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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从豪老师: 热度 8 fdc1947 2018-1-16 08:33; 【简介：邓从豪（1920-1998），江西临川人，量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教授，曾任山东大学校长】纪念邓从豪老师 1 月17日，是邓从豪老师的忌日。时间过得真快，邓老师去世已经20周年了。我还是常常在梦里遇见他，他还是在做他的研究工作。醒来后，总会想起跟随邓老师学习和工作的情景。我是在1978年认识邓老师的，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我连他的姓名都没有听说过。我之所以报考邓老师的研究生，并不是熟悉邓老师，也不熟悉量子化学这门学科，纯粹是因为邓老师招收研究生要考的课程只是高等数学、普通化学和普通物理这三门基础课。我在1966年那场浩劫开始的时候，仅仅才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只学了这些基础课，无所谓什么专业。考研究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重续被那场浩劫打断的科学梦。感谢邓老师，他允许我迟到了半个多月才单独进行复试，并录取了我做他的学生，把我领进了学术研究的大门。此后，我在邓老师身边学习和工作了近20年，直到他的不幸逝世。邓老师的优秀品质给了我很大的教益，现在我也早已退出了工作岗位。但是，邓老师的品德将永远激励后人，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做教育工作的领导者。六年前，我曾经向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部分学生介绍邓老师的刻苦钻研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下面是我讲话的记录稿，如今再“复习”一遍，虽然长了一点，但是我相信现在所有的人看了邓老师的事迹，都会从中得到教益。各位同学到化学楼里头，就会看见一尊邓从豪先生的铜像。邓先生是什么人呢？邓先生是我们山东大学化学院的教授。他从1948年来到山东大学，从普通教师开始，一直做到教授、校长。他在山东大学一直工作到1998年，也就是他的去世，整整五十年。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有名的教育家、理论化学家。在山东大学只要提起邓从豪先生，稍微上一些年纪的、知道他的人，都对他非常非常佩服，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一个人要让所有的人都说好这是非常难的，而邓先生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说好的这样一个人。他好在哪里，首先他的学问非常好，我们从最表面的得奖情况来说起，邓先生得过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后他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得过国家自然学科的三等奖，得过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得过三次，他得过的这些奖在我们的山东大学到现在为止，是首屈一指。他的理论水平很高，科研成果很多，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家尊敬。他受人尊敬，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品德高尚，品德高尚到所有的人都说好。在学校里教师中间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人的品德，不光是你的学问。而邓先生在山东大学是最德高望重的。我从1978年跟他做研究生，然后留校跟他一起做科研，差不多天天在一起，时间差不多有二十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邓从豪先生的一些故事。故事就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在这个镜子里我们看看自己，我们通过照这个镜子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我要讲的第一个事情是，我们为什么讲学习邓从豪先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第一，邓先生跟别的许多大科学家不大一样，他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有很多同学想，农民的儿子有什么？你要知道农民的儿子要在过去，读书是很难的，做出非常大的成就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很多科学家的传记，包括我们国家的，就拿这些老的院士来说，家里大多是有钱的。你想在旧社会，如果一个人家里没钱，怎么能上大学？这很难想象。所以搞科学这件事它要求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邓先生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能够做出这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新社会了，我们大家各位也有很多是农民的儿子，共产党让农民的儿子也能上大学了，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但也有一个学习基础的问题，家里贫困，农村里学习，基础总不如城里的有钱人家的子弟。而邓先生从一个最下层农民的儿子，最后能取得那么多成就，做到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山东大学的校长。对于我们从基层上来的同样是农民或者普通市民的子弟来说，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邓从豪先生是江西临川人，江西不是很富裕的地域，江西临川的土地也不是很好，都是些红土地，但是临川历史上还是出过许多名人的。在宋朝最有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在明朝也有一位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邓先生就是生长在这种环境中间，那个地方有学习的传统。但是邓先生他父亲不认字、没有文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虽然种地种的很好，但他不认字。邓先生在家里是老大，底下还有弟弟和妹妹。邓先生他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决心得使他的儿子有文化，于是就把邓老师送到学校。邓老师在学校学习很好，所以，他不但学了小学，而且到了南昌上了中学。在中学里学习非常的好。他那里看到了世界上许多名人的传记，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传记。他立志以科学为己任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所以学习非常的好。到了中学毕业要考大学，那时家里供一个中学生已经是竭尽全力了，要上大学没有钱，怎么办？他父亲就把家里的几亩地典出去了，就是抵押出去，用典来的钱让他去考大学。那时考试和现在不一样，他被两个学校录取了，一个是江西的南昌大学，一个是厦门大学。两个大学比较起来当然是厦门大学好，他就上了厦门大学。他到厦门大学是怎么去的呢？节约，就是靠两条腿，就靠了两条腿从他们家走到了学校。当时已处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华，抗日战争开始后，厦门大学搬到了福建省的长汀，在一个山区。他走了十来天才从他们家走到那儿，当然，上大学的四年没有回过一天家，在那里念了四年的书。他学的是化学。由于他学习非常好，除了把化学系的课程全部修好以外，还把数学系和物理系的课程几乎全部修完。这就等于一个人念了三个系。他把所有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统统用在学习上，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里看书。邓先生特别的用功，在大学四年能够念三个专业几乎全部的课程需要一种超常的毅力，但是也需要一种学习的技巧。有些同学很用功，但是效率很低，晚上开夜车，开完夜车以后白天老师讲课打瞌睡，这就是赔本的买卖。我跟邓先生工作就差得很远，但是我有一点——我小时候上课从来不打瞌睡。因此听完以后基本上不用太多时间去复习，上课听好了底下稍微翻一翻就完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半夜开夜车，上课打瞌睡，那是一种很蠢的事情。邓老师看书不但用眼睛，而且用手。这就是说，书上的公式一定要自己去推，推好了公式，就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了书上所说的那些话的意义。因为数学的表述总是更准确、更精密、更深刻，也更能记得住。邓先生在厦大待了四年后毕业。这中间更多的我讲不出来，这些情况也是以后我们一起去开会在火车上聊天，随便说起知道的。邓先生大学毕业以后在集美学校做教师，集美、厦门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他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要挣工资，要把家里典出去的地给赎回来。家里典出地以后靠什么活，他父亲只有租人家的地种，赎回来才是自己的地。他没有办法出国留学，他们家的这种情况只有先去做事情。先到集美学校，然后到了南昌的中正大学，在中正大学待了将近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在中正大学本来也很好，由于一点的政治上的事情。这时到了1947-1948年，学过历史的知道当时国民党打内战，人民痛苦得很，学生就反饥饿上街游行。邓先生是教师，同情和帮助学生，当局有人对他不大好，要把他解聘，但是学校的教务长一定要把他留下来，说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不能把他解聘。虽然最后学校还是没有解聘，但是邓先生也不愿意在那里做了。 1948 年邓先生就到了山东大学，一直到1998年，为山东大学贡献了整整五十年。邓先生大学毕业以后，为在学问上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提高，他四处求师。当时在化学界以至在科学界最前沿的学科之一，就是量子力学的应用。大家都知道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科学界一个重要的发现。你们都是学化学的，你说化学的基础是什么？二十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化学的规律一定是和物理规律不一样的。原子是怎么能变成分子的，一定有一种力，当时称为一种化学力。到量子力学出来以后，我们清楚了，没有什么化学的力，之所以能够形成分子，无非是电子、原子核这些粒子相互之间的电磁作用，而说明这些作用的就是量子力学。但是它是研究微观世界的，有很多数学工具是当时人们所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家认为是很神秘的东西，全世界懂得人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一九二几年确实是这样。到了四十年代已经有了大的进步，有了原子弹。邓先生就感到量子力学是很有意思的，于是四处求教。当时有一位先生叫唐敖庆，他是新中国量子化学的奠基者，那时才从国外回来。量子化学就是用量子力学研究化学的，应用到化学中来。还有一位是卢嘉锡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院长，研究结构化学的。他们两位正好在青岛办学习班，邓先生参加了学习班。在这以前，邓先生给唐先生去了封信，请教过问题。这样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学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开始做科学研究了。在1955年，他就发表了在量子化学领域的论文。1957年，就做出了非常好的工作，到了90年代，外国人还在重复这个工作，由于57年的工作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上，那个洋人没有看见。到了1963年教育部委托唐先生办一个当时的结构化学领域的物质结构讨论班，找了我们国家各个单位的比较有前途的一些青年教师参加讨论班，共8个人。唐先生是老师，带8个成员。邓先生是班长，年龄比较大，剩下几个是唐先生的助手刘若庄先生，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钟先生，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江元生先生，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的张乾二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8个人里后来有五个院士，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三十来岁。另外几位也是非常有名的，鄢国森先生，四川大学校长，还有两位。在一起讨论一起学习，使得我们国家在配位场理论的研究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水平，所以这几位后来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不是偶然的事情。我认识邓老师是1978年的事情，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了。我跟他关系密切是这以后的事情，也就是他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岁以后的事情。他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我是知道的，早晨大概四点多钟起床，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洗凉水澡，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知道济南家里什么时间开始有暖气？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以前，房间里是没有暖气的，即使这样，邓先生早晨起来总是用凉水冲洗，冲洗完毕以后，看一会儿书就出门了。他之所以有这样好的精力跟身体好有关系，他注意锻炼身体。他住在山东大学三角大门马路南面教师宿舍，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南院。晚上南院的门是关上的，每天早晨第一个出南院门的差不多就是邓先生，散步锻炼身体，然后回去看书学习，吃早饭以后工作一个单元，中午稍微午休一回，下午一个单元，晚上吃完饭以后，散步一个小时继续看书，又一个单元，大概到晚上十点多钟睡觉，这是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人的一天。一年到头，差不多天天如此。我现在也六十多岁了，我没有像他那种刻苦的精神，想起来很惭愧。他不但平时这样，假期里也是这样。稍微年轻的时候，过年相互拜年他嫌麻烦。那时他还没做校长，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听我师母告诉我。过年了，让师母和孩子串门去，他把门外边一反锁，自己在房间里继续学习。他连过年放假也还在那里学习，做研究工作。那时我们教师不跟现在似的，现在我们的办公条件很好了，像一般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有一间很大的房间，都有很好的老板台，研究生有研究生的房间。当时没有这个条件，非常的差，我们整个研究室就一个小房间，只能在自己家干活。我们是搞理论化学的，当时只用纸和笔。邓先生有时在图书馆看书，他在角落上看书。图书管理员下班了，就喊了一声“里头还有人吗”，他也没有注意，图书管理员以为没人了，把门一锁就走了。最后到了天黑了，该回家了，一看出不去，被反锁在里头了。家里人找来了，那时没有电话，不像现在手机一打就完，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家里人找到图书管理员才把他放出来，这样子不止一次。他几十年如一日，总是这么用功刻苦的学习和工作。邓老师为什么学习这么好？他看书不光用眼睛看，要用笔，书上一个公式不是随随便便就使用的，一定要推导。推导公式的过程，物理意义就藏在推导中间，不是记一个结果就完了的。那时我上研究生，邓老师把我送到东北，在唐敖庆老师手下学习。我们六个学校的理论化学研究生在一起上课，包括厦门大学的、吉林大学的、四川大学的、云南大学的等等都在唐先生那上课。唐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邓先生也给我们上课。像刚才给我们讲的孙家钟老师、江元生老师等都给我们上课。那时我刚刚认识邓老师，对邓老师并不了解。就在那个班上，我听那些讲课老师说邓老师是推公式的专家。后来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看邓老师有时拿钢笔这么拿。有时那样拿。有什么好处，他说这样拿，用的时间长。把手磨得疼了，换一种姿势，可见他的用功。他一直用功到他生命的最后。到了1998年的一月份，他当时已经患了癌症。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瞒着他的。但是病人自己能不能猜出来，我们没有法知道。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医院里头还在做研究，还在那儿看。到了他去世前几天，他跟我长谈了一次，研究关于这个题目怎么做下去。到了去世那一天的上午，我们一位同志去谈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下午他继续在那儿看，趴在那里作他的研究，看一本英文的书。到了晚上8点多种开始吐血，我接到电话赶紧赶到他家，他大口大口的吐血，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平静下来以后，那时将近12点，他说你们回去吧，我不要紧了。那天天特别的冷，还下一点雪，他跟我说他不要紧，有他儿子陪他就行了。因为学校出的车，说你们一起回去，汽车司机也要休息。所以他考虑的还是别人，是汽车司机、还是我们这些人。我跟他待了二十年，对他的话我很听，就只有回来。回来以后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又来电话说他不行了，等我再到医院就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对于我说的最后的话还是平等的待人，关心的是我们，关心的是底下的汽车司机，他想到的就这些。邓先生这个人待人特别的平等，他并不因为你是学生，年龄小很多或者是他的下级，觉得我是教授、校长，他没有这样。当年我第一次上他家去，谈完事情以后他把我送出来。1978年的时候和现在大不一样，走廊上没有声控灯，黑黑的。他说你下完楼梯在拐弯还有三层台阶，你要注意。你看他就是这样细心，那么关心一个比他年龄小近30岁的年轻人。他的清廉是非常有名气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跟我一起读研究生的浙江人。1978年那时物资非常的贫乏，没有什么物资的交流，在北方要找到橘子是非常困难的。浙江黄岩蜜橘是非常有名的，他从家里带来几个蜜橘去给邓老师送去，结果邓老师说拿回去，他不拿学生的东西。青岛化工学院的一位进修教师买了一个西瓜上他家去看他，结果又被拎回来。他是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需要到底下视察，视察基础教育。他到了惠民地区，临走的时候人家当地给他一包小枣，很小的礼物，大概只有几斤，四五斤。他觉得拿人家东西不好。但是人家一定要给他，又不好不拿。回来以后他说当地的基础教育那么差，农民子弟的教室连板凳都要自己带。他立刻给人家那里寄了100块钱去，当时他的钱也很少，也就是最近十来年我们的钱才多起来，当时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就给人家足以十倍枣的钱，他说给孩子买几个板凳吧，当时100块钱买十几个板凳足够可以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特别清廉、特别平等。他没有办公室就在家里头工作，我的家和他的家靠的特别近，中间隔一个小马路就十来米，都在南院。那时我还年轻一点，不到四十岁。星期六、星期天有的时候睡睡懒觉，睡到八点钟，他老人家有事情就来找我。一敲门，我就被他堵被窝了。我每天要上学校里头来，我看他的信件报纸，就给他带回去。他们个人的事情一般不让我干，偶然的时候他要我帮他去寄信。那时不像现在，现在信件很少了，来回的科研的稿子都是电子的，那时都是信件，邮局去寄。他让我寄信的时候，有的时候单另拿出一封信，单另给我八分钱（那时一封平信8分钱），说这是我个人的信。他特意给我说这个事情。有谁能够这样， 8分钱也公私分明。这就是先生的一种精神，公私非常的分明，一分一毫不沾公家的便宜。有这样一种好的品德，怎么能不让人家尊敬。我想有人要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跟邓先生二十多，这么近，你为什么不好好地向他学习，你现在也不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博士生导师吗？也没有做出多少杰出的工作？你也没做上院士，你凭什么要求我们？我感到是要向大家说明，我想你们应该比你们的父辈或比你们的父辈还大一些的、像我这样一些人，做出更好的工作。你们的条件是我们所不及的。在我的生活经历中间，以及我的同龄人的生活经历中间有很大的缺陷，对于做科学研究有很大的缺陷。你们要看到这一点，而你们没有这个缺陷。缺陷在那里？我给你们讲一段历史。你要知道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事情，就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了1978年，差不多10年多、12年的时间。到了1966年以后，全国的大学就不能上课了。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年是大学二年级，二年级的课快学完。我的最后一节课在6月2号，那时我在北京上学，最后一节课是英语课，我很难忘。课间操时，大字报全贴出来了，说我们学校党委是黑帮，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北京这些大学的党委都是黑帮。学生就乱了起来，于是就再也没有上过课。不上课干什么？就是去搞文化大革命，开大会、斗走资派、呼口号、读报纸、下工厂、下农村、唱歌等等，就是不学科学。这些年里，我在工厂做过工，煤矿挖过煤，中学教过书，草原农场种过4年地。在恢复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正在农场，离开县城600多里，坐汽车中间还要住一夜。12年没有搞业务，从19岁到31岁，黄金的年龄段，不搞业务，这不是缺陷吗？我还算幸运的，上学早了点，还上了两年大学，我的同龄人以及年龄更小一点的人，大多数就下乡了，或还乡了，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你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哥哥、姐姐，大概就是这样吧。有的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有上，或者没有上好。他们的文化差一点。包括你们现在的许多老师，也有这些问题。这就是他们的缺陷。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年龄段的，都有这个缺陷。这是历史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你们则是幸运的，你们生活在中国最好的发展年月，能有完整的学习的机会。但是有的同学却并不珍惜这样的机会，不认真学习，甚至随便旷课。这不但对不起你们的父母，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这样好的年月。跟我相比，跟我的老师邓先生相比，你们的学习条件是多么好啊！如果你们像邓先生那样，刻苦用功的学习，你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你们要有这个志向，立下大志，再加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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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缘: 热度 14 fdc1947 2015-7-25 07:12; 按：这是十五年前我写的纪念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化学家、山东大学前校长邓从豪先生的一篇文章。近日为了给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的同学们作报告，把文章找了出来，看了一下，似乎还可以放到博客里，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为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科学家。氦缘邓从豪老师逝世快三周年了。在邓老师的最后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跟随邓老师做科学研究，朝夕相处。三年来，我多次想写一点纪念邓老师的文字，可是，一提起邓老师，一见到他的照片和手稿，我就心如乱麻，半丝动笔的勇气都没有了。三年来，我最怕去的地方是山医附院，即现今的山大齐鲁医院，但凌晨早醒，却经常想起那里，想起住院大楼后面那片皑皑白雪覆盖的空地，在那里，我们推着躺在担架车上的邓老师走向阴冷的另一个世界，每想到这里，就再也不能入睡。上个礼拜，学校组织体检，地点又恰在那里。体检完毕，时近中午，人迹稀少，我一个人站在住院大楼后面空旷而阴冷的水泥地上，在凌冽的寒风里呆呆地愣了几分钟。决心写一点东西，不管写得好不好。我第一次见到邓老师是在1978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个农场工作，那里的农工和干部善待和照顾着我这个生在江南苏州又在北京读了大学的青年人。“科学的春天”唤回了十几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的“科学梦”，于是我报考了研究生。但是当我接到山东大学的通知，让我到济南找光学系邓从豪老师复试时，我绝望了，这指定的复试日期是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所在的农场离旗治（县城）有600多里，平时坐长途汽车要两天，当时又值大雨，草原上根本不通汽车。农场的领导让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邓老师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情况，表示无法按时复试。我发了,第二天就接到回电，允许我晚去，但要抓紧。经过一个星期的奔波，我到济南见到了邓老师。我和邓老师素昧平生，对邓老师一点也不了解，之所以报考邓老师的研究生，是因为考试的科目对我合适。初次见面，我并不很紧张。大概是我对复试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复试的课程《物质结构》我根本没学过，出来复试，一是不能薄了农场领导的好意，二来也可以去苏州看望三年未见的老母亲。我坦率地告诉邓老师，我没有学过《物质结构》，刚刚借来一本《物质结构简明教程》。谁知邓老师竟就让我就看这本书，一个星期后再进行复试，这实在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一个星期之后，在文史楼光学系的一间教室里，正式复试开始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就邓老师和我两个人。笔试，我答，他看着，他是否在看别的书我不知道。试题中有一题我终身难忘，那是关于氦原子的原子轨道的。笔试完了之后，他又着重地问了我对这道题的看法，给我讲了好几分钟。邓老师告诉我，量子力学能严格解出的真实原子分子体系只有一个，那就是氢原子，这是一个两体问题。化学所涉及的体系，是多体问题。氦原子是一个最简单的多体体系，解决好氦原子的问题，是任何解决多体问题方法的基础。当时处在混沌状态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正是这个氦原子，陪伴了邓老师和我以后近二十年时间，直至邓老师的生命的终点。邓老师把我和其他几个研究生送到吉林大学去学习。在那里，六所大学的三十个研究生和全国几十所大学的一百多位教师一起上课。唐敖庆教授主讲了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两门大课，邓老师和江元生、孙家锺、鄢国森、戴树珊等老师分别讲授了微观反应动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群论、图论、分子振动、配位场理论等课程。这些大师们讲授的课程，给我们后来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基础。在与其他学校同学和老师的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们对邓老师的尊敬。在一次大课上，鄢国森老师讲述了一个复杂的式子，然后很郑重地告诉大家，这个式子的推导，得到了邓从豪老师的认可，他是大家公认的推导公式的能手。我这才知道，邓老师在量子化学界竟有如此的美名。我做的研究生论文的题目是氦原子的对相关函数，研究的对象就是氦原子中两个电子的相关问题。毕业后，我留在邓老师身边工作，研究的课题仍然是氦原子的电子相关。原子的问题是微观问题，微观粒子满足的运动方程是薛定谔方程，邓老师要找到一个能够直接解出氦原子的薛定谔方程的方法。为了这个目标，邓老师和我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努力。关于研究方案的每一个原始想法差不多都出自邓老师，他提出一个方法，并加以推导，推导到若干步后，由我加以检验，并把公式继续向下推导，看是否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结果，如果理论上没有矛盾则用计算机加以实际计算。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体会到鄢国森老师所说的“公式推导能手”是多么的货真价实，邓老师推导好的几页纸，我往往要花两三天才能验算得过来，而错误往往由我产生。当我推导出方案将引起自相矛盾的结果，向他汇报不过一两天，一个新的改进了的方案又出来了。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大大小小的方案失败了多少次，实在是没法统计的。同时，我们也作其他的课题.在分子反应动力学领域, 邓老师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最重要的、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还是氦原子的电子相关。寻找氦原子薛定谔方程直接解的工作失败了一次又一次，邓老师偶尔也有灰心的时候,说：不做了，可是过几天却又拿出了一个方案，两个人又唱起了“对台戏”。这样的“对台戏”唱了近十年。在1990年，邓老师找到了超球坐标的方法，推导出在超球坐标下原子分子薛定谔方程的直接解公式，解决了理论上的问题。第二年，由当时的博士生张瑞勤同志进行试算，又投入了全部经费的积蓄买了一台最新的计算机工作站，终于在1992年取得了对氦原子计算的成功。我们终于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量子化学界对邓老师的工作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唐敖庆教授称邓老师关于超球坐标的论文是传世之作。在张瑞勤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邓老师回顾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讲话。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我受到多大的委屈，只要想起了邓老师的这个讲话，我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邓老师的学识非常渊博,数学、物理、化学的各个理论分支他都很熟悉。这不但因为他的天才，更主要的在于他超人的勤奋。他清晨早起，早晨第一个出家属院门的往往就是他。早晨、上午、下午、晚上，一天四个单元都在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在80年代中后期，我才40岁左右，他已年近七十，可是他用于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比我多得多。有时，他想起一个问题，跑到我家来告诉我该怎样做，而我却还没有起床。这样的事多次发生，以致于当我早晨睡懒觉时，家人就会以“快起床，不然邓老师又来堵被窝”来催促。在80年代，装电话还比较困难，装校内电话也属一种“待遇”。邓老师因工作需要多次催促我装电话，我总以年长的老师还没装为借口而不装，实际上是有贪图清闲的私心，这样害得邓老师经常跑到我家来找我。那些年，邓老师是来我家次数最多的人。这实在是很对不起他的。我跟随邓老师工作多年，我们交谈的基本上都是科研上的事，主要是氦原子的电子相关，也谈研究室的工作，有时也谈政治，谈对不正之风和干部腐败的痛恨和担心，偶尔也谈及家庭和孩子。在各方面，他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每次谈话都很愉快，但是我们绝少物质上的交往。我绝少向他提出个人的要求，他一般也不让我替他做他私人的事。早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接受别人特别是学生和下属的馈赠。70年代末，物资还是非常匮乏的，我的一位同学从家乡带回来一些蜜桔，那时在北方是很稀罕的东西，他拿了几个送邓老师尝鲜，结果被谢绝了，还挨了几句说。一位来研究室进修的教师拿了一个西瓜去看邓老师，结果也提了回来。邓老师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关心,也非常负责。在80年代氦原子的研究工作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前，他曾多次对我说：这个工作不能让研究生做，也不能组织更多的人来做，因为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能不能做出来还不一定，研究生是要按期毕业的。他告诉我，我是不是要做这个题目完全由我自己自由地决定。至于他自己，他说他已无所求，只想在有生之年争取把这个工作做出来罢了。我向他表示，我小的时候，很羡慕我的一位堂兄，他是一个大学的助教，上大学的时候，我很敬慕的几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当时也不过是讲师，我有兴趣做这件事，结果可以不管（当时我并没有预料到以后的职称竟是如此之“毛”）。他听了哈哈一笑，说道，讲师当然不行。1994年秋的一天，他主动对我说：教授的评审开始了，超球坐标那篇文章你可以拿去用。1995年初，除夕的前一天下午，七十五岁高龄的邓老师来到我家，我感到很突然，对他说，邓老师您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是了，怎么亲自爬五层楼跑来了。他笑着说，今天没有事，快过年了，就是来看看你。那天下午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谈家常，说孩子，没有涉及一点工作。邓老师来我家很多次，每次都是说工作，说完就走，像那天那样长时间的聊天，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三个多月以后，他就被查出有病了。 1992 年，我向邓老师提出，鉴于氦原子的工作有了初步的成功，可以有更多的研究生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想去做从头计算方面的工作，他很赞成。他说，我们也应当作与化学有密切关系的工作。但邓老师自己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超球坐标方法的进一步研究上。即使在他95年患病住院以后，仍孜孜不倦的进行方法上的研究。在医院里，只要可能，他就拿出笔和纸推导公式，工作就是他的生命。邓老师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有时诚实得近乎天真。所以，我对他总是实话实说，我生怕欺骗他一次就会永远不被他信任。但在他病了的最后近两年里，我们不得不向他隐瞒他的病情。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还想做更多的工作。1997年1月9日，我去看他，他躺着向我谈了超球坐标方法还存在的问题和他想出来的解决方法，他要我再跟他合作一次，我答应了他。也盼望着他的身体能好一点，我和他能再一次在一起密切的工作。可是一个星期之后，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二十多年前，邓老师把我从草原和沙漠中召唤到他身边，这氦原子成全了我们多年的师生之缘。可是，在邓老师离开我们的三年中，我一直忙于杂事和眼前紧迫的科研项目，对于电子相关的问题再也没有做什么研究。这是一个必须排除一切杂念、真正做到“超凡脱俗”才能进行的工作，我希望我还能这样去做。冯大诚 2000年12月21日; 个人分类: 我的回忆|10105 次阅读|32 个评论

我的研究生生活2.考试——迟到的考生: 热度 15 fdc1947 2011-11-30 15:45; 1977 年 5 月 5 日，这是全国统一的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日子。我应当在翁牛特旗的旗治乌丹镇参加考试。花都什农场在乌丹东北，如果路上顺利，乘长途汽车到乌丹需要两天，而如果“路”况出现问题，长途汽车有时就不能开行（之所以把“路”打上引号，因为那路无非是草原上走车压出来的车辙罢了）。所以，我提早来到乌丹，住在招待所，农场在那里有一个包房——一间平房，四个床位，农场干部到旗里办事，都住那儿，从早到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们在那里抽着烟，喝着茶，大声的聊天、谈事。因为就要考试了，看书也没有用，也看不下去，我乐得放松，与大家一起喝着茶，高兴时聊两句，晚上早早休息。 5 月 5 日，我走进了设在旗里的考场。考场大概是旗里腾出的办公室，总共 6 个考生，一人一张办公桌。据说那年全国共有 63500 名考生，翁牛特旗的考生不到全国的万分之一，真是落后地区。那另外 5 人我都不认识，考什么专业也不知道，反正各人答各人的题。我的试题是从上海生化所寄来的，我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个装试卷的信封。上写：“中国科学院招考研究生试卷专用信封，准考证号码沪生化 051 ，考试科目普通物理，考试时间五月七日下午，密封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注：此件由考生在考场启封”。信封背面密封处盖满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密封专用章”，达七个之多。考试总共进行了三天，总共考五门：政治、英语、高等数学、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普通物理是最后一门。当时所有的试题都是由招生单位自己出的，对于我来说，数学似乎过于容易了一些，只是一些简单的导数、微分什么的，我毕竟做过数学的课代表；化学又难了一点，因为读书时有机化学课刚上的时间不长就文化革命了，考研之前自己又没有耐心去弄那些化学反应的机理。这样的题目大概也是生化所的特点吧。考完也就完了。回到农场，正是田里大忙的时候。谷雨前后种下的玉米、大豆都该要耪地除草了。我毕竟还带着一百多个来自抚顺的知识青年，名义上是他们的第一把手（实际上真正带领这些青年的是一位 1968 年翁牛特旗乌丹的下乡青年，一位真正值得我尊敬的兄弟，只比我小几个月，我以后一定会讲讲他的故事），抓紧春天就是抓住他们的饭碗。家里的一个月多点儿的孩子也带来了做不完的事情。忙是一桩好事，忙了就没有时间去想考得好不好、能不能录取之类折磨人的事情。时间很快到了科尔沁沙地上的雨季，沙丘上沙子的透水性使水都聚在低洼的草原，使草原低处成了烂泥塘。草原上几乎交通断绝。一天，我收到山东大学的来信，要求我去济南山东大学参加复试。复试的日期是收到信的第二天，复试内容是《物质结构》。天哪！照平时最好的路况，我坐汽车，到赤峰需要两天。从赤峰到济南坐火车还要两天。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复试了，这是一。第二，即使人家可怜我，允许我晚几天去复试，这“物质结构”课我一点也没有上过，只是读书时在图书馆看到过有徐光宪先生的书《物质结构》上下册，也不知道书里说些什么，而且听高年级同学说这是化学系最难的课程。完结，完结，完完大结！不过，脸面还是要的，死马当活马医。当日去四十里之外的乡邮电局给山东大学发了一份电报，诉说草原交通不通，无法按时前去复试。心想，如果山东大学方面不让去了，也就乘势下台，免得说考不上。谁知第二天就收到山东大学邓从豪先生回电，允许晚一点去但要抓紧时间。第二天，正好农场有一台拖拉机去赤峰，于是，就乘拖拉机到赤峰，坐火车赶往济南。但是，到那里怎么考啊？我总得先看看书。我想到我有一位同学在济南边上的长清师范学校工作，师范学校兴许有类似的书籍。长清当时还是一个县，离济南二十多公里（现在已经是济南的一个区，济南的许多大学都搬那里去了）。我到济南立刻去了长清，那位同学立刻去图书馆，还真找到了徐光宪先生的另一本书《物质结构简明教程》。少聊天，紧看书，看了一下午。第二天，索性再赖一天，又在同学家看了一天。第三天一早，才坐汽车去济南。先到了山东大学老校，它的校部机关在那里。才知道邓从豪先生是光学系主任，在新校上班，研究生科（当时称科，现在是院）的同志给他打电话，约好下午去见他。下午去新校见到了邓先生。邓先生简单地问了我的情况，问我住下没有，我说研究生科帮我联系了，住在老校招待所。他告诉我复试内容是物质结构，我说，物质结构课我没有上过，才借到一本《物质结构简明教程》。邓先生很痛快地说，行，就这本书，你去看一个星期，下星期还是这天，还是下午，复试。于是，我回到招待所，啃上了那本简明教程。一个星期之后，复试在文史楼光学系的一间教室里进行。空荡荡的教室里就邓老师和我两个人。先是笔试，我答，他看着，他是否在看别的书我不知道。试题中有一题我终身难忘，那是一道关于氦原子的原子轨道的试题。笔试完了之后，他又着重地问了我对这道题的看法，接着给我讲了好长时间。邓老师告诉我，量子力学能严格解出的原子分子体系只有一个，那就是氢原子，这是一个两体问题。化学所涉及的体系，是多体问题。氦原子是一个最简单的多体体系，解决好氦原子的问题，是任何解决多体问题方法的基础。当时处在混沌状态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正是这个氦原子中的电子相关问题，陪伴了邓老师和我以后二十年时间，直至邓老师的生命的终点。复试完毕，让我回家等待结果。大概半个多月之后，我的一位在辽宁工作的同学，很关心我的命运，在去江苏的途中，特意在济南下车，到山东大学去打听录取的消息。他告诉我。已经录取了。不久，我也接到了正式的录取通知书。我永远感谢邓老师对我的恩泽。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导师在录取研究生的问题上是否还能有这样的决定权。（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我的回忆|8295 次阅读|17 个评论

刻苦钻研的典范，高尚道德的楷模——纪念邓从豪先生: 热度 7 fdc1947 2011-11-20 20:43; 我曾经向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部分学生介绍已故中科院院士、理论化学家邓从豪先生的刻苦钻研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本文是我讲话的记录稿。各位同学到化学楼里头，就会看见一尊邓从豪先生的铜像。邓先生是什么人呢？邓先生是我们山东大学化学院的教授。他从 1948 年来到山东大学，从助教、讲师开始做，一直做到教授、校长。他在山东大学一直工作到 1998 年，也就是他的去世，整整五十年。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有名的教育家、理论化学家，他的事迹很多。你们可以看看我们山东大学的网页，去找化学化工学院网页，下面有纪念邓从豪先生的专栏，专栏里有一些文章介绍了邓从豪先生的事迹。在山东大学只要提起邓从豪先生，稍微上一些年纪的、知道他的人，都对他非常非常佩服，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一个人要让所有的人都说好这是非常难非常难的，而邓先生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说好的这样一个人。他好在哪里，首先他的学问非常好，我们从最表面的得奖情况来说起，邓先生得过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后他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得过国家自然学科的三等奖，得过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得过三次，他得过的这些奖在我们的山东大学到现在为止，是首屈一指。他的理论水平很高，科研成果很多，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家尊敬。他的理论水平高，科研成果多，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品德高尚，品德高尚到所有的人都说好。在学校里教师中间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人的品德，不光是你的学问。而邓先生在山东大学是最德高望重的。我忘了介绍他的生卒年份，邓先生生在 1920 年， 1998 年去世。我跟他认识不算特别早，我是从 1978 年跟他做研究生，然后留校跟他一起做科研，差不多天天在一起，时间差不多有二十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邓从豪先生的一些故事。故事就是过去的事情，讲过去的事情就是讲历史。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在这个镜子里我们看看自己，我们通过照这个镜子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我要讲的第一个事情是，我们为什么讲学习邓从豪先生 ? 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意义在那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很多，比他成就更多的也还是有的，为什么我们要学他，我们提出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意义到底在那里？第一，邓先生跟别的许多大科学家不大一样，他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有很多同学想，农民的儿子有什么？你要知道农民的儿子要在过去，读书是很难的，做出非常大的成就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很多科学家的传记，包括我们国家的，就拿这些老的院士来说，家里大多是有钱的。你想在旧社会，如果一个人家里没钱，怎么能上大学？这很难想象。所以你要做学问，首先有一条就是要有钱，要吃饱肚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实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情。它们是不一样的，科学是什么呢？是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在那想这事情为什么，看看天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星，这才开始有了科学的。科学的起因是人的好奇心，有了好奇心才有科学。后来人们把科学知识拿出来，做一点事情，这才有了技术。有了技术这才有了工程，才可以做事情，才有了功利的目的。所以搞科学这件事它要求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邓先生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能够做出这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新社会了，我们大家各位也有很多是农民的儿子，共产党让农民的儿子也能上大学了，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但也有一个学习基础的问题，家里贫困，农村里学习，基础总不如城里的有钱人家的子弟。而邓先生从一个最下层农民的儿子，最后能取得那么多成就，做到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山东大学的校长。对于我们从基层上来的同样是农民或者普通市民的子弟来说，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邓从豪先生是江西临川人，各位有江西同学没有，谁知道江西临川，听说过吗？江西不是很富裕的地域，江西临川的土地也不是很好，都是些红土地，但是临川历史上还是出过一些名人的。早在宋朝最有名的一位王临川，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中国古人就是这样以家乡来称呼这些名人的。在明朝也有一位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汤临川，就是汤显祖。邓先生就是生长在这种环境中间，那个地方有学习的传统。但是邓先生他父亲不认字、没有文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虽然种地种的很好，但他不认字。邓先生在家里是老大，底下还有弟弟和妹妹。邓先生他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决心得使他的儿子有文化，于是就把邓老师送到学校。邓老师在学校学习很好，所以，他不但学了小学，而且到了南昌上了中学。在中学里学习非常的好。他那里看到了世界上许多名人的传记，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传记。他立志以科学为己任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所以学习非常的好。到了中学毕业要考大学，那时家里供一个中学生已经是竭尽全力了，要上大学没有钱，怎么办？他父亲就把家里的几亩地典出去了，就是抵押出去，用典来的钱让他去考大学。那时考试和现在不一样，他被两个学校录取了，一个是江西的南昌大学，一个是厦门大学。两个大学比较起来当然是厦门大学好，他就上了厦门大学。他到厦门大学是怎么去的呢？节约，就是靠两条腿，就靠了两条腿从他们家走到了学校。当时已处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 年日本大规模侵华，抗日战争开始后，厦门大学搬到了福建省的长汀，在一个山区。他走了十来天才从他们家走到那儿，当然，上大学的四年没有回过一天家，在那里念了四年的书。他学的是化学。由于他学习非常好，除了把化学系的课程全部修好以外，还把数学系和物理系的课程几乎全部修完。这就等于一个人念了三个系。他把所有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统统用在学习上，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里看书。邓先生特别的用功，在大学四年能够念三个专业几乎全部的课程需要一种超常的毅力，但是也需要一种学习的技巧。有些同学很用功，但是效率很低，晚上开夜车，开完夜车以后白天老师讲课打瞌睡，这就是赔本的买卖。我跟邓先生工作就差得很远，但是我有一点——上课从来不打瞌睡。因此听完以后基本上不用太多时间去复习，上课听好了底下稍微翻一翻就完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半夜开夜车，上课打瞌睡，那是一种很蠢的事情。邓老师看书不但用眼睛，而且用手。这就是说，书上的公式一定要自己去推，推好了公式，就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了书上所说的那些话的意义。因为数学的表述总是更准确、更精密、更深刻，也更能记得住。邓先生在厦大待了四年后毕业。这中间更多的我讲不出来，这些情况也是以后我们一起去开会在火车上聊天，随便说起知道的。邓先生大学毕业以后在集美学校做教师，集美、厦门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他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要挣工资，要把家里典出去的地给赎回来。家里典出地以后靠什么活，他父亲只有租人家的地种，赎回来才是自己的地。他没有办法出国留学，他们家的这种情况只有先去做事情。从集美学校然后到了南昌的中正大学，在中正大学待了将近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在中正大学本来也很好，由于一点的政治上的事情。这时到了 1947-1948 年，学过历史的知道当时国民党党打内战，人民痛苦得很，学生就反饥饿上街游行，国民党政府不让游行镇压学生。邓先生是教师，同情和帮助学生，当局有人对他不大好，要把他解聘，但是学校的教务长一定要把他留下来，说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不能把他解聘。最后学校还是收回了成命，没有解聘。但是邓先生也不愿意在那里做了。 1948 年邓先生就到了山东大学，为山东大学贡献了整整五十年，一直到 1998 年。从开始时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最后做到山东大学的校长。邓先生大学毕业以后为在学问上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提高，他四处求师。当时在化学界以至在科学界最前沿的学科，就是量子力学。大家都知道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科学界一个重要的发现。你们都是学化学的，你说化学的基础是什么？二十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化学的一些规律，一定是和物理规律不一样的。粉笔头一半掉下来是服从一种物理规律，牛顿力学。化学体系是关于原子 - 分子的体系。原子是怎么能变成分子的，一定有一种力，当时称为一种化学力。一直到量子力学出来以后，我们清楚了，没有什么化学的力，之所以能够形成分子，无非是电子和原子核它们相互之间的电磁作用，而说明这些作用的就是来量子力学。但是它是研究微观世界的，有很多数学工具是当时人们所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家认为是很神秘的东西，全世界懂得人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一九二几年确实是这样。到了四十年代已经有了大的进步，有了原子弹。邓先生就感到量子力学是很有意思的，于是四处求教。当时有一位先生叫唐敖庆，他是新中国化学量子的奠基者，那时才从国外回来。量子化学就是用量子力学研究化学的，应用到化学中来。唐先生回来以后后很快上东北去了，——刚解放的东北是我们国家非常发达的地方——去了现在的吉林大学。还有一位是卢嘉锡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院长，研究结构化学的。他们两位正好在青岛办过学习班，邓先生参加了学习班。在这以前，邓先生给唐先生去了封信，请教过问题。这样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学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开始做科学研究了。在 1955 年，他就发表了在量子化学领域的论文。 1957 年，就做出了非常好的工作，到了 90 年代，外国人还在重复这个工作，由于 57 年的工作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上，那个洋人没有看见。到了 1963 年教育部委托唐先生办一个当时的结构化学领域的物质结构讨论班，找了我们国家各个单位的比较有前途的一些青年教师参加讨论班，共 8 个人。唐先生是老师，带 8 个成员。邓先生是班长，年龄比较大，剩下几个是唐先生的助手刘若庄先生，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钟先生，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江元生先生，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的张乾二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8 个人里后来有五个院士，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三十来岁。另外几位也是非常有名的，鄢国森先生，四川大学校长，还有两位。在一起讨论一起学习，使得我们国家在配位场场理论的研究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水平，所以这几位后来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不是偶然的事情。我认识邓老师是 1978 年的事情，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了。我跟他关系密切是这以后的事情，也就是他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岁以后的事情。他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我是知道的，早晨大概四点多钟起床，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洗凉水澡，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知道济南家里什么时间开始有暖气？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以前，房间里是没有暖气的，即使这样，邓先生早晨起来总是用凉水冲洗，冲洗完毕以后，看一会儿书就出门了。他之所以有这样好的精力跟身体好有关系，他注意锻炼身体。他住在山东大学三角大门马路南面教师宿舍，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南院。晚上南院的门是关上的，每天早晨第一个出南院门的差不多就是邓先生，散步锻炼身体，然后回去看书学习，吃早饭以后工作一个单元，中午稍微午休一回，下午一个单元，晚上吃完饭以后，散步一个小时继续看书，又一个单元，大概到晚上十点多钟睡觉，这是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人的一天。一年到头，差不多天天如此。我现在也六十多岁了，我没有像他那种刻苦的精神，想起来很惭愧。他不但平时这样，假期里也是这样。稍微年轻的时候，过年相互拜年他嫌麻烦。那时他还没做校长，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听我师母告诉我。过年了，让师母和孩子串门去，他把门外边一反锁，自己在房间里继续学习。他连过年放假也还在那里学习，做研究工作。那时我们教师不跟现在似的，现在我们的办公条件很好了，像一般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有一间很大的房间，都有很好的老板台，研究生有研究生的房间。当时没有这个条件，非常的差，整个化学系就一个化学楼，我们整个研究室就一个小房间，只能在自己家干活。我们是搞理论化学的，当时只用纸和笔。邓先生有时在图书馆看书，他在角落上看书。图书管理员下班了，就喊了一声“里头还有人吗”，他也没有注意，图书管理员以为没人了，把门一锁就走了。最后到了天黑了，该回家了，一看出不去，被反锁在里头了。家里人找来了，那时没有电话，不像现在手机一打就完，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家里人找到图书管理员才把他放出来，这样子不止一次。他几十年如一日，总是这么用功刻苦的学习和工作。邓老师为什么学习这么好？他看书不光用眼睛看，要用笔，书上一个公式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定要推导。推导公式的过程，物理意义就藏在推导中间，不是记一个结果就完了的。那时我上研究生，邓老师把我送到东北，在唐敖庆老师手下学习。我们六个学校的理论化学研究生在一起上课，包括厦门大学的、吉林大学的、四川大学的、云南大学的等等都在唐先生那上课。唐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邓先生也给我们上课。像刚才给我们讲的孙家钟老师、江元生老师等都给我们上课。那时我刚刚认识邓老师，对邓老师并不了解。就在那个班上，我听那些讲课老师说邓老师是推公式的专家。后来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看邓老师有时拿钢笔这么拿。有时那样拿。有什么好处，他说这样拿，用的时间长。把手磨得疼了，换一种姿势，可见他的用功。他一直用功到他生命的最后。到了 1998 年的一月份，他当时已经患了癌症。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瞒着他的。但是病人自己能不能猜出来，我们没有法知道。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医院里头还在做研究，还在那儿看。到了他去世前几天，他跟我长谈了一次，研究关于这个题目怎么做下去。到了去世那一天的上午，我们一位同志去谈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下午他继续在那儿看，趴在那里作他的研究，看一本英文的书。到了晚上 8 点多种开始吐血，我接到电话赶紧赶到他家，他大口大口的吐血，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平静下来以后，那时将近 12 点，他说你们回去吧，我不要紧。那天天特别的冷还下一点雪，他跟我讲他不要紧，有他儿子陪他就行了。因为学校出的车，说你们一起回去，汽车司机也要休息。所以他考虑的还是别人，汽车司机、还是我们这些人。我跟他待了二十年，对他的话我很听，就只有回来。回来以后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又来电话说他不行了，等我再到医院就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对于我说的最后的话还是平等的待人，关心的是我们，关心的是底下的汽车司机，他想到的就这些。邓先生这个人待人特别的平等，他并不因为你是学生，年龄小很多或者是他的下级，觉得我是教授、校长，他没有这样。当年我第一次上他家去，谈完事情以后他把我送出来。 1978 年的时候和现在大不一样，走廊上没有声控灯，黑黑的。他说你下完楼梯在拐弯还有三层台阶，你要注意。你看他就是这样细心，那么关心一个比他年龄小近 30 岁的年轻人。他的清廉是非常有名气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跟我一起读研究生的浙江人。 1978 年那时物资非常的贫乏，没有什么物资的交流，在北方要找到橘子是非常困难的。浙江黄岩蜜橘是非常有名的，他从家里带来几个蜜橘去给邓老师送去，结果邓老师说拿回去，他不拿学生的东西。青岛化工学院的一位进修教师买了一个西瓜上他家去看他，结果又被拎回来。他是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需要到底下视察，视察基础教育。他到了惠民地区，临走的时候人家当地给他一包小枣，很小的礼物，大概只有几斤，四五斤。他觉得拿人家东西不好。但是人家一定要给他，又不好不拿。回来以后他说当地的基础教育那么差，农民子弟的教室连板凳都要自己带。他立刻给人家教委寄了 100 块钱去，当时他的钱也很少，也就是最近十来年我们的钱才多起来，当时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就给人家足以十倍枣的钱，他说给孩子买几个板凳吧，当时 100 块钱买十几个板凳足够可以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特别清廉、特别平等。他没有办公室就在家里头工作，我的家和他的家靠的特别近，中间隔一个小马路就十来米，都在南院。那时我还年轻一点，不到四十岁。星期六、星期天有的时候睡睡懒觉，睡到八点钟，他老人家有事情就来找我。一敲门，我就被他堵被窝了。我每天要上学校里头来，我得来看看他的信件报纸，给他拿回去。他们个人的事情一般不让我干，偶然的时候他要我帮他去寄信。那时不像现在，现在信件很少了，来回的科研的稿子都是电子的，那时都是信件，邮局去寄。他让我寄信的时候，有的时候单另拿出一封信，单另给我八分钱。那时一封平信 8 分钱，说这是我个人的信。他特意给我说这个事情。有谁能够这样， 8 分钱也公私分明。这就是先生的一种精神，公私非常的分明，一分一毫不沾公家的便宜。有这样一种好的品德，怎么能不让人家尊敬。我想有人要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跟邓先生二十多年，这么近，你不是也没有好好地向他学习，你现在也不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博士生导师吗？也没有做出多少杰出的工作？你也没做上院士，你凭什么要求我们？我感到是要向大家说明，我想你们应该比你们的父辈或比你们的父辈还大一些的、像我这样一些人，做出更好的工作。你们的条件是我们所不及的。在我的生活经历中间，以及我的同龄人的生活经历中间有很大的缺陷，对于做科学研究有很大的缺陷。你们要看到这一点，而你们没有这个缺陷。缺陷在那里？我给你们讲一段历史。你要知道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事情，就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生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了 1978 年，差不多 10 年到 12 年的时间。到了 1966 年以后，全国的大学就不能上课了。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年是大学二年级，二年级的课快学完。我的最后一节课在 6 月 2 号，那时我在北京上学，最后一节课是英语课，我很难忘。课间操时，大字报全贴出来了，说我们学校党委是黑帮，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北京学校的党委都是黑帮。学生就乱了起来，于是就再也没有上过课。不上课干什么？就是去搞文化大革命，开大会、斗走资派、呼口号、读报纸、下工厂、下农村、唱歌等等，就是不学科学。这些年里，我在工厂做过工，煤矿挖过煤，中学教过书，草原农场种过 4 年地。在恢复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正在农场，离开县城 600 多里，坐汽车中间还要住一夜。 12 年没有搞业务，从 19 岁到 31 岁，黄金的年龄段，不搞业务，这不是缺陷吗？我还算幸运的，上学早了点，还上了两年大学，我的同龄人以及年龄更小一点的人，大多数就下乡了，或还乡了，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你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哥哥、姐姐，大概就是这样吧。有的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有上，或者没有上好。他们的文化差一点。包括你们现在的许多老师，也有这些问题。这就是他们的缺陷。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年龄段的，都有这个缺陷。这是历史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你们则是幸运的，你们生活在中国最好的发展年月，能有完整的学习的机会。但是有的同学却并不珍惜这样的机会，不认真学习，甚至随便旷课。这不但对不起你们的父母，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这样好的年月。跟我相比，跟我的老师邓先生相比，你们的学习条件是多么好啊！如果你们像邓先生那样，刻苦用功的学习，你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你们要有这个志向，立下大志，再加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个人分类: 教育|7155 次阅读|1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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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邓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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