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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霞︱满门皆忠烈，学坛父子兵

张海霞 2019-9-29 13:53

2019-09-29 这是一个巧合的故事，也是一个感人的历史故事，更是凝聚着几代人的传承和一方文化的深厚底蕴，这篇文章让我从春天写到现在，几次提笔，几次落泪难以为继，直到这周，我机缘巧合再次来到故事发生的地方 — 厦门大学。 9 月 25 日我去厦门上课 — 这学期《创新工程实践》慕课的第一次见面课安排在集美大学，约好了上午的时间去厦门大学看望田昭武先生，这是一个始于春天的约定，在飞去瑞士的航班上巧遇田中群院士，聊起来，我说真的是很久都没有见到老田先生了，我始终记得他 2007 年在泰国参加国际会议时跟我说他那时候要开始研究的新方向 — 电化学加工三微微纳结构做新能源电池，那时候他 80 岁！对于晚辈来说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而之后虽然很少见到老田先生，但是却是常常看到厦大的青年教授们在这个方向上飞速进步、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钦佩，钦佩！于是就有了这次去看望老田先生的机缘。 早上 9 ： 30 来到老田先生家里，只见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不仅是记得我们十几年前的见面，竟然还记得我给他发过的邮件！对于学术研究更是侃侃而谈，这些年他始终关注新能源方向，从电动汽车、立体公交到新能源并网的问题都很有见地，完全看不出他 92 岁高龄！我说到跟小田先生在瑞士的偶遇，他立马就来了一句： “ 他现在开会太多了！我说过他要投入更多精力在实验里，要开拓新方向。 ” 真的是知子莫若父啊！小田和老田院士不仅是极其少见的父子院士，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十年前在基金委帮忙的时候做过一个统计：小田和老田院士是自从 86 年基金设立以来申请项目中从来没有失过手的人！这样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仔细想起来，这样的不可思议其实都来自于家教：老田院士以身作则、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很严格、学术是他们的共同兴趣，这也难怪在我跟小田先生开过的会里，他每次都是那个只谈学术问题的院士，可谓一股清流！ 说到这里，不得不谈到我看望老田院士时交谈的另外一个重点： 2002 年我第一次来厦门大学，是因为葛文勲先生在厦门大学建设萨本栋微纳米研究院的机缘，葛先生和海外校友捐赠并建设这个中心，起名萨本栋中心是为了纪念萨本栋校长 — 葛先生他们在厦门大学求学时的校长老师，这个在厦门大学校友中永远闪光的名字！老田先生说： “ 厦大的建设和发展有两个人居功至伟：陈嘉庚先生和萨本栋校长！ ” 是啊，陈嘉庚先生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了，他不仅是南洋的首富而且是在大慈善家，一己之力捐赠成立了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上百所学校，被大家尊称为 “ 校主 ” 而且现在所有他当面捐赠的学校校园的建筑都按照 “ 嘉庚体 ” 来建设，美轮美奂！是抗日战争这样的民族危难将陈嘉庚先生和萨本栋先生的命运与厦门大学联系在了一起：那是 1937 年 7 月 1 日，陈嘉庚先生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变卖家产还是不能维系学校发展，他毅然将厦门大学无偿捐赠给国民政府， 1937 年 7 月 6 日，国民政府委任萨本栋来做厦门大学的校长。 萨本栋，何许人也？ 35 岁的 清华明星教授，出身名门，留美归来，风流倜傥、风华正茂，他课讲得好，年纪轻轻就在名师云集的清华物理系崭露头角，学生评价他是 “ 站在本系第一道大门上的人 ” ，不到两年，他就入选清华教授评议会，是 14 位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不仅学问做得好，他还是体育明星，他是网球队主力，和哥哥萨本铁（著名数学家）的网球对抗，也因精彩纷呈，时常吸引人们的观看。 可就这样一位年轻的大学教授，为了家国大计，他临危受命，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接下来这个千斤重担，在敌人的炮火中抵达厦门，于 7 月 26 日正式上任！此时祖国大地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战火 9 月刚烧至厦门，他便将厦大先行迁入时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并立下誓言： “ 未到 ‘ 最后一课 ’ 的时候，就要上课！ ” 随后为彻底解决安全问题，他力排众议，认为祖国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维持，亲自决定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 长汀 ， 12 月初开始搬迁。是时，福建交通极为不便，从厦门到长汀又关山阻隔。萨本栋周密筹划，妥善安排，抓紧时机，指挥若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师生员工全部安全送达，于 1938 年 1 月 17 日在长汀复课。在这个满目荒凉的山区小镇，到处都是悲鸣之声，萨本栋不为所动，说： “ 本校遭此劫后，更下最大决心，共同奋斗以期克敌制胜，再图复兴，重加建设。 ” 此后 8 年，他励精图治，以身作则，在长汀办起一所一流大学。 做为科学家，他虽然暂别自己心爱的科研，但是他却把教师当成了新的科研试验场，他带领几位理工科助教和仪器管理员，把学校分配给他乘坐的专用小汽车的发动机拆下来，改装成照明发电机，并亲自指挥安装电路、电灯，奋战几昼夜，终于使全校 大放光明 。他先后创办土木工程、机电工程、航空工程等院系，并亲自给学生授课、编写教材，最多的时候一个人一周上 20 学时，远超其他专任教员！ 做为校长，他极力保护学生维护学生利益：国民党特务来抓进步学生，他怼回去： “ 我为一校之长，家长把子女交付于我，我自当全力保护！ ” 汪精卫要投敌，他携全体教授发通电： “ 汪氏此举，实属丧心病狂，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 身处危难之中，他时时刻刻督促自己和学生： “ 我们对暴日只能 ‘ 抗 ’ 战而不能作 ‘ 惩罚 ’ 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学术至今尚未独立，我们民众技能的水准，几百年来未曾提高。 ” 在萨本栋任内，厦大由迁入长汀时的全校师生不过 200 余人，发展到 1945 年已成为拥有 4 个学院 15 个系的综合大学，教授、副教授 94 人，学生达 1044 人，厦门大学的办学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成为南方高等教育的重镇，为世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可就是这样一位校长，却是活活被累死了， 他长期患有胃病，为办好厦门大学忍痛不治，直到 1948 年病情恶化才赴美求医，却已是胃癌晚期。 1949 年 1 月 31 日，不到 47 岁的萨本栋与世长辞。那时候他刚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其中最年轻的科学家！ 回望萨本栋校长的一生，真的是让人感慨不已：他不仅是一个大学校长，更是一个中华民族在国家最危难时期的一个象征：坚守岗位、做好学问、为祖国培养人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因为有萨先生这样的人做榜样，才有了厦门大学之后享誉世界的盛名，因为每一个厦大人都在传承这样的精神：向田昭武先生一样，他是抗战胜利之后厦大搬回厦门之后的学生，他传承了萨校长的精神：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校长，田老先生都是不畏艰难、长期不懈地努力，这样的精神也传承到了小田先生这一代人身上，小田先生又把它传递给了后来的厦大人、影响了更多人！ 国庆之际，回顾萨本栋先生和厦大的故事，致敬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拼命抗争的先人们，也致敬一代又一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先生们，这是这样 “ 满门皆忠烈，学坛父子兵 ” 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才有了中华民族 5000 年生生不息的文明！ 萨本栋先生这样的国家脊梁，无论何时何地，历史都不会忘记！ 【后记】萨本栋先生的儿子 萨支唐 60 年代提出 CMOS 结构成为微电子发展的里程碑，先后当选 美国国家工程院 院士（ 1986 ）、台湾 “ 中研院 ” 院士（ 1998 ）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0 ），厦门大学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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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少一味叫“马相伯”的药

热度 3 张海霞 2018-1-15 13:31

复旦大学创始人：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2018-01-13 牛皮明明 政商内参 1939 年，越南谅山一间普通的民房里，一个虚弱不堪的老人躺在病床上。 梦里不知身是客，只把他乡作故乡。 有人来看望他，老人念念有词。年轻人弯腰去听，听了半天，只听到一句：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那年，老人整整一百岁，这位百岁老人，正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走过了三个历史时代，却不曾叫醒中国。 今日中国缺少一味药，名字就叫马相伯！ 01 假想一下，人生 11 岁时，应该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捧着 iPad 看剧，也可能跟着父母出了几趟远门。 但 167 年前的晚清， 11 岁的江苏丹阳少年马相伯，一身意气地走进风中，他想见识这个广阔的世界，独自向两百多公里外的城市上海出发了。 他一头钻进上海徐汇一所教会学校，苦学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国语言，同时攻读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他是中国那个时代第一个能够熟练运用 7 国语言的人才。 到了 1870 年，当年那个独自出门的少年，已被授予神学博士。那年，他整 30 岁，已入而立之年，一肚子的学问，却无处施展。 马相伯本想献身教会，可外国人气势凛人，经常欺负中国人，在无比失落和悲悯之中， 36 岁的马相伯一怒之下，决定出走。 既然不能在教会施展学问，实现抱负，那就索性从政。 1876 年，马相伯敲开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大门。 凭借熟练 7 国语言，马相伯追随李鸿章，担任助手和翻译。可晚清大厦将倾，马相伯纵有百般学问又能如何呢，能做的也不过是跟着李鸿章签订一个个 “ 丧权辱国 ” 的协约。 在谈判桌上，马相伯纵然用尽全力，代表国家唇枪舌剑，来回斡旋。可回国之后，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卖国贼”讨伐声，所到之处，全部冷眼。 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儿子，甚至和外人常说： “ 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 ” 在临终之前，马相伯想陪在母亲病榻旁，多尽孝道，可母亲拒绝见他。直到去世，也不肯和儿子说一句话，而母亲葬礼上，马相伯大哭不止。 他有一肚子委屈，这一生，他全部的努力和抱负没有得到一个人的承认，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原谅自己。 02 这一年是 1900 年，马相伯 60 岁。 母亲去世之后，他极度悲愤与失望，人生也已入晚年，这一生终归一事无成，挥尽无穷血泪，转眼不过空梦。 马相伯从此挂冠而去，终生远离政治。 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距离死亡不远了，与其一事无成，不如此生落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尘归于尘，土归于土，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 马相伯从家中拿出地契，将三千亩田产全部捐出。并立下字据， “ 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 。 捐完之后，他身无分文，转身走进上海土山湾孤儿院。 剩下的日子，就安静地等待自己人生的夜幕降临。 回首这一生， 他有少年求学时的意气， 有治国无门时的失望， 有母亲死不闭眼的痛楚， 也有白茫茫一片的洒脱。 马相伯原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人生。殊不知，他悲怆的人生这才刚刚开始。 1901 年秋天， 33 岁的蔡元培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习，他来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并没拒绝，可蔡元培一来，来学习的学生却越来越多。 来的学生越多，马相伯的生命重新被点燃。“何不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们有书读？” 在耶稣会的支持下，马相伯办了震旦学院。大学问家梁启超听说马相伯出山办学，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贺文写道： “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不经意间，马相伯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虽是如此，可马相伯老人并无杂念，只要有才华、爱学习的学生，都收入门下，尽心尽力教育知识。 1904 年，于右任还是一个文学小青年，中了秀才，在家写嘲讽清政府的 “ 反诗 ” 《半哭半笑楼诗草》。被一路通缉，只好避难上海。走投无路时，他来找马相伯老人，老人爱才，一见于右任，对他说： “今天你就可以入学震旦，我免收你的学费、膳费和宿费。” 只这一句，于右任就热泪盈眶。他从未想过，自己一个朝廷通缉犯，马校长也敢收！在震旦大学期间，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读书。 几个月后，马相伯又把于右任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我知道你过去教过几年书，现在你的学识足以做我的教学助手。从明天开始，你就是震旦的教师了！” 于右任大为吃惊，马相伯老人不但收留他这个朝廷通缉犯，还敢让这个朝廷通缉犯当老师。 于右任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多名学校的创始人，可他时刻不忘马校长的教诲之恩，并将马相伯当做再生父母： “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03 可震旦学院成立两年后，投资方耶稣会只想教育传教士，而马相伯却希望教育出能对国家有用之人。 两方俱不相让，耶稣会一怒之下，解散学院。对马相伯老人更是百般驱逐，甚至找人将老人架到医院，让他 “无病而入病院”。 老人被架走后，学生们就再也无书可读了。学生们纷纷表态：“我们誓死和马校长站在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 …… ” 于右任带着同学们找到马相伯，在医院，大家一见到老人，就齐齐全部跪下了： “校长，我们没书可读了。” 听到这句话，老人哭了，偌大的中国竟然摆不下一张小小的课桌。 为了让孩子们有书可读，上海街头，常常能看到一个 65 岁的老人，一个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东奔西走，到处游说筹集款项。 “国家再穷，可学生们总该有书读啊！” 1905 年中秋节，老人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破破烂烂的屋舍里，一个老人，一百多个学生，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块黑板，这就是现在名校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 开学那天， 300 多名学生从各地赶来，甚至有学生坐火车从苏州赶来，又走了一夜的路才来到学校。 马相伯担任复旦公学第一任校长，就是这样简陋的教学环境，却培养出了： 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 民国艺术大师李叔同 国学大师陈寅恪 著名数学家胡敦复 中国第一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 04 而今日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今日中国，知“马相伯”有几人？就算是今日复旦大学的学生，又有几人知道 100 多年前，一个 65 岁的老人，曾排除万难，凭一己之力创办学校。 从那时开始，只要说到让孩子读书，马相伯老人就办学“上瘾”。他像割肉噬虎的佛陀，可以拖着年迈的身体粉身碎骨。一生中，马相伯用一己之力办了复旦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培根女校，启明女子中学。 1917 年，当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时，在中国掀起教育改革时，首先邀请恩师马相伯老人北上，老人对蔡元培说： “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马相伯老人所言，便是现代教育的全部意义，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教育的普世价值，提出现代教育的平等、奋发和进取，思想和自由。 谁也未曾想到，这个现代教育的践行者竟然是一位在 60 岁时，曾一度决定放弃人生追寻的失落老人。在治国无门的失望中，在母亲死不闭眼的痛楚中，用佛陀般才有的献身精神，重新出发，并影响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等大教育家。 05 1937 年，上海沦陷，马相伯老人 97 岁，人到了 97 岁，按道理应该不再出门，因为生命随时都会中止，甚至会暴死街头，最后能不能留个全尸都不知道。 可上海已经沦陷，中华大地全在战火之中。不当亡国奴，就只能一路逃难。 97 岁的马相伯老人被家人带着，他像个老狗气喘吁吁地四处逃亡。 从上海跑到武汉，从武汉跑到重庆，重庆常年遭到空袭，又跑到相对安全的云南，当云南也被空袭时。 家人又带着这条老狗，竟然一路跑到了越南谅山。 1939 年 4 月的一天，老人病了，他躺在病床上，虚弱不堪地问家人： “我们到哪里了？这里是中国吗？” 家人知道老人不想客死他乡，要死也想死在中国的版图上，可战乱的中国，哪里还有一块可以埋葬全尸的地方呢？家人只能骗他： “现在我们已到达滇黔交界处了，回来了。”听到这句话，马相伯长叹口气。 这一年，马相伯老人 99 岁，按中国人的传统， 99 岁已是罕见的高龄。这一年，虽是战乱年代，复旦的老师和十几位学生依然前来为他过百岁大寿。老人示意将祝寿金拿出，全部捐给前线抗战伤兵和难民。 《国际新闻》主编胡愈之去采访他，面对烽烟四起，国破山河的中国，老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生，生活了整整一百年，也见证了这个国家民不聊生的一百年。办教育如同学狗叫，目的都在警醒世人，他内心百感交集，突然泣不成声： “我是一条狗啊，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年底的一天，马相伯叫来孙女马玉章。一看到孙女的脸，老人就哽咽了，他问马玉章：“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 …… ”说完这句，老人泣不成声。停了一会儿后，马相伯又开口：“你 …… 你恨爷爷不恨？” 早在 1914 年，马玉章只有 6 个月大时，马相伯的儿子马君远病逝。于右任、邵力子等学生筹钱找到马相伯：“先生，玉章还小，这一万块钱，用来资助她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吧。” 拿到这笔钱，马相伯转身就去创办了启明女子中学，没有给孙女留下一分钱。 对孙女的这份愧疚，马相伯一生深埋在心，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敢说出口。 11 月 4 日晚，病床上的老人连日水米不进，在听到家人说到湘北大捷时，突然挣扎着坐起来，连呼几声“消息！消息！”后，沉沉倒下，合上双眼。 临终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并未死在祖国，而是客死异国他乡。 马相伯活了一百岁，亲历晚清、民国、抗日三个时期，浮沉百年离乱，见证了无数个当政者的中国，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每走一步，人生都是负重而行。历史在他身上鞭打出深深的伤口，他却像老狗一般喘息着办教育，育国人，叫了一百年，也见证了中国的一百年。 今日看来，中国缺少一味叫“马相伯”的药，这味药，叫读书人以一己之力的担当和勇气。 今日看来，中国缺少一味叫“马相伯”的药，这味药，叫大学教育的平等和自由。 今日看来，中国缺少一味叫“马相伯”的药，这味药，叫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即便如萤火，也发一份热，不必等待炬火，若世间无炬火，我便是炬火。 作者：牛皮明明，诗人、作家，曾在西藏流浪多年。擅长写民国人物，写那些被遗忘的故事，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够让人热泪盈眶！微信公众号：听明明吹牛皮， ID ： niupiming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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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创业教育对高等教育期望过高?

热度 2 Caroline2016 2017-2-26 06:28

谈到英国的高等教育，首先得提及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的著名论断：“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从遗传的角度看，英国的大学素有固执保守的一面，而英国的高等教育长期深受传统大学的影响，体现出独特的英伦风采：崇尚自由教育、绅士教育，忽视科技教育及轻视工程教育。如此这般，显然与密切联系商界的创业教育“风牛马不相及”。不过，从环境适应的角度看，英国的大学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英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分槽喂养”的双轨制，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的冲击下向着多元化发展。在创新创业教育席卷全球的今天，英国高等教育更是深陷其中。 一、英国政府推行创业教育不遗余力 英国政府大力推行创业教育既是欧盟整个政策框架下的反映，也是英国自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两种力量共同驱使的必然结果。 在面临发展迟缓、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压力下，欧盟反思欧洲社会现状，认为欧洲的竞争力、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大批具有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的领导者，要在欧洲培育创新文化，首先需要推进创业教育。欧盟创新驱动发展的两个核心战略，“里斯本战略”以及“欧洲2020战略”，都在相关政策文本中多次出现了创造、创新与创业的表述，且一以贯之地强调教育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尤其特别呼吁采取种种措施以促进创业教育。 与欧盟创新创业政策相类似，英国相关的政策文本表述中都高度阐明了英国经济发展与创新创业的相关性，并特别强调了创业教育的作用。英国上议院指出，创业对于提高就业率、经济增长与竞争力都具有显著贡献。创业教育在培育创业文化、发展创业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政策环境中，历届政府都重视创业教育，无不强调创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创业教育政策具有延续性。英国工党执政期间的创业与创业教育表现突出。工党号称要让英国拥有全世界最具创业性的经济，并让每个人都具有创业的雄心。为了实现目标，工党采取了两项卓有成效的措施：形成创业人才辈出的创业文化；发展创业知识与技能。而这两个措施都与创业教育直接相关。为此，英国政府推行创业教育不遗余力。 2008 年，继英国工党出台一系列促进创业与创业教育政策，英国工商企业规制改革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Regulatory Reform ， BERR ）签发了第一个“全球创业周”（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并承诺再投入 3000 万英镑以全面启动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企业无缝对接之旅”。 2012 年，尽管执政党派已经更迭，但仍继续加大对创业的投入，引入了面向 18 岁至 24 岁青年人的 8000 万“启动贷款”计划，以扶持青年人创业。 二、高等教育领域的创业教育成为焦点 随着创业的逐步推进，高等教育对创业教育的作用备受英国各界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具有权威与影响性的措施就包括科学与创业中心（ Science and Enterprise Centres ， SECs ）、剑桥——麻省启动计划（ Cambridge-Massachusetts Initiative ， CMI ）、高等教育创新基金（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 ， HEIF ）、英国高等教育学会（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 HEA ）属下的学科中心（ Subject Centres ）、教学卓越中心（ Centres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 CETLs ）、创业视点（ Enterprise Insight ， EI) ）；全国大学生创业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for 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 NCGE ）、青年创业计划（ Young Enterprise ， YE ），等等。 英国政府特别加大了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创业教育投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全方位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的创业教育。这些政策具体细致：既有号召大学开设更广泛的创业教育课程，也有针对具体学科领域的指导性意见，包括呼吁促进科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创新创业等。与此同时，通过 “高等教育创新基金”（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 ）、 “科学创业挑战基金”（ Science Enterprise Challenge Fund ）等，英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以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创业教育。仅建立大学卓越中心，英国政府就投入了 2500 万英镑，旨在通过大学里的尖端科技项目激发高科技公司的形成。此外， 英国高等教育学会（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 HEA ） 还发布多种基金项目，用于创业教育课程开发。 三、英国高等教育不可承受之重 对创业的热衷以及对创业教育的大力投入，使得英国政府对创业教育寄予厚望，让高等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具体如下： 1. 目标过高。 在英国政府的政策框架中，创业为理解为直接创办新公司或者是让已有的公司存活与发展壮大。创业被视为创意的商业化、提高生产力以及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手段。相应地， 14 岁至 30 岁之间的青年人为视为最具创业潜力的群体。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促使这些青年人释放自己的创业潜能。其结果是，对创业教育赋予太高的期望。这在政策文本中多有表述，譬如，“要让人人都有机会接受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创业教育能够增强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创业教育能够增强创造力和促进个人发展”，“创业教育不仅能够培养创业人才，而且能够发展未来的领导者与创新者。这些未来的领导者与创新者不仅能够创造新的岗位和社会价值，而且能够带领他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总之，诸多过于乐观与成就导向的表述被用于创业教育的阐释中，而忽略了创业教育的实施过程。 2. 范围太广。 英国政府及相关推动创业的机构秉持这样的理念：所有的学生，不管他们未来的职业取向如何，都需要接受创业教育，从而在学生群体中形成创业文化。因为对创业教育产出有太多期待，导致许多创业教育课程是硬性插入（ insert ）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中，而不是整合（ integrate ）成系统的课程体系。随着创业教育重要性的逐步提高， 创业和商业 开始大量进入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内，这些课程不仅仅是在商学专业里设置，而且也出现在其他专业课程设置中。据统计，英国有 45% 的大学开设了创业和商业方面的课程。 3. 方法太难。 为了让高等教育领域的创业教育卓有成效，相关政策制定者注意到了创业教育方法的重要性，并积极推行创业教育应有的方法，主要包括交互式学习以及以学习者中心的教学法，伴之以仿真游戏以及创业计划大赛。此外，还大力引荐实践项目与实践活动、针对问题的学习以及在做中学的方法。问题是，学生创业教育需求各有不同，有的学生会渴望成为企业家，有的学生只不过是比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所吸引，还有的学生是想成为个体经营者，实现财务自由，更有一些学生对创业根本不感兴趣，因此完全排斥创业教育。 四、警惕过度创业教育对高校师生的负面影响 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创业教育热，研究者指出，英国创业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期望过高，从而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良影响，对创业教育的种种要求缺乏对高校师生的现实考虑与关怀。 从教师角度看，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点： 1 ）高校教师大多处于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中：大班上课、课堂固定。这种模式显然有碍于创业教育教学活动。 2 ）高校教师创业教育资源有限，创业教育教学缺乏支撑条件。 3 ）现有的对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与创业教育教学相悖。当然，最不幸的是，上述种种都格外增加了高校教师的负担。 从学生角度看，如果对创业教育的目的、内容与方法缺乏深层次原理性的研究，创业教育就会简化成为学习步骤和按部就班性的活动。那么，借用斯金纳的著名实验而言，这无疑是在“教鸽子跳舞”，即只是教会了鸽子一系列跳舞需要的技能，但鸽子并不懂得成为舞者的意义。套用在学生身上就是，学生只是习得了一些创业的技能，却并不明白成为创业者或企业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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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起码应该是个文化人吧？

热度 4 wangxh 2016-8-25 12:54

有一个微信圈，里面就俺一个大学老师，还有一位小学校长。 有一天，某君发了一个多年前已经广泛流传的段子，教育圈里的俺有些心惊、脸上有些发烧，总感觉他讽刺、挖苦咱们高尚的教育工作者。 不过呢，细想一想，也不能怪人家（老百姓、社会），最近一些年来，许多教师除了会写几篇论文，从而骗骗S子们搞点经费还会什么呢？号称“知识分子”——有知识吗？号称“文化人”——有文化吗？还有人根本不关心政治，但很敢于发表政治观点（在中国大部分教师是应该关心政治的，否则会误导学生）。比如前几天聊起台海局势，某君竟然说“台湾的事儿很简单，让它独立，等没吃的了就自动回来了”。。。。。。 在如此莫名其妙的环境下，校长们会如何呢？著名大学校长的确是响当当的大科学家，当然也无一例外的是大教育家——这是指外国哦！中国呢？俺就不敢说了，但有一点还是应该明确的，大学校长至少应该是一位文化人吧？ 当然，我们也有厉害的。比如有的领导人就知道电脑硬件英文是Hardware，乐器也不错；有的校长呢，很孝顺啊——百善孝为先嘛——老母过生日就跪下给老母磕头啊；而且也很会唱歌啦，《隐形的翅膀》优美动听，不会没听过吧？ 附上段子，给没看过的看看：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邀在清华大学发表激情演讲，回答清华学子的提问，两次提到人文，其情殷殷，其辞切切。反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却畏畏缩缩，没有中国第一学府掌门人的学术气质。在互赠礼品环节，顾秉林向宋楚瑜赠送的是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黄遵宪的诗《赠梁任父同年》： “ 寸寸河山寸寸金， 　　 瓠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 颔联首字读作 “kua” ，上声，分离、割裂之意。诗的前两句描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后两句表示要像精卫填海一样，担负起救国的大任。由于诗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003 年 6 月 29 日，温家宝总理在向香港社会人士发表演讲时，也引用了这一首诗，引起在场人士的强烈共鸣。 　　 在念这首诗时，清华校长一字一顿，磕磕巴巴，念到 “ 侉离分裂力谁任 ” 时，就被 “ 侉 ” 字卡住了，后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场面相当尴尬。 不仅如此，在主持过程中，顾秉林还结结巴巴，几次中断修正，到了最后更是洋相出尽，把向宋楚瑜赠送礼物说成 “ 捐赠 ” 礼物，现场一片嘘声。此情此景，让直播机前的亿万电视观众也感到震惊和失望。要知道台湾也有清华大学，也在那里看着呢。 然而，清华的表演还没有结束。当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节目中侃侃而谈，大出风头，让我们大吃一惊。当介绍到《寸寸河山寸寸金》书法礼品的时候，他胸有成竹地说： “ 这是某某人所书写的 ‘ 小隶 ’ 。 ” 哇塞，一种新的书体诞生了，中国从来只有小篆，何曾有过小隶？紧接着，刘教授又即兴朗诵了《寸寸河山》全诗，遗憾的是刘教授没有看过直播，当读到 “ 瓠离分裂 ” 的时候，他再次壮烈牺牲，把它们读成： “ 瓜离分裂。 ” 清华历来人文荟萃，国学大师，文坛巨匠不乏其人。不知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九泉之下，作何感想？ 然而，台湾新民党主席郁慕明来了。他发表演讲的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校长出来了。我们提心吊胆，胆战心惊。鲁迅曾经说过： “ 我常常但愿不如所料，也以为未必竟如所料，却往往恰如所料的起来。 ” 果不其然，人大校长纪宝成在欢迎郁慕明的致辞中说： “ 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 ” 又一个大学校长，在台湾同胞面前倒下来了，纪校长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 七月流火 ” 出自《诗经》。 “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 七月流火的确切含义是 “ 天气转凉了 ” ，不是形容 “ 天真热 ” ，更不能形容热情。这是高考中最常见的一个成语。 似乎是挑动我们脆弱的神经，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又来了。这次被打脸的是厦门大学。 有感于被授予厦门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兴高采烈的连战发表即席演讲。才华横溢的连先生，慷慨激昂，激情洋溢，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显示了深厚的国学功力。演讲过后，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请连战先生题字，连战先生挥笔题写了 “ 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 ” 。 结果朱崇实校长当场念了白字。把 “ 黉宫立东南 ” 错念成了 “ 皇宫立东南 ” ，台下还一片掌声，赞叹声。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 黉门 ” 是学校的古称， “ 黉 ” 古音与 “ 宏 ” 同音，普通话读音与 “ 红 ” 同音。古有 “ 身入黉门，天子门生 ” 的说法。堂堂大学校长竟然对教育领域的古称一无所知，实在是令人汗颜，惭愧，羞耻，无语。 如果我们的教育现状还不能得到改变，那么，我们就要恳请台湾政党的领袖，不要再来大陆了，他们简直成了残害我们大学校长的一大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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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们离音乐教育家还有多远《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读后龙艳

wyuehua2004 2016-8-7 15:42

2016年第六期 《北方音乐》发表文章： “我们离音乐教育家还有多远”-《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读后，作者：龙艳，《中国知网》文章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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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笃德》

idmresearch 2016-4-23 11:51

“从年轻时代起，我的心就像一条奔腾的激流那样，孤独而寂寞地向着我唯一的目标前进：消除苦难的根源。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人们沉沦着。” 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iozzi,1746--1827）,十九世纪瑞士著名民主主义教育家，早年修神学但因质疑其说教而改学法律，后投身政界恶其腐败转而习农。5岁丧父，母亲和善良尽责的女仆照顾他的生活，优良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具有慈爱、无私的优良品质。少年时代目睹了穷人处于贫困难以谋生从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富人有权有势衣食无忧，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深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民主平等思想的启发，强化了他民主主义的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教育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手段。38岁开始一项改善贫困儿童教育的计划，但以失败告终。他一生身体力行的致力于教育的革新发展，为教育学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育实践经验和理论，备受后世教育学家推崇。 《林哈德和葛笃德》分为上下两卷，共四部，内容涉猎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道德等各个方面。这本书描写了贤惠的妇女葛笃德在“善良的”县长的支持下依靠改良生产，坡那镇的校长格律菲对教育的改革与探索等改革教育改造社会的故事，表达了作者试图透过革新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贫苦人民子女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全书洋溢着作者热爱贫苦人民及拯救人民与水火之中的人道主义热情。在他看来，不合理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才是导致社会的腐败和道德到堕落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试图寻求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制度，使各个阶层的孩子能接受符合自身阶级需求的教育。 裴斯泰洛齐一生的教育理念关注的重点在乡村教育，也可以说是穷人的教育上。他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乡村教育之中，一是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人们掌握改善生活的知识技能；二是从儿童开始，培育德智体健全的人。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每个人，即使是底下的人，都应当获得这起码的、最朴素的人类智慧，这便是普通教育的宗旨。通过实践训练，使这种智慧有益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则是职业教育的目标”。 乡村人民贫困的生活现状使得教育的需求变得简单，即通过职业化的教育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也使教育的性质变得极具实用性。然而在他看来，穷人精神上的堕落以及对知识的轻视比物质的匮乏更需要去改变。“我对穷人的真实状况看的越清楚，我就更加感到有责任应以一种适合于穷人的状况与需求的方式帮助穷人，在明了教育穷人应发展其自身天性的巨大力量之后，我必须首先致力于在这种力量中需找减轻其困苦的手段“。因此在1767年，他亲自创办了一家农场来进行他的科学实验，通过引导村民用技术的手段去改善生活处境，这项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后来他又投身建立一家孤儿院，与孩子们一同生活，因为后期经费紧张同样失败了。 我国近代著名改革家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失调“，即一味模仿西方的教育体系而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优越性，因此在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将团体意识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培养作为改革的切入点，着力在革新发展的基础上重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以促进乡村的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与泰洛齐试图通过宗教信仰来完善人们的道德，从而改善穷人的生活处境的方法论是一致的。裴斯泰洛齐推崇信仰在教育中的作用，“正如人类的正误感无法被摧毁一样，信仰上帝是人类教育无法变更的基础，它隐藏在人类本性的最深处，对上帝的信仰始终是人的一部分，不管他的处境如何卑微“，他认为良好的道德素养是立身的基础，“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是否幸福、平安、吉祥，则要看他的为人处世是否与道德无亏，能否做社会表率“，虔诚的信仰能帮助人完善道德，因此他将虔信作为乡村教育的基础。 西方近两千年来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中世纪以前宗教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但文艺复新和启蒙运动以后，宗教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开始逐渐淡化，宗教作为基础的道德这种观点也开始收到了质疑；而中国自周朝开始，统治者被神化为”天选之子“以固化统治，西汉董仲舒将儒家思想进一步阐述为”三纲五常“的道德准则，于是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实际上也带有宗教的色彩，直到近代封建社会被瓦解，各种改革运动才使得具有宗教色彩的道德教育转化为了世俗化的道德教育。 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看，裴斯泰洛齐通过虔信来完善道德的教育观念是具有争议的，或者说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但他的时代优越性在于，当时贫富差距巨大，穷人疲于为生活奔波丧失了自尊自信，宗教教育就成为了另一层意义上”爱“的培养，对于重塑人们的道德与自尊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改善穷人的生活处境呢？他认为“实践和行动是人生的基本任务，学问和知识不过是手段、方法，通过这些才能做好主要工作。所以，人生必须具备的知识应该按时间和行动的需求来决定”。泰洛齐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与儿童的教育相结合来改善农民生活的思想是全书的核心，也是他在教育史上独特的贡献。他认为“劳动会教会人蔑视那些跟事实脱节的语言”，这也是儿童劳动教育的意义所在。合理有计划的劳动对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提高他们交流的能力有很大的作用。学校将实践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葛笃德教儿童纺织和文化知识，校长格律菲要求学生带上劳动工具到学校，聘请了具有专业劳动技能的从业者来学校辅助教学。他说：“我的出发点是：把学习和劳动，把教学和工厂相结合，使二者互相融合起来。同时，我认为这种劳动并不是为了收获劳动的一些成果，而是通过体力的训练，学到劳动和收获劳动的能力”。进入机器工业时代以来，职业学校教学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应用而生，他的教育思想是近代职业学校的理论来源之一，后人借助他的理论成果，将教学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演绎到了新的高度。英国教育史专家博伊德评价泰洛齐说：“和大多数教育家相比，他的教育理论是从他的教育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没有超过他根据时间所作的最完全的表达“。 我国有1.33万所职业院校，每年招生月1000万人，在校生约3000万，这些学生充实到了各行各业，不仅解决了自身“饭碗“，也满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201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于大多数农村贫困的职业教育学校的学子来说，国家对职业院校的大力扶持与发展，不断的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教育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专业化、职业化人才不仅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也不失为贫困职业院校学子改变家庭生活处境的好方法。 尽管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这不能磨灭他为教育学发展做出的丰功伟绩。他一生身体力行致力于通过教育改变穷人生活处境的精神以及诸如提出教育心理学、要素教育等种种耀眼的教育理论，深深的影响到后来如赫尔巴特、福禄贝尔、第斯多惠等著名教育家，成为了教育史的一座丰碑。 （作者：马晓旭，里瑟琦智库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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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笃德》

idmresearch 2016-4-20 12:02

“从年轻时代起，我的心就像一条奔腾的激流那样，孤独而寂寞地向着我唯一的目标前进：消除苦难的根源。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人们沉沦着。” 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iozzi,1746--1827）,十九世纪瑞士著名民主主义教育家，早年修神学但因质疑其说教而改学法律，后投身政界恶其腐败转而习农。5岁丧父，母亲和善良尽责的女仆照顾他的生活，优良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具有慈爱、无私的优良品质。少年时代目睹了穷人处于贫困难以谋生从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富人有权有势衣食无忧，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深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民主平等思想的启发，强化了他民主主义的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教育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手段。38岁开始一项改善贫困儿童教育的计划，但以失败告终。他一生身体力行的致力于教育的革新发展，为教育学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育实践经验和理论，备受后世教育学家推崇。 《林哈德和葛笃德》分为上下两卷，共四部，内容涉猎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道德等各个方面。这本书描写了贤惠的妇女葛笃德在“善良的”县长的支持下依靠改良生产，坡那镇的校长格律菲对教育的改革与探索等改革教育改造社会的故事，表达了作者试图透过革新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贫苦人民子女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全书洋溢着作者热爱贫苦人民及拯救人民与水火之中的人道主义热情。在他看来，不合理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才是导致社会的腐败和道德到堕落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试图寻求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制度，使各个阶层的孩子能接受符合自身阶级需求的教育。 裴斯泰洛齐一生的教育理念关注的重点在乡村教育，也可以说是穷人的教育上。他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乡村教育之中，一是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人们掌握改善生活的知识技能；二是从儿童开始，培育德智体健全的人。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每个人，即使是底下的人，都应当获得这起码的、最朴素的人类智慧，这便是普通教育的宗旨。通过实践训练，使这种智慧有益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则是职业教育的目标”。 乡村人民贫困的生活现状使得教育的需求变得简单，即通过职业化的教育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也使教育的性质变得极具实用性。然而在他看来，穷人精神上的堕落以及对知识的轻视比物质的匮乏更需要去改变。“我对穷人的真实状况看的越清楚，我就更加感到有责任应以一种适合于穷人的状况与需求的方式帮助穷人，在明了教育穷人应发展其自身天性的巨大力量之后，我必须首先致力于在这种力量中需找减轻其困苦的手段“。因此在1767年，他亲自创办了一家农场来进行他的科学实验，通过引导村民用技术的手段去改善生活处境，这项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后来他又投身建立一家孤儿院，与孩子们一同生活，因为后期经费紧张同样失败了。 我国近代著名改革家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失调“，即一味模仿西方的教育体系而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优越性，因此在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将团体意识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培养作为改革的切入点，着力在革新发展的基础上重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以促进乡村的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与泰洛齐试图通过宗教信仰来完善人们的道德，从而改善穷人的生活处境的方法论是一致的。裴斯泰洛齐推崇信仰在教育中的作用，“正如人类的正误感无法被摧毁一样，信仰上帝是人类教育无法变更的基础，它隐藏在人类本性的最深处，对上帝的信仰始终是人的一部分，不管他的处境如何卑微“，他认为良好的道德素养是立身的基础，“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是否幸福、平安、吉祥，则要看他的为人处世是否与道德无亏，能否做社会表率“，虔诚的信仰能帮助人完善道德，因此他将虔信作为乡村教育的基础。 西方近两千年来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中世纪以前宗教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但文艺复新和启蒙运动以后，宗教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开始逐渐淡化，宗教作为基础的道德这种观点也开始收到了质疑；而中国自周朝开始，统治者被神化为”天选之子“以固化统治，西汉董仲舒将儒家思想进一步阐述为”三纲五常“的道德准则，于是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实际上也带有宗教的色彩，直到近代封建社会被瓦解，各种改革运动才使得具有宗教色彩的道德教育转化为了世俗化的道德教育。 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看，裴斯泰洛齐通过虔信来完善道德的教育观念是具有争议的，或者说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但他的时代优越性在于，当时贫富差距巨大，穷人疲于为生活奔波丧失了自尊自信，宗教教育就成为了另一层意义上”爱“的培养，对于重塑人们的道德与自尊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改善穷人的生活处境呢？他认为“实践和行动是人生的基本任务，学问和知识不过是手段、方法，通过这些才能做好主要工作。所以，人生必须具备的知识应该按时间和行动的需求来决定”。泰洛齐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与儿童的教育相结合来改善农民生活的思想是全书的核心，也是他在教育史上独特的贡献。他认为“劳动会教会人蔑视那些跟事实脱节的语言”，这也是儿童劳动教育的意义所在。合理有计划的劳动对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提高他们交流的能力有很大的作用。学校将实践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葛笃德教儿童纺织和文化知识，校长格律菲要求学生带上劳动工具到学校，聘请了具有专业劳动技能的从业者来学校辅助教学。他说：“我的出发点是：把学习和劳动，把教学和工厂相结合，使二者互相融合起来。同时，我认为这种劳动并不是为了收获劳动的一些成果，而是通过体力的训练，学到劳动和收获劳动的能力”。进入机器工业时代以来，职业学校教学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应用而生，他的教育思想是近代职业学校的理论来源之一，后人借助他的理论成果，将教学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演绎到了新的高度。英国教育史专家博伊德评价泰洛齐说：“和大多数教育家相比，他的教育理论是从他的教育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没有超过他根据时间所作的最完全的表达“。 我国有1.33万所职业院校，每年招生月1000万人，在校生约3000万，这些学生充实到了各行各业，不仅解决了自身“饭碗“，也满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201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于大多数农村贫困的职业教育学校的学子来说，国家对职业院校的大力扶持与发展，不断的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教育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专业化、职业化人才不仅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也不失为贫困职业院校学子改变家庭生活处境的好方法。 尽管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这不能磨灭他为教育学发展做出的丰功伟绩。他一生身体力行致力于通过教育改变穷人生活处境的精神以及诸如提出教育心理学、要素教育等种种耀眼的教育理论，深深的影响到后来如赫尔巴特、福禄贝尔、第斯多惠等著名教育家，成为了教育史的一座丰碑。 （作者：马晓旭，里瑟琦智库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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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杰出的教育家、力学家杨桂通教授

热度 33 武际可 2016-1-28 09:31

纪念杰出的教育家、力学家杨桂通教授 武际可 2016 年1月24日20 点，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力学家杨桂通教授逝世。遵照杨桂通教授生前意愿和家属的意见，丧事从简，于 26 日上午遗体火化，事前不发讣告。尽管这样，火化前为他送行的同事、亲友和他教过的学生们达二百多人。特别是他的学生们，在他弥留之际，就相互转告，从海外、上海、广州、成都、北京等地赶来看望或送行。 作为杰出教育家的杨桂通，他曾任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原名太原工学院、太原工业大学）达 12 年之久。在这所大学的历史上，有三个发展阶段，应当提到的是四位名人，他们是岑春煊、李提摩太、赵宗复和杨桂通。 1902 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和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用庚子赔款建立山西大学，这是我国继北洋大学（1895）、京师大学堂（1898）之后的第三所官办大学。 1952 年，在学习苏联院系调整中，山西大学被分解为综合性大学山西大学、工科学院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等院校。太原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赵宗复。原来的山西大学，虽然学科齐全、历史悠久，但工科却很弱。赵宗复励精图治，几年后便使太原工学院在全国出名。与当时的大连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山东工学院齐名，人称“四小工学院”（以别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样的大而全工科大学）。 杨桂通出任太原工学院院长是1983年，正是从“文革”中教育被严重破坏后的恢复时期。“文革”中太原工学院是重灾区，院长赵宗复被整死，教学设施破坏，教师队伍流失严重。在杨桂通领导下，增设了数学、化学、物理、计算机科学、环境工程、热能工程等学科，还增加了经济、管理、科技翻译等和工科有紧密联系的文科。几年中使太原工学院从单一的工科成为理、工、文、管学科齐全的多科性大学，使这所学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理工科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工学院开办了应用力学研究所，使固体力学学科成为山西省最早的两个博士点之一(另外一个是医学院的生理学)。 杨桂通除了编著、翻译多部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生物力学方面的教材外，曾经教授过多门大学生的基础课、多门研究生课，还指导过硕士、博士生60多人。他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已经成为各方面的业务骨干。 杨桂通教授在他就任校长之初，就明确奋斗目标：要有好的理科，才会有好的工科，因之要建立一批好的理科系科；要有好的教师才会有好的大学，因之要想尽办法聘请高水平的教师。开办理科，开创力学研究所，他做到了。在聘用高水平的教师方面，虽然由于体制所限，困难重重，但他也算是尽了心、尽了力，取得一些成效。曾经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李庆士，因为说话随便，被批判为反动学生，分配到晋东南一个县里当中学教员，杨桂通把他请来主持数学教学，使数学教学大为改观。他还从山西化工厂调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毕业的李星、从山西大学调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毕业的孙光闾来校任教，等等等等，大大增强了基础课教学力量。此外他还从国内外聘请多名兼职教授，与国内外一些名校建立固定合作，开展校际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做到这些，就足见他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而且在现有条件下努力取得成效的教育家。他的这些教育思想，构成了太原理工大学近四十年发展的灵魂。 作为杰出的力学家，杨桂通教授是固体力学、生物力学方面的专家。他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力学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固体力学学报》主编，任《力学学报》、《应用数学与力学》、《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生物医学工程杂志》的副主编以及多种学术杂志的编委。 他长期从事弹塑性动力学、材料与结构特别是薄壳在冲击下的破坏与变形的研究，他是我国生物力学的先行者之一。他从事过非线性动力学、分岔与混沌、工程结构的地震反应、防护工程、结构与材料动力学响应的实验设备和测量等方面的研究。 他提出并且证明了包含一组初始条件的塑性动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已有的Martin定理和Tamuch原理是它的特殊情形。他积数十年之力与他的学生，完成了专著《弹性动力学》与《塑性动力学》两部专著，这两部专著不仅概括了迄今已有的这一领域的重要进展，还包含了他们自己在这一领域中的推进和研究成果。 他在我国最早开展骨力学的研究，他给出了骨骼在动态条件下新的本构理论，他进行了髅脑受撞击时压力分布及损伤危险区的研究。这些为安全防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撰写出版了国内最早的《骨力学》专著。此外对眼球转动机理的研究，为斜视校正提供了理论指导性的结论。 杨桂通教授出生于1931年，195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工学院土木系留校任教，1957年到北京大学进修，1958年到莫斯科大学留学，1963年获副博士回国。正是在教学和研究上发挥作用的最好年华，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浪费了十年青春。 杨桂通教授一生对社会做出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他人生最后的三十多年，即在他五十岁之后，大致上说是在1981年之后做出的。 不过这三十多年，也是他与病魔做斗争中度过的，可以说他的成就全部都是在同时与病魔斗争中取得的。正由于此，对于他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才使人由衷地感动和敬佩。 1985 年，他被诊断患了肾脏癌，不得不做手术把一个肾切除。在那个“谈癌色变”的时代，他的夫人张紫玲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与大夫商量，告诉他本人说是良性肿瘤。 于是，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是在只有一个肾的条件下应付繁重的校长的工作、担负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当学校里为了提职称，不少人托人向校长说事，他的家里不分昼夜“说客盈门”的时候，熟悉他的亲友都知道他曾经患的是癌症，担心他的劳累，劝他回绝客人的时候，他却乐呵呵地解释，他得的是良性肿瘤，耐心地接待来客耐心地解释和说服。 尽管他的夫人张紫玲大夫为了悉心照顾他的身体，提前办了退休，尽管他一直是乐呵呵地对待繁重的工作，一个肾终究还是带来不少病痛，首先就是由于嘌呤排泄不良，引起痛风，甚至导致行动不便。进而，癌症却并没有休止。2004年，他被诊断仅存的一个肾也罹患癌症。就在这时候，一位朋友，不小心在他面前提起他以前一个肾的癌症。他才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你们瞒了我十九年！” 后来经过多个医院诊断，都断定需要把这仅存的一个肾也割掉，靠肾透析生活。期间还进行过短暂的效果不大的介入治疗。在几乎无望的条件下，当年7月到北京协和医院求治，大夫切除了患肿瘤的四分之一的肾。在只有四分之三的肾的条件下生存，就需要更为苛刻地控制饮食。严格限制蛋白质不能过量，不能吃嘌呤多的食物，等等不一而足。此时他又罹患糖尿病，可以想见他生活的艰巨。 从此，他又带着仅存的四分之三的肾进行工作，还是指导研究生，还是参加学术会议。在这之后的十二年中，他还参加过几次力学史与方法论的学术讨论会和弹塑性力学的学术会议，每次都有经过精心准备的论文发表。 2014 年冬，杨桂通教授有过一次病危，最先是肺部感染，医生用药要控制感染，这药就会伤害仅有的肾脏。那次还算幸运，肺炎得到了控制，算是躲过了一劫，但精力和体质已大不如前。今年的寒潮又导致肺部感染，肾脏又一次受到伤害。病重时，我去探望，他已是呼吸十分困难，靠呼吸机维持。由于肾脏的原因全身浮肿。最后精力耗尽，走完了人生之路。 我与杨桂通教授有近六十年的交情，他1958年来北大进修时，我还是脱产干部后来是年轻助教。我是山西人，见到山西来的人又是同行，分外亲切。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桂通任工大的校长期间，又聘任我为太工大的兼职教授，接触就更多了。不仅和杨桂通教授本人接触，和他的许多学生也很熟识。 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对学生的概念错误、推导中的疏忽和该做没有做的事情批评得既严厉，又会指出努力的方向。有几次，几位学生被批评得伤心落泪。不过他对学生在生活上和个人修养上的指导也是无微不至，所以学生们把他当严师慈父来看待。这次，得知他病重，许多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情景十分感人。 杨桂通对像我这样的同行小兄弟也倍加呵护，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料，凡是我到太工大讲课或做讲座，他都要先到招待所安排食宿，不断看望嘘寒问暖，乃至我在太原的父母生前也得到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我们又有了对力学史的共同兴趣，多年来他积极参加力学史与方法论的学术会议，并且在这方面做得很投入。还指导过若干篇这方面的学位论文。 对于杨桂通教授的离去，我是很悲痛的，为此做了一副挽联，以表对杨兄的怀念，挽联是： 工大灵魂，惠泽千秋，同仁奋发承遗志； 学界泰斗，桃李天下，弟子情深痛失君。 我想，这幅挽联大致能够概括他一生的成就。有许多好的同事和学生，继承你的未竟之业，你可以解除在人间的疾病痛苦放心去乐土了。安息吧，桂通兄。 中为杨桂通教授，右为清华大学徐秉业教授，左为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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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纪念江隆基

热度 15 张显峰 2015-8-6 11:39

我们为什么纪念江隆基 我受教于兰大，间接而言，也算是江隆基先生精神的后人。记得上学时，从一分部到校本部办事，常常要去毓秀湖畔和先生见一面，我总在想：什么样的人才能站在这里？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的确又是个问题。后来对先生有了一些了解，我又在想：当下中国的大学里，又有几人能够站在这里？ 兰大没有忘记先生，并以先生为耀，是兰大的幸运，更是兰大人的幸运。今天在这里举办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来了这么多人，真的很让人感动。我以为，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的意义本质上和毓秀湖畔的铜像是一样的，不仅仅是对先生的缅怀，更是对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精神的致敬。精神不独属于兰大，应该是当下教育界普遍需要汲取的营养。 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学生到记者，再到教育媒体的负责人，接触过一些校长，大体上有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就是今天的大学里有很多优秀的校长，但普遍缺少一种职业教育家精神。职业教育家什么精神？我以为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政治家的担待和智慧、改革家的气魄和视野、教育家的专注和情怀。我们在这里集会缅怀先生，就是因为这种精神当下稀缺，就是为呼唤这种精神的回归。 大家都知道，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并被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之一。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期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唯一的一本专著——《大学工作》。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 而我们的先生，正如雷达先生7月21号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所介绍的， 他既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又有符合国情的教育思想，论文 《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7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兰大7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压力，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锠、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办出了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其实，我们发现，真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规律是不会过时的，真正的教育家，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是相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先生所要承受的学校之外的压力，是 理查德・雷文所无法想象的。 所以，雷达老师感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的大学，如先生这样的故事和美谈不多。我 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得罪人，今天大学里大约由两种人当家：官员和学者。有些官员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成了加引号的学者，有的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官气十足。你很难说，是大学的气场重新塑造了这些官员，还是官本位的文化改造了这些学者。但总感觉，他们和先生这一代教育家相比，欠了那么一股精气神。 当下教育，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围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在于，这是一个对知识和价值空前依赖的大时代，教育被前所未有的重视，是战略基石，也是最大民生，更是朝阳产业；挑战则在于，因为重视，所以教育改革进退维谷，教育理念五花八门，需要澄清的问题也一大堆，当前整个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需要一批像先生这样有职业教育家精神、有改革定力，尊重科学规律、尊重人才规律、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的校长们，以政治家的担待、改革者的气魄、教育家的专注，推动中国教育“过河”。 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充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之盛衰不仅在于国，在于民，更在于一个个真正掌握教育航向的校长们。好的教育政策和思想的产生，往往都是教育者们实践出来的，只有校长们担起时代责任，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才能够拥抱大时代，才能够引领大时代，才能够无愧大时代。 （此文为纪念江隆基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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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化学都有研究的专家知多少？

热度 4 wyuehua2004 2015-6-5 13:38

历史上通才人物有的是，就懂音乐与化学来学，在这两个领域都有研究和贡献的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19世纪的鲍罗丁20世纪的 霍恩博斯特尔 。我国的宋代的沈括。此外，化学专业出生的音乐家有现代的 马可， 音乐教育家杨仲子。不知这科学网上专家们是否知道还有其他人物？如您知道，请您能告诉我，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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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们可以少说一点，做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热度 4 wkwzydgjjx 2015-4-12 08:34

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现在最需要做的最实际的事，就是减负提质。实际的讲，就是要高分数，要优升学率，还不能有课外作业。老百姓需要这样的教育，国家现阶段也是需要这样的教育。那些被树立的、被引领出来的，或是自认为是教育家的人，不要尽说那些没用的，去一所学校做给大家看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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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热度 2 fqng1008 2015-3-5 08:11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2010-03-29 01:18:44) 一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四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 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 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 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 “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 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 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 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 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 “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 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 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 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 “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一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 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 “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 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不为浮云遮望眼： 2010-04-02 16:41:41 ​ 　　又读“叶企孙——伟大在于胸怀”…… 　　 这么高洁的人，却如此结局——唯吾校导师吴宓（当年清华国学院院长？后委身西南师范学院，不得志而终）之冻饿(1978年！）而亡可比…… 　　——都是清华第一等天才；都为清华与民族、社会有卓越贡献；都“桃李满天下”；都前半生风云，后半生落魄——最后死于非命…… 　　那么大的贡献——在这辽阔的国土，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他们“桃李满天下”——却如此孤独，晚景迷茫无助——真乃“无处话凄凉”…… 　　问情何以堪？！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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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原校长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是真的吗？

热度 5 shehuiguanli 2014-9-25 01:41

我一直认为中国教育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我们的很多专家还是很有水平的。 自从我解决了世界教育三大难题，找到了很多“专家”，不是告诉我看不懂，就是告诉我，方向是对的，是否可行，需要实践。 1. 理论好坏并不需要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也就是理论是通过很多实践基础总结的结果，一般不需要通过实践检验，一看便知是否可行。如果说真的需要实践的话，也只是希望更加完善。 更加可悲的是，有一些简单结论，很多专家都看不懂，更不要说创新，我们的很多“专家”只能用“太差”描述。比如，我国全国数学教学中函数教学存在极大的缺陷，我通过长期研究找到科学的教学方法，结果绝大多数“专家”不仅极力反对，还认为是错误的，直到最近才有一位专家认为是很科学的。 2. 研究表明，我国教育理论基本都是错误的 多年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教育理念基本都是错误的，只是担心反对声太高，没有公布而已，现在已经把“脸”都丢到外国去了，看来也没有什么可以遮羞的了，索性抖了出来，也到了中国教育好好反省的时候了。 我国教育理论基本都是错误的，略举一二。 我国教育理论中，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勇争第一”的拼搏精神，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理论。 先不说这是不可能的。 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论之下，把学生都培养成一个个“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心理，遇事都要争一个“高低”，导致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极其“浮躁”的状态，需要尽快调整。 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龙凤不是人、不是动物，是不存在的怪物，如果一个社会到处充斥的都是“怪物”，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正常社会吗？显然不是。 3.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是非常准确的表达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是非常准确的表达。只是我国从来不愿这样说而已，看看中国的教育理论，看看中国的教材，看看中国的教育结果，我们还好意思说我国有教育家吗？ 如果说中国真的有教育家，那一定也是说话不管用的人，是“家”又如何？ 4. 为了孩子，为了中国未来，必须重塑中国教育理论 正因为中国教育理论基本都是错误的。 呼吁趁着全新的“教学理论”和“思维理论”的发现，重塑中国教育理论，使中国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和谐，适合人类发展规律的社会。 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人”，而不是“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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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做系头，六十岁当校长

热度 27 Ecosinic 2014-8-26 11:07

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闹着大学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我一直认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这是酸秀才们的自恋式叫嚣，不仅不可能，倒是有可能把中国的大学搞得更加混乱。 最近，甚至更早，有人鼓吹校长职业化，而在8月24日，《光明日报》5版有文章“院长职业化是大势所趋”（李洪山，徐卫国），虽然所指是医院院长，但肯定有不少人依此会联想到，大学校长才应该搞职业化。职业化就那么好吗，不见得。至少从下面这一点大家可以马上看出来是不行的，即，若每个学校平均按7个校级领导计算，全国马上就有好几万厅级副厅级的职业官员，那才叫中华民族的悲哀。 那谁当校长呢，我这里建议，六十岁以上的学者、教授。与之配套的，就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青副教授当系主任或院长。简单易记的说法就是：三十岁做系头，六十岁当校长。 让六十岁以上的学者当校长有很多好处。 首先，能够保证校长必是优秀的学者。当一名老师、教授或学者熬到六十岁，他（她）是不是在自己所在的领域有所造诣的学者那是一清二楚的，这完全可以避免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靠其他的种种手段上到校长这个位子上。 第二，能够保证这位校长的人品是优秀的。大家一起共事几十年，这位六十岁的老人人品怎么样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本单位，在学术界，在国内，在国外，甚至与家人朋友的关系如何，用至少二十多年积累的名声应该是可靠的。 第三，能够保证这位校长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如果一位学者没有能够很好地管理自己的团队，壮大自己的团队，没有能力管好自己的实验室，没有很好地发展自己的学科，只是一个人干了一辈子，那也就没有可能管理好一个学校。 第四，能够保证这位校长可能是一位教育家。当这位学者在教学、科研、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上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经过几十年的锤炼，应该 有了些心德， 其所积累的经验应该可以为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在校长位置上再思考提炼定能够指引国家人才培养大计，特别是这样的学者校长或教育家一多起来，全国不同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状况定会大为改观，民族教育中兴人才辈出绝不会是不可能的。 第五，能够保证这位校长不会以权谋私，或者强占别人的成绩或成果。因为已经是有地位，有成果，什么都有了的学者，不会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和其他人争，也不会要其他人为其写文章，争项目。如果他在这个当校长的期间利用自己的地位去争取个院士或什么的，那么，至少他在六十岁以前就要把自己的简历做好，六十岁才开始做简历的话，肯定是来不及了，这就可以杜绝很多人以权谋私。 第六，能够保证这是一位低碳型的校长。 六十岁的老人了，贪、腐、甚至色应该不是大问题了，所以，我们纪委的劳动强度可以大量减轻，国家在人力物力上的消耗应该更少。此外，六十岁本来差不多就要退休了，换个新位置继续发光，不仅是其人生乐事，也是人尽其才的表现。 第七，不会怕丢官而不敢说实话，干实事。已经六十岁了，超过了提拔的年龄，不仅没有机会去当省政府某个厅局长，也没有机会像周济，陈竹，万钢一样当部长。所以，这样的校长才会在有生之年非常用心甚至死心塌地地在校长大位上干些有意义的事。更重要的是，不怕得罪人，不怕得罪上级，因为大不了干完一届就退休。 第八，六十岁的时候，如果身体不行，肯定也没有机会当 校长了 。所以，这个机制也会让教授们在紧张的教学与科学研究过程中，注意自己的身体，否则，。。。 第九，。。。第十。。。 应该有很多好处，这里就不再列出来了。（有兴趣者可以加，可以砸） 与这个想法配套的，就 是 要保证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在系主任，或院长位置上。如今博士毕业2-3年也就三十岁，副教授职称。这个时候就给他在系主任或院长这样的位置加以锻炼，不行的话一届就下来，行的话，也就干到四十岁左右 。有十年左右的锻炼和积累，是不是可造之 才也很清楚了。当更多的年青人得到锻炼后，我们的未来就大有希望了。 让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在系主任或院长位置上锻炼可以避免正处在大好时光，应该干活的年青人没有活干，没有事做，或者不做事，只是去想办法拉关系。也正好利用年青人肯干，有冲劲，有思想的时候为科研，为学科建设，为教学，为学校多出力。可以说一举多得。在这种机制下，年青人没有什么可争吵的，倒有近20年的潜心学习和研究的时间，这样足可以使自己成为所在领域的佼佼者，或一代名师，更说不定在六十岁的时候还有机会做一届校长。 这个想法实现的唯一问题是退休问题，国家虽然是一刀切的政策，但只对大学校长开这个绿灯总比吵吵嚷嚷的去行政化好办的多。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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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怎么做？有被引领出的教育家教导我们

wkwzydgjjx 2014-8-24 12:30

老师怎么做？有被引领出的教育家教导我们: 【魏书生：学生才是学校的真正主人】行使“主人权力”是魏老师最高明的办法。他常说，教师是学生公仆，学生才是学校的真正主人。让学生们时刻认识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是学习的主人，学生们才能把学习当作是耕种自己的“责任田”，而不是为老师或家长“打工”。 林格说：“过于强调技巧和技术的教育，很多时候是对人的自觉的反动和控制，不仅无用反有害。 || 侯保成: 对林格老师观点，我是赞同的。“教育”是没有用的。当爱不被接受的时候，爱不叫做爱。当教育没有被接受的时候，教育是无用的。因此，真教育，是唤醒自觉，而非义正言辞说教。接受是改变的开始。” 李镇西说“我多次说过，我没有任何原创的教育思想，这不是谦虚。我有教育想法，有教育思考，有教育理想，但确实没有属于自己原创的教育思想。我认为，教育思想不是那么容易原创的。从根本上说，从孔夫子到卢梭，再到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富于真理性的教育思想已经被说得差不多了。教育思想的创新哪有那么容易？” 老师怎么做？被引领出的教育家教导我们，要做奴，要无技，要听话。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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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光明日报：张岂之：人文春草绿芳洲

kexuechuanbo 2014-4-11 19:54

张岂之：人文“春草”绿芳洲 王斯敏 《 光明日报 》（ 2014年04月10日 11 版） 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 张岂之近影 王斯敏摄 一九九○年，侯外庐先生的弟子们在西安。（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张岂之、祝瑞开、卢钟锋） 童年时的张岂之 张岂之致学生的书信（节选） 3月13日下午，清华园。红砖穹顶的大礼堂内，一场讲座正在进行。主讲者是87岁的思想史家张岂之。鬓发如霜的老人声音清扬，把“中华文化与精神追求”的大课题讲得深入浅出、趣味盎然。 他面前，是一张张神情专注的青春面孔；礼堂后墙上，是一块从近百年前高悬至今的匾额：人文日新。 学生，人文，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两大牵挂；教师，“人文学人”，是他愿意接受的为数不多的两顶“桂冠”。 一个甲子前，他开始追随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侯外庐，参与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著作，以高起点走上学术道路；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他带领众多史学英才团队作战、全心付出，以《史学概论》等重点教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献礼。 从青春到白头，他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思想史研究；从教学到科研，他的足音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同频共振。 他对人文学科充满深情。“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就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最能代表他的心声：“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此刻，在远隔关山万重的西北大学，他的研究团队也正在春光里忙碌着。走廊墙壁上，六个大字赫然在目——“兼和、守正、日新”，这是他拟定的所训，也是刻在学者们内心的治学理念。 他播撒的种子，经风历雨后，已碧绿如茵。 1、求学：擎起一支不灭的烛，走进一幢永远的楼 先是一片战火，再是一盏烛光，最后，是一幢楼。少年张岂之的求学路，随一个个路标变化着，延伸着。 那是殃及整个民族的战火，打碎了一个十岁学童对未来的幻想——1937年，张岂之在家乡江苏南通读小学，成绩优异。彼时的南通受本乡实业家张謇“教育救国”理念熏染，学风极盛。读大学、留洋、做教授，是父母为张岂之早早规划好的人生。 战乱无情，南通濒临沦陷。小岂之被辗转送到远离家乡的陕西城固，在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 几间茅草屋，几排旧桌椅，虽简陋清苦，却辟出了一方安宁的“桃源”。张岂之和同学们一起，在江边晨读，在油灯下伏案，课余闲暇，便钻进随文人们迁来的一间间书店，饱览书页中的奇丽大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令他深深迷醉于人文的魅力。 思乡之苦很快被热火朝天的学习冲淡了，还品出几丝别样的“甜”来。 “一次考试前，校长宣布，发给每人一根土蜡烛温书用。顿时，欢呼声、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那几天，我们燃起了烛，烛光照亮了教室，也温暖了一颗颗稚嫩的心。”多年后回想，那光芒在张岂之心中依然明亮。 烛光伴着他考入重庆南开中学，1946年秋，一举考中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后，他的生命中矗立起一座永远的楼。那是一座灰色的、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却曾云集众多著名学者，成为后学心中的人文圣地。 北大文学院就设在这里，文史哲各系教师均在此授课，他们迥然各异的风采，深深感召着新生张岂之。 著名教授自是一派学者气象。 新儒家宗师熊十力其时已年过六旬，开出“新唯识论”一课。每讲一段，便把手杖提起，轻轻敲点离讲台近的学生，问“领悟”了没有。因为怕他的手杖，教室前排几乎没有学生去坐。但他不息的探索与追问令张岂之印象深刻——外来佛学如何与中国文化结合，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时任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为哲学系开课四门：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印度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先要懂得外国哲学史。这样思路才打得开，方能有所创新。”他还要求哲学系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张岂之便曾选修生物学。 哲学家贺麟正在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便把成果带上课堂。听课者五人，每周都抽一晚到贺麟家讨论译稿，边享用贺夫人专程备好的茶点，边畅谈研读心得。每有争论，贺麟便认真听取，对“毛头小伙”们连连称谢。在其后出版的《小逻辑》中译本序言里，他专门提到了五位学生的名字。 年轻教师也有一番鲜明个性。 讲师石峻的“伦理学”，因热情奔放、旁征博引而受到欢迎，唯其湖南乡音过重，讲得一快便令听者难以理解。张岂之写信请教，颇得石峻嘉许，不但专程解答，还向他“开放”了自己的私人藏书。 和石峻同年的讲师任继愈，授课则更多了几分冷静严谨，一门“隋唐佛学”讲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在课外，任继愈俨然成了张岂之的指导教师，不但引导他读先秦诸子，还认真批改其读书笔记，鼓励他走学术道路。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任老仙去。 “这些老师身上有共同的一点：中西融合，古今会通。他们力求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张岂之感慨。这种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一生。 2、展翼：“诸青”唱了“重头戏” 也是一幢灰楼，披岁月风尘而立。门侧挂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每次走进所里，张岂之都会和一位老者对视——那是定格在黑白照片中的侯老外庐，脸庞微侧，双唇紧抿，眼中似有无尽嘱托。60多年前，召唤他探究思想史堂奥的，正是这道目光。 1952年秋，天高气爽。一位访客给正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张岂之带来口信：刚履新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邀请他赴西大工作。 侯外庐，这是个张岂之熟悉的名字。1949年初，他曾在北大讲授“中国思想史专题”。张岂之是学生中用力最勤者，常去当面请教。 “他推荐我们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马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还思想史以本来面目’，令我受到了历史唯物论的启蒙。” 是继续读研，还是去古都西安从教？当时的清华教授们忙于“思想改造运动”，几乎难顾学生。张岂之选择了后者。 先是在西北大学做讲师。很快，侯外庐奉调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也成了研究室一员，半年在京工作，半年回校教书。 主要任务是修订、增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三卷。这几卷著作初版于抗战时期，凝结了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几位学者的大量心血，但印制多有错漏。 “我们几个年轻人坐在一间屋子里，逐字逐句地查核引文、考订古籍，拿不准时就和先生商量。”不久后大功告成，谁料却只是个开始，“先生告诉我们，立即着手参加第四卷编写。” 几位年轻人错愕而兴奋。 他们深知这部巨著的学术分量，也曾一次次折服于几位作者的笔力与思想。第四卷的编著名单星光熠熠——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等，而自己初出茅庐便能与其共事，何等荣幸！ 侯外庐鼓励他们放手尝试，并为其取了个集体笔名：诸青，即“诸位青年”。在晚年出版的自传《韧的追求》中，侯外庐一一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 当年的“诸青”，“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表现出异常勤奋、学习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侯外庐评价：“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精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 编写开始了。先围绕主题大量阅读原始材料，做资料长编，然后归纳提炼，形成初步观点，再和侯外庐及其他作者反复商讨、辩论，达成共识后方可动笔。初稿由侯外庐认真审阅，多次修改，推倒重来者亦不在少数。 每写一章，都是一场硬仗。张岂之面对的“首战”是明代东林党思想。如何界定此群体？其政治性与学术性间关系几何？怎样评价才合分寸？他研读文献，边抄录边思考，卡片做了许多，提纲删改数次，终于完成任务。 没等松口气，新的课题又来了。几年下来，“诸青”在全卷二十七章中承担了十三章的工作，“唱了重头戏”，最后一统计，每人都吃了一惊。 侯外庐把这种锻炼队伍的做法称为“下水学游泳”和“压担子”——“在岸上读《游泳指南》，总没有下水学游泳有效。你们刚能肩负50斤，我立即加码到60斤；你能挑起60斤，我立即让你挑70斤。唯此方可不断提高。” 这样的“实战演练”，张岂之视若珍宝。他亦留恋师生间自由平等的交流——“我们常和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写成的稿子，我们有时也做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他从不愠怒，还吸收了我们的不少意见。‘诸青’成员间互为师长，取长补短，从未发生过署名之争之类的不愉快。” 辛劳三年，写作终告完成。加上据侯外庐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修订而成的第五卷，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二百六十万言，被评价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畅销至今。 初试啼声的喜悦还未散尽，“文革”开始了。侯外庐戴着“反共老手”的帽子陷入浩劫，张岂之刚刚扬帆的学术之舟，也在风浪中搁浅。 3、引航：为“侯外庐学派”拓地开天 再度启航，已是十余年后。昔日风华正茂的张岂之走向中年，而侯外庐的状况更令他揪心——因为一次批斗引发脑血栓，老人从此缠绵病榻，日渐衰弱。 一颗学者之心却依旧跳得强劲。甫获自由，他便和邱汉生商定了一项工作：编写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宋明理学史》。他们指定张岂之共同担任主编。 时年68岁的邱汉生，“为人笃厚，治学谨严”，曾为《中国思想通史》撰写立下汗马功劳。然而，由于辛劳过度，他在“文革”前便已几近失明。 张岂之担起了具体工作。在两位先生指导下，他全心投入，组织作者、商定提纲、审改稿件、统一体例。整整六年，凝聚了天南地北近二十位年轻学者智慧的《宋明理学史》终得定稿。1987年6月，共计130万字的上下两卷出齐，获得学界好评。 这是对侯外庐最好的告慰——当年9月14日，老人在新书的墨香中溘然长逝。但这绝不是最后的“交差”——张岂之默默许诺，他将和同道后学们砥砺前行，沿着恩师开创的学术道路走向远方。 他延续的，是“侯外庐学派”集体攻关的科研传统。重要成果接连涌现—— 1989年，主编出版《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围上自殷周，下至五四，实现了从远古至现代的中国思想史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未竟的事业。 1999年始，主编6卷9册《中国思想学说史》，历时八年，探索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结合，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提出了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被评价为“理论上有创新，方法上有进展，深度上有推进”。 2005年，历时四年主编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出版，因“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创造性研究理路而引发关注。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历史》（六卷本）……几乎每一部张岂之主编的著作，都不断再版，成为中国思想史工作者的必备案头书。 今天，在张岂之和同道们的坚守与传承下，“侯外庐学派”的学术地位早为学界公认。作为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它开创性地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发展史，形成了全方位、综合性视野的研究方法。而张岂之的学术贡献，也为后学所钦佩。 “张先生倡导‘文化会通’论，强调对待不同文明、不同学科都应有‘和而不同’的胸怀，尊重文化多样性；他力求‘通过历史看文明的价值，通过文明史看历史的演进’，并探索如何运用文明理论阐释中国走过的道路，做到文明的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这在今天也是极具分量的。”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心力感言。 在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赵馥洁看来，张岂之完成的是学术范式上的“继承与超越”——“外庐先生建立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论，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范式，张先生则继承发展，做到了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融通、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思想史向多学科的延伸、思想史中人文精神的弘扬。这既拓展了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功能，更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育人：师生沟通的信、书、课 每次呈送文章给张岂之审阅，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每次稿件都会被仔细审改、大有提升；忧的是，“不知要改多少次才可以在先生那里‘过关’”。 当下，正有一部书稿在经受考验。2月18日晚，张岂之召集所里骨干，对准备交付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思想史》进行讨论，一谈便是两三个小时。 启动编写三年多来，这样的场景已多次上演。从编制提纲到具体编写，从审改稿件到开会商讨，张岂之都亲力亲为。翻开历次由他审阅的书稿，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随处可见。“我们要的教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老人殷殷嘱托。 这已不是张岂之为工程所付出的第一次辛劳。2004年，77岁高龄的张岂之担任首席专家，领衔编写中央马工程首批九种教材之一的《史学概论》。4年多殚精竭虑、30余次讨论修改，全组成员在他的带领与感召下精益求精，终于为高校学子提供了一本体现中国历史特色的权威教材。 他甘愿为此忙碌。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既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要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动具体地呈现在史学研究中”。 重视教材编写，是他数十年来的一贯坚持。“编教材对成名成家的作用的确不如专著大，但却是一个教师的本分，付出多少心力都不为过。”为此，他不但带领团队编写了大量教材，而且总会及时修订。 198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总计70万字，虽宏阔厚重，却令学生颇感压力。1992年，他着手修订，缩减至46万字。 《中国思想文化史》于2006年出版后，他并不满足，“思想和文化如何结合才能更好”的问题萦绕脑际。2012年，他组织班子展开修订…… “出版只是一部教材学术生命的开端。应当追踪其出版后的反响，直面不足，把修订及时提上日程。”他呼吁。 在学生们心里，张岂之一直在为他们编写一份特殊的“教材”，那就是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书信。 张岂之喜欢提笔写信与教师、学生们交流，研究所几乎每人都收到过他的亲笔信。2007年，学生们辑录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引起关注，陕西省教育厅专门向新晋博导们推荐此书，以此为教书育人的参考。 一位师者的期盼、追求与忧思，在字里行间展露无遗—— 有对治学方法的开启。1993年9月9日，新入学的博士生、今天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收到了导师张岂之的第一封信。“请你们读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两本书体现两种研究方法，都是科学的，不可扬一压一。”不久后，他就如何提高逻辑思维水平向张岂之求教，张岂之迅速回信，提点他“不在于读逻辑教科书，要靠平时有意识地积累”，并专门开列了书单。 有对不良习气的警策。一段时间，张岂之感到学生们不甚关心时事，便提笔千言，苦口婆心：“一个学者如果不为民说真话、说实话，不了解现实情况，那是不好的。胸中要有全局，做学问才能有时代感。”针对一些博士论文贪大求全的不足，他多次写信告诫：“从次要问题中走出来，不要烦琐哲学，不要材料的堆积，需要的是对问题最本质、最主要的说明。” 有对立德为人的一再强调。社科研究清苦寂寞，动摇彷徨在所难免。“在人文科学方面真有成就的人，必定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直搞得遍体鳞伤，庶几有成。这一‘苦课’，对一生都会有用。”张岂之的谆谆良言，坚定了一颗颗年轻的心。 “先生人如其文，既循循善诱，又极为严格。他的批评可谓直截了当，针针见血，让我们油然而生一种进取心。”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感慨。 和教材、书信同样重要的，是课堂。即使在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日子里，张岂之也坚持开课；卸任之后，又欣然接受清华大学聘请，成为两所学府的双聘教授。从此，每学期为学生们贡献几场高水准的讲座，更成了他的自我要求。 “我的研究始终是和教学紧紧结合的。”他总结，“我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 5、倾情：对中华文化“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 “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这是恩师侯外庐的话语，张岂之常借用，因为道尽了心中感受。学道、守道、弘道，他陶醉于自己的“孔颜乐处”。吸引他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常品常新、永不消弭的思想魅力。 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和人生价值观，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艺术财富，“它所包含的客观真理及其普遍性，并不因为历史流逝而失去光辉”。 他梦想着，让更多人亲近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领略思想智慧隽永之美。为此，他甘愿花大量时间编写普及性读物，写一些学者“瞧不上眼”的“小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方思潮冲击，一股质疑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泛起。张岂之心急如焚。他精心组织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后记里，张岂之坦露心迹：“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张岂之至今记得书出版时的喜悦，“我从出版社取书出来，就像从医院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家一样。” 他的心血换来热切回应。此书数年间印刷十余次，还出了英文版。此后，《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一本本“小书”在他手中诞生。 今天，年过耄耋的他对中华文化的爱丝毫不减，反而鼓呼更勤。 他为中华传统文化概括出12个核心理念：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以民为本，仁者爱人，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日新月异，诚实守信，厚德载物，尊师重道，天下大同。每一个，都包含着对治现代病症的真理因子，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根本。 他把中华人文精神归纳为6点：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天人关系的探索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每一点，都浓缩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源流，在今天仍影响深远。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他深以为然。他坚信，我们拥有的是生命力旺盛的“活历史”，只要从多角度去研究它，就能够从中找到智慧。 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相比起自然生命，他更在乎学术生命的活力。只有在自己热爱的工作里，他才能感到“生命所赐予的不是负荷，而是一种只有‘人’才有的精神的昂扬”。 他望向窗外，一片春光。很快，又会是一个芳草葳蕤的季节。（本报记者 王斯敏） 人物名片 张岂之，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等研究，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担任马工程《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课题组及教育部马工程《中国思想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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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教育家的国家是产生不了好大学的

热度 7 lin602 2014-3-22 22:47

说起教育家，大家都认为是：蔡元培、陶行知、胡适等人。当然最早是孔子。 近期的中国，谁是教育家？ 大学的校长应该是教育专家，最好是教育家。他们对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了解教育理论与规律，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将高校的教育与科研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我在大学工作三十多年了，好象我还没有听说谁是知名的‘教育家’。如果你知道，能否告诉我。 中国的校长许多是‘科研专家’，他们做着专业方面的科研。 表面上看，他们双肩挑两不误，非常辛苦。其实上升到责任的高度：既做校长又做专业方面科研，是‘不务正业’！ 没有教育家的国家，是产生不了一流大学、一流学者、一流专业的。 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国家连这么一个基本道理都搞不明白，还想让中国科技教育世界一流，这不是笑话嘛。 我校教师QQ群上说着这样一件事：医生不是考核看病水平，而是看文章。 一位动手术不行但写文章行的医生，你愿意让他给你动手术吗？ 校长的职业不是做科研，而是管理，应该是一个教育与管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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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 - 伯乐奖

benlion 2013-10-9 08:50

建议，对教育、科技、产业管理学研究和实践做出突出贡献，授予伯乐奖。 一个勇于追求真实和敢于冒风险的科学开拓和企业精神，必然能够营造一个教育、媒体的创新文化环境，也能够建立一个法律和制度化的公平管理体制。 以理论主观论证事实，以公式硬套数据等，这是中古时代的形而上学，这是导致创造力扭曲的文化背景；然而，宗教改革是近现代欧洲的新教伦理精神，从而创建了科学与工业文明。 教育和研究的创新型体制建立，不必刻意追求诺贝尔奖的导向，科学家能发挥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诺贝尔奖将会水到渠成。诺贝尔奖确实代表了科学研究的关键重大成就。其实，任何学科、领域的成就，一般是跟从天性发展独自的才能和兴趣，人类文明进步是很多学科、领域探索的交响曲，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文化和体制整体效应，比如，哲学家、发明家辈出的环境，再如，贝尔实验室诞生 11 位诺贝尔奖，这个实验室的管理机制等。 实证科学的成就，之所以受人尊重，是因为客观和真实特征，其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然而，数学模型、实验技术和哲学思维是基础，或科学研究方法的构件，一个数学创造力强、技术发明发达和哲学思想奔放的社会环境，必然能够产生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决定一个科学家、艺术学和企业家成才，或塑造人生，关键时间有教育学一则说法：约 13 岁 -23 岁，可以回顾人生，是不是这个时期影响了自己一生的思维和行为。 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是自己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必须从自己出生与成长的时代和文化环境分析。这也是经常一追溯自己的思想来源，就得回到中学时代的原因，比如，中学老师说的光合作用与仿生工厂 - 可能是最早的细胞工厂说法吧。 可能，设立伯乐奖，对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更大，伯乐型、教育家型科学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很关键。 - （探索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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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纪念蒋硕民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热度 2 jiangxun 2013-6-12 08:32

作者： 李仲来 6月9日上午，学院召开纪念蒋硕民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蒋硕民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二级教授、数学教育家。 蒋先生于1913年3月11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北应城。中小学就读于上海，1928年夏从同济中学毕业，当时年仅15岁，随后，于当年秋天，前往世界数学的中心：德国哥根廷大学学习，导师为大数学家库朗教授。1933年，因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库朗教授被迫逃离德国。蒋先生改从雷立希教授为导师，并随之调往马堡大学。1935年，蒋先生获博士学位后回国，被聘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时年22岁。1937年7月后，蒋先生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叙永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地任教。1946─1947年，蒋硕民利用休假时间去美国进行访问。他谢绝了原导师库朗挽留他在纽约大学任教。1948─1954年蒋先生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数学系主任，解放后任教务长兼系主任。1954年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蒋先生于1987年1月离休，1992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本次纪念会由学院党委书记李仲来教授主持，院长保继光教授致词。学院分析、方程教研组离退休教师与学院在职教师,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王德谋教授, 校图书馆前馆长刘美老师, 蒋先生的家人代表共49人参加了座谈会。 背景材料： 1998年10月17日，数学系召开纪念傅种孙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2007年12月31日，出版《中国数学教育的先驱: 傅种孙教授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2008年01月12日，学院举行纪念汤璪真校长诞辰110周年暨汤噪真文集首发式。 2010年03月01日，学院召开纪念赵慈庚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2010年12月31日，出版《赵慈庚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2011年12月23日，学院召开纪念张禾瑞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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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素描-1：蔡元培，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热度 29 sqdai 2013-6-12 05:39

楔子 身处教育界，应该对古今教育家有所了解。说来惭愧，过去我对他们知之甚少，实在很不应该。近年来有点醒悟，茶后饭余，从书上和网上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一些搜集、分析。我的关注点是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理念，当然必须稍稍知道一些他们的生平行止。这里，就将我获得的资讯做一些白描式的勾画，作为跟大家一起学习的 “ 引子 ” ，至少可以省去各位朋友搜集资料的时间。 八年前，“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中国博客网站发布，得到广泛响应。我在 2009-11-08 的乐乎博文里提到了这一问卷调查，转载了相关新闻报道（参看参考资料 和链接 2 ）。无论从问题的设置、调查对象的选择和调查结果的分析看来，此次调查的可信度和准确度较好。海选结果，有十位老校长成了“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名列榜首，跟在他后面的依次为胡适、马寅初、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因此，就从蔡元培这位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写起吧！ 上回见到武际可学长时，他提及他有一篇关于蔡元培先生的博文，发布于前年年底，而且立即从所带的笔记本电脑里调出来让我瞄了一下，我回家后又细读了此文（见 ）。原来，他推介了蔡元培先生的四篇精彩文章，并给了一个前言。我这位学长博览群书，目光敏锐，而且历来一语中的，我完全赞同他在前言中的观点。关于蔡元培先生的记叙、评述极多，我以为写得最好、最有可信性的是参考资料 中的相关章节。至于蔡元培先生的较详细的生平事迹介绍，可参看从网上下载的材料（见链接 1 ，曾稍加编辑）。 成长背景 蔡元培（ 1867 ～ 1940 ）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山阴。父蔡光普，钱庄经理，英年早逝。自幼受其叔指导学文，后受名师指点。 21 岁中举， 24 岁出任上虞县志局总纂， 25 岁成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又补编修）。性恬淡，好读书，不求仕进。戊戍变法后，认定：想要改革社会，应从教育入手，遂弃官从教。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教习，爱国女子学校校长，中国教育会事务长。 1916 至 1920 年间任北大校长（余见链接 1 ）。 教育宗旨 蔡元培 先生明确地提出如下的教育宗旨： 1. 办大学要有正确的目标 。他在 1918 年的北大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 “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2. 造就身体强壮做事敏捷而又责任心的人才 。他在《怎样才配称作现代学生》一文中说：“现代学生应有狮子般的体力，猴子般的敏捷，骆驼般的任重。”这一名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大中小学的校园里广为传诵。 3. 给予军国民主义和世界注意的混合教育 。 1912 年他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以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应取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超轶政治之教育，应取世界观与美育主义，五者应同时并重，不可偏废。也就是说，他认为，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具有世界观的社会主义；而军国民主义为应付目前的需要。 4. 养成个性与群性互相调和的人格 。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应该脱离政党宗教而独立，同时并重个性与群性的发展。他说：“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相成；是今日之人格，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倚之说。言教育者慎之。” 教育实践 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者，蔡元培先生居功至伟。我们这里概要地综述他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业绩。 • 推行学制改革 • 蔡先生两次担任教育方面的公职：民国元年（ 1912 年）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民国十七年（ 1928 年）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兼科学院院长兼社科院院长），先后两次进行了全国的学制改革，后一次学制改革所建立的框架，基本上沿袭至今。对于大学，他认为应为专门学理之所，止须设文理两科，其余医工农法诸科设为分科学校（如工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偏于 “ 术 ” ，这种架构类似于解放后的前 30 年的仿苏体制；他主张沟通文理二科；在北大率先实行了选课制（时称 “ 选科制 ” ）和学分制（时称 “ 单位制 ” ）。 • 实行学生自治 • 他任北大校长后，主张并极力推行学生自治制，由学生会里组织自治会，准许学生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成立各种团体（如研究会、讲演会、杂志社、游艺社、体育队等），且可过问校政。他认为，学生自治有利于实现他的最后教育目的 —— 具有世界观之社会主义，锻炼学生工作能力，打破自治与被治界限，激发国民自治精神。至今，北大始终有那种与众不同的民主自由校风，率先倡导者，蔡元培先生也！ • 力主兼容并包 • 在用人方面，尤其是延聘讲授方面实施兼容并包主义。他在致林琴南函中说： “ 对于学说，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 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 ” 于是北大延聘了当时的 “ 国故 ” 和 “ 新潮 ” 两大派的教授，前者以刘师培、黄侃为领袖，后者由陈独秀、胡适举大旗，而 “ 新潮派 ” 中，陈独秀和胡适又分别主张共产主义和实用主义。各派各执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先生则兼容并包之，毫无左袒某派之嫌。 • 主张教授治校 • 在蔡先生主张教授有权公举校长和各科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他提议仿效德国制度，校长、学长每年更迭一次（此点似乎未完全实现）；教授派代表参加评议会（议决学校立法）、各门（即各学院）教授会（研究教务）、行政会（研究教务之外事项）和各种委员会（细致研究各种教学事务）。其中大部分主张在北大得到贯彻。 • 倡导学术活动 • 在蔡先生倡导下，北大校园各种研究会如雨后春笋，最有名的当推 “ 国故社 ” 和 “ 新潮社 ” ，各自开展活动，宣传自己的学说。此外还有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文学会、哲学会等等，分别组织自己的学术活动，师生研究学术之风盛行，北大的这种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延续至今。 • 破除官僚恶习 • 他呼吁破除从清华大学堂就开始有的官僚化制度，废除 “ 呈文制 ” ，反对文牍主义；学生对校政有建议权。力主在各类教职员工中实现平等。 • 注重学生道德 • 蔡先生强调学生要有道德，以为私德不修，必祸及社会，故令学生组织道德会，并以三六九 “ 戒 ” 为标准，分出甲乙丙三种会员，并公定罚章，选纠察员若干人监督执行。他还主张学生应 “ 工学并进 ” （相当于现在的半工半读），严格自律。因此，北大学风日趋纯净。 精辟名句 这里摘录蔡元培先生有关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精辟名句，从中可以体会他的上述教育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时下人们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些问题，这位教育界先驱早就有明确的主张了。 蔡元培 先生说： “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 “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 “ 现代学生应有狮子般的体力，猴子般的敏捷，骆驼般的任重。 ” “ 以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应取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超轶政治之教育，应取世界观与美育主义，五者应同时并重，不可偏废。 ” “ 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相成；是今日之人格，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倚之说。言教育者慎之。 ” “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 “ 对于学说，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 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 ” “ 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 “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 “ 我们既自认是人，尊重自己的人格，本无须他人代庖。 ” “ 文化进步的国家，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 “ 我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的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的都是。 …… 就要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 ” 彪炳史册 蔡元培 先生对我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举其要者，有： 1. 自蔡元培先生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 他的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 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本段从链接1中照录）。 参考资料： 1、 陈敏，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 www.XINHUANET.com ， 2005 年 07 月 08 日 14:03:49 来源：《南方周末》。 2、 武际可，看看蔡元培对教育是怎么说的，科学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72-523755.html ， 2011-12-30 。 3、 程俊英，中国大教育家，教育寻根丛书之四，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 4、 钟叔和、朱纯（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初稿： 2009 年 11 月 11 日晨 二稿： 2013 年 6 月 12 日晨 【链接 1 】 蔡元培生平 蔡元培 （ 1868~1940 ），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 汉族 ，原籍浙江 诸暨 ，民主主义革命家和 教育家 。数度赴德国和法国 留学 、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 封建 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 北京大学 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 “ 学界 泰斗 、人世楷模 ” 。他提出了 “ 五育 ”(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 ) 并举的教育方针和 “ 尚自然 ” 、 “ 展个性 ” 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 “ 美育的专题 ” 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 “ 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 ” 其 74 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生平 少年时曾在 绍兴 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 光绪 十五年 (1889) 举人 ， 1890 年会试 贡士 ，未 殿试 。 1892 年补殿试，为进士，授 翰林院 庶吉士， 1894 年补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争 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 1898 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1 年 7 月奔赴 上海 ，出任 南洋公学 教习。 1902 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 1904 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 光复会 ，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 1904 年赴 德意志帝国 留学。 民国元年 (1912) 任 南京临时政府 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6 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实行教授治校。 “ 五四 ” 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 1927 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1927 年 3 月 24 日 ，北伐军攻占南京，与当地外侨发生冲突。有看法认为是共产党着意挑衅所致（事实证明此说法无法成立）。蒋介石下令追查负责任者， 25 日，程潜指责为共产党员较多的第 2 、第 6 军所为。英美军舰以此为理由炮击南京，遂形国际冲突，是为 “ 南京事件 ” 。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在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举发 “ 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 ” 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 “ 非常紧急处置案 ” 。 1927 年 3 月 28 日 ，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 吴稚晖 提出发动 “ 护党救国 ” 运动。 4 月 2 日 ，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 李宗仁 、白崇禧、 黄绍竑 、 李济深 、 张静江 、吴稚晖、 李石曾 等人，在上海会 议中提出检举 “ 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 ” ，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 “ 清党原则 ” 及组 “ 清党委员会 ” ，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3 月 29 日 ，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 4 月 1 日 ，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蔡元培与蒋介石、吴稚晖、等向汪投诉中共问题。 “ 九 · 一八 ” 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 (1932) 与 宋庆龄 、 鲁迅 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1940 年 3 月 5 日 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 “ 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 周恩来 送挽联： “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 毛泽东 特发唁电： “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 “ 元培小学 ” 、 “ 元培中学 ” 以示纪念。遗著辑有《蔡元培全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有录。（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 蔡元培是 20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 “ 学年制 ” 改为 “ 学分制 ” ，实行 “ 选科制 ” ，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 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 他的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 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大事年表 1868 年 1 月 11 日 ：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1 年：同治辛未十年 4 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 年：光绪戊寅四年，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时蔡元培 11 岁，长兄元金 13 岁，小弟元坚 9 岁。 1879 年：光绪五年蔡元培 12 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0 年：光绪六年蔡元培 13 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 1884 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 17 岁时，考取秀才。 1885 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 18 岁时，设馆教书。 1889 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 22 岁时中举人。 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 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 23 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 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 25 岁时，经殿试进士及弟，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94 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 27 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 1898 年：戊戌二十四年，蔡元培 31 岁，当在朝廷上无法说服统治者革新图强之后，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六君子被害 , 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百日维新产物均遭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迫害。 1900 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 33 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之后两人关系转好，但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也就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 年：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 34 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 1901 年 9 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 年 1 月 1 日 ：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 年：蔡元培 35 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3 年：癸卯二十九年，蔡元培 36 岁时，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 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 1904 年：甲辰三十年 37 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 年：乙巳三十一年 38 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 年 5 月：丁未三十三年 40 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做教授唐绍仪 ( 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 )4 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 4 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 4 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 年 11 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 年 1 月 4 日 ：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领导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912 年 1 月 19 日 ：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1912 年 2 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1912 年 7 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 1913 年：民国二年蔡元培 46 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 年 6 月：民国四年，蔡元培 48 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 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 年 11 月 8 日 ：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 年 12 月 26 日 ：民国五年，蔡元培 49 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 年 1 月 9 日 ：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 “ 抱定宗旨 ” 置于首位。 1917 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 “ 新派 ” 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的办学方针，实行 “ 教授治校 ” 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 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 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 年 7 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 1917 年 7 月 3 日 ：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 年 10 月：民国六年，蔡元培 50 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 80 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 ( 理科酌量减少 ) ，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 40 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 年：他更明确地指出： “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1918 年 5 月 22 日 ：蔡元培为 “ 中日防敌军事协定 ” 这个破事，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 年 11 月 16 日 ：民国七年蔡元培 51 岁时， “ 一战 ” 刚结束 , 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 , 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 “ 认识劳工的价值 ” ，并喊出了 “ 劳工神圣 ” 的口号。 1919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 14 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 ( 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 ) ，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9 年 5 月 8 日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 5 月 8 日 提交了辞呈。并于 9 日悄然离京。 1919 年 5 月 13 日 ：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 5 月 13 日 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 年 6 月 15 日 ：民国八年蔡元培 52 岁时，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 “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 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 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 1920 年 2 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 3 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 年 5 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 8 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 1920 年年底：民国九年 , 蔡元培 53 岁时，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 (Herriot) ，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 (Lepine) 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著作目录 1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2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3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 蔡元培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4 蔡元培 先生全集 . 续编 ( 蔡元培著 )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1 5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上海书店 1984 6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 7 蔡元培语萃 ( 蔡元培著 ) ，华夏出版社 1993 8 蔡元培随想录：人生的启示 ( 蔡元培著 )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9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 ( 蔡元培著 )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10 蔡元培文集 ( 蔡元培著 ) ，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1 蔡元培选集 ( 蔡元培著 )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12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东方出版社 1996 13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 ( 蔡元培著 ) ，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4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 ( 张元济 / 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 香港 ) 有限公司 1992 1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 蔡元培 / 蒋维乔 / 庄俞著 ) ，商务印书馆 1987 16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 ( 蔡元培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17 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 ( 蔡元培著 ) ，三联书店 1990 18 蔡元培选集 ( 蔡元培著 ) ，中华书局 1959 19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 ( 蔡元培著 )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0 蔡元培全集 ( 蔡元培著 )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1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 蔡元培卷 ( 刘梦溪主编 )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2 蔡元培学术论著 ( 蔡元培 ,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3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101, 美育代宗教说 ( 娄子匡编 / 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3 24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121, 妖怪学讲义 ( 娄子匡编 / 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5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141, 中国伦理学史 ( 娄子匡编 / 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6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专号 .(2), 民族篇 ( 娄子匡主编 / 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6 27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 ( 蔡元培 / 张元济著 ) ，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80 28 蔡元培美育论集 ( 蔡元培 / 高平叔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29 蔡元培哲学论著 ( 蔡元培 / 高平叔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30 蔡元培美学文选 ( 蔡元培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31 蔡元培全集 ( 蔡元培著 / 高平叔编 ) ，中华书局 1984 32 蔡元培政治论著 ( 蔡元培 / 高平叔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33 石头记索隐 ( 蔡元培著 / 胡适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4 孑民自述 ( 蔡元培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35 蔡元培美学文选 ( 蔡元培著 ) ， 淑馨出版社 1989 36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 商务印书馆 1998 37 未能忘却的忆念：《宇宙风 · 自传之一章》《人间世 · 名人志》合集 ( 蔡元培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38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1999 39 蔡元培民族学论著 ( 蔡元培著 ) ，台湾中华书局 1962 40 蔡元培教育论集 ( 蔡元培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41 简易哲学纲要 ( 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1923 42 哲学要领 ( 科培尔著，蔡元培译 ) ，商务印书馆 1909 43 哲学大纲 ( 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1921 44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45 美术的起源：学术讲演录 ( 蔡元培著 ) 1914 46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1927 47 石头记索隐 ( 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1934 48 伦理学原理 ( 蔡元培编译 ) ，商务印书馆 1919 49 张菊生 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 胡适编辑 / 蔡元培 / 王云五编辑 ) ，商务印书馆 1937 50 蔡元培书信集 ( 蔡元培著 )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1 文明的呼唤 : 蔡元培文选 ( 蔡元培 , 著 / 聂振斌选注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52 大学精神 ：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论大学精神之经典文献 ( 蔡元培 / 胡适著 )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1 53 哲学大纲 ( 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1926 54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1928 55 现代教育思潮 ( 吴敬恒主编 / 蔡元培主编 / 王云五主编 ) ，商务印书馆 1931 5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 蔡元培 ,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 蔡元培著 ) ，良友图书公司 1945 58 蔡元培讲演集 ( 蔡元培 ,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59 王国维 蔡元培 鲁迅点评红楼梦 ( 王国维 , 著 / 蔡元培 , 著 / 鲁迅 , 著 ) ，团结出版社 2004 60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2004 61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6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 蔡元培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3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传世名言 “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 三次婚姻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 “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 3 次婚姻，这 3 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 性格不合 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 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 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 33 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 1902 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 “ 孔子 ” 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 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 4 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 4 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 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 相差 22 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 54 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 33 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 22 岁。 1923 年 7 月 10 日 ，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 ——— 《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 “ 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 。 1940 年 3 月 5 日 ，也就是离周峻 50 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突出贡献 蔡元培 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 “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 “ 学为学理，术为应用 ” ， “ 学为基本，术为枝叶 ” 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 “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 ” 刘晓钢 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 “ 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 ( 即艺术文 ) 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 蔡元培 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 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 .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 1997 年第 3 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 著名著作 百年老课文：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蔡元培）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 “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 ” 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 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1912 年 2 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 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它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 “ 今日所不能不采者 ” ，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 “ 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 “ 全国中特别之阶级 ” 的局面，就 “ 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 ” 。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 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 “ 教之以公民道德 ” 。 “ 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 由此可见， 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 “ 自由、平等、博爱 ” 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 “ 义、恕、仁 ” 。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 “ 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 ” ，并且 “ 必须以 “ 我 ” 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 ” ，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 “ 即弃捐其 “ 我 ” 而同化于外人 ” 。 5.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 ．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 “ 唯一的中坚任务 ” 的第一人。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 “ 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 ” 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 “ 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 ” ，人进入这种境界则 “ 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 ” ，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 “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 ” 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 “ 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 。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 “ 应特别注重 ” ，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 “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 ” 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 “ 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 。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 “ 不可名言 ” ，如果 “ 不得不强为之名 ” 则 “ 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 ” 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 “ 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 ” ，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 ．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早在 1912 年 5 月 16 日 ，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 “ 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 ” 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 1917 年 1 月 9 日 ，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 “ 诸 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 。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 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 。当时学生入学 “ 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 “ 著名腐败的总因 ” 。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 “ 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 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 “ 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 ” 。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 “ 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 ． 办学原则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 ．学科设置 —— 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 “ 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 ” 这一思想出发，主张 “ 要偏重文理两科 ” 。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 “ 学术分校 ” 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 “ 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 ” 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 “ 学 ” 与 “ 术 ” 可分为两个名词， “ 学 ” 为 “ 学理 ” ， “ 术 ” 为 “ 应用 ” 。文、理是 “ 学 ” ，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 “ 术 ” 。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 “ 沟通文理 ” 。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 1919 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 14 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 ． 教学制度 —— 选课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联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课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 “ 专己守残之偏见 ” ，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课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 同时，他还指出，选课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课精神，而不能行选课制。 5 ．行政管理 —— 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 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 “ 沟通文理 ” ，以及 “ 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 ” 等等 不肯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本文系蔡元培校长 1919 年 6 月手写的辞职声明。 （一） 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 。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 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 洪水猛兽 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 “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 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祭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8.htm 【链接 2 】陈敏：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 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 《南方周末》记者：陈敏 百年历史上，中国 “ 大学校长 ” 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近代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已因其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卓越贡献而垂诸史册，风范千秋；当代之马寅初、谢希德、江隆基等同样以其丰富的人性遗爱人间而一直为后世怀念。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成长一直抱有特殊关怀。 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痛苦；但同时也面临着太多的机遇和幸运。须知，一马平川从来不是成就历史人物的大舞台。只有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才蕴藏着创造历史的大机会。过去那些伟大的校长，没有一个是在顺境下、在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时代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要想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来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你站到了那样的位置上，你就肩负了那样的使命，你没有借口，你别无选择！ 但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了这点吗？他们准备好了吗？为此本报聚焦大学校长，追问大学校长，希望这种聚焦和这种追问，能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大学校长的成长。 “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 ” 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在关于中国大学校长的系列传闻不断翻新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对教育改革滞后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滞后的焦虑，均通过这次民意测评得到展现。 本次调查始于 6 月 8 日 ，止于 6 月 23 日 。共收集有效样本 3311 例，其中男性占 91.0% ，女性占 8.9% 。有 45.1% 的调查对象年龄在 21-25 岁之间， 68.4% 的调查对象年龄在 21-30 岁之间，平均年龄 28 岁。从学历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有大学就读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信度。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 69.87% 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 6.54% ，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 9.98% 。显然，这一公众形象定位，与其首先是一个教育家的角色有一定距离。 另外几组数据说明同样问题。虽然 “ 记得自己在校时的校长 ” 的比例偏高，达 77% ；欣赏和支持的比例却很低 —— 很欣赏很支持以及比较欣赏比较支持的两项相加不过 20.77% 。无所谓的达 33.3% ，不欣赏不支持的达 33.37% 。讨厌和反对的也有 12.57% 。对在校时的校长没态度和态度较对立的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堪忧。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被公众寄予特别的期望，是一点不奇怪的。对公众而言，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机构的管理者，他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换言之，他不仅负有世俗的责任，更负有超乎世俗之上的，纯粹文化的、精神的使命。他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 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特殊的气质。这样的逻辑在公众中早就约定俗成。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回答哪些素质对大学校长最重要时，有多达 62.53% 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人文素质。 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最被看重。用这把标尺来丈量，当下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偏低。人文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有其具体内涵。丰满的人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都应该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本要素。但调查表明，在这些方面，当下大学校长恰恰难于满足公众的期望。在受访者中，认为大学校长最欠缺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达 38.27% ；而认为大学校长已经具备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则不过 17.33% 。认为大学校长作风民主的只有 27.24% ；认为大学校长具备恻隐之心、关怀人尤其是关怀弱者的只有 22.57% 。 “ 大学校长是否了解中外教育大势 ” 这个选项的数据较为乐观，选择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超过半数，达 50.53% 。可见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相对而言，公众还是高度评价，认可度不俗。 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尽如人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公众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次调查的数据或许可做一些提示。在问及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时， 87.25%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个教育家， 76.42%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需要职业化。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成大学校长归位，即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 这个判断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切中中国大学的积弊的。只有从职业教育家的生涯中，只有从众多职业教育家充分的博弈中，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素养的大学校长，也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氛围的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敢不敢做的问题。身处最前沿的大学校长们敢不敢做、敢不敢突破体制围城，更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紧要之处。 ■ 最受推崇的校长 1. 蔡元培 2. 胡适 3. 马寅初 4. 梅贻琦 5. 苏步青 6. 茅以升 7. 蒋梦麟 8. 匡亚明 9. 李达 10. 吴玉章 www.XINHUANET.com 2005 年 07 月 08 日 14:03:49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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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已经逐步从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

热度 12 lin602 2013-6-6 21:29

今年全国699万大学生毕业，加上研究生，这个数字七百多万，不少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今天的雅虎新闻中一个主题：大学生的就业工资已经赶不上农民工工资了。 曾经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大学毕业就是‘白领’，以前的国家干部。 以前的大学生可珍贵了，不管好坏，都有单位要，有时候还抢着要。那时是卖方市场。现在呢，大学生要面试，要展示自己让单位录取，大学生就业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了。 现在的学生，只要愿意上大学，绝大多数都可以。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大学生不值钱也是自然的，供大于求嘛。 我们都记得，以前的国营企业，那是铁饭碗，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愁卖不掉，卖方市场，经过改革，经过大的变革与阵痛，现在企业是买方市场了。 现在的大学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全国所有办学资源已经超过所有学生人数，如果上大学没有就业与工作优势，加上不少人可能不愿意上大学，加上人口减少，大学已经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与现在的产品推销一样的境地。 许多大学可能会进入吃不饱的状态，有的大学可能要关门，或者转行。不少大学教师可能要象曾经的国营企业一样转岗甚至下岗。 八十年代曾经非常热的中专后来几乎没有了，大专也升为本科了，马上该轮到本科学校了。大学如果招不到学生，就不好转了，因为这是最后一阵地，后面就是没有退路的墙角。 你们现在看看不少大学的博士招生或研究生招生，已经出现了这状态。不少博导招不到博士生，有些研究生导师也招不到研究生，现在有的学校有的本科专业也招不满指标。 作为家长，作为学生，他们会逐步明白，有的大学是不能读的，有的专业读了是没有用的。 我相信，市场会催促大学的改革，有时候是洪流不可阻挡。但这个改革的阵痛是非常难受的。 现代企业需要企业家，现在教育需要教育家！现代教育需要‘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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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筱原一男（Kazuo Shinohara）

胡业生 2013-3-18 08:59

筱原一男（Kazuo Shinohara） 日本著名的建筑实践家和建筑教育家，曾任教于东京工业大学，日本一批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例如伊东丰雄，长谷川逸子，都曾师从筱原一男。筱原一男是当时最受人关注的住宅建筑家，他试图把日本传统空间的原型通过抽象的手法融入到现代建筑中去。 1925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1953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后留校任教，1987年后在东京工业大学任教授。 编辑本段 作品与思想 筱原一男是一位风格多变的建筑师，他的早期作品颇具“日本特色”，他由对传统住宅的热衷而创造出一种有象征性的空间，其特色不是通过单个形状来表现，而是通过空间组成部分的更为基本的形式来表现的，这些空间组成部分产生于符号实体的精细刻画，1966年建成的白色住宅中的独立式柱便是一例。这种符号形式的表现是在70年代为更加抽象和几何化的风格所取代。在此变化过程中，筱原设计的建筑已大多失去了“日本味”，成为单纯的“立方体”和“分裂体”的组合。“未完成的住宅”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乌哈那住宅是筱原一男的另一个转折点，他将更为现实主义和更深层的表现方法运用于该建筑中，住宅的形式对筱原既是一个横梁，锚点错综复杂的日本农宅，又是一片“丛林”。筱原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可形容为一种不协调的组合，他玄奥地称之为“野生的状态”,“空间机器”。在他手中，形态，材料和空间恢复到一种原始的状态，从而也因此增加了强度，建筑在此状态下能够变成一部扭曲空间和暴露真实性格的机器。“野生机器”的思想为筱原在80年代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除了粗犷的，原始的品质外，80年代筱原的建筑中开始呈现一种轻质的，二维的特性，制造空中漂浮物的兴趣也变得十分浓厚。筱原借用“耗散结构”的理论，以“进步的混乱”为他此时的”第二机器”的特征进行阐释。他认为东京便具备了混乱的，无秩序的美，在看来杂乱无章的城市状况下，无数的碎片在飘动，形成高层次的有序性，今天的任务不是在城市中建构各种元素，而是要创造元素外表的断片和离散体。东京工业大学百年纪念馆是上述思想的最好表述。 筱原称他的新作F-14战斗机的整合，是对西方关于美的，秩序化的城市构成思想的反叛。他的目标是将建筑转化为一种暴力的机器，他为每一分离的元素赋予一个清晰的功能，然后将他们统合在一起。这个高技术的”机器”处在校园的入口处，不是为着顺应而是要超越城市的能量核销门外的活力。远远看去一个倒置的，闪闪发光的半圆柱体穿透了一个平行六面体，像是空中的漂浮物。显然筱原的这种设计方法归结于对超技术的迷恋，他认为环境和装置以及他们间的关系中存在有可怕的超技术，就像F-14战斗机和阿波罗登月飞船中所具有的那样。 House in Uehara,1976 Kazuo Shinohara 筱原一男 46-2, Uehara 2-chome, Shibuya-ku： This house is located in a density built area of Tokyo. As the owners often work at home, and they needed storage. The shelves made of steel plates also serve as structure. Total Area: 100 m2. 在市中心的住宅密集区建造的私人住宅。作为一个主人经常在家的私人住宅，需要有储藏室。钢制的结构同时可作为书架。建筑面积一百平方米。

个人分类: 他山之石|238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的大学是人类历史上的笑话

热度 4 wzpwlsbio 2013-3-1 10:18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中国的大学是人类历史上的笑话 http://seq.cn/11612-1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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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阳：执著的女子师范教育家齐璧亭

kexuechuanbo 2013-2-21 20:19

执著的女子师范教育家——齐璧亭 (2012-09-07 14:51:43) 转载 ▼ 标签： 家政系 师范学校校长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 女子教育 家政教育 西北联大 分类： 《天下》2012年 文/李海阳 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这些学校不一样，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并不是整建制地迁往西北的。日本占领天津后，河北女师学院的院长齐壁亭先生，带着少数师生，辗转到西北，加入西北联大，其中家政系的迁入最为完整。河北女师学院在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上地位很高，齐璧亭在此校开办的家政学系，便是西北联大家政系的基础。 1 齐璧亭，号国樑，1884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津县（今属山东省）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其父齐俊元是当地一位开明士绅，鼓励儿孙们接受新式教育。齐璧亭的母亲谢氏为齐俊元继娶，聪明、能干，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好手。两人共生有五个儿子，没有女儿，齐璧亭是长子。齐俊元身体不好，除进行一些公益活动外，常年卧床休息，看看书而已，家中一切事务完全落到了谢氏一个人身上，她不但把家庭治理的井井有条，而且使五个儿子都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由于齐璧亭母亲的行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封建传统观念在这个家庭中产生了动摇，也为日后齐璧亭毕生从事妇女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7年，齐璧亭由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入北洋大学堂师范科学习。1909年，北洋大学堂选派齐璧亭等五人赴日本留学深造，就读于著名的广岛高等师范学校。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学习上要争取好成绩，饮食上又不习惯，长久如此得上了终生难愈的胃病，只得靠喝咖啡来振作精神，从此，每日必喝咖啡，成了他终生的习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齐璧亭从日本回国参加革命，并在宁津、广千、保定等地任教；1914年再度赴日本完成学业。1915年，齐璧亭结束了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在日本大学的学习，使他亲眼看到了日本师范教育的特点，同时，日本女子教育中崇尚实用的特点，及从欧美国家，主要是从美国学来的家政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设置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萌生了在中国兴办家政学科的念头，这后来一直成为他办学的特点之一。 2 1916年，齐璧亭接替张伯苓，就任位于天津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此校最早可追溯至1904年吕碧城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吕碧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被誉为在中国文学史上继李清照之后最优秀的女词人，还是《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只用优雅的文言文写作，又是革命女杰秋瑾的好朋友，著名翻译家严复的忘年交，精通英文，曾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还曾把佛经翻译成英文，是中国动物保护运动第一人，还曾到上海经商，积累一笔财富，后又游历欧美八、九年，写了大批关于欧美的报导，最后皈依佛门。她1904年担任北洋女子公学的总教习（教务长），当时只有21岁，两年后，升任监督（校长）。她的办学理念非常超前，主张妇女解放，在校一干就是七、八年，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使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等都曾聆听过吕碧城授课。 学校几经易名，1913年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改归省立，其后，规模不断扩大，除原有的附属小学外，又增添了附属女子中学与附属蒙养园（幼儿园）。在这一段时间，继傅增湘之后，校长也屡易其人，直至1916年又改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齐璧亭任校长。 齐璧亭是当时我国中等师范学校校长中，第一位且仅有的一位具有国外学历和学衔的校长。他启用赞成妇女解放、提倡妇女走出家门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马千里先生协助他主持校务，还聘请了一批思想新、学问好、责任心强、提倡男女平等、赞成妇女解放的教师充实到学校各级教师队伍中去，并根据每位教师所长，重新安排了课程内容。以国文课为例，过去的教学只重视古典文学，特别是古代女性诗词的讲授，而今加强了新文学著作的选读，并给教师以自由空间，根据本人所长自选教材、自编讲义。如1926年入学的校友王振华女士在回忆她在女师上学的情况时曾说：“在顾随（顾羡季）先生班上，初中三年的国文课程是以讲授鲁迅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苏俄及其他外国作品为主的，并印发了大量讲义供同学课外阅读。”她还回忆说：“1926年在北洋军阀褚玉璞统治时期，在校中学生要奉令读《四书》、《五经》，北伐革命之后，国民党也如法炮制，但女师在教材上并不严格规定，老师教学很自由。”王振华虽回忆的是20年代后半期情况，但女师早期情况也相差无几。理科方面，学校的实验设备一应俱全，化学试验用品每人一份，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柜子用来装试验用品，生物实验室四壁都是标本和挂图，显微镜每二人一架。课程除在课堂上由教师演示外，还安排学生亲自试验，每周两小时，连在一起以利操作。动物课还让学生进行解剖，如解剖青蛙、鸽子、兔子、鱼等，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初中音乐课程除教授中外名曲及乐理外，还经常让同学欣赏各种器乐演奏与中外唱片，用以提高音乐修养，同时也很注意民歌、民谣的教唱与欣赏；高中时期重点是乐器的训练，先是风琴，继而钢琴，还有提琴、琵琶等，设有专门的练琴室。美术课程包括国画、油画、水彩画、粉笔画等。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及努力程度不同，掌握的程度也就不尽一样，但课程要求必须掌握基本素描和图案，以便将来工作应用。体育课教学从体操、国术直至田径、球类都有专门课程设置，专门场地练习。为满足当时同学中要求滑冰、骑自行车的要求，女师设有专门的冰场、旱冰场、自行车场，备有一定数量的冰鞋、旱冰鞋。高中三年级还设有小学体育教材编写与教学方法课，每位同学都要独立编写一部分儿童体操与儿童舞蹈的教材，并进行实习。在天津运动会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涌现出不少运动高手。 学生们的课外生活也很丰富，经常举办各种展览和比赛活动。就讲演而言，女师十分重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因为这是当好教师的一项重要基本功，不但平时注意对学生锻炼与培养，而且通过经常性的讲演比赛进一步鼓励她们。这对于早期大多数没有当众讲话习惯、见生人说话就脸红的青年女学生尤为必要，这种演讲训练为大多数学生一经毕业就能成功走上讲台，开口讲课，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齐璧亭的管理下，女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学生平日有事出门要经过批准，每日晚饭后到晚自习前，可到街上去散散步，但出门必须在门口翻牌，回校后再把牌子翻过来，传达室有所有学生的牌子，一看牌子的正反，就知道那个学生在不在。上课时不准会客，下课后会客要到会客室，客人来找只能在会客室等候，绝不准进入学生宿舍，如有人违反制度，超假不归或在外留宿，就要受到纪律处分。民国初年，各地都办起了一些女子中学，除了公立的以外，教会办的和私人办的也不少。齐璧亭管理的女师和其他女校相比，校风朴实，在人们的心目中印象不错，当时天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某某女塾的少奶奶，某某女校的阔小姐，第一女师的女仆。” 齐璧亭认为师范、中学要实行分科教育。师范造就小学教师，中学培养普通人才。小学教师分任各科，师范分科必然；但中学学生之天才不同，兴趣各异，且大学招生分科，社会职业繁多。所以，在师范、中学有相当分科素养较为适宜。鉴于此，师范、中学除设普通学科外，要特分文、理、艺三科，略增特殊科目，以示区别。学生各就其性之所近，分别学习，以发展其特长，结果教育至为优良，形成特色。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以培养河北省地区各县及天津市的小学教师为主。师范班为六年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毕业后分配至河北省及天津市的小学任教。后来根据需要，又增加了幼儿师范班和乡村师范班，学制三年，毕业后分配至幼儿园或农村初级小学工作。如打算毕业后深造投考高等院校，需先在小学任教两年后，才得报考。如同其他师范学校学生一样，凡属河北省及天津市籍的学生免交食宿费，毕业后由教育厅统一分配工作。外省籍的学生则实行交费上学制，但毕业后升学则不受限制。20世纪20年代前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已跃居享誉全国的著名女校，加之对本省市学生实行公费制，每年报考的人数很多，一般来说，录取率为百分之十，同时，毕业生中也人才辈出，涌现了刘清扬、郭隆贞、张若茗、邓颖超、许广平等妇女领袖。1920年，北京大学初次招收女生，报名者来自全国各地，只录取了9名，其中2名女师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批河北省的三个女性名额，也全部为女师学生包揽。1928年，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改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人数达350人，共有各类学科201学时。 至1936年，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共陆续设有家政、国文、史地、英文、教育、生物、理化、数学、音乐、体育、图画等11个系、23个班级。面向全国招生，学生经常保持在350人左右，连同它所属的师范部、师中部、小学部、幼稚园部，共有在校生1826人，是全国同等院校中规模最大的，约超出普通女子师范院校经费五六倍之多。发展至此，女师学院从小到大、从单一层次办学到多重层次办学，都展示着齐璧亭的理念。 3 把国外新兴的家政学科介绍到中国，开设专门课程，培养新型的女性师资和兼顾家庭的合格主妇是齐璧亭在日本留学以来的夙愿。在他看来，办好女学的关键是要牢固树立起男女平等的信念，要求政府与社会拿出与办男学同等的紧迫感来兴办女学，并在这一前提下，针对女性特点办好女子教育。这是他与吕碧城理念的衔接并更具体化的体现，吕碧城提出了要兴办女子教育，他则具体分析：“男女之身心必各殊，其天职亦异，故教育宜于男子者未必宜于女子。同一知能往往在男子为切要，在女子为迂远必也。察其特性，审其天职，因物付物，然后可收改良之结果。”他认为我国教育应将女子教育与提高全民素质结合起来，与妇女解放结合起来，要重视女子智、德、体三育之全面发展，通过女子教育培养女性人才，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任务，由使国家前途无量。在这种教育理念中所开设的家政学，不同于如今开设的“淑女班”、“礼仪课”式的女子教育，是重于使女子独立、自尊、自爱、自强之思想的课程，很具现实意义。 1917年，齐璧亭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正式设置了家事专修科，并开始招生。家政学在国内是首创，齐璧亭特地从日本聘请东京高等师范家事科毕业生佐竹、加滕两位女士任教，为解决学生不懂日文、教师不会中文的矛盾，齐璧亭在任校长的同中还亲任课堂及课外辅导翻译。 20世纪20年代后，我国的教育制度开始从学习日本的经验转向学习欧美，37岁的齐璧亭向教育厅请假，暂离女师于1921年赴美深造，先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系本科学习，一年后，齐璧亭以优秀成绩完成学业，获取学士学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又获硕士学位。在美期间，齐璧亭特地考察了美国学校中的家政学科，亲眼目睹日、美“家事教育之发达，及其女子能力之伟大”。在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后，他本拟继续读博士学位，但女师急需他回校任职。回津后，他进一步发展家政学，将新理念投入到办学中，想像美国那样设置专门的家政学系或学院。回国当年，便向省教育厅申请，由于时局不稳、经济困难而没有实现。 1928年夏，时局趋于平定。教育厅有设立省立大学的考虑，齐璧亭又提出申请，要求成立河北省立家政艺术学院。因省内中等女子学校师资缺乏，省政府遂决定在原来的女师校内增设大学级别的女子师范学院，其中设置家政、国文两系，面向全国招生，仍任命齐璧亭为院长。从申请办院经费到各系建立直至教师聘请、招收学生等，齐璧亭无不事事躬亲。同年，学院正式招收了家政、国文系学生各一班，9月10日开始上课，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正式成立。1930年，鉴于在同一个学校内分设师范学院与师范学校，院校并立，给行政带来不便，经教育厅批准，将院校合并，总称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家政为学院的一个系。 齐璧亭为努力办好女师学院家政系，专门聘请了留美归来的家政学专家孙家玉主持女师学院的家政系，请他任系主任，以及王非曼、程孙之淑等专任教授，参照国外标准结合我国有用的经验制定教学规划，安排课程，凡有关于家政方面的研究，如教育、心理、管理、经济、化学、物理、营养、烹饪、看护、织染、园艺、音美等，课程无所不备。除了理论外，还注重实际操作，进行各种实习，学院在宽敞明亮的科学馆内建起了先进的化学及营养分析实验室，还专门辟有为烹调用的中、西餐大厨房，以及家庭管理实习用的“家宅”。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是我国最早建立家政系的院校之一，除此之外，大概只有教会办的北京的燕京大学和南京的金陵大学等少数几所院校有家政系，女子师院的家政学科声誉大著，成为国内培养有关家政师资的重要基地，毕业生服务各地，成绩斐然。（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家政系，本刊《谈谈西北联大及现今的的家政系》一文中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言。） 4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中断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学院校舍毁于日军炮火中，学校器物被掠，损失中外图书57000余册、中文期刊210种，院务陷于停顿。同年8月，私立耀华中学和圣功中学将女师学院附属师范部和中学部学生分别收容；附属小学部学生商洽于志达小学继续上课；唯学院本部学生在租借地各私立高校没有相应系科，无法安置。经齐璧亭申请，教育部同意女师学院用中英庚子赔款补助办学，并与西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合并，共同组建西安临时大学。齐璧亭率女师学院部分师生西迁西安，家政系整编迁入西安临大的教育学院，并维持独立建系，其他各系学生分别转入西安临时大学各系，无使失学。1938年西安临大迁至陕南城固，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同年，齐璧亭被选为“国大”代表，同年由师范学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会后加入国民党。1939年，西北联大进行重组，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此期间，齐璧亭任家政系主任，他不是校务委员会的委员，家政系能保持不坠，实在是齐璧亭努力奋斗的结果。为了在西北地区办好家政系，齐璧亭一面在城固和兰州举办家事教育实验区，一面捐出个人的薪资，作为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女校家事教育的设备费，解决资金拮据的问题，他还得到了教育部特批的中英文化教育基金的资助，并多次被邀请到四川省讲授家政学，推进了大后方的家政教育。 1940年4月，民国政府下令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再迁甘肃兰州，学校在兰州十里店选址建校，采取兰州招收一届新生，城固毕业一届老生的办法，逐步将学校迁至兰州。1941年4月成立29人组成的兰州分校建校筹备委员会，齐璧亭任兰州分校主任。1944年11月，城固分校撤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往兰州办学。 5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北省教育厅派女师学院原庶务主任李荫珂为接收员，接收天津女师学院的校产。为恢复学校，齐璧亭不辞劳苦奔波陕渝各地。1946年1月，李荫珂为女师学院复员筹备主任，负责复校事宜，齐璧亭也由兰州返回天津主持院务。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在天津市北区天津路原址复校，院长仍为齐璧亭。当年9、10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修葺完毕，附属中学、幼儿园、小学和学院本部先后开学上课。当时，女师学院的校训是“勤朴、奋勉、和婉、敬信”，学生们评价：齐院长的含蓄是女师之所以充实丰富、不尚浮华、不慕虚荣的校风之所由来。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邀请齐璧亭南下办学，遭到他的严辞拒绝，他留下来坚持任女师学院院长直到1949年我国独立女学停办。从1929年到1949年，学院培养了不少教育方面的人才，特别是齐璧亭最关心的家政系，二十年来培养出了不少幼教和营养学方面的人才，在国家机关和华北各地区大单位幼儿园的负责人和幼教专家，不少人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毕业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各大医院营养室的负责人和专家，也大多数是女师学院家政系毕业的。 解放之后，齐璧亭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工作，并及时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曾被选为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人大代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北省分部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等。1956年，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于1968年11月29日病逝于天津，后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0年，河北省委、省政府为其举行了追悼会，对其一生的功绩予以肯定和褒扬。 6 齐璧亭任女师校长、女师学院院长达30余年，是国内同类院校中任期最长的院校长，可以说他的生活经历和这个学校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为办好女师，他曾一再谢绝省教育厅聘他为副厅长的任命。他“爱校如家”或者说是“爱校胜过爱家”，自从到女师工作的那一天起，只要不是出差或出国留学，他无论春夏秋冬，下雨刮风，每天都按时到校上班，除春节休息几天拜年外，他没有寒暑假和星期日。在生活上，齐璧亭也十分俭朴，每天早餐桌上的两杯咖啡就算是奢侈品了，夏天是一身白夏布长大褂、布鞋，冬天是长袍马褂。为解决学校经费少（教育厅经常拖欠经费）、学校购书难的矛盾，他把从国外带回的大批书籍，先是放在院长办公室供师生借阅，后来便全部捐赠给了女师图书馆。对员工及同学中经济上有困难的无不有求必应，慷慨相助。在西北办学期间，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家人没有同去，没有任何家庭负担，每月除吃饭和必要的生活费外，他把工薪全部都捐了出来。 齐璧亭的家庭生活也是围绕着他的教育事业转的。他不到20岁时便由父母做主结了婚，夫人名傅玉珊，出身于宁津县农村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婚后生有一子，便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早年齐璧亭在外求学的时候，母子俩便住在宁津县城内，齐璧亭经常来信鼓励傅玉珊读书识字。1916年，齐璧亭任女师校长后，夫妻两人便到天津与齐父齐俊元同住。傅玉珊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聪明能干，料理家务很在行，在齐璧亭影响下也很关心教育事业，识大体、顾大局，凡是齐璧亭做的事情她都热心相助。每当齐璧亭的教育费用紧张时，傅玉珊总是自觉地带着儿子齐思和回到宁津县老家暂住，等情况好转后再回天津。抗日战争爆发，齐璧亭丢下一家老小，带领女师学院师生到了大后方。傅玉珊在天津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苦苦支撑，从未向任何人伸手要过一分钱，喊过一声苦，反而还尽力帮助亲友渡过难关，这种日子直到八年抗战胜利，齐璧亭归来，全家团聚为止。 重视女子教育也是齐璧亭治家的原则，家族中的女性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儿子齐思和他的夫人王秀华也是女师的毕业生，后又考入家政系继续学习。女师的教育、特别是家政系的教育对她影响很深，又直接应用到齐璧亭的孙辈身上。齐思和与王秀华有子女6人，6人中有5人是北大本科毕业，其中3人又是研究生毕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女师教育之成功。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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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快乐的人生

yzmhit 2013-1-1 19:39

某天在图书馆找书，无意间看见一本书名字叫《快乐的人生》，我看这本书是这个书名吸引了我。翻开这本书看见作者叫戴尔·卡耐基，他是誉满全球的美国公关学家和杰出的教育家。慢慢的我走进了这本书，发现这本书会成为人生的导师。 《快乐的人生》这本书一共分为六章，里面戴尔·卡耐基用简单明了的理论和生动活泼的事例，详细分析了人的性格，和如何寻找快乐的人生。 看完这本书我就觉的应该改变自己，学用快乐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因为快乐与否是自己的选择。作者写到：“如果思想是快乐的，我们当然就是快乐的”，这时我就在想我们会说这个世界如何如何的不公平，说了很多可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改变不了怎么办，就像作者说的那样改变思想，改变不了过去却可以把握现在。我不能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改变心情；我要微笑面对人生，如果我思想上就是失败，那我就会注定失败。反过来 如果我思想是积极的，那么我就成功了一半 。原来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这个道理让我深信不疑，更加决定要让自己每时每刻都要这样。这是我读《快乐的人生》受益最突出的一点；书中还告诉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本色， 一个人要集他人所有的优点于一身，是愚蠢的、荒谬的行为。作者用事例告诉我们不要模仿别人，我们要找到自己本身。 生活中总有些不容易和困难让我们去面对，遇见困难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改变，而不是等待灭亡。人生的意义是否快乐不是用金钱来衡量，而是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我想这才是一种智慧。因为失败锻炼了我们，让我们精神更强大。卡耐基说过：“能征服精神的人，强过能攻城占地”。当我们心情不好、失落时去看看这本书相信它会带给你不同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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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武大原校长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

redtree 2012-12-10 09:52

武大原校长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 http://www.netbig.com 2012年12月07日 15:25 南方周末 致敬辞 担任武汉大学( 主页 )校长期间，刘道玉大力倡导自由开放校风，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领风气之先；卸职之后，他矢志不渝探索理想教育，抨击教育积弊，呼唤创造性人才培养，言论振聋发聩。他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刘道玉年度汉字：创 我选“创”。在汉语字典中，含有“创”的词汇很多，例如创造、创新、创世纪、创造精神等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的历史，人类今天享受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创造的成果。 我们国家2012年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都是创造的成果，第一艘航空母舰制造试航是创造，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在运行轨道对接是创造，蛟龙号深海探到7000米也是创造；我们的奥运冠军林丹、徐莉佳也是创造者，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创造。中国太需要创造，太需要梦了，我们应当把创造和梦结合起来，以梦带创造，以创造来实现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创新不止，创造万岁。 在武汉大学( 主页 )的校园里散步时，老校长刘道玉依然会被许多年轻的学生认出来。虽然他卸任校长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这位“永远的校长”留下的武大改革故事，却在一代代学生中口耳相传。 刘道玉是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的第二位大学校长（第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 主页 )前校长江平），2012年11月17日“中国梦致敬盛典”那天，刘道玉还差一周就是80岁生日了，作家莫言托好友、翻译家许金龙送来一幅“打油诗”：“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八十正当年，百岁众人期。” 11月24日，刘道玉在武汉的80岁生日正日子，大家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老校长却又将它变成了一次为教育改革呼喊的机会。在这场以“创造教育”为主题的论坛上，他介绍了自己设计的创新体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1980年代主政武大期间，他是改革实践的拓荒牛；离开校长职位后，他就成了为中国教育改革昼夜啼叫的杜鹃鸟。 校长没有部长权大，但可以做事 南方周末：你的教育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根的？ 刘道玉：我在中学时代读过一本书，叫做《炸药大王诺贝尔的故事》，那时我就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但是在32岁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副教务长，39岁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就意味着我失去了化学家的舞台——化学实验室。 这时我的想法就在转变，从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转化为培养更多的发明创造人才。所以我研究创造教育，通过创造教育能培养更多的学生成为发明家，这比我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意义更大。 南方周末：在武汉大学任职期间，你曾被借调至教育部工作，出任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司长。但你在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坚决要求回到武大，为什么不愿意在教育部继续工作？ 刘道玉：当时很多人也感到很惋惜，我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综合司司长时才45岁，被认为是年轻有为，提拔副部长指日可待。但我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平生也留下了一个志愿，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京官——天子脚下难做事，你走快了，说你冒进；走慢了，说你保守。所以自古就有“京官难当”的说法。 当校长当然没有当部长、省长权力大，但是我可以扎扎实实地做一番我想做的事业。 南方周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留在教育部当上部长，甚至做到更高层，那就可以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有没有这个可能？ 刘道玉：的确有人质疑我：你要当了教育部长，就有更大的舞台，能够领导全国教育改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在中国的现实中是不行的。就算我当上了教育部长，也不可能放开手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改革。 南方周末：所以还不如在一个大学里面，好好地把这个大学给改好？ 刘道玉：对。为什么在一个大学能够做一些改革的尝试，而在全国不行呢？这就是管理学上的“空隙理论”，在两个圆圈的交汇处有个空白，这个空白就是你的创业机会。我正是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圆圈”之间找到了这样一所大学，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成就了我的改革理想。 自由是教育的灵魂 南方周末：在武大任职的7年多时间里，你做得最令自己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刘道玉：第一件事就是贯彻了我的自由教育理念，营造了武汉大学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自由是教育的灵魂。我那个时候允许学生不上课，允许学生自由选专业，允许学生跳级，允许学生留长发，穿喇叭裤，允许跳交谊舞，谈恋爱。很多学校晚上十点钟要把电闸拉掉，学生统一作息——都大学生了，干嘛还统一关电？学生有的喜欢早睡，有的喜欢晚睡，统一关灯的结果是那些夜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我不同意统一关灯，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 当时有清华大学( 主页 )、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 主页 )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真自由。连北京大学( 主页 )的几个院士都要调到武大工作。 第二件事，我创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导师制、转学制等等，这些制度，至今还没有人超越，也被别的学校所效仿。 另外，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始终抓本科教学不放松。为什么？因为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大量要走向社会的人才，如果本科教育抓不好，我们为社会提供的就是不合格的产品，甚至是废品。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中心任务，也是短板，用多大的力气来抓都不为过， 可是，我们的重点大学不重视本科教学，有几个大师、几个院士教本科课程的？这就是所谓的“教学是支出，科学研究是收入”。去年云南大学( 主页 )有一个副教授说，我才不会去全心全意地搞教学，那样是“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说这种话的人是个别的，但是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在大学里是普遍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教育质量是提不高的。 南方周末：反过来，有没有失败的教训？ 刘道玉：我最大的失败和损失，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及省委的关系。我的个性太强，观点太强硬，缺乏灵活性，缺乏策略和变通方法。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你说有校长敢对上司这样吗？我跟省委书记也曾拍过桌子。 我的这些性格可能是导致我在校长这个职位上不能持久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个人被免职是小事，因为我本来不想当官，免职了，我没有任何遗憾，无官一身轻。但是，武汉大学热火朝天的改革事业，也戛然而止，很可惜。 南方周末：你曾在上级领导面前说教育战线是最保守的？ 刘道玉：是的。我跟他说：教育是最保守的一个战线，有的官员不学习，不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举手一投足皆出错。当然我这话都说得很绝对，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说话就要说得明明白白，不像有些人说话爱拐弯抹角。 发展≠改革 南方周末：离开武大校长的职位后，你又进行了其他的教育改革尝试。 刘道玉：我办过一个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六年，想要推行创造教育，因为创造教育要从幼儿开始，这是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共同得出的研究结论。有人不理解一个大学校长为何要去办一个中小学，但我是把这所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 六年的实验，确实获得了丰收。可惜，投资人最初骗我说，他赚了很多钱要投资教育，我信了，结果他是利用教育，空手套白狼赚钱，到了最后入不敷出，学校被迫关门了。这使我很成功的改革实践又戛然而止了，当然令我痛心。 南方周末：没有了施展理念的舞台，你就专心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了。 刘道玉：我没有舞台了，就大量写文章，从理论上研究，发现教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见解。我出版过一本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最近新修订，改名为《拓荒与呐喊》。我说我在任就是一头拓荒牛，埋头耕耘开拓；被免职以后，我没有舞台了，就变成一只杜鹃鸟，昼夜地啼叫呐喊。 南方周末：你在教育研究工作中自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刘道玉：我正在写《理想大学》这本书，它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我最想留给后世的一本书。这本书会反映我对未来教育的理想。 未来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设计了一个教育仓储模式。就像仓储超市一样，那里应有尽有，顾客可以任意挑选，不受任何限制。我想未来的学生进入这个教育超市，就是自由选购。我们的领导者就是组织这个仓储超市的各种资源，规定仓储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教师是这个超级教育超市的导购。这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会把这个教育仓储超市详细地加以描述。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近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成果？ 刘道玉：应该说我们的教育有发展，办学的条件有提高，教育经费有很大的增长，硬件设备有很大的改善。这是这二十多年教育发展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 但这是发展，还不是真正的改革。改革和发展不是一个概念。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条件的改善；而改革是质的改变。有位教育界的领导曾说，我们国家的“两基”达标率都超过95%，就是教育改革成功的表现，这就混淆了改革和发展的界限。 另外，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学学制是四年，八个学期。第八个学期，绝大多数大学都不上课了。我1980年代当校长时，第八个学期，不到7月15日，拿不到毕业证。现在是3月份就“放羊”了，美其名曰是去找工作。你说怎么能保证质量呢？用产业上的话，就是偷工减料。所以行家们认为，现在的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本科毕业生，现在的本科生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生。 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你看看报纸上，我们校长们、教授们，一天到晚就在赞颂现在教育的大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成就，这就是看问题不同。17世纪法国有一个画家，叫夏尔丹，他说了一句话，观察事物是重要的，观察事物的角度同样重要。对同样一个事情，对同样一个现象，看法的不同，得到的是迥然不同的结论。 改革者的意义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想过，回顾这一辈子，如果没有选择教育，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状态？ 刘道玉：当然想过。如果我没有回武汉大学，而是在留苏回国之后接受周总理的建议进入军事科学院，那么我会成为一名将军。如果我没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而是在学校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工作，我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化学家。 我这一生，离不开一个苦字，从小在农村受苦，读大学又是十年寒窗苦读，被历史推到大学岗位上，又是埋头苦干。我的书房虽然不大，但还有个书斋的名称，叫“寒宬斋”。寒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宬，就是藏书的房子。书房当然是要藏书的，但是我这里用这个“宬”字，别有一番用意——它反映了人的成功道路，你要想成，就必须掀掉头上的盖子。 南方周末：你曾说自己这一辈子“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被免除了校长职务。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所提的很多教育改革建议是不是也“超前”了？ 刘道玉：我自认为是一个超前的人，认知也超前，思想超前。现在很多校长54岁才正式出任，而我就已经被免职了。 我觉得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刘道玉与易中天对谈 易中天：1982年也就是30年前，我第一次上你家里去，那时候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是家里非常简陋和狭窄，只有两房一厅。我很奇怪校长为什么住得这么差。您说：只要武汉大学教师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我刘道玉绝不住大房子。您当年住在那样的陋室里有中国梦吗？ 刘道玉：我心中一直有梦，我被任命为校长是48岁。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氛围非常浓厚，我赶上了那个好时代。我记得胡耀邦同志有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坚决响应胡耀邦的号召，尽心实践教育改革。 改革从哪里开始？我认为：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因此我改革的起步，就是营造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 易中天：您认为，我们的教育、学术怎样才能自由？ 刘道玉：关键问题是解放思想，尊敬学生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自由、人格，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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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是教育家吗？

hcrm 2012-11-16 09:50

卡尔·马克思 （ KarlHeinrichMarx ）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全世界也享有盛誉， 1999年 还被 英国广播公司（BBC）评选 为 “千年第一思想家”， 紧随其后的是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们都是犹太人。 卡尔·马克思 一生获得的荣誉，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如 全世界 无产阶级 的伟大导师、 科学社会主义 的创始人 ； 伟大的政治家、 哲学家 、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 我们不得而知，他本人会如何看待这些赞誉？ 卡尔·马克思 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近、现代世界的影响可谓深远。因而，这两个“大胡子”都有“导师”之誉。我们知道，在 高等学校或研究 机构，导师是 指导他人学习、进修或撰写学术论文的教师或科研人员。 那么， 卡尔·马克思 是教育家吗？ 首先，关于教育的释义，东西方是有所不同的： 在中国，“教育” 始见于《 孟子 · 尽心上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二乐也；得天下 英才 而教育之，三乐也。”《 说文解字 》解释 为：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而将二者合一， 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 了 。 在西方，“ 教育 ” 源于 拉丁文 educate ， 本义为“引出”或“导出”， 意 即 通过一定 手段 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 综合比较，我们古人强调的是“外在教化”，而西方着重于“内在引导”，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站在“教化”的角度， 卡尔·马克思 是位政治家和哲学家，同“革命导师”比较贴近；如就“引导”来说， 卡尔·马克思 无疑是位“大教育家”，使我们从内到外都发生了变化。 其次，关于教育的内涵，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的教育 ， 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 身心发展 的 社会实践 活动 ； 狭义的教育 ， 主要指 学校教育 ，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有 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 综合分析，广义上来说， 卡尔·马克思 对近、现代人类身心的影响是无以复加的；而狭义上讲， 卡尔·马克思 只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培养过具体的研究生，不过，却有许多人以他的学生自居，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情况表明， 卡尔·马克思 更倾向于“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类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人民教师的基本释义，当然，它本身带有特定时代的印痕。 我之所以选择 卡尔·马克思 作为教育家的研究对象，显然想探究的不仅仅是其于他人的影响力，他本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引导”又是怎样的呢？这也是我在思考与探索的，毕竟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说有所作为的犹太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卡尔·马克思 的人生之路，似乎同他的家族有一定关联，如他 的祖父洛宾·列维（RabbinMarcLevy）是一名 犹太人 律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 （ 后改名亨利希·马克思） 则是一位律师，与社会学有着渊源关系。 卡尔·马克思 本人一生都在致力于学习和研究社会关系，他 18岁后 从波恩大学 转学到 柏林大学 学习法律， 尽管 他大部分的学习焦点摆在 哲学 上 ；他著名的代表作《资本论》，又何尝不是论述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卡尔·马克思 曾经受过怎样的教育？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影响着人类教育？这些都值得我们作更加深入地探讨，因为他是老师的老师，是一位绝无仅有的导师，他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和生活。 201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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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教师节的由来

热度 1 JRoy 2012-9-10 20:40

公历9月10日，是我国的教师节。1931年，教育家邰爽秋、程其保等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发表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并议定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不久，国民党政府先是同意6月6日为教师节，后又将教师节改为8月27日（孔子生日）。 教师节的由来 1985年9月10日，全国的教师们迎来自己第一个教师节。 18年前，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诞生了。从此以后，每年的教师节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尊师重教成为了一种美德。 今年教师节前夕，我们走访了85岁高龄为教师节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方明先生，让他谈谈教师节的由来。 教师节的建立用了5年时间 谈起教师节的由来，方老说：“事情最早要从一份提案说起……” 1981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 案由：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 提案人：徐伯昕 吴贻芳 史念海 李霁野 张明养 叶至善 徐楚波 郑效洵 马力可 霍懋征 葛志成 方 明 巫宝三 张景宁 叶圣陶 雷洁琼 柯 灵(注：原件签名顺序) 理由：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尊师问题，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 该提案被全国政协编为第170号提案。 政协审查的意见如下：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 在提案人中，叶圣陶是民进中央第三任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雷洁琼是民进中央第四任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伯昕、吴贻芳、葛志成、叶至善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张明养、柯灵、方明曾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而方明又是提案的主要发起人及撰稿人。 方老接着告诉我们，其实，解放前也有教师节，是每年的6月6日。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极其低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1980年起，全国教育工会开展“庆教龄”、“五讲四美，为人师表”等一系列尊师重教活动，提高了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像提案中指出的那样，“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所闻。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的思想也还不普遍。”要真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应该在新中国建立教师节，让教师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于是，在1981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方明和民进的16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这份提案。 为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方明征求过谢冰心、叶圣陶等民进老前辈的意见。冰心先生建议定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建议定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新学年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习仲勋书记接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方明和教育部张承先副部长一起向习仲勋提出建立教师节的事，习仲勋问解放前有无教师节，方明告之6月6日是解放前的教师节，并介绍了1949年6月6日陈毅同志参加上海解放后庆祝教师节的情况。习仲勋听后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起来写报告请示中央。 1982年4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联合，由张承先和方明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中央书记处，报告中并建议以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为教师节。 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全国政协审查的意见如下：“建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研究办理。”同年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政协一次会议方明等同志的提案，同意恢复教师节。1983年12月，由教育部何东昌部长和方明共同签发的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送中央宣传部。 1984年10月，万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对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的请示圈阅。1984年12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并报国务院。报告中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进行了研究，建议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在新学年开始，新生一入学，即开展尊师活动。……如中央和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建立‘教师节’，我们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 1985年1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从1981年到1985年，教师节的建立前前后后经历5个年头。方明激动地说，“要办成一件事还真不容易啊！” 教师法的诞生 方明不但为教师节的建立奔走，还为教师法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酝酿、提出、调研、民进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到颁布，方老告诉我们：“前前后后经历10个年头。” 80年代曾一度出现教师外流的情况，成为当时普教事业发展潜在的危机。1984年，全国教育工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全国政协教育组联合对此进行调查。通过调研，一致认为，必须立法，依法治校，用法律保障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从根本上稳定教师队伍。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组的2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尽早制定“教师法”案》。提案中写道：“建立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关系到四化建设和国家兴衰，涉及到千家万户和子孙后代的大事。但长期以来，没有把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放到应有的战略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关键。……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以适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应尽早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1986年初，方明收到广东石人嶂钨矿中学教师朱源星寄来的《教师法》设想稿，这是真正来自群众的第一个《教师法》文稿。在此基础上，全国教育工会草拟了《教师法》初稿，并将草案和有关资料分送给民进中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负责同志。之后，全国教育工会和上述四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联合起草小组，方明任组长。 1986年4月，在调查研究，约请教育专家、优秀教师座谈的基础上，由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梅克执笔，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草案(一稿)。通过全国教育工会和民进中央两个渠道，组织了约有一万人参加的讨论。广大教师对此事非常关心，纷纷献计献策，并寄予厚望。起草小组又写出草案的二稿、三稿、四稿。 1987年，中国教育工会在青岛召开《教师法》研讨会。同年，国家教委在南京召开《教师法》研讨会。联合小组均派人参加会议。 为使《教师法》尽快出台，1988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大会上，方明和民进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葛志成联名作了“制定《教师法》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的发言。发言指出：“根据两年来就起草《教师法》与广大教师的接触和思考，我们深深感到，必须通过立法，把教师的权利、义务、资格、待遇、培养和进修、考核和奖惩等等肯定下来，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建立一支合格的而稳定的教师队伍。” 方明呼吁，必须正视当前出现的“教师危机”，加强制定《教师法》的紧迫感。教师危机，实际是教育危机，民族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制定教师法的目的，既要规范教师，激励他们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提高教育质量。又要规范社会，使全社会重视教育，尊重和支持教师的工作，保证教师的合法权益，把提高教师的待遇，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纳入依法办事的轨道。 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终于颁布。对于此，方明难忘地说：“许多同志，包括起草的、研究的、组织工作的，以至数以万计参加讨论的都为教师法的诞生出了一份力。至于我们的贡献是很微薄的，不过我们是努力的、真诚的。教师法作为国家的一部重要法律，主要是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教委的工作成果。” 听着方老真诚谦虚的话语，我们感慨很多。言谈中方老说，他非常赞赏陶行知先生的这两段格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方老是这样做了，他为教师谋权益，惟独没想他自己。 方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1917年出生，江苏无锡县人。1935年春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是上海教师运动地下党的负责人。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0年担任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世界工联产业——教育工会国际(FISE)副主席。50年代至“文革”前，方明年年率教师团出访，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并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1964年方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78年起，方明连续担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第七届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方明1979年担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分党组书记。现在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中国教师节的演变 1931年5月，教育家、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程其保等发起，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 “8·27”教师节。 193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以中国教育家孔子的诞辰8月27日为教师节。 “5·1”教师节。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将教师节与"五一"国际劳动节合并一起。 　 “9·10”教师节。 1985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并决定9月10日为我国的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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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由教育家办学可以兑现吗？

热度 11 Majorite 2012-9-10 07:47

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由教育家办学可以兑现吗？ 温家宝说：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倡导教育家办学。 现任总理任期将满，总理这话能兑现吗？何时才能实行。 这年头，公民不再仅满足于政府领导说什么，关键在看是他们承诺的东西何时实现。实际上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由教育家办学似乎是世界各国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东西，但是在中国那样官本位十足的国家里，光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对教育发展就一定有利吗？取消了学校行政级别之后，大学的空间是否更会被挤压？如何才能出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为什么北洋时代还能出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经济已经发达的今天倒没有教育家了。由教育部和上级政府能任命出教育家吗？北京大学现任的周校长是教育家吗？网上说他是。构建社会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没有理顺，重大问题得不到解决，教育家就千呼万唤出不来，大学就不独立，思想就不自由，行政就欺压学术。主管科教的中央领导和教育部长早就说过对学术造假零容忍，结果呢？事实依然寒心，造假人照样做院士、照样做18大党代表，照样升官发财。为了所谓的政绩，无人管学术界的弄虚作假、骗奖蒙钱就会猖獗，人才的逆淘汰就会长期流行，真正人才就培养不出来，何谈知识创新？何谈科技兴国？ 现在就任由教育家办学？果真如此，国之幸、民族之幸！ 温家宝：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倡导教育家办学 2012年09月10日02:19 新京报 　　原标题：温家宝：“择校热”形成新的不公平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全国教师工作暨“两基”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择校热”等突出问题，形成了新的不公平，要加快解决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问题。 　　 教育资源 　　 配置不均衡问题较突出 　　温家宝表示，我们基本解决了“有学上”问题，但更大的挑战是“上好学”。今后要适应人民群众接受更好教育的新期盼，把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质量、促进均衡发展上来，加快实现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孩子。这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 　　要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作为初始的学校教育和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教育公平最重要的领域。衡量义务教育公平性的主要标志，就是均衡发展。当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即使在同一区域的不同学校之间，师资力量、基础设施、教学设施等资源配置的差距也很悬殊，由此出现“择校热”等突出问题，形成了新的不公平，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意见很大。加快解决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问题，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教育改革 　　 要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 　　温家宝表示，要深入推进教育改革。一要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行依法办学、民主管理和监督，增强学校办学自主权。二要倡导教育家办学。不但大学应由教育家来办，中小学也应由教育家来办。要改变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管理和办学模式。三要完善升学考试制度。四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教师队伍 　　 实施教师定期注册制度 　　温家宝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要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发展标准体系，规范教师和各级各类校长的任职资格，严格准入制度。全面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 　　改革完善教师管理制度。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研究完善教师编制标准。中小学教师的编制要逐步实行城乡统一标准。严禁挤占、挪用教师编制。 　　考试制度不改革，应试教育就很难破除。改革总的方向是，在保证公平公正这个根本前提下，全面考核学生的学业水平和整体素质，并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机会，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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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家不是“承诺”出来的

张显峰 2012-9-4 13:27

《中国教育报》最近搞了一个“聚会”，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五所高校的校长聚在一个版上谈“怎样才能当好大学校长”。读后有一个感觉：这不太像是几位教育家的对话，官话、套话、空话多于真话，更像是一群官员在学习领导的报告。 倒是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的一句话，对我有一丝触动。他说，校长是大学逐梦的领跑者，他不一定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他的首要角色一定是能够领导大学科学发展的懂政治的教育家。 当下中国缺乏职业教育家，大学大抵是由两种人当家：官员和专家。官员当校长，自然喜欢“政治挂帅”，头戴副部级、厅局级的乌纱帽，除了讲“拥护”“贯彻”之类的“八股”调调，对教育的事情不懂行也不上心。专家当校长倒是不一定有那么多虚头巴脑的事，但很多人放不下名利诱惑，还想报项目、评院士、拿大奖，结果没精力也没心思考虑学校发展的大问题。 当然也有一种现象，有些官员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成了“专家”，有的专家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官气十足。你很难说，是大学的气场重新塑造了某些官员，还是官本位的文化改造了这些专家。但显而易见的是，很少有人真正用心去研究“怎样才能当好大学校长”。 耶鲁大学第 22 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并被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之一。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期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唯一的一本专著——《大学工作》。在 “ 序言 ” 中他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他领导下的耶鲁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地位，想来不必我赘述吧。 我们缺少这样“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的教育家。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不久前教育部对在京 24 所直属高校近 3 年学校领导班子专题讨论本科教学和校领导听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不理想。有的高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一年中从来没有专题研究过本科教学工作，有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一年一次课也没有听过。假如让我们的校长写一本《大学工作》，不知他们会怎样写？ 当然，我们的大学校长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他们上任伊始，均以个人名义“承诺”任期内不申报项目、不评选院士。这让媒体和舆论大感惊艳——因为环顾我们四周，有这般追求的大学校长实在不多。甚至有大学中人惋叹：“大学校长不做科研太可惜。”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勉为其难。职业教育家不是“承诺”出来的。与其让学者心怀遗憾去当校长，不如让真正懂教育的人通过科学的程序走上校长岗位，让有学术能力和成就的人继续他们喜欢的科学研究。靠一两个大学校长的个人垂范，出不了职业教育家，应该有好的制度让他们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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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

热度 2 liuyongjing 2012-8-28 19:3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3771-261432.html 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刘道玉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前武汉大学校长 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说:“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都看到了，就是教育领导当局看不到。这验证了一句古谚:“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愿为教育领导当局解谜，希望他们听进些逆耳忠言，并付诸整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合并，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大操大办的序幕。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远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改善。到2007年，大学生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 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一次高速大发展或大破坏之后，一般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这符合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可是，近20年的高等教育一直以火箭的速度上升，从没有进行过调整或整顿，根本谈不上巩固和提高。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极而言之，自学考试已成为“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学方式自古就有，但是把它正式作为获取大学文凭的制度，是从1978年后才开始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时大学生毛入学率很低，全国平均只有1．4%，不少省市还低于1%。扩大招生，又受到校舍等教学资源的掣肘。于是，自学考试被当作统一高考之外，另一条获得大专文凭的渠道 自学考试于1981年开始试点，1983年全面推广，直至发展到被称为中国的“第一考”。三十年来，累计4800万人参考，850万人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无可否认，在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考试满足了很多人求学的愿望，其中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它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 但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非昔比，全国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不少省市已达到高教普及阶段，广东省2009年将达到78%。有鉴于此，我认为高等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取消这种制度，具体原因有三:一是自2006年开始，自学考试连年减少，逐渐出现了萎缩现象。二是自学考试仍然沿袭了普通学历教育，助长了唯学历论，除具有学历统计的意义外，并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们技术和能力的目的。而且，许多人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完全不搭界，什么容易就拿什么文凭，造成了某些文凭泛滥。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舞弊现象严重，文凭水分很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自学考试是“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总之，取消自学考试制度，是整肃高等教育学风的需要，是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官员和老板考博拿学位，一路绿灯 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这是世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通则，直到1980年代末，我国也依然恪守着这个宗旨。 到了1990年代初，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鉴于我国在职研究生太滥，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1至2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至出现了烹饪博士。目前，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等，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不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和打攻坚战，用高薪挖院士而获得的。有的甚至请省市的领导出面公关。一旦获得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就大肆宣传，开庆祝大会，奖励有关人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学也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点几乎覆盖了大学的所有专业。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学位授予点进行整顿，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所，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 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独立学院名不副实，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 1995年民办四川电影艺术进修学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四川师范大学电影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二级学院或独立学院。到2008年5月，全国共有独立学院326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 一般来说，办二级学院的大多都是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甚至有的重点大学办了两所二级学院。其实，无论是叫二级学院或是独立学院，都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吧，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而绝非像教育部负责人所说的“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大学的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重点大学决不能做这种降格以求的事，必须尽快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 成人教育发源于英国，它是适应英国的产业革命需要而诞生的，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英国被誉为“继续教育之乡”，对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成人教育始于20世纪初，以成人简易识字为对象。近一个世纪，虽然形式不断变化，基本上还是体现了成人的特点。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但并没以成人为教育对象。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然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体现的是“文凭至上”。因此，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既干扰了重点大学的职能，又没有履行成人教育真正的职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进行整顿或调整。具体做法是，把现在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与大学脱钩，通过调整和合并，按地区或省市建立若干所独立的成人职业学院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这类学院不能担负普通大学学历教育，只能进行职业或职业更新再培训的教育。这绝非普通大学的教师所能胜任，设置职业性的专业，要由具有真正职业专长的内行担任教师，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六、停止大学办分校 办分校，往往是商业炒作，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 1960年代，在备战的形势下，不少大学都办了分校，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国外某些大学也有分校，但它们都完全独立，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分校。 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在全国建七八个。顾名思义，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要有研究实验室，配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承担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某些大学在各地建立的研究院是什么货色？据我所知，是依托各地的校友会挂个研究院的牌子，基本上是培训和卖文凭赚钱，或者就是学校的接待站。这种做法，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八、实行教授定编制 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 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碍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19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画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衔头，不下真功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这方面，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有鉴于此，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实行首席教授制或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近传闻，教育部准备取消教授职称，实行教师13等级制。这并不能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只不过是以级别代替职称而已。同时，教授职称已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取消教授职称不利于国际交流。在1950年代，大学里的一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了，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官本位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九、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虽然公开学术造假是个别的，但学风浮躁和浮夸却很普遍，至于“假项目”、“假论证”、“造假论文”、答辩走过场更常见了。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呢？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出版社和学报，任何人都可以出书，有多少有价值？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因此，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这有利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大少爷作风流行，谁都配车，装修一味向公司老板看齐，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我国大学2500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现在，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应当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抓住了这些方面，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带动各方面的整顿。要巩固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准，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排除万难，把整顿工作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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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观---叶圣陶

zjzhang 2012-8-22 19:32

⑴生平简介： 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作家。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语文教育部主任等职。 ⑵师德观： ①核心即情感教育，尊重教育。他认为教师应该尊重学生，与学生平等相处，这是 “ 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 ” ；提倡 “ 爱的教育方式 ” ，即所谓情感教育。 ②他认为应该 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要培养学生成为健全的公民 。 ③他人为，教师的教育工作可分为 “ 言教 ” 和 “ 身教 ” 两个方面， 与 “ 言教 ” 相比， “ 身教 ” 更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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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观---陶行知

zjzhang 2012-8-22 19:31

⑴生平简介： 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他毕生致力于大众教育和乡村教育事业。他一生都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信条 “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 。 ⑵师德观： ①陶行知提倡民主教育，十分强调教师民主素质的培养。他号召教师 “ 和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争取真正民主的实现 ” 。他认为教师要实现民主教育，就要首先进行自我教育，树立民主作风。他主张教师应树立远大的理想，要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全部力量。他指出教师的理想和 使命是 “ 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与后代 ” 。 ②他认为教师应该把教育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主张 生活即教育 。 ③在师生关系问题上，他主张 “ 教学相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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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观---韩愈

zjzhang 2012-8-22 19:28

⑴生平简介 ：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师说》集中反映了他的师德修养的观点。 ⑵师德观： ①教师的任务： ----- 传道 ，即儒家仁义之道； 授业 ，讲授儒家经传与古文； 解惑 ，解答学生在学习道和业过程中提出的疑难问题。 ②求师标准： ---- 学有所成，合乎儒术可以为师。他提出 “ 圣人无常师 ” ， “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 的求师标准。 ③师生关系： ---- 可以互相为师，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说： “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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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观---孔子

热度 1 zjzhang 2012-8-22 19:24

⑴生平简介 ： 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伟大的也是世界公认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孔子还是创办私学、开创私人讲学之风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尊称为教师鼻祖，其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 ⑵师德观 ： ①学而不厌，不耻下问。 --- 达到 “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 的境界；他认为谦虚是教师应具备的一种美德，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②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 善于从学生实际出发，根据学生个性特点来进行育；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人，他主张： “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 ③热爱学生、有教无类。 --- 孔子认为热爱学生，爱护学生是教师必备的素质，教育学生不应该存在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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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孩子的老师是回报最丰，感觉最美好的事情

duke01361 2012-8-3 13:31

给自己孩子做老师是回报最丰，感觉最美好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必顾虑他/她给你的“评教”成绩，你可以和他/她尽情地交流，更可以尽情品味来自他/她迅速成长所带来的欣喜和快乐！ 你还可以在教学活动收获到他/她对你最纯真的爱！，当然，你也可以对他/她尽情地表达你至深的爱... 因此，我觉得作为教师所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只有在用于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时后才会收获最大，才会使人感觉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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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应有所作为

热度 1 wyc 2012-7-31 19:57

汪育才 2012-7-31 10:59 大学校长最可贵的品质是有所作为！ 最糟糕的头头是无作为。 著名教育家、大学校长朱九思先生 有言，大学之领导，您是一个有为之人，还是平庸之辈，或是一个昏愦之徒， 您必须作出选择，并且要有庄严的承诺。（大意如此。朱九思在北京的一次对大学校长与书记的隆重开学典礼上的报告） 恩格斯也说过，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向每一位有所有为的大学校长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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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师大新校长董奇致敬！

热度 6 lipingren 2012-7-10 10:08

向北师大新校长董奇致敬！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7/266737.shtm 这是继去年湖南大学校长发出宣言以来，又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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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讣告：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谷超豪院士逝世 享年87岁

热度 3 bhwangustc 2012-6-24 16:23

讣 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非线性科学中心主任谷超豪教授逝世 谷超豪先生永垂不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非线性科学中心全体成员敬挽 以下转载自 复旦大学新闻网：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谷超豪院士逝世 享年 87 岁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优秀盟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数学科学学院教授谷超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6月24日凌晨1时08分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 谷超豪，男，1926年5月出生，浙江温州人。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3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获科学博士学位。历任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谷超豪院士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他师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院士，致力于数学研究事业，治学严谨、成果丰硕、影响广泛，在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及数学物理等数学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国际同行高度赞誉，始终走在国际数学研究的最前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他撰有《数学物理方程》等多部专著，研究成果“规范场数学结构”、“非线性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经典规范场”分别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2010年1月，谷超豪院士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为谷超豪院士颁发奖励证书。2010年2月，他致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上海数学中心，推动上海及全国数学学科发展的设想。胡锦涛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2012年5月，上海数学中心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正式揭牌奠基。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谷超豪院士一直辛勤耕耘在教育工作的第一线，长期为学生讲授数学基础课，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年轻人，培养了包括李大潜院士在内的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数学人才。曾获得第一届“上海市科技功臣”称号和第二届“上海市教育功臣”称号。2009年8月，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编号为171448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谷超豪星”，作为对这位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的褒奖。 1 2 3 以下转载自凤凰网： 谷超豪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谷超豪论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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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医学教育家徐威廉教授

gangchengcai 2012-5-12 19:59

今天组织学生去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在成教学院门前等学生时，恰巧遇到我一直想拜见的医学教育家徐威廉教授。我想上前与他打招呼，因为看他和其他老朋友打招呼就没再打扰他。我见他独自前行，遂走出几步紧随着徐老，我上前和徐老打招呼。之所以我一直想拜见他，源于一本书集《追梦求索集》，书中记述了徐老一生的学术思想以及徐老的个人简历，无意间读到“我出生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易州”时，眼前不禁一亮，我们是老乡啊，能为当地有这么一位医学名家引以为傲。走上前，我简介了一番，徐老非常高兴。一路上我们交谈，他询问了家乡目前的发展情况，然后给我讲述他当年在家乡的生活，还问我县城北边那个黑山头现在还在不在，畅谈当年他在家乡考入全国著名中学潞河中学（北京大学前身）的学习生活情况。徐老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总共讲过6门课，卫生学、社会医学、微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拉丁语等，培养了很多学生，现如今桃李满天下，学生中既有卫生部的官员、也有医大副校长、纪委书记，还有现北大、南开、协和等知名教授。他回顾了他来医大面临毕业时本想投身战场第一线，保卫祖国，但哈医大建国后第一位老校长季钟朴校长亲自要求他留校并筹办卫生系，也成为卫生系的第一个助教。他思想前瞻，首先在我国提出“生物—医学—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根据其思想倡议建立医学伦理学，生物信息学、医学心理学等专业，并倡导三个医学分会，并受到当时卫生部长钱先忠和陈敏章的接见并探讨医学教育的发展。他积极奔走疾呼，将医学由普通教育提升到重本教育，率先提倡七年制医学学制。现在看看如今医学的教育体系、模式及教育理念，很多做法都镌刻着徐老的思想。他勉励我要好好学习，一定要把英语、文学和人际关系搞好，做到博广结合，注重团队协作能力。徐老鼓励我今后加强文学修养，还主动向我约稿。今天很幸运遇到这位虽退休但一辈子仍忘不了他的学生的老教授，充满热情与鼓励的言语使我倍感激励，八十多高龄仍孜孜不倦的灌输为人、为师、为学的思想，实在令我感动。今天收获很大！谢谢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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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学生活（2）——时代发展趋势：科学人文交融(报告笔记)

热度 1 qiuwl2012 2012-4-16 16:21

昨天上午在浙江图书馆有幸听了著名教育家、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叔子的学术报告《时代发展趋势：科学人文交融》，真是受益匪浅！大师的旁征博引、风趣的话语，引起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杨老的报告主要分四个部分（现场笔记，由于 PPT 翻页较快，记录不够全面、详细）： 一、科学人文交融 时代发展趋势 约翰 . 奈斯比特《高科技 . 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 : 科学改变人本身——利弊 科技的发展——社会和谐？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发展持续？ 人性的思索——我们是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实现？ 科学：客观世界 符合规律 What why how 求真 工具理性 人文：精神世界 终极关怀 应该是什么？应该为什么？应该如何做？归为：应该是什么？ 求善 价值理性（公平） 真为善奠基，善为真导向 二、人文为人之本 科学立世之基 人文文化的重要性：“为人之本，文明之基” 1 ．决定着民族存亡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连横：《台南》 罗素的讲法 季羡林 李玉和 演讲 杨振宁 2000.4 弘扬民族文化 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关系到国家强弱 三因素：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民族凝聚力 ↓ 对人文文化的认同 孔子：足食、足兵、民信 3. 关系到社会进退（持续发展） 孔子：“善人为邦百年 亦可胜残去啥矣！” 4. 决定着人格高低 ①人格②法纪观念③政治方向 5. 关系到涵养深浅 张良《留侯论》：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也。 贾谊《贾谊论》：忘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6. 关系到思维智愚 斯佩里 : 左、右脑 春山茂雄：过人脑、祖先脑 人文文化的作用： ①陶冶情感 升华精神境界 纯洁人性 ②活跃思维 挖掘创新潜力 启迪灵性 科学文化：“立世之基，文明之源” 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东方科学文化复兴 西方文化问题：科目细分 科学文化多大作用：①认知世界②缜密思维 三、同源共生互同 互异互补同求 同源于实践 共生于人脑 生产于反映 高于反映 人文科学的交融 1. 承认客观世界 2. 提炼客观实际的本质 漫画家 拓扑学“特征不变量” 神似而非形似 3. 追索客观实际的规律 《岳阳楼记》 政治论文 风景描述论文 诊断学术论文：①测取信号②提取特征③作出诊断 对象：迁客骚人 案例：古仁人 测取信号：览物之情 辈 喜 提取特征：以物喜，以己悲 作出诊断：对比、异乎古仁人 诊断自己 : “微斯人，吾谁与归？” 科学，与人文相通 1. 体现精神世界的感悟 2. 体现精神世界的多样性 3. 满足精神世界的追求 科学、人文功能各异 科学、人文形态各异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科学，有人文互补 人文，有科学互补 知识 : “公理” 知识 : 客观存在一元；价值判断，多元 思维：直觉、灵性、感悟 思维：逻辑、层次条理、起承转合 方法：体验 方法：实证 原则：求善 原则：求真 人文对科学：互动，贯穿科学始终。科学对人文：互动，亦是如此。科学人文，求同。人文科学，同求。 分裂的危险：科学人文分裂 假命题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分裂 真命题 教育：授业、解惑、传道 四、科学人文交融 全面提高素质 1. 形成正确人生追求→求真、求善、务实 2. 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础→科学 + 人文 3. 形成优秀的思维品质↗正确 + 原创 ↘逻辑 + 直觉 4. 形成有效的工作方法→严谨有序 + 宽松活泼 5. 形成对外的和谐关系→差异 + 和谐 6. 形成对内的健康状态→生理健康 + 心理健康 身心和谐、健康 精神不运则愚，血脉不运则病 和而创新 身需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科学→人道 人文→人道 两者交融→天人合一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核心：人才 基础：教育 科学人文交融→高度的人性和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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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等不该登此地

z09shiyu 2012-3-29 08:44

诸多的知名科学家，诸多的社会教育家，诸多的祖国精英... 在这片沃土上耕耘，撰写文字，抒发情怀，嫣然一副美丽的图景，而我等只是小小学生，激扬文字之热情已灰飞烟灭，苟延残喘地在此地徘徊，做着地道的过客而频频观赏着美其名曰的“ScienceNet”,如今身居何处，敢问路在何方？在偌大的空间里，看到的却是不想看到的，听到的是不想听到的：什么跳楼，什么残杀，什么物价，什么房子，什么金奖，什么院士...“什么”都是华丽的外衣，“什么”都是利益的扭结。何处是吾乡，给我安静和吉祥，给我清新的空气，远离尘埃，远离喧嚣，让吾沉浸于自然的音符，赏着梅花和秋菊，听着杜鹃和燕子，读着我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写着123与xyz，从今往后，我将不再于此地留下痕迹，除非我反悔了近期的人生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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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大学校长要站在一流学术对立面吗

gewenqin1520 2012-3-1 21:09

去年底和今年初，教育部首次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要从高校顶层拉开“十二五”期间高校深化改革的序幕，其引发教育界内外的关注也自在情理之中。加之去年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上任后所做的“两不承诺”（不申报课题，不带研究生），更将有关大学校长的工作重心、领导职责和评价体系的讨论推向高潮。 对于校长的定位，来自高校与教育界的一些主流的声音大致有三个观点：即大学校长不必是一流学者、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和大学校长应该致力于治校，进而达到职业化的程度。这三个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三个问题：大学校长是如何产生的，即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校长？校长是否是教育家？以及应该如何评价校长，或者说校长能否职业化？从中不难看出，这三方面的问题其实都与“学问”二字有关。 针对上述观点以及涉及到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为此特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在高校中，一位学问不突出的学者有无可能、有无资格当选大学校长？在众多关于何人有资格担任大学校长的讨论中，不少来自高校的学者认为，对于校长，不能要求其在学术上有多大贡献，只要从事过学术并懂得学术规律即可；更有学者断言，必须由二流学者当校长，因为一流学者成为校长后更容易刚愎自用。类似的言论和观点并不罕见。 问题是，环顾中外高校的校长，在其正式履职之前，学问不突出者又有几个呢？至少在高等教育最先进的美国，顶尖高校中是找不到这样的例子的。在此可以略举几例：2007年当选为哈佛大学校长的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在其1994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时，就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古特曼是著名政治科学家与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再回到中国的情形，其实大同小异。无论是由上级任命还是尝试公选，大学校长的候选人中，学问不突出者几乎没有当选的可能。这并不奇怪。在大学，学问二流的学者靠什么去赢得人们的信任，从而当选为领导者呢？ 笔者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一流学者，而顶尖大学的校长则必须是一流学者。绝不能因为国内个别学术一流的校长的刚愎自用，就得出“一流学者不宜当校长”的结论。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这一点不应该再有疑问。 第二，在高校中，是应该先成为教育家再当校长，还是应该当选校长后才成为教育家？最近几年，人们持续热议的观点包括大学应该由教育家来办、校长应该成为教育家，唯此大学才能办好等。笔者当然清楚诸如“家”这样的词汇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特有的含义，即只有极少数在教育事业上作出极为杰出贡献者才能成为教育“家”。而绝大多数人则只能被称为教育“工作者”。但如果换一个思路，或许会使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教育家在英文中的翻译为“Educator”。从字面的表述来看，所谓“教育家”不过是一个泛指，凡从事教育的工作者，都可以是“教育家”。无论其从事的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教师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如果照此理解，在中文语境下，我们是不是过于看重“教育家”的头衔了，反倒忽视了身边众多致力于教育实践的人们呢？如果有人认为上述英文的定义过于宽泛的话，那么退一步说，在高校中，学问突出者被称为教育家当不应该有太多的异议。 如果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这30年间，中国大陆还有可能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学校长，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余年间，特别是近20年来，放眼望去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不是博士、教授的大学校长了——既是博士又是教授，还不算是教育家？当然这只是底线，太多的大学校长都既是博士又是教授，还是博导和院士。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既对他们不公平，也让人怀疑：如果连他们都不是教育家，那谁还能被称为教育家呢？ 笔者认为，在目前大谈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的风潮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关键其实是高校制度建设问题。高校应具备怎样的制度和规范，从而保障大学校长最大程度发挥其作为教育家的作用，才更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高校中，应该用什么标准去评价大学校长？一流学者在成为校长后，更多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甚至要牺牲自己一流学者的才能，这可以理解，甚至也是应该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应该会接受从其治校的政策及其成效，而非学问来评价大学校长的观点。将校长的评价机制与对其进行的学术评价机制分离是对的，在现实中也应该不难加以落实。 但是，对于人们提出上述观点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立论及其后果，笔者表示忧虑。人们之所以对现在大学校长专注于学问不满，除了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校长更大的使命应该是管理高校外，人们更多诟病的还是他们利用头衔以及手中的权力谋取更多的学术资源。沿着这样的思路，人们就很容易得出校长“不做学问就好了”的结论，他们只需要懂教育就可以，甚至是二流学者最好。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非一流的学者在当上校长后成为一流学者的现象并不少见。 笔者非常理解社会各界，包括高校学者和教育界人士对于大学校长所提出的种种要求的时代背景。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赵跃宇校长主动放弃学术的可嘉勇气。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即使是正校长放弃了学问，那副校长们呢？国内的哪所高校没有数目不少的副校长和副书记呢？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也同样放弃学术权利？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因此，若只从争夺学术资源这一狭隘角度理解，我们不难看到，即使所有大学的正校长都放弃做学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若因此就认为应从非一流学者中选拔大学校长，就改革的发展方向而言，又无疑是南辕北辙。换言之，将大学校长置于学问的对立面显然是错误的，未来必定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 笔者认为，在如今众多提倡校长职业化的议论中，人们恰恰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我们的高校实施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党委书记就是职业化的管理者。当下真正应该考虑并进行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现行体制下进行改革，突破口究竟在哪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需要首先解决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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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在哪里

热度 2 westman 2012-2-23 10:30

　　教育领域的新闻向来很多，新鲜话题不断出炉。本周，高等教育领域的两个独立事件引起媒体热评，一是清华任命新校长，不是院士出身的原常务副校长陈吉宁接替顾秉林出任清华校长——这一任命打破了多年来院士担任著名大学校长的惯例，人们在讨论，究竟什么是担任校长的必要条件？ 　　是院士身份？是留学背景？是科研成就？是行政级别？是校内支持率？还是？另一个同样引人关注的事，是山东省长对于该省高等教育发展的评论，他说，现在“不是教育家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 　　大学、校长、教育家、院士、房地产商，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关键词和语境。民众呼唤教育家办大学。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人们一直在找可行的路径。 　　——让懂教育、懂学术、懂学校的人担任大学校长，他们能够和教授们在学术上有效对话，带动大学学术研究。院士和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则是这一路径最为妥当的选择。 　　——让懂管理、懂行政、懂运作的人担任大学校长，他们能够加强大学和政府、社会、市场的沟通，改善大学外部发展环境。空降的官员，则是这一路经的恰当选择。 　　——让懂经营、懂市场、懂销售的人担任大学校长，他们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教育，培养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提高大学和市场之间的资源交换效率。企业家是这一路径的可行选择。 　　上述路经，在中国的数千所大学中测试了很多次，有成功，也有失败。无论结果如何，人们依然呼唤教育家办大学。 　　可是，教育家在哪里？在广阔的社会，在乡村，在都市，在华夏大地的广阔阡陌间。但教育家为什么依然稀缺，为什么千呼万唤不出来呢？或者，换句话说，教育家是天生的吗？那些当选校长的院士、空降官员、企业家，或者默默耕耘的普通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有没有可能成为教育家？ 　　答案是肯定的。想当年，孔子还是一个私塾先生呢。从普通人向教育家的跨越，需要什么条件呢？ 　　需要自主探索的空间。大学作为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独立法人，需要行动的自主权。大学校长要成为教育家，就像要游泳爱好者成长为泳坛健将一样，需要让他们在水中按照特定规律主动、自主、灵活地搏击。 　　需要科学的治理结构。现代大学的运行和治理有着共性的规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为完成大学使命、履行大学职能、促进国家和全人类的发展而设定的。孕育教育家，不能忽略了这些。 　　需要政府对大学的松绑。没有自主，就没有大学。没有自主，就不会有教育家。教育家短缺，不仅仅是校长遴选和任命程序的问题，更是政府和大学关系的问题。政府需要更多的松绑、授权，校长需要更多的负责、自主。 　　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这些表述如果能在制度、体制、机制上落到实处，教育家在哪里的问题，不再是个问题，教育家在华夏大地将会层数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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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当今中国，谁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教育家？

dongzg101 2012-2-23 06:40

当今中国，谁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教育家？ 已有 64 次阅读 2012-2-23 05:51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 关键词:class black 最近陈吉宁非院士成为清华掌门人，引发了又一波“教育家办学”的倡议和讨论。首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在当今中国，谁才能算得上教育家？ 教育家这个称谓，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有点熟悉，但也很抽象。为什么呢？我们平常听到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历史人物。就拿维基百科来说，上面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家只有如下十五位：陈云英， 楚图南， 溥任， 贺春兰， 蔣英， 雷洁琼， 马寅初 钱令希， 钱端升， 谈家桢， 谢觉哉， 叶企孙， 竺可桢， 林耀基， 谭戒甫。就连大家公认的蔡元培，陶行知都不在此列（有的算在了中华民国的名下）。为什么抽象呢？因为真正的教育家在现实生活中不多见，或者说被公认为“教育家”者不多见。温总在2010年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教育家的条件，“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就按照这个标准，第三条最容易也为之者众，那就是广大教师。热爱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不少，难就难在了“懂教育”。看来懂教育这个门槛，比当院士的门槛高得多！ 在我看来，这个“懂教育”，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教育家不是教育学家。教育家要懂教学，教育学，管理学，并且最终是个社会活动家。德高望重，其言行，上可影响政府，下可影响民众。现在讨论和提倡的“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让教育家办学”，以及“解决大学官本位，教育家办学是关键”等等， 要想实现，第一要务是培养或鉴定若干合格的教育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没有教育家，“教育家办学”那就是空谈。 前些年大家讨论认为，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应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家（学分制），南科大的朱清时（大学去行政化）算不算一个？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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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匠人营国

wuhao311 2012-2-20 09:09

他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曾手书 “匠人营国”。 他一生努力实践自己“谋万人居”的理想，中风之后仍不离讲台。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教育家吴良镛。 居得其所 北京著名的南锣鼓巷东边，有一条名叫“菊儿”的胡同。20年前，这里实施了一项轰动一时的旧城改造工程，然而方案曾屡次被否，部分原因是这些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 最终，这项工作交给了当时戏称为“牛刀”级别的设计师吴良镛。 在和学生们前后出了近百张施工图后，一片青砖黛瓦的新四合院群在菊儿胡同中诞生，它没有传统“平地高楼”式改造的突兀，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不仅如此，这些有着集中供暖、独立卫生间和上下水系统的低价小户型单元房，并没有阻隔搬迁之前大杂院的邻里关系。 其实，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吴良镛就对保存完好的崇文门外花市地区胡同与四合院进行了详细调查，在之后不断的研究和思考当中，“有机更新”的理念在他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吴良镛看来，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改造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不能大拆大建，要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其破烂不适宜者，进行循序渐进的有机更新。 他把“有机更新”比作在旧衣服上打补丁。补丁打得好，也不失为一种美丽。这种理念在国内外建筑规划界引起广泛关注，“菊儿胡同危改工程”也屡获国际大奖。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吴良镛这样向记者表达自己的情怀。 践行理想 今日的成就，与吴良镛青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关。少时，他曾目睹一家人被迫告别祖居；1937年日寇入侵，更是让他体会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痛楚。 “入大学前夕，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大火毁灭了一个家庭，连狗的叫声都是呜咽的。”吴良镛告诉《科学时报》记者。1940年，他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开始了一生“匠人营国”的生涯。 1945年，吴良镛受梁思成先生之约，赴清华协助筹办建筑系；1948年，他被梁先生推荐到美国学习，在大师沙里宁的指导下深造；1950年，吴良镛毅然回国，从此再没离开清华。 “回国时正值钱学森被美方扣押，局势比较紧张。我经香港进步人士的帮助，从九龙辗转深圳回来。”吴良镛向《科学时报》记者回忆。 虽然身处教学、科研一线，但吴良镛笃信，城市和建筑规划必须从实践中来。 他积极参与天安门广场改建工作、唐山地震改建规划，参与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历史文化环境保护、上海浦东规划、北京中关村科技园规划、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设计，吴良镛至老仍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少年时代“谋万人居”的理想。 不过，在退休之前，他开始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学问的学者。 1984年，他培养出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的第一位博士；1991年，他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 “我常在各地看到一些建筑，特别是一些文化建筑，根本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在里面。一些城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作为学者，吴良镛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 老而弥坚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病魔抗争中表现出少有的坚强。”老师林徽因曾由衷地称赞他。 虽已过了90岁生日（虚龄），但吴良镛没有任何停下工作的迹象。 吴良镛的助手、年近古稀的清华大学教授左川感叹说，吴先生一辈子闲不下来。他中风之后仍坚持讲课，还带了七个博士生，每篇博士论文从开题、写作到修改他都亲自指导。 “他们给我拟了‘八大注意’，我总是遵守不了。”吴良镛嘿嘿一笑。 原来，自2008年中风后，吴老的团队有意识地减少他的工作量，但总是事与愿违。“现在身体恢复得还好，可以工作了，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幸福。”他说。 对吴良镛来说，业务学习、读书看报仍是必修功课：“我是《科学时报》的忠实读者。” 最近，吴良镛在读热销的《乔布斯传》。“我对他很感兴趣。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我想从他的方法论中借鉴和学习一些精髓，看能否运用到建筑规划的方法论中。” 这就是自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一代大师——吴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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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您数一数，新中国真没有真正的教育家！

热度 26 wangxh 2012-2-8 17:37

刚才看了《 论 “ 高、大、全 ” 思维对我国高教发展的影响 》，产生了如此“武断”的推论：新中国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即使有，政府和社会也不会使其显露出来，更甭说让他们大展鸿图了！ 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也发表过这种观点（俺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虽然许多中国人 愤愤不平，可就是给不出真正教育家的实例，那怕一个也行啊！ 教育的最本质表现在三个方面：思想、知识与方法，而最重要的是“思想教育”。如果“教育思想”——亦即“教育理念”——都不对头，能够产生真正的“思想教育”吗？所以新中国能够称其为教育家者无非是些“知识与方法”层面的教育者。按理说，教育部长绝对应该是教育家吧，那您仔细数落一下我们的历任教育部长吧。俺认为，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教育部长应该是为整个国家的教育理念、思想做出推进性贡献的！而我们的教育部长呢？除了照搬前苏联就是照搬老美的，而且不但神不似，就连形也不似！说实在的，他们甚至连优秀的管理者都不是，而是政客！ 中国的大学校长更悲哀、更悲剧！校长本应该是教育家、科学家、特殊的 CEO ，不是政府官员。而中国的大学校长身上 90% 属性为官员（天天学的不是如何办好教育、使教师教好学生，而是如何当好官、对上级如何交代等。不信您试一试：指着一位校长称赞他说“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高兴，还是说他是“一位好领导”他乐意？）。中国高校沦落到如此不堪，如果教育部长责任占 49% ，那么大学校长则至少有 50% 的责任。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是真正的教育家，就不应该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大学排名而使自己掌管的大学“转型”——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用一个博主的话就是 千方百计地把“教学”转型掉 ）。 中国人很怪，有些事儿，该管的不管，这样就导致不该管的乱吵吵，嘿嘿，俺这，就属此类——原因是着急啊，其实也就是浮躁而已， 俺倔人明明知道该管的一定会管的，数百年之后中国的教育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迎来无限的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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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杜威 2009-10-05

xianlaoguo 2012-1-21 00:45

面对现在教育之现状，本博曾写了几篇关于教育的文章，读了一些相关书，建议大家特别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门官员们读一下杜威的书。 　　 　　以下是转贴：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出生在佛蒙特州柏林顿市附近的农村,祖先三代都是佛蒙特州的农民。 　　 杜威在柏林顿市上公立学校,毕业后入本地的佛蒙特大学。大学第四年,他学习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哲学和宗教理论,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在中学里任教三年。1882年进霍布金斯大学攻读哲学,两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受聘为密歇根大学哲学和心理学讲师。 　　 杜威对教育的兴趣始于在密歇根的年代。他发现多数学校正沿着早先的传统路线进行,没有适应儿童心理学的最新发现和变革中的民主社会秩序的需要。寻找一种能补救这些缺陷的教育哲学,成了杜威主要关切的事。 　　 1894年他离开密歇根,任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哲学、心理学和教育系主任。他在1896年创办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使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得到检验,吸引了国内外广泛的注意。 　　 杜威一生学术著作甚丰,他的思想涵盖逻辑学、认识论、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哲学和美术、宗教等。1919年曾来华讲学,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著名的《五大讲演》。他还访问过日本、土耳其、墨西哥、苏联和南非等。中国著名学者胡适、陶行知等都曾师从于杜威。 　　 杜威的主要教育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条》、《学校和社会》、《儿童与课程》、《民主主义和教育》、《明日之学校》、《经验主义与教育》和《人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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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罗帆慈父画作——1

热度 2 yangyongtian 2012-1-17 07:48

好爸画好画， 描绘百姓家。 土族老宅景， 徽派民居雅。 好父育好女， 奉献教育家。 传承书香史， 名扬满天涯。 罗果志作 罗果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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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从“教育能手”到“教育家”

wmy9039 2012-1-3 15:22

转载：求是新闻网 http://www.qstheory.cn/kj/jy/201112/t20111227_132231.htm 一个“教育家”，必定既是行动家，又是理论家、思想家。他既脚踏实地耕耘于教育实践，因而是一个行动家；他也执着于通过理性的思考探寻教育的规律，因而也是一位理论家和思想家。 每一位教师都必然经历丰富的教育事实，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最终成为“教育家”？因为教育经验的积累未必增加教育的智慧，教育实践未必带来教育的进步。 躬身实践但拒绝被行动淹没，是一个教师从“教育能手”成长为“教育家”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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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司晓宏 ：大学校长如何走向教育家的境界

tangminqian 2011-12-29 15:22

求是理论网 首页 科教 教育理论 http://www.qstheory.cn/kj/jyll/201112/t20111229_132608.htm 大学校长如何走向教育家的境界 来源: 中国教育报 作者: 司晓宏 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职能。大学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与职能，决定了社会和公众对大学校长的素质具有极高的要求与期望——“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管理家”、“社会活动家”、“著名学者”，等等。我们以为，在对大学校长素质的诸多期许中，最为重要的是其应首先成为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科学教育思想，并且谙练教育规律和育人之道的教育家。那么，大学校长如何才能走向教育家的境界呢？对此，我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王星拱、竺可桢、陈垣等，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和典范。 　　欣喜的是，由武汉大学程斯辉教授撰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一书，为我们翔实地展现了我国近代众多大学校长治校办学历史的生动画卷。仔细捧读，获益良多，从中汲取的启示与收获甚丰。纵览全书，其特色与贡献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该书丰富和充实了我国近代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内容。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是近代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既有的近代教育史著作中，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历程、基本制度、政策演进及重要人物的研究较多，但对推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校长们的思想、实践及相关业绩的研究则存在明显的不足。比如在研究视角上，鲜有将近代大学校长群体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著；又如在研究深度上，现有的一些著作往往失之于宽泛和初浅，缺乏对翔实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也缺乏深入细微的分析求证与学理明辨。对此，该著作则进行了有益的弥补与完善。 　　其二，该书为深化 高等教育学 和 高等教育管理学 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和史论依据。潘懋元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历史是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例如，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离开了大学校长们丰富的、具体的办学经验，只是从一般管理原则推论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从一时的得失论述管理的成败，就很难写出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专著。尤其是涉及高等教育一些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往往非一时所能看清楚，也不是靠有局限性的实验或实践所能解决，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无古不成今，温古宜鉴今。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是建立在自己独立的历史学科基础之上的。近年来，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学虽在我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其学科的成熟度仍不能令人满意，迄今有关这两门学科依然存在着到底是属于 “学科”还是属于“研究领域” 的争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与这两门学科缺乏自身独有的历史根基密切相关。程斯辉教授的这部著作，对我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分析，并总结了蕴含其中的成功经验与历史规律，这无疑对深化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丰富和建构其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建设性的贡献与意义。 　　其三，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多种方法、多重视角的综合考查与运用，做到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通过上述多种方法的运用，实现了对我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的整体把握，获得了在一般著作中少有的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的新认知。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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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感染，说不完，道不尽；难以名状，无以言表

热度 15 zhaoming159 2011-12-8 23:05

今天中午因为做实验很晚才去食堂吃饭，吃完饭转过身来去放盘子的时候，突然发现“华农第一偶像”张启发院士和他的太太王石平教授也在食堂吃饭，一边还聊着些什么东西。心中自然兴奋，但我也没敢多看，怕引起太多人围观。张院士还是带着他那象征性的灰墨色眼镜，王石平教授看起来很年轻，特别优雅——他们可是科学界的夫妻典范啊，衣着很得体，显得非常有格调。 我戳戳我身边师姐的衣服，悄悄地跟同来的师兄师姐说：“看，‘发哥’和‘发嫂’”。师姐清淡描写：“那是他们定点的位置”。我刚来不久，师兄师姐们已经在华农很多年了。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曾经说过，所谓大学，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感到很幸运，本科的时候在湖南农大，有幸能感染袁隆平院士的精神，并且一直受鼓励。虽然只见过一面，但是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是参加一个活动，主办方邀请了袁院士，我们去了很多同学其实都是为了见袁隆平院士的。 袁老先生特别朴素。当时我有幸坐在袁老的后排，正式场合出于礼仪袁老穿着西装，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皮鞋的后跟都已经下陷了。整个会场他也只是开场上去站了一站，也没致辞也没讲话就坐到台下，后来与保安一起聊天了。他们还互敬烟抽，聊得很开心。下午，到了最后天气冷了，保安还把他的军用大衣给袁老披上了，继续抽着烟。整个下午我都一直在注视着袁老的一举一动，虽然听不清他们都聊的什么，心里却一直怀着一个欣喜而又难以名状的感叹：原来科学家也可以这样的。 包括在华农，我经常在食堂以及“地沟油一条街”看到陈焕春院士的身影。陈院士，我有幸多次聆听他的教诲，他是一位非常有见地，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思考整个产业以及国家名族利益的科学家，非常令人钦佩。 农业大学就是非常的务实，特别是我来到华中农业大学，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有了见地，有了目标，便没有了自卑。头顶同一片天空，背后都是整个世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仰望星空，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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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无用的早教

dongzg101 2011-11-6 12:29

无用的早教 因发表“买房才算成功”言论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的中国最年轻博士生张炘炀，因早教而10岁读本13岁读硕16岁读博被称“天才”，再度引发中国父母对“早教”盲目崇拜的讨论；发源于德国的早教在中国已经脱离原本源，在应试教育环境中偏重于“知识的填充”而忽略对儿童学习能力的培养。被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奉为圣经的早教，其实并没有这么强大的作用，正如著名的教育家格赛尔所言：“我们确实需要扶养、引导和教导我们的孩子，但不要驱赶他们。” 有些家长错误地认为：只要上了早教课，孩子就会更聪明，就比其他孩子赢了一个起跑线。其实，早期教育不仅局限于智力开发，早教也不是培养“神童”。甚至有些著名的早教理论，都存在很多的争议。 早教的理论基础认为，人的一切都是源自于后天的学习，学习是经过训练形成的反射，反射由简单到复杂组成了人的经验。 早教作为教育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是一种让孩子在游戏和与父母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身体、情感、智力、人格、精神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与健康成长的互动式活动。 20世纪初，A.格塞尔以着名的双生子爬梯实验告诉世人成熟的力量与训练的作用，以及训练怎样与成熟配合，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早教的理论基础在国际学界仍然有争议 早教的理论基础认为，人的一切都是源自于后天的学习，学习是经过训练形成的反射，反射由简单到复杂组成了人的经验。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巴普洛夫和斯金纳。多数早期教育理论是建立在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流派上的，这一理论认为人的一切都是来源于后天学习，学习都是经过训练形成的反射。反射由简答到复杂组成了人的经验。 但行为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动物实验基础上的，推广到人后准确性和实用性都有疑问。巴普洛夫使用狗做实验，建立食物和铃声的联系，使得狗能够在铃声后就分泌唾液；而斯金纳则是使用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实验设备，使得老鼠能够通过按压杠杆获得食物，从而能够掌握按压杠杆这一动作。动物实验虽然十分成功，但实验的推之到人后，缺陷就十分明显了：实验并没有考虑到人的主动性和人如何去理解自己的动作，这种学习对于人来说过于机械；另一方面，对于人来说，什么是合适的奖品也难以定夺。所以盲目的以行为主义提倡的原则进行早教，更可能得到一个机械的掌握一些知识并且对奖励难以满足的孩子。 早教在中国偏离本源，为应试教育而生 早教最早起源于德国，是让孩子在游戏和与父母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身体、情感、智力、人格、精神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与健康成长的互动式活动。简单说就是一种用亲子互动的方式，旨在促进孩子成长的活动。可中国家庭的“早教”却与其原本的理念大相径庭：天津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对1054名未成年人家长的一份调查显示,有88.6%的家长在孩子上学前教孩子识字算数等知识,有28.2%让孩子学习外语、20.3%让孩子学习小学课程。 在一项针对早教的调查中发现，幼儿阶段的超前教育主要集中在识字、阅读、计算机和英语口语等。除了不少幼儿园在特色班里已有涉及，家长更多的则是花时间带孩子参加业余培训班，在语文、英语和数学上下工夫。在所谓的“早教”方面，美国人十分却重视儿童的独立性和自力更生精神，因此，从婴儿1岁半起就开始培养其自我服务技能。他们认为，自我服务技能的掌握，可以增强婴幼儿的独立性和成功感，可以使婴幼儿和家长双方受益。婴幼儿的自我服务技能包括：系鞋带、穿衣服、扣纽扣、拉开或拉上拉链、洗脸、刷牙、梳头、吃饭、上厕所等。老师认为教给孩子学习能力比教会他做几道算术题更重要。他们不会将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知识技能硬灌输给孩子，而是崇尚让他们多动手、多体验，在各种益智、团队游戏中学会体验和探索的本领，更主动更交互地认识周围的事物。 其实早教与后学效果其实没太大差别 早教兴起的背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孩子在3岁之前学到的东西，比生命中其他任何阶段都要多，千万不要错过这段时间。”于是很多早教机构鼓吹，教育应从最早针对2岁半到6岁的孩子，发展到现在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教，正逐渐呈现“初生儿化”，并受到很多年轻家长的热捧。 在教育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试验可以论证这个问题。这项实验由一位叫格赛尔的美国心理学家完成。目标对象是一对双胞胎，二者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几乎一样，不同的是开始学习爬楼梯的时间一早一晚：哥哥在他第48周、刚学会站立和走路的时候每天训练15分钟，经过6周学会独立爬楼梯；弟弟开始的时间晚一些，在第52周的时候学爬楼梯，但因此时其发育成长较哥哥成熟所以只用了2周时间就掌握了爬楼梯。教育开始的晚但效果并不差而且弟弟的训练过程并没有像哥哥那样充满了许多跌倒、哭闹，并透露出强烈的学习意愿。后来也有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在婴幼儿阶段，自然成熟与进行教育的结果差距不大。给孩子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不但可以事半功倍，而且今后孩子也会表现出更大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早教不当容易“拔苗助长” 　　 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只有当孩子每天能按自己的愿望随意使用不少于5-7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聪明的、全面发展的人。离开这一点去谈论全面发展,谈论培养素质、爱好和天赋才能,只不过是一些空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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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只君子，邦家之光——纪念杨承宗先生

fdc1947 2011-10-30 21:37

杨承宗先生是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苏州吴江人， 1911 年 9 月生。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在北平 镭学研究所 工作。后去法国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师从 约里奥 - 居里夫人 ，获巴黎大学博士。 1951 年携碳酸钡镭标准源及大量资料、仪器归国。行前，约里奥 - 居里使寄语毛泽东：为反对原子弹，中国须拥有原子弹。他开 创新中国放射化学事业，培养大批放化人才。率众攻关，制备出中国首颗原子弹所需铀材料，并创立中国核燃料化学。文革遭难，随中国科大南迁，参与领导该校复兴。创合肥联合大学，为新中国联合办学滥觞。先生正直不阿，淡泊名利。今年 5 月 27 日不幸去世，终年 101 岁。 先生，今天的一个极其平常的称呼，在五、六十年代的大学，往往是对于那些德高望重的“党外”知识分子的尊称。几十年来，杨先生这个称呼，在我和我的同学中，就是伟大、崇高而又亲切的象征。 杨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中，当汪伪政权接管了位于上海租界的 镭学研究所实验室时，杨先生毅然辞职，舍弃了他亲手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回到苏州过清苦的生活。在新中国召唤的时候，他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中心 55.5 万法郎年薪的续聘，接受了中国科学院每月 1000 斤小米的低工资，回到祖国。回国前，他为国家买科学仪器，把自己的积蓄也都拿了出来，搭了进去。 杨先生有着为祖国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 50 年代初，为了得到科研工作急需的中子源，他冒着危险亲自动手修复被日军破坏的制氡设备，付出了视力受损一眼失明的代价。 60 年代初，他受命接过苏联人扔下的烂摊子，担负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所用铀原料的制备的领导重任，带领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科技工作者克服困难、技术攻关，终于制备出合格的铀原料，为中国成为核大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回国后不但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还在中国科大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放射化学专业，为中国的放射化学和核化学培养人才而呕心沥血。在中国科大最困难的时刻，毅然和科大一起南迁安徽。 1970 年初，在马鞍山南山铁矿的一间大房间的地铺上，我问先生：我们学生反正要毕业的，跟学校走到那里都一样，你为什么也跟我们一起走？先生收起笑容，戚然说：学校现在正在有困难，我应当跟学校在一起。后来，杨先生参与领导了中国科大在安徽的“二次创业”，为科大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贡献。他怀着仁爱之心，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开创了新中国多种力量联合办学的模式，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没有能够从事放射化学事业，但是几十年来，杨先生在思想和工作上的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使我终生受益。 上大学不久，杨先生给我们介绍放射化学专业。快半个世纪了，他那天讲的大多数话都已经忘记，但是下面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这个专业要少而精是困难的”。须知，在 60 年代中期，“少而精”可是“最高指示”，然而，直率的杨先生说出了他的看法。到了 1980 年， 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表决《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时，杨先生投了唯一的弃权票，开创了全国人大不再总是“一致通过”的先例。杨先生 显示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崇高情操。 正如杨先生所说的：“我与 6432 班（指我们中国科大 1964 级放射化学专业）的同学是患难之交，而患难之交不可忘”。 1968 年夏， 杨先生曾与我班同学一起“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学校“军宣队”的带领下，同住铁道兵帐篷，在京原铁路良各庄车站工地劳动。我们的工作是辟山填沟，造出一块平地，以建造车站。杨先生当时已年近甲子，眼睛又不好，所以经常被安排给出石渣的小车扳道岔。我身体不好，蒙同学们照顾，常常与杨先生一起扳道岔。 1970 年，科大搬迁，杨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在马鞍山南山铁矿度过了半年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的岁月。杨先生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劳动、开会，睡地铺。处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先生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很达观，与我们聊天、谈心。在他那里，看不到愁眉苦脸，听不到唉声叹气。真是孔夫子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的浩然正气，时穷益见。 1970 年 7 月 ，我们盼来了毕业分配。但是多年文化革命烈火的熬煎，特别是半年来安徽工宣队的穷凶极恶让几乎所有的同学心如死灰，恨不得马上一走了之。杨先生坚决主张拍一张毕业合影。他意重情深地劝导我们，不要为一时的不快而造成终生的遗憾，一定要拍个全班集体照，留作永远的纪念，如果经济有困难，他愿意资助。于是才有了我们的毕业合影。在合影时，杨先生坚持不坐前排中央，而是和同学一样按身高排列。在文化革命这样的特殊境况里，杨先生同样显示了教育家的伟大风范。 从学校毕业后，我仍然得到杨先生的教诲和帮助。当我遇到困难时，他告诉我“世上绝对公平的事很难做到。我们努力做到公平合理，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八九’的数字已大大减少，终究不会减到零。 …… ，请你不要伤心，不要为此烦恼。以后工作、生活上的挫折还多着” 。 杨先生的这个教导，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够以乐观的心情去对待，在任何情况下，正确看待形势，正确对待自己。 杨先生是大科学家、大教育家，他亲切而平等地对待我等比他小好几十岁的学生，每次给他的问候总能够得到他的回答，做的好的还能得到他的夸奖。他也关心着比我等更小几十岁的青年人，前两年，他让我要教学生一点古文或书法，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缺古文教育，字也写不好”。今年 4 月，当部分同学和老师去医院看望他时，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他，他没有戴上眼镜和假牙，他感到抱歉，他在病床上甚至还惦记着我的身体，实在令人感动。 杨先生一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还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但他不计较自己的名利，对于名利，他常说：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就不用管了。他是一个没有勋章的真正的功臣。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杨先生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君子。 两千六百多年前，跟着晋文公流亡列国后归国受赏的人物大多早被人们忘记了，但是人们永远记住了一个没有授勋的人——介子推。 杨先生的墓碑文说：“ 放化英才，杨公培栽；核子燃料，杨公炼造。 伟功弗居，不慕荣利 。 夫唯不争 ，乃得永生”。伟功弗居，不慕荣利的杨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本文后刊载于 《科学时报》 (2011-11-24 B2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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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学浩转载】著名教育家潘懋元: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ljkf 2011-10-23 15:33

著名教育家潘懋元： “ 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 作者：韩延明 潘先生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 　　这位衣着朴素、笑容可掬、精神矍铄的老先生，就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漫读潘先生 86 年人生路、 71 年教育程，我们不由为他自强不息、奋进不止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对高等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而诚服。他曾满怀深情地说过： “ 我的理想就是当教师，当一个好老师 ” ， “ 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 。 　　 1920 年，潘懋元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一个贫穷小贩家庭，自幼随家兄学习识字， 8 岁入私立东海小学读书。 　　他聪颖好学、勤奋自强， 12 岁就在汕头市《市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自己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后他经常在《岭东民国日报》、《星华日报》等副刊上发表短文和散论，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少年作家。 1935 年， 15 岁的潘懋元初中毕业，成为家乡一所小学的教师，从此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边教边学，边学边教，不懈追求。 1941 年，潘懋元考入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厦大执教。在厦大辛勤耕耘的几十年里，潘先生用他的热诚和智慧谱写了一曲曲教书育人的感人乐章，使厦大教研院 “ 挺然特出，褒然独立 ” 、 “ 学风丕振，事业勃兴 ” 。 　　 1978 年，潘先生创办并主持了全国第一所专门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机构 ——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 1981 年开始招收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生； 1983 年编著出版中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讲稿 —— 《高等教育学讲座》； 1984 年，出版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 —— 《高等教育学》； 1986 年，申请到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被评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并于当年招收了第一批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多年来，他总是站在高等教育学科的前沿和制高点上超前思维，高屋建瓴，严谨治学，抢抓时机，具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时代洞察力和理论创新勇气。因其贡献卓著，他于 1991 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潘先生在潜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还担任过多种行政管理职务，曾先后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处长、副校长、顾问、海外教育学院院长、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等职务。一般认为，行政事务的繁忙往往会影响和妨碍学术研究。但潘先生在担当各种行政职务期间，学术研究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学术成果颇为丰硕。自 1983 年《高等教育学讲座》问世以来，又相继出版了《新编高等教育学》、《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百年》等 10 多本著作，同时在国内外重要报刊杂志上发表了 300 多篇见解独到的学术论文。其中许多观点和理念在我国教育界和政府决策层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种约定俗成的尊称：先生 　　《诗经 · 小雅》云：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论语 · 子罕》曰： “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 。多年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4 年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的每一位老师和学生都对潘教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约定俗成地尊称潘教授为 “ 先生 ” ，前面既不带姓，也没有任何职衔。但 “ 先生 ” 二字在此已不是一般的称谓和客套，而是一种内心油然而生的敬仰和亲切之情的特殊尊称。 　　 “ 先生 ” ，这个在中国流传已逾千年的词语，是对教师最古老、最本质的称谓。古代称教书者为 “ 先生 ” ，这是人民群众对为师者的敬称，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随着岁月的推移， “ 先生 ” 一词也发生了词义上的变化，现在 “ 先生 ” 已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尊称口语，并远远超出了教师的范畴，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人群。然而，在教育界， “ 先生 ” 的传统称谓虽仍在沿用，但往往是专指那些饱学有识、德高望重的资深专家和学者的。 　　在我国教育界，学人和学生们相沿成习地一致称潘教授为先生，确实是表达了对潘教授一种涌动心底的人格与学识崇敬。这种崇敬不仅仅源出于潘教授是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师表，更感动于他几十年来辛勤耕耘教书育人的执着求索。古往今来，教师的基本职责是 “ 传道授业解惑 ” ，即教书育人；而今天，一些高校教师，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安心教学，急功近利，偏离高校 “ 两个中心 ” 的初衷，把科研成果作为唯一指标追求。事实上，尽管高校已经形成了教学、科研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多元的职能，但是，教书育人，永远是高校的基本职能。孔子曰： “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 。教师的根本就是高质量的教书育人。正如有付诠释 “ 师表 ” 的对联所写： “ 教之以才，导之以德，足为师矣；学而不厌，诲而不倦，堪作表焉 ”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强调，在讨论大学的创新与服务时，深刻认识大学永恒的精神和灵魂具有特殊的意义，并提出要矢志不渝地坚持教书育人。 　　潘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始终坚守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 “ 传道、授业、解惑 ” ， “ 督学、启思、导创 ” 。 “ 滴滴汗水诚滋桃李芳天下，点点心血乐育英才泽神州 ” 。这份真诚，这种境界，这种埋首教案、驻足课堂、创榛辟莽的奉献精神，在熟知潘教授的学生们看来，觉得只有 “ 先生 ” 二字才可以充分表达出那种难以言状的仰慕之情和崇高敬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把潘先生称为： “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者、学术泰斗 ” 和 “ 弘大学之道、扬理性之光 ” 的一代大师。 　　 一种独具匠心的师生交流方式：学术沙龙 　　自首次在国内招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来，潘先生就在厦门大学创设了一种带有古代书院师生团聚、自由切磋论辩色彩的师生交流方式 —— 学术沙龙。只要先生没有外出，每周六晚便在其温馨整洁的书房内或客厅里如期举行 “ 周末沙龙 ” ，潘先生称之为 “ 家庭访谈制 ” 。每次潘先生总是事先亲自备好果品、糖块、瓜子、茶水、咖啡等，大家沙发、小凳一坐， “ 挤挤 ” 一堂，谈笑风生，品茗论道，其乐融融。先生的沙龙，大多是不确定主题的，大家边喝边谈，各抒己见，纵横捭阖，亦论亦辨，时而和风细雨，时而唇枪舌剑，显得洒脱、活泼与自由。参与者可以自由提问，先生也会随时摆出一个问题来引发讨论；有时是先生静静地倾听参与者们激烈的争议，有时是先生在娓娓道来自己的学术见解乃至生活故事，逸兴遄飞，陶陶然乐在其中；先生的见解既敏捷独到又犀利深刻，新意迭见而又机智幽默，常常以其充溢着人生智慧而又简练易懂的话语指点迷津，亲切而自然，浅显寓深刻，既展示了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精深博大，更显示了他作为一位导师的高风亮节。年轻人与他在一起，全然没有代沟感觉，颇有点像《论语》中所描绘的孔子与弟子 “ 各言尔志 ” 的教学意境，使人 “ 茅塞顿开，醍醐灌顶 ” 。 　　学术沙龙的举行 20 年如一日，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并被其他多位导师继承与发展，成为厦大教育研究院培养研究生的一大特色。 　　那么，先生为何要在教学任务之外定期举行这种不成文的 “ 周末沙龙 ” 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先生淡泊名利地热爱他的教育事业，无私与真诚地关心他的学生。因为相对于在校外参加各种活动来说，与这些年轻学子在一起，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付出与奉献。然而在先生心中，涌动的不只是知识与思想，更有一种奔腾不息的爱的暖流，那就是先生对待教育事业的赤诚和对待求知学子的挚爱。正是在沙龙中，先生用一种人生的启迪，用一种心理的疏导，用一种 “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 的春风化雨般的浸润与训诲，使研究生们深切感悟到：无论以后做学问还是做人，无论以后经商还是从政，首先要有一种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要用一颗炽热的爱心和一股饱满的热情来投注于自己的事业，用一种志于斯、劳于斯、乐于斯、成于斯的心态创新自己的工作，因为人生中最能引人奋发的是事业。人生价值决不仅仅在于单纯的生命的延续，而主要在于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有所作为。就此而言，先生用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教育事业和学生的热爱，每位参加学术沙龙的学生都把这里当作切磋学术、砥砺德行的人生课堂和沟通思想、交流情感的精神家园，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一种独树一帜的教育模式：三阶段教学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因有潘先生这面旗帜而被学界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 “ 圣地 ” ，人们崇敬而向往。孟子曰： “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 ” 。潘先生很注重教学模式的探讨和教学方法的改进。笔者都曾有幸负笈厦大、忝列潘门亲承教诲，因此对先生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有亲身感受。 　　先生给博士生开设两门专业课，第一门是高等教育学专题研究。这门课程，是关于高等教育学基本原理方面的专题研究。先生在一学期内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是集中时间，上午下午甚至晚上连续进行，这不仅是知识与思想的集中传输，也是体力与意志的实力检验。记得当时许多同学都私下里说撑不住了，可是年过八旬的先生却总是精神矍铄、劲头十足。 　　第一个阶段为先生个人讲授。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内，先生将 30 多个高等教育学专题的定义、要点与学术前沿动态全面系统地给学生们讲授一遍。随后，先生要求每人从这 30 多个专题中任选一题进行深层探讨并作一个学术报告，留给我们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这样，第二阶段为学生来讲，先生当听众。每位同学作完报告之后，其他同学都要提问、讨论，先生总要最后点评、补充、指正并作总结陈辞。因此，先生比我们每位同学都要辛苦得多。第二阶段教学结束之后，先生要我们再在剩下的若干个专题中，由几位同学合作研究一个专题，到时再指定一人主讲，其他同学补充发言。这样，由先生到学生，由个人到集体，由讲、学到议、论，由表层到内蕴，层层递进，环环紧扣，步步深入，使学生们在学思结合、观点碰撞中颇多收获。 　　先生给博士生开设的第二门专业课，是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这门课程，是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的现实问题研究。先生同样在一学期内分三个阶段进行。所不同的是，这门课程第三阶段的教学是由先生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去参加社会实践，分小组集中研究某一个现实问题。而每一年实地考察的地点、项目和要研究的问题都各不相同，但大多是一些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这两门专业课程，除了先生集中讲授以及我们自学、讨论与举行学术讲座外，他还要求我们完成若干篇论文。每门课程，每人要写五篇论文，其中有两篇是学习有关著名高等教育学专著或译著的读书心得；第二门课程，要撰写三篇论文，包括一篇问题研究、一篇自选题目、一篇调研报告。先生对每篇论文都要细心评阅、反复修改、字斟句酌，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看着论文上先生那颤动的笔迹和精到的批语，内心便油然而生一种心灵的感动和学习激情。 　　先生的三阶段教学模式，蕴涵着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的教学理念。第一门课程是一种知识的输入和治学的导引，是一种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铺垫，在此基础上再接受第二门课程的学习，不仅有利于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问题，也有利于使理论直接指向现实，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性、应用性、综合性学科的特点。同时，先生的各种要求，无论是训练我们论述能力的学术报告，培养我们团队精神的合作研究，以及历练我们胆识和辩才的点评与讨论，还是激发我们问题意识的实践调研，都是一种科学教育观指导下的结晶。形成这种科学教育观，离不开先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离不开先生对学生成长的关切，离不开先生对教书育人的痴迷，更离不开先生那种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的高尚人格追求。 　　 “ 盛德弥光，风流日长 ” 。今天，潘先生已经走过了 86 个春秋，依然笔耕不辍、诲人不倦，始终锲而不舍地奋斗在高等教育战线上。《孟子 · 尽心下》云： “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 潘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 “ 善、信、美、大 ” 的 “ 师表 ” 吗！面对一群年轻的学子，先生用他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告诫我们 ——“ 自强不息、自甘寂寞、自讨苦吃 ” ，并将改写的范文澜名言 “ 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 作为座右铭赠言青年人共勉。先生的学生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遍布海内外，成为各行各业特别是高等教育界的学术骨干和领导力量。然而不管走多远、飞多高，先生的教诲和关爱永远都是我们深情守候的精神家园，每位学子都会铭感终生。爱是教育的真谛，爱是教育千秋伟业的基石。 “ 先生 ”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需要我们用一生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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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学校长们是怎么了？为了偷腥竟这样不择手段

热度 2 avein 2011-10-8 21:12

原文地址：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376195 解放前的大学校长，被后人称之为教育家的，因为没有亲眼所见，相信其事迹都是真的。 第一次对大学校长的印象，来自自己母校的校长。记得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学校三天两头开动员会，要求我们应届毕业生“一颗红心，两手准备”，随时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要努力争做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个时候，真的很信，也很激动。有一天，当校长在会上发表完热情洋溢且极具煽动性的讲话后便匆匆离席走了，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他是到北京为儿子的毕业分配疏通关系去了。打那一走，他就没有回来，直到他儿子毕业分配留在北京尘埃落定。我们都被忽悠了。 这次春节回老家，惊闻高中同学被其大学副校长老公给休了。其前夫在离婚后不到半年，便与自己带的女博士结了婚。现在，孩子都已经可以喊爸了。据说，在这位副校长尚未离婚之前便和这女学生出双入对了，为了自己偷腥，可谓是不择手段，甚至以便于照顾岳父为借口，将我同学调到远离主校区的新建分校区。为此，我那善良的同学还千恩万谢，以至于有人提醒其注意前夫的反常行为时，还误以为别人因嫉妒而中伤其前夫。 我这同学的父亲是该大学的院士，其前夫则是院士父亲的学生。在高中同学的父亲因年迈力衰成为植物人后，前夫已经借其父之名评上教授并坐上了副校长的位置。当然，对此，他是坚决否认的，他一直认为是他的能力和努力才走到今天的。不过，只要脑子没进水的，通常都不会相信他说的。 想当初，我这同学之所以选择这位，只因为他出生寒门，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后代，淳朴、忠厚、老实。但是，其结果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看来，这过河拆桥和忘恩负义与出生绝对没有关系，只是与做人的良知和道德修养有关。我不知道这位副校长现在是否还有底气与学生和教师谈什么思想道德修养，如果还敢，那这人真的是无可救药，我也无语了。 不知道在中国这频出的师生恋是否会与高校教师的道德自律不够，或者是教育部和社会对教师的师德要求不高有关，在国外，如果教师和学生发生师生恋是有劝诫措施的，如果劝诫不听则会被辞退，尽管国外最为推崇的是自由、民主，但是行有行规。当然，现在的女学生之实际也是有目共睹的，什么本科、硕士、博士，无一例外。想想也是，站在一个风情万种又洋溢着无限青春光彩的女学生面前，谁又能保证男性们能够坐怀不乱？无论他是谦谦君子，还是无聊瘪三，这是男人的本能。 这次苏皖之行，也去了几所大学，所到之处的领导们个个都如此客气，客气到有些谦卑。可能是刚刚回国不久，感到非常不适应。 因为工作关系，本人见过很多国外高校的校长，比如世界著名高校英国剑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校长，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的校长，已及澳大利亚G8大学的所有校长，没有一个大学的校长不是谦虚的，但没有一个大学的校长是谦卑的。谦虚和谦卑，虽仅一字之差，但差之千里。 在国外，大学校长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卓著的学术成就，干练的组织能力，清晰的办学理念。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谄媚，特别是政府官员。我在新加坡工作时，南洋理工大学的校长可是国会的独立议员，不需要参加竞选的，属社会名流。 2006年春节在香港一富豪家看春节烟火表演时，那位富豪最为看重和自豪的是他请到了大学的校长，而不是特区政府官员。 中国的大学校长是当下最受争议的，特别是如今高校的日趋行政化。如果你现在有机会和这些校长们相处，他们的话题无非是人事升迁及学校的行政级别改变，谁谁为什么没有当选院士可能调任某大学任校长会泡汤，凡此种种。如果说中国现在的科研人员浮躁，不如说是中国的科研管理人员浮躁。 由于有了太多的想法和欲望，这些大学校长的腰杆就越来越难挺直了。什么办学的理念，学科的健康发展，独立的办学精神，通通都成了晋级的垫脚石。当听着这些校长们振振有词地解读教育部要在十年内使中国的大学步入世界百强之列的时候，真感觉是天方夜谭的现代版。 如果大学的校长们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大学要想进入世界百强，那一定是遥遥无期的，也诚恳地告诫各位，千万别当真。 说一句题外的话，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一位在澳洲某大学工作的同胞告诉我，当他代表学校欢迎他的母校代表团访问该校时，没有丝毫的自豪和骄傲，而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和悲哀，因为母校的领导大人们，没有一个像搞教育的，无论是谈吐还是穿着，更不要谈气质，而他的母校还是咱著名的外语院校。什么是差异，那可不是你学校教授博导的人数，也不是在校生和留学生的人数，更不是所谓的副部级学校和中组部直管干部，差异存在于方方面面，慢慢找吧，光忽悠和喊几句口号是没用的。 看客评述： 连温总都感慨如今中国的大学教育成就不及民国，看来大学这块土地，用《神探狄仁杰》里面的一句台词来说是：“这里面的水深得很啊！”，虽然是官场和学场杂交出来的，但可能是“知识分子都不傻”吧，有些地方那种权术手段比政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东： 从这篇网络报道发表时间： 发表于： 2010-3-19 08:25 到今年，一曾经叱咤风云的985校长被降级处理，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情况，这个校长的发迹堪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翻版，看来后台强硬的的女人有时候也很悲剧。这位校长问题没有刘那么严重，所以结局好点，效应轰动性也小一些，也有网友评论说如果他不从政或许也能当个虽非一流也还不错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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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孟轲、荀况

duke01361 2011-8-16 09:59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子车或子居）。战国鲁国人， 庆父 后裔(就是公孙湫说的“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那个“庆父”《 左传 ·闵公元年》。 庆父是鲁庄公的大弟弟，与其嫂子哀姜（齐国公主）有染，他性情贪婪残暴、权欲熏心、品行极坏。庆父的子孙为了避讳弑君（庆父曾杀过“般”和“启”（闵公）之罪，后改称孟孙氏，简化为孟氏）。 孟轲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是“思孟学派”重要人物。著有《孟子》等书。孟子 思想主要体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尽管他主张的“性善论”属于唯心主义学说。 孟子的唯心主义思想 比如，孟子主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实际上，仁、义、礼、智，都需要教育培养而成！尽管如此，仁、义、礼、智本与生俱来的思想却彰显了孟柯的“良善”人性。 孟子的民本位思想 孟子非常看重人民拥有财产这件事情，比如他说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就是说“卖不起房产，总是租房住，就会让人心神不定！觉得不安生！，所以控制房价在孟柯那时候就有这样的素求了！）。孟子认为人民一定要能够“ 安居乐业”，才不会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才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同时，孟子还大力呼吁增加“教育投入”，兴办学校！不能把教育产业化！但是，孟子也承继了儒家的社会秩序之观点，他主张“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道德思想 孟子还说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教育人民彼此“互相爱护”而不是“尔虞我诈”，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进行不公平，不诚信的欺诈和竞争。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宗师，被奉为“亚圣”，与孔合称“孔孟”。 孟子的成长历程 孟轲的成长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也有说曾受教于孔的孙子子思？（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可能“受业子思之门人”），成“思孟学派”。孟轲曾仿效孔，率门徒周游列国，不得志。后隐退著书。终年八十有四（孔为73岁）。 得以流传的孟轲 人之初，性本善。 1、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2、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5、拔苗助长 “宁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其他名言 （ 1）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3）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4）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5）其进锐者，其退速。 （6）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7）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8）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9）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 10）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11）仁者无敌。 （12）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 13）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14）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15）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16）仁则荣，不仁则辱。 （17）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18）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19）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20）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2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2）孟子曰：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2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4）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25）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 （26）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27）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8）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29)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30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31)“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二、荀况 荀子思想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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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著名药剂学家顾学裘教授逝世 享年100岁

dongzg101 2011-8-9 05:30

著名药剂学家顾学裘教授逝世 享年100岁 著名药剂学家和药学教育家，辽宁省政协四、五、六届副主席，沈阳药科大学终身教授 顾学裘 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8月2日在沈阳逝世，享年100岁。 顾学裘1951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辽宁省委副主任委员。1955年至1957年任东北药学院（今沈阳药科大学）教授、教务长；1978年至1983年任沈阳药学院药学系主任、副院长；1980年后历任中国药学会第十六届副理事长、药剂分科学会主任委员、辽宁省药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药学专题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组成员及《药学学报》等5种全国性杂志副主编、编委或顾问、辽宁省医药局顾问等职。 更多阅读 赵凤光博文： 药剂学泰斗顾学裘教授去世享年100岁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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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原则和高考问题

qiaoqiao1980 2011-6-10 10:42

关于教育原则和高考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都有讨论，现在放在当前的情境下可以再具体的说一下。 虽然关于教育有多种的论述，从心理学、社会学、学习理论、教育方法、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论述，这些方面教育专家是擅长的。但是两个基础的东西是不变的，这也是古代的教育家就已经明确的指出的，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也就是说要既要公平也要效率，没有前者教育就会变成特权，没有后者教育就会失去价值。 所有的关于教育的论述都是在这两个基础上展开的，并且凸显了教育的个体性的一面，也就是说教育本质上是国家层面上组织起来的个体教育，尤其是后者，才是教育的真谛。国家层面起到的是政策上的保证作用，保证教育的正常进行和资金来源，而具体的实施要有学校中的老师和学生来共同决定。自古以来，所有关于教育的论述，尤其是西方教育，都凸显了这点。否则，教育就是伪教育。坚持教育的双重准则，是人类文明能够坚持到今天，并且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和动力，这是不能被破坏的。 中国当前的问题就在于此。中国的教育是伪教育，所以是不能输出文明的。而没有文明，中国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中国的教育法本身就违背了教育原则，这是令人尴尬的。教育的具体事务应该是由教师和学生来共同确立和展开的，但是在今天教师不过是传声筒，学生不过是做题机器，教师和学生的基本权利都被教育行政部门剥夺了。而令人可笑的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常识的东西却依然在争论之中。理由是可笑的，如果没有一个行政的指导，教学质量能保证么？我想没有比这更荒谬的问号了？这完全就是一个二百五才会问的东西。中国的教师和学生如果不能保证教学质量，那么教育行政部门就能保证么？中国的教师要比行政者多得多，如果多数都不能保证，那么少数就能保证么？完全就是放屁！ 中国今天的问题很尖锐，很明显一些人还没有从以前的二百五状态中清醒过来，对今天的人类文明并不了解，或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搅乱黑白。今天的中国再这样走下去，只能不容于世，也会让中国人民背弃。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理性了很多，眼界也比以前高了，知道的道理也比以前多了，各种改革的推进完全是可以的。但是一些人，一些行政部门为了自己的权力，利欲攻心，置天下与不顾，指鹿为马，让人愤慨。 而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沦失更加令人担忧。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个国家的良心，坚守知识分子的操守是一个国家能够延续下去的基础。但是，今天这个问题让人很不乐观。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的抛弃了国家大义，置公器与不顾，图谋私利，也让人愤慨。 对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我很担心。 教育改革根本就没有说出问题所在，那我就不清楚要改什么？如果现在很好了，那么进一步的推进叫做改革么？难道改变当前的教育法规和体制不叫改革，而叫做革命么？看来在一些人的心里，这真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以至于这场教育改革，真正的成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革命战争！最近发生的南科大高考时间就是最好的一个注解。 这就是一些人的想法。 教育必须改，不改中国就会迟早亡国。今天的中国教育违背了教育的基本原则，完全是一种以前的错误观念的延续，是被既得利益者把持的特区。谁不改，谁就是整个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国家未来的罪人。 高考是个什么东西？高考就是个怪物！它是和教育的基本原则违背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上大学，那么根本就不需要高考。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即使都能上大学也需要高考，才能够把人分出来。我相信我和这些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里。这种要把人分出来的想法，也就是古代的科举制度的想法一样，是一种典型封建理念，是一种等级制度理念的体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着受教育的权力。凭什么考试分数低的就要到差的学校去呢？也即是说高考本身就是违背宪法的，违背了基本的公道。 高考是今天制造不公平的最大的来源，也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最大的工具。一些糊涂虫还依然为高考的合理性来辩护，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智力是正常的。如果能够取消高考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和科学理念在今天都是不足的，而且一些东西也卡在了很多人的脑子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降低高考的作用，可以让一部分学校的招生不参加高考，同时让更多的学校在高考的成绩之上自主招生。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有人会问，如果不高考会怎样？我想告诉这些人，只要我们直接去升学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教育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从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从南科大高考事件中可以看出，教育行政官员和许多人依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认知上的和利益上的纠缠让这些人越来越疯狂。有良知的教育者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心和这些人做坚定的斗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会真正的发展起来，我们的后人们才会拥有一片自由而广袤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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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何子渊老先生

hanyuhonest 2011-6-8 15:13

十分惭愧，今天才第一次认知到辛亥革命元老，老革命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老先生。以下内容源自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893489.htm 　 何子渊 何子渊 （1865——1941），字：临淑，讳：东汉； 辛亥革命 元老 ，老 革命家 、 教育家 、 实业家 、中国现代 教育 的奠基人、 同盟会 嘉应州主盟人； 广东梅州 光裕庐 开基祖。 　　何子渊“积学通方，戊戌后，鼓吹新学尤力”。1885年，与何初桂创办石马“雨南洞小学”；1903年与 丘逢甲 、萧惠长等先贤创办兴民学堂，并亲担首任学监（督学）；1904年冬，创办“石马两等小学堂”，任董事会主席；1906年，与萧惠长等人创办兴宁县立中学，是中国第一批示范性高中： 兴宁市第一中学 、 粤东 名校： 兴民中学 和石马中心小学的创始人，是 中国 现代教育 的奠基人， 梅州 文化教育界先驱、 兴宁 新学的开拓者。 　　1905年， 孙中山 先生在 日本 东京 创立同盟会后，最早入盟的盟员，同盟会 嘉应州 主盟人；是黄冈起义 领导人 之一，曾秘密参与策划 黄花岗 、 黄冈起义 ，为推翻满清腐败政权积极筹款，在学生中宣扬革命，始终一节！ 　　辛亥 武昌起义 之时，毅然将正在 保定 军谘府 军官学校（后更名 陆军大学 ）深造的六弟 何贯中 托咐给孙中山，1911年10月10日深夜，何贯中李济深与同寝室近20位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将保定附近的 漕河 铁桥炸毁，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随后何贯中在北伐军总司令 姚雨平 戎幕担任营长，在 固镇 、 宿州 、 徐州 三大战役 中大败清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广东北伐军津浦线主战场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大军；最后，终于成功迫使清朝宣统皇帝宣布退位， 袁世凯 实行 南北议和 。 　　1920年，经何子渊、姚雨平等人多方斡旋，援闽粤军独立营营长何贯中奉大元帅之命，与邓仲元参谋长（遇难后，孙中山大元帅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从 福建 率师回粤，在 惠州 平叛桂系军阀莫新荣之时壮烈牺牲，年仅32岁。后孙中山大元帅追授他为上校团长，葬 广州 “粤军第一师陵园”；兴宁县县长、历史学家——原粤军总司令部秘书罗师扬亲为 民主革命 先驱、辛亥革命义士——何贯中作传并题写碑文。 　　中华民国元年，兴宁设县议会，何子渊被公推为首任兴宁县议会长，兼任兴民学堂董事长。先后提出振兴山林、开办实业、禁鸦片、禁赌博等重大方案，并得以实施。 　　1917年9月“ 中华民国 军政府”成立后不久，为筹集经费，首家“地方国营”大型股份制企业——梅州“琯坑钨矿”便宣告成立，1918年（戍午年）初，经兴梅两县县长保举由何子渊出任“琯坑钨矿”首任董事长，两县多年的山林纠纷得以解除，矿产资源遂得以大规模开发，矿产盈余便源源不断输进国民政府的财政系统，琯坑钨矿一直开采至1980年代末，因 矿产资源枯竭 而宣告竭业。 　　何子渊在出任粤军总司令咨议期间，为原北伐军姚雨平总司令献计献策，贡献良多；为推动粤军北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25年春，为平息 陈炯明 残部的串扰，东征军光复兴宁之时，与 罗幼山 县长带粮、带物和款项慰问 张发奎 、 蒋光鼐 等东征军全体将士，短期内为东征军筹集到大批军饷、物资；并陪同 蒋介石 、 周恩来 四处演讲，宣传革命…… 　　当年同盟会成立，获推举首任同盟会会计的 何天炯 先生（民国四元勋之一），在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日本东京并韩祝典”的当天晚上，回忆起1903年曾奔走全县劝导亲友、族人酬款，全力支持其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为革命、为同志不惜赴汤蹈火，有情有义的子渊阿叔；想起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禁泪如雨下，彻夜难眠！挥笔写下《忆子渊族叔》：遥寄感激、思念之情! 　　久虚无简上星窝，羡煞山居 万象 和； 　　爱我几人同骨肉，哀时无术弥风波。 　　 【辛亥遗址】光裕庐 秋容渐向风前老，诗思偏从客里多； 　　欲访故园赤松子，征程十丈竟如何！ 　　1920年代初，何子渊到广州中华民国 大元帅府 找孙 中山 大元帅汇报工作，中山先生因公务繁忙不便久陪，便安排于佑任全程陪伴，当何子渊离穗返乡之时，中山先生拟联并特地叮嘱后来出任中华民国 监察院 院长的于佑任“给子渊公作一副春联带回去……”： 　　添岁又添丁，几度酒杯传酒令； 　　有灯兼有月，十分春色闹春宵！ 　　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 张发奎 上将，在1939年冬，“粤北大捷”之 抗日战争 时期，曾特地为粤军总司令咨议——何子渊题作“ 五代同堂 ”花梨原木大匾相赠。悬于何子渊故居“光裕庐”中堂。 　　何子渊不仅在粤军系统的高级将领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还在梅州地区德高望重，他几十年如一日，对乡间各种民怨和族群械斗进行公正调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爱护和拥戴。 　　 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敬题 光裕庐大堂 1940年，何子渊年逾75旬才退休。1941年夏，赋闲在家不到一年，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六岁； 兴宁县 政府特增发两年工资8·6两 白银 作为抚恤金， 温克威 县长亲自带领县府一级主管官员参加并主持葬礼，盛况空前。 　　1949年7月14日， 胡琏 兵团【国军第十二兵团】退守汕头路过兴宁，在 石马 休整，胡琏一度曾将指挥中枢设在光裕庐，首先进入光裕庐大门的军人被中堂张发奎横匾给镇住了，立即列队、立正向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将军致敬…… 　　1949年9月，六团独四大队指挥部曾在 何子渊故居 光裕庐驻扎二十多天，后从光裕庐出发南下，解放兴宁全境。 　　附：何子渊还是 中国名茶 ——“ 箭竹顶茶 ”的创始人，“箭竹顶”茶场出品的极品“箭竹顶茶”，是清末民初中国五大名茶之一。 “箭竹顶”茶场，起于明朝，盛于清末，历时四百余年；传至梅州名贤源美公19世孙子渊公之时，达到顶盛；“箭竹顶茶” 沿着梅州、松口、 潮州 、 汕头 水路一直延伸出海，行销 东南亚 ： 马来西亚 、印尼、 南洋群岛 、非律宾、 新加坡 一带，声名鹊起，获利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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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沉痛悼念

热度 3 ray20071002640 2011-5-19 14:05

中国 科学院院士、 北京 科技 大学 教授、我国著名 计算机 科学家和教育家高庆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5月15日凌晨2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7 岁。 高庆狮院士，1934年7月出生，福建漳州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科学家。1994年调入 北京科技大学 ，任北京科技大学智能、语言与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是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技大会先进 工作 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庆狮院士是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的先驱，曾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设计负责人，我国第一台专为两弹一星服务的晶体管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我国第一台超大型向量机新体系结构原理的提出者和总体设计负责人，为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教书育人五十余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党的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是我国科技教育界的光辉典范。 一代宗师高庆狮院士的逝世，是我国计算机科学与教育界、北京科技大学的重大损失。敬爱的高庆狮院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高庆狮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1年5月21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请参加告别仪式的同志自行前往或于7时30分在北京科技大学校医院门前乘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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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高庆狮院士！！！

热度 4 zhaofuyao 2011-5-16 20:13

中国 科学院院士、 北京 科技 大学 教授、我国著名 计算机 科学家和教育家高庆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5月15日凌晨2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7 岁。 高庆狮院士，1934年7月出生，福建漳州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科学家。1994年调入 北京科技大学 ，任北京科技大学智能、语言与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是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技大会先进 工作 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庆狮院士是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的先驱，曾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设计负责人，我国第一台专为两弹一星服务的晶体管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我国第一台超大型向量机新体系结构原理的提出者和总体设计负责人，为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教书育人五十余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党的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是我国科技教育界的光辉典范。 一代宗师高庆狮院士的逝世，是我国计算机科学与教育界、北京科技大学的重大损失。敬爱的高庆狮院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高庆狮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1年5月21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请参加告别仪式的同志自行前往或于7时30分在北京科技大学校医院门前乘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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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熊丙奇早就该清楚的事实

xscjack 2011-4-27 14:15

熊丙奇早就该明白的事实 熊丙奇是与本人年龄相仿的教育家，熊丙奇先生对国家教育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长期 的调差思考，写出了数以百万字的学术论文，令本人钦佩。 但是，熊先生早该明白和承认的事实是：“没有不好的学生、也没有不好的教师，只有不好的教育制度”！ 这一论断！ 附： 熊丙奇：“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大学” 2011年04月27日08:25 东方网 熊丙奇 我要评论 ( 40 ) 字号： T | T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会，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他想告诉我的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是由学校对人才培养严格要求、重视教学所带来的，不是靠学生们的自觉。这与国内大学近年来反复强调“学风建设”，很是不同。在“学风建设”中，学校、老师反复教育学生们，要主动学习、要爱学习。可似乎学生就是主动不起来，该逃的课还是逃。 其实，我在几所美国大学参观时，陪同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时保送进了北大，进了北大之后，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因为只要学期结束，考试通过，就可以了。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 一个同样和他保送进北大的同学，混到大二，因为长期缺课去打游戏，最终多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觉得这样混下去，实在对不起自己，因此申请MIT，到这里继续读大二。到了MIT，虽然只选了五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因为每门课，老师都要求要阅读大量的书，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在他们的同学中，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位同学告诉我，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MIT，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他说，他对此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因为其他的本科生，大多是直接高中毕业后来留学；而研究生们，感受不到本科生教育。听了他的话，我在想，这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会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国母校却不捐给中国母校。 我国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高校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我也曾对大学新生分析过，大学的教学环境与中学不同，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但这次观察哈佛学生的学习，才明白，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没有错，可老师教育教学的高度投入、负责，对课程的严格要求，是学生进行有效自我管理、规划的基本前提。哈佛本科生的课，安排得并不多，但学生们忙，就忙在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准备讨论会，以及撰写课程论文。 最近，数所世界名校的网上公开课受到国内大学生、白领的追捧，很多人的感慨是，看了这些课，才知道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这和那位来自北大的留学生的感受很相近。但一位哈佛学生告诉我，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学校规定，课程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八九人，人数太多，有的学生无法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我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时，一位同学说，她们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比如在上一周，就讨论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这些讨论，是属于学生自发的。而他们的“自发”，不正是源自于已经养成的学习与讨论习惯，以及鼓励学生所有话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的整体氛围吗？ 有什么样的学校定位，有怎样的学校风格，就有怎样的学生。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我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的差距。如何赶上这些名校，国外学生们的感受最深处，也就是我国大学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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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第四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

热度 1 lysyxcs 2011-4-17 15:17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2005年以来，在全国数学史学会的领导下，相继在西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三届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数学教育界和数学史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该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已悄然形成，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有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逐年递增，数学史、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立足课堂教学、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已经成为HPM研究的重要方向。 为加深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和数学教师对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关系的认识、促进不同领域学者的对话、加强HPM领域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分享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实践经验、探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提升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扩大HPM领域的研究队伍，经全国数学史学会的讨论，决定于2011年召开第四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国际研讨会。 时间：2011年4月30日－5月4日。30日报到，5月1-3日会议，5月4日旅游。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邮编：200062 主办：全国数学史学会 承办：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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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

热度 1 shermanwang 2011-4-2 03:13

我是谁？哲学家 : 提出了生命与健康的生物哲学理论学说；药物化学家：长期从事天然药物研究，发现多个活性的天然有机新结构化合物；物理学家：发明非线性单分子光学成像理论和装置;教育家：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多年，主张提倡教育不是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传播知识和真理，启迪学生智慧，这一点中国的历届统治者最不喜欢。 自誉：比上帝伟大，上帝七天内制造了生命，可是没有告诉人类什么是生命？生命如何发展？我定义了什么是一个生命，提出一个地球一个生命的概念，指出了地球上生命的发展方向，只有生命与健康的学说才能拯救地球上的未来苍生。 学术生涯：生活在一个没有学术民主的学术环境，没有信仰和不喜欢真理和真话的社会人群，研究生求学时经历过学阀们相互排挤和攻击，工作时受过排挤和陷害，屡见学术腐败和不公。多次申请科研经费不成功，专利 PCT 没钱进入国家阶段。我还能干什么？ 命运：童年时亲眼见过国人相互武斗，血肉相残，少年时缺衣少食，吃过苏丹红，廋肉精，喝过三聚氰胺，周围都是阿 Q 的后代，只有一个个 Q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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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先生两本新著读后

热度 1 tangminqian 2011-3-31 21:37

从当当网订购了两本书，《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和《 心印——我的教育人生手记》。 昨天下午书到手里，夜里翻阅《大学的名片》一书，读到有的地方，激动莫名，真被人世间高洁的师生感情打动了，尤其是更加细致地了解到，刘道玉先生不仅被莫名免职，其后还被有组织地批判过，而刘道玉先生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热迷教育之心更炙，在被政治上打压的时候，在被疾病纠缠的时候，反见其爱教育之情更切。刚才又读了另一本书《心印》，其中一个地方写到，某被免职的大学校长还被剥夺干部待遇和职称，不知是否刘道玉先生本人？似乎像，又似乎不像。 昨夜读罢《大学的名片》一书，联想到，刘先生在书中说的都是他中意的、优秀的学生，他认为都可以作为武汉大学的名片的学生，那么，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是如何教育差学生的呢？因为，只会把好学生培养好，不能算特别好，只是乘势而为罢了。但是如能够把差的、不好的学生培养成优秀人才，那才是教育真经。今天晚上读《心印》一书，刘道玉先生说到，在他任内，一位工作优秀的基层管理干部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被学校发现后申请出国，大部分领导反对，独刘道玉先生支持和批准，这个年轻人非常感激刘先生。回想《大学的名片》一书举例，似乎另有数例都是类似情况。刘道玉先生能见人所未见，宽松处置众人皆曰严惩的人，终这些人都有所成或者有大成。联想到，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期，被国民党警察抓捕的激进学生受到多个并非共产党员的大学校长或者普通教授的有力保护，刘道玉先生的做法近似于往时这些大学校长和教授的做法。想到这里，我对自己的疑问仿佛明白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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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108岁教育家王越：表里山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

tangminqian 2011-3-29 13:38

作者：彭梅蕾 来源： 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3-29 9:07:59 科学网首页 新闻中心 正文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5534.shtm 108岁教育家王越：表里山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 王越（右）与助手一起探讨学术问题。 历经108载风雨，著名教育家王越的生命时钟定格在2011年2月26日上午10时05分。王越逝世后，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王刚、王岐山、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张德江、朱镕基、李岚清等以各种方式表示深切哀悼。 “辛勤育才教泽泰斗，淳朴修行人寰福星”，身在美国的学生用这样的挽联痛悼老校长。 王越1933年开始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先后在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暨南大学任职、任教，1952年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1958年王越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协助陶铸校长，肩负重建暨南的重任，使暨南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颓龄皓首镜中看，百载沧桑岁又阑。表里山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2003年，王越在百岁生日时所赋诗词或许能概括他丰富而厚重的一生。 爱国书生教书育人，并走上革命之路 1903年12月，王越出生在广东兴宁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受完小中学教育，1921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教育科包括三个系：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当时科主任是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淳朴坚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影响了王越，引领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路。 年轻的王越在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东南大学度过了大学生活，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他的教育事业之路从此开启。 1926年起，王越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1930年至1933年先后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多位名师指导下从事教育心理学和国学研究。1931年撰写了《人格测量》一书，这是他早年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1933年至1946年，王越先后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教授。他目击时难，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腐败，非常愤慨，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阅读进步书刊，接触地下党员，联系进步青年，并不顾个人安危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了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抗战胜利后，王越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他不惧反动政府的威胁和迫害，以教授身份领导中山大学师生罢教罢课，进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 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对原有学制、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均作相应调整，以期符合新时代之要求。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才，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 “暨大最需要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 1958年，国家决定在广州重建华侨学府暨南大学，经上级任命，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王越被陶铸从中大“挖来”任暨大第一副校长，王越受命组建暨大，为暨南大学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广州重建暨大，犹如在白纸上画图，又逢“大跃进”时期，其艰难可想而知，学校办学条件差，基础薄弱，根据陶铸校长的意见，学校成立了建校委员会，由当时广州市长朱光任主任委员，王越副校长是副主任委员之一。当时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文化课的偏向。1959年，暨大领导班子提出：“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王越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改善校园环境，王越、梁奇达、史丹等校领导身先士卒，挑泥巴、运砖瓦，带领师生员工利用课余时间修建人工湖，用两个月的时间挖出了一汪风光迤逦、垂柳依依的明湖，明湖至今仍是暨南校园中最令人流连的风景，暨南校友汪国真就曾在湖边沉思、写作诗歌。暨大还于1963年成立了董事会，在当时，暨大是设立董事会的唯一一所内地大学，至1966年，暨大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暨大在文革中被迫停办，王越改任华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主要任务是组织若干教授从事翻译工作，协助高等教育部编写教育大辞典，王越在此期间与人合著中国教育史。这段时期暨大的教师散落各处，不少人认为前景不乐观，但王越坚信总有一天暨大能再铸辉煌。 197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75岁的王越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尽管是高龄老人，但王越还是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住在校外的他每天徒步走到暨大，参加会议、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为了引进人才，他四处奔走、“三顾茅庐”，感动和争取了许多知名教授学者来暨大工作，如暨大医学院创办者、药理学家罗潜，骨科学家邝公道，寄生虫和传染病专家朱师晦等。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倪列怀曾是王越的助手，他回忆王越道：“老校长最为令人心仪的，是他那种由斯文儒雅的学者气度、温文宽厚的长者风范构成的让人可亲可敬的人格魅力。身为副校长，他还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从来没见过老校长打官腔、摆官架子。印象中，我从不觉得他像官员，而是一个学博思深的学者、一位慈祥忠厚的长者。1978年暨大复办时让老校长去动员那些在‘文革’中伤透了心的教师们回暨大，有不少老教师回来了。我想，这恐怕也与王校长的这种人格魅力的影响有不小关系。” 在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时，年逾百岁的王越谈起当年复办，深情表示：“暨大当时是白手起家，我有责任尽力使它健康成长。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一语道尽这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和人格风范。 《科学时报》 (2011-3-29 B4 视点) 更多阅读 暨南大学前校长王越逝世 享年108岁 （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2/244345.shtm ） 暨南大学前校长王越逝世 享年108岁 作者：黄茜 卢健民 来源：广州日报 发布时间：2011-2-27 10:40:30 科学网首页 新闻中心 正文 暨南大学前校长王越逝世 享年108岁 王越 王越（右）在与他人讨论专业问题。 2月26日10时05分，暨南大学前校长王越逝世。王越1903年12月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农民家庭，去世时108岁。 在广东乃至全国教育界，王越都是一位德高望重、广受尊敬的教育家。在超过一个世纪的人生路程中，王越曾师从陶行知先生，一生对贫苦工农大众抱着炽热的爱心；他曾两次承担起复办暨南大学的重任，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他积极参与社会工作，曾担任广东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席。 75岁再次领导暨大复办 王越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师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30年至1933年先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多位名师陶冶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33年至1949年，王越辗转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系主任。 广州解放后，王越作为军管会联络小组副组长参与中山大学的接管工作，随后任中大教务长。1957年，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和广东省委要复办暨南大学，招生面向海内外的侨生、境外生和内地生。当时已经54岁的王越受命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以强烈的责任心承担复办暨大的艰巨任务。1970年，暨大停办；8年后，75岁高龄的王越再次参与暨大的第二次复办。 一生敬仰陶行知心系贫民 王越一生敬仰陶行知先生，并以陶先生为榜样。他对贫苦工农大众有炽热爱心，解放前就在广州举办民众教育馆，力使工农及其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在广州郊区的长湴村办农民夜校，与中大师生一起在村里进行文化和进步思想教育。 在暨南大学，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学生，大家都将他看作良师益友。很多人都记得，在暨大“文革”后复办期间，王越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四处奔走。他的“礼贤下士”，深深感动了许多知名的教授、学者，一定程度上抚平那场“运动”落下的心灵伤痕。 最爱古诗“床前明月光” 诗歌则是王越的终生爱好。王越的次子王思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父亲常说，古体诗像浓茶，越品越有味儿。”王越喜欢的诗人是杜甫、李白、苏东坡和陆游。最爱吟诵的是陆游的几首名作，以及李白的《静夜思》。“后来父亲的记忆衰退，很多诗都不记得了。但只要我们念‘床前明月光’，他便可以接上下一句。”王思明说，到父亲离世，还有几篇文章未写完。“他列了一个提纲，是计划完成的文章，也没能完成。” 2011年2月26日10时05分，暨南大学老校长王越108岁离世 gdlaoliang的网易博客 http://gdlaoliang.blog.163.com/blog/static/408469172011128101530406/ ●他是陶行知的学生，终生致力教育事业 ●他曾和陈寅恪、吴宓、梁实秋共事，彼此交情很深 暨大老校长王越离世 享年 108 岁 南方都市报 2011-02-27记者刘黎霞 王越（右三）登山照片。 王越是南粤知名教育家。暨南大学供图 王越档案 王越（1903.12-2011.2.26），教育家，广东兴宁县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21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师从陶行知。 1930至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 1933年至1946年，在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 1946年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 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务长。 1958年任暨南大学副校长。 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重新任副校长。曾任第一届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学术著作 著有《人格测量》、《教学原理》、《南楼诗抄》、《桑榆集》，合作英文著作《Theageoffreephilosophicalcontention》，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 2011年2月26日10时05分，暨南大学老校长王越在广州华侨医院病逝，享年108岁。王越生于1903年，师从教育大家陶行知，是南粤知名教育家，也是国内大学中唯一仅存的“百岁校长”，他曾两次参与暨南大学复办工作，见证这所华侨第一学府半世纪浮沉。 首次复办暨大被陶铸从中大“挖角” 王越是广东兴宁县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他于1933年春进入中山大学教育系任教，曾在中大担任了六七年教务长。 1958年秋，随着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当时主政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产生了复办暨南大学的想法。暨南大学创办于1906年，但在1949年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之后，已停办了将近10年。在广东重新白手起家，谈何容易？陶铸相中了当时还在中山大学当教务处处长的王越，任命其为第一副校长。从此，王越与暨南园结下半世纪情缘。 王越生前曾回忆，复办之初，暨大中文系有萧殷，外语系有曾昭科，历史系有朱杰勤，水产系有熊大仁、廖翔华，经济系有蔡馥生等名师，一时间暨大人才济济，这些学科尤其是经济系，时至今日仍是暨大的招牌。 二次复办暨大75岁再出山 “文化大革命”中，暨南大学如同中国大多数高校一样，受到严重冲击，在1970年更遇到灭顶之灾，被“关门分家”，校园更被部队院校占用。王越眼睁睁看着自己与同事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大学在中国大学名册上消失。 1978年，党和政府决定复办暨南大学，王越又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此时已75岁的他欣然答应。复办工作千头万绪，当时很多人不解，这位老人为何不在家颐养天年，而要去接受这样的重任？王越生前曾对访问者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暨大就像是我的孩子，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不可能置身事外”。 王越的儿子王思明告诉记者，很多老教授在“文革”时受到冲击，留下伤痕，有学校有很大意见，70多岁的父亲还到处跑，挨个动员老教授重新出来工作，那段时间父亲工作非常辛苦。 坚持用脑百岁高龄依然耳聪目明 晚年的王越，住在广州石牌暨南园，而他也是国内高校唯一仅存的“百岁大学校长”，也是暨南大学的“一宝”。一百多岁高龄的他，和学生、老师聊天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这让很多人都非常惊讶。王越总结了其长寿秘诀为12个字：“活到老，学到老，常用脑，勤思考”。 王越的儿子王思明告诉记者，父亲在107周岁时还能写诗、写文章，直到8个月前，因为出现老年性肺炎，渐渐有衰老迹象，才停止写作。他一辈子写了很多教育方面的论文，还非常喜爱写古体诗，他还是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近年来，他还出版了《百岁王越诗文选》。 王思明认为，父亲能长寿与其坚持阅读、写作有关，以前是一天要花七八个小时在读书看报上，在一年前还能四五个小时，《求是》、《哲学研究》等杂志，每期必看。而且，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工作、看书，中午休息，“他每天都要看报纸，这几年看不清楚了，仍坚持看大标题”。 在饮食方面，“很多人都以为老先生吃得很好，其实完全相反，”王思明说，“其实都是以清淡为主，太贵的东西他都不赞成我们买，比如虾、提子，一听说太名贵的东西，他都不吃。” 长寿之道 “活到老，学到老，常用脑，勤思考。” “一个人过了一百岁，身体就走下坡路。对岁数我是不理会的，我根本就不谈这些，现在觉得这些是多余的。到晚年就要随遇而安，看破一点。”——王越 百载沧桑岁又阑——访暨南大学105岁老校长王越 撰写时间: 2008-06-30 文章作者: 湛华国 文章来源:广东省民政厅 首　页 - 民政资讯 - 人物故事 http://www.gdmz.gov.cn/mzzx/rwgs/200806/t20080630_15600.htm 暨南大学资深老校长王越先生年逾105岁高龄，是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其心系教育事业，贡献卓著，晚年亦带头推动公益事业，关心下一代成长，品格高尚，受人爱戴，堪称中国教育界的楷模。 　　这天上午，在刚刚被暴雨洗过天空的暨大校园，记者拜访了这位世纪老人。 　　王老童颜鹤发，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走近王老—— 一个家中与邻里倍受尊敬的长者，惟有崇敬、倾听，而醍醐灌顶，启迪心智。 　　零距离地阅读与感悟这位岁月老人，犹如翻开一部厚重的书，打开一扇深邃的世纪之窗…… 　　 创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王老作为文化人、教育家，博览群书，博闻强记，阅读成为习惯，相伴了一生。他订阅有《中国日报》等报刊，时常关注国计民生等社会问题，自然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大事了。话题从我省建设和谐社会上开始。 　　他说，广东建设和谐社会具备良好的条件。建设和谐社会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等，是全面的社会和谐，需要不断建设和发展。他一生做教育工作，对教育科研比较关注，建议我省能够在教育科研方面有突破，促进广东和谐社会的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有所创新。教育上要创新，才能建设和谐社会。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举例来说，就是广东与香港的教育比较有较大差距。有一年广东参加全国高考的9名状元，要求进香港大学，结果没有一个被录取。究其原因，问题就出在我们在教育方面缺少创新上。 　　香港方面的回答是，大陆的状元学生从书面上看成绩都不错，可是做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成绩就糟糕了。这暴露了我国中学与高等教育往往只是在书本上用工夫的弊端。这方面，香港比内地强。注重实践，教育才有活力，社会才进步和谐。 　　第二．广东的高等院校尤其医学院较为密集，医学科学发展进步，也是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要进一步考虑，首善之省如何带头，外省干不了的事情你能干。 　　举例说，针灸是我国的传统医学，在国外很流行，有些西医治不了的病采用针灸能够治好。他自己就有体会。他在华南师大时，有段时间发过头痛，中药、西医吃过不少，还是痛。药房配药的女医师推荐他试试针灸治疗，当时病情就有减轻、舒缓，不久就治好了。由此，他认为，广东作为首善之区，要有所表现，例如在医学方面有新的突破，能够解决外省、国外解决不了问题，即是创新。 创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是关乎首善之区的事情。 　　“活到百岁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体会和经验” 　　王越先生是我国目前唯一健在的百岁以上的大学校长。他认为，老年人究竟该怎样度过老年生活？这是进入老龄社会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他说，“活到百岁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体会和经验。” 老年人不要在心理上衰老，要有抱负，自强不息，不要未老先衰。王老70多岁时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仍然坚持研究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当时在与国外大学的互访中，多是交流教学科研方面的情况，没有多大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学校商量，礼尚往来，在回访中，中国教育界得有所表现。于是，王老率先向国外学界介绍我国的传统文化，重点推介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诸多学派相互辩论交流，兼容并蓄，百家争鸣，文化昌明，社会和谐的史实。暨大文华小学教育史专设儒、墨两学课程，运用宣讲、辩驳、英文读写的方式教学。外国人看过说，对于孔子有了解，墨子不了解。王老就向他们传布墨子的学说。他说，墨子主张“非攻”（Non-attack ）“兼爱”（Universal love ）的思想。 　　 墨子帮助小国抵御大国，他和三百弟子可以共患难，同生死，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哲学家。中外的哲学家谁能打仗？外国人惊叹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对物理学、化学、数学都有贡献，无与伦比，说，“了不起！” 　　王老主张建立一个和平平等的世界。1978年，他在访问美欧一些国家时曾对流行的智慧测验中的种族歧视提出质疑。他在一次到哈佛大学与一些国家教授的交流中指出，流行的智慧测验中，将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地区以及非洲黑人的孩子进行测试，结论为智商最低是非洲的孩子，有人说是天生笨拙。他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教育的关系，进而是成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教育的问题，由此挑战了种族歧视观念，得到了国外学者的赞同。 　　王老说，要正确对待进入老年，不要有觉得自己老了的心态，无所作为。活一天，无论年纪多大，都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有所寄托，这是其一。 　　其二，背诵古代诗词可以安然入睡。晚年时睡眠会有问题，老年人晚上不易睡好，闭着眼睛睡不着。他80岁时有这种现象。解决的办法是读古代诗词，背诵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的诗词。白居易《琵琶行》、杜甫《兵车行》、李白《蜀道难》等名篇，背诵到一半即可入睡了。这也是养生的方法。 　　其三，及时防治疾病。尤其是头痛、偏头痛初期要注意。他的儿媳妇是医生，即时照应老人的健康。王老说有病要及早治疗，千万不能耽误。 　　其四，知足常乐，饮食起居有规律。王老心态平和，常教导后辈做有益于社会的人。他的饮食基本是清淡类型的，起居作息顺乎自然，比较有规律。 　　师承与爱心是精神之源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对王越先生影响最大的人。王老竖起拇指，讲开了关于陶行知先生的故事： 　　王越先生是广东兴宁人，１９２１年考进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与陶行知先生结下了一生的师生之谊。那时陶行知先生是教务长，360块大洋一月，当时普通老百姓一个月３块大洋就可维持一个月生活。 　　１９２３年秋，陶行知先生辞去教务长，受中华教育促进会的派遣，创办晓庄师范学校，招收贫苦学生，培养乡村教师，发展乡村教育。他跟农民过一样的生活，教他们识字，还建立了共产党支部。 　　一次，时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主席蒋介石来学校参观，陶行知先生只派职员去打招呼，蒋介石生气地走了。了解到学校有共产党，命令派人封闭。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是陶行知先生在哥伦比亚的同学，通知他离开到日本。后来回上海办工学堂，招收失学青年和穷人家的孩子。 　　陶行知先生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曾在英国马克思墓前写诗称赞这位伟大导师。他作为外交使节宣传抗战，辗转26个国家，募捐钱物。白求恩是陶行知先生介绍来中国参加抗战的。 　　那年王老我由广州到香港去看望陶行知先生，陶先生说被邀参加全国参政会。陶行知先生到重庆后了解到难童没有饭吃、书读，办了育才学校，挑选400余名学生，找慈善家捐助和由临时政府承担部分经费。学校的教师多为专家，舞蹈家戴爱莲就是其中之一，没有薪水。李鹏就是当时的学生。学校由1938年办到1949年。 　　王老说，陶行知先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大教育家，他主张“损己利人”，毕生为了人民大众和社会。 　　百载沧桑岁又阑。岁月湮没了往事，许多历史片断时常在老人的脑海中萦回——陶行知、陈寅恪、陶铸、冯乃超、马寅初、梁实秋……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从老人口中淡淡吐出……毋庸置疑，这是历史对于这位世纪老人的厚赠。 　　同样，拥有一颗爱心，体恤民生，亦是王老的精神之源。这次汶川大地震，他不顾高龄，两次为赈灾捐款。他一边说着这是微不足道，一边递上写好的《鼓舞汶川》的四阕诗词交给记者，表达了一位垂暮老者“慈心援手系汶川”的赤子大爱！ 　　室内悬挂着王越先生百岁华诞的大幅照片与暨南大学终生贡献奖的红色绶带，静静地，有如面前这位皓发白首，跨过百载沧桑，阅过风雨人生的睿智老人。 　　手捧王老《百岁王越诗文选》的赠书，心存尊敬与感激，记者结束了超出时限的采访，握别老人，默默祈祷他健康长寿。。。。。。 人物档案 　　王越，1903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暨南大学副校长、顾问，第一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第一届广东陶行知思想研究会会长，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撰写有《人格测量》、《教学原理》、《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专著。 鼓舞汶川 王越 其一 唐山噩梦悚汶川，老幼泥封过万千。 空降“爷爷”忘朝夕，怃孤恤寡创新天! 其二 天崩地陷何须惧，亿万同胞手足情。 缩食节衣助川陕，小康社会暖苍生! 其三 中华自古彰奇迹，多难兴邦意气豪。 禹凿龙门千载上，迄今朝夕浪滔滔。 其四 “地陷山崩”悚寰宇，慈心援手系汶川。 干戈世界慈云现，矛盾生涯奕世传! 王越：百年学林笑谈中　一生桃李满天下 (发布单位：宣传部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日期：2006-4-13） 暨南大学建校100周年1906~2006 首页 新闻消息 媒体角度 http://jnu100.jnu.edu.cn/xwxx/106/817.html ●　他是现年103岁的原暨南大学副校长。 　　●　他是陶行知的学生，终身致力教育事业。 　　●　他曾和梁实秋、吴宓、陈寅恪共事，彼此有不同　　寻常的交往。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王越小传 　　王越，1903年生，广东兴宁人。1921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师从陶行知。1930至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1933年至1946年，在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6年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务长。1958年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重新任副校长。曾任第一届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人格测量》、《教学原理》、《南楼诗抄》、《桑榆集》，合作英文著作《The　age　of　free　philosophical　contention》，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 　　 　　 春雨淅沥。走在暨南大学校园里，身上有些冷意，心里反复思量一个疑问：“这所大学103岁的老校长会是什么样子呢？” 　　走进王越先生的家里，才发现提早来了半个小时，老先生刚刚起床。在等待中，正好细细欣赏客厅四壁的书画，梁实秋寄赠王越的书法，录了杜甫诗作：“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古人今人的思乡之情皆跃然纸上。 　　梁实秋书法的对面墙上，挂着暨大客座教授曾敏之为王越百岁时的祝寿诗：“春风绛帐记华年，崇尚行知见后贤。几历殷忧持大节，倍怀敦教著鸿篇。暨园栽得菁莪美，海宇长传吟咏笺。今日期颐欢大庆，云柯冉冉映江天。” 　　正看间，王越先生从里室走出来，外表看来像七八十岁的长者，一握手，感觉力量充沛。谈起陶行知、梁实秋、吴宓、陈寅恪四位故人的旧事，王先生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至动情处，笑声朗朗。而当问起他自己的成就时，他报以微微一笑，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带过几本著作。 　　提起王越先生的诗作，他递来一篇关振东的文章，关振东认为：“王老诗擅歌行，写五七言长篇，常常一气呵成，如大江直下，滔滔汩汩，波澜壮阔。内容多为抚今思昔的纪实之作，或回忆抗日的国运危难，或追述旧时代的人民困苦，或缅怀旧名流的遭遇，感时伤事，堪称诗史。”文章中也引了王越百岁时回赠曾敏之的诗作：“天留一笔大如椽，指点江山入简篇。试向南园一回首，山阳旧侣杳如烟。” 　　谈到恩师陶行知，王越先生一往情深，又取出一篇旧作《从陶行知先生谈起》。文章提到陶行知逝世前不久指出：“第一流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王越先生特别加注：“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人弄虚作假之歪风，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文章更引用大量史实证明一代大儒朱熹言行不一，“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在处理故人之财的时候，见利忘义，侵占其财产，使两女遁入空门。后来朱熹又诱其返俗，充当自己的爱妾，携往官署，以满足其“人欲”。这番论述，这才更让人明白王越为何在英文著作《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中要“还朱熹一个伪君子的本来面目”。 　　采访结束前，不禁问起老人家的长寿之道。王越先生感慨：“一个人过了一百岁，身体就走下坡路。对岁数我是不理会的，我根本就不谈这些，现在觉得这些是多余的。到晚年就要随遇而安，看破一点。”又笑着透露，虽然现在视力不好，却觉得来日无多，正在写一些想写的东西。早前暨南大学为王越先生祝寿的盛会上，他将长寿之道概括成十二字要诀：“活到老，学到老，常用脑，勤思考。” 　　 　　陶行知： 　　爱满天下，损己利人 　　王越生于广东兴宁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受完小中学教育，1921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教育科包括三个系：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科主任是陶行知，陶行知纯朴坚毅和循循善诱的风格，给王越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立志终生从事教育。此后，陶行知与王越师生感情日深，1946年陶行知逝世。 　　南方都市报：你在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读书时，陶行知先生上课的风度是怎么样的？ 　　王越：他讲课是很生动的，不是贩卖外国的东西，他是讲他自己的一套。他是杜威的学生，杜威来中国讲学，由他的两个中国学生翻译，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陶行知。但是陶行知先生对杜威的学术有另外一种看法。杜威提倡“学术即社会”，陶先生认为这句话还是有问题的，他就说：“社会即学校”。杜威的好些说法陶先生都是完全跟他不同的。 　　南方都市报：1923年秋，陶行知先生辞去教育科主任，准备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你们同学都依依不舍？ 　　王越：那个时候我们的师生关系是很密切的，平时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向他请教。听说他要走，哪里舍得？我们全科同学开了一个晚会，对他恳切挽留。陶先生很诚恳地说，你们的厚意我心领了，但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事业关系到全国教育水平，比在东南大学主持教育科的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我不得不前往负责。我们彼此之间都是依依不舍的，很多同学都哭了。 　　南方都市报：此后你们师生还是交往不断？ 　　王越：以前在南京，在广州，在香港，我们谈了很多，还有通信。因此别人常常请我写陶行知先生的生平，我想起来就有很多要写的。30年代中期他到中山大学来演讲，讲国难教育，那时候日本鬼子打到沈阳，后来侵犯华北了，全国要动员抗战。那时候我在编一个教育专刊，就登了他的演讲词。1938年，陶先生到海外宣传中国坚强抗战，在美国洛杉矶碰到白求恩，就向他介绍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情况，后来白求恩到中国来了。陶先生做了很多好事。　 　　南方都市报：陶行知先生影响了你的一生？ 　　王越：可以说，他的为人，他的学问，我自己是学不到的。我总感觉到，中国几千年来，作为一个教师，他是第一人。中国不是把孔夫子作为一个圣人吗，也是教师的模范。其实我认为陶行知是教师第一人。他为人就两句话：爱满天下，损己利人。人家说“不利己，不害人”就很了不起了，他是“损己利人”。你想想，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当教授，一个月360块大洋，那时一般人一个月伙食费3块大洋就够了。这种教授他不当，跑到晓庄去办学校，自己挑粪、浇水，跟农民一起劳动。听说晓庄师范办得很好，蒋介石这个家伙那时候当国民政府主席，就跟宋美龄跑到晓庄参观。刚好陶行知先生召集同事开会，人家告诉他，蒋主席来了。陶先生就交代一个职员说，你去招呼他一下，我在开会，没有时间接待他。蒋介石气死了。后来因为晓庄师范里有共产党的组织，蒋介石要捉他，封掉他的学校。陶先生跑到日本躲了一年，再回到上海办山海工学团，生活很苦。他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他的爱人出来照顾他的生活，住的地方很简单的，就一个客厅，他自己身上几套衣服，不穿就挂在那里，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是很辛苦的，有时候没有衣服穿就拿他的衣服去穿，他从来都不问的。爱人告诉他，家里没有米了，揭不开锅了。他是徽州人嘛，徽州人在上海做生意的不少，有些认识的茶商，他就跑去茶商那里借了20块大洋，准备买米。走到半路就碰到工学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我家里现在揭不开锅了。”陶行知马上把20块就给他。那他家里没有米怎么办？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徽州商人那里借点钱。他以后在抗战时期办育才学校，几百个难童，最聪明的挑来，他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东西吃，找教师来教他们，培养好多的人才。比如现在广州有一个女作家叫周毅，她是广东难童，只好跑到四川，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就到育才学校。陶行知就靠熟人帮助，几百个学生的衣食住，都要他解决。世界上没有那样一个教育家啊！ 　　 　　梁实秋： 　　晚年思乡情切 　　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王越回到家乡，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1930至1932年，王越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从事教育心理学和国学的研究，期间发表论文多篇。1933年至1946年，王越辗转在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王越于1946年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1948年，梁实秋到中山大学任教，与王越结下深厚友谊，1949年后天各一方。80年代初，王越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梁实秋的儿子梁文骐在暨南大学数学系任教授。晚年梁实秋思乡心切，想通过旧友王越联系回故乡看看，不想未能成行，不久去世。至今王越家中依然挂着梁实秋思乡的手迹，谈起这段往事，王越感慨良多。 　　南方都市报：在中山大学，你和梁实秋先生私交很深，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王越：梁实秋先生是清华大学出身的，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学西洋文学，他的中文和英语造诣很高。但是文学的见解跟鲁迅不同，两人打过笔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1948年他到中山大学教外国文学，跟我在一起，彼此兴趣相投，言谈甚欢。等到1949年，他就跟我说：“我要到香港去。”我就劝他：“你不要走。你教你的书嘛。”他委婉地说：你和我不同，我是和鲁迅打过笔战的人，鲁迅称我“资本家的乏走狗”，新政府日后如何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他还是要走，那也没办法留了。 　　南方都市报：梁先生先到了香港，后来去了台湾。 　　王越：据说他在台湾是知识分子的领袖，一个是胡适，一个梁实秋，过年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家里蒋介石父子一定去拜访的。梁实秋的地位在台湾非常高。他的爱人是很有名的歌唱家韩菁清，他们的黄昏恋搞到满城风雨。(笑) 　　南方都市报：梁实秋先生晚年和你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你家里现在挂的这首梁先生手抄的杜甫诗作有关系？ 　　王越：80年代，他八十几岁了，很想回老家看看，他是北京人，一个人年老就思乡。刚好他儿子梁文骐就在暨南大学数学系当教授，有一次梁文骐就把他父亲写的信和寄来的一首杜甫的诗拿给我，说他父亲希望我想办法同他安排一下，他想回来，到北京老家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台湾很有地位，就同广东的统战部商量，统战部长就说：“噢，梁实秋啊，听说他在台湾很有地位的，这个人要回来得通知中央的统战部，由那边决定。”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期，对于台湾要回来的人物还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开门户的，还是很有选择的。好，把这个事情通知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就说，他要回来，他自己写封信给中央统战部，由中央统战部来考虑吧。梁实秋怎么愿意这样子搞呢？他不写。事情就放下来了。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我就感到这个事情太可惜了。他回来，对我们做台湾的工作是有好处的。 　　 　　吴宓： 　　不如意事常八九 　　早在北京求学期间，王越与吴宓就有交往。王越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吴宓也曾在中大短期任教，王越带吴宓到六榕寺拜佛，也倾听吴宓坦露心事。王越曾劝吴宓留在中山大学，后吴宓入川，两人联系不断。王越叹息：吴宓与陈寅恪两位知己晚年无法常在一起论学。 　　南方都市报：你和吴宓先生是如何认识的？ 　　王越：在30年代，我们就很熟悉了，那时吴宓在清华大学担任国学研究所的主任，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四位是指导教授。吴宓当时担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他看我发表了一些诗歌，觉得很有兴趣，因此作为文学之交就有来往，那是70多年前的事情(笑)。那时是1931年，我先在燕京大学研究所，后来到北大，就跟他有来往，以后就常常通信。 　　南方都市报：在中山大学同事期间，吴宓先生还请你带他去六榕寺拜佛，是不是那时他有什么心结未解？ 　　王越：吴宓为什么跟中山大学发生关系呢？好些人大概也不清楚，他是1948年秋天应邀到中山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在中大讲课一个学期，那时候我在中山大学教书，来往很密，常常在一起谈一些问题。那时他的思想有点受佛家的影响，他就要我带他到广州六榕寺去参观。我带他去，他平常都是穿西装的，六榕寺很多信男信女，人群当中大家很注意他，因为他西装笔挺。他自己对着佛拜下去了，那些信男信女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西装笔挺的人跪下来拜佛，哎呀，当时我觉得很尴尬。后来他跟我说他自己的婚姻问题，心情有点不大愉快，又跟他的夫人离了婚，又跟另外的女子闹恋爱，没有好的结果。他恋爱的女子是很有名的。 　　南方都市报：吴宓曾经苦追毛彦文，当时有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后来33岁的毛彦文嫁了66岁的熊希龄。 　　王越：熊希龄是袁世凯的国务总理，凤凰人，有人叫他“熊凤凰”，两个岁数差一半。吴宓跟毛彦文是先要好的。哎呀，说起来也的确是惨。吴宓曾帮助这个女的在美国留学，寄钱给她。吴宓在清华大学有一个暑假，到欧洲去了，毛彦文从美国到欧洲来，吴宓就开宗明义地谈到结婚的问题，毛彦文还没有下决心跟他结婚，谈得不好，吴宓就用剪刀刺自己的头部，血流下来，毛彦文吓坏了，赶快用手巾帮他包好。经过恋爱的苦味，实在是难受的。后来两人回到中国再谈，没有好结果。毛彦文就嫁给“熊凤凰”了。吴宓就是因为有这个心结，才让我带他到六榕寺拜佛。以后我就劝他：“留在中大吧。”假如他留在中大，就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后来陈寅恪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他们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就可以在一起了。但是料想不到吴宓心情不好，想拜佛，到峨眉山去了，就不听我的劝告，离开了广州，先回到武汉，后来到了四川。四川有些朋友就劝他，到峨眉山当和尚，也不一定能够解脱的，“一着袈裟事便多”，烦恼更多，就劝他留在大学教书，刚好那时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就请他去当教授。 　　南方都市报：后来吴宓先生在那里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 　　南方都市报：他这个人可以说是悲剧。“大跃进”的时候，每人只分到二两饭，有学生问吴宓“而况”应该怎么用法，这位老先生心里有点牢骚，他说，这就很现实的嘛：“三两犹不足，而况二两乎？”三两都吃不饱，二两那当然更吃不饱了。有些学生就很调皮，记下来了，后来成了吴宓反动的罪证。还有，吴宓教西洋文学有很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古代诗歌有很多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一来，吴宓就成了西南师范学院第一个靶子，把他斗得非常厉害。他就不吃，想饿死算了，当然那时吃的也是很糟糕的东西，于是乎造反派把他绑起来，灌他喝臭水。 　　解放初期，他的一个女学生的父亲是地主，这个女生为了表示革命，就把她父亲躲藏的地方向学校革命委员会报告了，造反派就把她父亲捉起来了。这个女生还算立了功，但是乡下不理这一套，说这是地主的女儿，一定要把她捉回去，打她屁股。结果让吴宓知道了，他是留学生嘛，觉得这样对付这个女生实在是说不过去。当时他在学校是第一号的教授，他看了这个事情，心里很不高兴，就去找邓小平。邓小平那时是西南局的书记，邓小平也知道四川有这么一个有名的教授，就和他见面。邓小平对他很客气，听了他的报告，就说让旁边的人记下来。后来邓小平的助手就告诉他，根据西南师范学院的反映，吴宓讲课有很多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邓小平就说，他是留学生，又是封建家庭出身的，这种思想一下子改造过来不容易，不能要求太高，至于他揭发的事情，要去查清楚。吴宓回到学校，就对亲密的朋友讲，中国有这个人了不起，谈话非常有眼光的，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是很开明的，将来中国就靠他了。他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第一流的人物。吴宓是有他的特点的。(笑) 　　南方都市报：在中山大学分别之后，你跟他交往还多不多？ 　　王越：到了1963年，我那时是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组织了一个团体到四川访问。我到重庆当然就打电话给吴宓先生，想去看他，他当然很高兴了，吃了饭，他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他住的地方实在是很简陋的，两张床，一张床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睡，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另外一张木床是他自己的，有张书台，还有个书架，非常的简单。奇怪了，那么重要的教授，那样的待遇，比起中山大学来，还差得很远。他那时候就对我讲：“哎呀，1948年没有留在中大，假如留在中大，现在还可以跟陈寅恪先生常常在一起，那多好啊！”　 　　吴宓是陈寅恪最好的朋友。1961年，他还来广州访问陈寅恪先生。他同陈先生谈到一个问题，解放初期他自己写思想自我改造。陈寅恪对他说：“你呀，写这个东西，我就不写的。”他们两个知心的朋友，无话不谈的。(大笑)两个知心朋友作风是不一样的，陈先生是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一点都不马虎的。 　　 　　陈寅恪： 　　思想自由，精神独立 　　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学教务长，1958年，国家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陶铸任校长，王越任第一副校长。在中山大学期间，王越多次向陈寅恪请教学问，而外界拜访陈寅恪，一般通过王越联系。陈寅恪的独特风范，王越记忆犹新。 　　南方都市报：你所见的陈寅恪先生的风范是什么样的？ 　　王越：我当时在中山大学当教务长，很多人知道陈寅恪是知名的学者，都要来拜访他。事前要通过教务处或者校长办公室，外面很多电话都通过我再转告陈寅老，我要征求他的意见。他是不轻易接见的，康生想见他，他不见，说：“告诉他，我现在生病，睡在床上，对不起。”康生这个人当然很鬼的啦，恨死他，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交待造反派把陈寅恪搞得一塌糊涂。 　　南方都市报：杜国庠想见陈寅恪就很顺利了。 　　王越：杜国庠(1889－1961，广东澄海人，笔名杜守素。曾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著有《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便桥集》、《杜国庠文集》等。)那时候是广东文教厅厅长，我们也认识，他打电话给我，想拜见陈寅恪先生，请我征求陈先生的意见。我跟陈寅老谈，文教厅厅长杜国庠杜守素，他写文章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啊，介绍墨子什么的。陈寅恪看过他的文章，他说：“杜守素啊，这位还是读书人。那好吧。”我就带杜国庠去见陈寅老，这个经过是很精彩的。(大笑)原来杜守素另外有一个任务的，是代表全国政协邀请陈寅老担任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陈寅老想了一想，说：“杜老，我身体不好，我不能到北京去开会，我就谢谢了。”不愿意担任嘛，一口拒绝。杜老也很尴尬，还说了两句，希望他去吧。陈寅老就讲话了：“杜老，我告诉你，全国政协开会，其中很多委员都是我的熟人，但是他们的发言都是歌功颂德，都是‘歌德派’，无聊得很，我听了马上把收音机关掉，我才不愿意听这些话呢。”一说把杜老也搞得很难受，这种事情无从解释的嘛。陈寅老又带出一句话：“只有周恩来先生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杜老一下子就有个办法了，他说：“陈寅老，我告诉你，这次请你去当政协常务委员就是周总理提议的。”陈寅老说：“噢，是他啊。”他和周恩来两个人在欧洲留学认识的。不但认识，而且解放初期，陈寅老的父亲陈三立的坟墓在西湖边，杭州修马路就要把那坟墓迁走。中国的士大夫把迁祖坟当做大事情，很不愿意的。陈寅老没有办法了，就写信给周总理，希望周总理过问一下，周总理知道陈寅恪的学问，在学术界的地位，他在外国都很有名的，就打电话给杭州市领导，让他们想办法保留陈家祖坟，把马路稍微划开一点，就避开了。这件事情，陈寅老就很感激周总理。“既然是周总理提出来让我当政协常务委员，是一片好意，”他就说，“不过我的确是怕北京的冷啊，我身体是不行的。”杜老就告诉他：“冷的时候你就不用去开会，夏天太热你也可以不去。总之你先担任了这个名义吧。”后来他就答应了。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没有答应，就是郭沫若去找他担任历史研究所的所长。他不干，他说，我写文章不愿意引毛公刘公的话，去当所长实在是不合时宜。这个人的确是要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不愿意随风转，那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有特点的。 　　 　　王越： 　　笔耕不辍，见证世纪风雨 　　王越在学术研究上数十载不断。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期间，撰写《人格测量》；在北京大学时，师从黄节(1873－1935，广东顺德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蒹葭楼集》、《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等。)研究魏晋六朝诗词歌赋，曾就中国音韵学的一些问题的研究成果，总结发表于《东方杂志》。此后，一生吟咏不辍，著有《南楼诗抄》、《桑榆集》。1942年，王越撰写教育理论研究力作《教学原理》，作为大学用书正式出版。1949年后，王越与友人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并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分册的编委。80年代，王越用英文撰写论中国古代文化的论文，结集出版《The　age　of　free　philosophical　contention》(《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王越、周德昌合作)。　 　　南方都市报：今天听了很多你的师友的故事，受益匪浅，你自己的经历、成就，我也很想了解深一点。 　　王越：我一生能有陶行知、梁实秋、吴宓、陈寅恪这样的师友，很幸福，我自己也受益匪浅！至于我自己的成就，和他们比起来，我想就不用多谈了吧(笑)——我有一本书，是用英文写的，想送给你，你也是暨大的校友，我们大家在学问上可以交流交流。我以前写的书，很多现在都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第一部专著是在燕京大学时写的，后来部分毁于战火？ 　　王越：那时候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的，书名叫《人格测量》，本来是用英文写的，后来觉得那个时候还是用中文写吧。用中文写了一部，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的一个编辑看了，觉得很好，跟我商量：“你这部书分期在《教育杂志》上登，好不好？”横竖我是拿到300块钱的稿费，就说：“你们来安排吧。”后来《教育杂志》把我那本书前面的两章登出来了，1932年日本鬼子大轰炸，把商务印书馆的书都烧掉了，稿件也烧掉了。我那个时候当研究生，也没有办法请人家来抄啊，原稿也没有，现在只有那两篇也许还可以找到。 　　南方都市报：在抗战期间，你撰写了教育理论著作《教学原理》。 　　王越：《教学原理》是一个香港书局出版的。另外，《中国教育史》是跟人家合作的。　 　　南方都市报：80年代，你又用英文探讨中国学术史上辉煌时代的《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 　　王越：1981年，暨南大学组织代表团回访美国和加拿大大学校长，那几年美国和加拿大有好几个大学校长来暨南大学访问，我们礼尚往来，就要回访，做学术交流。代表团就商量，用什么学术成果去进行交流。我们很难，讲科技是没有办法讲的，中国那个时候是1981年哪！(笑)讲什么呢？后来他们就说，我是搞教育史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是学术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我就想，写写百家争鸣的情况，如果用英文写成论文，让外国人直接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也许有点意思。但是百家太多了，就只讲儒家、墨家、道家，所以就叫《The　age　of　free　philosophical　contention》。周德昌是我的学生，我跟他一起写过两篇中文的文章，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有六七篇就完全是我自己用英文写的。这里面不光是讲春秋战国时代了，也有批评朱熹的，还他一个伪君子的本来面目。 　　南方都市报：很希望你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把你这一个多世纪见证的风风雨雨记下来，对我们了解你的独特经历，了解大学教育、学术变迁的历史，都很有益处的。 　　王越：(笑)现在我有一些稿件，想写一个回想录吧，正在写。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影：本报记者　姬东　实习生　陈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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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及其现实反思

xxxy2011 2011-3-10 09:09

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及其现实反思 （感谢houyan25028017整理） 尤•康•巴班斯基(1927.1～1987.8)是当代著名的教育家、教学论专家，前苏联教育科学博士、教授、教育科学院院士。他在全面总结顿河一罗斯托夫地区克服大面积留级现象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从探讨预防学生学业不良问题入手，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为核心，结合系统论、控制论等原理，对教育教学中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形成了“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的教育教学思想。 一、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概念 “最优的”这个术语，意思是说“根据一定的标准衡量对当时条件来说最佳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综合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教学过程最优化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和原则, 教学任务、内容、方法和形式，以及该系统的特征及其内外部条件的基础上，选择教学过程的最佳方案，组织对教学过程的控制，从而在规定的时间内使学生在教养、教育和发展三个方面获得最大可能的效果。 这里着重指出的是在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理论中, “最优的一词并不等于“理想的” , 也不是一般所指的“最好的” ”。“最优的是从一定标准来看, 对一定条件来说是最好的意思” 更具体地说 “是指一定学校、一定班级在具体条件的制约下所能得到的最大成果，也就是指学生和教师在一定场合下所具有的全部可能性”。发挥了全部可能性, 获得该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大成果, 就可认为是实现了最优化。可见最优化不是一种抽象、僵化的模式，它是相对于一定条件而言的，这充分显示出辨证法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灵魂。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起源 顿河—罗斯托夫地区的教学科学实验是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起源。任何一门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必须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来源于教育科学实验和教学实践，是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学科学实验。 纵观巴班斯基走过的教育科学化道路，经历了两个重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六十年代初，顿河—罗斯托夫地区创造了大面积客服留级现象的经验，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第二阶段，一九七二年以后巴班斯基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属的罗斯托夫实验室，在顿河—罗斯托夫市第一和第九十二中学进行了四年的教学实验。 三、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巴班斯基和其他的教学学家夸美纽斯和赫尔巴特相比较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论和反映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的选择论，系统论是他构建教学最优化理论框架的基石，选择论则是他怎样实施最优化的理论基础，二者在其最优化理论中相互映照。 巴班斯基明确指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来控制教学教育过程，选择该具体情况下最优的教学教育方案，是教育最优化的方法论基础”因此他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把教学论看做一个系统，教学论中的各个范畴都是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因素。 首先从纵向上来看，巴班斯基把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形式和教学速度对教学结果的分析都看做教学过程这个整体中的成分，他们具有逻辑的、必然的联系，他们作为教学中的各个范畴，在最优化这一基本方法体系中运动，缺少了其中的某些环节都会影响教学过程的设施。这样巴班斯基以教学过程的活动为基础，从而构建其教学论大厦。其次从横向上看，教学过程中的组成成分分别与教师教授的最优化办法、学生学习的最优化办法中的各自六个环节相对应，构成一个大的整体，这体现了教学的本质特点—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巴班斯基对教师活动时的学生活动的高度重视是以往教育学所欠缺的，他视教师和学生、教和学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弥补了对教学活动的片面性看法，或者教师权威，或者儿童“太阳”。巴班斯基强调“教与学的最有优结合，才能保证整个教学过程的最优化”，道出了视教与学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实施最优化教学的关键。他进一步指出：“把教授最优化和学习最优化融合在一起，就能保证教学最优化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巴班斯基对教与学的整体性如此看重。 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顺应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自发地但却深刻地应用选择论作为自己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使其理论更具生命力。教学过程最优化的实施和应用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是选择论具体思想的具体展现。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即在于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从各种各样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组织中，选择出最佳方案。教学不再是一种教学方法、原则和形式来决定，而是通过选择来决定。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思想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渗透了选择论的思想。 四、教学过程最优化的基本标准 把必须解决教学教育任务的效果质量以及教师和学生为解决这些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作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基本标准。 （一）判断教学过程的效果，我们将首先依据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他们品德方面和发展方面的成果。 （二）判断教学质量，我们将依据教学成果同现代学校教学的全部目的和任务的要求相符合的程度，依据教学成果同每个学生在一定发展时期的最大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 （三）判断教师和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消耗的最优值，我们将依据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跟现行的学校卫生标准相符合的程度。 据上所述，只有同时符合下列两条标准的教学过程是最优的：1、教学过程的内容、结构和发挥作用的逻辑，都要根据国家教学大纲的要求，按照每个学生最大的学习可能性的水平，保证有效的和高质量地解决学生教学、教育和发展任务；2、保证达到既定的目的，既要不超过现行教学计划用于课堂作业的时间，也要不超过学校和劳动卫生学规定家庭作业的最高时间标准，同时还应防止师生疲劳过度的现象。 五、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方法体系 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方法体系是指相互联系的、导致教学最优化的方法的总和。这一方法体系强调教学双方最优化方法的有机统一，它既包括教学过程的五个基本成分(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教学效果)，又包括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准备、进行、分析结果)；既包括教师活动，又包括学生活动，强调师生力量的协调一致，从而找到在不加重师生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该方法体系包括八个基本方法，用以下概括的形式来表示： 以上八个方法构成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完整的方法体系。只有综合运用整个方法体系，才可认为是真正实施了教学过程最优化。 六、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优点 (一)以辩证的系统理论作为教学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系统是指由若干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要素(或成分)为达到一定目的而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方法的实质可概括为整体性、综合性和最优化。整体性，就是把对象始终放在完整的、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综合性就要着重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以及部分与部分的相互联系中去考察对象；最优化就是在完整综合地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解决问题的最优化方案。 巴班斯基以辩证的系统理论作为教学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把教学过程看成是一个系统。他认为教学过程的结构成分包括：教学目的和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结果。而这些结构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个完整系统。例如：教学目的决定着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教学内容又影响着教学方法。因此，巴班斯基明确指出：“要使教学最优化，就必须以辩证的系统方法看待教学过程，所谓辩证的系统观点，就是必须把教学过程的所有成分，师生活动的内外条件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东西，并自觉从中选择出在当前条件下，教学任务、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最好方案。” （二)引入最优化思想，符合劳动活动的普遍原则。 最优化理论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数学，后来广泛运用于经济、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70年代，巴班斯基率先把最优化思想引入教育领域，建立起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为现代教育改革开创了新的思路。效果标准、时间标准是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两条主要评价标准。这两条标准完全符合高效、低耗的人类劳动活动的普遍原则。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克服了当时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片面性，正确地、全面地提出教学的职能是以最大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最理想的教养、教育和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 (三)关注教学过程中人的因素，重视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巴班斯基十分重视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教师和学生。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主体地位，同时又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且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巴班斯基指出，对学生的研究和思考是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不对学生的特点和活动条件进行系统的研究，教师就不能将教学与教育任务以及教育影响的手段具体化，这将导致课堂教学计划的公式化、教师行动的盲目性”。所以在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理论中，提出了一系列研究学生、了解学生的办法。首先要掌握学生的实际可能性，所谓学生的实际可能性，就是学生经过努力之后，在各方面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其次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学生的大纲。他认为这个大纲应包括的项目有：政治思想和道德修养、学习态度、主要兴趣和爱好、智力的发展、一般学习技能和技巧、文化素养、学习毅力、学习纪律等等。再次要有一整套研究学生的方法，例如谈话法、观察法、诊断性作业、教育会诊等等。在过去的教育著作中，像巴班斯基这样详细地论述研究学生和了解学生实属少见。 七、巴班斯基教学最优化理论的内在矛盾 （一）历史：机遇与挑战并存 针对当时苏联基础教育出现的学生学业负担重、学业难、效果差、厌学情绪严重等种种问题。通过对顿河——罗斯托夫地区克服了大面积留级现象之事件的总结和实验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及教育学(发展教学论)、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现代系统方法。巴班斯基提出了旨在预防和解决学生学业不良问题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这一历史背景使巴氏最优化理论具有了极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系统论与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论。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导：实现学生教育、教养、发展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化教学目标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当时苏联盛行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论思想。然而，历史创造了新的理论，也规约和限制了新的理论。自赫尔巴特将教学论建立在哲学与心理学基础之上后，前苏联教学论选择了哲学取向，秉承了赫氏教学论理论中的理性主义思想，在教学中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授与习得。同时，由于美苏争霸的政治需要，精英教育在前苏联备受重视。因而，强调知识教学和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是前苏联教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特征。正是受这种理性主义传统与时代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巴氏最优化理论虽然提出了实现学生教养、教育、发展三方面综合发展的教学目标，但其直接目的仍指向知识授受与习得，以解决学生学业不良的问题，虽然受人本主义和发展心理学等最新成果的影响，强调具体教学环境、学生个性与认知特点、水平等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强调要实现学生知、情、意的全面发展，但其具体策略与方法又仅限于教师的课堂教学设计和控制。仍以僵死的“既定标准”来评判教学效果的优劣。 （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性 巴氏最优化理论充斥着与现实相矛盾的理想主义情节。这首先体现在其质性目标与量化手段的矛盾关系上。巴氏最优化理论虽然被冠以“最优化”的头衔，提出要以最少的时间、最省的精力与成本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但并不是“最理想的效果”，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佳，更不是以某种参照为标准的可量化的最佳水平。“最优化”只不过是巴氏对理想教学观的表达与设想，是巴氏向人们表明了一种理想化的教学目标与状态，以及这种理想状态对理论及实践的目标指向性与旗帜引领性意义。因此，“最优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质的追求，是一种意义、状态和境界的追求，而不是一种量的追求。然而这种质性研究与意义追求虽然反映了教育及其研究的本质特性，但教育实践又不得不面对何种程度的教学是最优的、多少时间是最少的、多少精力与成本是最省的等一系列复杂而具体化的问题。特别是在科学世界观的规训下，教育实践又不得不求助于科学主义与实证逻辑，走向标准参照的量化，走向测量的精确化，走向对数字的依赖。所以巴氏不得不“自相矛盾”地为各年级学生规定了家庭作业的具体时间。在这里质性目标与量化手段之间的悖论产生了，最终量化手段依靠实践这一真理标准左右，改变了质性目标的性质与意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的冲突与背离正根源于其脱离现实的理想与完美主义情结。 其次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上。任何一种教育思想，如果说不能被运用于教学实践。即使理论逻辑再严密、再完美，都只不过是一种美梦而亦！这种教育理论脱离教育实践的矛盾，在巴氏理论中有着明显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教师的要求大大高于多数教师的实际水平与可能水平。为此他要求教师们应具备丰富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技能，要有辩证和系统思维，能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研究学生。“综合规划和具体确定课堂教学任务”，“最优化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可见，较高的理论水平与丰富的教学经验是巴氏对教师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今天的教师也还没有达到这一“研究型教师”水平。事实上在制度化教育的现当代社会，作为普通职业者的教师，除个别特别优秀者外，绝大多数根本无法达到这一要求。这种要求，只是巴氏站在理论研究者的视角，出于理论研究与理想追求的需要。对教师形象与素质做出的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化与应然性构想。这种构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与裂痕，正是其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改革终难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实现教育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和谐，是将美好的教育理想转化为真实的教育生活的前提条件，是任何一种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理论基础的模糊性及逻辑的矛盾性 什么是最优化?巴氏认为，第一个标准是“在现代条件下……每一个学生在教养、教育、发展三个方面都达到他在该时期内实际可能达到的水平。但不低于所规定的评分标准的及格水平，第二个标准是“学生和教师都遵守有关课堂教学和家庭作业的时数规定”。显然，“现有条件与环境”、“最少的时间”、“可能达到的水平”构成了教学最优化的条件、过程、结果三要素。那么“现代条件”如何界定？何为“可能达到的水平”？多少时间是最省的？更何况这三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与作用的复杂的动态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究竟在何种条件与环境下多少时间与精力是最省的、怎样的教学效果是最优的？这都是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沿着上面这些“是什么”的问题继续追问下去。那么，这两条标准又何以成立？为什么是两条而且偏偏是这两条？其逻辑基础是什么？对这些核心问题，巴氏一直没有给出令人比较满意与信服的回答。事实上，他提出这样的标准，主要是源于对相关教学原则的考察。但这些“考察”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依据教学原则推论教学标准的研究方法本身就值得商榷。究竟是“原则”规定“标准”还是“标准”决定“原则”，或者两者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都需要仔细推敲更何况，其“考察”多以经验描述为主，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 其次，他基于经验提出的教学原则是否是最优化的，本身就需要进一步论证。显然，标准及其逻辑基础的模糊化、经验化使巴氏最优化理论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大打折扣。我们再看看巴氏是如何具体规定这两条标准的，巴氏认为，效果标准是学生在“教养、教育、发展”三方面都不低于国家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评分标准的及格水平”基础上的可能性发展，时间和精力标准是国家卫生标准所规定的课业时间和精力消耗状态。可见这种标准是整体化的、统一化的，而非个体的。这种企图用统一的标准实现个体教育、教养、发展最优化的思想，显然与学生个体的特殊性事实相矛盾，也违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八、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现实反思 (一)对我国教学改革的启示 1、全面系统地研究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 传统教育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学的规律，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不足就在于没有全面而系统考察整个教学过程，而是片面、孤立地研究教学的某一方面，忽视了教学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此造成了许多形而上学的弊病。特别是把复杂的综合的培养人的教学过程，看成是个简单的知识授受过程，这显然是片面的。而巴班斯基是以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引进了现代科学方法论，主要是系统论和控制论，把教学过程看成个系统，强调综合研究，发挥整体功能，反对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和方法。巴班斯基明确指出：“要使教学最优化，就必须以辩证的系统方法看待教学过程，所谓辩证的系统观点就是必须把教学过程的所有成分、师生活动的内外条件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东西并自觉从中选择出在当前条件下，教学任务、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最好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巴班斯基的这一观点，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长期以来，我们深受传统教育学的影响，在研究教学时总是孤立而片面地研究某—个方面，最后是顾此失彼，不能全面地认识问题，难以提高教学质量。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系统方法全面看待我国当前的教学改革，综观全局，高瞻远瞩，既考虑当前的实际，又要考虑长远发展，不断进行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2、重视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学生获得的具体的进步和发展。有效教学是指教师通过教学过程的有效性、成功的引起、维持和促进学生的学习，相对有效地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教学，是符合教学规律、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的教学。从今天有效教学的研究来看，巴班斯基教学的最优化理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巴班斯基在这里要求把效率与效果同时加以考虑，实际上也是给教学过程最优化赋予了明确的标准，要求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取得质量最优的教育效果。而且他还提出不但在教学方面，还要在教育、组织管理等方面，都要考虑从实际出发符合教学规律，既争取尽可能的高质量高效果，又要在时间和精力的支出上有所控制，决不能对学生和教师提出过分的、不切实际的要求。所以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所蕴含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有效教学的一些理念是相吻合的，对于有效教学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对于改变我国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低效教学和无效教学有现实意义。 3、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传统教学论是以教为主体的理论，它片面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能动性。其结果是强调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的学，致使生动活泼的课堂变成了僵死的满堂灌使课堂失去了生命活力。而巴班斯基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主体地位，同时又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教与学的关系。在他认为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最优结合，才能保证整个教学过程的最优化”。所以在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中，既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重视学生主动性和发展的主体性， 把教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这对于改变我国传统课堂教学中只关注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的学，把学生看作被动的盛装知识的容器，课堂教学机械、沉闷、程式化，缺乏生机与活力，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状况具有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深刻地认识教学活动的本质“教学是师生双方共同活动，是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组合起来的共同活动过程”。 4、关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全面发展 前苏联教学论是哲学取向的教学论，秉承了赫尔巴特教学论中的理性主义思想，在教学中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授。把完成智育作为教学的唯一任务，看作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而巴班斯基在吸收了传统教学论合理思想以及人本主义和发展心理学的最新成果后，提出了教学的任务就是实现学生在教养、教育、发展三方面的综合发展，并且进一步把这三项任务具体化。巴班斯基认为这三项任务要在教学过程中统一实现，不能只抓一项任务而忽略其他任务，在评价教学效果时也要从这三方入手。 由此可知，巴班斯基对教学职能的认识比传统教学论更全面。这对我国教学改革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教学是学校实施教育的基本途径，应该完成学校教育所完成的任务，学校教育所完成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其中心任务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既有认知方面的也有非认知因素的发展。但实际情况是学校、教师以及家长和学生都很重视教学对智育任务的完成，而忽视了教学的其他任务，其结果是过分追求升学率，在教学中造成了学生的片面发展。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指引我们改变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指导思想，树立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主、全面看待教学职能的观点 。 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现代科学方法为指导，在教育实践与实验基础上系统地、最优化地解决教学问题的大胆尝试。该理论具有应用价值，因而对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但由于废理论的产生具有一定时代和地域背景，所以我们在借鉴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而是理性的结合我国教学的实际，科学合理的吸收和利用。 （二）最优化教学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电子白板 中低年级的学生，学生对一些直观的事物比较感兴趣。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尽量用图片、实物等，借助直观形象去获取抽象的数学知识。例如：在教学《角的认识》这一课时，我们可以首先在电子白板上出示红领巾、三角尺、钟面、扇面、五角星的实物图，让学生找找这些图上有没有角？在哪里？学生在生活中已经接触过角了，对角也有了一些认识，学生很快找到了图上的角。教师顺势说：“我们在这些图上找到了角，如果我们把这些角画下来会是怎样的呢？”这角的图形是比较抽象的，我就借助电子白板，从实物中抽象出角，说明这些都是角，并在电子白板上利用绘图功能画角，使学生建立起角的概念。这样，使学生不易理解的抽象的角，通过实物演示，变的直观形象，学生易于理解。这样教学，既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又符合小学生的思维特点，更能帮助学生建立起科学的数学概念，突破教学难点，并促进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 小学数学中主要有“数”与“形”两方面的知识，知识本身比较抽象和枯燥。由于小学生思维的具体形象性和概念的抽象性之间的矛盾，他们往往不容易掌握知识，而且对于一些容易错的概念更难辨析清楚。如果根据教材内容，将动与静结合起来，通过生动有趣的画面使静态的知识动态化，那么学生透过白板演示的情境，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就能有效地掌握知识。例如：在教学《线段、射线、直线》一课中，可以这样设计：先利用白板的绘画功能画出一个点，然后从点一端画出一条水平线，学生看后马上就能悟出“射线”是怎样形成的；接着通过这一端的伸缩让学生认识射线的特性。然后，在其下面画出一个点，它的两端分别射出一条水平线，自由地伸缩，以此来让学生理解直线的生成和延长、不可度量、没有端点的特点。接下来，在白板上画出两个点，再由一条水平线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学生认识到这就是线段，它有两个端点，不可伸缩，有长度、可度量。绘图的过程根据学生的需求，可利用电子白板的回放页面功能，来进行有效的知识回顾。 通过这样的直观演示，将那些看似静止的、孤立的事物联系起来，构造了一个知识的生成情境，让学生比较容易地找出事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清晰地获得概念，突破教学重点、难点。 参考文献： 罗明东 等.教育技术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29）. 巴班斯基著，张定璋译.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周贵礼.巴班斯基教学最优化理论的内在矛盾及其启示.教育学术月刊，2008（3）. 吴文侃.巴班斯基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概念、标准和方法体系.教育评论期刊，198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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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大师”、感受伟大——科教救国之二

热度 2 adamliu800 2011-3-1 11:39

接着前文的大师寻访，教育家与科学家仍是我关注的焦点。因为，科技与教育是衡量一个从封建藩篱中解脱出来的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最好标准。在一个世纪前，一项名为“庚款留学”的计划得以实施，即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付给自己的部分拿出，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实际是想用中国自己的钱培植亲美势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使得中国留学生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加快了。 1911 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 1000 多人。今年恰是清华建校百年华诞。今日追忆大师，则其意更深。此番追忆两位“庚款留学生”的杰出代表。 梅贻琦：为清华而生的校长，是他为这所学校奠定了校格。在他就任清华大学之前，由于清华师生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名校清华曾出现了长达 11 个月无校长的状态。几经遴选，身在海外考察的教务长梅贻琦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平时，他是一个“寡言君子”，许多人对他的能力心存疑虑。之后，他在回国述职时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举征服了清华师生。从此，他担任了 23 年的清华校长（清华大学 1931-1948 年，“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 1956-1962 年）。成为教育界的奇迹。梅校长是一个不善谈的人，他远没有同样考上庚款留学的胡适博士高调，一生兢兢业业，在清华校长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提倡“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并将其培养成为了清华人的精神。他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健全人格，把通才教育提到了极高的地位。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另两位常委是北大的蒋梦麟校长与南开的张伯苓校长）。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 1948 年 12 月清华园解放前夕。此时，梅贻琦面临艰难的选择，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精心呵护的清华大学。最终他选择远赴美国， 1956 年去台湾复校。很多人说他离开大陆是为了追求自由的思想，亦或是海外优厚的条件。但更可信的理由应该是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这里所指的基金就是“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使用该基金必须有清华校长与民国教育部长的两人签字，梅贻琦为了延续清华血脉不落入党国之手，选择了离开。清华在台湾新竹复校，起初名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是老校长的主意，在他生前，台湾没有一所“国立清华大学”，因为在他心中北京的“清华园”才是它的魂魄所在。梅先生生前留给身边人一句话：“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求轰轰烈烈！”这便是他的人生写照。 竺可桢：浙江大学的保姆，气象报国的先驱。竺老 1910 年与胡适同期考取公费留美的资格，他自幼立志科技救国，农业乃国家之根本，他初赴美国便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在发现中美两国农学巨大的差异后，他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指导农业的气象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投身科研教育工作。他在担任中国国气象协会副会长和气象研究所所长期间，白手起家，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国家气象台站网，在上世纪 30 年代参与建立了中国地理学会。 1936 年 4 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他曾提出三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当时他仍身为国家气象学研究的掌舵人，他放不下手头的研究工作，同时他也争取了做大限度的人事、财务管理权。然而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使他的第三条要求未能满足，也正因为如此，他主持浙大校务 13 年，将这所东南省级名校培养成为了世界级著名学府，号称“东方剑桥”。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他同时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抗战期间，为避战火，竺老带领全校师生开始了著名的“文军长征”，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 2600 多公里，最终于 1940 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在及其艰苦的环境下，竺校长依然以严格标准主持办学，在大山中创造了奇迹，浙大老校友至今仍自豪地回忆：湄潭时期的浙大是浙大校史上科研教学水平难以企及的高峰。当时，竺老被学生们亲昵地称作“浙大保姆”。 1949 年解放后，竺老调往中科院工作，开展了大量的科学考察，并继续他的气象学研究， 1961 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 1972 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较早关注了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作为中科院气象学专家，他还撰写了多篇科普文章，介绍我国的自然环境状况与气候变化知识，晚年致力于物候学的研究与推广，服务于我国的农业生产，实现了他科技报国的夙愿。 注：图片来自网络，仅供欣赏，谢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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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学导式创新中小学实践案例-7山东==z6 济钢高中

ljkf 2011-2-22 18:41

学导式创新中小学实践案例-7山东-z6 济钢高中 北琴海鹏 转发 7==z6 济钢高级中学 深化有效教学研究，锻造高效课堂 原载《会刊》第30期 一、课题的提出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有经验的校长，他所注意和关心的中心问题就是课堂教学。” 课堂是学校中最普遍、最常态、最基本的细胞，是实施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主阵地。没有课堂教学行为的变革，就没有素质教育的真正落实，也不可能有新课程目标的真正实现。 在我省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旧的课堂教学方式与新课程理念的矛盾、教学内容多与课时紧张的矛盾日渐凸显，开足开齐课程后，每科课时相对减少，如何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及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我们认为“提高课堂效率”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 让我们用市场经营的理念来构造一个有关课堂教学效率的公式：课堂教学效率＝课堂教学产出/课堂教学投入。这个教学产出不单单指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它包括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上的教学质量和成果，而教学投入指教与学所花时间、精力、资金和资源等。可以看出，达到相同的教学质量和成果所需教学投入越小，则教学效率越高，若我们能够尽可能地减小课堂教学中无效或低效的成分，尽可能地减轻学业负担，提高学生学习效能，我们就能锻造出高效课堂。因此，我们提出了“低负担、高质量；低耗时、高效率”的十二字课堂教学总方针，并把“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作为济钢高中校本教研总课题来攻关。 二、“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结构及原理 济钢高中经过近两年的研究与实践，逐步认识到从狭义上说高效课堂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从时空上看应是高效率，即花最少的时间取得最大效果；二是从成果看应是高效益，即教学结果能使学生有较多的收益；三是从结构上看应是高序列，即课堂教学结构流畅、有序。学校教科室在各学科子课题组探索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形成了以“情景导入→学导结合→探究深化→总结反思”为主要环节的“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 1.“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四个环节 情景导入——教学情景是一种特殊的教学环境，在上课铃声响过之后，能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迅速回到课堂，从时间维度来看是影响当前课堂教学效率的一大因素。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一堂课的前5－20分钟为课堂教学的“黄金时段”（即在这一时段学生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学习效率最高），而课堂教学的前5分钟为“思想的安顿和学科思维的转换期”，是教学效率较低的时段。如何尽可能缩短这个低效时段呢？这就要求教师每节课都要实现高效巧妙导入。课堂教学应从教师的巧妙导入开始。而导入的成功与否关键要看学生是否“急切参与学习活动”。这里所说的“急切参与”，并非通常意义上所谓的对教师的服从，也不是简单答问的参与。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着眼于学生间、师生间的沟通，它的初级形式是平等、认同，高级形式是同化——思维同步、情感共鸣。教育学研究表明，学习过程中的首要问题是引起学习动机，产生“愤”“悱”和“悬念”，使学生产生“我要学习”的需要，对将要学习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充满了疑问和期待，学习动机是与学习兴趣、求知欲等联系在一起的。实践证明，教师巧妙导入，学生就能兴致勃勃，跃跃欲试，思维的火花不断闪现。 爱因斯坦说：“把学生的热情激发起来，那么学校规定的功课，就会被当作礼物来授受。”这就是说假如能将知识“包装”成“礼物”赠给学生，也就是将“知识的传授”变为“给学生赠礼物的过程”，那么学生将更会乐于接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参与、合作、探究的强烈愿望，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创设教学环境，把学生带入学科教学环境当中。文科教学可从生活中学生感兴趣的新闻、影视等相关素材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一堂历史课上，老师以一首旋律优美的《春天的故事》带着学生走进《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氛围。理科教学充分利用学科特点用激发思考的实验或问题将学生带入科学的殿堂。在物理课上，教师将家用电磁炉搬上了实验台，靠近电磁炉的灯泡居然亮了起来“这个电流是怎样产生的呢？”带着满眼的新奇的疑问，学生急切地进入《探究产生电磁感应现象的条件》的研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要让学生带着一种高涨的激动的情绪从事学习和思考才是真理。”学生热情一旦被激发，学生就会很快进入最佳学习状态。 学导结合——学导结合是高效课堂的重要一环。教师以各种巧妙的方法导入后，学生开始急切参与，教师要通过精心设计的环环相扣的问题引导学生逐步探究新课，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动手操作、分组讨论，将课堂变为自学、交流、研讨、探究、质疑的最佳场所。 “学导结合”的“学”是指学生自觉主动地学，“导”是指教师的恰当地指导和点拨，二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高效的课堂。学生自主的学是第一位的，而教师的导要服务于学生的学，缺乏教师的有效指导，学生的学不可能达到高效。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要求教师“走出传统单向灌输的误区”实现角色的转变。第一、教师由一个学习的控制者转变为一个学习的参与者。即无论是学习任务的提出，学习过程的计划，学习方式的选择，学习小组的组成，甚至是学习结果的构想，都应当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第二、教师由一个学习的预设者转变为一个学习的合作者。即不能在每一次的学习过程中．都是让一群毫无准备的学生去面对一个经过充分准备的教师，学习是教师与学生共同设计并共同去完成的一个过程。第三、教师由一个学习的权威者转变为一个学习的引导者。教师不再是一个唯一的知识的拥有者和信息的传递者，对学生的学习来说，教师常常还是一个顾问、参谋和引导者，真正做到“经验共享”与“教学相长”。 教师的“导”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有效：①有效“讲授”。课程改革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学习，教师的“讲授”似乎不重要，其实，必要的 “讲授”是不能少的，但要注意讲的针对性、时效性、科学性和准确性。针对性是指教师所讲的内容必须是学生的疑点、难点和易错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前要经过认真全面地学情调查（如作业批改反馈、课下与学生交流）；时效性是指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如试卷的讲评、作业上错题的更正都有一定时间内的有效性，超过这个有效讲评的时间段，则事倍功半；科学性是指所讲内容不能有科学性错误，出现了科学性错误的讲解是负效的讲解；准确性是指所讲内容清晰，不能模棱两可，不能引起学生的歧义，同时所讲内容的深度和难度不能超过课标的要求以免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②有效“设问”。一堂高效的课堂、成功的课堂必有一个清晰的问题线索作为导引。教师若想有效地激发学生“投入”学习，则需要有效地“提问”。什么样的问题是有效的？首先，所提问题必须是富有挑战性的新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背诵和识记；其次，所提问题应有一定的思维含量，需要学生对头脑中已有知识进行搜索和再加工才能回答。好的问题就如同投向平静湖心的一颗颗小石子，在学生的心田荡起一圈圈美丽的涟漪，而且逐渐扩展出去……第三,问题的设计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层层递进；只要设置的问题梯度合适，层次分明，学生总能顺着台阶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③组织学生有效“互动”。高效的课堂应是多维互动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应该保持某种“互动”的状态。首先，高效课堂的基本状态是谈话式的，是教师与学生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其次，我们倡导生生互动的合作学习方式，但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忽略了对学生独立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互助合作交流应设在独立思考之后，应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教师将问题呈现之后，必须留有一定的时间让学生独立思考（我们称之为思维空间的留白，此时无声胜有声），当学生有了自己独立的思维和观点，再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时候，就是拿着自己的观点去和别人交流碰撞交织、取长补短、思辨感悟，而不是一个毫无思想和主见的看客。 探究深化——这一环节是高效课堂的关键。它要求教师引导学生综合已有知识，发现并提出新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层次地探究拓展，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一环节一般预设在浅表层次的新知探究之后，让学生在归纳和应用新知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教师趁机引导学生对问题的讨论拓展出去。如在一节数学课上，教师在学生完成探究《二元一次不等式表示的平面区域》的一些个例后，发现学生对这个问题已形成初步的认识，便引导学生提出了新问题：“对于一般的直线Ax+By+C=0（B0），x的系数与区域的什么有关？”这样的拓展讨论，又激起学生更深入探究一般规律的愿望，引领学生实现由特殊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的跨越，从而实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高效课堂。 这里，对于“探究”这一概念的理解应注意两点。首先，探究式学习是新课程理念所倡导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实施“探究式教学”其目的是培养学生探究的意识，即能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制定方案→解决问题，这种意识和能力培养是很难通过教师的“灌输”实现的，因此，我们倡导教师在课堂上始终要渗透探究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更加注重“过程与方法”目标的预设和实现。第二“探究”不仅仅局限于物理、化学等学科新授课上所采取的“实验探究式教学法”。不少教师提到探究，就狭义地将之理解为实验探究，认为探究式教学法只有物理、化学等实验学科才能使用，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也仅适用于新授课型，对复习课和习题课则无法探究。实际上，探究有多种形式，除实验探究外，它还包括对知识点的“认知探究”和 “理论探究”。当然，对于不同的学科所采取的探究深化的方法不同，像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学科一般采用实验探究的方法，因为“实验”是最具感性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我们倡导教师尽可能创设条件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实验，变“教师演示实验”为“学生分组实验”，变“验证性实验”为“探究性实验”，让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感悟方法提升能力。而语文、历史等文史类课堂我们倡导教师按“认知探究”的规律设计教学，引导学生逐步深化对知识点的理解。如对知识点的认知探究，一般要经过“认真观察，启动思维”→“精心研究，活跃思维”→“广泛运用，加强迁移”这样三个层次过程。对于逻辑性较强的数学学科，一般采用理论探究的方法，引导学生渐入“逻辑美”的佳境。至于探究深化的方式，通常是自主探究和合作探究相结合。 总结反思——大量的教学实践表明，适时地总结、反思、沉淀是高效课堂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总结出了学生层面上的两个理念：方法不能移植，体系自己建构。教师讲解和介绍的学习方法和解题思路等只是提供给学生作为借鉴，而不能当作金科玉律要求学生照搬，课堂上必须留出时间让学生自主进行感悟、提炼总结才能实现思路和方法的内化。所谓体系自己建构是指教材上按章节呈现的知识内容往往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而知识系统的建构不能依赖于老师，只有通过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网络才能实现对知识内涵和外延的真正理解。我们提倡每一堂课都要给学生留出一段时间，让他们自主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我们称之为高效课堂上的“留白”。即：给一个空间——让学生自己去填充；给一段时间——让学生自己去安排；给一个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探索；给一个困难——让学生自己去解决。 当然，这四个环节在一堂课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环扣一环的，四环节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四环节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2.“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遵循的基本原理 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是有理论依据的，它融合渗透了有效教学的四条基本原理，即：情意原理、活动原理、序进原理和反馈原理。“情景导入”渗透情意原理，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兴趣和追求意向，加强教师与学生的感情交流，是促进认知发展的支柱和动力；“学导结合”渗透活动原理，学生外部的行为结构与内部的心理结构之间有着直接的互化关系，教师精心组织各类行为活动与认知活动，并使之合理结合，学生充分发挥活动的自主性，是促成行为结构与心理结构互化的有效途径；“探究深化”渗透序进原理，教师根据不同对象的发展水平，有步骤地提高所呈示的知识和经验的结构化程度，组织好从简单到复杂的有序累积过程，是提高转化效率的基础；“总结反思”渗透反馈原理，教师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调节教学，学生自我评价的参与，可以大大改善学习的进程，有效的反馈机制是目标达成的必要保障。 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遵循有效教学的四条基本原理 三、实施“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关键和前提 1. 围绕一个核心——促进学生的发展 “四步十六字”课堂教学模式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理念——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一点与我校自建校以来确立的“一切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的办学理念是相吻合的。衡量课堂教学是否有效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学生是否取得了预期的、应有的进步和发展。在实际教学中，不管教师教得多么认真，多么生动，多么辛苦，只要学生没有取得“预期的应有的进步和发展”，就是无效教学或低效教学。学生发展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归宿，课堂教学是由学生参与完成的，也是为学生的成长发展服务的。理解教学活动的核心，必须从人性的角度来把握教学的本质，否则，教学的核心问题就会出现说起来重要，实施起来忘掉的尴尬现象。我们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各项工作安排都要围绕“促进学生发展”这个核心展开，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体现人的本性，张扬人的个性，努力促进学生的成长。如备课时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着眼点”，以学生发展为坐标，深入分析教师、学生和教材之间的矛盾关系。其次，这里的发展不仅仅指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更包括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维目标的实现。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要紧紧围绕这三个维度展开，每一名教师都要树立“育人，育完人”的理念，每一堂课都要渗透情感态度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2.有效教师是实现高效课堂的前提 在实施有效教学，锻造高效课堂的过程中，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的转变是关键，实现高效课堂的前提是教师必须成为一名有效教师。何为有效教师？有效教师不只是教知识和方法，而且传播人生的信念，有效教师是受学生喜欢的教师，而且因喜欢而信任。而教师能否成为这样的人，取决于教师是否具备三个品质：热情；期望；可信任感。有效老师是一个热情的教师；一个对学生满怀期望的教师；一个值得信任的教师。学校开展一系列以提升教师专业技能、塑造成功教师为目的教科研活动强化对教师的培训和培养。 （1）深度研讨，梳理“常态课” 常态课又称家常课，不同于公开课和优质课比赛，它没有经过打磨和修饰，是课堂教学的家常课，也是影响教学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因素。我们将每学期的第一个月确立为“济钢高中有效教学集中研讨月”，通过开展全校文科教学和理科教学集中研讨活动梳理当前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无效的或低效的环节。研讨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实验组教师提供一节没有经过打磨的常态课，因为这节课是平时课堂教学的真实再现，也是学生面对的真实课堂，更容易发现问题；集中研讨的第二项内容是执教教师围绕“有效教学”说教学设计；第三项是各教研组长作为学科中心观察员围绕教学的有效性进行评课，重点找出无效或低效的环节，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从动态上说，每节常态课展示都包括展课、听课、说课、评课等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见下图） 常态课研究流程图 通过集体研讨和常态课课堂教学实地观察得出，促成有效教学有五种关键行为： 一是清晰授课。通过课堂观察发现，在授课清晰程度上教师之间差别很大。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清晰而直接地与学生交流，他们常常跑题，他们的讲话或者超出学生的理解水平，或者其讲话的方式削弱了内容呈现的清晰度。一名有效教师应能使所讲要点易于理解，并能清晰地解释概念，使学生能按逻辑顺序逐步理解。 二是多样化教学。观察和研究表明，丰富教学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教师不断地提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通过不同类型的问题，把它们与课时节奏和序列结合起来，使之产生出富有意义的多样化教学。多样化教学的另一方面就是多样化的视觉效果的应用，如多媒体的合理应用、实验演示等都有助于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教育心理学研究发现，不同的教学方式产生的教学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教学方式教师讲授学生阅读视听并用教师演示学生讨论学生实践学生讲解 识记率5%10%20%30%50%70%95% 三是任务导向明确：教师授课应有明确的任务目标，让学生在迫切要求下学习。“缺乏学习者的动机、兴趣和追求的教学活动，一定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 四是引导学生投入学习过程：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积极思考、动手操作、讨论交流），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就没有成功而有效的课堂教学。 五是确保学生成功率：教师要在有限时间内，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发展。在每组教学刺激后，要安排练习或问题讨论，使大多数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 （2）名师掌舵，引领有效教学研究向纵深处发展 随着我校“内培外引”人才战略的实施，我校业已拥有一支素质精良的师资队伍。目前，我校有特级教师和省市级教学能手50多位（约占一线教师的1/4）。这些名师的教学行为将对我校的发展和青年教师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及时引导和利用，这些“功成名就”的教师又很容易走进职业倦怠，进入事业发展的高原期。为激励这些名师继续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我们要求老师制定个人专业发展的五年规划，实现三个转型即：由“教书匠”转为“研究员”；由“辛苦型”转为“科研型”；由“经验型”转为“创造型”。制定并实施了《济钢高中名师培养和管理条例》给他们提供科研经费，鼓励他们走专业发展之路。长期开展“济钢高中名师大讲堂”等一系列以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为主题的活动，由点到面，以骨干带动全体，让名师引领各学科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3.落实三个细节——课前、课中、课后 有效教学的研究探索不少学校已经进行多年，效果不够显著。关键可能是停留在模式、环节的研究和热闹的研究课、观摩课上，没有重视并深入到细节进行研究、探索。我们认识到“四环节组成了高效课堂的结构，但细节决定其成效”。因此，要抓教学的细节，要把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从课内扩大到课前-课中-课后。 （1）精心的课前准备 高效课堂必须建立在课前精心准备的基础上，我们强调要精心备课，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做到教学内容的“问题化”、“操作化”和“结构化”组织。将教学内容转化为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激发自主探究，促进合作交流；将教学内容“操作化”，使“做”、“想”、“讲”结合，以“做”促进“想”，以“讲”梳理“想”，帮助学生内化学习内容；将教学内容“结构化”，加强学科整合，揭示内容联系，形成认知结构。精心备课分三个步骤。第一精心选材；第二精心设计教学程序；第三精心设计课堂语言。教案不仅体现知识的传授，还应包括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择，使教师做到启发地“教”，引导学生主动地去“学”，为学生提供思维空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备课的全面考虑和周密预设，就没有课堂上的有效引导与动态生成。 近两年，我校实施了“学案导学，双案并举”的教学策略，它要求教师除了要按照“导疑——导学——导思——导练——导创”的指导思想设计常规教学的“教案”外，还要按照“自主、主动、探究、合作”的新课程教学理念设计“学案”，教案侧重于设计如何“教”，学案则侧重于设计如何指导学生“学”，坚持“双案并举，教学合一”。要求每一堂课，必须有明确的教学点，而且每个教学点必须具有具体、明确、可操作的教学目标，落实知识点、提升能力点、关注非智力因素点。 （2） 精彩的学习过程。 高效课堂要求学生学习过程要充分体现高效学习的三个基本持征：自主性、探究性、合作性。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上，首先关注学生的参与状态，关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的广度、形式、时间、以及效果；敢于提出问题、发表见解，提出的问题要有挑战性与独创性，学生要各尽所能，各有所得；在学生学习的合作性上，要有多边、丰富、多样的信息联系与信息反馈。整堂课有着适度的紧张感和愉悦感。课堂教学要做到精讲精练、讲练结合，力避以讲代思、以讲代练。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推行“基于问题解决”的教学，它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提出一系列不同类型的问题和任务，引导学生主动发现，积极探索，实践体验，解决问题，以便深层理解，掌握和运用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基于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是以“问题”切入主题，以“问题”作为教学活动的主线，以“问题”促进创新。这就要求在问题设置上，要有目的性、层次性、现实性、开放性和探索性。在教学策略上，我们推行“学导结合”的策略。要求教师在重点内容知识结构的构建过程中、在解决问题基本策略的形成过程中，要多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思考与表达，即时反馈与调控，提高讲的针对性与练的有效性。善于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整合，做到视觉、听觉等感知结构、感知情境优化；进而浸润情感，拓展想象，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体验感受、认同、内化。在学生学习的探究性上，要把教师的外部教导转化为学生的内源性动力。让学生敢于质疑、善于质疑，敢于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得到激发和提高。并逐步成为自身持续发展的学习力，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设必要的条件。 （3）精辟的课后反思 为推进“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我们定期与不定期地开展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展示课，广泛开展评课活动。课后分别从教师的教学行为、学生的学习状态、教学目标达成度、教师的教学素养、教学特色等方面进行精辟点评。一人讲课，全组参与，一人展示，大家受益。展示课活动通过现场课堂教学、执教老师课后反思、听课教师点评和互动交流等形式，构建起了一个供大家交流、研讨、分享的平台。 波斯纳提出一个教师成长的公式：教师成长=经验+反思。在实施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十分强调教师的教学反思，要求教师撰写教学日记，自觉地把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作为思考的对象，对自己的教学目的、教学行为、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审视和分析，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使教学达到更优化的状态，使学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四、“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深化研究与思索 “四步十六字”课堂教学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课堂教学的结构性问题，它清晰地展示了一堂高效课堂应具备的基本结构，使得课堂教学有的、有序。“四步十六字”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也使得我们当前的课堂教学节奏明快而又和谐，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我们的课堂如同一首师生共同演奏的协奏曲。 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 1.固定“教学模式”与“教无定法”理念之间的矛盾 “教学模式”四个字，也曾遭到少数教师的质疑，因为，教育界曾出现过这样一种现象，认为“教学模式”的提出与“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的古训不合，自然也就有违教学规律，不宜提倡。我们认为这个古训强调了两点：一是“教学有法”，即教学活动有规律可循，那我们为何不可以探讨课堂教学的一般规律以指导和规范课堂教学行为呢？“教无定法”揭示的是教学活动的内涵，课堂教学缘于动态生成，面对不同的学生个体，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就应该有不同的教学策略，这就是古之所谓“因材施教”。两者是一个和谐的辩证统一体，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怎样从“有法”的状态走向“无定法”的状态。 2.“四步十六字”教学模式与体现学科特色之间的矛盾 当我们运用“四步十六字”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时，怎样体现不同学科的特色？这种统一的模式是否忽略了不同学科的特点走形式化道路？我们说这种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它提倡和鼓励各学科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形成独具学科特色的教学模式。本学期，我们已对各学科实验组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有效教学研究，创新学科课堂教学模式”的总体要求，在全校范围内开展“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创新大赛”活动，并将择优推广。 3.旧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与高效课堂教学标准不相匹配的矛盾 素质教育和新课程理念指导下的高效课堂不仅关注学生在知识与技能方面的提高，还包括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个方面发展，它的核心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旧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中把教师的“教”作为评价的主体，评价学生的“学”也仅仅以学习成绩为依据,这种旧的评价标准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必须改革现有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导向、诊断、矫正功能，必须强化过程性评价，才能促进高效课堂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总之，“四步十六字”教学模式虽有一定的成功和可取之处，但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我们并不期望得到一种完全理想的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这样的模式也是不存在的，但我们享受的是高效课堂的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收获了许多：我们的教师已把提高效率和效益作为课堂教学中的一种自觉的意识；我们的课堂上无效或低效的行为正越来越少；我们的学生已学会了自主学习并享受着学习。我想这就是我们搞这项校本课题研究的初衷。 济钢高级中学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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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论语里的养生经：饭后喝杯姜红茶驱寒养胃

shawnshen 2011-2-20 11:18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一位养生保健专家。在战乱的年代，他依然能得享73岁高龄，就是在现代这也算是高寿了。为大家介绍一下《论语》中孔子的冬季饮食理念。 　　《论语》中称“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由于蔬菜稀少，冬天的餐桌经常是肉类唱主角。冬天人很少活动，肉类食品最易在脏腑内积食积热，多吃反而会导致体力下降。建议成年人冬季一天吃肉最好不超二两(100克)。 　　《论语》还称，“不撤姜食，不多食”。把生姜的保健功效提到很高的位置。其实，在三九寒冬，生姜的保健驱寒功效更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饭前或者饭后半小时喝杯姜红茶(生姜和红糖共煮)。 　　《论语》中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意思是：粮食舂得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可以理解为把蔬菜或者肉类适当地做细有利于肠胃的吸收，而且便于食物营养更充分地释放，有利于身体迅速汲取热量。因此，适当把烹饪过程做“精细”，还是很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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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是合格的教育家

热度 3 sykes 2011-2-17 15:18

官方给孔子的评价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前两者不可置否，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比他更大牌的估计也没有了。但孔子是不是伟大的教育家却值得商榷。 今年元旦，在南京开会，顺道去看看夫子庙。景点的导游建议我在高大巍峨的孔子像前烧柱香拜拜，我拒绝了。于是，导游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和孔子是半个同事，她说我更应该拜拜了。我异常坚定地微笑着拒绝。 我认为孔子不是合格的老师有我自己的理由。说起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佐证是它弟子三千。但有人考证过这三千人是他亲自带的研究生还是就听了他一场讲座呢？我在一个二流的地方性高校，一年下来，上过我必修课、选修课、公选课和讲座的人也一千有余，等我退休的那天，至少是孔子的10倍。所以，弟子三千不是我们崇拜孔子的理由。 如果上面那条还无关大碍的话，我认为孔子不是合格的老师还有一个重磅证据。请告诉我，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有谁超过了孔子的水平。与其说三千弟子，不如说是三千个马屁精，什么子路、颜回，都以整理孔子的言论为快乐，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你觉得孔子的教育成功吗？ 作为老师，评价是不是合格的最基本标准是，你能不能培养出比你水平更高的学生。如果每个老师都像孔子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不如自己，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我们教育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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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为何不能得到捐赠？

热度 1 wyc 2011-2-17 10:22

有博客献言， 中国高校如何才能获得捐赠？ 我想这个命题应该请应聘的大学校长们來回答， 看看谁能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当然啰， 平民百姓也可以抢答。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位卑未敢忘憂国” 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美德。 但是， 世界上一个“爱”字多么了得！ 要使人爱你， 凭什么？ 您有陶行知校长那样的教育家胸怀吗？ 爱满天下（陶行知语）。 所以， 人们常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天上决不会掉下一个林妹妹！ 今天的社会， 使大家天天都唸的一本经， 这本经文上只有两个大字， 那就是： 双赢。 此话很值得嘴爵,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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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对待科学家校友一样对待富豪校友

冯用军 2011-2-6 14:04

对于那些大学毕业自主创业、合法致富、创富后乐于回报母校、回报社会的富豪校友，我们大学不仅要宣传，更要向宣传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政治家一样大力宣传他们。 在变革的时代，哪个国家的大学勇于创造新的大学职能，哪个国家就可能创造新型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应是中国大学的新追求。创富应该可以成为中国大学的新职能。 勇于回馈母校的亿万富豪校友应该成为中国大学世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中国世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应当成为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核心军团之一。 ——CUAA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 冯用军 新华社 名校“造富”榜为何受到网民质疑 视频 http://news.xj163.cn/news/2011-01/26/content_934964.htm 正文： 　　【解说】近日，一则关于中国大学“造富榜”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２０１１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提到：在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国内各类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大以７９人位列榜首，连续３年问鼎中国“造富摇篮”。 　　此事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有网友认为，衡量一所高校的社会影响力，不应过分突出其造就多少富豪，而应当以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等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作为标准。但也有网友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资产多少作为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无可厚非。 　　根据这份报告的统计数据，在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胡润中国百富榜、新财５００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造就了１４９位亿万富豪。尽管该报告对中国高校从综合实力、科学贡献力、培养两院院士数量等多方面进行排行，但最受媒体和网民关注的还是“造富”能力。 　　名校“造富”究竟有多大说服力？许多网友纷纷表示，是国家给予名校过多偏爱，他们招收的学生也是千里挑一，当然这些名校造就了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是不用质疑的。 　　一位新浪成都网友表示，名校造富又不能说明是清华北大的功劳，他们把全国最优秀的人全集中一起了当然人才多了，学校不能以富豪多少来评论，培养出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人才才值得炫耀。 　　【同期】清华大学学生　吴可伟 　　一个大学可能培养出很多文人、高科技人才这样一些研究方向的（人才），这样对社会对国家都是非常有贡献的，不能单单从这个角度看培养了多少个有钱人。清华里面其实很多学生都偏向于我能够做研究搞科研这方面发展的，不能单单只从培养富豪方面去说了。 　　【解说】但一些网友甚至高呼“悲哀”，为未来的中国教育事业表示担心。他们表示，作为学术研究的地方，不能直接与金钱挂等号，这是在侮辱书香净地。 　　【同期】清华大学学生　刘阳威 　　大学这里不是赚钱的地方，是培养学术人才的地方，是做学术的地方 　　【同期】清华大学学生　孟晨旭 　　这正说明咱们现在社会的问题所在，就是它把钱的多少作为评判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也把造就富豪的多少成为评论一个大学好坏的标准，我觉得这都是价值观的错误。 　　【解说】到底是读了清华、北大以后成为的亿万富翁，还是成为亿万富翁后读的清华北大？一些网友提出质疑。新浪湖南长沙网友ＴＡＮＧＦＥＩ８９６２１表示，清华、北大哪能培养那么多富翁，都是富了之后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华的经管去镀层金，有几个是真正从那里毕业的。 　　【同期】北京大学学生　杨茜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就好像之前有评论说哪个学校出的官员最多，但这并不能起到什么导向作用，并不是说哪个大学出的富豪多，你就会决定以这个学校作为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娱乐心态，没有什么导向意义。 　　【解说】但仍有一些网友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资产多少作为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或者将产生富豪多少作为衡量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标准之一无可厚非。 　　【同期】清华大学学生　喻彬 　　这个学校的学生能够自主创业，能够做出一定的成绩，取得一定的财富，还是能够体现学校的质量的。 　　【同期】北京大学学生　沈田燕 　　财富是大家可以创造跟拥有还有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还有身边朋友、家庭的一个很好的基点，它可以创造更多的东西，当然挺好的，拥有更多的话某些方面就代表你拥有更多的力量。 　　【同期】清华大学学生　甄博然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清华北大出来很多富豪，他们在毕业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报母校，这样又会使清华北大的师资力量、硬件水平、软件水平进一步提升，这样又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解说】而根据胡润团队在２００９年针对中国富豪进行的调查显示，资产在１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５万人左右。　 　　目前旅居美国的向冀女士此前在国内是一名专栏作家，看到中国大学造富榜后她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同期】旅美作家　向冀 　　我觉得在美国很多政要、亿万富翁都出自于哈佛、耶鲁等名校，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些能上名校的人都是很高智商的，在名校的经历加在一起，足以能够让他们成为富豪，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本。 　　【解说】２００９年《福布斯》超级富豪排行榜显示，当年美国身价在１０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多出自美国的名校，１２所大学培养出的超级富豪达１９２人。 　　在美国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让你的后代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把你的后代送入有“亿万富翁摇篮”之称的哈佛大学。２００９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拥有资产在１０亿美元以上的巨富人数为５４人。　 　　【同期】旅美作家　向冀 　　同样我觉得作为知名学府，哈佛和耶鲁能够做到的，其实在不远的将来，北大和清华也应该可以做到。 　　【解说】据了解，政府每年为北大、清华等高校拨款数亿元提供支持，但很多人依然有疑问，这些中国顶尖学府真正的价值在哪？当以培养出多少富豪来作为炫耀的时候，显然已经偏离了大学精神。 　　【同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孝正 　　有钱就有了一切么？我觉得不是，所以我觉得它的导向是非常错误的。名校毕业的人能赚钱并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北大清华，你是最高学府，你应该以学术为准，而不是以金钱为准，就跟运动员似的，以成绩为准。 　　【解说】周孝正表示，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为国家所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有财产。这些出自名校的亿万富豪，多数是在利用北大、清华的这一名校“标签”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获得财富无可厚非，但过分渲染名校‘造富’没什么必要。 　　新华社记者毛伟豪、李德欣、郭沛然北京报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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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教师捐赠的示范意义

冯用军 2011-1-24 12:27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厦门大学冯用军博士分析指出，在“中国校友会网2011中国大学捐赠校友排行榜”上榜的校友中，虽然学界校友累计捐赠3941万，仅占捐赠总额的1.44%，但其示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上榜的学界捐赠校友大都我国教育与科技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等，其中很多人拥有院士荣誉头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界杰出校友对国家和社会的人才和科技贡献是毕业校友学习的励志榜样，而教师自掏腰包为中国大学教育事业做贡献的无私奉献精神更是成功校友效仿的光辉典范，他们以实际行动教会了学生什么叫爱校、什么叫对母校一往情深。虽然学界校友捐赠金额无法与商界等校友相媲美，但他们对母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心和感恩之情，更显荣光。从学界校友捐赠资金来源看，学界校友捐赠多是其所获得的国家和社会科技奖励的奖金、国家教学研究荣誉奖金、院士津贴、专家顾问费、稿费和成果转化经费等。 中国校友会网 2011 中国大学捐赠校友排行 榜 （学界） 名次 捐赠人 工作单位 捐赠学校 捐赠金额 1 王选、陈?忆M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000万 2 岑可法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375万 3 季羡林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124万 北京大学 100万 4 邱冠周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 209万 5 吴常信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200万 6 金庸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107万 宋健 中国工程院 济南大学 107万 8 陈灏珠 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 复旦大学 100万 范曾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100万 王大珩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100万 徐光宪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00万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100万 赵黎明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100万 14 李灿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河西学院 95万 15 渠玉芝 美国新能源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 83万 16 田昭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80万 17 文圣常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60万 夏季亭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60万 19 何继善 中南大学 吉林大学 56万 20 陈宜张、徐仁宝 第二军医大学 浙江大学 50万 程泰宁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50万 黄伯云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 50万 黄藤 西安外事学院 北京大学 50万 沈家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50万 25 易中天 厦门大学 武汉大学 44.02万 26 吴征镒 昆明植物所 清华大学 40万 27 裴钢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 30万 俞辛?l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30万 29 陈茹玉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20万 何炳林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20万 李大鹏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万 欧阳平凯 南京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 20万 邱小林 南昌理工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20万 匿名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20万 严恺 河海大学 河海大学 20万 36 方精云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9万 37 杨裕生 解放军防化研究院 浙江大学 17万 38 杨芙清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6万 39 王阳元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2.5万 40 陈荣生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10万 戴先中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10万 黄尚廉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10万 蒋文真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 10万 马克俭 贵州大学 贵州大学 10万 王玉凤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10万 钟香驹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10万 47 郑铭豪 西澳大学医学院 汕头大学 7.8万 48 徐增全 美国休斯顿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6万 49 张献龙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2万 50 师齐康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0.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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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对古代文明的影响（4）

tingyy 2011-1-21 17:09

孔子是我国2500多年前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提出的教育思想和对于人的社会性的要求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体系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要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对于人的社会性的培养的维护就必须了解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体和孔子教育思想。孔子生活在2500多年前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当时因为各封建诸侯、领主的势力逐渐强大，而不断引发各诸侯国家之间的战争，使得社会非常不稳定。也因此给广大百姓带来很多苦难。社会的剧烈变化引发了广大学者的思考，当时出现了诸多思想家，被称为诸子百家时代。孔子创立他的思想体系时吸收了当时诸多思想家的各种思想，特别是老子的思想中对于人的社会性的一些内容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孔子的思想涉及到的方面很多，但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关于人的社会性问题，是关于全面维护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使得社会中各阶层的人都能够按照一定的社会性要求各安其位的思想。通过孔子的一系列著作，我们可以知道孔子的思想的核心一个是“礼”，一个是“仁”。孔子讲“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和西方基督教以“爱”为核心的思想有些类似。但是孔子的“仁”的思想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它是一种建立在社会等级制度下的爱。孔子思想中的“仁”是一种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上的爱，这种爱包括了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也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像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提倡的爱是神性（可能是人格化的神）在人的道德范畴中的表现。虽然它们对人的社会性的维护和培养都是有利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可能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上的“仁”更加有现实意义。所谓“礼”就是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在互相交往中间，必须使自己的行为方式严格遵守与其社会地位相应的规范。这个社会地位包括在公共社会中的地位，也包括在家庭、家族中的地位。如一个人他在公共社会中可能有很高的地位可以支配和指挥很多人，但他在家庭中可能是一个晚辈又必须孝敬他的长辈。孔子的这个“礼”的思想是特别地适应等级社会中对人的社会性要求。他提出实现“礼”的主要方法是“克己复礼”，就是克服和克制人本身的特性，而服从社会规范。以后在长期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中，中华民族对孔子的思想和学说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特性——儒家思想体系。为了把这个儒家思想体系推广到广大民众中去，让除了能够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以外，广大民众都能够接受这个思想体系，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儒家思想体系加上“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把儒家思想体系以天意来要求民众接受。这样儒学发展成为儒教，成为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历史中超过道教、佛教的第一宗教。儒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哲学、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四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其中核心的思想是儒学，儒学的基本伦理特性是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儒学是一门对人的社会性进行维护和培养为重要内容的学问。儒家思想体系产生于两千多年前，并且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首先在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中国出现，主要也是因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局限。但是，我认为它的很多对人的社会性的维护和培养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还具有积极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不想进一步对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体系做什么评价，主要是说明孔子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培养和维护人的社会性的作用。 孔子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是教学，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只有“官学”，只有社会统治阶级的子弟才能够接受教育，掌握文化知识。而孔子开设私人办学，实施“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把文化知识对普通阶层的人开放。这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平民教育。人类早期的知识记录主要是以宗教文件的形式，为了使得广大的民众产生对神的敬畏，宗教往往把知识神秘化，同时把知识传授范围也局限在少数宗教人士和统治阶层中。而孔子提出“重人事，轻鬼神”的教育思想，把教育从宗教的约束下解放从来，成为维护与培养人的社会性的重要活动。随着平民教育的发展，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到公元前200多年的汉朝，儒学在统治阶级的“独尊儒学”国策下，正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从公元605年隋朝大业元年开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科举制度彻底改变了国家官吏由贵族世袭的旧管理制度，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进入国家统治阶层。这一政策大大推动了教育在中国的普及。虽然由于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的限制，受教育的人口比例还是少数。但是相对于世界同时期的情况来说，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促进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从汉朝开始到清朝，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衰败为止的15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经济、文化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华文明走上一条繁荣昌盛和广泛传播之道路，无论国家遭受什么样的变迁，而在广大民众中深深扎根的中华文化却能够代代相传。在多次的国家因外族入侵而灭亡的情况下，中华文明不但不会被毁灭，而且还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些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十分独特和唯一的情况，以孔子教育思想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国教育模式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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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一本书

热度 5 carldy 2011-1-17 16:46

近段时间在读一本书，书名为"How to read a book"。 作者简介：莫提默· J. 艾德勒 (1902 — 2001) 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了写作《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并担任 1974 年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而闻名于世。 查尔斯·范多伦 (1926-) 先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因故离任，和艾德勒一起工作。一方面襄助艾德勒编辑《大英百科全书》。一方面将本书 1940 年初版内容大幅度增补改写。因此，本书 1970 年新版由两人共同署名。 本书是一本阅读指南，介绍了阅读的方法、技巧，阅读所应具备的广阔视野。自 1948 年问世以来，在西方世界好评甚多，重版多次。是一本指导人们如何阅读的名作。每本书的封面之下都有一套自己的骨架，作为一个分析阅读的读者，你的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个骨架。一本书出现在你面前时，肌肉包着骨头，衣服包裹着肌肉，可说是盛装而来。你用不着揭开它的外衣或是撕去它的肌肉，才能得到在柔软表皮下的那套骨架。但是你一定要用一双 X 光般的透视眼来看这本书，因为那是你了解一本书、掌握其骨架的基础。 本书初版于 1940 年， 1972 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论什么时候读，都不能不叹服作者对阅读用心之深，视野之广。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这是一本有关阅读的永不褪色的经典。 主动阅读一本书的必要性 一、为什么 “ 资讯 ” 或者 “ 知识 ” 不等同于 “ 理解 ” ？ “ 知识 ” 是否那么必然是 “ 理解 ” 的先决条件，可能和一般人的一位有相当差距。我们为了 “ 理解 ” 一件事，并不需要 “ 知道 ” 和这件事相关的所有的事情。太多的资讯就如同太少的资讯一样，都是一种对理解力的阻碍。换句话说，现代的媒体正以压倒性的泛滥资讯阻碍了我们的理解力。 会发生这个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媒体，经过太精心的设计，使得思想形同没有需要了（虽然只是表象如此）。如何将知识分子的态度与观点包装起来，是当今最有才智的人在做的最活跃的事业之一。电视观众、收音机听众、杂志读者所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组成 …… 目的都在让人不需要面对困难或努力，很容易就整理出 “ 自己 ” 的思绪。 二、阅读的艺术的定义 这是一个凭借着头脑运作，除了玩味读物中的一些字句之外，不假任何外助，以一己之力来提升自我的过程。你的头脑会从粗浅的了解推进到深入的理解。 三、如何做一个自我要求的读者 主动阅读的基础：一个阅读者要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 1. 整体来说，这本书到底在谈些什么？ 2. 作者细部说了什么，怎么说的？ 3. 这本书说得有道理吗？是全部有道理，还是部分有道理？ 4. 这本书跟你有什么关系？ 光知道这四个问题还不够。在阅读过程中，你要记得提出这些问题。要养成这样的习惯，才能成为一个有自我要求的阅读者。除此之外，你还要知道如何精准、正确地回答问题。如此训练而来的能力，就是阅读的艺术。 做读书笔记的方法 一、结构笔记 在检视阅读中，要回答的问题是：第一，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第二，整本书在谈的是什么？第三，作者是借着怎样的整体架构，来发展他的观点或陈述他对这个主题的理解？你应该做一下笔记，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写下来。 …… 这些笔记的主要的重点是全书的架构，而不是内容 —— 至少不是细节。 二、概念笔记 等你做分析阅读时，关于这本书的准确性与意义的问题，你就要提出答案了。在这个层次的阅读里，你做的笔记就不再是跟结构有关，而是跟概念有关了。这些概念是作者的观点，而当你读得越深越广时，便也会出现你自己的观点了。 三、辩证笔记 对一个已经熟练同时读好几本相同主题书籍的专业阅读者来说，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记笔记的方法。那就是针对一出场讨论情境的笔记 —— 这场讨论是由许多作者所共同参与的，而且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觉察自己的参与。 这是从好多本书中摘要出来的，而不只是一本，因而通常需要用单独的一张纸来记载。就一个单一主题，把所有相关的陈述和疑问顺序而列。 四、做笔记的技巧 1. 划底线 —— 在主要的重点，或重要又有力量的句子下画线。 2. 在画底线处的栏外再加画一道线 —— 把你已经画线的部分再强调一遍，或是某一段很重要，但要画底线太长了，便在这一整段外加上一个记号。 3. 在空白处做星号或其他符号 —— 要慎用，只用来强调书中十来个最重要的声明或段落即可。你可能想要将做过这样记号的地方每页折一个角，或是夹一张书签。这样你随时从书架上拿起这本书，打开你做记号的地方，就能唤醒你的记忆。 4. 在空白处编号 —— 作者的某个论点发展出一连串的重要陈述时，可以做顺序编号。 5. 在空白处记下其他的页码 —— 强调作者在书中其他部分也有过同样的论点，或相关的要点，或是于此处观点不同的地方。这样做能让散步全书的想法统一集中起来。 6. 将关键字或句子圈出来 —— 这跟画底线是同样的功能。 7. 在书页的空白处做笔记 —— 在阅读某一章节时，你可能会有些问题（或答案），在空白处记下来，这样可以帮你回想起你的问题或答案。你也可以将复杂的论点简化说明在书页的空白处。或是记下全书所有主要论点的发展顺序。书中最后一页可以用来作为个人的索引页，将作者的主要观点依序记下来。 对已经习惯做笔记的人来说，书本前面的空白页通常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是用来记载你的思想。你读完一本书，在最后的空白页写下个人索引后，再返回前面的空白页，试着将全书的大纲写出来，列出基本的大纲与前后篇章顺序。这个大纲是在测量你是否了解了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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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Julian

热度 1 Nancyback 2010-12-31 19:54

明天， Julian 将正式从 Catalysis Today 的 Editor 位置上 Step down ，结束为这一期刊的直接操劳。从 1986 年这一期刊创刊， Julian 至今一直担任主编。从创立这一与众不同的期刊开始，为它的成熟和发展，付出了 25 年的劳动。这 25 年，是 Julian 最成熟和最辉煌的时期。从明天开始， Julian 将是我们的 Consultant Editor 了，仍然会是 Catalysis Today 的决策核心成员，但他承担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将由我们分担。 20 余年来， Julian 是我的指路人。虽然我没有跟 Julian 正式做学生，但我诚挚的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他对我的指导、帮助和促进，远远大于一般意义的 Promoter( 荷兰人管博士论文的导师叫 Promoter) 。 和 Julian 交往，故事的开始至今是一个谜，也许是一个偶然的至善的笔误。那是 1986 年，突然收到一封寄自欧洲荷兰的信，信封用的是 Elsevier 出版社的，签署的却是 Twente 大学的 Professor Dr Julian R.H. Ross 。信的内容是 Elsevier 出版社准备创刊一个新的催化期刊，这一期刊和已有的催化期刊是不同的，后面详细介绍了创刊的宗旨和计划，居然是征求我意见的调查问卷。那一年，我 24 岁，是刚刚注册完博士生的第二年。收到这样的信，当然是诚惶诚恐，极其认真的回答了问卷。但是想不通的， Ross 教授怎么会知道，遥远的东方会有一个李永丹，是将来的催化的同行。因为那时的李永丹，还是一个没有出道的学生，在国际上的文件中，出现名字仅有一次，那是在 1985 年在太原召开的中日煤化工利用双边交流会的文集上。但那次会议的文集，不是正式出版物，每一个报告，收入文集的是一个两页的摘要。回顾起来，也许这个笔误来源于那个文集，在署名作者中，画下划线的是报告者。欧洲同行可能误会为课题组负责人了。 现在想起来，那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激励，能够有幸在学生时期就参与了国际学术界的重大事件，感觉一直是很好的，对自信心有极大促进。当然，这一故事肯定是一个美妙的错误，同时也说明那时东西方有多么遥远。从那时起，知道了在遥远的西方荷兰，有一位 Julian R.H. Ross 教授，他知道我的名字。 1989 年风波过后， 7 月初参加了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的日中美三边催化研讨会，参观了日本的多个实验室，认识到了中国和西方间研究活动的巨大差异。回国后，学校工作不正规，心情也不好，于是借了一批武侠小说，消磨掉了后半年的大部分时光。 1990 年，有幸来到荷兰 Twente 大学，在 Julian 的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 1991 年， Julian 离开荷兰回到爱尔兰 Limerick 大学，任理学院 (College of Science) 院长。 在荷兰，和 Julian 共事的时间不长，但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这些成爲后来 20 年的精神财富。 Julian 自然成爲重要的指路人之一。 Julian 充满活力和激情，不仅表现在工作方面。记得在 Enschede ，他住的比我住的离学校要远 2-3 公里的样子，每天早上上班，都是他骑自行车超过我，摇铃举手，大喊一声嗨，呼啸而过。几次以后，和中国留学生兄弟谈起此事，居然早上骑自行车比不过教授，这兄弟说，不是老先生特别有力气，是他骑的自行车比你的好。回头一看，果然如此，他的自行车是特别的高速自行车。 Julian 和蔼可亲，机敏幽默。有一次在他家里聊起天来，说到他 40 来岁就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我们努力学习和紧跟的表率。先生正色道永丹，你的问题是过于努力和认真了，你要能轻松一些对待工作和学习，将来前途无量。还有一次，在他家里参加宴会，吃完饭聊天时间，提出来先走一会，因为有两个朋友从别的城市来玩，家里正有牌局和麻将，先生说等一下，从地下室拿出两瓶陈年老酒来，说，给你和朋友们回去喝。先生知道永丹好酒，令人感动的，是后来他每次来亚洲访问，都要带一大瓶爱尔兰美酒。 Julian 治学严谨、倡导科学平等、尊重同行。这很深的体现在他主编的 Catalysis Today 的每一期中，也体现在他主编的 Applied Catalysis 的 News Brief 中。记得 90 年到 Twente ， Julian 特意安排了报告会。实际上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十分自信，但报告完以后，先生认真的分析这一工作的实际和理论价值。当时做催化剂的机械强度，在国内很少获得肯定，在欧洲获得知名前辈的充分客观的评价，是十分荣幸的，也是很大的鼓励。记得那时候，东欧和苏联正在发生巨变，那里的同行科学家生活和工作面临困难， Julian 在那段时间接受了多位苏联和东欧的同行来做访问学者。当然，也有美国的教授来作短期交流的。每有新访问者来， Julian 都安排学术报告，客观的向全组同事介绍新访问者的学术贡献，让大家感觉十分平等，得到了充分尊重。在前面一篇博文里面已经介绍了 Julian 安排 Kerry Dooley 重复 Somorji 先生的实验结果的故事。没有足够的数据，他不下结论，有了足够的数据，他仍然很客气的指出问题，同时充分肯定 Somorji 的学术贡献。 在 Julian 的小组，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是主人，特别是他的学生，都分管一摊工作，比如有的负责安排访问者的学术报告，有的负责教访问者和新来者到那里领实验室的低值品和使用仪器设备，有的负责安排各种活动的吃饭。有趣的是，每次来人短期访问， Julian 要求有两三个学生或访问学者陪吃饭，在餐桌上继续学术交流。这样的交谈效果特别好，有时不仅讨论学术问题，更多的则是讨论各国的风土人情，使年轻人大开眼界。有一次，至今记忆犹深，很受启发。一位瑞典教授来访问，餐桌上和一位中国留学生争论起来，谁的祖国更像社会主义体制。 1991 年离开 Julian 的实验室，到法国 Nancy 做甲烷氧化偶联反应的动力学研究。 1992 年底回到天津。 1995 年主办第一届全球华人青年科学家催化科学与技术研讨会，考虑到参会者期望能够到正规的期刊发表专辑，就给 Julian 写了信，希望能给一期刊物版面。 Julian 毫不犹豫的答应支持。 9 月份开会， Julian 还不远万里飞到天津参加。 1997 年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发了个 email 向 Julian 报喜，开玩笑问他来不来参加答辩，老先生马上回信，表示一定参加。果然，先生飞来天津，专程参加了赵金宝博士的论文答辩。 后来，针对不同专题，受 Julian 的支持和委托，为 Catalysis Today 主编了另外两个特刊，分别出版于 1999 和 2002 年。在 1998 年和 2004 年都应 Julian 邀请访问了 Limerick 。特别有趣的是 1998 年那次，有秀民的陪同， Julian 充分表现了欧洲绅士风度。记得还特意请 Limerick 大学的校长安排在校长官邸宴请， Julian 和所有院长作陪，着实风光了一番。 2007 年初，接到好友二增等的来信，说， Julian 要从学校退休了，准备在欧洲催化大会之后，在 Limerick 举行只有 Julian 的学生和好友参加的为期一天的 Julian 告别学术研究讨论会，颂扬 Julian 对催化事业和自然科学的贡献。这一次研讨会的主题是： CATALYSIS FROM ART TO SCIENCE 。参加讨论的论文由薛二增和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Bernard E. Nieuwenhuys 作为客座主编编辑，作为专辑在 Catalysis Today 出版 (Volume 145, Issues 1-2, Pages 1-186 (15 July 2009): CATALYSIS FROM ART TO SCIENCE: Special Issue in Honour of the Contribution of Julian Ross to the Advancement of Catalysis Science) 。记得有相当多对催化由艺术向科学过渡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科学家参加并作报告。记得他们中有： W.P.M. van Swaaij ， B.E. Nieuwenhuys ， R. Burch ， C. Martin Lok ， Ken-ichi Aika ， J.R. Rostrup-Nielsen ， David Trimm ， Manfred Baerns 等。 当然，参加那次会议的更多的是 Julian 以前的学生和同事，有相当的一部分没有做报告，也没有发表论文。在晚上的宴会上，按照 Twente 的传统，由 Leon Lefferts 教授指挥，所有在 Twente 工作学习过的同事们共同向 Julian 献上一曲颂歌。歌词是： Plenary Song Our Julians passion was syngas To couple methane was his quest His catalyst ke-ept on dying It simply was no-ot the best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He took his equipment from Bradford A wonderful mass spec he had, he had The students refu-- sed to fix it The dammed thing was leaking so bad Bring hack, oh bring hack Oh bring h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e Bring h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In Twente he tried to change people Polite is the key word, polite, polite Was always smiling so friendly Some Dutch are not overly bright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e Bring hack, oh bring hack Oh bring hack my coupling to me Jonathan, Nicholas and Andrew Three wonderful children indeed, indeed No chemist was raised among them Julian lost out on the fight Bring h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h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hack my coupling to me Julians English was perfect Split infinitives were so bad, so bad He spent so much ti-ime to edit He had no more time for the lab Bring h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We must mention Iranian connection This was in the time of the shah, the Shah, Uranium contamination Still wondering if there was mor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Get money was simply no object He always gave it a shot EU and industry partners Would typically give him a lot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c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Remember the meetings on Monday Delegation was always the key. the key If I proposed an action The action would come back to mc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e Bring h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You gave us a lo-ot of freedom Enjoyed that very much Professor who is not too fuzzy That ma-ade the best out of us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to me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We wish you so many nice years Of course to-ogether with Ann, with Ann We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r efforts Well come back to see you again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 ling to me, to me Bring hack, oh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coupling to me 歌词中的 Coupling 指的是 Methane oxidative coupling 。那是 80 年代最热的课题， Julian 带的学生中有多位是以此课题做的博士论文。当然，如果让我作词，我颂扬更多的，是他对催化由艺术向科学转化的努力，他主办的 Catalysis Today 和他当年主编的 Applied Catalysis 的 New Brief 对催化同行和后辈的影响，以及他的桃李满天下。当然还会歌颂他对我个人成长的影响。 仅以此文祝 Julian 和他的家人新年快乐！祝愿 Julian 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如意！ 也以此文祝各位朋友和同行新年愉快！成功！发展！ 2010 年 12 月 31 日晚于天南大联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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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16）：关于科技、教育等诸领域专业管理问题的对话

pww1380 2010-12-12 10:20

革故鼎新（16）：关于科技、教育等诸领域专业管理问题的对话 杨文祥 甲： 长期以来，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管理规律的盲目决策和瞎指挥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各管理领域的顽症。而教育，则是这一顽症的重灾区，直接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未来的命运。 为此，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一定要加快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一定要加快中国教育领域的管理改革！ 为此，我们不能不高声呼唤中国的管理大师，首先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大师的出现！ 乙： 领导者通观全局，不可能是各种行业和各种专业的内行，所以，外行领导内行是一种普遍现象。掌握全局变化规律是高明领导，根据局部经验指导全局的是经验领导，从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是领导水平提高的必由之路。管理科学的发展，为领导者提供一条掌握宏观管理规律的科学之路。中国的文理分科把大部分管理者挡在自然科学的门外，在自然规律面前无所适从，盲目应对。哲学是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当今社会缺少哲学家，当然也就缺乏优秀的管理者。科学发展观需要坚实的基础科学做后盾。 甲： 赞同杨学祥教授关于管理科学 - 哲学 - 优秀管理者关系的点睛之笔和经典之论。 另外，对“外行领导”问题需做进一步说明。 专业内行 ( 或外行 ) 与 专业、行业管理内行 ( 或外行 )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专业管理内行 是指那些既对本专业、本行业具有基本的了解甚至有相当专深的研究，又能通观和把握本专业、本行业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专业或行业管理专家，而非那种 单纯属于 在官场的明争暗斗中名为“政治正确”实为在宋江王伦火并中哥们义气式的帮派内斗中“跟对人”、“站对队”的各级党务和行政人员，当然更不是只对一个较狭隘的专业领域有专深研究但对全局的和宏观的问题全无兴趣也全无了解更无实际管理能力的陈景润式的专门家。当代中国在教育领域缺乏当年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和教育管理大师是钱学森先生在离去之前忧心我国教育培养不出创新人才这个沉重的世纪之问的现实原因和基本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杨文祥．中国教育忧思录．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9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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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评论篇－4：一叶障目 以偏概全——评刘广明博士的博文

sqdai 2010-8-10 17:03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 钱伟长 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见链接）， 刘广明 博士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专修高等教育学的博士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 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 ，指 钱伟长 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 钱伟长 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通常，文题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 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 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是为了什么？ 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了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 刘广明 博士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 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 下文中指出： 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 他提到了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 于蔡元培 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刘 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 蔡元培 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两本论文汇编：《蔡元培教育论集》和《蔡元培教育文选》（共 252 页），不知道是否 符合刘 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 刘 博士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 梅贻琦 先生也没有教育学系统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 符合刘 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再来看一看 钱伟长 先生的情况。 钱 先生自 1946 年任清 华大学 教授以来， 64 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 刘广明 博士那样割裂历史，把 钱 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 1983 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 27 年。 钱伟长 先生 1951 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31 日 ）。 2000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 403 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 36 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把教育改革深入持久地继续下去。 2006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 594 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 90 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 1946 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 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 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 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 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 钱伟长 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师，针对性强，实践性好，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 蔡元培 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 70 ～ 73 页，见链接 3 ）与 钱伟长 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 582 ～ 584 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 许多 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 刘 博士所说的 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 的大事。 写到这里，想问一下 刘广明 博士， 不知道 钱伟长 先生是否 符合刘 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论？ 进一步来说， 刘 博士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 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 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另一方面，教育学家不见得就是教育家，因为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行当，没有足够的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正确的教育理念，决不能滥竽充数为教育家。 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 刘广明 博士对 钱伟长 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甚至没有读过 钱伟长 先生的著作，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 还得感谢 刘广明 博士，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 钱 先生的著作《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 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 写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晨 【链接】 钱伟长 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钱伟长 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7 月 30 日 上午 6 时，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在上海逝世。一般的报道总是这样来介绍这位伟人：钱伟长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百度百科的介绍是钱伟长（ 1912 2010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历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看来，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基本成了共识。那么，钱老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有哪些呢？ 在了解其所以为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之前，我们还是应该首先给教育家界定一些条件。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育家，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高尚朴素的教育情怀。教育家一定视教育为生命，必须以育才为乐，并把育天下英才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对待教育不会有任何的功利思想。 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 第三，独立创新的原创成果。教育家一定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且这种真知得到世人、特别是教育学领域专业人士的认同。 第四，功垂千载的实践成就。教育家在成为一名理论家的同时，也一定是一位实践者。他或者领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或者指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并使这所学校、这个地区的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 第五，广博深远的社会影响。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家的实践决不是当下的产物，它的影响是跨时代的。即影响当代，也会影响今后几代、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如孔子的教育思想、黄炎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等。 如果以以上五个条件来量测一下钱老，钱老被教育家有其合理要素。 关于第一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的教育成就主要体现在上海大学（原 1960 成立的上海工学院前身。 1994 年，上海工大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现在的上海大学）。钱老被任命为校长时是 1983 年，当时钱老已经 72 岁高龄。一个对教育没有朴素情怀的人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任命的。且他任上海大学校长后，没有要上海大学的一分工资，也没有要住房。 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在这点上，他与当时名声显赫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有一定差距。后二人都有教育方面的专著面世。 关于第三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在当校长时提出了著名的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拆除学院和专业之间的墙，实施通识教育，办综合性大学；拆除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师生互动。同时率先在大学中实施三制：即完全学分制、选修制、短学期制。这三种机制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常规办学机制。 关于第四条，钱老也是完全具备。钱老接手上海工业大学时，上海工业大学名不见经传，且受文革影响，处于完全的崩溃边缘。而如今的上海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办学声誉，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先进。钱老亲自制定的自强不息的校训和求实、创新的学风在上海大学生生不息。 对于第五条，钱老应该完全符合。一个是他老人家倡导的完全学分制、短学期制、选修课制已在中国扎根。另外，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组，并申请到上海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我想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这种影响将是广博深远的。 综合观之，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 愿钱老安息，一路走好！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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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蔡元培？

热度 1 Synthon 2010-8-9 08:34

不知道为什么，蔡元培被吹捧成了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人有啥好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他参与过412反革命政变，手上是有工人阶级的鲜血的，只不过后来积极支持联共抗日，我党既往不咎了而已。 单从教育的角度来讲，他做过差不多10年的北大校长，期间北大民主自由的风气，概因北大教授学生之故，跟他没有半点关系。恰恰相反，他想方设法往北大安插国民党党棍，甚至邀请过党国大佬吴稚晖、汪精卫等去北大任教，以纠北大学风。 蔡之出名于当今中文网络，只不过是因为他说过几句什么兼容并包之类的场面话。这类场面话，清华顾秉林校长和北大周其凤校长，其实说的一点都不比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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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曰家和教育家VS教授和叫兽

大毛忽洞 2010-8-8 09:23

叫曰家和教育 家 VS 教授和叫兽 名词新解： 教授的正本是教授；教授的副本是叫兽。 教授 的正本和副本的演绎： 教授，泛指有教授头衔的人，例如，如果商人、演员和官员拥有教授（包括兼职教授 和名誉 教授）头衔， 都属于 教授。 有时教授在网友民众心里成像为叫兽，前者是正本，后者为副本，正本和副本都具有法律效力。 叫兽是贬义词吗？不是！ 叫兽是褒义词。 兽是贬义词吗？不是！ 大熊猫，是地地道道的兽类，但是大熊猫已经是褒义词的象征。有很多人都想变成大熊猫兽类，去享受大熊猫的生活和荣誉。如果有叫兽能把自己的兽做到大熊猫的地步，这位叫兽就会得到超国民的待遇。 教授也一样，就是明文规定把教授改成叫兽（叫兽＝教授），追求叫兽的人仍然大有人在。中国古代把一部分官员称为狗官，皇帝也亲口骂自己的部下为狗官，但是，追求做官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根本不在乎是做狗官还是做兽官，只要能做官就行。 教授和叫兽的根本区别，在于教和叫的不同。 教育家和 叫曰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教育和叫曰的不同。 叫，就是叫唤，只是口头的叫。 教，不但口头叫，还要身体力行地教。 叫兽，说是一套，做是另一套。 教授，说的和做的应该是一样的。 教育家，关键在于教和育。 叫曰家，只在于叫和曰。 叫是叫唤；曰还是叫唤。 《西游记》里的唐僧，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教育家。唐僧带领 4 个徒弟（包括白龙马）赴西天取经，虽然取到真经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取经的过程才是教育四个徒弟必不可少的环节，例如，要经历九九 8 1 难，唐僧教育 4 个徒弟的过程，也是唐僧自己受教育的过程。 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和育，请看唐僧是怎么做的： 唐僧教育他的徒弟不吃肉，唐僧自己就能做到不吃肉； 唐僧教育他的徒弟不搞女人，唐僧自己就能做到不搞女人； 唐僧教育他的徒弟不聘用女妖精当秘书，唐僧自己就能做到不聘用女妖精当秘书； 唐僧教育他的徒弟不要勾结妖精做生意，唐僧自己就能做到不勾结妖精做生意； 等等。 唐僧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 如果唐僧是个叫曰家，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唐僧叫曰他的徒弟不搞女人，他自己却包养了好几个小三； 唐僧叫曰他的徒弟不要吃酒吃肉，他自己却公款吃喝，花天酒地，大鱼大肉； 唐僧叫曰他的徒弟要普渡众生，他自己却强拆民宅扩建寺庙，制造冤案。 我们缺少的是真正的 教育家 ， 而现在更多的是各种层次的 叫曰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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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世强对刘广明博文的评论

热度 1 zdwang 2010-8-5 21:46

戴世强对刘广明博文的评论 王振东 科学时报8月2日曾发表张巧玲的文章钱伟长的三大愿望,文中介绍了 郭永怀的弟子李家春院士所说 做科研、创期刊、办教育，这是贯穿于钱先生一生的 三 个愿望。 文中明确指出： 钱伟长终身从事的是教育事业。办教育、培养人才，是钱先生的第三个人生理想。 科学网 8月1日 发表了 高等教育学者 刘广明的博文 《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本人于8月2日写了博文《钱伟长的教育思想》对此文提出了不同看法 （刘广明己在文后评论中承认没有研读过钱伟长的著述，他的看法片面） 。今天看到科学网电子 杂志 周刊 在钱伟长专题中， 将刘广明的博文推荐给科学网读者 （刘广明并没有修改补充其博文） ，同时又看到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的、 郭永怀另一位弟子戴世强 教授 ,对刘广明的博文也发表了评论意见， 我建议科学网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让读者同时看到对刘广明博文的不同意见,以更全面地了解钱伟长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思想、理论和杰出贡献。 附： 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 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评刘广明教授的博文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刘广明教授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高等教育学专家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 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 ，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钱伟长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文题一般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 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 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为了什么？ 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 刘广明先生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 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 下文中指出： 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 他提到了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于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一本《蔡元培教育文选》（共 252 页），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刘先生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梅贻琦先生页没有教育学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再来看一看钱伟长先生的情况。钱先生自 1946 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以来， 64 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刘广明先生那样割裂历史，把钱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 1983 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 27 年。钱伟长先生 1951 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就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31 日）。 2000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 403 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 36 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 书记 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 2006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 594 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 90 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 1946 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 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 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 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 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钱伟长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针对性强，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蔡元培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 70 ～ 73 页，见链接 2 ）与钱伟长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 582 ～ 584 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许多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刘教授所说的 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 的大事。 写到这里，想问一下刘广明教授， 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的论断？ 进一步来说，刘教授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 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 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 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刘广明教授对钱伟长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又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 还得感谢刘广明教授，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钱先生的遗著《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 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同意者，在顶字那里点击一下（这是我的青年朋友教我的测度民意的办法）；反对者，更是十分欢迎公开发表意见。 戴世强 写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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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戴世强：一叶障目 以偏概全——评刘广明教授的博文

Mech 2010-8-5 12:49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 见链接1 ），刘广明教授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高等教育学专家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 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钱伟长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通常，文题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是为了什么？ 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了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 刘广明先生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 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下文中指出：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 他提到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于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两本论文汇编：《蔡元培教育论集》和《蔡元培教育文选》（共252页，见 链接2 ），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刘先生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梅贻琦先生也没有教育学系统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 再来看一看钱伟长先生的情况。钱先生自194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以来，64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刘广明先生那样割裂历史，把钱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1983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27年。钱伟长先生1951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2000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403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36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把教育改革深入持久地继续下去。 2006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594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90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1946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 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 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 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 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钱伟长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师，针对性强，实践性好，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蔡元培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70～73页，见链接3）与钱伟长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582～584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许多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刘教授所说的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的大事。 写到这里，想问一下刘广明教授，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是否符合刘先生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的论断？ 进一步来说，刘教授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另一方面，教育学家不见得就是教育家，因为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行当，没有足够的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正确的教育理念，决不能滥竽充数为教育家。 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刘广明教授对钱伟长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 又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 还得感谢刘广明教授，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钱先生的遗著《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 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同意者，在顶字那里点击一下（这是我的青年朋友教我的测度民意的办法）；反对者，更是十分欢迎公开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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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的教育思想

zdwang 2010-8-2 08:16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 王 振 东 刘 广明 的博文“ 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认为钱伟长 在教育理论方面 没 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 ， 看来是对情况不够了 解 所下的结论 。 据笔者所知，钱伟长 先生 近十多年己有多部系统阐述其教育思想的著作， 如 ： 1.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杭州：浙江科技出版社，1992 2. 钱伟长，八十自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3. 钱伟长，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 4. 钱伟长，跨越世纪，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5.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第一卷至第五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上海大学也己有一些研究其教育思想的论述，如： 1. 戴世强，论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力学进展，2003，33（1）：4-20 2. 周哲玮，教育家钱伟长，力学进展，2003，33（1）：21-26 3. 冯秀芳，钱伟长治学理念及教育思想初探，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06 笔者并不在上海大学工作，因2006年曾受邀评阅冯秀芳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以对钱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些了解，上面所列肯定不全，但己可作为刘广明博文的补充。 据笔者认为，钱伟长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提出“拆掉四堵墙”的主张，亦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这 是 他教育理念的一种 集中体现。 要拆的第一堵墙就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 以密切学校与社会和工厂企业的联系, 进一步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 拆掉“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强调学科交叉，夯实基础，淡化专业，注重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交融，立足培养复合型人才。 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主张高等学校既要办成是教学中心，又要办成科研中心，反对在大学里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分开。 拆掉 “教与学之间的墙” , 认为“教”虽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问题的人。 2.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愛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这是钱伟长对 其 人才观的高度概括。正确的人才观能够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向、手段、目标和结果。。 3. 建立灵活的办学管理模式，形成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和导师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 作为教育家， 钱伟长 高瞻远瞩，提出 了 独特的教育思想，积极倡导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主张实施通才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强调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二者的辨证统一。同时 又 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如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 、导师制 等。无论是五十年代在清华大学、还是后来在上海工业大学及现在的上海大学， 钱伟长都将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了实践。 谨以此文缅怀钱伟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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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陶大镛教授 [下篇]

yushp1935 2010-4-26 21:16

1976年秋天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夏,全国进行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接着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全国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在胡耀邦等人主持下,各级党委对错划右派问题及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陶先生的莫须有的冤案,得到彻底解决。1979年,北师大成立了哲学系,经济学系等,陶先生出任首届经济学系系主任。在百废待兴的日日夜夜,他竭尽全力为学系师资队伍的人才选拔,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全系的科研计规划……都作了安排部署。他是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又担任了多届政协与人大常委的职务,这些繁忙的社会政治活动,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八十年代初,陶先生已年过花甲,热爱祖国和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他,青春涣发,精力充沛,不分昼夜工作。在八十至九十年代,陶先生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许多著作,涉及经济学的许多学科。他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的奠基人,又是我国研究 和”政治经济学”的权威,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中，都有创造性的建树。还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教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八十年代初,我的宿舍离先生寓所很近，有幸同他交往接触较多,经常在晚饭后陪先生散步,向他请教了不少理论问题与做学问方法,得益匪浅。陶先生知道我参加了真理标准讨论会和北京地区进一步解放思想理论座谈会,对我十分关切,鼓励我要勇敢继续前进,又要实事求是,认真研究问题。得知我与一位友人在1977--79年重新学习 ,并发表多篇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论文,又准备出版 的小册子时,他十分高兴。其时,他在全国各地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重要报告,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当我向先生请教如何评价列宁 一些观点时,他毫无保留给我讲解”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快速增长及停滞腐朽同时并存”这个理论观点,又把湖南人民出版社两次出版的论著送给我学习。我出版第一本小册子有关论述,是受先生启发的。 我准备给自已指导的硕士生,开设” 的逻辑”这个专题,向先生请教。他强调要从原著上下硬功夫,还介绍我读他两篇早期文章: (1940年秋)与 (1949年9月27日)。先生说,当时年轻,敢想敢说,现在看来,基本观点是站得住的。为了帮助我深入研究 ,先生把他主编并内部出版的” 研究资料”,要经济学系全部送给我。针对有的人不懂哲学,对 的方法论不甚了了,或者断章取义,或者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先生说,资本论是整体艺术,其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你是研究这个方向的,希望你在思想史上下功夫,同时要处理好客观规律与逻辑推演的关系(即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关系)。先生认为,中国辩证法思想非常丰富,鼓励我是否可着重研究中国辩证法思想史,更好丰富充实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因多种原因,待到我调来华南师大哲学研究所后,才给逻辑学专业硕士生开设” 的逻辑”;虽然出版过 (1986年)一书,但说来惭愧,由于自已中国哲学史基础不牢,没有达到先生的厚望,在中国辨证法史的学术研究上作出贡献。 由于我的家庭困难的缘故,1984年下半年,我要求调动工作,回华南师大工作。其时,哲学系与有关校领导不同意。陶先生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后,主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加上其他师友帮助,我终于在1985年初,偕妻子调到华南师大任教。在广州工作,时空的阻隔,同先生见面机会少了。但每次出差,我总尽可能去北师大拜访陶老师。每次,他总是饶有兴趣询问广州和广东的经济政治与教育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先生最关注改革开放中的民生问题.社会风气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某些官员腐败问题。对于广东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他也十分注意。对我主编过广东哲学学会学术刊物 ,先生多次嘱咐说,刊物来之不易,要坚守学术阵地。 有一次先生拿出香港某杂志,问我看过没有？他指着一篇文章风趣地说,有人针对先生对内地搞市场经济有某些保留,骂他是”顽固的教条主义者”是”极左派”！他问我像不像？先生说,历史好像总爱开玩笑,解放前1946年冬到1946年初,他与彭迪先,李相符“三个教授”一起,在重庆声援昆明学生运动(一二.一惨案),被国民党政府骂为”左派”,遭特务逼害。解放后,1957年又飞来横祸,被康生之流整为”右派”,二十几年实际上中没有话语权,在学术著作公开出版方面是空白！你看我是右派还是左派？说后开怀大笑！陶先生补充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笃信马克思主义,其他什么派都不是。 陶先生对我与我的妻子十分关怀爱护,令我们永志不忘！ 80年代后出版的许多著作和最珍贵的 两卷本以及 ,都亲自签名送给我们。2002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他还送给我们 (北师大教授文库.陶大镛卷。著于解放前夕,内容均在香港公开发表过)。 睹书思人,陶大镛教授千古！ 4/2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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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陶大镛教授 [上篇]

热度 1 yushp1935 2010-4-26 21:12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陶大镛教授,不幸于2010年4月18日下午,在北京安贞医院医治无效逝世，24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各界人士暨北京师范大学广大师生参加了告别仪式,向其夫人牛平清女士及其他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我和妻子(她是陶老师首届研究生)未能前往参加仪式,在此表示沉痛的哀悼！ 下面,我谈几点粗浅的回忆。 我是1955年8月,考上北师大哲学研究生之后,才认识陶老师的。当时,政治教育系有几位知名的教授,如逻辑学的马特先生,朱启贤先生,哲学的石盘先生,经济学陶大镛先生……,而以陶先生最年青,著作最丰,知名度最大。我本人未听过他的课，只是读过其著作 。印象最深的是，陶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作了又通俗又深入的论述。它正好帮助我对自己所学之专业课”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加深了对学习 之重要性的认识。1956年6月学校组织了”科研活动月”，我还聆听过他关于世界经济的学术报告，感到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五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讲得很透彻，他没有像有的学者那样，只讲”两个阵营”,”两个市场”这一种教条,从而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陶先生同我的导师石盘先生一样,招收了五位研究生,其中三人是我大学同学。据他们说,先生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又很细致。第一年的基础课 ,陶先生不仅开列了必读原著,强调钻研 和其它经济学原著的重要性,还带研究生去参观北京图书馆,具体生动的指导如何读书,如何搜集资料。先生在课堂上,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要求每人认真读书,提出自已的心得体会。可惜的是,翌年,先生得了严重眼疾,这几位研究生只得转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班学习，未能在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三年的学业。 1957年春天,在整风运动大鸣大放过程,陶先生同许多专家学者,民主党派人士一样,诚心诚意要帮助执政党整除”三害”(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他主要是提出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意见,提出了”民主办校”的建议。不料那年夏天一场席卷全国”急风骤雨”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政治斗争,陶先生就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为震惊全国的”六六六”事件中一位显要人物(即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市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有六位著名教授,其中有费孝通,钱伟长,曾招伦,黄药眠和陶大镛等先生)。顺带说,他的一位研究生,在鸣放阶段从人大回北师大看大字报,返人大后,因在小组会上发言,介绍陶先生”民主办校”的观点,后来也错划为”右派”。随着斗争愈来愈扩大化,我的导师石盘教授在”向党交心”中谈的一些意见与想法,也被打成”极右分子”,并送劳动教养。我们五个研究生也只好转入研究班,跟一位苏联专家学习,在1958年7月结束了学业。 同年8月我留北师大任教,与陶老师同在政教系工作。虽不在同一教研室,然经常在一起开会劳动等等。看到陶先生实际上被剥夺了教学科研的权利,剥夺了话语权。听同事说,系里让他搞经济思想史。但他一如既往,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仍执着于 和世界经济的研究。随着我自已思想逐渐成熟,以及对自已导师石盘先生和本系陶大镛先生等诸位前辈言行的“反思”,我从内心深处,认为他们并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有独立见解,很有思想,很有学问的专家学者。 在”文革”大风暴袭来之际,连我这个小小”讲师”,也被当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义分子”(因在政教系63级同学学习 课堂讨论小结中,表示同意”对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尽管当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声言要作具体分析,如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在全校大会上”陪斗”。我的导师石先生在”818”（天安门前第一次检阅全国来的红卫兵头一天傍晚,跳楼身亡,以表示抗议”造反派”对他的逼害。陶先生等”反动学术权威”和一些校领导是”大黑帮”,关进校级劳改队,监督劳动,而部分中层领导和我们一些中青年教师,则分别进了系级劳改队或集训队,进行集中劳动。1967年夏,在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前夕,”红卫兵”忙着”大串连”时,我们这些中青年教师宣布”自我解放”,许多人作了”逍遥派”。,而陶先生等著名教授和所谓”走资派”,因”问题严重”,仍要继续强制”劳动改造”。”工军宣队”进校后,不仅情况未改善,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时,又有一些人,如政教系的马特先生,朱启贤先生,因不堪逼害,先后自杀身亡,。政教系的著名教授中,仅有陶先生顶住各种压力与打击,硬是活了下来。小小的北师大政教系,就演出了一幕幕黑白颠倒的人间惨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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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就应该是教育家

accsys 2010-4-9 21:53

与《校长不必都是教育家，但必须要尊重教育规律》观点商榷 姜咏江 上海大学浦家齐教授在科学时报发文，题目是《校长不必都是教育家，但必须要尊重教育规律》。阅读后，深感此观点有必要探讨。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样的人能称为教育家。现代的教育家我认为应该具有： 1. 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教育经验； 2. 深刻理解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手段等； 3. 熟悉教育工作的组织，掌握教育的基本规律； 4. 深刻理解教育的阶段性和教育的层次性； 5. 理解整体教育和个体教育的关系，懂得因材施教和培养人才的规律； 6. 深刻理解一般性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并能拿出实施方法； 7. 了解实践对教育的需求，恰当地掌握实践与教学的关系，能根据实践需求调整教育内容； 8. 能够洞察教育过程存在的问题，并能及时拿出解决方案。 这八条是衡量教育家的核心条件，其中第一条应该是教育家的必要条件，也应该是担任校长的首要条件。没有教学实践经验成不了教育家，更不应该成为校长。 校长是什么人？是学校实施教育过程，培养人才的总指挥。因而校长必须是教育家。校长只有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教育规律，才能带领教师和学生实现教育的目标。 校长，现阶段的校长也不能是尊重教育规律就可以胜任的。尊重教育规律那应该是对校党委、党委书记提出的要求。 浦教授说：在现阶段，作为基本要求，我们首先应该要求大中小学校的每一位校长，都是按教育规律办事的人。 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太低! 试问，如果一校之长不懂教育，但其手中又掌管着决定学校教育的各种权力，那么他将如何尊重教育规律，按教育规律办事呢？ 浦教授接下来论述的两段文字，完全是理想的想法。其中一段文字，无非希望校长能够做伯乐，还说他能够起一个集思广益的作用，那么他仍然堪称一位杰出的校长。 难道这么多年，我们的校长们不是这样要求自己，努力让自己这样作的吗？自从施行校长负责制以来，我们的校长们表现如何呢？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接下来的一段文字，浦教授给达不到集思广益成为杰出的校长出了个主意，那就是守住一条底线，即不要越俎代庖。这是一条更低级做校长的要求，是典型做行政化校长的高招。 不要为不合格的校长出什么高招了。每一位校长只有踏踏实实地将自己打造成教育家，那么他才对教育有说话的权力，才能把教育搞上去，才能把学校办好。如果来不及了，让位给有能力的教育家是上策，自己去当党委书记岂不更合适？ 学校去行政化，关键是要让教育家管理学校教学，不懂教育的行政干部可以做行政工作，万万不可强坐校长之位，这样就会扬短避长，误了教育的大事。 校长不必是教育家的观点，对改变我国的教育落后面貌，恐怕是有害无益呀。 2010-4-9 【附文】 浦家齐：校长不必都是教育家，但必须要尊重教育规律 面对当前教育的发展形势，我国正期待一批教育家，许多人建言，应该由教育家来出任校长。但是在我看来，一位称职的校长，不必都是教育家。 虽然，我决不反对教育家出任校长，但是所谓教育家，应该是在教育上卓有创见的人，这是一个高水平的要求。在现阶段，作为基本要求，我们首先应该要求大中小学校的每一位校长，都是按教育规律办事的人。 校长不是站在第一线的教学人员，至少说他不是参加教学活动最多的人，教学上的新思路，主要地应该由站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来提出。不见得每一位校长都必须在教育上有属于他个人的创新，校长更为重要的责任，是鼓励广大教师的教学探索和创新，鼓励开展教学实验，对于教师们提出来的又行之有效的办法，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且推广。如果在他的领导下全校教师锐意进取的精神能够得到鼓励，如果他懂得营造一片有利于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土壤，或者再进一步，他能够起一个集思广益的作用，那么他仍然堪称一位杰出的校长。 如果作为校长一时还达不到这一要求，那么他就得守住一条底线，即不要越俎代庖，关起门构想出一些脱离实际的改革方案，并且要求教师去执行，甚至为了推行自己的某种构想而禁阻广大教师提出的（甚至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其他方案。校长是学校的负责人，但并不必要求他同时也是全校在教育学领域学术造诣最高的人。某些校长和教育部门的主管者急于把自己打造成为教育家，广大教师的改革愿望反而得不到鼓励，他们的手脚更加被束缚起来，这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教育家难以涌现的部分原因。校长为自己的学校争取利益，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必须取之有道。更加不应该为着一己的名誉，而不惜炮制那种在本校也缺乏可行性的教改经验。如果说一位校长能够做到足够的谨慎，不做违反教育规律的事情，懂得在广大教师面前保持一份尊重和谦虚，那么即使他没有突出的创见，至少说他还是一位称职的校长。 许多人质疑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教育家，他们所呼喊的是能与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比肩而足以影响整个时代的教育家，而不是说那种降低了标准、只要担任着一定职务就人人可当的教育家。前些时候公布征求公众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倡导教育家办学，这并不意味着为校长者都必须是教育家。至少说，这不应该是现阶段的目标。如果说我们仍然希望涌现一批作为教育家的校长，那就应该是更多地把教育家提升为校长，而绝不是把已经走上校长岗位的干部打造为教育家。如果您自量还不是一位教育家，但这并不妨碍您继续作为一位校长，只是建议您最好还是致力于在您的员工中打造教育家，而不是打造自己；而尊重教育规律，才是每一位校长需要时刻铭记的。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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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出偏了——与中国青年报刘健先生商榷

hanzs 2010-3-27 20:10

文/乐水老汉 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20日的教育版刊出了刘健先生（副主编？）的考题考大学校长三道题，号称要从校长们的回答中，判断校长们是否具备教育家的潜质。什么考题这么厉害，三道题就能判断是不是能当教育家的料。且看题目： 题一：你赞成自主招生吗？ 题二：你赞成取消级别吗？ 题三：你赞成建立规范的大学董事会制度吗？ 老汉我虽在高校工作也二十多年了，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文献也读了不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简便速成的测试方法，来甄别你是不是教育家的。说是命题来测试校长，读了文章后才发现其实就是刘先生自己提问，自己替他心目中的校长回答，这种捉刀手法似乎与当前学术界为人诟病的学术不端行为颇为相似假冒校长嘛。 在我看来，刘先生的这三个自问自答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题出偏了。这三个一般疑问句，要么回答是，要么回答否。可能的答案组合共有2*2*2=8种而已。本人愚钝，怎么也分析不出这8种答案组合中，哪一种（或几种）属于有教育家潜质的。按说教育家是实践教育的杰出人士，温总理说：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可这三道题对是不是热爱教育，是不是懂教育能做出准确判断吗？显然，不能。这三题出的是文不对题。 二是，涉嫌偷换概念。比如第一题，刘先生判断校长们肯定都答是。于是就批驳这个是有多么的不是。他的理由：面试减少了贫困学生的机会，不公平。且慢！问的是自主招生好不好，答的却是在只在大城市组织面试好不好。如果是小学生回答成这样，也不会得分的，因为答非所问。其实，刘先生想要测试的是大学校长们对招生过程公平性是怎么看的，直说不就得了。可我怎么也得不出来不赞成自主招生就能体现招生公平的结论啊。也许刘先生是当下颇为流行的裸考论调的支持者，干脆就只看一个分数，而且最好全国考一个卷，全国考生都平行志愿大排队。如果哪个校长真是这个观点，那我看他离教育家至少还差十万八千里。 三是，把去行政化争论焦点放在要不要级别上实属肤浅。这里要借用同样是中青报的一片文章来阐述：任何组织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层级权力划分，这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然也不例外。大学的行政级别可以取消，但校、部处、院系的层级划分和权力分配却无法取消。可见，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也好保留也罢，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行政化的积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遵循教育规律，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在于大学本身要遵循学术规律，让行政权力增强对学术权力的尊重和服务。（2010年3月17日，中青报） 四是，关于大学董事会（理事会）制度。刘先生在这里犯有多重错误。（1）有董事会，就等于校长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这显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大学董事会与校长关系的曲解。篇幅关系，不再赘述，请刘先生最好读读原始文献。（2）愿意交权的，离教育家的境界就近？荒谬的逻辑！因为刘先生在文中从来没有就他说的权指的是什么做过进一步阐述，好像压根就不知道大学这个组织 属于典型的分裂型组织（ fragmented organization ），其中 有多种类型的权力并存。要大学校长交出的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还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权力，或者都交出来？我们怎么从逻辑上也想不通：不想要权力的校长，离教育家的境界就近一些？其实，这也是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而已。当然，我也没说死把着权力的就是教育家。实际上刘先生的第三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即没有说清楚大学都存在什么权力，怎么让人回答如何分配这些权力。再者，与董事会制度相比，在现行的以政府直接管理大学的体制下，难道大学校长的权力更大吗？那还老说要办学自主权干嘛？看，又是一个逻辑错误，刘先生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 以上也算是一个不起眼校长的答卷吧。答是答了，但无关乎教育家。 附录： 刘健：考大学校长三道题 中国青年报 2010/3/20 温家宝总理提出让教育家办学。我给大学校长们出三道题，从他们的回答中，或许能够显露其是否具备教育家的潜质。 第一题：你赞成自主招生吗？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答是。多年来，大家都在呼吁这个。按照育人规律，大学当然应该享有完全的招生自主权。 但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仅仅死咬着这么一份权力（也是权利）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份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校长的回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正教育家的境界。 2005年以前，该校在内地招生不参加统考，是完全彻底的自主招生。因为人力有限，生源基本局限在几座大城市，招生的老师一般也都住在五星级饭店里。有一年，他们甚至动用了上海一家五星级饭店的电视直播系统，让香港的老师通过这套系统当场面试内地的学生。但2005年之后，他们自主地放弃了自主招生的权力，改为参加全国统考，并且向各省基本平均地投放招生名额。 面试减少了贫困学生的机会。这不公平。刘遵义校长的助理苏基朗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是办教育的，目的是要改变学生的一生。那些小地方来的穷学生，他们的一生会被我们改变。因此，把资源投到这里最有价值。 真正的教育家是这样想问题的香港是个商业社会，香港中大的不少毕业生从事商业或者金融业。如果一个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来自贫困地区的人，又一辈子在金融界生活，那他的视野肯定会受局限；如果这个学生的舍友是一名来自贫困地方的人，那他的视野可能就不一样了。因此他们认为，学校帮助这些贫困学生，更重要的是帮助了学校自己。 我们的校长有多少人会以这样崇高的心态审视自己拥有的招生权力？有多少所大学利用这份自主权，对自己所办附中的学生（本校教职工子女基本全伙儿在此）搞了降分录取？ 第二题：你赞成取消级别吗？ 不赞成的当然不是教育家，因为古今中外，带级别的教育家还一个都未曾有过。 只想要权，不愿限权，光赞成自主招生，而不赞成取消级别的，与一个教育家的距离更是不下十万八千里。 有人担心没了级别会受到怠慢甚至贬低，似乎校长的社会地位就维系在这个劳什子上。可是别忘了，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不受人待见，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子，恰恰是中国第一个大教育家，万世师表。见人就磕头的叫花子武训，也算得上一个平民教育家。而出入乘坐3．0排量（副部级标配）亮黑奥迪的，一个教育家没有。 今天当一个大学校长，还不至于像孔子那样四处碰壁，所谓级别高低，也只是酒桌上多俩菜、少俩菜的差别。北大清华的校长，想见总理都不难，到外地去书记省长均恭而敬之。其他同样副部级的校长们则差点事儿，哪怕你学问比周其凤、顾秉林还大。学问不抬人，级别不抬校，这不难理解。朱镕基曾兼了17年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当年社会上一般观感，并没有觉得这就特别抬举了清华。清华经管与北大光华社会声誉的差距，也远没有从正国级到正处级那么大。 学校里的人爱说我们四五十年前的校长是什么级，过去都是由周总理亲自给我们校长签发任命状。新中国60年历史上级别最高的校长应该算武汉大学的李达，一大代表，建党元老。但那时的武大，比小字辈蒋南翔长校的清华地位高吗？实际上，当年那批级别超高的大学校长，如李达、吴玉章、华岗、成仿吾等，在党内基本上都是爵高禄重的边缘人，安置在大学里，肯定不能算重用。 说句到家的实话：大学里的级别没什么油水，不要也罢。曾有某省机关正厅级官员到一家二本学院公干，院党委书记觉得自己跟来客平级，于是在应酬时就直呼其名而不称职务。官员大怒，当场拍了桌子：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你这个正厅级有什么了不起？我派两个处长来就整死你！举座愕然，咸以为其粗鲁，但并没人觉得他吹牛。 第三题：你赞成建立规范的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度吗？ 这个问题目前不热，但很致命。说透了，我真正的问题是：你愿意交出决策权，只保留执行权吗？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在谈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时，提出要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如果探索中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只是如目前一些学校搞的那种荣誉机构或咨询机构，请大官大款校友或捐资企业老板来挂个名，有没有都无所谓。如果真要搞规范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那就将是校园里的一场革命。 不要太在意书记、校长谁权大权小的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曾经对笔者说，实际上，因为决策和执行不分，这两个人的权力都太大了。投资上亿元的项目，我一个人说上就上了，哪个国家的校长权力能有这么大？ 但是，如果把学校重大决策的权力交给理事会或董事会，自己只做首席执行官，那今后校长当得也就很没有滋味了，不是吗？然而，这正是大学内部去行政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认为，能勘破这一点的，如王树国校长，就离教育家的境界近一些。死把着权力不撒手的，肯定成不了教育家。 各位校长，yes 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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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让大学校长远离官场是对教育家的尊重

xuecw 2010-3-9 08:00

让大学校长远离官场是对教育家的尊重 2010年03月08日 08:50:07 　来源：燕赵晚报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表示，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他说，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3月7日中新网）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认为：目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也把解析该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房、车、工资等非学术层面。 纪校长们很可爱，说的都是心里话：没了级别，面包没有了，牛奶也没有了。原来行政级别给这些校长最直观的感受除了待遇，还是待遇。但他们却没说出，去行政化对大学管理的影响。 高等教育事关国计民生。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系着民族素质和国家未来。近年的高等教育让人不敢恭维，论文造假、腐败、潜规则等，在教授队伍日渐其盛，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却寥若晨星。政校不分，管办不离的体制是主因。行政级别扰乱了学术秩序，完全背离学术发展。 我们的大学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官员办学，比照官员管理制度的大学校长角色定位模糊。校长首先应是教育管理专家，懂教育规律，懂管理，有领导力。管理能力应是大学校长的第一能力，但我国现行做法对大学校长的学术头衔、科研能力过于偏重，而管理能力反在其次或更次。 大学校长按行政定级，既不符合一个文明古国的传统习俗，也没有体现出大教育领袖的现代精神。过去那些作为教育家和社会贤达的大学校长，其社会地位让人高山仰止。如今的大学校长多是默默无闻于官场或实验室。 新教育改革纲要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确属力克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关键举措。纪宝成们认为，没了行政级别等于失去了尊严。大学校长需要的尊重不是来自行政级别，而是管理能力。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那些著名大学校长，如吴玉章、陈垣、马寅初等，他们中有的官居高位，有的在本学术领域声名卓著，但他们被评价为教育家，并不在于职位高低或学术贡献大小，而在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 如何以制度促成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应根据现实国情，挖掘历史优良传统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做法，创造有利于大学校长成长的制度与环境。教授治校，学术至上，这是办大学的必由之路。管理的归管理，学术的归学术。如果大学校长仅仅盯住官场级别和待遇标准，那就是高教的不幸，社会的不幸，国家的不幸。（王丹雪）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贬低了教育吗 2010年03月08日 00:00:03 　来源：新华网 赵光瑞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3月7日《新京报》） 纪宝成或许说的也许是实情。问题是，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不取消难道就没贬低教育？ 大学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地方，大学之所以能够引领社会思想、文化、科技进步，得益于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研究、讨论、表达。可是，有行政级别的大学必将失去这些优势，一切都要遵循官场逻辑，即谁的官大谁就有发言权、话语权。长官意志一旦成为大学灵魂，大学势必沦为权力的奴仆，大学将不再是思想启迪的殿堂。 有人叹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出不了大师？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不讲教育规律，只讲官场逻辑的地方，怎么可能出大师呢？哪个大师，会对权力卑躬屈膝、毕恭毕敬？所以，大学有行政级别，就如同给知识分子头上套上了笼套，严重妨碍了他们的自由发展。 大学拥有行政级别，必然会使其失去特立独行的精神和能力，一切都须按照权力的要求来运作。没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大学自然会自行矮化，这不是贬低教育又是什么？ 当下，我国高校正处于一个两难境地，要行政级别吧，大学往往名不副实；不要行政级别吧，又可能什么都干不了。究竟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恐怕不仅大学需要思考，政府也需要思考，全社会都需要思考。中国继续深入发展，没有真正的高等教育是不行的。而官化的大学，必将使我们的高等教育远远落在先进国家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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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首先从观念更新入手【转】

timroyal1999 2009-12-16 21:28

中国教育的文化更新 根据凤凰卫视 2009 年 11 月 21 日 《世纪大讲堂》节目内容整理，部分语句有改动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10 月 31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袁贵仁为教育部部长。新部长任命仅三天，人民网相关专题点击率高达 10 万次，网友的留言建议达 600 多条，对现实教育问题的不满，让大家对于新部长与教育改革充满期待。那么中国教育发展为什么不尽人意，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什么束缚着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方向又在哪里？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先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欢迎杨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世纪大讲堂》在将近 10 年以前创办的时候，杨东平教授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是策划。但是后来他就不管我们了。他就管教育的事情去了。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杨教授的短片。 （播放短片） 我们知道这次教育部长的这一次的更换，应该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背景是吧？但是这个好像引起了全国人民这么高度的关注，可见教育问题确实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 我们新的三座大山就是一个教育，一个医疗，还有一个住房。 医疗由于涉及到生死，住房由于涉及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链。所以问题显得刻不容缓，政府也都很注意它，改革成功与否都在进行尝试。但是教育改革，这么多年以来，大家都觉得它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头，可以说已经陷入了十年之久的停滞不前。那么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老是推不动，老是停留在口号上头，老是没有人去做？ 杨东平：这个问题可能原因很多。教育滞后于社会变革，它也有一定的内在的原因，就是教育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保守性。但是在最近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觉得教育发展错失了两次重要的机遇：一个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就是在重新给新时期的教育定位的时候，我们那次错失了；一个是 80 年代的教育改革，后来也是半途而废。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么一个现象。 主持人： 钱学森之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老的离去，很多人的第一声叹息就是，大师没有了，而我们中国的教育界又培养不出大师。您作为教育家，您对钱老的这个话怎么想？ 杨东平：不久前安徽十一个教授联名上书新教育部长，也是希望他能够解答这个钱学森之问。我想，做一个抽象的回答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具体地改进，还涉及到很多方面。我想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这问题的主题。大家比较关注的呢，是一个末端的，就是人才培养的一个过程，即：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优秀人才？怎么改革课程？ 但是，这是一个最后阶段。我觉得这就好像种地一样，最需要改变的还是我们的环境和土壤。我们的教育领域，很多人有这么个观点，讲我们中小学教育质量还是不错的，你看每年那么多到美国去（的学生），都上名牌大学。讲我们本科教育质量也不错，就是研究生教育有点欠缺，创新能力不足。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判断的话，那我们教育就没有希望。事实上我们的问题是出在，我个人认为，在幼儿园就出现了。现在我们的小学生就严重地厌学，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都已经被摧毁了，这样怎么可能产生优秀人才呢？能够身心健康就很不错了。 主持人：最近一个时期，教育界可以说是风波不断。一个就是所谓的学术造假，教授的学术品行不端，甚至还有教授生活不检点，为人师表做得很不够。另外，最近好多学校主抓基建的副校长纷纷落马，成为大贪污犯。那么，这些问题现在集中爆发，原因是什么？ 杨东平：我觉得这些问题，实际上近十年来，一直在持续地产生和发酵，但是由于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所以这也是一个后果。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建立，干部制度、权力的制衡、监督、公开、透明，这些制度都没有建立，你光抓几个典型你是抓不完的。 主持人：抓不完的。 杨东平：这是一个结果。 主持人：对。好，我们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东平教授给我们演讲，杨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教育的文化变更》。大家欢迎。 （旁白）教育部人事变动缘何引来无数目光，教育界问题频出，什么才是根源所在？改革在尝试，为何依旧民怨沸腾？百年误区如何走出，理念更新怎样进行？制度如何完善，模式怎样创新？ 杨东平：各位同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来讨论教育问题，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因为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大变革的前夜。大家都非常期盼这个变革尽快到来。对于中国现在的教育的形势呢，我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做：成就巨大，问题成堆。这两个事实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互相不能替代的。 教育的问题非常多，千头万绪，积重难返，而且很多问题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而无论是高考还是择校，还是学术腐败，都很难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抓就灵的办法。但是在所有各类教育问题当中，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加以梳理的，我把它归纳为三类不同的问题：一类，是 教育观念的变革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观念的更新；一类，是 教育制度的变革 ，就是体制和管理问题；还有一类是 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就是在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教，怎么学，具体的教育过程。 我们看很多问题的时候，尤其是看到优秀人才缺乏的时候，往往看到的就是第三部分，即教学过程。但实际上，教学过程这一块，理论上说，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即教育家办学的体制，这些问题教育家自己就可以解决了。就好像农民自己知道怎么种地，不需要你给他做很多规划，做很多研究，你把权交给他就行了。所以呢，教育制度的变革与之相比还是更为核心的。但是，制度变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就是制度变革的理念，也就说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向何处去，往哪个方向去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确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重新给我们的教育发展定位，确立新的坐标，这个是第一位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新的价值方向，新的理想，我们往往就会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过了很多年发现我们还在原地踏步。 我想，我们可以和经济领域做一个比较，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三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经历了一场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解放运动以后，经济领域确定了新的方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非常遗憾的，在教育领域，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拨乱反正，是一次没有完成的半途而废的拨乱反正。我们仅仅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需要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需要发展教育。但是在新的历史的起点上，我们对如何改革和发展教育，没有建立新的思维，而是简单地采取了重新回到五十年代的做法。认为文革以前的那个教育就是理想境界，我们只要恢复到那个程度就可以了。它的后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说中国和美国互相派了一个教育代表团，看看对方怎么样。中国的代表团到美国一看，那边的学生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上课随便说话，做小动作，训练也不刻苦。他们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美国的代表团到中国的学校一看，不得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书声朗朗，刻苦训练。他们也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然而，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奇迹却并没有发生。美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和科技大国，中国仍然没有培养出我们所呼唤的大师，而且我们的少年儿童仍然在应试教育的苦海中挣扎。也就是说我们这三十年来，在教育的品质上，在教育现代化的座标上，并没有真正地前进。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就必须要奠定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 （旁白）学龄人口减少为何竞争更加激烈？科举制度废除为何观念难以去除？什么才是教育的根本？什么才是教育的宗旨？新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杨东平：中国教育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城乡都已经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即城乡教育整体上都已经超越了极度短缺、极度贫困的状态。而且近些年来，学龄儿童，学龄人口开始大幅度地下降。下降的幅度之大：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小学生在校生的人数减少了五分之一，小学学校减少了一半，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规模。所以教育的供求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宽松。今年民办高校招生就非常困难了，我相信过不了几年，公办高校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教育的内部外部环境都比较宽松了，尤其是中央政府也确定了优先投资和发展教育的国策。所以某种程度上，确实，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制约，供求关系也不是。 今天中国教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过去解决的主要是有学上的问题，而现在要解决的是上好学的问题，就是要提高教育品质，追求一个好的教育。但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的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还没有形成共识。 那么，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教育文化究竟需要做什么样的更新？我想，我的的教育里有两个对立物。一个就是我们一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读书做官，唯书为上。这套东西在五四以后一直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和新教育所批判的对象，包括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也就是改造这些东西。中国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病，陈腐刻板僵硬的这种教育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教育的现实。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科举教育的强烈反对者是毛泽东，他不遗余力地，甚至不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教育革命。毛泽东在 1958 年和 1966 年发动了两次教育革命。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理论脱离实际，把学生当成敌人的这样一套旧的传统。 但是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以后情况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传统教育的这种警惕和制衡荡然无存。随着恢复高考制度，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地转化为高涨的应试的追求。 应试教育从八十年代以后愈演愈烈，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教育到了这地步是非常，非常悲哀的，是非常陈旧的，已经丧失教育的本意了。 我们的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对立面，就是五十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管理文化和教育文化，它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整齐划一。它也有自己的教育文化，就是苏联模式的教育文化，我给它归纳出几个基本价值： 第一个就是重理轻文，崇尚技术主义、供给主义；第二个是高度的专门化，或者叫过度的专门化，崇尚分门别类、快速地培养速成的专家。当然其实这个模式都是苏联在三十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它后来也早已超越了这种模式。所以苏联还能培养出很多大师，但我们还是培养不出来，我们把它的这些弊病发扬光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有的工科的博导（话外音：洲际导弹）当不了教育部长，他当不好教育部长，原因就在这儿，缺乏一个通识。 这种过度、专门、狭窄的教育，它有很大的缺陷，更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那么，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新的教育文化究竟是什么？我觉得， 2003 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会认为又是一个新的套话，但是我个人认为，以人为本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它针对的就是此前很长时间实行的，以 GDP 为本，以速度规模、数字为本的一种发展观，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并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以其它的什么东西为本，以经营创收为本，以升学率为本等等，就是不以人为本。 所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叫做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大家也会认为这是一句套话，实际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口号，从来没有提起，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需要党和政府满意就可以了，不需要人民满意。它只需要符合所谓国家主义的一些发展目标，是为实现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而服务的，它长期处于一种服务或者工具论的地位，从来没有取得过一个主体性的地位。所以今天提出以人为本，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都是革命性的。 以人为本在新的教育文化当中应该怎么体现呢？我想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这个基本宗旨。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很多学校的现实生活就知道，这个概念远远还没有变成普遍的现实。刚才已经提到，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或者学校领导更看重速度、规模、数字、升学率、经营创收，是以这些东西为本的，而不是真的以学生为本。那么，针对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我们给它提了一个概念，就叫做 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 这是一个新的教育理想。以每一个，而不是以少数优秀学生为本，不是以少数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为本，这大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学校，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少数优秀学生为本的，对多数升学无望的学生，就采取一种放弃的态度或者是任其自生自灭。所以为什么现在农村的初中生辍学率特别高，就是这个原因，学生一看到没有希望考上高中，就放弃了。我们的教育只对能够升学的这部分学生是有用的，如果升学无望，这教育确实是无用的教育。所以面向每一个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实际上这也是教育公平的一个体现，只有体现了以每一个学生为本，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才可能真正地来推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改变我们现在实行了很多年的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资源极大地宽松，各级学校的入学率极大地增加，供求关系极大地改善，我们的择校竞争反而越来越残酷了，越来越激烈了，这不是不合常情的吗？显然是由另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这里面一个核心的因素，就是我们从五十年代开始，沿用多年的重点学校制度。我们就是人为地制造、打造出了一小批重中之重，巨无霸，所以任何学校都没法跟它公平竞争的。这一小批学校就成为家长趋之若鹜的一个对象，就出现了什么赞助费啊，高昂的择校费等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尽管我们在 2006 年的《义务教育法》里面已经明确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每个城市都有一批叫做名牌学校、明星学校、优质学校，总之就是不叫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集中了最多的资源，可以采取特殊政策招生等等等等，也成为一个腐败重地。所以，贯彻面向每一个人的教育，就意味着要变革现在的教育的利益格局，变革面向少数人的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旁白）从个性发展到生活教育，西方教育为何领先中国？社会热议教育家办学，谁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国家办学政府管理，大学的独立性如何保障？ 杨东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更新，是要改变我们的培养目标，或者包括教育方针。因为我们现在的培养方针、教育目标这些东西，都是在五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期形成的 1.0 版，那么多年来，几乎就没有升级换代过。我们教育的软件，是亟待更新的。那么，当时的版本叫什么呢？所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到 80 年代做了一些改变，它定型为这么两句话，说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口号，就是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建议 ，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 。就是培养一个公民，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非常准确的概念，也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概念。 我们还有一个教育方针，就是要全面发展，谈了很多年。为什么这个方针也需要质疑呢？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发展往往变成了一种平均发展或者平庸发展。那么，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主张的是什么概念呢？是个性发展，这是全世界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 教育的功能和目的就在于让每个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这个问题在今天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到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干什么，就是这个道理。他还没有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教育就没有完成。他只不过取得了一些学历，取得了一些资格而已，他并没有真正地完成自我。市场经济是最大程度地依赖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发展的，所以个性发展应该成为一个比全面发展更重要的目标。 新的教育理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应试教育走向生活教育。这生活教育是什么东西呢？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清楚了。如果准确地说，应该叫做 为生活而做准备的教育 。二十世纪初，由杜威在美国发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把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那么它的对立物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教育哲学的理论，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再到现代有一个演变过程。在中世纪以前的时候，教育是神本位的，就是以宗教为本；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它转化成了我们称之为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本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教育学，它的基本面貌就是十九世纪形成的，是一个学科中心的教育学，它是二十世纪之前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哲学和基本的面貌。但是到了杜威这里颠覆了学科中心的这个逻辑（西方教育的新旧分界也是以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来划分的），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儿童中心的概念，需要根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肯定不仅仅是学习这个学科知识，学科知识只是几分之一。所以在 1918 年，美国有一个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改革中等教育，明确地提出中学、高中不应该成为大学预科，中学的任务不是仅仅为升学做准备，而是为生活做准备，培养一个即将进入社会的，一个未来的公民。 他们提出了 教育的七项基本原则 ，哪七项呢？ 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 你看这个目标，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 第四，积极的家庭成员， 在家庭你也有个角色； 第五，必要的学习过程的掌握， 就是自娱教育，就是我们讲的自娱自乐； 第六，合乎道德的品质；第七，职业训练。 他们就把高中的教育目标分成这七个方面，按这个划分的话，智育只占了七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学校的面貌，跟我们中国的学校面貌不一样。 我们还处在一个前现代化的状态，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 它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一个未来的公民，不仅要进入职业生活、学术生活，还要进入家庭，要成为妻子或者丈夫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教育的功能，都是需要培养的，都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素质教育喊了那么多年，并没有有效地抵御和改变应试教育，就是因为素质教育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教育理论。它是在 90 年代，由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在工作过程当中自己提出的一个口号，一个概念。它的所指很明确，也是为了抵制应试教育，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哲学或者教育理论，所以其内部是没有构建的。但是生活教育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理论，而且它在 30 年代以后，经过陶行知、陈鹤琴等很大一批五四知识分子的传播，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所以在 40 年代的时候，你看儿童中心，生活教育，大家就是（这样做的），像教育 ABC 一样，当时大家都知道，现在反而大家都不知道了。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缺失的一课，是需要补上的。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么些观念更新，文化的更新，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其方向就比较清晰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杨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其实是一个教育的文化观念，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教育，是吧？教育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后面的一切问题就没有办法谈起。杨教授提到了几个概念，一个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概念，一个是精英主义的教育概念，还有一个经济主义的教育概念，还有工具主义的教育概念，提到了好几个概念。我们到底怎么来矫正这一些问题，这个是属于一些最最，就是原教旨主义的问题，怎么来矫正它？ 杨东平：教育观念的改变的确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不可能指望短时间内能够实现，但是我相信还是需要传播，需要启蒙，需要普及。有很多概念应该让大家知道，譬如说就像很多人对于为什么要搞义务教育，为什么义务教育不允许择校，就想不通。 主持人：想不通。 杨东平：想我小孩特别聪明，就想要接受好的教育，为什么就不让我考奥数？ 主持人：对。 杨东平：确实是要启蒙，要普及。 主持人：现在社会上在热议，要教育家来办学。我们知道教育家办学的话，就得有一个定义问题了，何为教育家，谁是合格的教育家？ 杨东平：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有教育理想的，有自己的教育价值，懂教育，爱教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八十年代，中国高校出过一批教育家，包括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的校长罗征启等等。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如果你把大学校长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来安排，来考核，来评价，那教育家就消失了。 主持人：西方的大学，刚才您也说了，它从中世纪诞生。虽然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教会有一定的依附性，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因此西方的大学对教会也好，对政府也好，是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的。其实在我们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在民国时期的大学里头也是继承了西方这个传统的。我读民国时候的一些学者写的回忆录，特别是冯友兰先生《三松堂自序》里头，写到西南联大很多，包括他在清华。 杨东平：尤其是西南联大。 主持人：西南联大，是吧，当时候的国民党想在西南联大里头插进他的影响，结果遇到了整个西南联大的教授的集体的抵制，结果他硬是这个影响插不进来，因为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它就是教授说了算，教授办学。而中国现在的大学，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实际上全部都是政府这个老板，政府是老板，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人，政府完全在主导着大学，它的独立性问题怎么解决？包括刚才说到的，教育家如果来担任学校的领导，他要有一个独立的办学的思想，他怎么解决和政府主导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 杨：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些公立大学，如何走向所谓叫大学自治，教授治学，这可能有个过程，但是呢也并不是不能改革。像日本，很多国家，都已经有过这样子的尝试，把它的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允许试点，允许改革。最近，一个新的案例是朱清时出任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就完全按照一种全新的模式，完全是去行政化的模式，按照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原则来建立，所以，如果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探索、新的实践，就会对旧的模式构成一种挑战。 （旁白）十条 玉见 是否可行？实名推荐怎会引来批评？温总理为何一再强调教育家办学？教育界国进民退如何解决？ 主持人：教育问题引起民众的普通的关注，当然还不仅仅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比较深刻的观念问题、体制问题、培养模式问题， 对老百姓来说，更深切的感受是上学怎么越来越贵 。我们一方面说普遍实行义务教育了，可另一方面呢，家长们发现，往里头掏的钱却越来越多了。这种上学贵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杨东平：上学贵，我个人觉得呢，在大城市主要是指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费。因为不久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有一个同志讲，说我们乱收费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结果引起网友很大的不满。我相信，他定义的乱收费是指国家清查的那些，就是什么私自设立的，巧立名目的什么补课费呀、服装费呀什么，是那种性质的乱收费，就是学杂费那种，可能是已经少得多了。但是大头是择校费，赞助费，这个动辄数以万计。但是清理乱收费的时候好像并不检查这一块，而这块是大头。这个东西没人查，就是没人过问，所以大家假装谁都看不见，好像没有这回事。而按照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是严禁收费的，是免费教育。你免了两百块钱的学杂费，结果要收五万块钱的择校费，这成什么义务教育了！对不对？ （提问环节） 主持人：好，这里有一个凤凰网的网友，叫百年育人，他有一个问题向杨教授请教。不久前，教育家刘道玉，刚才您说到了，过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写了一篇《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然后受到了网友的力挺，这个十条意见被网友称之为玉见。就刘道玉先生的玉见，您怎么看刘道玉先生这个十条意见？ 杨东平：刘道玉老师，他对高等教育的很多弊病抨击是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其中有些意见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有些意见呢，可能操作性还需要考虑。 主持人：有些操作性上头，还要有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设计，是吧。 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叫生活秀，他说最近报纸上炒得不亦乐乎的关于北大择校推荐校长的那个。 杨东平：实名推荐。 主持人：对，说已入北大法眼的，全国共有 39 所中学，现在已经名单公布了，很多落选的学校就非常地气愤，认为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极大的侮辱。从公布的 39 所中学的名单中间，我们很多网友就做了功课了，把我们中国公认的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像钱钟书先生、华罗庚先生、季羡林先生、闻一多先生、吴晗先生、曹禺、臧克家这里头既有科学家，也有文学家，也有学者，人文学者。把这些大师们一检索，发现这 39 所学校不出这些大师，就不出这些大师。说如果这些大师们生在今天，恐怕就连推荐上北大的机会也没有了，他们很多都是穷地方出来的，穷孩子、苦孩子出身的，他们就读的学校不可能是这样的重点学校。那么这么看起来，北大的这样一个举动，这样一个尝试，好像还是在应试教育的掌心里头翻跟头，是不是这样？ 杨东平：我个人认为呢，就不要过度解读实名推荐这件事，这是一个比较，很细节的一件事，它只不过是北大这所学校，稍微调整一下选拔学生的机制，就是增加一点丰富性，或增加一点那个学校推荐的时候的公信力，你不实名推荐，这些学校也在推荐啊。 主持人：实际上北大没太把这当回事，是吧？ 杨东平：对，我们也不要太把它当回事。 主持人：对。 杨东平：至于如何培养优秀人才，如何保障教育公平，就要通过其它的一些制度，比如，我觉得，有人说大学高收费呀或者怎么，贫寒子弟就没法进入了。其实我们知道，西方最优秀的私立大学都不是这样，它是靠另外一套制度，就是你有钱的学生，一个人交两个人的学费，然后学校提供 50% 的全额奖学金，那就是是通过另外一些制度建设，不在它这个实名制啊什么，这都是比较枝节的细小的问题。 主持人：好了，我们现在现场提问。今天我们现场来的学生们，都是从事教育研究方面的一些小专家，你们肯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要向杨教授请教，和杨教授探讨，那么有问题的请举手。 提问：杨教授，您好，在您刚刚精彩的演讲之初提到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授权教育家。但是据我们所知，我们当代很多教育家，他们往往所持的教育观点，教育方式，还有教育理念，往往都不相同，而且好多都是相悖的，或者有些都是相向矛盾的。针对这种情况，不同的教育家又会培养出怎样不同的人才，还有，这些教育家究竟会对我们的教育体制起到一些怎么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授权教育家这个方式的可行性具体有多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呢？ 杨东平：教育家办学这个问题温总理特别强调，经常讲这个话题，但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说得不多。因为我们现在的现实呢是一种行政化的办学体制。通常有人称之为：大学是教育部办学，中小学是教育局办学。校长都是各级官员，你只要开会传达文件，贯彻落实就行了，不需要自己有教育追求，教育理想。而且一般情况下，地方重点中学的校长都是副处级，有的是科级，大学的就是局级和副部级，校长、中小学校长都是由组织部门来管理，都是按党政干部的模式来评价和管理。所以我们到地方调查的时候，一些教育局的领导就抱怨，讲这个校长老跑组织部，不跑教育局。所以干部管理体制要改革，譬如说在山东潍坊，他们就改革了，他们把校长的管理权从组织部转移到教育局，受市委市政府的委托，他们来管理。然后校长不按行政级别来评价，叫建立校长职级制，就是一级校长，二级校长，三级校长，根据你的办学的能力和水平来评价校长。所以这个机制建立以后，就使得校长更加 专业化，安心教育的程度就提高了。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很多具体的办法可以来追求这个理想。 提问：社会上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如果中国教育不改革的话，中国永远无缘诺贝尔奖。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什么解释呢？谢谢。 杨东平：我也完全赞同这个说法。其实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培养不出少数的出类拔萃的大师，还在于也不能为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培养一大批恰当的、实用的工作者，也就说满足社会各级各类的不同的需要。譬如说新农村建设，譬如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有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服务和教育？包括我们普通的高职或者本专科的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对他们的评价，用人单位对他们的评价是不是很好？各个层次的教育都有问题。我们会过多地关注大师，其实我个人认为，大师还不是最重要的。 提问：杨教授，您好，我们都知道现在我国办学，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基本都是以国家办学为主体。我们现在都呼吁社会力量办学，但是社会力量办学的参与度还是不够的，在这种国家办学为主体的情况下，对于政府对教育的拨款，您有什么建议？还有，在义务教育阶段，私立学校的学生能不能享受到，怎样享受到国家的义务教育拨款优惠政策？ 杨东平：确实，民办教育的发展是最近这三四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态，而且好像在经济层面当中的民营经济一样。但是呢，民办教育的发展在中国至今为止仍然是份额很小，而且发展非常艰难的。最近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和绩效工资以后，民办教育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它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它的绩效工资什么的都不能享受。所以在教育领域，国进民退也很明显。你这问题是很现实的，也是很尖锐的。在一些民办教育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的地区，规定了一些政策，就是在民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国家的免费政策，也能够得到国家的补贴，但是很多地方这个还不太落实。 提问：杨老师，您好。一方面，我们（政府）考虑教育资源要重新分配，师资，主要是师资这一块，硬件这一块；家长的考虑是说，要求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样的话，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具体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您能不能给一个比较具体一些的建议？再有呢，如果说公立教育这块解决了（资源变得更加均衡），这方面问题解决一些，那么是不是会导致另外一个现象，更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师资、硬件这一块比较好的私立学校，这样是不是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谢谢。 杨东平：我想在义务教育阶段，改善择校热的基本的办法，是比较现成的，有一些城市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就是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的均衡发展，取消过大的学校差距。这里面，这个过大的学校差距（如何消除），最主要的就是均衡教师的资源，你不能把所有的好教师都集中在一个学校。教师要流动，这是全世界，无论日本、韩国（还是美国）都是如此，必须定期交流校长和教师。因为你是公办教育，你是用纳税人的钱，面向每一个国民举办的，必须是一视同仁的，这是法治的精神所要求的。均衡的办法就是教师流动，所以中国已经在（一些城市），像安徽的铜陵市，辽宁的盘锦市和沈阳市，都已经大幅度地实现了，通过教师交流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均衡发展，基本取消了择校热。说老实话，小学有多重要？根本就没有多大重要性，就是身体健康，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就可以了，非要人为地搞成那个巨大的差距，家长们削尖脑袋，好像不去了就吃亏了。而且，儿童的教育，尤其小学的教育，家庭教育的意义甚至要超过学校教育，非常大。所以我问过美国的一个（人），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他说美国学校规定很明确，下午 1 点半以前，家长必须把小孩接走，理念是什么？就是说学校只能给学生提供均等的一致的教育，而学生的个性的培养，主要靠家庭教育，所以学校要给家庭让出时间来，它是这么个理念。 主持人：对，这是对的。 杨东平：就是啊，所以我们与其削尖脑袋要送重点学校，还不如家长在改善亲子关系、儿童阅读这方面多花点精力，多花点时间，比上重点学校有效。 主持人：非常感谢杨东平教授精彩的演讲。在我国，教育也曾经有过良好的历史传统。 1905 年科举主义的废除，再次成为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一次变革，然而在将近 100 年的过程中间，中国的教育却始终走不出误区，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又痛失两次改革的机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各种尝试也都在积极地进行。我们希望中国的教育会迎来一次新的觉醒。好了，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杨东平教授精彩的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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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是培养出来的吗

张显峰 2009-8-4 11:14

对于称谓这码事，中国人是最不善于斤斤计较的。举凡在某一行当得点成绩，有点名气，便可称之为某某家。如今媒体和公众对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的追捧，便可见一斑。惟独教育家成了日渐稀缺的名衔。 我在反思何以如此之时， 看到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吴锋民先生最近在报纸上感叹：我们不缺教书匠的生源，我们期待能做教育家的苗子。不见苗子，大树自然不可期也，纵然费尽心思，最后也只能望田空叹：只见小草，不见大树。 不过，我以为吴先生只说对了一半。但凡要在某一领域称家，天分和灵气固然不可或缺；但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在书斋里培养的，而是实干出来的。他需要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远胜于教育本身。 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学校长，用刘道玉先生的话说，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言外之意，离他所期待的职业教育家相去甚远。 这话当然不难理解。有了教授的光环，校长的权威，于一人而言已足以。再者说了，有了那个长字，什么家的帽子戴不得？如若那个所谓职业教育家的名头既不得名也不得利，何苦逐之？于是，多有人记得那个某某级别的长字，鲜有人拿前面的校字当真。 有人说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校长不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他应该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立命。我理解，这便是职业教育家的信仰。 然而，现如今校长已然成了一顶乌纱，在位者要保住头上的顶戴，不得不整天忙于攻关、科研，还得应付上面各种名目的检查、验收，教育的规律怕是顾不上研究的。大家都在奔研究型大学，我自然不甘落后，唯一的区别在于谁比谁的动静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渐式微。就连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亦步亦趋，农业大学也要搞个IT专业，师范大学里的教育学专业却越来越像鸡肋。 提起现当代的教育家，我们可堪谈论的也只有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已在西天俯瞰的历史人物了。真不知这是一个教育大国的骄傲还是悲哀；也不知这是因为苗子的缺少还是气候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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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坚守在教学前沿的战士

dongping2009 2009-3-9 11:35

（原题：坚守在教学前沿的战士纪念刘东生院士从事研究生教育50载） 作者：林秋雁 石耀霖 魏东平 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与教育方面成就卓著，我们本应好好整理，但一时之间，不能静下心绪，先生的音容笑貌与他铿锵有力的演讲神态，仍在我们的脑海中时时浮现。本文的主体部分是我们于 2006年先生90岁暨第四纪委员会成立50周年之际写给第九届全国第四纪大会的一篇文稿，在此刊发，以怀念我们尊敬的刘先生。 每年的春季学期、夏季学期开学之初，刘东生院士就会来校上课。如今先生已于 2008年3月6日因病不幸去世，研究生院许多老师万分悲痛，深切悼念先生。下面就是当时的情况。 请大家起立，为刘先生默哀。 （2008年）3月 11日 ，刘嘉麒院士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讲授火山学。课前，刘嘉麒院士用幻灯片打出了刘东生院士的遗像，提议大家为 3月6日刚刚去世的著名地质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默哀。 火山学课堂上对刘先生的纪念活动不是唯一。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其他课堂，在 BBS，在各类博客，在论坛，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地球之子的远行。人们纷纷提及的，是刘先生对年轻一代的教诲。 从 197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建校，每年的2至3月，乍暖还寒之时，刘东生院士总是于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周，准时来到研究生院讲授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课程。30年如一日，从未缺课、改课，即使是他当人大常委期间的10年，连人大会议他都请假，而来研究生院按时给研究生讲课。2006年2月21日，刘先生最后一次，在这门课上讲述了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地球科学内容。不仅如此，自研究生院实行夏季学期制度以来，刘先生鼎力支持，并亲力亲为，自2004至2006年夏季，共三次主讲《环境与文明》课程，2006年6月13日上午，刘先生最后一次站在研究生院的讲台上，向近80位学生讲述地球环境与人类文明。 2004年6月，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夏季学期讲授《环境与文明》 2006年 9月17日 ，刘先生生病住院。今年 2月25日上午，春季学期开学上课的第一周，我们与刘先生夫人胡长康老师通电话，胡老师还代刘先生抱歉说今年不能去研究生院讲课，仍在医院治病，以后好了再联系。（2008年）3月6日，惊闻先生驾鹤仙去，我们不禁感到非常突然。 一位年近 9旬的老者，早上6点即从中关村他的家中出发，7点多到达玉泉路校区，8点上课，在研究生院的讲台上一站四个小时至中午12点，如同一位坚守阵地前沿的战士。先生就这样走了，离开了他培养研究生的课堂、校园 刘先生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实践、人才培养、科学普及等方面都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仅以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简述之。 一、培养研究生 现今，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 26个，博士点113个，硕士点131个。中国科学院已为国家培养输送了6万余名研究生。 2007年 9月研究生院校史馆揭幕，校史揭示了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从1951年开始。当时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表《1951年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该文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正式创立和实施。1951年中科院招收95名研究生(全国共招276名)。195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通过并开始具体执行。1955年~1965年期间，中科院共招收研究生1518名。1956年刘东生39岁即为研究员，作为研究生导师他积极地招收了4名研究生。首次招生是1962年，招的是安芷生同志，他1991年当选院士。1963年招收赵希涛同志、贾蓉芬同志，1964年没招，1965年招收韩家懋同志，他即为今天的中国第四纪委员会常务秘书长和《第四纪研究》杂志主编。 1978年国家批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建院初期刘先生就倾注了很多精力。持续近 30年,刘先生一直连续不断的直接招收研究生几十名,如刘嘉麒院士就是刘先生1978年之后招的第一个博士生，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就是刘先生82年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生。与此同时，刘先生在研究生院给近3000名研究生讲课近2500学时,为研究生教育事业,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实施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着。 二、第四纪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 1982年、1987年、1995年、1998年、2002年研究生院先后5次编撰课程设置及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刘先生每次都认真汲取新的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如1982年和1987年他多次到研究生院和何铸文老师(当时的地学部主任)讨论，确定教学大纲的内容。他还提到，第四纪地质学这门课最早是在1955年由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在北京地质学院讲授，地貌学这门课最早也是由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在1955年于北京大学讲授，之后,北京大学于1958年专门办了列别捷夫地貌学进修班。今天由我们来讲第四纪地质学，我们要把这门课讲好。2002年，刘先生担任一级学科地质学专家组组长，石耀霖院士任副组长，对地质学5个2级学科课程设置由原来的20余门,现增加到107门。以二级学科第四纪地质学为例,由原来的一门增加到18门,编写大纲的老师和上课的教授近20多人。 三、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从 1978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开始，刘先生就和研究生院地学教研室主任何铸文建议，开设第四纪地质学课程，并确定北京大学的曹家欣老师和刘先生一起开课。到今年以来，刘先生几乎把国内从事有关方面第四纪的科研人员都邀请来给研究生讲课和讲座。除了刘先生开讲的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和环境与文明课以外，现在刘嘉麒院士讲授新生代地质年代学、火山学和应用第四纪科学(暑期学期开课)三门课；丁仲礼院士开设两门古气候学和黄土与沙漠(今年合并为一门古气候学)；朱日祥院士开设古地磁与环境磁学；本来应邀安芷生院士开课，安老师在西安地环所较远，但安院士很负责，建议符宗斌院士开设了全球变化；吴新智院士开设了古人类学；秦大河院士开设了冰川与环境(秦院士还兼任研究生院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研究生院地球科学学院两位专职教师讲授4门专业基础课，林秋雁老师开设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李玉梅老师开设古环境学基础和生物地球化学。不仅如此，刘先生还推荐了台湾国立成功大学黄奇瑜教授讲授碰撞造山课(2006年6月暑期开讲的，有53名研究生听课，反映很好)。 刘先生积极扶持年青人才，鼓励他们在科研方面创新，并且推荐他们到研究生院讲课。从 1978年至今，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几乎都在研究生院讲过课，如袁宝印、韩家懋、郭正堂、顾兆炎、肖举乐、谭明、吕厚远、吴乃琴、杨小平、孙继敏、韩景泰、熊尚发、秦小光等人。新生代研究室2006年现有21人，上过课的有12人，占57%强。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刘先生重视教育及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思想。 四、加强课外教育与野外实习课 刘先生对研究生的教育不限于课堂教学，经常在课外。现今计算机几乎普及，新技术不断出现并运用于教学，好象将代替野外。对于野外的实习课，刘先生反而更重视了。第四纪课我们多次去周口店实习，去过怀来、斋堂、秦皇岛等地实习。刘先生还组织学生到研究所参观大型实验仪器设备，了解实验室实验方法及实验过程。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会中会后的野外考察，刘先生也是很重视。 1995年第14届INQUA大会会中野外考察时，刘先生还示范如何打标本，对年青人很有触动。他来上课经常谈起，即使技术再发展，也还是需要跑野外。 他经常推荐科研人员来给学生讲座。 2002年和2003年他获得泰勒奖和国家最高科技奖，之后他在研究生院和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分别做了讲座。一千多人听了讲座，讲座的题目黄土与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1990年他参加研究生开学典礼，会上会下他都在研究生中强调环境保护。后来他又邀请IGBP项目美国麻萨诸塞州大学气候研究中心Bradlly教授来讲座。2004年4月20日刘先生推荐秦大和教授来校讲地理学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刘嘉麒院士讲过西部大开发的环境问题和极地科学探险与全球变化研究。他更多的建议年青人多讲。今年大气所所长王会军研究员讲了气候变动与气候可预测性理论还有十几位年青人做了讲座。 五、重视教材出版 目前研究生院的在读学生已经达到 3.4万，在研究生院讲课老师近2000多人，每学年3个学期，共计开课1000余门。必须加快教材的编印出版。中科院研究生院从1996年建立教材基金，1997年开始出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至今已10年。科学出版社共出48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出9部，共计出版57部。其中有2部是刘先生编译出版的。1997年出版的《第四纪环境》发行3000册，前两年又再版。2004年出版的《气候变化与气候过程》发行3000册，大大缓解了第四纪和其它相近学科研究生需要的矛盾。 刘东生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和培养教育研究生以及在研究生院 30年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培育了几代人。今天刘先生走了，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更加努力工作来纪念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后记：本文写成于2008年3月中旬，刘东生先生驾鹤西去之后；现已收入《纪念刘东生院士》文集，2009年，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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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教育家

wanghongcai 2009-3-7 08:58

最近经常看到教育家的这个词，前一段讨论谁应该做大学校长的时候，这个词就很热了一阵子，但是大家都把这个词当成想当然的东西使用了，并没有追究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教育家，所以一直是悬着的一个谜。我自己总是对一些不解的东西感到好奇，所以想对教育家探讨个究竟。 我发现，当人们使用教育家这个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确定概念的，只是表达对某个专家学者或校长的尊敬而已，主要是他在教育界效力时间比较长，人品还可以，而且也真正做了一些实事，人们就以教育家这个称号来尊称他。所以这个称号经常会用到对某个大学校长表示尊敬的时候，当人们说用教育家来称呼他的时候就表示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这样来称呼这个校长时一定是因为这个校长在位期间搞出了一点名堂，如果一点名堂也没有搞出来的话恐怕很难冠以教育家的称号的。 大家一般也都认为，大学校长要配得上教育家这个称号，就得当大学校长时间比较长，因为短时间内是做不出什么成绩的，也是无法产生多大影响的。只有当其确实做出了一定成绩的，而且其为人做事的方式也还令人们称道时，人们就可能冠以教育家的称号。这三点是基本点，似乎没有这三样东西就很难把一个校长称为教育家的。 当然，被成为教育家的也不完全限于大学校长，还有一些从事教育的著名专家或一些中小学教师也有被称为教育家。这主要是因为他或她在本学科的教学研究方面特别有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如此他也会被称为教育家的。其前提条件就是他特别敬业，人品非常高尚，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影响特别大，甚至还提出了自己教学方法或教育思想。当然这些方法或思想是他个人的经验总结了。这样几点也是必不可少，否则就很难被称为教育家的。 这样看来，教育家基本上是一个尊称，没有特别严格的标准，但确实是有标准的，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声望如何。而其任职时间长、社会影响大、人品好都是相应的基础条件，如果三个方面任何方面有瑕疵都会影响其声望的。而其职位究竟是校长还是教师似乎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无疑，作为校长其声望提高就比较容易一点，而作为教师其成绩特别卓著也容易出名，而且他也容易成为校长。 但有没有官员成为教育家的？似乎这是个比较难堪的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做出了成绩也容易成为官员的。这就要看他自己的立场了。如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官场上，我估计我不可能成为教育家的。如果成为官员以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教育立场，并且利用有利条件把教育的事情做得更好的话，他也可能被称为教育家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纯粹的官员是不可能成为教育家的。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许多很有成就的人最后都担任了一定的官职，由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教育立场，所以仍然被人们称颂，仍然以教育家来称呼他们。如蔡元培、胡适和梅贻琦都做过官，他们都还是被称为教育家的，此外还包括张伯苓等人。 教育家是否必须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必然的条件。但作为教育家必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对教育的信仰。换言之，他们必须对教育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这也是其教育信念的基础。这也就是我们普遍关注的教育理念问题。换言之，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成就来的，因为理念就是其工作的指导，工作的灵魂，也是行为的动力。 但教育理念不等于教育理论。因为作为教育理论是比较系统的，而且只有扎实地进行教育理论研究的人才可能提出教育理论来。而教育理念多来自个人长期教育实践经验的心得体会，这些心得体会是他本人的一种特殊感受，未必能够反映整体现象，或者说具有什么普遍性。但他的经验对他个人而言则是非常有效的，非常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也可以说这是他对教育实践的创造性的贡献，或者说是他对教育实践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肯定会对丰富教育理论有所帮助的，但它确实还不是教育理论。所以，对教育家不能用教育理论作为标准苛责于他们。 所以，教育家实际上就是教育实践家，而非教育理论家。所以教育家只能来自长期的教育实践，来自于对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上升，来自于成功的教育实践。 一般而言，教育家不一定必然具有教育学的理论素养，但是他们对教育问题有自己非常强的直觉，即通过直觉判断他们就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做法是错的，虽然他们不能指出理论上的原因，但以后实践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不是受某种教育理论指导，而是受自己的教育信念指导。因为教育实践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并非教育理论本身能够完全概括的，而且对教育理论认识和理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脱离了教育理论的来源和背景就很难真正理解教育理论，如果一知半解来运用教育理论的话，肯定会出现错误。一般来说，教育理论是认识教育的手段，但并非可以用做现成的指导实践的工具，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必须有实践经验做基础，做到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才可能真正找准实践中的问题并获得理论解答的启示。 但教育家也经常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些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而是一些个人的实践经验总结，可以说是一些操作性的理论，可以说这些理论确实在指导实践问题解决时非常有作用。但要把这些经验上升为完全的理论则需要相当的时日和钻研的工夫的，而这些往往是教育实践者力所不能及的。 由此可以看得出，关于教育家的称号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评价，不是严格的科学评价。所以不能拿一些科学的评价模式来进行套用。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凡是能够称为教育家的都必须是相信人性本善，即人是可教的，如果没有这一信仰，他应该是与教育无缘的，当然更与教育家名号无缘；同时他还应该承认善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换言之，就是承认每个人具有不同的个性。这是一个人具有宽容心态的基础，也是他采用说理的教育的方式而不是采取粗暴方式的基础。因为只有当他承认每个人本质都是善的，承认每个人在善的表达和表现方式上是不同的，他才可能采取理性的方式，而不能被他认为某一种唯一的善强加于其他的人。这两点是教育成功不变的原则，如果不承认这两点，实际上就是不相信教育的作用，就是不承认理性的手段才是教育成功的根本手段。这样的话，他的教育进行就不是依赖知识，可能依赖的别的什么东西，如权力或暴力，但那确实就不再是教育了。 只有坚持这两点基本信仰并去真正实践它的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如果没有这些基本信仰，他就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家。 孔夫子因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实行有教无类原则；因为相信善的表现不同，所以主张因材施教，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中国儒家教育的开山鼻祖的根本原因。后世任何在教育获得成功的人基本上都是严格遵循这两个基本原则才最终成为教育家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逾越这两条基本信仰而可以成为教育家或被称为教育家的。所以真正教育家就应该是真正实施这些教育原则的人。 对照时下许多被称为教育家的人，能够拥有这种基本信仰的人并不多。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就对教育本身缺乏信任；因为他们不相信每个人都具有善端，都可以被启发的，才在教育活动经常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进行。这也是教育浮躁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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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的话让今天的教育者汗颜

hhanb 2009-1-6 16:11

潘光旦先生的话让今天的教育者汗颜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 人 、做一个 士 。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 离得很远 。 这是先生在批判近代的教育，我们不妨拿它做个比照，只要是明眼人谁都无法否认，我们当下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是有所不同也纯属量上的微小差异，至于本质则完全没有变革。 说到教育与自由的关系，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 教育不是我们一向有的么？既有教育，自由岂不是就接踵而来？这却又不尽然。教育是一个很中听的名词，因此它可以成为许多东西的代用的名称。宗教信条的责成是教育，《圣谕广训》的宣读是教育，社会教条的宣传是教育，一切公式的灌输都是教育。如果这一类的措施是教育，北平便宜坊中填鸭子的勾当也就不失其为教育了。因为凡属经过填的鸭子，确乎在短期之内会有长足的发展，而可以派一种特殊的用处，就是任人宰割，快人朵颐。 我们批了这么多年的填鸭式教育，这些年来推出了那么多的教育改革措施，可是 填鸭式教育 至今 仍顽固地盘踞在教育舞台不肯离去。假如说鸭子有成长的尊严，那么不是靠自己觅食长大的鸭子就不配有尊严，同样，不是靠自主学习、自我修炼得来的学业，也不配享有自由。正像先生接着所说的那样： 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 先生还认为：自由的教育是为己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即每一个人为了完成自我而教育自我。 相反，如果不是坚持这样的教育理念，而是坚持教育是国家的教育，民族的教育，职业的教育，技能的教育，那么即使是他的学识再渊博，即使是他的权力再强大，结果：认识了整个的世界，全部的历史，而不认识自己，一个人终究是一个愚人；征服了全世界，控制了全人类，而不能约束自己的喜怒哀憎，私情物欲，一个人终究是一个弱者。 读了先生上述教育言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能不感到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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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教育家校长

wanghongcai 2008-12-7 00:47

在科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教育家的文章，同时在中国青年报也看到了一些关于教育家校长的议论，我感到有点太泛化，没什么指导意义，因此需要对教育家的概念进行一些辨析。 何谓教育家？我认为有以下五个重要特征： （1）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个人必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才有可能成为教育家。不仅如此，他应该是以教育为业。象大教育家孔子、孟子，他们终身都在授徒，而不是把教育活动作为暂时的栖身之地。近代的陶行知也是教育家的典范。无论是教书还是教育行政，但必须有从事教学第一线的实践经验，而且应该是优秀教师出身，如果连个优秀教师都算不上，何谈教育家？ （2）在教育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无论是教学第一线的，还是作为教学管理的，这个成绩表示他已经掌握了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并且能够自觉地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从而才能够取得教学和教育方面的成绩。这个标准显然与优秀教师为高，优秀教师不仅是教学业务水平好，而且是师德高尚，能够对教师群体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模范带头作用。优秀教师在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因为优秀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教学成绩或教育成绩突出则具有客观的衡量指标的，而且也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换言之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出突出成绩的。这里不仅需要个人具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且需要一定的团队协作，还需要一定物质基础条件配合，特别还需要与外界有一定的交流，这样才有出成绩的机会。突出成绩往往都是在比较中才有的，而且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下才有，没有外在的参照系就很难说得上是突出还是不突出。 （3）具有教育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意味着作为教育家就不再是个体的事情，而是一个群体的事情，也就是说，仅有个体努力和个体的行为还不行，还必须具有影响群体的力量。换言之，个体的成功经验不是个别的特殊条件造成的，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或者叫做普适性，这种影响也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引导而产生的，这意味着他已经能够把个体经验上升到一定高度，变成一种集体的智慧或变成普遍的经验。管理才干是他变个体经验而为群体经验的直接的有效手段。这个经验转化过程不单纯是经验传播的过程，而且是利用多种手段和媒体使自己的有效经验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学习的过程，而且通过这一传播，真正把大家内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能够产生敬业乐群效应，使大家能够认识到职业的价值和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并且能够形成一定的风气，这样就形成学校的内在品质和学校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说通过他的经验传播，改变了一个学校的内在气质，形成了办学的一种风格和追求，变成了学校的内在精神。这样才是真正的办学成功。 可见这比单纯的教书或培养出了个别优秀人才的意义就不同，这是培养了一批人才。这就是教育家的风化作用。这已经是将个体经验结合到集体之中了，这是一个成功的转变过程，只有占在一定的管理岗位上才可能完成这一转变。 （4）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理念。系统教育理念的形成是在个体思想与个体实践经验不断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教育理念不是一种空想的产物，而是一种思想和经验不断接受检验的结果，也可以叫智慧的结晶。这样的经验显然不是一点点的或某个局部的，而是对整个教育活动过程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还没有完全达到理论水平，但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理论境界。而且这样的教育理念具有很强的形象性，感染力非常强，更具有教育价值。因为他避免了经过完全理论抽象后的空洞，所以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5）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也就是说教育家不是自封的，当然也不是官封的，而是社会承认的，是大家的口碑。对大学而言就是教授们普遍认可的，对于中小学而言，就是老师们普遍认可的。人们乐意在这样的领导领导下干，觉得有价值，而且对报酬都看得很淡，而且每个人都有一种使不完的劲，也就是说他能够把人的内在动力激发，使人们看到的向往和追求。这也是能够产生一种社会风气的条件。这个时候人们把他作为学校的代表，他就是学校的品牌，就是学校的无形资产。 这才是教育家校长！ 教育家有哪些共性品质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五点突出品质： （1）具有人本主义情怀。教育家最显著的品格是具有一颗普遍的爱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慈悲心肠。人本主义者相信人的本质是善的，不是恶的，认为只要条件适宜，人都可以从善，都可以成尧舜。也就是说绝对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教育具有能够使人回复本性的能力，而且这就是他从事教育活动的动力。 （2）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教育家也不是自然而成，而是在达到一定识见之后才形成的，这些识见是他知识积累的结果，是他对人世间所有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之后的结果，他已经达到了世事洞明的程度，或者他是一个实践的哲学家，对事物看法能够达到通达圆融，并具有了一以贯之的智慧。 （3）具有注重实干的品质。教育家显然主要不是在说，而是在行，而是在具体的行动中来感染人影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家的品格是内敛的，不注重宣讲空头的大道理，而在于践行知识，因此他们都具有实践的智慧。在实践中也不是追求速功事功，而是追求对人的心灵转化的作用，重视对人的培育。 （4）具有迷人的人格魅力。教育家在行为处事中特别善于包容，所以能够与各种个性的人相处，能够使不同人都能够得到尊严和尊重的感觉。不仅如此，他在与不同的人相处中，能够使人产生自然而然的向往的力量，因此具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从而人们产生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觉，也正是这种人格品质，才使他具有了无穷的号召力。 （5）善于运筹各种资源。教育家一般都具有识人之明，能够发现不同的人身上所蕴藏的价值，能够兴利避害，从而能够把不同的资源和谐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里每个人的特长都能够得到发挥，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够得意施展，从而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和互相补充的团结氛围。在这里人们得到了一种归宿感，从而教育本身也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变成一种无穷的财富。 当然教育家也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他的行为方式是非功利的，因此也不易为人们所理解。如他的人本主义情怀容易被理解成迂腐的，他的广博知识也容易被认为是迂阔的，他的实干品质也容易被理解为傻子行为，他的包容性格也容易被理解软弱可欺，他对各种资源的聚拢也容易被理解为鱼龙混杂。这一切只有真正的当事人才能明白，而不是所有都能够明白的。所以教育家的这些品格也不容易使他马上得到重用。因此教育家的成功需要的特别的识者的支持，我们说需要政治家支持，因为他们才具有超人的政治智慧，才能运用这些特殊人才。 教育家的成功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不容易成功，其影响也有限。教育家的成功常常局限于具体的学校，其成功经验往往不具有可移植性。但其思想却具有长远的效果，甚至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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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教育家”校长

wanghongcai 2008-11-21 02:27

我看到近期在科学网上公布的《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其调查结果是说大多数的被调查者都主张由教育家来主掌大学校印，支持率达到了被调查人数的2/3左右。 这个调查结果的确使我感慨很多，因为它敢于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调查，而且确实把人们的一些真实想法反映了出来，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对于教育家的校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恐怕答者和问者都是不太清楚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谁能够给出一个例子来，教育家如蔡元培，再如;试想，这些人出任校长之前，也没有人说他们就是教育家的，他们多数也是一些学者而已（蔡元培的特殊经历除外），当然，关键是他们是有主见且有管理才能的学者！而且一些非常有名大学校长不一定非是教育家，如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的艾利奥特，非常有建树，但很少人用教育家的封号封他。但大家称他为伟大校长。他之所以伟大就是他推动哈佛大学改革，使哈佛大学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他引入了德国的选修制，从而为科学课程进入大学课堂提供了条件。但他这个改革也不是没有瑕疵的，他的继任者就对他选修制进行了改革。但这个改革并没有否定艾利奥特的伟大，而是对其改革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艾利奥特的成功关键不是因为他首先在美国提倡了选修制，事实上，在此之前美国一些大学也在倡导选修制，但是试验失败了。而艾利奥特成功了！为什么，是因为他本人具有杰出的管理才能和人格魅力！ 艾利奥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管理更是他的专长。艾利奥特当然不是最优秀的学者，这也是他最初没有在哈佛获得教席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可以出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他出任大学校长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他对自由教育他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个见解影响了董事会的意见，所以最终哈佛的董事会请他出任大学校长。 艾利奥特就任校长后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教育主张，他特别表现出对教授的尊重，为了聘请好教授他会三顾茅庐，他的人格魅力使原先反对他的教授也成为了他的朋友。 但艾利奥特有没有系统的教育思想？从历史材料看是没有的。他有没有关于教育的见识？当然是有的！而且有这样的教育见识可能还不只他一个人。但我们无法把有无这样的教育见识作为教育家的标志。作为教育家一般是有自己比较系统的教育理念的。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的话，艾利奥特显然还不能归为教育家。 但大学校长不同于教育家，关键是他在具有了自己教育理念后所具有的实践能力。这个实践能力包括他具有干练的管理才能和具有强烈感召力的人格魅力。一般而言他们都是演说家、活动家，这些是其人格魅力张现的场所。管理才能则表现在对大局的把握能力和发展方向的预见能力上，特别是对冲突的利益关系的平衡能力上，这是一种政治才能，或者叫政治家的品格，更非一般的教育家的品格所能够包容的。我们在讲一个是教育家的时候一般是不讲他的政治才能的，或不做这方面的期待的，但做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对时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大学，同时还要对学术发展方向有一个明晰的洞见，这样才能引导大学，显然这些素质都超出了教育家的范畴。如我们可以说张伯苓是一个著名的大学校长，如果要硬把他说成教育家则有点不伦不类了。但无论是蔡元培还是张伯苓都具有政治的智慧。包括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大学校长，他们使大学办得好不是因为他们是教育家，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杰出的管理才能，有政治智慧，当然他们也有学术建树，而这些只是他们成为大学校长的基本条件。 所以我说，千万不要把教育家与大学校长之间划起等号来。如果是教育家能够成为大学校长固然好，但大学不仅是教育家的事情，更是政治家的事情，政治家更知道该如何引导大学，该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如美国历史上杰弗逊和弗兰克林都是大学创办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都深深地影响着所举办大学的发展，但没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教育家的，但无疑他们都是政治家，而且是非常卓越的政治家。所以我认为，不具有政治智慧的人是根本办不好大学的。但仅有政治智慧还是不足的，必须有很强的实践能力，这就是具有杰出的管理才干和人格魅力，这才是成就大学的更核心的条件。 正是基于上述管见，我对大学校长是教育家的说法表示怀疑。 但你如果说我上述描述的这些素质就是教育家的素质，我也不跟你抬杠。但是一个起码的常识是教育家很难同时成为政治家。但政治家往往具有教育上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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