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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农学院院长周建侯：中国农业化学的先驱: kexuechuanbo 2013-4-21 21:16; 周建侯：中国农化学科的先驱（ 2005年07月14日报道）周建侯(1886──1973) ，四川省广安县人。生于1886年，卒于1973年12月17日，享年87岁。农业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农业化学学科的先驱。周建侯幼年曾就读于著名人士张表方(即张澜)等名流任教的两等小学。1904年，他考中秀才;1905年成为当时广安州的首批公费留学日本的学生。到日本后，他先入成城中学补习日语和数理化，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理科；1909年考取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公费，不久转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预科；1915年就读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系，1918年毕业并回国。 1920年起，周建侯一直担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并长期兼任农业化学系主任；同时，还兼课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此间，有两年多时间担任青岛商品检验局化验处主任；1937年5月—1937年9月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1937年9月—1938年4月担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院长；1938年4月—1938年7月被任命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1939年—1949年，他在家乡泸县创办酒精代汽油的制造，并曾兼课于国立西南农学院；1951年7月出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主任。从1920年开始，直至1937年，周建侯一直担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及后来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并长期兼任农业化学系主任。此间，他讲授“农艺化学概论”与“生物化学”两门课程，其讲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当时，他将农业化学系的课程定为三类：一是院系共同的必修课，二是该系的必修课，三是选修课。周建侯在农业教育方面的主要业绩与贡献是，在担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主任以后，为该系的建设与发展，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奠定了良好基础，做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的土壤农业化学人才，其中有些成为中国早期的土壤农业化学与营养学家。农业化学单独设系，在中国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为最早，也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所特有。因而，他有“中国的李比希”誉称。由于他在同仁中的声誉较高，办事能力较强，因此教职员的一些活动，经常由他担任代表。据此，1937年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力举他出任农学院院长。周建侯编写了《生物化学》、《农艺化学概论》等讲义；此外，他还翻译了《植物与环境》、《营养化学》、《实验生命论》等著作。他发表的论文，散见于《中华农学会报》、《中华学艺社报》和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主办的《新农业》以及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主办的《农学月刊》等刊物上。 td class=005 align=center = style=cursor: default; padding-bottom: 20px; 发表评论（此新闻属于农大人风采类浏览 1943 次）（责任编辑：流沙）所有与“CDarwin著周建侯译”相关的在售图书人及动物之表情（四）--万有文库（民国二十六年初版）该书售价：18 元图书品相：八五品书籍作者：!--a href=/author_/ target=_blank--C.Darwin著周建侯译!---- 图书出版社：!--a href=/press_/ target=_blank--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1926-00 书店名称：顺帆书店书店等级：所在地区：江苏省南京市 !--书店信用：卖家信用:1701 卖家好评率:98.61% -- 自然科学小丛书：人及动物之表情上下册 C.Darwin著该书售价：20 元图书品相：七品书籍作者：!--a href=/author_/ target=_blank--C.Darwin著周建侯译!---- 图书出版社：!--a href=/press_/ target=_blank--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1937-00 书店名称：文林书店书店等级：所在地区：上海市闸北区 !--书店信用：卖家信用:1701 卖家好评率:98.61% -- 共有2项，共 1 页 No·270564 实验生命论-(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阿部余四男-周建侯-1936年版第一篇生物之生死(从生到死)问题 15 第一章成长 15 成长之意义 15 成长之原理 18 人类之成长 20 他动物之成长率 24 鸡在卵中之发育 28 第二章成长与境遇 30 …… 原書信息（打開需要時間，請稍等，過長的目錄會有截斷）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版权所有联系电话： 010-62736604 　校登记号：NW—0202;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4027 次阅读|0 个评论

光明日报：西北联大精神激励“西农人”: kexuechuanbo 2013-4-19 17:38; 西北联大精神激励“西农人” 2013-02-06 09:21:4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enpproperty 66410292013-02-06 09:21:44.0西北联大精神激励“西农人”联大,西安临时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水利210810光明教育/nodesearchname/enpproperty--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内赵洪璋（杂交小麦之父）像。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在西北农业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将永记西北联大历史，不忘西北联大之志，弘扬西北联大精神，携手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西农”流淌着西北联大的血液　　如果说，西北农业高等教育始于1934年于右任先生、杨虎城将军创立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那么，学科体系的完善、办学水平的提升得益于1938年6月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合并。　　据史料记载，1937年8月，西安临时大学成立后，北平大学农学院成为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就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建立了密切联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曾计划将其农学院、文理学院生物学等共计8个系设在杨凌，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任校长辛树职复函“极表欢迎”。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之后决定这些院系继续留在西安上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从教学材料、实习标本等方面给予支持。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南城固县办学并更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其农学院随之迁往勉县办学。1938年6月，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开始筹备合并，1939年4月正式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　　上述三个学校的合并，对我校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20世纪40年代成为我校创建后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 　　——师资力量极大加强，大师云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建校初期，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抗日战争爆发后，通过三校合并以及辛树职校长向国内外积极聘请，学校教授由10人发展到40人，副教授由6人发展到13人。据统计，建国前在国立西北农学院工作的247名教授、副教授中，92人是海外归国学者，21人具有博士学位，可谓大师云集，群英荟萃。其中有一批著名教师来自西北联大农学院。譬如：林学家、林业教育家、中国森林土壤学科的奠基人王正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植物学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菌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林容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胶体化学、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虞宏正教授；林业教育家、中国森林经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周桢教授等。　　——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办学层次得到提升。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后，学校设立农艺学、森林学、园艺学、农田水利学、畜牧兽医学和农业化学等6个系，随后逐步发展到十系一部。1939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4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大农业学科专业体系完备，成为我国负有盛名的学术圣地。学校在这一时期培养出了诸如赵洪璋、于天仁、邱怀、刘荫武、李振岐等大师名家。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得到加强。20世纪四十年代，国立西北农学院的科学研究已具相当规模，技术推广遍及周边地区。据记载，当时学校研究培育了小麦、玉米、棉花、果树、蔬菜、畜禽等大量动植物新品种。在植物资源调查、作物栽培试验、林木栽培、畜禽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特别是学校选育的小麦品种“碧蚂一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成为截至目前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为解决新中国粮荒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北联大精神激励“西农人” 　　西北联大在陕西办学虽然只有三个年头，但它凝聚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在这种精神激励下，一代代“西农人”扎根西北，胸怀“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之志，为我国农业及农业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学校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办学实力和影响不断提高。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先后向甘肃、新疆、内蒙古、北京、西安等地其他相关院校划拨专业，输送了一大批师资。与此同时，以西北农学院为中心，杨凌也相继诞生了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与生物土壤研究所、中科院西北植物研究所、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等一批农业科研院所，形成了农科教百花争艳的新格局。杨凌成了我国农业学科门类最齐全、农业科技人才密度最大的“农科城”。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学校第二个大发展时期，那么，1999年学校迎来了第三个大发展时期。经国务院批准，将同根同源的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个教学、科研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为全国农林水学科最为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学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通过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和“国际化战略”的双轮驱动，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学校已经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先后进入国家“985工程”“211工程”建设序列，获批设立研究生院。　　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目前，在教育教学方面，我校拥有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专业两个，获批国家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3个、特色专业建设点12个、精品课程12门、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教学团队5支，拥有10个国家级科研基地，科技创新成果迭出。选育的“西农979”小麦2011年在黄淮麦区推广面积超过1200万亩，成为我国黄淮麦区小麦新品种第五次更新换代的住在品种。农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学两个学科领域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前1%，在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研究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科技推广方面，积极探索建立了以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实现了农科教、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了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热烈欢迎。2010年12月，两位在我校科技示范带动下致富的农民走上哈佛大学的讲堂，讲述了他们依靠科技致富的故事，这是第一次有中国农民站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2011年7月，学校获批教育部、科技部联合设立的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成为全国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牵头单位。　　现在学校提出了“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战略任务：到2020年，初步建成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特色、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到建校100年的2034年，基本建成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特色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作者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赵忠）;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3734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北联大农学院教授林镕: kexuechuanbo 2013-4-17 20:35; 林镕：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 http://www.aweb.com.cn 2007年01月19日 06:40 农博网　　林镕，植物分类学家。２０年代主要从事真菌学研究。从３０年代起致力于研究种子植物的分类，在开拓和发展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的研究上成绩显著，编著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培养了不少植物学人才。在创建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镕，字君范。１９０３年３月２７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秀才，早逝。母亲勤劳节俭，抚养他长大并供其上学。林镕从小聪敏好学，初中时先在邻县镇江中学读书，后转入上海格致中学，成绩优异，于１９１９年高中毕业。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兴起，大力提倡以科学、民主救中国。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林镕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团体，于１９２０年以优秀成绩获准赴法留学。　　到法国后不久，就考入南锡大学农学院，于１９２３年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和农业技师称号，随即到安底伯农业学校和地中海一带的农场实习。１９２４年考进克莱孟大学理学院，师从著名真菌学家摩罗教授进行研究工作。由于他工作和学习勤奋，得到老师们的器重，并获学校的公费待遇和嘉奖。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两篇真菌学的学术论文，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２８年先后获克莱孟大学理学硕士和国授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８年入巴黎大学理学院继续深造，１９３０年以高水平的真菌学论文通过了学位考试，获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在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做了短期的研究工作，于１９３０年秋天回到了离别十年的祖国。　　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７年，他应聘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系教授，后任系主任，同时兼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还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和需要，从研究真菌学转为以研究种子植物分类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从此也奠定了以后一生的研究生涯。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内迁，林镕因家累一时未能随校转移。北平沦陷后曾有人准备用高薪聘请他出来继续执教，尽管那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但他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１９３８年他变卖家产做为路费，只身离家到陕西武功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转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并与刘慎谔、辛树帜教授共同筹办了西北植物调查所。在此期间，西北农学院的一些进步学生因响应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入狱，他和同校的金树章、虞宏正和一位物理学教授一起，反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倒行逆施，并多方设法营救，终使这些学生获释出狱。他们的正义行动被时人广为传颂，并誉之为“武功四君子”。　　１９４１年他接受汪德耀教授的邀请，于１９４２年到在福建永安的厦门大学任教，这时他以主要精力着手筹建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并任研究员兼所长，还创办了福建省研究院研究丛刊。　　在永安，他得以和从北平出逃的家眷重新团聚。１９４４—１９４６年，他离开了动植物研究所，任厦门大学教授兼该校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在福建期间，他率领队伍先后在永安、长汀、连城等地进行植物调查，采得了标本数千号。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林镕举家迁回北平，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兼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镕在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任研究员。１９５３年该所改称为植物研究所，他历任副所长、代理所长、顾问，直到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８日逝世。他在植物研究所工作长达３０年，在参与筹划和领导该所的建设上付出了许多心血。　　１９５５年林镕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５７年又被聘任为生物学部副主任。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初期，曾代表学部数次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访问与商谈科学合作事宜。在国内经常接待各国科学家的来访，为促进国际间的科学合作交流和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他曾任《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编、主编，中国植物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北京植物学会理事长。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林镕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　　２０年代在法国留学期间，林镕主要从事真菌学的研究，是我国较早研究真菌学的科学工作者之一。曾就真菌形态、细胞、性现象的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他的长篇博士论文“毛霉有性生殖的生物学研究”（１９３０年），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１９３０年回国后，当时我国种子植物分类研究的基础薄弱，既没有编出适合自己国家用的教材，也缺乏可供鉴定菌类寄主植物参考的书籍，由于他具有比较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基础，于是决定改行研究种子植物分类，并且很快做出了成绩，１９３１年他与刘慎谔合作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一册旋花科。过后不久，他就选定了难度较大的龙胆科植物和菊科植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表现出他不畏困难的胆识和坚强信心。１９３３年，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二册龙胆科，此后还发表了一些龙胆科和其它高等植物分类的论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引用。　　林镕最重要的成就是关于菊科分类的研究，是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之一。菊科是种子植物中属种最多的一个科，在我国已查明的就有２４０余属，约３０００种。由我国植物分类学家集体编纂的《中国植物志》共１２５卷册的巨著中，菊科植物共７卷１１册，在全书中所占的数量最多。菊科植物中有许多种药用植物、油料植物以及其他经济植物，研究菊科植物对开发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具有指导意义；了解菊科植物的种类、分布、习性和亲缘关系等，对于阐明中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经过多年研究，林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重羽菊属（Ｄｉｐｌａｚｏｐｔｉｌｏｎ），描述和探讨了近千种的中国菊科植物，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他或与他的学生合作编纂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即《中国植物志》第７４卷、第７５卷、第７６卷第１册，这些专著的水平与质量，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此外，他还遗留下许多宝贵的中国菊科文献资料，为后人继续编纂其它中国植物志（菊科）和进行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的开拓和发展上，林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镕除继续进行植物分类的基础研究外，对我国国防和生产实践的需要也十分关心。１９５０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悍然发动细菌战，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其他生物学家、医学家一起，抱病参加反细菌战的工作，日夜鉴定样物，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　　１９５５年他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为了解决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连续几年率队赴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水土流失区考察，并先后发表了“对黄河中游黄土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初步意见”、“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等文章。他和考察队其他人员一起，提出了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下，因地制宜，自上而下沟坡兼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针，以及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和合理配置方案，为黄土高原地区制订水土保持规划和实行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正确指导，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５０年代后期，我国开展了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相结合的野生植物利用的群众运动。林镕肯定了这次运动对弄清我国植物资源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数次强调提出，既要重视挖掘我国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丰富植物资源，又要十分注意这些资源的保护工作，避免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恶果。对于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工作，他提出既要全面兼顾，又要突出重点的建议。就是对各类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都要进行研究，不可偏废；同时又要抓住重点，着重研究药用植物、芳香植物的调查和开发利用工作。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他所提建议的正确性和战略远见。　　下苦功整理文献和标本　　凡是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和大学教师，都是很重视阅览、收集和记录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献资料的。但是像林镕那样，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花费如此之大的功夫，做了如此浩繁而坚实的工作是很少见的。　　从３０年代起，他几十年如一日，只要一有时间和机会，就倾注精力于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汇集的旋花科、龙胆科、菊科植物的文献资料多达数十册，仅菊科植物就有３２册。这些文献把散见于国内外约百种的书刊中有关我国和邻近地区菊科植物的各种记载进行集录，包括每一个种、亚种、变种甚至类型的原始记录，分种、分属检索表，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文献来源等，并按照族、属、种加以分类整理，其中大部分还附有复制的或由他亲自绘制的各种精美插图，以及对各个分类群的初步鉴定意见。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样大量的文献记录工作，绝大部分都是由他手抄完成的，最后还亲自把它们分别装订成册。这一卷卷付出了毕生心血汇录整理成的文献，正如他的学生所给予的恰当称谓，是一部“中国菊科分类文献大全”。　　可惜的是，林镕没有能来得及把自己辛勤积累起来的这些资料全部研究整理出版。但它们跟他已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一样，是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难得的珍贵科学遗产。继承他未竟事业的学生说：“每当我们整理出一批文稿后，总是想到，如果没有老师这些汇编的文献资料，要想进行菊科植物的分类研究，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啊！”（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册，即７６卷第２册，７７卷第２册，７８卷第１册。为纪念他的劳绩，编著者都把他的姓名列在第一位）。　　林镕对标本的整理也十分重视。珍藏在植物研究所的１００多柜菊科植物标本，都由他在百忙中带领学生做了认真、系统的整理。整理标本的全过程，从族、属、种的分类鉴定，写贴名签，制叠种夹属夹，直至分类入柜，都是由他亲自动手进行的，从不轻易要别人代劳。经他整理的这部分标本，排列井然有序，查看时一目了然，给人们使用以极大的方便。　　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品德　　林镕素以治学严谨著称，这种学风贯穿于他研究工作的全过程。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总是耐心地解剖标本，对标本仔细观察，并据以准确绘图和作出记载；在写作文章时，对文献上各家所做的记载都要进行反复的分析比较，还不时重新检阅标本查对，经过深入思考后写出文稿；在写出稿件后，又不断进行补充修改。他写好的文章，一般都是经过四五次改动后才最后定稿，有时多达七次。在发表的文章中，对于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都认真负责地做出说明，便于他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他曾发现过不少新种和其它分类群，但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之前，绝不轻易发表；他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没有经过深入研究考虑成熟之前，也不急于求成写出文章。他所发表的专著，都是以掌握大量的标本、材料为依据，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写成的，因而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观点可靠，质量良好，能经得住时间与实践的考验。　　林镕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有精深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又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他从不把这些据为己有，只要他人有需要，总是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让大家共同使用。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只要再做一些研究，就可以成为很有价值的论文发表。但他对此毫不计较，把这些即将到手的成果让学生去研究。抗战期间在福建时，他曾发现一个科（川苔草科）在我国分布的新记录，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他的学生，指导这位学生去研究写成论文发表。１９７４年他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紊蒿属），又让自己的学生去研究后共同署名发表。他多年积累的全部文献资料，都无私地传留给学生去使用。对于学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虽然都经他给予指导，帮助审阅和修改论文，但他从来不让学生在他们的论文中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他自己所写的文章，那怕学生只是做一点微薄的工作，却总是主动地署上他们的名字。林镕这种崇高的科学道德品质，使他的学生们深受感动。　　林镕谦恭和蔼，平易近人。他跟同行之间的亲密友谊和团结合作精神也常被人们所称颂。他和张肇骞、陈封怀两位教授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菊科分类专家，他们之间从３０年代起就相互认识，几十年来他们在学术上共同切磋交流，互相帮助；在工作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彼此成为亲密无间的良朋益友，从未有过旧社会中一些人之间存在的那种“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坏习气。当张肇骞教授病故之后，林镕还给张肇骞的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上予以指导，帮助他完成所承担的菊科植物志的编写任务。　　热心培养造就人才　　林镕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和兼课，讲授过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等课程。为了使学生能有较多的收获，他尽量把内容讲得生动易懂，经常采用对比的方法，并结合植物标本和图解，讲解每一种植物的特征，种属之间的异同和亲缘关系。同时他很重视把课堂上的讲授和实际相结合，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认识大自然中多彩多姿的各种活植物。这样，学生们都能较快较好地领会和掌握他所传授的知识，因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和赞扬。　　在研究机构工作时，林镕也十分关心和热情培养年轻人才。在培养造就青年上，他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重视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注意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学生以指导和帮助，如选定研究方向和课题、制订工作和学习计划、撰写和修改论文等。除此以外，平常的大量时间就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钻研，通过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养成能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求学生不仅在本专业有深入的造诣，而且还应掌握比较广博的有关学科的知识。他不赞成学生只局限于阅读自己所研究的某个专科的文献，而对其它有关的知识却一无所知。他认为扩大知识领域，可以开阔视野，对于从多方面深入思考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三是提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要求学生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学会并掌握室内工作的一整套方法，经常参加野外调查采集，广泛识别植物，逐步达到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几十年来，林镕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植物学科研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科研上的学术带头人和教学上的骨干力量。经他培养的一些学生，对于他言传身教给予自己的深刻影响，至今还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陈艺林石铸戴整） �0�2�0�2�0�2�0�2(文章来源：江苏公众科技网) 分享到： 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农博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0�2 查看更多相关新闻;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1797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北联大校友李秉权: kexuechuanbo 2013-4-17 20:00; 李秉权 Li Bingquan (1893?1990) 李秉权，字正谊，山西省神池县人。生于1893年，卒于1990年，享年97岁。畜牧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畜牧业的开拓者之一。李秉权于1911年考入天津政法学院。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以官费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1921年毕业后又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畜牧系继续攻读，并从事科学研究。1925年秋谢绝校方留其在校供职的要求，携家眷返回祖国，历任太原农业专科学校教授、河北大学农科教授、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1927年作为中华农学会第一届代表，代表中华农学会赴日本参加国际农学会会议。1932年创办了山西省山阴岱岳畜牧学校，并担任校长兼山西省立畜牧场场长。1937年转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后改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到太原参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任联合国晋绥察救济总署技正，曾亲自到解放区发放牲畜等救济物资。1948年，他又回到国立西北农学院担任教授兼畜牧系主任、训导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选为西北农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调任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山西农学院教授兼院长。1983年由农业部以离休干部安置在农业部老干部局。此外，他还曾兼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山西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政协常委等职。1983年，他荣获“中国农学会表彰状”。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秉权即对中国各地的羊毛品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同羊(同州羊)的来源及其羊毛的品质特点进行了论证。李秉权著作颇丰：1926年著有专著《中国羊毛品质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研究中国羊毛和羊毛品质的最早著作；1927年受中华农学会选派赴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代表中国在大会上做“中国之羊毛”的专题学术报告，后该报告以书的形式出版。该书阐述了中国西宁毛、甘肃毛、西路毛、锦州毛、赤峰毛、寒羊毛等13种羊毛的毛色、挛缩度、毛长、粗毛与细毛的比率、尘芥量、皮脂量、纯毛量等的测定结果，以及在显微镜下羊毛纤维的粗细、表皮细胞的大小、皮质的厚度、毛髓的直径等的测定结果，并附有山西改良羊种毛质的概况(包括改良羊一、二、三代的各项羊毛品质实测数据)。《实用养猪学》是他早期另一个代表作，全书共13章，陈述了国内外的养猪现状并加以分析和讨论，就猪的历史、分类、品种鉴定及其遗传、繁殖、育种、饲料、饲养管理以及猪舍建筑、猪的利用等做了精辟的阐述，对当时的养猪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他还著有《畜牧学通论》、《畜产品制造》、《养羊学》、《羊毛学》、《养马学》、《养鸡学》等，这些著述均是中国畜牧业的早期文献。李秉权毕生致力于畜牧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成绩。他治学严谨，勤于实践，为后人做出了表率。 (刘建平执笔);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373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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