安并没有严格区分“气至”和“得气”这两个概念。承淡安先生终身致力于沟通中西，用西医学理来解释针灸原理，在针刺感应原理上也不例外。也正是由于用西医学理对针刺感应现象原理的阐释，发展了“得气”的概念。 “书曰：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状。又曰：气至则针下沉紧，此盖明针下刺着神经，神经起反射性之痉挛收缩，因是觉针下沉紧。当神经起痉挛之反射，乃有吸引之状，故有如鱼吞钩饵之象，病者亦觉针下酸重，此即针下得气之原理也。当刺下即觉酸重，即谓之数，足见神经尚活泼，故病易疗。若久久而得酸重，即谓之迟，神经已麻痹，反射性弱，故病难治。某部神经原因太兴奋而成病，再刺激之，反射性更强，故观针下沉紧，前人乃名之曰邪气。邪气者，病态也。若针无病之神经，则反射性活泼而缓和，乃平和之态，前人则美名之曰正气。内部筋肉受营养足，则针着而觉滑利；若缺乏营养而干枯，刺着乃如涩象”。（《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编辑大意之六”）显然，承淡安先生认为“气至”和“得气”是同一回事，所以在解释完“气至针下沉紧”的机理后，直接说“此即针下得气之原理也 ”。在用西医学理对针刺反应现象的原理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发展了“得气”的概念。首先，从说理方式上来看，他从西医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气至”针下沉紧是由于“刺着神经，神经起反射性之痉挛收缩”，导致肌肉挛缩吸引针具，所以有“如鱼吞钩饵之象”。这种解释，不再使用传统的种种“气”来说理，让人更容易理解。其次，从内容上来看，他还注意到医生感觉到手下有“如鱼吞钩饵之象”时，病人也有相应的感觉，“病者亦觉针下酸重”。也就是说，新的“得气”概念包含医生和病人两方面感觉的描述，既有医生的手下感觉，也有病人针刺时的感觉，而古代的“得气”都只是描述医生的手下感觉。但是，由于“得气”和“气至”的功用完全不同，所以不管怎么发展“得气”概念，都无法弥补“气至”概念丢失后的空缺。新中国成立后，对经络和神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不再完全用神经的观点来解释针灸的现象。可是，民国时期演化后的“得气”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保留，只是原本用西医学理解释针刺现象而产生的“得气”概念，回过头来又用传统经络学说对其进行解释。如：得气亦称针感，是指将针刺入腧穴后所产生的经气感应。当这种经气感应产生时，医者会感到针下有徐和或沉紧的感觉；同时患者也会在针下出现相应的痪、麻、胀、重等甚或沿着一定部位，向一定方向扩散传导的感觉。邱茂良主编《针灸学》156页 “得气”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离合真邪论篇》说：“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也就是说，当针刺入腧穴后，通过施用捻转提插等手法，使针刺部位产生特殊的感觉和反应，谓之得气，亦称为“针感”。当这种经气感应产生时，医者会感到针下有徐和或沉紧的感觉。同时，患者也会在针下出现相应的酸、麻、胀、重等感觉，这种感觉可沿着一定部位，向一定方向扩散传导。若无经气感应而不得气时，医者则感到针下空虚无物，患者亦无酸、麻、胀、重等感觉。正如窦汉卿在《标幽赋》中所说：“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铒之浮沉；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这是对得气与否所做的形象的描述。孙国杰主编《针灸学》374页得气，古称“气至”，近又称“针感”，是指毫针刺入腧穴一定深度后，施以提插或捻转等行针手法，使针刺部位获得经气感应。针下是否得气，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判断，即患者对针刺的感觉、反应和医者刺手指下的感觉。石学敏主编《针灸学》149页不难发现，现代《针灸学》教材只是将“得气”中针下刺着神经产生反应，改变为针刺入腧穴后针与经气感应。这种从传统到西医，再由西医到传统的两次变化，使得“气至”的概念更加让人迷惑，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了解“气至”的准确含义了。 5.3.1.4 民国时期“气至”概念演变后对后世的影响通过对《内经》“气至”原意的分析，我们知道《灵枢》“气至”的概念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判断针刺结束手法时机的功能，另一个是判断预后的功能。由于“气至”演变为新的“得气”，而新的“得气”概念和《内经》“气至”不能等量齐观。这样，在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就导致了“气至”两个功能的丢失。（1）判断出针时机功能的丢失《内经》中“气至”就意味着“气调”，是停止手法出针的时机。但是，由于民国时已将“气至”转而理解为“得气”。可是“得气”自《难经》到民国以前，历代诸多著作中，都是施行补泻手法的前提。民国时期新的“得气”概念为针与神经的反应。可是，假如病人神经兴奋性高，只要针具一进入机体，神经就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应，此时，正是邪气盛当行泻法之时，不应该出针。显然，民国时期的“得气”不能作为结束针刺手法的标志。这样，“气至”的第二个意项，就丢失了。虽然，承淡安在《针灸薪传集·序》中说道：“其运针时间之久暂，则以得气为第一义。《内经》所谓刺之而气至，弗复针。刺之而气不至，毋问其数，以得气为主。”如果此处的得气是“得谷气”，自然是《内经》“气至”意义一致，但是，从承氏一贯的论述来看，则此处之得气，是指“病人针感”和“医生手下感”。那么，如果是邪气实的病人，甫一下针，即有“针感”，本应在此针感基础上行泻法，如果认为已经“得气”而出针，则两相矛盾，不合逻辑了。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现代针灸学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对于没有“得气”的病人，留至“得气”时出针，多数病人则统一留针10～30分钟。在临床上留针与否或留针时间的长短，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病证可酌情留针15～30min。而慢性、顽固性、疼痛性、痉挛性疾病，可适当增加留针时间，如急性腹痛、三叉神经痛、痛经等，留针时间可达数小时。有些病证，只要针下得气，施术完毕即可出针，如感冒、发热等。小儿一般不便留针，点刺放血亦无须留针。还有一些腧穴常用快速针刺法，亦不必留针。（孙国杰主编《针灸学》，377页）一般病症只要针下得气而施以适当的补泻手法后，即可出针或留针10-20分钟；但对一些特殊病症，如急性腹痛，破伤风，角弓反张，寒性、顽固性疼痛或痉挛性病证，即可适当延长留针时间，有时留针可达数小时，以便在留针过程中作间歇性行针，以增强、巩固疗效。若不得气时，也可静以久留，以待气至。在临床上留针与否或留针时间的长短，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患者具体病情而定。（石学敏主编《针灸学》，152页）比较《内经》和现代针灸学教材，对于针刺留针的问题，《内经》有确切的结束手法的依据，而现代教材缺乏这种依据，只是给予具体时间的规定，但又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让人不知所从。由此看来，《内经》的原则性更强，也更具备可操作性。（2）判断预后功能的丢失《内经·九针十二原》“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一直以来都是针刺是否有效的金科玉律。可是，该处的原意是指如果行针刺手法后，“谷气至”则有效，并非指任何气至都有效，尤其不是指邪气至。也就是说，只要针下不是“谷气至”，“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就不适用。然而，民国时期的“气至”概念与“得气”相混淆，并在用西医解释“得气”现象的过程中赋予了“得气”新的内涵——针与神经发生反应。这样“气至而有效”，就转变为“得气而有效”。又由于新“得气”概念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医生手下出现“如鱼吞钩饵之象”，另一个是“病者亦觉针下酸重”。就由“得气而有效”，进而转变为医生或病人在针刺时出现反应就有效。但是，如果“气至”概念已经改变，而抱着《内经》“气至而有效”的信条不放，无异于刻舟求剑。 5.3.1.5 小结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用西医神经的观点，对针刺手法进行考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历代对《内经》“气至”概念发生了理解上的偏差，普遍将“气至”与“得气”等同起来，民国时期针灸学家继续了这种偏差，并对“得气”进行了西医学理的解释，赋予“得气”新的内涵。但是，由于“得气”并没有包含“气至”的所有意项，导致了“气至”概念功能的丢失，表现在判断针刺后的预后上，没有标准，在出针时机和留针时间上，缺乏标准（当今的临床留针30分钟几乎成为行业标准）。但是，民国时期“得气”的概念增加了“患者的针感”，为医生判断是否“得气”增加了一条依据，成为当今针灸临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经气”具体是指什么？古人认为“气”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在经脉中运行的气就是经气，正常人体的经气就是正气或说是真气。但是，由于邪气可以进入经脉，经脉之气还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倾移”，经气因此往往不能等同于正气，而是通指各种情况下运行在经脉中的气。《难经·七十八难》作“男外女内”；《针灸甲乙经》作“男女内外”。刺八五分，灸三壮原作“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按《甲乙经》于刺灸法项下，只记怍“刺入几分（寸），留几呼，灸几壮”，不言补泻之法，若系禁灸穴，则言“禁不可灸”或“不可灸”，不作“不宜灸”，可知上文与《甲乙经》体例格格不入．今据《医心方》、《素问·水热穴论》王冰注改。黄龙祥辑校.黄帝明堂经辑校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8.39 虽然，根据前面对于“气至”、“得气”的分析，此处的确为“得气”的表现，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承淡安先生没有分清“气至”、“得气”概念区别的判断。;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75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中）: fqng1008 2019-3-7 13:44; 5 腧穴之演变 5.1 腧穴定位中增加“解剖”描述（略） 5.2 腧穴主治演变之“穴性” 5.2.1 “穴性”概念的提出在讨论“穴性”之前，需要对“穴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避免概念混淆而造成分歧。当前发表的关于“穴性”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有不少实际讨论的是“穴位的属性”，包括了特定穴理论和狭义的“穴性”。本文所探讨的穴性，是狭义的“穴性”，不包括特定穴（如五俞穴、背输穴）等固有属性，即特指根据中医病因病机学说仿照中药药性理论中的药物功能（功效），归纳出来的穴位功能或功效，在有的书中也称之为“穴义”。罗兆琚在《针灸杂志》第二卷1－5期中连载了专著《实用针灸指要》，在该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穴性”理论： “药性穴性，其义一也，凡研究药剂者，莫不谙熟药性，针灸家对于穴性之研究，实未之前闻也，本篇共集穴性二百六十二穴之多，并依经脉次序、详细举出，尚冀针灸同志，努力精求，继续发明，俾臻完善，实所望于先后进君子。” 该书还示范性的将262穴进行了穴性归类，共分为气、血、虚、实、寒、热、风、湿八大类。如气类穴义：中府理肺利气尺泽调肺气鱼际清热利气曲池行气巨骨开肺降逆气天枢调肠胃之气缺盆开胸降气陷谷调胃气公孙运脾气大包行胸腹中诸气攒竹宣泄热气大杼理气道通谷理五脏之乱气俞府降逆气理肾气清肺顺气劳宫清热理气阳陵泉行气导浊太冲降气气海固元气振阳气凡一切气疾俱以此穴为主膻中升脾气降胃气大椎调和卫气 …… 并列表方便查询，如气类穴义经络检查表。罗兆琚先生在提出“穴性”理论时，并没有对其理论渊源进行回溯，只是说“药性穴性，其义一也”，显然是比附药性而提出“穴性”的。药性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能、主治等几个方面，通过后面罗兆琚先生所提出的“穴性”具体内容来看，“药性穴性，其义一也”中的“药性”是指药物的功能（功效）。在本草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本经》中就已经有药物功能的归纳，但是药物功能归纳的规范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以来有关中药功能的认识都在若明若暗之中，没有鲜明地提出，明清的本草逐渐有了改善，但直至民国时期，本草（中药）才对药物的功能作了专项介绍。” 民国时期开始出现中医学的学校教育，对中医教材提出了切实的要求，“由于按药效分类的本草易于学习运用，20年代前后中医药学校多仿照此体例编写教科书” ，更促使药物功效分类研究。正是由于民国时期中药按药物功效分类，同时加强了药物功效的研究，这就为“穴性”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空穴来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穴性理论也不可能无中生有，陡然提出。近十年来，有针灸学者考查古文献，认为自《内经》以降，历代文献中都有散在记载。并认为《内经》“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的提法，是“穴性”理论的滥觞。 “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素问·气穴论》） “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痏。风水肤胀，为五十七痏。”（《灵枢·四时气》） “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灵枢·热病》）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意。岐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支之热也；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泻五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热之左右也。”（《素问·水热穴论》）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素问·骨空论》） “帝曰：水俞五十七处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肾俞五十七穴，积阴之所聚也，水所从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故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肾之街也，三阴之所交结于脚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肾脉之下行也，名曰太冲。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素问·水热穴论》）以后历代宗《素问》者，也有散在记述，如《铜人腧穴图经》中：“今附：若频刺风门，泄诸阳热。” 宋·《太平圣惠方》、《资生经》：“三里下气也。” 元·杜思敬《治病直刺诀》：“阴都穴，进饮食和脾胃。”“巨厥，化气除诞。”“合谷穴，解表发汗。” 明·张介宾《类经图翼》：“风门，此穴能泻一身之热。” 清·严振《循经考穴编》也有不少论述。如“少商以泄腑热。攒竹宣泄诸阳之热。风门泄诸热气。三焦俞能生津液。灸足三里引火下行。听会宣泄耳气。足临泣泄水（水肿），使五脏通利而不损元气。风门能提下焦之气。上星出血能宣泄诸阳热气。气海生气之海，男子能藏精，女子以藏血。” 《行针指要歌》：或针风，先向风门气海中；或针水，水分夹脐脐边取；或针结，针著大肠泻水穴；或针劳，须向风门及胸膏；或针虚，气海丹田委中奇；或针气，膻中一穴分明记；或针嗽，肺俞风门须用灸；或针痰，先针中脘三里间；或针吐，中脘气海膻中补，翻胃吐食一般针，针中有妙少人知。清·岳含珍的《经穴解》一书较完整地解释了腧穴功能作用以及性能，书中运用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学说，结合自己的经验，对腧穴的主治作用机理系统地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分类阐述。如“中府穴，此穴主泄胸中之热，以实肺气”。在（肺之肝病）项中：“胆热呕逆，其汁必苦，金可以克木者，宜补此穴以降胆上逆之气。” 就在罗兆琚在《针灸杂志》中发表他的专著《实用针灸指要》，系统论述穴性之前，《针灸杂志》刊登了河北社员魏复乾《致针灸学研究社众位社员书》，文中建议社员根据各自经验，建立平肝针、宽胸针等针灸方： “鄙人今欲为举者方便见以创造一针灸表即何者为平肝针、何者为宽胸针、何者为清痰利气针、何者为除风散寒针，将详细有验效之穴填入表内，……，今以拙见，妄填几项，祈本社诸位同志互相润色，互相纠正……” 针名除风针百会风府风门风池合谷散寒针清热解毒针清痰针列缺亶中上脘丰隆关元三里肺俞利气针亶中上脘关元三里 …… 5.2.2 “穴性”理论对后世的影响范式的提出，往往对学科的发展至为重要，它能够形成一个讨论和发展的平台，让后人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穴性理论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针灸界的认同，例如，当今流传很广的《经穴性赋》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撰的，1937年李文宪在《针灸精粹》中引用了《实用针灸指要》关于穴性的论述。但是毕竟民国时期政局不稳，学术交流不甚通畅，穴性理论提出后造成的针灸学演变，主要还是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穴性理论提出后，对针灸影响之大，这很可能是罗兆琚始料未及的。（1）腧穴功效归纳出现了新的形式继罗兆琚在《实用针灸指要》中，将腧穴262穴分为八大类之后，以后许多针灸学者沿着这种思路，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为对单个腧穴的“穴性”进行描述，如：合谷穴功用：镇痛镇静，通经活络，清热解表。天枢穴功用：健脾理气，和胃通畅，调经导滞。足三里穴功用：健脾和胃，扶正培元，理气降逆，通经活络。另一种为以功效统穴的归类法，如：解表类发散风寒类：风池、风府、风门、列缺、头维、四白、玉枕、天柱。发散风热类：鱼际、少商、中府、尺泽、大椎、曲池、合谷。（2）针灸处方学的建立正如中药处方学建立的基础是药物功能那样，针灸处方学建立的基础，是“穴性”理论。孙震寰在《针灸心悟》中说道：“穴性喻药性，处方不识药性，何以调燮寒热虚实，针灸不明穴性，焉起诸病之机。”可是，由于腧穴主治发展的自身特点 ]，针灸主流著作一直以来没有对穴位进行“穴性”归纳，所以针灸学中没有类似中医的处方学。“穴性”理论的提出，为建立类似中医的针灸处方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1986 年肖少卿编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以“针灸处方学”命名的专著《中国针灸处方学》，他在书中写到： “输穴和药物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从其主治疾病的作用方面来看，却起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例如外感风寒出现头项强痛、恶寒、脉浮紧的症状时，在中药方面可用麻黄汤来发汗解表；在针灸方面可用风池、大椎、合谷、复溜来发汗解表。又如阳明腑证出现痞、满、燥、实、坚（大便不通）的症状时，可用承气汤来攻下，在针灸方面可取天枢、丰隆、支沟、大敦、阳陵泉来泻火通便。中药治法中有汗、吐、下、消、和、清、温、补八法，而针灸方面也有同样的治法。” 基于中药和针灸穴位的功能一致，中药的治法和针灸的治法相通，那么处方学的建立就是水到渠成之事。宣肺清热方处方：大椎、曲池、合谷、鱼际、尺泽、外关。主治：风热感冒：因风热袭肺，证见鼻干咽痛，咳嗽痰稠，汗出发热恶风，头胀痛，口渴欲饮，脉浮数，舌苔薄而微黄。随症加穴：喉痛者加少商、照海；痰多者加丰隆。方义：本方以宣散风热，清肃肺气为主。督脉为阳脉之海，主一身之阳气，大椎为其经输，又系六阳之会，故借以表散阳邪而解热；合谷、曲池为手阳明原穴，二穴并用，具有清肺气、退热邪的功用；鱼际为肺经荥穴，用以清肃肺气，宣散风热，以镇咳嗽、咽痛；尺泽为肺之合穴，针刺泻法，以泄肺脏之热邪；外关为手少阳之络，通于阳维，用于疏散在表之阳邪，祛风解热。六穴同用，共奏宣散风热、清肃肺气之效。 ] 很明显，肖少卿先生建立针灸处方学的根据，就是“穴性”理论。自《中国针灸处方学》后，针灸处方学的专著以及教材陆续出版，至今已有十余部针灸处方学刊行。（3）针灸辨证论治体系的演变在针灸处方学建立起来的同时，针灸的辨证治疗体系实际上发生了悄无声息的变化。唐**，男，11岁，住南阳县李八庙公社龙王庙大队。1965年3月29日初诊。主诉：患头部热肿痛已4天。现病史：4天来后头部突发高突肿痛，痛处拒按，触之觉热，食欲不振，脉象滑数。辨证：证属风热痰火型头痛。治则：疏风清热导痰。取穴：针泻风池、风府、丰隆。效果：针治1次愈。随访：1965年7月20日其母前来诊病，转告针愈未发。按本例辨证要点是：后头部突然发热肿痛，拒按，触之觉热，又见滑数之脉。故以风热痰火，上扰清阳之头痛辨治，针泻风池（祛风通络、清热清肿）、风府（祛风清热，消肿止痛）、丰隆（化痰），施用祛风豁痰、消肿止痛之法而收效。针泻风池、风府属邻近取穴，即可祛头风，又可消肿止痛，还能借助丰隆以散局部之痰火；针泻丰隆祛痰浊，配以风池、风府，有助清降头部之风痰火热。上面的病例，除了最后的是用穴位，而不是用药物治疗之外，从辨证分型到治则治法，所运用理论与中医辨证别无二致。对于疗效的解释，也大多套用中医处方学理论。赵洪钧先生在《中西医结合看“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论“证”概念的误区》一文中，对“辨证论治”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功能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中医特色的“辨证论治”，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诊疗思路，是将中医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其实无论中医、西医，还是针灸都可以采用，不同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将什么样的理论运用到诊疗过程中去。建立在“穴性”理论之上的针灸处方学，实际在辨证论治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和中医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毫无区别。也就是说“穴性”理论催生了一种新的针灸辨证论治体系 ——与中医一样的辨证论治体系。然而，这种新的针灸诊疗思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很好地指导针灸临床，值得我们注意，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罗兆琚.实用针灸指要 .针灸杂志，1934，2（1）刘继林.关于中药的功能及其发展的讨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04）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72 吴其康.论“穴性” .针灸临床杂志，1999，（02）；陈峰.试论《内经》对穴性的认识 .浙江中医杂志，2003，（08）《黄帝内经太素·热病说》杨上善注：“又数刺处，乃有六十二处，‘五十九’者，以举大数为言耳。”（隋）杨上善撰注. 黄帝内经太素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435 王冰注：“俞傍五者，谓魄户、神堂、魂门、意舍、志室五穴。” 比较《灵枢·热病》和《素问·水热穴论》，两者的穴位并非一致，两者加起来的穴位约占人体经穴的三分之一。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说热病时，可以用“五十九刺”来治疗，并没有明确说五十九刺的穴位具有“寒凉”的性质。据赵京生分析，在分布部位上，热俞在身半以上为多，尤其集中于头项部；水俞全部在身半以下，体现了阳证取阳位之穴，阴证取阴位之穴的思想。具体可见：赵京生.热俞水俞析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01）三里下气之说最早出自《千金翼方·针灸》卷二十八，原文为“人年三十以上，若灸头不灸三里穴，令人气上眼暗，所以三里下气也”，但《外台》漏抄“灸头”二字，“人年三十以上，若不灸三里穴，令人气上眼暗，所以三里下气也”，再经后世辗转引录，大失本意。见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第31页。魏复乾.致针灸学研究社众位社员书 .针灸杂志，1933，1（2）.69－71 “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葛兆光：那些我们所推崇的大师，实际上他们留下来的许多具体研究，现在对我们已经不太重要，但是，他们在做这些具体研究时所提出来的那个范式，却很重要。比如说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也许并不很新鲜，但是，他用了这个“两重证据法”的命名，就提供了一个框架，一个方法，一个平台，让你去重新看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再比如说胡适，我自己做过禅宗史的研究，我就知道胡适做的禅宗史研究，具体问题上很多都有疑问，但是，我必须说胡适开创的那一套方法，以及他方法背后的那一套假设，至今仍然是我们要跟着走的，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又比如我们讲陈寅恪，很多具体研究都有人重新做了，包括黄永年先生，一些方面都推翻了他的具体结论，可是，没有人能够改变陈寅恪用种族、文化和政治来分析中古史的框架，人们还得在他的延长线上走，这就是陈寅恪了不起的地方。”学术是从假说开始的.光明日报，2005.3.24 杨甲三主编. 针灸腧穴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刘伍立朱文锋.辨证选穴与腧穴的功能归类与分化 .针灸临床杂志，1999，（1）. 腧穴主治的发展，自《针灸甲乙经》始，到现代的《针灸学》教材，都是对主治症的归纳和总结。中医辨证有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分别对应不同的理论，其中方所对应的是“治法”，而针灸处方学的建立，显然挪用了中医的治法。肖少卿编著.中国针灸处方学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47-48 《内经》的方义和此处的方义差别很大，例如：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灵枢·五邪》）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灵枢·四时气》）以上二方，明言取三里是针对“胃”；取行间穴是针对“胁下”；取耳间青脉（后演化为瘛脉、颅息二穴）以“去其掣”；取血络以“散恶血”，是典型的针灸方解。同时可以看到《内经》的方解都是“部位对部位”的方式，与此处“方义”完全套用中医处方的解释方法大不一样。引自黄龙祥《国家标准经穴主治·注释本导言》。其实，该病例中作者混杂了中医和针灸两种辨证思路，在后面将谈到。李世珍等著.针灸临床辨证论治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49-50 赵洪钧，刘延伶.中西医结合看“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论“证”概念的误区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 之所以说它是新的，是因为针灸原本存在自己的辨证论治体系，将在后面论述。当然这里的毒，并不是现代的“毒物”的意思，而是指药物的偏性。《内经》所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说明大毒之药的偏性更大，同样说明，中药治病是以偏纠偏。 “中药按功能分类，主要是根据它在实践中能解决什么样的病变而决定的，所以中药分类和中医病变学说紧密相关。中医的病变有虚、实、寒、热四大项，中药的分类也就有补虚、泻实、清热、温寒四大类。中医的具体病变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等，中药的分类也就有补气、补血、滋阴、壮阳等；中医有气滞、血瘀的病变，中药就有行气、活血之分；中医有风、湿、痰、火等病变，中药就有祛风、燥湿、豁痰、降火之分。总之，中医有什么样的病变，中药就有与之相应的治疗药物。只有达到这一点，中医的辨证论治才能全面实施。而中药达到这一点的过程，又是辨证论治在实践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普及，逐步发展的过程。可见中药按功能分类是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一种实用性理论，较之其他中药理论更为宝贵。”贾得道.中医理论的实质探讨（续完） .山西中医，2000，（02）引自黄龙祥.《经穴主治国家标准·注释本导言》 “主治是腧穴的一个重要特性，但并不代表穴性，现在往往是从主治来概括穴性，曰××穴具有补益肝肾的性质，其实这只是××穴在特定条件下（病性、配伍、手法）的一个作用，并不是该穴固定不变的性质，，所以不能以主治代穴性。”徐斌.穴性论 .中国针灸，1999，（1）. 当然，中药功能的归纳，也是一种反推，但是，中药的功能是单向的。中医对于病性的治则分为正治和反治，反治是临床表现与其本质不相一致情况下的治法，采用从其假象而治的方法，究其实质，用药虽然是顺从病证假象，却是逆反病证的本质，依然是遵循正治的根本思想。关于针灸治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原始含义可参看：黄龙祥.针灸治疗原则的形成及其内涵的演变 .针灸临床杂志，1994，（01）孙广仁主编.中医基础理论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291 该段文字据《素问·离合真邪论》王冰注，“《针经》云：泻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出针，疾气得泄。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悔，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则补之必久留也。”意思更清晰明了。黄帝内经素问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170 赵京生著.针灸经典理论阐释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0.149 “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该句为宋校正医书局，根据《甲乙经》误将《灵枢》的内容补入《素问》。黄龙祥.试论宋代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4）. 赖新生等编.实用针灸处方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34 邱茂良主编. 针灸学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02 孙国杰主编. 针灸学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218-219 石学敏主编. 针灸学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195-196 杨长森，何树槐主编刘冠军等编写. 针灸治疗学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15 石学敏主编. 针灸治疗学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21 主编王启才. 针灸治疗学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 35 董明强编著.中医辨证新方法论 .学苑出版社，2001 5.2.3 古代没有提出“穴性”理论原因分析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自从“穴性”理论提出后，在针灸界迅速掀起了研究热潮，甚至已经写入教材，目前已经广为流传。那么，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就是穴性的理论为何在古代没有正式提出呢？（1）中药与穴位治病原理不同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理法方药的落脚点是中药，通过中药来治疗疾病，那么药物是怎样对机体进行调理，恢复人体平衡的呢？《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是药三分毒”，中医治病就是“以毒攻毒”，用药物的偏性纠正人体出现的偏性，使之恢复平衡。由于药物具有偏性，是以偏纠偏治疗疾病，所以，中药都必须明辨寒热虚实，针对病性的用药，如若孟浪投药，则祸不旋踵矣，故张仲景有“桂枝下咽，阳盛即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之训。然而，针灸却稍有差异，针灸的治疗体系，最终落实到对穴位的刺激。为了更好地看到穴位治病和中药治病的差别，我们先看《内经》用穴位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灵枢·五邪》）。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气在于肠胃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灵枢·五乱》）。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肠中不便，取三里，盛泻之，虚补之。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以上《内经》所述足三里穴主治，可见不论其具体的症状如何复杂，也不论引起这些症状的病机是“阳气有余，阴气不足”、“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有寒有热”，只要病位在“胃中”、“胃”、“胃脘”、“脾胃”、“肠胃”、“肠中”这些特定的部位上，其针灸取穴就都可以“调于三里”。大量经验事实证明腧穴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不能简单地说某个穴位是寒性或是热性，人体的穴位，归根到底是人体的组成部分，是人之一部，不存在药物那样的“四气五味”。所谓的“穴性”，如果追根刨底的话，都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病人的病因病机全面分析后，从治疗效果进行的一种反推。例如，大椎在发热病人中可用，似乎是“泻热”的穴位，归属为寒性，当遇见体温过低的病人时，我们也可以用大椎调节体温，此时大椎又似乎是“热性”的穴位了。中医和针灸治病原理的这种差别，是历代针灸名著都没有用药物功效的形式归纳“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2）中医和针灸对“病性”的处理方法不同所谓病性就是指疾病的寒热虚实等性状。中医和针灸对于病性的处理原则体现在治则中：虚者实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中医）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针灸）以上是中医和针灸对于寒热虚实病性处理的基本原则，咋看极为相似，其实内涵完全不同。首先分析虚实的处理原则。七版《中医基础理论》是这样论述的：虚则补之，是指虚损性病证出现虚象，用具有补益作用的方药来治疗。即以补益药治虚证。如阳虚用温阳的方药，阴虚用滋阴方药，气虚用益气的方药，血虚用补血的方药等。实则泻之，是指实性病证出现实象，用攻逐邪实的方药来治疗。即以攻邪泻实药治实证。如食滞用消食导滞的方药，水饮内停用逐水的方药，瘀血用活血化瘀的方药，湿盛用祛湿的方药等。很显然，中药治病的指导思想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逆其病性而用药，虚则用补益药，实则用攻逐药。那么，针灸对于虚实是怎样处理的呢？《内经》中对于虚实的处理，给予了详细论述：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泻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以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 ” 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帝曰：补虚奈何？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针，气入针出，热不能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灵枢·九针十二原》） “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徐和疾都是表速率的词语，说的是行针手法。“泻实者，……”句和“补虚奈何？……”句更是明白无误的是说如何用手法来补虚泻实。可见，针灸治病是通过针刺手法来达到虚补实泻目的的。如果，对于虚实的处理原则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寒热的处理原则，就更能一目了然。中医对于寒热的处理是：寒者热之，是指寒性病证出现寒象，用温热方药来治疗。即以热药治寒证。如表寒证用辛温解表方药，里寒证用辛热温里的方药等。热者寒之，是指热性病证出现热象，用寒凉方药来治疗。即以寒药治热证。如表热证用辛凉解表方药，里热证用苦寒清里的方药等。（七版《中医基础理论》）对于寒热的处理，中医依然是采取用对抗的办法，运用相反性质的药物来纠正人体的偏性。针灸相应的治则却是：热则疾之，寒则留之。此处非常明了，“疾”没有“寒”的意思，不可与“热”对举，和中医的“热者寒之”以寒性药对抗热性病意思完全不一样，同样的道理，“寒则留之”的“留”也只是一个动作的描述，没有温、热的意思。此处的“疾”和“留”实际上都是指针刺手法，所谓“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此之谓也。综上所述，中医针对病性的处理原则是根据病情，选取性质相反的方药来治疗，而针灸则并不是选取与病性相反的性质的穴位来治疗，而是用针刺手法进行调整。（3）针灸的取穴原则不需要“穴性” 古代没有提出“穴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针灸的取穴原则，并不包含“穴性”所表达的内容。“穴性”描述的是穴位的功能，倾向于针对病性的表述，然而，历代指导针灸治疗疾病的取穴原则，却是根据病位来取穴的。 1 ）《内经》中的取穴原则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 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拄，后取足太阳。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泻出其血，后取足少阳。同是厥头痛，由于兼症或面肿，或项痛腰痛，或有耳周症状，则根据足三阳经中循行部位不同，足阳明行于面部，足太阳经行于头项，并下行腰背，足少阳行于侧头部绕耳，而分别采取相应经脉穴位治疗。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热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素问·刺热》）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酸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素问·刺疟》）热病和疟疾都是全身性的疾病，但是在治疗时，却都是根据病变部位不同，或局部取穴，或循经取穴。如《刺疟篇》所谓“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即根据病位表现，定夺病经所在也。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太阴。心痛而辨证属足厥阴经病变，是因伴有小腹满，小便不利诸症，而足厥阴经病候有“少腹肿”、“闭癃”，故而用足厥阴。心痛辨证为手太阴经，则是因手太阴经病候有“少气不足以息”。这是根据经脉病侯来取穴，也是循经取穴的一种。有人对《内经》的针灸方进行了统计，发现《内经》针灸处方以经络辨证为原则，循经取穴为主，其他取穴为辅，400余首针灸处方中运用循经取穴的处方多达356首，占处方总数的86.4%。在《内经》中，还有两种特殊刺法——巨刺和缪刺。这两种刺法都是病在左，而刺在右，似乎有违前面提到的病在何处，就针刺何处的原则。其实不然，试分析之。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灵枢·官针》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左取右，右取左。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素问·缪刺论》帝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与巨刺，何以别之？岐伯曰：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素问·缪刺论》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素问·调经论》《内经》中说得很清楚，巨刺是病在左，而右脉先病，左脉正常，故实际上是右经不正常导致了左边病变，病本在右，所以要巨刺右边经脉。而缪刺则是“身形有痛”而“九候莫病”，虽然有疾病的表现，但是脉象上没有表现，“有痛而经不病者”，故病不在经，而在络脉，所以缪而刺络。巨刺和缪刺表面上看来，左病刺右，并非根据“病变部位”取穴，但是，究其实质是遵循治病求本的原则，针对病变的真正所在进行针刺。巨刺和缪刺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针灸的辨证论治实际上是根据病变部位来取穴的。当然，不容忘记的是，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取穴形式，就是在病变局部取穴，所谓“以痛为输”。《内经》中在病变局部取穴的例子非常多，而“以痛为输”通常都认为是人类对腧穴的最早认识，道理简单，不再赘述。 2 ）当今针灸教材中的取穴原则当今的针灸学教材对于针灸取穴原则有多种，综合起来有：循经取穴、局部取穴、邻近取穴，辨证取穴、对症取穴、经验取穴等，但是有三个是共同的，几乎在每本教材中都具备，那就是循经取穴、邻近取穴和局部取穴。如：表4 教材取穴原则五版《针灸学》近部取穴、远部取穴和随证取穴。六版《针灸学》近部取穴、远部取穴和随证取穴。七版《针灸学》近部选穴、远部选穴和辨证对症选穴。杨长森主编《针灸治疗学》近部选穴、远部选穴和对症选穴。石学敏主编《针灸治疗学》局部近穴、邻近选穴、循经远取和辨证选穴。王启才主编《针灸治疗学》局部近穴、邻近选穴、远端选穴、辨证选穴和随症选穴。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秉承了《内经》的取穴思想。循经取穴、邻近取穴、局部取穴三者的共同点都是围绕病位，针对性的进行调理，在选穴的过程中，病位是第一位的，只有确定病位，明辨病变经络所在，才能进行选穴治疗。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针灸一样也要辨病性，但是对于寒热虚实病性的处理，只是在针刺手法方才体现。 5.2.3 穴性理论引发的思考（1）针灸和中医是不同的诊疗体系上一节，我们分析了中医和针灸的治病原理及对病性的不同处理原则，发现中医和针灸的辨证论治体系，存在重大区别。由于中医的治病原理是通过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所以董明强先生在对《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十部中医名著所用1833首方剂进行统计后，分析得出中医的辨证过程中，辨病性比辨病位重要，中医是以辨病性为主的辨证理论体系。而针灸的治病原理是通过刺激人体部位来调节平衡，通过针灸取穴原则的分析，不难发现针灸更强调的是疾病的部位，如果不知道病变部位，针灸几乎无从下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理论体系。在明确了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论治体系之后，再来看《内经》，您或许会有另一番感触。先人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多么恢宏的人体部位联系图，十二经脉、十二经筋、十五络脉、脏腑输募穴、六腑下合穴…… 但是，今天介绍推广中医模式的针灸辨证论治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在临床上也普遍的使用这种思路指导针灸治疗，如果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似乎与临床疗效相悖。然而，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仿照中医辨证论治的思路，是民国以后才发展成熟起来的，与《内经》时代以及古代的主流针灸诊疗体系是有区别的。与辨病位为主的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体系相比较，“穴性”所代表的辨病性为主的辨证论治还相对稚嫩，有待发展。当然，针灸是一门实用科学，不能仅仅在理论上评长论短，而是要能够具体的指导临床，以辨病性为主的针灸辨证与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论治，到底孰优孰劣，应该在临床中设计实验，加以鉴别。（2）世界医学的格局 “证”被认为是中医的特有概念，中医的认识是“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某一病理状态下的“因位性势”。其实，任何医学无不是根据“当下”的疾病状态提供治疗方案，而“当下”的疾病状态无不可分为“因位性势”四个方面，不同的医学，由于治疗手段的不同，以及理论基础的不一致，导致对“因位性势”各有侧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诊疗体系。通过分析从中医角度认识针灸而提出的新范式——“穴性”，对传统针灸具备了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首次明确了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病性为辅的诊疗体系。再根据董明强先生对中医经典中1833首方剂统计结果的分析，中医是以辨病性为主的辨证论治体系，而西医众所周知是强调辨病因的，也就是说西医、针灸、中医三种医学，分别对应于“因、位、性”，成三足鼎立之势。董明强编著.中医辨证新方法论 .学苑出版社，2001.;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65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杨克卫：浅谈民国时期针灸医藉的挖掘与整理: fqng1008 2019-3-6 16:57;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十四届一次学术年会论文集》2014 年）近年来，民国时期针灸届的学术发展史备受学者关注，要对该时期的学术发展史进行梳理，首先要大范围的占有相关材料，理清现存针灸著作的数量，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的横向对比。因此，以最新全国权威性中医书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为基础，参考《中国针灸荟萃·现存针灸医籍》、《中国针灸文献提要》、《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书目梳理现存针灸书目，历时5年时间收集民国时期针灸相关医籍，综合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超星读秀等数据库及孔夫子旧书网所见书籍图片，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进行梳理，仅就5年来对所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收集整理体会做如下介绍：一、民国时期时间的界定对于民国起止时间的界定，以民国纪年法为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推翻了清王朝。1911年 12月，各省代表会议就讨论了孙中山的改用阳历的提议，并通过了决议。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1912年即为中华民国元年。而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此，本文民国时期起止时间的界定为1912年至1949年。二、民国时期针灸医籍数量考岗卫娟考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数量为215种。基于5年收集整理所见（部分图片资料来自孔夫子旧书网）尚有《针灸杂志》民国35期存世，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四辑影印民国35期及建国后6期已经出版。亦见有总目未载书目，散在民间针灸医籍不胜枚举，仅就所见略举一二：如李柳溪先生所著《针灸图注》手抄石印本，山东郭蒸晨老师藏；卢觉非著《中国针灸科学论》（民国30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各家学说教研室有藏；《最新考证经脉经穴图》（一正面图；二正面图；三侧面图）三张，考《最新考正经脉经穴挂图附说明书》三版（民国27年）版权页，此图应为四幅，惜未见四，吉林杨克卫藏；《一壶天》杨体仁著（民国已巳年，1929年），成都中医药大学有藏，其中下集《针灸心法》为杨体仁本人针灸经验。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数量远远高于215种，且年代在民国时期左右的抄本亦有存世，更难以统计。三、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研究现状近年来，对于民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医发展史备受学者关注，而民国时期针灸届的发展史也不例外。以往的研究论文及著作多以区域性研究、人物性研究、学派性研究为主，亦散见对某一人物的著作进行介绍的文章；民国时期著作的重校再版近年也有多部，民国时期针灸名家的经验集成也有整理出版。 1. 区域性的研究对于区域性的研究，目前集中在岭南两广及浙江。刘芳对广东地区现存针灸医籍做了详细的考证；赖洪燕、戴铭对广西地区现存针灸医籍做了详细考证；杨梅良、盛燮荪对浙江一带医家及著作进行梳理，对王可贤的《金针百日通》、张山雷的《经脉腧穴新考证》等书进行简介，并对民国时期浙江地区的针灸学社--东方针灸学社进行详细的考证。除此之外专门以区域性研究的公开文章亦不多见，目前尚在进行研究的亦有广州中医药大学药博士李乃奇在进行岭南地区针灸著作的研究，博士论文尚未结题。地区性的研究为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及参考，对书籍的内容较少涉及，因此对各种针灸医籍的学术渊源、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2. 人物性的研究对人物性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著名针灸医家专著的研究，如承淡安、罗兆琚、杨医亚等民国时期著名针灸医家及相关著作。王勇对承淡安的生平著作进行研究，并对其《中国针灸治疗学》与其他针灸医籍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总结承淡安的学术思想变迁。林怡对罗兆琚的生平事迹及著作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对罗兆琚的学术思想和医学经验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文清亮对杨医亚的生平事迹及著作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对杨医亚的编译著作和学术思想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除此之外亦散见以某人的著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人物性的研究为民国时期针灸名家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及参考，对书籍的内容亦有涉及，因此对民国针灸名医的学术渊源、经验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有初步的研究，为民国针灸名家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为针灸学派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学派性研究目前学派性研究，仅对澄江针灸学派创始人及部分传人进行了研究。1989年，“澄江针灸学派”在承淡安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首先提出，得到海内外针灸界的重视和认可。澄江针灸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西医碰撞、交流与汇通的背景下，由著名针灸学家、中医教育家承淡安先生所倡引，以苏南地区为中心，辐射全国乃至欧美而形成的个性鲜明的现代中医学派。2011年“澄江针灸学派研究中心”在南京成立，并与《中国针灸》杂志社合作，于2012年设立“澄江论坛”栏目，对“澄江针灸学派”在民国时期的研究散见于对该学派研究的大量论文及著作中。如对承淡安的研究论文及著作，对曾天治的研究论文等。 4. 著作再版及经验集成整理再版著作如《金针秘传》、《针灸薪传集》、《伤寒针方浅解》、《中国针灸治疗学》、《温灸学讲义》、《中国针灸学讲义》等。经验集成著作如《承淡安研究》、《杨医亚针灸学》、《承淡安针灸经验集》等。 5. 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相关医籍谈民国针灸医籍的挖掘据自藏民国针灸医籍百余册；李乃奇博士相助提供岭南地区民国针灸医籍的部分数据材料；加之超星读秀等数据库亦可见多种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民国现存针灸医籍所见基本过半数。仅就所见针灸医籍谈谈5年来收集体会：民国时期是一个战乱的时期，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书籍的保存流传就是灾难性的，如《针灸杂志》民国35期，部分每期印有千余册，时隔近80年，存世已经稀少，可见民国这一时期的针灸医籍毁灭了不少。另部分老中医所藏医籍在文革时期亦有损毁。如著有《实用科学针灸》的谈镇垚(尧)（《总目》写为淡镇垚，系有误）文革时期其多年来所整理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去销毁 ,导致医疗经验难以保存继承。此书河南中医学院有藏；另此人尚有《实用针灸讲义》封面题民国35年，2册油印（信息来自孔夫子旧书网）；建国初期《实用针灸讲义》1955年出版。关于谈镇垚本人，经多方查找购得《实用科学针灸》上册得以窥探此人一二，此人因母亲患手臂麻木疼痛，经中西治疗未愈，于民国32年从曾天治针灸专家学习针术，学甫一月，为家母试治，疼痛立除；然医药缺乏之边区，谈镇垚在民国38年编成《实用针灸科学》上中下三册以广传针术。澄江学派又一再传弟子谈镇垚及著作得以窥探一二。民国针灸医籍如上所述，馆藏应占有大部分，民间亦散落部分，加之抄本的时间、内容难以判断，所以对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应该尽量走访各大图书馆，走访民间私藏，正如黄龙祥老师所说：“史学研究的第一步是要全面占有一切相关史料” ，只有全面的占有民国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才能基于所见医籍，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进行各种针灸医籍的对比研究，以及该时期针灸学术发展史的研究。 6. 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相关医籍谈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在全面占有民国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的基础上，对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才能系统的、全局性的研究问题。如对承淡安的研究，夏有兵、张建斌对澄江针灸学派的整理研究就是一个典范。如《实用针灸学》陈景文，《总目》载有2个版本，本人所购得4册皆同一个版本，即1932年宁波东方针灸学社藏版，所以对《总目》所载铅字本，本人认为可能为1932年版，待日后访馆后才能得以证实。另夏禹臣《针灸讲义》，未见出版时间，封面题有山左夏禹臣编，此书颇有趣，前面为石印本，后面部分为铅字本切书口题华北国医学院，经与华北国医学院铅字本对照，2书虽皆有华北国医学院字样，但是装订版式及内容相差甚多，疑为华北国医学院不同办学时间的教学讲义，结合夏禹臣《医学讲义》（1920年）关于针灸部分（《总目》所载此人仅1部著作），综合数据库信息，基本可以梳理清楚夏禹臣学术思想及医疗经验。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如上所述，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研究民国针灸医籍，在全面系统的占有医籍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研究，才能对该时期的针灸学术发展史全面客观的研究，如对针灸学派的挖掘整理，对针灸教育的研究等等。四、小结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对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挖掘与整理研究现状作了考查，认为：（1）民国针灸医籍的研究近年来多为区域性研究、人物性研究、学派性研究为主，亦取得了喜人的研究成果；（2）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挖掘与整理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研究民国时期针灸的学术发展史，同时应走访图书馆、民间私藏及利用数据库等方法，尽量全面的占有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才能对该时期针灸学术发展史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参考文献岗卫娟.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医籍数量考.中华医史杂志，2013，43(5)：306. 刘芳.民国广东针灸医籍考.中医研究，2011，24(6)：72-74. 赖洪燕;戴铭.广西近代中医针灸医籍考.广西中医药，2011，24(6)：72-74. 杨梅良;盛燮荪.近代针灸学术经验集成.浙江：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15-137. 王勇.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研究.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8：62-65. 林怡.罗兆琚及其学术思想研究.广西：广西中医学院，2005：29-30. 文清亮.杨医亚教授对针灸学的贡献.河北：河北医科大学，2010：35-3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陵文史第7辑.1991：168. 谈镇垚.实用针灸科学.乐山：乐德针灸医学研究社，1949：前言. 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 1 2 3 4;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62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建斌等：以旧学为根据，用科学做化身——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探析: fqng1008 2019-3-6 14:06; 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诞生于民国时期的澄江针灸学派，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针灸科学化实践，不仅创办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中国针灸讲习所、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针灸疗养院等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还创办《针灸杂志》、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中国针灸学讲义》等学术专著和教材，尤其培养了大批根植于临床、兼具现代科学素养的针灸人才，对现代针灸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西学东渐的思潮和中医存废的争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澄江针灸学派，在学派领袖承淡安先生的影响和感召下，积极开展针灸科学化的探索和实践，为现代针灸学科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 民国时期针灸学术的背景自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8年，即史称民国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和巨变的时期。随着国家封闭格局的打破、思想束缚的解放，学术上出现了一个中西汇流、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根本的嬗变则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1】。而此时的针灸学术却面临着多方面的考验和危机，包括官学失守、存废之争以及“非科学”质难等。首先，1822年道光皇帝下诏“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自此针灸失去了官方的地位；其次，1912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教育部通过并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只提倡西医教育，却把中医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的衰落之势已经显现；第三，1929年国民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科学化思潮中，针灸在科学化语境中出现了“失语”现象。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科学”一词引入中文，以取代“格致”，体现了中国人世界观的一次重大变革【2】，也标志着科学化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民国初年，“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取得了相当独立的地位。首先，科学团体的创办、科学期刊的增多，其中，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科学》杂志的创刊，最为显著地推动和促进了科学化思潮的发展；其次，科学教育已引起较多人士的关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已将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规范体系，从单纯的知识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并被规定为一种具有高度涵盖性的世界观【3】。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科学化语境中，“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骂中医’也便成为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4】。在科学化思潮中，中医学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为了摆脱这一局面，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医必须革新原有学术原理，以“科学化”来谋求生存和出路。因而，提出以“科学”改造和革新中医，从而谋取中医存续的合理性和改善中医的生存环境，在20世纪30年代汇集成一股“中医科学化”思潮，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化”主张。“科学”成为民国时期拯救中医的不二法门【5】。 2 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特点在民国“中医科学化”的运动中，以承淡安为领袖，以卢觉愚、曾天治、邱茂良、罗兆据、谢建明、陆善仲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追随者组成的澄江针灸学派，以一系列实际行动实践着针灸科学化，包括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30年）、创刊《针灸杂志》（1933年）、建立中国针灸讲习所（1935年，1936年改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和针灸疗养院（即针灸专科医院，1936年）等，师生共奏针灸科学化实践美好乐章，成为民国针灸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基于临床实践及其疗效规律，进一步探索针灸学术，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框架，产生了一批新的概念术语，确立了针灸临床研究的模式等。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主要有以下特点。 2.1 坚持以自我学术为主体的科学化实践澄江针灸学派在针灸科学化实践的进程中，既不是以西方医学改造自我，也不是用科学的标签美化自我，承淡安及其传人都是坚持以针灸固有学术为主体，借鉴西学，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面对民国科学化思潮和中医非科学责难，承淡安先生对针灸学术的“科学化”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阐述—“西洋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自有其江河不可废之故。何也？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即成一种学术。西洋科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东方学术亦能之。而针灸学术之神奥，却有不能言之尽成理者，此由古书晦涩，后人不能通之，非其本身不通也……即须将古书晦涩之理，细加考证，诠释明白，必也理论与事实相响应。自己明白，使人皆明白，此即谓之科学”【6】。这里，一方面显示了承淡安先生对科学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承淡安先生对于针灸学术的自信，这也决定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和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价值取向。正是由于其来自临床的学术自信，承淡安及其弟子们坚持以针灸固有学术为主体开展科学化实践。如承淡安【7】有“所幸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以旧学为根据，用科学作化身，不惜秘法公开，循循善诱……”等论述，无不体现出洋为中用、新资旧用的学术范式，即并非简单名词术语的转换或者西医改造针灸，而是依据针灸学术固有的学术原理，借鉴现代科学知识进行阐释。如时任香港东华医院中医长的卢觉愚，于1933年在《针灸杂志》首刊上发表了“突眼性甲状腺肿病针效之研究”【8】一文，从针灸效验切入，反思针灸治疗的方法和机制。卢觉愚按照承师《中国针灸治疗学》所载方法获得了临床疗效，但是现代原理不明、现代机制不清，卢觉愚径直从内分泌病理分析病情，并从神经与内分泌的交互关系分析针灸取效的原理。卢觉愚在充分分析针刺效应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借鉴西学来阐明“针效之原理”，这与他“近日科学昌明，足资借镜者不少，在吾人努力如何耳”【9】的心愿是一致的。因此，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过程中，始终对传统针灸理论保持着尊重一继承一诠释一发扬的发展模式。20世纪50年代承淡安先生发表的《经络理论不能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理解》《针灸学术讲稿》等论文论著，即是此类实践和反复思考后的心得和领悟。 2.2 坚持以临床疗效为基础的科学化实践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并非是贴上“科学”的标签或者将传统的概念换上西学的名词，而是有着自己的学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临床实践和对临床疗效规律的把握。无论是承淡安，还是卢觉愚、曾天治、邱茂良等，尽管有着不同的学术经历和背景，但都始终坚持以临床实践和疗效规律为基础的科学化实践。澄江针灸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曾有这样的论述：“针灸至今日虽极衰微，毕竟尚能存在。其所以能存在者，为治病有效验之故也”【6】“所以历数千年而屹然不堕者，良由效验宏深之所致也。”【7】指出了针灸赖以存在的价值在于临床疗效。卢觉愚在《针灸学术为医者必修论》一文中也指出“针灸治病，效速而功宏，治易而利薄，为公认之事实。治医者，岂可忽之哉”【9】。澄江针灸学派的创始人和传人，无不对针灸临床疗效特点及其规律有深刻的领悟和体会。坚持从临床实践出发、从临床疗效出发，是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学术基础。澄江针灸学派不仅重视临床实践，而且注重疗效总结。如承淡安先生依据家传秘法和自己临床体验在1931年编著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后，1933年邀请江苏南通名医孙晏如先生补充医案、修订全书；同时从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的学习报告中，发现和收集大量新鲜、生动的治案，出版了《针灸治疗实验集》（1933年）。澄江针灸学派的代表性传人曾天治先生，在针灸行医两周年后，汇集其所治愈的108种病的治疗经过，出版了《针灸治验百零八种》（1934年）一书；他坚持临床实践，也为其后来出版《科学针灸治疗学》（1940年）提供了学术源泉，《科学针灸治疗学》记载的“常用而有效”穴位160个，都是曾先生在临床实践中反复运用和验证过的【10】。因此，注重从临床实践中获得针灸学术的发展，是澄江针灸学派针灸科学化实践的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始，邱茂良教授开展的针灸治疗结核病、细菌性痢疾、胆石症等系列临床规律和机制研究，都是这一实践方向的延续和深入。 2.3 探索了医教研一体化的实践模式 1930 年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是承淡安先生振臂召唤海内外同道、共究针灸学术的号令，也是其针灸科学化实践最重要的第一步。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创办之初，不仅是一个探究针灸学术的组织，同时还包括对其社员进行函授和面授培训以及长短不等的门诊跟诊实践等，初步具备了医教研一体化科学探索的雏形。此后的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完善这一实践模式。如1931年承淡安编撰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一书，成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学习的教材；1933年创办的《针灸杂志》，成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1935年以后，医教研一体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如在原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函授科的基础上，1935年创设中国针灸讲习所（1936年春末改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开始了正规的学历教育；在原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针灸门诊的基础上开设针灸医院（受当时政策限制，取名为针灸疗养院，1936年）等。此时，医教研一体化模式得到基本确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迟从1936年开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就有了规范的临床研究。当时临床实践中，使用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诊疗用笺》（图1），除了编号、就诊日期外，还有一般情况（姓名、住所、年龄、性别、职业、结婚未、生产几胎）、主诉、病历（既往症、前医之经过）、参考（从来患过重症否、夫妻何方有无性病、遗传病有无、嗜好：肉/鱼/卵/贝/野菜/果实/酒/烟草/鸦片、其他）、诊察（目神、体色、舌苔、声音、体温、发热时、恶寒、骨蒸、大便、小便、饮食、睡眠、脉搏、脉性）、断定、备考、介绍人、针灸（日期和处方）、其他处置（日期和方法）、来诊（每月小计）、经过、摘要等栏目和诊疗关键信息。这简直就是一份民国版的针灸临床病例报告表（case report form，CRF），而且在“诊察”栏目中突出了中医特色，在“经过”栏目注重针灸治疗过程中效应变化的观察。图1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诊疗用笺医疗、教学、研究并重，是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最主要特色之一。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承淡安先生主政江苏中医进修学校期间，还力主成立了针灸实验医院【11】，在融通教学、临床的基础上开展学科研究工作。 2.4 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的基本框架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探究针灸学理为目标的。其科学化实践中，一方面对传统概念术语进行新的诠释，另一方面还创造了许多新的名词术语，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的基本框架。首先，在传统概念术语的理解上，努力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来诠释，同时还有一个不断扬弃、不断更新的过程。如1931年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时，承淡安以神经、血管、淋巴干比附针灸经络经穴；到了1940年的《中国针灸学讲义》中，以刺激点、反射线来定义经穴；到了《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时，还采用西医病症名为主、中医病症名为辅的描述方法表述腧穴主治。学术上的不断进步，也体现了学派人努力追求、积极进取的精神。其次，出现了大量与“科学”相关的概念术语。如1935年，承淡安先生从日本回国，在《针灸杂志》发表了“灸科学”【12】一文。首次运用了“灸科学”一词，内容上不仅有传统艾灸的内容，而且更有现代研究的成果，尤其是第三章“灸之科学的研究”，罗列了日本6位医学博士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此后，在1935年第4期的《针灸杂志》中，又出现了“针科学讲义”“灸科学讲义”，承淡安先生已经尝试用现代学理阐释传统针灸学原理了。此后的《中国针灸学讲义》（1940年）、《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中国针灸学》（1955年），都有“针科学”“灸科学”的独立篇章，内容上不断更新。1940年曾天治出版的《科学针灸治疗学》，还提出了“科学针灸”“针灸医学”等概念，并在承淡安针灸操作强弱刺激的基础上，提出了针灸“兴奋”“沉静”“诱导”等术语【10】。澄江针灸学派传人萧憬我先生（曾天治的学生）在新加坡创办了兼具医疗和教学功能的“中国针灸医学总院”（1938年），亦取名“针灸医学”【13】。第三，在针灸学科体系方面，体现了学派创始人和传人之间的不断进步。1931年承淡安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共有“经穴”“手术”“治疗”三编；1933年出版《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时，增加“总论”一编，为四编；而1940年出版《中国针灸学讲义》时，即有“针科学”“灸科学”“手术”“治疗”四编，初步构建了针法、灸法、腧穴、治疗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针灸学科体系和框架，在内容上除了传统针灸操作外，还增加了古今针刺和艾灸操作的对比、针刺和艾灸对人体生理变化的影响等。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澄江针灸学派在科学化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即在名词术语、针灸原理、学科框架等理论层面的多个方面，与传统针灸学术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在实践层面上依然与传统体系保持着较大一致性。20世纪40年代，澄江针灸学派传人曾天治先生出版了《科学针灸治疗学》，除了广泛参照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方医学，用大量篇幅分析针灸治病的原理，尤其在讲述疾病的治疗时，全部使用西医的病名、诊断、鉴别诊断，并借用其疗效判定标准。此后，承淡安先生的《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邱茂良先生的《新编外科针灸治疗学》（与陆善仲合著，1955年）、《内科针灸治疗学》（1956年）等都采用了这种学术方式。 3 小结澄江针灸学派在民国时期的科学化实践，既有外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有内在学术发展的动力。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的针灸科学化思想和实践，深深地影响着学派传人。从几位早期的弟子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追随承淡安老师实践针灸科学化的足迹和背影，是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图像的主要焦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期间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在海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优秀针灸人才，不仅对建国后的中国现代针灸学术产生深远影响，如邱茂良在南京、杨甲三在北京、陆善仲在安徽、陈应龙和留章杰在福建等等，也对现代针灸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许多贡献，如再传弟子萧憬我在新加坡、苏天佑和许密甫在美国、梁觉玄在加拿大、梁铁生在法国和德国等等。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不仅从组织上创办了针灸学研究社，从学术上创办了《针灸杂志》，而且从内涵上构建了以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治疗学四部分内容为主体的针灸学科，初步具备了现代针灸学科的雏形。对建国后的现代针灸学科构建，在形式结构和内容内涵等方面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参考文献薛其林.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现状 .云梦学刊，2003，24（1）：24-26. 徐辉.20世纪中国科学观的演进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86-92. 刘纪荣.近代中国科学思潮的历史轨迹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4）：19-23. 邓文初.“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 .开放时代，2003（6）：113-120. 刘卫东.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 .齐鲁学刊，2008（2）：35-41. 承淡安.从针灸立场说到本社创办经过及以后之方针 .针灸杂志，1935，3（1）：157-164. 承淡安.国人亟宜拥护国粹——针灸术 .针灸杂志，1933，1（1）：5-7. 卢觉愚.突眼性甲状腺肿病针效之研究 .针灸杂志，1933，1（1）：3-4. 卢觉愚.针灸学术为医者必修论 .针灸杂志，1933，1（2）：14-18. 黄泳，符仲华.广东针灸学家曾天治学术思想简介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1998，8（1）：6-7. 夏有兵，张建斌，王红云.简析澄江针灸学派的学术源流 .中国针灸，2012，32（8）：759-764. 承淡安.灸科学 .针灸杂志，1935，3（4）：l-3. 夏有兵，张建斌，林英，等.澄江针灸学派在新加坡的传播 .中国针灸，2013，33（1）：79-83. 本文原载于《中国针灸》2014年2月第34卷第2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26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谭源生：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上）: fqng1008 2019-3-6 13:46; 【摘要】民国时期针灸学在整个针灸历史链条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一直以来,民国时期针灸学的演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致使今天的针灸学与古代针灸脱节,人们已经不清楚今天的针灸学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时代背景的分析,对民国时期针灸文献的考查,及古今文献的系统比较,对民国时期经络学、腧穴学及刺灸法学的主要演变进行了探讨。经络学的演变探讨了经络学说的“科学化”。由于西医的冲击以及“科学化”的时代要求,针灸学界借用日本对于针灸机理的研究,对经络学说进行了西医学理的阐释,然而,由于对传统概念和西医的理解深度不够,并未真正实现“科学化”。但是,经络学说“科学化”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鼓舞了针灸学习者的信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针灸学习的热潮。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前车之鉴,提示只有传统和现代都具备相当深度,才有经络学说的“科学化”的可能。民国时期腧穴学的演变,探讨了腧穴定位中增加现代解剖学描述,和腧穴主治演变中出现“穴性”。腧穴定位中增加“解剖”是基于对穴位实质的认识,民国时认为穴位“实属神经枝干”,因此,“每穴必注明解剖”。随着人们对经络学说和腧穴本质认识进一步深化,不再将穴位认为仅仅是“神经枝干”。但是,出于针刺安全和分层次刺法的要求,腧穴的定位描述中“解剖”一项依然保存了下来。民国时期比附中药功能归纳的方式,提出了“穴性”理论。虽然是只提出了一个概念,却对针灸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穴性”理论基础上建立了针灸处方学,并且衍生出了与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不同的体系。本文通过对传统针灸学为何没有用“穴性”的方式来归纳腧穴主治的原因,明确了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体系和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存在区别,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诊疗体系。针刺手法的演变,探讨了“气至”、“得气”概念的演变和补泻手法的演变。“气至”是《内经》判断结束手法时机的依据,还具备判断预后的功能。但是,历代将“气至”和“得气”概念等同起来,民国时期继承了这种思想,“气至”概念丢失,同时导致了“气至”功能的丢失。此外,民国时期针灸学家对“得气”作出了西医学理的解释,增加了针刺时病人的感觉,发展了“得气”的概念。基于针刺反应的原理是“针下刺着神经”的认识,民国时期针灸学家用西医的观点指导针刺补泻,产生了以强弱刺激分补泻的观念。而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实际上以强弱刺激分补泻的方法和《内经》的实际操作是一致的。以强弱刺激分补泻,为针刺补泻手法进一步的量化和客观化开辟了道路。总之,全文分析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腧穴学、针刺手法主要演变产生的原因及演变产生后对后世的影响,并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当今针灸学发展提供借鉴。【学位授予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1 绪论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的，而学术范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范型会有很大差别。所以，研究某一时期的针灸学演变，对于厘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导学术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甲午战争中，大中华帝国被日本打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割台湾岛，赔款2.3亿两白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记》中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中国人被迫向西洋学习，甚至是向几千年来一直不屑一顾的东洋日本学习。或许下面这组数字能够更清楚的说明问题。表1 中日翻译著作情况比较日本翻译中国书籍中国翻译日本书籍甲午战争前三百年 129 种 12 种 1896 －1911年 16 种 956 种从表1中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是文明输出国，但是甲午战争后，情况逆转，日本译中国书仅16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竟达956种，翻译的内容包括哲学、法律、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等，几乎涉及所有的近代知识。西方文化经过十几年的传播，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时，甚至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西方文化输入的同时，西医带着“科学”的优越感大规模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医真正的分庭抗礼。在西医的冲击和启发下，针灸学进行了一番“返观自照”，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演变。此外，传统针灸学经过多年的积淀，在民国时期也有所发展。无论是由西医冲击引起的，还是传统本身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很多都延续或影响到了今天。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针灸界对民国时期的针灸学术研究重视不够，鲜有专家进行深入研究，致使民国时期针灸学术史几乎是一片空白。也正是由于民国时期这一环的缺失，导致我们无法还原针灸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也不知道针灸学为什么是今天的模样。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考查针灸学在民国时期所发生的主要演变，并尽力分析演变产生的原因，以及演变对当今针灸学的影响。同时，在追溯民国时期针灸学演变的过程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当今的针灸发展提供借鉴。 “任何学术研究活动，不管学者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学术范型是指某个时代、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带有规范性的形态，它大体包括：哲学基础、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惯于使用的一套学术语码，提出命题、观念、范畴、术语的思路与类型，等等。从空间的共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时代或时期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会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和西方。从时间的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不同时代或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也会有重大差别，如古代和现代。”杜书瀛.追索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百年行程 .社会科学辑刊,2000,（5）. 1896 ～1911年956本日文书被译为汉文，而1912～1937年有1759种。参谭汝谦：《近三百年中日译书事业与文化》，载《中日文化交流》（谭汝谦编），册一第223页。由于精力和时间所限，本文仅就民国时期针灸学主要的演变进行了考查分析，民国时期针灸学发生的演变还有很多，譬如，电针的出现，以西医病名统诊疗方案的演变等等，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4 经络学之演变 4.1 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的“科学化” 自从西医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之后，国人就渐渐遭遇到了“经络遍寻无着”的尴尬，经络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如果有，为什么在解剖学中见不到？西医或许可以简单的否定“经络”，因为在余云岫等人看来，“经络”云云原本就是子虚乌有，但是对于针灸学家，却无法割舍“经络”，因为他们知道经络几千年来沿用不衰，用之临床疗效确凿，绝非空穴来风，必定有其“科学性”在。怀着这种信念和矛盾心情，民国时期针灸学者苦苦地思索着。针灸是一门实用科学，经络学说不仅仅是人体的生理现象的描述，还是指导临床治疗的理论体系。所以，对于“经络是什么”的科学回答，必须能够满意地解释针灸的治病机理，否则，即使其理论能够自圆其说，也不可能得到针灸界的广泛认同。换句话说，对于经络的认识，总是与针灸治病机理的揭示成正比。在没有解释针灸治病的机理之前，是无法确切证明“经络是什么”的。在科学主义流行的年代，针灸迫切需要“科学化”，迫切需要揭示针灸治病的机理，以摘掉“玄学”的帽子。可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国人根本没有研究针灸机理的条件。针灸等待着、追寻着“科学化”的契机。开明的针灸学者放眼全世界，孜孜求索，从其他国家的针灸发展中，寻求借鉴和启发，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了东邻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施行“灭汉兴洋”的方针，几乎使汉医陷入绝境，政府停办了幕府的“医学所”、“医学馆”等，汉医刊物也被停办，汉医从业人数锐减。尽管有不少日本汉方界的泰斗据理力争，汉医救亡的请愿运动此起彼伏，但终未能获得汉医的合法地位。为了生存，日本的针灸医学主动地进行了自身的革新。医学博士三浦谨之助在明治35年（1902年）发表《针治的科学研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青地正德氏发表《灸治的本体》，两书系统介绍针灸疗法的治疗作用，引起了医学界的震动。明治44年（1911年），日本内务省颁布全国设立实验制度，特设6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灸法实验研究加以管理，以促进针灸原理的研究。明治末到昭和初年的针灸原理研究，使医学界开始重新认识针灸的临床价值。日本针灸界的成功，让民国时期针灸学者看到了希望，日本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对于民国时期的针灸学者来说，不啻雪中送炭。《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是日本延命山针灸学院的教材，该书综述了当时日本针灸界关于针灸治病机理的几种观点。书中写道： “针以治愈疾病，其作用有三，第一兴奋作用，第二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第三诱导作用。 ”具体而言则是：（1）兴奋作用　对于身体各机关之作用衰弱或麻痹者，与以兴奋。例如知觉或运动神经麻痹，或知觉异状之正调…… （2）制止作用　筋肉、神经、腺（分泌机）等之兴奋，或血管扩张、血液之组织灌溉旺盛（例如起炎症等时）等，与以镇静缓解收缩作用。例如基于知觉官能旺盛，而过敏疼痛；运动神经机能亢进，而痉挛搐搦等之使其缓解…… （3）诱导作用　隔离患部，而从其他部位刺针，以刺激末梢神经，引起血管神经作用，导血液于其部位。例如对于脑充血之刺激四支末梢，以扩张末梢部之毛细管，同时使脑之血管收缩，诱导血液至末梢是也…… 除了这种学说之外，当时日本还有其他的学说：“刺激电气说，医学士冈本爱雄主之。电气刺激说，故医学士大久保适齐氏主之。刺激变质说，医学博士三浦谨之助氏主之等”，这些学说具体为：电气说　刺激时，生活体内之液体的电池作用。因针之金属，与身体内之某不明物质之间发生电气。以此电流，刺激于身体之神经系或组织，以奏效于疾病。故电气疗法，是全身的，而针术疗法，则局部的。刺激说　针之刺激，即机械的理学的一种动作。刺激知觉运动等之神经，其刺激程度之强弱，刺激时间之长短等，或以亢进神经，或营麻痹等作用。而导以治愈疾病。刺激变质说　刺针时，因针之大，而损伤筋神经，其损伤部分以下，因而变质。此刺针之损伤若多，其部必麻痹，其麻痹先经兴奋阶段，此作用即所以应用以治愈疾病。日本的各种学说中，无论是比较通行的“兴奋作用、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诱导作用”三作用说，还是刺激电气说、电气刺激说、刺激变质说，都将针刺的功能归结到针刺对神经系统的影响。除了对针刺的机理进行研究外，日本人还对艾灸治病机理进行了研究。“灸治之病体作用，如前述灸为直接反射诱导之三刺激作用，应用各种疾病” 。这里所谓的三刺激作用，是通过诱导刺激法、直接刺激法及反射的刺激法三种刺激法来实现的。一　诱导刺激法诱导刺激法者。从患部隔离部位施灸。以刺激其部之末梢神经。诱导血液于其部之方法也。例如对于脑充血性之头痛。施灸地肩部背部之末俏部。以扩张此部之毛细血管。以诱导脑之血量。使脑之血量减少。…… 二　直接刺激法此则在疾患之局部。直接施灸。以刺激其部之知觉神经时。刺动于其部而觉疼痛。此刺激疼痛。从求心性而传达于中枢。以兴奋中枢之神经细胞。更由反射的远心性。向末梢传搬。使其局部之血管扩张。增加血液之量。而盛其组织之新陈代谢。促其对于浮肿及炎症性疾患者渗出物之吸收。以正复其疼痛麻痹。知觉异状。钝麻等之神经机能之变状。三　反射的刺激法（一名介达刺激法）此对于直接疾患。不能与以局部刺激。如内脏疾患或深在之神经等。从解剖学上所见。施灸于其中枢或偏于患部。与以间接刺激之法也。例如胃之消化作用减衰。则刺激于第六乃至第十一背椎神经。传其刺激于交感神经。以正复胃之消化机能是也。…… 可见艾灸的作用机理和针刺作用机理如出一辙，也是归结到对神经的刺激。从今天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些学说都未能真正揭示针刺治病的机理，因为有不少针灸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无法全部用神经生理来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对当时的医学家们提出超越时代的要求，毕竟在当时的科技水平，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这些机理普遍得到认同，被当作真理在各种针灸著作、期刊中广泛传播。如，汕头曾益群《由神经生理说明针灸治疗万病之理》，广西罗兆琚《针灸之生理作用说》等，罗文中还对针、灸治病的原理进行了对比归纳（详见表2）：前面提到对于经络的认识，总是与针灸治病机理的揭示成正比。日本人“揭示了”针灸治病的机理，“经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很快浮出水面。从上面日本人关于针灸的治病机理的论述，不难发现他们并没有探求经络的“物质结构”，意味着日本人没有将经络当作一个独立的新物质或者是解剖结构。而是将所有的作用都归结到“神经”中，那么潜台词就是：传统针灸中的“经络”功能是由现代解剖中的神经系统来实现的，所谓的经络，就是神经系统。所以，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给出了如下的描述： “二十世纪科学昌明，学术锐进，西医擅解剖，绝不得所谓十二经之痕迹。然则，前人之十二经络之说，已根本动摇。而针之能流通十二经脉气血之说，则亦不能成立矣。因是旁考生理解剖新识。谓吾人之意识、举止、运动，无不系乎神经之作用，其总枢悉统于脑。考脑分大小二枚，大脑主意识作用，小脑司运动总键。脑有神经十二对。举凡声色香味触法，无不系乎十二对脑神经之作用。……延髓之下为脊髓，有脊椎神经三十一对。人身筋肉之触觉，四肢之活动系焉。于是知我中医认为人身之生活运用系于十二经之气血运用者，即西医所谓神经也。而针刺效用之理，或可得而知矣。神经密布周身。有似电网，四通八达，无不相连。苟一经偶受阻滞，病能立即发生。针刺者，即所以刺激神经、兴奋神经，及排除神经之障碍。而恢复其常态也。” 可以说自从西医解剖传入中国，“经络是什么”就成为中医、针灸学习者的一种情结，多有不揭示“实质”不痛快的心情。而日本的针刺机理研究似乎解决了经络实质的问题。首先，神经和经络在“形态”上，有类似之处，“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加上奇经八脉、十五别络、十二经别、十二经筋以及难以数计的孙络，全身无处没有经络的分布，而“神经密布周身。有似电网，四通八达，无不相连”。此外，经络的功能无非“流通十二经脉气血”，濡养“五脏六腑”，而西医解剖早已发现神经系统主宰全身各种功能之实现。但是，在此之前无法理直气壮地说“经络即神经”，是因为经络学说是能够指导针灸治疗疾病的理论，没有弄清楚针刺的作用机理之前，无法让人心悦诚服。现如今“针刺者，即所以刺激神经、兴奋神经，及排除神经之障碍”以促进或减缓血液之运行，亢进或制止内脏之分泌与蠕动，刺激神经即可以达到针灸治病的目的，因此，“经络就是神经”的观点，在民国时期针灸界成为主流思想。 4.2 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科学化”失与得通常理论的革新是因为旧理论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或出现了新的现象，原有理论无法解释，才对旧理论进行改造，进而创造出新的理论。但是经络学说的演变，不属于这种类型，运用经络学说本身是能够很好的指导临床的，承淡安先生晚年在《针灸界应该首先学习研究经络学说》一文中写道：“作者（指承淡安自己）起初用针灸疗法作为药物疗法的助治时，是以《针灸大成》的古老医疗法作为依据的，因见其效果很高，所以便放弃药物治疗而专行针灸。后来受了新医解剖生理知识，和日本新派针灸理论的影响，一度转变为采用新的一套理论方法。采用之初，未尝不感到轻便时新，可是较诸以往用老法施治的效果，总觉不如，碰到一些比较曲折为难的疾病，往往无技可施，仍要借重古法以谋解决。于是方悟古法之可贵，而复走回经络学说的老路。” 可见经络学说并非陈腐过时，不能指导临床，相反在遇到疑难病时，还必须借助经络学说的指导。那么，经络学说的演变，应该来自外部原因。前面已经述及，中医内部有着“科学化”的普遍要求，经典著作对于经络的描述言之凿凿，而在西医解剖中，却无法找到对应的结构，这一矛盾必须解决。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民国针灸学界才对“经络学说”进行了西医学理的阐释。由于日本的针灸治病机理研究完全是从西医的角度出发，针灸的作用被解释成为：针灸刺激神经末梢，再通过神经系统对其他各系统进行调节，进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没有经络系统，利用神经系统照样可以指导临床，似乎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经络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关系问题。所以，承淡安在《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编辑大意中说道：“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就研究观察所得，其为血管淋巴管神经等所构成，前人之说实不成立，宜校正其误，惟为便于记忆，提纲挈领，当有系统，易于遵循，故仍以旧说为假定之系统，暂不易名更改，盖为初学便利计也。”保留经络系统，只是为了初学者更系统地学习，否则，必将以神经系统取而代之。但是，判断一个新理论是否成功，在于它能否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现象，同时解决旧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神经理论能解释所有的经络现象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经络学说指导治疗是“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在同一条经脉上的肘膝以下穴位，都可以治疗经脉所过的远端疾病，但是远端取穴的穴位和病位常常不属于相同或邻近神经节段，例如厉兑可以治疗上牙疼，如果用神经学说来解释，只能说是“诱导作用”，但是，诱导作用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是同一条经脉上的远端穴位才有效。民国时期对于经络学说的阐释，都是对宏观现象的说明和描述，却没有将传统和现代一一对应起来阐释解决，一方面西医学理的阐释非常在理，另一方面却又和经络学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民国时期针灸学家所做的，是否毫无意义呢？回答再次是否定的。民国时期对于经络学说的西医学理阐释，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它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首先，从当时的历史功能来看，这场革新是成功的。自从道光帝颁布《太医院禁针诏》以来，针灸的学术发展，渐趋缓慢，甚至是停滞。清末民初，科学主义思潮高涨，针灸更是陷入历史最低潮。然而，正如日本的针灸机理研究为日本针灸界争取了地位一样，由于用西医学理解释针灸机理，似乎解决了针灸科学性的问题，陈酒换新瓶，越发醇香，鼓舞了针灸学习者的信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针灸学习的热潮。当时，很多地方都建立了针灸研究社、开班办学、创办杂志，招收函授学员，针灸呈现一片红火景象。其次，从学术发展方向来看，随着西医的传播，中医现代化和中西结合是势在必然。民国时期针灸学者顺应时代的要求，用西医学理解释针灸的问题，虽然，用神经系统比附经络系统，犯了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错误。但是，他们没有苦苦执着于“经络”的解剖结构，而是对经络学说所代表的系统进行研究，努力寻求西医学理的合理解释，揭示经络学说所蕴涵的真理，这种思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客观的说，民国时期的中西结合层次并不是很高，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针灸的真正“科学化”提供了借鉴。 4.3 对当今经络学研究的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术的发展，就好比是一个耗时漫长的实验，前人提出了实验设计，要经过几代人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方能见到实验结果。对于实验结果的分析，后人又提出新的观点，设计新的实验，继续进行实验。而学术史的研究，就是通过对“实验”过程的考查，分析利害得失，总结经验，为学术的发展指明方向。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们借助针灸机理研究，对经络学说以及经络概念的诠释，已经尘埃落定。“实验结果”表明，经络学说与其西医学理阐释，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两不相涉，就像是靠得很近，却始终没有相交的两条平行线。那么，症结何在，问题出在哪？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两方面：（1）对传统概念的理解深度不够民国时期针灸学者对“经络”进行现代语言的诠释之前，几乎没有对“经络”的真正内涵进行分析。现代学者通过对经络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考查，认识到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是“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以及内脏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对传统经络学说的理解是进行中西结合的前提，而民国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考查和研究，这就缺少了进行中西结合的前提。（2）对西医的认识程度不够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西医本身不成熟，有待发展，例如，神经的传导被解释为“电气”。加上当时针灸学者鲜有经过西医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在所难免对西医的理解程度不深，对西医学理也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几乎是拿来就用。例如，承淡安曾多次举例，合谷治疗牙疼，至阴治疗头痛，效果卓著，但是用西医的观点，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所以，承淡安晚年编著《中国针灸学讲义》时，说道：“自欧风东渐，科学昌明，以生理解剖学之眼光观察，实无如《内经》所谓之十二经络与孔穴也，有谓经即神经，络即血络，穴为神经之支节处，其说颇近似，淡安初亦作如是观，但以内经之循行路线考之，绝少得相符也，则此说亦似是而实非矣。” 民国时期的针灸学者，由于对传统经络概念的挖掘不够，以及对西医的认识不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没有真正揭示经络学说的内涵，走了不少弯路。但是，理论研究从来都是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才能前进，没有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走弯路。走弯路并不可怕，关键是后人要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攀登。通过分析，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科学化”失败的症结所在，我们就应该引以为鉴，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具体而言，就是：（1）深入挖掘“经络”的科学内涵前面已经提到，现代针灸理论研究者，已经揭示了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以及内脏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对此做进一步的概括和抽象，那就是“人体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人体除了《内经》描述的经典经络路线外，还有更多的“经络”现象，比如，经外奇穴、耳穴，以及蒙医、藏医中的刺激点等等，都不在十四经穴系统内，但共同点都是通过刺激特定部位治疗疾病。有现象就必然有其本质，而这个本质，正是经络学说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说要追根究底地问“经络是什么”，那么经络就是人体部位与部位之间存在的特定的联系机制。而回答“经络是什么”的过程，就是揭示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机制的过程。如果搞清楚部位与部位之间有哪些联系，和这些部位间联系的机制，那么，必将为医学界带来一场革命。（2）充分利用包括西医在内的一切先进科技思想和手段时下，神州大地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开始在积淀了五千年的文明中汲取精华，刘力红先生一部《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个读经典的风潮。笔者没有反对“尊重传统”的意思，相反是也传统文化的狂热追求者，但是，笔者同时认为，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在读经典，用经典的同时，吸取现代科技的先进成果。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要揭示这个系统的奥秘，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根据真理一元性原理，任何医学最终必然走向同一。地球上不存在两种人类，针灸、中医和西医归根结底研究的是同一个人体，我们不应该排斥西医，更不应该排斥凝结了人类智慧的一切先进科学思想和科技手段，相反应该努力好好学习西医，充分借用一切人类智慧来揭示针灸的奥秘。事实上，《内经》之所以能成为传世经典，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吸收了当时的各种先进科学思想和技术。今天，我们应该向先祖们学习，海纳百川，汇天下一切先进为我所用，创造中医、针灸新的辉煌！潘桂娟,樊正伦编著.日本汉方医学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193-307 何崇.日本针灸医学的回顾与评价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高等针灸学讲义》是一个系列丛书，分为《高等针灸学讲义·解剖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生理学》、《高等针灸学讲义·诊断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经穴学孔穴学》、《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灸治学》、《高等针灸学讲义·消毒学》，由浙江宁波“东方针灸学社”社长张俊义等人于1931年翻译入中国。缪召予译述，张俊义校订.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 .宁波:东方针灸书局,1931. 28-31 缪召予译述，张俊义校订. 高等针灸学讲义灸治学曾益群.由神经生理说明针灸治疗万病之理 .针灸杂志,1934,1（5）.87－88 罗兆琚.针灸之生理作用说 .针灸杂志,1934,2（1）.122－126 《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是承淡安先生早期著作，承淡安先生在晚年放弃了“经络即是神经”的观点，后面将有论述。关于承淡安先生一生对于经络的看法，可参见：项平,夏有兵主编,承淡安针灸经验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5-48 承淡安著承为奋等整理. 承淡安针灸选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24 较著名的有承淡安先生在无锡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张俊义先生在宁波创办的东方针灸研究社，杨医亚在北平创立的国医砥柱社，此外，民国时期很多中医学校也都设有针灸一科。黄龙祥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灵枢·经脉》篇记载的经典十二经脉循行线仅仅是古代经络循行线的一个传本。黄龙祥著.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905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化民主化不一定导致好的决策——马克思主义视角习作: 热度 4 zlyang 2017-3-28 10:36; 恩格斯：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科学化民主化不一定导致好的决策 ——马克思主义视角习作【“既科学化又民主化”，不一定是好的决策。好不好要看最终结果。这只是一个程序正当的决策，经过这样的决策还未能得出好结果，就别骂娘了。好比美国人自己选出来小布什，如果他败坏了国家，选民只好怨自己瞎了眼。】从马列主义角度看：真理（客观规律）是客观的，独立于人而存在。所以，一个决策、一个行动是否引起“正确最终结果”，与“民主（赞成的人数多少）”无关。 “科学”是个过程，恩格斯认为，人类不能掌握“绝对真理”。所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不能保证100%正确。苏联共产党，大约 50万党员，夺取了全国政权；大约 400万党员，打败希特勒（二战中苏联共产党有700 万党员，其中300万人战死在前线）；以此，到了2000万党员，应该管理地球或太阳系了吧？可是，事实却是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 所以，客观规律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相关链接：武夷山，2017-03-26，科学化民主化不一定导致好的决策---- 清点整理自己写过的评论 6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41645.html 调查研究 http://www.bj.xinhuanet.com/jnmed/yl-21.htm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新华网，2010-05-17 ，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0-05/17/c_12101706.htm 毛泽东在 1930年5月撰写的《调查工作》（后来改题目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31年4月，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里发展了这个思想，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感谢您的指教！感谢您指正以上任何错误！; 2447 次阅读|10 个评论

从波普尔到曾邦哲 - 方法论: benlion 2015-10-15 09:45; - 波普尔的3世界与曾邦哲的4世界理论生态系统和城市群的网络结构分析，可以追溯到中国天象、地理和人体的河洛图、矩阵和组合数学模型，也可说是图论和网络拓扑学的方法起源。近代科学起源于僧侣的学术传统和工匠的技术传统结合，而又在于科学观测与实验操作的仪器和工具发明，包括，数学的几何、代数方法和测量、运算工具，而有化学实验的器皿、天文观测的光学仪器，乃至衍射实验的小孔成像方法等。在农耕、狩猎和水利、建筑与车船制造和纺织机械、食品酿造、药物炼制、印染和版画工艺等发展了作坊的手工业技术等。客观的知识和文化资讯与人工器具和技术方法，构成2大不同来源或起源的传统，通过人的社会化组织和城市化网络的交通和通讯交流，从而构成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科学探索与发现，以及对人类自身的生命和精神活动与行为的认知与实践。因而，形成了自然、社会、知识和器物的相互关联，彼此存在信息传输与形态转换的4世界，并导致了4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 （15/10/2015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中国科学与工业|2673 次阅读|0 个评论

象形学的使命: 热度 1 hy517hy 2011-9-14 12:28; 象形学的使命是，探索一种中华文化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路径，建立一种基于象形文字的，表示实践运动规律的形式化演绎系统（象形算法，象形坐标，象形方程，象形建模等）。建立象形学的立足点是表示实践流程的科学语言。; 个人分类: 象形科学|2536 次阅读|1 个评论

是否所有知识都必须“科学化”？——再就中医是否“科学”或“伪科学”向科学家请教: 周可真 2010-9-2 18:06; 是否所有的知识都应该和必须朝着科学所做的那样朝可控、可重复，以及经详尽的逻辑推演的方向发展呢？我从小学习自己吃饭，后来学习游泳，再后来学开汽车，诸如此类的事情之所以做成功，当然都是依靠我在学习过程所获得的知识，但是所有这类知识都是未经实验室实验而得到的，而且一律是没有任何逻辑推演而达到的，然而这些知识却足以帮助我在这些领域很好地、正常地生活。医学作为一种特殊知识形态，它是否必须像物理学、化学那样接受实验室里实验的检验，并且必须获得逻辑形式呢？这不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吗？!; 个人分类: 科学之思|1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达万里同志1986年重要讲话: meixianghao 2009-1-4 11:17; 按：在写作文的时候搜索到这篇文章，对比当下种种，觉得还不过时，转在博客里，供博友们参考。背景： 1986年7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会后，这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送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文章。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原载《人民日报》万里同志们：　　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宋健同志、钱学森同志还有许多专家，都在会上发表了精辟的讲话。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新意。这是我国科技界以及整个知识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对软科学本身的学科建设，我说不出多少意见。据我的理解，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软科学研究就是决策研究，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最近，邓小平同志几次建议研究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正因为软科学研究同领导决策关系密切，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密切，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讲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加强软科学研究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软科学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是一种多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在当代，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任何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这不仅是指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指科学技术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观察分析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鉴别和判断，从而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作出科学的决策，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这后一点，正是软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尽管软科学这个名词在我国是近年来才开始采用，但决策的研究工作过去早就存在了。我们党长期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抓典型、搞试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决策方法，至今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情况确实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以前更加宽广和复杂了，决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大大发展了、丰富了、深化了。调查民情即深入了解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这固然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考察分析，并从它们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中作综合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原理，采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计算工具和测试手段，把静态的典型的调查研究同动态的系统分析和测算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决策的民主化同科学化结合起来。过去凭个别事例，不作定量分析，就对重大问题作出判断，这是吃过很多苦头的。因此，应当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充分实现决策的理性化。　　软科学研究在国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最近几年，在我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已经开始采用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决策，开始进行定量分析和测算，选择优化方案；现代化建设中一些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也经过了较周密的系统分析和研究论证，具有较大的科学性。例如，国家科委、计委、经委共同组织了十几项重大技术政策的研究，已经经国务院审议、正式发布。还有我国二○○○年发展前景的研究，新技术革命及我国对策的研究，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三峡工程的综合评价与研究，以及关于一些区域和行业的发展战略研究等等，都是明显的事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软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软科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我们党和政府决策工作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也是适应新时期开放与改革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的产物，又是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过去长时期指导思想上左的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全党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决策中那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让位给调查研究、民主讨论、集体领导的作风，恢复了党的朝气蓬勃的生机。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对比，我们党进一步认识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开言路，坚持双百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为我国软科学研究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二，开放和改革的实践，使我们对世界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求人们作出尽快的答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大国，现代化建设任务之繁重，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大大增加了决策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作出正确的决策，领导人不仅要依靠本人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不仅要依靠领导成员集体的智慧和经验，而且要依靠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依靠各种专门的决策研究班子，依靠那些知识和信息以及实践反馈信息的综合体，采取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集体的研究，才能提出正确的对策。这是软科学得以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　　第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互相渗透和交叉，产生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使得跨部门、多学科的大系统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并反映了各科学部门的共同要求。这种情况大大加强和丰富了决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决策研究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这是软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科学基础和社会基础。关于这一点，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在我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结合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结合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应当进一步创造条件，努力冲破各种障碍，推动各学科的结合，以便更好地开展决策研究。　　正因为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才有了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随着开放和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各部门各地区在实践中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采取的各种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决策越来越多，对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可以断言，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软科学研究工作者将大有用武之地。　　（二）改变旧的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决策方法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尽管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有了发展，软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应用，但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我国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决策，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它可以分各种层次。在古代，国家高层次的重大决策是由封建帝王亲自掌握的。他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才智和经验，个人的感情和好恶以及谋臣们的进谏。贤臣还是佞臣当道，往往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种决策体制和方法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是人所共知的。到了近代，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的大生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有了极大的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堆积如山，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任何个别卓越的领导人单凭个人智慧难以掌握和难以应付的。于是产生了各种智囊团、咨询机构。它们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验的专家、谋士集中在一起，借助众人的头脑，以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的不足。这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人的头脑，而是建立了一个由不同知识结构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可以互相补充、启迪和丰富的知识信息综合体。它的作用当然就大了。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已经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建立起一套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并且建立了决策的反馈系统，使不完善的决策能够及时依据反馈信息，不断进行修正。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当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决策过程受到私有制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多种利害冲突的影响，但是它们的一套程序和方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以借鉴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级领导是群众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它更需要而且可能实现真正民主和科学的决策，以体现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响，由于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干部素质、民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直到今天，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决策出了问题难以及时纠正，只有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来事后堵漏洞，或者拨乱反正，而这时已经悔之晚矣。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我国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我们发展软科学研究，基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改变长期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旧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在人们的价值观上来一个新的突破。　　　（三）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关键在各级领导。必须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再教育和再认识。　　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决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要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进行决策。因此，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总的讲本质是好的，是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和才干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问题。而缺乏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观念和素质，则是许多干部的共同问题。　　我们有大批老革命干部，是从战争环境中磨练出来的，有丰富的阅历和领导经验，有很高的智慧和才干，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中不少人，现代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比较缺乏，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大批出身科学技术专业的新干部，他们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长，懂得许多精深的科学技术。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并不懂得宏观决策，也缺乏组织工作经验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就这两部分人而论，他们都生活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环境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生产方式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中不少人往往对科学技术进入决策领域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价值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的理解，对软科学研究的认识，就更谈不上了。他们一般喜欢硬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认为这才是实在的东西；而轻视软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认为那是虚无飘渺、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不了解，在今天，特别是在未来，人类社会正在向知识和信息的社会发展。软件是硬件的先导，软件指导着硬件的发展。软科学研究的巨大价值，正是在于它通过知识和信息的综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和再现各种宏观和微观的过程，使我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以较低的代价，预测出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谁不认识这一点，谁不认真利用这种可能性，谁就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当然，这件事不能责怪那些干部，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条件形成的一个问题。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政各级领导部门，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宏观决策的本领，鼓励他们勤奋地学习，刻苦地钻研，努力克服可能存在的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和思想意识，自觉地培养起尊重科学、尊重民主的良好作风。我们的党校和有关的大专院校的教育，不仅要设政治理论课程，更要设现代的科技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新的决策理论方面的课程。今后对任何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当然，这样做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都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缩短这个过程，掌握这门科学。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可以计算出来的损失，还有许多无形的损失，特别是在人们的精神状态方面造成的损失，比这影响更为严重。文革十年的决策失误，更是误国殃民，祸及子孙，使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深远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像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事业的建设出现了空前的欣欣向荣的局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提出，使我们党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优良作风，开创了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关于改革和开放的决策，搞活经济的各种决策等等，可以说由此肇始了中华民族新的振兴。这个历史的对比，我们应该反复思考，永远牢记。　　软科学研究是为各级决策者、领导人服务的。各级领导人应该十分珍惜和尊重这种服务。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领导人，至今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不少人还不能认真地自觉地吸取过去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的教训，至今很少同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同志交往，甚至视若路人。别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想什么。这种情况不改变，根本谈不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应当提倡领导人与研究人员、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平等地、民主地经常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包括充分发挥和依靠社会上的或者有关部门的有真知灼见的决策研究力量的作用。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前直言不讳的诤友，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数贤明帝王还能礼贤下士，结交几个谏臣密友，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些吗？　　既要尊重专家，又要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应当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有些部门设立了政策研究室，这是很好的，可惜不少是有名无实，只是一个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应当吸收一些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也要充实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并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人才，集中各方面的智慧，使他们能够真正发挥智囊、参谋、研究、咨询的作用。　　决策研究是探索未知的工作，带有很大风险性，有时出现某些差错是在所难免的。领导者必须估计到这种情况，作出正确的鉴别和取舍。如果决策出了问题，这首先是领导者的责任，而不能把责任一股脑推到研究人员身上。一个高明的领导人，甚至能从错误的决策建议中受到启发，得出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有时候，某项软科学的成果，虽然没有被采用，也没有什么眼前利益，但它作为警告、预防或考虑问题的因素，往往有极大的价值。　　（四）发展软科学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一切结论不能产生在研究工作之前，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产生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研究人员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为使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更大的保证，我们需要采取立法措施，使决策研究工作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逐步使决策做到制度化、理性化。　　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个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也只好一股脑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但是，既然讲决策，就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作出决断。这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的讨论、评价不完全相同。在那些方面，不需要领导部门作什么决断。政策问题应当经过研究、决策、执行三个程序，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如果研究工作者仍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提出和进行讨论，并通过实践重新加以检验。就拿宪法、法律来说，我们当然应当毫不含糊的遵守执行。党员还要执行党的决议。一般的讲，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政治原则，已经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即使这样，对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某些规定有不同的意见，也还可以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提出讨论。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讨论，正是使我们的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没有别的宗旨。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使人民得到了解放，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民主，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我们强调执行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决不是说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客观的普遍真理。软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越高，对研究工作的指导越有效，研究工作的成效也越好，但是，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硬套在软科学研究上。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圣经，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决不能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借口下，把当代人类创造的许多新理论、新成果当糖衣炮弹、异端邪说而拒之门外，而要通过实践检验，把一切真正科学的东西吸收过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软科学本身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必然会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现成公式。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软科学研究，应该而且一定能够进一步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软科学事业的发展，还需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的支持。软科学研究至今没有固定的经费渠道，只好向各方面讨斋化缘。其实，软科学队伍是一支轻骑兵，投资少，效益高。它不需要大型实验室和贵重设备，只需要少量资料费、机时费、调研费等。每年确定一个适当的稳定的经费额度，就可以满足当前需要了。只要各主管部门和各地区领导真正认识到软科学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他们就会理解花点小钱以换取巨大效益是值得的。还有资料、数据问题。这几年统计部门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应当看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现在整个统计工作还是相当落后，对许多社会经济现象还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缺乏科学的统计和数据分析。现有的一些很不齐全的数据材料，往往控制在一些部门或地方手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个问题应引起各级领导人的重视，积极设法解决。必须认识，没有资料数据，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研究。当年马克思如果不是查阅大英博物馆的大量数据资料，是写不出《资本论》来的。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科技、经济、社会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建立各种信息和数据的服务系统，健全各种保密和解密的制度，尽可能把各种信息和数据，包括可能得到的世界各国的信息，送到需要者手上，成为全民的财产。　（五）把软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我国的软科学研究工作者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务必使自己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尖兵。软科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地、自觉地为我国的开放和改革服务，为现代化建设各项重大决策服务。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深入全面地向前发展，各项改革和开拓性工作方兴未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得不探索前人未曾走过的崭新的道路。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历史课题：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对外开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民主、纪律、法律、道德，在改革中如何同步建设；社会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调整；经济效益如何得以提高；不同部门和地区应有何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各种行业应有何种技术政策；价格政策如何制定；劳动制度如何改善；人口如何控制；环境如何保护；山区如何发展；工程项目如何评价；人的积极性如何调动；人才如何造就和选拔；还有社会情况的变化和如何指导社会文化、道德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需要决策的问题，都是软科学研究的紧迫任务。我们的软科学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从解决各种实际存在的问题着手。我们要准备通过若干年的努力，进一步树立起软科学研究的权威，把软科学研究在全国普及化、社会化，使之逐步成为一种产业。到了那时，我国各项决策工作的水平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软科学研究也有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探讨，这是不能忽视的。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丰富、深化和创新。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来说，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重要的应用研究的课题上，把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最紧迫的课题上来。　　为了不辜负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重任，软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研究人员除了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献身精神以外，更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和经验。自然科学出身的人，要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社会科学出身的人，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大家都要面向实践，面向现代化，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这样才能有较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如此，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需要培养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的思维能力，包括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抽象能力以及文字能力等等。这种通才、杂家型的人才往往比专家型的人才更难培养。他们是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而不是随便招之即来就可以凑数的。因此对研究队伍的组建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各主管部门应该有总体设想，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以及从近年来毕业的研究生中选拔一批有能力从事宏观决策研究的人员，加以培养和指导，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队伍。　　软科学研究是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大系统综合研究。研究工作必须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不可否认，由于目前我国在行政体制上条块割裂，部门所有制严重，各种研究机构大都直属不同部门和地区，他们的观点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影响。我不认为部门和地方不应当重视和讲求本部门、本地方的利害得失。这是他们肩负的一种责任。但是又必须把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全局的利益，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是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软科学工作者应当提高自己的理性化程度，自觉地抵制这种习惯势力，树立严谨的正派的学风。他们应该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上，避免卷进可能产生的部门偏见和利害冲突之中。他们必须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秉公直言，按科学精神办事。这样才称得上是合格的科学工作者。　　同志们！　　国家科委召开这次会议，各方面的专家济济一堂，互相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共同为发展我国的软科学事业献计献策，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这次会议的深远意义，在于提高了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认识，对我国决策观念、决策方法、决策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我相信会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视。我希望，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们能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统一协调，形成网络，把软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促进党和国家各级决策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个人分类: 闲谈杂议|4353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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