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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评论篇－4：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评刘广明博士的博文: sqdai 2010-8-10 17:03;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见链接），刘广明博士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专修高等教育学的博士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钱伟长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通常，文题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是为了什么？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了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刘广明博士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下文中指出：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他提到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于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两本论文汇编：《蔡元培教育论集》和《蔡元培教育文选》（共 252 页），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刘博士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梅贻琦先生也没有教育学系统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再来看一看钱伟长先生的情况。钱先生自 1946 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以来， 64 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刘广明博士那样割裂历史，把钱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 1983 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 27 年。钱伟长先生 1951 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31 日）。 2000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 403 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 36 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把教育改革深入持久地继续下去。 2006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 594 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 90 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 1946 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钱伟长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师，针对性强，实践性好，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蔡元培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 70 ～ 73 页，见链接 3 ）与钱伟长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 582 ～ 584 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许多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刘博士所说的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的大事。写到这里，想问一下刘广明博士，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是否符合刘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论？进一步来说，刘博士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另一方面，教育学家不见得就是教育家，因为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行当，没有足够的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正确的教育理念，决不能滥竽充数为教育家。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刘广明博士对钱伟长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甚至没有读过钱伟长先生的著作，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还得感谢刘广明博士，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钱先生的著作《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写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晨【链接】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7 月 30 日上午 6 时，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在上海逝世。一般的报道总是这样来介绍这位伟人：钱伟长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百度百科的介绍是钱伟长（ 1912 2010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历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看来，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基本成了共识。那么，钱老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有哪些呢？在了解其所以为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之前，我们还是应该首先给教育家界定一些条件。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育家，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第一，高尚朴素的教育情怀。教育家一定视教育为生命，必须以育才为乐，并把育天下英才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对待教育不会有任何的功利思想。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第三，独立创新的原创成果。教育家一定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且这种真知得到世人、特别是教育学领域专业人士的认同。第四，功垂千载的实践成就。教育家在成为一名理论家的同时，也一定是一位实践者。他或者领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或者指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并使这所学校、这个地区的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第五，广博深远的社会影响。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家的实践决不是当下的产物，它的影响是跨时代的。即影响当代，也会影响今后几代、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如孔子的教育思想、黄炎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等。如果以以上五个条件来量测一下钱老，钱老被教育家有其合理要素。关于第一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的教育成就主要体现在上海大学（原 1960 成立的上海工学院前身。 1994 年，上海工大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现在的上海大学）。钱老被任命为校长时是 1983 年，当时钱老已经 72 岁高龄。一个对教育没有朴素情怀的人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任命的。且他任上海大学校长后，没有要上海大学的一分工资，也没有要住房。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在这点上，他与当时名声显赫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有一定差距。后二人都有教育方面的专著面世。关于第三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在当校长时提出了著名的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拆除学院和专业之间的墙，实施通识教育，办综合性大学；拆除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师生互动。同时率先在大学中实施三制：即完全学分制、选修制、短学期制。这三种机制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常规办学机制。关于第四条，钱老也是完全具备。钱老接手上海工业大学时，上海工业大学名不见经传，且受文革影响，处于完全的崩溃边缘。而如今的上海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办学声誉，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先进。钱老亲自制定的自强不息的校训和求实、创新的学风在上海大学生生不息。对于第五条，钱老应该完全符合。一个是他老人家倡导的完全学分制、短学期制、选修课制已在中国扎根。另外，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组，并申请到上海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我想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这种影响将是广博深远的。综合观之，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愿钱老安息，一路走好！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个人分类: 名人纪实|7829 次阅读|2 个评论

“教育家”蔡元培？: 热度 1 Synthon 2010-8-9 08:34; 不知道为什么，蔡元培被吹捧成了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人有啥好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他参与过412反革命政变，手上是有工人阶级的鲜血的，只不过后来积极支持联共抗日，我党既往不咎了而已。单从教育的角度来讲，他做过差不多10年的北大校长，期间北大民主自由的风气，概因北大教授学生之故，跟他没有半点关系。恰恰相反，他想方设法往北大安插国民党党棍，甚至邀请过党国大佬吴稚晖、汪精卫等去北大任教，以纠北大学风。蔡之出名于当今中文网络，只不过是因为他说过几句什么兼容并包之类的场面话。这类场面话，清华顾秉林校长和北大周其凤校长，其实说的一点都不比他少。。。; 个人分类: 科教评论|5109 次阅读|9 个评论

叫曰家和教育家VS教授和叫兽: 大毛忽洞 2010-8-8 09:23; 叫曰家和教育家 VS 教授和叫兽名词新解：教授的正本是教授；教授的副本是叫兽。教授的正本和副本的演绎：教授，泛指有教授头衔的人，例如，如果商人、演员和官员拥有教授（包括兼职教授和名誉教授）头衔，都属于教授。有时教授在网友民众心里成像为叫兽，前者是正本，后者为副本，正本和副本都具有法律效力。叫兽是贬义词吗？不是！叫兽是褒义词。兽是贬义词吗？不是！大熊猫，是地地道道的兽类，但是大熊猫已经是褒义词的象征。有很多人都想变成大熊猫兽类，去享受大熊猫的生活和荣誉。如果有叫兽能把自己的兽做到大熊猫的地步，这位叫兽就会得到超国民的待遇。教授也一样，就是明文规定把教授改成叫兽（叫兽＝教授），追求叫兽的人仍然大有人在。中国古代把一部分官员称为狗官，皇帝也亲口骂自己的部下为狗官，但是，追求做官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根本不在乎是做狗官还是做兽官，只要能做官就行。教授和叫兽的根本区别，在于教和叫的不同。教育家和叫曰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教育和叫曰的不同。叫，就是叫唤，只是口头的叫。教，不但口头叫，还要身体力行地教。叫兽，说是一套，做是另一套。教授，说的和做的应该是一样的。教育家，关键在于教和育。叫曰家，只在于叫和曰。叫是叫唤；曰还是叫唤。《西游记》里的唐僧，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教育家。唐僧带领 4 个徒弟（包括白龙马）赴西天取经，虽然取到真经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取经的过程才是教育四个徒弟必不可少的环节，例如，要经历九九 8 1 难，唐僧教育 4 个徒弟的过程，也是唐僧自己受教育的过程。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和育，请看唐僧是怎么做的：唐僧教育他的徒弟不吃肉，唐僧自己就能做到不吃肉；唐僧教育他的徒弟不搞女人，唐僧自己就能做到不搞女人；唐僧教育他的徒弟不聘用女妖精当秘书，唐僧自己就能做到不聘用女妖精当秘书；唐僧教育他的徒弟不要勾结妖精做生意，唐僧自己就能做到不勾结妖精做生意；等等。唐僧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如果唐僧是个叫曰家，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唐僧叫曰他的徒弟不搞女人，他自己却包养了好几个小三；唐僧叫曰他的徒弟不要吃酒吃肉，他自己却公款吃喝，花天酒地，大鱼大肉；唐僧叫曰他的徒弟要普渡众生，他自己却强拆民宅扩建寺庙，制造冤案。我们缺少的是真正的教育家，而现在更多的是各种层次的叫曰家。; 个人分类: 背景和内涵|5104 次阅读|3 个评论

戴世强对刘广明博文的评论: 热度 1 zdwang 2010-8-5 21:46; 戴世强对刘广明博文的评论王振东科学时报8月2日曾发表张巧玲的文章钱伟长的三大愿望,文中介绍了郭永怀的弟子李家春院士所说做科研、创期刊、办教育，这是贯穿于钱先生一生的三个愿望。文中明确指出：钱伟长终身从事的是教育事业。办教育、培养人才，是钱先生的第三个人生理想。科学网 8月1日发表了高等教育学者刘广明的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本人于8月2日写了博文《钱伟长的教育思想》对此文提出了不同看法（刘广明己在文后评论中承认没有研读过钱伟长的著述，他的看法片面）。今天看到科学网电子杂志周刊在钱伟长专题中，将刘广明的博文推荐给科学网读者（刘广明并没有修改补充其博文），同时又看到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的、郭永怀另一位弟子戴世强教授 ,对刘广明的博文也发表了评论意见，我建议科学网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让读者同时看到对刘广明博文的不同意见,以更全面地了解钱伟长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思想、理论和杰出贡献。附：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评刘广明教授的博文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刘广明教授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高等教育学专家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钱伟长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文题一般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为了什么？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刘广明先生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下文中指出：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他提到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于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一本《蔡元培教育文选》（共 252 页），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刘先生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梅贻琦先生页没有教育学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再来看一看钱伟长先生的情况。钱先生自 1946 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以来， 64 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刘广明先生那样割裂历史，把钱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 1983 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 27 年。钱伟长先生 1951 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就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31 日）。 2000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 403 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 36 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 2006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 594 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 90 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 1946 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钱伟长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针对性强，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蔡元培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 70 ～ 73 页，见链接 2 ）与钱伟长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 582 ～ 584 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许多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刘教授所说的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的大事。写到这里，想问一下刘广明教授，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的论断？进一步来说，刘教授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刘广明教授对钱伟长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又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还得感谢刘广明教授，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钱先生的遗著《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同意者，在顶字那里点击一下（这是我的青年朋友教我的测度民意的办法）；反对者，更是十分欢迎公开发表意见。戴世强写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晨; 个人分类: 人物记事|7476 次阅读|13 个评论

[转载]戴世强：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评刘广明教授的博文: Mech 2010-8-5 12:49;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见链接1 ），刘广明教授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高等教育学专家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钱伟长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通常，文题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是为了什么？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了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刘广明先生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下文中指出：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他提到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于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两本论文汇编：《蔡元培教育论集》和《蔡元培教育文选》（共252页，见链接2 ），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刘先生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梅贻琦先生也没有教育学系统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再来看一看钱伟长先生的情况。钱先生自194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以来，64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刘广明先生那样割裂历史，把钱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1983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27年。钱伟长先生1951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2000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403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36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把教育改革深入持久地继续下去。 2006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594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90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1946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钱伟长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师，针对性强，实践性好，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蔡元培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70～73页，见链接3）与钱伟长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582～584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许多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刘教授所说的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的大事。写到这里，想问一下刘广明教授，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的论断？进一步来说，刘教授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另一方面，教育学家不见得就是教育家，因为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行当，没有足够的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正确的教育理念，决不能滥竽充数为教育家。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刘广明教授对钱伟长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又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还得感谢刘广明教授，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钱先生的遗著《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同意者，在顶字那里点击一下（这是我的青年朋友教我的测度民意的办法）；反对者，更是十分欢迎公开发表意见。; 个人分类: 教学行思|2866 次阅读|0 个评论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 zdwang 2010-8-2 08:16;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王振东刘广明的博文“ 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认为钱伟长在教育理论方面没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看来是对情况不够了解所下的结论。据笔者所知，钱伟长先生近十多年己有多部系统阐述其教育思想的著作，如： 1.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杭州：浙江科技出版社，1992 2. 钱伟长，八十自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3. 钱伟长，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 4. 钱伟长，跨越世纪，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5.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第一卷至第五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上海大学也己有一些研究其教育思想的论述，如： 1. 戴世强，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力学进展，2003，33（1）：4-20 2. 周哲玮，教育家钱伟长，力学进展，2003，33（1）：21-26 3. 冯秀芳，钱伟长治学理念及教育思想初探，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06 笔者并不在上海大学工作，因2006年曾受邀评阅冯秀芳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以对钱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些了解，上面所列肯定不全，但己可作为刘广明博文的补充。据笔者认为，钱伟长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提出“拆掉四堵墙”的主张，亦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这是他教育理念的一种集中体现。要拆的第一堵墙就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以密切学校与社会和工厂企业的联系, 进一步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拆掉“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强调学科交叉，夯实基础，淡化专业，注重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交融，立足培养复合型人才。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主张高等学校既要办成是教学中心，又要办成科研中心，反对在大学里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分开。拆掉 “教与学之间的墙” , 认为“教”虽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问题的人。 2.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愛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这是钱伟长对其人才观的高度概括。正确的人才观能够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向、手段、目标和结果。。 3. 建立灵活的办学管理模式，形成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和导师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作为教育家，钱伟长高瞻远瞩，提出了独特的教育思想，积极倡导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主张实施通才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强调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二者的辨证统一。同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如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导师制等。无论是五十年代在清华大学、还是后来在上海工业大学及现在的上海大学，钱伟长都将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了实践。谨以此文缅怀钱伟长先生！; 个人分类: 人物记事|14472 次阅读|11 个评论

沉痛悼念陶大镛教授 [下篇]: yushp1935 2010-4-26 21:16; 1976年秋天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夏,全国进行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接着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全国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在胡耀邦等人主持下,各级党委对错划右派问题及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陶先生的莫须有的冤案,得到彻底解决。1979年,北师大成立了哲学系,经济学系等,陶先生出任首届经济学系系主任。在百废待兴的日日夜夜,他竭尽全力为学系师资队伍的人才选拔,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全系的科研计规划……都作了安排部署。他是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又担任了多届政协与人大常委的职务,这些繁忙的社会政治活动,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八十年代初,陶先生已年过花甲,热爱祖国和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他,青春涣发,精力充沛,不分昼夜工作。在八十至九十年代,陶先生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许多著作,涉及经济学的许多学科。他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的奠基人,又是我国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权威,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中，都有创造性的建树。还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教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八十年代初,我的宿舍离先生寓所很近，有幸同他交往接触较多,经常在晚饭后陪先生散步,向他请教了不少理论问题与做学问方法,得益匪浅。陶先生知道我参加了真理标准讨论会和北京地区进一步解放思想理论座谈会,对我十分关切,鼓励我要勇敢继续前进,又要实事求是,认真研究问题。得知我与一位友人在1977--79年重新学习 ,并发表多篇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论文,又准备出版的小册子时,他十分高兴。其时,他在全国各地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重要报告,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当我向先生请教如何评价列宁一些观点时,他毫无保留给我讲解”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快速增长及停滞腐朽同时并存”这个理论观点,又把湖南人民出版社两次出版的论著送给我学习。我出版第一本小册子有关论述,是受先生启发的。我准备给自已指导的硕士生,开设” 的逻辑”这个专题,向先生请教。他强调要从原著上下硬功夫,还介绍我读他两篇早期文章: (1940年秋)与 (1949年9月27日)。先生说,当时年轻,敢想敢说,现在看来,基本观点是站得住的。为了帮助我深入研究 ,先生把他主编并内部出版的” 研究资料”,要经济学系全部送给我。针对有的人不懂哲学,对的方法论不甚了了,或者断章取义,或者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先生说,资本论是整体艺术,其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你是研究这个方向的,希望你在思想史上下功夫,同时要处理好客观规律与逻辑推演的关系(即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关系)。先生认为,中国辩证法思想非常丰富,鼓励我是否可着重研究中国辩证法思想史,更好丰富充实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因多种原因,待到我调来华南师大哲学研究所后,才给逻辑学专业硕士生开设” 的逻辑”;虽然出版过 (1986年)一书,但说来惭愧,由于自已中国哲学史基础不牢,没有达到先生的厚望,在中国辨证法史的学术研究上作出贡献。由于我的家庭困难的缘故,1984年下半年,我要求调动工作,回华南师大工作。其时,哲学系与有关校领导不同意。陶先生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后,主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加上其他师友帮助,我终于在1985年初,偕妻子调到华南师大任教。在广州工作,时空的阻隔,同先生见面机会少了。但每次出差,我总尽可能去北师大拜访陶老师。每次,他总是饶有兴趣询问广州和广东的经济政治与教育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先生最关注改革开放中的民生问题.社会风气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某些官员腐败问题。对于广东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他也十分注意。对我主编过广东哲学学会学术刊物 ,先生多次嘱咐说,刊物来之不易,要坚守学术阵地。有一次先生拿出香港某杂志,问我看过没有？他指着一篇文章风趣地说,有人针对先生对内地搞市场经济有某些保留,骂他是”顽固的教条主义者”是”极左派”！他问我像不像？先生说,历史好像总爱开玩笑,解放前1946年冬到1946年初,他与彭迪先,李相符“三个教授”一起,在重庆声援昆明学生运动(一二.一惨案),被国民党政府骂为”左派”,遭特务逼害。解放后,1957年又飞来横祸,被康生之流整为”右派”,二十几年实际上中没有话语权,在学术著作公开出版方面是空白！你看我是右派还是左派？说后开怀大笑！陶先生补充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笃信马克思主义,其他什么派都不是。陶先生对我与我的妻子十分关怀爱护,令我们永志不忘！ 80年代后出版的许多著作和最珍贵的两卷本以及 ,都亲自签名送给我们。2002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他还送给我们 (北师大教授文库.陶大镛卷。著于解放前夕,内容均在香港公开发表过)。睹书思人,陶大镛教授千古！ 4/26发表;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670 次阅读|0 个评论

沉痛悼念陶大镛教授 [上篇]: 热度 1 yushp1935 2010-4-26 21:12;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陶大镛教授,不幸于2010年4月18日下午,在北京安贞医院医治无效逝世，24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各界人士暨北京师范大学广大师生参加了告别仪式,向其夫人牛平清女士及其他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我和妻子(她是陶老师首届研究生)未能前往参加仪式,在此表示沉痛的哀悼！下面,我谈几点粗浅的回忆。我是1955年8月,考上北师大哲学研究生之后,才认识陶老师的。当时,政治教育系有几位知名的教授,如逻辑学的马特先生,朱启贤先生,哲学的石盘先生,经济学陶大镛先生……,而以陶先生最年青,著作最丰,知名度最大。我本人未听过他的课，只是读过其著作。印象最深的是，陶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作了又通俗又深入的论述。它正好帮助我对自己所学之专业课”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加深了对学习之重要性的认识。1956年6月学校组织了”科研活动月”，我还聆听过他关于世界经济的学术报告，感到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五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讲得很透彻，他没有像有的学者那样，只讲”两个阵营”,”两个市场”这一种教条,从而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陶先生同我的导师石盘先生一样,招收了五位研究生,其中三人是我大学同学。据他们说,先生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又很细致。第一年的基础课 ,陶先生不仅开列了必读原著,强调钻研和其它经济学原著的重要性,还带研究生去参观北京图书馆,具体生动的指导如何读书,如何搜集资料。先生在课堂上,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要求每人认真读书,提出自已的心得体会。可惜的是,翌年,先生得了严重眼疾,这几位研究生只得转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班学习，未能在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三年的学业。 1957年春天,在整风运动大鸣大放过程,陶先生同许多专家学者,民主党派人士一样,诚心诚意要帮助执政党整除”三害”(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他主要是提出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意见,提出了”民主办校”的建议。不料那年夏天一场席卷全国”急风骤雨”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政治斗争,陶先生就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为震惊全国的”六六六”事件中一位显要人物(即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市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有六位著名教授,其中有费孝通,钱伟长,曾招伦,黄药眠和陶大镛等先生)。顺带说,他的一位研究生,在鸣放阶段从人大回北师大看大字报,返人大后,因在小组会上发言,介绍陶先生”民主办校”的观点,后来也错划为”右派”。随着斗争愈来愈扩大化,我的导师石盘教授在”向党交心”中谈的一些意见与想法,也被打成”极右分子”,并送劳动教养。我们五个研究生也只好转入研究班,跟一位苏联专家学习,在1958年7月结束了学业。同年8月我留北师大任教,与陶老师同在政教系工作。虽不在同一教研室,然经常在一起开会劳动等等。看到陶先生实际上被剥夺了教学科研的权利,剥夺了话语权。听同事说,系里让他搞经济思想史。但他一如既往,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仍执着于和世界经济的研究。随着我自已思想逐渐成熟,以及对自已导师石盘先生和本系陶大镛先生等诸位前辈言行的“反思”,我从内心深处,认为他们并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有独立见解,很有思想,很有学问的专家学者。在”文革”大风暴袭来之际,连我这个小小”讲师”,也被当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义分子”(因在政教系63级同学学习课堂讨论小结中,表示同意”对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尽管当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声言要作具体分析,如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在全校大会上”陪斗”。我的导师石先生在”818”（天安门前第一次检阅全国来的红卫兵头一天傍晚,跳楼身亡,以表示抗议”造反派”对他的逼害。陶先生等”反动学术权威”和一些校领导是”大黑帮”,关进校级劳改队,监督劳动,而部分中层领导和我们一些中青年教师,则分别进了系级劳改队或集训队,进行集中劳动。1967年夏,在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前夕,”红卫兵”忙着”大串连”时,我们这些中青年教师宣布”自我解放”,许多人作了”逍遥派”。,而陶先生等著名教授和所谓”走资派”,因”问题严重”,仍要继续强制”劳动改造”。”工军宣队”进校后,不仅情况未改善,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时,又有一些人,如政教系的马特先生,朱启贤先生,因不堪逼害,先后自杀身亡,。政教系的著名教授中,仅有陶先生顶住各种压力与打击,硬是活了下来。小小的北师大政教系,就演出了一幕幕黑白颠倒的人间惨剧啊！;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480 次阅读|1 个评论

校长就应该是教育家: accsys 2010-4-9 21:53; 与《校长不必都是教育家，但必须要尊重教育规律》观点商榷姜咏江上海大学浦家齐教授在科学时报发文，题目是《校长不必都是教育家，但必须要尊重教育规律》。阅读后，深感此观点有必要探讨。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样的人能称为教育家。现代的教育家我认为应该具有： 1. 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教育经验； 2. 深刻理解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手段等； 3. 熟悉教育工作的组织，掌握教育的基本规律； 4. 深刻理解教育的阶段性和教育的层次性； 5. 理解整体教育和个体教育的关系，懂得因材施教和培养人才的规律； 6. 深刻理解一般性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并能拿出实施方法； 7. 了解实践对教育的需求，恰当地掌握实践与教学的关系，能根据实践需求调整教育内容； 8. 能够洞察教育过程存在的问题，并能及时拿出解决方案。这八条是衡量教育家的核心条件，其中第一条应该是教育家的必要条件，也应该是担任校长的首要条件。没有教学实践经验成不了教育家，更不应该成为校长。校长是什么人？是学校实施教育过程，培养人才的总指挥。因而校长必须是教育家。校长只有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教育规律，才能带领教师和学生实现教育的目标。校长，现阶段的校长也不能是尊重教育规律就可以胜任的。尊重教育规律那应该是对校党委、党委书记提出的要求。浦教授说：在现阶段，作为基本要求，我们首先应该要求大中小学校的每一位校长，都是按教育规律办事的人。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太低! 试问，如果一校之长不懂教育，但其手中又掌管着决定学校教育的各种权力，那么他将如何尊重教育规律，按教育规律办事呢？浦教授接下来论述的两段文字，完全是理想的想法。其中一段文字，无非希望校长能够做伯乐，还说他能够起一个集思广益的作用，那么他仍然堪称一位杰出的校长。难道这么多年，我们的校长们不是这样要求自己，努力让自己这样作的吗？自从施行校长负责制以来，我们的校长们表现如何呢？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接下来的一段文字，浦教授给达不到集思广益成为杰出的校长出了个主意，那就是守住一条底线，即不要越俎代庖。这是一条更低级做校长的要求，是典型做行政化校长的高招。不要为不合格的校长出什么高招了。每一位校长只有踏踏实实地将自己打造成教育家，那么他才对教育有说话的权力，才能把教育搞上去，才能把学校办好。如果来不及了，让位给有能力的教育家是上策，自己去当党委书记岂不更合适？学校去行政化，关键是要让教育家管理学校教学，不懂教育的行政干部可以做行政工作，万万不可强坐校长之位，这样就会扬短避长，误了教育的大事。校长不必是教育家的观点，对改变我国的教育落后面貌，恐怕是有害无益呀。 2010-4-9 【附文】浦家齐：校长不必都是教育家，但必须要尊重教育规律面对当前教育的发展形势，我国正期待一批教育家，许多人建言，应该由教育家来出任校长。但是在我看来，一位称职的校长，不必都是教育家。虽然，我决不反对教育家出任校长，但是所谓教育家，应该是在教育上卓有创见的人，这是一个高水平的要求。在现阶段，作为基本要求，我们首先应该要求大中小学校的每一位校长，都是按教育规律办事的人。校长不是站在第一线的教学人员，至少说他不是参加教学活动最多的人，教学上的新思路，主要地应该由站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来提出。不见得每一位校长都必须在教育上有属于他个人的创新，校长更为重要的责任，是鼓励广大教师的教学探索和创新，鼓励开展教学实验，对于教师们提出来的又行之有效的办法，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且推广。如果在他的领导下全校教师锐意进取的精神能够得到鼓励，如果他懂得营造一片有利于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土壤，或者再进一步，他能够起一个集思广益的作用，那么他仍然堪称一位杰出的校长。如果作为校长一时还达不到这一要求，那么他就得守住一条底线，即不要越俎代庖，关起门构想出一些脱离实际的改革方案，并且要求教师去执行，甚至为了推行自己的某种构想而禁阻广大教师提出的（甚至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其他方案。校长是学校的负责人，但并不必要求他同时也是全校在教育学领域学术造诣最高的人。某些校长和教育部门的主管者急于把自己打造成为教育家，广大教师的改革愿望反而得不到鼓励，他们的手脚更加被束缚起来，这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教育家难以涌现的部分原因。校长为自己的学校争取利益，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必须取之有道。更加不应该为着一己的名誉，而不惜炮制那种在本校也缺乏可行性的教改经验。如果说一位校长能够做到足够的谨慎，不做违反教育规律的事情，懂得在广大教师面前保持一份尊重和谦虚，那么即使他没有突出的创见，至少说他还是一位称职的校长。许多人质疑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教育家，他们所呼喊的是能与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比肩而足以影响整个时代的教育家，而不是说那种降低了标准、只要担任着一定职务就人人可当的教育家。前些时候公布征求公众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倡导教育家办学，这并不意味着为校长者都必须是教育家。至少说，这不应该是现阶段的目标。如果说我们仍然希望涌现一批作为教育家的校长，那就应该是更多地把教育家提升为校长，而绝不是把已经走上校长岗位的干部打造为教育家。如果您自量还不是一位教育家，但这并不妨碍您继续作为一位校长，只是建议您最好还是致力于在您的员工中打造教育家，而不是打造自己；而尊重教育规律，才是每一位校长需要时刻铭记的。来源：科学时报发布时间：2010-4-2; 个人分类: 随笔|3741 次阅读|3 个评论

考题出偏了——与中国青年报刘健先生商榷: hanzs 2010-3-27 20:10; 文/乐水老汉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20日的教育版刊出了刘健先生（副主编？）的考题考大学校长三道题，号称要从校长们的回答中，判断校长们是否具备教育家的潜质。什么考题这么厉害，三道题就能判断是不是能当教育家的料。且看题目：题一：你赞成自主招生吗？题二：你赞成取消级别吗？题三：你赞成建立规范的大学董事会制度吗？老汉我虽在高校工作也二十多年了，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文献也读了不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简便速成的测试方法，来甄别你是不是教育家的。说是命题来测试校长，读了文章后才发现其实就是刘先生自己提问，自己替他心目中的校长回答，这种捉刀手法似乎与当前学术界为人诟病的学术不端行为颇为相似假冒校长嘛。在我看来，刘先生的这三个自问自答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题出偏了。这三个一般疑问句，要么回答是，要么回答否。可能的答案组合共有2*2*2=8种而已。本人愚钝，怎么也分析不出这8种答案组合中，哪一种（或几种）属于有教育家潜质的。按说教育家是实践教育的杰出人士，温总理说：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可这三道题对是不是热爱教育，是不是懂教育能做出准确判断吗？显然，不能。这三题出的是文不对题。二是，涉嫌偷换概念。比如第一题，刘先生判断校长们肯定都答是。于是就批驳这个是有多么的不是。他的理由：面试减少了贫困学生的机会，不公平。且慢！问的是自主招生好不好，答的却是在只在大城市组织面试好不好。如果是小学生回答成这样，也不会得分的，因为答非所问。其实，刘先生想要测试的是大学校长们对招生过程公平性是怎么看的，直说不就得了。可我怎么也得不出来不赞成自主招生就能体现招生公平的结论啊。也许刘先生是当下颇为流行的裸考论调的支持者，干脆就只看一个分数，而且最好全国考一个卷，全国考生都平行志愿大排队。如果哪个校长真是这个观点，那我看他离教育家至少还差十万八千里。三是，把去行政化争论焦点放在要不要级别上实属肤浅。这里要借用同样是中青报的一片文章来阐述：任何组织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层级权力划分，这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然也不例外。大学的行政级别可以取消，但校、部处、院系的层级划分和权力分配却无法取消。可见，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也好保留也罢，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行政化的积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遵循教育规律，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在于大学本身要遵循学术规律，让行政权力增强对学术权力的尊重和服务。（2010年3月17日，中青报）四是，关于大学董事会（理事会）制度。刘先生在这里犯有多重错误。（1）有董事会，就等于校长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这显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大学董事会与校长关系的曲解。篇幅关系，不再赘述，请刘先生最好读读原始文献。（2）愿意交权的，离教育家的境界就近？荒谬的逻辑！因为刘先生在文中从来没有就他说的权指的是什么做过进一步阐述，好像压根就不知道大学这个组织属于典型的分裂型组织（ fragmented organization ），其中有多种类型的权力并存。要大学校长交出的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还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权力，或者都交出来？我们怎么从逻辑上也想不通：不想要权力的校长，离教育家的境界就近一些？其实，这也是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而已。当然，我也没说死把着权力的就是教育家。实际上刘先生的第三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即没有说清楚大学都存在什么权力，怎么让人回答如何分配这些权力。再者，与董事会制度相比，在现行的以政府直接管理大学的体制下，难道大学校长的权力更大吗？那还老说要办学自主权干嘛？看，又是一个逻辑错误，刘先生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以上也算是一个不起眼校长的答卷吧。答是答了，但无关乎教育家。附录：刘健：考大学校长三道题中国青年报 2010/3/20 温家宝总理提出让教育家办学。我给大学校长们出三道题，从他们的回答中，或许能够显露其是否具备教育家的潜质。第一题：你赞成自主招生吗？我知道，大家肯定都答是。多年来，大家都在呼吁这个。按照育人规律，大学当然应该享有完全的招生自主权。但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仅仅死咬着这么一份权力（也是权利）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份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校长的回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正教育家的境界。 2005年以前，该校在内地招生不参加统考，是完全彻底的自主招生。因为人力有限，生源基本局限在几座大城市，招生的老师一般也都住在五星级饭店里。有一年，他们甚至动用了上海一家五星级饭店的电视直播系统，让香港的老师通过这套系统当场面试内地的学生。但2005年之后，他们自主地放弃了自主招生的权力，改为参加全国统考，并且向各省基本平均地投放招生名额。面试减少了贫困学生的机会。这不公平。刘遵义校长的助理苏基朗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是办教育的，目的是要改变学生的一生。那些小地方来的穷学生，他们的一生会被我们改变。因此，把资源投到这里最有价值。真正的教育家是这样想问题的香港是个商业社会，香港中大的不少毕业生从事商业或者金融业。如果一个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来自贫困地区的人，又一辈子在金融界生活，那他的视野肯定会受局限；如果这个学生的舍友是一名来自贫困地方的人，那他的视野可能就不一样了。因此他们认为，学校帮助这些贫困学生，更重要的是帮助了学校自己。我们的校长有多少人会以这样崇高的心态审视自己拥有的招生权力？有多少所大学利用这份自主权，对自己所办附中的学生（本校教职工子女基本全伙儿在此）搞了降分录取？第二题：你赞成取消级别吗？不赞成的当然不是教育家，因为古今中外，带级别的教育家还一个都未曾有过。只想要权，不愿限权，光赞成自主招生，而不赞成取消级别的，与一个教育家的距离更是不下十万八千里。有人担心没了级别会受到怠慢甚至贬低，似乎校长的社会地位就维系在这个劳什子上。可是别忘了，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不受人待见，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子，恰恰是中国第一个大教育家，万世师表。见人就磕头的叫花子武训，也算得上一个平民教育家。而出入乘坐3．0排量（副部级标配）亮黑奥迪的，一个教育家没有。今天当一个大学校长，还不至于像孔子那样四处碰壁，所谓级别高低，也只是酒桌上多俩菜、少俩菜的差别。北大清华的校长，想见总理都不难，到外地去书记省长均恭而敬之。其他同样副部级的校长们则差点事儿，哪怕你学问比周其凤、顾秉林还大。学问不抬人，级别不抬校，这不难理解。朱镕基曾兼了17年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当年社会上一般观感，并没有觉得这就特别抬举了清华。清华经管与北大光华社会声誉的差距，也远没有从正国级到正处级那么大。学校里的人爱说我们四五十年前的校长是什么级，过去都是由周总理亲自给我们校长签发任命状。新中国60年历史上级别最高的校长应该算武汉大学的李达，一大代表，建党元老。但那时的武大，比小字辈蒋南翔长校的清华地位高吗？实际上，当年那批级别超高的大学校长，如李达、吴玉章、华岗、成仿吾等，在党内基本上都是爵高禄重的边缘人，安置在大学里，肯定不能算重用。说句到家的实话：大学里的级别没什么油水，不要也罢。曾有某省机关正厅级官员到一家二本学院公干，院党委书记觉得自己跟来客平级，于是在应酬时就直呼其名而不称职务。官员大怒，当场拍了桌子：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你这个正厅级有什么了不起？我派两个处长来就整死你！举座愕然，咸以为其粗鲁，但并没人觉得他吹牛。第三题：你赞成建立规范的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度吗？这个问题目前不热，但很致命。说透了，我真正的问题是：你愿意交出决策权，只保留执行权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在谈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时，提出要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如果探索中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只是如目前一些学校搞的那种荣誉机构或咨询机构，请大官大款校友或捐资企业老板来挂个名，有没有都无所谓。如果真要搞规范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那就将是校园里的一场革命。不要太在意书记、校长谁权大权小的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曾经对笔者说，实际上，因为决策和执行不分，这两个人的权力都太大了。投资上亿元的项目，我一个人说上就上了，哪个国家的校长权力能有这么大？但是，如果把学校重大决策的权力交给理事会或董事会，自己只做首席执行官，那今后校长当得也就很没有滋味了，不是吗？然而，这正是大学内部去行政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能勘破这一点的，如王树国校长，就离教育家的境界近一些。死把着权力不撒手的，肯定成不了教育家。各位校长，yes or no？; 个人分类: 教育政策|194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让大学校长远离官场是对教育家的尊重: xuecw 2010-3-9 08:00; 让大学校长远离官场是对教育家的尊重 2010年03月08日 08:50:07 　来源：燕赵晚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表示，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他说，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3月7日中新网）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认为：目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也把解析该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房、车、工资等非学术层面。纪校长们很可爱，说的都是心里话：没了级别，面包没有了，牛奶也没有了。原来行政级别给这些校长最直观的感受除了待遇，还是待遇。但他们却没说出，去行政化对大学管理的影响。高等教育事关国计民生。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系着民族素质和国家未来。近年的高等教育让人不敢恭维，论文造假、腐败、潜规则等，在教授队伍日渐其盛，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却寥若晨星。政校不分，管办不离的体制是主因。行政级别扰乱了学术秩序，完全背离学术发展。我们的大学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官员办学，比照官员管理制度的大学校长角色定位模糊。校长首先应是教育管理专家，懂教育规律，懂管理，有领导力。管理能力应是大学校长的第一能力，但我国现行做法对大学校长的学术头衔、科研能力过于偏重，而管理能力反在其次或更次。大学校长按行政定级，既不符合一个文明古国的传统习俗，也没有体现出大教育领袖的现代精神。过去那些作为教育家和社会贤达的大学校长，其社会地位让人高山仰止。如今的大学校长多是默默无闻于官场或实验室。新教育改革纲要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确属力克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关键举措。纪宝成们认为，没了行政级别等于失去了尊严。大学校长需要的尊重不是来自行政级别，而是管理能力。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那些著名大学校长，如吴玉章、陈垣、马寅初等，他们中有的官居高位，有的在本学术领域声名卓著，但他们被评价为教育家，并不在于职位高低或学术贡献大小，而在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如何以制度促成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应根据现实国情，挖掘历史优良传统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做法，创造有利于大学校长成长的制度与环境。教授治校，学术至上，这是办大学的必由之路。管理的归管理，学术的归学术。如果大学校长仅仅盯住官场级别和待遇标准，那就是高教的不幸，社会的不幸，国家的不幸。（王丹雪）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贬低了教育吗 2010年03月08日 00:00:03 　来源：新华网赵光瑞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3月7日《新京报》）纪宝成或许说的也许是实情。问题是，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不取消难道就没贬低教育？大学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地方，大学之所以能够引领社会思想、文化、科技进步，得益于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研究、讨论、表达。可是，有行政级别的大学必将失去这些优势，一切都要遵循官场逻辑，即谁的官大谁就有发言权、话语权。长官意志一旦成为大学灵魂，大学势必沦为权力的奴仆，大学将不再是思想启迪的殿堂。有人叹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出不了大师？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不讲教育规律，只讲官场逻辑的地方，怎么可能出大师呢？哪个大师，会对权力卑躬屈膝、毕恭毕敬？所以，大学有行政级别，就如同给知识分子头上套上了笼套，严重妨碍了他们的自由发展。大学拥有行政级别，必然会使其失去特立独行的精神和能力，一切都须按照权力的要求来运作。没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大学自然会自行矮化，这不是贬低教育又是什么？当下，我国高校正处于一个两难境地，要行政级别吧，大学往往名不副实；不要行政级别吧，又可能什么都干不了。究竟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恐怕不仅大学需要思考，政府也需要思考，全社会都需要思考。中国继续深入发展，没有真正的高等教育是不行的。而官化的大学，必将使我们的高等教育远远落在先进国家的后面。; 个人分类: 高教评论|1617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首先从观念更新入手【转】: timroyal1999 2009-12-16 21:28; 中国教育的文化更新根据凤凰卫视 2009 年 11 月 21 日《世纪大讲堂》节目内容整理，部分语句有改动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10 月 31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袁贵仁为教育部部长。新部长任命仅三天，人民网相关专题点击率高达 10 万次，网友的留言建议达 600 多条，对现实教育问题的不满，让大家对于新部长与教育改革充满期待。那么中国教育发展为什么不尽人意，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什么束缚着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方向又在哪里？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先生，让我们掌声欢迎。欢迎杨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世纪大讲堂》在将近 10 年以前创办的时候，杨东平教授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是策划。但是后来他就不管我们了。他就管教育的事情去了。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杨教授的短片。（播放短片）我们知道这次教育部长的这一次的更换，应该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背景是吧？但是这个好像引起了全国人民这么高度的关注，可见教育问题确实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我们新的三座大山就是一个教育，一个医疗，还有一个住房。医疗由于涉及到生死，住房由于涉及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链。所以问题显得刻不容缓，政府也都很注意它，改革成功与否都在进行尝试。但是教育改革，这么多年以来，大家都觉得它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头，可以说已经陷入了十年之久的停滞不前。那么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老是推不动，老是停留在口号上头，老是没有人去做？杨东平：这个问题可能原因很多。教育滞后于社会变革，它也有一定的内在的原因，就是教育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保守性。但是在最近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觉得教育发展错失了两次重要的机遇：一个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就是在重新给新时期的教育定位的时候，我们那次错失了；一个是 80 年代的教育改革，后来也是半途而废。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么一个现象。主持人：钱学森之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老的离去，很多人的第一声叹息就是，大师没有了，而我们中国的教育界又培养不出大师。您作为教育家，您对钱老的这个话怎么想？杨东平：不久前安徽十一个教授联名上书新教育部长，也是希望他能够解答这个钱学森之问。我想，做一个抽象的回答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具体地改进，还涉及到很多方面。我想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这问题的主题。大家比较关注的呢，是一个末端的，就是人才培养的一个过程，即：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优秀人才？怎么改革课程？但是，这是一个最后阶段。我觉得这就好像种地一样，最需要改变的还是我们的环境和土壤。我们的教育领域，很多人有这么个观点，讲我们中小学教育质量还是不错的，你看每年那么多到美国去（的学生），都上名牌大学。讲我们本科教育质量也不错，就是研究生教育有点欠缺，创新能力不足。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判断的话，那我们教育就没有希望。事实上我们的问题是出在，我个人认为，在幼儿园就出现了。现在我们的小学生就严重地厌学，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都已经被摧毁了，这样怎么可能产生优秀人才呢？能够身心健康就很不错了。主持人：最近一个时期，教育界可以说是风波不断。一个就是所谓的学术造假，教授的学术品行不端，甚至还有教授生活不检点，为人师表做得很不够。另外，最近好多学校主抓基建的副校长纷纷落马，成为大贪污犯。那么，这些问题现在集中爆发，原因是什么？杨东平：我觉得这些问题，实际上近十年来，一直在持续地产生和发酵，但是由于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所以这也是一个后果。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建立，干部制度、权力的制衡、监督、公开、透明，这些制度都没有建立，你光抓几个典型你是抓不完的。主持人：抓不完的。杨东平：这是一个结果。主持人：对。好，我们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东平教授给我们演讲，杨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教育的文化变更》。大家欢迎。（旁白）教育部人事变动缘何引来无数目光，教育界问题频出，什么才是根源所在？改革在尝试，为何依旧民怨沸腾？百年误区如何走出，理念更新怎样进行？制度如何完善，模式怎样创新？杨东平：各位同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来讨论教育问题，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因为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大变革的前夜。大家都非常期盼这个变革尽快到来。对于中国现在的教育的形势呢，我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做：成就巨大，问题成堆。这两个事实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互相不能替代的。教育的问题非常多，千头万绪，积重难返，而且很多问题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而无论是高考还是择校，还是学术腐败，都很难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抓就灵的办法。但是在所有各类教育问题当中，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加以梳理的，我把它归纳为三类不同的问题：一类，是教育观念的变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观念的更新；一类，是教育制度的变革，就是体制和管理问题；还有一类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就是在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教，怎么学，具体的教育过程。我们看很多问题的时候，尤其是看到优秀人才缺乏的时候，往往看到的就是第三部分，即教学过程。但实际上，教学过程这一块，理论上说，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即教育家办学的体制，这些问题教育家自己就可以解决了。就好像农民自己知道怎么种地，不需要你给他做很多规划，做很多研究，你把权交给他就行了。所以呢，教育制度的变革与之相比还是更为核心的。但是，制度变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就是制度变革的理念，也就说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向何处去，往哪个方向去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确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重新给我们的教育发展定位，确立新的坐标，这个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新的价值方向，新的理想，我们往往就会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过了很多年发现我们还在原地踏步。我想，我们可以和经济领域做一个比较，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三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经历了一场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解放运动以后，经济领域确定了新的方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非常遗憾的，在教育领域，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拨乱反正，是一次没有完成的半途而废的拨乱反正。我们仅仅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需要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需要发展教育。但是在新的历史的起点上，我们对如何改革和发展教育，没有建立新的思维，而是简单地采取了重新回到五十年代的做法。认为文革以前的那个教育就是理想境界，我们只要恢复到那个程度就可以了。它的后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了。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说中国和美国互相派了一个教育代表团，看看对方怎么样。中国的代表团到美国一看，那边的学生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上课随便说话，做小动作，训练也不刻苦。他们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美国的代表团到中国的学校一看，不得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书声朗朗，刻苦训练。他们也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然而，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奇迹却并没有发生。美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和科技大国，中国仍然没有培养出我们所呼唤的大师，而且我们的少年儿童仍然在应试教育的苦海中挣扎。也就是说我们这三十年来，在教育的品质上，在教育现代化的座标上，并没有真正地前进。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就必须要奠定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旁白）学龄人口减少为何竞争更加激烈？科举制度废除为何观念难以去除？什么才是教育的根本？什么才是教育的宗旨？新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杨东平：中国教育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城乡都已经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即城乡教育整体上都已经超越了极度短缺、极度贫困的状态。而且近些年来，学龄儿童，学龄人口开始大幅度地下降。下降的幅度之大：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小学生在校生的人数减少了五分之一，小学学校减少了一半，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规模。所以教育的供求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宽松。今年民办高校招生就非常困难了，我相信过不了几年，公办高校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教育的内部外部环境都比较宽松了，尤其是中央政府也确定了优先投资和发展教育的国策。所以某种程度上，确实，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制约，供求关系也不是。今天中国教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过去解决的主要是有学上的问题，而现在要解决的是上好学的问题，就是要提高教育品质，追求一个好的教育。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还没有形成共识。那么，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教育文化究竟需要做什么样的更新？我想，我的的教育里有两个对立物。一个就是我们一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读书做官，唯书为上。这套东西在五四以后一直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和新教育所批判的对象，包括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也就是改造这些东西。中国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病，陈腐刻板僵硬的这种教育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教育的现实。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科举教育的强烈反对者是毛泽东，他不遗余力地，甚至不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教育革命。毛泽东在 1958 年和 1966 年发动了两次教育革命。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理论脱离实际，把学生当成敌人的这样一套旧的传统。但是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以后情况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传统教育的这种警惕和制衡荡然无存。随着恢复高考制度，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地转化为高涨的应试的追求。应试教育从八十年代以后愈演愈烈，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教育到了这地步是非常，非常悲哀的，是非常陈旧的，已经丧失教育的本意了。我们的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对立面，就是五十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管理文化和教育文化，它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整齐划一。它也有自己的教育文化，就是苏联模式的教育文化，我给它归纳出几个基本价值：第一个就是重理轻文，崇尚技术主义、供给主义；第二个是高度的专门化，或者叫过度的专门化，崇尚分门别类、快速地培养速成的专家。当然其实这个模式都是苏联在三十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它后来也早已超越了这种模式。所以苏联还能培养出很多大师，但我们还是培养不出来，我们把它的这些弊病发扬光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有的工科的博导（话外音：洲际导弹）当不了教育部长，他当不好教育部长，原因就在这儿，缺乏一个通识。这种过度、专门、狭窄的教育，它有很大的缺陷，更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那么，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新的教育文化究竟是什么？我觉得， 2003 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会认为又是一个新的套话，但是我个人认为，以人为本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它针对的就是此前很长时间实行的，以 GDP 为本，以速度规模、数字为本的一种发展观，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并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以其它的什么东西为本，以经营创收为本，以升学率为本等等，就是不以人为本。所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叫做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大家也会认为这是一句套话，实际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口号，从来没有提起，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需要党和政府满意就可以了，不需要人民满意。它只需要符合所谓国家主义的一些发展目标，是为实现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而服务的，它长期处于一种服务或者工具论的地位，从来没有取得过一个主体性的地位。所以今天提出以人为本，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都是革命性的。以人为本在新的教育文化当中应该怎么体现呢？我想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这个基本宗旨。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很多学校的现实生活就知道，这个概念远远还没有变成普遍的现实。刚才已经提到，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或者学校领导更看重速度、规模、数字、升学率、经营创收，是以这些东西为本的，而不是真的以学生为本。那么，针对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我们给它提了一个概念，就叫做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这是一个新的教育理想。以每一个，而不是以少数优秀学生为本，不是以少数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为本，这大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学校，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少数优秀学生为本的，对多数升学无望的学生，就采取一种放弃的态度或者是任其自生自灭。所以为什么现在农村的初中生辍学率特别高，就是这个原因，学生一看到没有希望考上高中，就放弃了。我们的教育只对能够升学的这部分学生是有用的，如果升学无望，这教育确实是无用的教育。所以面向每一个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实际上这也是教育公平的一个体现，只有体现了以每一个学生为本，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才可能真正地来推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改变我们现在实行了很多年的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资源极大地宽松，各级学校的入学率极大地增加，供求关系极大地改善，我们的择校竞争反而越来越残酷了，越来越激烈了，这不是不合常情的吗？显然是由另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这里面一个核心的因素，就是我们从五十年代开始，沿用多年的重点学校制度。我们就是人为地制造、打造出了一小批重中之重，巨无霸，所以任何学校都没法跟它公平竞争的。这一小批学校就成为家长趋之若鹜的一个对象，就出现了什么赞助费啊，高昂的择校费等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尽管我们在 2006 年的《义务教育法》里面已经明确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每个城市都有一批叫做名牌学校、明星学校、优质学校，总之就是不叫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集中了最多的资源，可以采取特殊政策招生等等等等，也成为一个腐败重地。所以，贯彻面向每一个人的教育，就意味着要变革现在的教育的利益格局，变革面向少数人的重点学校制度等等。（旁白）从个性发展到生活教育，西方教育为何领先中国？社会热议教育家办学，谁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国家办学政府管理，大学的独立性如何保障？杨东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更新，是要改变我们的培养目标，或者包括教育方针。因为我们现在的培养方针、教育目标这些东西，都是在五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期形成的 1.0 版，那么多年来，几乎就没有升级换代过。我们教育的软件，是亟待更新的。那么，当时的版本叫什么呢？所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到 80 年代做了一些改变，它定型为这么两句话，说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口号，就是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建议，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就是培养一个公民，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非常准确的概念，也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概念。我们还有一个教育方针，就是要全面发展，谈了很多年。为什么这个方针也需要质疑呢？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发展往往变成了一种平均发展或者平庸发展。那么，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主张的是什么概念呢？是个性发展，这是全世界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教育的功能和目的就在于让每个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这个问题在今天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到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干什么，就是这个道理。他还没有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教育就没有完成。他只不过取得了一些学历，取得了一些资格而已，他并没有真正地完成自我。市场经济是最大程度地依赖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发展的，所以个性发展应该成为一个比全面发展更重要的目标。新的教育理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应试教育走向生活教育。这生活教育是什么东西呢？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清楚了。如果准确地说，应该叫做为生活而做准备的教育。二十世纪初，由杜威在美国发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把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那么它的对立物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教育哲学的理论，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再到现代有一个演变过程。在中世纪以前的时候，教育是神本位的，就是以宗教为本；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它转化成了我们称之为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本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教育学，它的基本面貌就是十九世纪形成的，是一个学科中心的教育学，它是二十世纪之前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哲学和基本的面貌。但是到了杜威这里颠覆了学科中心的这个逻辑（西方教育的新旧分界也是以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来划分的），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儿童中心的概念，需要根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肯定不仅仅是学习这个学科知识，学科知识只是几分之一。所以在 1918 年，美国有一个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改革中等教育，明确地提出中学、高中不应该成为大学预科，中学的任务不是仅仅为升学做准备，而是为生活做准备，培养一个即将进入社会的，一个未来的公民。他们提出了教育的七项基本原则，哪七项呢？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你看这个目标，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第四，积极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你也有个角色；第五，必要的学习过程的掌握，就是自娱教育，就是我们讲的自娱自乐；第六，合乎道德的品质；第七，职业训练。他们就把高中的教育目标分成这七个方面，按这个划分的话，智育只占了七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学校的面貌，跟我们中国的学校面貌不一样。我们还处在一个前现代化的状态，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它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一个未来的公民，不仅要进入职业生活、学术生活，还要进入家庭，要成为妻子或者丈夫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教育的功能，都是需要培养的，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素质教育喊了那么多年，并没有有效地抵御和改变应试教育，就是因为素质教育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教育理论。它是在 90 年代，由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在工作过程当中自己提出的一个口号，一个概念。它的所指很明确，也是为了抵制应试教育，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哲学或者教育理论，所以其内部是没有构建的。但是生活教育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理论，而且它在 30 年代以后，经过陶行知、陈鹤琴等很大一批五四知识分子的传播，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所以在 40 年代的时候，你看儿童中心，生活教育，大家就是（这样做的），像教育 ABC 一样，当时大家都知道，现在反而大家都不知道了。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缺失的一课，是需要补上的。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么些观念更新，文化的更新，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其方向就比较清晰了。谢谢大家。主持人：杨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其实是一个教育的文化观念，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教育，是吧？教育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后面的一切问题就没有办法谈起。杨教授提到了几个概念，一个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概念，一个是精英主义的教育概念，还有一个经济主义的教育概念，还有工具主义的教育概念，提到了好几个概念。我们到底怎么来矫正这一些问题，这个是属于一些最最，就是原教旨主义的问题，怎么来矫正它？杨东平：教育观念的改变的确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不可能指望短时间内能够实现，但是我相信还是需要传播，需要启蒙，需要普及。有很多概念应该让大家知道，譬如说就像很多人对于为什么要搞义务教育，为什么义务教育不允许择校，就想不通。主持人：想不通。杨东平：想我小孩特别聪明，就想要接受好的教育，为什么就不让我考奥数？主持人：对。杨东平：确实是要启蒙，要普及。主持人：现在社会上在热议，要教育家来办学。我们知道教育家办学的话，就得有一个定义问题了，何为教育家，谁是合格的教育家？杨东平：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有教育理想的，有自己的教育价值，懂教育，爱教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八十年代，中国高校出过一批教育家，包括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的校长罗征启等等。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如果你把大学校长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来安排，来考核，来评价，那教育家就消失了。主持人：西方的大学，刚才您也说了，它从中世纪诞生。虽然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教会有一定的依附性，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因此西方的大学对教会也好，对政府也好，是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的。其实在我们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在民国时期的大学里头也是继承了西方这个传统的。我读民国时候的一些学者写的回忆录，特别是冯友兰先生《三松堂自序》里头，写到西南联大很多，包括他在清华。杨东平：尤其是西南联大。主持人：西南联大，是吧，当时候的国民党想在西南联大里头插进他的影响，结果遇到了整个西南联大的教授的集体的抵制，结果他硬是这个影响插不进来，因为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它就是教授说了算，教授办学。而中国现在的大学，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实际上全部都是政府这个老板，政府是老板，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人，政府完全在主导着大学，它的独立性问题怎么解决？包括刚才说到的，教育家如果来担任学校的领导，他要有一个独立的办学的思想，他怎么解决和政府主导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杨：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些公立大学，如何走向所谓叫大学自治，教授治学，这可能有个过程，但是呢也并不是不能改革。像日本，很多国家，都已经有过这样子的尝试，把它的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允许试点，允许改革。最近，一个新的案例是朱清时出任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就完全按照一种全新的模式，完全是去行政化的模式，按照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原则来建立，所以，如果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探索、新的实践，就会对旧的模式构成一种挑战。（旁白）十条玉见是否可行？实名推荐怎会引来批评？温总理为何一再强调教育家办学？教育界国进民退如何解决？主持人：教育问题引起民众的普通的关注，当然还不仅仅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比较深刻的观念问题、体制问题、培养模式问题，对老百姓来说，更深切的感受是上学怎么越来越贵。我们一方面说普遍实行义务教育了，可另一方面呢，家长们发现，往里头掏的钱却越来越多了。这种上学贵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杨东平：上学贵，我个人觉得呢，在大城市主要是指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费。因为不久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有一个同志讲，说我们乱收费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结果引起网友很大的不满。我相信，他定义的乱收费是指国家清查的那些，就是什么私自设立的，巧立名目的什么补课费呀、服装费呀什么，是那种性质的乱收费，就是学杂费那种，可能是已经少得多了。但是大头是择校费，赞助费，这个动辄数以万计。但是清理乱收费的时候好像并不检查这一块，而这块是大头。这个东西没人查，就是没人过问，所以大家假装谁都看不见，好像没有这回事。而按照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是严禁收费的，是免费教育。你免了两百块钱的学杂费，结果要收五万块钱的择校费，这成什么义务教育了！对不对？（提问环节）主持人：好，这里有一个凤凰网的网友，叫百年育人，他有一个问题向杨教授请教。不久前，教育家刘道玉，刚才您说到了，过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写了一篇《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然后受到了网友的力挺，这个十条意见被网友称之为玉见。就刘道玉先生的玉见，您怎么看刘道玉先生这个十条意见？杨东平：刘道玉老师，他对高等教育的很多弊病抨击是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其中有些意见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有些意见呢，可能操作性还需要考虑。主持人：有些操作性上头，还要有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设计，是吧。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叫生活秀，他说最近报纸上炒得不亦乐乎的关于北大择校推荐校长的那个。杨东平：实名推荐。主持人：对，说已入北大法眼的，全国共有 39 所中学，现在已经名单公布了，很多落选的学校就非常地气愤，认为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极大的侮辱。从公布的 39 所中学的名单中间，我们很多网友就做了功课了，把我们中国公认的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像钱钟书先生、华罗庚先生、季羡林先生、闻一多先生、吴晗先生、曹禺、臧克家这里头既有科学家，也有文学家，也有学者，人文学者。把这些大师们一检索，发现这 39 所学校不出这些大师，就不出这些大师。说如果这些大师们生在今天，恐怕就连推荐上北大的机会也没有了，他们很多都是穷地方出来的，穷孩子、苦孩子出身的，他们就读的学校不可能是这样的重点学校。那么这么看起来，北大的这样一个举动，这样一个尝试，好像还是在应试教育的掌心里头翻跟头，是不是这样？杨东平：我个人认为呢，就不要过度解读实名推荐这件事，这是一个比较，很细节的一件事，它只不过是北大这所学校，稍微调整一下选拔学生的机制，就是增加一点丰富性，或增加一点那个学校推荐的时候的公信力，你不实名推荐，这些学校也在推荐啊。主持人：实际上北大没太把这当回事，是吧？杨东平：对，我们也不要太把它当回事。主持人：对。杨东平：至于如何培养优秀人才，如何保障教育公平，就要通过其它的一些制度，比如，我觉得，有人说大学高收费呀或者怎么，贫寒子弟就没法进入了。其实我们知道，西方最优秀的私立大学都不是这样，它是靠另外一套制度，就是你有钱的学生，一个人交两个人的学费，然后学校提供 50% 的全额奖学金，那就是是通过另外一些制度建设，不在它这个实名制啊什么，这都是比较枝节的细小的问题。主持人：好了，我们现在现场提问。今天我们现场来的学生们，都是从事教育研究方面的一些小专家，你们肯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要向杨教授请教，和杨教授探讨，那么有问题的请举手。提问：杨教授，您好，在您刚刚精彩的演讲之初提到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授权教育家。但是据我们所知，我们当代很多教育家，他们往往所持的教育观点，教育方式，还有教育理念，往往都不相同，而且好多都是相悖的，或者有些都是相向矛盾的。针对这种情况，不同的教育家又会培养出怎样不同的人才，还有，这些教育家究竟会对我们的教育体制起到一些怎么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授权教育家这个方式的可行性具体有多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呢？杨东平：教育家办学这个问题温总理特别强调，经常讲这个话题，但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说得不多。因为我们现在的现实呢是一种行政化的办学体制。通常有人称之为：大学是教育部办学，中小学是教育局办学。校长都是各级官员，你只要开会传达文件，贯彻落实就行了，不需要自己有教育追求，教育理想。而且一般情况下，地方重点中学的校长都是副处级，有的是科级，大学的就是局级和副部级，校长、中小学校长都是由组织部门来管理，都是按党政干部的模式来评价和管理。所以我们到地方调查的时候，一些教育局的领导就抱怨，讲这个校长老跑组织部，不跑教育局。所以干部管理体制要改革，譬如说在山东潍坊，他们就改革了，他们把校长的管理权从组织部转移到教育局，受市委市政府的委托，他们来管理。然后校长不按行政级别来评价，叫建立校长职级制，就是一级校长，二级校长，三级校长，根据你的办学的能力和水平来评价校长。所以这个机制建立以后，就使得校长更加专业化，安心教育的程度就提高了。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很多具体的办法可以来追求这个理想。提问：社会上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如果中国教育不改革的话，中国永远无缘诺贝尔奖。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什么解释呢？谢谢。杨东平：我也完全赞同这个说法。其实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培养不出少数的出类拔萃的大师，还在于也不能为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培养一大批恰当的、实用的工作者，也就说满足社会各级各类的不同的需要。譬如说新农村建设，譬如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有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服务和教育？包括我们普通的高职或者本专科的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对他们的评价，用人单位对他们的评价是不是很好？各个层次的教育都有问题。我们会过多地关注大师，其实我个人认为，大师还不是最重要的。提问：杨教授，您好，我们都知道现在我国办学，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基本都是以国家办学为主体。我们现在都呼吁社会力量办学，但是社会力量办学的参与度还是不够的，在这种国家办学为主体的情况下，对于政府对教育的拨款，您有什么建议？还有，在义务教育阶段，私立学校的学生能不能享受到，怎样享受到国家的义务教育拨款优惠政策？杨东平：确实，民办教育的发展是最近这三四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态，而且好像在经济层面当中的民营经济一样。但是呢，民办教育的发展在中国至今为止仍然是份额很小，而且发展非常艰难的。最近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和绩效工资以后，民办教育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它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它的绩效工资什么的都不能享受。所以在教育领域，国进民退也很明显。你这问题是很现实的，也是很尖锐的。在一些民办教育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的地区，规定了一些政策，就是在民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国家的免费政策，也能够得到国家的补贴，但是很多地方这个还不太落实。提问：杨老师，您好。一方面，我们（政府）考虑教育资源要重新分配，师资，主要是师资这一块，硬件这一块；家长的考虑是说，要求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样的话，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具体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您能不能给一个比较具体一些的建议？再有呢，如果说公立教育这块解决了（资源变得更加均衡），这方面问题解决一些，那么是不是会导致另外一个现象，更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师资、硬件这一块比较好的私立学校，这样是不是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谢谢。杨东平：我想在义务教育阶段，改善择校热的基本的办法，是比较现成的，有一些城市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就是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的均衡发展，取消过大的学校差距。这里面，这个过大的学校差距（如何消除），最主要的就是均衡教师的资源，你不能把所有的好教师都集中在一个学校。教师要流动，这是全世界，无论日本、韩国（还是美国）都是如此，必须定期交流校长和教师。因为你是公办教育，你是用纳税人的钱，面向每一个国民举办的，必须是一视同仁的，这是法治的精神所要求的。均衡的办法就是教师流动，所以中国已经在（一些城市），像安徽的铜陵市，辽宁的盘锦市和沈阳市，都已经大幅度地实现了，通过教师交流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均衡发展，基本取消了择校热。说老实话，小学有多重要？根本就没有多大重要性，就是身体健康，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就可以了，非要人为地搞成那个巨大的差距，家长们削尖脑袋，好像不去了就吃亏了。而且，儿童的教育，尤其小学的教育，家庭教育的意义甚至要超过学校教育，非常大。所以我问过美国的一个（人），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他说美国学校规定很明确，下午 1 点半以前，家长必须把小孩接走，理念是什么？就是说学校只能给学生提供均等的一致的教育，而学生的个性的培养，主要靠家庭教育，所以学校要给家庭让出时间来，它是这么个理念。主持人：对，这是对的。杨东平：就是啊，所以我们与其削尖脑袋要送重点学校，还不如家长在改善亲子关系、儿童阅读这方面多花点精力，多花点时间，比上重点学校有效。主持人：非常感谢杨东平教授精彩的演讲。在我国，教育也曾经有过良好的历史传统。 1905 年科举主义的废除，再次成为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一次变革，然而在将近 100 年的过程中间，中国的教育却始终走不出误区，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又痛失两次改革的机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各种尝试也都在积极地进行。我们希望中国的教育会迎来一次新的觉醒。好了，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杨东平教授精彩的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个人分类: 转摘文章|4187 次阅读|0 个评论

教育家是培养出来的吗: 张显峰 2009-8-4 11:14; 对于称谓这码事，中国人是最不善于斤斤计较的。举凡在某一行当得点成绩，有点名气，便可称之为某某家。如今媒体和公众对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的追捧，便可见一斑。惟独教育家成了日渐稀缺的名衔。我在反思何以如此之时，看到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吴锋民先生最近在报纸上感叹：我们不缺教书匠的生源，我们期待能做教育家的苗子。不见苗子，大树自然不可期也，纵然费尽心思，最后也只能望田空叹：只见小草，不见大树。不过，我以为吴先生只说对了一半。但凡要在某一领域称家，天分和灵气固然不可或缺；但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在书斋里培养的，而是实干出来的。他需要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远胜于教育本身。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学校长，用刘道玉先生的话说，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言外之意，离他所期待的职业教育家相去甚远。这话当然不难理解。有了教授的光环，校长的权威，于一人而言已足以。再者说了，有了那个长字，什么家的帽子戴不得？如若那个所谓职业教育家的名头既不得名也不得利，何苦逐之？于是，多有人记得那个某某级别的长字，鲜有人拿前面的校字当真。有人说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校长不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他应该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立命。我理解，这便是职业教育家的信仰。然而，现如今校长已然成了一顶乌纱，在位者要保住头上的顶戴，不得不整天忙于攻关、科研，还得应付上面各种名目的检查、验收，教育的规律怕是顾不上研究的。大家都在奔研究型大学，我自然不甘落后，唯一的区别在于谁比谁的动静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渐式微。就连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亦步亦趋，农业大学也要搞个IT专业，师范大学里的教育学专业却越来越像鸡肋。提起现当代的教育家，我们可堪谈论的也只有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已在西天俯瞰的历史人物了。真不知这是一个教育大国的骄傲还是悲哀；也不知这是因为苗子的缺少还是气候的不良？!;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4764 次阅读|1 个评论

刘东生——坚守在教学前沿的战士: dongping2009 2009-3-9 11:35; （原题：坚守在教学前沿的战士纪念刘东生院士从事研究生教育50载）作者：林秋雁石耀霖魏东平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与教育方面成就卓著，我们本应好好整理，但一时之间，不能静下心绪，先生的音容笑貌与他铿锵有力的演讲神态，仍在我们的脑海中时时浮现。本文的主体部分是我们于 2006年先生90岁暨第四纪委员会成立50周年之际写给第九届全国第四纪大会的一篇文稿，在此刊发，以怀念我们尊敬的刘先生。每年的春季学期、夏季学期开学之初，刘东生院士就会来校上课。如今先生已于 2008年3月6日因病不幸去世，研究生院许多老师万分悲痛，深切悼念先生。下面就是当时的情况。请大家起立，为刘先生默哀。（2008年）3月 11日，刘嘉麒院士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讲授火山学。课前，刘嘉麒院士用幻灯片打出了刘东生院士的遗像，提议大家为 3月6日刚刚去世的著名地质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默哀。火山学课堂上对刘先生的纪念活动不是唯一。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其他课堂，在 BBS，在各类博客，在论坛，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地球之子的远行。人们纷纷提及的，是刘先生对年轻一代的教诲。从 197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建校，每年的2至3月，乍暖还寒之时，刘东生院士总是于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周，准时来到研究生院讲授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课程。30年如一日，从未缺课、改课，即使是他当人大常委期间的10年，连人大会议他都请假，而来研究生院按时给研究生讲课。2006年2月21日，刘先生最后一次，在这门课上讲述了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地球科学内容。不仅如此，自研究生院实行夏季学期制度以来，刘先生鼎力支持，并亲力亲为，自2004至2006年夏季，共三次主讲《环境与文明》课程，2006年6月13日上午，刘先生最后一次站在研究生院的讲台上，向近80位学生讲述地球环境与人类文明。 2004年6月，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夏季学期讲授《环境与文明》 2006年 9月17日，刘先生生病住院。今年 2月25日上午，春季学期开学上课的第一周，我们与刘先生夫人胡长康老师通电话，胡老师还代刘先生抱歉说今年不能去研究生院讲课，仍在医院治病，以后好了再联系。（2008年）3月6日，惊闻先生驾鹤仙去，我们不禁感到非常突然。一位年近 9旬的老者，早上6点即从中关村他的家中出发，7点多到达玉泉路校区，8点上课，在研究生院的讲台上一站四个小时至中午12点，如同一位坚守阵地前沿的战士。先生就这样走了，离开了他培养研究生的课堂、校园刘先生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实践、人才培养、科学普及等方面都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仅以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简述之。一、培养研究生现今，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 26个，博士点113个，硕士点131个。中国科学院已为国家培养输送了6万余名研究生。 2007年 9月研究生院校史馆揭幕，校史揭示了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从1951年开始。当时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表《1951年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该文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正式创立和实施。1951年中科院招收95名研究生(全国共招276名)。195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通过并开始具体执行。1955年~1965年期间，中科院共招收研究生1518名。1956年刘东生39岁即为研究员，作为研究生导师他积极地招收了4名研究生。首次招生是1962年，招的是安芷生同志，他1991年当选院士。1963年招收赵希涛同志、贾蓉芬同志，1964年没招，1965年招收韩家懋同志，他即为今天的中国第四纪委员会常务秘书长和《第四纪研究》杂志主编。 1978年国家批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建院初期刘先生就倾注了很多精力。持续近 30年,刘先生一直连续不断的直接招收研究生几十名,如刘嘉麒院士就是刘先生1978年之后招的第一个博士生，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就是刘先生82年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生。与此同时，刘先生在研究生院给近3000名研究生讲课近2500学时,为研究生教育事业,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实施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着。二、第四纪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是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 1982年、1987年、1995年、1998年、2002年研究生院先后5次编撰课程设置及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刘先生每次都认真汲取新的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如1982年和1987年他多次到研究生院和何铸文老师(当时的地学部主任)讨论，确定教学大纲的内容。他还提到，第四纪地质学这门课最早是在1955年由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在北京地质学院讲授，地貌学这门课最早也是由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在1955年于北京大学讲授，之后,北京大学于1958年专门办了列别捷夫地貌学进修班。今天由我们来讲第四纪地质学，我们要把这门课讲好。2002年，刘先生担任一级学科地质学专家组组长，石耀霖院士任副组长，对地质学5个2级学科课程设置由原来的20余门,现增加到107门。以二级学科第四纪地质学为例,由原来的一门增加到18门,编写大纲的老师和上课的教授近20多人。三、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从 1978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开始，刘先生就和研究生院地学教研室主任何铸文建议，开设第四纪地质学课程，并确定北京大学的曹家欣老师和刘先生一起开课。到今年以来，刘先生几乎把国内从事有关方面第四纪的科研人员都邀请来给研究生讲课和讲座。除了刘先生开讲的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和环境与文明课以外，现在刘嘉麒院士讲授新生代地质年代学、火山学和应用第四纪科学(暑期学期开课)三门课；丁仲礼院士开设两门古气候学和黄土与沙漠(今年合并为一门古气候学)；朱日祥院士开设古地磁与环境磁学；本来应邀安芷生院士开课，安老师在西安地环所较远，但安院士很负责，建议符宗斌院士开设了全球变化；吴新智院士开设了古人类学；秦大河院士开设了冰川与环境(秦院士还兼任研究生院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研究生院地球科学学院两位专职教师讲授4门专业基础课，林秋雁老师开设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李玉梅老师开设古环境学基础和生物地球化学。不仅如此，刘先生还推荐了台湾国立成功大学黄奇瑜教授讲授碰撞造山课(2006年6月暑期开讲的，有53名研究生听课，反映很好)。刘先生积极扶持年青人才，鼓励他们在科研方面创新，并且推荐他们到研究生院讲课。从 1978年至今，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几乎都在研究生院讲过课，如袁宝印、韩家懋、郭正堂、顾兆炎、肖举乐、谭明、吕厚远、吴乃琴、杨小平、孙继敏、韩景泰、熊尚发、秦小光等人。新生代研究室2006年现有21人，上过课的有12人，占57%强。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刘先生重视教育及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思想。四、加强课外教育与野外实习课刘先生对研究生的教育不限于课堂教学，经常在课外。现今计算机几乎普及，新技术不断出现并运用于教学，好象将代替野外。对于野外的实习课，刘先生反而更重视了。第四纪课我们多次去周口店实习，去过怀来、斋堂、秦皇岛等地实习。刘先生还组织学生到研究所参观大型实验仪器设备，了解实验室实验方法及实验过程。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会中会后的野外考察，刘先生也是很重视。 1995年第14届INQUA大会会中野外考察时，刘先生还示范如何打标本，对年青人很有触动。他来上课经常谈起，即使技术再发展，也还是需要跑野外。他经常推荐科研人员来给学生讲座。 2002年和2003年他获得泰勒奖和国家最高科技奖，之后他在研究生院和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分别做了讲座。一千多人听了讲座，讲座的题目黄土与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1990年他参加研究生开学典礼，会上会下他都在研究生中强调环境保护。后来他又邀请IGBP项目美国麻萨诸塞州大学气候研究中心Bradlly教授来讲座。2004年4月20日刘先生推荐秦大和教授来校讲地理学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刘嘉麒院士讲过西部大开发的环境问题和极地科学探险与全球变化研究。他更多的建议年青人多讲。今年大气所所长王会军研究员讲了气候变动与气候可预测性理论还有十几位年青人做了讲座。五、重视教材出版目前研究生院的在读学生已经达到 3.4万，在研究生院讲课老师近2000多人，每学年3个学期，共计开课1000余门。必须加快教材的编印出版。中科院研究生院从1996年建立教材基金，1997年开始出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至今已10年。科学出版社共出48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出9部，共计出版57部。其中有2部是刘先生编译出版的。1997年出版的《第四纪环境》发行3000册，前两年又再版。2004年出版的《气候变化与气候过程》发行3000册，大大缓解了第四纪和其它相近学科研究生需要的矛盾。刘东生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和培养教育研究生以及在研究生院 30年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培育了几代人。今天刘先生走了，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更加努力工作来纪念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后记：本文写成于2008年3月中旬，刘东生先生驾鹤西去之后；现已收入《纪念刘东生院士》文集，2009年，商务印书馆。; 个人分类: 春夏秋冬|18522 次阅读|0 个评论

何谓教育家: wanghongcai 2009-3-7 08:58; 最近经常看到教育家的这个词，前一段讨论谁应该做大学校长的时候，这个词就很热了一阵子，但是大家都把这个词当成想当然的东西使用了，并没有追究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教育家，所以一直是悬着的一个谜。我自己总是对一些不解的东西感到好奇，所以想对教育家探讨个究竟。我发现，当人们使用教育家这个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确定概念的，只是表达对某个专家学者或校长的尊敬而已，主要是他在教育界效力时间比较长，人品还可以，而且也真正做了一些实事，人们就以教育家这个称号来尊称他。所以这个称号经常会用到对某个大学校长表示尊敬的时候，当人们说用教育家来称呼他的时候就表示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这样来称呼这个校长时一定是因为这个校长在位期间搞出了一点名堂，如果一点名堂也没有搞出来的话恐怕很难冠以教育家的称号的。大家一般也都认为，大学校长要配得上教育家这个称号，就得当大学校长时间比较长，因为短时间内是做不出什么成绩的，也是无法产生多大影响的。只有当其确实做出了一定成绩的，而且其为人做事的方式也还令人们称道时，人们就可能冠以教育家的称号。这三点是基本点，似乎没有这三样东西就很难把一个校长称为教育家的。当然，被成为教育家的也不完全限于大学校长，还有一些从事教育的著名专家或一些中小学教师也有被称为教育家。这主要是因为他或她在本学科的教学研究方面特别有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如此他也会被称为教育家的。其前提条件就是他特别敬业，人品非常高尚，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影响特别大，甚至还提出了自己教学方法或教育思想。当然这些方法或思想是他个人的经验总结了。这样几点也是必不可少，否则就很难被称为教育家的。这样看来，教育家基本上是一个尊称，没有特别严格的标准，但确实是有标准的，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声望如何。而其任职时间长、社会影响大、人品好都是相应的基础条件，如果三个方面任何方面有瑕疵都会影响其声望的。而其职位究竟是校长还是教师似乎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无疑，作为校长其声望提高就比较容易一点，而作为教师其成绩特别卓著也容易出名，而且他也容易成为校长。但有没有官员成为教育家的？似乎这是个比较难堪的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做出了成绩也容易成为官员的。这就要看他自己的立场了。如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官场上，我估计我不可能成为教育家的。如果成为官员以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教育立场，并且利用有利条件把教育的事情做得更好的话，他也可能被称为教育家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纯粹的官员是不可能成为教育家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许多很有成就的人最后都担任了一定的官职，由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教育立场，所以仍然被人们称颂，仍然以教育家来称呼他们。如蔡元培、胡适和梅贻琦都做过官，他们都还是被称为教育家的，此外还包括张伯苓等人。教育家是否必须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必然的条件。但作为教育家必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对教育的信仰。换言之，他们必须对教育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这也是其教育信念的基础。这也就是我们普遍关注的教育理念问题。换言之，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成就来的，因为理念就是其工作的指导，工作的灵魂，也是行为的动力。但教育理念不等于教育理论。因为作为教育理论是比较系统的，而且只有扎实地进行教育理论研究的人才可能提出教育理论来。而教育理念多来自个人长期教育实践经验的心得体会，这些心得体会是他本人的一种特殊感受，未必能够反映整体现象，或者说具有什么普遍性。但他的经验对他个人而言则是非常有效的，非常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也可以说这是他对教育实践的创造性的贡献，或者说是他对教育实践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肯定会对丰富教育理论有所帮助的，但它确实还不是教育理论。所以，对教育家不能用教育理论作为标准苛责于他们。所以，教育家实际上就是教育实践家，而非教育理论家。所以教育家只能来自长期的教育实践，来自于对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上升，来自于成功的教育实践。一般而言，教育家不一定必然具有教育学的理论素养，但是他们对教育问题有自己非常强的直觉，即通过直觉判断他们就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做法是错的，虽然他们不能指出理论上的原因，但以后实践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不是受某种教育理论指导，而是受自己的教育信念指导。因为教育实践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并非教育理论本身能够完全概括的，而且对教育理论认识和理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脱离了教育理论的来源和背景就很难真正理解教育理论，如果一知半解来运用教育理论的话，肯定会出现错误。一般来说，教育理论是认识教育的手段，但并非可以用做现成的指导实践的工具，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必须有实践经验做基础，做到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才可能真正找准实践中的问题并获得理论解答的启示。但教育家也经常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些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而是一些个人的实践经验总结，可以说是一些操作性的理论，可以说这些理论确实在指导实践问题解决时非常有作用。但要把这些经验上升为完全的理论则需要相当的时日和钻研的工夫的，而这些往往是教育实践者力所不能及的。由此可以看得出，关于教育家的称号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评价，不是严格的科学评价。所以不能拿一些科学的评价模式来进行套用。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凡是能够称为教育家的都必须是相信人性本善，即人是可教的，如果没有这一信仰，他应该是与教育无缘的，当然更与教育家名号无缘；同时他还应该承认善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换言之，就是承认每个人具有不同的个性。这是一个人具有宽容心态的基础，也是他采用说理的教育的方式而不是采取粗暴方式的基础。因为只有当他承认每个人本质都是善的，承认每个人在善的表达和表现方式上是不同的，他才可能采取理性的方式，而不能被他认为某一种唯一的善强加于其他的人。这两点是教育成功不变的原则，如果不承认这两点，实际上就是不相信教育的作用，就是不承认理性的手段才是教育成功的根本手段。这样的话，他的教育进行就不是依赖知识，可能依赖的别的什么东西，如权力或暴力，但那确实就不再是教育了。只有坚持这两点基本信仰并去真正实践它的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如果没有这些基本信仰，他就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家。孔夫子因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实行有教无类原则；因为相信善的表现不同，所以主张因材施教，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中国儒家教育的开山鼻祖的根本原因。后世任何在教育获得成功的人基本上都是严格遵循这两个基本原则才最终成为教育家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逾越这两条基本信仰而可以成为教育家或被称为教育家的。所以真正教育家就应该是真正实施这些教育原则的人。对照时下许多被称为教育家的人，能够拥有这种基本信仰的人并不多。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就对教育本身缺乏信任；因为他们不相信每个人都具有善端，都可以被启发的，才在教育活动经常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进行。这也是教育浮躁症的根源。;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391 次阅读|0 个评论

潘光旦先生的话让今天的教育者汗颜: hhanb 2009-1-6 16:11; 潘光旦先生的话让今天的教育者汗颜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这是先生在批判近代的教育，我们不妨拿它做个比照，只要是明眼人谁都无法否认，我们当下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是有所不同也纯属量上的微小差异，至于本质则完全没有变革。说到教育与自由的关系，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教育不是我们一向有的么？既有教育，自由岂不是就接踵而来？这却又不尽然。教育是一个很中听的名词，因此它可以成为许多东西的代用的名称。宗教信条的责成是教育，《圣谕广训》的宣读是教育，社会教条的宣传是教育，一切公式的灌输都是教育。如果这一类的措施是教育，北平便宜坊中填鸭子的勾当也就不失其为教育了。因为凡属经过填的鸭子，确乎在短期之内会有长足的发展，而可以派一种特殊的用处，就是任人宰割，快人朵颐。我们批了这么多年的填鸭式教育，这些年来推出了那么多的教育改革措施，可是填鸭式教育至今仍顽固地盘踞在教育舞台不肯离去。假如说鸭子有成长的尊严，那么不是靠自己觅食长大的鸭子就不配有尊严，同样，不是靠自主学习、自我修炼得来的学业，也不配享有自由。正像先生接着所说的那样：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先生还认为：自由的教育是为己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即每一个人为了完成自我而教育自我。相反，如果不是坚持这样的教育理念，而是坚持教育是国家的教育，民族的教育，职业的教育，技能的教育，那么即使是他的学识再渊博，即使是他的权力再强大，结果：认识了整个的世界，全部的历史，而不认识自己，一个人终究是一个愚人；征服了全世界，控制了全人类，而不能约束自己的喜怒哀憎，私情物欲，一个人终究是一个弱者。读了先生上述教育言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能不感到汗颜？; 个人分类: 未分类|3468 次阅读|3 个评论

再议教育家校长: wanghongcai 2008-12-7 00:47; 在科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教育家的文章，同时在中国青年报也看到了一些关于教育家校长的议论，我感到有点太泛化，没什么指导意义，因此需要对教育家的概念进行一些辨析。何谓教育家？我认为有以下五个重要特征：（1）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个人必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才有可能成为教育家。不仅如此，他应该是以教育为业。象大教育家孔子、孟子，他们终身都在授徒，而不是把教育活动作为暂时的栖身之地。近代的陶行知也是教育家的典范。无论是教书还是教育行政，但必须有从事教学第一线的实践经验，而且应该是优秀教师出身，如果连个优秀教师都算不上，何谈教育家？（2）在教育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无论是教学第一线的，还是作为教学管理的，这个成绩表示他已经掌握了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并且能够自觉地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从而才能够取得教学和教育方面的成绩。这个标准显然与优秀教师为高，优秀教师不仅是教学业务水平好，而且是师德高尚，能够对教师群体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模范带头作用。优秀教师在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因为优秀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教学成绩或教育成绩突出则具有客观的衡量指标的，而且也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换言之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出突出成绩的。这里不仅需要个人具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且需要一定的团队协作，还需要一定物质基础条件配合，特别还需要与外界有一定的交流，这样才有出成绩的机会。突出成绩往往都是在比较中才有的，而且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下才有，没有外在的参照系就很难说得上是突出还是不突出。（3）具有教育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意味着作为教育家就不再是个体的事情，而是一个群体的事情，也就是说，仅有个体努力和个体的行为还不行，还必须具有影响群体的力量。换言之，个体的成功经验不是个别的特殊条件造成的，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或者叫做普适性，这种影响也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引导而产生的，这意味着他已经能够把个体经验上升到一定高度，变成一种集体的智慧或变成普遍的经验。管理才干是他变个体经验而为群体经验的直接的有效手段。这个经验转化过程不单纯是经验传播的过程，而且是利用多种手段和媒体使自己的有效经验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学习的过程，而且通过这一传播，真正把大家内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能够产生敬业乐群效应，使大家能够认识到职业的价值和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并且能够形成一定的风气，这样就形成学校的内在品质和学校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说通过他的经验传播，改变了一个学校的内在气质，形成了办学的一种风格和追求，变成了学校的内在精神。这样才是真正的办学成功。可见这比单纯的教书或培养出了个别优秀人才的意义就不同，这是培养了一批人才。这就是教育家的风化作用。这已经是将个体经验结合到集体之中了，这是一个成功的转变过程，只有占在一定的管理岗位上才可能完成这一转变。（4）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理念。系统教育理念的形成是在个体思想与个体实践经验不断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教育理念不是一种空想的产物，而是一种思想和经验不断接受检验的结果，也可以叫智慧的结晶。这样的经验显然不是一点点的或某个局部的，而是对整个教育活动过程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还没有完全达到理论水平，但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理论境界。而且这样的教育理念具有很强的形象性，感染力非常强，更具有教育价值。因为他避免了经过完全理论抽象后的空洞，所以非常具有现实意义。（5）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也就是说教育家不是自封的，当然也不是官封的，而是社会承认的，是大家的口碑。对大学而言就是教授们普遍认可的，对于中小学而言，就是老师们普遍认可的。人们乐意在这样的领导领导下干，觉得有价值，而且对报酬都看得很淡，而且每个人都有一种使不完的劲，也就是说他能够把人的内在动力激发，使人们看到的向往和追求。这也是能够产生一种社会风气的条件。这个时候人们把他作为学校的代表，他就是学校的品牌，就是学校的无形资产。这才是教育家校长！教育家有哪些共性品质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五点突出品质：（1）具有人本主义情怀。教育家最显著的品格是具有一颗普遍的爱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慈悲心肠。人本主义者相信人的本质是善的，不是恶的，认为只要条件适宜，人都可以从善，都可以成尧舜。也就是说绝对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教育具有能够使人回复本性的能力，而且这就是他从事教育活动的动力。（2）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教育家也不是自然而成，而是在达到一定识见之后才形成的，这些识见是他知识积累的结果，是他对人世间所有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之后的结果，他已经达到了世事洞明的程度，或者他是一个实践的哲学家，对事物看法能够达到通达圆融，并具有了一以贯之的智慧。（3）具有注重实干的品质。教育家显然主要不是在说，而是在行，而是在具体的行动中来感染人影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家的品格是内敛的，不注重宣讲空头的大道理，而在于践行知识，因此他们都具有实践的智慧。在实践中也不是追求速功事功，而是追求对人的心灵转化的作用，重视对人的培育。（4）具有迷人的人格魅力。教育家在行为处事中特别善于包容，所以能够与各种个性的人相处，能够使不同人都能够得到尊严和尊重的感觉。不仅如此，他在与不同的人相处中，能够使人产生自然而然的向往的力量，因此具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从而人们产生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觉，也正是这种人格品质，才使他具有了无穷的号召力。（5）善于运筹各种资源。教育家一般都具有识人之明，能够发现不同的人身上所蕴藏的价值，能够兴利避害，从而能够把不同的资源和谐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里每个人的特长都能够得到发挥，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够得意施展，从而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和互相补充的团结氛围。在这里人们得到了一种归宿感，从而教育本身也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变成一种无穷的财富。当然教育家也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他的行为方式是非功利的，因此也不易为人们所理解。如他的人本主义情怀容易被理解成迂腐的，他的广博知识也容易被认为是迂阔的，他的实干品质也容易被理解为傻子行为，他的包容性格也容易被理解软弱可欺，他对各种资源的聚拢也容易被理解为鱼龙混杂。这一切只有真正的当事人才能明白，而不是所有都能够明白的。所以教育家的这些品格也不容易使他马上得到重用。因此教育家的成功需要的特别的识者的支持，我们说需要政治家支持，因为他们才具有超人的政治智慧，才能运用这些特殊人才。教育家的成功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不容易成功，其影响也有限。教育家的成功常常局限于具体的学校，其成功经验往往不具有可移植性。但其思想却具有长远的效果，甚至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 个人分类: 热点讨论|434 次阅读|0 个评论

小议“教育家”校长: wanghongcai 2008-11-21 02:27; 我看到近期在科学网上公布的《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其调查结果是说大多数的被调查者都主张由教育家来主掌大学校印，支持率达到了被调查人数的2/3左右。这个调查结果的确使我感慨很多，因为它敢于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调查，而且确实把人们的一些真实想法反映了出来，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对于教育家的校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恐怕答者和问者都是不太清楚的。当然，不管怎么说谁能够给出一个例子来，教育家如蔡元培，再如;试想，这些人出任校长之前，也没有人说他们就是教育家的，他们多数也是一些学者而已（蔡元培的特殊经历除外），当然，关键是他们是有主见且有管理才能的学者！而且一些非常有名大学校长不一定非是教育家，如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的艾利奥特，非常有建树，但很少人用教育家的封号封他。但大家称他为伟大校长。他之所以伟大就是他推动哈佛大学改革，使哈佛大学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他引入了德国的选修制，从而为科学课程进入大学课堂提供了条件。但他这个改革也不是没有瑕疵的，他的继任者就对他选修制进行了改革。但这个改革并没有否定艾利奥特的伟大，而是对其改革方案的进一步完善。艾利奥特的成功关键不是因为他首先在美国提倡了选修制，事实上，在此之前美国一些大学也在倡导选修制，但是试验失败了。而艾利奥特成功了！为什么，是因为他本人具有杰出的管理才能和人格魅力！艾利奥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管理更是他的专长。艾利奥特当然不是最优秀的学者，这也是他最初没有在哈佛获得教席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可以出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他出任大学校长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他对自由教育他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个见解影响了董事会的意见，所以最终哈佛的董事会请他出任大学校长。艾利奥特就任校长后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教育主张，他特别表现出对教授的尊重，为了聘请好教授他会三顾茅庐，他的人格魅力使原先反对他的教授也成为了他的朋友。但艾利奥特有没有系统的教育思想？从历史材料看是没有的。他有没有关于教育的见识？当然是有的！而且有这样的教育见识可能还不只他一个人。但我们无法把有无这样的教育见识作为教育家的标志。作为教育家一般是有自己比较系统的教育理念的。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的话，艾利奥特显然还不能归为教育家。但大学校长不同于教育家，关键是他在具有了自己教育理念后所具有的实践能力。这个实践能力包括他具有干练的管理才能和具有强烈感召力的人格魅力。一般而言他们都是演说家、活动家，这些是其人格魅力张现的场所。管理才能则表现在对大局的把握能力和发展方向的预见能力上，特别是对冲突的利益关系的平衡能力上，这是一种政治才能，或者叫政治家的品格，更非一般的教育家的品格所能够包容的。我们在讲一个是教育家的时候一般是不讲他的政治才能的，或不做这方面的期待的，但做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对时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大学，同时还要对学术发展方向有一个明晰的洞见，这样才能引导大学，显然这些素质都超出了教育家的范畴。如我们可以说张伯苓是一个著名的大学校长，如果要硬把他说成教育家则有点不伦不类了。但无论是蔡元培还是张伯苓都具有政治的智慧。包括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大学校长，他们使大学办得好不是因为他们是教育家，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杰出的管理才能，有政治智慧，当然他们也有学术建树，而这些只是他们成为大学校长的基本条件。所以我说，千万不要把教育家与大学校长之间划起等号来。如果是教育家能够成为大学校长固然好，但大学不仅是教育家的事情，更是政治家的事情，政治家更知道该如何引导大学，该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如美国历史上杰弗逊和弗兰克林都是大学创办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都深深地影响着所举办大学的发展，但没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教育家的，但无疑他们都是政治家，而且是非常卓越的政治家。所以我认为，不具有政治智慧的人是根本办不好大学的。但仅有政治智慧还是不足的，必须有很强的实践能力，这就是具有杰出的管理才干和人格魅力，这才是成就大学的更核心的条件。正是基于上述管见，我对大学校长是教育家的说法表示怀疑。但你如果说我上述描述的这些素质就是教育家的素质，我也不跟你抬杠。但是一个起码的常识是教育家很难同时成为政治家。但政治家往往具有教育上的洞见。; 个人分类: 热点讨论|3723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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