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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运动的哲学观点建立情报学元理论
bfzhao2001 2012-6-8 21:19
以运动的哲学观点建立情报学元理论
以运动的哲学观点建立情报学元理论 To Establ ish Intell igence Metatheory by Motion Philosophical Points 赵冰峰 钟苇思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摘 要 为了建立完整的情报学元理论,在运动的哲学观指导下,从《孙子兵法》对“间”的描述中归纳出对垒决策环 境认识中认识运动与实践运动的交互特征,从而建立起新的情报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分析了情报的实践性,并演 绎出新的情报类型及价值含义,继而探讨了以逻辑推理为核心,以面向决策的过程模型为基础的情报体系,划分出 两个新的情报体系层次。 关键词 情报学元理论 运动哲学观 情报概念 情报实践 情报类型 情报价值 情报过程模型 情报体系 层次 中图分类号 G350  G351.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1965 (2010) 01 - 0017 - 05 中国情报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就有以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的哲学流派,对情报的基础概念及元理论作出了不少的探索和研究(见参考文献[1]),但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构成主流学术,其后也未在基础理论尤其是元理论研究方面有实质性突破。虽然情报学界在随后的研究中,崛起了各类学派和学术理论,亦未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情报元理论体系,而大多局限在诸如情报技术、情报源特征、情报的形态、情报与决策的关系、情报与信息的不确定性、信息在组织中的分工、情报组织的结构类型、人际网络、知识管理等某个分支领域,概念繁多,互相冲突,尤其是这些研究尚未上升到统一的哲学层面,使情报学还构不成科学理论(见参考文献[2]),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情报认识的混乱和情报实践的盲目与低效,极大地限制了情报学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试图在情报活动的历史案例精析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第一次尝试以运动的哲学观点重新定义情报概念以及相关的情报实践、情报类型、情报价值、情报体系层次、情报过程模型等,从而构建起一个基于过程的内部自洽的情报学元理论框架,并对情报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生长点,为情报学研究走向科学化和体系化奠定了初步的哲学基础和科学理论基础。 1?以运动的哲学观点定义情报概念 情报这一概念的研究是情报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情报学的认识和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演化,人类对情报这一概念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加深和丰富起来。情报学起源于军事对垒,比较系统化的情报学理论总结首先是由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孙子完成的,在其著作《孙子兵法》中,对“间” (见参考文献[3])这一从古至今对人类社会一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物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化描述。在孙子的论述中, “间”主要是为了解决军事对垒中“知己知彼” 的问题。但以今天的情报观念来分,这个“知”的概念还只是一个静态的描述和局部的看法,因为就整个军事对垒运动而言,情报是推进“知” 与“战” 及“胜” 的主要主观过程,情报不仅解决“知”的问题,还促进“知” 与“战” 的持续推进,进而获得最终的“胜”,即情报必须服务于整个军事对垒运动中的“知”、“战”、“胜”三位一体的全部动态运动过程,完成连续的“即知即战” 和“即战即知” 的多次反复,既而取得战争胜利。同时,在孙子的描述中, “间” 的概念还暗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即通过主动的情报反击行动,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上兵伐谋”的效果,成为对垒运动中最具有杀伤力的进攻方式。按照现代的逻辑语系描述即:情报是“知”而“战”、“战”而“知”的两个过程的反复;情报不仅包含主体的“知”,还包含破坏对方的“知”,从而达到改善军事对抗形态的目的;“知”不是孤立的行为,“知”必须为“战”服务,否则“知” 的军事意义很小; “知” 必须通过“战” 而为“胜” 服务,否则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因为军事情报体现着情报最原始、最本质的特性,因此可以推断:一般意义上的情报,存在于对垒型决策问题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当中,或者说,情报是为了在对垒决策中实现内外部环境的认识过程以及为了扭转不利于决策主体的决策环境而从事的实践过程及其二者的交互运动。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夏朝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诱殪,遂灭过、戈”;春秋子贡游说齐、吴、越、晋四国而存鲁国;楚汉刘邦诛杀内奸曹无伤,鸿门宴后灭项羽;唐初李靖不惜唐俭用“间”平东突厥;明清皇太极用计杀袁崇焕而入关(见参考文献[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情”通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等影响历史的重大决策事件中,无一不是情报的认识过程与其实践过程交互运动的历史真实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情报不是存在于所有的决策问题中,只有在以对垒为特征的具有主体间剧烈对抗性和环境急剧变动的决策中,才具有其一般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工程项目建设这类决策中,决策主体不存在剧烈对抗,也不存在环境急剧变动的条件,不具有情报的价值需求;但是如果该工程建设主体由两个或多个投标者之间在某时间段内进行竞标活动,则在该时段内的竞标者之间存在各自的情报需求。而且,情报不同于对垒决策和对垒运动,情报是对垒决策活动中对内外部环境认识过程及其相关的实践过程的交互运动,是解决对垒决策环境的主观认识与客观条件之间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对垒决策除情报以外,还包括明确价值观假设、设定决策目标、决策判断、决策控制及与此类内容相关的组织活动等内容。对垒决策又与对垒运动存在着区别,对垒型决策是对垒运动中比较集中的以意识活动为主体的行为,而对垒运动是指包括军事对抗在内的社会矛盾斗争中,由存在明显组织边界关系和不同利益主张的社会集团之间,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或者多对多的对抗行为,是以实践活动为主体的大规模的社会对抗运动,不仅包括对垒决策活动,还包括对垒决策之外的其他社会活动。情报与对垒决策及对垒运动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见图1-1),对垒决策是情报存在的主观基础,对垒运动是情报和对垒决策存在的客观基础。 图1-1 情报的概念及情报与对垒决策和对垒运动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一般地,情报在对垒决策活动中的意义在于明确决策假设条件并降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其内部过程可分为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前者包括情报分析、情报评估等活动,即通过考察内外部环境,确定对垒型决策的条件假设、逻辑推理结构以及决策依据等,为决策提供主观条件;后者包括情报收集、情报发布、情报反击以及相关的组织管理和体系运作等,通过组织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运作,为决策提供客观基础;前者是从观察事物到认识事物的过程,后者是从认识事物到实践检验的过程。情报的这两个过程相互嵌套,相互作用,在认识中有实践,在实践中有认识,共同促进对垒型决策活动的持续推进。虽然上述的情报概念一般地描述了情报的本质特征,但是古代“间” 的概念和现代情报的概念依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在现代情报的视野中,“间”是以独立个体为认识中介和实践中介的,而现代情报不仅继承了这一特性,而且发展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介和多样化的信息媒介,使得情报不仅能够在小范围内秘密地和直接对抗性地从事活动,而且能够在大范围内、公开合法地借助第三方社会力量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完成对垒型决策的需要。第三方的社会力量包括新闻媒体、调查机构、咨询机构、研究所等社会活动组织,还包括互联网公司、图书馆、公共信息服务单位等信息存储机构等。 现代情报极大地扩展了“间” 的中介力量,使“间” 的实践过程走向了社会化。信息与情报的概念也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信息是存在于自然界、社会或人自身的各类事物存在的外在形式,是事物存在的结果,比如物体的颜色、社会结构、DNA双螺旋结构等,可分为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两类,主观信息是客观信息在人脑中的反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我们常说的“调查研究” 工作,其调查的就是事物的信息,研究的即是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即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情报则不同,它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形式,而是推动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力之一,是事物存在的原因。我们从事情报活动时,不仅需要“调查研究”,还需要能动地“验证”和“改善”调查研究的结果。 2?情报具有实践特征 情报概念中的实践亦即情报主体的实践,是基于对垒决策的内外部环境认识基础上的情报生产、情报消费以及情报反击等活动。其中,情报生产是指通过调查、研究与分析,清楚认识现有的对垒运动环境;情报消费是指通过通信、审核与说明,使决策主体明确决策条件;情报反击是指通过伪情报破坏对垒方的决策机构、迷惑对垒方的决策目标、扰乱对垒方的决策过程、滞缓对垒方的决策行动,以此削弱对垒方的力量,使得决策环境向有利于决策主体的方向发展。 情报的实践性具有合目的性、历史性、现实性与组织性等特征。其合目的性是指情报实践主体在运动性质上具有价值观判断依据和在运动方向上具有明显的指向性要求,是情报主体对情报概念的主观规定;其历史性是指情报实践在时间上存在延续性和在运动方向上存在进化特征,是情报概念辩证运动的客观结果;其现实性是指情报实践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主观认识状态的限定,是情报主体受到自我规定和来自外部的客观规定的运动结果;其组织性是指情报运动在由组织群体构成的主体中自然地分工和能动地交互,是情报主体对情报概念的客观规定。 情报的实践性决定了情报理论和情报组织存在主体间的差异性。由于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诉求,情报活动受价值观影响,其所应用的情报理论、方法以及组织等分别在形态、方法和结构上具有主体间的主观差异性。同时,由于具体的情报活动只能由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环境下的情报主体的行为组成,其所选择的情报理论、方法以及组织等分别在形态、方法和结构上存在主体间的实践差异性。 情报的实践性决定了情报具有方法论特征。所谓的方法是指处理事务时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即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前者包括矛盾分析、统计分析、逻辑推理等,后者包括社会调查、社会中介组织、组织分工、信息化、情报反击等。所谓的方法论特征是关于方法的方法,即方法所具有的规律性。情报实践要求情报主体应用一般规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不限定既有的理论工具,手段灵活多样,以最有效地实现决策目的。情报实践要求情报 主体采用主观逻辑过程与社会组织分工相结合的方法,不仅关注情报的逻辑过程分析,还需要结合组织的管理状况和资源配置等,采用专业化分工与动态协调相结合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情报实践的途径有规律可循。在情报生产方面,一般地,对垒决策中内部环境认识较为容易,但外部环境认识则十分复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掌握对垒方所面临的环境状况,通过条件假设推断对垒方的行动计划;第二,掌握对垒方决策的沟通内容,通过条件假设、逻辑归纳与逻辑演绎等,推定对垒方的行动计划;第三,用伪情报活动测试对垒方的反应,通过观察对垒方的行动,利用条件假设与逻辑归纳,推定对垒方的决策目的和决策过程,从而推演出对垒方的行动计划;第四,直接掌握对垒方的行动计划。在情报反击方面,则以伪情报内容为工具,千方百计地破坏对方的决策机构、迷惑对方的决策目标、扰乱对方的决策进程、滞缓对方的决策行动,以此削弱对方的对垒势力。 成功的情报实践还需要避免以下几种错误观念的影响: (1)情报的静态观念 情报不是物质的静止属性,而是主体的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相结合的产物,是主体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运动过程特征,而静态观念则与此相反,将其当做某种物质的静止属性,使情报学的研究常常陷入机械式的和教条式的困境中,使情报的应用受到极大的误导和破坏。 (2)情报的速成观念 情报在对垒型决策中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完成独立的一次性的关于内外部环境的认识过程及其实践过程,而在于不断地推动认识与实践的进化,继而使情报主体获得整个对垒运动的胜利。所以情报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连续演化的过程,不是速成的。 (3)情报的唯信息论观念 受情报概念研究源于信息论的影响,现代情报学中的情报概念被当做主体的某种认识状态或信息的某个演化阶段,从而忽视了情报的运动特征和实践特征,是静态观念影响下的片面结论。 3?情报的类型划分和价值定义 情报作为一类客观事物,有其内部的客观分类和主观分类,即情报具有自我分类的特性。根据情报的概念,可从实践和认识两个维度进行类型界定,前者以对垒型决策对象或决策环境的复杂程度来表达,后者以对垒型决策需求的时间效用来表达,从而将情报划分出四种不同的类型(见表1-1):决策环境相对复杂并且需快速完成的,称为第一类情报;决策环境相对复杂而可慢速完成的,称为第二类情报;决策环境相对简单而需快速完成的,称为第三类情报;决策环境相对简单而可以慢速完成的,称为第四类情报。 表1-1 根据对垒型决策环境复杂程度和时间效用需求划分的情报类型 情报类型的划分,可为情报价值评估、情报体系建设、情报层次划分以及情报理论研究提供基本依据。情报的价值分为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一般而言,情报的价值取决于对垒型决策的成败所导致的决策主体的利益得失程度,即在客观上,情报的类型决定了情报的价值,比如在国家间的战争中与在同一街道上的两个烧饼店之间的销售竞争中,情报活动的客观价值是显见的。但是,受到价值观以及认识水平等的主观因素影响,不同的利益主体或同一个利益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同一情报活动的价值评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某国的军事情报对敌国的价值在于对某国构成军事上的图谋与对抗,而对某国的价值在于抵制这种军事图谋所造成的损失。情报的主观价值又可分为社会性评估价值和历史性评估价值两种,社会性评估价值是指在同一社会中由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情报活动主体对同一决策结果的不同利益界定,而历史性评估价值则是指同一情报活动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同一决策结果的不同利益界定。 情报的价值具体地取决于以下几个必备要素的状况: (1)对垒性 即情报活动必须绝对地服务于对垒决策中的主要问题和整体要求,特别是在情报反击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整体对垒运动的需要,否则将产生极大的负面价值,正如《孙子兵法·用间》所指出: “非圣者,不能用间” (见参考文献[4])。同时,情报活动必须让对垒行动获得一定的实际成效,否则也是没有价值的。 (2)决策性 即情报活动必须满足对垒决策的需要,从掌握对垒的环境(包括对垒双方的情况)开始,到制订出完整的对垒行动方案,及时地反馈情况并不断地修订对垒决策活动,推进对垒运动向有利于决策主体的方向演化。 (3)先知性 即情报必须通过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满足决策过程先于对垒行动,从而取得对垒运动的主动权。正如《孙子兵法·用间》所指出: “贤将胜人成功,先知也”(参考文献[4])。 (4)组织性 即在对垒决策和对垒运动中,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并做到情报活动的高度统一和严密纪律,情报类型越是复杂,其组织性要求就越高。正如《李卫公兵法》所指出:“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又如《孙子兵法·用间》所指出: “非微密者,不能得间之实”(见参考文献[4])。 4?过程视角下的情报体系 在情报概念中,认识与实践的交互运动特性为情报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从而使我们可以采用面向决策的过程建模方法(见参考文献[5]),在不同决策目标层次的指导下,依照由概念假设、判断及推理构成的逻辑推演机制为核心,结合组织基础和物质基础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分工结构,在满足决策活动所需的动态性要求和系统性要求的条件下,建立与环境相适应的情报体系,以实现主观逻辑过程与客观现实运动的相互统一(见图1-2)。 图1-2 以逻辑推理机制为核心、以对垒决策过程模型为基础的情报体系框架 由于面向决策的过程建模方法具有良好的多目标层次、多逻辑维度、模块化、可视化以及可封装等特点,为决策活动中的组织分工及物质基础配置提供1 以运动的哲学观点建立情报学元理论了良好的技术条件。例如:2006年某森林资源培育企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并获得了行业领跑者的地位,为了在与同行的后续竞争中继续扩大业务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公司制定了为期三年的“行业领跑者” 战略,重点开展竞争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分析与研究。考虑到如何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管理优势和组织力量,公司采用了面向决策的过程建模方法,实行决策过程分解与组织分工相结合的方式,搭建了以环境监测和竞争对手分析为主的情报体系(见图1-3),编制了组织分工结构、协调沟通机制、决策技术方法等文本,通过动员会议、协调会议等措施,顺利地推行了该体系。经过两年多的实际运行,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 图1-3 某企业以逻辑推理为核心、以面向决策的过程模型为基础的情报体系 参考文献[6]罗列了包括职能式结构企业竞争情报团队、事业部式结构企业竞争情报团队、矩阵式结构企业竞争情报团队以及无边界组织企业间竞争情报团队等不同的情报组织设置方法,已经明确论述了竞争情报团队的设计应由企业内外部不同职能部门的组织成员组成,从而在组织结构方面证明了以逻辑推理为核心、以面向决策的过程模型为基础的情报体系是切实可行的。但该文献未就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以及情报体系的结构等进行综合分析和深入论证。 5?情报体系的层次划分及功用 情报分类的存在,反映了决策问题以及整个对垒运动的层次结构,为情报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而情报体系的层次划分又为情报的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的合理展开、决策问题的快速有效解决以及对垒运动的积极促进提供了途径。 对于简单的对垒运动,应用上述情报分类中的第四类情报和第三类情报即可满足决策需要,其对应的情报体系可称为简单的情报体系(见表1-1),可采用“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应用” 的三段论式的情报过程模型满足由简单因子和简单变量构成的决策问题。这种情报体系适合于机械的、线性的、静态的逻辑推理过程。 但是对于复杂的对垒运动,必须应用上述情报分类中的第二类情报和第一类情报才可满足决策需要,其对应的情报体系可称为复杂的情报体系(见表1-1),需应用“情报采集—情报分析—情报评估—情报发布—情报应用—情报反击—情报再采集” 的复杂的、系统的和组织化的情报过程模型来满足多因子的、由复杂变量构成的决策问题。这种情报体系适合于有机的、非线性的、动态的逻辑推理过程。较复杂的情报系统包括竞争环境下的企业博弈决策系统、复杂产品的供应链控制系统等;特别复杂的情报系统则包括军事对抗决策系统、国家经济状况监测与评估系统等。 关于情报体系的功用,由于对垒决策问题的可分解性,情报体系既可服务于对垒运动战略管理的需要,又可服务于对垒运动战术调整的需要,如果情报所涉及的服务对象属于对垒运动的全局性决策问题则属于战略性服务功用,如果所涉及的服务对象属于对垒运动的局部性决策问题则属于战术性服务功用。同时,由于情报涵盖在对垒决策的整个过程之中,情报既可服务于对垒运动的预警阶段,也可服务于对垒运动的博弈阶段以及反攻阶段。 6?中国情报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中国情报学的研究工作,除了存在本章开头所描述的理论问题以外,在情报实践上还受到了以下几个客观因素的制约:第一,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以市场换技术” 等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的动力上阻碍了理论的自主创新性,中国的情报学研究缺乏国家意识形态的有力推动;第二,国有企业及国家机构的垄断地位使其缺乏充分的竞争环境,对情报学界未形成充分的学术研究需求;第三,私营企业(除外资跨国企业)因成长年龄短,机构发展尚不成熟,情报经验及情报意识淡薄,也未形成情报学研究的有效推动力;第四,情报学界自身受到社会调查能力和实践范围的限制,未形成有效的学术研究气候。 目前,以运动的哲学观点来定义情报概念进而推演出情报学的其他概念及逻辑体系,形成在逻辑上自洽的比较完整的元理论,在中国情报学界尚属首次,而且这种研究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在实际应用上也未获得大规模的推广,其科学性和理论价值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但无论如何,在全世界经济环境日益严峻,中国需要在和平环境中崛起,中国企业试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依照运动的哲学观点为指导,树立以实践为特征的理论创新体系,通过最佳实践案例的研究与推广,普及情报理论教育,逐步建立起国家情报应用标准与评估标准以及推广体系,从而促进中国情报学研究与应用的健康发展与不断繁荣,带动中国企业乃至整个国家情报应用水平的提升,无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积极的尝试。 参考文献 [1]靳娟娟?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述评[J]?图书与情报,1995(2):7-10? [2]梁战平?我国科技情报研究的探索与发展[J]?情报探索,2007(7):3-7? [3]孙武?孙子兵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24? [4]朱逢甲?简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1-214? [5]赵冰峰?企业情报过程管理实战案例研究[D]?北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7? [6]陈维军?基于企业组织结构的竞争情报团队设计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10)? 原载于:第29 卷 第1 期 2010 年1 月 情 报 杂 志 Vol. 29  No. 1 Jan.  2010 图1 表1-1 根据对垒型决策环境复杂程度和时间效用需求划分的情报类型 图1-2 以逻辑推理机制为核心、以对垒决策过程模型为基础的情报体系框架 图1-3 某企业以逻辑推理为核心、以面向决策的过程模型为基础的情报体系 表1-1 根据对垒型决策环境复杂程度和时间效用需求划分的情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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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实践之本源——《情报学报》第5期卷首语
热度 6 huabolin 2012-6-4 11:33
情 报 实 践 之 本 源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化柏林 武夷山) 在中国,情报思想可以追溯到《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中阐述了诸多情报思想,特别是“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这一思想强调了掌握敌方与己方双方情况的重要性。 《辞海》中关于情报的释义为:“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 该定义强调了三点,即情报的核心是情况,情报的范围是敌方,情报的形式是报告。 通过对情报的溯本求源,发现情报的实质为情况之报告。情况从空间上包括他方情况与本方情况,从时间上包括过去的情况、现在的情况以及未来的情况。 通过对比分析双方的情况,找出本方的优势与劣势,形成自己的特色与战略。 通过总结梳理过去的情况、跟踪监测现在的情况以实现预测预见未来的情况。 总结梳理过去,就是梳理发展历程,厘清 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探索适合本方发展的路线 。跟踪监测现状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监测最新动态,捕获热点领域,识别关键问题,从而 认清当前的环境与形势 。预测预见未来,就是预测敌我双方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发展的因素,预见发展过程中蕴含的机会与机遇,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 。 科技创新,情报先行。只有情报服务做到了及时、准确、全面,现代科技创新决策才能做到“耳聪目明”。“耳目、尖兵、参谋”的情报功能往往需要通过动态快报、领域深度报告、决策参考等各类报告来实现,这些报告常用于科技发展评价、科技预测与规划等,对领导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与支持作用。例如,《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2006 - 2020) 》对未来的科技发展应达到的情况进行了预测与规划,其中提到,“到 2020 年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 5 位”。这一目标从何而来?是否需要适时调整?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科技情报人员密切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动态,深入分析各国的经济实力、科研队伍与政策环境等,同时厘清我国科技发展实力与水平,从而对未来情况做出分析判断。 情报学术研究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重视对相关情况的探讨就是情报学的特色之一。因此,《情报学报》 不断发表一些旨在摸清各方情况的文章。例如,本期的首篇论文安排了《美国情报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ASIST2011 年会研究论文的综述》,而《基于 CSSCI 的中国情报学知识图谱分析》一文则是对国内情报学研究情况进行了论述。将两篇论文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情报学研究与中国情报学研究的不同。此外,本期还有几篇主要从时间维度上做文章的:如《国外信息行为研究十年:领域、热点与特征》 , 《知识图谱方法科学前沿进展实证分析——以动物肠道纤维素酶基因工程研究为例》 , 《 知识图谱与认知地图在决策信息分析中的融合应用 》等,这些论文既有对过去情况的梳理总结,也有对最新情况的跟踪监测,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价值。 《情报学报》以“展示情报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引领学科发展、服务情报实践”为宗旨,经常刊发面向学科领域评价、前沿热点监测、科技预测规划等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源于情报实践,并对情报实践中的规律、流程与方法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总结与探索。我们希望通过此类文章的发表能引起大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通过交流与探讨,来推动情报实践与情报学科的发展,从而使情报工作与情报学科也能百战不殆,长盛不衰。 化柏林武夷山《情报实践之本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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